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农业产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总结

在中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与国外大型农业企业相比没有优势，因此，必须要转变我国农业产业的生产方式，向依靠科学技术的内延式生产转变，以高效率、高产出、低成本的农业生产为发展方向，适应国际化趋势，保证我国农业产业的竞争力。

1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的相关研究

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农业科技进步只包含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包括农业科技的创新以及对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等；广义的农业科技进步还包括政府政策、管理水平的提升的因素[1]。在以往专家学者的研究中，针对科学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以及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一些系列研究，例如：周方深入研究了技术进步的内涵，将索罗模型中的科学技术定义为狭义的技术，在排除资本、劳动力要素以外的技术定义为广义的技术进步，修正了索罗模型，提出科学技术进步应当包含索罗式技术进步、资本增密式以及规模经济式三种方式；赵达薇通过改进的索罗模型，测算了我国工业经济增长中1953-1993年人力资源的贡献率；同时，徐瑛将资本空间密集、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变化三个变量融入改进的索罗技术进步模型，测算了我国1987-2003年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徐会奇采用C-D生产函数模型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进行了研究，采用1995-2008年相关数据，测算狭义的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得出农业经济增长的外部性显著。这些有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有利于研究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将测算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研究方式分为基础模型式和经验模型式两种。

2基础模型式

基础模型式通常包括C-D生产函数、丹尼森的增长因素法、索罗余值法以及数据包络法等。其中索洛余值法简单易操作，被广泛采用，国内学者以及农业政府部门在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时常常采用这个方法[2]。它时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而来，将技术进步、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作为自变量，农业产出作为因变量，进行指数化建立等式，其中资本、劳动力因素的指数分别代表物质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力产出弹性；在加入时间序列因素，就可以经过数学变换将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表示为经济总进步率减去物质资本、劳动力的贡献率的差。这里面的关键则是求出物质资本、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

3经验模型式

经验模型式是对农业物质资本、劳动力投入的产出系数弹性进行直接推导，在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即物质、劳动力的弹性值之和为1，利用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分解农产品价值，测算各要素的弹性系数[3]。具体为把农产品的价值表示为商品的可变资本、商品的不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之和，在整个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仅发生价值的转移，没有价值增值；在可变资本中，其一承担物质原料到农产品形成的中间完成者，其二维持劳动的持续进行，其三则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可以把农产品的价值分为不变价值和可变价值两个部分，不变价值由物质资本形成，可变价值由劳动力和农业科技进步实现的。在经过相关假设和数学推导，就可以将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表示为1减去物质投入、劳动力投入贡献率的差。

4结束语

由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在可以取得相关数据以及资料时，采用基础模型测算要素的产出弹性，进行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比较方便有效，既有数据支撑又有模型基础；而在缺乏相关数据或者数据不是很可靠的情况下，可采用经验模型式进行要素弹性的估算，这样可以避免数据不再带来的测算偏差。因此，对农业科学技术贡献率进行测算时，需要针对实际情况而采用不同的模型方式。

参考文献：

[1]周方.科技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方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36-40.

[2]徐瑛，陈秀山，刘凤良.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度量与分解[J].经济研究，2006(8)：93-103+128.

篇2

本文作者：匡勇兵工作单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全国各地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都在在加速进行，郴州，湖南南部城市，物产丰富的资源优势明显，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其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成长阶段，在原有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上保持郴州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余地已经不大，要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就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原来的第一产业基础不稳，结构升级缓慢；第二产业素质不高，行业间发展不协调，内部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总量不足，效益偏低。这种情况下，郴州把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心引入到吸收科技含量高的高新企业，在一、二、三个产业中都依靠科技进步来推动。第一产业重视农产品的深加工；第二产业注重高科技的企业的注入，注重优势资源的系列开发和深度加工，加快原有企业的科技改造，产品技术结构得到改善，；第三产业重点发展一些科技含量高，科技进步快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电信、旅游业。这些举措都是注重把科技进步，把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运用到郴州的经济发展增长模式上来，由以前的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转变到如今的知识集约性经济增长模式上来，从以前主要依靠人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的传统郴州经济据转到如今主要依靠智力劳动和知识投入的新型郴州经济上来，目前郴州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均居全省前列，人民的生活水平较高。郴州新型经济不再是于传统的以大量消耗原材料和能源为特征的经济,而是一种全新的基于当代高科技和人类知识精华的经济形态。它的特征，就是要从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发展经济转向把智力和高科技作为一种资本来发展经济。

在一般情况下，在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是作为一种渗透到生产力的各要素之中，引起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生产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以及人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性变革。高新技术产业是科学技术的物化形态，主要是人的知识，人的智力，是人的智能的物化。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扩大资源的利用价值。二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三是可以改变原有的增长方式。四是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原来郴州经济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投入和广义的技术进步推动的，走的也是粗放经济的路子，科学技术进步对郴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低，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从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方面的改进，使劳动和资本的效率提高，即技术进步会使资本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在给定投入量时，它会使所生产的产品数量比以前增加，这样经济的增长就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变成了依靠科技进步。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加快，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就会使郴州的经济增长走出高耗、浪费、粗放经营的困境，为走低耗、节约、集约经营之路铺平道路。科技进步促进了郴州生产力的进步并形成了不同的产业分工；科技进步刺激了需求结构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化；科技进步诱发了郴州新兴产业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产业结构。

郴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把科学技术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之中，使自然资源供给相对减少，物质资本质量提高和利用率增强，从而推动郴州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从资源替论来考察郴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就会看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直接目标是驱动郴州经济的增长，是加快郴州的经济发展和增强郴州的经济实力。但它在在转变过程中所体现的是从物向人的转变，从主要凭借物资源发展经济走向主要凭借智力资源发展经济，不断推动着郴州经济发展由智能资源替代物质、自然资源为主。郴州大量引进了高技术企业落户，吸引了许多科技人才，使智力资源在发展经济中起主导作用。郴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实现，关键在于科技进步，这就意味着郴州从主要依靠掠夺和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转向了主要依靠科学技术人才这种智力因素来发展经济。传统经济是一种高熵的经济，从而必然破坏生态经济造成环境的污染，新型经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从传统工业技术圈走向高科技圈，它是主要借助人的智能、智慧改变传统工业的高能结构，走向低熵的新型经济。郴州人民应继续着重坚持智力资源替代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篇3

关键词：科技进步 就业效应 柯布―道格拉斯模型

中图分类号：F24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140-05

各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不尽相同，但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经济增长都离不开四个要素，即劳动、资本、技术和自然资源。其中自然资源的存有量在现代社会并不构成经济增长或发展成功的必要条件。而技术是通过资本的深化和劳动素质的提高体现出来，并且随着经济进程的加快其作用日益明显。在技术不变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同向变动，而变动幅度是否同步取决于资本产出率的高低和劳动增长速度的快慢。在技术不变情况下要提高就业率就必须降低资本对GDP的贡献率和人口增长率。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经济的增长是离不开技术进步因素的，因此探讨科技进步条件下的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对现实经济生活更有意义。

