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相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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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国外混业经营使得金融机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文章从我国金融业监管的现状出发,根据入世后金融业发展的特点,对我国设计符合金融发展趋势的监管方法提出了建议。

我国现在的金融业采取的是分业经营的模式,相应的,我国的金融监管采取的也是分业监管的模式。我国金融监管的主体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现阶段,以上三个主体分别对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市场、保险业进行监管。这种分业监管的模式,是为了适应我国目前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格局。但是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业的国际化,特别是我国加入了WTO以后,在金融服务领域,将会逐步放宽甚至取消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设立机构的限制、地域的限制、业务范围的限制以及客户的限制等,我国金融机构传统的分业经营的模式将会受到很大的挑战。近年来,国外混业经营使得金融机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而这种混业经营的趋势,也会给我国将来金融业的监管带来很大的考验。

一、我国金融行业的经营现状以及加入WTO后的发展趋势

金融业的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其实至今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各国的标准并不相同。学者们对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描述也并不一致。现在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分业,是指银行业务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相分离、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相分离的体制。我国的金融分业,主要是指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业务的机构分别设立。混业经营的“混业”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金融业务的混合、交叉经营,即业务的混业。典型的如德国的全能银行制。“混业”的第二层含义是金融控股权的混业,即在金融控股公司里有多种金融控股权的混合。[1]

按照以上定义的标准,我国现在的金融行业所进行的经营模式是典型的分业经营模式。我国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所从事的业务泾渭分明。我国立法也严格禁止混业经营的模式。如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条规定:“经营商业保险业务,必须是依照本法设立的保险公司。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商业保险业务。”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6条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通过以上法条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分业经营的立法思路。

不可否认,我国现行的这种分业经营有其长处。这种长处首先表现为以下几点:(1)分业经营可以规避不同类型业务的利益冲突;(2)分业经营可以规避宏观金融风险;(3)分业经营可以规避存款人的风险;(4)分业经营的长处可以弥补综合经营的不足。[1]正是由于分业经营的诸多显而易见的优点,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良好的金融秩序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便于监管机构监管,分业经营成了首选。

与分业经营相比,综合经营的长处在于:(1)可以满足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要求;(2)有利于金融机构分散投资风险;(3)有利于进行金融创新,获取超额利润。[1]综合经营的灵活性,使得采用这种模式的金融机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特别是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优胜劣汰的速度越来越快,如果我们不能迎头赶上的话,将会将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综合经营应是我国金融业以后的发展趋势。

二、国外金融业的监督管理体制比较

国外的金融监管制度各有特点,下面结合当前的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以英美两国为例,简单做一比较。

1.美国金融监管模式:按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行混业经营分业监管。金融监管实行二元多头式,即由联邦和州共同负责。联邦一级的监管机构有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体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50个州则分别设立自己的金融监管机构。[2]这种监管模式的优点在于有双层次、多部门从不同的级别,不同的侧面对金融业进行监管。更妙之处在于,这些部门能够有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体现了分权制衡的思想。另外,这种模式还符合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

2.英国金融监管模式:1997年前,对金融业主要由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个人投资监管局、投资管理监管组织、证券和期货监管局、房屋互助协会委员会、贸易和工业部的保险董事会、互助委员会和互助会登记管理局等9家监管机构分别承担监管职责,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监管框架。1986年英国实行金融“大爆炸”摧毁了分业经营的体制90年代后出现了综合化、多元化和全能化的金融集团。1997年英国金融服务局成立。将9家监管机构的金融监管职能移交,统一负责对全部金融活动进行监管,财政部负责制定金融监管结构框架和立法,英格兰银行负责维护货币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稳定。[2]首先,英国的这种统一监管模式可以适应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现状,由一个全面监管的部门对实行了混业经营的金融单位进行全方位的监管,不会出现监管上的漏洞和空白。另外,英国的这种集中监管模式能够保证各专门监管机构在金融服务局的框架下互相协调。特别是在这样的模式下,专门监管机构间的沟通交流和信息分享比分业监管要流畅得多,从而实现监管效益的最大化。

三、对我国监管制度改革的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为了适应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已经有针对性地采用了统一监管的模式。笔者认为,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应该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混业经营模式。目前,《证券法》和《商业银行法》的修改给将来的混业经营提供了一定的缓冲地带和想象空间,这也是面对国际金融形势变化的积极进步。在金融监管方面,集中统一监管应该是我们应对混业经营有效的监管模式。在我们现阶段没有设立一个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的情况下,先设立一个各个专门监管之间的协调的机制。可喜的是,2003年9月18日,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召开,并通过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金触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这也是我国金融业监督管理部门为了应对入世后新形势,积极探索互相协调的机制。在将来,我们可以考虑在国务院下面专门设立一个集中的金融监管部门,实现对金融业的统一监管。

综上,加入WTO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原有的经营模式和监管模式需要根据最新的国际形势积极地做出调整。我们需要立足我们的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逐步实现转变,与国际接轨,以崭新的姿态参与到过节竞争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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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次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各国均努力改革本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模式存在许多的问题，本文借鉴了英、美等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提出若干建议。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是根据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由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三大监管机构分别履行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职责，即“一行三会”多头分业金融监管模式。这种模式在我国金融体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金融混业经营的不断发展和国际金融环境的不断变化，尤其是此次危机的爆发，更是突显了现有监管模式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分业监管模式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标准不一，缺乏协调，导致监管重复和真空，此外外资金融机构将大量涌入中国，他们要求在我国境内从事混业经营，采取混业经营措施，对我国的金融机构带来冲击和挑战，对金融监管机构也会带来监管难题；（2）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风险管理能力也存在很多不足；（3）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4）缺乏对金融消费者的应有保护。长期以来，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更多关注金融体系自身的风险，相对忽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相关制度几乎还是空白。

一、建立统一协调的金融监管机构

从长远看，中国应当走金融统一监管或综合监管之路，变分业监管为统一监管，建立统一监管、分工协作、伞形管理的金融监管体系。现阶段应当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国目前实行“一行三会”（即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分业管理体制，总体上是适应现阶段金融市场发展需要的。但存在监管职责不清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协作和合作也存在很多问题。要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监管方式要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金融监管内容应从合规性的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的功能性监管转变。第二阶段，在条件具备时，成立金融管理协调委员会，协调各监管部门的关系。为了增强监管协调的有效性，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应该在现有的“三会”协调基础上，在国务院层面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即建立金融管理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负责对金融监管领域所有重大问题进行协调。第三阶段，在条件成熟后，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金监会”）。中国金监会对中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监管。现在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变成金监会的下属的局，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 转贴于

二、实加强金融风险管理，完善金融安全网和应急救援机制，健全信用评级体系

首先，要不断加强风险控制。风险控制是金融的核心，要有效的防范各种金融风险必须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日益增加，风险表现形式日趋复杂，同时要有效地控制风险敞口。其次，完善金融安全网和应急救援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建立和健全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是防范金融危机发生或降低危机损失的可行方式。金融风险的预警系统应包括监测指标体系，预警界限以及分级的警情显示等部分。同时抓紧建立应急救援机制，金融应急救援机制的核心是制定应急预案。再次，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信用评级体系，建立适应资产价格变化的会计准则和动态的评估方法是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重要的努力方向和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三、建立存款保险机制

