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边际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的边际，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今天讲座的题目是网络经济对经济学的挑战。现在对网络经济兴起以后经济学应该怎样的回应主要有两个不同的可能性：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Varian，他现在应该是在加州大学商学院还是信息系，反正是当dean的。他有一个网站，他和Shapiro 他们几个人也是在搞网络经济学和电子商务经济学，他们的观点是认为经济学没有变，网络经济虽然兴起了，但经济学没有变，所以原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完全可以用来分析网络经济学。他们也出了一些书写一些东西，他们的分析方法基本上是原来主流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他们特别强调信息问题、不确定性、对策论等。他们的基本立场是经济学不需要做什么大的改动，只是说把原来的一些分析方法，主要是边际分析方法用到这个网络经济的分析，甚至可以把原来的一些模型作一些新的解释，原来说是卖一般产品，现在说是卖信息产品，同样的有信息不对称问题啦，有这个道德风险啦，有逆向选择啦，有这些问题。 

但是，我的看法跟这个不一样。我们也搞了一个网站，我们的看法是，网络经济学的兴起对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很严重的挑战。当然我们也同意他说的观点，即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该是一致的，能分析没有网络经济时的经济现象也一定能分析网络经济。但是我们觉得经济学原来的边际分析方法对于分析没有网络经济时的经济现象本来就有问题，本来就不够，网络经济起来以后就更加突显了这个问题。网络经济的兴起使传统经济学，特别是边际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更加明显。所以今天的题目也说网络经济对这个经济学的一个挑战。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要应战不是说用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就能应战的，而是说经济学本身要改革，要升级，才能够分析现在的所谓的新经济。这里有两点要说明的，一个是新经济有时候并不像现在国内炒的那么新，也就是说它跟旧经济有连续性，有些东西你本来理解旧经济没理解透，然后这个新经济起来了，你总要赶赶时髦，想要制造一个卖点，把有些不那么新的东西故意说的很新，这是一种偏向。从这个角度来说，Varian他讲的那个也有一定道理，他是强调新经济没有一般人说的那么新。另一方面呢就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新经济旧经济，它的边际分析方法都不够用，所以在你强调新经济和旧经济的共同点的时候我们也要强调一点，就是网络经济的兴起使传统经济学的这个局限性更加清楚，因此在这点上说新经济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今天呢，我主要是想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边际分析处理网络经济不够。边际分析在经济学和数学上来说就是一种分析所谓内点解的一种分析方法，就是最优。现在一般搞经济学和搞数学的人，或者一般搞工程的人都同意我们要用数学优化问题来描述自利决策，就是用一个数学规划问题把一个目标函数在服从一定的约束时最大化，用这种问题的解来代表自利行为。有个目标函数，有个约束优化过程，就是有一个自利决策的过程。 

但是优化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两大类。一类叫做古典数学规划，另一类是非古典数学规划。古典数学规划的基本假定就是假定最优决策是一个内点解。内点解，如果要用非数学的语言来说呢，基本上就是中国孔子说的中庸之道，也就是它基本上都是决策中间都有两难的冲突，有好处有坏处。我们说机会成本就是说你要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不可能有免费的午餐，你要吃午餐就一定要付钱。午餐吃到了就是这个好处，要付费也就是你要放弃一些东西，这就是坏处，这种好坏处之间就有两难的冲突，你要折衷选择一个最优解，比如说午餐吃的太多得不偿失，成本超过你的好处，午餐完全不吃肚子饿，增加的成本比增加的效用要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吃。完全不吃是不对的，吃很多也是不对的，这个中庸之道就是找最优的，这一顿饭吃多少花多少钱，这个东西使效用在服从预算约束下最大化，这是中庸之道。那中庸之道就是说最优决策既不是把你的钱全部花在吃这个午餐上，也不是一分钱不花在这个午餐上，它既不是零也不是所有的钱都花在这里，所以它是叫做内点解。内点解就是一个中间的解，既不是它的最大值，也不是它的最小值，是它中间通过这个最优折衷两难冲突找出来的解。所以古典数学规划的特点就是叫做内点解。内点解的一阶条件就叫做边际条件。你们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这都是内点解的一阶条件。 

另一种数学规划叫做非古典数学规划。它是说最优解不一定是内点解，允许所谓角点解。什么叫角点解呢？角点解就是说允许最优决策值是零。比如说有一千种食品，有馒头啦、包子啦、小米粥啦，这个那个，一千种东西。你只要吃其中的三种、四种、五种甚至十种，其余的九百九十种你都不吃，也就是那个消费量是零，这个就是角点解。古典数学规划是不允许角点解的，等于说你所有可吃的东西每一样都要吃一点点，这个是很不现实的。而非古典数学规划就比较像我们真正的现实决策，它只是吃其中的一部分，有一些就是零，零就是有角点解。所以这是角点解的问题。角点解是在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我刚才说的这个吃饭的例子，哪些东西吃，哪些东西不吃，就是说你在一千种东西要选十种，有多少种可能的选择呢？有几亿种可能的选择，就是一千种东西里面只选十种，但是哪十种就有不同的选择，这个选择有上亿，比如说，一千种里面只吃三种，那就更多，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决策是很难做的。但是你会说，我就是昨天吃什么，今天吃什么，其实蛮容易做这个决策。那我们再举个例子，同学们上大学的时候要选专业，这个选专业就是一个角点解，比方说你选经济学专业你就上微观、宏观、计量课，那最优值，所谓花在这三个课程上的最优值就是正值；你不去化学课，不去物理课，那它们那里几十种课程都是零值。所以这个选专业就是选一个角点，也是一个很难选的。你想想你报考大学的时候可能花了很多脑筋到底要选什么专业。这个选专业很重要，你比如说是文科理科，文科好还是理科好，商学院好还是经济学院好，这个决策做的对还是不对对你将来的命运影响是很大的。你与你高中同学比一比，由于现在进大学后选了不同专业，十年后命运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选专业是个很难很难的问题，比边际决策要难的多。边际决策就是你选了专业以后，在选的专业之中哪些课你已经决定上了，决定已经要上的课，我有限的时间在这些课之间怎么分配，这就是一个边际决策，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也就是说，边际决策就是已经选定专业以后把有限的时间在要上的课之间怎分配，而超边际决策，或者是有角点解的决策，就是选专业。所以中国人""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这个就是超边际决策的错和对，它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选择。

这个跟我们网络有什么关系呢？超边际决策是yes/no决策，就是说你对哪个专业说"是"，你就是要去选那个专业，对哪个专业说"不"，你就不上它的课。这个女孩子对这个男孩子说"Yes"，对那个男孩子就一定要说"No"，是吧？这个说yes/no决策就是超边际决策。这个网络就是一个超边际决策，你跟谁连还是不连，就是Yes/No的决策。这个是超边际的，它不是边际性的决策，边际决策是how much，就是说你花多少资源在这个活动中，这是边际决策。而连还是不连，我跟他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女孩子对这个男孩子说Yes对那个男孩子说No，这个就是超边际决策。网络决策肯定是个超边际决策，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连和不连的决策，是一个说Yes or No的决策，不是一个说所有的东西我都连，只是说有限的时间在不同的东西上花多少时间。网络的特点就是几乎世界上的人跟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可以连，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搜索引擎，就是因为可以说yes的东西太多了，不可能对每个说yes，因此只能对其中很少一部分说yes，所以它就是一个超边际决策。

这种超边际决策的特点就是最优值在不同的网络模式之间是非连续的，它是从零到一个正值之间的这样一个非连续的跳跃，边际决策中我们都知道假定这个函数是连续的才可以微分，才写得出一阶条件。而超边际决策就没法微分，它的最优值是非连续的，跳来跳去的，用数学的话来说就是超边际决策是要搞组合数学，就是它要把所有网络模式所有的组合都要考虑，这个当然比边际决策难多了。所以如果你了解边际决策与超边际决策的差别，你就会了解用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真的没有办法分析网络决策。因此我们说的严重一点，网络经济的兴起已经提出了一个命题--经济学要重写，就是原来的这个边际问题要重写。中国不是翻译了很多曼昆、斯第格里茨的书吗？在那些书里面头一句话就是告诉你经济分析就是边际分析。现在这个网络经济的兴起已经对这个命题形成一个挑战。也就是下一代以网络经济为基础的这种分析方法再不能说经济学就是边际分析，经济学现在是要超边际分析。这个不但对现在的网络是对的，而且对过去的，就是当没有电子网络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市场其实也是网络，市场的本质就是一个网络。你在决定买什么不买什么，这就是一个超边际决策，所以这个超边际决策也不是光适用于网络经济，它适用于原来的没有电子网络时代的任何市场网络的分析。但是只是说以前因为数学上的局限人们不重视这个超边际决策，只是重视这个假定什么东西都买的问题，这个决策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网络决策除了超边际决策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特点，特别是电子商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叫做非人格的网络决策。什么叫做非人格的网络决策呢？也就是说像搜索引擎，像E-mail的服务，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有几千家，有两三千家，也就是说这些人他没有办法控制价格，所以这是非人格网络决策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当你去连接的时候，你是用Hotmail，用America on line，还是用什么东西，你并不是很在意，你只是在意它这个服务。我有时候找一个搜索引擎，我不是说非要那一个搜索引擎，也就是说它是非人格的。你只是关心它给你提供的这种服务的种类，至于这个提供服务的人姓字名谁呀，你不关心，这就是非人格。

这两个，一个是非人格的网络决策，一个是用超边际来做网络决策，这两个特点是传统的旧经济里都有的，只是经济学家一直不注意它。那么最近我们，就是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Garibic，Sherimonson 还有我们自己，发展了一个文献，这个文献是说非人格的网络的超边际分析，有时候也叫做所谓内生专业化，内生的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这个词是1962年Buchanan，也是得诺贝尔奖的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来的，这个词是他先提出来的，它的一些技术实质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多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些重要的经济实质是华裔经济学家解决的，比如说非人格的网络经济超边际分析这种模型中的均衡存在性定理是几个华人，包括周林，姚顺天，还有一位原来北大的学生叫孙广正，我们一起还有别的一些人把一些纯理论问题都解决了，也就是说超边际纯理论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边际的Aulun Debreu的水平，就是纯理论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过去A Debreu研究这种不重视超边际分析的这种模型，他解决了一些理论问题，存在性问题啦，它的福利意义啦，就是所谓第一福利定理，第二福利定理，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在超边际分析里面都解决了，最近两年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一些是超边际分析能操作的一些关键性定理，比如说，上过我们课的同学都知道没文定理，那个角点解的个数是一个天文数字，没有办法分析，然后要有一些定理使得这个东西用组合数学的方法可以分析。这些理论新的问题都慢慢的解决了，当然这个因为很新，有很多东西还有待解决。

