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阶段划分标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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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业;可持续发展;阶段划分

一、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

林业系统是一个生态经济复合系统, 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演变的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发展”和连续的克服“不可持续”问题相结合的过程,要寻找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就不得不对“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作一简要分析。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依据是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理论。经济学从生产力的角度, 以社会生产的不同技术形式为依据,将社会发展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加上后来的信息时代,实际上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时代。西方经济学家从发展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角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进行了侧重于生产力标准方面的划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划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他吸收了各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从生产力发展史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20世纪80 年代后西方经济学家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从信息经济学或知识经济的角度,依据经济的目标及制约因素的不同来划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和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社会三个阶段,以后又增加了后农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两个转变时期。我国学者根据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按生产力水平划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为五个阶段:农业经济社会阶段、向工业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工业经济社会阶段、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知识经济社会阶段。

二、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理论构想

《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依据历次国际林业大会主题,将世界林业发展进程分为五个阶段:森林原始利用阶段、木材过度利用阶段、森林资源恢复发展阶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阶段和可持续林业发展阶段。《中国现代林业》对世界林业发展依据森林资源的消长状况,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森林经营方式,森林利用情况等六方面,将世界林业发展阶段分为:森林原始利用、森林工业利用和现代林业3 个阶段。根据社会历史阶段、人类需求、森林经营利用等方面,把中国林业划分为4个发展阶段,即狩猎林业、农耕林业、工业化林业、走向可持续林业。将现代林业建设划分为过渡阶段和提高阶段两个发展阶段。如果把林业发展的5 个阶段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5 个阶段作对应比较,森林原始利用阶段较好的相对应农业经济社会前期阶段,木材过度利用阶段较好的对应于农业经济社会中后期阶段和向工业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森林恢复发展阶段较好的对应于工业经济社会阶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阶段则较好的对应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可持续林业发展阶段相对应于知识经济社会阶段。对应划分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发展过程是渐变的,不同阶段的边界是模糊的,里面会有交叉和重叠,但大致是吻合的。这样把林业发展的阶段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相对应起来,阶段的划分有了理论依据。纵观林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献资料, 对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综合评价研究一般是按照综合评价的指标值,给可持续发展划分等级,对林业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研究极少。不管林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系统特点如何,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借鉴我国著名学者马传栋对煤炭、农林及上海市区域可持续发展阶段的研究,把林业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过渡划分为四个阶段:不可持续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过渡阶段、初步可持续发展阶段、较高可持续发展阶段。这一划分与我国林业将可持续发展一般分为极不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发展、弱可持续发展、中可持续发展和强可持续发展5 类状态基本是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理想境界和状态, 是一种发展的动态过程,它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只能逐步地接近它,而不能完全达到它,因此4 个阶段的划分更具合理性。

三、发展中国有林场或国乡(群)联营林场遇到的问题

1.国有林场及森林苗圃或国有垦殖场改制后,用于置换职工身份而归个人经营的山林,其林地所有权仍归国有不变,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按合同约定处理。但属国乡(群)联营的山场不得用于置换职工身份。

2.国有林场(圃)改制后,将山场划归所在地的乡或村集体经营管理的,其林地所有权归国有不变,其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按县人民政府规定的予以规定,或补充完善落实。

3.国有林场联营山场中有农户的自留山、责任山,在联营合同到期之前,应保持稳定,不能单方面终止合同。林改后,如果林场与农户分成比例中,农户所得偏低,可以通过协商,适当提高农户所得分成比例,补签联营合同。若林改前是以集体与林场签订的合同,参照上述办法解决。

4.在林业“三定”时和以后的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中,对于时期,赠送或划定给国有林场或社(乡)办林场的山场权属问题,本着尊重历史和面对现实经营状况的原则,绝大多数的山林权属已经得到了明确定权和由县政府发证。个别遗留的一些权属有争议的山场,只要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能出示当时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或赠送书,并经政府机关签章批准,同时自赠送或划定以来,一直由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经营管理的,其山林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归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所有不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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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人民出版社,2002:137-175.