从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业安全与稳定的角度出发，我国应尽快建立起显性的存款保险机制。通过成立存款保险公司，以立法形式强制开办储蓄业务的金融机构入保，并依法对其监管。显性的存款保险机制要与完善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结合起来，援助出现流动性危机的金融机构而非偿付性危机的金融机构，注意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四、健全和完善监管法律体系，为金融发展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一是适当扩大和细化有关监管机构的权限。可在立法和实践层面扩大人民银行的监管权限，授权人民银行监管大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并赋予必要的政策工具，以确保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二是尽快填补相关领域监管法律法规的空白。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衍生品交易在我国已取得了合法地位，但目前还没有衍生产品的发行规则，也没有对其产品设计的步骤和过程、定价原则等方面的规定，极不利于金融衍生品在我国的顺利发展。三是适时赋予有关领域的监管法规更高的法律地位。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从改革框架看金融监管发展[J]．资本市场．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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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对金融创新背景下的金融监管进行了探讨。首先介绍了金融创新的大背景做了介绍，接着概括了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一些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建议。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浪潮持续高涨，制度创新、产品创新、交易方式创新、服务创新等前推后涌层出不穷，极大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是，金融业又是一个与国民经济运行息息相关的敏感性行业，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越来越多样化的风险因素，这就使金融监管成为必然。次贷危机以后，加强金融监管已成为金融业界的主旋律；因此，如何在做好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的同时又能做好金融创新促进金融深化发展，已成为一个金融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金融创新使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被削弱。金融创新模糊了各金融机构间的传统业务界限，各机构涉足领域广泛，进行大量业务与工具创新，增加表外业务，一旦创新活动突破金融机构原来的规定的行为边界，但监管当局也没有明文限制，这就使原有的监管法规效力下降、监管手段、监管方法过时，监管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监管有效性被大大削弱。如果新推出的金融产品超出法律规定的界限，但却被市场普遍接受，那么原来的金融法规就完全丧失效率。金融创新可能产生一些模糊的产权关系，导致风险监管失效。比如：某些以境外货币为基础的金融创新工具涉及货币所在国、交易发生国、交易者所在国等不同对象，各国对风险责任的认定不同，有可能导致这些金融创新没有任何约束。某些跨国金融机构的子公司的风险监管不确定是属于子公司所在国还是属于母公司所在国家。一些混合金融产品的创新涉及交叉性业务，比如储蓄保险既涉及储蓄业又涉及保险业，这样很容易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真空”。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使得当前金融监管制度往往已滞后金融创新的步伐，使监管的时效性大打折扣，这就迫切的需要金融监管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

二、创新监管理念

金融监管应以市场法则为依据，以市场激励的方式来确立市场秩序。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确立是一个自然扩展的过程，它是随着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法律环境、企业规模、资金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如何强化市场运作机制的功能是最好的金融监管。目前金融监管的关键是如何在观念上从以往的“命令与控制”转变到“市场激励”上，即金融监管，政府仅是市场裁判或规则执行者，而不是市场的参与者，更不是市场的主事人。

适应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的需求，积极调整金融监管目标。金融监管应该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监管首先要真正保障投资人、存款人的利益，不再把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稳健运行作为单一的目标。

树立监管效率观念，努力降低监管成本。要改变监管不计成本的观念，实施监管时必须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在监管制度的设计与监管执行中都坚持贯彻成本最小的原则，尽可能地降低监管成本，降低监管的资源占用。

增强监管风险意识。在监管过程中强调监管的依法性和有效性，坚持监管行为的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实施监管行为，确保监管行为自身的合法、合规性，防止金融监管违法、失当行为的发生。

三、创新监管方式

金融监管的工作不是以传统的方法来衡量而是以成本收益的方法来分析。如任何规章，生效前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收益超过成本的规章才能被通过；生效后每一年进行成本收益评估，掌握规章对金融活动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分析规章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经济绩效或金融监管目标。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不是先设计标准，而是采取选择性的方法：如绩效标准，市场激励和信息战略。这种监管方法的改革要求废除那些限制市场效率、增加个人与企业负担、有失公平的和过时的规章制度。

强调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的基础作用。要在努力调整金融机构产权安排的同时，积极建立金融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要把促进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内部控制制度的弱点，和纠正内控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要加大对金融机构创新业务内控制度的检查监督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创新业务的操作制度，防止金融创新的衍生风险。同时金融监管当局要积极加强与金融机构内部稽核审计部门的联系，共同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建设。

积极建立市场约束机制。要进一步建立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金融机构有关经营情况公开性，同时要通过积极推行银行信用、加强金融债权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强化市场信用观念，提高信用意识，发挥市场制约作用，共同推进金融监管。

建立中央银行监管与委托监管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发挥中介机构作用，定期对金融机构实施外部审计，弥补中央银行监管在人力和技术上的不足，确保金融机构经营信息的真实性，发现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共同确保金融机构稳健经营。

四、创新监管手段

积极利用计算机技术，推进金融监管电子化进程，实现监管机关与被监管机构的电子联网，实时监测金融机构运营，确保及时、准确地获得有关监管信息，提高监管应变能力；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完善非现场监管运作体系，运用特制软件，对金融机构非现场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对比，归纳管理，并最终形成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判断，为进一步的金融监管提供依据。积极稳妥地建立金融机构资信评级体系，对金融企业定期进行资信评级并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公布，发挥市场约束功能，实行区别监管，促进金融机构不断改进经营管理，杜绝违法违规行为。

总之，金融风险会产生新的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创新的监管，否则也不可能保证金融业的稳健发展。但金融监管不是金融抑制，而是不断地推出新的监管理念、监管法规，通过金融改革不断的完善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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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本文结合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现状，阐述了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制的完善，探讨了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效率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一、 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风险在本质上是一种引起损失的可能性，具体指的是经济主体在从事资金融通过程中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而金融监管是指政府及其有关机构代表社会公众，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及相关金融市场实施的监督管理。 

金融监管的产生与金融风险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首先，金融风险使全社会增强了金融风险意识，金融风险又证明了我国金融改革是艰巨且复杂的。同时，金融风险使中央银行的监管意识大大增强，监管理念不断更新，在监管意识和手段上有较大进步。通过全过程有效的金融监管，限制了金融机构的盲目扩张、促进金融机构作出合理规划，对于经营业务及风险度和处理办法进行充分考虑，以减少风险；对日常业务经营的监管可以规范金融机构业务经营，限制金融机构不必要的冒险。 

 

二、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现状 

 

（一）银行监管权责不明确。 

实现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之一,是要有一个监管责任和目标明确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充足的、能独立自主运行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很不健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四大监管机构虽然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互相之间仍然存在职责不清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上配合不力，从而降低了整个监管效率。监管机构内部各监管部门之间难以协调，各职能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各自为政，难以统筹安排监管任务，这种做法会使得监管力量分散，不利于金融机构进行全面持续的监管。 

 

（二）我国监管理念存在滞后的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滞后，例如，在我国有这样一种普遍观念，认为金融风险仅仅是金融业内部的问题，其实，金融监管仅是促进金融稳定各项安排的一个组成部分，监管本身不宜绝对保证不出现金融机构倒闭。在缺乏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条件的情况下，金融监管的任务是很难完成的。又如，许多人一提金融监管就等于监管机构的金融监管，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全部归于监管机构，而事实上，监管机构更多思考的是整个金融系统的情况和问题，主要职责是制定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的行为准则，督促金融机构加强自身内部控制和管理。 

