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音乐美学的内在含义与音乐艺术实践的关系

伴随着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出现了一门以研究美、美感、创造美和美的规律为主要内容的美学学科。音乐美学作为美学的一部分，是研究音乐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基础理论学科。只有通过对音乐艺术表演的实践研究，才能准确掌握其美学规律，才能更精准地把握艺术本质从而进行音乐艺术表演。

音乐美学的目的是理清音乐艺术的本质和内在规律，重点研究音乐的本质、内容和表现形式，音乐对人的感觉、想象力、情感和理智产生的作用，音乐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以及音乐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音乐美学涵盖面较广，研究内容复杂，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和在自然科学中取得的成果，从而进行对音乐艺术的深刻和精准综合研究与高度概括。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是音乐艺术实践活动，音乐艺术实践活动又是音乐美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通过对音乐艺术实践活动的研究，才能得到音乐艺术的本质，把握音乐美学的精髓。反之，音乐美学史音乐艺术表演的基础，在了解音乐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才可以再艺术表演中自如发挥和创作，不断吸收和创新，以到达将音乐艺术表演发挥到极致。

二、音乐美学研究角度以及对音乐艺术的作用

音乐美学要从四个角度来进行研究，分别是哲学、心理学、广义社会学以及音乐作品自身美学特征这几大角度。哲学这一角度主要需解决的问题是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内容、音乐与现实的关系。这些问题是研究音乐美学的基础，具有本质性，与哲学认识论关系密切。心理学的角度即是研究包括创作者、表演者、欣赏者的心理状态和感受，创作者是出于何种感受创作作品，表演者是如何理解并演奏作品，而欣赏者对音乐艺术作品又产生了何种感情，这些都是这一角度研究的内容。在这一研究中，心理学提供了研究方法，成为理论基础和前提。

广义的社会学角度就是从社会学出发，研究音乐的社会属性、社会功能、社会价值、阶级因素和音乐存在与发展等等社会性一系列问题。音乐作品自身美学即是对音乐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作品要素、作品结构和特性，从这些角度出发来探讨音乐美学。

音乐美学对音乐艺术表演的作用极为重要，因为音乐表演不仅是技术的发挥，更为重要的是对音乐作品内在含义的理解，准确传达艺术精髓是艺术表演的本质。倘若表演者只注重表演技术，而忽略了对作品的感受，没有理解创作者的意图，忽视了作品所要表达感情，那么表演即是空泛的，无法使人产生共鸣。因此音乐美学是音乐艺术表演的核心价值，直接作用于艺术表演，决定艺术表演质量。

三、音乐美学对音乐艺术实践的现实意义

出于音乐美学的重要性，音乐家也将其称之为音乐哲学。它对每一位音乐人士都有极重要影响，无论是在演奏还是在欣赏过程中，音乐美学都有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在表演过程中，以下三点美学原理需要时刻遵循掌握：第一，表演上与原作品统一，再次创作要不得违背原作品本质含义。在表达自己对作品和对音乐美的理解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原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创作者的作品表达意图。第二，音乐演奏风格在历史背景下符合当代精神。在音乐表演时既要注意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又要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用当代的视角来观察历史背景，精准完美的再现音乐作品。第三，艺术表现与表演技巧相结合。单纯炫技却忽略作品本质只会使艺术表演显得空泛，而没有精湛的表演技巧，也就意味着缺少将音乐作品完美演绎的基础条件和表演手段。只有做到以上三点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音乐美感，提高表演技巧，使音乐表演能力愈加精湛。

四、结语

篇2

关键词：文艺社会学；反映论；中介论；文艺价值；文艺消费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247—02

人类文明的最初，是与自然紧密相连的，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来认识自身，进而再反过去理解和解释自然界的事物。但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人们将目光转向人类社会本身，朦胧的审美意识也随之产生，与此同时，激发人类美感的艺术也就诞生了。那么文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文艺的价值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一、从“反映论”到“中介论”

（一）“反映论”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受到柏拉图提出的“艺术世界依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依存于客观理念世界，艺术只能是摹本的摹本”的影响，提出了“摹仿说”，但他摈除了柏拉图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认为艺术比想象的世界更为真实，并非只是摹仿现实世界的外形，还有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这一艺术摹仿自然的理论被古罗马的贺拉斯所接受，他强调艺术应该在生活中寻找真正的范本。

这些思想中已有了文艺社会学的萌芽，一直到19世纪初，文艺社会学得以在斯达尔夫人、丹纳和让—马利·居约手中得到确立，但随后文艺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诸多的变化。

丹纳是实证主义经验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别采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方法，通过社会调查、填写表格、统计数据等具体的手段，对文艺现象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确实认识到了社会对于艺术，是艺术产生发展的源头，但是研究的形式和结果都流于艺术活动、艺术现象表面，艺术与社会之间内在的深层关系却没有的到充分重视。而以法国学者呂西安·戈德曼为代表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旨在遵照作品的形式结构与一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一定的社会集团的思想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视为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

前苏联的艺术社会学，最初是在19世纪中叶，由其国内兴起的历史文化学派将历史主义的内容引入了文艺学，由于受到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将文艺学置于了从属于社会学的地位，将文艺作品视作历史文献、文化实例和个人传记，将文学史等同于社会思想史，忽视了文艺作品审美属性和艺术特点的全部复杂性。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学派所持偏颇的极端发展又导致了庸俗社会学的产生，经济活动对文艺创作的制约作用被看做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艺术家与艺术作品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

这些派别，在他们对于文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往往都只抓住了关系链的两端，简单地将这种关系认定为是线性的机械反映。文艺的本质成为了简单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文艺作品的创作、鉴赏受制于社会生活，他们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文艺本身的审美属性被忽略了，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解释为单向的决定论或线性的因果论，文艺与社会被固定在了两端，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众多中介被忽视，“反映论”观念下的文艺与社会生活，也正是因为忽视了生机勃勃的种种中介，也变得失去活力。

（二）“中介论”