这个东西发展起来以后就特别适合分析网络经济，网络决策，因为网络决策是超边际决策，连和不连的决策，所以用这些东西来分析。以前用边际分析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包括Varian和有一个搞网络外部性做了很多的叫做Machoal Kess Shapiro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当有网络外部性的时候市场一般是失败的。但是我们有了超边际分析方法以后就发现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利用网络效果，在给定网络的情况下分配资源是市场的一个比较次要的功能，市场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利用网络效果，而且是价格制度最重要的功能。以前说价格制度就是分配资源，这种东西要生产多少，那种东西要生产多少，网络它没有办法解决。现在超边际分析的这些理论工作建立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价格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利用网络效果。

网络效果现在的研究有几个方向，一个叫做策略性网络决策，这个有一个文献，这文献虽然不大也有蛮多文章，就是基本上是用对策论的方法，有的是用合作对策，有的是非合作对策的方法研究这个网络是怎么形成。但这个文献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们的这个网络决策里面没有价格而且没有数量，它就是有点走极端。以前你们研究网络决策只研究价格、数量，它就不研究价格，也不研究数量，只研究连和不连的这种决策。这是一个文献，这个文献得出结论是这种网络决策是没有效率的，就是说市场上利用网络的效果不行。那我刚才说的超边际分析的文献发展起来以后，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传统的数量价格理论，资源分配理论跟这个网络决策合在一起了。因为你想一想，市场的价格肯定是跟给定网络的情况下每一个人买多少有关，而且如果说所有的人都不买一种东西，也就是一个角点解。都选择一个零购买量，那这个东西价格就会很低，对不对？实际上这个买和不买就是一个超边际决策，从零跳到一个正值，所以当你决定什么都不买的时候就根本没有网络，什么东西都没有价格。当有一些人决定就买一样东西的时候，网络决策它就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你决定要专业生产的时候，你就会要买那些你不生产的东西。所以就会影响到别人产品的市场，使得别人可以专业化。如果所有的人都不专业化，他们都不买，那么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专业化。也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反馈圈。网络，分工网络也好什么也好，它的生产力和参加网络的人数有关，但是反过来呢，人们是不是参加网络，也就是参加网络的人数是跟网络的效果有关的，就是跟网络的生产力有关。你的生产力越高，大家越愿意参加，愿意参加，那么参加网络的人数越多，生产力越高。我们以电话为例，如果所有人都不买电话，那你买一个电话有什么用？你买电话的这个决策就是无效的。由于无效你就不买电话，不买电话这个网络就小，那别人也是看到没有人买电话，那嘛要买电话。电话网络的生产力是跟安电话的人数有关。而每个人决定要不要安电话的决策又反过来决定安电话的人数。这两个东西互为因果，所以叫做反馈圈，或者叫做因果循环链，就是鸡生蛋，蛋生鸡。像这种网络决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网络决策的时候市场不工作。但是我们最近的研究说明你这个买不买不是会影响价格嘛？需求量和供给量和连不连的决策有关，所以网络决策会影响价格，然后人们看价格来决定参不参加，参不参加又会决定生产力，生产力又会影响价格，所以价格制度正好就是协调大家参不参加的一个最有力的工具。所以价格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协调网络决策。

如果我们把价格制度跟网络决策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以前说的很多问题现在就要重新考虑。这个重新考虑意思就是说，以前你说的市场不能利用网络效果，因为你假定人笨，他只能做边际决策，不会做超边际决策。两夫妻在家里，那个丈夫把太太打的要命，她不会离婚，她只会搞好夫妻关系。这个搞好夫妻关系就是边际决策，离婚就是超边际决策，以前就假定人笨到不会进行超边际决策，所以就出了很多问题，就是什么这个市场失败，那个市场失败。现在说人没有那么笨，人会做超边际决策，而且不用动很多脑筋。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你说人会傻到那样关在家里被打死了都不离婚吗？她不需要很多数学就会做这个决策啊。所以人如果会做超边际决策的话，那个价格制度的功能比任何人可以理解的都要复杂，就是有点像哈耶克说的那样"你根本不可能理解价格制度是怎样协调网络决策的过程的"，你不懂它。太复杂了，复杂到像蚂蚁不可能懂得它那个窝符合什么力学原理一样，搞不懂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要说你看得出它这个市场失败，它出现了你还不知道它怎么出现的。所以对以前的市场失败论，很多就说这个价格制度没有办法利用网络效果，现在就有很多批评。

价格制度如何利用网络效果，那我们再讲一个例子，一个汽车的例子。如果我们不考虑网络效果，那么我们看到汽车出现了，我们会怎么分析它的供求呢？我们用边际分析，我们说它可以代替走路，原来买东西我们走路去，现在使用汽车，然后用效用最大化决策，我要消费汽车就用这样的决策，算出来这个需求不会很大。但是你如果考虑网络效果会怎么样呢？网络效果就是说汽车的出现会改进交易效率。网络决策中最重要的两难冲突就是网络大了，也就是商业化程度高了有一个好处，就是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它有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很低的时候，交易费用可能会超过网络大的好处，所以人就会不买也不卖，也就是不专业化，所以这个网络就很小。当交易效率改进的话，网络大的好处就超过交易费用，所以这个网络扩大。很多原来亏本的专业现在可以赚钱。它看起来好象跟汽车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效果。有这样一个效果的话，那我就可以预计汽车市场很大，汽车市场很大呢，那生产汽车的规模就大，那生产成本低，我现在可以预见价格很低还可以赚钱。但是从现在的边际分析来说，比如说我现在生产，现在市场上只有一百辆汽车需求，一辆汽车卖一万块钱还不一定赚钱。但是我如果考虑这个网络效果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个网络效果，比如说超级市场没有汽车的时候是亏本的没有办法跟百货公司竞争，现在有汽车以后超级市场是赚钱的。这样很多专业出现，它反过来会对汽车产生需求，所以汽车现在的需求可能是一百万，那这个汽车卖一千块钱。福特1904年他就是这样分析的，他当时决定搞一个T-Model，T-Model就是一千块钱，当时的汽车一般都是一万甚至上万块钱的，而他卖一千块钱，卖一千块钱真的就是赚了很多钱。所以他这个就是超边际决策。当时那个一万美元的汽车，你把那个价格稍微提高一点或降低一点就是边际决策，而当时如果把价格稍微提高一点降低一点都会亏本，因为当时已经达到一种均衡了，所以你一定要用超边际决策，他要把那价格从一万降到一千，按当时的标准，这样一个决策一定是亏得一塌糊涂的，它反而赚钱，这个就是考虑到网络效果的一个超边际决策的一个案例。现在我们来说电子网络也是这样。在没有电子网络之前，比如说，现在的报纸都是综合性报纸，你想搞一个非常专业化的杂志或者报纸很难生存，因为你对消费者只提供一种服务，每一个消费者要跟不同的专业媒体打交道，他的交易费用很高 。所以当电子通信效率提高以后，在美国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即出现了一些非常专业化的电子杂志。以前全美国有一两个怎么做木匠的杂志，现在这个怎么做木匠的杂志变成有十几个了，其中有一两个是专门教你怎么在家里某一样家具。这个媒体就变的很专业化了，那些大的综合性媒体就慢慢的竞争不过这种专业化媒体，它使得这个网络扩大，使得网络效应可以利用。以前不能赚钱的一些东西，你现在想没有电子媒体的时候，你办一个专门教人在家里怎么做床或者做床头柜的家具的杂志你可以赚钱吗？亏得一塌糊涂对不对？而你有了电子网络的话，这个东西可能就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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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理论

西方经济学是被运用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有市场经济学之称，流行于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西方经济学于15世纪产生，是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国家对其宏观调控的方法和政策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分析而形成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广泛了解，特别是在1929年西方产生经济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学被学者信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在它悠久的历史中，三次重大的变革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三次革命分别是古典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

一、古典革命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7世纪下半期开始，英国、法国等国家逐步出现了反对重商主义的干涉主义的思想，着重要求从生产领域中研究财富的增长，以自由放任态度为主，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古典革命”。

17世纪，英国打败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逐渐成为世界霸主，开办了东印度公司，进行全球贸易，掠夺资本，使产业资本疯狂聚集。17世纪下半期，英国出现反对重商主义。1776年，“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是古典经济学战胜重商主义的里程碑，西方经济学由此过渡到了古典经济学时期。但亚当・斯密并不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古典经济学早在英国威廉・配第的学说中就已出现，亚当・斯密将其宣传于世，李嘉图发展壮大直至结束；在法国是从布阿吉尔贝儿的学说中初现，魁奈完善，西思蒙第结束。

古典经济学学者反对政府干预政策，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批判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荒谬理论，克服了重农主义者认为的“只有农业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局限性理论，综合二者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理论多以学说形式出现，但古典经济学学者的理论使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了系统体系，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60年代，古典经济学学说快速发展。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稳定时期，同资本主义制度共同发展，不可避免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初期资本主义色彩。古典经济学学者多把关于经济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同相同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和各种经济变量之间作用的机制结合分析，使制度和经济发展结合，到后来学者逐渐歪曲前学者的理论概念，有意掩盖和歪曲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的实质，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既定制度下的经济资源配置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引起了少部分学者的不满，经济学家兼实证主义哲学家的约翰・穆勒既想讨论物质生产的不同方面，又不愿意把社会内容和资源配置的内容包括在同一范畴之内，他企图把经济学划分为“因其自然天性而产生”和“受国家制度影响”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尽管约翰・穆勒没用完成系统转变，但十分有效的推动了经济学理论关于这两个部分的独立研究。

直至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的出现，西方经济学彻底抛弃对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开始转向对社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的理论分析，才全面完成了这一过程的转变。

二、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处于过渡时期，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同时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西方经济学逐渐融入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如数量分析、边际增量分析、统计方法等各类研究方法，因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又产生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初，奥地利、英国和法国的学者――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发现了边际效用的递减原理。后又经过经过维赛尔、帕累托、马歇尔等边际主义者的发扬，最终明确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理论体系。边际革命是以消费者行为为出发点研究价值的问题，价值决定被看成是消费者个人的心理变化。边际主义者坚定的认为竞争是调节经济的有效途径，是竞争在生存和消费之间建立了均衡势力，边际主义者的微观经济理论被誉为新古典经济理论。

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间的矛盾愈加深化，经济危机连续发生，推动人们改变视角，开始从宏观上探寻和研究经济危机的产生，因此随之出现了很多宏观经济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运用总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形成了信的宏观经济理论――动态均衡论；熊彼特根据均衡理论，运用生产要素的新因素解释经济周期的波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马歇尔提出了货币流通数量论；美国学者密契尔运用宏观视角对国民收入进行研究。这些宏观理论对后来的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有着重要意义，是宏观经济学建立的基础和前提。

边际革命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学者的理论所推动，新古典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的延续和发展，边际革命是研究方法论上的革命，以资源配置为经济研究的中心，使经济学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三、凯恩斯革命

资本主义社会在1929年―1933年期间爆发了第一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也宣布了“萨伊定律”的失败，也说明了西方经济学前期理论的错误，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出现了第三次革命，也是最著名的一次革命――“凯恩斯革命”。

