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科学技术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刑事科学技术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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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人才培养定位

高职教育16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对此，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从市场需求出发，立足高职生成长特点，不断探索改革教育教学模式，进一步明确了高技能人才培养方向。

在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过程中，学院首先组织专业教师深入当地旅游产业进行调研，明确了该专业的教学定位是培养旅游企业、事业单位一线基层管理人员，而企业管理者必须具备人员分工、组建团队、项目实施、员工激励、绩效考核等基本意识和素质。

与此同时，学院教改人员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了自我诊断，发现了许多弊端。例如，“我说你听，我考你答，我罚你受”这种原有的教学管理模式和方法，容易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鸿沟。在该模式下，学生被简单地当成一个“真空的容器”，教师则一味地用知识去填充。由于学生是被动地接受信息，注意力是有限的，特别是当教师的声音单调乏味时，更容易感到厌倦，这种“一次准备、多次重复”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不能根据学生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而对学生的知识考核，由于缺乏过程跟踪考核与评价，缺乏实践演练，更是让学生养成了“临时抱佛脚”的陋习，从而造成“学一门、丢一门”的结局。

为此，学院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中，尝试引入企业管理思维，进一步明确了人才培养定位，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院在进一步调研后发现，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与关键环节，专业核心课程则是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为攻克教改中的重点和难点，学院旅游管理省级特色专业携手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厂中校”――嘉兴职业技术学院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校区，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共同以订单培养的方式拓展办学空间，校企共同确定将“公关与礼仪”这门课程确定为乌镇订单班的特色课程，实施旅游人才的标志化培养战略，并以此为抓手，共同打造乌镇特色精品旅游人才，为学院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定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多筹并举促教改

在教学改革中，学院领导意识到，只有真正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与热情，才能助力教学改革深入推进。为此，学院积极启发教师实施教学改革的创新思维，帮助他们明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并把整个教学目标分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让学生在学习之前了解熟悉每门课程的知识点，使他们能够对下一步的学习内容和脉络有个初步的了解。

组建学习团队，实施项目管理。事先告知学生学习的内容，接下来就是告知如何组织教学，并告知组建学习团队时需要考虑成员的性别组成、特长组成、兴趣爱好、人员分工以及性格倾向，团队的组成结构及合理搭配、有序的组合都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成绩。由学生按照兴趣组合的方式自由组成以7～8名成员为一组的学习团队小组，按照学习团队分组就座，由组长担任项目负责人，充分挖掘每个成员的特长，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明确成绩考核评价方法，引导学生自主设计考核量表。能否制定合理的考核量表和评价方式是决定能否有效地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能否控制好教学质量很重要的一环。针对以往的教学中通常是教师制定考核标准来考核学生的做法，学院在制定新型成绩评定标准时，要求教师首先启发学生去回答5个W，即谁来考核，考核谁，考核的内容，怎么考核，怎么达到奖优罚劣的目的，启发学生启动管理思维。由学生根据项目的不同，制定出考核个人业绩的量表、考核团队的量表、考核实际成效的不同量表。自行制定考核量表，这样就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实施了全面的过程动态自主管理。

按照能力渐次提高的思路，组织开展实施。在教学过程中，学院要求，要以学生个人能力训练为主，培养他们收集信息的能力、PPT制作能力和讲解能力。同时，以团队能力训练为主，培养团队协调、沟通能力，合作和分工意识。比如，在讲授“公关与礼仪”课程时，教师以学院承担的西塘景区委托项目――《西塘景区游客满意度调查》为案例，指导学生分组制作调查问卷、开展调研、汇总和整理数据、进行形象差距分析并撰写调查分析报告，将动手动脑的能力培养贯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极大地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与兴趣。

教改成果育新知

经过一轮教育教学改革与探索，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同时也让教师对高职教学有了新的认识――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信息无处不在，教师适当的引导，恰当的方法就可以让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地撷取珍宝，学生展示的作品往往超出了教师的意料和想象。

很快，尝到了教改甜头的教师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原来我们的学生是如此的优秀！企业管理思维下的项目化教学促使学生不断发现自我，去发掘自身的学习潜力。学生发现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也是对自我再认识的过程。

教师和学生之间绝对不是简单的居高临下的教与学的关系，师生之间完全可以互教互学。真正的教学相长不仅会打开彼此心灵的窗户，还对教师业务知识的提升、师德师风的建设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平等和尊重是开展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教师必须放低身段，放下架子，摆正自己的位置，以平等的身份发自内心地尊重学生，尊重他们的自主创造，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发自内心的愉悦和创造力，并自觉地接受教师的引导，学生开心了，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项目的学习和实践中去，并尝到学习的无穷乐趣。

教师对知识体系需进行宏观掌控。在这种教学方法中，教师看似轻松，似乎从满堂灌中金蝉脱壳，实则不然。将学生送到了讲台上，其实教师更需要做一个能掌控全局的幕后英雄，在宏观层面能做好部署和调控，具有居高临下的知识掌控智慧和能力；中观层面具有气氛控场能力；在微观层面上，又能洞察学生的一举一动，具有点石成金的点化技巧和功力。“如水善利万物，功成而不居”，默默地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知识和经验帮助学生完成一个个项目，让学生自豪地在台上展示自己，从而最大限度地唤醒他们自主学习的热情和创造性，让他们既享受到学习的快乐，又在快乐中自由自主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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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医物证 模拟现场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2）12（b）-0-02

模拟现场是利用多学科的力量和优势，把涵盖法医物证学、法医病理学、法医毒物分析、临床法医等学科之间的教学内容和要求有机融合，充分把理论内容的知识点和实践工作精密结合，模拟公安实战进行现场设计、现场布置、现场查勘、实验室检验。

通过模拟现场让学生在实战中学习、揣摩、理解和应用理论知识，通过这种改革方式使学生更深更好地掌握所学的知识，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学科之间有机结合，推动教学水平上升到更高层次。

1 传统法医物证实践教学模式

法医物证学教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科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摸索、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传统的法医物证实践教学主要是验证性实验，以教为主和单一实验贯穿教学始终，对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学科发展和法医学实践的要求，这种培养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为了培养实战和实用的高级法医学人才进行教学改革和加强法医物证学的实践教学势在必行。通过模拟现场的实践教学模式不仅可以验证巩固和加深对课堂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也可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引导学生探讨、探索性学习，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思维方法、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2 模拟现场的设计理念