一、科技进步的内涵

科技进步一词已为很多人所熟识，并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科技进步问题。许多学者曾经给科技进步下过定义，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曼斯费尔德的定义：所谓科技进步是指给以同样的投入可以有更多的产出；或用较少的一种或多种投入量得到同样的产出；或者现有产品质量的改进；或者生产出全新的产品。现代的科技进步已不单单局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更重要地，它包含了解决诸如经营管理、组织协调以及生产服务等各种社会问题的手段和方法的进步。因此，对于“科技进步”概念及内涵的理解认识可分为“狭义科技进步”和“广义科技进步”。所谓“狭义科技进步”是指新的科学技术自身，包括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法及其在生产领域中的成功应用。由于技术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因而狭义的技术又被称为生产技术、工程技术或“硬技术”。“广义科技进步”是经济学家提出的概念。在经济学中，科技进步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及其组合方式的改善，它决定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生产结构的优化，生产工具的革新换代，劳动者知识技能的提高，自然资源利用范围的扩大和优化，生产组织的完善，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等。本文所提出的科技进步主要是广义的科技进步。其内涵主要包括：（1）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2）知识进展；（3）资源重新配置；（4）政策的积极影响；（5）管理水平的提高等。

从以上可以看出，科技进步的每一项内涵都赋予其积极的经济意义，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因此，我们把能带来劳动生产率巨大提高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新能源均称为科技进步；能带来劳动生产率巨大提高的生产组织、劳动组织、经营战略、管理手段，各种服务技术、辅助技术，也称为科技进步；能带来劳动生产率巨大提高的技术政策和措施也同样称为科技进步。

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人类历史经历了从人力生产工具、机器生产工具直到智能生产工具的沿革，再到知识经济时代新的生产工具如网络技术、通讯技术、信息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科技进步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各种途径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成倍的提高，大大地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1.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运用增长速度方程来测算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看出科技进步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EA=■×100%a=y-αk-βl

EA为科技进步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即在GDP增长速度中的科技进步因素所占的比重。a为科技进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y为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l为劳动者的年平均增长速度，k为资本的年平均增长速度。α为资金的产出弹性系数（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金增加1%时，产出加α%），一般为0.3～0.35；β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增加1%时，产出增加β%），一般为0.7～0.65。为了研究方便，我们把α、β分别取值为0.3和0.7，其贡献率（见表1及图1）：从上页表1和图1中可以看出，由于国家统计数据的调整，1989年和1990年劳动、资本、科技的贡献率与其他年份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为了使分析更具有代表性，在下面的分析中，不再考虑这两年的影响。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在分析劳动、资本、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变动时，将以上数据分成1981―1988年、1991―1998年、1999―2008年三个时期来进行。通过分析能看出：（1）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且波动较大，1981―1988年的年均贡献率为22.6%，1991―1998年为7.34%、1999―2008年为6.94%，从其趋势看，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明显的下降趋势。（2）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来说一直是较高的，也相对稳定，1981―1988年的年均贡献率为63.92%，1991―1998年为68.54%、1999―2008年为60.16%。同时，从其走势看，从1999年开始，资本贡献率保持相对稳定，且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从2001年开始，其贡献率均超过46%。这表明资本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长明显，1981―1988年的年均贡献率为13.47%，1991―1998年为24.12%、1999―2008年为32.9%。表明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重要，科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强。

2.科技进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效益提高的诸因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它可以改进产品或工程设计，开发或推广新工艺，改进或更新设备，提高生产工具的使用寿命；可以降低能耗物耗，提高物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经济效益。（2）科技进步可以缩短产品生产周期，用较少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而节约了活劳动，提高了生产效率。（3）科技进步能够推出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附加值，从而增加产值和利润。

3.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大前提是科技进步。因此，科技进步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而且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器。

4.科技进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历史上看，产业结构的每一次重大变化或调整，都与科技进步紧密相关。第一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是与农业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二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则与一系列纺织机械的发明和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相联系；第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是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的发展为前提。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大有发生第四次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这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化离不开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在产业结构的变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仅如此，而且科技进步还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建立。近代以来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不仅促进纺织工业部门的进步，而且还带动了冶金、化工等部门的发展。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电力技术革命促进了电力工业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人工合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又使合成化工成为重要的工业部门。新兴工业部门的出现，改变了原有工业结构的格局，引起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组。

三、科技进步对就业的作用

科技进步必然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会到来就业的扩大。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现在已达到80%，科技进步有助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可带动就业增长。因此，按照一般的逻辑推论，科技进步有助于就业增长。最简单的办法是在理论模型中首先计算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再依据GDP平均增长率与就业平均增长率的比值，来计算科技进步对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即：科技进步对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就业平均增长率／GDP平均增长速度）×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在测定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后，我们考察科技发展对就业增长的关系就比较简单了。为更直观的理解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我们通过流程图来表示：从上页图2中可以看出，科技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科技进步给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提供更大的活动范围，因而能够创造出大量的新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引起了失业。下面从科技进步对就业正反两方面作用进行分析。

1.科技进步对就业的正效应分析。（1）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就业总量不断增长。人类社会是一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历史。从总体上看，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口数量的增加，就业人口总量是在不断增加而不是逐渐减少。最近两个世纪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并没有产生任何长期增加失业率的趋势，说明了技术因素对失业率并没有长期的挤出效应。科技的进步，虽然使某些部门某些行业在特定时期内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就业总量是增加的。（2）科技进步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使新兴产业的兴起和相关附带产业的涌现，扩大劳动力需求。据有关资料分析，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农业经济时代不足10%；在工业经济后期为40%以上；知识经济时代将达80%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的实质性内容就是用科技发展新产业，使产业结构不断地升级和优化。因此，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发展的效果的重要途径，就是产业发展及其结构的不断更新调整。据李京文的预测，到2010 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将呈现第一产业的比重继续下降达到12.8%；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达到55.2%；第三产业的比重一路上扬达32%。不仅如此科技进步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现代化调整和优化的同时，也是形成与发展新兴产业部门的主要推动力。在科技进步的作用下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两个方面：一是旧有产业和生产部门的改造；二是新的产业和生产部门的创立。科学技术进步必然要求对原有的产业和产业部门进行改造，即用新的技术工艺装备改造原有产业，提高其技术水平，改变其生产面貌，促进原有部门产品的更新换代和质量提高，甚至创造出全新的产品。同时新的产业和生产部门以及附带产业也会不断涌现。新兴产业和相关附带产业的不断涌现将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产生了新的就业需求。如，新兴技术与传统技术的融合，计算机和互联网应用技术的不断应用和发展，突出表现在业务的电子化流程的实时化和功能的集成化等方面，从而实现了就业形式和模式的多样化。而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发展将使业务领域越来越宽广，创造出更为丰富的职业类型和就业形式。（3）科技进步可以深化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促进劳动就业结构的调整，劳务生产将成为就业容量最大的劳动形式。科技进步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相应地提高，这就会刺激商品生产向多样化、精细化、高级化方向发展，因而可深化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社会内部将出现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服务性劳动，使劳务生产成为可能。同时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协作高度发展、居民消费日益社会化，使得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各种服务的劳务生产成为必然要求，由此劳务生产成了就业容量最大的社会生产形式。如信息咨询、金融保险、文化娱乐业、广告咨询和高科技通讯等众多新兴部门的出现使得就业范围大为拓宽。（4）科技进步可以扩大资金积累规模，刺激消费需求，从而增加就业容量。科技进步使得单位产品成本降低，意味着相同的劳动量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进而扩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工资的增长率低于社会劳动生产增长率的情况下，社会就可以扩大资金积累规模，增加资金投入量，扩大内需，扩大生产规模，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另外，科技进步使得劳动者个人收入水平得以改善，社会物质财富相对丰富，从而刺激更多的消费需求，促使社会总供给的增加，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就可以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引起劳动力需求规模的扩大。

