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均衡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均衡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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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弈论的形成和发展

1、博弈理论的早期研究。一般认为，对于博弈理论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瓦德格拉夫（Waldegrave）在1713年提出了两人博弈的极小化极大混合策略解。古诺（Cournot）和伯特兰德(Bertrand)分别在1838年和1883年提出了博弈论最经典的模型，两位学者分别从产量决策和价格决策分析垄断的双寡头竞争模型，确定了在竞争之下各自的最优反映函数。这些都是关于博弈问题的早期的零星研究。

2、博弈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一般认为博弈论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初。博弈论创立的标志是冯・诺伊曼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在1944年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这部著作，他们的贡献现在看来主要是创立了博弈论研究的基本概念、二人零和博弈的完全解决和对合作博弈的贡献。现在应用更为普遍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创立，则是以纳什（John Nash）1950年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为标志，该文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后(20世纪70年代)，美国海萨尼（Harsanyi）和德国塞尔顿（Selten）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工作进一步完善了非合作博弈理论。当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将注意力由价格制度转向非价格制度时，博弈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的基石。

1944年，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奥・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被认为是博弈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该书在总结以往关于博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博弈论的概念术语、一般框架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较系统的博弈理论。而且，在该书以前，博弈论主要是数学家们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一种数学理论而不是经济学理论。《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极大地促进了博弈论和经济学研究的联系。从此，博弈论开始被经济学家们所接受，对博弈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出版标志着博弈论的初步形成，但是这个时候的博弈论还是比较幼稚的，研究的范围也较小，总体影响也很小。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少数类型的合作博弈和零和博弈。

20世纪的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博弈论的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博弈理论的研究。1950年，纳什（John Nash）在他的博士论文《非合作博弈》中，将博弈论扩展到了非零和博弈，最终形成了非合作博弈理论的思想源泉，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以及纳什均衡存在性的纳什定理的证明，发展了以纳什均衡概念为核心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纳什均衡是对古诺模型和伯特兰德模型中均衡概念的一般化，纳什均衡的概念是有关均衡概念的最基本的概念，后来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等概念的提出都是以纳什均衡为研究出发点的。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70年代也是博弈论发展历史上较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微分均衡”、“强均衡”、“重复博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等概念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而且在60年代初开始了博弈论在进化生物学中的应用的研究。这个时期产生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是海萨尼（Harsanyi）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他在1967-1968年的三篇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的论文中，提出了关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概念，此外还在1973年提出了关于“混合策略”的不完全信息解释，以及关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严格“纳什均衡”概念。同时这个时期也是进化博弈论发展的重要阶段，提出了“进化稳定策略”等概念。当然，这个时期产生的博弈论成果还有很多，博弈论更多地应用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当中，为80-90年代博弈论的成熟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博弈论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90年代到现在是博弈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表明博弈论已经作为一种一般的分析方法逐渐走进了政治学、军事学、生物学、统计学等多门学科中。尤其是在经济学中，博弈论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个时期，是对非合作博弈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产生了博弈论基础上的经济学分支，如信息经济学，以及一些关于特殊问题的理论，如拍卖理论、激励理论。早在1983年，因一般均衡理论而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德布鲁(J・Debreu)表明，如果没有博弈论中纳什均衡的重要概念，也就没有他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证明。到了90年代，克莱普斯(D・Kreps)、克鲁格曼(P・Krugman)和格罗斯曼(S・Grossman)都是因为在博弈论上的贡献而获得了美国的克拉克奖(Clark Prize)，这是美国对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最高奖。之后，博弈论两度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颁给纳什(Nash)、海萨尼(John Harsanyi)和塞尔顿(Reinhard Selten)三位博弈论专家；2005年颁给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和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 )。

二、博弈的类型及其均衡概念

博弈理论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强调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更强调个体理性、个体的最优决策。按照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博弈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每个参与者对所有其他参与者的特征、策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有准确的知识；否则，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下图是基于上述分类方法的博弈类型以及各自的均衡概念。

三、博弈论的研究趋势及未来

1、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博弈论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现在的研究更多地是基于非合作博弈的研究，事实上合作博弈也是博弈理论的重要内容。当前合作博弈理论研究的落后，正说明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基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会带来博弈理论以及经济学理论的重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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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思维方式；思维支点；有穷维度；大利维度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8006102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以哲学代替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较为简单。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不光有利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微观个体理性的分析经济现象。

1 经济学思维方式发展回顾

1.1 时代进步推动发展

科技进步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哲学发展促进了人类的思维方式。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的诞生，抽象、演绎、推理等思维方式被系统性的用来研究经济现象。17至18世纪牛顿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的提出和影响下，人类巩固了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经济学开始注重经验、实证和观察，形成了重实践的思维方式。19世纪细胞学说、进化论和能量守恒等自然科学使人们开始注重普遍联系与变化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写出了《资本论》这一经济学巨著。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物理使人们对物质运动和时空有了新的认识，相对性思维方式发展了经济理论，如从一般均衡到非均衡、稳定均衡到动态均衡、线性模型到非线性模型等。

1.2 学科交叉促进创新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交叉，丰富了思考问题的多角度，突破了传统思维的瓶颈。