模拟现场实验教学是在传统实验教学上的一种创新和改革。模拟现场实验教学模式构建的基本原则是：实战性、综合性、互动性和开放性。课程设计紧密围绕《法医物证学》课程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结合公安院校和公安机关的做法，结合公安实践设计安排情景实验（模拟现场），使学生通过实验能将各专业课程学到的知识衔接、联系和融合起来，将理论知识与真实立体的犯罪现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生在实验中的自主和主导作用，使学生在情景实验中综合应用各学科知识，面对模拟现场实景梳理出该实验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让学生自己提出实验目标，以模拟现场实验教学的方式，提升学生的临场应变能力、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并强化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观念，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得到同步提升。

3 模拟现场的教学组织安排

3.1 理论基础

模拟现场的开展是建立在学生具备坚实的法医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操作的基础上，学生们完成《刑事科学技术》、《刑事照相学》、《命案现场分析》、《犯罪心理学》、《法医病理学》、《法医物证学》、《法医临床学》、《法医毒物分析》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并参与了相关课程的基础实验，具备了完成模拟现场综合性实验的专业能力和法医思维。重点在实验中设计《法医物证学》、《刑事照相学》、《命案现场分析》、《法医病理学》的相关考核理论和实验知识点。

3.2 人员安排

公安实战刑侦技术专家2～3人，负责模拟案情的设计；学生随机分组，每组8～9人；临场指导及考核教师为3人。

3.3 案情设计

围绕《法医物证学》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任务，结合法医学多学科的重点内容，聘请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专家以及专业教师进行案情设计，公安部门根据真实案例，结合实验场所具体情况改编部分细节而成，从而形成丰富的案件资源。案情主要突出《法医物证学》、《刑事科学技术》、《刑事照相学》、《命案现场分析》以及法医病理学等相关学科基本概念、基本思路和基本技能，通过模拟现场培养学生法医学实际作战技能和思维，从中凸显《法医物证学》教学的重要环节，让学生更深刻掌握理论知识和培养学生全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实验准备

按照刑事案件现场勘验规则的规定，为实习组配备勘查服、数码相机、痕迹勘查箱、法医勘查箱、多波段光源、物证提取箱及现场整理箱、现场勘查表格材料等。同时开放相关物证检验实验室。

3.5 组织实施

派专项教学工作小组对模拟现场进行充分准备，利用专门的现场分析室严格按照案情进行不同现场的布置，对学生进行随机分组，每组10人左右，并对其进行现场勘查的分工，配备基本的现场勘验工作。派出专任教师对现场考核进行目击监督和检查，严格按照指标进行现场考核。

4 模拟现场考核与评估

现场考核指标其实也是教学重点掌握的内容，不同案情设计穿插了不同的知识点，考核的目标在于检查学生们对法医物证等多门学科的掌握程度以及实践运用能力。

考核主要由刑事技术的专家以及法医物证的教师共同参与，从接报警―现场勘验准备―现场会议―现场分工―现场勘验―形成勘验报告进行全方位的考核，将法医物证生物检材的发现―固定―提取―包装―标识―保存―送检作为课程重点考查内容，通过对考核过程的现场监控以及勘验报告，评估理论和实验教学内容被学生掌握和运用的程度，反馈到教学中，更进一步促进和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5 模拟现场的教学成效

通过模拟现场这种综合设计性的教学模式，取得明显的教学成效。

第一，真实现场的布置、专业的刑事技术勘察装备的配置、精干的团队组合让学生们身临其境，带着兴趣和探索的精神进入到各自角色，充分体现课程设计的实战性和新颖性。

第二，通过公安对案件严密的设计，将法医学多学科的知识点贯穿在模拟案件中，尤其是刑事勘察技术的基本原则、刑事照片学基本方法、法医物证学的检材的发现、固定、提取、包装、送检的基本常识、法医尸体基本检验的原则等重要知识，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让多学科专业知识点之间实现了有机融合，而且丰富了综合设计性实验的方式，提升了综合设计性实验的内涵。

第三，模拟现场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通过周密的模拟实战的案情设计，将各门课程的重要知识点有机穿插在现场考核中，通过监考老师现场对细节的考核和点评，能有效反应学生对各门课程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反馈到教师的教学工作中，更好地促进教学，从多角度提高教学质量。

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在实践中反复的总结与推敲，模拟现场这种实践教学模式在《法医物证学》教学中得到很好的应用，取得极佳的教学效果，形成一种稳固和特色的教学模式，用人单位也给了极高的反馈。通过这种方式，全面提升了法医物证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6 结语

教学改革能不断的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全面提升教学质量。通过模拟现场在《法医物证学》和《命案现场分析》中的应用，全面的实践证明这种综合性和实战型的教学考核方式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实验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在培养学生兴趣、极大地发挥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团队作战的能力，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为提升学科的教学质量的有效的方式和手段。

参考文献

[1] 杨荣芝，杨庆恩.法医物证实验课教学改革的作法与体会[J].医学与社会，2000，13（1）：54.

[2] 黄艳梅，郭利伟.法医物证学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研究与实践[J].新乡医学院学报，2010，7（27）：422-424.

[3] 李树，王杰.改革法医物证学课程体系，培养法医学实用性人才[J].中外健康文摘：医学理论与实践，2008 （1）：110-111.

[4] 徐晓莉，梁景青.浅谈法医物证学实验课教学改革[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03，5（2）：157.

