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范文
时间：2023-08-14 17: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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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鲍德里亚；使用价值；消费社会；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2-0024-06
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物品成为商品的必然的条件，任何物品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具有可供人类使用的价值。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丰盈的消费社会之中，在商品逐渐被系列化和系统化的工业生产中，作为商品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是否还存在？换句话说，人们在购买商品时是否还像以往一样关注物的有用性？对此，后现论家、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做出了别样的回答。在鲍德里亚看来，“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在消费社会中物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也就是说，商品不再以使用价值为基础，而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消费者不是对具体的物的功用或个别的使用价值有所需求，他们实际上是对商品所赋予的意义（及意义的差异）有所需求。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物的结构演化和数目的繁多使物的效用性逐步消失。创造了大量使用价值，并使消费社会丰富的科学技术，在促进消费社会发展的同时却又受到该社会的阻碍和限制，也就是说，使用价值走向符号的过程也是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限制的过程。
一、使用价值的丰盈――科学技术对消费社会的促进和推动
尽管鲍德里亚的使用价值批判理论是以对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消亡的批判为目的的，但是这一理论的逻辑始点却是使用价值的丰盈，也就是说，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描述是从琳琅满目的商品开始的。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则对商品的丰富性起着主要的促进作用。
（一）使用价值的丰盈
消费社会是指后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在消费社会里，价值和生产都具有了文化的含义。讨论消费社会时，鲍德里亚首先强调了消费社会中物的丰盈和商品时的系列化和系统化现象，“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1]（P1）。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根本变化在于物的丰盛性，人不再被人所包围，而是被物所包围。使用价值的丰盈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物品的不断繁衍和各种需要的增加上，而且还表现在制造界对物品生死周期的加速上。
（二）科学技术对消费社会的促进
尽管鲍德里亚在其早期著作的《物体系》的导论中，开综明义地指出“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2]（P2），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他还是对物的功能性进行了大量论述。不仅如此，鲍德里亚还强调了科学技术对商品功能性发展的作用，“甚至这样说都不会显得奇怪：物品最具体的一面便是科技，因为科技演进和物的结构变化实为一体。”[2]（P3）虽然鲍德里亚逻辑上对使用价值一直持批判态度，但是他却并没有否定科学技术是消费社会中使用价值的根基。
1. 科学技术的两个层面
什么是科学技术？怎样界定科学技术？学术界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严格说来，科学技术是个在工业社会中成立的命题。鲍德里亚根据技术与物的功用性的关系把科学技术分为两类：一类是远离日常生活的实验室及高科技发展的有限领域，如航空工程、太空技术、航海科技等。这类科学技术所追求的是物的功能效力，以使用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的目的。如航空业，它迫切需要发展的是最具体的技术，从而符合其安全、速度和效率的功能。在这些领域中，技术发展急迫需要凸显结构要求，而其集体的、非个性化的特性却使流行的影响力降到最低。另一类是和日常生活中物体系相关的科学技术。这种科学技术在基本遵从商品使用价值的基础上，更多地把精力消耗在个性化和流行中。比如，汽车的状况是把变化改进的精力花费在玩弄外形的游戏上，却在发动机和水冷却方面保留了低技术。鲍德里亚所关注的是第二种科学技术以及在技术之上物的功用性和意义关联。在举证航空工业之后，鲍德里亚紧接着论述到，“在这类情况中，技术发展依循的是一条几乎纯洁无瑕、不受干扰的道路。可是我们很清楚，要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物体系，这一类技术结构分析将是破绽百出、效力薄弱”[2]（P5）。
2. 物的科技层面变化是本质的
科学技术与商品的相关性是一个近代社会的话题。早在农耕时代，在科学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商品生产甚至谈不上技术，因此，用于交换的商品既是消费者对使用价值的购买，同时商品本身又大都带有生产者的个性特征。随着社会的演变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和商品越来越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而言，科学技术决定了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鲍德里亚把物界定为由科技层面和由需求所造成的心理和社会层面的两个部分构成。在鲍德里亚看来，“严格地说，物的科技层面变化是本质的，而物在其需求及实用的心理或社会层面的变化则是非本质的”[2]（P3）。作为本质性的科技层面必然决定由需求所引起的非本质的心理和社会层面。
