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和方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和方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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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2月16日

一、经济法纠纷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调节经济法律纠纷是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是政府职能部门运行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调节的。经济法纠纷主要包括经济权利、义务之间的争议，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会扰乱经济秩序，因此需要经济法来解决各类经济纠纷，保证经济秩序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所谓经济纠纷，是指利益主体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矛盾导致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其范围涉及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被管理人的法人、组织及机关单位间的纠纷。而经济法纠纷指的是发生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间的争议。在辨析经济法纠纷与经济纠纷的区别时，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纠纷不是由商品交换或是民事纠纷引起的，是纠纷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它与民事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也与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行政纠纷不同。此外，如果经济法纠纷尚未构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的。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经济总体运行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控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作为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市场资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的管理都是很认真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满足本代人无节制的欲望。国家经济调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再分配的公平性，经济调节在让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一定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势必会导致利益主体间的各类纷争。此外，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能被滥用，这势必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利益纷争是导致经济法纠纷的根源。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一定要及时处理并妥善解决，否则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也会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实现资源配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优化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相当必然。

一般来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纠纷在前三种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比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明确，经济法纠纷的主体如果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机关或是组织，就不适用仲裁方法来解决经济法纠纷，这是由于仲裁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它无权对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机关或组织行使仲裁权，因此这类经济法纠纷解决不适用仲裁。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以干预、管理和调控来实现对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调节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它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主体间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包括合法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法纠纷、国家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产生的经济法纠纷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引发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调节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要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兼顾优化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提及民事诉讼，实质就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普通民事诉讼和特别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法纠纷主体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为了公正起见，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的制度进行优化革新。一般来说，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手段，当然也可以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还需要简化诉讼程序来纠正当事人双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欧美一些国家甚至还从当事人的经济负担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来保证司法解决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一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它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和特别行政诉讼。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是由国家或是法律法规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经济调节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间、被调节主体间以及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间的纠纷需要行政诉讼来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受影响的第一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间也会有经济法纠纷，这类纠纷也可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

总的来说，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扩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优化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孙育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借鉴与融合――以纽约和上海为例的相关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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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了经营风险“预警”

近几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奉贤区着力于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诸多中小企业投资入户，成为上海市中小企业总部的所在地。

为了增强中小企业依法经营意识，切实帮助企业提高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的能力，让入户在奉的中小企业合法权益得到前置性的保护，奉贤法院主动将审判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他们联手奉贤区工商联赶在“世博”前夕，专门成立了“奉贤区中小企业纠纷调解工作室”，派驻两名办案经验丰富的法官，协助指导、调解尚未涉讼但已由工商联介入的企业经济纠纷，并组建了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工作小组，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工作计划。并结合审判工作的实际，加强信息沟通，研究分析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及时向企业发出“预警”。指导他们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及时将经济纠纷消弭在萌芽中，尽可能避免、减少经济损失。同时，该院还开通了以商事审判骨干法官姓氏命名的热线电话――“小江热线”，为中小企业提供涉法涉诉相关咨询，破解企业运行法律难题，畅通解决纠纷绿色通道，经营风险预瞽信息，维护了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调处纠纷新招频频亮相

奉贤法院致力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和社会管理的创新，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善于整合利用各类社会资源，积极探索、实践诉与非诉相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调处新招频频闪亮登台，相继推出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联合调处中心、劳资纠纷调解中心、诉调对接中心及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调解站、中小企业经济纠纷调解室及“小江热线”，形成了“三中心、二站(室)一线”的纠纷调处立体格局。

上海市首家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联合调处中心是奉贤法院与区农委、区司法局联手建立的。该中心的办公场所设在区农委，还在调处中心设立涉农纠纷的专项受理窗口，三方按其职能采取“一门式”服务，主要调处受理各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人员的配置与整合由区司法局负责，他们主要是来自村、镇基层组织善于做调解工作的相关人员；该机制的仲裁人员为农村土地仲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有相关专业人员组成；依法进入诉讼程序的则有经验丰富并目善于做调解工作的资深法官担任主审人，就地进行公开审理，调解不成的则依法判决。该中心通过“人民调解―农业仲裁――法院诉讼”三种纠纷解决方式，快速简便解决农民们的切身利益，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受到了社会各方的好评。中心成立以来。70％的纠纷在基层得以化解，20％的纠纷通过仲裁途径解决。仅有10％的纠纷最终进^诉讼程序。

奉贤法院与区人社局、区司法局共建的劳资纠纷联合调处中心，依托争议地工会及相关职能部门、企业工会的调解组织，先行开展调解工作。对群体性、有重大影响、疑难复杂的等劳动争议，则由调处中心直接负责处理，共同化解劳资纠纷。劳资纠纷联合调处中心成立以来，55％的纠纷在各镇、开发区基层部门得以化解，25％的纠纷通过仲裁途径解决，尚有20％的纠纷最终进入诉讼程序，比原先40％纠纷需通过法院裁决下降幅度达100％。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不仅得到快速有效维护，而且也降低了维权威本。

奉贤区人民法院在办案人手少，案件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抽调两名法官和两名书记员，专门负责诉调对接工作。诉调对接中心的成立，意味着奉贤法院为老百姓打官司又提供了一条更便捷、经济、高效的解决途径。双方当事人只要愿意调解，不用打官司就能解决纠纷。即便案件已立，或已在审理中，当事人只要提出调解，法院随时可进行调解。

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调解站，是奉贤法院把人民法庭、人民调解室搬进公安交警支队，由法官、警官、调解员合署办公，共同调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这是奉贤法院在探索多元纠纷调处机制过程中的又一大新招。

保经济发展让百姓得益

“三二一”纠纷调处立体格局的构筑，让奉贤法院司法工作找准了服务大局、服务民生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使化解矛盾的触角伸至不同行业不同层次，覆盖于全区各基层，不仅对一方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而且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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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认识，增强推行仲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仲裁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优势和地位将会越来越突出。大力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既是发展仲裁事业的需要，更是解决现代社会民事纠纷，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作为一项解决社会经济纠纷的法律制度，仲裁制度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密不可分。仲裁制度本身具有的特点，适应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在需要顺利解决纠纷时的要求。仲裁方式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普遍应用，也使得建立健全仲裁制度成为一个地区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客观要求。因此，仲裁制度能否融入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融入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个地区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程度、经济发展活力和经济国际化的水平。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以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为总抓手，抢抓扩大内需机遇，努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预计到今年年底，我市GDP增长将达到13%，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700多亿。同样，仲裁工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实现了受案数、标的额、新增案件及调解（和解）率的“四个新高”。这表明，仲裁作为市场经济的“剂”，经济越活跃，其优势就越彰显，地位就越突出。尤其是今年，*仲裁受案数与去年相比，呈跳跃性增长。*仲裁近15年的发展史表明，仲裁已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各类市场经济主体的纽带和桥梁，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因此，各级各部门特别是我们新一届的委员，要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理解仲裁工作的性质、特点和重要作用，带头宣传仲裁，支持仲裁，从自身做起，从所在行业做起，调动一切有利因素，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抓紧、抓实、抓好仲裁制度推行工作，充分发挥仲裁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弘扬公平正义，妥善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方面的作用。全体仲裁工作者要更加清醒地认识仲裁机构的职责和定位，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妥善处理好依法办案与服务大局、独立仲裁与接受监督、维护仲裁权威与执法为民、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更加清醒地看到我们在案件数量与质量、仲裁知名度与影响力上同先进地区之间的差距，切实增强推进*仲裁跨越式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二、强化措施，扎实做好*仲裁委各项工作