处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文中，阐述了需求原理，否定了萨伊定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供给是自行创造需求的，所以不会发生大型的经济危机”这一说法，他认为供给是需求的函数，由于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收益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这三大心理规律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和萧条，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缺乏信心导致危机爆发。他坚持提升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权，运用财政与金融相结合的办法，提高公共支出，降低利率，刺激群众消费，推动投资等方法，刺激需求，以实现经济的均衡状态，严厉抨击萨伊定律，摒弃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

不得不说，凯恩斯革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但他从心理学规律的角度出发，研究经济危机的爆发，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的理论强调短期、静态的分析方法，忽视动态分析方法；强调宏观经济方面因素，忽视微观经济基础；强调需求因素，忽视供给因素。凯恩斯的理论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但也不能否认的是他的思想政策的确带来了西方经济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

凯恩斯革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西方经济学时代，推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丰富了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极其关键的时期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也为当时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和困境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道路，凯恩斯不仅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真正意义上，现代西方经济学说的奠基人之一。（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 蒋自强.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2] 尹伯成.西方经济学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3] 王丙毅.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变革与新古典范式的命运[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4] 刘庸.西方经济学概念的革新和理论的发展[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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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经济学流派发展进程

（一）古典学派

古典学派诞生于1776年英国的工业革命，当时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提升，生产技术和经验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并且在世界范围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市场需求也不断增长，从而促使古典经济学学派的诞生与发展。该学派遵从经济规律，认为经济规律会主导价格和要素报酬，认定价格体系可以很好地配置生产资源，十分信赖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不需要政府给予任何干预，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古典学派有两个比较著名的理论，一个是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绝对优势理论，一个是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

（二）新古典学派

新古典学派又称剑桥学派，起源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学派创始人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新古典学派产生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包括分配论和价格均衡理论，主张将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力论以及生产费用论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全竞争的前提。新古典学派的核心理论是均衡价格论，认为不同需求量和产品价格的构成是由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决定的，并以均衡价格论替代了价值论。并在均衡价格论基础上发展出分配论，对国民收入中各种生产要素所占比例的大小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比例大小由各自的供求关系主导的均衡价格决定，并认为经济总量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组成的。

（三）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时期，失业率高涨、产出能力严重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出现了经济倒退。凯恩斯主义可以解释为总需求管理，对经济萧条作出了科学解释：“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以需要政府发挥经济主导作用，通过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去拉动需求增长，促进经济消费和投资，进而带动经济复苏，恢复正常运转。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内容是IS-LM曲线，是由凯恩斯主义者希克斯总结并写出来的，是对凯恩斯主义最好的阐释。但是却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质疑与批评，认为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学又重新拉回了古典经济学领域中。

（四）新古典综合学派

新古典综合学派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众多追随者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对凯恩斯主义没有解决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并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例如繁荣和通胀的分析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萨缪尔森、托宾以及索洛等，学派理论观念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强调了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去调节社会经济总需求，促进就业、消除经济危机。并且提出了混合经济论，以此应对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

（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诞生于七十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涨，失业率很高，并且通胀问题严重。由此引出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分析模式，并由此演化出经济发展体系。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相信并十分依赖个体利益最大化、市场出清、理性预期以及自然律假说四个假设，认为私人经济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货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中性的，货币在短期发展的过程中也是中性的。并对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作出了批判，认为其主张的积极干预经济的政策手段，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六）新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学流派，其汲取了凯恩斯主义中经济学理论上的不足，并在新古典宏观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发展出新凯恩斯主义，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建立了微观经济基础，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

（一）代表个体分析模式问题

经济学经典的分析模式是代表个体分析，可以将微观分析和总转化当作宏观总量，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必要工具。代表个体分析模式的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社会经济个体数量多，并且个体差异大，代表性个体分析的工作量太大，无法准确把握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和信息，容易出现误差和失误。第二是该模式的分析前提是假定个体本身存在缺陷，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代表个体的占比是一小部分，使其代表性遭受巨大的质疑。第三，在代表个体分析模式下，总量如果假定合理，其在分析时也会受到经济市场中各种因素的干扰，使得加总行为出现问题，得到的结果并不是统一的和固定的。

（二）理性预期分析模式问题

在理性预期分析模式下，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新古典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的理性预期分析需要建立在个体行为最优化的基础上，认为经济主体的发展就是宏观经济理论覆盖下的最优经济行为。但是，在理性预期分析模式下，完全理性的经济活动和行为是不存在的，个体的经济行为受到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会不断发生变化，如果采取理性预期分析的方式去预测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经济风险，无法做到完全准确的预测和分析。

（三）计量验证分析模式问题

计量验证分析模式在经济学中使用比较多，并且相对常规的分析方法，首先要提出问题，并引入函数模型，然后提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数据分析的形式去开展计量验证分析。经济学流派会根据自己对宏观经济微观基础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成果，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函数模型，进而对经济系统开始假设，并使用数据工具去推理、演绎，得到经济规律的数学表达。在计量验证分析过程中，分析的结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利用提出的问题脱离实际，函数模型使用不当等。分析模式的问题容易导致过于理想化的缺陷出现，并且分析过程中有很多关键性的因素是无法被准确量化的，使得分析结果存在较大误差。

三、西方经济学流派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

西方经济学流派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与演化，经历过迷茫，也获得过成功，其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还是比较到位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具体划分，应该从凯恩斯主义说起，但是其革命的根本目标是颠覆，并不是分立。当然，凯恩斯的颠覆思想也受到了很多质疑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系会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使得其相关的问题分析出现错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是无法正常开展的，无法获得正确的分析。另外，正是因为存在质疑，才会一直推动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发展与演变，引导经济学者不断探索着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致力于找到两者的协调发展途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对经济做出最准确的解读和辨析。

篇4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人力资源；人力资本

一、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基本概念

人力资源是指一定时期内组织中的人所拥有的能够被企业所用，且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体力等的总称。人力资源注重的是人的使用价值，将人自身所包含的体力、智力等要素主要看作一个静态的存量，将人视作一种特殊的资源，更多地强调投入与产出。

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使得经济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人力资本主要指通过教育、培训、保健、劳动力迁移、就业信息等获得的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状况和水平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生产技能以及健康状况的流量与存量总和。人力资本将人看做一种特殊的资本，而资本的本性就是“滚雪球”效应，即不断地通过投资获取收益，人力资本从整个管理过程来看是一个动态的流量，在不同的时期存量各有变化。

二、由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的一般经济学解释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下，企业将人力资源更多地视作一种外部性的资源，它考虑到的只是在购买劳动力时付出的显性成本——工资，而不会太在意员工在企业中从事各项工作中同时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成本。因此，在基本工薪相对确定的情况下，只要员工的边际贡献大于零，即满足企业的基本需求。这从理论上来说即使员工在企业利益目标最大化中出现“过劳死”的情况，也是符合经济学规则的。这样不仅是对人性的藐视，同时也会给社会资源造成两重性的浪费：首先，只考虑显性的工资成本，不计员工的隐形成本，即员工的额外消耗，不然会对“人力”造成巨大的浪费；其次，员工的额外付出主要转移到社会福利的账户中，必然会使得社会福利作为一种公共支出的效率低下。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下，企业更多地将员工看作“经济人”，不会去考虑员工的人性需求，员工只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道道工具或者机器，没有社会性的承载。

然而，由人力资源转到人力资本的层面，境况就大不一样了。将人力看作资本，就要关注投资与收益，要想不断地进行投资与收益循环，企业就不能紧紧计算员工的显性成本，还要更多地关注其他的隐性成本，同时不断地对员工进行教育投资，增加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以获取更大的收益。这样在企业的员工管理计划中，就不能只关注员工的经济需求，还要把劳动者看做“社会人”以及“复杂人”，即在同时注重劳动者经济需求与社会交往需求的前提下，更要因地制宜的根据每个员工的特殊性和每一个个体不同时期的特殊性来培养员工，发展员工。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人力资源到人力资本的发展似乎向着人性的方向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体现了对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尊重。

在人力资本的理论中，不断地强调关于人的发展，尊重人的各种权利，使得人和劳动得以结合，而不是像大工业时期那样使得劳动者成为一种生物机器，被劳动所奴役。在一般经济学的解释中，似乎在向我们展示着这样一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并不在一般经济学的范畴内，而在政治经济学之中：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指出人之所以成为劳动的奴隶是因为劳动和人相分离进而使人成为劳动的工具和奴隶，那么人力资本中对于人性的关注是否能从根本上转变“人服从于劳动”至“劳动服从于人”？从而实现人的“自由王国”？

三、人力资本理论的经济学剖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了劳动异化的理论，以此来说明私有制基础下劳动者同其劳动产品以及劳动本身的关系。劳动本身是人的本质，但是在私有制经济下发生了异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产品成了不依赖于生产者工人的异己力量。第二，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劳动不在是人的自觉活动，而是处于被迫与强制之下，“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活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第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生产劳动成为了动物性的维持基本生存的活动，失去了人类生活的特征，“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第四，人同人相异化。主要表现为普通劳动者同控制劳动产品与劳动活动的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关系。

从人力资本的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劳动者在相当程度上赢得了人性与权力的尊重，但是劳动产品依然不会被劳动者所占有，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依然是负相关的关系，其次，劳动的强制与被迫依然无法避免，所有劳动的发言权依然不被劳动者所掌握；再者，企业为劳动者发展所做的努力主要是针对企业发展需要而进行的教育等投资，与在“自由王国”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大相径；最后，不言而喻，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是永远无法成为一家人，本质上依然是对抗关系。

篇5

摘 要：

将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理论引入公共产品供给分析，给出了供给公共产品的主体确定的理论模型，并在威廉姆森范式扩展的基础上得出了各个主体的边界，认为最优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选择和主体边界的确定，取决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测算了中国公私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存在的交易费用，发现就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部门交给私人部门与第三部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关键词：交易费用；公共产品；公共部门；私人部门

中图分类号：F81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4-0064-08

一、引 言

公共产品供给是指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选择以何种方式筹资并加以使用，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其实质是资源配置，属于分配范畴。从世界各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出发进行抽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不外乎三种：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及自愿供给。

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是指营利组织根据市场需求，以营利为目的，运用收费方式补偿支出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是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基础上，政府以公平为目的、以税收和公共收费为主要筹资手段，利用公共资源供给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公共产品自愿供给是指公民个人、单位，以自愿为基础，以社会捐赠或公益彩票等形式无偿或部门无偿地筹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并接受公众监督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3]。这些方式是以不同的主体，遵循不同的原则，以不同方式和渠道筹集公共产品供给资金，决定使用去向并予以监督的机制。

几乎在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公共品供给的三种方式都在发挥作用，但三者的作用范围有所差别，而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三种方式的作用领域也有不同。公共产品三种供给方式是在空间上并存、相互结合发生作用的，作用的具体模式是多样化的。大中小规模政府和非政府的单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在地方公共经济中能实现秩序和比较高水平的绩效（奥斯特罗姆、帕克斯和惠特克，2000）。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和作用边界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共品自身性质、技术条件、政府职能理念、公平效率标准、政府政策倾向、需求状况和私人资本规模的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供给方式，而且会导致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不断转变[8]。