鲍德里亚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物的功能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物的整体结构中的每一个元件不是在功能冲突的妥协中存在，而是不同功能在同一元件中得到整合。以汽缸为例，老式的汽缸，每一个单元都被当做一个绝对本位来处理，只在爆炸循环的某一段落里起作用，之后就不再作用于其他零件了，这些零件就像轮班上阵的工人一样，它们的功能只能在封闭的系统里才能完成。新式的汽缸同老式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单就散热板而言，它除了机械功能之外，还可以保护汽缸盖不受瓦斯冲撞变形。老式汽缸的每个零件的功能是相互冲突的，整体是部分折中妥协的结果，而新式汽缸的结构是一个整体，不是部分的折中。在新式汽缸里，每一个元件的功能得到了极致的发挥，而发挥的前提则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真正的技术问题，其意义为不同功能在同一元件中的整合”[2]（P4）。同样，在日常生活中，过去的家具摆设和物的功能更多地彰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道德向度，而随着社会和家庭的变迁以及空间的缩小，隐身自如的橱柜、随时折曲和伸张的椅子甚至消失的家具和物则随处可见。我们且不讨论鲍德里亚意义上家具和物所负载的表达力，单是物的功用化变化本身就已经说明科学技术的张力。
科学技术不仅使物的使用价值得到极大发挥，而且还在生产上使其模式化和系列化。鲍德里亚曾断言，在工业社会中，没有一件供人消费的物品是以单独的类型出现的。换句话说，今天的工业生产是以规模化和批量化为特征的，而以流行的模式化为支撑点的生产体制之所以得以维持的基础却是科学技术。尽管鲍德里亚语境下的科学技术的大进步几乎停止，只有改良、附带化的改进还在进行，但是科学技术对生产模式产业化的支持却是无法否定的。
二、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死亡――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阻碍和限制
尽管鲍德里亚把物的科学技术的变化定义为本质层面，但是他却对这一层面不感兴趣，他甚至认为纯粹技术的物品与我们是不相关的。鲍德里亚感兴趣的是“物品的合理性和需要的不合理性如何大起争执，而这个矛盾又如何引出一个前来解决它的意义构成体系，而不是科技模型，因为在它虽有它基本的真理，物品的生活体验真象却持续地和它分离”[2]（P5）。对鲍德里亚而言，参与到我们生活的实用物品，不是以技术的效用性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而是持续地逃离技术的结构性，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即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换而言之，今天人们在消费时不仅仅关注物的使用价值，同时更多地关注物的延伸――文化和社会的意义。
（一）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死亡
使用价值的消解和死亡一方面体现在传统道德、个性化的消失上，另一方面则是商品不再被从具体的用途上去看待，而是从其全部意义上被看待，物走向了符号。
1. 传统道德、个性化的消失
鲍德里亚指出，传统生产社会中的物品是人依自己的需要，使物品共存于一个功能化的环境里。尽管在这样的环境里许多物品像老式汽缸一样都在它们各自的功能里互相隔离，经济性能低、一致性也不高，但是物品的功能却体现了人的个性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人与物的紧密相关也使物得到一种密度和情感价值的“临在感”，从而彰显了道德的尺度。鲍德里亚指出，在以生产为特征的“匮乏”社会中，生产决定消费的种类与形式，产品的消费具有实物性、使用性和功能性特征。换而言之，在生产社会中，消费的对象首先是有用性和功用性的商品。从“匮乏”的生产社会转变到“丰盛”的消费社会是鲍德里亚理论逻辑的真实所在。今天的物品在回应新的需要的同时，在使用方式上更加具有弹性，同时物与人的关系也更为自由，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拥有更多不受拘束的空间。按鲍德里亚的意思，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人们可以选择任何想购买的东西。尽管今天的物品在其功用性上大为进步，物品更具有了适空性和适时性，但这一进步却并没有改变传统物体系中功能的不协调状态，相反还对其所体现的道德秩序和个性化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我们所使用的物品不仅失去了其临在感，而且也失去了它的内在组织，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组织已被破坏且未被重建。
2. 物的意义的完备
鲍德里亚对使用价值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传统道德和个性化的消失上，而是顺其逻辑的张力继续往前发展。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的消费逐渐从商品的物质性和功用性中解放出来，消费所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所指称的意义和负载的个性特征。也就说，承载商品的不再是它的有用性，而是意义层面的社会地位和个性化身。鲍德里亚断言，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讲，人们从不消费物本身，而是从广义的角度把物用来当作能突出自己个性的意义符号。比如，相同马力、品牌的汽车会因为外观设计的差异性而产生巨大的差价，而人们对某一汽车的消费，不是由汽车本身的运输功能，而是由其意义层面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对鲍德里亚来说，消费社会中的物不仅具有意义，而且还具有意义上的完备性。也就是说，消费者不会再从具体的用途上去看待单个商品，而是从其全部意义上来看待它们。我们在购买一款名牌西装的同时，必须连带购买与之匹配的衬衣、领带和皮鞋等，这不是为了实用，只是为了意义的完整和齐备。这里意义的齐备不是由使用价值需求层面产生的，而是具体情境生发下的暗示。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除了各自为器具之外，同时又被广告和大众传媒形成了集体观念，在这个观念中，商品好似一条链子，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一串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的意义。
3. 物被符号化