(1)数理学科与经济学。1838年法国学者古诺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中把数学逻辑思维带入到了经济学领域中。随后发展中，数学思维一直占据中主要地位，厂商理论、消费者理论、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等都离不开数学思维。统计学思维方式融入经济学诞生了计量经济学，完善了经济学的实证思维。同样，物理学对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推动也是不可估量的，“均衡”概率就来源于物理学领域。

(2)伦理学与经济学。经济的发展不能是总量的提高，需要考虑到减少社会贫富差距。“公平”这一概念就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结合的核心部分。经济学追求效率与价值最大化，但不能忽视社会伦理中公平原则。从帕累托标准讲如果经济中一个人收入状况变好，而其他人的状况都未变坏，这个增加的收入应该分配给某一个人还是用来平均分配，前者也许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但也许会引起社会其他人的不满。

(3)法学与经济学。经济发展需要法律来规定所有权制度和保护契约有效。经济学思维方式不能只把焦点放在资源约束上，没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复杂的经济活动将难以实现。产权及产权保护就是法学与经济学的融合，思考经济问题时，要考虑巩固和规范商品经济中的财产关系、约束人的经济行为，以及维护商品经济秩序、保证商品经济顺利运行的法权。

(4)心理学与经济学。许多经济现象无法通过理性人模型得到充分的解释。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使得“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在经济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行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革新了传统理性人假设的思维方式，不以主观的先验假设为依据，强调对行为的心理形成机制进行分析。

经济学除了利用上述学科优秀成果的同时，也吸收了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的丰硕果实，使得经济学思维方式更加科学与多层次。这不是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杂乱无章，而是人类对经济现象理解的进化。

2 经济学思维方式核心概念与思考维度

2.1 核心概念简析

(1)“经济人”假设与理性选择。“经济人”假设就是指人是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假设。经济主体都是理性的，且都是自利的，作出的选择都是理性选择，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以获得最大的利益。“经济人”假设最早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并且奠定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基础。这种思维方式，把人类的行为限定在“个人主义”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有着价值型，但是对于分析人类复杂的经济行为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2)资源稀缺与机会成本。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益的资源是有限的，每个人生活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人做出的选择都是面临着消耗资源，资源虽然可以用于不同用途，但是一旦用于某种用途就不能用于其他用途，所以人在做出一项选择后就必然会放弃其他选择可能带来的价值，这就是机会成本。这种思维方式使得经济学致力于研究效率与资源配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经济学，但也体现了西方人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

(3)边际与均衡。边际思维是考虑增加的投入与增加的产出的关系，从数学上讲就是自变量变化与自变量变化导致因变量变化的关系。均衡思维就是指经济活动中各种对立的、变动着的变量处于一种力量相对静止、相对稳定的状态。均衡思维使得边际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关于商品价值的矛盾，化为了相互依存互补的部分，生出了新古典经济学，博弈论的产生又使得均衡的唯一性变成多重性，边际分析方式基本构成了一般均衡的数学分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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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的转变，国家计生委提出了“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针，一时间国内学术界关于建设人口均衡发展社会的研究呈现出爆炸性激增的趋势。但从总的层面来看，由于建设人口均衡发展社会的概念提出不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因此为了深化和推进人口均衡问题的探讨，对国内学界有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和评析，就成了一项极其必要的工作。

二、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国内研究综述

在国内学界，较为系统深入的“人口均衡”的概念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94年，此后“人口均衡”的研究始终在缓慢的进展。2009年，随着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会的召开，“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方针的制订，建设人口均衡社会的理念吸引学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截至2012年，根据现今有价值的相关文献材料，可以将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相关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同特点。

（一）早期的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研究的早期阶段大致为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9年，在这个阶段有两个研究值得我们注意。

胡伟略在1994年发表了《市场经济与均衡人口》一文，他在这个研究中提到，西方适度人口理论或多或少地运用了均衡分析和最优理论，但是适度人口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存在着困难。因此他认为应该用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的理论工具结合起来研究人口和经济，明确建立和发展均衡人口的理论。他使用了经济学中建立在供求分析基础上的均衡分析，从微观和宏观动态的考察了经济与人口的关系，认为是经济的发展状况是人口均衡发展的前提，最后他从政策建议的角度提出了要实现人口与经济的长期均衡。

李涌平在1996年发表了《决策的困惑与人口均衡政策――中国未来人口发展问题的探讨》一文，他在这个研究中从政策建议的角度出发，运用人口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人口均衡政策的观点。在这篇的研究中，李涌平敏锐的洞察出国内当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贷款还债的风险的现实情况，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人口均衡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是人口和经济的综合决策要求。

（二）中期的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研究的中期阶段大致为2010年至2011年。这个研究的阶段和早期研究的阶段相对比，体现出相关研究发表的多和快的特点，这和2009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会”的召开并制定“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针是分不开的。在这个阶段有一些重要的研究需要我们引起注意。

首先是2010年人口研究编辑部在《人口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为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社会》一文。这篇文章中包含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翟振武教授和杨凡博士、南开大学的李建民教授和北京大学的穆光宗教授对于人口均衡发展概念从不同角度的定义和实现人口均衡发展路径的观点。

