如何解决债务危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如何解决债务危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国际社会对欧盟未能尽快解决其债务危机表示不满。2012年6月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与会者要求欧盟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早日解决债务危机。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则极为不满。他在G20峰会前的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来这里不是听你们教我们如何发展民主、如何管理经济的，因为欧盟拥有一个我们引以为豪的模式。”

鉴于欧洲债务危机已与银行危机交织在一起，演化为更难对付的“孪生危机”，因此，2012年看来仍然难以见到“隧道尽头的亮光”。

欧债危机难以尽快得到解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欧盟内部讲，“传染效应”导致危机波及面广，迅速由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个小国迅速传递到欧元区第三大国意大利和第四大国西班牙，甚至还使法国和塞浦路斯等国受累；欧盟未能抓住将希腊债务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中的最佳时机，其最初制定的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反危机战略出现了一定的偏差；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通过贬值来扩大出口；银行业陷入了严重的不良境地。

从政治环境讲，在一些国家，各党派在反危机措施上的不同立场导致政府出现更迭或提前举行大选。有些党派将危机视为攻击对手的良机，有些政党则发表一些蛊惑人心的言论，使解决债务危机的政治条件变得异常脆弱。此外，德国未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作为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中的作用是至高无上的。诚然，德国为各种纾困计划提供了资金，并时刻呼吁“更多的欧洲”（即加快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德国的作用和实际行动委实令人失望。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可能是对德国的立场最反感的欧洲国家政府官员。他说：“我希望德国帮助欧元区逃过这一难，并取得繁荣发展，这既是为了德国自己，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其他各方都无力做到这一点。我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说出下面这句话的波兰外交部长，但我仍然要说：与其说我担心德国的强大，不如说我开始担心德国的不作为。你们已成为欧洲不可或缺的国家。”

从外部环境看，除信用评级公司的“乌鸦嘴”效应不利于恢复市场信心，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也是危机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时代，外部环境的优劣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欧洲债务危机与世界经济复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欧盟遭遇的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已掣肘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也使世界经济长期陷于不景气状态，从而使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增加了难度。换言之，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固然是事实，但难以彻底扭转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这一态势。

篇2

2011年第四季度，欧债危机，无论如何解决，都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在欧债背景下，存在着各种风险、机会，中国的制造业能否走出山坳，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完全取决于能否因应时势作出正确的决策。而在这经济乱世，又有怎样的机会留给中国这一代青年人建功立业，也是各级决策者应该思考的。

欧债危机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因为欧盟核心国家德国、法国财政状况良好，意大利开始削减支出，预计在2013年实现收支平衡。不利的情况是，在危机背景下，一些国家因急需解决财政上的燃眉之急而面临新借债务成本过高的现状，而这一问题是有机会经由各国讨价还价统一解决的。事实上，欧盟在2011年来，不断扩大救助资金规模，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定于2013年扩大到5000亿欧元，而欧洲银行管理局认为，稳定欧洲银行业需要的资金规模约在1000～2000亿欧元。欧盟有实力解决自身问题，但德国显然不希望欧盟内希腊等国继续维持高福利导致财政入不敷出的现状，于是各国便开始就救助资金与财政收缩规模展开讨价还价。各种关于危机的报道占据了财经媒体的版面，而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也继续打击了各界的信心。于是，在各种市场，做空者大行其道，铜、铝、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创下新低。

即便在欧洲爆发债务危机，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目前仍然表现出了让人羡慕的增长速度，尤其这种增长还是在中国收缩货币政策的环境下取得的。10月份9.1％的GDP增速，虽有回落，也是个优秀的成绩；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4.7％，比9月增长了0.9个百分点，CPI也连续两个月回落。这些经济数据都表明，中国的经济是稳健前行的。事实永远不是尽善尽美，温州等地借贷资金的断裂、千人大厂老板收入不及妻子在上海炒房等报道说明了中国制造业再一次遇到了瓶颈。而中国股市因为不顾及市场承受力不断增发新股，在危机期间各国关闭做空交易机制的背景下反而出台各种做空机制，股市下跌近三分之一以致于融资功能近乎涸泽而鱼以致后继乏力，一些上市企业以低于市价近乎一半的价格增发后在市场套现，都说明市场的政策机制存在问题，监管机制、制衡机制形同虚设。对于中国制造长期融资的市场信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对于中国构建地区以及全球级别金融市场而言，则缺乏有说服力的市场稳定数据。构建稳定、保值、增值的金融市场，中国还须下一番气力，尤其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这是必须攻克的一个关口。

篇3

根据规划，2020年北京地铁运营的总里程将达到1000公里左右，这个距离相当于北京上海两市的直线距离。

作为城市居民最为依赖的公共基础设施，地铁建设伴随着中国城市不断扩张。而这些城市在过去30年中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城市基础设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较全面的覆盖。

同样是这30年间，中国的名义城镇化率达到53.73%，未来每年仍将有约2000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仍是管理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问题是，如此巨大的投资，资金从何而来？过去的城市投资模式能否延续？《英才》记者为此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深度剖析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路径，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化提供思路。

政府主导城市管理

《英才》：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有哪些？

李铁：第一是基础设施供给方向的问题，也就是说先建什么、后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管理如此之快速城市化进程的经验，而且城市管理者的变动也比较频繁，在坚持基本规律的同时也有较大的个人偏好性。

此前，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表现出来的一个问题是重短期轻长远。容易见效、体现政绩的，基本上进行的较快。而“轻长远”的表现是，类似地铁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修建得慢，投资巨大，修得时间就比较长，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但现在修建的难度正在增加。过去我们拆迁、劳动力等各方面成本没那么高，投了就投了。现在土地、拆迁、环境成本，包括人们对于环境的认识，都不同了，大型长期的项目修建的社会成本要远高于以前。

三是更多会选择利用价格补贴来“规避风险”。而且部分管理者在决策前对结果过于乐观。比如当时修北京地铁，主要是考虑通过低价使地面流动人口转到地下，缓解地面的交通压力。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想法，当地铁价格过低时，人们倾向于这个渠道出行，形成了地铁的“拥堵”。

同时，目前管理者也习惯用补贴来缓解社会压力，在大城市，基础设施价格高了社会舆论不满意，这给管理者的运营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英才》：如何看待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企业？

李铁：中国的基础设施企业首先是一个政府管理的企业，大量的基础设施供应是依靠政府管理，由于带着强烈的政府行为，也存在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是价格低，第二是效率差，第三是地方性的垄断。比如北京基础设施公司只管北京，运营、投资、管理、审批都是不出北京市辖区的。这样一来，市场化的步伐就越来越慢。而国际上的一些国家通过几个大的公司便能够覆盖全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国际上，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如果有回报，就能够获得贷款，这样便能够通过良好的运营和效率解决收益、回报的问题。

卖地模式隐患

《英才》：国内的基础设施融资模式是怎样的？

李铁：在国内，管理者并不是靠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而是依靠政府的投入，而地方政府在税收上的收入有限。如何解决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靠卖地。卖地解决投入的优势是什么？我们耕地的地价较低，且卖地的资金可以迅速投入建设。

《英才》：卖地模式的影响包括哪些？

李铁：卖地的一个问题是，随着土地不断开发，政府需要弥补基础设施投资来源的不足。这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城市要不断地向外扩张、不断地开发房地产而且是高档地产。因为只有地价越来越高，土地拍卖的收益才会越来越高，这样政府的收入才会最大化。高档地产开发的恶性扩张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用这样的模式来解决收入来源问题。

尤其是在特大城市，城市越扩越大，基础设施供给的战线就越拉越长――“饼”摊大了，就得把地铁修过去――反过来又推高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

第三个问题是城市成本的大幅增加，不只是基础设施。因为管理者要卖地，还要卖好地开发高档地产，适合于高收入的人口。而门槛提得太高，农民进城的城市化目标就很难实现，中央之所以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户籍人口，就是因为门槛、福利太高，这个已经是摆在现在城市化进程当中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第四个问题则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成本高也导致服务业发展成本太高。

《英才》：目前市民对于价格承受的能力如何？

李铁：市民们承受价格的能力都很低。尽管北京的水资源极其短缺，但是价格严重失衡。交通设施供给也十分稀缺，可是价格定得也很低。资源使用存在浪费，价格失真，但想要改变投资、运营管理模式则是很大的挑战。没办法，水价听证会，地铁票价听证会都没有多少人愿意涨价。利益结构一旦形成、固化，再想把它调整，就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英才》：也就是说，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管理模式的改革是十分困难的？

李铁：改革就意味着利益结构调整，在利益固化的情况下，要具体看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完全市场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价格放开，当然收益则会提高，投资者便会大幅度增加。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出现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所以在市场化过程中，管理者面对的社会是多元的，要平衡各个方面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不能仅仅考虑市场。

而现在即使涨价，只能弥补部分亏损，政府已经无法承受200亿的补贴，涨价只能解决亏损额度降低，但不能解决根本的盈利问题。问题是，未来基础设施投入还需要加强，因此，如何提高基础设施管理效率，改变经营城市的模式，遏制粗放发展的卖地模式是关键。

在城市运营管理上出现较大的债务危机时，政府的资产也可以卖掉。根据国际城市管理和运营的经验，当城市政府资金比较宽裕了，政府就可以购买一些资产，保值增值。当政府开支增加导致预算亏损时，政府就可以卖掉一部分资产来调节预算，这是国外经营城市的基本做法。

当前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如何控制城市恶性扩张，抑制卖地的发展模式，放慢房地产开发的速度。

《英才》 ：如何看待中国城市的发展规律？

李铁：中国城市发展模式就是通过卖地来解决招商引资的成本，来解决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供给。卖地形成了城市的不断扩张，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就会遇到资金链断裂、房地产“崩盘”等问题，这就是中国城市的一个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为中国30年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也推动了城市面貌的改善。但是也为以后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卖地模式不能再持续了。

改革难题

《英才》：改变这种模式的挑战是？

李铁：怎样来建立新的融资体制，如何运用金融的办法和吸引外资、民资解决基础设施资金来源，是一个重大的难题。怎么来进行改革，第一个绕不开的坎儿就是价格。因为原来的政府经营城市的模式在一些地方带来了巨大的债务危机，通过涨价让社会居民来承担这些债务会招致反对。

第二是税收改革，也就是所得税、不动产税到底能不能征收？征收的额度有多大？能不能形成对基础设施来源的一个重要的替代？从目前来看，额度很低推行起来也很难，原来不交税的突然让交税，确实是很大的问题。而且目前看来，地方的债务额度之大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税收的征收能力，何况税收改革是一个长期任务，而债务危机则是短期压力。所以税收体制改革推动的难度并不比价格改革低到哪去。

篇4

金融危机的形式一再演化，呈现出次贷危机、银行业危机、债务危机的种种变体，危机由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进而向整个社会不断渗透。与此同时，经济学家所预期的企稳复苏进程一再推迟，历时5年却迎来了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

种种迹象，显示出经济学分析对于危机应对与控制、解释与预测的能力日渐式微。构成现代经济学解释力的逻辑基础，似乎正在经受冲击和考验。理论反思与逻辑重构成为经济学专业领域亟需解决的矛盾。

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现实困境，本刊人物记者专访了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

