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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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监管效率 指标对比衡量 层次分析

金融监管是指监管机构针对金融体系（包括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的监督、控制行为，以此来确保金融机构的安全和控制系统性风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的全球化、自由化及其创新浪潮，使得建立于30年代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安全网越来越不能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暴露出许多致命的弱点，造成了严重的监管失灵（Schwartz，1998；Kaufman，1996）。理论界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向银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及其改进等方面，并且普遍认识到了加强市场纪律对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作用，对如何运用市场约束改造传统监管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尽管国内有关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研究文章篇数很多，成果丰硕，但能将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和金融社会最终目标综合起来，并系统性研究金融监管效率的文章并不多。

本文将金融监管的目标和各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优越性相结合，对金融监管的效率进行准确地评价。这里的监管效果评价既包括单个监管目标的效果评价，也包括所有目标综合在一起的总体监管效率的评价。文章对相关指标进行量化，以定量的方式分析各国在不同背景下所选择金融监管的效率。

一、金融监管效率模型介绍

1973年美国运筹学家萨蒂（T.L.Saayt）提出了著名的层次分析法（简称AHP），这是一种简明、实用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该方法的特点是：第一，分析思路清楚，可将系统分析人员的思维过程系统化、数学化和模型化；第二，分析时所需要的定量数据不多，但要求对问题所包含的因素及其相关关系具体而明确；第三，这种方法适用于多准则、多目标的复杂问题的决策分析，广泛用于地区经济发展方案比较、科学技术成果评比、资源规划和分析以及企业人员素质测评等方面。

正是基于这样的特点，层次分析法对于分析系统性和整体性较强、目标较多、难以直接量化和测定的各国金融监管效率是十分适用的。

二、实证分析

本文采集2003―2009年的相关数据，对美、英、日、德、瑞士、新加坡、法、韩、印、巴的金融监管效率用层次分析综合法进行对比分析。

1、层次分析体系建立

考虑到金融监管的目的是维持金融稳定，而金融稳定的目的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准则层设置为对外部经济作用指标和金融本行业监管效用指标。隶属对外经济作用指标下的子准则层设置为4个――金融市场稳定程度、通货膨胀率、经济发展速度、就业率；隶属金融本行业监管效用指标下的子准则层设置了10个――信息的共享程度、风险传递的控制程度、监管标准的一致性、监管的外部性、重复监管程度、监管真空程度、监管成本、监管竞争效率、监管机构官僚程度、单业监管的效力。

2、各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指标对比阵设置原则：在准则层对目标层及子准则层设置对比矩阵中，由于涉及的非量化指标较多，因此根据各指标的不同性质设置对比矩阵，而这些指标又有些某些同质性和相关性，所以这种设置的对比阵不会有较大的数值，最大的影响只是“稍强”。

（1）准则层对目标层。这里需要考虑的金融监管的效率不仅表现为为金融行业本身服务，更是为整个经济社会服务，但整个经济社会的建设又不仅仅靠金融监管而已，因此设置对内指标和对外指标相同的等级。

A= 11 11

（2）子准则层对准则层。在C1B1中，由于金融监管最直接的作用是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的好坏往往对通货膨胀率又有较大的相关性。经济发展速度除了靠金融发展速度外还依靠实体经济，就业率指标就更是偏向实体经济了，因此对比矩阵为：

B=

可知B1矩阵最大特征值?姿=4.01，CI=0.00033

（31 ）=（0.455，0.263，0.141，0.141）T。

C2B2，把这十个衡量监管效力的指标分为A，B，C三类（见表1）。

这里把A类权重设置为2，是因为A类指标一旦发生，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对整个金融系统都具有重要作用，宁可多监管，也不愿产生监管真空；相对地B与C都是对金融监管本身作用较大，因此都设置比例为1。其对比矩阵如下：

矩阵最大特征值?姿=10.069，CI=0.008

=（0.077，0.153，0.077，0.720，0.091，0.153，0.077，0.077，

0.153，0.072）T。

（3）方案层对子准则层。在DC11中，金融市场稳定程度C11用股市波动来代表，数据取自11国2003―2009年份的股票指数。

用聚类分析法将各国波动幅度分为5类，然后可知英国股市最稳定，中、印、巴股市最不稳定，指标对比时设置每一类比其后一类高1等级。

同样在DC12，C13，C14对比矩阵中，先对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和失业率做聚类分析，再根据聚类图，设置各国对比矩阵。其中，由于印度的失业率数据无法查阅，印度失业率没有纳入对比矩阵，得出的对比矩阵是残缺的。不过此残缺矩阵又是可约矩阵，因此，在最后计算权重时，对印度失业率赋的权重为0.01。理由有两个：第一，对本组数据而言不会有太大影响（不到1%）；第二，印度本身失业率很高，所以赋予权重小是合理的。

DC21，C22，…，C210对比矩阵是根据各国金融经营模式和金融监管体制不同，对应的指标等级也不同来设置的。本文各个指标对比矩阵先设定美国为1。各指标下各国指标分值不同，每隔开25分为一个等级。比如信息共享指标，美国是“伞式”功能监管和混业经营，分值为100；假如中国分值为25，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对比矩阵元素为4；假如中国分值为50，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对比矩阵元素为3；假如中国分值为75，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对比矩阵元素为2；假如中国分值为100，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对比矩阵元素为1，即同等重要。各国不同经营方式、监管模式指标比较见表2。

准则层B对目标层A的权向量=（0.5，0.5）T，一致性指标CI=0。子准则层C对B1，B2的权向量分别为=（0.455，

0.263，0.141，0.141）T，=（0.077，0.153，0.077，0.720，0.091，0.153，

0.077，0.077，0.153，0.072）T，一致性指标分别为CI=0.00033，CI=0.008。

方案层D对子准则层C（共14个因素）的权向量和一致性指标CI（k=1，2，…..14）列入，其中C对A的权向量=W×，而W是以，为列向量的14×2矩阵，=（，0，0，0，0，0，0，0，0，0，0）T，=（0，0，0，0，）T。

经过计算，方案层D对目标层A的组合权向量为=W=（0.093，0.086，0.090，0.079，0.098，0.102，0.084，0.096，0.117，

0.088，0.066）T，，即各国监管效率比较（见表3）。

3、计算结果分析

由表3可知，11国中，作为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中国金融监管效率最高，但是同样是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巴西监管效率却是最低的，印度居中；在混业经营和混业监管的国家中，新加坡和瑞士监管效率较高，德国监管效率较低。这说明国家在选取监管方式时一定要和本国的背景相符，要将本国的金融发展程度、监管控制力度等问题纳入考虑。

三、结论

从效率比较表可以看出，混业经营的国家实行集中监管并不一定能取得好的监管效率，如法国、德国金融监管效率就偏低；在分业经营体制下，实行分业监管的监管效率不一定就低，这说明每个国家的金融监管选择要与该国政治经济体制相符，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中国在选取数据的11国中金融监管效率相对最高，这说明在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统一监管还不需要代替分业监管，但是需要在局部上加强监管。随着统一经营趋势的到来和金融工具的逐步创新，我国目前的监管方式会逐步面临监管模式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Schump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ience，1971（2）.