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最后30年有了很大的发展，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引进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在过去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等主流经济学里，都只有生产成本的概念，没有交易费用的概念。企业的生产成本可以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在制度经济学产生以前，主流经济学认为厂商通过生产成本的调整来决定所要达到的产量。实际上到了20世纪最后30年，因为引入了交易费用这个概念后，人们发现，在总成本里面有一部分耗费跟物理的、化学的产品制造的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为了交易而发生的，即制度经济学中所论述的交易费用。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将为研究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确定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本文侧重于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和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边界确定，并对中国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度，最后部分提供简要的结论。

二、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

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和责任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交易费用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指耐用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何种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到一个特定贸易关系，因而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他们在可选择的经济活动中所具有的价值。阿罗使用的交易费用概念更具有一般性：“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它包括信息费用、排他性费用和设计公共政策并执行的费用。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交易是普遍存在的，康芒斯将“交易”的概念和正统经济学中“生产”的概念相对应，将“交易”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之间的交换关系；限额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类型覆盖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

按照康芒斯对交易的分类，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同样可以归入到交易活动中：首先，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纳税人支付公共产品的价格（税金），政府利用税收收入供给公共产品。其次，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是政府间的交易活动，下级政府是上级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上的人，为本地区供给公共产品，满足地方公共需要。再次，同级政府之间在供给外溢性的地方公共产品上也存在着交换关系。因此，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也是一种交易，交易费用是客观存在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中的。市场供给公共产品是私人按照市场规则采用收费或政府补贴的方式进行的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活动，产生交易费用。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过程是一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即捐助者捐助资金提供公共产品后获得心理满足或者税收优惠等的一种交易，按照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定义，在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过程（分散决策）中、筹资过程中、建立相关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会产生交易费用。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分析，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1）搜寻信息的费用。即供给者为了获取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了解公共产品特性、所需成本等信息所花费的成本。（2）谈判、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权利和责任的费用。例如在民主机制下，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由“以手投票”机制来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品种和数量的，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性和选民的消费偏好、价值取向存在较大差异，要通过一致同意或多数同意的原则来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案，必然带来较高的契约达成费用。分级财政体制下在决定由哪一级政府供给哪种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成本（税收）如何在政府间进行分担上的政府间多重博弈，也必然带来较高的契约达成费用。（3）履行契约，收回成本的费用。（4）排他费用，即阻止不付费者对公共产品消费所发生的费用。（5）监督供给者按所签订的契约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费用。（6）避免消费者退出契约所发生的费用。

公共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非排他性决定了不可能阻止不付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付任何费用的人同支付费用的人一样能够享有公共产品带来的益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从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即增加额外一个人消费该公共产品不会引起该产品成本的增加。由于公共产品的两大特性，决定了没有消费者愿意公布自己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因此搜寻信息的费用是相当高的。公共产品的两大特性决定了消费者都期望他人去购买而自己顺便享用它带来的利益，也就是“免费搭车”，由此带来的交易费用是相当大的。由于公共产品两大特性的存在和交易费用存在的普遍性，决定了无论采用何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都会产生交易费用。

三、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及其边界确定：理论分析

（一）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确定标准：一个理论模型

公共产品的市场交易存在着较大的交易费用，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代替市场供给公共产品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政府取代市场，资源配置由价格分配方式转为税收分配方式（政府通过强制性的税收征收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消除了“价格发现成本”，政府可以通过利用征集来的公共资源，按公共需要，供给公共产品。但当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超过一定规模时，政府活动的边际成本递增，因为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等原因，也会产生交易费用，此时如果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因为采用分散决策、个人选择的方式无偿或部分无偿地供给公共产品，能够节约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带来的交易费用，使某种或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较少的交易费用，那么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将取代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从历史和理论来看，同样存在由于某一主体供给公共产品中所存在的交易成本超过其他两个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交易成本，那么可能出现市场―政府或自愿，自愿―政府等可能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变化路径。

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三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作用的边界在时间上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动[3]。在理论上，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最优的供给方式的选择，即公共产品供给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用。在忽略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仅考虑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成本时，无论采用何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可以降到最低（Ronald D.Ripple and Yun Hsing（Y.H.）Cheung，1999）。因此，假定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成本既定，公共产品供给最优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基于这一角度，本文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说明公共产品公共方式选择采用的标准。

假设：（1）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tc可以衡量且是产量q的函数tc=tc（q）。

（2）不同的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pc=pc（q）=pq。

（3）供给者的收益函数tr=tr（q）。那么：maxπ=tr（q）-pc（q）-tc（q）

帕累托最优供给的条件为：mr（q）=mpc（q）-mtc（q）

因此，在交易费用为0时，帕累托最优的供给条件为：mr（q）=mpc（q）

假设：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供给同一种公共产品，且价格相等；Pq为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Gq为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TT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可能性曲线，U为社会消费公共产品的无差异曲线。按照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条件，公共产品生产的最优点在TT曲线与U曲线的相切点N，此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消费者选择的数量对应的边际替代率对应于生产者的产品转换率，即RTSGq，Pq=RCSGq，Pq。

1.在不考虑公共产品供给中发生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RTSGq，Pq=mpcGqmpcPq，

RCSGq，Pq=pGqpPq

因此，要达到帕累托最优，必然mpcGqmpcPq=pGqpPq，因为不同的供给主体供给同种公共产品，价格相等，因此，mpcGq=mpcPq，mpcGqmpcPq=1，因为pGq=pPq，过N点切线的斜率为1。

2.在考虑公共产品供给中发生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在供给的公共产品为同质的产品时，RCSGq，Pq=1，

那么，mpcGqmpcPq=1，由于mpcGq=mpcPq，

因此mtcGqmtcPq=1，即在N点非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方可实现效率最优。

3.无法实现效率的情况下，公共产品供给在两部门之间的调整。

如果初始配置处于TT的下半段（N点以下，不包括N点），如N1，此时曲线的斜率大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1，可得mtcGq>mtcPq，应该减少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增加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Gq=mtcPq的N点。

如果初始配置处于TT的上半段（N点以上，不包括N点），如N2，此时曲线的斜率小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如果初始配置处于区域A内，类似于N2点的情况，非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多，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少；应该减少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增加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Gq=mtcPq的N点。如果初始配置处于区域C内，类似于N1点的情况，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多，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少；应该减少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增加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Gq=mtcPq的N点。如果初始配置处于区域B内，非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均过少；应该增加非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Gq=mtcPq的N点。

（二）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边界确定：威廉姆森范式的扩展

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在供给公共产品中发生的成本分为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假设生产成本随着公共产品供给数量不断变化，与公共产品供给数量成正比例的关系，公共产品供给数量越大，发生的生产成本越多，反之，生产成本越小。但是交易费用的大小取决于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三个因素的影响，与组织的规模大小没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交易费用会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强而呈现出类似于指数函数式的增长趋势，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组织偏离最佳供给规模的程度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组织单位交易费用递增，呈现出“先降后升”，呈“U”字形变化（如图2）。因此，在生产成本与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呈正比例关系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变化对界定组织的边界能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将生产成本与不同组织的交易费用相加得到的总成本与社会可以接受的交易费用相比较作为区分公共产品不同供给主体边界的依据。

图2是包含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三种等级制度在内的威廉姆森范式的拓展模型。图2中，OCG、OCM、OCF分别为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生产成本，TCG、TCM、TCF分别为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CG、CM、CF分别为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总成本，分别为CG=OCG+TCG、CM=OCM+TCM、CF=OCF+TCF。

从图2中可以看出，当交易费用允许值（社会承受交易费用的一般标准）为TC0时，E1、E2分别给出了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边界：当公共产品的数量界于E1和E2之间时，宜采用市场供给的方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最小；当公共产品的数量小于E1时，宜采用自愿供给的方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最小；当公共产品的数量大于E2时，宜采用政府供给的方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最小。

从图2中还可以发现，当社会进步、技术革新等因素的作用使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普遍降低时（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交通运输的便捷等使社会交易费用从TC0降至TC1），原有的组织形式将会出现一些“空洞”（如图2中FM1、M2G1）而无法覆盖这些领域，即在这些领域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都不再是实现外部效应内在化的最佳选择，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创新创造了需求空间。

上述威廉姆森范式拓展模型虽然只是从公共产品数量这个单一维度分析了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行为的界限，但对我们正确界定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可以产生多方面的启示：

1.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和自愿供给的失灵，如图2中FM1、M2G2。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使得购买公共产品的人无法阻止别人享用公共产品。既然“免费搭车”现象存在，那么，愿意花钱购买公共产品的人肯定不多，这样就会造成公共产品的匮乏。可见，公共产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由于公众对公共产品需求差异的存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往往倾向于满足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受众的选择偏好。而一部分人对公共产品的超量需求和特殊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公共产品的政府失灵。由于公共产品自愿供给在第三部门和个人在筹集资金方面面临的问题，慈善组织的业余性等固有缺陷的存在，使得自愿供给公共产品出现失灵，不能提供较大规模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政府、市场和以第三部门为主体的公共产品自愿供给部门之间可以相互弥补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失灵问题。市场失灵虽然是政府干预的前提，但并非只要有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干预，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也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同样当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存在失灵时，市场与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都可以起到弥补政府失灵的作用。

3.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是动态的、可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决定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有效性的因素众多，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必然是相对的、动态的，不存在始终如一的合理区间。

4.市场组织形式处于不断创新和发展过程之中。作为与市场相对应的组织，政府和第三部门都不可能是惟一的，虽然政府、市场和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主体在供给公共产品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费用，但其作用是有限度的，而一旦现有的市场组织不能达到效率最优，组织创新便会出现，如产生一些新型的“中间组织”、一体化组织等等。显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供给公共产品的主体的创新将是持续的，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在条件成熟的将来，公共产品供给将会出现新的供给主体――“第四部门”。

四、中国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测度

交易费用是一个内涵广泛的复杂范畴，完全意义上的交易费用的测算的确非常困难，在目前的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下是无法完成。但如果我们借鉴诺思等人的做法，将国民经济部门区分为转换部门（transforming sectors）和交易部门（transaction sectors），借助于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外在性的交易费用（针对转换部门而言），即交易部门（专门为经济主体提供交易服务的部门）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是完全可以测算出来的。其数量应该等于全部交易部门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即交易部门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价值表现形式就是交易部门的增加值[10]。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对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产生的外在性的交易费用进行测算。