（三）我国监管机构监管执法力度偏弱。 

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国是由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直接过度进入到一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官本位思想没有从根本上消失，使得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多方面存在漏洞，在金融业体现的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我国监管人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不高，在监管过程中不能严格依法办事，有的甚至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另外我国有些监管法规不够清晰明确，导致执法的随意性很强，我国应加大执法力度，从严执法，以法律武器加强金融监管。 

 

三、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设立国家金融管理局，提高监管效率。 

国务院设立国家金融管理局，在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履行央行制定和执行的货币政策，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的全部职能。该局将设立专门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在监管方面，国家金融管理局将从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的角度出发，对各类金融机构和各种金融产品交易进行全面监管。此外国家金融管理局还将设立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来执行中央银行对银行业务的监管职能；将证监会纳入国家金融管理局的领导之下，负责对证券业的监督，将保监会纳入国家金融管理局的领导之下，负责对保险业的监管。国家金融管理局还可以依据国外监管的成功经验以及我国具体国情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以防范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 

 

 （二）完善中央银行法律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法》有其自身的缺点，就是稳定性和灵活性不足。但对《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和完善反过来会对其他法律法规提出新的要求，如2003年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给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定职责赋予了新的内容。首先，在金融服务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正致力于建设现代化支付体系，推动信贷证信体系的建立，努力建设与金融体系相适应的金融基础设施。其次，在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正致力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重树货币政策微观基础，鼓励金融产品创新，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最后，在金融稳定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正积极推进金融生态改善，促进对金融犯罪的防范和打击，推动建立金融风险的防范、预警和处置体系。为此，中国人民银行需要密切参与和关注《企业破产法》、《物权法》、《公司法》、《证券法》、《反洗钱法》、《刑法》等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积极推动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存款保险法律制度，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等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设。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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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2-0111-02

经济的提升带动金融行业的发展，在金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均面临着一定的问题，比如，如何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如何确定货币政策等等。以上种种问题严重制约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在当前监管职能逐渐从中央银行中剥离，使得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人员建立了协调运行机制，以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工作势在必行。

一、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现状

对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屡见不鲜，呈现出一定的研究热潮，尤其是在监管职能由中央银行分离以后。一些专家、学者认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具有一致性的特性，二者相辅相成，能够互相促进。王国刚具体研究了货币政策与金融、资金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该政策对国民经济的主要影响。[1]在其文章中，还对银行内部系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其指出银行业正通过各种方式将其业务渗透到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以，与银行监管实施一定的配合对货币政策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更好地实现最初的预期目标。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具有冲突性的特征，一旦引发冲突制高点，便会波及经济生产，进而产生不良影响。依据这种情况，专家指出，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将二者之间冲突关系予以协调。张金城等具体研究了不同的监管方式，比如，银行信贷、资本监管双重顺周期性与逆周期等等。[2]并以辩证主义角度对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予以研究，体现其有效性。

二、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作用

以往无论是金融监管，还是货币政策都是由中央银行统一执行管理，主要是因为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赋予了中央银行一定的权力，同时，中央银行存在两种“不同身份”。既是最后贷款人，又是唯一的货币发行者。针对这种情况而言，奠定了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间接的表现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协调问题的可容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各个金融机构为追求自身利益，将分界线勾画的比较模糊，比如，当前全能型银行机构日益增多，除了办理金融业务以外，还包括一些保险、基金等。针对这种现象实，如果采取中央银行统一监管的方式，注定会出现监管重叠，监管机构闲置的状态。所以，政府职能部门为了有效缓解该现象带来的严重影响，实施了监管职能由中央银行分离的政策。只有这样，监管当局以及中央银行才能各司其职，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进而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完善专业化管理，促进金融经济的长远发展。鉴于此，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能够发挥二者之间的协同能力，体现互助效应。[3]

三、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特性

（一）一致性目标分析

通过上文的阐述，能够清晰地认识到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特性，从某种角度而言，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展现了一致性的特性。比如，有效的货币政策可以为金融监管创造一定的有力环境，进而实施政策操作，相对的，成功的金融监管可以保证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可以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是互惠互利的，是相互依存的。[4]二者之间的一致性目标主要体现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实施金融监管过程中，主要的方向在于维护金融市场，通过有效的监管手段，完善市场管理，促进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以期建立稳定、科学、高效的金融体系。只有确保健全的金融体系建立才能保障金融交易者的利益，促使金融机构可以安全运行，将金融风险以及潜在风险予以有效控制。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举措之一，能够有效地稳定物价，促进内需，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所以，将二者协调一致，既能稳定金融秩序，又能促进经济发展。[5]

（二）矛盾冲突性分析

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体现的矛盾冲突性包括多种方面的，是实施协调运行机制的主要原因。这种矛盾冲突性的具体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定目标不一致。依据实际情况，二者的法定目标具有一定的区别，进而导致金融机构监管过程中，与中央银行各自完成法定目标，呈现出一定的冲突特性；其次，信心交流相对闭塞。在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以后，职能更加具有针对性，使得中央银行不再直接干涉监管。[6]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交流不畅，监管部门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对闭塞，突发事件发生时，无力抵抗，进而造成监管失误；最后，内在周期差异性较大。依据相关理论文献内容，明确了实施货币政策的根本目的。所以，总结出其具有“逆经济周期”的重要特性，经济低迷时可以采取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内在周期差异较大，使得矛盾冲突愈加明显。

四、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运行机制的建立

（一）强化法律机制建设

法律机制建设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能够对各方职责与权力范围予以界定，进而更好地开展相关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机制的建设是建立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运行机制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除了要强化法律机制建设以协调金融法规以外，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还应予以调整，做到有效的修订与补充。通过法律条文的确立，明确相关管理者的责任以及协调的主体，将存在缺陷的法律法规予以完善，必要时可以将其废除。不仅如此，一旦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对金融监管产生负面影响，应找出其具体原因，并予以及时地修正与完善，以保证监管的顺利进行。[7]在协调机制建立的过程中，应明确金融监管部门以及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将具体职责、具体权力以及需要协调的内容进行有效地界定，避免监管失误现象的发生。除此之外，由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均属于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不仅要确保与中央银行的有效合作，还应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有效配合，以期完善协调工作。

（二）完善权力分配

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呈现的冲突性主要原因在于权力分配不明，使得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监管职能出现矛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央银行在既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同时又肩负监管义务的情况下，一旦金融体系出现严重的问题时，中央银行势必会将稳定币值的目标搁置一旁，进而帮助陷入金融危机中的金融机构，为其注入相应的资金，保证金融机构能够安然度过危机。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当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以后，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呈现出矛盾转化现象，原有的内部矛盾转化成为两类机构之间的矛盾，而在解决其矛盾过程中，需要以更加公开的形式进行。[8]鉴于此，完善权力分配机制尤为重要，可以将不同的权力赋予不同的监管部门，进而展现出监管效用，促进监管水平的提升。比如，中央银行在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时，要明确权限，与金融监管机构商议，进而达成共识，并依据金融监管机构的信息予以正确判断，避免货币政策反应延迟现象发生。

