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经济学原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犯罪经济学原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对于死刑的存废问题，自十八世纪由贝卡利亚提出以来，已经持续进行了几百年的争论。在这些论战里，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各抒己见，除了从刑法本身的理论阐释自己的观点，也尝试着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领域进行分析。现在对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也早已不在仅仅限于刑法甚至法律的领域。对此问题进行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哲学分析的文章比比皆是。而本文也是尝试着从经济学的领域对死刑的存废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符合经济学原理的答案。

一、死刑经济学分析的基础

在当代社会的环境下，经济学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也早已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现在有关经济学的理论浩如烟海，但万变不离其宗，人们在考虑经济学的问题时，总是设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①，所以以此为基础上，经济学的理论总是归根于成本――收益的分析，即分析投资的成本和可以期望获得的收入而如何使在投入最小的情况下获得收益最大化。

本文在进行死刑的经济学分析时，以以下两个理想化的假设为前提：一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认为国家司法机关惩治犯罪的行为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都属于理性人②理性之行为，犯罪和处罚的动因都是利益，司法机关和犯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二是犯罪人的犯罪活动总是会被发现并受到相应的惩处，也就是说犯罪人所犯罪行越重，其所受到的处罚也就应当越重。以此为基础，综合运用成本――收益理论和刑法的威慑理论分析死刑的存废，以得出保留或是废除死刑究竟哪一选择更符合经济学原理的结论。

二、死刑的适用范围――以犯罪的成本收益为视角

（一）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

美国经济学教授加里・贝克尔认为除个别心理变态者以外，如果将犯罪人看做一个符合经济学规律的理性人，那么他在实施犯罪时就会考虑犯罪的成本和收益率硎凳┚霾撸决定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根据其犯罪经济学的理论，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也会做如同经济活动中“经济人”同样的思考，犯罪人也具有稳定偏好③和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特点，一个理性的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只有在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时才会实施犯罪。

这里的犯罪成本即犯罪的个人成本，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的全部成本，这其中包括了物质成本、精神成本、机会成本、自由甚至生命成本等。物质成本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所需要的全部物质性投入。精神成本则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活动以前的紧张感、负罪感等以及实施犯罪以后产生的恐惧感、负罪感、焦虑感等类似的精神压力。机会成本④是指犯罪人因实施犯罪活动而放弃的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可能最大收益总和。一般情况下，犯罪人的收入情况、工作情况、社会地位等决定了其实施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一个人的收入越高，工作越稳定，社会地位越高，那么他实施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反之其机会成本就越低。

犯罪的收益是指犯罪人的个人收益，包括犯罪的物质性收益和非物质性收益。对于财产型犯罪，其犯罪收益的计算相对简单和确定;而针对人身性质的犯罪和复合性质的犯罪，其犯罪收益则相对难以统计，因为对人身和精神的伤害难以量化。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理性的犯罪人总是可以从犯罪活动里得到心理和精神的满足，也就是可以获得犯罪的非物质性收益。所以任何一个理性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活动前总会对预期的犯罪的收益和可能投入的犯罪成本进行比较，只有犯罪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时，理性犯罪人才会选择实施犯罪活动;而如果犯罪的收益低于成本，理性犯罪人一般就会选择放弃这一犯罪行为。此外，理性犯罪人还会对不同犯罪活动的成本收益比也就是犯罪的利润⑤进行比较，从中选择实施犯罪利润最大的犯罪活动。

（二）死刑的成本收益分析

死刑的目的是剥夺犯罪人的生命，所以对于实施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的犯罪人来说，其犯罪成本是固定的，就是犯罪人自己的生命。由于生命的价值的唯一性，所以对于判处死刑的犯罪来说，其犯罪成本是一个固定值。当一个理性犯罪人在分析死刑的犯罪成本――生命和犯罪的收益时，犯罪人通常的选择是自己的生命而放弃实施犯罪活动。即对于应被判处死刑的犯罪来说，其犯罪成本曲线已经增加到了最大值，不可能在向上增长了。所以对那些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仍要对其处以死刑。但问题在于，是否是死刑涵盖的罪名越多越好呢？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由于死刑中生命已经是最大的犯罪成本了，所以死刑的边际成本⑥为零。所以当犯罪的成本固定为生命时，犯罪人显然会实施犯罪收益最大的犯罪活动，而犯罪收益越大的犯罪活动往往犯罪的危害性也就越严重，所以如果无限扩大死刑的适用，不利于抑制犯罪活动的发生。例如如果抢劫罪和杀人罪的法定刑都是死刑时，犯罪人为了减少犯罪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显然在实施抢劫行为时会杀害被害人以减少犯罪行为被发生的概率。但是如果抢劫罪的法定刑低于杀人罪时，犯罪人在抢劫时就会考虑杀人的犯罪成本从而减少犯罪人杀害被害人的概率。所以死刑不应该被无限度的适用，以防止严重犯罪的发生。

综合以上对死刑犯罪的经济学分析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首先不能废除死刑的适用，因为适用死刑可以有效地防止严重犯罪的发生;其次虽然可以在刑事司法活动里适用死刑，但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以防止犯罪人选择实施更加严重的犯罪行为。所以以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死刑的适用，基本立场就是严格限制适用死刑。

三、死刑与其他刑法的经济学比较――兼从刑罚的威慑效应分析

（一）威慑作用与司法成本的分析

以理性犯罪人的理论为基础，犯罪的经济学分析发展了刑罚的威慑理论。理性犯罪决策是建立在犯罪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基础上的，而刑罚的威慑作用就体现在通过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人实施一定的刑罚，提高犯罪人的预期犯罪成本，使之大于其预期犯罪收益，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作用。⑦所以从刑法的经济学角度分析，刑罚是存在经济学意义的。所以刑罚威慑效应的最优化应该是指对于犯罪人而言，预期刑罚成本最大化;对国家而言，为刑罚适用所支付的社会成本最小化。为达到刑罚威慑作用最大化的目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要提高预期的刑罚成本。而这主要包括刑罚的严厉程度、犯罪的定罪率两方面的内容。刑罚的严厉程度是指犯罪人在犯罪后受刑罚处罚的具体形式以及此种刑罚处罚的严厉程度，而这对犯罪人来说具有最直接的威慑作用;犯罪的定罪率即犯罪被发现的概率和被定罪的概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慑犯罪人的作用，越高的定罪率就越可以提高刑罚的威慑力。其次，在提高预期犯罪成本和定罪率时也不得不考虑国家的司法成本问题，要想实现犯罪成本和定罪率的提高显然有赖于国家司法成本的大力投入，但过高的司法成本同样不符合经济学的原理，国家总是希望努力控制司法成本的。此时，就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找到预期犯罪成本和定罪率与国家司法成本间的最佳组合。

（二）对我国不同刑罚方法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中所规定的刑罚处罚方法有资格刑、自由刑、财产刑和死刑四种。对于资格刑来说，由于其一般都在实践里附加于其他刑罚方法适用，且资格刑很难完全替代其他的刑罚方法适用所以在此就不将其单独进行比较，让资格刑附属于其他刑罚方法适用笔者认为是当下的最佳选择。所以除资格刑以外，为实现刑罚的威慑效用和司法成本的最优组合就要在自由刑、财产刑和死刑中找出一种最佳组合。

自由刑是一种以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的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刑罚，受刑者一般都要在一定的设施内被拘禁。对于自由刑来说，其优点和缺点都相对明显：自由刑的优点首先就是其对犯罪人施加惩罚的巨大痛苦性，著名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就有诗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可见，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看来，自由的价值甚至是高于生命的，据此自由刑的痛苦性也可见一斑，所以自由刑的威慑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此外，监禁刑会给犯罪人带来一定的负面评价和耻辱感，从而降低犯罪人的名誉和社会评价，这也是犯罪人不得不考虑的犯罪成本之一。自由刑的优点还有其在监禁期间对于犯罪人的改造作用。在被监禁期间，监狱等监管机构肯定会对犯罪人进行教育，促其改造，从而降低犯罪人重新进入社会后再犯的可能性。但是自由刑也有很明显的缺陷性。自由刑具有高昂的社会成本，在国外，对犯罪人的自由刑无法创造任何社会收益，即使在中国存在着强制在押犯罪人劳动的制度，但是这种粗糙的体力劳动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也十分的有限。但是国家在自由刑里的投入却是十分巨大的，自由刑的社会成本就包括了建筑、维修、管理监狱的直接成本。除此之外，监禁刑的成本还包括被监禁人所损失生产力的机会成本。犯罪的直接成本中的一部分可以通过犯罪人不在监狱时引起的生活费用之外的节省得以弥补，但自由刑的监禁成本中被监禁的个人在监狱期间无法进行合法生产活动的损失、监禁期间对犯罪人产生的负面影响和他在出狱后合法生产活动生产率的减弱等部分是无法弥补的。

财产刑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财产为惩罚内容的刑种，主要有没收财产和罚金两种。相对于上面列举的自由刑的缺陷来说，财产刑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财产刑可以看做一种财富的转移，是国家对犯罪人部分财产的一种再分配，可以很好的实现公平与正义。其次，财产刑不需要如自由刑一般巨大的狱政投入，国家实施财产刑的司法成本非常低，但是此种刑罚方法的收益却相对较高。而且，与自由刑相比，财产刑可以使惩罚更为精确，尤其对于金钱性犯罪，只要是罚金等于犯罪的损失，就可以获得一个有效率和相当公正的结果。所以对于国家而言，其执法部门总是会倾向于实施财产刑的。但是，财产刑的缺点在于财产刑要受到犯罪人支付能力的约束，在犯罪人无力支付相应被处罚财产的情况下，法院会对犯罪人改判监禁，这一般都会被被认为是法律歧视穷人的一种表现。此外，对于穷人和富人是否要科处一样的财产刑？如何规定财产刑的科处标准？这都在实践中限制着财产刑作用的实现。

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它和监禁一样，都不能给国家带来收益。而且，一般对犯罪人来说，死刑的预期惩罚成本要高于自由刑，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教授的理性犯罪决策理论，提高犯罪的预期惩罚成本可以有效抑制犯罪。因此，死刑的威慑力应优于自由刑。但在实证研究当中，死刑的威慑效应却一直备受争议。有学者对美国1935年至1969年间凶杀率和执行死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执行死刑的概率越高，凶杀率越低，该学者估计每处决1名谋杀犯可以挽救8名无辜者的生命，也就是说死刑的收益率比是1：8。但却有学者通过研究对死刑的威慑效应提出质疑。统计数据上的缺陷，研究方法上的不当等是学者们质疑上述肯定死刑威慑效应的研究结论的利器。美国一些学者在进行死刑的威慑效应研究时，通过对有死刑和无死刑的毗邻各州的杀人率，同一个州在死刑被废除和恢复期间的杀人率、已颁布和实施有关死刑的刑法的城市的杀人率这三个要素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死刑对杀人罪并没有明显的威慑作用。另外，死刑的执行目的是结束犯罪人的生命，虽然不需要如监禁因狱政设施和狱政管理而要支付的高额的社会成本，但死刑仍具有其他方面的高昂成本，犯罪人在此后漫长生命中所可能创造的社会价值就是死刑的机会成本。虽然我国的死刑执行成本并没有达到美国的动辄千万美元的程度，但是死刑执行费用依然存在，且随着对死刑犯人人权的重视，这一成本必然不断提高。此外，根据我国的现行监狱制度，针对某些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犯罪人，在被监禁期间需要其强制劳动，并且国家会将这些犯罪人强制劳动的劳动产品销售获利。对于那些知识文化水平较高、或者具备相应专业技能的犯罪人，则可根据自己所具有的专业知识为国家提供相应技术服务等，这无疑可以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综合以上对自由刑、财产刑和死刑的分析可知：自由刑和财产刑都具有其各自的优劣性。在探索死刑的替代方案上，自由刑和财产刑的组合从经济学上可以说更加优于死刑。所以仅从经济方面进行考虑，通过以自由刑和财产刑结合的方法来替代死刑是最佳方案。