接着，陆杰华和黄匡时在2010年末发表了《关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几点理论思考》一文。在他们的这篇研究中，他们从《为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社会出发》这篇研究出发，认为当时的决策者和学界对人口均衡型社会概念框架大都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刻的认知；对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路径、机制和政策以及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中人口治理模式的转变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他们认为大体而言，与人口均衡型社会相关的理论框架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学领域的一般均衡理论以及内外均衡理论等；二是涉及人口、资源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三是人口方面的理论，包括适度人口理论、人口安全观、大人口观和两个统筹思想；四是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包括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等。同时，他们论述了人口均衡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系，认为人口均衡型社会包含了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部分内涵，并且人口均衡型社会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紧密相关和密切关联的。最后他们提出了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面临的几个挑战和几点设想。

同样在2010年，侯亚飞发表了《人口城市化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一文，他在这篇研究中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在制度上及时创新，将传统的二元化人口管理转变为一元化人口管理，主动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在这篇研究中，似乎能够看到作者对人口均衡发展的认识不仅有数量意义上的均衡，还包含了结构意义上的均衡。

在2011年，穆光宗发表了《构筑人口均衡发展型社会》一文。在这篇研究中，他明确的提出和论证了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不仅要实现数量意义上的供求均衡，一个更高的目标是要实现包括年龄、健康、发展和人权等结构意义上的契合均衡。可以看到，穆光宗将人口均衡发展的内涵进一步得到了深化。

（三）近期的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近期研究阶段是2011年至今这段时期，不同于之前阶段，这个阶段大量的研究呈现出更具体的特点。

2011年，茆长宝和陈勇发表了《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研究――以西部地区为例》，他们通过对西部人口数据的研究，得出主要结论有：（1）进入21世纪以来，西部人口发展、人口内部均衡度及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呈增长态势，其增速高于同期全国水平，且西部各省间发展差距较大；（2）西部地区人口发展水平较低，属由启蒙后期进入过渡前期阶段；（3）西部人口内部均衡度，，属由轻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4）西部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较低，属过渡阶段。在研究的最后他们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均衡发展的几点建议。

与该研究相类似的研究在这段时间居多，有章文彪2011年发表的《浙江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实践与思考》；钱芳莉2012年发表的《珠海市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实证研究》；单良，申玉侠和徐峰云2012年发表的《人口均衡发展视角下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研究》；朱海龙和刘晓凤2012年发表的《从人口结构谈湖南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研究》等。这些研究基于的地点不同，所得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从一个大的层面来看，这些研究具有很多的相似点。

三、对于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国内研究现状的评述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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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外围，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参考文献

[1]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 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杨小凯.在“电子商务与网络决策国际会议”上的讲话[R].北京:2001.

[5] 雷宏振，赵阳.新兴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范式革命[J].江淮论坛，2001(6):9-13.

[6] 李利明，邢惠清.《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简评[J].经济学动态，2001(1):79-80.

[7] 王拓.分工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亚当斯密到新兴古典经济学[J].当代财经，2003(11):13-17.

[8] 于业明，王欣，王建军.新兴古典经济学述评[J].世界经济文汇，2001(2):10-12.

[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10]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篇5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如F·A·哈耶克（F．A．Hayek）所强调的，完全竞争概念的毛病在于它描述了一个均衡的状态，却缄口不谈导致均衡的竞争过程。事实上，这个概念夺走了厂商与动词“竞争”理所当然地结合在一起的一切业务活动（哈耶克，1948年）。于是，在完全竞争模式中，厂商不提高或降低价格，不区分产品，不做广告宣传，也不试图针对其竞争者而改变成本结构，或者做一些在动态经济体制中厂商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熊彼特坚持认为，完全竞争概念不适用于理解资本主义过程，其道理盖出于此。

在熊彼特看来，任何合乎事实的竞争分析，需要将分析的焦点从经济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转向经济如何创造又破坏资源的问题上去。在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中，企业家是个受忽视的形象，但在熊彼特的分析结构中，它占据着中心位置。通过打断经济生活的“循环流程”，即在现有的技术和生产与组织方式下正在进行的现有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企业家起着一种打破均衡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即引入新产品、新市场、新技术、新原料与其他要素投入、新工业组织形式等等来实现的。其结果是以成本与质量优势为基础的竞争概念，熊彼特认为这比传统理论的价格竞争更为重要，并且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创造性破坏”的基础。熊彼特认为，这种竞争在企业中产生了一种内部效率，它对经济福利的重要性远胜于传统理论的配置效率（熊彼特，1942年）。

对企业内部效率优势的强调，使熊彼特比同时代许多更为传统的理论家对大规模的企业组织甚至享有一定程度垄断权力的企业，持更加宽容的态度。这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共有特征。例如哈耶克，他对划地为牢的垄断与以高效率为基础的垄断加以区别，认为前者的代价超过了必要，但后者并无坏处，因为十分可能的是，一旦一个提供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的企业具有了更高的效率，垄断会消失或者被迫调整，以适应市场条件（哈耶克，1948年）。这正是熊彼特的观点。由于来自新企业、新管理或新思维的竞争威胁，即便是大规模的企业，其立足点也是不断地在动摇的。熊彼特的竞争分析，倒不是为垄断力量辩护，而是为某些企业活动正名；这些活动只是根据完全竞争模式的比较观点，才被判定为垄断性的。他坚持认为，一个企业的素质远比它的规模来得重要。