[2] Kaufman Georage C. Bank Failures， Risk and Bank Regulation. CATO Journal，19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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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蒋海：论弹性监管与金融效率[J].财经研究，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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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郭田勇：金融监管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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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近年来在中国发展规模急速膨胀，但金融风险的潜滋暗长始终都是中国互联网金融人绕不开的一道难题，在此期间，监管的缺失和竞争的无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互联网金融项目的稳定发展，国家为了实现对互联网金融的有效监督，先后出台了多项监管措施，通过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创新发展，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实现对互联网金融环境的维护。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1.互联网的高技术性带来的系统风险。传统的金融行业通常具有一定的风险，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也影藏着风险，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自然而然将会给用户带来更多的风险，如，通过互联网泄漏了金融业务的客户数据，不仅对于客户的资金安全情况造成影响，同时由于互联网具有联动效应，随着互联网风险的发生将进一步促使了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用产生影响，导致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影响范围最终扩展至整个行业内，严重时甚至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

2.市场选择风险。选择互联网金融市场风险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从事互联网金融服务机构面临逆向选择和所造成的商业道德风险的风险。在一方面，由于互联网和金融服务的结合使得其服务具有虚拟性，通常非法分子通过虚拟的服务将会采取各种犯罪手段，最终造成客户的隐私遭到泄漏，造成金融机构的信用评价比较差等多方面的负面形象的产生。除此，客户也可以采用不真实的信息进行金融业务的办理，最终将不利于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信息风险将会使得互联网金融市场成为“柠檬市场”。由于互联网金融服务是种虚拟性的服务模式，同时由于中国互联网发展比较晚，那些客户量比较小的金融服务业务，会使得互联网金融提供商降低自己的服务水平，维持较低的成本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价格。但金融服务相对较差的网络质量不能被客户接受，高品质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供应商的服务供应商又会受到市场挤压，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如果未来仍无监管互联网金融将成为次品市场。

3.互联网金融立法的滞后。通常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法律风险包含两种，内在风险和外在风险。其中，内在风险是指互联网金融的主体，如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不遵守现有法律规定的义务，如银行内部人员泄露客户有价值信息，互联网企业故意隐瞒理财产品的高风险等行为，这类风险类似于传统金融业务。外在风险是指我国仍处于互联网金融法律的相对空白区，有关网络借贷、安全支付的法律与现实金融环境相比严重滞后。尽管我国相继出台《电子签名法》、《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网上证券委托管理暂行办法》、《证券账户非现场开户实施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但并不能只用于日新月异的互联网金融。另外，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准入门槛、支付安全认证、用户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仍然缺位。

三、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优化措施

1.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应该处理好产品创新与市场监管之间的关系。通常互联网金融的准入条件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一是要具备能够为用户提供稳定、安全、便捷服务的互联网设备；二是要把控互联网金融的技术关键，寻求其不确定的风险，进行风险控制；三是具备安全的互联网金融体系，确保客户资料的安全；四是具备完善合法安全的交易流程，符合行业操作的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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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次级抵押贷款；抵押化债务债券；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10－0032－03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美国次贷危机暴露了金融创新工具过度发展带来的风险，促使我们关注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相互关系。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业发展的同时，由于放松监管或监管缺位，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目前，美国政府正在对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缺口进行强制性调整。次贷危机表明，金融监管只有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才能保证现代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美国创新型次贷的风险

申请次贷的购房者多属于低收入阶层，往往不能承受较高的首付，在贷款初期也难以承受较高的本息支付。为此，抵押贷款机构开发了形形的新兴的抵押贷款产品，出现了一系列的抵押贷款产品创新。这些构成美国金融危机风险源头。

这些创新的抵押贷款产品虽然形式各异，但风险都是相似的，那就是在还款的前几年内，还款额很低，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以后，还款压力陡然上升。购房者之所以选择以上贷款品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预期房地产价格将会持续上升，即使到时不能偿付本息，也可以通过出售房地产或者再融资来偿还债务，但是基于市场利率不会出现大幅上升和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的前提之下，一旦市场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同时出现，则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动荡就在所难免。

2006年下半年，住房按揭贷款的违约率(delinquency rates)和止赎率(foreclosure rates)开始上升，反映了次贷资产质量的恶化。到2007年底，360万宗可调节利率次贷中，大约有1／5严重违约。这大概是2005年年中时的4倍。而2008年，约有150万宗次级可调节利率贷款将被调高利率。实际上，次贷本身的损失有限(1.3万亿美元)，糟糕的是监管体系缺失下，次贷被多次证券化后风险大大放大，且随着次贷市场的风险逐步暴露，导致金融市场乐观投资情绪发生逆转，次贷触发风险连锁反应最终演变为系统性金融危机。

二、美国次贷证券化产品的风险

信用资产证券化的初衷是将信用资产转化为债券这类更适于市场交易的产品，并将信用风险从银行业向资本市场上广泛的投资者转移和分配。但因为美国证券化产品设计层次过多和证券化链条过长，尤其是对创新型证券化产品的风险监管手段远远滞后于产品发展，使得房贷证券化产品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诱因之一。

1968年由美国政府机构发行了最早的房屋抵押贷款证券MBS(简称政府MBS)，该债券以优级房贷资产作抵押并且有政府担保，是一种无违约风险、只有提前还款和利率风险的安全产品。自1977年始产生了以银行等非政府机构发行和担保的私有标识MBS(简称私有MBS)，该债券主要以非优级房贷作抵押，没有政府机构担保，它将违约风险引进了MBS，使MBS成为一种高风险资产。但由于这两种MBS结构相对简单，都是将房贷资产池还款现金流直接转付给投资者，此时的MBS也被称作传统证券化产品。

MBS产品主要面临提前还款、利率和违约风险等三大风险，传统证券化产品没有对收益，风险重新分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1988年一种以重新分配违约风险为主的再证券化创新产品――债务抵押债券(CDO)横空出世。CDO的资产池中包含的抵押产品系列非常广泛，它的结构远超出政府MBS，更多以私有MBS特别是次贷MBS作为基础资产。它的发行量自2001年以来快速增长，在2005年以后，CDO更是迅速向次贷集中。CDO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产品，大多被设计给“买入持有”型的投资者，比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由于监管缺失，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CDO信息极不透明，CDO的投资者更多是对发行者的付款承诺或计量CDO价值的数学模型投资。

传统MBS特别是其中的政府MBS风险较小，而CDO的出现诱使MBS基础资产向次贷扩张，在促进次贷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次贷危机的隐患。因此，创新的房贷证券化产品有可能放大系统性风险。次贷若维持在银行账户而不通过证券化分散到各层级投资者，违约相关损失会止于贷款发放机构，对系统性风险影响有限。但正因为次贷以证券方式在市场广泛流通，使得损失从贷款发放机构向金融市场各个角落蔓延。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在CDO的基础上，投资银行进一步创新出CD02、CD03、CDO的n次方、合成CDO等，证券化链条不断延长的同时风险也在积累。遗憾的是，这一过程中，证券化产品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管。据IMF统计，截至2008年3月，全球各种金融机构次贷危机全部潜在损失为5650亿美元，其中未证券化房贷违约现金流损失为1150亿美元，仅占20％；而MBS、CDO及其衍生品市场定价损失为4500亿美元，占80％(IMF，2008a)。

房贷基础资产质量恶化是所有房贷及其证券化产品损失的根源，而复杂的证券化产品使交易链条延长，衍生次数和交易者过多，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实践证明，在监管体系对创新产品存在监管盲点以及对创新产品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风险正是从创新的房贷基础资产发源并在证券化产品链条累积，最终酿成次贷危机。

三、美国金融监管与创新风险之间的缺口

次贷危机的爆发显示了金融产品创新蕴含的巨大风险。从监管的角度来看，次贷危机对监管当局提出一个重大的命题：面对快速的金融创新步伐，如何建立和完善对全面市场风险的监管机制。我们认为，自生性滞后(Organic Lag)和自觉性滞后(Conscientious Lag)是造成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反应不力的重要原因(见图1)。

自生性滞后是由于一国监管体制的结构特性而造成的滞后。次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传统的美国分散型监管体制面对创新的综合化金融市场的缺陷。长期以来，包括金融产业在内的美国经济在整体上遵循了诱致性变迁的制度演化路径，而非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金融业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发展，而金融监管机构基本上属于“危机驱动”的滞后性设置。自生性滞后的集中体现是，对于综合性的房贷证券化产品，美国分散的监管机构无法进行有效监管，例如，对房贷进行证券化的投资银行以及房贷担保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几乎不受监管体系制约，造成房贷证券

化产品处于事实上的滥发和失控状态。在次贷危机中，创新的次贷衍生品层出不穷，产品属性跨越了证券、期货、保险等，正是金融产品的大规模创新使得监管体系出现了空白。

自觉性滞后是为了给市场创新预留合理的自由空间，监管机构有时会有意识地容忍市场参与者对既有规则的合理突破，从而人为地产生监管滞后。自觉性滞后的典型是美国上世纪90年代末，“华盛顿共识”下的美国大规模金融自由化，当时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抛弃了“规范交易行为、强调风险管理”的传统监管理念，放松金融管制，减少政府监管，鼓励金融创新，任由市场机制主导金融市场，结果“次贷”市场获得了极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自觉性滞后为金融创新提供自由空间的同时，也使金融市场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之下，最终酿成了当前全球性危机。事实表明，在迅速发展的金融创新面前，存在自生性滞后和自觉性滞后的监管体系并不能实施有效监管。