[5] 许冰莹，景强，李建京，等.法医物证学课程内容和方法改革建设总结[J].昆明医学院学报，2007，28（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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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事技术课程作为公安院校必设课程之一，应与时俱进地“微课”化，以服务教学之需。刑事技术微课制作应当遵循“微”原则、基础性原则及保密性原则，在内容选择上也应当有所甄别。信息化时代，适时将新媒介引入公安教学当中，将刑事技术微课与微信平台进行有机衔接，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与技术方法的协同，对公安教学改革及应用型人才培养将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刑事技术；微课；微信平台；制作

刑事科学技术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强、涵盖内容多、实用程度高的专业课程，理工领域的不同学科内容在这门课程中几乎都有体现，可用“庞杂”一词来形容。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介的兴起，“微时代”给社会交际带来了一场“微”变革。现阶段，公安院校学生几乎人人都有微信，人人都会关注公众平台，微信已成为他们学习知识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传统的课堂教学无法面面俱到地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刑事技术课程有所选择地制作成微课，并将其放在公众平台上供学生随时随地学习、分享，实现知识的“移动学习”，值得探索，更值得实践。笔者结合近年来的教学经验以及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在微课制作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以文件检验课程为例，讨论刑事技术课程微课制作应遵循的若干原则及与微信平台的整合等问题。文件检验（以下简称为“文检”）课程是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必修课程之一，其核心内容包括笔迹鉴定、印刷文件检验、污损文件检验、言语识别四大块。因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趣味性，深受各大公安政法院校的青睐。据笔者调查，在我国32所公安院校中，单独开设文件检验课程的有20所，其余院校尽管未单独设课，但在刑事技术学这门课程的讲授中也安排了20%~35%的课时来专门介绍“文件检验”有关内容。由此可见文件检验在公安院校课程中的地位。

一、刑事技术微课的制作

制作任何一门微课，首先应理清楚“微课”的概念与作用。“微课”是指围绕某一个知识点，对其加以信息化的教学设计，以视频的形式进行教学的一类微型课程[1]。它具有目标明确、针对性强和教学时间短的特点。制作微课最为常见的形式是录制小视频，视频中配以图片、文字和教师的讲授。这样不但形象、直观，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学生随时随地依托特定平台进行学习。

（一）刑事技术微课制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微”原则

微课之所以叫做“微课”，根本原因在于“微”，即只针对某一个知识点进行讲解，而且时间一般限于5—10分钟[2]。文检微课的制作首先应当遵循这一原则，将时长限定在10分钟以内。毕竟微课只是一种辅助教学手段，只针对某一知识点进行讲授，它不能完全代替课堂教学。如果微课时间太长，那么就谈不上“微”，也就无法达到辅助教学的目的，其趣味性也会大减。所以说，“微”原则是微课制作必须遵循的核心和前提原则。

2.基础性原则

所谓基础性，就是微课内容要重视基础。因为微课只是教师为了让学生学习已经讲授或预习即将讲授的某一知识点而采取的一种辅助教学手段，这一性质决定了其内容必须是基础性的。以文检课程中的“笔迹检验”这一章为例，本章内容涵盖笔迹检验原理、笔迹特征、笔迹检验程序方法等。可以将书写工具特点、运笔方法、书法常识作为基础性内容制作成微课，以配合笔迹特征、笔迹原理、检验程序、检验方法的课堂教学。

3.保密性原则

刑事技术是一门用于特殊行业的专门技术，其行业属性决定了刑事技术课程内容具有较高的性。由于微课往往要放在网络或微信平台等渠道上，而这些渠道又是对外公开的，故内容不宜放在微课中讲授，例如案例、核心技术方法、现有实验数据和结果、应用的具体领域等。如何处理好微课面向对象的公开性与内容的保密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呢？这实际上只要遵循前文中我们提到的“基础性原则”即可，选择基础知识放在微课中，将内容放在课堂教学中，二者相互配合。

（二）刑事技术微课的内容选择

如前所述，刑事技术课程中并非所有内容都适合做微课，有必要在遵循前面介绍的基础性原则和保密性原则的前提下，对微课素材做必要的甄选。例如文检课程，这门课通常包含四大内容：笔迹检验、印刷文件检验、污损文件检验、言语识别[3]。笔迹检验部分适合做微课的内容有：不同书写工具的特点、个人书写习惯、书写与运笔、文字形体结构、男女写字差异等；印刷文件检验部分适合做微课的内容有：打印复印原理、喷墨打印机特点、激光打印机特点、常见打印设备、印章的历史等；污损文件检验部分适合做微课的内容有：常见墨水成分、红外检验原理、文检仪器操作、显微系统操作使用等；言语识别部分适合做微课内容的有：汉语方言分区、汉语方言特点、男女语言差异、职业语言差异、年龄语言差异等。以上内容既具有基础性，又不，每个知识点的讲授能够在10分钟以内完成，因此适合制作成微课。其他内容往往涉及技术资料和案例，或者内容过于庞杂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讲授完成，因此不适合选择作为微课内容。

（三）刑事技术微课制作过程

在现代传播媒介的视域下，制作微课就是将课程知识点和教师的讲授制作成可供学生点击播放的视频。刑事技术微课的制作与普通课程微课制作的流程相同，区别在于内容的选择上要尽量避开内容。一般而言，制作此类微课需要5个基本环节。

1.规划设计

规划设计是制作微课的第一步。首先，要规划刑事技术课程中哪些章节需要做微课、适合做微课，以及总共需要做多少微课；其次，要规划微课视频中是否需要设置作业环节、课后交流环节等；最后，要规划微课制作好之后与何种媒介进行整合，以及如何整合，例如与微信平台整合、与视频网站整合、与学校教学平台整合等。这些规划做好之后，其后的工作方能展开。

2.确定选题

刑事技术微课的选题是与刑事技术基础内容紧密联系的。确定选题不仅仅是确定题目，还应确定与题目有关的一系列教学要素，如教学目的、方法、资源等。因为这一系列要素都是基于选题而来的，反过来又为选题服务。我们以文件检验课程中“激光打印字迹的特点”为例，制作了一个选题设计表。

3.拟定内容

在确定了选题后，需要对具体讲授的内容进行细致地规划。内容应当求精，且不宜过多，否则在录制视频环节容易超时。仍以文件检验课程中“激光打印字迹的特点”这一选题为例，我们规划的内容是三个，讲授总时长为9分钟。

4.录制视频刑事技术

微课实质上是采用小专题的形式由授课老师进行专题讲授，然后将这个过程录音录像。根据我们录制微课的经验，授课教师应围绕授课内容制作好PPT课件，篇幅最多不超过10篇。在讲授时，能用专用摄录设备最好，如果条件不允许，采用画质和音效都比较清晰的普通摄像设备也可。一般来说，选择专用的录播教室最为理想。