（三）构建信息平台

当前属于信息化时代，社会中各个领域均充斥着信息，对于信息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着决策内容，是判断决策的基础。为了有效促进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以期促进监管水平的提升，需要各个部门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想要在各个部门之间最大化地利用信息，需要在各部门之间构建信息平台，以最大程度地进行交流，进而协调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虽然金融监管职能已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但是，金融监管机构所掌握的信息仍是比较完整的，而货币信息比较匮乏。相对的，中央银行所掌握的金融信息比较匮乏，而货币信息较为完整，可以说，二者具有互补的关系。但是，不论是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还是金融监管机构在实施监管过程中，都需要相关的信息内容。所以，在相关部门构建信息平台，能够有效促进信息的补充与完善，实现信息共享，进而促进部门间的协调合作。

（四）建立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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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混业经营模式成为发展趋势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加快，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快速转变。这种经营模式的转变体现在实行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和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两个方面。

（1）混业经营的国际竞争者大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按照我国政府的承诺，2007年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全面对外资开放，允许外国金融企业全面加入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在中国营业的所有银行机构都将获得许可，可以在全国的所有地方经营任何货币的业务。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已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72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254家营业机构。另据统计，目前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共计67家，其中银行16家，信托公司4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19家，汽车金融公司4家。随着金融业开放的推进，在境外跨国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压力下，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会越来越被动。

（2）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

金融市场开放后，我国国内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已成大势所趋。国内金融机构在同国外金融机构展开的竞争中，由于国外金融机构的背景是综合性金融集团，大都采用混业经营模式，具有许多综合优势，而国内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相对而言几乎都是单一资本、单一业务，几乎都存在资本单薄、互相调度资金空间有限以及专业人才分割、知识面较窄的缺陷，在竞争中肯定处于劣势。因此，在国外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下，我国金融机构将进一步受到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影响，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事实上，我国政府已开始对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国内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业务合作已日趋加强，已初步形成了三者之间业务渗透、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利用现有市场资源、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呈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例如中信集团拥有中信银行、信诚人寿、中信证券、中信基金、中信信托等子公司，业务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领域；光大集团控股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公司、光大永明保险公司、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些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关联非常密切，事实上已经存在混业经营。

2、金融监管理念滞后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护阶段，金融监管当局依然遵循着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和经营行为，限制金融机构合并的金融管理理念。然而，在世界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国际上金融监管理念也因而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单纯立足于安全的监管目标，发展到以效率优先、兼顾安全的新型监管理念。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后，为了拓展自身的业务范围和抗风险的能力，获取更高的利润，内外资金融机构将不断地进行业务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开拓和经营非传统性的业务，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以金融安全为最终目标的金融管理理念已然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3、金融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金融监管的实质是法制管理，从金融监管的内容来看，一般应包括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过程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从金融监管的手段与方法来看，主要依据法律、法规来进行；在具体监管过程中，则主要运用金融稽核手段来进行。由于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因此造成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基础环境发展滞后。虽然目前已出台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多部法律与法规，但条款比较概括、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有的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务的发展和金融监管的需要。在现实中，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业务运营，到市场退出、违规处理等等方面都存在大量的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明确和解决。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几点建议

面对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和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挑战，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1、转变金融监管理念，提升金融监管的水平。

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要求金融监管理念的转变，即在安全基础上，更注重效率与创新。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中引入激励监管的观念，充分尊重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

首先，从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是以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为主，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则涉及不多。在金融机构发展初期，以合规性监管为主是必要的。但是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为风险监管措施强调的是发现风险后如何控制风险、减少风险、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追究造成风险者的责任。长期以来，金融监管机构习惯于设定一系列管理规定，进而据此检查金融机构的合规性，而风险导向的监管更为强调动态性的监管，强调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市场敏感程度明显降低，促使监管机构转向风险导向性。巴塞尔委员会据此也了一系列的文件，强调和鼓励各国监管机构重视风险监管。

其次，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已有一定的发展，金融业正逐步向国际化迈进，如果仍缺乏对金融机构发展中的风险预防、保护以及最后支持的基础，将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在我国，一旦金融机构出现经营风险，政府往往是以行政方式出面干预，对金融风险的违规行为做出纠正。这种被动的事后处理方式，影响了金融业发展的稳健性，导致我国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业整体运营效率的低下。所以，我国的监管机构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完善风险监管。

第三，努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在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努力提高监管水平，要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资本协议》的原则，跟上国际金融业务和监管技术的发展；通过建立科学的评级体系和实施综合并表监管，提高以风险为本的持续性审慎监管能力；规范监管工作，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和监管效率；建立国际监管组织的合作协议与机制，在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基础上更好地实施监管。

2、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强化金融监管的功能和作用。

法律体系是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的主要保障和归结点，把监管工作建立在严密、系统的法律法规之上，使监管工作依法进行，并以此保障监管行为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统一性，这既是金融监管自身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因此，面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潮流，政府应尽快适应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理论基础，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废除或完善相关条款，同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内部需求变动增设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形成从市场准入、经营范围、风险管理、市场退出等各个方面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此外，还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和标准实施监管行为，确保监管行为自身的合法性、合规性，防止金融监管违法、失当行为的发生。

3、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的结合，尤其应重视内部控制的作用

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注重外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有机统一，即在对金融机构进行外部监管控制同时，强化其内部风险控制制度，提高自我监控水平。因此，我国在强化国家金融监管的同时，还要注意建立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内控自律管理体系。只有金融机构内部形成良好、严格的内控机制，外部的金融监管才能发挥效能，这既是金融监管最基本的约束机制，也是国家实行金融监管的基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很多金融机构的问题出在内部控制上。因此，监管机构要促进和督察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只有将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结合起来，才能保证金融机构稳健的运行。如果脱离了严密的内部控制机制，再完善的外部监管也会成为便的缺乏基础，无法发挥效用。

4、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为了适应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我国需要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是以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发展为契机，形成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及其它金融业务的统一金融监管机构，对现有分散的金融监管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逐步解决监管重叠与监管缺位并存等问题，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全面性，推进金融业务的创新与发展，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一行三会成铁路警察金融监管各管一段》，2005年02月06日《中国经济周刊》。

2、何慧刚、张澍：《金融混业经营的冲击与对策研究》，《商业研究》2005年第02期

3、刘国玲、黄国钰：《从国际金融监管模式谈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北方经贸》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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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平衡计分卡；增值评价

一、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增值研究的背景和现状

2001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在《内部审计职业实务准则》中对内部审计作了重新定义：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旨在增加组织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它通过运用系统的、规范的方法评价并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这一定义拓展了内部审计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空间，突显了内部审计在银行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领域的巨大潜力，明确了内部审计是增加商业银行价值的工作目标。

就国内外对于内部审计增值研究的成果来看，大致可以归纳成三大类，即内部审计增值的涵义研究、内部审计增值的途径研究及内部审计增值的评价方法研究。与以往对于内部审计增值问题的研究思路不同，本文立足于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工作，将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到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工作中，建立了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利益相关者模型，并结合平衡计分卡的建模思想，提出了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增值评价模型。

二、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利益相关者模型

内部审计作为商业银行的一个职能部门，其利益相关者应是对内部审计活动产生影响的，或是受内部审计活动影响的个体或群体。本文所使用的米切尔评分法是由美国学者Mitchell和Wood（1997）提出来的，该方法要求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属性中至少一种：合法性、权利性及紧迫性。通过利用米切尔评分法对内部审计的利益向相关者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应包含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被审计单位、金融监管机构、外部审计机构六大部分。