四、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及其启示

美国监管体系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深思。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管体制必须与其金融发展与开放的阶段相适应，监管手段必须与金融创新步伐相适应。2003年，我国银监会成立之初就将“促进金融稳定与金融创新共同发展”作为首要良好监管标准。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创新性的金融产品会越来越多地引入国内，从而对金融监管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正处于起步阶段。从技术角度来看，资产证券化涉及信贷资产管理、资产评估、债券发行等一系列步骤。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背景下，防止银行业因信贷资产证券化而导致流动性过剩和信贷泛滥，进而避免信贷市场泡沫化，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为实现金融稳定和金融创新共同发展，金融监管部门需要加强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有效监管。

首先，强化基础资产质量。证券化产品在一定条件下会从风险转移的工具变成风险放大的工具，而转化的关键条件是基础资产质量。在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中，无论是零首付贷款，还是具有“诱惑”利率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其本质都属于过度授信，是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正是因为MBS和CDO包含了这种过度授信的次贷，当次贷违约率大幅上升时，MBS和CDO的风险陡然增加，使得这些在金融市场平稳状态下正常运转的产品，在市场条件恶化时变为放大系统性风险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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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已成为各国政府、金融管理当局的共识。近年来，我国的金融监管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 银行监管工作更成为人民银行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金融监管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济金融界的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对此进行了积极探讨和深入研究，现就金融监管有关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金融监管发展的历程回顾

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金融业改革的深入，逐步发展起来的，目前基本的观点是，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具体如下：

初始阶段(1984-1992年)，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金融。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但对金融监管工作研究不多，重视不够，金融监管的作用发挥不理想。

偏重于整顿式、合规性监管的阶段 (1993-1994年)，强调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要转变职能，由过去侧重于管资金、分规模，转变到加强金融监管上来。但监管方式主要是整顿式、运动式，监管以合规性为主。

金融监管立法阶段(1994-1997年)，我国金融领域的立法速度大大加快，颁布了《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担保法》和《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及《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等金融法规，使我国的金融监管逐步走上依法监管的轨道。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阶段(1997年至今)，吸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深化。这一时期，我国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从按行政区划设置分行改变为按经济区划设置。

回顾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我国的金融监管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具体，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伴随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形成目前人民银行承担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二是金融立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得到加强，使金融监管由单纯的行政性监管变为依法监管；三是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内容，从只进行合规性监管转变为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 四是对商业银行各级机构的分层次监管，转变为强调对商业银行的法人监管；五是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形式，从管监合一转变为管监分离。

二、关于改革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若干争论

(一)分业监管与混业监管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已建立了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法律体系以及相应的指标体系和监测体系。随着国际上对金融业实施混业监管的趋势加强，以及我国加入WT0后与国际金融业的逐步接轨，我国是否应改革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过渡到混业监管，理论界及实务工作者展开了探讨。

主张应过渡到混业监管的观点认为：一是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是国际发展的主流，我国已经加入WT0，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讲，应实行混业监管；二是从目前分业监管体制实际运行的效果看，存在着诸多缺陷，如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资源 (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 与行业发展不匹配、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等；三是分别设立多个监管主体不仅要花销很大的行政成本，而且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成本也是很大的。因此，持有这些观点的入主张应改革现有的分业监管的体制，并设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

主张分业监管的观点认为：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混业监管是从分业监管经过较长的时期发展而来，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混业监管的土壤；二是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特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这将导致监管目标上的差别，将不同的监管目标统一到一个监管机构内，使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可能没有像专业化的分立监管者那样有清晰的重点，可能会带来不同监管目标的冲突等难以处理的问题；三是统一的监管机构由于规模过于庞大，内部合理分工是一个问题，可能会滋生官僚主义，因此，他们主张监管应设定在按功能分业的形式。

是否应该实施混业监管要依据一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来决定。我国的内资金融机构目前仍实行分业经营，因此我国对金融业的监管仍然应该是分业实施的。但近年来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如：光大集团、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出现，客观上要求对纯粹的分业监管进行完善，我国目前逐步加强人民银行、证监会及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变革。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我国现阶段仍保持分业监管的格局后，关于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的争论有所减少，但由分业监管逐步过渡到混业监管是个长期趋势，因此适当地就该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对我国及时进行监管组织体系的改革很有意义。

(二)央行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是否分离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集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及实施银行监管于一身，这种安排是否，或者说是否符合形势发展的需要。不同的观点，按照不同的理论依据，设计出了本身都具有某种科学性的方案。

主张银行监管独立的观点认为：中央银行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职能于一身，不利于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水平及提高银行监管的效率，也加大了银行体系潜在的风险。监管不力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央银行担负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双重责任，客观上分散了监管的力量，主观上形成了某种道德风险；二是现有的监管体系设置和监管水平有问题，包括监管司局之间，大区行、监管办、支行之间关系等，监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等等。还有学者(魏加宁，2001)认为：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应该分开， 因为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制定两种工作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有时是冲突的，过去的情况表明，两者一旦发生冲突， 中国人民银行往往是“保一头”——更多的时候是保货币政策。因而，最有效的办法，是集中力量、调整关系，把银行的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拆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这个部门与证监会、保监会并列处于同一层次。

反对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开的观点认为：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是确保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健，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币值稳定，二者目标密不可分；人员素质问题不能成为监管体制变动的理由，除非完全撤换现有人员；人民银行内部体制设置问题，同样不是银行监管独立与否的理由，而是一个内部体制改革的问题；中央银行同时承担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职能，的确会对银行监管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由此产生的监管信息优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优势，以及作为最后贷款人的风险处置优势等，要远大于不利影响；由于中央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委员会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由中央银行负责银行监管，有利于及时交流执行银行监管国际准则的新情况，便于银行业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三)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

谢平认为：金融监管应优于金融发展。他提出，在金融领域，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以监管为前提，“在发展中规范”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金融业的道德风险高，与其他行业相比金融业的外部性与社会成本大，中国过去 20年中已经为“重发展、轻监管”而付出了沉重代价，同时金融业的违规收益极高，这在各国都具有普遍性，因此监管必须先行。

尽管此外很少有人论述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但无论是在金融研究与实务工作中，“先发展、后规范、再完善”的指导思想总是占据了主要位置，表现为与金融发展相应的监管法规建设滞后、监管技术手段落后、监管人员素质不高等。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部分城市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最初由于缺乏科学的分析和统一规划、市场准入把握不严、资本金不足、不实等，导致风险积聚，监管困难增大。

(四)我国金融信息披露制度问题

在我国，直到《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颁布以前，银行业一向被作为严守商业秘密的行业加以保护，报表的秘密性是保护商业银行和客户利益的重要基础。当然，其中也有不良贷款比例较高而不宜公开方面的原因。

鉴于此，多数人认为我国金融机构经营与监管透明度比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差，公众应享有的金融信息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国有银行领域有不少信息披露的“禁区”，而实际上金融机构信息封闭，虚假报告与统计信息盛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深埋于中国金融业缺少透明度的“灰箱”运作中，当金融业开放达到一定程度时，原来没有外来竞争者没有透明度尚可隐藏的一些风险与矛盾就会大量地暴露出来影响金融运行，因此迫切需要构建国际标准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2002年5月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就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

三、关于未来强化监管的策略选择

如何着眼未来，选择适合我国的强化金融监管的策略，是当前金融工作者和决策者最为关注的。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是我国已经成为WT0的成员国，日内瓦协议要求全球952的金融服务贸易纳入逐步自由化的进程，我国中央银行如何提高监管能力，尽快实现与国际接轨，将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二是的银行监管过多依靠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管，而来自商业银行内部的监管、银行业协会的同业自律及来自中介的外部监管明显过于薄弱，

如何完善银行监管体系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三是目前监管手段方面存在的非现场监管力度不够、监管合力不强、对法人的集中监管尚需强化等，要求对监管手段进行策略性调整；四是我国对银行的监管仍是以原有监管机构和监管范围为主，不设新的机构，也不增添新的条款，这种对网络银行监管明显滞后的状况亟需改善。针对上述问题，比较一致的观点有：