总之，科技进步能够从根本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使新兴生产部门的兴起，推动劳动相关制度的创新，从而实现对劳动就业的正效应，从总体上是促进就业总量的增加的。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日本、美国的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和检验。日本1956 年、1973年低失业率的高经济增长以及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高增长、低失业的“新经济”现象，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2.科技进步对就业的负效应分析。技术进步对劳动就业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在其对劳动就业的相对滞后效应、不可避免地带来技术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以及隐性失业的显性化等问题，同时技能较低的劳动者难以实现再就业。（1）科技进步对劳动就业的相对滞后效应。科技进步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往往表现出科技进步作为新兴生产力的推动力量对劳动就业实现的滞后效应，即科技的进步使得一批人因为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失业，造成劳动力闲置的现象。这是因为一方面新兴产业所创造的劳动就业岗位及机会需要一段过程，从而在新兴产业发展和劳动就业创造中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另一方面对劳动者工作技能和水平提高的职业教育和再就业培训使其适应新岗位要求也得需要一段时间，使劳动者对新兴科技进步的适应与再次就业存在着时间上的不同步。这两个“时间差”造成了就业增加滞后于科技的进步。（2）科技进步不可避免地带来技术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以及隐性失业的显性化。技术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隐性失业又叫潜在失业的出现不仅仅是中国结构调整以及体制转轨型造成的，关键是由于技术设备替代劳动力而形成的。首先，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管理手段的现代化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大批使用落后技术的工作岗位消失，劳动者的科技文化水平一时难以适应新技术岗位的要求，从而造成一方面许多劳动者下岗，另一方面新技术人才短缺的状况。其次，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回避失业现象而追求社会效果的最大化，国有企业存在大量的“冗员”和“在职剩余劳动力”，大量的潜在劳动力资源遮蔽了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供给，其结果是在旧体制内广泛存在着“隐性失业”。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企业制度的创新和改革，科技进步必然加剧了隐性失业的显性化进程。最后，科技进步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引起劳动力部门间的转移，即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在转移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难以避免摩擦性失业的形成，而且这种失业将长期存在并有增加趋势。（3）缺乏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再就业难度加大。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大量不适应高新技术发展要求的劳动力将从传统产业中退出，就业问题将更为突出。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引起产业结构与企业结构的相应调整，必然要引起劳动力结构的调整。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劳动素质好的劳动者将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主体，即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将决定其就业方向和质量。而从传统行业分离出来、缺乏劳动技能、知识层次低的劳动者将无工可做。

科学技术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由于引进技术使规模经济迅速扩大，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使边际就业弹性下降，从而减少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力。在短期内，科技进步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超过了正面影响。

参考文献：

[1]顾玲，汪慧玲.科技进步对劳动就业的影响[J].科学管理研究，2006，(6).

[2]高处明.论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及就业[J].经济问题，2003，(8).

[3]陆海燕.浅谈如何处理中国科技进步与就业的矛盾[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24).

[4]金春华，葛新权.中国科技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5，(10).

[5]徐志芹.科技进步与扩大就业研究[J].社会科学论坛，2007，(3).

The Relationship of Economy Growth and Employment Und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UN Ming-pu

（Zhengzhou Information and Statistics College Air Academy，Zhengzhou 450008，China）

篇4

关键词：苹果；矮砧密植栽培模式；乔砧密植栽培模式；经济评价

中图分类号：F307.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078-06

引言

近30多年来，世界苹果栽培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完成了从乔砧稀植――乔砧密植――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变迁过程[1]。欧洲、美国、日本等世界苹果产业发达国家已基本完成矮砧密植栽培方式的转变，苹果矮砧密植栽培模式已成为世界主要苹果种植国普遍采用的栽培技术[2]。苹果矮砧密植栽培模式具有接穗品种长势减缓、树冠矮小、树形紧凑、易形成花芽、果品质量好、管理方便、便于机械化操作等特点[3]，已成为世界苹果发展的趋势和方向[4]。我国在20世纪40年代引入矮化砧木试验[4]。1951、1957年从丹麦、保加利亚引入M系为主的苹果矮化砧，以后又陆续引入MM系、P系等其他苹果矮化砧[5]。然而，经过70年的创新与推广，根据国家现代苹果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2012年调研结果，我国矮化砧果园面积仅占全国苹果种植总面积的4%左右，发展进程缓慢。同时，果农在采纳该技术模式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技术难题和管理难题。因此，结合我国苹果栽培模式正处于大规模变革时期的实际，有必要对苹果矮砧密植栽培集约栽培模式进行技术经济评价，进而从经济――技术――产业相结合角度，揭示该栽培模式的经济效益特征、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的路径与对策。

主流技术经济学一般将经济效益评价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比分析方法，即通过建立起一套合理的指标体系，结合实际案例，分析指标在技术模式实施前后的经济效益变化情况，并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其差异。另一种方法则是利用生产函数为主法，对产出结构、要素密度和弹性等进行分析。现有研究对农业技术进行经济评价主要集中在对农作物新品种和无公害农产品种植的经济效益评价方面。在对无公害蔬菜与常规蔬菜生产投入成本结构进行分析的结论认为，无公害蔬菜生产在总体上比常规生产更关注技术的合理性和质量安全性，但在成本投入结构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则难以得出一致结论[6]；在对绿色苹果与常规苹果的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中，研究认为绿色苹果在资本绝对密集度、成本收益与生产效率等方面均高于常规苹果，并可促进农民增收[7]。在对Bt抗虫棉栽培经济效益的研究中，从农户采用Bt抗虫棉的成本投入角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Bt抗虫棉能够提高棉花产量，而且减少了农药与劳动投入，对农民增收和环境改善都起到了正向作用[8]。但对苹果栽培模式效益的技术评价还未见涉及。

本文结合两种方法，从苹果矮砧密植栽培模式与乔砧密植栽培模式的建园成本、投入成本结构、产出结构、要素密集度、要素弹性与规模收益以及科技贡献率等几方面，对两种栽培模式进行对比分析与技术经济评价。其结果有利于深入认知矮砧密植栽培集约栽培模式的技术体系内涵，把握产业发展方向，促进苹果栽培制度变革与新栽培模式的推广，为我国苹果产业高效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以国家现代苹果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在山西、陕西、甘肃三省2009～2011年连续三年调研资料和固定样地跟踪调查的数据为依据。每年在三个苹果主产省随机选取矮砧密植栽培模式与乔砧密植栽培模式种植农户445户，对每个农户的生产投入与产出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数据包括生产面积、种苗、农药、化肥、有机肥、套袋、修剪、灌溉投入、劳动投入等内容。矮砧密植栽培实验固定样地设在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范家寨乡大沙凹村，占地面积150亩，其中实际挂果面积67.95亩，2009年进入盛果期。挂果园区果树种植密度为：2×4米（83株/亩）及2×3.5米（95株/亩），矮化中间砧为M9和M26。苹果主要品种为富士和嘎啦，分别占挂果面积的60%和40%。调查数据以亩为单位进行测定。

（二）分析方法

在充分考虑苹果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相对重要性和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以果农的苹果销售收入指标作为苹果的产出变量。投入变量选择苹果生产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为主，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其中，显性成本是指苹果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的实际支出，主要包括灌溉、化肥、农药、果袋（资金投入、套卸袋用工）等显性支出项目；隐性成本是生产者所拥有的且被用于生产的要素总价格，也是生产者从事苹果生产活动的主观损失，没有外在表现，即劳动的隐性成本，主要指家庭劳动投入（含亲友帮工）成本。除此以外的灌溉费、机械折旧费及燃油费等投入计入其他投入。