结语

由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革新，其应用方面也越加广泛，对于死刑的经济学分析也越来越多并更加全面。本文仅仅是利用最基础的经济学原理即成本收益分析并结合刑法理论中原有的威慑效用对死刑效益的大小和死刑与其他刑罚的优劣性进行对比和分析，讨论了死刑的是否具有社会效用，其社会效用的大小;死刑是否被替代，用什么方法替代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初步结论是死刑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用和威慑作用，但死刑相对于自由刑和财产刑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如果要废除死刑，那么由自由刑和财产刑结合的方法可以起到替代死刑的作用。（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2]宋浩波.《犯罪经济学》.中国人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3]魏建，宋艳锴.刑罚威慑理论：过去、现在和未来――刑罚的经济学分析.学习与探索，2006

[4]孙广坤.死刑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朱恩仪.死刑的经济学分析.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6]刘仁文.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死刑的成本.法学杂志，2007

[7]钱锦宇.论法律的基本必为性规范.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8]王冬新.死刑存废的法经济学分析.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注解：

①虽然在现实里还存在着诸如冲动消费的现象，但心理的满足感同样也可以看做一种利益。

②理性人又称经济人，是指行为时总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主体，这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③稳定偏好即消费者的稳定偏好，是指消费者在实施消费活动时对特定商品的稳定性喜好。

④经济学里的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也可以理解为在面临多方案择一决策时，被舍弃的选项中的最高价值者是本次决策的机会成本。

⑤经济学中利润即总收入减去总成本和税金后的余额。

⑥在经济学中，边际成本指的是每一单位新增生产的产品（或者购买的产品）带来到总成本的增量。

篇2

排污权最早产生于美国，美国早期在限制排放污染物方面在法律上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要求工厂用"最佳实用技术"和"最佳可行技术"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这种规定最大的问题是在执行之中成本过高，因为这种技术性的规定很少考虑限制排放的成本，而且是按每一种污染物的特点专门制定，法律规定难以贯彻就在所难免。所以，就产生了在总量控制下可以对个别排污口灵活调整的变通性想法。这种想法付诸实践，最初只限于同一工厂内不同排污口之间的调整，只要总量不增加，某一排污口多排一点或少排一点是可以容许的。后来，总量控制的范围不断扩大，允许在同一区域内不同工厂之间调整，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排污权交易的构想。最典型的有"折抵"制度和"气泡"制度。它们反映了排污权交易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即在总量控制下，利用各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调整企业的减排任务。

二、排污权的制度构建

(1)制订确保排污权顺利交易的相应办法、规则和制度在排污权初始配置的拍卖和市场交易过程中，都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才能确保交易秩序。政府要根据排污权拍卖市场的运行机制和排污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分别制订合理的规则。

（2)排污权配置。排污权初始配置是在制定排污总量的基础上，对环境容量这一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实行公正的分配，排污权初始配置直接涉及到排污单位的经济利益，并且影响到环境容量资源的配置效率。如何在现有污染源之间、以及现有污染源与将来污染源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排污权分配，成为排污权交易的首要问题。

(3)政府监督。在排污权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必须有政府的监督行为，政府要利用各种自动的连续的监测手段对污染源实行技术监测。如排污单位提出排污权出售申请，则政府就要通过对其排污源的技术监测核实该单位削减额外污染物的能力，在确认后才能批准出售申请。

三、排污权交易反映环境法调整方法上的新特点

首先，它从实际出发，肯定了排污是法律主体所享有的一项权利。有些人，现在谈"排污"色变，认为只要是排污就是对环境的破坏，为法律所不容，实际上混淆了排污与污染的概念。排污偏重事实评价，是对生产、生活中附带产生污染物这个过程的描述，而污染侧重价值评价，是在排污达到一定程度，超过环境的自净功能而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定义。正常的排污是生产生活所必须，也是法律所允许，而污染则是法律所禁止，对生产生活产生过量、超标污染物的限制。所以承认排污权，并不意味着承认污染权，而是法律规定法律主体在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进行排污的可能性，并且满足主体的利益，这符合权利构成的两个方面。

并且，权利的交易符合了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之一就是"交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因为，通过与其他人交易，人们可以按较低的成本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交易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且可以享有擅长其他活动的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在排污权交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原理的体现。那些有着先进污染处理技术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卖、存储排污量而获得利益，减少排污可以实现效益，从而鼓励了先进排污技术的开发利用的积极性。而那些因为技术原因或者生产需要，需要超标排放，当然是在当地环境指标允许的范围内时，可以通过购买排污权，实现生产，创造价值，实现自身和社会的双重发展。排污罚款和排污权交易虽然目的都是为了限制污染物的排放，然而前者是惩罚机制，后者是奖励机制，排污权交易更能够被接受，并且符合环保的需要。排污权交易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学基础的，其中经济学基础是环境纳污能力的商品化，市场化和外部不经济的内化。在人们传统观念中普遍认为，环境的纳污能力是无限的，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环境纳污能力作为地球生命支撑力的一部分，它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是部分学者所说的"安全阀"。在市场经济下，环境是一种资源，一种公共性很强的资源，它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的所有权应该归属于代表公众的国家，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由政府出面通过发放可交易的许可证，将一定量的排污指标卖给污染者。另外，排污权的交易，还体现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是经济学对法学的渗透，也是经济基础作为法的本原之一的体现。经济分析法学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实现效率，将效率作为法的价值之一，那排污权交易是如何实现效率的呢？那些掌握先进排污技术和设备的企业，可以通过减少排污来实现效益，这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之前是不可能的，因此污染少的企业效率提高了；那些需要满足较大生产，较多排污的企业，不会因为排污超标而停产，在继续生产中实现效益；因为排污权交易，较之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执法来实现排污量达标的做法，依靠企业间的交易实现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执法成本和资源，而实现公共利益。这就是经济分析法学所追求的结果。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规范的是一种交易的规则，最典型的是美国司法中的辩诉交易制度，犯罪人可以在检察官不能肯定其是否犯有某罪的情况下承认其罪，而获得减免。

但是，排污权交易并不是不需要成本的，按照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一项制度能否有效的执行，同它施行前的成本投入是有关的。排污权交易的主体需要在政府相关部门的主持之下，并且充分考虑到当地环境的实际情况，避免"祸水东引"，并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出是否允许排污交易的决定，并且这样的成本投入也直接影响着污染物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

结论

排污权交易虽然体现的是英美法的思想，也最先在美国形成和成熟，但它给了我们一种思路，就是通过交易的方式，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同时，将环境成本与环境利润挂钩，这种成本与利润对应的思路是我们需要领悟的。同时，也告诉我们，法学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既然是社会中的问题，我们就应该从多方面来思考。

篇3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效率；经济分析方法；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3—0127—02

一、法律经济学的渊源与发展

法律经济学（Economics of Law），是一门“用经济学阐述法律问题”的经济学与法学交叉学科，按波斯纳所言，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1]。具体地说，法律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

法律经济学产生并形成于20世纪中期，但萌芽于18世纪中期。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述“刑罚应当与犯罪相对称”这一原则时指出，此原则必须依赖于对刑罚与犯罪所获得的利益之间的比较和衡量。立法者“在政治算术中，需要以可能性的计算代替数学中计算的精确性”[2]。对此，边沁做出了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用成本效益来解释罪罚相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3]。此后，经济学思想开始被用于对法律制度、规范的分析。

19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周期性的越来越明显，旧制度经济学者们企图利用经济分析方法分析现有制度的动态演进，并通过对制度的改良来缓解经济发展周期性问题。与此同时，以弗兰克、卢埃林为代表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兴起。在这两大因素的影响下，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芝加哥大学的亨利·西蒙斯和艾伦·迪莱克特开始利用微观经济学来研究政府管制和反托拉斯法。艾伦·迪莱克特教授在1958年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亦译《法律经济学杂志》），即为后来法律经济学建立的标志之一。这个时期，法律经济学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基本局限于反托拉斯法，以及政府的公共管制等个别领域，区别于后来对法律作出全面经济分析的新时期，这个时期通称为“旧经济分析时期”。

以1960年罗纳德·科斯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为标志，法律经济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新经济分析时期”。就学术流派而言，主要有产权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经济分析的范围，除了反托拉斯法、政府管制外，逐步向侵权法、财产法、劳动法、婚姻家庭法等领域全面扩展。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A.波斯纳，他的《法律的经济分析》集这一时期的经济法律分析之大成，这部著作在1973年的出版，标志着法律经济学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较为平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传统的法律经济学流派依然采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形式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这种描述分析案例的方式本身的局限性，使得研究进程较为缓慢。另一种“非主流”学派强调“法律的经济哲学分析”，注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相互关系，分析和评估可供选择的多种社会模式，研究和探索选择各种不同社会模式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关系的后果[4]。这两种方式相互排斥，相互影响，主导着现今的主流研究方向。

纵观以上的法律经济学发展历史，笔者在此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自然会受制于历史进程中一定的社会规律，那么真正贯穿于法律经济学的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二、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法律”还是“经济”

以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来看，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来进行法律制度分析的。因此，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传统法学研究所强调和重视的“公平”、“正义”这一类概念本身的含义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同时，在很多情形下，经济学的分析模式都可以得出与法律分析相同的结论。所以可以用“经济效率”去取代“正义”之类的传统法律概念，甚至可以将法律转为经济学。鉴于此，法律经济学一直被作为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来看待。

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法律经济学最初的研究目的，根据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义，“法和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5]法律经济学显然是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工具，研究法律制度中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那么我们进行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很明显，利用研究得出的成果，改变法律制度与法律实践中的经济效率问题。因此我们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到法律上去。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一文中，科斯指出：“科斯世界正是他极力说服经济学家离开的世界，传统经济学错就错在忽略了交易成本。人们应该研究存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法律制度至关重要。如果不对交易赖以进行的制度详细地加以规定，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交换过程的讨论就毫无意义。”[6]这说明，即使科斯本人，也认可提出科斯定理的目的在于修正现实中的法律制度。

因此，即使法律经济学中以大量的经济分析方法为基本工具，法律经济学首先也应当是一门法律学科。因为作为区分学科的重要标准——研究对象是法律及相关制度。经济只是工具，法律才是目的。

篇4

关键词:刑法　刑法成本　成本分析

我国刑法是保障社会安定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长期以来受重刑主义影响，我国刑法法律条文倾向从重但事实犯罪仍然很多，没有达到成本与效益的统一，作为市场经济的中国，作为司法资源有限的中国，必须寻找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刑法效益的道路，也就是说，必须对刑法成本进行分析并最终完善它。

一、刑法的成本分析

对于刑法成本定义和分类我国目前还没有定论，陈正云先生认为刑法成本指刑法自身成本及其所引起或导致的有关费用的支出或不必要代价的总和。刑法的成本本可划分为自身成本及相关成本，其中相关成本包括实现成本(立法成本、司法成本)、机会成本、不必要成本(明确性成本，确定性和无溯及力成本)。笔者认为刑法成本可由下面几方面构成:刑法的必要成本(自身成本、立法和司法成本、制度转型成本、社会成本和机会成本)和不必要成本(刑法错误成本)。刑法的成本定义可以概括为:刑法在运作过程中国家和社会个人因此而投入的多项费用或作出的牺牲。为了更好地了解刑法在经济运作过程的认识欠缺，我们有必要对刑法成本进行分析。