5.剪辑视频

剪辑视频一方面要对视频素材多余镜头（或时长过长的内容）进行剪辑，以保证总时长在10分钟以内；另一方面，需要在视频中加入必要的片头和字幕，以及PPT和教师讲授之间的过渡等。最好找熟悉剪辑软件操作的学生或专业人士进行剪辑。

二、刑事技术微课与微信平台的整合

微信平台是微信公众订阅号一种通俗的叫法。它的出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渠道，也改变了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交流方式，可以说是近年来信息传播方式的大变革。将刑事技术微课与微信平台进行整合，实质上就是将刑事技术微课与微信平台进行有机地衔接，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与技术方法的协同工作。这个过程需要两个环节。

（一）视频

视频之前首先要建立一个微信公众号，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微信平台。这个过程十分简单，在微信公众平台首页用个人身份证号或单位法人证书即可注册。然后根据使用意图给平台取个名称，例如笔者申请的用来开展文检教学的公众平台名称为“警院文检”。拥有了微信平台后，需要将制作好的文检微课视频在微信平台上。目前有两种方式可实现微课视频：一种是直接上传至微信平台，前提是该视频的大小不能超过20MB；另一种方式是先将视频上传至专门的网站，然后再将视频链接添加到微信平台中，这可以不受视频大小的限制。根据我们的经验，前一种方式较好。制作者可以将视频大小压缩在20MB以内后再直接上传到微信平台，因为刑事技术微课都在5—8分钟，而且多通过手机和平板电脑播放，压缩后其画面和音质也能满足学习者的需要。

（二）开展教学

这个环节是制作刑事技术微课及其与微信平台整合的最终目的。学生通过关注指定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有关教学视频即可学习。这种学习方式也常常被称为“移动学习”。微信平台不仅提供学习资源，而且还可提供互动平台。这种互动主要是基于微信平台的留言评论功能，即在视频页面下方可以写留言，将自己要提的问题留言在评论栏内，任课老师看到留言后可以回复，其他同学看到后也可以回复。这就真正实现了课堂外的交流互动，实际上也就实现了课外辅导。综合起来看，刑事技术微课的制作与微信平台的整合实际上包含了七个基本环节。以上七个环节中，规划设计是根本，确定选题是前提，拟定内容是基础，录制、剪辑和视频是关键，开展教学是目的。各个环节之间是递进的关系。总的来说，刑事技术微课制作并不复杂，制作完成之后可以循环利用，不必年年更新。在教师资源的分配上，可由一位老师讲授，也可以根据章节内容的不同由不同的老师讲授。我们制作的文件检验微课就由四位老师分别讲授笔迹检验、印刷文件检验、污损文件检验、言语识别四个部分的内容，效果良好。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将微课与微信平台进行整合，特别适合互动式教学[4]。因为它给师生之间建立了一个“1对1”的沟通环境，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进行互动，无需预约。这就打破了课堂教学中“1对多”的沟通模式，实现了教学资源的优化以及沟通渠道的变革。

三、结语

郭声琨部长指出，公安教育要着眼提高办学质量，创新现有的教学模式，完善学科专业和课程体系，强调要善于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提高教学效率与水平。在交际媒介不断创新发展的今天，微课作为一种新的教学辅助手段，一方面它突破了教师传统的听课评课模式，使教学资源更加具有针对性，也更加具有时效性。另一方面也为学生提供了按需学习、自主学习的新途径，使教学资源配置更加科学合理。这些优势对于公安院校的教学改革及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无疑有着良好的推动作用。尽管本文只是以文件检验课程为对象，讨论了其微课的制作及其与微信平台的整合问题，但对其他公安类课程实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因为课程教学本身具有相通性，公安院校课程的建设与发展必须顺应“微时代”潮流，不断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审时度势地将“微时代”的新媒介引入教学中，为新时期公安人才培养服务。当然，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应当把握好原则，处理好内容公开性与保密性之间的关系，使公安微课既能满足课外学习的需要，又能配合课堂教学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黎加厚.微课的含义与发展[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13（4）：10-12.

[2]何福贵，张梅.微课开发和制作研究[J].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2015（3）：53-55.

[3]王相臣.文件检验[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0: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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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码相机曝光时间概述

目前，虽然我国先后出台了很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但数码照相机曝光时间至今没有统一的测试方法。因此，开发新型免拆卸的测试方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照相机快门的种类很多，按照照相机快门的位置不同，相机快门通常分为焦平面快门和镜头快门。焦平面快门有固定的狭缝幕帘式、可调狭缝幕帘式、钢片式、转盘式等多种结构，位于焦平面附近，其共同特征是整个像面曝光所需时间大于任何一点曝光所需时间，像面上个点不在同一时间曝光。而镜头快门包括镜前、镜间、镜后三种形式，位于镜间及镜头附近，其共同特点是像面上各点同时或几乎同时曝光。

曝光时间是快门打开的持续时间，被称为快门速度，是为控制感光材料或感光元器件上的曝光量。电子快门是通过控制电子信号的通断而控制感光元件状态实现的，是数码照相机独有的快门方式。由于完全没有机械结构，可以很快地影响捕捉频率，快门速度极高。且由于无机械快门遮光，读取曝光资料时，在极端曝光环境下，易受外部持续照射的环境光干扰，容易产生感光元件暗电流校准不良。但利用这种设计，很多注重成本控制的数码照相机会降低快门成本，通常较为经济的普通相机均采用电子快门。同时搭配成本较低的机械快门也可兼顾品质，通常采用电子机械混合式快门控制曝光时间，而很多高档专业级相机和单反相机都采用机械快门。

二、如何测试数码照相机曝光时间

传统胶片相机曝光时间的测试原理是打开相机的胶片后盖，在胶卷的位置上，不安胶卷，安装光电接收器，通过测量光电接收器的感光时间，或安装一个贴附着胶片的转鼓，观察鼓上胶片的曝光长度进行测试。是按照JBT8250.1-1999《照相机快门时间测试方法》进行测试。但数码照相机的胶片位置不能打开，因此可以采用以下几个方法。

（一）辅助快门法

根据曝光量（H）曝光时间（t）与像面照度（E）的乘积可知，如果相机的感光度、光圈等各项参数确定不变，照明光源的量度稳定，光谱成分恒定时，曝光量只与像面曝光时间有关，像面照度是一个恒定量，即：