（一）围绕中心，突出重点。当前，我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城市品位不断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正在努力朝着中国西部大都市的目标迈进。面对新的发展形势，仲裁工作一定要主动靠前，把被动仲裁延伸为上门服务，积极为企业经济活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尽可能地防范民事经济纠纷产生，保障经营活动顺利进行。2009年下半年，*仲裁委办公室提出了在十一家国有投融资公司推行仲裁，通过办案，主动与审计部门沟通，共商如何发挥审计与仲裁的作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通过与市金融办、省、市工商联主动对接，把在金融系统和非公经济中推行仲裁作为2010年*仲裁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我认为很符合*实际，符合科学发展观对仲裁的要求。

（二）和谐仲裁，质量第一。现代仲裁理念的核心是公正、和谐，既要分清是非解决矛盾，又要促进当事人彼此融洽；既要快速结案，又要保证案件质量；既要注重法律效果，又要注重社会效果，这就要求我们仲裁工作人员要充分运用仲裁方便、快捷、专业、保密、灵活、亲和等特点和优势，把现代仲裁的公正和谐的理念贯穿于仲裁工作的各个环节；要针对不同市场主体和不同经济纠纷类型的特点，以案释法、解惑释疑，指导各类市场主体正确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并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防患于未然；受理仲裁案件时,既要严谨细致、依法受理,又要热情服务,为当事人提供便利,帮助当事人找到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在仲裁案件的过程中,不能就案议案、一裁了之。而是不仅要合法合理，还要合情合规。要深入细致地做好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提高审理仲裁案件的水平和质量，努力通过和解、调解结案，达到使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的目的，不断提高仲裁案件的快速结案率、和解调解率和自动履行率。

（三）强力推行，营造氛围。要主动摸清*地区仲裁需求量和潜在市场，通过不懈的努力，不断提高全社会的仲裁法律意识，使更多的人懂得通过仲裁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介，通过讲座、知识竞赛、法律培训、街头宣传等多种途径，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强力推行仲裁制度，努力营造有利于*仲裁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要采取有效措施争取有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促进*地区合同示范文本修改工作规范进行，努力提高在重点企业、行业协会组织中的合同示范文本规范率和选择仲裁机构落实率，使收案数和标的额逐年有较大的增长。

三、树立形象，建设一支高素质*仲裁队伍

加强仲裁员队伍建设是发展仲裁事业的关键。实践证明，没有一支高素质的仲裁员队伍，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仲裁法律制度的优势，就不可能很好地体现仲裁法律制度的价值，仲裁事业发展就会失去牢固基础和强大支撑。仲裁员承担着仲裁案件的审理工作，对内关系着仲裁案件的质量，对外关系着*仲裁的形象。如果仲裁缺失了公正，对社会是相当危险的。因此，德才兼备是对从事仲裁工作的基本要求，素质和责任是做好仲裁工作的生命。责任来自于爱岗敬业，来自于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企盼。因此，仲裁员一定要严格自律，自觉抵制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积极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仲裁委员会要把自律与他律结合起来，加强对仲裁员的有效监督；要按照机构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加强制度建设，改进工作作风，促进工作开展；要自觉接受法院和社会的监督，努力打造*仲裁的服务品牌，树立起仲裁队伍公正、专业、服务、高效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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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历史的产物，在中国法制史上划下了光辉的一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为现今司法制度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它作为我国优良的司法传统，其司法为民的精髓既契合现代司法的基本理念又符合中国国情。尤其它部分优秀的体制对现今司法审判制度仍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包括强调实体正义，注重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发挥它的司法功能。

[论文关键词]马锡五审判方式 司法为民 实体正义 调解

“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它是适应我国陕甘宁边区司法实践环境的审判方式，在当时有效地发挥了司法作用。当前探讨“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现代意义具有重大价值。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概况

“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于抗日民主政权时期，以在陕甘宁边区从事司法审判工作的马锡五同志命名，反映了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司法理念、制度。

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司法为民，走群众路线。这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本质和精髓，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马锡五同志扎扎实实服务于边区群众，为他们排忧解难；第二，“注重调解，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司法干部与人民群众共同断案”。马锡五同志办案时，在坚决执行政府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的生活习惯及维护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解，善于通过群众中有威信的人物进行解释说服工作，为了群众又依靠群众；第三，深入实际，重证据、依法断案，以理服人。法官判案时应当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全面、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马锡五同志一直坚持重证据，轻口供，树立了良好的审判作风；第四，巡回审理、就地开庭、方便诉讼、简便利民。实行简便利民的诉讼政策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特色之一，也为现今审判制度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服务于同一宗旨——司法便民。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局限性

任何行之有效的制度都有其不可避免的诟病，所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与现今司法制度相比较仍有其局限性。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主要依赖法官的个人能力

“马锡五审判方式”所强调的价值取向是息事宁人，例如马锡五通过调解解决了合水县丁丑两家的土地争议案，将这件数年争讼未决的纠纷案彻底解决。而现代法律文化所强调的是一种权利本位，其价值取向是公正、公平、平等。两者的区别体现在操作模式上，前者由“青天”为民作主，后者则以法律程序为一般途径。受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中国民众普遍存在希冀出现完美主义圣人般清官的心理，他拥有处理案件的绝对权力，能实现 “正义”，马锡五正是当时的“青天”，他依靠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与聪明的办案智慧。但“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种带有“青天”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法制不健全社会的一种表现。例如“马锡五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行使了本应属于公安或检察机关的职责，使公、检、法三程序合而为一”，这会引起法官权力过大造成法官滥用权力，损害当事人权利。而如今在一个法制逐渐完善的社会里，人人都应依照法律办事，以法律程序为一般途径，所以就没有“青天”。

（二）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运用具有局限性

“马锡五审判方式” 更有利于解决一些简单的纠纷，普遍适用于较偏远的农村地区及各基层法院。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基于我国国情，农村人口比例大，处于熟人社会，人口流动性弱，农民群众文化水平所限，对司法程序陌生，注重调解的效果远比判决更好。“在关系密切的人们中间，法律是不活跃的，法律随人们之间的距离的增大而增多”。随着城市化现象严重，人口流动速度很快，人情淡薄，因而“马锡五审判方式”并不适合城市地区；其二，“马锡五审判方式”处理的案件以简易程序为主，适用于权利义务关系较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但当今社会，法制逐渐完善，公民权利意识增强，诉讼案件类型日益复杂化，诉讼案件的数量也日益庞大，因而法官处理案件必须迅速而准确，大量的调解会耽误办案效率。因而“马锡五审判方式”只能选择性地运用于部分领域。

三、“马锡五审判方式”对当今司法制度的启示

距离“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近70年，法学界是如何看待“马锡五审判方式”呢？总体而言，学者普遍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所蕴含的司法为民的法律理念与当前的司法制度遥相呼应，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其部分优秀的诉讼制度对现今司法审判制度仍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司法为民

马锡五司法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体现了司法的人民性。现代司法理念使用的重要方法和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审判工作做到便民、利民，方便群众诉讼，消除社会矛盾，最终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两种理念不谋而合。“马锡五审判方式”虽已过去了70多年，但它司法为民的精神弘扬至今。有了理论的指导，各级法院应大力加强理念教育，“深入开展创先争优和“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以及“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确保法院队伍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执法为民的根本宗旨”。

实践证明，只要具有司法为民的精神，过去有马锡五，现在也有现代版“马锡五”。例如：白鹿原上的好法官——李增亮，在陕西省蓝田县鹿塬法庭工作13年，共办理了526起案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走出法庭，到集镇上、到家庭中办理的，一次开庭就是一次普法教育，一次走访调解就是一次法律知识宣传；再如2010年全国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江苏省法官陈燕萍同志，她在基层工作了15年，她说过：“老百姓到法院打官司，是穷尽其他救济手段后的最后选择。我审的不是什么大案要案，但一个农民一生也许就打一次官司，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案子就是大案要案。我要让他们体会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陈燕萍是关爱民生的一个缩影，她给所有的司法工作者做了表率，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二）强调实体正义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竞相介绍学习西方的法治理念、法律制度和司法技术，尤其是移植西方的程序主义理论，多坐堂问案式的程序构建，少深入实际式的调查研究，从而忽视中国本土法治资源的挖掘研究”。如今随着诉讼爆炸现象的出现，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上诉难、执行难、上访逐渐增多三大现状。“马锡五审判方式”追求实质正义的精神应该得以继承与发展。