[2]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

组. 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

论 [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2:

29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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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陕西省；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竞争；耦合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2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

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是指旅游景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集聚程度与聚集状态，它体现了旅游景区及旅游活动的空间属性和相互关系，是旅游景区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反映了旅游景区的区位特点、地域空间中的相互关系及质量、数量组合关系。

（二）区域旅游景区竞争

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竞争即某一区域内或区域间（主要以行政区划为主）旅游景区在对空间市场、空间资源竞争的行为。

（三）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与竞争耦合

区域旅游开发具有时间阶段性特点，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规律与竞争内容沿时空两轴分别联系，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对应性即两者的耦合。

二、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与竞争的耦合

（一）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变与竞争纵向（时间）耦合分析

从各地的发展过程和情况来看，旅游景区发展阶段与之对应三个旅游持续发展过程：最初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本文以这三个阶段为时间轴，分别研究每个阶段区域景区空间结构的特征和竞争内容的不同及耦合关系。

（1）点状结构与资源竞争阶段。这一阶段的旅游活动主要凝聚在一些先天资源优势突出、交通条件相对便利的零散景区，旅游景区开发处于R-P共生阶段，因此，与旅游景区相关联的资源禀赋在这一区域的空间分布情况，就决定了旅游景区的竞争力的大小。因而在这一依托资源现状阶段，区域旅游竞争力不强。

（2）点轴式结构与产销竞争阶段。这一阶段处于极核地位的旅游景区对周边旅游流的扩散作用开始显现，节点相互联系在一起，区域综合吸引力增强，依托级别较高的旅游景区，特色次级旅游景区规模扩大。各个区域及区域内的旅游景区在旅游市场的促销方面形成了，最突出的现象是各个城市和各个省促销团到周边城市、临近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促销活动。

（3）网络式结构与创新能力竞争阶段。这一阶段形成了网络式空间结构，各区域之间旅游流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得到最大程度发挥。这一阶段区域旅游业发展相对成熟，只有通过区域景区营销、旅游服务、信息传递、景区产品开发不断创新，才能最终促进区域旅游景区竞争力的提升。

（二）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与竞争横向耦合分析

本文对于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与竞争的研究均是在一定区域内进行的，对两者进行横向耦合分析，即以一定的区域为单位，在区域间展开横向空间分析。这一分析分别从数量、等级、旅游业发展水平、客源市场与交通条件四个方面对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与竞争展开耦合分析，结果如下：

（1）一区域与其他区域相比同级别旅游景区的数量的数量越多，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层次越丰富，与同级旅游景区较少的区域相比，区域竞争力越强；（2）区域内旅游景区的等级越高，代表景区的垄断性越强，竞争地位也就越高；（3）一区域离客源市场越近，交通越便利，旅游节点之间的通达性越强，产生客源的能力越强，区域的整体旅游竞争能力越强；（4）旅游业的发展水平越高，与旅游景区相关联的旅行社、酒店、交通等基础设施发展越完善，区域旅游整体竞争力越强；

三、陕西省A级景区空间结构与竞争耦合分析

（一）纵向（时间）耦合分析

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特征，根据陕西旅游业发展历史阶段，将陕西省A级景区整体空间结构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1.80年代——点状模式——对抗性竞争阶段

陕西省旅游业的发展初期，随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建立，西安市旅游业的发展开始出现端倪。初期陕西旅游业的发展是以西安地区为极核发展为其主要特征，旅游线路利用以西安—兵马俑的利用率最高，旅游业发展比较分散。区域旅游景区之间表现出很强的对抗性，很多策略针锋相对，都将邻域视为对手，互不相容。在做大做强的思路下展开了各地对旅游景区稀缺要素的争夺，空间越接近，争夺越激烈。