（1）

有（1）可得出（2）：

（2）

其中，在标定曝光时间下辅助快门的曝光量为Hs；在某曝光时间下待测相机的曝光量为Hm，待测相机的曝光时间为tm，辅助快门的标定曝光时间为ts。

这种检测方法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提出。如果以拍摄图像的灰度表示曝光量，根据公式（2）可以计算得到待测相机的曝光时间。受光源的稳定性和均匀性等因素的影响，辅助快门测定数码相机曝光时间对测试装置各个测量单位的基本性能具有很高的要求，难以在企业生产等领域中推广。

（二）动态目标拍摄法

不管是机械式快门还是电子快门，CCD传感器在快门开启的时候会接受到入射光线，对于运动的物体，快门关闭则光线入射停止，记录其运行轨迹。如果设置点光源旋转一周的时间大于曝光时间，那么当数码相机拍摄旋转点光源时，获得的图像中点光源轨迹与曝光时间存在以下关系：

T=W/V （3）

其中曝光时间为T；光源旋转速度为V；影像轨迹角度为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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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法用语；相对性；体系性解释；罪刑均衡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4-0063-06

Abstract：The relativistic meaning of words’ in criminal law exists in that it is related to the cognitive capacity and the linguistic proficiency of the law maker. It serves such functions as additional explanation， concerted explanation and balanced explanation. Words like “damage”， “ruin”， “transaction” and “crime” in specific 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 have relativistic？meanings in different chapters， articles， or even in the same article. In the course of interpreting the criminal law， we are 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ultiple meanings of words and come up with reasonable interpretative conclusions by thinking clearly about the scope of subjects， the nature of objects， the mode of behavior and the protected interests and by applying the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 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ativistic meaning of words in criminal law.

Key words：word in criminal law； relativity；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balance between crime and punishment

刑法用语在不同章节、不同条款，甚至在同一条款中其含义呈现相对性。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不可能穷尽现实生活中所有情形，不可能为特例立法服务。然而，现实生活复杂多变，经常发生立法工作无法涵括的情形。为了建立刑法事实与刑法规范之间的张力，破解一语多义的理解难题，刑法用语相对性值得高度重视。以金融工作人员为例，刑法第171条规定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本条第二款中，第一种行为方式是购买伪造的货币，第二种行为方式是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对于这两种行为方式，刑法均规定“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这一主体性要素。虽然使用同一用语，但对于两种行为，含义却不尽相同，即对于购买伪造的货币来说，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基于业务而购买的金融机构业务员，也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保安、清洁工、行政秘书等不具有业务属性的人员。对于，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仅限于基于业务而管理金库、出纳现金、吸收付出存款的工作人员[1]，属于狭义上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由于刑法条文在两种行为方式之下，使用了不同的语言表述，因此，换取行为的主体必须限定于直接接触货币的工作人员。

这是刑法用语相对性在解释论中的一种征表，属于同一条款中一语多义的情形。刑法分则中出现多种相同的刑法用语，学界对此关注甚少，解释上存在目的不清、标准错乱、方法偏差等问题，亟待深入研究。笔者在解释论中践行刑法用语相对性，拟对部分用语进行梳理，以期对理论和实践有所帮助。

一、刑法用语相对性之存在必然性

法律形式主义论者历来重视法学概念体系的建构，在他们看来，通过理念之培养、技术之完善以及方法之修正等努力，可以建立起概念精准、表述精良以及逻辑严密的法学概念体系，但随着法律实质主义的兴起与深入，概念法学遭到学者的批判，他们对法律用语的批判成为我们研究用语相对性的研究出发点。

美国霍姆斯大法官一针见血指出：“形式三段论认为一套特定的制度，如法律制度，像数学依据一般公理的指导一样来设计。这种错误是经院派的天性”这是对法律形式主义论者试图构建概念精准的法律概念大厦之见解性否定。随着对法律形式主义论者概念体系之批判逐渐深入，我们知道法律用语的明确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法理上来说，法律用语的明确性是立法者之永恒追求，但受到认识的局限性、语言周延的有限性、立法主体的差异性以及立法资源的不平衡性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使法律用语之明确性与相对性像磁铁两极互斥互异。可以说，法律用语达到足够确定性并非易事，甚至永远也无法达成，只能实现相对“明确性”，因为在用语轴左右两端绝对明确性是有限的，这也证明用语绝对明确性是少数的，但处于中间地带的用语群来说，则是过度的、有层次的，因而也就造成用语相对性是常见的。

刑法用语具有类似的性质，不存在决定明确的，用语具有相对性。刑法用语相对性是指一个相同的刑法用语，在不同条文或者在同一条文的不同款项中，具有不同的含义[2]778。刑法用语明确性的产生依据是有关罪与非罪之正义理念与客观事实无限性之统合，它相信从社会生活中抽绎出的刑法事实与刑法规范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通过立法者的努力，可以组建起所谓的刑事法概念大厦。在此过程中，法官所要做的就是怎样将事物进行系统归类，将法律应用于具体案件，将案件明确归类于相关法律之下[3]。对于关涉个人生命、自由权益的刑法规范来说，用语的明确性有其特定空间环境，超出其特定范围就会出现用语之相对性。例如，“未成年人”一般是指未满18岁的人。但刑法分则为限制处罚范围，对不同年龄段进行划分。拐骗要求的对象是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雇用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的对象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物品罪从重处罚的对象要求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因此，纯粹追求刑法用语明确性往往事与愿违，正如查德所言：“对于人文系统，大概不可能达到既精确又符合实际的效果。”[4]在此意义上，刑法用语之相对性成为必然，足够明确性的刑法用语相对于立法本身而言只能是一种理性追求与递进目标。