Q&A

Q=NBW特约记者 康子冉

A=向松祚

Q 2008年金融危机后，许多机构皆预言全球经济将很快复苏，回归正常增长。各国皆采取庞大财政刺激和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强劲持续的经济复苏却至今没有变成现实。你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A 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患上的许多根本性顽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难以产生预期效果。其一、财政政策黔驴技穷。各国政府债务规模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日益恶化。目前，财政赤字和债台高筑已经是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共患的顽症。

其二、货币政策效果锐减。各国货币政策长期维持“零利率”和量化宽松，却无法刺激经济快速复苏。经济理论业已阐明，一旦经济陷入衰退负循环、不确定性笼罩全局，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萎靡疲弱，货币政策就难以奏效。

其三、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私人消费和投资持续萎靡。金融海啸已经过去4年多，发达国家个人和家庭的“去杠杆化”过程却远未结束，个人和家庭对信贷的需求要么持续下降，要么持续低迷。

其四、银行金融体系“去杠杆化”远未完成。与政府、家庭、个人一样，发达国家的银行金融体系同样深陷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去杠杆化过程，信贷供给不足亦严重制约经济复苏。

总而言之，我们对欧债危机、美债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全球经济去杠杆化、债务通缩、资产负债表通缩、虚拟经济一实体经济严重背离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

Q 金融危机的不断演变和深化，正在改变人类的经济思想。对此，你提到过需要反思和重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A 从经验来看，每一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刺激人们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济学者尤其如此。一般而言，经济学者会到处宣扬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然而当金融体系轰然崩溃，经济体系陷入危机，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和衰退，失业人口迅速飙升，社会矛盾不断恶化之时，经济学者却突然变得束手无策，他们往往会慌不择路地试图为自己找到逃避的借口。

Q 决定论和机械论塑造了经济学的基本性格，认为人类社会演变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我们就能够推测人类行为结果、推测经济趋势。但经济形势为何总是不可预测？

A 这种观点宣称，人类经济体系演化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我们一定能够准确推测人类行为之结果。事实上，许多经济学者也喜欢以“预言家”自居。同时数学模型完全支配了经济学，哲学、历史和人文思考退居其次，甚至被完全漠视。

而这种数学化的决定论和机械论思维，慢慢演变成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有效市场学说，它们将市场描绘成为一架精巧的机器，总是可以自动迈向完美均衡，给人类创造出最大的福利。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有效市场假说是过去半个世纪西方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直接催生了货币信贷扩张、资产价格泡沫、全球经济失衡和全球金融危机。

Q 经济学和所有一切学问，无不深受科学方法论的影响。能否通过科学思维来为经济学指明方向？

A 西方科学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决定论、机械论或命定论，这已成为西方学术界的共识。而我们也看到，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命题，皆源自这些基本信念。这些基本信念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决定天地万物或宇宙演变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学界，包括经济学都始终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认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图式和普遍真理。

虽然一些新的理论的发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决定论的信念。然而，乐观情绪总是反复出现，这都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困惑。

Q 人性自私被誉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但你认为这一说法漠视了自私导致人类灾难的可能性和多种途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危害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A 经济学逻辑方法的决定论、机械论和均衡论，追根溯源，则是源于人性自私论。人性自私假说是西方先哲对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公设，也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人的自私欲望无限和自然资源有限之间构成难解难分之矛盾和冲突。经济学被认为是为了解决这个特殊矛盾而产生的。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证明，毫无约束的自由竞争并没有象斯密宣称的那样，可以促进社会的最大利益。相反，毫无约束的人性自私和自由竞争可以造成巨大灾难。

Q 在这种人性自私所造成的误导和危害与保障私有产权之间如何达成平衡？从而达到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

A 原则上来讲，人性自私能够创造出无限多样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反过来又制约自私行为的结果。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自私行为尽可能朝着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迈进，一个糟糕的制度则可能诱使或迫使自私行为危害社会。

而如何设计制度和机制，以便促使自私行为创造最大社会利益，是经济学200多年来的核心课题。通过实践证明，私有产权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最有可能最大限度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安排，是产权和交易费用学说的主要贡献，其他各种制度和机制，都会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Q 一个现实的问题：经济预测如此困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和机构热衷于预测各种经济数据？如果经济不可预测，这些研究机构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A 从最本质意义上说，人类经济体系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动态体系，我们没有能力预测经济体系的演化和突变。经济活动演化和突变过程甚至无规律可循。

不幸的是，经济学者从来不愿意正视这个简单事实，他们机械照搬“牛顿思维模式”，完全漠视了人类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动态、演化的非线性体系。

就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拥有大量的经济学家跟踪、观察、分析和预测全球经济，但却没能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任何预警，当然更谈不上准确推测。

Q 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和通胀之间并没有精确的规律。你认为货币供应量和通胀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相互如何影响？

A 我认为，货币数量论（MV=PY）并非如弗里德曼所断言，是经济体系最稳定的因果关系。只有假设人们具备完全信息和完美知识、不确定性完全不存在之时，货币数量论才是一个完全确定的因果关系，货币中性学说才完全成立。

然而，人类不可能具备完美信息和完全知识，不确定性才是生活的常态。不确定性则往往导致人类经济体系的非理，乃至突发神经，陷入“流动性陷阱”。一旦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则完全颠倒过来。货币供应量越多，物价水平越低，通缩越严重。名义利率一降再降，甚至降为名义负利率，通胀亦不见踪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量化宽松之后的全球经济，就是典型的流动性陷阱。

流动性陷阱和名义负利率的根源，就是人们的预期和信心突然发生剧烈变化。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的风险偏好极度保守，极度厌恶和担忧风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面，真理的普遍性和确定性，是属于人们的主观态度和心理预期。

Q 在世界经济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国国内经济也出现一些变化，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变化，会出现哪些不利因素？怎么才能改变？

A 我们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判断很容易出现偏差。有四个方面估计不足：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严重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减弱的严重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欧债危机、美债问题和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二次衰退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全球去杠杆化、债务一通缩、资产负债表通缩、虚拟经济一实体经济背离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

我们亦没有充分认识到，2012年经济增速显著放缓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过去持续快速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了。凭借人口红利、环境红利和资源红利的快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增长依靠投资，投资依靠信贷，信贷依靠货币扩张的粗放模式不可持续；依赖出口快速增长的外向模式不可持续；低水平竞争和产能过度扩张的山寨模式不可持续。对我国经济而言，投资者信心不足或许是我国经济金融面临的最大困难。以股市为例，此前股市持续不振的主要原因不是市场流动性不足，也不是企业利润明显下降（尽管是重要原因），而是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信心不足。

因此如何消除不确定性，提振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确属当务之急。

Q 您认为中国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吗？“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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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亚太地区国际金融协调的必要性

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金融形成了北美、西欧和亚洲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中东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际金融业务出现收缩之势，伦敦国际金融业务的地位也相对下降，而纽约因开放了境外美元市场而加强了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引人注目的是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极大地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北美和亚洲都是亚太地区，二者的发展使得国际金融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重心进一步向亚太地区转移。伴随着日本四小东盟中国梯度发展格局中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亚太各国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浪潮，亚洲国际金融市场崛起，目前亚洲国际金融市场形成了香港、新加坡和日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并且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亚洲美元市场进一步发展，向香港、马尼拉等地扩散;以国际银团贷款和基金管理为特色的香港世界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我国香港预委会经济工作小组在香港召开大型国际研讨会，确定加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措施;东京在80年代后半期开放了东京境外金融市场，与香港、新加坡展开了境外金融业务的争夺，最近由于日元升值日本朝野都要求日元国际化，建立亚洲日元集团，中国上海和台湾省金融市场在90年代初形成;韩国伴随着从发展中国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而大力发展其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了亚洲国际金融中心新的竞争者。在这样的局面下如何加强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协调就显得十分必要。

2.亚洲能形成日元集团吗?

亚洲国际金融市场在激烈竞争中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元升值后日本谋求日元区域集团化的金融背景，这一次日元升值过度又成为日元集团化的强劲推动力。在60年代美元危机发生，最终导致了一个欧洲货币体系的出现;那么，这一次的美元危机是否会导致形成一个日元集团呢?

不少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设在东京的银行家信托亚洲证券有限公司的首席市场战略家斯卡特·卡隆认为:亚洲的中央银行正在把美元兑换成日元和马克，美元集团在亚洲已经崩溃，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日元集团的出现。日本《钻石周刊》3月18日文章《日元急剧升值使货币体制转变》认为:目前的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特征，以资金向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回流为中心，资金在大规模地向日元、马克、瑞士法郎和黄金这四种货币转移;这一次的美元贬值和欧洲货币混乱，是真正的“美元危机”的开始，是战后货币体制从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制向“虚幻的美元基础货币体制”再走向彻底崩溃的开端，数年以后将最终分裂为美元、日元和马克这三个货币区。

近期内能否在亚洲形成日元集团取决于日本金融当局金融国际化的推进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态度和措施.我们认为近期内日元集团还难以形成。其主要原因是，首先，日本政府一直不愿使它的货币成为基础储备货币。因为储备货币中心通常要发挥“国际银行家”的作用，外国人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国内资本市场，这会导致该国很难控制它的国内货币政策;同时，由于日本作为基础货币的实力不足。最近的情况也说明日元作为储备货币中心短期内是难以做到的，当前日元在全世界的外汇储备中仅占9%，美元占61%，马克占16%，最近日本执政党提议将日本的外汇储备重心转向马克而不是本国货币日元，把大约1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改成以马克计算。其次，亚洲目前三大国际金融中心正处于激烈竞争之中，新加坡、香港、东京都努力争取成为亚洲最大的自际金融中心;中国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施，中国台湾省、韩国的发展情况都会影响到日元集团的形成.