“中介”的概念，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一书中就有过解释“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①。“间接性”在德语里与“中介”是一个词，这里的“间接性”其实就是指此物的存在是以他物为中介，以他物为条件，受他物制约的。列宁的《哲学笔记》中也谈到“一切Vermittelt=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②，这是说整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联系的动态总体，而世界、规律是通过中介联系在一起的。

在文艺社会学发展的阶段中，其实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中介”的地位和所能起到的作用。最早提出在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中间环节”的，是普列汉诺夫，他指出：“绝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必须考虑到中间环级”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承认社会经济基础是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并不会完全掌控艺术的发展，经济基础对于艺术的影响需要通过中间环节来实现，所以艺术并不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在《的基本问题》中，普列汉诺夫还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因素公式”，将社会结构分为五个由低到高的层次“（一）生产力状况；（二）生产关系；（三）社会政治制度；（四）社会心理；（五）社会思想体系”④这五项因素还可以继续分出次一等的因素，因此社会结构的构成因素有多少，影响经济基础与艺术的中间环节就有多少，这些中间环节的范围还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无限扩大。

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传统的“反映论”，“中介论”的理论框架更为科学、系统，它指出了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反映与被反映，决定与被决定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经由一系列复杂的中介建立起来的双向互动的，具有创造性的过程。

二、文艺价值功能与文艺消费

篇3

一、引言

“反身性”原则是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中提出，并作为“强纲领”最后一条理论原则。反身性原则要求对科学的社会学解释必须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提出该原则的初衷是为了保证自己理论的自洽性，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理论的严密性，更是为了确保“强纲领”的普遍适用性。要想使一个理论能够对研究对象具有解释效力，它必须能够解释自身，这也是对称性的一个要求。同时该原则的提出体现了布鲁尔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学家对自己理论的信心。这条原则提出的初衷虽是为了确保“强纲领”具有更强的适用性，但该原则却恰恰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遭到批判的突破口———“反身性问题”。反身性原则提出本是为了维护自身理论的自洽性，增加对其他理论的批判力度，但事与愿违反身性原则造成了自身困境即“反身性问题”。该困境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是无法克服。

二、何谓“反身性问题”

“反身性问题”源于格尔兹称之为“曼海姆悖论”问题即：“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一方面宣称，所有思想、意识不过是一种源于特定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不存在超文化、超主体的绝对知识；而另一方面他又以某种实在论支点作为其知识社会学思想的精要，这便形成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特有的悖论形式。”反身性问题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里表现最为突出因为：当自然科学被视为是一种社会的、利益的建构时，科学知识社会学自身所建构的知识也不可避免地被反诘：你的知识也是社会、利益的产物。因此“反身性内涵的普遍化演变为：在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进行知识生产的主体，其制造的知识是无法超越特定情境下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背景的，因而不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种解释是一种永远无法打破的封闭式循环的悖论。”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立场出发，一切信念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但在劳丹看来（L．Laudan）便意味着“如果任何信念均非理性思考或有见识的评价结果，而仅仅决定于信仰者的社会境况的观点成立……认识社会学家本人的信念也就没有理性而言，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理由要求被接受。”不完全性定理用逻辑方式证明：任何一个符号系统要达到逻辑一致性，其前提就不能由系统自身内在地给出，而只能来自系统之外。例如理性主义的成立前提依赖于判断“我相信理性”，而该判断为真的依据本身也是非理性的；同理相对主义的成立也依赖于它以外的绝对前提“一切都是相对的”。由此可知，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本身都是不完备的，因而陷入到“反身性问题”中。所以任何对反身性原则的批判都无疑成一场自杀行为。而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之间也因为必须面对反身性问题而无法自拔。“反身性问题”带来的难题是自我反驳、自我指涉。自我指涉是指“一个总体的元素、分子或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又指称这个总体本身，或者要通过这个总体来定义或说明”。比如希腊哲学家埃匹门尼德的著名悖论：“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相互指涉的例子：如果埃匹门尼德说的话是真的，因为他是克里特岛人，这句话也适用于他自己，所以他一定是个说谎者，那么这句话就是假的；反之，如果他这句话是假的，同理因为他是克里特岛人，他不是一个说谎者，那么这句话就是真的，所以这句话是一个悖论。“反身性”带来的自我反驳是因为：自我反驳是指任何涉及全面的，可以转化为自指句的陈述都必定会表现出自我反驳性。例如“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这句本身就是绝对的，典型的自我反驳的例子。正如相对主义与社会哲学相同处都是对社会情境和历史条件的着重强调，都坚信所有的命题、论断和理论都是特定社会和历史情境下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强调知识和意义具有社会性和历史特性。而理性主义批判指出：相对主义命题本身就是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也不具有普遍性。因此相对主义必然是自我反驳的理论。反身性原则要求对其他信念的检查也要适用于自身，我们看到把反身性原则运用到相对主义和理性主义时发现：这些理论都有缺陷，都无法达到自圆其说因而陷入到“反身性问题”中来。科学知识社会学一方面要以科学知识作为其研究对象，另一方面这种知识本身又是其进行研究的方法和程序中的一部分。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总是结合在一起，很难将两者分开单独讨论。反身性原则要求对自身检验因而出现如下问题：关于“描述”的描述、关于“观察”的观察、关于“实验”的实验等。反身性问题如同悖论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也束手无策，自我指涉的同时又自我反驳的循环反复，完全违背了布鲁尔提出该原则的初衷。