(一)银行监管应尽快与国际接轨

第一，实现对银行业的监管标准与国际共同标准接轨。加入WT0，不仅意味着市场准入标准的逐渐趋同，而且意味着市场监管标准的趋同。由于各国对种种金融风险认识的提高，国际上有一种趋势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要求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准一致，以便于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目前在金融监管领域，最大并基本上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由巴塞尔委员会于1997年9月。加入WT0，《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主要条款、以及要求会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渐开放而要求金融监管当局采用。

第二，维护正当竞争，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外资银行经过长期的市场竞争，具有雄厚的资金、灵活的经营机制、丰富的管理经验、较强的金融创新能力和成熟的全球经营战略。我国金融机构的商业化经营才起步不久，商业化经营还不成熟。外资银行的进入必然会加剧市场竞争，内资银行的部分优质客户将流失，市场份额会减少，盈利能力将下降。监管部门应灵活运用市场准入手段，鼓励内资银行的合作与创新，适当保护内资银行的生存与，维护内、外资银行的正当竞争，确保国家的金融安全。

第三，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控。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后， 国际游资将有可能随之进入我国金融市场，从事套汇、套利等投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我国对此应予以足够重视，一方面要提高对游资活动的预警能力，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要加快外资金融立法，明确对游资的限制及惩罚措施，克服金融市场开放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第四，扩大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普遍认为，要在国际范围内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有关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必须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与磋商，进行广泛的监管信息交流。我国金融业正在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

(二)逐步完善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

多数人主张构建以中央银行监管为主体、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纽带、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四位一体的复合型金融监管模式，从而形成一套全方位、多角度、分层次、立体化、综合性的太监管新格局。当务之急，一是要充实自律性监管体系。因为外部监管虽然重要，但它通常发生在严重违规行为之后，违规行为的危害已经产生。为寻求事先的预防性监管措施，就必须发挥行业自律性组织的作用。通过自律性监管，可以构筑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金融从业人员自律，即从业人员讲究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自我约束，自觉遵守有关法规，这是自律的最高境界。第二道防线是金融机构自律，即金融机构通过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机制，以防止本机构职员或机构本身出现违规行为。第三道防线是协会自律，即金融业协会通过制定自律规则或自律公约约束和监督会员行为，防范或惩戒会员违规行为。二是要加强社会监管。具体的思路有：加强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体让社会公众熟悉金融监管、支持金融监管，以博得社会各界对金融监管的支持；聘请金融监察专员，即由金融监管部门向人大、政协、派等职能部门聘请监察专员， 以扩大金融社会监管的外延；培育独立公正的社会性监管机构，包括审计师事务所、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等，尤其是强化审计意见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三)对监管手段进行策略性调整

一是突出非现场监管的主体地位。非现场监管的显著优势在于能够运用电脑统一程序和网络等手段和计量工具，对大量金融业务进行连续处理，并为现场检查提供有针对性的导向，不但可以节约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而且可以促进公平监管，提高监管权威，因此，金融监管手段从现场向非现场转变是加入WT0以后加强金融监管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以现场检查为主要手段的合规性监管，在日常业务监管中主要表现为利率的合规性监管，这将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而失去大部分意义，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促使金融监管手段从现场监管向非现场监管转变的实现。应当看到，这种转变还需要有两方面的条件：第一，进一步完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能够通过分析非现场监管数据，对金融机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风险状况做出定性评价。第二，加快实现中央银行机监管网络与商业银行计算机业务网络的连接，使中央银行各级监管部门能够通过计算机网络自动获取商业银行金融业务的原始数据，保证非现场监管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二是强化合力监管，建立人民银行各级行内部通畅的协调机制。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管监分离”制度，实现监管信息的集中化、监管规划的统一化和监管操作的专业化；进一步深化监管分工，逐步实现非现场监测、现场检查、 日常监管、风险预警、信号对外的专业化；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实施信息共享制度；建立全过程的监管操作流程，实现监管操作的程序化、规范化；探索建立对监管部门和人员的再监管机制，切实防范监管工作中的道德风险。

三是强化法人集中监管，建立人民银行各层次之间的分工协调的工作机制。当前，要按法人集中监管的原则，进一步修订完善金融监管责任制；强化并表监管，突出加强对商业银行总行的监管，将商业银行的监管重点转向其总行的业务政策和控制程序，及其对分支机构的管理和检查。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检查，目的应主要是评估其总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现问题时，首先要督促商业银行总行提出更改措施和处理意见。同时，要强化并表监管方式，从总体上评估法人机构的风险情况，确保法人机构整体的稳健运行。同时，要建立对法人机构整体情况的监管信息系统，实现监管信息共享，提高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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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机制 历史演变 现状对策

一、金融监管机制的相关概论

1、金融监管机制的概念

体制是指"被某些有规律的相互作用或相互依赖的形式所联合起来的客体、观念或行为"的集合。它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被组织起来的是什么；二是这些组成部分怎样相互发生关系。金融监管体制是指金融监管体系和基本制度的总称。金融监管体制是谁来管、由什么样的机构监管和按照什么样的组织结构进行监管，以及由谁来对监管效果来负责和如何负责的问题，金融监管体制问题首先就是要选择和建设一个能够实现最佳监管的模式的问题。

2、金融监管体制的划分

按监管机构的设立原则来划分：分为机构型监管体制和功能型监管体制；按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来划分：可分为统一监管、分头监管和不完全集中监管; 按权力配置模式划分：分为单元多头金融监管模式、双元多头金融监管模式、集中单一金融监管模式和跨国金融监管模式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历史演变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历史演变的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1984年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金融监管, 这是改革开放初我国金融格局形成的初级阶段；1984年至1992年经济转轨时期的统一监管体制，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历史演变的第二个阶段；1993年到1997年从统一监管体制向分业监管体制转变，是第三个阶段；1998年至今的分业监管体制，是划分的第四个阶段。

三、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分析

1．"一个银行三个委员会"的发展现状

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内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金融监管向市场和以法规为导向的监管转变，覆盖银行、保险和证券的监管机构也已经建立并完善，形成了"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金融监管体制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

2、"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

由于相互之间的水平竖直方向的综合协调很难，更有可能导致失效；分业监管体制还因缺乏共同治理可能导致监管真空,监管真空导致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推诿，结果导致监管不力或监管空位；一些民营企业进入金融行业而形成金融控股集团，也反映了现有我国监管机构协调的失败；现行的金融分业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创新。

3、混业经营成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放弃原先的金融政策，开始多元化经营并采取兼并收购等手段向其他业务领域渗透，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上各国金融业经营模式发展的主导模式。与国际上相对应我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和事实上的混业经营也基本成为金融市场的主格调。混业经营冲击着我国的分业监管体制各金融机构中间业务的和可替代性，削弱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基础，我国金融机构处不利的竞争地位，为提升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实力，更好地应对新的竞争形势和挑战，必须从制度上给予保证，加快改革，顺应金融混业监管的趋势，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四、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政策建议

（一）积极协调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工

1、在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方面，尤为重要的就是各金融机构的分工中央银行的职责是保持金融稳定，应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主要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必要的时候执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行业监管当局的职能是微观层面的监管，防范个体机构的风险，进行日常监督和保障金融机构的稳健运作。因此应针对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的职能分工，妥善处理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分工。

2、不同的监管机构之间应建立相关的机构进行协调，并注意加强各个监管机构之间的联席会议，加强合作，同时各金融机构要建立必要的信息交流机制，进而加强监管与被监管之间的沟通，打造一个和谐互动式的监管平台。

3.加强人民银行、监管机构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各监管机构应该与银行保持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对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有重大的作用。

（二）强化对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和风险监管

国内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实行单元制监管，随着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以及资本的增加，单元制监管必将加大监管成本；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国情，我国可在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的立法中规定，任何一家外资金融机构都要毫无例外地受到母国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通过法制化，加强外资在国内合法的发展，使外资机构收两个国家监管部门的监管，减少风险；我国外资金融机构发展只有短短几十年，国内的相关监管的法律法规还不成熟，处于幼稚期，还有很多的领域等待去完善，并且缺乏权威性。我们国家应积极借鉴国际上经验教训以及比较成熟的法律，积极完善与健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法规。