3.货币合作将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的新议题

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以及由于日元升值而可能导致的日元集团化，都改变着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体制。由18个成员国组成的APEc，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组织，必将对亚太地区国际金融的发展起重大的作用。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对亚太经济合作的推动，日本将逐步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的核心推动国。APEC必须加强亚太货币合作，主要原因有:

——贸易集团的发展必然要求货币合作。欧洲联盟的成功进展，就在于推行欧洲统一大市场时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 而北美自由贸易区在建立初期就遇上了墨西哥金融危机，使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亚太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正处于国际货币体制重组的历史开端。如何解决货币不稳定给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成为亚太经济合作深化最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在形成新的统一国际货币体制以前，必然要经历一个货币集团化阶段，因而货币合作将成为一个不可绕开的问题，而亚太货币合作核心就是面对日元升值如何在亚洲建立日元集团的问题。

——加强货币合作有利于亚太经济合作开放性贸易集团目标的实现。亚太经济合作的内容.既包括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也不可缺少金融自由化，既包括发达国家又包括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因而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建立一个开放性的贸易集团，必然要求建立一个合理的亚太货币体系。

最早提出建立亚太货币体系问题的是日本。1980年5月，在原首相大平正芳主持下发表了《环太平洋设想最终报告》，报告成为80年代以来日本亚太经济合作的理论依据和在亚太地区经济外交的战略方针。日本关于建立亚太货币体系的主张有:当前应建立一个以美元为中心，以日元为补充的亚太货币体系;在20世纪末之前，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难以保证各种货币间汇率的稳定;20世纪之后，美元未必能保持国际货币体系中心货币地位。这是直到现在为止，日本对于如何建立亚太货币体系最为具体的设想。

加强APEC货币合作，从发展目标上看可以分为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APEc近期货币合作目标、既要解决亚洲金融市场发育、开放的技术问题。形成以金融促经济的发展格局，又要解决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金矛盾使本地区经济合作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以免形成象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局面。APEC货币合作的远期目标，就是谋求在国际货币体系大动荡中建立一个合理、公正的亚太货币体系问题，为亚太经济增长中心能够吸引全球资金、合理解决内部货币问题建立一个牢固可靠的基础。针对APEc货币合作的目标，我们认为其货币合作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APEc债务合作间题，日本政府把绝大部分对外开发援助投到亚洲发展中国家，日本商业银行也大量向东亚经济增长中心投放商业贷款，由于日元升值，使这些债务国家的债务负担增加60%以上，所以这些债务国强烈要求日本将新增加的债务负担减免或用作东亚合作戛金的建立，日本政府正对此问题予以仔细考虑。

二是亚太地区金融改革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亚洲国家的金融市场都面临着一个发育、开放问题，尤其是日本金融国际化问题，应当成为亚太地区货币合作近期核心内容。同时，由于亚太地区国际金融市场的形成。各国货币政策就需要加强合作，才会避免一国货币政策的出台导致不利亚太经济、金融发展和亚太金融市场冲击国内经济的局面出现。

三是建立亚太货币体系。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确立亚太货币体系的关键是货币问题，日本主张以美元为主，以日元为辅，但如果不考虑港元、新加坡元以及新兴的韩元、人民币和台币的地位，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汇率间题，虽然建立一个象欧洲货币体系那样严格的汇率机制还没有可能性，但为了消除汇率风险而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是迫切需要的，比如在亚洲开发银行设立汇率波动风险基金，尤其是针对亚太发展中国家更是迫切需要的;外汇储备问题，日本提出将外汇储备重心转向马克，作为亚太各国中央银行调整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信号，协调各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问题将成为亚太货币体系的重要内容。

4.中国的战略

面对即将来临的亚太地区货币合作浪潮，中国应冷静地分析亚太国际金融形势，确立中国参加亚太货币合作的战略。国际金融重心在实现了从伦敦转移到纽约之后，正在进一步向亚太地区转移，亚洲国际金融市场逐步形成并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由于主要欧洲货币美元与日元汇率的巨大波动，将最终在亚洲地区形成一个取代美元集团的日元集团;同时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大动荡，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合理、公正的亚太货币体系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中国迫切需要及早建立亚太地区货币合作的战略。

中国亚太地区货币合作的战略目标是:把握住日元集团化的趋势，迎接亚太经济合作和国际货币体系重组的严峻挑战，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金融环境，逐步培育并渐次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以确立中国的国际金融地位，为中国经济体制同世界经济接轨和向市场经济转轨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并长远地考虑内地、港、澳、台统一后的中国金融问题。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国的亚太货币合作战略有以下战略重点。

——考虑日元升值的最终结果对亚太地区货币合作的影响，制定我国参与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具体方案。

——针对日元国际化和亚太货币合作的新动向及早确立中国参加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货币合作的立场与主张。

篇6

现在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终结，中速经济增长已来，而且中速的增长阶段是长期的阶段，中速增长阶段既不会速度太低，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底线，同时也不会再回到过去快速发展增长的状态。作为大企业来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这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中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过剩，因为从高速进入到中速，过去的配置是高速配置的，现在中速了，火车头慢下来，后面的车皮还在往上供，这就是过剩，如何解决过剩呢？转型升级我们第一个碰到就是过剩，我们绕不过去，我的看法，过剩就是要整合优化，行业进行整合，行业进行优化，企业进行整合，企业进行优化，整合就是要减少这些过剩，一方面限制新增，刚才朱宏任总工也讲到了，我们肯定不能再新增了，不能再搞那种传统意义上靠规模和速度建设了，同时淘汰落后。

再就是加大行业的重组，加大行业的集中度。中国绝大多数行业过剩，但是绝大多数过剩的行业里边，都是多散乱，厂家多，厂家散，市场乱，所以必须解决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只有靠我们刚才讲的限制新增，淘汰落后，重组联合。讲到这一点也有很多人认为，重组联合解决过剩，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大家认为要解决过剩，就是要靠市场的力量进行优胜劣汰。其实现在就是在市场的力量下进行竞争，大家现在的日子很难过，为什么？因为恶性竞争，价格下滑，效益没有，税收减少。

还有一种想法是说，我们能否靠政府，像过去，政府没有能力收这样大的摊子，现在的情况要做这一点，只有靠大企业进行整合。由大企业进行整合，减少行业中的资源损失，让过去的投资者全身而退，能对银行的坏帐、死帐进行保全，同时因为大企业掌控市场，使得价格相对稳定，企业能获得很好的利润，用这些利润回补银行贷款利息和收获的溢价，这就能够形成良性循环。整合以后还要优化，优化是两点，一是进行技术升级，二是进行管理上的升级，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转型升级。整合之后再也不能再做靠规模和速度投入，我呼吁政府在整合的时候彻底关上门，不然的话，大企业会越整越多，我们会受不了，这是我的第一个选择。

深化改革和混合所有制的选择。

深化改革，改什么呢？一是国有企业调整过去的战略布局，分类指导。二是开放了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对行业的进入。三是制定公平的环境。而这之中对于大多数竞争的国有企业我们必须开放民营资本的进入，那就是说，我们要在民营资本进行融合，进行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是我们国家在经济改革里面的大创造，国有和民营混合起来，发挥两个积极性，发挥两个优势，发挥国有企业实力、规范管理，也发挥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创新精神，将他们结合起来。中国建材是一家央企，但是我们进行市场化经营，和民企合作，让民企占有一定的股份，中国建材在资本市场上大量买中国建材的股票，中国建材现在国有资本只占48%，民营资本占到52%，这家企业已经不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纯而又纯的国企，而是一种新型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是下一步中国经济主要的形态，混合所有制也是我们过去老探讨多种经济形式重要的方式，大力探索实现公有制的多种形式，而混合所有制就是这样的探索，在做混合所有制的时候要尊重民营企业，给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民营企业也要尊重国有企业，达到真真正正国民共计，国民融合，创造新型的所有制关系。这一点在实践当中，这几年已经做了大量的摸索，现在具备了大规模推进混合所有制这件事情。

国际竞争新格局带来产业走出去的必然选择。

过去国际化，WTO受益的是我们中国，使我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把自己改造成出口导向型的国家。08年的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以及自身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们再这样做不下去的，欧盟在实行工业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跟我们发生大量的贸易摩擦，同时低端产品、新产品成本高，发展中国家也在抢夺我们的市场。我的想法是，要把产业走出去，我们要用鉴定和收购的方法收购西方发达国家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高端产业，我们要用产能转移的方式进入到发展中国家占领市场，也就是说我们要走产业走出去的道路，过去我们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今后我们要说世界是中国的工厂。我们过去是贸易人员走出去，今天我们的制造人员要走出去，我们要准备好。王忠禹会长刚才还讲到了，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包容的文化，我们不能再把国内的恶性竞争搬到国外打仗，我们要给当地社会做贡献，我们要与当地的企业友好相处，我们要与当地人民友好，这些才是我们走出去的基础。如果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走出去一定是打败仗，走出去之前自己先给自己上一课，我们究竟怎么样走出去？但是产业走出去这一关我们现在必须要过。中国建材在美国、在欧洲已经开始建立工厂了，效果不错，因为我们出口产品别人就跟我们搞双反，我们出不去了，我们只有在他那儿建厂，他给的条件还不错，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变化和选择。

篇7

【关键词】 后金融危机； 船舶制造企业； 融资

一、引言

船舶工业是我国少数几个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随着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已跻身世界第一造船大国，正面临着由大到强的转变。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造船订单数量急剧减少，撤单、延付、弃单等现象频繁发生，我国船舶制造企业（简称“船企”）面临“交船难，接单难，融资难”的问题。为应对金融危机影响，促进我国船舶工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国务院审议通过了《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并且成立了我国第一支船舶产业投资基金――中船产业投资基金，以帮助我国船企解决资金不足和融资难的问题。由于金融危机对船舶制造业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船企的生产经营形势十分严峻，资金压力依然很大，融资难题会进一步凸显。船企的资金问题关系到我国造船强国、海洋战略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等，研究我国船企融资问题尤为必要，为此，本文就如何解决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船企融资问题进行探讨。

二、我国船企特点

（一）大型单件小批生产

船舶制造业与汽车、机电等其他制造行业不同，船舶都是根据订单进行生产的。即船企先与船东签订船舶建造合同，然后船企再按照签订的建造合同的要求进行船舶生产。船舶生产属于大型单件或小批量生产，与大批量生产具有本质区别，船舶生产的重复性和相似性较差，难以组织流水生产，不具有规模效应。

（二）船舶建造周期长

船舶建造程序多，建造过程复杂，建造所需时间长。从原材料到船体成型大致经过“钢材预处理、切割、拼板、分段制、分段涂装、分段预舾装、船体大合拢”等过程，而且每个环节并不是持续进行的，在进行下一环节前还有一些必须的等待时间，因此船舶从开始建造到完工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

（三）资金需求量大

船企进行船舶建造、基础设施建设、研发造船技术等都需要投入大量财力。船舶建造资金一般是按照船舶建造进度收回的，由于船舶建造周期相对较长，因此资金回笼的速度相对较慢，船舶本身的建造成本很高，而且船企还需要建设基础设施、研发造船技术，所以，我国船企对资金的需求很大，需要做好资本融通。

三、我国船企融资存在的问题

企业融资困难很大程度上表明企业资金匮乏，融资渠道不畅通，融资方式存在问题。因此，在分析我国船企融资难题时，笔者主要从我国船企融资方式的角度探讨其在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内源融资比例低

我国船企在融资时尚未充分利用企业内部收益进行融资，未将内源融资方式作为其首要融资方式。船舶是根据订单进行生产的，且建造周期长，因此，船企在金融危机时期接的订单一般都会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才生产。金融危机时期船企接单量明显减少，且接单价格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经济开始复苏，原材料等价格回升，船舶生产成本增大，船企生产经营面临风险，盈利降低，留存收益积累难，内源融资来源随之减少。我国船舶制造类上市企业盈利能力相对较强，留存收益较多，但是我们在分析中发现我国船舶制造类上市企业近几年内源融资比例基本为零。根据优序融资理论，企业在融资时应优先考虑内源融资，而我国船企内源融资比例低，这与优序融资理论相悖。