1.刑法的必要成本。刑法的必要成本是指刑事立法和司法过程中所应当付出的费用或代价，毕业论文包括自身成本价、立法成本、司法成本、制度转型成本、机会成本、社会成本。

(1)自身成本。刑法自身成本是指刑法的犯罪和刑罚量的量化设计和价值让渡所导致的成本。对量化设计的不科学在内部造成刑法越位于非刑罚方法或缺位，在外部导致对罪犯的限制或剥夺等，这都是自身的成本，另外还包括价值让渡成本，对个人部分权力让渡也是刑法的价值成本。

(2)立法成本和司法成本。刑事立法成本是指国家制定、修改、废止刑法所支付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即刑事立法中全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耗费。它包括立法机关运转的必要资金开支和人员的付出;对立法内容的事先调查费用;立法程序多环节时间智力付出等;司法人员对法的理解，国家支付学习培训费用等立法须付出的代价。立法成本是法律存在的必然，但现实由于中国刑法不是市场自发产生而是由于政府主导的、立法的机会成本太高，而且立法技术的不熟练也提高刑法的立法成本。刑法司法成本指因追究罪犯的刑事责任而耗费的成本含刑事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环节上的费用支出，它是刑法自身成本由潜在转向实际运用所必须支出的费用。它包含司法机关的运作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刑事侦查、起诉、逮捕等支付的费用导致执行者的风险成本等，还有执行环节上费用开支如维系监狱系统的运作等。但现实由于有的刑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反映市场经济的变化，而且与其他部门法缺乏良好的协调，导致刑事司法成本过度或收效甚微，而同时市场主体往往利用这一空洞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转嫁损失给他人造成司法成本更高，更有甚者，为了寻求保护进行权力寻租，导致司法腐败的进一步发展。

(3)刑法的机会成本。因刑法本身成本存在导致对于选择其他法律适用机会的丧失，刑法对某领域的介入即排除可能有效适用的其他法规，而且刑法刚性太强、处罚太严，有轻罪重罚之嫌、违法行为刑法化等。这些都是机会成本的丧失。

(4)一部分社会成本。刑法的运作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考察的，根据经济学原理有产出必须有付出。这种付出是实施刑法个人、国家、社会所必需支付的费用或作出的牺牲。

2.刑法的不必要成本。刑法的不必要成本指的是刑法在运作过程中不应当支出或不支出所导致的成本。它包括:一部分社会成本、刑法错误论所导致的成本以及明确性成本、确定化成本和无溯及力成本。

(1)部分社会成本。刑法的社会成本指的是刑法运行全社会的总支出，它包括外部成本和私人成本。硕士论文 外部成本指刑法的负面效应引起一部分社会主体的损失。私人成本指私人对于刑事法规所作出的为私人所计算和考虑的费用。

(2)刑法错误成本。刘明祥先生认为，“刑法中的错误应该是指行为人实施同犯罪相关的行为时，对其行为的实际情况和法律意义的认识与现实不一致。”这里指的是由于社会主体的局限性和某些个人的失误所导致的成本。

(3)明确性成本。明确性成本是指刑法明确犯罪过程的结构来限制和规定形式规范的表达。它包括。①形式缺陷和漏洞。详尽罗列尽管立法者尽其所能，但人的认识有限性，市场经济发展很多犯罪空白的地带刑法无法调整，然而笼统的原则性规范由于过于笼统不确定，无从适用。②不正义形式法律。刑事法律是对刑法规律的探求，但探求中难免错误，有时导致不正义法的产生。而现行司法强调罪行法定，如机械适用造成更加不正义。③语言特性。由于语言是精英化的产物，人们只能通过字面理解其含义，而人的认识不一增加刑法条文理解的不确定性。④刑事法律滞后性。刑事法律的立法以先前行为为依据，但同时为维护刑法权威又保持相对稳定性，而整个社会都在发展，这样导致很多新的犯罪产生，但刑法没明确规范无法处罚罪犯。

(4)确定性成本与无溯及力成本。刑法确定性指从刑事法规外部确定犯罪构成的范围目的防止抽象法规适用范围之外，表现为禁止类推以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①明确性导致确定性成本。刑事法规明确性但随社会的发展推进，犯罪内涵特征也在发展变化，用明确的法律规则处理个案有时可能牺牲个别正义，因为刑法规则中找不到合理处理方式或干脆搁置，这都导致巨大代价或成本损失。②限制自由裁量权导致确定性成本。贝卡利亚以个人性恶为由极力倡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这种严格罪刑法定无法真正实现刑法正义。有时会因为无法可依而放纵犯罪。③无溯及力成本。法不溯及既往一方促使司法及时性处理案件，另一方也鼓励罪犯逃脱。这种逃脱使罪犯逍遥法外，从而丧失社会正义。

3.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刑法成本。

(1)未明确指出尊重人权原则，尽管倡导罪行法定实际上起保护人权作用，但国外经常攻击我国没有关注人权，从而导致一定的成本。

(2)死刑过多使用，医学论文刑法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而现实过多使用死刑，一方面降低死刑价值，另一方面判决是社会资源的流失。

(3)罚金刑的卑微。罚金刑的卑微是指没有发挥刑法的功能作用，特别对于有钱人罚金刑起着无关痛痒的作用。而且长期严刑峻法不能融入经济一体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

二、降低刑法成本的几点思路

1·扩大缓刑的适用，加强人权保障。通过缓刑期满，刑法不再执行，引导犯罪分子自我改造利于社会建设;另一方面不执行死刑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同时又有无形威慑力抗拒改造将会撤消缓刑恢复执行，另外刑事立法应“以人为主，尊重和保障人权。”

2·减少死刑，提高罚金刑地位，加强对服刑人员的关怀。工作总结对于重大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分子可以执行死刑，但贯彻少杀慎杀。如过多使用，一方面使人们同情犯罪人，另一方面使社会上犯罪分子麻木不仁进一步铤而走险。对于经济犯罪可以单独罚金刑，以罚金惩罚犯罪人的贪利心理，一方面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可使犯罪分子无利可图，从而恢复常态。对经济犯罪人处死刑有违刑法的初衷，国家没有必要置之于死地。对服刑人员的人性化关怀有利于改造并回归社会，降低社会成本。

3·立法引入竞争机制，建立诚信法，司法部分放权于社会让社会来惩罚犯罪分子。对一些轻微犯罪及一部分经济犯罪可以通过背信条款通过社会组织建立失信记录使之不良行为暴露，他人不敢与之交往或交易从而逼迫犯罪分子走上正道。同时在立法中部分引入竞争机制允许有能力机构通过投标等方式来进行并由权力机关把关，这样可以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

4·引入“保安处分”，建立社会预警系统。我国刑事基本上是事后主义，但由于事后主义导致后果很严重。比方罪犯被杀无能复活等因而有必要在事先加以防范，必要时采取“保安处分”，这样有利于防患于未然，避免更大成本的损失。

5·降低刑法的必要成本和不必要成本以及全球一体化成本。(1)培育市民社会减少价值成本和制度转型成本、社会成本、错误成本。(2)改进立法技术，降低立法成本和司法成本。(3)与时俱进，把握刑法条文，降低明确性成本。(4)确保司法正义，适当适用自由裁决权降低确定成本，保护公民社会权益，有限的溯及既往能降低无溯及力成本。(5)与国际刑法接轨，加强新型犯罪立法司法。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的启蒙·(M)·法律出版社，1998

2.[意]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3·加里·S·贝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1993

4·陆学艺等·转型的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篇5

[关键词]发展内涵；主体素质；市场效率；交易质量；监管效率

发展与增长是经济学中相对的概念。增长指经济规模扩张，主要通过GDP、人均收入等指标来衡量；发展不仅包括增长，而且指在增长基础之上的结构优化、效率提升、质量提高，以及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概念，既有量的内容，也有质的规定。20世纪50、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仅仅注意到发展的数量问题，即经济总量的扩大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从而导致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人力资源严重浪费，自然资源大量毁坏。故而制定经济战略时，不仅要关注数量的增长，而且更要追求质的变革。

具体到保险业，增长主要是指保险业规模的扩张，即保费收入、保险资产规模的扩张。一般用保费收入、保险业总资产等绝对数量指标，或保险深度、密度等相对数量指标来衡量。借鉴经济发展的概念，保险业发展不仅指保费收入或保险资产规模的扩张，而且包括在此基础上的市场主体素质、市场效率、交易质量和监管效率等四个方面的优化与提升。这四个方面涵盖了保险业的微观层面一参与主体，中观层面一市场结构与组织，宏观层面一行业监管与调控，还包括了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进行的效率与消费者剩余分析。

我国保险业一度普遍存在“以保费规模论英雄”、以规模增长替展的现象。目前的保险市场上，这种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把保险业发展有意或无意地片面理解为保费收入增长，是保险业粗放型经营的集中表现，导致了过度竞争、偿付能力不足、盈利能力弱、诚信状况不佳等问题。因此，理清保险业发展内涵，对我国保险业明确发展方向，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平稳而顺利地转型，实现集约化、内涵型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升保险市场主体素质

保险市场主体包括保险人、中介人、投保人。保险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道德风险、逆选择等机会主义行为阻碍了保险交易的实现。促成保险交易需要疏导信息渠道，保险人和中介人的实力、信誉、品牌等素质是信息释放的有效手段，投保人对保险的认知能力是决定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从此意义上看，市场主体素质是决定保险交易的根本前提之一。

(一)保险人的素质提升。评价保险公司的价值是衡量保险人素质的主要核心指标。内含价值(EmbeddedValue)是评估保险公司价值的有效指标，它指在充分考虑总体风险的前提下，适用业务对应的资产未来产生的收益中可以分配给股东的利益的现值，等于自由盈余、要求资本与有效保单未来产生的股东现金流现值(现有业务价值)之和，减去持有要求资本的成本。内含价值更为准确地评估了保险公司的价值，被英、美等保险市场发达国家广泛使用。表1是根据我国两家已上市的寿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报反映的公司内含价值。

可看出，内含价值包含了调整净资产的价值和有效业务价值，涵盖面更广，对公司价值的衡量也更加全面。同时，保险人素质还包括偿付能力、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内控管理水平、品牌价值等多方面因素。从一段时期来看，这些因素最终会通过公司的经营业绩反映在内含价值的变化上。因此，我国保险业应该依据内含价值评估来制定经营战略，优化业务结构。对一些内含价值相对较低的业务，如目前我国寿险市场上的银行保险业务、产险市场上的车险业务进行革新。这类业务虽然内含价值不高，甚至时有亏损，但往往是经营费用的主要来源，维系了公司经营的固定成本支出，内含价值不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市场过度的费率竞争。对此类业务不应该采取简单的限制措施，而是应该通过进一步细分市场，深入挖掘客户资源，提升增值服务水平，树立品牌影响，变单纯的费率竞争为多样化的产品、服务和品牌竞争，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升此类业务的内含价值。对于内含价值较高的业务，如期缴个险、企财险等，一方面应当通过加大对此类业务的资源倾斜力度，不断拓展和深化其覆盖面。另一方面要意识到此类业务之所以内含价值高，原因可能是费率定价不合理、竞争程度小等因素。因此，保险人还须积极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给予客户实际的优惠，巩固有效的客户资源；预先制定应对竞争的策略，包括产品储备、渠道维护等等。

(二)中介人的素质提升。保险中介人主要包括保险人(含保险营销员、专业公司和兼业机构)、保险经纪公司和保险公估公司。保险中介人素质主要指：资本实力、专业技术能力、公司治理和内控管理水平、营销能力等等。衡量保险中介人素质可以综合看中介业务占保费总收入的比率，投诉和违规经营频率等指标。我国保险营销员从业队伍庞大、素质良莠不齐，误导、欺诈现象时有发生。专业中介机构普遍存在专业经验和技能不足、违规经营频繁的现象。保险中介总业务占保费收入的70%左右，但2006年专业中介业务仅占保费收入的7.3%。因此，加强保险营销员的管理，促进专业机构的实力、技能和管理水平提升，是目前提升我国保险中介入素质的关键。