2.90年代——点轴扩展阶段——宽容性竞争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陕西省旅游业发展范围得到扩大，旅游业的开展范围涉及到咸阳、宝鸡、铜川、渭南、延安，其中西安作为全省旅游主集散中心的作用更加明显，然后向咸阳、宝鸡、铜川、延安、渭南分散，此阶段陕西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模式为沿不同的路径放射状发展。这个阶段，区域之间开始产生联系，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生产、客源市场开拓等方面区域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但同时旅游产业、交通、环保、生态等问题相继出现，单个区域难以有效解决，迫切需要区域之间展开对话、协商合作。区域城市间竞争思路开始由全方位转向差异化，竞争态度趋于缓和、宽容。

3.2000年至今——点轴扩展向网络化发展阶段——竞合阶段

这一阶段关中旅游圈己经形成，旅游圈包括西安、咸阳、宝鸡、杨凌、渭南和铜川6市区，旅游圈内基础设施完善、产品类型互补、资源级别较高，已成陕西省对外的“主导”旅游产品。这一阶段的旅游线路体系正日益完备，环形线路也日趋成熟，线路的空间利用率向平衡中发展，整个区域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由点轴发射向网络化迈进。区域间在保持适当竞争关系的前提下，旅游业合作不断提升，包括合作内容、合作领域、合作范围、合作形式等方面的互利互惠、共生共赢，由此而提高各区域的旅游业实力，形成更大范围的旅游区域。2008年起陕西省开始致力于打造陕北—关中—陕南旅游无缝对接市场，尤其是西康高速通车之后，区域合作对于软环境的投入和整合，让陕北和陕南旅游资源融入关中，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双赢。

（二）横向耦合分析

按照“资源—市场”组合矩阵（BCG）的分析原理，将陕西省按照行政区划划分为11个市场，选取景区品牌度、通达度来作为市场吸引力评价指标，市场份额和市场增长率为市场竞争地位评价指标，利用分层赋值法，将不同指标划分为5个等级，由高到底分别赋值5、4、3、2、1。竞争状态区划分的标准是11个市、区的市场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地位评价值的均值，即P（2.73，3.14）。据此将陕西省A级景区空间竞争状况划分为4种类型。

其中呈现明星状态的有西安、宝鸡和渭南，这3个地区同时也是构成关中旅游圈的主力，内部A级旅游景区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品牌度较高。落入金牛状态的有延安、汉中和商洛。咸阳与杨凌落入幼童市场，榆林、铜川和安康3个地区处于瘦狗的竞争态类型。其中西安、宝鸡和渭南处于关中旅游圈的核心轴线上，区位条件优越，市场吸引力强，这使得区域客流表现出明显的“关中热，南北凉”现象，评价结构与陕西旅游的实际状况是吻合的。

四、结论

旅游景区区域竞争存在于区域旅游发展的过程，并随着区域旅游业空间扩张的深入而变得愈加激烈。竞争也会促进区域旅游景区内部要素重组和结构优化，也会改变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旅游经济利益格局。按照陕西旅游业发展的阶段划分，本文分别对每个时期的A级景区空间结构与空间竞争类型、陕西各地区所处的空间结构层次与竞争力相匹配，沿时空两轴进行纵向与横向耦合，结果表明陕西省旅游业更加成熟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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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镇化质量 财政支出 市民意识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截至2012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达到7.12亿，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2.57%，然而中国的城镇化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使得城镇化质量越来越被重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21世纪头20年的“中国梦”，促进惠及亿万农民群众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是扩大内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公共财政是必不可少的支持后盾。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的发展问题，让农民真正变成市民，不仅是物质生活而且是精神生活。这就要求财政在支出的过程中要注重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使得这种支出更多的向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方面倾斜，而不是一味的扩大城市规模。本文将就与促进农民发展息息相关的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四个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利用面板数据作相关实证分析，并丰富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针对现有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提出改进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城镇化质量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3年3月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中指出，所谓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的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城镇化质量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化数量相对的反映城镇化优劣程度的一个综合概念，从本质内涵上讲，城镇化质量包括城镇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的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三个方面。中国社科院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阐释已经涵盖了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下面介绍一下其他学者更为广阔的视角。