（二）以银行借款为主要融资渠道

我国船企资金来源比较单一，银行贷款是我国船企最普遍的融资方式。我国船舶制造类上市公司融资时大约90%的资金来自银行，非上市船企融资渠道更是狭窄，对银行借款的依赖性更大。李阳、郭晓合等也曾指出我国造船融资仍主要采取贷款的方式。但金融危机后，欧洲银行纷纷撤离船舶融资市场，全球船舶工业融资市场份额缩减。2009年以来全球船舶融资贷款额以年均约减少8.8%的速度继续下跌，预计未来3～4年新船建造项目的融资缺口约 3 000亿美元，国内缺口预计上百亿元人民币，船舶制造业被部分金融机构列入高风险行业。虽然目前经济开始复苏，我国金融机构也在船舶融资市场崛起，加大了船舶出口买方信贷，我国银行已向西方国家船东发放了数十亿美元贷款，但是，买方信贷支持主要通过国家政策性银行提供，其力度和规模有限，小型船企很难受到政策的关照。虽然《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加大对船舶企业生产经营信贷融资支持，但是从目前来看，在实际相关政策中并未看到对船企的直接信贷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信贷已不能满足整个船舶制造业的资金需求，这对于一直以银行为主要融资渠道的我国船企来说，无疑陷入了融资困境。

（三）直接融资方式采用有限

无论是股本融资方式，还是债券融资方式都尚未在我国船企融资中得到充分使用。我国船企有三千多家，具有一定规模的有三百多家，但目前在我国沪深股市上市的船舶制造类企业仅有三家。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国家法律、政府法规以及交易所上市规则都对证券市场融资进行了约束，因此，对我国很大一部分船企而言，踏入证券市场，在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获取资本，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此外，我国船企大多都倾向于采用银行借款融资方式，很少采用发行债券的债务融资方式进行融资，即我国船企在债务融资方式上青睐于间接债务融资方式，直接债务融资方式并未被我国船企广泛采用。即使是我国船舶制造类上市企业也并未充分利用股权进行融资，且都没有采用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的方式。

四、我国船企融资的对策

（一）增加自身留存收益的积累――基于企业角度

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有助于企业实现自我资本积累，扩大内源融资来源，而技术和管理是提高船企经营效益的两大重要手段。我国有70%的船舶用于出口，金融危机后，国外船舶需求量减少，我国船企接单量急剧减少，撤单、延付、弃单等现象频繁发生，船价大幅下跌，加上人民币升值，我国船企的效益大幅下降，留存利润也越来越少，有些船企的留存利润甚至已为负数，这使得我国船企的后续流动资金大幅减少，企业自我资本积累受阻。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船企应加强技术和管理创新，降低船舶建造成本，注重自身资本的不断积累。船舶工业是集劳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于一体的综合行业，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只相当于日本的1/9.3，韩国的1/4.3。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和管理的日趋科学，技术和管理对船舶制造的影响越来越大，运用现代技术方法和先进管理理念造船是当今造船的主流手段。但我国船企造船技术相对较低，管理理念相对落后，造船效率较低，每修正总吨需要40～50工时，而韩国和日本分别仅需15～20工时和5～10工时，这样算下来我国低劳动力成本在造船成本方面的优势已为国外的高新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所替代。近期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用工荒”等现象也表明我国劳动力已逐渐显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将逐渐丧失，我国造船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因此，我国船企应提升产品开发能力和制造工艺水平，加强与船舶研究所和高校的交流、合作，加强人才储备，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并且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切实把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降低造船成本，增加企业利润，积累留存收益，充分利用内部资本，扩大内源融资比例，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二）扩大船企融资渠道――基于银行角度

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增强专业，针对船企的特点，建立适合我国船企的融资渠道。我国目前以商业为目的的投资银行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专门从事船舶融资的投资银行，船舶融资主要通过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方式实现。虽然我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后大力支持船舶融资，纷纷与重点骨干船企签订各类船舶融资协议，以缓解船企的资金压力，但中小型船企流动资金贷款和预付款保函的获得难度依然很大。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专业性水平较低，难以防范船舶融资项目中的技术、市场和财务等风险，为船企提供信贷资金时，只能根据一般企业的贷款规则，主要采用直接贷款的方式，并未结合船企的特点进行信用评估。据业内人士介绍，一项造价1亿美元船舶订单，在完工交船前，船企一般自筹资金为20%，而开立预付款还款保函商业银行要求的反担保大概为80%，折算成人民币金额为5亿多元，按照目前商业银行普遍执行的贷款抵押率60%计算，船企土地、厂房等抵押物折现额就必须达到9亿多元人民币。而中小型船企资产规模小，其土地、房产等根本不能满足融资抵押要求，造船融资额度大，融资难度更大。对此，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考虑船舶制造行业的特殊性，加强与船舶专业机构的合作，完善船舶融资项目评估体系，建立适合船企的融资方式，扩大船企融资渠道。此外，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应把握全球船舶金融重心向我国转移的重大战略机遇，积极进行金融创新，完善在建船舶抵押融资和船舶融资租赁风险管理体系，加大在建船舶融资业务，推动船舶融资租赁的发展，打造专业化的船舶融资业务，真正帮助我国船企摆脱融资困境，并逐步实现全球船舶融资金融中心的目标，促进我国船舶制造业的繁荣发展。

（三）促使船企直接融资――基于政府角度

支持符合条件的船企上市和发行债券，促使我国船企在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也提出要支持符合条件的船舶企业上市和发行债券，但我国法律、法规以及交易所的上市规则等都对证券市场融资进行了约束，这使得很多船企不能在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船舶工业是我国支柱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性的影响，因此，政府应考虑我国船企目前的特殊状况，暂时适当降低其在证券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门槛，以鼓励其上市和发行债券。就债券融资来说，政府可以适当调整我国船企债券融资的标准，允许更多的船企发行债券，拓展融资方式，缓解船企资金周转压力，同时加紧权威性债券评级机构的设置，引入保险机制，提高船企债的安全性。

当然，这并非长久之计，提高我国船企的竞争力，促使其依靠自身实力在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才是解决我国船企直接融资的根本所在。我国虽然是造船大国，但还不是造船强国，前几年我国船舶制造业的繁荣涌现了一大批中小型船企，我国船舶制造业产能处于严重过剩状态。我国政府对船舶制造业采取的是出口贸易支持政策，我国生产的船舶有70%用于出口，金融危机后，国外船舶需求量减少，我国船企接单量随之大幅减少，有些企业甚至无单可造，我国船舶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现象逐渐显现出来。此次金融危机对于调节我国船舶产业结构是一次机遇，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政府应充分把握此次机遇，将出口贸易支持转向产业政策支持，淘汰我国船舶制造业落后产能，推进我国船舶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不断降低船舶配套设备的进口比例，打造我国船舶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使我国船企在证券市场上依靠自身实力，与其他行业遵守相同的入市准则，利用证券市场资金进行直接融资。

五、结论

笔者认为：应增加船企自身留存收益积累，扩大内源融资比例，增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专业，扩大融资渠道，调整政府相关政策，促使企业直接融资有助于缓解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船企融资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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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在弗里德曼的警告发出后不到十年，这一增长命题似乎正在以某种形式呈现在美国。华盛顿近来目睹了一幕幕政治紧张僵局，其背后难掩经济增长不尽如人意的因素。

10月初秋季节，在他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的办公室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弗里德曼的身后是铺天盖地的文件和书籍，窗外是灿烂的秋色，而美国则正经历着政府关门和债务上限危机。不过，弗里德曼并不过分担心债务危机，弗里德曼的忧虑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最主要的难题是创造就业岗位，而不能创造就业岗位的话，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将无力实现强劲增长。

早在1972年起，弗里德曼就在哈佛大学执教、并担任了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他被公认为是“货币学派”的新领军者和全球化主义的权威研究者。弗里德曼注重实证研究，对他没有深入进去的领域不轻意妄言。

在回答他提出的“我们那么明确而极大地关注经济增长是否正确”的问题时，他做了大量细致的跨学科研究。也基于这种严谨，弗里德曼对美国的经济政策拥有让人敬服的远见卓识，并多次为美国政策制定者与公共职位候选人就经济问题提供建议。

对于美国的经济前景，弗里德曼指出，由于就业带来的挑战，今后支持消费水平的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会陷于停滞，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会持续增长四五年的样子，如果有一个投资热潮，它会推动GDP快速增长一段时间，但这种增长不会长久。 货币政策的不得已

量化宽松不是一个能产生第一量级效应的政策工具，但是，至于是否应该停止刺激政策，我认为目前都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

《财经》：近几年来，超宽松货币政策大行其道，人们为全球几大央行向市场大量投放廉价资金的举措争论不休，你的观点是？

本杰明·弗里德曼：我认为美联储并非是在向市场大量投置货币供应，他们是从市场上回收债券。美联储的操作交易包括从银行或其他私营部门所有者手中购买债券，而它购买该债券的付款方式是增加卖方（如果卖方是银行）或卖方机构的存款储备金账户余额。不过接下来，美联储会马上转手，并通过计息机制（interest-crediting mechanism）重新吸收储备金。

假设这是当面而不是通过电子形式完成的交易，就好比是到一个窗口卖出债券，换回一些储备金，然后立即到下一个窗口把储备金还回去。这样来看，市场上活跃的银行储备金数量并没有比以前增加。银行获得了储备金，但美联储又通过计息机制将它们重新吸收回来。因此，我认为美联储并没有向市场大量投放资金——无论是廉价资金还是其他类型的资金。

《财经》：美联储一直试图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在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方面，你觉得美联储采取的措施是否足够充分？

本杰明·弗里德曼：我认为是充分的。

美联储的推动作用通过从市场上收回债券来实现的，这使其现在的资产负债表是金融危机刚开始时的3倍、接近4倍的样子：金融危机刚出现时，美联储持有的总资产不到1万亿美元，而现在是3.3万亿美元左右。美联储增加的资产是他们持有的债券，而非市场持有。根据通常的理解，如果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市场持有的债券愈少，债券价格涨得愈高，但我们讨论的是固定收益债券，价格越高利率越低。

在我看来，美联储成功地通过量化宽松降低了长期债券的利率，包括国债以及更重要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具体降低了多少很难预估。不过，人们普遍预估是降低了30个基点左右。有些人的观点倾向于区间的左端、15个基点左右，我认为这是低估；另外的看法由倾向于区间的右端、大概40个基点，我认为这是高估了。所以，利率降低的幅度在15个-40个基点的范围内，美联储对债券利率的拉低作用不是很多，但也不算少。

虽然没人认为量化宽松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特别大，但的确是有帮助的。利率降低后，如果假设是30个基点的话，有助于人们为其房屋融资，这意味着大家口袋里可以支出的钱更多了；对于已有房，不准备再买新房的人群而言，刺激效果不是体现在这里，而在于他们可以对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使抵押贷款还款减少，虽然收入不变，但在其他方面的消费能力就更强了，所以这是第二个渠道。

《财经》：人们讨论的另一个热点是，美联储开放式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了。

本杰明·弗里德曼：我觉得这真的不好说。

大家认为美元贬值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债券的收益率降低了，如我们刚才所说，降低了30个基点，这样国际市场对美元计价证券的需求减少了，而这意味着美元的价格没有达到应有的高价。很难说美联储开放式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贬值，量化宽松对利率造成的影响很直接，而量化宽松对汇率的影响则不同，我还没看到任何对汇率影响比较合理的预估。

但是确实，如果没有实施量化宽松，美元的汇率肯定要比现在要高，那么就姑且算作是刺激经济的第三种形式吧。

《财经》：我们看到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但要实现进一步大的反弹却很艰难，你怎么评估这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有效性？