二、刑法用语相对性之生成原因

刑法是关涉国家安全与稳定、关乎社会秩序与活力、关切个人生命与自由的极其讲究精细化的一门法律科学。实质上由违法性与有责性而形成的法益侵害值得刑法科处刑罚，理应集体进入刑法规范中。然而，刑法规范的呈现必经成文法典这一文本形式，形式上并非所有实质化要素都能够得到充分彰显。法律是冲突的社会事实相博弈，矛盾的主体要求相权衡，对立的利益主体相妥协的结果[5]。不同于其他法律规范，刑法规范统摄而成的罪与非罪、彼罪与彼罪、轻刑与重刑等评价内容更具有特殊性。从语言学上来说，组成刑法规范的基本单位是自然语言，其固有属性是开放性与流变性，这为在解释论中践行用语相对性寻得了一粒法宝。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刑法用语无法做到像人工语言那样精准无误，消解相对性的难度可见一斑。对此，必须充分挖掘用语相对性之原因所在，才能更好地为刑法解释建功出力。

（一）受制于认知能力

刑法文本之诞生历经“千辛万苦”，不仅拥有其他法律制定之“刻骨铭心”，还独有刑事立法者之“用心良苦”。他们不是知悉人类内心灵魂的解析大师，而只是接受过一定程度法学训练的法律信徒。因受成长环境、知识结构、个人经历、利益倾向等诸多方面的制约，他们只能对一般社会现象进行有限预测与整体归纳，至于细节推敲，我们不应对其苛刻要求。他们的理性体系之搭建、遣词造句之斟酌以及利益诉求之衡量必然会对刑法用语的相对性产生影响。

刑法用语之所以不具有绝对的“明确性”，是由立法者的认知能力受限所致。众所周知，犯罪学是一门综合性、刑事科学的基础性与独立经验型的边缘性学科[6]。它以多种视角发现并研究犯罪现象，因而也是一门现象学。对于犯罪的归纳与把握，犯罪学尚且存在诸多不完善，更何况要求立法者将用语明确性“进行到底”，这样的要求可谓是海中捞月。比如，刑法第276条关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方式包括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同时使用“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用语。应当说，“以其他方法”之含义具有相对性，不同于其他刑法条文的“以其他方法”。一般地，“以其他方法”都要求与条文中具体列举的行为方式具有同质关联性。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以其他方法”要求必须与放火、决水、爆炸及投放危险物质等具有同质危险性的行为方式。但在解释276条“以其他方法”时，不能照搬此规则。应以本罪所要保护的“生产经营财产利益”为标准，解释为达到破坏生产经营中财产效用价值的行为，因而通过互联网恶意刷好评等违法性较高的行为，都应归于本罪处罚。

当前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社会分工逐渐精细、国际交往日趋频繁，各种新型犯罪层出不穷，部分犯罪已经突破了刑法规范中的传统行为方式。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渐趋复杂性、隐蔽性以及不确定性，对于刑事立法者而言，制定用语高度明确的法律更是一项艰巨挑战。此时，要求立法者制定包罗万象、既有明确性又有弹性的刑法典，是超出立法者能力范畴的，我们知道造法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要比适法活动还要困难。可见，以高度明确性作为理想的立法目的预设了一种虚妄性的前提，决定了立法者在制定具有严密逻辑体系之刑法典时，不可能预想尽所有社会生活中值得科处刑罚的法益侵害行为，正如有学者所言：“人类深谋远虑的程度和文字论理能力不足以替一个广大社会的错综复杂情形作详尽的规定。”[7]受制于自身认知能力，以制定出精良完备、毫无差错可言的刑法典为终极目标，这必然不现实，充其量只是一桩美好愿景。

（二）受制于语言表达能力

首先，立法活动往往不是个体单独完成的，而是需要立法机关之下多数人的合力。这些个体在利益衡量上往往出现选择性倾向，刑法典在用语表述上反映的不是这些个体利益及主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综合各方利益之后达成的某种基础性共识，并在共识上对某种价值观进行一定程度的倾向。简言之，刑法用语所展现的不是每个立法者思想结晶的总和而是“最大公约数”。在此基础上，过滤掉的主张没有办法融进成文刑法典中，这会影响刑法用语的明确性。其次，语言表意能力有所局限。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时，将可能入罪的行为做类型化概括，这样的分类没有止境，越精细化，用语明确性较高。但同时，分类越精细化，对立法者自身表意能力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如果立法者不能很好地把握用语所包含的使用逻辑、遣词含义及其可能意象，那么仍会制定用语相对不明确的法律。可见，立法者的语言表意能力之局限性，决定刑法用语在一定程度内相对“明确”，不可能完全明确。再次，语言本身也是一种不完美的表达工具，被立法者运用之时可能发生曲解。由语言文字所形成的刑法用语不可能与事实一一相符，完全对应的图像式关系难以建立，因而刑法中“词不达意”的情况在所难免。如刑法用语“户”，虽然可以进行整体性理解，但针对不同情形，“户”的含义具有相对性。入户盗窃是一种入罪情节，法定刑轻，而入户抢劫是加重处罚情节，法定刑重，在坚持“户”之普通含义的基础上，相对于入户抢劫，解释入户盗窃之“户”时可适当放宽。因此受制于语言表达能力，刑法用语相对性成为必然。

三、刑法用语相对性之解释功能

刑法用语的相对性是刑法调整并适应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立法者在追求用语明确性的同时，用语相对性也具有不可忽视的解释功能。具体包括：

（一）补充解释功能

补充功能是指在需要刑法用语表意完备、周延之时，刑法用语相对性能够使刑法概念的外延扩大到规范所需要的范围，增强刑法用语的灵活性，使其在刑法解释中具有较强适用性。比如，刑法中“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等程度副词，具有高度补充功能。这类用语因保护法益不同、入罪条件相异、理论学说分野等因素，含义具有相对性。刑法第114条中“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属于判别既未遂的构成要件要素，即实施放火、爆炸等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成立本罪未遂。但刑法第128条第3款中“造成严重后果”属于判别成立本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即依法配置枪支的人员，非法出租、出借枪支没有达到法益现实侵害的地步，不成立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8]。再如，刑法第196条中的“冒用”，一般认为不仅包括通过违背被害人意志的窃取、骗取进而使用的行为，还包括拾得进而使用的行为。但刑法第263条之“冒充”，包括假冒与充当，其实质是使被害人得知行为人为军警人员，故也应认定为此[9]。一般情况下，刑法用语在不同语境下都会出现不同含义，立法者使用具有相对性较高的刑法用语，能够增强用语的灵活性，弥补法律自身存在的漏洞，这是补充功能在刑法解释中的体现。