当代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理论大师是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Kinner，1973年）。柯兹纳的分析方法，吸取了早些时候由冯·密塞斯（vonMises，）发展起来的市场过程分析与“人的行为”概念（密塞斯，1949年）。密塞斯认为，创业精神指的是人在市场上的行为，它成功地引导着资源流向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柯兹纳更为充分发展的竞争理论是基于这一思想：经济生活的手段与目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要受有创造性的人的行为的制约。他将这种创造性的作用定义为创业精神，它在本质上是发现新的然而是人们希望得到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新资源、新技术或其他手段的能力。无论是发现新的需要还是发现满足需要的新手段，柯兹纳心目中的企业家应能看到并利用别人未曾注意的机会——在要素投入价格低于最终产品价格的市场状况下，本来就存在的获利机会。

柯兹纳的创业精神理论与熊彼特的有所不同。熊彼特的企业家是经济体制中一种打破均衡的力量：他发起经济变革。柯兹纳的企业家则起着维护均衡的作用：他所进行的变革是对他在市场上发现的错误决策与失落的机会作出的反应。与熊彼特的企业家不同，与其说他是自身机会的创造者，不如说是对市场上已经存在但未被注意的机会作出反应的人。因此，在竞争的市场过程中，熊彼特与柯兹纳的企业家可以相互补充——一个创造变革，一个响应变革。

奥地利学派对完全竞争模式的不满，还扩展出了不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理论。哈耶克和柯兹纳对它们的批评与对完全竞争理论的批评一样，即认为它们的分析局限于基本数据被假定为已调整得彼此适应的均衡状态，而相关的问题却在于进行调整的过程。熊彼特批评垄断竞争理论继续接受一种不变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组织形式。即便如此将质量竞争与推销活动引入经济理论，补充了限于价格竞争的传统观点，就某些产业组织专家与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分析和解释实际市场过程所下的功夫而言，这也是一种补充。一般地说，这些都是奥地利学派传统范畴之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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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套与传统法学

迥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而这套架构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传统主流的法学理论一直是法律的哲学，它的技术基础是对语言的分析。绝大多数法学家把实证研究想象成是对案件的分析，目的是力求法律解释的一致性。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

法律经济学讲什么 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法律的形成、结构、效果、效率及发展的学科。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的。经济分析通过收益、成本的差额比较来确定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或制度模式。经济分析中的数量分析和行为理论的量化完全实现了理性的确定性要求。

归纳整个法律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法律经济学还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这些方法都以自己鲜明的特色使法律经济学充满生机。

均衡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要求

均衡是个数学概念，借自于微积分理论。均衡指因为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趋向均衡。中国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供求之间从不均衡过渡到均衡，即我们要充分保证避免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严重短缺。这种均衡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方面。

法律改革的实质是重新配置公权力和私权利资源，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当前，中国法律存在着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法治进程。从民商法看，民商法长期以来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表现为民商法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民商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落后于社会实践；从行政法看，行政法规过于泛化，强调涉及领域广、干预力度大，有些进入了它不应介入的领域，构成市场经济和法治的障碍，成为法律不均衡的主要根源。从当前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看，财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自由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有关企业法律、适应市场经济对政府要求的行政程序法、以及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等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法规都亟待完善。法律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将推进这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建立。

效率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目标

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效率”。效率应当是中国法律改革的主要目标。它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工程，把法律和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开法律社会工程之门的钥匙。

从司法实践看，同国外的法官办案效率相比，我们的法院办案效率是相对较低的，有相当比例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最佳效率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处在相等的均衡点上。所以，效率目标的实现不能一味追求节省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也不能一味加大投入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浪费。

法律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法律经济学已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一种国际法思潮的事实将改变中国传统法学的固有结构。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将促进中国法律改革。

篇7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主体内容来源于经济学理论发展史的两次革命（第二次和第三次）。其中“边际革命”（第）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凯恩斯革命”（第三次革命）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二战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对这两大理论体系进行了综合，将主要研究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归纳为《微观经济学》；将主要研究总体经济运行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归纳为《宏观经济学》，由此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体系引入国内后，为了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相区分，我国理论界称之为《西方经济学》。

在我国大学本科高等教育阶段，《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掌握经济分析的基本逻辑、思维范式。当前，《微观经济学》已成为经管类专业本科生的经济基础课，甚至成为很多其他专业本科生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但由于《微观经济学》是一个内容繁多、结构复杂的系统性理论体系，对逻辑推演和数理分析能力有一定的要求。该课程教学中，普遍感觉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吃力。对这样一门体系严密、逻辑关联性强的基础理论性课程，教师通过框架式教学，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整个理论体系，掌握各部分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思路，为学生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上打下更加扎实的基础。

二、《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与结构

《微观经济学》研究稀缺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涉及的概念、理论繁多。国内本科教学中该课程课时安排一般在48～72课时之间，教师在教学内容安排上普遍感觉课时不够，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课时，不降低课程教学质量，教师需要提纲挈领的把握课程的核心内容，教学的重点应该在主要理论框架的搭建，而不是一味地追究某些具体理论问题的细节。从课程的理论体系和结构的整体来看，《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两个市场上的两个主体”，内容包含“七大主要理论”。