本杰明·弗里德曼：美国经济很沉闷，非常令人失望。

我认为这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正如你所讲，没人认为量化宽松的经济刺激措施是中流砥柱，大家都知道这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连美联储对此也不加遮掩，他们说，我们也希望能找到一个万全之策，但手头能用到的就是这个非常规货币政策了，不过不管怎样，它对经济也起到了刺激作用，虽然很小；其次，我们来说一个与事实相反的假设：问题在于，假设没有量化宽松，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比现在更慢，但我们无法知道到底会慢多少。

《财经》：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倘若最初央行就执行更加激进的政策，那么非常规政策的作用也许会更好， 经济形势也许会完全不同。

本杰明·弗里德曼：我不认为会完全不同。如果他们过去的操作速度更快、买入的债券更多，也许它对利率产生的效应会更大一些，但无论如何，量化宽松的作用都不会很大——这就不是一个能产生第一量级效应的政策工具。我们看到现在美联储每年购买的债券价值在1万亿美元左右，但假设他们每年购买的不是1万亿，而是2万亿的话，我已经准备相信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效应。

《财经》：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呢？

本杰明·弗里德曼：是的。若是我的话，关于是否应该停止刺激政策这个问题，我认为目前都不需要讨论。

《财经》：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由此推论，减少债券购买规模也时机未到？

本杰明·弗里德曼：我不知道，因为这个问题真的不重要，我想没到需要讨论的时候。捎带说一下，目前关于降低债券购买规模的讨论有点脱离实际，因为大家都在关注时间点的问题，以至于没人讨论数量——削减多少的问题。假设每个月把购买规模从850亿美元降到800亿美元的话，这意义不大；但如果每月从850亿美元降到350亿美元的话，这可能就很不一样了。

《财经》：多数的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将只会降低10%到15%的购债规模。

本杰明·弗里德曼：也许吧。但要记住，如果他们还在不断买进债券，只要他们还在这样做，那么他们就仍然是在刺激经济，就仍在削减市场上的债券，只是削减了多少的问题。

《财经》：相当一部分人担忧，央行不会很快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而这将导致重大风险。

本杰明·弗里德曼：这种担忧是错误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刚才的观点是对的——如果不很快退出量化宽松，会导致风险。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一旦经济开始恢复，货币及信贷需求就会大量增加，如果银行有比其所需的放贷水平高很多的超额储备，这样货币和信贷就会大幅增长，这必然将推高通货膨胀。

但自从2008年11月开始，美联储可以对储备金使用计息机制，即通过提高储备金利率使储备金闲置，从而有能力控制通货膨胀。

在2008年11月以前，联邦储备银行提高利率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售足够多的债券，这会导致储备金市场银根紧缩，那么联邦基金利率就会上扬。

但今非昔比了。现在，如果他们想把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5%的话，他们只需宣布，“从明天早晨开始，我们将向银行的超额储备金支付5%的利率”。没有银行会以低于央行储备金利率的水平在市场上放贷。他们不会这样做。所以，通过使用利率信贷机制，央行可以制定利率下限，进而可以防止货币和信贷增加，防止经济过热。

《财经》：怎样去判断何时是最恰当的时机来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呢？

本杰明·弗里德曼：肯定无法准确判断。美联储说他们等待失业率的数据低于6.5%，这个指标虽然不错，但毫无疑问，人们不会单纯地只看一个衡量指标。

就我现在所看到的，几乎所有指标都显示了经济还是很不景气：劳动力市场有失业情况需要探讨；如果看产值，我们需要讨论GDP缺口问题，这些创建出来的衡量指标。

因为如果你看的是劳动力市场，你如果对充分就业率没有概念的话，那么即便看到了失业率这些数据，也不明白它的含义。同样地，如果你看的是产品市场，注意，要想推导出GDP缺口，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知道什么是潜在GDP缺口。

这几项都必须进行估算，央行会比较谨慎，希望在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就能退出激励政策，但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没到该退出的时候。大多数我认识的人也持同样观点。

《财经》：耶伦当选为新的美联储主席，我们也进入了后伯南克时代，很多人猜测美联储很可能将继续维持现有的宽松立场。回顾起来，你如何评价伯南克时代的美国货币政策？

本杰明·弗里德曼：我认为非常出色。在发生危机时，他们果断出手，迅速把利率降到了近零水平；在金融机构受危机打击摇摇欲坠之际，他们以更大胆且更富创新性的举措救助这些大厦将倾者；自那时之后，他们极具能量地、创造性地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在当时那么艰难的环境下，选择的余地并不大，量化宽松是时宜之选，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好了，我给他们过去六年的工作打高分。

《财经》：如果我们看一下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的影响的话，一方面，发达国家产生的强劲的资本流动促进了全球需求有效的再平衡，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政策挑战，比如印度最近的经济动荡，这是否说明政策制定要有更多的考量？

本杰明·弗里德曼：我们不会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去制定货币政策。我们的货币政策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我们欢迎其他国家参与到我们的市场中来，但如果他们不想从我们的市场贷款，只能说美国市场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没人强迫他们。如果他们不想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他们有自己的选择，但我们不会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来制定货币政策。 财政水平与责任

如果使用财政政策作为经济稳定的工具，政府的财政水平仅处于可持续的状态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更小的赤字规模。这样当经济下行时，赤字规模有所上升，每个人才感觉更舒服、更愿意接受，而目前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

《财经》：综合你对货币政策的观点，你是不是觉得美国目前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要大于通货膨胀的压力？

本杰明·弗里德曼：我现在还看不到太多通货紧缩的压力。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了解到的一点就是，目前的经济对通货紧缩压力并不是很敏感，这可以从大量的数据中看出来。

比如我供职于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同事Jim Stock，他十年前做的工作很多是同Mark Watson一起合作的，他们两人合作的Stock-Watson型景气指数会告诉你：我们走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衰退期，其间经历了大幅度的经济下行，GDP低于4.5%，失业率升至10%以及其他相关的负面数据，加之经济复苏迟缓，那么Stock-Watson模型及其他人的早期数据测算会得出经济通缩的结论，但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发生。

另外可供参考的是，大约十年前当原油价格下跌的时候，若根据以前的数据模型做测算，会再次预示通货紧缩。所以，过去的十年告诉我们，情况和以前不同了，有关通货紧缩的压力并不很高，所以我本人并不担心通缩。

《财经》：这么说来，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不是当下的风险？

本杰明·弗里德曼：是的，我们现在无须太担忧。当我们趋于充分就业、回归到更正常的状态时，我们才须要对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敏感，但现在还没到这一步。现在也不用担心通货紧缩的压力，我认为现在局势挺好，因此注意力应放在实体经济上面。

《财经》：实体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如今金融危机五周年过去了，金融市场表现强于实体经济，我们从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

本杰明·弗里德曼：我们对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有了一些了解，对金融市场的从业者应负的责任有了一些了解，认识到了一些金融市场的监管和规章制度的不足性；我们对机构的相互关联性有了一些认识，如果一个市场出了问题，那么另一个市场也会出问题。

《财经》：你怎么评估金融系统的现状？我们学到的这些足以使我们防止危机吗？

本杰明·弗里德曼：我不认为我们在改善金融监管和规章制度方面做了足够多的工作。如果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话，一点都不令人惊讶。我认为我们在处理大而不倒这个问题上做的还很不够。所以我认为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危机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但我认为，金融系统仍然很脆弱。

《财经》：美国近来数次在最后一刻避开债务上限都证明，政治危机开始损害经济。债务危机曾一度被专属于发展中国家，十年后的现在也成了美国的病灶，现在美国的债务有多糟糕？

本杰明·弗里德曼：我不认为美国的债务存量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增量部分。

政府债务对GDP的比例现在大概是73%，这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这个比例是否会一直增长到170%呢，还是会保持不变？或者降低？我关注债务的增长率而非目前的债务数量。同样，我们的欠债中，很多债务不是对外债务，而是商业债务，而且我认为这些债务相当可控。问题在于未来这些债务会增长到什么规模。

《财经》：问题是债务牵扯的层面非常复杂，不仅与消费和支出相关，也受老龄化等现实情况制约。

本杰明·弗里德曼：这确实让人挠头。在政府层面，我认为真正棘手的是社会福利问题，它牵扯到如何处理人口老龄化；而在社会福利的范畴中，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做好医保。退休金支付及社保都算量级很小的问题，它们和医保相比，即便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

医保方面的问题将带来极大的挑战。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个市场问题。如果海外市场愿意把钱借给美国的私人部门，那么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借贷的利率何时开始上扬。

假如我们海外的负债规模继续增长的话，那么利率水平也将随之上扬。这个原理和我们此前谈到过中央银行从市场吸纳有价证券而导致利率下行的原理是一样的。如果私人部门不断向国际市场投放有价证券的话，那么利率就可能会上升。

《财经》：所以如果财政上不宽松，我们就无法单纯依靠货币政策保持经济稳定？

本杰明·弗里德曼：是的，尤其是当利率处于近零这个位置的时候，这正是目前的联邦基金利率水平。

你大概也已注意到，其实美国政府债务已经大幅缩小了。我们现在的赤字已向一个长期可持续的水平接近，这也就是说，作为政府未偿还债务与GDP百分比，现在这个赤字可以保持稳定，是相当可控的。当然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还是不得不解决的医改问题，处理不好的话赤字水平将会反弹。

你谈到要使用财政政策作为经济稳定的工具，要做到这一点，政府的财政水平仅处于可持续的状态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更小的赤字规模。这样当经济下行时，赤字规模有所上升，每个人才感觉更舒服、更愿意接受，而目前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

《财经》：美国的赤字规模一度占GDP的10%，在你看来，什么算是小规模的赤字？

本杰明·弗里德曼：现在联邦政府的赤字大概占到GDP的4%，明年大概也差不多这个数字，我认为它基本上是可持续的。

如果在政府赤字大约占GDP比例为4%的时候出现了经济衰退，那么讨论可自行支配的财政刺激政策基本就会无疾而终。所以，如果能把赤字控制在GDP的1%或2%之内，那才会更合理一些。

《财经》：美国需要解决长期的财政状况，在实行政府自动减赤计划时，很多担心它会影响政府的服务功能，我们更关心它对经济产生了多大的负面影响？

本杰明·弗里德曼：它的影响很小。实行的自动减赤计划是指在财政年度削减85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这个数字相当于GDP的1%的一半。也许自动减赤降低了经济增长率，但降低的幅度非常小。放眼全球各政府的财政举措，当你发现有政府把财政赤字缩减了GDP的1%的一半，你有什么反应？也许会说，这没什么大不了吧。 无就业之常态

我们处在一个在技术上现在和将来都不产生很多工作岗位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会被技术取替，或者由于技术上的可行性，一部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这是一种技术革命，即便那些机器无法替代的和无法转移到海外的工作，也会由移民来的低层次劳动力从事

《财经》：美国等待的一个经济目标是失业率低于6.5%，什么时候转折点会出现？

本杰明·弗里德曼：失业率低于6.5%不是美国就业的目标。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说，至少要在失业率降至6.5%时，他们才可能会去提高联邦基金利率。6.5%是一个难让人们感到比较舒服的指标，而且在就业目标之上，所以用作减少债券购买规模的参照。