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社会并不止于丰盛以及丰盛的表象，在本质上，它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社会，而划分消费社会等级的标准则是鲍德里亚提出的“差分编码”及“社会的区分逻辑”，这种划分逻辑是形成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消费社会中，物的意义具备是其走向符号的前提。物的意义的充分发展必然使物最终走向符号。正是因为物具有了象征性和意义指涉，消费的主导方面的商品才被赋予“符号”。也就是说要成为消费的对象，商品必须首先成为符号。在消费社会中，商品都是以系列的形式出现的，商品内部包含着既相互对应又相互否定的差别次序，也就是说，商品中包含着能揭示社会等级、地位和权力的社会秩序。商品成了制定差异秩序的扮演者，一定的商品对应一定的功能、权力和社会地位。与商品包含的等级相对应，需求也由一系列等级构成。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物所体现的道德的消失使人们在物面前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而对物的无止境占有和对新鲜物品的体验带来的最大程度的幸福是人们进行消费的动力。消费了比别人多的商品，意味着比别人更大的权力，同时也预示着在消费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幸福。另一方面，在等级性的需要中，一种保持距离和符号区分的社会等级的必要性原则也需要绝对的维护。为此，人们开始歇斯底里地在消费中实现他人话语的导向作用。换而言之，人们进行消费的主要动力是某种精神的需要，而不是物质的需要，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已经脱离使用价值的必要层面，而变成炫耀性的消费。
（二）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阻碍和限制
消费社会中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讲，现代意义上的每个单件商品都是科学技术的结果。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不仅使商品在量上极度丰盛或富足，而且在质上也加快了商品的更新换代，使物更适合人。总之，科学技术对消费社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技术与物品体系的关系本来是紧密相关、和谐演进的。但是充斥着商品的消费社会却打破了这一相关和谐性，这一社会不仅没有促进科学技术进步，而且客观上阻碍和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1. 发明几乎停顿
物品非结构性的配件的大量繁衍，促成了物品扬扬必胜的状态，而正是这种非结构性元素组成了流行和引导性消费的社会通路，也就是在它们身上，技术的演进开始倾向停顿。正如汽车产业一样，今天汽车的改进不是发动机本质部分的改进，而是其外观、配件等非本质部分的改良。当商品不再作为被使用价值呈现在人面前，而是在符号意义上表征社会地位及“个性”特征的时候，科学技术也只停留在物的外表改观上，就像绘画一样，“当当代绘画不再能够清晰地揭示这个世界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能从签名中获取一些意义、一些提示，由此也获得一种保证”[3]（P86-87）。鲍德里亚指出，今天技术的改良、包装和完善化追求的是物品的威望感，而不是结构上的创新，“的确，无关宏旨的改善、复杂化、附带体系（为了安全感或威望）都在培养一种有关‘进步’的伪意识，而遮盖了基本变化的紧急性……流行以它次级系统的无协调蔓衍，属于偶然的领域，因此也是形式无限再兴的领域，和市场开发最能发挥到极致的领域。在技术的垂直性和利润的水平线之间――在技术发明的不断超越，和一个依照生产的目的性造成的物和重复形式的封闭体系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对立”[2]（P145）。对此，鲍德里亚感叹到，今天，发明几乎完全停止了。
2. 科学技术被赋予新的内涵
使用价值向符号转化的过程，即符号的生产过程，源自于对有用性的破坏。大众传媒在将使用价值转变为符号的同时，“技术和知识从它们客观的实际中分离出来，被凸现差异的‘文化’体系再发掘。由此这个领域变成了消费的延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赋予它生产、体系以及符号的相互作用等诸多内涵”[3]（P108）。在物的符号化过程中，科学技术也被赋予了新内涵。当生产的目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意义层面的关系和差别生产，“当代垄断性生产决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一直也是关系和差异（垄断）生产”[1]（P59）时，也就是说生产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物的生产时，科学技术也失去了其本真的意义。
三、使用价值批判的价值和意义
鲍德里亚作为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其理论不仅涉及领域广泛，论点新颖，而且对当代欧美理论界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鲍德里亚早期思想既受列菲伏尔日常生活研究的影响，同时也深受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思想的影响。在批判性的社会学框架内，鲍德里亚的早期作品试图把列菲伏尔、巴塔耶和情境主义者发起的日常生活研究与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活的社会符号学结合起来，其关注的中心是消费社会中的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与后期作品相比，鲍德里亚前期思想更加学院化和容易理解，但是却被遮蔽并相对忽视了。尽管学术界对鲍德里亚褒贬不一，但是，无论如何，他对使用价值的批判有着非常大的价值和意义。
（一）使用价值的没落和消费意识形态对人们需求的控制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特征
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而言，人们对商品的消费是对其使用价值的消费。在生产领域，需求是生产的动机，同时生产又决定消费。鲍德里亚从现代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入手，从特殊的需求理论出发，提出消费者不是对具体物的功用性或使用价值有所需求，而是对商品所赋予的意义有所需求。物不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而这种价值又是最根本的。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当我还将冰箱作为一架机器来使用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物。它是一个冰箱。在物的意义上来谈冰箱或者汽车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与它们如何冷藏食物，或者如何运输，这些‘客观’的事实没有任何关系。这里所谈论的物是一个无内容的功能存在”[3]（P41）。鲍德里亚在这里最想告诉读者的是需求对象对商品符号背后意义的需求是消费的社会逻辑与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之间的分界线所在。从实物或者使用价值的需求过渡到其背后的符号意义需求，仅仅是一步之遥，但是跨出这一步却是非同寻常的。鲍德里亚看到了当今社会中人们对商品品牌和象征意义热爱的社会心理以及在这种消费行为基础上所构建的消费文化的存在。鲍德里亚理论的更深意义在于，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商品如果仅仅消费功能实用性，就意味着是面对一种物质消费和为了物质获得而工作的虚无感，而消费的活力在于人们自身意义的彰显。在生产和需求的关系上，鲍德里亚的理论试图证明，人们是先体验到了生产之后商品宣传的图像及使用此商品的生活趣味，才开始明确自己和那种商品发生关系后的意义，最终才去购买商品。今天铺天盖地的广告传媒确实从一定层面彰显了鲍德里亚意义上生产对需求的决定作用。当下我们消费的动机不仅仅是需求，而是受消费意识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对物的社会地位、权力意义和个性化象征的追求。