三、反身性影响

1．负面影响（1）布鲁尔继承了曼海姆学说的传统，把反身性原则列为“强纲领”中最后一个条件。在面对来自各方的批判时，布鲁尔反驳指出反身性原则“不是自我拆台的虚无主”，“当历史学家们认识到他们的学科可能有反身性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对历史学感到忧虑。的确，这正是探讨知识社会学的人应当具有的态度。”“布鲁尔似乎并不真的鼓励对知识社会学进行反身诘问，他的反身性原则不过是一种自信的姿态或‘商品推销术’，用于支持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地位并抵制反对派的攻击。”并且对于强纲领支持者来说，反身性原则并不是要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中实际贯彻的内容，而只是他们表达对自身理论自信的形式。巴恩斯、布鲁尔等也只是原则上接收反身性，保证理论的自洽性；科林斯、平奇等则坚持“反反身性者”；认为反身性会对他们的研究实践产生令人气馁的影响。反身性困境造了科学知识社会内部支持者的分歧。（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支持者由于在实践反身性原则时陷入到自我悖论中，减弱了强纲领的说明性：一方面强纲领主张认识的相对主义；另一方面这种相对主义认识一旦运用反身性原则，就会使得强纲领陷入到“反身性问题”中无法自拔。反身性问题的出现使得强纲领的说服力减弱，成为其他学者批判的突破口。反身性原则提出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和体现自身理论的自洽性，但终究是无法克服理性主义标准下的认识论纲领，最终陷入悖论中。（3）“反身性问题”的出现同样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陷入悖论中。反身性原则要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坚持的信念也要适用于他们的研究对象。他们宣称的各种信念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那么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本身也无法避免被社会建构，由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也是出于相对主义中。何谓社会建构，就是指包含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主张相对主义认识论。坚持认为科学知识跟其他知识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科学知识并无特殊之处；其次，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同时认为自然科学的认识内容只能看成是社会过程的结构，并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否定科学知识是对外部事实的直接反映的观点。由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派坚持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不可避免的陷入反身性原则造成的悖论中，正是这样的悖论，强纲领的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宣称的理论的可信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因此拉图尔这样评价布鲁尔的反身性原则：“在拉图尔看来，布卢尔用社会因素来‘对称地’解释有关自然的信念，这实际上赋予社会比自然更多的实在含义，从而未能“对称地”对待社会和自然。一旦我们用社会来解释自然，这就预设了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超越地位和权威性。由此看来，布卢尔对反身性的诉求失败了，因为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解释实际上未能适用于社会科学，‘社会建构论’未能适用于‘社会建构论’本身。显然，这种反身性诉求很容易要么陷入悖论，要么陷入虚无主义。”2．正面影响反身性原则作为一个范式提出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该原则成为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利器；该原则也构成了推动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演进的基本动力。该原则在批判其他理论、信念的同时也有助于维护自身理论的自洽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对自身理论的自信。具体来讲反身性原则的价值体现如下：（1）认识论层面，反身性原则有助于人们克服对理性能力的自满情绪，认识到理性能力也是有自身的局限。同时人们理性能力的增强并不能表明人们对所处的环境运行规律的把握具有其必然性。启蒙理性一直宣扬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真理观：主张“世界是按照上帝的理性组织起来的”而且是有序的世界；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具有把握世界理性的能力，“发现真理，建构真理和确立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反身性问题造成的悖论是理性主义者们无法克服和解决的，也同时也表明悖论的存在是对理性主义的上述理论的否正。正是这样的否正让人们认识到理性不是万能的，人们对世界的规律和真理的认识不具有必然性带有的阶段性和片面性。理性主义坚持认为存在有绝对的真理，但这样的认识遭到反身性质疑，通过这样的反驳有助于人们提高自身的认识，不在迷信理性的力量。（2）经验层面上，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对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活动的分析作为其分析研究的蓝本，成功的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独到的学术观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观点坚持认为科学知识不是一种对客观事物的直观的反应，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其中有个人情感、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制约。现代的社会学家等各个学科都可以借鉴在研究实践中正确处理反思和自反等关系问题，加强人们对研究过程中的对社会性因素、个人情感等研究，关注人类思维的内在发展进程，注重个人在研究中所渗透的主观因素的影响。（3）应用层面上，可以把反身性原则应用到对各种社会现象比如国家政治结构、社会性别等展开研究，揭示这些现象是如何构成、如何运行的，并因此进一步加强从经验层面上分析理性的人类思维和行为所产生的非理性的甚至反理性的社会后果等。同时在分析人类思维和行为后果的同时，也可以深入到这些社会现象内部更深层次的认识社会本质，利于人们更好的管理政治社会经济生活。

篇4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篇5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篇6

在中学里，美术欣赏课是非考试科目，所以在进入中学的时候学生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思想，不可能花太多的心思在美术欣赏课上，然而也有很多学校迫于升学考试的压力，对美术欣赏课不够重视，总是占用或者取消这类课程，这样使学生更加对美术欣赏课失去了学生兴趣，长久下去也失去了美术欣赏课原本想要体现的意义。然而美术欣赏课作为人文教育的一类，应该更加体现时代的发展与历史相结合的内容。美术欣赏课通过每个时代的历史发展的现状，每个时期的作品了解到当代美术的内容和发展，通过作品反映的时代内容，社会背景都能让同学了解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变迁发展。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产生的，它包含着整个时代的烙印和过程。

美术欣赏课上所展现的是一种心理活动而这种心理活动是视觉上的，从眼睛观看到对画的直观感受开始，通过知觉与其他感觉共同得到的感情和意识的过程。从一个方面来说，美术欣赏中就包括了“美术鉴赏”这个方面，就是从历史学、美学、哲学、美术学、社会学等角度对美术作品的表现方法、艺术创作的技巧、思想内容、精神文化价值等这个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和评论后，所作出的价值判断。美术欣赏课教学是中学美术教育的基本课程之一，它也是提高学生美术素质和审美能力的重要方法。通过欣赏艺术家的作品，同学们可以了解到艺术家怎样用作品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美术欣赏课的学习，能使学生感知到美术作品里体现的感情，思想和精神，并通过自己感知到的审美眼光和感官上的体会去欣赏、审视自己的生活形象，提升了美术素养，提高了审美能力，通过体会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美术发展历史和概念，能了解到美术中的各个流派不同的艺术风格。可以运用美术的基本知识，理论和创作技巧以及一些创作手法，去分析，欣赏这幅作品，学会评价这幅美术作品的方式方法，提高对艺术欣赏的能力，慢慢的形成完善的审美能力，并且拥有自己的审美观念，且可以尊重他人的审美判断。并且对艺术表现的能力和作品创作提高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要用好的艺术作品和生活中多姿多彩的美的形象去感染激励学生，这样才能使学生的评价和欣赏美术作品的能力得到提高。王朝闻先生曾说：“没有想象就没有创作，没有想象也就没有艺术欣赏。”想象和审美的关系犹如航船和航线那样密切。美术教育应该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的发展，使他们成为有想法，有个性，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的人，这样才能不断的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