《财经》：在你看来失业率理想的目标是什么？

本杰明·弗里德曼：多数人大概都会说失业率5.5%的指标，但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重要的一点是，如果经济有动能推进，加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有滞后效应，就不应等到实现充分就业时才开始去提高利率，因为那时就太晚了，基本上确定是要发生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超调”的情况了。超调发生时，GDP缺口是负值，失业率会低于目标值。

所以，要在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就把政策及具体的措施制定好，至于提前多久，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意见，但如果你认为充分就业水平应该是5.5%的话，那么当数据达到6.5%的时候，可能就该提高利率了。

《财经》：过去经济增长被当作实现充分就业的途径。今天这种关系反过来了，现在我们是否仍处在无就业增长的过程中呢？

本杰明·弗里德曼：是的，而且无就业增长还会继续下去。

我们处在一个在技术上现在和将来都不产生很多工作岗位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会被技术取替，或者由于技术上的可行性，一部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

这是一种技术革命，即便那些机器无法替代的和无法转移到海外的工作，也会由移民来的低层次劳动力从事。

你可以实地考察一下哈佛大学的居民区。天气晴好的日子，你会看到许多园艺工人锄草、修剪灌木，他们彼此交谈时都是带口音的英语——从事这些工作的都是移民。这是既不能被机器替代、又只能在当地进行的工作，而干这些活的人，大都是移民到美国的低收入墨西哥人。

所以机器替代了人，使就业岗位不足，机器取代不了的则被转移到了海外，而当地人可以从事的岗位却有外来移民，由此可见，美国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会发展得很缓慢。

《财经》：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对整体经济意味着什么？

本杰明·弗里德曼：这会带来一系列冲击。

首先，眼下的无就业经济复苏会持续下去；其次，它意味着工资压力的完全消失，工资因素可以引起通货膨胀，以后这种压力在一定程度会让人不那么担心通货膨胀了；第三，经济无力实现强劲增长，要知道美国经济70%靠消费拉动，如果工资停滞不前，同时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这就无法为消费提供强大的动力；进而我想指出的第四点就是，不平等加剧，贫富分化加大。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认为美国最主要的难题是创造就业岗位。

《财经》：制造业大规模创造就业机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关于制造业回流和重新依赖制造业产生就业的探讨和努力一直没停止过。

本杰明·弗里德曼：考察制造业劳动力的密集程度很有趣。许多制造业将会越来越使用大量的机器，对于制造业复兴我也多有耳闻，但我所担心在新开的工厂中，你不会在里面看到很多人。

当然，美国在技术方面依然会在经济上起引领作用。比如能源革命，石油和天然气的提炼等由于水力压裂这个技术变革而实现了大跨越，制造业则是劳力节约型技术和其他技术的结合。

《财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过，美国显而易见的趋势是收入和财富向顶层集中、中产阶级被掏空，而底层日益贫穷。你认为这个趋势在扩大吗？

本杰明·弗里德曼：是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美国的不平等是不断缩小的，也就是从20世纪早期到60年代晚期、70年代早期时候，不平等在不断缩小，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不平等状况一直在扩大。我想由于技术进步的原因，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不平等仍将继续扩大一段时间，这确实很糟糕。

《财经》：一方面强劲的全球增长需要美国经济的引擎，另一方面，似乎美国的GDP增长很难会恢复到过去4%或5%这样的高位了？

本杰明·弗里德曼：我不想设定一个具体的数字，但确实是这样。在美国，GDP的高速增长意味着消费的高增长率，但由于前面提及的原因，如果没有支持消费水平的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美国的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当然经济会持续增长四五年的样子，如果有一个投资热潮，它会推动GDP快速增长一段时间，但这种增长不会长久。就以你提到的两件事为例：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和大幅开采油气——这两者都意味着大量的投资，GDP因此可以快速增长五年，但却不可能无限期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

《财经》：我们中国人很熟悉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你认为中国的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走到尽头了吗？中国如何获得增长的动能？

本杰明·弗里德曼：中国是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很多人认为中国除非能从投资导向型的增长向提高消费比例转变，否则无法继续保持发展势头。

我读过林毅夫的作品，他关于中国增长不平衡的问题有详尽论述。他非常清晰地阐述了投资后面更深层次的东西，很有说服力。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五年内必须有所改变否则经济将放缓？或者中国还能继续保持这种增长15年？这我不知道。

我想有一点是对的，就是和美国一样，中国不可能永远依靠投资维持高速增长，当然中美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仍然处于发展过程的中期，而美国这一过程始自19世纪60年代前后，一直到20世纪中叶，用了100年才走完这一过程。但我相信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制造业和其他行业转移的过程在中国要快得多。

《财经》：目前美国的经济好坏参半，我们想知道今后美国的经济模式是否会有所调整和改变？

篇9

什么是民营银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营银行，如何发展我国的民营银行是近年来全比较关注的焦点问题。由于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出发点不同，不同的学者在有关民营银行的一些关键问题上依然存在较大分歧。对这些分歧如果不能形成大致统一的看法，尤其是政策当局如果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不能形成正确认识的话，民营银行的发展就有可能走弯路。为此，本文也想就民营银行的有关问题谈点看法。

一、民营银行的界定

究竟什么是民营银行，这是民营银行争论的首要问题。学术界对民营银行定义大致可分为产权结构论、资产结构论和治理结构论三类。产权结构论认为由民间资本控股的就是民营银行；资产结构论认为民营银行是主要为民营提供资金支持和服务的银行；治理结构论则认为凡是采用市场化运作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这三个定义都是从一个侧面罗列了民营银行的特征，但未能对民营银行的本质特征形成全面的认识。产权结构、治理结构和资产结构是相互作用、彼此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有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治理结构，有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就有由此决定的资产结构。对民营银行我们不能强调三者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内在联系。我认为，民营银行是由民有、民治、民责、民益四者构成的统一体。对这四者的任一偏离都将是不完善的。所谓民有，就是指银行的产权属于民间投资者；所谓民治，就是指由民间投资者决定公司的治理；所谓民责，就是指民间投资者对银行的经营成败负全责；所谓民益，就是指导银行经营的利益按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分配。因此，我认为所谓民营银行就是由民间资本所控制与经营的，权、责、利统一的金融企业。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1．民营银行是金融企业，而不是一般的企业。金融企业区别于一般企业的最大特征就是它是一个高风险的、公共性的企业。所谓高风险是因为它直接涉及金钱的借贷，而借贷的基础是信用，而信用具有天然的脆弱性。信用关系的中断会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损失。所谓公共性是指金融业的是外溢性的，会波及全社会。因此，对待金融企业要有特别的管制措施，这些措施较之一般企业更严更苛刻。2．民营银行又是一般企业。把银行理解为特殊行业的同时不能忽视了银行的企业属性。企业属性就是指从事银行业务也是一种商业行为，追求的是盈利，但也面临着失败的风险。3．当今世界各国都没有找到有效处理好银行业既是特殊企业又是一般企业的办法。在强调“特殊性”时，容易采取银行国有的办法；在强调一般性时，又对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造。有的国家虽然坚持银行私有化的道路，但采取的各种相关政策措施又无形中将私有银行的经营约束条件软化了，变成利益上、治理上、产权上是民有，但实质上的经营成本又透过政府救助而外化给了社会，致使银行体系始终逃脱不了“周期性失败”的困扰。如美国，每隔十来年时间就要来一次银行危机。

中国的银行业走的是一条国有化的道路。现在这条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对现有银行体系进行民营化改造的呼声也随之而起。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冷静地回顾和反思各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深刻认识民营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找出原因，寻求对策，真正走出一条既符合世界银行业发展大势，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民营银行发展之路。

二、中国民营银行业的发展必须认真考虑如何避免世界各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三大共同问题

当今世界各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三个共同的问题：

一是银行无论私有、公有，都存在一个经营失败成本外化，最终用纳税人的钱救助的问题。

在严格意义的市场下，对经营失败的银行最直接简单的处置办法就是破产清算，由股东、存款人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来承担破产的损失，无需动用政府的财政资金补贴，纳税人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这既符合优胜劣汰的市场原则，又可以促进监管的效率，防范因政府财政性救助而引起的道德风险。然而，实际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银行业所具有的公共性、外部性等特征决定了银行风险极易在行业之间相互传导，产生共振，银行的倒闭会引起社会公众信心危机，进而会冲击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大多数国家的银行监管机构不会对银行倒闭坐视不管，都或明或暗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结果是银行经营失败的损失导致了政府的准财政赤字，

而这些损失最终以高税率或增发货币形式落在全体纳税人的身上。

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爆发的银行危机中，各国政府都无‘例外地付出了昂贵的处置成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对部分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统计分析表明，银行危机爆发后重组银行的成本，包括直接由政府注入银行的资金、信贷、债券等财政成本和类似汇率补贴一类的准财政补贴，在有的国家金融危机的处置成本占到GDP的40%以上，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30%以上。如90年代初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匈牙利，政府推动对国有银行的集中整顿来解决银行业危机，在财政预算中为冲销银行不良贷款而单列了一块预算。据统计，1993，至1998年，匈牙利政府为重整企业和银行债务以及对银行注资，发行了3600亿福林(约合39亿美元)的20年期低息政府债券，约占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仅此项产生的利息支出在1994年就占CDP的1．2%，占财政支出的3．5%。即使在以市场为基础、高度私有化的美国，银行系统几乎全属于私人所有，但大量的银行损失仍要靠预算拨款，或在财政担保下向保险基金借款来进行融资。在1981年到1991年间，美国有超过1400家储蓄机构和1300家银行破产倒闭。这次储蓄机构危机的成本在315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之间，重组信托公司(BTC)到1991年底为止收购了357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处置了其中的2280亿美元的资产，而美国政府为此支付了超过1200亿美元的财政资金。

我国实行的是隐性存款保险机制，对存款人的保护事实上超过任何发达国家。从90年代至今在对为数不多的金融机构实施市场退出中，无论采取行政关闭，还是业务托管、或是并购重组，破产金融机构的债务清偿都由国家一家承担，个人债务全额兑付，有些甚至单位债务也全额兑付，有的充其量停息延期兑付。据估算，我国为此而付出的处置成本也不少于千亿。

在我国发展民营银行一开始就要考虑如何防止其经营失败的成本外化问题。从上来说，按权利义务对称的原则经营失败成本要由股东、债权人承担，不能转嫁给政府。事实上，这很难做到。而民营银行与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其经营的风险性相对突出，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即使放手让这些新生金融力量发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存在部分机构要失败的问题。特别是1998年“广信破产事件”和海南发展银行被行政关闭事件，以及1998—2000年间对各地城市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的前身)的清理与重组，打破了我国银行不会破产的“神话”。这些事件令社会公众对包括民营银行在内的非国有银行的预期和信心发生动摇。相比之下，国有银行不仅获得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用以补充自有资本金，以及国家财政直接核销巨额呆坏账准备金，而且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总额达1．3万亿元的不良资产。这使人们形成了国有银行“太大不宜倒”的固定预期，使全社会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国有银行转移。统计数据表明，从 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相对于国家银行体系(包括四大银行和三大政策性银行)，非国有银行在我国年度新增贷款中所占的比例不升反降，说明非国有银行部门的发展不是加快了，而是放慢了。而且金融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存款就会向大银行搬家，民营银行将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风险。这种状况的存在对民营银行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对维系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也不利。