二、不同苹果栽培模式的效益与效率

（一）建园初期的成本与收益

根据调研数据分析结果，矮砧密植栽培一般以1.2～2米×3.5～4.0米株行距定植，每亩可栽84～170株，树高3.5米以内，冠幅0.8～1.2米。在良好的果园管理条件下，第二年即可挂果，产量1 000公斤/亩左右，第三年产量可达2 000公斤/亩，第四年2 000～4 000公斤/亩，即第四年达到成龄丰产果园水平，产量还会继续增加[9，10]。乔砧密植果园的种植密度一般在3×4米的行株间距，种植苹果56株/亩，在与矮砧密植栽培果园相同或相近的条件下，乔砧密植果园第四年至第五年才开始挂果，单位面积产量从开始挂果的550公斤/亩至丰产期的5 000公斤/亩左右，则需要8～10年时间。在建园初期，矮砧密植栽培果园明显表现出矮砧挂果早、产量高的经济效益优势。

矮砧密植栽培模式技术密集、科技含量高，但在建园初期的苗木投资较大[11，12]。矮砧密植果园单位面积苗木用量较乔砧密植果园建园用苗量多，且矮砧苗木单价远高于乔砧苗木。以苗木费用计算，矮砧密植栽培平均110株/亩，根据当年调查数据可知苗木成本平均为660元/亩；乔砧密植栽培56株/亩，平均苗木费仅为140元/亩。可看出，矮砧密植栽培果园的苗木费用是乔砧的4.71倍。但矮砧密植栽培果园挂果早、产量高、管理便捷，在建园的最初4年，以平均水平可收获苹果5 200公斤/亩计算，扣去套袋、用工和其他费用，净收益均在10 000元/亩左右。而乔砧栽培果园前4年的产量以550公斤/亩计算，可获得收益仅为1 980元/亩，忽略套袋、用工和其他费用不计，单位面积收入仅是矮砧密植栽培果园的1/9左右。说明矮砧密植栽培果园具有投资收益率高、见效快等特征，即表现出挂果早、产量高等显著优势。

（二）盛果期技术经济评价

1. 成本结构。将调查获取的连续3年的果农的化肥投入量、农药投入量、人工投入量、套袋投入量及其他投入量，均换算为货币投入量（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要素投入与物价呈现出伴随性增长特征，但矮砧密植栽培果园与乔砧密植栽培果园的投入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就成本而言，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每亩肥料投入比乔砧密植栽培模式高出350元左右，其他如农药、套袋、机械折旧、燃油等费用也高于乔砧栽培模式。就平均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不含用工费用）而言，矮砧密植栽培果园为1 785.24元/亩，乔砧密植栽培果园为1 219.44元/亩，矮砧密植栽培果园高出565.80元/亩，成本投入高于乔砧密植栽培果园。但矮砧密植栽培模式在节约劳动力方面体现出了一定的优势，每亩劳动投入比乔砧密植果园减少31.27%，减少7.7个工日，按当时平均工价60元/工日计算，减少货币投入462元/亩。在近年来人工成本持续走高的背景下，更显示出矮砧密植栽培模式在节约人工成本方面的优势，即可抵消矮砧密植栽培果园在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两方面的影响。

2. 产出结构。产出是衡量苹果生产效益的重要标志。由于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技术含量提升，使其产出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优质果的比例（表2）。对比两种栽培模式的优果率可以看出，在同等条件下，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优果（1、2级优果）率就平均而言比乔砧密植栽培模式提高了35%。以货币收益看，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每亩净收益平均是乔砧密植栽培模式的1.86倍，即比乔砧栽培模式高出近90%。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技术物质投入量大，易于进行标准化管理，使得其投入产出比较高。比较分析两种栽培方式2009～2011年间的投入产出效率发现，矮砧密植栽培模式下每投入1元，其收益在1.3～1.4元之间，而且变动较小，即产出较为稳定。而乔砧密植栽培果园的每元净收益在0.79～1.07元之间，产出水平低且波动幅度大。矮砧密植栽培果园的投入产出比是乔砧密植栽培果园的1.5倍多。就两种栽培模式的亩均净收益，采用两总体均值差的t-检验，结果表明：t=19.96（p

3. 要素密集度。以劳动投入、可变物质成本和土地投入成本分别作为衡量、测定生产投入的劳动、资本和土地要素，对矮砧密植栽培和乔砧密植栽培的两种栽培模式的要素密集度进行比较发现（表3），矮砧密植栽培的要素相对密集度依次为资本、劳动、土地，乔砧密植栽培的要素相对密集度依次为土地、劳动、资本，即矮砧密植栽培的资本密集度要高于乔砧密植栽培的劳动密集度。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工成本的上涨，即传统要素成本持续上涨，必然推动以传统要素密集投入的外延式发展模式向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

表3的结论证明，矮砧密植栽培技术在资本投入与技术进步方面要求都远高于普通乔砧密植栽培技术。还要指出的是，矮砧密植栽培技术具有显著优势，但由于矮化砧木的根系分布范围浅，容易出现树势早衰、固地性差、根系冻害等问题，需要通过立架栽培和提高肥水管理水平等技术手段才能发挥其栽培模式的优势。另外，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优势发挥还有赖于省力化机械的广泛应用，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果园资本的投入。这也进一步说明，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内涵式发展模式的重要性。虽然矮砧密植栽培模式使果农在收益上极大的提高，果农需具有接受和采纳该栽培与技术模式的积极性，但在我国农业资本资源稀缺、农资价格快速上涨的现实条件下，该技术模式的推广与应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资本投入增加的约束。

4. 要素弹性与规模收益。要素弹性与规模收益是通过估计不同栽培方式下果农的C-D生产函数得出。C-D生产函数可以精确描述苹果种植户生产过程。（3）式在这里具体形式为：

从投入要素和规模收益对比结果来看，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要素均衡程度高于乔砧密植栽培模式，要素弹性之间的离差较小。其次，矮砧密植栽培模式在省力化和劳动节约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其劳动的产出弹性平均为0.05，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仅使产出增加0.05个单位。同时，观察四种要素2009～2011年的产出弹性波动规律可以发现，化肥的产出弹性是逐年递增的，可变投入（资本）的产出弹性所占份额最大，这说明果园精细管理技术仍在苹果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5. 技术进步的贡献。依据连续3年平均增长率和弹性系数的平均值为基础，由公式（5）和（6）分别测算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相对于乔砧密植栽培模式的科技进步率和贡献率，计算得出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科学技术进步率δ=0.311 8，科学技术贡献率γ=0.633 8，即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科学技术贡献率为63.38%。表明苹果矮砧密植栽培模式是技术密集型栽培模式，科学技术含量的提高会使产出效益极大增长。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矮砧密植栽培模式对投入要素的技术含量要求更高。可表现为两个方面：从要素投入角度，矮砧密植栽培模式需要更多技术密集型的要素投入，比如省力化机械的广泛应用等；从果园管理水平角度，矮砧密植栽培果园的管理，需要有精细化的果园管理标准制度的建立，才能使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收益显著高于乔砧密植栽培模式，达到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目标。

三、结论与讨论

（一）节约劳动力与土地资源投入是矮砧密植集约栽培模式的最大优势

矮砧密植栽培模式替代乔砧密植栽培模式是农业诱致性技术变迁规律的发展必然[15]。矮砧密植栽培模式技术含量高，早期丰产，果园更新快，土地利用充分，利于机械化操作和科学管理。在现行条件下，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总体经济效益优于乔砧密植栽培模式。对矮砧密植栽培模式和乔砧密植栽培模式的成本结构、产出结构、投入产出比、要素密集度、要素弹性等指标的测算结果表明，矮砧密植栽培模式属资本密集型栽培模式，其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明显。样本区内，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单位面积平均可变资本投入虽然较乔砧密植栽培模式高，但劳动投入节约31.27%，净收益是后者的1.86倍，高出90%，投入产出比是乔砧密植栽培模式的1.5倍。