为减轻法官的办案压力，给法官以更充裕的时间落实程序，避免法官因急于结案而导致错判，实现真正的实体正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上访现象出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受理案件时可以繁简分流。随着如今仲裁制度和民事调解制度的规范，将部分涉及经济的案件分配给仲裁机构，一些简单案件建议当事人选择仲裁和民事调解。现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纠纷骤然增多，仲裁是解决简单小额经济纠纷快速又便捷的首选。因为仲裁员一般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处理经济案件更具有专业性。此外，仲裁可以确保商业秘密不外泄，而且费用较低，况且仲裁是一裁终局，可以保证经济纠纷快速解决，不延误合同履行。因此要加大对仲裁制度的宣传，尤其要鼓励各大公司运用仲裁解决纠纷。另外，民事诉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庭类和邻里间的纠纷，遇到这种案件本应该先进行调解，因而可以多多运用民间调解组织，先进行调解说服，《人民调解法》也是对民事调解所做的结果规定了法律上的保障。因而，应当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并加强对仲裁和民事调解的运用。

（三）调解为主，和平化解纠纷

审判的确能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但程序复杂，耗时长，最后却不一定能执行完毕，而且也伤害了当事人之间的感情。而调解可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使小事不闹成大事、无事不闹成有事。“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根据不同的对象，有的放矢地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能调则调，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晓以法、理及人情，讲明利害关系，既使当事人心悦诚服，又可取得周围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加强司法程序的威信。

在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实践中，除了正式审判中的调解外，还有民间调解，在现今可称为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在现今法制观念加强、诉讼繁多的社会，强化多元解决纠纷机制有其深刻的意义，双方以平和的方式处理问题更有利于化解矛盾，还可以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同时也减轻了法院负担，节约司法资源。但要避免过分追求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ADR），损害诉讼应有的专业性，公正性。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坚持调判结合。同马锡五一样，运用调解既要合乎法律，又要为当地舆论所赞扬，既要使当事人心悦诚服，也要得到案外群众的拥护。注重把法律的力量、道德伦理的力量、乡风民俗的力量及群众监督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把法理、事理、情理结合起来。但要避免强迫调解、久调不决、过分追求调解结果。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避免群访群诉事件的发生，防止矛盾的激化，定纷止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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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甘肃省武城公司与天启公司于2012年2月签订了一份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由武城公司进口一套石油化工生产设备，租赁给天启公司使用，天启公司按年支付租金，同时，由甘肃省农商银行出具担保函，为天启公司提供担保。合同中约定了以下争议解决条款：“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均提交兰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因武城公司与天启公司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不成。武城公司最终向兰州仲市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请求天启公司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支付租金及违约金。

问：

1、武城公司申请仲裁的行为是否正确？为什么？

2、武城公司是否可以向法院？为什么？

3、若法院已经受理了武城公司的，而被告均未在答辩期限内对法院管辖提出异议，但在第一次庭审中提出了“因存在仲裁协议故法院无权受理该案”的异议，法院是否有权继承审理？

4、如果合同当事人在争议解决条款中既约定了仲裁机构，又约定了诉讼管辖的法院，问该条款是否有效？

读者：陈晓明

律师解读：

1、武城公司申请仲裁的行为是正确的。

仲裁协议亦称公断，是指协议当事人自愿将当事人之间已经发生或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书面协议。仲裁是当今国际上广泛采用的解决经济纠纷的重要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下称《仲裁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仲裁这一解决国际、国内民事经济纠纷的法律制度。《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 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第六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应当由当事人协议选定”。

仲裁协议在仲裁制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整个仲裁制度的基石及前提条件，仲裁协议的形式分为独立的仲裁协议、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形式表示愿意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协议有效的前提一是必须书面形式，二是约定的仲裁机构必须具体明确及唯一的。如约定了“将争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则是无效的，因为上海有多家仲裁机构，这样的表述不符合法律的具体规定。

同时，我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因此，本案中合同当事人之间约定的仲裁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同时，农商银行在担保中并未约定承担的是一般责任还是连带责任，故依法应当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所以，武城公司可以将农商银行与天启公司共同列为被申请人。

2、武城公司不能向人民法院。

《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已经自愿达成了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因此，双方只能将争议提交约定的仲裁委员会，而不能将争议诉至法院，法院也不应当受理。

3、人民法院有权继承审理该案。

因为，本案争议各方虽然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协议，理应将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但是，原告武城公司在时并未告知人民法院已有仲裁协议的事实，法院已经依法受理了该案，同时，被告均未答辩期限内以“当事人之间已经签订了仲裁协议为由对法院的管辖提出异议”，该情形视作当事人以自己的行动放弃了仲裁协议二自愿接受法院的诉讼管辖，因此，该人民法院有权继续审理。

4、在我国合同争议解决条款中既约定了仲裁条款，同时又约定了诉讼条款，该约定属于无效的，因为，它违反了我国《仲裁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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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或作出裁判，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人民法院已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受理、审理，甚至是已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案件，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其他单位、个人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又向公安机关举报、报案、控告，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或者公安机关在工作中自行发现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之中的法律事实涉嫌诈骗犯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此时，公安机关该作何处理？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对此情况，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与之相对应，公安部2005年12月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11条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经济犯罪嫌疑，与人民法院已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的，应当说明理由并附有关材料复印件，函告受理或作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同时，通报相关的人民检察院。”第12条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

    很显然，除明确上述两种情形“应当立案侦查”外，对于其他情形能否立案侦查，公安部的《规定》并未涉及。例如以下两种情形：(1)公安机关函告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并未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而是继续审理，或者仅仅裁定中止审理，此时民事诉讼仍然存在，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2)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判，并未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撤销，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这两种情形下，如果存在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情况，自然应当立案侦查。问题是，如果检察机关没有通知立案，公安机关还能立案侦查吗？

    由于《规定》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再加上近年来公安部三令五申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因而，许多基层公安机关想当然地认为：对《规定》所明确的两种“应当立案侦查”以外的其他案件，凡属人民法院正在审理或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则上不予立案。1997年1月公安部下发《关于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由于利益驱动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在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中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有的把经济合同纠纷，包括人民法院正在办理的或已办结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作为诈骗案件办理”。公安部纪委1997年4月15日下发《关于加强对办理诈骗案件的监督，坚决纠正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意见》明确禁止公安机关“将人民法院(包括外地法院)已经受理或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以诈骗立案侦查”，其第3条第2项还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或已经审结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案件，没有确凿证据，强行作为诈骗案件立案侦查的，纪律监察部门应当以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立案查处。

    因此，基层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往往采取消极态度。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控告人、报案人或举报人认为公安机关不作为，四处上访；公安机关对本属刑事犯罪的案件不予立案，造成放纵犯罪。另外，个别不法分子故意将涉嫌经济犯罪的事件描述成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此来阻滞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活动，导致出现了“以民止刑”的不正常现象。

    因此，对于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审理或者作出生效裁判，就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的问题，亟须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并在程序上给予制约。

    (一)理论上予以澄清

    对此，有学者指出：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判决、裁定的制约，也不能依赖人民检察院通知。理由是：(一)刑事侦查权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神圣职责，不容剥夺、取代，更不容自行放弃；(二)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等)并未禁止公安机关另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三)将民事诉讼活动作为影响刑事立案的决定性因素，不符合刑事优先的诉讼原则；(四)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审判机构不能胜任判断“是否有经济犯罪嫌疑”的重任；(五)公安机关另行立案不会对司法权威造成损害；(六)不能消极等待人民检察院通知立案。①笔者认为，除上述理由外，对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生效裁判的制约，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证。