美术欣赏课中，告诉学生用自己的视觉感官和感知情感去体会优秀的作品，获得审美上的感受，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学生是爱美的，而且对所有美的事物和物质有自己的感受，美术欣赏课就应该从学生对作品的直觉，视觉，感知，感受入手，启发学生思维参与和作品欣赏，着重体会对作品的主观感受，在美术欣赏课的过程中把观察，欣赏，评价，讨论等相互结合。

通过对作品欣赏、吸收优先作品的精神和认识创作出自己的作品，中学阶段，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抽象想象能力，都有了一定的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有了一定的判断能力，对发展创造力也有了一些基础。从涂鸦过渡到写实，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社会的认知与深入的了解，对作品的精神和内在的理解，学生对创作自己的作品也有了新的想法和深刻的认识。

“美术欣赏课是学校美育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式，这个课程还具有人文教育的性质，也是九年义务教育的必修的艺术课程，在素质教育中起着很大的无法替代的作用”在这个人文教育逐渐退后的时代。我们更渴望人文学科的兴盛。作为属于人文学科的一门学科，在教育中更应该注重学生的人文精神教育。使学生具有“真、善、美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和价值观念”。才能使学生的精神追求有更高的品味。

篇7

Abstract： Weber is an encyclopedic scholar. With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eber's works by Parsons， there are three

"Weber hot" waves.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Weber hot" through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nd religious sociology. In the study of "Weber hot"， compliment is more than criticism. At 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ber's proposi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problem is a possible new discourse system. Weber research involves many fields and "Weber hot" has become a system. This study is only a perspective analysis. In the "Weber hot" study， there are more analytical dimensions.

关键词： 韦伯；韦伯热；社会科学方法论；宗教社会学

Key words： Weber；Weber hot；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religious sociology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24-0281-03

0 引言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一生致力于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多种问题的学术研究。同时，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著述。他在社会学界声名显赫，与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并称为经典社会学三大家。同时，他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

韦伯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不但通晓多个国家语言，而且著述涉及各个研究领域。正如科塞说评价的那样，“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对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东方社会的历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当然，他专心研读过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学论著，就连那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为他所熟悉。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中的一个。”[1]韦伯开创的“理解社会学”使其分析和认识的深度达到了绝对深刻。也就是说，他不仅在学术的广度这个面上具有百科全书性，在认知的深度上也是其他学者所不能企及的。所以，科塞又评价道：“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介入许多事物，从斗争脱身时常常身上带伤，有时甚至被打垮。但是他带来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深刻了解，这对下几代的学者和政治家来说是一份丰富的财宝。他对社会行动中的磨难、悲剧以及偶尔的成果和超脱的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的科学和艺术的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2]。

自韦伯作品被帕森斯翻译成英文以来，韦伯便开始为英语世界学者广为关注。随后全球掀起了一层又一层研究韦伯的“热潮”，甚至，韦伯在学术研究中已经成了绕不开的人物。即使在今天，韦伯仍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很多人常常发问：为何动辄韦伯，为何开口就马克思・韦伯？可以说，韦伯作品震撼力如此之强，以至于在国际学术界经久不衰。“韦伯热”起于何时？就社会学角度而言，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基本维度研究“韦伯热”？“韦伯热”的背后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1 “韦伯热”的基本维度

1.1 “韦伯热”的三个阶段

韦伯的学术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经由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的翻译和介绍进入美国，也就进入了英语世界。这构成了后来各地兴起“韦伯热”的渊源。此前，韦伯很少为英语世界的学者所了解，甚至在“二战”之前，韦伯的影响也不甚大，其学术影响也是有限的。

按照苏国勋的归纳，“韦伯热”包括三个历史阶段。除了帕森斯将韦伯的思想引入美国后掀起的第一波“韦伯热”外，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韦伯热”反馈回德国，于70至80年代出现的“韦伯复兴”热潮――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科学界出现的一场旨在恢复韦伯思想本来面目、深入阐发其学说精义的潮流，其重点一直是纠正帕森斯对韦伯的曲解和附会，重构韦伯作为一名德国学者的思想肖像；其二是深入阐发韦伯[3]。在此意义而言，没有帕森斯，包括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韦伯的“帕森斯化”，也就不会有“韦伯热”，至少“韦伯热”将会以另一种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需要，西方的学术作品开始被引进翻译成中文。而当韦伯作品翻译进中国之始，社会学界即掀起了“韦伯热”。 苏国勋认为，韦伯的思想正是随着社会学的恢复开始在中国学术界传播开来的。1987 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北京由三联书店出版问世，韦伯的学术思想才开始为中国读者所了解。随着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韦伯研究热潮开始东渐[4]。这是“韦伯热”的第三种形态。

1.2 “韦伯热”的基本维度

“韦伯热”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现象，而是几乎遍及全球、发生于多个学科领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正如韦伯研究专家苏国勋所阐述的那样，“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韦伯热’出现于不同的国度和地区，各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不好一概而论”[5]。笔者认为，韦伯的社会研究方法论和宗教社会学可以作为解读“韦伯热”的两个基本维度。

1.2.1 研究方法论

韦伯将他的社会学称为“理解社会学”――“社会学（这个使用上含义十分模糊的词在这里所理解的意义上）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6]。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在其理解社会学基础上阐发的。在韦伯看来，文化科学的对象是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或实在，文化科学的目的是认识这种实在的独特性。他的方法论就是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原则和手段的讨论构成的。