(三)投保人的素质提升。投保人的素质主要指保险意识、对保险法律及条款的认识与理解水平等。投保人的素质在很多情况下被忽视，但它是决定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消费者对保险业的经营特点缺乏了解，一些国家普遍遵循的管理方法在中国被看作是“霸王条款”和不公平的歧视，使得一些本来有购买欲望和能力的消费者因此放弃了购买。同时，又有一些消费者由于缺乏对保险产品的认识，而忽视投连、分红或万能险中投资账户的风险，从而做出不合理的购买决策。可通过公众媒体讲解保险消费典型案例、积极开展投保人教育、向广大居民普及保险知识等方式，提升投保人素质。

此外，保险市场参与者还包括为保险机构和中介机构服务的独立会计师、审计师和精算师等，保险市场主体素质的提高也包含了这个群体专业技能和职业操守的提升。对此，相关监管机构也应该制定相应的资质审核和准入标准。

二、增进保险市场效率

效率是西方经济学核心概念之一。根据经济学经典著述，“效率是社会从现有资源中取得最大消费者满足的过程。更确切的说，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iency)——有时称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出现的条件是：社会无法进一步组织生产或消费，以增进某人的满足程度，而同时却不会减少其他人的福利。”限制市场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s)和不能被接受的收入分配。保险市场失灵，主要包括不完全竞争、外部效应和不完全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保险交易的实现，是保险业发展需要克服的限制因素。

(一)不完全竞争。根据西方经济学原理，不完全竞争损害效率、均衡交易量低于自由竞争时的水平，导致消费者剩余受损，影响社会福利的实现。目前，我国保险市场结构中存在寡头垄断现象，产寿险市场前三家保险公司分别占据了70%左右的市场份额，2000年和2006年产险市场前三家公司市场份额总计分别为97.8%、67.32%，寿险市场前三家公司市场份额总计分别为96.3%、71.57%。

但是，相对于西方经济学原理中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而言，我国保险市场结构具有特殊性。根据西方经济学原理，寡头垄断市场指少数几家厂商控制整个市场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市场组织。在寡头垄断市场中，厂商的长期边际成本LMC(相当于产品的边际社会成本)低于商品的市场价格P(相当于商品的边际社会价值)，厂商能够长期获得超额的经济利润Q)。而我国保险业处于市场份额前列的公司长期处于低盈利水平，尤其以财产保险公司为甚。某产险公司2002年—2005年净资产利润率见表2。

我国保险市场的寡头垄断主要体现于销售渠道对客户资源的垄断。中介渠道控制了近70%的市场资源，处于市场份额前列的保险公司所具备的优势是销售渠道的优势，而不是客户忠诚度或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尽管保险公司本身取得较大的市场份额，但维持销售渠道所支付的费用也高，冲销了保险公司的营利，导致了高成本率。我国产险的综合成本率从2005年的97.5%上升到2006年的102.7%；寿险公司营业费用从2005年的270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40亿元，增幅高于寿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速14.7个百分点。同时，这种模式使得公司市场份额具有相当大的易变性。比如财产保险市场中，新兴保险公司往往通过高手续费就可以从中介人手中迅速获取业务，获得靠前的市场份额。

优化我国保险市场结构首先要变革保险营销模式，改善过度依赖营销渠道获得市场份额的现象。1.探索建立保险产品、服务创新保护期制度，保护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独享创新带来的市场份额，逐步改变保险产品过度同质化的现象，鼓励通过创新来实现市场份额拓展。2.推进保险机构在资本合作基础上，与银行、邮政储蓄等系统性兼业机构开展更深层次的业务合作，改变目前保险机构在交易谈判中的劣势地位。3.进一步强化保险中介市场监管，特别是要通过治理中介市场商业贿赂行为，逐步改善中间环节垄断客户资源的现象。4.加快保险公司业务创新，利用电话、网络等方式，开拓直销业务的新模式。

(二)外部效应。投保人在消费一些保险产品时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如责任保险、农业保险，它们的社会收益大于投保人的个人收益。这类业务存在一定程度投保不足的现象，不能满足大数法则的经营原则，导致此类业务长期亏损，又进一步加剧了业务规模的萎缩。

近年来，我国保险市场上除了机动车三责险、承运人责任保险等少数责任保险由于法律或行政强制，覆盖面得到较大幅度提高外，火灾公众责任保险、高风险行业雇主责任保险等具有正外部性的责任保险覆盖面仍然不高。农业保险覆盖率则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06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8.5亿元，同比增长16.2%，占财产险总保费收入的0.56%；责任保险保费收入56.3亿元，同比增长24.3%，占财产险总保费收入的3.73%。针对上述情况，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具有正外部性的部分保险产品的扶持，采取法律强制、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多种手段，克服外部效应带来的保险市场效率减损。

(三)信息不完全。保险人、中介人和投保人构成了两对信息不对称关系：在保险产品方面，此三方信息优势依次递减；在被保险人信息方面，此三方信息优势依次递增。同时，信息不完全还包括保险业作为费用支付的第三方，与医疗机构等相关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影响了保险交易的实现，阻碍了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张，导致交易各方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我国保险市场存在典型的信息不完全链：一方面，保险条款、费率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晦涩难懂，且还存在一定的保险人或中介人隐瞒、误导现象；另一方面，少数知悉保险业运作的投保人又利用漏洞欺诈骗赔，有的医疗机构也存在协助被保险人故意扩大保险赔付的现象。保险监管机构应针对以上现象，组织和协调保险业、医疗等行业，采取多种手段疏导信息渠道。一是推进保险条款的通俗化，加强投保人教育，推进保险产品信息的传递。二是组织行业建立共享信息平台，积累损失数据，联合经济侦察等部门打击骗保骗赔等犯罪行为。三是与医疗管理部门沟通，建立通行的诊疗和理赔标准，实现诊疗信息的共享，并组织保险行业对医疗机构的理赔情况进行评估。四是探索建立有效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机制，强化保险机构的市场约束。

三、提高保险交易质量

经济发展理论十分强调产品质量的提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质量提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消费者剩余增加的过程。保险交易质量的提高，即在一定的费率水平下，保险产品、服务的质量与水平的提升；或在现有的保险产品与服务条件下，保险费率降低。如果仅仅维持当前的保险产品与服务水平，即使保险业的规模在一定时期内不断扩大，保险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值得质疑。

消费者剩余可以从消费者支出角度衡量保险交易的质量。保险交易中的消费者剩余是保险消费者愿意为购买保险产品而支付的价格与其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部分，差额越大，相应的保险消费者剩余也越大，消费者从保险交易中获得的总福利也越大，意味着保险交易的质量相应较高。总体来说，我国部分保险费率高于国外同类产品费率水平，这也是地下保单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特别是监管机构规定了寿险产品预定利率上限为2.5%。在目前市场利率和其他金融产品收益率走高的背景下，寿险产品费率水平相对较高，与货币市场基金、部分银行理财产品相比，实际收益率低，风险相当且流动性不足。对寿险产品预定利率的管制影响了消费者剩余的实现。

同时，保险产品与服务存在诸多不足：1.居民健康、养老、财产等保险需求与现实的保险产品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往往是居民有保险需要，而现有保险的保障程度不能够满足。2.保险费率制定过程中，缺乏公允的纯费率标准，部分返还型(分红、万能和投连)险种，在风险保障程度较低的前提下，实际收益率相当或低于银行利率，且流动性差，费率有失公平。3.保险产品同质性强，不同公司保险产品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品牌，居民多样化的保险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4.保险理赔环节缺少统一标准，一些公司动辄以内部规定来拒绝赔付，甚至为实现年度账面利润而拖延赔付。5.在保险营销过程中，诚信缺失现象突出，误导和欺诈行为时有发生而难以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取证和惩戒。这些都是保险产品与服务质量方面的不足与缺陷，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保险交易的质量，影响了保险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保险产品与服务质量需要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技术、定价技术、内控管理水平、营销模式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的支撑。为提升我国保险交易的质量，一方面，保险监管机构应逐步改革费率监管体制，赋予保险人在定价等方面更多的自，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通过管理等手段，适当降低保险费率，增加消费者剩余。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应加强管理与创新，建立有效的内控管理制度，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样化、更优惠的产品与服务。

四、提升保险监管效率

监管的公众利益理论认为，政府监管主要是修正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资源错误配置，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保险监管的动因和目的在于克服保险市场失灵，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保险监管效率体现在一定成本和资源(主要是财政预算和机构人员编制)约束条件下，应实现以下五个方面的增进与优化：

(一)克服保险市场失灵。1.限制垄断，通过市场准入、资本扩张等方式配置新的市场主体，促进市场充分竞争。2.疏导信息渠道，实现保险信息的传递与共享，并且通过适当而公允的信息披露手段加强对行业的监管与约束。3.治理外部效应，通过适当的政策扶持和补贴，支持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保险业务扩大覆盖范围，以增进市场效率。

(二)保护消费者利益。在条款设计、费率厘定，乃至理赔环节，保险人具有相对的信息、法律和精算优势，在交易时处于优势地位，因此需要有外在的权威力量介入，以维护交易的公平。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保险监管机构应组织设计行业通用的保险条款，对基本险种的保险责任范围、除外责任等进行界定；建立集中的保险损失数据库，在公允的纯损失率基础上审批各保险公司费率；建立通行的理赔标准，为被保险人提供标准而公开的理赔服务。

(三)防范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保险业属于金融行业的组成部分，在金融市场融合的背景下，保险业与其他金融同业之间具有风险转移和扩散效应。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应当通过深化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建立风险资本管理体系，加强对保险资金运用的动态监控等手段，建立有效的保险风险预警、防范和处理机制，保障保险业和金融业的安全。

(四)适应经济金融系统的创新变革。保险监管机构要在管制与鼓励创新之间实现平衡。特别是当今国际经济一体化、金融混业经营的背景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假借或利用金融创新，寻找金融体制变革过程中的漏洞以实现不当利益的行为也层出不穷，保险监管机构要进行审慎的判断和甄别，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同时鼓励提高市场效率的创新行为。

(五)克服自身的政府失灵现象。“监管俘虏”理论(Capturetheoryofregulation)认为，组织严密、资金充足的特殊利益集团，如保险人、再保险人、保险中介入等，可以影响立法和监管为他们的利益服务：1.排斥外来竞争者和新的市场进入者，保护市场优势。2.获得政府的补贴。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应当始终保持公允、中立的地位，在草拟法案、出台规章、行政审批与处罚等工作中，把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作为自身的首要职责，避免受保险行业特殊利益集团左右。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1999.