    1.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民事诉讼也无法取代刑事诉讼。同一法律事实，完全可以同时引起两种法律关系：一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比如合同诈骗犯罪，一方面引起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国家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还引起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被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不能相互替代。两种法律责任的追究，原则上应分别通过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予以实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追究其民事责任。但民事诉讼却只能解决民事责任问题，绝不可能附带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即使民事诉讼正在审理，或者已作出生效裁判，也不能替代或妨碍公安机关再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否则 ，就是放纵犯罪。

    2.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生效的民事裁判，是对民事法律事实、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的确认，与刑事诉讼中对刑事犯罪事实、刑事法律关系、刑事责任的确认没有必然联系，两者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证明标准等均不相同，原则上应分别独立进行。即使两者针对的是同一法律事实，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大相径庭，其就案件事实的认定对其后进行的刑事诉讼并无当然的预决效力。刑事诉讼中由于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查明案件事实的能力更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更高，因而，完全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与证据，推翻民事诉讼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使民事诉讼已作出了生效裁判，也不能据此否定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查明犯罪事实的必要性，刑事诉讼仍需要另行启动、继续进行。

    3.由此引起的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完全可以依法解决。对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有可能导致刑、民裁判之间出现冲突。这种冲突往往并非裁判结论的冲突，因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并不相同，两者各自独立，并行不悖。可能出现冲突的是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包括：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后来作出的民事裁判相冲突；或者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相冲突。第一种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此后的民事裁判具有预决效力，民事诉讼应当避免与之产生冲突；第二种冲突，是一种可以纠正的冲突，因为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已被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推翻，此种情形下，已生效的民事裁判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纠正，消除冲突。因此，以可能引起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为由，反对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也是没有道理的。

    (二)立法上予以明确

    对此问题，公安部《规定》采取了回避态度，企图留给司法实践去“个案操作”，这反映出公安部对可能出现的插手经济纠纷的担忧，有其合理、必要的一面。但立法上的模糊不清，难免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因而，从长远上看，对这一问题应尽快予以明确，以便各级公安机关统一思想认识、规范执法行为。

    立法上予以明确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尊重和体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性。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作出生效民事裁判的，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公安机关就应当立案侦查。另一方面，为防止一些基层公安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借此插手、干预经济纠纷，应对此种情形下的立案侦查权予以适当限制，交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决定。

    据此，笔者建议将公安部《规定》第12条修改为——“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不符合上述条件，但确需立案侦查的，可以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批准后立案侦查”。同时，建议在有关立法或规范性文件中增加以下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复查后，仍然认为属于民商事纠纷案件，决定继续审理的，如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确有证据证明该案涉嫌刑事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也可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批准后立案侦查。”这样，既保障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行使，防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作为，放纵犯罪；又可以通过上下级之间的执法监督，防止一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插手、干预经济纠纷。

    二、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安排，是“先刑后民”、“先民后刑”，抑或“刑民并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先后单独或联合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从这些文件的规定及司法实践看，在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安排上，存在着三种方式：“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所谓“先刑后民”，是指应先审理刑事案件，待刑事诉讼终结后再审理民事案件。所谓“刑民并行”，是指对刑事案件的处理，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同时进行、并行不悖，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所谓“先民后刑”，是指先由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待民事诉讼审理结束后，再继续进行刑事诉讼。其中，前两种方式在有关规范性文件中有明确规定，最后一种方式则是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做法。

    对于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的案件，在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该如何安排？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路径，是通过分析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刑民交叉案件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不同类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学界一般根据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将其划分为“法律事实竞合型”、“法律事实牵连型”两大类。对两者，应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原则。

    (一)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原则上应实行“先刑后民”

    所谓法律事实“竞合”，是指诈骗犯罪、经济纠纷系基于同一客观事实(即犯罪行为)而产生，两者出现了竞合。刑、民法律事实竞合，必然会导致刑、民法律关系交叉。此类案件中，犯罪人既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基于其同一犯罪行为，既要承担刑事责任，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就是此类案件的典型表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均基于“同一客观事实”而产生，两者完全重合。因而，相关案件事实的查明，对刑、民案件的处理均有关键性作用。由于在刑事诉讼中，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取证能力较强，取证要求、证明标准也较高，因而，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往往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也能避免民事诉讼在事实认定上出现错误或偏差。基于此，对法律事实“竞合& rdquo;的刑民交叉案件，在程序选择上应实行“先刑后民”，原则上应待刑事诉讼审理终结后，再来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

    但是，有原则就有例外。如果出现了诈骗犯罪案件久侦不结，或者由于犯罪嫌疑人潜逃等原因导致刑事诉讼停滞时，能否打破“先刑后民”，允许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终结之前，通过先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司法救济呢？笔者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此时变通实行“先民后刑”，以及时弥补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解决生产、生活上出现的困难，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牵连”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

    所谓法律事实“牵连”，是指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并非完全重合，两者不是源自同一客观事实，而是仅在某个或某些构成要素上出现了交叉。这种刑、民法律事实的交叉，可能是行为主体、行为内容或行为对象的交叉。行为主体交叉，是指某人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作案人，同时也是另一民事行为的行为人；行为对象交叉，是指某人或某项财产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侵害对象，同时也是另一民事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行为内容交叉，是指行为人的某项行为既是刑事法律事实的组成部分，也是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部分。法律事实存在“牵连”，是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的大多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仅存在“牵连”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并非基于“同一客观事实”产生，两者各自独立，因而在案件事实的查明上，一般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且，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审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所追究的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因而，两者也不存在相互替代、孰轻孰重或孰先孰后的问题。基于这两点，笔者认为，凡属法律事实“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即刑事、民事案件分案处理、并行不悖。

    对“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应“分案处理”、“刑民并行”，已为多项司法解释所确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7月25日公布的《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4日颁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公安部《规定》第13条也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如果不属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但不得以刑事立案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中止审理或撤销判决、裁定。”

    但原则之外仍有例外。既然刑、民案件在事实方面存有交叉、牵连，就有可能出现《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所规定的“一案的审理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特定情形。包括：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所查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的认定结论为依据。此时，变通采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等方式，则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此处所谓“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即是指存单纠纷中的某些重要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有交叉，而其查明和证实又依赖于刑事诉讼，因而应中止民事诉讼，等待刑事诉讼审结。而在涉及确权之诉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如果当事人对知识产权、公司股权等相关财产的权属存有争议，而权属认定又对刑事案件影响甚大时，实行“先民后刑”，即先由专业的民事审判人员对知识产权的权属作出认定，再由侦查机关决定是否继续追诉，就更为稳妥。

    三、刑、民诉讼并行时，两者可能出现的冲突如何协调解决

    如前所述，刑民交叉案件大多是法律事实“牵连型”，其基本处理方式应是“刑民并行”。但由于刑、民案件在许多要素上存在交叉，并存并行的刑事、民事诉讼必然会产生一些冲突，例如主体的冲突、涉案财物的冲突、证据冲突、裁判冲突等。如何协调这些冲突，是“刑民并行”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下面，笔者从主体、涉案财物、证据、裁判等四个方面，对刑事、民事诉讼之间的冲突作一探讨。

    (一)主体冲突

    所谓主体冲突，是指诈骗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也是经济纠纷中的民事当事人。由于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采取强制措施，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此时，被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参加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就成为一大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在市、县；如需离开所在市、县，则必须报请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要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或者会见他人，也必须报经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因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在本市、县范围内参加民事诉讼，不需要经过批准；如果到外市、县参加民事诉讼，必须报经批准。被监 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一律要报经批准。如果批准机关或执行机关出于各种考虑，不同意或者不批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无法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其权益就难以保障。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关押在看守所，要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就更为困难。司法机关出于安全、保密等考虑，一般不允许将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押出看守所。此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不仅无法出庭，而且无法与律师沟通，其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均受到极大限制。