对于不同的内部审计利益相关者，其对于内部审计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也决定了内部审计增值内容及形式上的多样性。董事会关注于内部审计在银行经营决策的可行性和决策执行的效益性等方面提供的确认服务；监事会关注于内部审计对全行的财务活动、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提供的确认服务；高管层关注于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业务经营的效率和效果等方面提供的确认和咨询服务；被审计单位关注于内部审计在揭示经营行主要业务的风险状况和重大风险事项、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及风险防范意识等方面提供的确认和咨询服务；金融监管机构关注于内部审计在监督银行整体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水平等方面提供确认服务；外部审计机构则关注于内部审计在降低外部审计风险、降低审计成本、减少重复性工作等方面提供的确认服务。

通过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利益相关者及其需求的分析，本文建立了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利益相关者模型，如图1所示。

图1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利益相关者模型

三、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增值评价模型

平衡记分卡是管理者衡量企业职能部门能否为企业增加价值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内部审计作为商业银行的一个职能部门，同样可以使用平衡记分卡来评价内部审计部能否增值。然而，图3中示的平衡计分卡基本评价模型并不能够全面衡量内部审计工作的增值效果，必须对其进行补充完善，才能对内部审计工作的增值作用进行科学性、系统性评价。

基于上述分析，利用本文第二部分所建立的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利益相关者模型，参考平衡计分卡的基础评价模型，结合现代内部审计发展和现实需求，提出了六位一体的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增值评价模型，如图2所示。

图2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增值评价模型

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增值评价模型中各部分对应的具体指标包括：

（1）董事会/监事会。具体指标有：董事会/监事会对内部审计部门的履职满意度、上报董事会/监事会的内部审计报告数量和报告质量、审计计划完成率等。

（2）高管层。具体指标有：内部审计建议的采纳率；内部审计建议新增或完善规章制度的数量、对内审部门投诉的数量、对内部审计部门的履职满意度等。

（3）被审计单位。具体指标有：揭示风险金额、揭示风险问题数量、整改建议数量、揭示问题属实率、审计时间及频次等。

（4）金融监管机构。具体指标有：内部审计完成监管要求项目次数、对完成监管要求项目审计成果的满意度等。

（5）外部审计。具体指标有：内部审计工作成果的利用率、利用内部审计成果所减少的外部审计时间和成本、对内部审计工作的满意度等。

（6）创新与学习。具体指标有：内部审计人员的学历结构、内部审计人员所取得的职业认证数量、内部审计人员每年参加培训的时间和频次等。

四、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增值评价问题，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了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利益相关者模型，并结合了平衡计分卡的建模思想，最终提出了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增值评价模型。由于时间及个人能力所限，本文提出的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增值的评价模型以及对应指标还有待完善，需要在今后的研究和审计实践中不断的修正改进。（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西安分局）

参考文献：

[1]孙丽.我国增值型内部审计运行机制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3.

[2]我国企业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应用问题探析[D].江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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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按照国际规则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银行在我国迅速发展，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对其实行审慎监管十分必要。本文根据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现状的分析，指出现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外资银行 银行监管 对策

一、对外资银行实施监管的意义

银行监管，是经济金融监管的一个分支，是由中央银行、银行监督委员会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有关机构，代表社会公众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实施监督管理的行为。

银行作为一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其能否稳健运行关系该国的经济、政治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银行监管受到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普遍重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纷纷根据本国银行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对本国范围内的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这里当然也包括该国境内的外资银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界限越见模糊，外资银行大量存在于各国金融领域，它的高速发展给该国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各国不得不加强对它的监管置于重要位置。但截至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完备的外资银行监管理论体系。各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实践仍依靠原有监管理论体系的指导。对此，作者认为，外资银行本是银行，对其监管的区别主要来自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而监管理论对它是完全适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迅速、影响日益扩大的外资银行实行审慎的监管，能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证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截至2007年10月，我国已有外资独资银行20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另有72家外国银行设立了130家分行，191家外国银行设立了241家代表处。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批准汇丰、渣打、花旗等21家外资银行将在华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注:法人银行在业务范围、税收等方面享有优惠。外资银行随时可转为法人银行。)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现已具有相当规模。

(二)外资银行的发展特点

1.外资银行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12月11日，我国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银行不再受到行业和地域限制。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加速阶段。依托成熟的市场营销策略，外资银行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2.外资银行资产质量、盈利能力逐年提高。随着外资银行逐步熟悉我国市场规则，其经营状况日趋稳定，市场份额逐步恢复，盈利能力稳步提高，资产总额持续增加，仅2002年至2004年就从3330.5亿元增至5159.95亿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的1.8%。

3.参股中资银行速度加快。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指引下，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速度不断加快。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一是出于对长期经营战略的思考;二是希望借中资银行不受政策限制和网点设置完善之利，绕开各类限制，快速进入零售市场。如花旗银行和浦发行联手推出的花旗参与管理和技术合作的双币种信用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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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中的问题

(一)监管法规不健全

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而我国的金融立法严重滞后。引进外资银行已近20年，却无一部约束外资银行的专门法律。这使外资银行有机会利用法律漏洞规避监管，严重影响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效力。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弥补了这些漏洞，但相关法规的健全工作远未完成。

(二)监管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经验式”管理阶段。主要实行报送稽核。监管部门对各外资银行报送的报表、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以确认其经营的合规性。而对于外资银行运营的风险性监管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监管资源严重不足

由于外资银行的开放性比较强，对其的监管需要高质量的资源。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在资源方面相对缺乏。包括监管人员、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不足。在监管人员方面，表现为量不足、质不高。尚未建立完善的认证制度和后续教育系统。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在监管信息流程上，表现为低效率性。金融监管当局与相关机构缺乏信息交流。

(四)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

当今世界金融体系间的跨国联系不断加大，仅在某一国范围内考察金融监管问题已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各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以协调监管措施，降低共同面临风险。而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再这一方面尚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四、对改进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健全监管法制

要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我国就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参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如巴塞尔协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管法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银行法。从法制角度，规范外资银行的行为，授予监管机构足够的权利，为监管工作提供基础条件。

(二)多元化监管方法和手段

当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单一，落后，主要是现场与非现场监管，而且两者缺乏衔接。因此，必须使监管手段多元化，由行政监管手段向经济性、法律性监管手段转变，充分实施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外部审计、审慎监管会议、三方会议等多样化监管手段。

(三)健全风险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多停留在合规性监管层面，而忽视了风险性监管。我国应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标准，制定严格、周密的风险监管体系，将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纳入监管，保证全面、客观、合理的实施监管。

(四)建立监管人才培养和认证机制

加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要依赖大量专门人才，监管当局应主导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认证体系。可邀请高校等研究机构参与其中，确保培养认证机制的专业性。

(五)加强信息交流，与各国监管机构坚强合作

为了应对各国金融体系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现状，我国监管当局应主动同各国监管机构建立长期、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机制。以协调各国监管手段，降低共同面临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程芳，李仲明.银行业全面开放下外资银行的监管问题[J].甘肃金融，2007，(6).

[2]耿明英.对在华外资银行不同商业存在形式下的监管探讨[J].武汉金融，2008，(4).