（二）资本投入是充分发挥矮砧密植栽培模式技术优势的瓶颈

在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成本投入结构中，化肥、农药、套袋、机械折旧、燃油等投入费用等单位面积（亩）可用货币量化的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显著高于乔砧密植栽培模式。要想充分发挥出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技术优势，必须引导果农加大资本投入，保障果园的经济密集管理。

（三）配套技术协同发展是矮砧密植栽培模式推广的关键

矮砧密植栽培模式已经显示出较强的技术经济优势，但在苗木供应、适生砧木培育、省力化机械开发、肥水调控等方面不能保障各项技术的均衡供给。因而，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的配套技术协同发展是矮砧密植栽培果园改进质量、提高效益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高敬东，杨延桢，王骞，等.山西省苹果矮砧栽培利用现状及发展建议[J].山西果树，2013（5）：3335.

[2]李丙智，韩明玉，张林森，等.我国苹果矮化砧木发展缓慢的原因与建议[J].西北园艺，2007（10）：45.

[3]马宝，徐继忠，孙建设.关于我国苹果矮砧密植栽培的思考[J].果树学报，2010，27（1）：105109.

[4]李丙智，韩明玉，张林森，等.我国矮砧苹果生产现状与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及建议[J].烟台果树，2010（2）：14.

[5]河北农业大学.果树栽培学总论[M].第2版.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311.

[6]杨金深.无公害蔬菜生产投入的成本结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5（11）：1621.

[7]杨金深，徐国良，智健飞.绿色苹果生产的投入产出与经济效益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11）：3541.

[8]范存慧.中国Bt抗虫棉收益、成本和影响[J].经济学（季刊）， 2005（4）：785802.

[9]韩明玉，李丙智.陕西苹果矮化砧木调查与思考[J].西北园艺，2012（8）：5052.

[10]韩明玉.苹果矮砧集约高效栽培模式[J].果农之友，2007（9）：12.

[11]刘军弟，霍学喜，韩明玉，等.中国苹果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J].北方园艺，2012（20）：164168.

[12]高登涛，郭景南，魏志峰，等.中部地区两类矮砧密植苹果园生产效率及光照质量评价[J].中国农业科学，2012，45（5）：909916.

[13]霍学喜，侯建昀.中国苹果生产技术效率与要素产出弹性分析――以陕西、山西、甘肃10个苹果种植户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7580.

篇5

关键词：sPss因子分析；数据包络分析

一、因子分析

（一）指标体系与原始数据

从金融生态环境的定义角度来看，它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因此，在指标框架的构建方面，不仅包含经济因素，还应当包含非货币性因素，以便涵盖社会进步方面的信息。

本文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的指标体系主要有6个具体指标构成，包括年末总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从业人员数、存款余额、贷款余额，以全面、客观的反映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述选取的指标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而且这些数据可以准确的从保定市的各种公报中获得。

本文采取的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二）保定市各县经济金融环境的评价

首先，运用spss软件对保定市2016年11个县区金融经济数据进行因子分析，3个因子特征值分别为6.527、3.468、2.536（如表2所示），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8 620%。在因子分析中，如果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了85%，就能很好的解释各个变量，所以在对保定市各县数据进行分析时，可以通过3个因子反应保定市各县的经济金融情况。

由表4可以看出3个因子分别包含不同的指标，其中因子1包括工业总产值、地区生产总值2个指标，因子2包括年末总人口、从业人员数2个指标，因子3包括存款余额、贷款余额2个指标。

其次，根据上述因子分析的结果计算各县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由表5中的因子得分系数和表3中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可得到各县综合评分公式为F=33.825%fac1+30.470%fac2+24.325%fac3。根据综合评分公式及标准化值可以计算出每个县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排名见表5

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在随机选取的保定市的11个县中徐水县得分第一，分数高于其他县。徐水县的矿产资源居于全国前列，他们拉动了徐水县的经济，为其发展带来了光明。高阳县传为颛顼故都，八才旧里。地处华北平原，位于河北省保定东部，是京、津、石、保、沧五个城市的黄金腹地，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其利用特有的历史底蕴、区位优势，与京、津经济文化互动提升，产业在传承与创新中华丽转身，城市在经济与文化的交融中越发魅力。满城县位于保定市西部，距市区仅10余公里，并且位于京津腹地，距离北京、天津不过1小时车程。境内有多条公路穿过，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满城不仅有著名的汉墓和抱阳山等景区，而且以草莓为特色的种植采摘业发展迅速，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已经成为保定及周边县市的一个重要旅游、休闲、度假圣地。其他地区的综合实力不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如顺平县、曲阳县、博野县。这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县的特点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务农人口占比重较大，远低于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因此，保定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县区经济的发展。

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队方法）

DEA方法以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指标的权重为变量（称之为权变量）进行相对评价运算，避免了确定指标权重时的主观性误差，使得评价结果更具客观性；剔除了非DEA有效的决策单元后构造有效生产前沿面，排除了统计误差等因素的影响。另外，DEA进行运算时不受量纲的影响，可直接采用统计数据进行计算，避免了不必要的繁琐运算，使评价方法更具简明性和易操作性。

由于金融业发展受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显著，两者构成一个生产系统，前者可以看作是该系统的投入要素、后者则作为其产出要素。所以，本文运用DEA方法对其做出实质性研究。

以不同的保定市县域作为决策单元，共有11个，运用DEA方法求解，通过综合效率、投影分析、理论优化分析，得出下列结论：

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可以视为投入产出系统，但其毕竟不是真实的“生产部门”，某些投入要素的变化方向只能是增加，而不能是减少，例如地区生产总值、人口数量，因此，我们需从投入冗余相对比较少的要素着手，增加其投入，使其能够与投入冗余相对较多的要素匹配，从而达到提高产出的目的。

通过另一部分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冗余比重较小的投入指标有从业人员数、工业生产总值等，大部分反应在社会中介、经济基础等方面。

三、优化保定市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与建议

1.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与政策支持，巩固加强优势产业。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是保定市各县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导向，只有政府大力扶持优势产业，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其过程中，利用财务杠杆效应，推动其发展，进而使金融生态环境一步步达到最优状态。第一，针对保定市的传统优势产业的高速发展趋势，例如保证建筑材料、化工医药、金属冶炼加工等，对他们采取不断改造的措施；第二，对于相当一部分的新兴的产I，要大力壮大他们的发展队伍；第三，某些先进制造业要竭尽全力扶持，使他们成为全省的支柱产业，通过扩大规模、压缩成本等一系列方法，增加他们的收益，使现有的支柱产业变得更加强大。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支持对金融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2.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物流和旅游产业。保定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具有众多名胜，其周边县区更是旅游景点的聚集处。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能使生态环境变得美好，还能带动周边的一系列行业的发展。因地制宜体现了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区位优势，可以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满足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不断追求自身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保定市地理位置优越，临近北京、天津等发展较迅速地区，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决定了保定市发展物流产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样，充分利用保定市的地理位置，积极推动物流行业的发展，既能很好的服务本省，也可以为京津等地的各项产业提供后方支持和保障。通过旅游业带动各产业的极速发展，能间接地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篇6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新型工业化人力资源的四个制约因素,然后以安徽省为例对其进行分析;最后从经济学角度阐述这四个制约因素与新型工业化人力资源的关系。