（三）完善相关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为金融监管提供强有力保障

我国外资金融机构发展只有短短几十年，国内的相关监管的法律法规还不成熟，处于幼稚期，还有很多的领域等待去完善，并且缺乏权威性。我们国家应积极借鉴国际上经验教训以及比较成熟的法律，积极完善与健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法规。不断修改和完善已有的金融法规，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抓紧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三大监管法规和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制定专门的金融机构退出法规。

参考文献：

[1]姜学军，刘丽巍，范南．金融对外开放与监管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3．

[2]戴天柱．金融改革探索[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3]杨如彦．中国金融制度创新报告（200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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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12-0054-03

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表明美国政府正式对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方案》确立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原则进行修正和改革。究其原因,是因为将次贷危机的爆发归因于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导致高风险投资品种的创新,以及监管机构未能切实履行职责,导致市场风险的高度集中。本文试图探析金融危机的爆发与金融监管的内在联系,并分析今后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一、次贷危机的爆发原因与金融监管缺失

美国金融监管实行的是多头监管的原则。联邦货币储备委员会(FED)、美国货币监理署(OCC)、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等机构共同构成了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在众多的监管机构中。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因具有最终贷款人职能而处于监管机构的核心。在次贷危机爆发的前几年,美国经济在持续的低利率政策以及布什政府强势美元的推动下。处于一段高就业、低利率的黄金发展时期,市场预期一片高涨。在此推动下,美国金融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形成大型金融集团。实行对银行、证券、保险业的混业经营,并广泛利用工程技术和计算机分析,大规模创新金融产品,试图满足客户个性化金融需求,创造出低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次级贷款就是在此背景下创造出来。

次贷危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反映了金融创新型产品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风险。然而,普遍认为,监管机构事前的监管缺失,也是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总结监管方面的失误与此次危机发生的内在联系。对于避免相似危机的再次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金融机构与监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监管对象规避审慎监管的重要原因,在现行的监管模式下,对表内资产尤其是作为银行传统业务的贷款监管是比较严格的,而且要求提供相应的资本金支持。而金融机构运用复杂的工程技术创造了大量的高风险证券,这些证券往往作为表外资产不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而仅仅作为附注项目在资产负债表后列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不但赋予了此类金融工具的顺经济周期变化的特性,也使得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对银行的真实财务状况处于明显的信息劣势。此次危机的发生正是由于表外资产的恶化扩展开来并向实体经济传染。因此,加强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不仅要求其披露表内资产负债的资本金比率,而且要求表外资产在设计初期即向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提供其相关基础资产信息,提供设计原则、风险提示和备付金比率具有重要的防范意义。

第二,监管机构之间缺乏相应的协调沟通机制

在现行多头监管模式下,一方面造成了监管套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监管真空。在事实上混业经营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同时经营多种业务或通过创新产品进行跨行业经营,而分业监管造成了监管主体的重叠与缺位并存。金融创新使得一些金融业务处于不同金融机构业务边缘,成为交叉性业务。对于这些金融创新,功能性分工监管使其既存在交叉监管的现象,又在危机爆发时产生无人负责的现象。普遍认为。对次级贷款尤其是次级债券的监管缺失是此次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通过设立制度化实体机构加强监管协调,在明确各监管机构的职责权限和分工边界的基础上,加强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做到监管覆盖的全面性。

第三,监管当局的危机处理能力不足

在此次危机中,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极为不力,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坐任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成了处理危机过程中的最大败笔,并因此将危机向整个金融市场蔓延。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危机进程和危机严重性的判断失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金融监管当局缺乏危机处置的手段与能力。这一现象反映了既有金融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缺陷,即在总体上,当前的体系是建立在“常态监管”理念之上的,它对于小概率极端事件的重视与准备不足。针对上述问题,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新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明确监管当局在危机处置_中的权限和程序。在这些举措当中,突出的一点的就是强调建立危机处置的完备预案,同时授予监管当局在危机状态下“便宜行事”的权力。

第四,对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监管缺失

为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健性,按照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规定,国际性商业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要保持在8%以上,这一原则被各国监管机构认同并在国际范围内实施。从而使得在杠杆化率非常高的金融行业中,各国商业银行普遍具有较高的稳健性。然而,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既缺乏国际统一的国际监管标准,国内监管要求也非常低。如美国监管当局对投资银行、住房类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都显著低于商业银行,导致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杠杆系数居高不下,杠杆倍数均超过30倍,从而导致经营风险急剧上升。此外,现行监管制度虽然对商业银行的经营业务实施了比较严格的监管。监管手段也十分完善,但对非银行经营业务监管却非常宽松。如美国监管部门只对投资银行的经纪业务进行监管,但对其投行和创新业务几乎不实施监管,从而导致这些金融机构肆无忌惮地创新并最终导致此次金融危机;对于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美国现行监管体制下甚至没有明确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范围,而鉴于对冲基金在历次金融危机下的恶劣表现。有必要将对冲基金纳入具有系统性风险金融机构的监管范围之内。

二、美国金融监管新方案的主要内容

放松管制―危机―加强监管―繁荣―放松监管,一直是国际金融监管的循环之路。此次金融危机是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也把美国的金融监管政策从放松管制逼到加强监管的道路上。然而,纵观金融改革新方案的主要内容,发现其以下原则不仅仅是对原有监管体制的简单修补,而是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的革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第一,坚持全面覆盖的监管原则。针对监管真空的存在,美国监管改革新方案强调要消除监管盲区。实现全面监管。然而,全面监管不是对所有机构和产品赋予同样的监管权重,而是要区分重要性和风险集中度区别对待。对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其监管标准要明显高于其他类别金融机构。此外,所有衍生产品交易都要按规定保存记录并定期汇报,要加强对所有参与OTC交易的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除需要

满足规定的资本金要求外,其出售和持有此类金融衍生品的头寸也要受到限制。

第二,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成为监管目标之一。2009年10月23日,美国成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署,迈出了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一步。根据改革方案。诸如信用卡、抵押贷款、个人储蓄等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都将受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监管。这个监管机构的主要职责有两个:一是监管金融机构。防止其对消费者发放掠夺性的贷款:二是保护消费者权益。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大量金融机构对个人消费者滥发信用造成的,而次贷危机最终导致的仍然是消费者利益的损失。因此,防止掠夺性的贷款行为,确保消费者获得他们能够明白的诸如信用卡和抵押贷款之类的金融产品信息将成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主要职责。

第三,建立实体化监管协调机构。负责协调监管信息,避免监管缺失。美国在监管改革方案中提出设立一个由财政部主管的,包括美国证监会、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及其他银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服务监督理事会,负责统一监管标准、协调监管冲突、处理监管争端、鉴别系统性风险并对其他监管机构进行风险提示。特别重要的是,该理事会有权从任何金融机构处获得所需信息,并要求其他监管机构对其提示风险做出反应。这是美国政府加强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监管的重要举措,也代表了未来金融监管的发展方向。

第四,强调监管机构的国际协调。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银行业实行跨境甚至全球经营,在实现全球资源配置优化组合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本轮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面对危机难以独善其身。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的协调一致行动。美国监管改革新方案提出要加强全球监管合作,与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相互交流信息和采取协调行动,避免国际间监管套利行为的发生。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危害较小,是因为我国金融业开放性不足,资本流动尚存在一定的限制。然而,随着我国金融业竞争以及居民对多样性金,融资产需求规模的进一步加大,我国金融监管势必面对较大的挑战,因此,吸取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对于完善我国监管体制,防范风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和协调。我国目前“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基本上适应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对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然而,随着金融开放的进一步加大,出于提高我国金融业竞争水平的需要。混业经营成为未来我国金融机构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实际上,我国多个大型金融机构已经成立了金融控股公司,实行实际上的混业经营,这对以后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实现混业经营下资金和风险两个防火墙建设;另一方面,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协调和一致行动也成为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缺失的必然选择。2006年3月,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成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成为监管机构之间互通信息的重要举措。然而,考虑到未来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仍然需要研究将此种沟通机制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建立牵头机构,实现有领导下的协调监管,避免责任推诿。