[2]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篇6

关键词：偷逃税 税收公平 税收遵从 用税人

偷逃税是指纳税人使用非法手段减轻或逃避自己纳税义务的行为，是造成税收流失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不同

程度的偷逃税问题，各国政府都为此不断完善税收法制、加强税收征管。我国税务实践表明，每年以偷逃税为主的税收流失占到应收税额的三分之一，一度造成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降低。因此，如何应对税收偷逃问题是我们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不得不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偷逃税的危害

偷逃税的危害绝不仅仅在于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还会带来一些更深层次的不利影响。

1.偷逃税会破坏税收公平

对于同样所得，诚实申报的纳税人纳税相对多，税后收入相对少，有违税收横向公平（同等纳税能力的应该税负相同）；偷逃税的存在，使税收固有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无法发挥，不利于实现公平；偷逃税减少政府可支配收入，减少了政府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加剧收入分配的纵向不公平（不同纳税能力的应承受不同的税负）。

2.偷逃税会影响资源配置

偷逃税会增加偷逃税企业的税后净利润，高额的利润会吸引更多的资源流入，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偷逃税行为还会造成各种财务、会计信息产生扭曲，影响人们的经济决策和投资决策，因此可能造成经济损失；纳税人为偷逃税款，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而税务机关为减少偷逃税，不得不额外投入各种软硬件设施，增加税务征管、稽查人员，导致税收征管成本增加。从全社会角度看，这些用于偷逃税和反偷逃税的各种资源纯粹是一种虚耗与浪费。偷逃税款削减政府可支配收入，使其无充足的财力有效弥补市场缺陷，不能保证经济高效运行。

3.偷逃税款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削弱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

为了偷逃税款，纳税人会向税务部门和其他管理部门提供虚假的、不真实的信息数据，这就使得政府各经济部门统计的各种经济信息和数据并不能真实、完全地反映经济活动的情况，进而影响政府宏观调控决策的正确性。而且偷逃税减少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也削弱了其进行宏观调控的财政能力。

各国普遍实行税务稽查，而且税法中都规定了对查出的偷逃税的处罚，但都不能杜绝偷逃税行为的发生。本文试图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一个理性的纳税人为什么要偷逃税，其最佳偷逃规模如何；然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研究中国偷逃税的社会根源。

根据经济学不确定性原理，由于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偷逃税行为面临两种不确定的结果。一是偷逃行为被查获的收入水平，二是未被查获的收入水平。作为经济的纳税人追求的是不确定情况下的收入预期值最大。经济学家斯里尼瓦桑提出的逃税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纳税人偷逃税的原因及选择预期收入最大化的偷逃比例。该模型假设实行累进税制，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人是风险中性者，追求税后预期收入最大。设y为真实收入，t（y）为对真实收入课征的税收；λ是隐瞒收入的比例，p（λ）为惩罚系数，因此λp（λ）y即为对未申报收入的λy的罚款；π为查获的概率；α（y）为预期纳税和受处罚后的所得。

a（y）=π［y－t（y）－λ p（λ）y］（l一π。）

｛y一t[（l－λ）y]｝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使预期收入最大的瞒报比率λ与真实收入y、查获的概率π、税率水平高低以及罚金比率p相关，通过选择λ可使a（y）最大。

我国目前存在查处力度不够、惩罚不严的情况，造成了较高的纳税人瞒报比例人，降低了偷逃税成本，这是偷逃现象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方面税务机关征管手段落后、稽查力量弱，使得查获率。偏低；另一方面税收征管的法律规定中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规定力度较轻，实际上难以对偷逃行为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和制裁作用。

根据经济学原理，偷逃税是一种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经济行为。由于纳税人掌握的信息比税务机关真实全面，因此纳税人会根据其信息上的优势进行偷逃税活动。在我国，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由于纳税主体复杂，实际情况相差较大，税务机关很难充分掌握纳税人复杂多样的信息；税收的外部条件也导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纳税人多头开户、现金交易、公款私存和零售不开发票等；税务机关自身也存在人员素质不高、税源监控缺位等问题，致使税务机关信息不充分。

通过实证调查与分析，纳税人是否履行纳税义务、导致税收偷逃发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纳税人受教育程度、对税法了解程度、纳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纳税人方面的原因，又有税制是否健全、税制繁简程度、公平与否等税制设计方面的原因，还有征税人是否廉洁、政府是否高效、社会舆论对偷逃税的态度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国目前存在着导致税收偷逃的许多因素。

（1）纳税人平均素质不高，诚实信用、依法纳税意识很弱。

（2）中国多年来传统的“厌税”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繁重的苛捐杂税，造成了民怨沸腾，也造成了长期的、延至今日的“厌税”思想，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税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种思想根深蒂固，仍然诱使着人们的偷逃税行为。

（3）部分税务人员利用手中权力以情代法、索贿受贿、徇私枉法，破坏了税收在纳税人心目中的形象，政府部门作为用税人，也存在着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当纳税人意识到自己缴纳的税款被挥霍、浪费，自然会降低纳税积极性，甚至诱发偷逃税。

（4）目前中国缺乏良好的税收环境，没有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对税收犯罪的遏制作用。全民的协税护税意识不强，没有真正意识到依法纳税使每个纳税人应尽的义务，也没有认为偷逃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客观上有助于税收偷逃的蔓延。

二、对偷逃税问题的对策

本文从几个方面探讨解决我国偷逃税问题的对策。

1.在税制建设上，坚持简明、高效、低税负、宽税基的方向

（1）高税率往往会使纳税人感到负担沉重。根据前面经济分析，在高税率的情况下，偷逃税的预期收入增大，诱惑增大而使他们加人偷逃税的行列中。因此，政府降低平均税率、缩小税率级次差距可以减少偷逃税的利益刺激，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2）简化税制，使税收法规条文趋向简单，堵塞税收漏洞，而且使纳税人易于了解，减少无知性税收不遵从。税制的简化还能够降低纳税人的奉行成本，使纳税人感到公平和简便，增强纳税人对税收的遵从性，从而减少偷逃税的发生。

（3）取消或规范税收优惠与减免。各种税收优惠和减免是造成税制复杂的重要原因之一，客观上导致了税收出现各种漏洞的重要根源。我国目前税收优惠和减免过多过滥的情况比较严重，直接导致了税收收入的损失。税收优惠和减免过多且不规范，为利用这种不规范而造成的漏洞进行偷逃税提供了条件，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由此导致的纳税人不公平心理也容易激发纳税人的偷逃行为。因此在税制改革中，应按照“尽量少的优惠减免，尽量规范明确的形式”的原则，把目前税收优惠减免压缩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对于确实有必要保留的税收优惠减免，应在税法中统一规范，建立一套完整的关于税收优惠减免的制度规定，明确可以享受优惠减免的条件，明确优惠减免权的归宿。

2.健全现代化的税收征管制度，加强税务稽查和处罚力度

（1）目前我国税收征管制度和水平严重滞后，征管工作中问题较多，是导致偷逃税严重的重要原因。因此，应把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作为治理偷逃税的基础工作。完整的税收征管法律，保证税收征管有法可依。税收征管具有健全的法制保障，是税收征管从申报纳税、立案稽查、违规处理、保护纳税人权力等等都有一套严密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和依托。

（2）赋予税务部门更高的权威。明确税务部门代表国家的利益，应具有很高的权威性，银行、海关、工商及其他部门有义务配合税收执法行为；建立税务警察制度，打击各种偷逃税活动；还可以设置税收法庭，使涉税案件独立于一般民事案件由税务机关审判，是税务机关在处理税收偷逃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力，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干扰。

（3）加快税收征管现代化。强化税收征管，首先要保证税收征管手段的现代化，完善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建设，尽快实现税务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既保证纳税人方便、快捷地缴纳税款，又为税务机关严密的税源控制和稽查工作提供便利条件。其次，要保证有一支素质过硬的征管队伍。专业知识强、工作认真负责、廉洁奉公的税收征管人员，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查处税收违法行为，减少税收偷逃；另一方面树立良好的税务干部形象，以优质的服务减少如税人的厌税情绪。

（4）加大对偷逃税的处罚力度，提高法律由震慑力。从上面的经济分析中看到，税收偷逃额与罚金率是负相关的。而我国目前对税收犯罪的惩罚力度偏轻，这是税收偷逃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该加大对税收偷逃的惩罚力度，增加偷逃税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偷逃税的发生。

3.树立正确的纳税、征税、用税观念，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1）站在纳税人的角度，广泛地接受政府的税法宣传，明白征税的依据，明白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树立正确的纳税观念；通过税法宣传讲解，使纳税人了解税法和征纳程序，减少由于无知或将纳税程序想象得过于复杂而出现的税收不遵从。

（2）从征税人角度，即对于税务机关而言，应明确税务机关是代表国家征税，税款的每一分每一厘都应纳入国库，不可视为一己之私，随意占用私吞，树立纳税人心目中的良好税务官员形象。另一方面，税务机关是为广大纳税人服务的，整个政府当然包括税务机关都是靠纳税人的税款支撑的。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是涉税服务的提供者与被提供者的关系，因此税务人员应端正办税态度，尽量向纳税人提供方便，以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保证纳税人及时足额地缴纳税款，避免出现由于对税务机关不满导致的税收偷逃现象。

篇7

关键词 英国体育 公共体育服务 民间组织 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G81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4.072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ountry， the government's public service function is more prominent. As the cradle of modern s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 is accompani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 management， which has a uniqu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This article uses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law， the expert interview law， discusses the British public sports service development after World War II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compares with the Chinese public sports service present situ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China in the future can choose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in the United Kingdom，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system bottleneck， breaking the thought imprisonment and limitations，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and social sports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in the future of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is the way to develop wider space.

Key words sports in England； public sports service；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

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更为凸显，公共服务内容也更为丰富。体育，作为一项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已成为政府公共服务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共体育服务就是提供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为的总称，包括加强体育公共设施建设、发展体育公共事业，体育公共信息等，为丰富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体育活动提供社会保障和创造条件，已经成为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型进程中的重要任务。

英国作为现代体育的发源地，一个传统体育强国，其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伴随着公共服务管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演进过程。通过梳理英国公共体育服务的演变历史，分析英国公共体育服务背后的政治背景及显著特征，对于我国创新体制机制、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1 二战后英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政治背景

二战以后，英国政府在体育发展模式的政策基本上沿用旧体系，即公民自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随着非营利组织和体育活动参与者的与日俱增，沃芬顿（Wolfenden）报告―“社区体育”（Sport in the Community）在1960年由中央政府提出。1975 年又出台了《体育运动和娱乐白皮书》，宣布体育运动是社会服务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构成，是社区日常必备的服务。在“福利国家”系统下，英国体育政策明确地服务于全民体育。体育运动委员会（Sport Council）为半官方机构，为政府提供体育政策、建议、报告、组织活动和推行计划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英国体育建设的结构框架有很大关系，即体育主要由市场和体育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控制，政府行为只占 30%左右。至今，英国依然在这样的框架下发展体育。

另一方面，英国重视体育教育建设，开始着手重建国民体育教育的总体规划。教育部的体育科成为独立的行政部门之后，体育训练（Physical Training）改为体育教育（Physical Education），体育要实现身体、心理、社会等综合教育功能，是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在政府寻求公共部门活动私有化的背景下，职业俱乐部负责建立社区体育计划，但其不断增加的商业行为最后丧失了社区责任而只对股东负责。1997年，以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为首的新工党政府以“第三条道路”在英国全面推行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英国体育发展模式开始发生明显转变。第三条道路（Third Way），是一种走在传统社会主义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中间的一种政治经济理念的概称，它强调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在体育范畴，就是将政府主导的体育发展模式转变为强调体育团体自治，认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要依靠社区、民间组织和家庭等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而不应只局限于国家或私人。主要内容包括平等协商体育政策、体育组织的相互配合、政府契约购买服务和鼓励志愿者服务行为。在这一政治理念下，政府选择与民间组织合作成为了实现英国体育发展现代化的一种战略。进入21世纪，英国政府更加关注、重视体育与社区整体发展的关系，不断推进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及体制改革，这一切都得益于强有力的体育政策支撑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成熟发展。

2 英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主要特点

2.1 分工明确、运行高效的行政体系

英国的体育职能部门具有一个高效率的管理体系，核心在于决策与执行的有效分离，制定与实施的有效分离。具体而言，体育政策的制定与计划由政策司负责，政策执行则由非政府性质的公共管理机构负责，比如英格兰体育理事会和英国体育理事。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契约购买公共服务，将服务职能转移给民间组织。这一体系的优点有以下几点：首先，收缩了政府对体育事业发展的垄断力，将其职能限制于规则的制定与咨询，具体的实施权利被给予了非政府组织，有效地为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提供了发展空间和自由度。其次，应用了宏观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原理，通过将管理的过程外部化，利用了市场机制来调控体育政策，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达到了总体效率的动态最优化，避免了单纯政府调控的无效成分。最后，通过分工的方式，实现了政策制定效率的提升。政府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运用于政策的研究与制定而不是耗费在琐碎的执行与实施上，既同时发挥了分工的单位成本优势，又合理地避免了双方职责不清。