1.两个市场上的两个主体。《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以微观主体行为分析为出发点。经济运用涉及两类市场：产品（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市场交易双方是相同的两个微观主体：消费者和企业。在产品（商品）市场上，企业生产并销售产品（商品）是产品（商品）市场的供给方；消费者购买并消费产品（商品）是产品（商品）市场的需求方。在要素市场上，消费者拥有并销售原始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四类），是要素市场的供给方；企业购买并使用要素进行生产是要素市场的需求方。两类市场上这两个微观主体的关系如下图1所示。

2.七大主要理论。《微观经济学》内容丰富，包含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但如果围绕“微观主体理性行为及其结果”这一逻辑主线，本课程主要包含以下七大主要理论：供求均衡理论、消费者均衡理论、生产者均衡理论、市场均衡理论、要素市场供给理论、要素市场需求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其中，消费者均衡理论主要分析消费者在产品市场上的消费行为；生产者均衡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主要分析企业在产品市场的供给行为；要素市场供给理论主要分析消费者在要素市场的供给行为；要求市场需求理论主要分析企业在要素市场的需求行为；一般均衡理论探讨所有市场同时均衡的可能性和条件；市场均衡理论阐述了消费者和企业理性选择下供给规律和需求规律的相互均衡。这七大理论基于“经济人假设”，分析微观主体（消费者和企业）理性选择及其后果，从而得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各个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

三、《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内容

通观《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其核心问题是分析如何实现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对应“两个市场上的两个主体”这一研究对象，资源配置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消费者通过将既定收入在产品市场上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二是生产者基于成本收益决定要素的最优使用量（即决定产量）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三是消费者将拥有的既定原始生产要素在要素供给和保留自用两种用途上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四是生产者通过将既定成本在要素市场上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四方面的资源配置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即《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均衡分析法，主要内容包括均衡的决定和均衡的变动。以消费者均衡理论为例，消费者均衡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消费者均衡的决定分析及消费者均衡的变动分析。消费者均衡理论通过构建一个简化模型来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假定收入既定，消费者将全部收入分配于两种商品的消费上，以获得效用最大化。这部分分析存在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种理论。

1.消费者均衡的决定。消费者均衡的决定是指如何得到给消费者带来最大效用水平的最优商品消费组合。（1）基数效用论假定效用水平可以具体衡量，可以构建相关效用函数，通过求解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函数最大值，并可得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结论为消费者均衡条件是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即消费者花费在每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单位货币带来的效用水平必须相等。（2）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水平不能具体衡量，只能相互比较高低，因此不能构建相关效用函数。运用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两个分析工具，得到消费者均衡条件为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与其价格之比相等，即两种商品按照效用水平的交换比例与按照价格水平的交换比例必须相等。无论是基数效用还是序数效用论，消费者均衡的决定关注的是达到均衡的条件，以及均衡条件下的均衡状态。对于均衡取得的过程，以及非均衡状态的特征并不关注。两种理论下消费者均衡决定都是采取了静态均衡分析方法。

2.消费者均衡的变动是指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会引入消费者均衡状态发生一些规律性的改变。（1）基数效用论下，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商品1价格下降，消费者均衡条件要求商品1的边际效用相应下降，意味着消费者将增加商品1的消费数量（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得出结论，商品1的价格与消费数量反方向变动，这就证明了需求规律。（2）序数效用论下，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商品1价格下降，预算约束线以纵轴交点为圆心逆时针旋转，导致均衡点右移（一般情况），商品1消费数量增加，商品1的价格与消费数量反方向变动，同样证明了需求规律。此外，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消费者收入增加，预算约束线往右平行移动，导致均衡点发生移动，进而可以分析消费者收入变动与商品消费数量两者的关系，从而推导出恩格尔曲线。无论是基数效用还是序数效用论，消费者均衡的变动都是分析外部条件改变后，新的均衡状态与初始均衡状态下相关变量的变化规律。关注的是不同均衡状态的比较，而不是关注均衡改变的过程。两种理论下消费者均衡的变动都是采取了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方法。

篇8

关键词：信贷配给 信息经济学 不对称信息

关于信贷配给现象的描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强调“未被满足的借方需求”是影响投资流的重要因素。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可贷资金”范式，简单地把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形作为“信贷配给”。类似的定义还有“均衡配给”和“动态配给”。关于信贷配给定义的这个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较为通行。这个定义仍然因循了传统的供给――需求范式。

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根据信息不对称范式和合约理论，经济学家对于信贷配给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均衡信贷配给是当借方的借贷需求即使在满足贷款合约中所有的价格和非价格条件的情况下也得不到满足。更宽泛的定义如，信贷配给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由于市场利率低于市场出清的瓦尔拉斯均衡水平，信贷市场上出现了超额需求。下面结合我们的研究思路整理了已有的几个信贷配给成因理论。

一、非均衡的信贷配给

在早期的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可贷资金理论在解释信贷配给现象时，把发生在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配给行为归结于银行无法在上游资金市场上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在下游的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市场上无法满足借款人的借款需求而被迫采取的行为。