其次,金融监管要在鼓励创新的基础上防范风险。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高了金融企业的经营效率,增强了其竞争力;另～方面。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不力可能导致风险的系统性扩散,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金融企业普遍存在创新不足的情况,其显著标志就是金融机构面向客户提供的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企业筹融资渠道单一,资金运用方向单一。因此,目前我国仍然要大力鼓励金融创新,为客户提供多样化、个性化金融产品以满足我国金融服务日益现代化的需要。同时,监管机构要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统计和研究,做到对不同类别金融创新工具适用不同的监管标准,对于有真实商业背景的衍生工具如掉期等大力鼓励,对于仅仅改变金融工具风险和现金流方向的创新产品如资产支持证券要持审慎监管态度,坚持区分风险、分类监管的原则。

最后,要做到金融监管的全面覆盖,加强监管经验的国际交流,实现监管手段和监管理念的现代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金融企业的竞争能力必然全面提高。随着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我国金融机构和国外金融集团已逐渐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国际金融风险已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蔓延。为此、一方面应该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发展趋势,实现分层次的全面监管;另一方面,利用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局面,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了解国外金融市场发展的最新趋势和监管机构的最新动向,从而对国内市场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避免国外金融风险向国内的转移和扩散。

参考文献:

[1]李扬,危机背景下的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分析评价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金融,2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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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融监管与会计政策之间互相影响 会计准则属于会计政策的一部分,两者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进一步影响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监管机构为了应付会计政策的变更所产生的影响,必须变更相应的监管政策,才能够使得监管措施能有效实施,从而使得金融市场趋于稳定。一旦改变会计政策,会影响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而对会计政策的制定加以干预。

    (二)金融监管体系中包括了会计标准 会计标准是编制财务报表的微观标准,是用来指导会计信息处理的重要原则,从而构成了会计政策的重要部分。企业在对会计信息进行处理时,需要使用会计标准,同时在进行金融监管时,相关部门也要参考会计标准。金融监管机构在进行企业监管时,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同于会计政策的目标,金融监管部门并不能够从财务报表中获得企业的相关监管指标,金融监管部门要想获取全面有效的监管数据,不得不在一些会计标准下,有效的处理企业的财务数据。而金融监管部门参考的会计标准会对监管指标产生重要影响,从而金融监管体系中包含了会计标准。

    (三)会计政策依赖于有效的金融监管 根据对金融行业的监管体系情况分析,可靠并且透明的会计信息是金融监管活动有效监管的前提。在对会计目标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知道内部使用者和外部使用者都是会计信息的服务对象,而外部使用者正好包含了金融监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要想对企业的财务现状加以了解,需要参考企业的财务报表,使得监管办法取得应有的效果。借助于有效的会计政策,才能够产生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进而保证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因此完善并且合理的会计政策决定了金融监管的效率。

    二、金融监管政策与会计政策的分离

    (一)会计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分离的必要性 不同公司的财务报表具体的针对对象不同,相应的会计目标也会产生很多的差异。不管是对内部使用者还是外部使用者来说,需要把握唯一的会计目标本质要求,提供符合标准的财务报告格式,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能够在财务报表中得以反应,体现出企业的资金使用情况以及财务状况,从而将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反应出来。金融活动中所面临的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客体,因此金融监管的目的就是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降低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首先需要保证的就是审慎性,金融监管的前提是需要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因此首先需要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如果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同于会计目标,则金融监管政策必须与会计政策相分离。因为两者面临着不同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双方的目标并不能融合,因此金融监管政策跟会计政策面临着不同的选择。要是两者不能够分开,其中一主体采用对方的合法内容,这样会对自身的目标实现产生严重的影响,更严重的可能会对两者的目标完成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只有将金融监管政策跟会计政策相分开,才可能使双方取得预期的效果。

    (二)金融监管政策与会计政策分离的经济后果 (1)分离对会计政策的影响。一是分离可以保证会计政策的选择独立性以及制定会计准则。如果能脱离出金融监管政策的管制,则财务政策的独立性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保证和提高。分离之后,金融公司需要参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独立的编写出财务报表,将金融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公开全面的反应出来,从而可以让投资者借助于财务报表对公司的目前经营状况如实的了解,最终将会计目标表现为客观性与公允性。依据监管的要求和目标,金融监管机构需要拟定并及时更正相应的监管条例,时刻提醒金融公司上报独立的监管报表,从而让审慎性监管的精神得到极大的反应。两种政策分开执行其相应的权利与义务,不打扰对方的目标实现情况,从而能够极大的让监管机构放弃对会计政策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干涉。

    二是分离可以加大会计的透明性。监管政策一旦与会计政策分开,商业银行需要在新的会计准则的要求下,根据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的方法对贷款的减值进行确定,换句话说商业银行确定的资产减值损失就是贷款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去能够回收的金额。这种方法可以使商业银行按照任何一项贷款业务的潜在风险,对相应资产的真实情况加以明确,可以将长期的按贷款余额对准备金进行计提的常规打破,更重要的是银行的财务报表可以将公司的准备金计提情况以及内部的资产质量高低如实的进行反映。这样必然会加大财务信息的透明性,使投资者可以对公司的真实情况加以了解,加大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最终使监管部门可以根据银行提供的真实财务报表对其开展有效的监管。

    (三)分离后改变会计政策进而影响监管资本 (1)分离会影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一般来说,如果加大会计资本,则肯定会加大监管资本,但是并不能保证所有新增的资本都是合乎规定的。借助自身的经营,银行可以实现相应的利益并使其增加的监管资本得到认可,如果资本的增加是由公允价值的变动引发的,则不一定能得到认可。公允价值变动不能够对银行吸收损失,抵抗风险提供帮助,只能引起未实现盈利的变化。更严重的是,公允价值变动会使银行风险加大,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在对各个风险加权资产进行计算时,需要将其从账面价值重扣掉。所颁布的新的会计准则会让商业银行能够独立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从而严重影响资本充足率中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2)分离会影响偿付能力监管。运用公允价值时,会对金融监管体系的偿付能力产生重要的影响。认可资产减去认可负债即为偿付能力中的真实资本,在对资产的风险性和流动性加以考虑的基础上,监管部门需要设定认可资产的比例跟范围。认可资产的流动性会因为公允价值计量的引入产生变化,同样认可资产的风险以及数量也会随着公允价值的变化而变动。

    (3)分离会影响净资本监管。运用公允价值会计时,会对计算证券监管体系中的净资产产生重要影响。在证券公司的净资本前提下,对所有资产的风险性加以改变,最终得到了证券体系中的监管净资本。运用完公允价值的计量情况后,公允价值一旦发生变化,一定会使得证券公司的所有的资产数量变化,甚至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将所有资产的风险性进行增大。

    三、金融监管政策与会计政策协调应用

    (一)协同理论的具体规定 (1)自组织内容。自组织区别于其他的组织。自组织具有自生性和内在性,根据某个特定的规则,其各个子系统可以形成相应的功能或者是结构,并不需要外部的指令。然而他组织的组织能力以及组织指令基本上都是出自于外部的系统。这样,自组织的内容就可以解释一些内容,说明通过大量的子系统相互协作,在一些外部物质流、信息流以及能量流输入的前提下,可以形成全新的功能有序机构或者是相应的空间。

    (2)伺服内容。伺服也就是子系统的行为由序参量影响,慢变量影响快变量。系统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与稳定因素互相制约,从而生动刻画出系统的自组织情况。这内容的根本在于对边缘线上的系统如何进行简化加以规定,缓慢增长的组态会影响快速减退的组态。这样在靠近临界点或者是不稳定点时,很少的某些序参量也就是集体变量确定了系统的实现结构或者是动力学原理。序参量需要对全局情况加以掌控,对整个系统的瞬息万变产生影响,最终对系统的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3)协同效果。在双方互相协同的情况下,开放性的复杂系统会让所有的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最终得到整体或者是集体的效果。无论是社会系统还是自然系统,都具有协同效应。系统要想形成有序的结构需要借助于协同效应。这种效应可以在某种混乱的情况下产生稳定的结构,让系统在没有次序的情况下变得有秩序,让系统在某一临界点上发生协同作用,从而可以再一定程度上解释出自组织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二)协同效应给监管政策和会计政策协调发展的启示 由协同效应的相关内容可知,系统内部的所有组分或者是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决定了系统是否具有协同效应。要是在整体系统内部的环境、组织、人等所有的子系统成分可以根据共同的目标加以努力合作,进行相互的配合协调,则合力的效果一定会大于两者单独起作用的效果。在竞争激烈、难以预料、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下,现代管理给企业的生产方式产生重大的挑战,需要企业大力提高其服务跟生产能力。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企业需要借助所有的力量,对内部各个子系统的关系进行协调,弥补自身的缺陷,提升其竞争能力。