因此，要推进民营银行的发展，首先就要考虑如何构筑隔离金融风险的“防火墙”，建立市场化的风险分散、转移和补偿机制，有效防止金融机构失败风险外化和扩大，降低全局性风险发生的概率，维系金融体系安全稳定运行和解决公众信心问题，为民营银行的健康发展创造稳定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是银行业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可能引起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用公有制解决了公平性问题，却无法获得满意的效率；用私有制解决了效率问题但可能由此引发垄断而影响公平。

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的低效和风险，近年来国际银行业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对国有银行及其整个银行体系进行私有化改造，放松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但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的竞争加剧，必然会出现大量资金向少数几个金融集团集中的倾向，结果是银行业从国家垄断变为私人寡头的垄断。这种垄断破坏了在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大金融集团拥有操纵市场价格、控制市场信心的能力，金融市场上的信息处于高度的不对称状态。中小银行在不完全的市场竞争中无疑会处于劣势，金融市场失灵使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达到帕累托状态。

上个世纪80年代土耳其金融改革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由少数银行所垄断的市场结构中，市场进入门坎的解除，若是新银行规模与数量不足以挑战既有银行的市场地位，则对整体市场结构与效率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在金融改革之前，土耳其的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但在金融业的改革之后，银行业的集中度虽有所下降，但银行市场被改革前已有的主要银行，包括国有银行和少数具有垄断性市场势力的民营银行所垄断的格局事实上并未得到改变。国有银行，尽管经营和管理效率并不高，却仍然占居国内银行业市场的主导地位甚至垄断性地位；那些经营状况良好、具有一定市场份额的私营银行，同样相当程度上以其同政府的特殊关系来确保其市场地位，结果整个土耳其的银行业呈现为非充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形成对新进入者的进入壁垒。外资或当地的新进入者进入土耳其银行业市场后，并未明显使当地的银行市场竞争加剧、效率提高，原因就在于当地的原有大银行规模巨大，某种程度上获得政府的支持或至少没有来自于政府的有效抑制；同时，垄断者之间利用垄断地位互相协调市场价格却并未受到制裁，使主要银行获取了高额利润；新进入者的规模不足，导致新进入者难以与原有的银行进行有效的竞争。而土耳其中央银行对于问题银行，特别是有一定规模的国有或私有银行，从来都只是采取政府资金支持而非清理整顿甚至让其倒闭退出的。正是由于土耳其银行体制中长期存在的市场失效问题和不彻底的金融改革，使得九十年代末的最新‘轮改革在仅仅推行了数年便遭受到银行危机的沉重打击。

伴随银行自由化、民营化而来的风险与激励扭曲问题，将使因提升竞争产生的整体效率变得不确定。由于国家管制放松，银行业进入壁垒的消除，导致银行特许价值(Fran· chise Value)下降，在不完备的监管框架和隐含或明确的担保制度下，银行民营化极易造成道德风险。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将驱使银行经营者更倾向于短期的高风险的投资活动，而且银行受少数大企业集团的控制产生大量的关联贷款，风险高度集中。很多国家在银行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和赋予银行自主权的同时却没有采取措施控制这些相反的激励，这一点成为金融自由化后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如20世纪70年代和肋年代初，以阿根廷、智利、乌拉圭为代表，几乎所有欠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都因为“过度借贷综合症”陷人了债务危机的泥潭。

事实上，有相当多的显示，金融业的开放和解除管制是一个值得国家追求的目标，但是由于任何开放在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也都存在制造银行危机的风险，因此如何在开放进程上采取较佳的顺序和完善配套制度的安排，无疑是所有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严肃思考的课题。在我国要推进民营银行的发展，必须要对现有银行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努力完善市场结构，采取有力措施限制垄断、促进有序竞争，纠正市场失灵的问题。同时必须强调监管制度的建设和强化市场纪律，建立银行民营化所必需的监管框架，有效控制其过度冒险行为，实施审慎监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是银行业的风险如何有效地动态监管，及时化解潜在风险的。

监管的第一目标是维护存款人利益，而危及存款人利益的唯一因素就是银行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只有控制住这些风险，金融监管的目标才能实现。金融风险发现得越早，处置得越及时，金融机构遭受的损失越少，风险处理成本越低。但银行风险的积累是由宏观微观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风险识别的困难制约了监管者控制银行承担过度风险的能力。国际经验表明，金融监管者在控制状况已恶化的问题银行的风险方面很成功，但在处理表面上健康的银行方面，效果却不理想。因为当这些银行偿付能力充足，所从事的风险投资仍有利可图时，监管者对这些银行的风险行为很难控制。从可接受的风险收益比例、创新和其它合适的行为中识别出风险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在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的持续扩张，银行的风险往往被掩盖。在危机发生之前，银行中的问题往往不能充分显露出来，象资本金充足率、坏帐比例等重要指标，并不会在危机发生前就表现出明显的不正常变动。随着经济增长的减缓甚至衰退，银行中的问题迅速暴露出来，及致倒闭并危害其他银行。特别是在经济出现泡沫的情况下，银行贷款中的泡沫随之膨胀并在经济形势逆转时迅速破灭，其所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个别银行的倒闭，而是整个银行系统的不稳定甚至危机。

美国80年代早期曾因现场监管的削弱，对金融机构的问题没能及时发现，发现了的，又因资金不足、措施不当等多方面原因没有及时有效地处置，因而付出了失败机构增加，处置成本加大的代价。如在处置储贷机构危机时，美国联邦储贷保险公司允许大量实际已经破产的储贷机构长期维持经营，指望它们有机会降低风险、纠正不足，但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使处置成本从1982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80年代末的3150亿美元。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提前发现风险，及时处置风险都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在及时处置方面，很多时候受资金、政策及其它方面的制约而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使本已相当严重的问题久拖难决。对此，极有必要完善风险处置的相关配套政策，为及时处置风险创造条件。否则，金融风险愈积愈大，处置成本会愈来愈高。

三、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银行热给我国民营银行的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我国虽未有明确政策允许民间资本办金融，但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初许多新设立的金融机构是直接或间接地受控于民间资本。因此，民间银行在我国已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已经存在，如何让其健康发展、扩大功能作用的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一下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曲折历程，进一步明确下一步民营银行的发展道路。

自1979年以来，我国的金融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在全民办公司、层层办金融的热潮中，出现了大批的城市信用社、基金会和信托公司，如城市信用社鼎盛时期多达5000余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一大批基层金融机构多数出现了严重的经营风险问题，甚至演变成支付危机，国家不得不下大力气进行治理整顿，付出沉重的代价。例如广东曾关闭了2000多家基层金融机构，政府被迫拿出380多亿元用以兑付信托公司和所属证券部、城市信用社、农村基金会遗留下的“窟窿”。

这些金融机构为什么失败呢?原因可以归结为多个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是没有对金融机构形成正确的认识。只把它看成是融资实体，没有将它看成是“自私的营利”主体。相当一批金融机构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变成了违规经营的载体。例如出资人与经营者没有分开，许多信用社变成家族式机构，把信用社当作圈钱的机构，高息揽存、违规拆借，大量的贷款变成呆账、坏账。以海南为例。从1988年至1997年，海南共有 34家城市信用社、近10家信托公司。这些城市信用社和信托公司都是以支持建设海南特区为名建立起来的。由于批准时就是基于“多个机构多个融资渠道”的指导思想，而没有在监管上按照以风险为核心，将其视同求利机构进行严格监管，因此这些机构都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把大量贷款投入到自己的关联公司或股东，连本带利长期不还，而是反复借新还旧。资产质量差，债权债务关系混乱，是这些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1997年，由于海南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些金融机构全面陷入困境。1997年5月受海口人民城市信用社主任携款潜逃案件的，该社储户产生恐慌心理而挤兑存款。继而琼山金海城市信用社由于股东大量贷款不还引起支付危机，随后波及全省十几家城市信用社，引发海南省城市信用社较大面积的支付危机，人民银行被迫进行清理整顿。在清理整顿中，由信托公司组建而成的海南发展银行，又由于组建不久陷入经营困难，人民银行即使提供了近四十亿元再贷款也不能维持其清偿支付能力，市民突击挤提储蓄的恐慌风潮日益扩大，最后甚至到了每个储户一天只能取到100元现钞的地步，最后在1998年6月海南发展银行也被迫关闭。海南的这段告诉我们：民间资本介入银行，它就是为了赚钱。这个动机是我们立法的基础，更是我们监管的基础，切莫为了融资和效率的需要去鼓励民营银行。

二是既然民间资本办银行是为了盈利，就要围绕这个动机去明确产权、明确责任。而我们的金融机构都恰恰违背了这一条，导致大家都是银行的主人，却没有人对银行的失败承担责任。这中间涉及产权问题。而产权问题的核心本质是权、责、利的严格对称和内在

统一。中外金融机构之所以大面积经营失败，关键在于失败的成本可以外化给，金融机构相当于软预算约束，因此经营不善、出现大量不良资产就成了众多金融机构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向民间资本放开金融领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为了保证其健康发展，有关制度的配套性改革是必要的。

一是谨防政府过多的干预。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这是民间金融业实现自主经营，自我约束的必要条件，也是民营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如何保证民营金融机构能顶住部分政府部门的强制干预，为它们创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是首要的难题。

二是要在完善基础上，按市场化原则，严格依法准人与退出。只有这样金融机构才会真正优胜劣汰，才能堵住其向社会转移失败风险的渠道，硬化预算约束，才能迫使民营银行选择高素质的经营者，并且努力审慎经营。同时可以改变央行监管的被动局面，降低监管成本与风险，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三是要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金融稳定机制，及时对出现严重问题、破产或濒于破产的金融机构进行处置。同时要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从千方百计不惜成本防止金融机构破产转向允许破产，隔离破产事件，控制破产事件的影响扩大。即按市场原则处置金融风险，通过允许金融机构破产和控制单个金融机构破产的外在影响来实现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尊重市场纪律的目的。

四、发展我国的民营银行必须正确处理好的三个关系

一是现有银行体系的改造与民营银行的新建问题。

我国银行体制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后，虽然形成了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内的多层次、多种形式的银行业格局，但总体上银行业的集中度仍然很高，近70%的存、贷款增量仍然被国有和国有控股银行所掌握，按照洛桑国际管院的竞争力指标(IMD)来衡量，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仍然是所有产业部门中最低的部门之一。上述20世纪80—90年代我国银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的政策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引入体制外竞争，用外部压力推动国有银行内部运行机制的转变和优化，遵循的是增量改革的思路。事实证明，这种改革模式的成效并不明显，虽然对金融改革的深化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却无法担当金融改革的大任。国有银行垄断下的低效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系统内积聚的风险越来越大。而且由于面临制度上的歧视和经营网点少的限制，民营银行在存款市场和结算市场上相对于国有银行的绝对垄断地位而言注定竞争力不足，会重复走上低效运作的老路。因此从现实的角度出发，除了要适当进行新建民营银行的增量改革外，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在“存量改革”上多下功夫，对现有银行体系进行彻底改造，推行银政分开和国有银行的股份化改革。要把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与民营资本的进入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在银行所有权和经营管理中的核心作用，让民营资本在股份制银行中占有相当比重，最终实现国有银行业的民营化。