（二）协调解释功能

协调功能是指用语相对性在刑法解释时发挥的协调效用。如果刑法用语都具有明确性，那么当社会生活中出现新行为类型时，该用语所涵括的范围必然无法涉及，此时如何解释将成为一大难题。正因为刑法用语相对性这一特征，才能做到在解释时罪刑相均衡。仍以刑法第276条破坏生产经营罪为例，如果“以其他方法破坏”这一用语没有相对性，只按固定思维理解成“与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具有同质性的破坏行为，那么通过打电话等方式破坏生产经营以及利用互联网刷单给予评价的行为将无法得到规制，从解释论上说现有刑法罪名也没有办法对其评价。又如，一般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具有真实性，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中的国家秘密一定是能够评价为具有国家秘密基本属性的、真实有效的国家秘密。如果属于虚假捏造的小道消息，并非成立本罪 依虚假内容及行为方式，可能成立诽谤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 但刑法分则中虚开各类发票罪中行为对象可以包括伪造等虚假情形。也就是说，行为人拾取他人伪造的发票并虚开的，成立虚开发票罪。这就是刑法用语相对性在不同行为对象中的充分展现。再如，刑法第241条之“限制其人身自由”，如果不把“限制人身自由”评价为程度更高的“剥夺人身自由”，则无法将其解释为“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过程中非法拘禁”，特别是限制人身自由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就没有适用非法拘禁罪加重处罚的余地了。

（三）均衡解释功能

刑法作为司法法，最终仍要回归到刑法解释中。如何在现有刑事法律体系之下做出合乎法理、符合情理的解释，进而实现公平正义，是每个刑法人无法推卸的责任。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定型下，应当充分考虑罪刑相均衡原理，并将其落实到解释论中。有学者指出：“罪刑相均衡决定着在可选择的罪名范围内确定具体适用的罪名及其法定刑，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影响刑罚裁量。”[10]在解释时，根据文义解释对解释对象进行基础性理解，此时，刑法用语相对性具有解释均衡功能。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是在充分挖掘文义解释基础之上进行使用的解释方法，有必要在文义解释时重点把握用语相对性。例如，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财物”用语具有相对性，包括商品声誉等财产性利益。行为人甲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商品声誉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严重情节，最高可判处2年有期徒刑。但损害商品声誉的捏造并散布行为，如果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特别严重情节的，最高刑2年不能做到罪刑相均衡，因此需要将损害商品声誉的行为评价为故意毁坏商品声誉，从而可能对甲适用故意毁坏财物罪7年的法定刑。再如，盗窃罪中的“财物”也具有相对性，可以包括商业秘密等商业利益。行为人乙盗窃商业秘密并使用并导致公司亏损巨资2亿元，依照侵害商业秘密罪之规定，最高只能判处7年有期徒刑。若乙盗窃该公司资金，数额特别巨大的，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于此，如果不把盗窃罪中的财物作相对性解释，对乙盗窃商业秘密并使用的行为只能判处7年，无法成立盗窃罪，然而这明显违背一般人朴素的正义观念。从此意义上说，刑法用语相对性对于刑法解释具有均衡功能。

四、刑法用语相对性之解释践行

立法者之所以在配置各罪名法定刑时不把管制至死刑一一呈现出来，除行为本身违法性和有责性不值得科处相应刑罚之外，别有用心之处在于，为避免特例立法以及节省立法资源。法定刑幅度关注的一般是通常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当出现法定刑无法适应个别行为时，充分运用刑法用语相对性，从而实现罪刑相均衡。笔者选取“破坏”、“毁”、“买卖”以及“犯罪”加以说明：

（一）分则中“破坏”具有相对性

刑法分则中多次出现“破坏”与“毁”。“破坏”主要出现在破坏型危险犯的破坏交通工具罪、扰乱公共秩序的破坏集会、游行、示威罪，妨害司法秩序的破坏监管秩序罪，妨害国（边）管理秩序的破坏界碑、界桩、破坏永久性测量标志罪，破坏环境资源管理秩序的破坏性采矿罪，侵犯财产权利的破坏生产经营罪中。对于“破坏”之相对性，大致包括以下几个维度：

其一，破坏型公共危险犯中的破坏，侵害的法益是公共安全，是与交通工具、交通设备、公共设施等直接挂钩的公共安全。此处的破坏，应当解释为能够导致公共危险性的行为，即使没有物理上毁坏财物，也有可能被评价为“破坏”。例如，刑法规定劫持航空器罪与劫持船只、汽车罪，但没有规定劫持火车罪、劫持电车罪。行为人劫持电车，应将其评价为破坏交通工具罪。虽然刑法将“电车、汽车”作并列规定，但刑法用语具有相对性[2]327。劫持电车足以使电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破坏可以包含劫持，由此得出的解释结论具有合理性。其二，破坏监管秩序罪中的破坏，主要指代殴打、组织、聚众闹事或体罚等达到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破坏既包括对监管人员、被监管人的伤害行为，也包括对监狱管理秩序的聚众闹事行为。只要情节严重达到破坏监管秩序，就可以认定为破坏监管秩序罪。其三，破坏界碑、界桩、破坏永久性测量标志罪中的破坏，侵害的法益是国（边）境管理秩序。此处的破坏，应当解释为使界碑、界桩、永久性测量标志丧失或消减其宣誓、划定界限等功能的一切行为，如埋藏、拆离、切断、毁损、移动等，不仅包括物理性毁损还包括一切非法占有的行为。由此可见，此处破坏相较于其他犯罪中的破坏，用语具有相对性。其四，破坏性采矿罪中的破坏性，侵害的法益是矿产资源。此处的破坏性，应当解释为开采行为具有致使矿产资源严重遭受减少、损失、质量下降等功能性降低的行为性质。不同于其他犯罪中的破坏，它是强调开采行为具有使矿产资源功能性降低的属性，并不指代刑法意义上的实行行为。其五，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破坏，包括有形破坏和无形破坏。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化生产经营方式相较于传统产业有较大变化，尤其在互联网+时代，部分生产经营已经摆脱纯粹机器、耕畜为生产工具的生产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以互联网为基本依托的商业经营模式，例如网络购物、网络金融等经营方式。如果行为人利用电话进行竞争性投票，达到破坏生产经营程度，可定破坏生产经营罪，此处的破坏是一种无形侵害商业利益的扰乱行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毁坏、残害。