    从司法实践看，解决该冲突的办法有三：

    一是对类似民事案件不予受理。即以当事人(民事诉讼原告或被告)正在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为理由，裁定不予受理。但这种做法日益遭到反对，理由是：即便是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享有各种民事权利和诉权，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应加以限制；同理，现行立法也没有规定，对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告就不得行使诉权，因而，其他人起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得加以限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只要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笔者也赞同这种看法，依据上述关于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处理”的分析，此种情形下应按“刑民并存”、“分案处理”方式处理，应当受理民事案件。

    二是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即法院在受理后，如查明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因涉嫌刑事犯罪正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即按“先刑后民”处理，裁定中止民事诉讼，待刑事诉讼终结或者相关人员恢复人身自由后，再继续审理民事案件。这种做法在实践中较为普遍，对协调刑、民诉讼冲突也有明显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如果刑事诉讼久拖不结，则民事诉讼必然遥遥无期。

    三是按“刑民并行”方式处理。即民事诉讼照常进行，不必等待刑事诉讼终结或当事人恢复人身自由。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刑事诉讼久拖不决，而原告的民事诉求又较为紧迫，此时如果一味中止民事诉讼，难免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而采用“刑民并行”，照常进行民事诉讼，显然对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有利，但此时如何保障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行使其诉讼权利，就成为一大难题。前面已指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提押出看守所，可能性十分渺茫。而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往往也需要执行机关、批准机关同意。此时，实行“刑民并行”，就必须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提供必要便利。对此，笔者建议如下：

    1.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允许其有权会见其在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司法机关一般不允许将其提押出看守所参加民事诉讼。因而，现实而可行的途径是：允许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享有会见权，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民事诉讼权利。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享有会见权，而未允许其民事诉讼律师有权会见。这就需要在立法上作出调整，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会见，充分商谈、交流民事诉讼事宜。当然，为防止可能出现通风报信、串供而影响刑事诉讼的情况，侦查阶段会见时，侦查机关仍可派员在场。但在刑事诉讼进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阶段后，鉴于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已完全放开，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更不必加以限制。

    2.对于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到外地参加民事诉讼的，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会见其民事诉讼律师、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参加民事诉讼活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尽量给予方便，予以同意和批准。如果不予批准，也应准许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充分接触，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诉讼权利，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其刑事诉讼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依此逻辑，会见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就更没有报请批准的必要。因此，对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会见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均不应施加任何限制。

    (二)涉案财物冲突

    1.刑、民诉讼中的查封、冻结、扣押。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对涉案资产可以采取冻结、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也可以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保全措施。当两者针对同一财物时，就会出现冲突。首先，要明确的是，对涉案财物不能重复查封、冻结、扣押。其次，鉴于刑、民诉讼的平等性，在刑、民关系上，不应实行“刑事优先”，而只能遵循“在先原则”。即针对同一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先予查封、冻结、扣押，公安机关无权以“先刑后民”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解除或移交。同理，如果同一财物在刑事诉讼中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审理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无权要求公安机关解除或移交。

    2.刑事诉讼中的追缴、退赔、没收、返还与民事诉讼执行。刑事诉讼中追缴之后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1)对于违法所得、违禁品、用作犯罪工具的犯罪分子本人财物，应予没收；(2)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予返还。应当说，上述两类财物，其性质或权属都十分明确而单纯，都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财产，与民事诉讼执行不会有明显冲突。即使出现重合，也可以予以协调。例如，如果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已在刑事诉讼中被返还，则在其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不应再就已经返还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可能出现较多问题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财产，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可能被没收或用于交纳罚金，在民事诉讼中又需要被强制执行以偿还债务、赔偿损失等，就出现了冲突。对此，我国刑法确立了“民事优先”的原则。《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第60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 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这体现了“民事优先”、“私权优先”的精神。

    (三)证据冲突

    对于特定的书证、物证，需在刑、民诉讼中同时作为证据使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相互给予协助，提供该证据的查封、扣押、冻结法律手续及复印件、复制品、照片等，以利于刑、民诉讼顺利进行。例如，如果文书、财物系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但已被人民法院以民事诉讼保全措施查封、冻结、扣押的，公安机关可要求人民法院提供查封、冻结、扣押的法律手续及文书、财物的复印件、复制品或照片，以说明财物所在位置、具体数目、基本特征等。如果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也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予以协助，到财物存放地或借回公安机关进行检验、鉴定。同理，对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已冻结、扣押在案的文书、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也可以向公安机关调取，公安机关应当提供该证据的查封、冻结、扣押法律手续以及复印件或者照片。

    (四)裁判冲突

    刑、民生效裁判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案件事实之认定，二是行为性质之认定。

    1.案件事实之认定。前面已经指出，刑事诉讼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相反，由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较低，其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刑事诉讼作出了无罪判决，则需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预决效力：如刑事裁判明确排除了犯罪行为系被告人所为，则此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如果仅因证据不足而判决无罪，则该认定对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

    通常来说，如果是“先刑后民”，刑事裁判在先，民事裁判在后，则上述冲突基本可以避免。问题主要出现在“先民后刑”、“刑民并行”时，如果民事裁判在先，刑事裁判在后，两者出现了冲突，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在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认定上，民事诉讼原则上应服从刑事诉讼，当两者冲突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民事裁判予以纠正。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也可由人民检察院以抗诉形式进行。

    2.行为性质之认定。与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同，在行为性质认定上，刑、民裁判相互之间均有预决效力。首先，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往往对民事诉讼有预决效力。例如，如果某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被认定为犯罪，则在民事诉讼中就必然构成违约或侵权。此即为刑事犯罪“阻却”民事行为合法。其次，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有时也会对刑事诉讼产生预决效力。如果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完全合法，则该行为就不可能构成犯罪；换言之，在民商法上完全合法的行为，阻却犯罪成立。例如，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善意取得，即意味着该行为合法，就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当然，这里说的仅仅是行为的法律性质，而不是行为本身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如果是事实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则刑事诉讼裁判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但在行为性质认定上，由于两者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不同，刑事认定对民事诉讼就不具有当然的预决效力。同时，由于刑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二次调整，其对行为性质的判断往往需要参照民事认定来进行，如果在民事上是合法的，则不应构成犯罪。这一原理，可用来解决刑、民性质模糊、难以界定的案件，即在无法判断某一行为是合法、非法，某一案件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时，应秉承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实行“先民后刑”。先由民事诉讼对合法性问题作出判断，公安机关再据情决定是否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认定为合法，则刑事上就不可能构成犯罪，不应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属违法，则仍需根据刑法关于犯罪的具体规定及相关立案标准，来判断是否需要立案侦查。

篇7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经双方充分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相关规定，特签署本合同。

一、合同内容：

1.质量要求：

2.质量要求：

3.质量要求：

二、合同金额:

共计人民币(大写) (小写)

三、付款方式:

1、本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50%，即人民币￥_____元(大写：________元整)。

2、项目结束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余款，即人民币￥______元整(大写：______元整)

四、责任与义务

1.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按质按量完成相关设计和制作工作。

2.乙方需在规定时间(____年__月__日前)完成，并送交甲方签字认可。

3.甲方根据乙方需要提供相关资料，并承担因版权、文责所引发的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

五、产权约定:

甲方将委托设计的所有费用结算完毕后才享有著作权，否则，乙方设计的作品著作权归乙方，甲方对该作品不享有任何权利;甲方在余款未付清之前擅自使用或者修改使用乙方设计的作品而导致的侵权，乙方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六、违约责任:

因设计和制作工作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经过大量调研工作的同时更需设计师的精心创作，乙方在开始着手设计时就已经在全面的履行合同，因此，甲方如提前终止合同，预付款乙方不予退还。

七、其他事项：

八、甲乙双方如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纠纷，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无果则提请法律途径解决。

本合同壹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对方签字盖章合同一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乙方(盖章)：