关键词:新兴工业化人力资源 制约因素

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充分运用新科学技术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工业化,是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的工业化,是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因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建设;完成从人力资源到人力资本的转变;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处理好工业化与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笔者认为实施新型工业化的人力资源主要受以下四个因素的制约:劳动力素质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

安徽省实施新型工业化的人力资源制约因素

劳动力素质的制约。从总量上看,安徽省人力资源充足,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需求总量。安徽省人才分布过分集中,人才分布不均匀,人才流失严重,人力资源整体素质较低等问题。从总量上看,人力资源十分充足;从质量上看,人力资源质量偏低,中高层次的人才严重缺乏,根据2009年安徽统计年鉴19-1教育事业基本情况和19-2研究生数有关数据, 2008年普通高校大学生、硕士、博士在校人数分别为808300(其中本科399396)、30652、4330;毕业人数分别为191100、6956、991。可以看出目前安徽省每年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尤其是博士层次人才相对较少。

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从总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省份(见表1)。经济体制不健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严重阻碍安徽省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偏低,目前安徽省人均GDP与东部广东、山东、江苏等发达省份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见表1)。三大产业结构不合理,长期以来安徽省只以重工业为支柱产业,造成轻工业过轻,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见表2)。从2表可以看出,目前安徽经济发展依然主要靠第二产业带动,而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相对较低。各地市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安徽北部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于南部(见图1)。 教育水平的制约。从整体发展水平来看,虽然目前安徽省高等院校从培养数量来看已居国内前列水平,但从教育质量上来看与发达省份差距仍然很大,尤其是培养研究生层次的高校数目远远落后于广东、山东、江苏、辽宁等省份(见表3)。除此之外,根据安徽省2009年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19-1教育事业基本情况和19-2研究生数有关数据,按照研究生的规模来测算,目前安徽省的本、硕、博的比例约为92.2:7.1:1,而发达国家是25:10:1,可看出,安徽省的本、硕、博比例结构还不是很协调。2008年,安徽省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校总人数,仅是本、硕、博在校总人数的7.057%、0.997%。

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安徽省互联网技术不发达,使安徽省获取高质量、有用、关键信息的能力不高。科技成果相对较少,根据2009年安徽、广东、山东统计年鉴有关数据,国家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数安徽省分别为1、1、10;广东省分别为1、4、25;山东省分别为2、4、20。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新型工业化的人力资源及其制约因素

本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分析,该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Q=ALαKβ,0

其中:Q、L、K、A分别代表生产总量、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技术因子,α为劳动所得在生产中所占的份额,β为资本所得在生产中所占的份额。若α+β>1时,规模报酬递增;α+β=1时规模报酬不变;α+β

设函数Q为新型工业化人力资源的实施程度,变量A,L,Er,Ed,S分别表示技术因子、劳动力素质、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科技发展水平,LEr作为人力资本投入、EdS作为物质资本投入,并只考虑α+β=1时四个制约因素与新型工业化人力资源的变量关系。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原理可知:

Q=A(LEr)α(EdS)β,0

边际报酬:

报酬弹性:

规模报酬不变,设各投入要素增加λ时的产量为Q',即:

Q'=A(λLEr)α(λEdS)β=Aλα+β(LEr)α(EdS)β=λQ

由上述经济模型可知,在规模报酬不变时,新型工业化人力资源的实施程度依赖于四个制约因素的发展水平,当各资本要素(各制约因素)投入增加(发展)λ倍时,报酬(新型工业化人力资源的实施程度)也会增加λ倍。

参考文献:

1.曹蓉.人力资本开发与管理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篇7

从行业运行基本情况看，主要产品产量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出口及贸易顺差增幅大幅度回落；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增长，投资增速明显回落；行业运行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

在行业经济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的同时，行业在发展过程在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予以关注。

一是出口退税下调，缩减行业利润空间。2007年起，纺织品出口退税正式开始执行11%的退税率标准。纺织品出口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不考虑企业议价能力，1—6月，出口退税率下调约影响行业利润20.68亿元。6月18日，国家决定将服装出口退税率下调2个百分点，粘胶纤维出口退税率下调6个百分点，预计下半年，服装和粘胶纤维行业将减少盈利49.9亿元。

二是要素价格上涨较快，增加企业经营成本。近年来，我国纺织行业的生产原料、劳动力成本、能源成本逐渐上升。1—5月，我国煤电油价格同比增长3.3%，工人工资同比增长10%以上。棉花新滑准税率的实施使中国棉花每吨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2000元以上。纺织企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而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企业通过产品价格转嫁成本的难度加大，盈利能力被削弱。目前，行业销售成本增速高于销售收入增速，销售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保持高位。1—5月，我国纺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销售成本占销售收入的89.16%。

三是相关货币政策使得企业货币使用成本增加，出口风险加大。2006年，国家先后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政策，累计加息0.54个百分点。2007年3月，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再次上调0.27个百分点。贷款利率提高增加了企业贷款的难度，同时增加了贷款资金使用的成本。静态测算，今年1—5月，2006年上调利率累计影响行业利润4.8亿元。

2007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呈现加速态势，增加了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不考虑企业议价能力，1—6月，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2.46%，同比升值4.75%，约影响行业利润199.79亿元。5月21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3‰扩大至5‰，出口企业报价难度加大，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四是节能减排任务艰巨。随着我国工业发展越来越多地面临资源的限制和环境的约束，国家对节能减排工作越加重视。纺织行业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将万元产值能耗、水耗在2005年基础上进一步下降20％和30％。节水、节能、降耗、减排成为行业任重道远的发展任务。

目前，地方政府和企业缺乏节能减排的政策动力，国家能耗、水耗标准体系不健全，国家对计量统计及数据处理缺乏引导，企业在节能减排研发方面投入不足，行业协会节能减排推进工作缺乏资金支持等问题比较突出，亟待解决。

五是中欧协议即将到期，对欧贸易关系前景是现阶段行业关注焦点。2005年签署的《中欧纺织品贸易谅解备忘录》年底即将到期。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和输欧纺织企业都高度关注协议到期后中欧纺织品贸易关系的走向问题。尽管政府和行业协会、商会通过多种途径呼吁企业保持克制的态度，严格自律，但据调研，国内一些企业已经有意向在2008年初扩大对欧出口规模，并在明知出口增长过快将引起贸易摩擦的情况下，准备利用海关统计数据滞后的空档抢出口。这一倾向严重加大了引发新一轮贸易摩擦的概率。

篇8

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约束

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工业化的过程。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这一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虽然我国虽然资源总量较大，但就人均水平而言，我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匮乏型国家，人均耕地、淡水、森林、草原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2％、28％、14％和32％，我国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除了钨、稀土较高以及钛、锌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外，其他各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即使是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人均储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铜、镍等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0％，石油、天然气人均存储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同时，由于我国生产技术水平低，导致资源的有效开采和利用程度低。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一些重化工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10-50％，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加剧了能源资源短缺的状况。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排放量保持高增长，对生态环境产生很大压力。

(二)投资、消费、出口占GDP比重的结构性矛盾

投资、消费、净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影响，表面原因是由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下降所致，从深层分析则是我国经济内需不足，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增长方式难以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国际经验表明，大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支撑。2008年，美国、印度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分别为92％、88％。而同年我国这一比重仅为72.8％。