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可以浓缩为三篇论文：《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和《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7]。韦伯方法论的精髓基本上都在这三篇精炼的论文中体现出来。首先是作为概念工具的“理想类型”。我们知道，理想类型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其提出的初衷是为了作为与自然主义相对立而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而提出来的。“韦伯认为没有一种科学系统能够重视全部具体现实，也没有任何概念工具能完全顾及到无限多样的具体现象。全部科学都包含抽象，也包含选择。然而社会科学家在挑选概念工具时很容易落入一种困境。如果他的概念具有很高的概括性，他就容易丢掉现象的特征。相反，如果他使用历史学家的传统概念，把现象孤立化、特殊化，他就无法把这一现象同相关现象进行比较。理想类型这一概念就是要避免落入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8]。后来，“理想类型”几乎成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界的分析模型而被世界各国学者广泛应用。韦伯还通过理想类型这个分析工具、将社会行动分为目的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情感的行动和传统的行动[9]，将统治的类型划分为合理的统治、传统的统治和魅力型统治[10]。其次，是提出了价值中立或曰价值无涉与和价值相关原则。这两大原则至今仍被学界广泛讨论。

1.2.2 宗教社会学

韦伯一生都处于学术创作中。在某种意义上，韦伯的“著述等身”来源于其从不间断的学术思考。也许正是这种不间断的思考使其能够跨越不同的学科研究不同国家进而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比较研究。比如，1912年，他由“为什么只有西方有和声音乐”这一问题出发，第一次开始考虑更一般的“为什么只有西方才具有一种独特的理性主义” 这一支配其后期学术思考的中心问题，开始走向西方与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较研究。韦伯对新教伦理以及后来对中国宗教、印度宗教以及未完稿的伊斯兰教的研究构成了其宗教社会学的基础。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韦伯热”的内核。而韦伯对中国儒教和道教的研究则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亚洲掀起“韦伯热”的基本内容。

在韦伯论述新教伦理之前，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已为学界广泛熟悉，并表现出了强大的学术生命力。但是，韦伯还是另辟蹊径从与马克思分析基础完全相反的视角做了分析和研究。韦伯是通过精神因素（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相对应）研究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发生在欧美，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在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西方发展出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随着数量上的增长）还发展出了在其他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11]。他通过比较福格和富兰克林的话语体系认为，福格的话表现的是商人的大胆和在道德上不具褒贬色彩的个人嗜好，后者则是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而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即后一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亦即近代资本主义精神[12]。“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3]。他认为，新教伦理所体现出来的“禁欲观”和“职业感”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内在动力。可以说，致力于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主要是通过宗教的视角分析）与该民族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可以看作韦伯后期学术研究的基本旨趣。这在学术界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和广泛的争鸣。

韦伯对中国宗教和道教的研究则构成了“精神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作用”的后续研究。韦伯比较了中国的儒教与道教，他认为，儒教纯粹是世俗内部的（innerweltlich）一种俗人道德（Laiensittlichkeit）。与佛教形式更加鲜明对比的是，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世俗及其秩序和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14]。儒教所关注的只是此世的事物[15]。与清教徒相比，中国的，无论是在官方的国家祭奠方面，还是在道教这方面，都没有像清教那样为个人以宗教为取向的生活方式提供足够强烈的动机[16]。清教伦理在对待尘世事物的态度方面，与儒教的伦理形成强烈的对照。如果说儒教对世上的万物采取一种随和（unbefangen）态度的话，那么清教伦理则与“世界”处在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17]。而清教主义代表一种与儒教截然相反地理性地对待世界的类型[18]。“除了渴望摆脱无教养的野蛮之外，儒教徒不企求任何“救赎”。他期待着此世的长寿、健康和财富以及死后的声名不朽，并把这些视为对德行的报答。儒教不仅不奉行禁欲、冥思、苦行与遁世，而且还把它们视为像雄蜂一样的寄生虫。”[19]。这构成了中国没有产生资木主义的客观原因。韦伯在论述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必不可少的“伦理”特质后说，“这种无情的、宗教上系统化的、任何理性化禁欲主义所特有的、‘生活于’此世但并不‘依赖于’此世的功利主义，有助于创造优越的理性的才智，以及随之而来的职业人的‘精神’，而这种才智与精神，儒教始终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儒教适应现世的生活方式虽是理性的，但是由外到内地被决定的，而清教的生活方式却是由内到外地被决定的。这种对比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光是与‘营利欲’及对财富的重视相结合的冷静与节约，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出以现代经济的职业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的。”[20]。

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韦伯和马克思的分析路径恰恰是相对的。但是，学术上的分歧并不代表韦伯对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否定。事实上，韦伯是非常肯定马克思的。包姆加凳在《马克思・韦伯：行动角色》一书中曾援引韦伯对其慕尼黑的一个学生所说的话：“判断一个当代学者，首先是当代哲学家，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待你才和马克思的态度就够了。凡是不承认没有这两个人所作的贡献就没有他们自己的大部分成就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在其中从事学术活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马克思和尼采开创的。”[21]

2 “韦伯热”的背后

2.1 对“韦伯热”的简单述评

韦伯的思想是一个体系，通过肢解的方式将一个系统的研究体系分开往往会断章取义。但韦伯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可以“单门独户”的――事实上，英语世界和汉语世界对韦伯的理解都是通过由部分到整体的方式，通过韦伯的各个专门问题的翻译和研究进而达到对整个韦伯的认识的。这也是韦伯的学术著述与众不同之处之一。

在“韦伯热”的研究中，对韦伯学术的毕恭毕敬偏多，但对韦伯的批判少之又少。任何一种学术观点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不可能毫无破绽。如果不管具体的时空环境，只是生搬硬套韦伯的观点，那么既是对学术的不负责任，也是对“韦伯”的曲解。事实上，因为特定的时空背景，韦伯的学术见解中也是有瑕疵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说明了传统的儒教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甚至很多学者呼吁，应该挖掘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而促进中国等东亚国家经济的发展。

2.2 韦伯命题与环境问题――一个新的话语体系

韦伯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这一术语，但是韦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解释，则是现代化理论的发轫，为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研究不可缺少的理论资源。“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回答方式，被中国学界称为韦伯命题“韦伯命题”[22]。