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金融抑制”学派通过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他们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和重工业化政策下，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干预，对国家试图扶植的投资项目采取优惠利率等措施，对其他的项目或者直接拒绝其贷款申请，或者在贷款数额和利率上施以苛刻的要求。

这两种解释都把信贷配给的原因归结到市场之外的因素，将政策的影响放在首要地位。这种解释同战后流行的凯恩斯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二、均衡的信贷配给

尽管信贷配给的非均衡解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对信贷配给的最合理的解释，但这种解释“毕竟有悖于经济学传统的‘最大化’范式”，许多经济学家做了相当多的努力试图回答“信贷配给究竟是不是理性的”这个问题。

最早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是Hodgman。他从信贷风险入手构建了第一个均衡信贷配给的模型，在假定借贷双方的信息完全相同，同一时间市场上只有一个借贷的标准合约的情况下，利率的上升，带来的预期收益和借款人违约概率的递增反映在信贷市场的供求曲线上，表现为“后向弯曲”的供给曲线。于是可能出现资金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不相交，也就是资金需求始终高于资金供给的情形。当面临过度需求时，银行必须有一种方式能够给借款人排队，于是就出现了配给。在Hodgman的基础上考察并且发展出了“红线注销”的理论解释。

另一种解释从银行和借款人的关系入手。用银行和借款人的关系解释了为什么银行会对一些借款人提供低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利率。在这些模型中，假定借款人在银行拥有长期连续的存款账户，因此这些借款人得到了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优先权。进一步的解释如，银企之间的长期关系是一个隐性合约，银行给予企业较低的利率，换取长期的合作关系，一方面是因为银行可以从同企业的其他业务中获得收入；另一方面是因为获取一个新的借款人的信息是有成本的。企业则在这种长期的隐性合约中获得未来资金需求增加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贷款的承诺。

还有的理论认为信贷配给是一种价格歧视，垄断的银行通过将不同的借款人按照不同的标准分成不同的组，对不同的组要求不同的利率来最大化银行的收益。他们认为，当存在对垄断的管制（例如利率上限）时，某些组里被银行认为高于平均风险的成员，这些借款人就可能面临信贷配给。更一般地，这种配给只要面临着制度上的限制从而银行无法设置差别利率时，配给都可能出现。

三、不对称信息与信贷配给

根据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所发生的阶段来分，信息经济学对信贷配给的成因的解释可以分为三种：事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是逆向选择；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是道德风险；事后信息不对称，这种情形通常用事后有成本的状态检验来解释。值得指出的是，当引入信息不对称假设后，传统的瓦尔拉斯均衡的概念已经无法解释新的现象。这是因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中，假定了所交易的产品的价格仅仅同交易的数量发生关系，所有的交易品都是同质的，或者至少在时间序列上是相同的。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信贷市场上，信贷合约的质量在签订合约时是未知的，而只能在未来履约时显现。于是，信贷合约的质量对于银行或者贷款一方来说是不确定的，换而言之，信贷合约的质量不仅仅同利率有关，同时也同合约条款的规定以及各方履约行动有关。因而，在解释信贷市场的均衡时，必须引入新的概念。博弈论的发展为信贷配给理论提供了新的均衡概念。如上面所提到的，信贷市场的交易包含着从缔约到履约，是一个过程。在一般的商品交易市场上，交易的过程只包括了谈判缔约到交割，相对来说，这个过程比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要短。信贷市场的交易实际上是多时期的行为，因此，序贯均衡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于研究中。这个解概念比纳什均衡更强，它不仅要求在最后一个时期双方战略是均衡的，更要求在每一个时期双方的行为都是均衡的，或者简单的说要求借贷双方的行为在整个时间序列上都是理性的。分离均衡和混同均衡也是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两个概念。

80年代以后的研究，实际上是成因和解决方法相结合的研究，在这些文献中，侧重于考察不同假定下信贷市场上是否能出现分离均衡。显然，如果在某种合约安排下信贷市场呈现出分离均衡的话，信贷配给现象就找到了解决方法。

在信贷市场上引入信息不对称假设的努力最早由Jaffee和Russell做出，之后Stiglitz和Weiss（简称SW模型，下同）的模型为未来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框架，信息不对称假设下的信贷配给模型在前两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的模型可以以这个模型为基准。作为最早的讨论均衡条件下信贷配给的模型，SW模型是开创性的，同时也是不完善的。首先，模型假定抵押为零或者在一些版本中被外生决定了，借贷成为完全或者大部分的信用借贷，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模型的适用性；其次，模型在对不同项目的风险度量和排序上采用了一阶随机占优，将不同的项目按照预期收益分组，这实际上将其他的可能用于鉴别和分组的特征排除在外，这一点受到了许多批评。如Riley认为，根据SW模型的逻辑，只要能够将不同的借款人分成更小的几组，那么当小组分得非常细小时，信贷配给反而不复存在。对于Riley的这个评论，Stiglitz和Weiss回应说，他们的模型仅仅表明一种可能性，换而言之仅仅是必要性而不是充分性。