（一）绝对交易费用的测算

在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实践中，将国民经济分为16个行业：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探业和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科学技术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中的邮电通讯业部分、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中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部分、金融及保险业全部、房地产业全部、社会服务业中的信息咨询服务业部分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商业的交易部门（私人部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则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公共产品的交易部门（公共部门）。因为统计年鉴中没有第三部门（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主体）的数据，也没有市场供给公共产品的数据，从已有的数据中也很难分离出公共产品自愿供给和市场供给相关的数据，因此，我们假设测算出的公共部门发生的交易费用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市场供给与自愿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为测算出的私人部门发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资料只提供了1991年之后的各部门增加值资料，所以，本文的样本区间只能从1991年开始。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或其他公开出版物没有公布全部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数据，所以，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中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部分、社会服务业中的信息咨询服务业部分的增加值的数据只能采用推算的方法。1991―2003年间，批发零售贸易业从业人员占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均约为93%，信息咨询服务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均约为5%，我们暂且用从业人员比重代替其增加值占所在大行业中的比重，于是有计算公式：公共部门的绝对交易费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增加值；非政府部门的绝对交易费用=邮电通讯业增加值+批发零售贸易业增加值+金融、保险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增加值+信息咨询服务业增加值=（邮电通讯业增加值+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增加值）×93%+（金融、保险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增加值+社会服务业增加值）×5%。我们以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私人部门每年生产的产品数量，以财政支出作为公共部门每年供给的公共产品数量，那么，私人部门单位产品（私人产品）交易费用=私人部门交易费用/国内生产总值，公共部门单位产品（公共产品）交易费用=公共部门交易费用/财政支出。

1991―2003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相对交易费用与绝对交易费用如表1，1991―2003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交易费用的绝对额是不断上升的，私人部门的交易费用由1991年的3 767.6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20 580.22亿元，上升了5.46倍；公共部门的交易费用由1991年的662.1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3 138.46亿元，上升了4.74倍。私人部门单位产品交易费用相对稳定，在0.17亿元―0.183亿元之间，公共部门单位产品的交易费用则变化较大，1994―2003年间呈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由最高的0.220815亿元下降为0.127321亿元，从图3可以看出，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与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之前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高于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之后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低于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

（二）边际交易费用的测算：实证检验

1.基本模型与变量的含义

Qg=c0+c1TCg（1）

Qp=c2+c3TCp（2）

其中，Qg为政府部门供给的公共产品数量，TCg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Qp为非政府部门供给的产品的数量，TCp为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c0、c1、c2、c3为常数项。

对公式1两边分别对TCg求导，对公式2两边分别对TCp求导，可以得出：

dQgdTCg=c1 （3）

dQpdTCp=c3（4）

因此，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为MCg=c1，非政府部门供给产品的边际交易费用为MCp=c3。

2.数据与方法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91―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本部分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有关数据统计、计算得出。

估计方法为普通最小二乘法，所用软件为EVIEWS3.1。

3.计量结果

（1）公式1的回归结果为：

Qg=-4 836.224（-4.366）+8.87915.56TCg

R2=0.957 R2=0.953 F=242.236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看，R2为0.957，调整后的R2为0.953，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2）公式2的回归结果为：

Qp=1 108.364（0.717）+5.5847.32TCp

R2=0.957 R2=0.9947 F=2 239.24

常数项c0的t检验值为0.717

Qp=5.66TCp（125.40）

R2=0.995 R2=0.995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看，R2为0.995，调整后的R2为0.995，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3）小结

从公式1和公式2的计量结果看c1=8.879，c3=5.58，因此MCg=c1=8.879，MCp=c3=5.58。可以看出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边际交易费用要高于私人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发生的交易费用。在我国，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政府部门交给私人部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五、结 论

1.按照康芒斯对交易的分类，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都可以归入到交易活动中来。无论采用何种供给方式，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都会发生交易费用，因此，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可以纳入到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来。

2.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三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作用的边界在时间上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动[10]。在不同公共主体生产同质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一样的条件下，最优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的选择，取决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

3.通过对威廉姆森范式的扩展分析认为，政府、市场和以第三部门为主体的公共产品自愿供给部门之间可以相互弥补各自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失灵问题，各个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在供给公共产品时存在各自的合理边界。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是动态的、可变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合理边界。

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空洞”且不能弥补的情况下，将会产生有别于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新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第四部门”。

5.通过对中国公私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存在的交易费用的测量发现：从绝对量指标上看，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交易费用的绝对额是不断上升的；从平均交易费用指标来看，私人部门单位产品交易费用相对稳定，公共部门单位产品的交易费用则变化较大，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与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从边际交易费用指标来看，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边际交易费用要高于私人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发生的交易费用。因此，就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政府部门交给私人部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参考文献：

［1］ De Alessi，L.Property Rights，Transaction Costs，and X-Efficiency：An Essay in Economic Theor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73）：64-81.

［2］ Leibenstein，H.Allocative Efficiency Vs.“X-Efficienc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6，1966，392-415.

［3］ 樊丽明.中国公共产品市场与自愿供给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冰］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经济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7］［美］科斯，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8］ 王磊，刘希勤.交易费用、政府边界与财政体制改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2）.

［9］ 樊丽明，石绍宾.公共品供给机制：作用边界变迁及影响因素［J］.当代经济科学，2006，（1）.

篇6

茅先生：

谢谢您周到、具体的讨论，对我在这里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启发。就这个项目而言，我从您的讨论中得到这样的结论――项目计划书中的命题基本能站得住脚。下面是我的一些回应和想法，写在您的看法下面了。

（1）有低碳约束和没有低碳约束下比较，肯定有约束对GDP的增长是不利的（这儿假定低碳不会带来好处）。

Lailai：低碳经济和GDP究竟在什么具体的方面产生冲突？它的“约束”到底在什么地方？特别是来自宏观方面的约束？因为在微观层面，有不少实例显示了低碳的经济效率和创造就业的成效。再有，即便低碳经济和GDP有冲突，那么这些冲突对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快乐指数有什么样的影响？低碳究竟是否能带来好处？给谁（哪部分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这些问题在搞环境的人那里早已有“一家之言”，但因为没有经济学角度的分析，使那些现有的结论，在执行中变得无力与无奈。

（2）气候变暖对各个国家的后果是不同的。有的影响大，个别不但无害，可能还有好处。所以减少碳的排放是一个基于道德的国际协议。不能从利害得失来想，否则不可能取得协议。

Lailai：我支持您的这个观点。现在的研究结果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既有结论又强调不确定性和不确切性。如刚刚的《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提到，气候变化会增加中国北方的降雨量，但随着气温的升高，也会提高蒸发量。所以，是否能改善中国北方缺水的状况，很难说。按照国际社会的研究，海平面的升高，一定会影响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和建设。目前很多“adaptation”的策略是从安全角度出发的。所以，基于道德的国际协议，在目前科学结论不清的情况下肯定是需要的。

（3）中国不存在粮食危机。只要世界没有粮食危机，中国就也不会有。因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可以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如果世界市场被破坏，战争将不可避免。

Lailai：这个观点是这次“中国国家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的一个重要观点，看来这也是和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分歧。通过研究，搞清这样的重大分歧和问题，正是这个项目的根本目标。我应该修改这段，把您的这个观点加入，使项目更具备合理性。

（4）当今的气候变暖问题，说老实话，责任在发达国家。他们过去排的碳太多了。这才有今天的麻烦。现在变暖问题变得严重了，大家都得想办法，穷国也需要减排。从公平来看是不公平的。所以今天发达国家承诺更多的责任是合理的，出钱帮助穷国减排也是对的，而且应该承认过去行为的责任，这才能服人。

Lailai：我支持您的这个观点。您提的问题，也一直是国际社会的讨论热点，争吵不休，始终没有结果。我想这个项目先不专门设计这个讨论。您说呢？

（5）减排的技术和专利应该免费给全世界用。专利费应该由联合国等机构支付，就像艾滋病的药那样。

Lailai：我也同意您的这个观点。但目前“知识产权问题”成为减排技术发展、传播的一个大障碍。欧盟国家和中国的分歧和矛盾也在于此。而一些大的技术公司，包括壳牌，却因为政府的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补贴，很难在此做相应的投资。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如果“定/治罪”的社会成本高于相反，就不“定罪”。换句话说，既然减排如此重要，而在减排问题上，定义、执行“知识产权”和制裁所导致的社会成本如此之高，就应该换个“成本效益比”合适的方式解决。这种社会学的视角不知是否站得住脚。

（6）我个人的看法是认同气候变暖问题的现实性，但是其经济后果充满着不确定性。从安全出发，我同意采取措施减排，但是如果减排的成本太高，就需要考虑。可以先减最容易的那部分，然后再减困难的那部分。

Lailai：哪些是容易部分？哪些是困难部分？这个问题如果还没有系统性的清晰，那么这个项目旨在通过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7）从全球问题来看，气候变暖不是最紧迫的。战争与和平、贫困、艾滋病、武器竞赛、军费的无节制、权力欲望的肆无忌惮、民族矛盾的挑拨、霸权主义才是最紧迫的事。每天受罪的人，死去的人，有几个是因为气候变暖造成的？

Lailai：按照现在国际社会的统计，死于车祸、疾病、饥饿的人数是最多的。而他们与近些年来数量和严重程度都大大增加的突发性气候、自然灾害――干旱、洪涝、飓风、海啸有什么关系？目前的科学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这些突发性的灾害和气候变化直接相关。很多地区的贫困也和环境的退化相关。我插过队的内蒙古有些地方就是这样――沙进人退、老乡们不得不离乡背井。

最后，我会根据您的问题，修改我的计划书。同时，盼望您更多的指教。谢谢。

来来 上

2007年4月8日

来来：

我们共同的观点超过不同的。观点不同非常正常。在此回答几个问题：

（1）为什么有低碳约束比没有时要损失GDP？这或者用数学证明，或者用经济学证明（但是其基础还是靠数学）。用通俗的话讲，市场经济能够最大限度地生产出GDP来，任何其他的目标都会使经济偏离这个最优状态。比如讲，汽车用什么燃料，没有低碳约束时假定是用汽油；为什么用汽油而不用别的，因为比来比去汽油最经济。现在要求低碳，就得考虑用含碳低的燃料，比如氢气。氢气的成本一定比汽油高，否则老早就用氢气了。而且经过技术开发，也许用汽油也能够发明出成本更低的燃料。

如果没有低碳的要求，可以选择任何一种燃料，其成本是最低的。所以不受约束时，GDP的产出是最大的。经济学中没有考虑快乐，意思是钱就是快乐，GDP就是目标。这当然不正确，但是同样没有理由说低碳能使人快乐。现在之所以害怕高碳，碳使人不快乐，是宣传出来的。碳和是否快乐无关。

（2）关于海平面上升的说法，我认为是言过其实。筑一条堤坝就解决问题。有人估计过，美国为了防止两米高的海水，修堤坝的费用只及美国一年补贴牛奶业的钱。从荷兰的经验看，成本很有限。比修地铁的钱少多了。

（3）我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争夺资源的战争将一去不复返了（二战前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就是为了争夺资源）。条件是市场在运作。如果市场被破坏，获取资源又要重新靠打仗了。现在的战争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有些表面上好像是争夺资源，其实是、领土、尊严等等在作祟）。政治家的任务是保护市场，不是交朋友。