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新教教义的世俗版本[23]。而清教徒的“天职观”事实上在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提供了精神动力。事实上，这也构成了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的跑步机”（treadmill of production）和“消费的跑步机”（treadmill of consumption）的根源[24]。所以，韦伯命题和当前环境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似乎又构成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

3 结论和讨论

韦伯的学术研究涉及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法律、宗教、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可以说被不同领域的人同时奉为“经典作家”。而且，仿佛韦伯的任何讲演都会对学术产生很大的影响。

即使在社会学领域，韦伯的研究除了本研究涉及的宗教社会学以外，韦伯关于法律社会学、统治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现在似乎都已经成为经典。所以，“韦伯热”也不是韦伯在某一个学科或某一领域的“热”，在某种程度上“韦伯热”已经如同其学术研究那样，形成了一个体系。而本文仅仅是就社会学领域的“韦伯热”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探讨。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对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宗教社会学两个方面进行侧重分析，力图通过这两个基本的维度对“韦伯热”进行学术分析和研究。而要深入和全面地理解韦伯，深刻地阐释“韦伯热”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而就目前学术界对韦伯的研究兴趣而言，可以预言的是，“韦伯热”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下去。届时，“韦伯热”会有更多的维度。

参考文献：

[1][2][8][21]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下的思想[M].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4] 苏国勋，马克斯・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J]. 社会，2007（5）.

[5]苏国勋.“韦伯热“及其三种形态[R].中华读书报，1998-4-15.

[6][9][10]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7]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1]-[13]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刚，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4]-[20] 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2]尹红群.韦伯命题与中国现代化研究[J]. 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篇8

关键词:法律解释;司法裁判;思维方法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215-01

1 法律解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法律解释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既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又是保障法律活力和促进法律发展的重要方法。法律解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法律是抽象概括的,而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只有对法律做出理解和解释,才能将法律适用到具体案件当中;

(2)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中有对法律进行解释,才能使法律适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

(3)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决定了任何制定法都是有局限性的,只有通过解释,法律才能趋于完善。

总之,法律非解释不能适用。这种结论不仅得到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证明,而且在法学界已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法学家德沃金认为:“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政治家汉密尔顿等人认为:“法律如果没有法院来阐明和界定其真正含义和实际操作,就是一纸空文”;哲学家伽德尔认为:“法律不是摆在这儿供历史性的理解,而是要通过被解释变得具体有效”;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也认为:“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事实上,法律解释活动是法官日常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作为法官应该掌握的一门基本方法和技巧。法律解释不仅直接决定了被告人的命运,还直接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因此,无论是对于诉讼活动中的当事人,还是公诉人,法律解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法律解释体现公平、公正与正义,其运用的解释方法就非常重要。

2 法律解释的思维方法

关于法律解释的方法,在理论上依据不同的标准可有多种分类方法。比较常见的有,将法律解释方法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两大类,其中又可细分若干小类,例如文义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系统解释、历史解释等十几种方法。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提出法律解释有四个基本要素,即语法要素、逻辑要素、历史要素和体系化要素。萨维尼认为:“不能根据自己品位和喜好来选择四种不同的类型的解释;必须将这些不同的行为统一起来,解释才能奏效。不过,有时是这种解释的地位突出,有时则是另一种解释,只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这个方向不能变。”萨维尼所说的法律解释四个基本要素,实际上是指法律解释的四种方法。结合萨维尼的观点,我们认为,法官解释法律的思维方法可以有如下几种:

(1)语言学方法。“语言直接构成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生活在自已的语言之中,人类的世界将从语言开始。”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离不开语言学的基本知识,需要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理解和解释法律。运用语言方法解释法律,采用的具体方法主要有:(1)语义分析方法。语义分析,就是采用语言的构成要素来分析来理解语言真实含义的一种方法。(2)语法分析方法。语法分析,就是根据语法逻辑、标点符号的运用规则、单句和复句的类型以及各分句之间间逻辑关系,来分析法律条文的应有含义和意义。(3)语境分析方法。语境分析,是指在使用语言中确定语言的含义和意义离不开对语言具体交际环境的分析,亦即语言分析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分析语境的问题。由此表明,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官只有法律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掌握语言知识,学习和了解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原理,熟练掌握和运用语言技巧与方法,来表达和理解法律和法律问题,以满足司法裁判工作的实际需要。

(2)社会学方法。法律是以社会为调整对象的,并以为整个社会服务作为基本宗旨,故任何法律解释不能脱离社会实际,使法律与社会之间造成隔阂。由此,法律解释离不开社会学方法的应用与支持。社会学方法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是社会法学对法学的重要贡献。应用社会学方法对法律进行解释,大致分为如下步骤:先是对每一种解释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预测;再确定社会统制目的,并以此目的来衡量各种解释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看何种解释更符合社会目的;然后将更为符合社会目的的法律解释作为裁判依据。运用社会学方法对法律进行解释,偏重于社会效果的预测和社会目的的考量,因而能使司法裁判贴近社会生活,并取得比较好的社会效果。

(3)历史学方法。历史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是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对德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影响巨大。利用历史学方法对法律进行解释,其目的在于力图从法律规定产生时的历史背景中确定规范要求的内容和规范目的,亦即重建立法者赋予法律规范的意义和目的,因此该解释方法可以作为限制解释和法律续造的工具。历史学方法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意味着将历史、社会和法律这些要素联系起来,无疑有利于对法律文本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解读,因而是法律解释的一项重要方法。“人类用不同的方式创造历史和社会,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它,其中法律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创造力量和解释方式这一。”反过来讲,利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来解读法律亦是同样道理。

(4)系统论方法。系统论是从系统的着眼点或角度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的,它强调看问题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它在自然科学、数学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都有应用。系统科学方法的应用,是指将需要解释的法律条文与其他法律条文、整个法律制度或整个法律体系联系起来,从该法律条文与它们的关系、在所属法律体系以及有关法律规范和该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入手,系统全面地分析该法律条文的含义和意义 ,以防断章取义,孤立、片面地理解法律条文。正如萨维尼所言,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是一个统一体,亦即是一个法律系统。故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离不开系统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将法律文本置于整个法律系统进行理解和把握,从而能够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