2.2 间接提供、社会治理的管理网络

根据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性体育服务容易导致无效性和浪费，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间接的方式来提供公共性体育服务。上述高效率的管理体制为此提供了制度性保证。其中一个显著的体现是公共体育服务的资金来源。在公共性体育事业中，英国政府扮演的角色由资金的提供者变为了政策的引导者和绩效的评估者，民间组织则成为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建立在公众自发基础上的民间组织能满足民众的多元化体育需求，激发普通公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并形成社会体育治理的社会网络结构。通过市场机制，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导致的低效率得到有效避免，民间组织的志愿精神维护了社会公平，效率与公平两者兼顾，达成了一种较好的均衡。

2.3 公益投资、全民受益的服务模式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产品，增值性也是公共体育服务的特性之一。新工党强调体育事业作为社会投资所发挥的重大而深远的作用，将体育事业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投资用于社会凝聚、公民认同感、降低犯罪以及健康教育等方面，通过群众的广泛参与来实现社会整体效应最大化的目标。据统计，这项社会投资给英国政府带来了每年约百分之五百的回报率。此外，对足球运动的投资在贫困地区起到了降低当地社区青少年犯罪率的作用。总之，体育发展的社会与经济成分通过社会投资实现了有机结合， 从而推进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由此看出，英国体育的发展对其整个国家的进步也起到了强大的助推作用。

3 英国公共体育服务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3.1 建立分工互补、竞争合作的服务供给机制

在我国“全能型政府”管理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既是居民体育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同时又是监督者和控制者，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实际上被淡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政府不再谋求直接管理体育公共服务活动，而是通过将具体管理和服务职能转移到政府之外，逐渐引导社会组织来治理。

根据治理理论：“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因此，中国体育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将部分职能转移至社会民间组织，同时强化决策和监督，建立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

政府下放执行权力、减弱垄断力量是第一步。通过经济调控与法律手段来间接控制体育事业，形成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分工、互补、竞争与合作的管理机制，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其次，建立配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以最大可能满足服务对象要求的同时，从法律上保障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对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的行为进行有效地监督、规范，从根本上保证不同供给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及其相互之间合作的有效性，最终形成多元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再次，建立、完善体育管理的总体监控与评测机制。有了对过程的科学监控与评价机制，才能有效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并及时修正与调整。

3.2 夯实利益共享、全民受益的需求表达机制

公共体育服务的对象问题是政府发展体育事业的关键问题，即为谁而发展，它决定了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目标及方向。作为国家的主人，人民大众应该享受公共体育服务。通过全民体育参与率的提高，英国体育在健康与教育、青少年培养、社区发展、社会凝聚力等方面都得到了提升，还减少了犯罪，在获得良好的体育发展土壤与群众基础的同时还推动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得协调发展。

而由于中国特殊国情，在举国体制下，体育发展呈现重竞技体育、轻公共体育服务的状况，导致人民群众体育参与度较低，体育热情普遍不高。随着我国社会文明进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民众对公共体育服务的需求发生了大的转变，对竞技比赛金牌的渴望转移到实际的健康休闲娱乐成为明显而且必然的趋势。我国在北京奥运会后提出了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体育发展战略，要求我国体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社会影响力必须全面提高。一方面是提供基本服务，提高民众体育参与度。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和公民意识教育，鼓励民众参与公共体育服务全过程。值得肯定的是，近些年来，面对我国城市与农村二元公共体育服务体制的格局，我国逐渐侧重于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公共体育服务的差距，以全民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居民个人之间）为目标。

3.3 强化资源整合、组织协同的互动机制

英国政府推动体育发展选择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不仅可以避免由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造成公共体育服务的漏洞，摆脱公平与效率两难的困境，还在于公民个人或群体的技能、兴趣、信仰和价值观念通过民间组织平台为公众和社区发展提供服务，使得传统精英体育转型为真正的大众体育。因此，这种服务对于构建现代公民社会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明程度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状况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组织的多少。清华大学NPO研究所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目前300家以上的社会组织总量中，体育、健身和娱乐领域的组织占到总数的18.17%。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组织自我管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具体到公共体育服务发展领域，英国的非营利性体育组织的发展给我国提供了一个较为成熟的范例。民间体育组织扎根基层，既能充分动员那些政府无法通过行政手段调动的社会资源，拓宽公共体育服务资源的来源渠道，又能有效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因此，政府应当减弱对公共体育服务的垄断，通过各种激励措施引导、支持、鼓励、促进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体育服务。创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制与模式，在政策倡导、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

4 结束语

当代英国体育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与典范，成功地兼顾了公平与效率，有效地调整了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实现了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分离，从而达成了一种高效的有机组合，最终帮助英国的体育事业走出了困难的境地，走向了复兴的光明道路。我们应该深思的是，英国体育发展的成功与其坚持群众体育，提高群众体育参与机会与参与程度的发展理念是紧密相连的。当然，中国与英国的社会制度与国情并不完全相同，经济状况与人民具体情况也大相径庭，因此，完全照搬英国的改革经验亦不是可取的态度。所以，中国在未来应该有选择地借鉴英国体育的发展经验，突破制度创新的瓶颈，打破思想的禁锢与局限性，力争提高政府的效率与社会体育的发展机会，争取在未来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道路上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1] 王志威.二战后英国体育政策进展[J].体育文化导刊，2012（8）：17-21.

[2] 汤际澜.英国公共服务改革和体育政策变迁[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4（2）.

[3] 黄晓灵.二战后英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历程及特征[J].外国教育研究，2009（4）：31-33.

[4] 李梓烨.浅析“第三条道路”下英国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J].当代体育科技，2014（15）：130-130.

[5] 王凯珍.社会转型与中国社区体育发展[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2004（4）：78.

[6]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28-329.

[7] 陈丛刊，卢文云，陈宁.英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38：28-32.

[8] 汤晓波.当代英国体育发展模式的转变――基于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的视角[J].体育学刊，2013（3）：55-60.

[9] 刘玉.公共服务均等化视野中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0.34（5）.

篇8

一、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在实践中一直比较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公安的警务运行机制改革不到位，防控网络没有建立起来，传统重打击轻防范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因此，要实现公安机关报的保驾护航作用，构建和谐社会，打造平安中国，必须建立以打造治安防控网络和改革警务运行机制为切入点的新型的治安防控体系。

（一）治安防控体系中防控网络的建立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而不是靠派出所几条枪就可以完成。公安机关要通过对人、地、事物和时空的全方位管理，通过人防、物防、技防等防范措施的运用，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防控网络。主要由社区治安、街面治安、卡口治安、单位治安以及其他治安等网络构成。这些网络既自成系统又相互支撑，构筑起点线面有机结合。

1、立足社区，整体防面，编织社区治安防控网络

社区是派出所预防、控制违法犯罪的主阵地。社区应以社区警务为重点，深化派出所工作改革，切实强化社区防范管理工作。社区警务战略是以治本为主、治标为辅的预防犯罪战略，是把握防控结合的关键。公安机关应大力推行社区警务战略，规范社区警务室建设，充分发挥社区民警的作用，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社区各种群防群治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治安防范活动，及时发现整改不安全隐患。派出所要实行向社区群众通报治安情况的制度，定期、不定期地警情预报，实行警务公开。要认真做好重点人口、暂住人口、闲散人员的管控工作，及时发现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尤其是对流动人口情况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即：及时掌握、核对流动人口的底数及流向。对流动人员的姓名、年龄、原籍住址、流动时间、详细地址、从事职业、经济情况、现实表现、发复函情况一一作了登记，建立完整基础台帐。

2、布建严密的治安巡逻网，建立街面巡逻防控网络

巡警、交警部门是街面、路面巡逻防控的主力军，要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推向街面路面，切实增加街面路面有警密度和有警时间，以动治动，提高发现和抓获现行犯罪的能力。在交通繁华、治安复杂的重点路段和时段以步巡为主，在其他路段和时段以车巡为主，提高巡防效能。在主干道，以交警为骨干，既管交通又管治安；在次干道和主要街区，以巡警为骨干，加强巡逻控制。要针对街面路面抢劫、抢夺犯罪日趋突出的动向，有重点地加强对犯罪高发区域和路段的巡逻控制，全力遏制犯罪案件多发的势头。要把巡警、交警街面巡逻防范工作与派出所社区巡逻防范工作有机衔接起来，做到不漏防、不失控。

3、科学合理地设置防控点，建立卡口治安防控网络

卡口防控是根据交通发展情况和犯罪规律特点，以城市出入口、交通要道和案件多发地段为重点，通盘考虑，合理布局，分类设置治安卡口或查报站，形成严密的堵控网络。要加大治安卡点和查报站的投入，配备必要的通讯、交通、路障等设施，对重点卡点要配备比较先进的设备，有利于及时准确地识别违法犯罪嫌疑人。要加强与卡点周围单位和群众的联系与沟通，发挥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的积极性，争取群众的广泛支持，增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与运行的群众基础，提高社会治安防控的有效性。

4、严密阵地控制，建立单位内部防控网络

健全组织，落实责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依靠各企事业单位的党政领导，充分发挥单位内部保卫部门的作用，建立健全各项安全防范制度，落实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安全保卫工作责任制，确保各项安全保卫措施落实到位。要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适时开展企业、学校及周边地区治安秩序整治活动，净化治安环境，维护良好的生产、生活和教学秩序。

（二）治安防控体系中的警务运行机制的建设

打击现行犯罪，提高驾御治安局面的整体能力，就必须运用各种社会控制，建设规范化警务运行机制。要积极探索并形成可持

续发展的警察行政资源配置、使用、管理模式，彻底清除影响这种模式形成并发挥作用的意识观念和扭曲的资源配置、使用、管理政策和制度。加强警务运行机制规范化，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其中包括指挥快速反应机制、信息预警机制、勤务运作机制、整体作战机制以及绩效考核机制等。 1、强化实战功能，进一步完善以110指挥中心为龙头的快速反应机制。

以前我们破案的基本方式是“从案到人”，大多数案件主要依靠调查摸底、现场分析确定嫌疑对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破案的基本形态也由“从案到人”发展到“从人到案”，案犯随机作案，与事主之间没有深层次的社会联系，大量的案件通过现场抓获后扩大线索，串并案件，抓一批人，破一批案，这种破案方式是当前的主流形态。因此，应该强化110的龙头作用，构建快速反应和紧急救援的指挥协调机制，进一步提高各警种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作战水平。要积极推进城市应急中心建设，逐步实现110、122、119三台合一，并网运行。关键是把110指挥中心建设成为接处警、突发事件指挥处置，紧急警务活动组织协调与一体的“合成式”指挥中心，充分发挥其信息汇总、实战指挥、参谋决策的作用，统领协调治安防控体系的有效运作。

2、建立预警性的情报网络，强化预警机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公安工作对情报信息的依赖和需求越来越强。只有信息灵，情况明，反应快，才能掌握工作主动权。要建立覆盖面广、反应灵敏的信息网络，各警种、各部门和各基层单位都要在工作职能所涉及的范围内，分系统、按行业分布建信息员，把工作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广泛搜集情报信息，做到耳聪目明。要加强对各类信息的分析判断和运用，增强观察问题的敏感性。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各部门要普遍建立情报信息分析研究和情况通报制度，研究治安动态和犯罪规律，充分利用情报信息为实战服务，提高治安防控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3、实行勤务制度改革，强化勤务运作机制