（二）“毁”具有相对性

刑法中有关“毁”的用语有“毁坏”、“损毁”、“毁灭”等，解释时应当根据各罪所保护法益、行为方式、对象以及罪状表述中用语的逻辑关系等，进行用语相对性考察。对于“毁”之相对性，大致包括以下几个维度：其一，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包括物理性毁损，还包括一切有损财物效用的行为。目前日本刑法理论主要采用“效用侵害说”，德国刑法理论主要采用“功能妨碍说” 日本刑法理论存在“效用侵害说”与“物质毁损说”之争，前者为通说；德国刑法理论存在“实体破坏说”与“功能妨碍说”，后者为通说。。 两个学说相通之处在于，认为凡使财物效用或功能毁损的行为都是毁坏。因此，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故意，将他人鱼池中的鱼类放走、将破坏性燃料涂抹于他人餐具、把他人手表投入大海等行为都是毁坏。其二，故意损毁文物罪中的毁，仅限于物理性毁损，应当采用“物质毁损说”。本罪所保护法益是文物完整性与不可再造性，行为方式之“损毁”不能包含隐匿等不退还行为。如果行为人隐匿文物的，仅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与之类似，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记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中的毁，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中的毁，侮辱国旗、国徽罪中的毁，也仅限于物理性毁损。其三，帮助毁灭证据罪中的毁，应解释为包括使证据灭失、减少、使证据价值消失、减弱等一切改变行为。本罪所保护法益是司法机关证据审查的司法作用，不仅证据灭失会加大司法机关审查难度，影响作用发挥，使证据价值消失、减弱等改变行为同样有可能影响司法机关证据审查效率，妨害司法秩序。

（三）“买卖”具有相对性

刑法条文中多处出现“买卖”一词。对此，可以理解为单纯购买、单纯出卖或者先买后卖，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经营行为。刑法第125条规定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实施买卖行为会侵害公共安全，本罪属于抽象危险犯，不管单纯购买、单纯出卖还是先买后卖，都具有立法者所推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与之类似，刑法第280、281、350条中的买卖，均具有相对性。但刑法第225条的非法经营罪，属于营业犯或职业犯，本罪所要求的买卖行为必须具有反复性、常发性、连贯性等特征，偶然单纯购买、单纯出卖或先买再卖，不能视为经营行为。因此，本罪的买卖，就不是上述单纯购买、单纯出卖或者先买后卖的含义，而是一种经营行为。对于单纯购买、单纯出卖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依据用语相对性原理，解释为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较为妥当，这样处理不仅行为定性准确无误，量刑处罚还能做到罪刑相均衡。

（四）分则中“犯罪”具有相对性

刑法分则中多处出现“犯罪”一词，存在违法性下的法益侵害行为，客观违法与主观有责兼备，也有指代或概括三种含义 本文采纳犯罪两阶层理论，即犯罪构成分为不法和有责。。 详言之：其一，仅作为违法性下的法益侵害行为，刑法第318条中“等犯罪行为”属于此范畴。从立法用语上来说，犯罪是行为的修饰语，重在表明杀害、伤害、等用语是一种法益侵害行为，不要求把犯罪理解为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即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刑事责任能力等不是此处犯罪所涵括范围。从数罪并罚来说，为全面表征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以及化解处理“有刑事责任能力人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难题，将犯罪限定在法益侵害行为，具有较强实践价值。除此之外，刑法第120条中“等犯罪”、第241条“等犯罪行为”等都应将犯罪限定在法益侵害行为。尽管用语表述上出现有无“行为”之差别，但不影响我们对此作限制解释。其二，仅作为客观违法与主观有责兼备的“犯罪”，主要集中于“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刑法用语中。例如刑法第149条之“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要求犯罪是客观违法与主观有责兼备，如果行为人不符合141～148条规定的犯罪构成，那么本条之适用价值将会落空。再如，刑法第198条之“同时构成其他犯罪”，应当认为行为人实施保险诈骗符合其他犯罪构成，不仅在客观违法符合，主观有责也要具备，如仅将其理解为法益侵害行为，则会不当扩大处罚范围，也将加重惩处强度，违反罪刑相均衡原理。从类似刑法用语表述得知，“犯罪”的含义是各罪之间“数罪并罚或从重处罚”等规范适用的基础和前提，所以此处“犯罪”是指客观违法与主观有责兼备的完整犯罪。其三，犯罪具有指代或概括之意，是指既包括法益侵害行为，也包括客观违法与主观有责兼备的犯罪，具有高度概括性，这主要集中在赃物犯罪。一方面，上游犯罪之罪名、行为方式和行为人分别概括为“犯前款罪”、“犯罪所得”和“犯罪的人”，对此作指代或概括解释，有助于防范上游犯罪所造成的法益侵害，在刑事诉讼法程序中有利于查找上下游犯罪之间的关联性，有效遏制行为人借上游犯罪实施相关犯罪的可能性，切断非法利益链条的不当延续。另一方面，出于刑法用语简明性考虑，“犯罪”本身具有多重含义，表述上游犯罪之相关内容，不可避免使用犯罪一词，立法不可能考虑尽所有上游犯罪的详细内容，亦无法一一展现，因此我们必须在解释时有所作为，把它理解为指代或概括之意有助于面对司法实践时更加灵活和周延。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414条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之“犯罪行为”需要作不同于以上解释。从本罪保护法益来说，是处罚不合法行为的法律尊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公正性。从追究责任上来说，对犯罪行为负有的追究责任，应当包括追究其刑事责任和其他责任，在行政处罚环节中应当追究非犯罪化制售伪劣商品行为的行政责任。从本罪主体来说，不仅包括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还包括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等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人。此三方面决定了“犯罪行为”包括刑法意义上制售伪劣商品的“犯罪”，也包括行政法意义上制售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因此，不能把这里的犯罪仅理解为违法性下的法益侵害行为，即使刑法用语表述相同，也可能存在不同于以上分类标准下的解释，其含义呈现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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