[3]邓静.如何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J].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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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对金融学科人才培养的冲击

(一)道德风险道德风险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经济哲学的概念，它并不等同于道德败坏，但是道德风险一旦发生，其后果可能比道德败坏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还要严重。具体来讲，道德风险是指理性经济人在与他人发生经济关系的行为中，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置最基本的，或市场中众多经济人所共同遵守的经济伦理和商业道德于不顾，做出可能会导致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损失的行为。从法律意义上讲，这种行为可能违反法律，也可能没有违反法律，但是它们一定触及了道德底线。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道德风险的事例比比皆是。甚至很多学者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道德危机。金融机构明明知道次级债的信用风险，依然通过金融精英们魔术般的手段不断压缩打包成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发行获利，丝毫不顾及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的公众利益。金融高管们为了获取高额佣金豪赌次级债，置金融机构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于不顾。在金融巨擘的游说和政治现金的诱惑下，面对复杂的金融衍生品，金融监管部门盲目追求资金配置效率而使得本来用于分散风险的创新产品成为风险的突破口，把自己沦为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帮凶。社会评级机构作为引导投资者投向的指针，不惜违背最基本的评级原则，做出与实际严重不符的评级，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和社会公信的缺失。凡此种种，无一例外的不与经济人的伦理道德缺失，甚至是道德沦丧息息相关。金融业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任何人都不能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独善其身。着力提升金融人才的伦理道德素养和水平，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虚拟经济次贷危机与以往历次金融危机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其爆发突然，扩散速度迅猛，传播范围极大。这些都是与其经济体系中虚拟经济成分过高密切相关的。应该说，虚拟经济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且能够极大的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然而，还应该看到的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作支撑，更不能脱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自我循环，因为仅仅依靠人的理性预期自我循环，必将造成严重的价格泡沫和市场繁荣的假象。同时，虚拟经济领域内扭曲的价格信号还会促使实体经济内的资金抽逃转向虚拟经济的炒作之中，进而吹大泡沫。在次贷危机中，诸如几十亿美元的实质资产全部押上市场，并且放大几十倍去博取暴利的事例比比皆是，之中利令智昏的赌徒行为最终必然要为泡沫的破灭买单。华尔街的精英们通过金融衍生工具，层层压缩，层层打包，层层杠杆交易，最终危机爆发的时候必然会出现数以万亿的亏空。在危机发生前，我们看到的是虚拟经济在金融市场配置资金的高效能。危机发生后，我们看到的是虚拟经济崩盘带来的冲击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结果。

(三)金融法规次贷危机爆发既有观念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观念方面的原因来自于对自由市场的过分信任，制度层面的原因来自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华尔街金融机构自有资本不足10%，核心资本不足4%，在这种资本结构下，如果没有制度的有效监督，金融机构必然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侵蚀他人利益，依靠自身的道德约束，很难做到严于律己。宽松的金融监管秉持效率至上的理念必然放松管制，无原则的鼓励金融创新必然使道德风险失去最有效的制度约束，危机必然爆发。与普通的商品市场相比，金融市场上的交易一般发生在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和普通的中小投资者之间，特别是在消费金融领域。因此，金融消费者在消费信息采集、处理、决策方面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融机构滥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为金融消费者提供虚假信息，有失公允性的附式合同，不公平的交易以及扭曲的金融产品价格就会充斥市场之中，扰乱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

二、课程的设置与调整

(一)增设《金融伦理道德》课程针对金融行业道德风险问题，我们认为在人才培养方面，金融学科应该增加开设《金融伦理道德》课程。这里所说的开设课程，不是指增加或补充相关的教学内容，也不是在某一课程中增加一个专题，而是要开设单独的《金融伦理道德》课程，而且要把伦理道德教育融入到金融学科的主干课程及专业课程之中。设计好与伦理道德相关的学习过程，鼓励学生独立研究、深入探索和充分讨论，增加从金融学科视角理解伦理道德的内涵，以及对今后自身职业生涯规划的约束。要让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把伦理道德的烙印深深的刻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之中，让学生认识到遵守伦理道德和遵守法律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同时，还要为学生构建一个从环境、经济和社会视角理解伦理道德、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结构体系。通过教材、文献、书籍、视频材料辅以案例分析讨论，邀请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的高管和金融领域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导师制定和伦理道德相关的课程实习计划，为学生营造金融伦理道德教育的环境和氛围。引导其决策思维从股东价值观向利益相关者价值观转变。要注重学生的技能培养，突出课堂互动、项目驱动和课程论文相结合。让学生理解金融伦理道德如何影响金融产品营销，金融机构如何从战略层面应对，并为此做出策略设计。这样就构建了一个从金融伦理道德认知到技能到践行的完整的课程框架体系。

(二)增加金融衍生工具及其风险的教学内容传统金融理论教学中，一直将金融衍生工具作为规避风险、套期保值的投资工具。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一方面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市场中配置资金的高效率;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在其发行和交易过程中，如果没有有效监管，其对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都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可以说，金融衍生工具在现代金融市场理论和实践中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金融学科的课程设置中，增加金融衍生工具的相关课程，尤其是针对其发行、交易过程中的风险问题要设置专题讨论，要通过课程论文或者案例分析的形式，帮助学生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本质内涵及其“双刃剑”的特性。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起步较晚，金融衍生工具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同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这部分内容的讲解要特别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国外与国内发展的比较分析相结合，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普通投资者的视角和利益要区分开来。要引导学生对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从定性分析到定量测评的过度。应该说，带着对金融衍生工具及其风险本质内涵的深刻理解，当学生走上金融工作岗位的时候才会以更大的理性去面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巨大作用。

(三)增加金融法规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学时通过观察这场金融危机我们发现，片面的追求市场效率而忽视金融监管只能是饮鸩止渴。我们认为，要让学生以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作为鲜活的案例，充分认识到适度的金融法规监管和市场效率兼顾的重要性。在金融法规课程中，我们建议增加金融市场效率与安全并重的价值理念，引导学生思维从实现至上论到均衡发展论，从静态价值观到动态价值观，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回应的转变。要让学生认识到效率与安全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形式动态调整，总体上两者要均衡。要增加系统性风险识别、评估、监管等内容的讲授，以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为蓝本，将风险监测、信息交流、政策制定等内容统一纳入风险控制机制之中。要增加金融消费者权益特别保护的内容，要强调政府公权力和法规对金融产品或服务消费者施以特别保护的重要意义，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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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题目

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研究

二、选题意义的研究

作为一种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金融形式，对其加以法律规制，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30余年改革开放，非正式金融支持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缓解了农村地区资金的极度匮乏现象，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则，长期以来，非正式金融在中国是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一方面，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其内生性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长期体制外循环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影响。为此，我国政府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是较严苛的，但效果并不明显。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欧债危机持续不断，中国实体经济遭遇挫折、国内通胀压力不减、股市楼市财富效应暗淡的情况下，大量民间资金流向民间借贷行业有其必然性，借助民间借贷渠道，众多求贷无门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宝贵的资金“输血”。但在实体经济盈利低下的情况下，巨额高息的民间借贷，无疑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浙江“跑路”潮恐是最好的实证。民间借贷如果演化为纯粹的资金炒作，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那只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风险终会爆发。面对如此现状，正视非正式金融成为必然，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是当务之急，近年来中央乃至地方相继对民间借贷这种非正式金融形式及其组织进行规范正是现实所迫，但就法律规范本身而言，目前对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位阶过低，多集中于部门规章与司法解释，这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民间融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提出中国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与监管并行的规制路径，通过监管边界的设定，具体设计中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以希将非正式金融的风险控制在一个可承受范围内，并借此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变消极事后“管制”为积极“法律规制”和变“堵”为“疏”的理念以及监管边界设定的思路，全文贯穿着对非正式金融的宽容思想。文章创新之处在于将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机制与适度监管结合起来，设定监管边界。