(5)目的论方法。19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在他的《法的目的》一书中指出,目的是整个法律的创造者,法律乃是人类意志的产物,有一定的目的,受目的的支配,与自然法则以因果关系为基础,有其必然的因果关系截然不同。故解释法律应先了解法律意欲实现何种目的,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来解释法律,从而方能得其要领。人类是有意识的产物,故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立地活动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司法裁判活动亦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为使两种活动的目的性相一致,需要法官尽量探求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并根据该目的来解释和适用法律,从而保证法律秩序的稳定。因此,目的论方法亦是法官解释法律的重要思维方法。但是,法官对法律的探求是一种有思考的服从,而不是盲从依据立法目的来解读法律,因为随着条件的变化,法律的含义和目的也会发生变化。法官的职责不仅仅在于适用法律,而且在于通过解释法律的含义来发展法律,使其适应时展的需要。

篇9

【关键词】音乐 音乐教育 学科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24-0010-02

音乐是科学的，也是人文的。音乐的科学化，缘于古人对宇宙万物本源的思考。其中，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音乐的和谐就是数的和谐（弦长比）的观点，在乐器制造和音乐的音高、节奏、形式等方面对音乐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为现代声学奠定了基础”。①中外一些相关理论研究与实验证明，音乐能促进人的智力发展，从小接受音乐教育对儿童的成长有着积极的作用。接受过音乐教育的儿童，其创造性能力得到了培养，专注能力也得到了训练，学习成绩也得到了提高。汉斯・昆特・巴斯蒂安博士提出――“音乐使人聪敏”，学习音乐不仅可以帮助儿童的智力和品德得到发展，而且还可以提高儿童的音乐文化素质和审美能力，接受并创造音乐文明，进而使情操得到陶冶，人格得以完善。音乐最能够展示孩子的天性，并且也会对他们的个性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音乐在智力开发、陶冶情操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必须重视幼儿音乐教育，努力探索和改进有助于提高幼儿智力的音乐教育方法和手段，积极开发幼儿智力潜能。

关于音乐教育对学生智力发展的影响、音乐教育与其他学科学习成绩的关系等问题，国外的研究与实验比较多。例如：德国的汉斯・昆特・巴斯蒂安博士以《音乐和它的作用》为题的一项长期科研项目的研究报告来说明“音乐使人聪敏，音乐可以增强人的社交能力，音乐使人具有创造性，音乐使人更自信”等；日本的铃木先生通过长期音乐教学得出――“超常才能儿童是能够在7岁之前显示出来的”结论。②

在《终身学习、全面发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报告书里，说明了重视艺术教育的原因及其社会背景：“在21世纪，我们的教育必须发掘及培养个人的创造力。发展创意有许多办法，艺术教育是其中最有效的。透过艺术教育，年轻一代可以在成长过程中建立开放、灵活、创新、审美以及相关的价值观等特质。这些都是建立创造元素，必须在学校、工作间以及生活环境中受到重视。”

作为科学、艺术和人文的统一，音乐教育日益被强调作为一门科学去研究学习，这显然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发展了音乐教育，使它和诸多学科，如教育学、心理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等的联系日益加强，这无疑促进了音乐教育的发展；弊端在于忽视了音乐教育的艺术属性和活生生的音乐本身。音乐教育不同于其他自然学科的教育，主要并不是通过机械地训练技术和一味地灌输知识，而是通过学生自己的音乐实践，潜心地倾诉好的音乐、个别地和集体地唱和弹奏好的音乐，并综合音乐、语言、动作、舞蹈、游戏等各种因素，来掌握技术和知识。音乐对人们的教化，也远远不止于道德方面，更不局限于音乐，而对于整个人的形成和素质都有莫大的功能。

艺术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载体，同广泛的文化领域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这是艺术与其他学科相融合的基础。

音乐教育过程中，很容易发现数学的存在，从学习音乐起，起初认识的五线谱，五条线与四个间，从乐曲开头的拍号，四分之三拍、八分之三拍，再到一拍一个音，一拍四个音等等，无处不与数学计算有关，数学在音乐中完美演绎着自己。通过音乐教育对数学有足够的领悟力和活跃性。数学学科是一门思维活跃的学科，学好数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可以通过音乐教育学习的人，从刚开始学习数节拍，再到识谱及音值的区分，这样把音乐与数学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学习音乐的人有机会去领悟和运用数学。所以学习音乐对数学有足够的领悟力和活跃性。通过学习视唱练耳时，联系视唱通常把谱子原调进行移调，如G大调转换为A大调（见谱例1、2），向上一个大二度，通过函数和统计列表，这看上去就方便多了。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学好文化课，业余时间越来越少，不妨在学习乐器时，让音乐注入数学学习当中，说不定可以将自己的数学学习生活装扮得多姿多彩，学习过程更加得心应手。

艺术与语言也是相互支持、相互结合的，语言可以表达艺术的感受和理解，艺术可以描绘语言的内容，美妙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的一种语言。拿音乐来说，它与文学关系密切，音乐教学可与语文教学（诗词、戏剧段落等）沟通；音值、节奏等内容可与数学中的数量概念综合讲解；节奏与自然界现象、与人的生理现象以及人的运动方式有关，教学时可与自然常识课沟通；体育课的广播操、韵律操等与音乐节奏感、韵律感的联系很紧，也能够有效结合；某些音乐与特定的民族、地理、历史条件、语言语音特点、生活习俗、文体交流等有着密切联系，故音乐课与历史课、地理课的结合也并不困难。