作为对SW模型的扩展，Bester将抵押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了模型。Bester考察了当借款人风险中性时以利率和抵押为两个内生化的同时发生变动的变量去鉴别借款人类型的情形。Bester的思路是，如果摒弃外生的标准化合约，而采用内生化利率和抵押的贷款合约之后，借款人的自选择作用能够将不同类型的借款人分离出来，即存在分离均衡，那么信贷配给可能就不存在；但是倘若存在的是混同均衡，那么银行随机化选择贷款对象从而配给掉其他看起来一样的贷款申请者，即信贷配给就是合理的。Bester认为，高风险的借款人总是倾向于“低抵押高利率”的合约，而低风险借款人则偏好“高抵押低利率”的。在这个模型中，Bester指出了在使用更多的鉴别信号的情况下，这两种均衡都可能出现，无疑这个假说对信贷配给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然而可惜的是Bester并没有对均衡的存在性做出证明。

尽管后来的一些研究都声称通过利率和其他一些信号能够实现分离均衡，但是信号传递中分离均衡的存在性还是有待证明的。当存在多维信号传递时，均衡的存在性变得非常复杂。一维信号传递模型区别不同类型的个体是通过假定不同个体在传递同一个信号时所付出的成本不同实现的，把信号传递从一维扩展到多维，问题变得非常复杂。现有的结果只能证明，多维信号传递的分离均衡仅在信号传递的成本函数为连续拟凸型时才可能存在。

道德风险的概念最早在研究健康保险市场的文献中提出。在信贷市场上的应用最早在SW模型中。利率一方面对借款人有一个甄别作用，另一方面利率也影响了借款人借款后的行为。银行对借款人得到贷款以后的行动没有或者只有有限的控制，于是就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对于道德风险对信贷配给成因的讨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引入抵押条款以后，违约的可能性随着抵押品价值的提高而下降，即借款人会选择低风险项目。也就是说，抵押降低了借款人道德风险的可能性。

另一个研究的路径是有成本的状态检验，这条研究路径由Townsend1979年的论文开创。他们认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固然是信贷配给的重要原因，借贷合约的条款，特别是当借款人违约时的安排也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某个项目未来收益的分布对于借贷双方是共同信息，同时所有的借款人是同一的（在SW模型中，借款人被假设为不一致的，借款人知道自己的类型而贷款人不知道，于是对于某个项目的可能收益对于双方而言就是不对称的信息），借款人投资于某个有风险项目的最终收益对于他自己是清楚的，但是对于贷款人就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去获知。由于此，借款人有可能声称项目收益为零，从而获得全部剩余，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贷款人在事后可能通过检验项目最终收益而保证自己的收益。但是检验行为有成本，贷款人是否行使这个权利成为成本和收益之间的一个权衡。

[参考文献]

[1]Stiglitz，Joseph．In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in The Paradigm in Economics[J]．Nobellecture,Columbia Business School，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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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抽象原理举例法

在经济学课程中，有许多原理都是进行纯理论的抽象阐述，学生往往反映其大概意思是懂了，但有些朦朦胧胧，似懂非懂，特别希望老师联系实际一一对应予以讲解。对此类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有的因教学时间关系不允许采取案例教学，有的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合适案例。对此，可采用举例法，针对性地单独举例说明，即通过举出单一事项及相关数据来进一步讲解原理。

如微观经济部分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中，关于价格效应原理，几乎所有教材都是通过几何图示对这一内容进行定性的阐述。一般都是这样的：

如图1所示，X商品价格下降后，设Y商品购买量不变，则X商品量可增购，新预算线为MN’；

（1）无差异曲线U1、原预算线MN，得均衡点E1，X消费量为X1；

（2）由于商品降价，消费者收入提高，预算线逆时针方向旋转至MN’（图是X商品降价，Y不降价），故Y商品量不变；

（3）先假定消费者真实收入未变，即效用水平不变，相当于画一条与新预算线平行的预算线与原无差异线相切于E2。此时X商品消费量从0X1增至0X2，X1X2为替代效应；

（4）由X商品价格下降引起的消费者真实收入上升，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可上升至U2，与新预算线MN’相切于E3，商品X的消费量从0X2增至0X3，则X2X3为收入效应。

对于这一只是通过图示进行了抽象阐述的原理，我们可采用表格式补充举例如下：

假设有两种商品，杨梅y和荔枝x，均为正常商品，杨梅价格为Py，需求数量为Qy，荔枝价格为Px，需求量为Qx，消费者收入为I，效用水平为U。则初始状况1及荔枝价格Px下降后的不同状况如下表（表1）所示：

表1中初始状况1为商品价格变动前的消费者选择，其消费者均衡点为几何图示（图1）中的E1点。

状况2为杨梅价格不变，荔枝价格下降为5元时，消费者仍维持初始实物需求数量，只需75元，亦此时花75元购买的实物量的消费即能维持U1的效用水平。

状况3说明在保持与状况2相当的效用水平，即花75元维持U1的效用水平情况下，因为荔枝价格下降，消费者增加相对便宜的荔枝消费而替代相对昂贵的杨梅。如表中比状况1增加了4Kg荔枝消费，亦用4Kg荔枝替代2Kg杨梅。此即为“替代效应”。其消费者均衡状态相当于几何图示（图1）中的E2点。

状况4为荔枝价格下降后，相当于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如表中比状况1多购买5Kg荔枝），达到更高效用水平U2，此即为“收入效应”。