二是存款保险制度与市场约束硬化的问题。

存款保险制度有隐性和显性。无论哪种，都存在道德风险加剧、市场约束软化的问题。尤其是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其弊端大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我国实行的是隐性存款保险制度，覆盖面广，不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因“大而不倒”享受政府对其存款的隐性担保，其他小型金融机构的存款人也无存款损失之虞。这种制度的弊端是：一是在个别银行出现支付危机时，中央银行通常采取返还存款准备金或者提供再贷款以增加银行额外的支付手段。这部分额外的货币投放事前并未打人货币投放计划之中，因而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干扰货币政策的实施。二是随机性大。事先没有规则，中央银行、金融机构、政府、股东、债权人、债务人等相关利益主体各自到底应履行何种职责、承担何种义务不明隙。问题出现后，到底如何解决取决于各方的博奕能力，因此时间长，结果难以预期。三是极易引发道德风险。银行往往会热衷于短期投机甚至恶意经营，造成资源的错配，最后将风险转嫁给政府了事。同时激励了存款人只关心利率高低，不问金融机构信誉好坏，听任银行承担过度的风险。四是中央银行的救助能力也有限度，不可能对所有危机银行都进行援助，是否援助取决于中央银行关于银行支付力的判断和稳定金融的考虑，通常会对陷入困境的大银行会不遗余力地进行救助，而中小银行受保护程度会降低，影响社会公众对中小银行的信心。

在民营银行发展的起步阶段，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存款保险制度，使之在更规范、有效和及时地处置出现严重问题的金融机构，更规范和公平地对存款人实施保护和保护金融体系稳定运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能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强化市场对金融机构和存款人的行为约束是十分重要的。对此，我认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要坚持这样几条原则：(1)要从隐性变为显性；(2)要按照商业化原则由各金融机构出资；(3)要实行限额保险；(4)对各金融机构的救助成本要在各受益金融机构之间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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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铁路企业 融资策略 资本市场

作为行政垄断性产业，我国铁路企业历来受到严格的政府管制，但伴随铁路产业的低效率运行，世界各国都开始探索适应新形势的铁路产业体制改革模式。铁路产业的规模性、经济效益的外部性，加上基础设施性等共同决定着我国铁路企业改革必然面临极大的财务困境，如何解决我国铁路企业的财务融资问题，实现铁路企业高效率运营是当前铁路产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一、我国当前铁路企业面临的现状及其问题

（一）融资渠道单一，融资结构不合理

近几年，随着监管政策日趋严格，货币政策收紧，铁路企业的融资机会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铁路建设的资金主要来自由银行贷款和债市发债，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的出资。融资渠道单一直接制约了铁路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通过银行贷款或者债市发债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融资到大量资金，但是，这种融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银行货币政策和企业自身信用的影响。同时，铁路企业近几年来，不断的铁路事故也使得铁路企业信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企业的融资结构是指企业债务和股权之间的比例关系，良好的融资结构负债率不应该超过50%，对于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之间也应该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而对于当前的铁路企业而言，60%的高负债率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财务成本不断增加。承担着公益性运输任务的铁路企业全面走向市场定价机制，需要承担较大的政策性负担，同时铁路企业高额负债及债券依赖造成的高利息负担等都严重阻碍了铁路自身发展。铁路企业要想实现加大铁路建设的目的，实现自身获得更好的发展，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

（二）行业竞争力不强，经营效率低下

长期以来，我国铁路一直定位于公共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社会公益的责任，国家对于铁路运价有着严格的控制。铁路产业自身盈利能力不高直接导致了行业吸引力不足，难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同时，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铁路经营管理效率低下，很多铁路处于利润空间狭小乃至出现亏损现象。对于铁路企业的绩效研究不难发现，铁路企业运营效率不仅取决于实质性市场竞争环境，同时也与铁路企业的独立程度与规模成正相关关系。实际上，对于铁路企业而言，铁路客运综合效率仍然有很大的可提升空间，在创收能力方面的不足使得铁路企业发展出于相对劣势，而铁路企业的巨大初始投资及其运行维护的费用消耗则会导致铁路企业收支呈现显著逆差。

（三）市场化运行机制不完善

从我国铁路企业的发展历史沿革看，无论是早期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对于铁路企业的放权让利，还是铁路企业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现代化制度改组，都没有让铁路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权独立与自负盈亏。模拟的市场化运营方式也没有最终达到市场化运营的效率与结果，铁路企业仍然在“政管企”的特殊环境中开展职能活动。从当前我国铁路企业的现行运作机制看，政府行政垄断虽然为铁路行业发展带来政策与资金支持优势，促进铁路产业的大建设程度，但是同时源自于政府行政垄断的铁路产业供需矛盾、竞争力低下、收入分配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铁路产业的持续性发展。

（四）铁路企业股份制改造经营水平偏低

当前铁路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取得初步进展，以若干条铁路线的资产分别打包组建股份制公司，或以某项、某几项铁路经营业务及其资产组建股份制集团公司等形式不断将铁路企业推向市场化进程。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铁路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仍然存在巨大的历史问题需要进行全面的体制性转轨。行政性干预问题仍然相当程度上制约着铁路企业自主独立选择发展空间的能力，使得铁路企业逐渐发展为低效率、低竞争力的产业。行政权力下的资源配置与铁路企业长期的发展目标长期相互偏离，也为铁路企业经营管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与极高的寻租可能性。铁路产业的基本特征决定着其运行过程与资金投入的相关程度，高效的投资融资渠道是保证铁路行业健康稳定运营的重要条件。当前我国政府管制下的铁路企业被要求过度的承担基础建设投资义务，而在实际操作中又缺乏与该义务相匹配的资金补贴与支持，导致铁路企业在运营与持续建设中形成大量的负债，这种负债的不断积累进一步束缚了铁路产业发展的活力与市场竞争实力。此外，近几年高铁的大规模建设，使得铁路企业面临更加高额的负债及巨大的成本压力，铁路企业仅仅凭借向银行借贷的单一融资方式，能否维持正常的线路运营及收回项目成本都有待考量。

二、探索多元铁路企业融资策略

（一）提高股权融资比例，降低融资成本

股权融资是一种能够最大范围降低铁路企业融资成本的融资方式，企业本身无须对企业增资部分进行还本付息，以引进股权的形式实现企业增资建设。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是企业两种主要的融资选择，铁路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时应该首先衡量企业运营财务风险的大小，债务融资需要企业负担的到期还本付息的压力是企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财务风险，但就目前的发展现实看，我国铁路企业在债务融资方面的依赖性要远远高于对股权融资的依赖。从股权融资的特点看，铁路企业的融资项目一般都需要经历较长的回收周期，股权资金筹措的长期性与其在流通市场的不可逆性、无负担性都是铁路企业融资方式的优势选择。铁路企业加大股权融资的额度，以上市公募融资与私募股权融资相结合的形式尽可能最大规模的吸收社会资金，才能够确保铁路企业运营的良好成效。

（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升行业竞争力

我国铁路企业竞争力低下直接影响企业融资的有效性，强大的市场竞争优势是保证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取较多的资金支持的重要保证。当前铁路企业转制改革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机制在市场化参与中起到关键作用。国家积极主张以推进铁路企业投融资机制改革来强化企业在市场中的独立决策性与运作能力，并从政策领域不断优化铁路企业融资环境，如对部分新建铁路实行分类投资，采取开放铁路所有权、经营权等。长期以来，铁路行政管制在企业建设项目上实施审批制度，项目审批的过程十分繁琐，历时较长，使得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缺乏灵活性，造成大量资金的长时间闲置与低效率运营，极大的限制了资金的流动性与增值效益。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转换企业运营机制，进一步下放铁路管理权力，激发企业内部的发展积极性与主动性，才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规范资本市场运作，改善融资环境

企业资本市场运作中必然存在大量的潜在风险，以规范化的市场运作为企业投融资创造一个健康的有序的环境十分重要。一方面由于铁路产业的诸多利益集团影响，在企业投融资运营中可能会存在政策寻租或腐败等现象，同时由于铁路产业行政隶属关系及其干预等会造成投融资决策的失误与失当，从而为企业融资带来巨大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铁路企业自身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性，一旦企业在资本市场存在融资困境，大量的负债与现金链的断裂会直接影响到铁路企业服务的质量等，从而造成巨大的事故与经济损失。在我国资本市场运作过程中，国铁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也就是国有化铁路企业以刚性的行政定价机制等与现代铁路企业的发展目标不相一致，这种相互背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市场的正常运作规则，进而使得国有产权比率在资本市场上呈现出与铁路企业利润负相关等问题。

（四）提高财政资金、铁路建设基金利用率

从我国铁路企业财务困境的生成过程看，铁路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自然属性是导致其短期亏损的主要原因。由于铁路企业初始投资的巨大成本及其回收周期的长期性，铁路企业承担的企业成本要远远大于其社会成本，这种产业特性使得企业长期投资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获取相应的回报，在短期内存在财政亏损很难盈利。长期以来，我国铁路企业资金来源主要是铁路建设基金，这部分国家财政投入一般会占据国有铁路企业全部投资的50%以上，但铁路建设基金的使用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企业一定的偿债能力及其常规运营的资金量，但是对于铁路建设基金的高度依赖性也使得很多铁路企业失去开拓发展内部投融资渠道的动机，在资本市场中处于被动地位。同时，铁路企业的另一部分主要资金来源于无显著优惠条件的银行贷款债务融资，这种债权融资方式使得企业面临巨大的债务风险，企业在投资项目方面也较为保守与落后，使得企业现金周转与资金使用效率长期较低，负债率逐年累加。提高铁路企业财政资金及铁路建设基金的利用效率，以企业内部资金与自有资本为基础在资本市场进行创新性运作，不断提升资金的利用效率与价值，是解决铁路企业外部债务依赖的重要途径。

三、当前我国铁路企业融资环境及其前景分析

铁路企业高效融资渠道的建立首先需要进一步明确投资主体，将政府行政垄断转变为政府宏观指导下的企业市场主体运作，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对企业资本的分类投资，不断盘活企业现有资产，以多元化的市场渠道不断放大企业资本存量。近期，伴随国家对铁路产业的放权空间的不断加大，铁路市场的不断开放与宽松的资本投资环境，都为铁路企业多元化融资提供更大的发展契机，伴随铁路企业全面货运组织改革的深化，铁路企业内部将会加快以推进自身投融资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开放力度。未来铁路产业将会以更加大胆的战略规划鼓励其他经济主体的进入，逐步实现铁路投资主体多元化；铁路企业在进行内部资金积累的同时，也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出去，不断提升有竞争实力的铁路企业的对外筹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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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红恩，杨涛.我国铁路企业竞争合作策略分析[J].商品储运与养护，2009；27

[3]郭彦群.对铁路企业融资策略的思考[J].铁道运输与经济，2010；7

[4]潘光艳.铁路客运专线建设融资方式的思考[J].铁道运输与经济，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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