各级公安机关要实行勤务制度改革，基层派出所和一线实战部门要打破传统工作模式和常规作息制度，针对夜间案件多发的规律和特点，因地制宜地实行两班制、夜班制以及弹性制、错时制等警务模式，把警力向案件多发的时段、路段和部位延伸，根据各警种的工作性质，综合安排警力部署及工作时间，增强治安防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实现由机关型警务向实战型警务的转变。各部门、各警种要针对各自的业务特点，确定相应的勤务模式，最大限度地将有限的警力和防控力量投向街面和社区，走向群众，服务群众，实现由被动反应型警务向主动服务型警务的转变。

4、强化整体作战机制，加强各警种合成作战的能力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涉及到各个警种各个部门。各级公安机关、各警种要树立整体作战的意识，在防控体系履行相应职责的同时，要从防控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打破区域、警种、各部门之间的界限，加强协同配合作战，形成整体合力。要以指挥中心为龙头，以情报信息为纽带，采取民警个体间的搭档，警种部门的联勤，机关基层间的联动等形式，实行基础共建、信息共享、责任共担、捆绑考核，推动防控各个环节工作的有机衔接，完善防控一体化的整体作战机制。刑侦体制改革与派出所工作改革要从全面出发，配套进行，在管理体制上来，应该把刑侦、治安两部门的工作统一主管，以保障打击防范工作的协调和公共安全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

5、坚持正确导向，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

尽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基础工作和防范工作的重要性，但在很多地方却长期得不到落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出在导向上，尤其是在考核评估方面。目前，从公安部到地方，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科学、严密的考核机制。考评方法对基础工作往往缺乏量的标准，可操作性差。相反对打击处理人员和破案的数字却一目了然，易于操作。因此，把极其复杂的公安工作考核标准简单化，不切实际地制定发案、破案或控制指标，以此作为公安机关工作考核的主要指标甚至惟一指标，并与公安工作的实绩相结合，与单位的评优评奖以及工资金挂钩，以此为导向，必然出现盲目追求和攀比“打处”数字的倾向，进入“案多则喜，案少则忧”的怪圈。这就背离了预防犯罪、减少犯罪这一防控工作的终极目标。因此，要坚持正确的导向，探索、建立针对不同对象自成体系的系统、科学、严密的考核机制，准确、客观、全面地评价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乃至每个民警工作的实际效能。这是解决重打轻防、基础工作薄弱等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像目前正在创建的“平安零发案”活动就是很好的尝试，以可防性案件发案率、抓获现行、提供破案线索数和群众安全感为主要指标，按照“结果性考核与过程性考核相结合，以结果性考核为主”的原则，客观评估各警种、各部门及各位民警的治安防控工作实绩，并以此作为单位评价、人员提升、立功受奖的依据和标准，营造出实事求是、公平竞争、凭绩效实际定优劣的工作环境。

二、治安防控体系的完善

完善防控体系是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重要保证。各级公安机关必须整合各方资源，充分挖掘潜力，把警力、民力、科技装备等各种战斗力要素置于防控责任区中有机整合起来，追求防控效能的最大化，形成全民参与，全警参战的整体防控局面，以巩固和完善治安防控体系。

(一) 合理调整警力部署，充分挖掘现有警力资源

要立足内部挖潜把有限的警力用足用好，大力精简压缩机关非实战人员，减少非警务活动，科学调整警力部署，把公安机关各种战斗力要素置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全盘中有机整合，最大限度地充实基层实战警力，解决一线警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同时要从政策上保证一线民警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要坚持科学用警，把有限的警力用于防控工作最需要的地方，合理布局警力，增强整体的战斗力。

(二)开发民力资源，充分发挥群防群治的作用

社会治安的各项工作，公安机关不可能包揽，失去群众的支持，治安防控体系将无从谈起，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充分挖掘民力资源，把群众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参与维护社会治安，才能打牢治安防控体系的根基。重点要抓好专业化的保安联防和义务性的治安志愿者两支队伍的建设，进一步加强警民联防站和警民联系点的建设，着力提高新形势下群防群治工作的组织化水平。同时，进一步拓宽思路，加快推进报案服务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同时，还要从解决社区成员的思想认识入手，提高社区成员参与治安打防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树立和强化公众治安意识，让社会公众经过长期的公共选择,真正理解、认同和接受它们，并把它们内化为自己的观念、价值准则和态度，外化为治安行为。一个社会只有真正重视并切实加强公众的治安意识培育，才能保证自己在社会安全维护和治安秩序建设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有效配置，并产出高质量的社会治安成果。

(三)实施科教强警战略，充分挖掘科技资源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犯罪分子的知识水平越来越高，作案手段日益科技化、智能化，公安机关要有适度的超前意识，用战略的眼光看待警务科技建设，大力推进现代科技在警务工作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的科技含量。要加强防控装备的现代化建设和提高民警运用高科技警务装备的水平。要完善公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尽快建成覆盖所有基层单位的宽带、高速信息

篇9

本文依据的基本假设及原理

一、基本假设

1.利己性假设。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进行审计业务的根本动机。我们不可能也没有理由期望审计机构是超脱的完全利他主义者。实际上，就审计机构本身而言，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必然要理性地选择那些所得高于所费的行为，舍弃所费大于所得的行为。

2.理性假设。审计机构对客户进行审计必然会考虑到信息收集成本，不可能通过全部抽样法来获取审计证据。审计机构依据所获得的有限证据发表的审计意见可能与企业实际的状况并不一致。

3.公共性假设。只要有良好制度保证，审计机构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动机的审计行为就会无意识地但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4.上市公司的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假设。上市公司还把违法所获得额外收益作为利益的增加纳入自身的行为安排，同时上市公司管理者与公司利益是一致的（虽二者利益常相悖，但程度较轻，不影响本文结论正确性），都是使上市公司的利益最大化。

5.审计机构、上市公司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且风险中立。即他们能够根据市场情况、自身环境和自身利益来做出判断，从而使其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

6.监管机构的目标是维护社会利益，实现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监管活动不受成本因素制约，只要对实现监管目标（社会利益）有利，无论花费多大代价对社会皆是有利的。

7.上市公司、审计机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是完全的。

8.上市公司能对自身的行为及利益分布函数和监管机构的行为做出大致准确的预期；同时监管机构也能对上市公司利益分布函数做出较准确预期。但是，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手段迅速地获得社会利益的分布函数变化情况。因此，在上市公司违法时，有时不知是采取打击还是放任自流对社会有利。

二、经济学原理

1.委托—原理。委托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委托人授权人为其利益而从事某些活动，人则通过行为获取一定的报酬。它不同于一般的雇佣关系，而是委托人授予人相当大的自主决策权，并且很难监督和控制人的活动。有效的委托关系的条件是成本低于活动的非效率损失，并且以委托人和人之间的激励相容为前提。

2.成本—收益原理。本文按照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思路，分别描述了审计机构、上市机构、监管者与投资者的收益与成本之差（成本与收益之差称为广义的收益）：（1）审计机构的收益＝上市公司的报酬+信息“租”－处罚的负效用－名誉损失；（2）上市公司的收益＝经营收益+f（股民购买股票的数量）－违法被查处受到的处罚－名誉损失；（3）监管机构的收益＝社会正效用－查处违法行为所发生的支出效用；（4）投资者的收益＝股票价格的变化。

审计机构造假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一、审计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的经济学分析

1.审计制度不健全

在制度约束下，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审计机构会增强培养自身兢兢业业、勤奋上进的优秀品质，从而促进独立审计事业的迅速发展。正是由于大多数审计人员都能清楚地认识到，只有遵循独立审计准则去执行审计业务，公允表达审计意见，才最符合其追求自身长远利益的目标，才激励和推动着他们努力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公允表达审计意见并不断地保持下去。制度就如同一只无形之手去引导和促使审计机构做一些并非出自本意的事，甚至是不喜欢或迫不得已的事。我国现行有关审计机构审计的法律规范主要涉及于审计机构决定业务范围的规定，依法行使审计职能的规定，审计执业需求的规定等五个方面。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促进了我国审计机构事业的发展，为规范审计机构执业行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审计立法仍然带有明显的滞后性。我们需要健全独立审计法律体系来保障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

2.审计机构——监管机构的模型分析

根据前面的假设4、7，监管机构的可选择行为有查处与不查处，其实质是查处的概率。审计机构的可选择行为有公正与不公正，审计机构的不公正行为是指审计机构为了自身利益与上市公司合谋，默认其会计操纵行为。设p为监管机构查处的概率，q为审计机构违法时被发现的概率，x为审计机构被处罚所得利益值（假定为x个单位），y为审计机构不被处罚所得利益值（y个单位），z为审计机构合法的利益值（z个单位）。根据假设8，审计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能够彼此大致地预期对方的行为和利益函数，即双方的信息是完全的。由此，我们可以给出表1所示的利益分布情况：

假设违法时平均利益与合法利益均衡，则x，y，z以及p，q的关系，可表示如下：

y（1-q）+［y（1-p）+xp］q=z

经简化得：pq=（y-z）/（y-x）

其中：y-z是审计机构违法未被发现比合法额外得到的增量收益；y-x是审计机构违法被发现比合法额外的增量成本损失；pq是审计机构的违法行为被发现并且受处罚的概率。

此表达式说明，在公正利益值（z）、不公正不受处罚的利益值（y）一定的条件下，不公正受到的处罚的利益值（x）越小，则pq可以小一些也能达到监管的预期效果；相反x越接近z，则pq须定得大一些才能达到监管的预期效果。这说明不公正处罚的力度越大，即使被处罚的可能性较小，也可以使审计机构行为变得公正，而不公正处罚太轻，则无论监管机构态度多么强硬，也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y越大，则p、q定得高一些；反之，则可以定得低一些，这说明不公正得不到处罚的非正常利益越大，就必须要处罚严格，否则难以达到预期的监管效果。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当审计机构不公正平均利益大于公正利益，即当pq＜（y-z）/（y-x）时，审计机构将选择不公正；当审计机构不公正平均利益小于公正利益，即当pq≥（y-z）/（y-x）时，审计机构将选择公正。

可是，在现实中，为什么还存在大量的审计机构与上市公司合谋行为呢？因为监管机构没有能够对审计机构实施严格的监管，因为那样做可能不经济。实际实行的是抽样制度，故审计机构就把机会成本的观念带入自己的行为模式中，即合谋的增量成本较小甚至没有，而增量收入却很大。同时现实中监管机构对审计机构的合谋行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监管不严，处罚不力的现象比较普遍，这就是我国现阶段审计机构之所以倾向于选择与上市公司合谋行为的原因。

二、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之间的经济学分析

1.对虚假会计信息的需求

从理论上来说，投资者和政府债权人都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然而，有时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经营者可能要求企业审计人与机构投资者走到一起，制造虚假会计信息，便于拉抬股价，牟取暴利。上市公司可能存在对不真实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这是导致虚假会计信息的重要原因。

2.审计机构——上市公司的模型分析

根据假设4、5、7，上市公司的行为只有两种：违法、不违法；审计机构的行为也只有两种：公正、不公正。设A为上市公司选择不违法时的所得利益，B为审计机构公正时的所得利益，θ为违法行为对上市公司产生的“操纵剩余”（或虚假信息“租”）。当审计机构选择不公正时，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共同分割“操纵剩余”θ，即审计机构除得到自己的正当收入B外，还得到信息“租”θB‘；当上市公司有违法动机而审计机构选择公正时，上市公司凭借其特殊地位“惩罚”审计机构（如更换注册会计师），惩罚给审计机构带来的负效用为B’。双方违法行为被发现且被处罚的概率为X，对上市公司、审计机构的处罚力度为L1，L2，带来的名誉的无形损失R1，R2.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选择混合策略，即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分别以一定的概率选择违法、公正行为。