代表签名：代表签名：

地址：地址：

篇8

    对仲裁的认知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仲裁的认知程度。问卷中有22家调查对象是通过两种以上的方式认知仲裁的,占调查对象的42.3%,有30家是通过单一方式认知仲裁的,占调查对象的57.7%;通过法律书籍成为33家调查对象认知仲裁的途径,通过实际接触到的仲裁案件成了22家调查对象了解仲裁的方式,还有21家调查对象是通过媒体报道的一些案例中了解到仲裁的;在对仲裁非常了解的有20份问卷中,有15份选择了通过实际接触到的仲裁案件了解仲裁这一认知途径。对于仲裁所具有的优势,有10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具有单一优势,占调查对象的19.2%,有15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具有二重优势,占调查对象的28.8%,27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具有三重以上优势,占调查对象的51.9%;对于专家仲裁在银行纠纷中的作用,2份问卷回答说不清楚,13份问卷认为专家办案对商业银行纠纷的解决无关紧要,9份问卷单纯认为专家办案能够有利于金融争议公正的审理,并提高效率,9份问卷单纯认为对案情复杂的金融纠纷专家仲裁有利于案件的解决,14份问卷认为专家仲裁既有利于金融争议公正的审理,提高效率,又有利于对案情复杂的金融纠纷案件的解决。商业银行对于仲裁的优势与专家仲裁的作用的认知是影响商业银行选择仲裁的重要因素,突出宣传仲裁的优势与专家仲裁的作用对于仲裁在商业银行纠纷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二、仲裁在商业银行金融纠纷中的应用

    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有4家通常借助外聘的法律顾问处理业务纠纷,有13家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或专门熟悉法律工作的职员处理业务纠纷,有11家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与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处理业务纠纷,有7家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或专门的熟悉法律工作的职员与外聘的法律顾问处理业务纠纷,有10家通常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或专门的熟悉法律工作的职员与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外聘的法律顾问处理业务纠纷,可以看出,纠纷处理主体的多样化已成为商业银行的一种趋势。在解决银行业务纠纷的多种可选途径中,有7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家调查对象选择了“调解”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家调查对象选择了“仲裁”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3家调查对象选择了“诉讼”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与“仲裁”作为的纠纷解决途径,有5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与“调解”作为的纠纷解决途径,有6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与“诉讼”作为的纠纷解决途径,其余14家选择了包括“仲裁”在内的三种以上途径解决纠纷。这一问卷的结果表明,目前诉讼是各商业银行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并且对纠纷解决途径选择越少的调查对象选择仲裁的可能性就越低。这在商业银行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商业银行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有37家调查对象在合同中约定协商不成提交法院,有14家调查对象在合同中列明诉讼和仲裁两个选项,由当事人选择。在52份问卷中,有15份问卷回答曾以仲裁方式解决过纠纷,占调查对象的28.8%,而在该15份问卷中只有6份问卷给出了近两年业务纠纷统计数据,数据表明仅有2010年一起金融纠纷通过仲裁结案。这表明仲裁在金融纠纷的解决中应用的比较少,这与仲裁作为一种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以仲裁方式解决过纠纷的15家调查对象中,选择仲裁理由不尽相同。10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是一裁终局,仲裁方式比诉讼方式成本较低,仲裁裁决书与法院的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申请强制执行,4家调查对象认为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仲裁机构,自主选定仲裁,1家调查对象感觉以前本单位以仲裁方式解决合同纠纷的效果较好。

    从认知层面来看,妨碍仲裁在金融纠纷中应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33家调查对象习惯以诉讼解决金融纠纷,占调查对象的63.5%,可见,“诉讼定式”已成为仲裁在金融纠纷得以应用的主要障碍。上述思维定式的形成与调查对象的几种观念有很大关系,28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的保全、执行要通过法院是妨碍其选择仲裁的原因,15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机构的影响力不如法院,14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的“一裁终局”制不利于其选择仲裁,9家调查对象认为诉讼的“两审终审”制是诉讼相对于仲裁的优势,8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员素质影响其对仲裁的选择。从实践层面分析,商业银行未选择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也存在几方面的原因,有17家调查对象明确表明不选择仲裁是因为上级行制定的格式合同文本中解决争议的方式不包含仲裁,有14家调查对象承认合同管理人员对仲裁法律制度不了解,有9家调查对象未选仲裁的原因是合同双方虽有仲裁约定但约定不明确,9家调查对象则是因为签订合同的对方不同意选择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3家调查对象对以前本单位以仲裁方式解决合同纠纷的效果不满意,3家调查对象强调未选仲裁的原因主要是仲裁后的执行问题,认为目前仲裁裁决书比较尴尬,在法律效力方面不受认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程序不顺畅,1家调查对象认为诉讼的二审终局是仲裁不具备的优势。

    三、目前商业银行对仲裁的定位

    目前各商业银行在业务领域中所产生的纠纷类型因业务范围与规模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如前所述,目前商业银行采用仲裁解决金融纠纷的比例比较低。在选择纠纷处理途径时,银行所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的问卷中,有35家调查对象考虑到成本费用、时间长短的因素,有33家调查对象考虑处理结果的法律效力强度这一因素,有18家调查对象考虑处理机构的专业水准,有15家调查对象考虑争议标的额大小,有15家调查对象把与纠纷处理机构的关系纳入考虑,有12家调查对象考虑社会影响后果,还有8家调查对象考虑其他因素。

    目前商业银行对宜于仲裁的金融纠纷类型也有明显的倾向性,有37家调查对象认为争议不大的纠纷适宜仲裁,有30家调查对象认为需快速解决的纠纷适宜仲裁,有18家调查对象认为涉及商业秘密及商业声誉的纠纷适宜仲裁,有13家调查对象认为银行与个人贷款纠纷适宜仲裁,有12家调查对象认为涉外纠纷适宜仲裁,有11家调查对象认为中小企业贷款纠纷适宜仲裁,有3家调查对象认为争议较大的纠纷适宜仲裁。这一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对仲裁的快速便捷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但是同时也普遍没有认识到其解决争议较大纠纷的作用。仲裁裁决能否得到法院的执行所存在的认识是影响商业银行选择仲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52份问卷中,商业银行对于仲裁裁决能否得到法院的有效执行有着不同的认识,有26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裁决不一定会得到法院的有效执行,占调查对象的50%,有20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裁决会得到法院的有效执行,占调查对象的38.5%,6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裁决能否得到法院的有效执行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占调查对象的11.5%。对于仲裁与法院审理金融争议在时间和费用上各自的比较优势这一问题,20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审理金融争议在时间和费用上比法院有优势,18家调查对象认为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同时9家调查对象认为这一优势对金融争议的解决影响不大,11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与法院审理金融争议在时间和费用上各有优势。如果应用仲裁解决金融纠纷,仲裁程序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21家调查对象认为应依照案件复杂程度来选择仲裁程序,各有15家调查对象在未置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分别选择简易程序(1名仲裁员)与普通程序(3名仲裁员),另外有9家调查对象认为应当按照案件标的额来选择仲裁程序。如果采用简易程序审理金融纠纷,案件标的额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有21家调查对象认为20万元以下的金融纠纷适宜采用简易程序,占调查对象的40.3%;有15家调查对象认为50万元以下的金融纠纷适宜采用简易程序,占调查对象的28.8%;有7家调查对象认为100万元以下的金融纠纷适宜采用简易程序,占调查对象的13.5%;有7家调查对象认为200万元以下的金融纠纷适宜采用简易程序,占调查对象的13.5%;有1家调查对象认为金融纠纷用简易程序不应当对标的额设限,占调查对象的1.9%。