朱洪祥（2007）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包括动力表征即城市发展能力、公平表征即城乡差异程度、质量表征即物质精神方面的发展水平和集约表征即发展资源利用集约化程度。陈明（2012）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高、城镇化推进效率持续改善和城镇化推进机制不断完善，并特别指出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的财税体制、土地管理、社会管理等机制要与快速推进城镇化的现实需要相适应，以避免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环境污染、“城中村”、城市“大拆大建”等问题。张春梅（2012）等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具体包括城镇的经济发展质量、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和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并指出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城镇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体现。

笔者认为，除上述学者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解释之外，其内涵还应包括农民在变成市民后的市民意识的强弱，这里指的市民意识不仅是对城市竞争、压力、风险这种状态的适应，而且是对自己成为一个城市市民的一种自我素质的要求，这是对城镇自身发展质量的一种精神文明层面上的衡量。较高的城镇化质量要求市民有着政治上的积极参与意识和日益强化的公共意识，他们愿意并且有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且对自己不直接占有的生产资料具有自觉的关心爱护行为。当今社会人们市民意识的缺失并不是个例，一部分人仍有一种“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和缺乏自律的小农意识，既然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要使精神文明的发展与物质文明的发展同步，重视市民意识的培育，但这并不是要把农民和市民割裂开来认为农民不需要提高精神文明素养，而是不同的环境对人们的要求不同，不同行为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二）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

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中采用的评价体系较全面且系统、具有代表性，从城镇发展质量指数（包括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空间发展质量）、城镇化效率指数（包括经济社会效率和生态环境效率）和城乡协调指数（包括收入协调和公共服务协调）三个方面来评价。

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陈鸿彬（2003）在评价体系中引入了人民生活（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信息化综合指数），朱洪祥（2007）在城镇化质量指标评价体系中引入人口就业（暂住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生态环境（空气质量良好率），朱洪祥等（2011）在城镇化质量指数别引入了开放程度（外贸依存度）、社会安全（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保障水平（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覆盖率和住房保障覆盖率），杨梅（2012）在评价体系中加入居民生活指标（人均储蓄额）、空间集约指标（人口密度），郭叶波（2013）在评价体系中加入GDP含金量（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人口城镇化适度性（城镇人口增长率与建设用地增长率的比重、非农就业比重与城镇人口比重的比值）、人口城镇化稳定性（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率）、人口城镇化完整性（举家城镇化迁移率、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人口城镇化包容性（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收入差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差异率、农民工子女与本地学生受教育权利差异），等等。以上学者对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建设都做了很大的贡献，尽量用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衡量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对城镇化内涵阐释的侧重使得评价指标均侧重对城镇化过程中居民的物质生活的衡量，而缺少反映其精神文明程度的指标，因此笔者建议，随着城镇化发展的不断深化，发展阶段的不断前进，市民意识这一反映城镇自身社会发展质量的更高层面的指标应该被纳入进来。根据指标选取的可操作性、代表性原则，联系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市民意识进行解释的三级指标，比如平均每天监测到的违反交通规则的次数（逆向型）等，虽然意识的形成和改变受经济发展程度、受教育程度、文化习俗、个人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严格的规则的设定和执行对意识的改变产生的外部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三）城镇财政与城镇化质量。

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辩证统一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转型时期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必然要求，城镇公共财政作为公共经济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要求财政对推进城镇化进程进行适当的干预和支持，城镇财政对城镇化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两个方面，财政支出效率是关键。

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在30%-60%之间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在城镇化的初期和快速发展阶段，城市的设定、分区的设置、制度权限的规定、人口的管理等都需要依靠政府，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并且这种态势还将保持较长一段时间，基本设施的建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治理等都需要政府资金的投入，而且资金缺口一直存在，无论与民间资本如何分配，财政支出的规模都需要继续扩大，以保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

财政支出结构与城镇化质量的保证提高密切相关，能否改变以往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城镇化率虚高、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就业问题难以解决等问题，离不开城镇财政在社会保障及保障房建设、污染治理城镇绿化、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山东省数据显示，在科、教、文、卫四个科目中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最大，其次是医疗卫生支出，科技支出与文体支出占比重很小且每年增长速度低于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所占比重。