由表2分析可知：当上市公司选择不违法，审计机构无从合谋。当上市公司选择违法时，只要B+θw（L2+R2）X＞B-B‘即θw+B’＞X（L2+R2）时，亦即审计机构接受贿赂与可能遭受经营者“惩罚”带来的负损失之和大于被发现后审计人员遭受处罚与其名誉价值损失之和时，他就会选择合谋。若增大审计机构处罚的名誉价值损失（K2），处罚强度（L2）提高，将使审计机构选择合谋的可能性降低。

当审计人员选择公正时，上市公司无从合谋。当审计机构选择不公正时，只要A+θ-θB-（L1+R1）X＞A，即θ-θB＞X（L1+R1）时，即合谋产生的“操纵剩余”中上市公司所得部分大于被发现后上市公司遭受的处罚与其声誉价值损失之和时，他就会选择不公正，合谋就产生。若“操纵剩余”的空间较小，加大对上市公司违法的惩罚机制（增大L1，R1），加大对违法行为的监督力度（提高X），将使上市公司合谋的可能性降低。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上市公司与审计机构之间存在着包含审计机构的费用、续聘及审计费用标准等内容的子契约。根据本文上市公司与监管机构的模型可知，我国现阶段上市公司多倾向于选择违法行为，而审计机构在审计“交易”的子契约安排中明显处于被动地位，受上市公司支配程度很大。因此，审计机构在同行业务竞争中让步、迁就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共同合谋造假成为一种理性选择。

三、审计机构与投资者、上市公司三者之间的经济学分析

1.企业中委托—关系的严重失衡

在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委托人、被审计人与审计机构三者之间的特殊关系。被审计人即上市公司，其主要表现为公司经营管理者，他是替委托人管理资产的“人”，而审计机构则是替委托人鉴证公司经营管理层业绩的人，即二者均是为受托人的同一委托主体——股东服务的，它们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契约、利益关系。故此按照这种传统的委托理论，对上市公司的审计是“人”监督“人”的过程，是可以保证其公正性的。但在目前的“经理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下，经营者集公司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于一身，股东大会形同虚设。经营者由被审计人变成了委托审计人，并决定着审计人的聘用、续聘、收费等事项，完全成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衣食父母”。审计机构在审计“交易”的契约中明显处于被动地位。在现行审计关系格局和现行注册会计师执业监管与制裁机制下，他们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迁就上市公司，甚至于与上市公司共谋几乎成了一种理性选择。

2.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

在我国，目前审计人员的劳务报酬往往是与公司资产或净资产相挂钩，而与劳务时间无关。由于一方面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改变审计人员的目标函数，抑制其“偷懒”动机，另一方面又缺乏严格、科学的监督、约束机制，在此情况下，审计人员基于自身成本效益的考虑，往往存有不合理缩短审计时间的倾向，以牺牲执业质量为代价换取自身经济利益的增加。

治理对策与建议

一、法律制度建设层面的对策

1.从行政责任上看，各相关法律法规应做出较为清楚统一的规定，即不同层次或不同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对行政责任方面的规定应统一口径（主要针对监管机构）。因为规定的不一致性，会增加执法难度，使其判罚易于出现宽严不一现象。

2.从民事责任上看，各有关证券法律法规一般应具体明确规定，违反法律规定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程度及数额大小；同时，民法应对证券违法行为做出专门规定，使得上市公司、审计机构违法行为所负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清晰明确。

3.从刑事责任看，各有关法律法规对刑事责任的重大违法行为的界定标准，应由原先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情节严重”等笼统含糊的词语进一步明确为定性或定量特征，从而使上述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增强法律的威慑作用，减少重大违法者存有的侥幸心理。

二、具体执行层面的对策

1.强化职业道德的约束力量，克服机会主义的行为。仅有相应的法律和规范，还不足以使独立审计高效率地运转起来。当与独立审计相关的法律和规范的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下，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社会就需要通过道德的力量来克服审计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审计人员的理性使其意识到，必须采取开明的谋利行为。在市场经济中，道德的地位是法律和规范所无法代替的。它一方面对审计人员的行为范围设置了边缘地带，另一方面通过人的道德观，为法律和规范的强制实施提供了社会心理学的基础。我们可通过强化道德的约束力量，在整个会计职业界普遍开展诚信教育，提高审计人员以道德为基础的行为自律程度，营造出“信则共赢，不信则皆亡”的良好氛围，形成一种让审计人自觉守信，爱惜自身声誉的机制。使审计人确立公认的是非标准，培植克己、慎独、践诺的职业意识与廉耻意识。养成“爱惜自己羽毛”的习惯。

2.理顺各方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由于企业内部存在多层级的委托关系，因此，如何理顺委托方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基本思路是：根据某些假设（如关于人偏好等信息），委托人为人确定一个报酬方案，使得在此方案下，委托人和人同时达到效用最大化。这样，委托人和人有了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基础，使得利益关系清楚，减少由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注册会计师造假问题。具体设想是：（1）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专业经理人才市场；（2）规范和完善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将替换机制引入专业经理人才市场；（3）建立有效合同激励机制，使经营者的报酬与经营成果保持一致；（4）强化内、外部监督机制；（5）完善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6）强化内部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强化会计监督职能，防止对外报告会计与其经营者“串谋”欺骗所有者，出现“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问题。

3.切实加大处罚力度，降低审计机构的预期风险收益。笔者认为，使审计机构的风险成本大于其风险收益是一种有效防止其提供失真的会计信息的物质上的内在警示措施。但在目前的监管体制下，对造假的审计机构及专业人员的处罚太轻，基本上没有对个人的罚款性处理。对当事责任人最重的只是取消其执业资格，造成“受罚主体缺位”。只有真正启动对严重造假的审计机构及责任人的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程序，增强注册会计师造假受罚的风险，才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威慑作用。

篇10

关键词：建筑工程物资管理管理措施经济效益

物资管理系统是企业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企业物资也成为企业很重要的一个管理对象，物资管理直接维系企业的生产、运营，而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成本和效益。物资是企业正常生产的保障基础。建立一套物资管理信息系统对于如何有效的把施工单位所需的物资能及时、保质保量的供应上去，有着重要的意义：建立一套物资管理信息系统能够加快物资的周转速度，提高生产效率，加强物资管理的信息化手段，提高单位的经济效益。

1建筑工程物资管理的目的及意义

物资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对企业的正常生产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建筑工程施工中供应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工程建筑的成本及进度，生产经营是否能够顺利运行，以及能否为企业的发展创新提供优质的物资保证，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建筑企业中的物资供应部门在保证物资供应的同时又要最大程度的节约采购资金，合理储备库存物资，降低储备资金占用。加强对采购的物资质量、价格的监督。物资管理部门要能够及时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市场动态；管理者能够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通过实施信息化管理项目，降低库存水平，提高库存周转率。

2建筑工程物资管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2．1物资管理方法和手段落后。现行的工程施工管理方法多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粗放式管理阶段，完全不能符合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要求。在工程物资的采购、运输、保管、使用等一系列环节中缺乏科学评价和相应的配套程序，极易导致施工紧张和物资短缺，拆东墙补西墙；现场物资调派也不能做到机动运用、灵活掌握，造成资源浪费或效率低下。现代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工程的建成都是生产资料价值形态的转移，正是在这种转移中产生了投入与产出的价值比。合理资源的调配、管理才能使得这种价值形态转移最大化。

2．2粗放式的管理现场造成物资消耗定额不准确、缺乏配套管理程序，造成物资管理低效益。长期实践表明建筑施工现场的物资消耗定额脱离实际，高低没有界线；此外也有一些物资没有消耗定额，以致造成部分物资消耗失控。长期以来我们多实行物资供给制，养成了“张口、伸手”的惯性思维，企业管理中缺少物资节约意识，片面追求产值，忽视工程质量和物化劳动的节约。此外，即使制定了物资消耗定额，但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贯彻；第三是物资管理上没有明确的奖罚制度，总之管理上的疏忽或执行力的缺乏导致物资管理中的低效率、高成本。

3建筑施工物资管理的目标和措施：

信息化建设是提高物资管理的必行措施。新的管理技术、工程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物流过程，为物资信息化提供了条件。而物资信息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更使得加强企业物资管理信息化工作成为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3．1练内功、促进物资管理人员专业化。提高职工整体素质是深化物资管理的决定性因素，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构建和谐企业。鼓励学习、技术比武，形成学文化、学技术的浓厚氛围，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3．2企业应该充分认识到企业物资信息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不仅要投人大量人力和物力。要实现物资管理流程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减少人为因素，提高物资计划、采购、物资领用、物资调拨、配送运输和仓储管理、合同管理、招投标、货款承付、责任追究、索赔等等的程序化和刚性执行。此外还涉及到企业的组织机构、管理体制工作方法和工作基础等一系列问题。

3.3构建以物流，生产、施工，资金为主线，集成供应商、客户等外部资源，以企业信息门户、工作流程管理为中心，构筑综合信息交流平台，实现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责任流的统一，优化企业的集约化管理，节约生产成本、通过流程再造和制度完善，规范物资管理个人行为，有效防范经营风险和职务犯罪。

3．4建立工程物资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统一，提高物资管理水平和效率。物资管理信息系统是企业信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处理物资信息的同时，应该注意建造综合数据的环境，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所有技术数据和事务数据对所有参与单位或个人均具有可视性和可存取性。简化的设计、灵活的应用，增加了管理者对物资信息的理解，加快了信息传递到执行部门的时效性。系统的设计应根据库存模型、预测模型等管理决策模型，其中的设计单元应包括：①施工物料需求计划模块。通过使用采购和仓库／库存系统，系统能够提供物料需求计划的基础数据。根据消耗产生物料需求计划，生成新的订单，采购建议，其他需求以采购申请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分配给相应的采购人员。②采购模块。该模块功能包括系统评价、供应商选择、监控订单等活动，以优化采购流程。③库存管理模块。功能包括库存处理，计划内、外的库存取消，库存转移，保留和库存调整，以保证编制准确有效的物料计划和调配控制。④现场收货模块。收货数据系统依据交货数量、质量实时更新。⑤仓库管理。库房依据功能不同设计不同的物理或逻辑单元。以安排合适的存放位置，数量，调配流程等。⑥发票及后勤信息系统。发票功能清晰地表明了系统集成的程度。后勤信息系统则通过提供多种分析来支持日常和策略性的决策。⑦客户化服务模块。系统可依据客户需求快速、可靠、经济地实施和自定义需求。以满足不同公司和组织的特殊业务需求。实现对客户和市场的快速响应，提高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3.5建立、完善物资采购制度，做好采购成本控制的基础工作

建立严格、完善的采购制度，不仅能规范企业的采购活动、提高效率、杜绝部门之间互相扯皮，还能预防采购人员的不良行为。采购制度应规定物料采购的申请、授权人的批准权限、物料采购的流程、相关部门（特别是财务部门）的责任和关系、各种材料采购的规定和方式、报价和价格审批等。比如，可在采购制度中规定采购的物品要向供应商询价、列表比较、议价，然后选择供应商，并把所选的供应商及其报价填在请购单上；还可规定超过一定金额的采购须附上三个以上的书面报价等，以供财务部门或内部审计部门稽核。

4构建长效机制，确保物资信息化建设的长期性

建筑企业在物资管理信息化的实施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立足自我、兼顾全局”，要采取稳健的构建措施，在具体实践上．应具有自己的特色，完全脱离实际，是很多企业实施物资管理信息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囚，要采取保留企业特色流程，以充分体现企业自身的认识，了解需求，在实施过程中，有集中、有分工、职责明确、有统一的总体计划和各个分节点标志，有效保证信息化的整体实施效果：对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和修正，保证信息化构建的实用性和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