（4）减排的知识产权应该得到保护。但是使用的专利费应该由国际组织来支付。如果减排重要，这方面的开发应该有较高的报酬。不过这个报酬不由使用者付款。这样不会影响发明的积极性。

（5）哪些是容易的减排？哪些是困难的减排？这很容易解决。只要规定一个减排的价格就行了。比如每吨10欧元，那么成本低于10欧元的减排统统都能够减掉。将来把价格提高到15欧元，就能够把减排成本在10到15欧元的排放都减掉了。只要规定了价格，所有减排的机会都会跟这个价格作比较，一旦发现自己的减排成本低于这个价格，减排就能够赚钱。每个单位都会自己去寻找通过减排赚钱的机会（请参考我的环境经济学的光盘）。

茅于轼 上

2007年4月8日

茅先生：

关于低碳经济约束会损失GDP，我理解了。您谈到，这个问题“从宏观讲，比较复杂。要考虑汽油生产中涉及到的其他行业的利润。改用氢气后，其他行业的影响都得考虑进去”。

我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您的这段话，里面涉及两个界限问题。第一，哪些“其他行业”应该被考虑进去呢 ？这是决策结果。第二，谁来决定哪些是应该被考虑进去的行业呢？这是决策程序。于是，决策变成了一个各方讨价还价的过程，用您一句最精辟的话说，就是“凑合”的过程。怎样“凑合”，结果如何，真是一个社会制度有效性的重要标志呢。环境问题就是最大的所谓“外部性”问题，而其受害者大多为社会的弱势和被边缘化的群体。

所以，我们讲低碳经济是否和快乐相关，不只是指“低碳”这个状态本身，更是指“低碳经济”的全过程。如果“低碳经济”比单纯追求GDP能创造出多的体面就业、不错的收入，少的废弃物或零废弃物以及良好的生活空间，那么“低碳”相对高GDP而言，就可能使人有多一些快乐。而人生的终极目标不就是“快乐”吗？

“碳”是否使人快乐这个问题，的确存在着未知数。目前的结论，大都基于理论和有限的经验。相比之下，“碳”这个过程使人不快乐的结论，特别是近年来却有大量的经验证明和来自于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支持。当然，我们也有权利去挑战已有的研究成果。而且，的确还有很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来来 上

茅于轼，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1993年退休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曾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等。

李来来，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国际环境与发展学院中国项目主任，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长期从事环境与发展方面的研究、信息传播与开发工作。现任斯德哥尔摩环境学院副院长。

这里刊出的一组通信，是李来来在筹备“气候变化经济论坛”时，与茅于轼就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进行的一组讨论，可视为代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一次对话。

篇7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127-03

21世纪，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国民对高校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校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包括高校学报工作。众所周知，高校学报是高校当中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元素，要想使其在今后的发展中更具活力，就必须注重人的因素，即编辑的素质。本文主要根据笔者从事高校学报编辑的多年经验，对现阶段我国高校学报编辑应具有的素质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并对我国高校学报编辑素质的提升提出了优化的途径，以期培养更多的优秀期刊编辑人才。

一、现阶段我国高校学报编辑应具备的素质

（一）牢固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编辑技能

在高校学报的各个工作环节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编辑工作。高校学报的编辑工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思想性以及专业性，而且非常繁杂，没有一定的编辑素质，很难胜任。因此要想把学报办好，学报编辑就应具有扎实的编辑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还需要涉猎其他专业知识，其专业特点应当是精专而又庞杂。一直以来，编辑理论界就编辑是“专家”还是“杂家”问题争论不休，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存在偏颇，二者并不是根本对立的，编辑既是专家，也是杂家，是专到杂专家，杂到专杂家，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就达到了编辑的最高境界。但是现阶段，我国高校学报编辑队伍整体素质普遍不佳，主要原因有：一是他们并非来自编辑专业，大多是半路出家，在从事编辑工作之前要么是教学的，要么是搞教辅，要么是搞行政的，专业基础参差不齐；二是在上岗之前并没有接受系统的专业培训，上岗后也没有跟进的培养措施；三是必要的学术交流少之又少，使编辑的眼界受到极大的局限，不能使编辑素质得到迅速提升。衡量编辑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他的下水文，如果编辑的文章都文不通字不顺，又怎能指望他修改好别人的文章？编辑的专业素质是编辑的最基本素质，是编辑之本，是完成编辑工作的根本保障，必须花大力气培养。

（二）较高的政治素质

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从事高校学报编辑有关工作的人员应该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高校学报在整个高校的学术研究活动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高校学报也是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媒介，因此，从事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的人员应该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政治认知能力、思想观念以及政治立场是从事高校学报编辑工作人员必须具有的最基本的政治素质。从事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的人员要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及鲜明的政治立场，要对论文的政治观点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只有具备这些政治素质，才能甄别稿件的政治倾向，把那些违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违反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文章剔除出去，以保持学术期刊的政治纯洁性与办刊方向的正确性，把期刊办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助推器，而不是绊脚石。需要指出的是，期刊的政治质量与学术质量并不矛盾，政治质量是学术质量的基础和前提。

（三）学报编辑应该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素质

从事每个行业的工作人员都要具有与所从事行业相关的职业道德方面的素质，高校学报编辑也不例外。每个行业在自身行业当中对职业道德素质的要求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别，这是由不同工作的性质决定的。高校学报发展的好坏与从事高校学报编辑的职业道德素质息息相关。高校学报编辑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与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接触是最多最频繁的。要做到对待文章作者一视同仁，对待文章学术观点更加严谨，那么高校学报编辑过硬的职业道德素质是必不可少的。高校学报编辑的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对高校学报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人情稿、关系稿是期刊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它考验着编辑的道德素质，编辑是抵御人情稿、关系稿的最后防线。另外，如何对待学术“持不同政见者”，也事关编辑的职业道德，公正对待学术“持不同政见者”是编辑最根本的职业道德，高尚的职业道德是学术繁荣的根本保障。

（四）高校学报编辑应该具有较高的信息素质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向前发展，计算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计算机已经融入各行各业的日常办公当中，许多杂志社更是实现了无纸化办公，高校学报工作也毫不例外地将其计算机技术运用到日常的工作当中。现阶段，几乎所有刊物都将计算机技术引入投稿、审稿、排版以及印刷及其他编务中。信息技术在信息采集、版面设计、组稿、版面策划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高校学报要想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能够紧跟学术的发展趋势，占领学术制高点，那么高校学报编辑就应具有较高的信息化方面的素质。虽然现阶段从事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的人员已经对基本的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掌握，但是仍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作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才能使高校学报踏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五）高校学报编辑应该具有较高的外语语言能力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各国间的学术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学术的国界越来越模糊，因此，高校学报编辑具备较高的外语语言能力就显得十分必要。知名期刊必然是国际期刊，而要打造学术期刊旗舰，编辑的学术视野十分重要，掌握相关的外语知识，有助于拓展编辑的学术视野，提高期刊的学术品味。近些年来，高校学报所接受的文章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传统的高校学报只是接收一些中文的文章，但是随着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现在高校学报除了主要接收中文文章外，还接收一些英文或其他文字的文章。这就对从事高校编辑工作的人员在外语方面具备的基本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事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的人员只有具有较高的外语方面的素质，才能很好地对其他文字的文章进行编辑，从而避免对其外文文章审稿的盲目性。除此之外，具有较高的外语方面的素质，还有利于了解国内外学术走势，把握学术主流，借鉴国外刊物的成功经验。从事高校学报编辑的工作人员具备较高的外语素质，对高校学报的发展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高校学报三要素――编辑、作者、读者中，编辑居于核心位置，编辑素质决定着期刊质量，决定着期刊学术地位，因此，各期刊社都把提高编辑素质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那么如何提高编辑素质，使期刊获得充足的发展动力呢？

（一）通过在职学习提高编辑素质

高校学报编辑要注重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断加强有关编辑工作方面的继续学习。其中，最为有效的一种学习方式就是参加一些正规的辅导班进行在职学习。高校学报编辑进行的在职学习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学习一些与日常编辑工作有关的学科知识，这方面的学习应该从高校编辑工作的需要出发，要根据高校学报的发展战略来决定。比如，学报的核心栏目是红山文化、辽文化方面的，编辑就要努力研究红山文化、辽文化方面的知识，不仅要掌握这方面的最新学术动态，还要对红山文化、辽文化有一个整体把握。第二，学习与编辑工作有关的学科知识，比如，栏目策划、组稿、版面编排等与编辑工作密不可分的知识，以便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这两个方面的学习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的，编辑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根据学报的具体情况以及高校编辑工作的具体需要进行取舍，以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快速提升自身素质。

（二）多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学术交流是编辑获得学术信息的重要渠道，对编辑素质的提升作用很大。高校编辑要想真正使自己的专业素质得到提高，就要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如，校际之间的学术交流，由知名学术机构组织的专门学术交流活动。除此之外，高校学报编辑也可以在平时的日常工作中、在学报工作部门内部开展一些与学报有关的科研活动。在开展学术研讨会议的过程中可以邀请一些国内外知名专家参加，让这些专家学者做一些与编辑工作有关的学术报告。另外，还可以通过微博、QQ等经常与其他兄弟高校进行学报的交流，及时获取最新的学术信息，学习他们的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高校学报编辑多参加一些与编辑工作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对提高他们自身素质有莫大的帮助。

（三）注重平时的自学

高校学报编辑工作都很繁重，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才能很好地完成本职工作，他们很少能抽出时间从事专门的学习，因此注重平时的自学就显得十分必要。高校学报编辑在自学的过程中要结合自身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不要眉毛胡子一起抓，要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以便夯实自身的素质。高校学报编辑在自学的过程中有好多东西可以学习，比如可以学习有关新闻出版法的知识，出版的国际化、规范化方面的知识，版面编排知识，等等。高校学报编辑在日常工作过程中加强自身的学习，是提高自身编辑方面素质的最为有效的一种途径。

三、结束语

本文主要从编辑实务出发，对高校学报编辑的素质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高校学报编辑应该具有的基本的素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阐述，并指出提高编辑素质的基本途径，寄希望通过行之有效措施，切实提高高校学报编辑的整体工作能力。

参考文献：

〔1〕杨嵘均.论网络数字化时代高校学报编辑素质的提升[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2〕马建平，李伏秀.新时期高校学报编辑素质浅谈[J].甘肃科技纵横，2010（1）.