    采用仲裁程序审理金融纠纷,审理期限是仲裁效率的一个重要内容。有31家调查对象认为采用仲裁审理金融纠纷的期限应当不超过30天,占调查对象的59.6%;有14家调查对象认为采用仲裁审理金融纠纷的期限应当依照案件复杂程度确定,占调查对象的26.9%;有4家调查对象认为采用仲裁审理金融纠纷的期限应当不超过60天,占调查对象的7.7%;有2家调查对象认为采用仲裁审理金融纠纷的期限应当不超过90天,占调查对象的3.8%;有1家调查对象认为采用仲裁审理金融纠纷的期限应当不超过7天,占调查对象的1.9%。在目前商业银行对仲裁的应用与认知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对仲裁工作提出了不少的期望与建议。有35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与金融单位多交流、走访;有29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加大仲裁宣传力度;有28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多吸纳金融行业人士担任仲裁员;有26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定期举办金融仲裁研讨会;有25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编纂案例汇编;有11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出版刊物。

    四、总结与对策

    (一)加强对商业银行的仲裁制度的宣传与普及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重要形式,仲裁制度具有专业性、公正性、便捷、快速、费用低、保密性强等特点,因而在民商事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90%以上的经济纠纷是通过仲裁解决的。而仲裁在山东银行业纠纷中应用则是另一番景象。调查数据表明,在52家调查对象中,只有15曾以仲裁解决过纠纷,占调查总数的28.8%,这表明银行业普遍缺乏仲裁的实践经验。这一现象与银行业根深蒂固的诉讼习惯存在密切关系,数据表明,在商业银行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有37家调查对象在合同中约定协商不成提交法院,占调查总数的71.1%。从对银行业对仲裁的认知与评价上来看,有14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的“一裁终局”制不利于其选择仲裁,9家调查对象认为诉讼的“两审终审”制是诉讼相对于仲裁的优势,46.1%的调查对象并不认同仲裁的“一裁终局”的优势。这种倾向实际上隐含着调查对象对于仲裁裁决公正性与权威性的忧虑。调查对象对仲裁这样的认识不能不说“现行仲裁制度依然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比较明显的反差”,甚至于可以说“仲裁而临着在制度上和理论上被边缘化的双重尴尬境地”。根据调查问卷中调查对象的期望与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通过各种方式提高银行业对仲裁的认识与认同,如与金融单位多交流、走访、加大仲裁宣传力度、多吸纳金融行业人士担任仲裁员、定期举办金融仲裁研讨会、编纂案例汇编或出版刊物,目的首先是促进商业银行在仲裁观念、态度上的转变;其次,进行相应的金融仲裁机制的建设,为仲裁在金融纠纷中的应用铺平道路;再次,推动仲裁机制在金融纠纷中的应用。

篇9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___________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经双方充分协商，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特签署本合同。

一、 合同内容：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质量要求：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质量要求：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质量要求：

二、合同金额：

共计人民币( 大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小写 )____________________

三、付款方式：

1、本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____%，即人民币￥___________元(

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2、项目结束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余款，

即人民币￥______________元整(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四、责任与义务：

1. 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按质按量完成相关设计和制作工作。

2. 乙方需在规定时间(______年____月____日前)完成，并送交甲方签字认可。

3. 甲方根据乙方需要提供相关资料，并承担因版权、文责所引发的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

五、产权约定：

甲方将委托设计的所有费用结算完毕后才享有著作权，否则，乙方设计的作品著作权归乙方，甲方对该作品不享有任何权利;甲方在余款未付清之前擅自使用或者修改使用乙方设计的作品而导致的侵权，乙方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六、违约责任：

因设计和制作工作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经过大量调研工作的同时更需设计师的精心创作，乙方在开始着手设计时就已经在全面的履行合同，因此，甲方如提前终止合同，预付款乙方不予退还。

七、其他事项：

篇10

林地流转合同范文1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湖北省森林资源流转管理办法(试行)》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流转方式：转让。

二、转让期限：50年，即20xx年 月 日至2059年 月 日。

三、转让标的： 亩林地的使用权(其中天然林地 亩，退耕还林地 亩)，地名、坐落、四至界限见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

四、转让林地的用途：转让林地必须用于林业生产，未经依法批准，不得擅自改变林地的用途。

五、转让价款和支付方式：乙方按叁拾壹元/亩给甲方支付的人民币 元为林地转让金;乙方在转让林地上营造的林木所产出的原木，乙方按市场价格的10%作为转让林地的补偿，用现金付给

甲方。市场价格以县级物价部门核定的为准(下同)。

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享受原已退耕还林的政策补助及其他相关惠农政策。

(2)有权依法获得转让林地约定的收益。

(3)转让林地在乙方未开发利用前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的补偿(扣除乙方已支付的转让金);转让林地在乙方开发利用后，林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成材林木补偿的10%和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的土地补偿。

2、义务

(1)确保所转让林地的产权清晰，没有权属争议和经济纠纷，不是债务的抵押物。如在转让后发现原来存在林地、林木权属争议和经济纠纷的，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

(2)维护乙方的林地经营权，不得非法变更、解除转让合同。

(3)尊重乙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涉乙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4)协助乙方搞好转让林地上的森林资源管理。

(5)协助乙方办理林权变更登记。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依法享有转让林地的使用权和自主营造的林木及产品的所有权，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依法处臵所营造的林木及产品。

(2)有权享受除国家惠农政策以外的优惠政策和扶持。

(3)林地转让后，林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所营造的非成材林木补偿的100%或成材林木补偿的90%。

2、义务

(1)维持转让林地的林业用途，不得擅自改变林地的用途(为林业生产服务的设施除外)。

(2)依法抓好转让林地的林木采伐和植树造林，落实补植和管护措施，确保工程建设检查验收合格。

(3)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林地，在转让林地内发生毁林和乱占滥用林地行为时，应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制止，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4)依法做好森林资源管理，落实管护措施。

(三)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1、甲乙双方均应行使和履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2、甲乙双方在签订合同后，持本人申请，凭原有林权证书和本流转合同，到咸丰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林权变更登记。

3、乙方因生产经营使用甲方的道路、水源等设施造成损坏的，由乙方负责维护。

4、乙方在基地建设中若需用工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转让林地的林农。

5、甲方在其转让的林地内所必需的宅基地、墓地，乙方应无偿同意。

6、转让林地上原有林木的处理约定：

(1)杂灌木

本合同签订后，乙方需要更新造林时，甲方在乙方规定的时间内自行砍伐，运至离山林最近的能行驶货车的公路，乙方按市场价格予以收购，或者由甲方依法自行处理;若乙方组织砍伐，乙方按市场价格的10%给甲方予以补偿。

甲方需要生活烧柴，可依法自行砍伐。

(2)商品材

乙方需要更新造林时，甲方在乙方规定的时间内自行砍伐、依法处理，或者运至离山林最近的能行驶货车的公路，乙方按市场价格予以收购;若乙方组织砍伐，乙方按市场价格扣除砍、制、运(运至离山林最近的能行驶货车的公路)成本后给甲方予以补偿。

(3)自用材

甲方需要自用材，由乙方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甲方按规定的地点、时间、树种、数量自行砍伐。

7、乙方允许甲方拾取经营采伐利用后的剩余物用于生活烧柴。

七、违约责任及其他约定事项

1、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如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捺印并经发包方签章同意后即生效，原甲乙双方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自本合同签字之日起即废止。

3、因本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变更及终止等发生争议时，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或申请发包方调解，调解不成的，申请乡(镇)人民政府处理或向咸丰县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处理结果或仲裁结果不服的，向咸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合同期满，在国家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若甲方有意继续转让，乙方享有优先受让权，若甲方不愿继续转让，乙方在流转林地上营造的林木及修建的附属设施由甲乙双方依法协商处理。

5、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和发包方各执一份，报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一份。

甲方(公章)：_________乙方(公章)：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林地流转合同范文2转让方(甲方)：

受让方(乙方)：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湖南省森林资源流转办法》等有关规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 流转标的和确认

甲方同意将位于 亩(大写附小写)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租赁给乙方。本次租赁的林权为林地使用权、林木使用权。