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中物的大量繁衍和人们消费行为的频繁发生不仅没有促进科学技术本质层面上的进步，相反却阻碍和限制了技术进步。鲍德里亚极度赞成路易斯・孟弗尔德关于技术与文明的论述。孟弗尔德指出，美国在经历过科学技术的风光时期之后，也就是1940年之后，发明突然之间停止了。而阻碍技术进步的主要障碍就是品味、流行、浪费和商业利益的相结合。如果说孟弗尔德看到了阻碍当代技术创新发展的社会表象，那么鲍德里亚则找到了这一阻碍的根本症结――资本主义生产体制。鲍德里亚指出，目前的生产体制一方面在运作，另一方面却阻碍着真正的技术进步。换句话说，阻碍和限制消费社会中科学技术的不单单是控制整个消费社会的消费意识形态，究其本质而言则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在限制科技进步的同时，也阻碍了社会关系的重构。在鲍德里亚看来，人、技术和物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互结构的，在同一文明中，这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技术受到当代生产体制阻碍的同时，人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也幸免不了，“技术和物品都在承受和人所承受相同的奴役――具体的结构程序，也就是技术的客观进步，所受到的阻碍、歧流和退化，和人的关系具体社会化的程序，也就是社会的客观进步所承受的一致”[2]（P144）。
四、使用价值批判理论之缺失和局限性
在以符号和意义构成的消费社会的框架中，鲍德里亚的使用价值批判理论确实有着不可否认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我们在肯定鲍德里亚使用价值批判理论之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该理论还存在着缺失和局限性。
（一）鲍德里亚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基础的缺乏，使其对消费的分析与生产分析相脱节
在马克思那里，消费活动是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出现的，它与生产、分配、交换组成生产与再生产的序列。鲍德里亚虽然对消费进行了详释，但是他却几乎未涉及生产方式和劳动领域，没有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鲍德里亚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基础的缺乏，导致了他未对资本主义显而易见的部分，如投资、储蓄、过剩等进行讨论。尽管鲍德里亚注意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第一性，并指出应该根据生产体系来分析消费，但是他的使用价值批判理论似乎暗示了需求和价值在消费社会中主要是由消费和流通创造出来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消费和流通。事实上，鲍德里亚也从未真正清晰地分析符号逻辑与资本积累的逻辑关系。在使用价值符号化的过程中，鲍德里亚把消费看成是消费者对资本控制的强迫接受，而没有从经济学层面说明，对于既希望消费增长又不要超过生产增长速度的资本家来说，消费构成了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受资本和生产所决定的社会，而鲍德里亚却过分地强调消费，并赋予其作为主导性的社会力量的特权。使用价值批判理论的目的是消解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还是补充或替代政治经济学，我们无法判定。
（二）片面夸大了当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阻碍和限制作用
鲍德里亚在论述消费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时，直接断言消费社会使科学技术限于停滞状态。当今技术的发展充其量只是修缮型的非本质层面的进步，本质的创新却几乎没有。对于鲍德里亚的上述见解，笔者认为有些危言耸听。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所开始的第三代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以微电子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为标志、以广义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不仅引起了当代技术领域的巨大变革，而且还形成了新兴技术群。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及海洋技术等在许多领域均获得突破性进展。由于鲍德里亚早期著作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确切地说，此时的他没有看到和经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因此，我们说，随着消费社会的日趋发展，科学技术不仅没有陷入停滞，相反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鲍德里亚通过对由符号和意义构成的消费社会的分析，不仅详尽揭示了商品使用价值向符号转化的过程，而且还深刻论述了科学技术同消费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的来说，鲍德里亚理论既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又有明显的思想缺陷，同时在这一思想背后又蕴含着他对社会的无奈和失望。
参考文献：
[1]【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篇2
[关键词]物化 卢卡奇 科学技术 和谐社会
一、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经济活动、政治和意识形态都处于物化状态,人也从外在到内在都被物化了。消除物化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消除物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概念是卢卡奇在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直接从《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发掘出来的。由于商品形式是资本主义普遍的社会形式,物化成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他从物化的哲学分析入手,展开了对直接的物化现象――劳动异化的批判。