篇8

关键词：期刊；数字出版；编辑；职能转变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1.017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Gao Ronghui， Fan Hongyu*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function， mode of thinking and action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under the environment which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to digital publishing. Editors should increase the identification of authenticity of the manuscript on the base of the traditional editing proofreading， converte from selecting the manuscript to meta information， from using media to control the media， from sitting on the brand to enhance the brand effect， from post offices to promote reading， from the unconscious copyright to the importance of copyright. And editors also need advance with the tim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Key words： journal； digital publishing； editors；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传播已渗透到信息情报传播的各个角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iPad、iPhone为代表的智能移动终端出现等，开创了在线阅读、超文本阅读为特征的屏幕阅读时代，科技人员也越来越普遍地通过网络检索、阅读研究资料进行科技交流。医学期刊也被快速推入数字化出版时代，数字出版给编辑的业务流程、编排体例、编排格式等带来冲击。从传统的纸质变为虚拟的网络，虽然出版模式改变了，但功能是否发生变化了呢？传统出版方式下的编辑职能，转为数字化出版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在数字出版的大环境下，医学期刊编辑应如何应对、如何利用传统的出版方式促进医学科技期刊的发展，是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1 在传统编辑审校稿件基础上增加了鉴别稿件真伪

到目前为止的医学科技期刊，是将医学研究的新理论、新疗法、临床体会、心得等通过论文的形式进行组织、撰写后，投给编辑部，通过编辑修改、加工，形成符合编辑规范的文稿，并印刷成以纸为载体的出版物，公开发表、发行，让更多的同行或相关人员了解、学习，起到将知识、信息广泛传播的作用。在稿件出版前的一系列过程中，作者的稿件虽具有原始价值，但不一定具有完整、科学、高质量的表现形式。编辑的任务之一就是对稿件进行取舍、对符合录用条件的稿件提出审稿意见、督促其尽快修改，对修改后仍不满意的稿件进行文字加工，使稿件质量、表现形式得以优化、提升，达到期刊的出版要求。

进入数字化出版时代，由于网络的发达，人们获取信息、数据极其便捷，稿件的不端行为日益凸显，科研的诚信问题包括科研过程中造假、重复发表、论文抄袭等越来越受到关注。编辑又增加了鉴别稿件真伪的工作，即通常所说的把关[1]。期刊的编辑、包括编委会在内的相关人员要对刊载的稿件进行质量控制、把关，去伪存真，通过同行评议、定稿会等不同方式，筛选有价值、高质量的稿件，这也是全社会的科研活动能公正、客观、有序进行的前提。

2 由选择稿件转为荟萃信息

医学期刊出版的固有流程是读者投稿，编辑通过初审、复审、外审、终审等一系列过程，根据稿件的社会价值、新闻价值大小，从中选出可用的稿件。根据期刊栏目的需求对决定采用的稿件进行加工、出版。选择稿件的过程基本是被动接受的过程。

在数字化出版环境下，由于其载体具有海量存储、开放性、交互性等特性，加上同类期刊之间的竞争日益明显，优质稿源的去处较多。期刊编辑就必须改变以往“守株待兔”式的工作方式、习惯，从选题策划开始，千方百计通过市场调研、跟踪报道热点问题等多种方式、途径，聚焦学术前沿、突出期刊特色，以提高杂志的传播效果。编辑需要从大量的来稿中选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稿件，因每篇稿件都有其自身特点，要考虑各稿件之间的关联性及其荟萃后可能产生的效果，通过专家评议，定稿会等讨论的结果，组成有相同主题的稿件群，以使期刊达到更好的整体效果、传播效果。这一过程中，虽然作者是原创，但在成稿之前的一系列活动中，编辑起着在科技需求基础上再创造的作用。

3 由利用媒介转为驾驭媒介

传统的出版模式仅要求编辑能深谙Word、Adobe、Acrobat等基本的文稿编辑软件，掌握图表绘制软件等，就能对文稿进行相关专业的处理，即可完成日常工作。

但数字化出版要求编辑不仅能利用、而且要有驾驭媒介的能力。最基本的技术支撑是多媒体数字技术、计算机联网传输以及电信通道服务。编辑通过服务器处理、对所要出版的内容进行加工，直接传输到互联网上；读者通过个人电脑搜索、阅读，也可以使用较便捷的手持阅读器先从网上下载到阅读器上，再在阅读器上阅读。网络出版，直接从作者、出版者，到达读者，中间没有印刷加工过程，也没有发行环节。可以理解为同时就是发行。因此，其最大特点是快捷、直接。盈利模式，已没有物流、资金流的循环系统，只是以出版者、读者点击阅读，实行网上即时支付。但网络数字化出版，带来的只是出版形式的变化，医学期刊为学术交流而设置的初衷以及功能并未改变，所以，医学编辑的角色更加重要。在对学术前沿信息的收集、整理、更新过程中，可以阐发自己有价值的判读或取向；或客观公正地表达对相关稿件的评价等，促进与作者的互动与促进[2]。驾驭媒介的能力包括：①远程服务提高了稿件处理能力：在线稿件处理系统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作者投稿、读者阅读、编辑审稿、专家审稿等工作流程，在使用过程中，还要根据作者反馈、编辑自身的工作特点及流程要求不断完善各项功能，使该系统尽可能操作简便、直观易用。②充分利用数字化媒体的力量，对传统期刊进行开发、改革，延伸传统科技期刊的价值链，发挥传统期刊在医学传播领域的权威性、公信力等优势，营造健康的学术环境。③充分利用网络、博客、微信、微博等互动平台，发挥虚拟空间的人际传播功能，加强不同研究领域、支分、维度的联系。聚集焦点问题，引发学术争鸣，使学术氛围更加活跃。读者、作者、同行专家都可以直接、便捷地了解期刊动态，及时提出合理化的意见或建议，促进期刊的迅速壮大和发展。

4 由坐拥品牌转为提升品牌效应

期刊品牌是科技期刊的无形资产，可反映期刊的发展潜力和长期的竞争力。以前总认为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是“老牌精品”、有几十年的办刊基础，出版业务能力、专业水平毋庸置疑，所以只要循规蹈矩地持续下去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但事实上，仅有业务能力，对市场经营活动一无所知、不认真打造品牌也不一定能适应数字化出版的需求。

科技期刊在数字化时代能生存下来并脱颖而出，特别需要品牌的影响力。期刊品牌作为出版专业的无形资产，能产生多重效应，这是传统出版者在数字网络化出版产业链中的立足之本。因此，医学编辑要树立品牌的经营意识，做好“把关人”，将期刊的质量视为第一生命，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手段如不端学术文献检测系统等审查来稿，保证出版质量。随着出版业的发展，期刊品牌的强化、再塑成为出版者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开发高质量稿源的途径包括：①采用走出去、开门办刊的方法，积极参加医学各相关专业的学术会议、学术活动，掌握最前沿的学术动态和成果，争取通过会议约到优质稿源；②深入高校或科技机构，追踪重大项目的研究进展，组织参加项目研究的专家定向撰写某领域的稿件；③深入听取学术界、出版界相关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改进期刊的经营、出版、发行模式；④定期组织编委会、座谈会等相关会议，听取利用期刊发展的建议，开辟新栏目。找准期刊的定位，面向科技，从根本上提高办刊质量和水平，以强化期刊的品牌特色[3]。

5 由邮局转为推介导读

科技期刊以往的发行完全依靠邮局，发行费的40%归邮局所有，而且期刊丢刊、查无下落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进入网络时代，编辑部应积极开展与期刊营销有关的多种宣传活动，扩大营销途径。在邮局的基础上，编辑部可通过邮购业务，直接联系读者、作者，将杂志直接寄送到他们手里；通过在网络平台上开放获取，建立更多联系；对专业群的读者重点突破，建立双向互动以增加发行。

期刊出版的终极目标是满足读者工作及自身发展的需求，因此，在办刊过程中应时刻树立尽最大努力让读者满意的服务意识。编辑是站在引领学科发展的制高点判别稿件优劣的，编辑的专业知识、信息掌握能力不仅是判断稿件的依据，也是编辑拥有的丰富而潜在的资源[4]。在期刊推介导读方面，医学期刊编辑应重点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导读的推介作用：一个好的编辑可以通过对文稿的审修，将自己对作者文稿的创新判断用文字以导读的形式置于文稿之前，除突出展现期刊重点之处外，还可激发读者进一步关注此文信息的兴趣。编辑通过导读，可使读者获得期刊的文本信息、及时了解专业动态资讯，提高期刊的传播效率。②期刊专号的推介作用：集结出版期刊专号是最能体现办刊宗旨及期刊编辑思路、学术敏感、文化积累和创新意识的。专号的选题策划可使期刊的当期发行量大大增加、知名度提高，也是推介和导读的最好方式。③对投稿作者进行论文写作培训：针对当今大学生科研能力、动手能力较差的问题，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定向培训，为期刊培养一批有专业潜力、高写作水平的忠实作者。

6 由无识版权转为重视版权

长期以来，传统的科技期刊出版以纸媒为主，版权意识薄弱，甚至认为期刊的版权理所当然的归编辑部所有，对版权的保护问题处于无意识状态。但数字化出版的产业链中，内容的版权、授权、运营是产业发展的关键。由于缺乏相关技术法规的保护，普遍存在数字版权的利润分配不平衡、侵权盗版等问题，特别是数字环境下，版权保护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5]。因此，作为科技期刊的编辑，要更新版权意识，认识到数字版权与纸质期刊版权的分离，注意数字版权的合法取得和保护。

7 结语

作为中国的医学期刊编辑，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一份振兴中国传统医学的责任。医学期刊在传播科技新知识、新技术的过程中，也为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作为医学期刊的编辑，我们能做到不怀偏见、不因人废言、不看人选稿，只根据稿件判断其科学价值，使更多的科研人才能够通过论文的发表而脱颖而出。对中医中药的基础研究、临床研究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指导，促使中医中药的相关研究实现规范化和标准化。作为医学期刊的编辑，应与时俱进，客观、公正、敏锐地从众多论文中甄别出符合医学发展要求的论文予以发表，在选题、组稿、审稿等过程中，发现新思路、新方法、新理论，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汪继祥.科学出版社作者编辑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

[2]李若溪.进化中的网络学术期刊[J].编辑学报， 2013，25（4）：312-314.

[3]倪集裘.科技期刊“品牌”说[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5，16（2）：226-228.

[4]夏登武.新媒体语境下科技学术期刊应重视“编辑立言”[J].编辑学报，2012，24（1）：40-42.