    协同理论中的自组织理论将系统如何从无序变为有序进行了解释,在现代化管理下,系统内部要想将自身的无序不稳定情况变为有序的稳定情况,需要通过自组织这一途径,完成自身的发展已经自我实现。而自组织过程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形成的,需要满足一些基本的前提。第一,必须拥有非线性相干性的管理系统,减少内部消耗,各个子系统相互帮助,对自身的功能效果充分的发挥出来;第二,必须拥有开放性的管理系统,确保系统具备发展和生存的潜力,能够跟外界进行信息、能量以及物质的交流;总的来说,在协同理论的指导下,现代企业要想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必须对金融监管政策和会计政策进行协调发展。

    四、金融监管与会计政策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改变会计政策的发展 (1)加大研究银行贷款的公允价值计量。银行业是我国金融行业的主要部分,在银行信贷的支持下企业才能够实现融资的需求,为了能够让审慎和公允得到很好的平衡,金融监管机构以及会计政策制定当局需要高度关注拨备政策以及银行怎样对贷款资产进行减值处理。在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指导下,需要采用公允价值对交易性贷款进行计量,让银行的贷款资产拥有相应的公允价值选择权力,并在银行日常的表外披露中,大力披露公允价值的计量贷款。虽然我国在实现银行的公允价值计量上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并没有发达的金融体系,但是还是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大力提高国内计量银行贷款的能力,实现计量公允价值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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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制度；现状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3-0353-01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更广和更深的参与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金融业也将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但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

并不能及时的和世界金融监管完全接轨，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要使监管有效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我们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现状

（一）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从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来看，我国基本上属于分业监管模式，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监管机构组成。但是，这些部门的职责缺乏严格的界定，相互间缺乏协调，在金融业务增多和相关业务相互交叉的时候，造成了监管混乱，常常导致监管过程脱节。

（二）我国监管理念存在滞后的问题。我国金融监管的理念相对比较滞后，还停留在降低金融机构风险，维护金融机构安全的认识上，但是，与普通消费者相比，金融机构其实是处于更强势地位的，更需要保护的却应该是普通消费者。更何况，金融业本身的目的是为消费者服务，那么金融监管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效服务于整个经济体系。金融监管的相关规定，固然需要将风险最小化，但是其前提是不应该损失消费者的利益，应该是能更好的保护消费者，为消费者服务，如果其结果是损害了其“上帝”，那么再严密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另外，有些人还认为控制金融风险只是金融业内部的问题，金融监管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全部归于监管机构，而事实上，监管机构更多思考的是整个金融系统的情况和问题，主要职责是制定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的行为准则，督促金融机构加强自身内部控制和管理。

（三）金融监管信息透明度不够。判断一家上市公司好与坏的标准不是简单的绩优与绩差，而是透明与否，同时，资本市场的透明，也需要监管部门的透明。但目前我国的三家监督机构相对比较独立，不能有效的将信息进行分享，而且有时出现信息和实际完全不符的情况，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也给参与者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

（四）金融监管人员业务水平不高。金融行业的快递发展也给监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素质的监管人员也是开展金融监管质量、提高监管效率、落实监管政策的基本保障。但我们目前金融机构的监管人员却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一些监管人员在知识水平、工作能力、知识机构和对金融市场的快速反应并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目标的高要求和高标准。

二、针对我国金融监管行业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水平

1、明确金融监管目标。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要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广大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金融监管机构必须通过依法、审慎监管。

2、金融监管手段和方式要实现多元化。通过以往的经验表明，外部监管手段在金融监管中只是作为一个有益的补充手段，主要的手段还是依靠金融企业的内控制度。在世界发生的金融案例中，如巴林银行的倒闭等，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但前提是制定了严格的内部监管制度，而且还要认真执行。在重视内部监管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外部监管的积极作用。目前我国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的缺陷，造成国有银行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乏善可陈，内部控制缺乏必要的利益约束。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外部监督管理仍然是有效的监管形式，要加大以现场监管检查为主的外部监管频率与强度，要加大对内部管理不善、违规操作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以弥补内部控制不力的缺陷。监管方式要由过去的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在监管中充分运用行政、法律和经济三种手段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方式，提高服务效能，确保金融行业的稳定。

3、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金融机构作为一个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竞争，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经营失败时应该通过破产机制退出市场，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金融机构的破产规定，明确了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改变了以前银行经营亏损全部由国家买单的做法。破产法的贯彻执行将使金融机构存在较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能够更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但现实由于缺乏市场化退出机制，现在只要成立了金融机构，就很难退出市场。它退不出市场，迫于社会稳定的压力，国家就必须救助，这必然扭曲了金融资源的配置，对金融稳定构成了隐患。不仅如此，政府在救助过程中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这样导致政府成为金融机构风险损失的最后承担者。金融机构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实质上都等于买了国家保险单，均不承担损失。

4、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要根据国际金融业的发展需求和我国现状，及时对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进行补充和修改，使金融监管法制建设能够跟上形势的需要，以使金融监管有法可依。

（二）转变金融监督管理观念

金融监管部门应转变传统的合规性监管的方法与理念，充分发挥监管的导向作用，积极音带和督促中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建设，促使监管与合规产生有效的互动。要明确重点，将监管重点转向外部督促和外部评价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状况，引导银行积极的参与合规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而且，以往的金融监管理念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而忽略了法学理论，因此难以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和构建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

（三）提高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离不开高素质、高文化水平的专业工作人员，搞好证券市场的监管工作,既要靠现代管理体制的建立, 又要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更要靠有一支高素质的监管队伍。要对监管人员进行全方位的业务培训，不仅要更新培训内容，学习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新技术、新理论的运用，也要采取多种培训方式，加大对监管人员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能力，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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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金融学的出现迅速在国内很多领域展开了应用,在证券股票方面,陈伟(1999)研究得出,在股利政策宣布日前后均会出现异常报酬率;宋军(2001)表示,基金有一定的羊群效应;陈骥(2003)认为我国的大多数投资者有认知偏差,是不理性的等。在银行方面,彭惠(2000)研究了不对称信息下的羊群效应,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中小银行贷款都集中投向大企业,中小企业却无人问津,反映出不对称信息下的羊群行为等。在国外,部分学者应用行为金融学理论对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如Paul R. Krugman(2009)运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对金融危机的产生及潜伏时间进行了分析,得到了金融危机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经济生活的观点;Hirshleifer(2009)从心理导向角度对金融监管理论进行了剖析,解释了“有效规则和无效使用者”及“无效规则”两种方式下的金融监管情况。但从国内来看,利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对金融危机的成因及金融监管的研究不多,仅有肖琦(2011)、葛永波(2010)等少数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究,因此,本文企图通过行为金融理论对金融危机及金融监管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从新的视角审视危机及监管疏忽问题产生的根源,从而为抑制及应对危机提供可参考依据。

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理论

行为金融学是一门将个人行为与金融市场上的投资决策相关联的一种研究方法,认为人的决策受到个人认知、心理、经验、能力各方因素的影响,最终反映到决策行为上,从而违背了传统金融学中“理性人”假设的学科,是现代金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

1、认知偏差致投资者产生错误判断

按照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解析,个体的信息加工能力具有局限性,个体的判断和决策因此都会产生偏差,用一种依赖有限理性的决策方式来替性决策过程的思维主体,并据此来节约思维成本。因此,人们习惯性产生思维定势或者经验至上的问题,从而容易以样本完全替代事物出现的概率,以经验作为判断的重要组成,金融类论文产生错误的决策。

2、过度自信使投资者无法把握事物发生概率

“过度自信”源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它是指人们过高估计了自身能力和私人信息的准确性。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容易对不切实际的正面评价进行认同,产生自我膨胀。因而“过度自信”在行为金融学中被用来解释各种投资者的行为及现象。过度自信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人们估计的置信区间太小。二是人们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不准。