卢卡奇将需要的彻底异化称为“物化”,并视其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往的历史表明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的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然而问题在于物欲是否即人类的本性。马卢卡奇说:“历史的本质正在于此,如果加以固定化,那么一切都会变成假象,历史是不断变革的形成人类生活的客观形式的历史。因此,不可能通过以一种经验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特殊形式的连续的现象,来理解这些特殊的形式”。在一种形式下固定不变的、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在另一种形式下终将消亡。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物化”的新的社会形式。
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后,人类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满足的,而需要中传统的社会性因素则是永远无法满足的。[3]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物化,使人类最终建立起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
二、物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物化”似乎是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它的不断膨胀和物化关系的普遍化,严重侵蚀着社会机体的健康,因此,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克服和超越物化的羁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1.社会中的物化现象
时至今日,物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一个非常普遍和严重的问题,物质主义的泛滥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物的依赖关系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人和物的关系发生了颠倒,物质变成人生追求的目标。物质到任何时候都只是实现人生目的的手段,相对于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而言,物质永远处于附属和次要的地位。然而在当今社会,对物质财富的追逐成为人们普遍的生活目标,人们陷入了对物欲的无穷无尽的追逐之中,变成了物质世界的奴隶。
第二,人的价值和精神的物化。由于物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人的价值与精神就不可避免地被淡化和边缘化了。在物化的社会中,人的价值追求完全屈从于市场的引导,市场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趋向,人的价值被客体化了,物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惟一标尺。
第三,人际关系的物化。人是社会性动物,健康合理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基本需要。在物化的社会里,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变得迷惑不清甚至难以捉摸了。
2.物化现象的危害
物化的扩大必然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使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走向单一,导致公民社会的平面化和庸俗化,产生一些十分不利的社会后果。
第一,物化的泛滥导致了消费主义的流行,大量社会资源浪费。消费主义表现了人的的恶劣倾向和不加控制,满足的是个人的暂时私欲和虚荣心,集中体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是十分有害的。
第二,在劳动发展过程中,商品的发展、工具理性的扩展,导致和促进人的物化和主体性的沦丧,而且生产力的发展也必将因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的丧失和社会的物化而走向增长的极限。
第三,物化和消费主义的盛行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使人们的良好生活环境遭到破坏。
第四,从某种意义上说,物化增加了社会腐败现象滋生,导致了大量社会不安定因素。物化使人的生活目标发生极大的错位和扭曲,社会上拜物主义盛行,物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心中占居了主导地位。
三、针对物化现象采取的措施
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有力措施,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
1.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提高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水平。
2.提倡财富伦理。进一步推进财富公益化进程,逐步使全体社会成员认识到一切财富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回归于社会的道理,树立理性的财富观,崇尚朴素、节约的简单生活,更多地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
3.强化以人为本的社会观念,确立人在社会中不可取代的首要地位,摒弃以物为本的传统思想。随着社会发展方式的变化,物本思想已经被逐步淘汰,以人为本的观念迅速成为未来社会的崭新观念。
4.提倡科学文明的消费方式,建立公平公正的消费伦理。鼓励适度消费、文明消费、绿色消费,培养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维持人类需要和自然环境的平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
参 考 文 献:
[1]陈爱华:关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解析,高校理论战线,2000,(10).
[2]李亚斌:卢卡奇哲学思想的轨迹中国哲学研究,199512
[3]李东宁:《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
[4]寇鸿顺:试论卢卡奇物化理论对马克思异化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许昌学院学报,2005,(1).