篇9

法律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只不过是经济关系的记载和表述，是直接将经济关系翻译为法律原则。这是一种经济法律观。我们要坚持，但更要与时俱进地发展，这才是更好地坚持。其实，并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自然资源环境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为相对于经济来说，自然资源环境更为基础，它是经济基础的基础，对经济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然资源环境是体，经济是用，经济只不过是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占有、开发、转化和利用。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自然资源环境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没有自然资源环境作基础，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发展经济就犹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们应深刻地认识到自然资源环境这一终极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包括法律等的决定作用，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变革为自然资源环境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经济法律观，片面地强调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它把自然资源环境简化为经济，把经济视为唯一尺度，目中无它。只有具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环境才值得考虑，舍此，都是毫无经济价值的东西而不屑一顾。如此势利地看待自然资源环境，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短视性，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无价值的自然资源环境，自然资源环境并非人们认为其没有经济价值就真的没有经济价值，也并非它们在当下没有经济价值就永远没有经济价值。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歧视破坏了自然资源环境的整体性和和谐性，破坏了生态系统，使其不能内在平衡、生生不息。这种经济观貌似经济其实很不经济，是竭泽而渔、釜底抽薪，严重地损毁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根源。

由于现代经济主要是市场经济，所以现代经济法律观主要是市场经济法律观。市场经济是一种逐利经济，它追逐利润的极大化，极大化的普遍方式常常是对自然资源环境只索取不保护，或者采取排污等方式把成本转嫁给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经济使人更加见钱眼开、利令智昏，更加无视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在优胜劣汰的铁律下，不进则退，它迫使人们永不知足、永不停歇地去开辟市场、创造市场，商品不断地更新换代，有的是“换汤不换药”，导致物事频仍，快速折旧，未尽其用，如电子产品等就是如此。这不仅很不经济，而且严重地危害自然资源环境，既浪费自然资源环境，又污染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它使人大干快上、急功近利、甚至揠苗助长。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越了自然资源环境的自然进程，超过了自然资源环境的承载程度和修复能力，直接导致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这种经济效率导致自然资源环境的衰退、枯竭，看似效率实乃速朽。市场经济是一种科技经济，与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等相比，它最具科技含量，也最有威力征服和改造自然资源环境，它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前所未有，自然力量已不敌科技力量。严格说来，自然资源环境的破坏就是从工业革命、科技进步开始的。

这种无视、破坏自然资源环境的经济观，与生态观是严重对立的，不但很不经济，而且从根本上侵蚀了经济的基础，使经济发展不但不可持续，而且前功尽弃。必须实现从经济观向生态观的变革。生态观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提供了持续的源泉。目前，人们不仅认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而且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人们的世界观从经济观向生态观的变革，相应地也要从经济法律观向生态法律观变革，对法律制度不仅甚至主要不是经济分析和效率追求，而是生态评价和生态预防，为此需要对法律制度进行全面和重大的变革，让法律制度生态化，用清新空气驱逐法律身上的铜臭气味。不是经济观而是生态观才是科学的法律世界观。

二、从见人不见物到见人亦见物

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关系时见物不见人。①但庸俗的者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在分析经济关系时，甚至在分析一切问题时都见人不见物，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人的根本，才是深刻入理。但任何极端都是片面的，真理往往在两极中间，分析问题的真确方法是见人亦见物。因为人是一种物质性存在，根本就没有无物之人和无物之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独立平等、权利自由等都建立在物的基础之上。物之如何直接决定着人之如何，物之不存，人将焉附？物之不见，焉能见人？不见物，就不能见人。由于见人不见物，目中无物，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无物的世界，只剩孤零零、光秃秃的人，不依于物的人；人是万物之主宰，自然资源环境只是人所主宰的对象；一切为了人，为了人，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人定胜天。但“物极必反”，人怎样对待物，反过来物就怎样对待人。人们没有把自然资源环境放在眼里，自然资源环境又怎么可能把人融入其中？人不尊重和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自然资源环境又怎么可能尊重和保护人？可以说，目前自然资源环境的破坏以及它对人类的报复，正是源于长期以来的见人不见物、对自然资源环境的极端漠视。

要尊重和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就必须实现从见人不见物到见人亦见物的重大变革。物是人之所依，物是人与人之间的牵线人和黏合剂，人与人的关系，几乎都是以物为媒介的社会关系，在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几乎没有无物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随着物的丰富发展而丰富发展的，由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物不同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这直接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后者之物远比前者之物丰富复杂，从而决定了后者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远比前者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丰富复杂。要认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能就人论人，而应透过物去看人，以物度人。物是人类认识自己的一个基本视角，一面镜子，见物以见人，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物不是一般的物，而是自然资源环境，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的栖身家园、衣食父母、生存基础和发展前提。自然资源环境的上述性质决定了，一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都是在自然资源环境中得丧变更的，立足其中才有客观真实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类根本不可能无视自然资源环境，充其量只是对它熟视无睹。无视、破坏自然资源环境，人类就会迷失家园而无家可归，就会无处安身立命，就不能生存发展。自然资源环境不是一般的物，它不仅是先决性、客观性的存在，而且是拟人化、意志化的存在，因此人们不能像对待一般的物那样对待自然资源环境。人怎样对待自然资源环境，反过来自然资源环境就怎样对待人，这种反作用力使得理性的人不敢慢待自然资源环境。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认识自己和检讨自己的一面镜子，人怎样对待自然资源环境是人性、人的德性的试金石，自然资源环境演化史构成了人类的道德谱系。自然资源环境教育了人，教育人类必须善待自然资源环境，善待自然资源环境正是善待人类自己。人们正是在不断改善对自然资源环境的态度和关系上不断地发展完善自己的，如从“天人相参”到“天人相斥”，再到“天人相睦”，最后实现“天人合一”。①在这些演进过程中，人才真正成之为人。见人亦见物，才能实现自然资源环境法的最终目标———天人合一。

三、从部门法到基础法

自然资源环境法作为一个部门法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我国直到不久前才刚刚将其忝列为十六门核心课中的最后一门，这还得益于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为我国的“五大建设”之一的基本国策。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自然资源环境法仅仅是一个法律部门，并且是一个新兴的、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只是随着自然资源环境问题严重起来才日益受到重视的一个法律部门。这是对自然资源环境法的极大误解。其实，自然资源环境法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部门，它还孕育着、体现为一套与传统法律部门及其所构成的法律体系大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调整原则，集中地说就是生态观。哲学的意义在于其普遍性，法哲学的意义在于其普适性，自然资源环境法哲学的意义在于它为其他法律部门及其法律体系提供了值得广泛借鉴和普遍遵循的生态观。生态观体现了人类对自身所面临的自然资源环境困境的理性反思、时代精神和必由之路。生态观已成为当代人最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也应是当代法律部门及其法律体系最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正因为自然资源环境法为其他法律部门及其法律体系提供了生态观，为其他法律部门及其法律体系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许多法律部门及其法律体系的共同基础，所以自然资源环境法已由部门法升华为基础法。

篇10

关键词： 中国古代经典文学 幼儿化 改编 运用

中国经典著作是民族文化教育精神的一个庞大的载体，是民族生存的根基，使孩子们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形成良好的品行。但古典文学古奥深涩，其神韵往往是几层相互交织叠加的，对于四五岁的幼儿读者群来说，远远超出其能力。生硬诵读，违背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最终可能适得其反。如何将古典著作带入幼儿的生活阅读教育中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题材选择

首要原则是以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为出发点。题材上的选择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幼儿熟悉的事物或者是他们能理解的事物，这些用以构成艺术形象的生活材料较能唤起幼儿有限的经验，对于幼儿的接受能力也相对比较适合，可以激发他们阅读和诵读的兴趣。古典文学主要有以下类型的素材可供选择改编。

（一）选择古代诗歌及简单的题画诗，尤以咏物和叙事诗为佳。它们描述的对象、情节都相对比较单一，而且形象突出鲜明，甚至在教师的某些提示下能做到可观可感。例如贺知章的《咏柳》对于柳树的形象给予惟妙惟肖的比喻描写，有十分浓厚的趣味。

（二）选择一些充满趣味性的谜语。例如《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诸如此类的谜语，题目就是谜题的答案，浅显形象的语言描述，教师可使用挂画等辅助手段，让幼儿结合游戏的形式积极参与。

（三）成语故事或古典文学中的典型片断。成语故事几乎取材于生活，而且一些简单的成语常常在生活中提及，幼儿对此有相当的表征经验。参考儿童文学三大主题内容（培养幼儿优良品质方面的主题，知识性主题，趣味性主题），都广泛涉及，是幼儿中国古典文学改编素材最丰富的宝库。例如狐假虎威、井底之蛙、三心二意等，富有情节性、趣味性，而且故事中的道理比较浅显，即使幼儿不能理解故事的深层含义，也可以让幼儿享受阅读故事。与此类似，长篇古典文学中，并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幼儿阅读，但是可以截取其中某一细微情节加以概括或扩展，如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等。

（四）古代寓言故事、神话传说故事等。寓言故事与成语故事相类似，而神话传说故事，典型的成功例子是《西游记》长篇故事，因为形象上的典型夸张、内容上的天马行空符合幼儿喜爱幻想的心理特点，这类题材很受幼儿欢迎，易于幼儿接受。

二、改编创作过程

选择了题材，就可以对已有的素材做幼儿化的艺术处理。如对题目的制定，结构的处理，艺术形象的典型化突出，以及艺术表达的处理等。

（一）题目的制定。郑板桥说：“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但是诗，其他文体也是这样。适合幼儿文学的题目应该是直接单纯并且富有趣味性的，可以作比较夸张的修饰，也可以是对故事概括化的总结，例如李绅的《悯农》，一般出现在儿童读物中，常见题目为《锄禾》。

（二）结构安排。一般是针对有情节的故事扩展而言的。诗歌如果是有故事情节的，就同样可以故事化，例如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可以写成一个农民辛苦耕作的故事，并且在改编的结构重设上可以更随意。文学作品的结构上一般分为开头、展开及结尾。开头做到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展开一般采取顺叙，但也有倒叙，还可以设一个简单的“包袱”激发幼儿阅读兴趣；结尾处要巧妙，有意境，令人回味。

（三）艺术形象典型化处理。有些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是很突出，或者缺乏趣味性，要对内容中的某一个或两个形象加以修饰夸张，使人物性格更鲜活，植物动物形象拟人化等。例如，可以把贺知章《咏柳》中的柳树或风儿拟人化，给《狐假虎威》中的老虎和狐狸起名字等。

（四）艺术表达。文言文语言的改编，对教师的文字功底要求相对比较高。对语言浅显化、拓展化、形象化等处理是整个古典文学幼儿化改编的关键。具体语言要求正如儿童文学家朱庆坪所说的：“形象而有趣，浅显而美听。”例如《猪八戒吃西瓜》：“西瓜一块不够吃，我把孙悟空的一块吃了吧。”他又吃了一块。“西瓜真解渴，再吃一块不算多，我把沙和尚的一块也吃了吧。”他又吃了一块，这下只留下唐僧的一块了。他捧起来，又放下去，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憋不住，把这块西瓜也吃了。”虽然对话中猪八戒的话只是简单句式的重复，但是有音乐美的排列效果，而且充满趣味性，是相当适合幼儿的。

三、运用

改编好的作品可以直接运用到教学或生活的阅读活动中。当然也可以加上一些辅助手段，例如挂画、相片、玩偶等。其次，形式上也可以丰富。可以是表演游戏、角色游戏，也可以组织幼儿观看动画片，例如《成语大观》。幼儿教师对经典文学的运用不必执著于文学价值的挖掘。经典文学的作用除了教育性以外，就是为幼儿提供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能够恰如其分地将其与幼儿教学相结合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及幼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瑞祥.儿童文学创作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2]黄云生.儿童文学教程[M].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

[3]杨实诚.儿童文学美学[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