同时将司法系统长期以来在非正式金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加以疏理，对于浙江省通过司法“试错”来反应非正式金融的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为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提供了路径依赖，即便是在现有非正式金融立法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地方司法的改革来适应非正式金融不断创新的路径也是可行的；司法可以第一位次的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如民间借贷纠纷等。全文贯穿着实证分析方法，并在第四章中就契约治理机制的论述过程中，对于各种具体非正式金融行为的法律规制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监管制度进行了初步构建。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不仅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同时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意义，弥补了法学领域对于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系统研究的不足。

三、课题的基本内容

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其中民营经济对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则，民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不足以说明其在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中企业数量占比为99%的中小企业，占GDP比重为55.16%，占全国新增产值比重为74.17%，占社会销售额比重为58.19%，占税收比重为46.12%，占出口总额比重为62.13%，占城镇就业岗位比重为75%左右。

但只有极小数的中小企业可以从正规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资金，如同KelleeS.Tsai所言，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却缺失正规信贷，民营企业并没有直接受益于国有银行的信贷配置。同时，证券市场的门槛又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无法从正规金融系统融入资金的情况下，多数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产能扩张期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选择了非正式金融。

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农村出现了资金逆向流出现象，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如果农村信用社全部改制成商业银行，成为与大型商业银行类似的运营模式，可能会随着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萎缩而逐渐缩容。面对此格局，在农村长期的金融体系中，非正式金融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民营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又如何陷入风波之中？非正式金融是否比正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更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否则政府何以将绝大多数非正式金融视为非法，予以取缔而快之？基于一系列疑惑以及近年来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本文试图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范进行疏理，并采取历史、经济、比较以及实证的分析方式探究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及我国民间借贷纠纷大规模发生、非法集资手段不断推陈出新、非金融企业间借贷不断地变相发展的制度动因，同时通过对境外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实践经验进行疏理与比较，最终对我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进行思考。基于这一思路，全文的研究分为五章层层展开。

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根基，从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着手，通过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的多维分析以及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为后文的法律规制确定理论基石。有关非正式金融内涵的界定是仁者见仁，但关键在于其是否受到监管、是否纳入政府金融监管体系，处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各种金融组织及各种资金融通活动统称为非正式金融。换言之，非正式金融是指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金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的总和。基于这一内涵的界定，非正式金融区别于民营金融、非法金融等，同时具体的非正式金融活动包括民间借贷、企业内部集资、非金融企业间借贷(文章并不赞成将其排除在民间借贷范围之外)、通过私人钱庄与合会进行的金融活动、钱中与银背等中介组织进行的金融活动、P2P网络信贷以及各类非法集资行为、影子银行的行为等等，只要满足其内涵均可以确定为非正式金融范畴。

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生成逻辑，文章从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的“父爱主义”入手提出非正式金融在当代中国生成的特殊环境，并且对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政策加以分析，同时对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进行深入阐述，非正式金融的变迁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权威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方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最后通过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为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与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经济学基础。文章一方面强调非正式金融生成的逻辑机理，另一方面对非正式金融长期隐蔽运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金融本身的脆弱性进行论证，从而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提供基石。

依照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一旦不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组织或者个人，只是通过不断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时，随着这种非正式金融主体的增加，非正式金融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即极易发生危机，而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即有此等因素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及垄断问题，通过政府公权力的介入，初步是可以解决的，但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监管被俘获的问题，故而如何将这种公权力的介入控制在一定边界内，即对非正式金融的监管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适度地监管成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作为外在制度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与内生演化而来的规则互补、金融法律制度的供给是否满足社会需求，这一系列问题亦成为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前提。

第二章就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现状加以阐释。通过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简要论述，引出中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此后对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寻找出如此管制强度之下，民间借贷纠纷泛滥、非法集资行为范围不断扩张的制度原因，进而为变非正式金融“管制”为“法律规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现实原因，也为后文“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规制路径的提出提供法律制度基础。

一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一般都会基于金融稳定、安全的考量，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确定具体的金融法律制度。为此，从1949年至今，我国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态度前后有所变化，从建国初期的提倡私人借贷到此后一段时间的绝对禁止，形成了非正式金融一度基本消失的状态。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而言，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基本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也就成为当时恢复经济的首要选择，这种强制性积累机制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也有所松动，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投资过热现象，以及诸如沈太福、邓斌事件的发生，和1993年-1995年期间大量金融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又适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促成了新一轮金融严管政策。故而，在20世纪90年逐步形成了行政取缔与刑事制裁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制模式，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亦成为非法金融组织。2005年，相关法律制度开始松动，中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36条，同时促进了民间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发展，而2010年有关民间资本36条的出台，更是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决定性的法律基础，从而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有所松动。

现有规制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范多集中于金融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效力位阶比较低，甚至与其他基本法律相抵触。这种将民间借贷限制于自然人间、自然人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排除非金融企业间借贷行为的规定，以及民间借贷利率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规章将其确定为“高利贷”行为，却无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等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憱就了非正式金融管制的低绩效。文章通过规范分析方法阐述了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低绩效与严管制的现状，为第四章论述私人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路径提供逻辑基础。

第三章围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与经验，为后文的论证提供比较分析的基础。本章分为两部分，即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有关非正式金融发展的经验，尤其是法律规制的经验，并且将对中国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启示融合于其中；发展中国家则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经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规制实践以及亚洲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发展为例，为我国小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简要阐述为我国民间职业放贷人的规范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抑或是发展中国家的非洲诸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既重视非正式金融固有的契约治理模式，同时考虑差异化监管，并且非正式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法制的先行。

第四章围绕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新树立、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论证展开。金融监管强调安全、稳健、有效等理念，然而在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过程中，过分强调“管制”，造成自由与效率价值的忽视，甚至是公平的丧失，并不符合非正式金融规制现实需求，更不利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化健康运作，必须重新树立理念价值，客观地认识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法律规制的区别。强调效率理念：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自由理念：赋予公民、企业一定的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公平价值：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保障安全价值：需要适度监管；最终实现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非正式金融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得以发展，除了具有多维度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情况下，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非正式金融的隐性担保机制(缘约文化)、基于长期合作与重复博弈形成的声誉执行机制，抑或是团体贷款中的连带责任(同行压力)，都是以社会资本和声誉价值为基础，其运作机理的关键在于交易者声誉信息的传递，以及对不良声誉惩罚的可置信性。但其受限于特定的社区范围内，无法应对规模化运营，对于超出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的非正式金融，这种私人治理机制的效用不断弱化。同时，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不确定性问题依然会困扰非正式金融的正常发展，再加上长期在法律体系之外运营，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非正式金融而言，缺乏有效的风控机制，这些都对非正式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利，为此，需要来自于第三方的法律治理机制来弥补这些治理空隙，并矫正这些私人治理机制失效的领域。