篇3
人们对教育技术进行研究时，首先需要知道教育技术起源于人类对教育的关注程度。根据目前的社会形势来看，人们对教育技术的研究只停留在利用教育技术进行研究最终获得成果，至今无人将教育技术进行过系统理论化的研究与探讨，从而导致教育技术至今没有形成一套独特的体系。但是对于技术哲学曾有专家学者对其进行过细致研究，学者对其研究的层面不断加深发现教育技术随社会发展不断改变，社会进步出现新的文化或新的技术，教育技术也会紧随其后进行自身提高更新自身的技术含量。研究教育技术的学者进行分析后他们有着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如下：教育技术可以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在现代化教学中实施；教育技术可以在社会生产中科学的提高效率创造价值；教育技术应当在教育体系中使用一种较为明确的方法体现出来；根据时展脚步，使教育技术达到计算机化的程度，使教育技术以多媒体为媒介得以广泛传播。在当代社会中人们要使教育技术在社会应用中彰显价值与此同时更应当及时找出问题并及时进行有效的解决。当代社会视阈下中西方文化碰撞激烈，教育技术不仅被中国人重视，美国对教育技术的应用与传播也十分积极。不难发现教育技术不论在哪一个国家进行发展都离不开信息化应用。其中的原因是我国的教育技术是在电化教育中进行实践应用的，因此,将教育技术信息化是当代教育技术的主要追求。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更加重视将教育技术采用一种调动人类多种感官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以吸引为前提，把知识不是仅仅安排在课本上使知识变得更加灵活与新颖。
2如何对教育技术中的设计进行研究
教育技术中的以设计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近年来的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与追捧，学者认为设计即将成为教育技术的新方向，同时有学者称设计研究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具有直接关系，设计是对教育技术的一种新型驱动，在遇到具体问题时要明确设计与研究不是个体而是相互结合的一个整体。学者对研究设计进行总结指出教育技术中的设计研究应当是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再遇到问题时能够在最快时间内提出解决方案；重视现实也至关重要，在特定的环境中应当重视与情景结合的具体解决方案；传递性在设计研究中最为关键，设计研究的团队中每个人都需要高效率的进行属于自己的使命。目前众多的研究者表明在进行教育技术设计研究是应当保持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对于研究的方法与成果要进行不断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所以说教育技术的关键不仅仅是解决问题还需要在不足中吸取经验，不断对方法进行改进创新。
3结语
篇4
艺术教育美育审美情感
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核心，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早在2000多年前，以先秦时期的孔子和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为代表，东西方的大思想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艺术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和作用。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一方面说明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具有某种惊人相似的共同规律；另一方面也说明艺术由于具有审美认知、审美教育、审美娱乐等多种功能，确实能对社会生活产生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一、艺术教育的意义以及在其他学科中的重要性
在当代社会中，艺术教育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一方面，造成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舒适和富有，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消遣需要；另一方面，高科技社会，又使社会分工更加专门化和职业化，人们的日常生活都被程序化和符号化，高效率的工作节奏加重了人们的精神压力，物欲横流更加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危机和隐患，人们在精神生活方面反而变得更加焦虑和不安。席勒早在18世纪时发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分裂、“情感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冲突，在当代社会中变得更加尖锐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格外受到当代人的青睐。人们需要在艺术中恢复自身的全面发展，防止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在艺术田地里恢复心理平衡与精神和谐，通过对艺术与美的追求，提高人的价值，达到个性的发展，实现人格的完善。例如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喜爱音乐、精通文学，他除了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外，还经常拉小提琴和弹奏钢琴，爱因斯坦本人曾讲过，在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里对真、善、美的不断追求照亮了他的生活道路，对艺术的爱好丰富和培育了他的感知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1993年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召开的“科学与艺术研讨会”有一句名言：“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
二、当代艺术教育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艺术教育空前重视。在前苏联，艺术教育也受到相当的重视，除传统的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艺术门类外，还兴起和发展了“工业艺术设计”等新兴艺术学科，将技术与艺术、科学与美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融合在一起，使艺术的范围，从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扩大到物质生产领域。在美国，近40年来艺术教育也发展的很快，仅影视艺术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仅有几所大学设立了电影电视系，到了80年代末期，开设电影电视课程的大学已近千所，在其中攻读各种学位的学生达数万人之多。开设出门类齐全、种类繁多的艺术课程，内容除涉及各门艺术和艺术史外，还涌现出一批新目前，的艺术边缘学科，如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教育学、艺术符号学、甚至艺术理疗学（如音乐疗法）等。
我国近年来艺术教育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艺术教育的实施逐渐得到推广。仅以高等学校为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重点院校从20世纪90年代初率先在校内推行艺术公选课学分制，后迅速在全国高校中普及开来。截止2005年，全国1000余所高等院校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相继开设了各种各样的艺术课程，受到广大学生热烈欢迎。在此基础上，许多综合大学，师范大学乃至理工院校，纷纷成立或筹备承立艺术中心、艺术系或艺术学院，全国中小学的艺术教育也蓬勃发展。这一切标志着我国的艺术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三、艺术教育的任务和目标
1、普及艺术的基本知识，提高人的艺术修养
艺术修养是人的文化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当代社会几乎人人都离不开艺术，但是真正具备较高的艺术修养，还需要掌握艺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在艺术欣赏中不断提高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把欣赏中的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知。因为艺术欣赏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和再评价，只有欣赏者具有较高的欣赏能力，通晓艺术的基本知识，才能从更高的起点上去欣赏艺术作品，更充分的发挥艺术的审美功能和现实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因此，“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艺术教育正是要提高人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使人们在艺术欣赏活动中，真正的、充分的得到艺术的享受。
2、健全审美心理结构，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艺术教育之所以在整个教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因为它可以培养和健全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培养人们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创造力。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格拉索在回答“如何才能造就优秀科学家”的问题时，认为包括艺术在内的多方面的学问可以提供广阔的思路，例如多读小说就可以帮助提高人的想象力。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这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中，人的创造力也得到充分的发挥。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十分重视美育和艺术教育，强调音乐艺术对启发人的创造性思维至关重要，他晚年甚至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研究美学与艺术方面的问题。