财政支出效率力求在相同的财政支出水平和结构下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产生最大的促进作用，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因素有很多，蔡卫红和王燕武（2009）以福建省为例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得出教育水平对财政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的结论，政府规模对财政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影响；陈仲常和张峥（2011）得出GDP增长率和市场化程度对财政支出效率有显著正影响；另外，唐齐鸣和王彪（2012）通过对我国26个省级地方政府30年的财政支出效率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口密度越大、地方财政自主性越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越高。因此，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为了使财政支持产生的效率最高，应着重增加教育支出以提高教育水平，控制政府规模在适度范围内，保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并培育开放、融合的市场环境。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采用山东省十七个地市2003-2011年的统计数据，各地市城镇化质量的数据来源分别是：2003-2007年的数据来自山东省建设发展研究院王志燕的《山东省城镇化质量区域比较研究》，2008-2011年的数据来自各年的《山东省城镇化发展报告》，对城镇化质量的评分采用百分制的形式，样本总数为153个。

我们将山东省十七地市的科、教、文、卫支出占当年本市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作为分析城镇化质量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大小的解释变量，分别记为K，J，W，WEI，将十七地市九年间的城镇化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记为Y，并用自然对数进行转换，记为LY，LK，LJ，LW，LWEI，分别以其系数（分别是a1，a2，a3，a4）来进行相应经济含义的解释。对数函数的系数能够表示一种特殊的经济含义：当自变量变化1%时，因变量的反映程度即为经济学上的弹性，本文重点解释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

（二）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对城镇化质量的关注以及内涵的提出在国内较晚，因此与城镇化质量有关的数据有限，九年的数据经平稳性检验具有平稳性。

首先，由于选择了山东省所有十七个地市，反映的是总体的效应，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同时通过Hausman检验也得出P值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即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然后，对四个解释变量分别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出结果如下：

a1： 0.114*；a2： 0.083***；a3： ―0.191***；a4： 0.334*** （其中，* 、* * 和* *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最后，从以上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出：

1、医疗卫生支出与城镇化质量成正相关关系，且在科、教、文、卫中贡献率最大，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质量则增加0.334个百分点，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效果乐观。这个结果与实际的情况相符合，医疗卫生水平是衡量城市自身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是居民迫切需要满足的基本因素，不仅要关注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而且要关注更加公平有效率的分配医疗资源。金荣学和宋弦（2012）通过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2009年我国省级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技术效率水平较高，其中山东省等九个省份的支出技术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科技支出与城镇化质量成正相关关系，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质量则增加0.114个百分点，但只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程度仅次于医疗卫生支出。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产业的支撑，新型城镇化要求产业发展是集约的低碳的绿色的智能的，科技要发挥引导作用，政府在进行科技财政支持时应加强对经费使用的监管和绩效的评价，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3、教育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为正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因此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程度并不与所占财政支出比重呈正相关。同时文化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为负效应，即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加，城镇化质量反而下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城镇化要立足这一实际，且尽管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0%以上，但若以是否获得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待遇为标准，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实质城镇化为35%左右，而专家的统计数据则更低，在26%左右，因此在城镇化质量的发展方面我国尚未处于较高水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低层次的需要未得到满足时，低层次的需要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们此时可能同样追求高层次的需要，但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文化和教育水平下，满足低层次需要的动机性更强。另一方面，现阶段城镇化质量指标更多的还是衡量农民身份变成市民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而对精神生活水平的衡量除“市辖区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与此有关外，并没有其他指标能测度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物质和精神追求的脱节程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医疗卫生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程度大于教育和科技支出。

四、结语

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解释决定了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当我们看到社会中的种种违反秩序、对自身权利和义务认识不清、不符合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现象时，不能忽视了对精神文明的考量，不足的是目前对于解释市民意识的三级指标如违反交通规则的次数等在技术上虽易于统计，但并未统一纳入规划中。

通过对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占财政支出比重的高低与对城镇化质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并不一致，且文化支出为负效应，除了发展阶段的制约和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外，还应结合现阶段教育、科技、文化支出存在的问题进行积极的反思和改进，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吉林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本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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