本次租赁的标的物的林权证编号为 。 林地坐落具置: 、小地名: 、面积: 、小班: 、林种: 、主要树种: 。

二、流转方式及流转期限

原经营方式为家庭承包经营,本次流转方式为 。

甲方原承包期限：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日止，共 年;本次流转期限：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年。

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享有的权利

1、依照本合同约定获取林权流转价款。

2、监督乙方按照合同约定合理利用和保护林地，经营保护森林、林木。

3、有权按本合同约定在流转期满后收回流转林地使用权和林地上的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

4、非经特别约定，在流转经营期内，有权获取原发包方和承包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属于本合同中甲方所有的政策补助资金。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甲方承担的义务

1、保证流转林权产权清晰、没有权属纠纷或经济纠纷;如存在权属纠纷和经济纠纷的，必须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如对乙方的生产经营造成了实际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2、尊重乙方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涉乙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未经合同约定或双方协商不得非法变更、提前终止或解除流转合同。

3、协助乙方办理林权证明或林权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三)乙方享有的权利

1、依照本合同约定，依法享有林地使用权、林木使用权，以及自主经营权和处置权，并获得相应收益。

2、有权享受国家鼓励发展林业生产经营的优惠政策和项目扶持资金及相关补贴。

3、流转期满后，甲方继续就该林权进行流转时，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权。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四)乙方承担的义务

1、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支付流转价款。

2、依法履行造林、管护、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责任。在发生乱砍滥伐和乱占滥用林地时，应当及时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3、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不得擅自改变林地用途，不得有自行或准许他人在流转林地上毁林开垦、采石取土的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

4、主动接受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对森林经营的管理和监督。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五)双方特别约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1、对二次流转的特别约定：

乙方在合同约定的流转期内，在不改变林地使用性质的前提下可单方面进行二次流转，二次流转的时间及使用范筹不得超出本合同对该林地的约定。

2、对流转林地上现有林木的处置的约定：

如甲方有临时釆伐需要，可与乙方进行沟通解决;针对该流转林地上新增加的林木或种植物乙方有权单方面进行处理，如发生林地征用，乙方有权获得新增部分的政策性补助;在合同期满后，乙方针对新增部分有完全的处置权。

3、对流转合同到期时地上修建的附属设施归属的约定：

对于乙方由于生产经营所修建的附属设施，如鸡舍、猪舍、工人房等，乙方有完全的处置权。乙方在合同期间内对该部分也同样享受国家的相关政策性补助。

4、合同约定本林地乙方主要从事发展林下经济。

四、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

本次流转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以下费用：

采取固定总额使用费形式：总使用费为每亩 ， 合计： 。 支付方式： 。

五、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

1、 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又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

2、 因不可抗力(重大自然灾害等)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

3、 其他法律规定或本合同约定的终止情形。

六、违约责任

1、乙方应按照国家规定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林地林木流转价款，逾期一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应付款的1%滞纳金，逾期1个月视为乙方严重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收回有关林权。合同解除后，甲方不须退还已收的林权转让金。但由于甲方的违约行为而导致此种情形发生的除外。

2、甲方应按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支付有关林权，逾期一天应向乙方支付总流转价款的1%违约金，逾期1个月视为甲方严重违约，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甲方应全额退还乙方已交林权转让金，给乙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3、流转后，若乙方发现流转林地林木存在权属纠纷、经济纠纷，并书面告知甲方处理，逾期1个月甲方没有处理妥当的，视为甲方单方违约，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甲方应全额退还乙方已交林权转让金，并按已支林权转让金总额的300%向乙方缴纳违约金，给乙方造成实际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4、流转期内，若甲方单方违约终止流转合同或以其它方式主观上迫使乙方无法执行流转合同，甲方应全额退还乙方已交林权转让金，并按已支林权转让金总额的30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给乙方造成实际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七、其他事项

1、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应。

2、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共同签字，对于以转让方式流转的还须经发包方同意签字后，方可生效。

3、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和发包方、乡镇林业工作站各执一份。

甲方(公章)：_________乙方(公章)：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林地流转合同范文3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鉴证单位：翠屏区 乡(镇)人民政府

翠屏区 乡 社

甲方自愿将已承包经营的本社集体所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乙方用于农业范围内的生产经营。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本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在经过甲方全体村民一致讨论通过后，就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订立本合同。

一、流转林地地概况

(一)流转林地位臵：本合同约定的转让林地位于翠屏区 村 社。

(二)流转林地在林权证上的信息情况：

林权证号： ;

林地使用权权利人： ;

(三)流转林地面积：实际测绘面积 亩。

(四)流转方式： (转包/租赁/互换/转让等)。

(五)流转期限：共 年 个月，即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二、合同价款

(一)林地流转费单价为： 元/亩/年。

(二)流转期限内流转费：共计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实际支付流转费以甲方实际流转林权面积计算。

三、价款支付

(一)乙方分 次向甲方支付承包费。

(二)第一次付款时间为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林地流转费的 %，即人民币 元(大写： )。

(三)第二次付款时间为自甲方将林权证过户到乙方名下之日起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林地流转费。

四、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有权依法获得林地流转费用，协助乙方办理林权证，维护乙方的合法权益，不得变更、解除流转合同。

2.甲方应履行所发包林地的政策性义务，基于行政部门政策性规定关于本次流转林地的收益由甲方享有。

3.甲方应尊重乙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涉乙方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4.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后5日内将其地上附着物自行清理，过期即视为自动放弃，归乙方自主处理。

5.甲方确认前述流转林地产权清晰，没有权属纠纷和经济纠纷，不是甲方债务的抵押物。如在本合同签订前存在的所有土地权属纠纷、相邻权纠纷，在不得影响乙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下，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当相应责任。

6.甲方全力配合乙方实施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凡乙方因生产经营方面需要建设道路、房屋、堰塘等基础设施时，甲方应及时协调解决相关占地、青苗赔偿等事宜。

7.承包期满后，林地承包权仍属甲方，乙方有意愿继续承包，甲方仍按本合同的约定内容流转给乙方，若国家土地政策有变动按国家土地政策规定。

8.甲方在不影响乙方整体规划并征得乙方同意的条件下，甲方可以在承包林地周边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建房，需占用乙方承包林地的，按实际占用面积扣减转让面积，并承担乙方移栽树木的人工费用;甲方在不损坏乙方树木的条件下，可以在原有祖坟的周围建坟。

(二)乙方权利义务

1.因生产经营需要招录工人的，在平等、自愿及服从乙方安排管理的前提下，乙方可以优先考虑使用甲方符合条件的人员。

2.在向甲方支付林地流转承包费后即可进行相关施工作业。

3.乙方承包生产经营期内，如遇国家或其它征地、占地，林地在承包范围内的地上附着物按赔偿企业的标准赔偿给乙方。

4.如因国家政策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乙方承包的地上附着物由乙方变卖或处理，一切所得归乙方，乙方交回所承包的林地。

5.乙方在剩余转包期依法再流转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再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本合同约定的转包期限。

6.按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林地流转费。

(三)其他权利义务

甲乙双方在本流转合同签订后，持原林权证书和本流转合同，共同到原办证单位作林权变更、过户登记。

五、违约责任

(一)如乙方不按时付款，应向甲方支付未付部分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

(二)如甲方违约，应按乙方已支付承包费每日万分之三的金额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乙方由此产生的直接、间接损失。

(三)甲方确认合同约定的流转林地产权清晰，无权属纠纷和经济纠纷，并不含不可占用的国有林及不可变更用途的生态林;否则由甲方承当相关经济责任和双倍流转金额的违约金。

六、其他

(一)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甲方家庭户代表在本合同上签字后，其本人及家庭户成员即视为接受本合同，受本合同约束。本合同不因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自然人)的变更而影响合同的法律效力。

(二)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或者纠纷，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调解决，并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本合同一式六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贰份、鉴证单位、区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各壹份，与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公章)：_________乙方(公章)：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