法律治理机制对于私人治理机制的弥合，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政府公权力的介入，需要有一定的边界，换言之，需要设定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为非正式金融的私人治理与政府监管提供一个可行的平衡点。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上，文中并不赞成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自律性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而是仍以政府监管为主，充分重视自律性监管及非正式金融领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过立法上一定程度地赋予非正式金融法律身份，从而为监管制度的具体构建提供法律基础，否则市场准入、退出及交易活动等监管制度的设计皆为惘然。

第五章探讨司法对非正式金融的保障。尤其是在现有法律规定不加以改变的前提下，对于体制外运营的非正式金融而言，在自身私人治理机制无法解决契约纠纷时，或者已经获取一定的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司法机制也是其最后的保障，同时，司法能动性是回应非正式金融创新的最可行路径。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不仅有助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持续走高问题，同时也可以弥合现有法律制度的粗疏与滞后性以及监管不足的现象。然则，完全依赖于司法规制并不是法律规制的应然之路，非正式金融阳光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尊重其自身固有的特性，更需要立法上予以承认其法律身份，并且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适时护航、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即形成全方位的规制体系。

四、课题的重点和难点

“存在即为合理”，行文伊始，笔者提到非正式金融的广泛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通过二元金融结构的分析、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分析，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者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也是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作用使然，这一系列制度经济学的阐释，为深入分析非正式金融广泛存在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然而，非正式金融长期以来隐蔽经营，甚至是近些年的异化发展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同样不可小觑。无论是从金融脆弱性角度、公共利益角度，抑或是法律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角度而言，更或是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状况而言，都需要对非正式金融加以进一步规制，将其引入规范化发展之路。如何既考虑非正式金融固有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又将法律、监管这些正式的治理机制融入其中，将二者完美的相结合，成为全文考虑的重心。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初步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问题做出回答，即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适度金融监管，伴随以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树、金融监管模式的设定以及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领域路径的探析。具体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内生自发性金融形式，具有多种存在的制度动因，并不会因为政府的严厉打击而减少，近年来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增长、非法集资手段的不断创新及其涉案金额与范围的不断膨胀、非金融企业间变相借贷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已然说明非正式金融的存在绝非是可以通过严刑峻罚来加以压制的，适当地承认其合理性与正当性是规范非正式金融的必要前提。

2.以尊重非正式金融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为基础的法律治理机制，进行适度监管是其法律治理机制的关键，尤其是在非正式金融监管缺位、管制过多的情形下，依照适度监管的理念构建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体制是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加以设定，从而为金融行政监管部门介入到非正式金融领域提供边界，进行适度地监管。

3.进行适度监管，并非是放松监管，而是正视非正式金融的特性，采取区别于正规金融监管的方式。考虑到监管主体的不同、市场自治程度、我国金融业监管传统、非正式金融发展现状等多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政府既要监管非正式金融，同时对相关监管者予以必要的限制，将政府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性监管相结合。目前阶段并不适宜以行业自律性监管为主的模式，毕竟中国的自律性传统还不足以采取这种监管模式，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行业自律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待其发展成熟，参与者的自律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可以考虑政府逐渐退出。为此，本阶段需要建立以政府的监管为主、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为纽带、非正式金融参与者的内控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体系。

4.对于非正式金融监管的各种制度设计，其前提离不开法律对非正式金融的适度承认。而现有非正式金融的立法规定极其不完备，对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的规定过于粗疏，在规制实践中，司法机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法律规范也多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为主，这种法律规制现状无法调整非正式金融异化发展的现实。为此，部分地区通过地方司法“试错”的方式对非正式金融的不断创新加以体现，例如浙江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是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性文件，作为处理非正式金融纠纷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对于这种先行先试，要有一定边界的限制，需要处理好与立法、地方行政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是一个综合规制的体系，既需要立法的确认，同时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维护，以及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从广义上而言，应该是在尊重非正式金融固有特性与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做到事前监测、事中监管、事后保障的全方位的非正式金融规制体系。

本文的研究尚有未尽事宜，譬如对非正式金融具体行为的规制论证，尤其是实证方法的运用，在文章中尚有所欠缺，虽则笔者在近两年多时间里几赴浙江省的温州市、丽水市、宁波慈溪市，江苏省的南通市、无锡市，山西省的临汾市等地市，就民间借贷问题进行调研，但仍囿于调研范围及深度，不能充分就文中相关观点进行论证，也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提出的规制路径是否能够在非正式金融活动中得到完全验证，然而，对于源自于民间的非正式金融，笔者能够确定的是全文是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收集的资料所进行的思考与写作，而且会继续这一本土化的“草根学问”。

五、论文提纲

目录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选题意义

三、非正式金融研究文献述评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非正式金融及其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一、非正式金融概念的厘清

二、非正式金融类型的界定

三、非正式金融的特性分析

第二节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分析

一、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父爱主义”

二、非正式金融：金融抑制政策使然

三、非正式金融：制度动因

四、非正式金融：交易成本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有利于竞争政策优化

六、非正式金融：个人与企业的选择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一、政治学基础：公共利益理论

二、经济学基础：金融脆弱性理论

三、法经济学基础：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准则和制度的供给需求关系.

本章小结

第二章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实需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

规制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

第一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

一、1949-1978年：从提倡私人借贷到绝对禁止

二、1978年-1995年：适度宽松，但仍对非正式金融进行抑制的时期76

三、1995-2004年：非正式金融的严格管制期

四、2005-2010年：虽有限制但法律开始松动

五、2010年至今：进一步放宽非正式金融管制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

一、非正式金融的法律地位

二、对非正式金融采取的管制措施与管制主体

三、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缺陷

一、管制强度高、绩效低

二、金融管制理念的偏差

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体系的不健全

本章小结

第三章境外非正式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第一节发达国家非正式金融发展、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一、美国非正式金融向正式金融的成功转型：社区银行

二、充分尊重合作制本色的合作金融法制典范：德国

三、日本轮转基金组织的成功转型：无尽联合股份公司互助银行一般性商业银行

第二节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实践与启示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

二、小型银行典范：孟加拉格莱珉银行

三、强制替代的代表：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泰国

四、契约治理的典范：台湾

本章小结

第四章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构想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之重树

一、效率：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

二、自由：赋予公民、企业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

三、公平：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

四、安全：适度监管

五、合作：正式规范与民间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

一、契约自由与契约治理

二、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现状

三、非正式金融契约的法律治理机制对私人治理机制的弥补与矫正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的分析

一、监管理论述评

二、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设定中的主要假设条件分析

三、非正式金融监管成本分析

四、非正式金融监管的供给强度边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监管的需求边界分析

第四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设计

一、非正式金融监管模式的选

二、监管权限的设定

三、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的具体设计

第五章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分析

第一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各地民间借贷纠纷、非法集资案件持续走高

二、现行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制度的粗疏与滞后

三、监管有效与无效论下的司法介入

第二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选择--以“先行先试”和司法能动性为视角

一、地方司法“试错“的可能性

二、能动性下的地方司法

三、地方司法与地方行政的良性互动及司法能动性对立法革新的推动

第三节地方司法“试错”边界分析

一、地方司法“先行先试权”的授权合法性

二、地方司法“试错”主体的限定与时间、范围的限制及监督救济

三、司法的能动性不能取代立法

四、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应注意的问题

本章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