3、反应不足或过度致投资者信息处理不当

投资者在事情发生之前,通常不对信息作出反应,当趋势十分明显时又会以累积的方式对所以前的信息作出过度的反应,从而产生错误判断的情况。

4、从众心理产生效仿效应,影响投资者判断

从众心理一种典型的心理学在行为上的反映,投资者在自己决策的时候很大部分上会受到同类人的影响,从而进行效仿或者攀比,影响了自我的判断。在行为金融学领域也被称作羊群效应。

5、好益厌损使投资者有失客观

投资者在面对收益和损失同样的情况下,往往会觉得损失比收益更难以接受。在同一风险下,人们更愿意追求收益时的风险而厌恶损失的风险。

三、行为金融学对金融危机及金融监管的解释

近年来,伴随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加快,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频繁爆发,不同的学者对金融危机的产生持有不同态度。Wolf(2008)认为是金融具有脆弱性导致危机产生,Krugman(2007)则认为是金融过度创新,金融市场无法承担而使危机爆发,Henderson(2008)则认为,政府金融监管不足,需为危机承担责任,Astley etal(2009)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等等,本文将通过行为金融学对危机的原因进行探究,不妨以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为例。

1、认知偏差使投资者及监管方对风险认识不足

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存在明显的认知偏差。首先,其青睐于低利率的环境,高估了房地产价格的走势,低估了存在的泡沫危害,甚至将房价飙高看作必然事件。其次,投资者对金融创新性产品的风险及收益认识不足。投资银行将资产证券化,以债券形式在次级市场出售,购买者只关注于这种产品的高收益率却忽视了其极低的违约率。再次,证券市场上的产品越来越复杂,投资者无法完全确定这些信用产品的风险,但仍然在追逐收益的驱使下购买。

监管部门认知严重偏差,对系统性风险认识不足。第一,监管机构采取“单体审慎监管”,确保单个 金融机构审慎经营。但近年来,单个金融机构危机爆发,蔓延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时有发生。其金融危机均源于信贷和资产价格狂飙的影响下,金融失衡,系统风险不断扩大。因此,采取“单体审慎监管”不足以防范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第二,监管部门过分强调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特征。这种对制度及周期的追逐,导致金融同质化趋势增强,强化经济主体的顺周期行为,不断推动了金融失衡。第三,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常出现“舍小求大”的内化目标,从而导致监管过度或监管不足。

2、过度自信使投资者和监管方处于非理性氛围

从投资者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过度自信的认为流动性的市场可以永久的持续下去。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利率调至1%,这种历史最低的利率促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但这种持续的增长在4年内涨幅达到了50%,已经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投资者也越来越不理性。第二,抵押贷款发现机构对利率及房价的增长趋势过于自信。对购房者的能力评估减弱,并出现大量无抵押大款。第三,投资银行过度自信地低估了金融衍生品的风险。银行在出售金融衍生品时高估了自身的承受能力,而购买者也过度相信银行,配置这种高风险产品,导致这种经济的“定时炸弹”不断传递。

从金融监管机构来看,其和投资者一样,容易产生过度自信。危机爆发前的经济上升期,企业和金融机构均有相当好的业绩,不仅能满足监管机构的要求,还能为宏观经济增长贡献出力量,这使监管机构对政策有

效性产生了盲目的自信,放松监管。同时,在金融衍生品方面,他们过度的忠于“市场自然淘汰”的规律,没有及时的转移和控制风险。 3、损失厌恶使系统风险扩散加剧

危机爆发后,损失厌恶心理使整个金融市场崩溃。投资者由于损失影响,停止交易,市场流动性缺乏,信用产品定价更加困难。定价困难致使交易困难,市场交易量下降,整个金融体系收缩。金融机构及个别投资人均收回流动资金,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骤降,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使系统风险逐步扩大。对于监管当局,首先,由于其自身对损失的厌恶,危机过后监管过紧,使危机不能被市场有效调节,导致危机恶化。其次,其“舍小求大”的目标驱使,对于小的金融机构的救助不足或不及时,进一步增加了系统风险。、

4、从众心理致使危机影响翻倍

危机发生后,恐慌情绪在不同投资人之间互相传递和影响,使个体之间相互刺激,情绪承螺旋式扩张,从而由由情绪引发的行为也不断升级,使危机的影响翻倍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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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寻租

一、金融市场的现状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不少国家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开放国内金融市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凸现出的投机破坏性问题，以及去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的问题。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仍未好转。因此，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金融监管模式便成为当务之急。

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起步晚起点低，与国际上的一些老牌商行相比，无论在经营观念还是经营方法上都存在着很大差距。

1.从国内金触来看

优质资产总量有限，与金融机构资产增长欲望无度，形成了尖锐矛盾，致使优质资产占比下降，信贷风险持续增大；另外，金融机构为维护其市场形象与公众信誉，不得不降低成本控制预期，用超负荷的成本费用掩盖长期积累起来的资产风险。

2.从全球金融来看

1999年了《新资本充足率框架》要求对银行监管方式与技术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监管者不但要对技术创新、新金融工具的产生及全球性金融风暴做出快速的反应，而且要在业务监管方面与国内外的有关监管当局密切协调与合作。

二、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暴露出的问题

我国分业监管体制于1998年确立，监管制度的形成时间较短，分业监管在具有专业化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协调性差的缺陷。

1.相应的法律及规章制度不健全

目前，法律上尚未为我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协同监管创造条件。尽管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已同意成立并召开金融监管联席会议，但没有形成制度，每一监管机构承担的责任不明确。

2.金融监管存在真空

在目前的分业监管格局下，人民银行有自上而下系统的机构组织，而证券业和保险业是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的，监管机构只设到省级，对省以下的证券营业部和保险机构缺乏有力的监管，而人民银行又无权或无法行使监管。

3.金融监管机构人员素质和监管手段跟不上全面监管的需要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是事后监管，缺乏主动性和超前意识。非现场监管还是停留在收报表、看数据、写分析上，现代化的监管方式少，电子化程度较低，没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和网络系统。此外，金融监管长期以来倚重于行政手段。

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模式

构建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模式，是指通过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业的监管和引导，使中国的金融业能够蓬勃快速稳健的发展，能够跟上并引导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能够很好地应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并且在世界金融危机面前显示它的优越性。

1.微观分析

(1)严肃监管制度，严格遵循监管原则，同时要实施好的方法

严格执行《巴塞尔协议》，即关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

(2)严格贯彻《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做好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金充足率要求

做好对商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商行承担风险和吸收损失的重要准备和保障。另外对危机银行要做好最后的处理：贷款挽救，担保，并购，设立过度银行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

(3)做好金融寻租的遏制对策

寻租活动是社会财富的非理性化再分配，必然导致效率的低下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完善的金融法制体系是有效遏制监管寻租行为的必要条件。

①制定《金融监管法》，明确规定监管机构、监管原则、监管内容、监管手段、监管程序，以及监管人员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以此规范监管人员的行为。

②开展金融监管绩效审计，从审计监督的角度对金融监管部门实施再监督，以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规范监管主体行为。

③监管体制创新是有效防范和抑制监管寻租的方法。

2.宏观分析

(1)加强央行、监管机构间的合作机制与信息共享机制，防范被监管者逃避监管行为

建立规范的央行、监管机构联席会议机制，进行有效的监管协调与合作，防范金融机构通过在不同业务类别间转移资金来转移风险、或人为提高或降低盈利等达到逃税、内部交易等行为。

(2)完善主监管者制度

当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时，要保证某一监管机构有适当的权力、责任对问题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减少有利益则相互争夺、对责任则相互推诿现象。

(3)加强与各国监管机构的合作，提高监管能力

外资金融机构已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其母国多数实行混业经营，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必须加强与其母国监管机构的合作，并在合作、实践中提高能力，最终顺应潮流，过渡到适应中国国情的特色一体化监管。

作为我国金融工作重中之重的金融监管，尽管正在逐步得到加强，但仍然比较薄弱，监管法规、监管组织、监管手段和方式、监管人员数量和素质还不适应金融业的发展。美国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次充分反思的机会，在以后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从健全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改进监管方式、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监管体制等方面，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参考文献：

[1]李依萍:解读中央银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