1.高投资率。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是启动经济增长的最快引擎，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据测算，我国的资本形成率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32％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46.8％，2008年11月为应对金融危机，大力增加投资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第一选择，我国迅速推出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时配合以近10万亿的新增贷款。2009年投资拉动GDP增长8个百分点。

世界上多数国家同等发展阶段的投资率一般分布在22―40％，虽然我国与这些国家相比投资率偏高，但是是符合一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投资率趋于上升的一般变化规律的，同时，高储蓄率为我国的高投资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国际经验看，东亚经济体的兴起经历了高投资的过程。投资起着双重作用，它既创造了需求，也创造了生产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而且消费率低出口受国际环境影响大，保持一定的投资率仍很重要。同时应该注意，我国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低水平重复投资现象非常严重，投资效率低下，同样的投资规模，我国获得的产能增加比美国要低将近30％。应重点关注优化投资结构，合理布局投资的地区分布，提高投资效率。应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投资，引导更多投资推动传统产业的调整升级。推动产业技术的更新和创新，加快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应引导投资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分布。

虽然目前的发展阶段，我国投资需求还有很大空间，但是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投资是GDP中变动最大的部分。在一般的市场经济中，衰退时期总支出的下降部分是因投资支出的下降引起的；经济过热时期，总支出的增加部分是因投资支出的增加引起的。投资和消费的波动相比，投资的波动更大。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引起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负面效应。

2.低消费率。我国的消费率即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近十年来更是迅速下降。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居民消费占GDP支出比重下降的趋势明显，政府的消费占GDP支出比重比较稳定，呈逐渐上升趋势，在居民的消费支出中，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上升，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下降。从横向比较，中国消费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1978―2005年，全球平均消费率呈逐步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75.6％上升到2005年的78.8％。2005年，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86.5％、75.2％、77.7％和85.6％。作为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巴西、印度和俄罗斯2007年的消费率也分别达到75.7％、64.9％和67.0％。中国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费率的下降，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5.3％，而美国为70.1％，印度为54.7％。

消费的不足源于社会收入分配的失衡。显然，要提高消费率，需要增加居民收入。中国居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劳动报酬，而1996―2007年，我国的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由53.4％下降到39.7％。应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同时，我国二次分配制度也不够完善，在民生建设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额度不够大，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与国际相比较，我国2008年是7.5％，发达国家德国是55.5％，加拿大是45.6％，美国是30.2％，应加大社会保障投入。

2009年由于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了消费，消费率上升，这种由于政策刺激的增长，如果政策退出将难以持续。比照国际经验，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后，投资出口对GDP的贡献呈下降趋势，消费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9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3677.86美元，可以说具备了一定的靠内需拉动经济增

长的条件，应抓住这一机遇，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培育消费热点，增加文化、体育、旅游、培训和家政等消费，引导消费结构升级。

3.出口占GDP比重高。我国经济的增长高度依靠国际市场，对外贸易占经济的比重较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一直呈持续上升趋势，2007年达到37.57％,高出全球平均值10％左右。

出口往往受到许多不可预料和突发性因素的影响，出口占GDP比重过高，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使得我国经济难以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出口下拉GDP增长负3.9个百分点。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外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2009年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货物出口额仍达1.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同时，我国进口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货物进口额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对外开放，能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经济发展。因为分工和专业化是提高生产率的有效手段；参与国际分工能在更广阔的领域运用、交换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源；参与国际分工就是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竞争是技术进步和素质提高的关键因素；参与国际分工可以使我国在更广阔的领域中提高价值竞争力和财富的提高。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出口产品在全球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一些新兴经济体生产成本低于我国，也生产能替代中国的部分出口产品，使得我国制造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如果不能把握趋势、抢占先机，就会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另外，我国许多产品的生产过程消耗的资源多碳排放量高，可以说我国的高出口一部分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来的。我们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新定位我国在国际分工领域的地位，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而不是单纯扩大出口规模。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

经济结构是指经济活动各个类别的比例组合，它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供求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等等。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主干。当前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6％。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近年来，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53％，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2.5％，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46.1％，我国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已超出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最高值。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从而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和就业压力，进而制约了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快速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四)城市化率偏低

城市化率是指市镇人口占总人口(包括农业与非农业)的比率。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化率、三次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其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虽然不断提高，到2009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46.6％，但总的来看，我国城镇化水平仍明显滞后，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统计，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已接近或高于80％，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由于城市化率偏低，限制了扩大内需和产业结构升级，也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因此，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市化率。

(五)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不足。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政府和企业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技术进步自主创新严重不足，技术进步的脚步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进程，可持续创新能力薄弱。

纵观中国工业结构的升级和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多数工业行业的建立和新产品的生产，大都是通过引进成套设备进口实现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在国际知识链的位置处于低附加值，工业品处于低端。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仍仅为美国的3.6％，日本的1/8、法国1/5、韩国的1/2。中国与世界最大的差距在于科技创新人才不足，人力资源总量多但效率不高，创新能力不足，对经济增长推动力不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只有39％，而创新型国家高达70％以上。高新科技立足跟踪国外先进技术，核心专利技术少，虽然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然而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发展结合发展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

(一)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制度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当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变量时，则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制度变迁的结果。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生产要素也可能增加社会财富，但一个国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则必定与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足够的刺激有关。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应注重相关制度的创新和有关政策法规的出台。例如，制定鼓励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改善资源和环境的限制；进一步改革投资体制，改善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的状态；适时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分配结构，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完善二次分配制度，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进而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进城，提高城市化率；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制定鼓励创新人才成长的政策措施，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等。

(二)消除体制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体制因素可以推动或阻碍经济增长、制约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因为体制的变化具有既改变收入分配、又改变经济中使用资源效率的潜在可能性。体制因素不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绩效，而且决定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消除体制，去除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不利于经济发展因素，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政府应该对技术创新和新产品进行引导，制定扶持性政策，不设立过多的行政

许可和市场准入。

(三)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相结合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内国外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应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面向市场需求，把优化产业结构同推动产业升级相结合，适应全球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经济增长不能超过农业的支撑力。要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高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培育壮大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三次产业协同发展。产业升级重要的是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核心的是发展新兴产业和改造占我国经济比重高的加工制造业。

(四)通过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速率是影响人们长期生活水平的三个因素，三个影响因素中只有技术进步具有无限潜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标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度量的。教育、培训、企业进行的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刺激了科技进步和创新步伐的加快，推动着世界产业变革与结构调整。发达国家加快调整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把绿色、低碳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突破口。2009年美国推出以绿色经济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计划、欧盟委员会宣布，将投资32亿欧元，用于创新型制造技术、新型低能耗建筑与建筑材料、环保汽车及智能化交通系统等三个领域的科技研发。我国应加大对教育、培训、科技、研发的资金投入，提升对于重要产业、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篇9

一、加快增值税改革步伐，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从增值税的类型上看，我国目前采用的是生产型增值税，这是目前世界各国中采用较少的一种增值税形式，它的缺点和不足早已成为定论，也越来越受到经济理论及实际工作者的重视。在西部大开发中生产型增值税除其对经济共有的不利影响外，其与企业科技进步这一目标的矛盾愈加突出。