随着音乐教育的改革，人们也在不断反省以往音乐教学存在着什么样的突出问题以及问题的症结所在。现实中音乐教学的专业化倾向，片面强调专业技能训练，在一定程度上把音乐教学等同于技能技巧的传授与掌握，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作为人文课程的音乐的人文性、文化性严重丧失。美国音乐心理学家穆塞尔曾提出，音乐教学在两个意义上必须注意相互的关系，即内部的相互一致，和学校工作的其他方面建立起自然的联系。对于内部的相互一致问题，穆塞尔解释说，像欣赏课就必须同其他音乐教学工作结合起来，应把它渗透到一切音乐创作和演出计划里去；而声乐和器乐的教学工作必须融合成一个密切而有效的统一体。

从历史角度分析，音乐曲目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能向人们提供更深刻的认识，而且能够拓展对音乐的理解。为了增加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学生要研究作曲家的生平，研究作品起到了哪些作用，讨论作品产生的背景，思考并撰写有关作品的作文，研究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怎样变化的。教师鼓励学生将所学作品与其他同期历史背景下的作品相比，同时也鼓励他们从地区性、全国性和世界音乐史的角度来学习乐曲。通过对音乐的认识，了解音乐的目的及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和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学生能够掌握知识，并对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

注 释

①〔美〕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顾连理、张洪岛、杨燕迪、汤亚汀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2

②李芳.音乐教育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以呼和浩特市区两所小学学生中的抽样调查为例[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

篇10

关键词：人格；健全人格；历史教学

健全人格的培养是教育永恒的主题。所谓健全人格，即个体在行为中经常表现出来的适应环境和协调社会的能力，敢于抗挫善于自我调控的意志品格，勇丁创新的开拓精神和塌实稳重的工作作风，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等优良的人格特征。

历史教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在文化基础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具有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功能。在当前进行的课程改革中，历史教育应该凸现公民教育、人格教育的宗旨，树立历史教育的人格本位，在立足本学科教育阵地的基础上，发挥其人格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帮助学生在完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促使他们健全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本文仅从历史教育教学这一侧面，谈点粗浅认识。

一，结合历史知识教学，加强对学生的人格熏陶

通过对职业学校低成就生的调查分析，发现问题生是职校低成就生的主体。问题生是指在心理素质特别是在思想认识和意志品格上有不良障碍的学生。他们学习成绩落后的原因不是智力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是人格上的缺陷造成学习的障碍，所以进行人格教育显然意义重大。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优良人格的重要特征，是推动学生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精神动力。通过“三观”教育教学生学会做人。首先，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将爱国主义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在教学始终。如通过向学生介绍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信心；向学生介绍近现代史知识让学生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向学生介绍家乡的历史等，让学生产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其次，在教学中还要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使他们懂得什麽是美，什麽是丑。如介绍孙膑、司马迁、李白、鉴真等人事迹，帮助学生养成为追求真理矢志不移的顽强意志，介绍顾炎武、霍去病、文天祥、、夏明翰等人事迹，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介绍哥伦布、麦哲伦等人事迹，培养学生克服困难、勇于探索的品质。还有，在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现代人意识，向学生灌输现代人所应具有的科技、法治、开拓、竞争、环保等意识。如讲述西晋的少数民族内迁、北魏孝文帝迁都时，可以补充说明导致这些事件出现的环境、气候等原因；讲大运河的开凿可介绍大运河的今昔；讲三次产业革命，注重介绍三次产业革命都是科技革命的结果，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等等，通过这些具体史实的讲述来增强学生的现代人意识。也利于拓宽学生思维的广度，加深思维的深度。

二、改革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建塑优良人格

优良的人格，需要反复地磨炼、修正和健全。在历史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认知结构、年龄层次、心理特点，改革教学方法，加强对学生的人格建塑。

1.培养兴趣，调动学生学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兴趣是成功的动力和源泉。诱导“参与”是一种真正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教学方法。它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深入到历史活动中，唤起对历史内容本身的亲近感，激发探究历史的兴趣。如讲授的杰出人物谭祠同时，诱导：在顽固派发动时，他为什麽不听人们劝告出走日本，却留下来英勇赴死?假如你是他，你会怎样抉择?学生非常活跃，他们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各抒己见。这样极大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收到了较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了他们的综合思维能力，有利于学生独立人格的养成和发展。

2.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就是正视学生中存在的智力差异、心理差异、人格差异等客观事实，并根据差异来确定教法和制定教学目标，以求让每个学生都找到适合自己才能发展的独特领域，树立起学生对自己的信心。教师要潜心钻研教材，了解学生特点，从学生实际出发确定教学目标。在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的教育机智，细心呵护学生心理，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对他们的点滴进步要及时地予以表扬和鼓励，让他们不断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和快乐，逐步消除自卑等心理。

3.要鼓励竞争，培养学生勇为人先的优良品格。竞争意识是克服人格缺陷的一剂良药，是推动个体战胜自我、超越他人的精神动力。在历史教学中，可以适当组织历史知识抢答赛、历史小论文评比、开展专项历史资料的收集、展览、评比活动，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和兴趣，调动他们积极向上、勇为人先的内在能动性，帮助学生形成敢于拼搏的人格品质，以推动他们人格的不断完善。

三、提高教师素质，展示人格魅力。

教育界有句名言“身教重于言传”但是要明白，教师如果没有人格力量，不能率先垂范，事实上也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身教。作为教师，如何健全完善自己高尚的人格?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那么当代历史教师应该具备哪些必备素质?一，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历史教师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热爱学生。二，要有扎实的教育理论及专业素质。除了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具备较强的自学能力和问题判断能力、良好的心理素质等。最后，还要有很强的科研创新素质。教育的发展日新月异，也给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当今历史教师还要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教育科研能力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四、构建评价体系，促进人格养成。

历史学科是一门人文性很强的社会学科，应该把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作为主要教学目标也就是主要评价目标加以落实，　评价的内容、标准、方法要体现多元化、多样化、科学化、规范化。在评价学生时既要看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看学生的道德品质、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个性与情感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等。可通过行为观察、情景测验以及考试、辩论、表演、等灵活多样、开放动态的测评方式客观、全面、准确地评价学生。而不仅仅以学习成绩的好坏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有利于历史学科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要，从而推动整个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陈敬朴著《基础教育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朱慕菊主编《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