状况5是荔枝价格下降后，消费者对荔枝购买量的最终抉择，即荔枝数量由初始5Kg增加到14Kg 的“价格效应”是由4Kg的替代效应和5Kg的收入效应两种效应综合而成的。此时消费者均衡状态相当于几何图示（图1）中的E3点。

讲述中，可能会有学生提出在均衡点两种商品数量的组合问题，则可引导学生找出E2、E3均衡点两种商品数量的数种组合。

通过补充举例说明，可使学生增加对抽象原理的理解和掌握。

2概念关系图示法

在经济学课程中，还常常涉及到一些数量经济指标的概念及相互关系的阐述。微观经济部分的如会计成本、会计利润、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机会成本、经济成本、经济利润、正常利润、超额利润等各种成本利润概念；宏观经济部分的如GDP、GNP、NFP、NNP、NI、PI、DPI等收入概念。对这些概念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区别，传统教学都是用语言、文字及等式阐述，这样不少学生仍然觉得不太清晰。对此，我们可采取线段等图示将这些概念的关系非常直观的反映出来，使学生一目了然。

如关于成本利润概念相互关系，传统教学大都是如下讲解：

会计师对企业利润的理解是：会计利润=收益-会计成本

经济学家对企业利润的理解是：经济利润=收益-经济成本

其中：经济成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

会计成本=显性成本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把经济成本超过会计成本的部分称为正常利润。即，经济成本=会计成本+正常利润

当厂商的会计利润恰好等于正常利润时，其经济利润等于零。厂商正好补偿投入要素的全部机会成本。当厂商的会计利润超过正常利润，其经济利润为正，厂商获得了超额利润。当厂商的会计利润低于正常利润，厂商是亏损的。

对于这些只通过语言、文字及等式进行了阐述的概念关系，我们可采用线段式补充图示如下：

如图2（A）所示，是厂商的会计利润超过正常利润的情形。

进一步，如图2（B）所示：如A点往上移，超过收益, 即厂商的会计利润低于正常利润的情形。此时，收益减去经济成本其结果为负值，即经济利润为负，尽管会计利润为正，但从经济学角度看已然亏损。

通过补充图示说明，可使学生增加对有关概念及相互关系的理解和掌握。

3开拓思路扩展法

经济学课程的教学，除了使学生理解掌握相关的知识、原理、理论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激发学生思维，拓宽学生思路。为此，可采取扩展法，就是要在课程原有内容的基础上有所扩展，联系实际经济问题，提出新的探索性观点。

如微观经济部分关于市场失灵原因，传统观点认为主要有：（1）市场垄断；（2）公共产品的问题；（3）外部经济；（4）市场不完全；（5）信息不完全；（6）失业或收入分配。

为了激发学生思维，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可引导学生围绕市场失灵就是市场调节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开拓思路，进行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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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范式理论;经济学;范式转换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1-0136-03

经济学家(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家)对库恩的范式理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们运用“范式”理论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正如L.约翰逊所说：“过去10年中,经济学家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模式已给予相当多的注意,以解释经济学的发展……还可以证明,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普遍方法,库恩的范式具有更大的潜在价值。”

1 经济学范式的构成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以“范式”概念为基础对科学革命进行了系统论述。其所谓范式,就是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和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体。“范式”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和成熟标志,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具有一定的范式,才能成为科学。库恩范式的含义不仅体现在哲学方面,而且也反映在社会学和构造功能方面,库恩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

由于经济学所固有的特点,使得其范式与自然科学的范式不仅在研究对象上不同,而且在研究方法、检验标准、解释方式及理论构造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是以基本行为假定为基础,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平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范式范围,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容性质、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2 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利用范式概念,库恩研究了科学革命,在他看来,所谓科学中的革命,就是这样的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换。

他认为,科学形式中出现的危机使新的范式的产生成为必然,从而导致了这种范式的转换,在一个公认的范式中,科学家们的活动被称为“常态科学(常规科学)”而科学发展一般具有以下的模式,前科学常态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常态科学。常态科学与前科学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范式。

一旦形成了被学术界所公认的范式,此后科学发展便进入了“常态科学时期”。此时,范式指导整个学科的研究活动,而当科学发展遇到危机时,通过新的范式发展来推动科学的发展。

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经历了多次的重大的变化。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阶段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是范式形成的过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76年)所提及的斯密教条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的劳动价值论和以市场机制 “看不见的手”的学说,为经济学确立了公认的学科框架,此外他的企业理论学说突出了分工与专业化在既定资源下的配置与效率问题。李嘉图、西斯蒙第、萨伊、穆勒是斯密的追随者,并增添了资源稀缺性的条件。尔后杰文斯等人倡导的边际革命对斯密范式进行了增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所产生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对古典经济学重大的革新或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不能解释失业与过剩现象,而凯恩斯则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萨缪尔森等将以上理论综合通称为“新古典经济学”。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运用30多年以来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凯恩斯主义并不能解决经济“滞涨”现象,由此一系列新理论应运而生,如货币学派、新自由主义、新制度学派等。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还诞生了新凯恩斯主义,以复兴凯恩斯主义。而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复活古典经济学,通过这种分析方法,他们发展了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