首先，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碍于产业结构优化。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对购入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势必对固定资产价值部分存在较为严重的重复课税问题。而加强基础产业建设、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是西部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在生产型增值税下，无疑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重复课税问题，这样会挫伤投资者向基础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其次，生产型增值税有碍于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西部企业，特别是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由于建设较早，设备较为落后。同时，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较多地强调了集中，而忽视了企业自身的积累，企业更新改造速度迟缓，企业生产设备严重老化，技术水平严重落后。现在，要使这些企业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必须加快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步伐。然而，生产型增值税却人为地加重了企业更新改造的负担，不利于企业更新改造的进行。因此，必须加快增值税改革的步伐，在东北率先试行增值税改革并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可考虑将试点进一步扩大到西部地区，以消除固定资产投资及改造中的重复课税问题，公平企业税收负担，为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企业科技水平、吸引资金投入、引导投资方向、优化产业结构创造良好的税收政策环境。从而为西部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规范税收优惠制度，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在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时，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是采取轻税、税收优惠等税收政策。在我国八十年代沿海开放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也较好地运用了相应的税收政策，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在我国西部大开发中，我们一方面反对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趋向，但同时也应考虑到西部的实际情况，给予西部更多合理的税收倾斜政策，特别是在促进企业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等方面，理应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1、对高新技术等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给予比东部更大的税收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产业是国家重点发展产业，西部地区应着眼长远，高起点地调整产业结构，增加高科技企业的比例。但西部地区企业原有的技术水平落后，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在吸引资金等方面不能与东部地区竞争。要发展西部的高科技产业，国家必须给予西部以较东部更多的政策优惠，对西部的高新技术等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实行优惠税率、允许投资抵免、允许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措施，以吸引内外资的投入，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比例，提高科技含量，优化产业结构，为西部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2、允许加速折旧，允许税前扣除费用，促进老企业技术改造。原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是西部经济的支柱，由于历史的原因，积累严重不足，设备陈旧、生产工艺落后、技术水平低，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其重要的一环就是促进其技术改造，淘汰落后的生产设备，提高技术水平。但西部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往往由于资金不足等因素，技术改造步伐缓慢，若能允许企业加速折旧，允许企业在税前扣除费用，无疑将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有助于加速企业更新落后设备的步伐，促进企业技术改造，提高西部企业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发展。

3、对技术转让给予税收优惠。无形资产，特别是一些科技含量高的专利权、专有技术的转让，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科研成果具体运用到生产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创出拳头产品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经济实力以及基础设施、地理位置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西部企业在争取高质量的专利权、专有技术等过程中始终处于劣势。若能对无形资产向西部的转让免征营业税及所得税，有利于增强西部企业在这一市场竞争中的实力；有利于西部企业争取更多的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有利于提高西部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有利于西部企业创出名牌，占领市场。同时应对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国外现成的科技成果，在税收措施上给予适当优惠，以利于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到西部的经济建设之中。

4、充分利用税收优惠，促进人力资源西移。在多种生产要素中，人才要素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谁占领了人才优势即占据了市场的主动权。西部的发展，必须要有优秀的科技人员的加盟。要能吸引优秀人才，留住优秀人才，特别是引进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优秀人才，需要为人才的发展创造条件。而在税收方面，应对到西部工作的高科技人才的劳务报酬或工薪收入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减征或免征个人所得税，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参加到开发西部的洪流中来。

三、开征环境保护税，加强西部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西部具有丰富的矿产、土地、森林、水等自然资源，这是西部发展的优势所在。要促进西部经济的大发展，理所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吸取国内国外在资源开采、利用、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训，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既要发展经济，也要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由于我国目前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现状，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环境保护税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与西部大开发吸引内外资金投入、促进科技进步并不矛盾，相反，合理的资源开采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将有利于西部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西部地区科技进步。

首先，环境保护税的开征有利于促使企业加强技术改造。环境保护税的开征，势必增加污染企业的税收负担，迫使企业尽快淘汰对环境污染严重的生产设备及工艺，采用先进的、环保的生产技术，这样既有利于环保，亦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

篇10

理论来源

生产要素，是指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所必需的一切投入品。自从威廉・配第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名言开始，各流派经济学家便把生产要素纳入各自的研究范围。后在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都认为基于土地、劳动和资本在生产中发挥不可缺少的作用，要素所有者获得相应报酬。

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依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有名的“三位一体”公式：劳动应得到工资，资本应得到利润，土地应得到地租。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四位一体”公式，他把“企业家才能”追加到了前三种生产要素之中，认为企业家才能应获得企业利润。

经济学家J・A・熊彼特以其创新理论闻名于世。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此，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正式进入经济学理论研究。

经济学发展至今，关于生产要素的理论更加丰富，也更加科学。值得一提的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等人提出制度也是一种生产要素，通过研究他们得出结论：即使在其他物质投入都相同的情况下，制度安排不同对经济效率也有显著的影响。

现阶段四大生产要素作用

我国关于制度、资本、技术、劳动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已成为共识（虽然参与分配的原则尚有争论）。生产要素远远不止于上述四种，但我们认为制度、资本、技术、劳动和管理是新经济条件下四种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上述四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向人们提供日常生活中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道格拉斯・C・诺思，1994年）。制度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

从静态的角度看，制度的作用具体包括降低交易成本、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提供人们关于行动的信息、为个人选择提供激励系统、约束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减少外部性等。从动态的角度看，表现为制度创新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制度安排以均衡非均衡均衡的不断循环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制度供给总是不足的，原因在于制度供给是有成本的，其中包括现有利益集团对现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同一利益集团内部目标不一致而导致的行动矛盾等（曼瑟尔・奥尔森，1994年）。

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在于缺乏具有激励和约束双重功能的制度集。我国市场化进程就是一种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制度供给不断满足制度需求的过程，就是让制度变迁不断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需要不断加强法治建设，协调保证各方利益；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提高设计制度的水平；加强统一的意识形态建设，降低制度的执行成本。

2、充分发挥资本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作用。

资本从来就是一个基本要素。著名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和条件，该模型认为只有资本积累才是促进整个经济增长的中心环节；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中也将资本投入量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并且对资本弹性、资本装备率等进行了多种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资本不足。而早期的大举借债或大量引进外资等方法在一定时期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作用，但容易导致非常严重的长期后果，如本国的经济金融安全等，因此不是长远之计和治本之计。我们不能仅仅再从资本的数量上考虑问题，而更应从资本的质量上思考对策：

1）建立和完善发达的资本市场，合理有序配置资本，改善有限资本的综合利用效率。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资本积累，合理有效配置资本，保持长期有序和协调地运用资本要素，改善资本综合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2）优化资本配置，规范资本运营。要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本，必须随时对经济结构进行柔性的调整，即资本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兼并和破产是实现资本重新配置的有效途径，实现资本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为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3、充分发挥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人类的三次产业革命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第一次产业革命，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的渗透性因素，第二次产业革命，科学技术已经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加入了生产的全过程，第三次产业革命，科学技术已上升为生产力中的第一要素（杨国才，2001年）。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本质是一场“信息革命”，特别是80年代兴起的高科技革命，作为战后开始的“信息革命”的继续和深化，不但使人类的知识总量迅猛增加，而且使人类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大大提高。

第三次产业革命最终将把人类带入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则成为社会生产中的主导要素，即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中的知识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目前在美国的新经济中，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资本、劳动等有形要素。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由体力型向智力型、知识型转变，社会分工日益广泛和深入，高科技信息产业日趋成熟，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新的推动力。这一系列变化，表明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推动下，科学和技术已成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

4、充分发挥劳动、管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市场经济最初始的单位是“商品”，商品是劳动者运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结果。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管理活动也是一种劳动，是管理者付出的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管理的作用在于创造一种“1+1>2”的放大作用。有效管理有利于提高各种管理要素的使用效率，激发人力资源的积极性，做到人尽其材，物尽其用，从而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