3、陶冶人的情感，培养完美的人格
由于艺术是审美情感的集中体现，因而，艺术教育对人的情感的培养与提高，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历来的思想家、艺术家们，都十分重视艺术对人的情感的陶冶和净化作用，强调通过艺术教育来培养人们美好、和谐的情感和心灵，从而实现完美人格的构建。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正是通过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的方法，陶冶人的情操，美化人的心灵，使人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成为一个具有高尚情操的人。
所以，艺术教育既是一个人获得全面发展的保证，也是社会实现全面进步的基础，更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艺术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全民族精神素质的提高，对于人文精神的高扬，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杨睿,李忠伟.艺术教育在工科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J\].科学教研,2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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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建设和谐社会不仅是党的新时期重要决策，还是新时展的必然需求。树立起崇高的社会建设理想，培养起高度的社会责任心，是作为社会新时代青年的高职学生的重要课题。在高职学生中进行社会责任感培养的教育，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不容小觑的价值和作用，本文主要对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进行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
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和谐社会；价值探析
进入本世纪以来，人才和科技已经变成国际竞争中的关键因素。当前新兴产业的崛起趋势，对人才也提出了综合性、复合型的要求，不但包括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素养，还需要具备思想品质、社会责任、社会公德方面的素养。作为建设社会新鲜力量的高职院校学生，应当构筑起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促进和谐社会的良好构建。树立起崇高的社会建设理想，培养起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已成为作为社会新时代青年的高职学生的重要课题。
一、和谐社会的含义
和谐社会当中的“和”，是指和睦、相安、协调，意指“和衷共济”；“谐”则指顺和、配合得当，没有冲突和抵触的意思。因此，和谐社会的含义就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间关系协调而融洽，每个人之间相互协调、尊重，营造出良好、和谐、和美、大同的社会氛围，没有根本上的冲突利害和矛盾。它的含义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是个人的和谐，每个社会成员具备良好健全人格，尊重他人，乐观进取；第二，是人际间的和谐，每个人之间和谐融洽相处，相互协调和尊重；第三，是社会各系统和阶层的和谐，各阶层间关系融洽，没有根本冲突；第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实现生态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目标，一方面贴近马克思思想里所推崇的高级和谐社会，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中的“大同思想”的最佳体现，与我们民族文化当中的谦逊、仁德、家庭和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美好民族愿望和最佳社会模式。
二、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探析
要构建起和谐社会，必须要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作为精神观念上保驾护航之法宝。若缺少了责任感，社会是难以获得良好发展和进步的。教育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已日益重要，在当前高职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今天，在高职学生中推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已经成为当前各高职院校不容忽视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程度，将会对和谐社会之发展有极大影响，它所体现的是和谐社会的核心要求和价值追求。首先，责任感教育工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缺少责任感的青年不是一名合格的社会公民和时代青年，因为现代社会的建设工作是社会各方面联系与合作的完整体系，它对于当前社会的年轻一代有着以下的要求：具备群体意识、完整独立人格以及崇高的社会责任心。近十几年来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致使社会价值观迸发出多元化、多方向、多样性的趋势，年轻一代容易被这些价值取向所影响和摇摆，显现出自我膨胀和功利主义的不良倾向。由此可知，对当代青年学生包括高职学生进行责任感的教育，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来说是必然的任务。
其次，当代劳动者素质要求需要高职教育事业重视学生责任感的培养。当前世界区域经济联系日趋加强，区域市场经济也在相互交织和渗透的过程中彼此联系和影响，对于现代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也有了时代性的更新：要求劳动者具备高度纪律精神、高水平的专业技能以及高度的责任感。高职学生是未来的社会从业者和建设社会的主力军，若没有树立起对社会的责任感，则极有可能使他们的能力使用拐入了不正确甚至是违法的方向。只有具备强烈责任感的青年学生，才会意识到建设社会的内涵与意义，才会懂得学习科学知识、职业技能对于建设社会的作用，才会在责任感的推动下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和职业技术水平，才能够使自己朝着新时代高尚劳动者的方向努力。再次，具备社会责任感也是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人类发展危机的最根本精神要求。作为同样居住在地球上的居民，我们每个人之间的联系和命运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命运也是紧密联系着的。近年来人类社会工业化、科技化的进程，使得地球这一人类共同居住的家园遭到严重的环境恶化，臭氧层空洞、冰川融化、气候反常、海平面上升等问题接踵而来，无一不为我们传达地球悲鸣之信号。因此，作为新时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感的强烈程度，将会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走向有直接影响作用。最后，具备责任感也是社会信息化趋势对社会公民所提出的新要求。本世纪的网络化、信息化发展使人类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网络已像血液一般融进人类社会躯体里，成为人类社会运作必不可少的部分，并对人类生活、出行、工作、学习、社交方式产生革命性的革新。传统的观点包括道德观念也在这信息化网络化社会中遭受冲击与挑战，使得人类对社会的责任感也遭受弱化的危险。当前网民群体中大部分是青年学生，是网络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来源与部分。青年学生所认同的价值观体系里是否包含社会责任感，将会是影响社会稳定性甚至安全性的核心因素。因此，培养起高职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是社会信息化趋势对他们所提出的新要求。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和谐社会所倡导的是良好、和谐、和美、大同的社会氛围，既贴近马克思思想里所推崇的高级和谐社会，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中的“大同思想”的最佳体现，是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美好民族愿望和最佳社会模式。高职学生培养起社会责任感，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有深远的价值意义，不但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主要途径，还有助于培养出高素质的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新时代劳动者，不但能缓解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还为信息化社会中的价值导向提供正确方向。在高职学生中进行社会责任感培养的教育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任务。
参考文献：
[1]谢四平等.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04-107.
[2]严平昌等.社会责任感教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8，(12)：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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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代艺术；视觉传达设计；促进；特点；表现
随着社会群众审美观念的时代性转变，社会中的各种艺术均在发生改变以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精神需求，而视觉传达设计拥有将艺术成分表达出来的作用，也因此出现时代性变化。二十世纪60年代初，日本东京曾经举办了一届世界设计大会，其中包括报刊环境视觉设计杂志、招贴海报及其他印刷宣传物的设计，还有电影、电视、电子广告牌等传播媒体。日本《ザィン辞典》中曾这样写道：“给人看的设计，告知的设计”，由此可见，它与社会艺术之间存在共通性，可以为社会艺术提供展现的平台。
1 当代艺术和视觉传达设计的现状与特点
1.1 视觉传达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在社会中已经有一定的存在时间，经过人们不断地探索和革新，它已经成为了当代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谓之：视觉传达设计艺术。归根究底，视觉传达设计的出发点和最初目的是期望能够通过平面或者立体技术，将各种其他艺术元素和抽象的思想、信念等，直观地展现给观众，触及观众的内心世界。因此，视觉传达设计具备其他艺术的一般特征：1）社会性，它是源于社会，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的设计行业，其发展和变化均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2）时代性，视觉传达设计是现今时代的标志之一，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世人的审美观和艺术观。3）个性化，它虽然与其他艺术门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终究独立于其他艺术。
1.2 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又可以说是现代艺术，它是当代人们运用传统艺术元素相结合，或是通过传统艺术变异得来的，在具备传统艺术某些特征的同时，又具有现代化特征。1）美化性。不可否认，当代艺术是对人们审美观或是对美的元素的直观展现形式，其中含有美化、夸大、描绘、描述等作用，使表达对象更加生动立体。2）科技性。科学技术是艺术表达方式的改善器，能够提高艺术表达的效果。例如，美术作品会运用信息技术（3D成像、数据调色），雕塑作品会用到精确的电子工具等。3）融合性。当代艺术在人们的严重所呈现的是一种百家争鸣的状态，通常都是相互影响和促进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个性化和科学技术在视觉传达设计中有所展现，而当代艺术表现形式也与视觉传达设计产生了共鸣，但视觉传达设计仍旧还有几点问题，需要人们去解决。一是：没有演化出完整的艺术灵魂。二是：当代视觉传达设计艺术与其他艺术相比较，可以说是“新生代”，不管在形式、内容、方法、意象上都还显得不够成熟，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三是：活力不够，不能精确把握观众的喜好。
2 当代艺术对视觉传达设计发展的促进方向
当代艺术对视觉传达设计的影响，主要是由当代艺术成分决定的。即当代艺术从外观、内涵和制作过程上为视觉传达设计提供参考，并推动其发展。在当代艺术的带领下，视觉传达设计必将朝着人性化、潮流化、民族化方向靠拢。
（1）造型。造型是视觉传达设计对人们影响最表面的部分，造型越合理，越能够吸引人们的眼光，引导观众去深度探知视觉传达作品，提高其信息传递效果。当代艺术以当代人的审美观为切入点，能够通过一些特殊的或是专业的形象、排布等获得观众的亲睐。这为视觉传达设计提供了有效的借鉴。比如，利用美学原理和几何原理的结合，能够使海报、广告等更符合观众的“胃口”，令观看的人获得视觉上的享受，从而提高其观看和分析作品的欲望。
（2）内容。视觉传达设计不能是片面的技术或是信息的展现，还应当适当加入含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内容，增加其作品内涵。因此，除了一般的社会信息之外，必须适当地将当代艺术融入到作品当中，凸显作品的档次，增加其核心意义。
（3）表达意向。必须明确视觉传达设计作品的表达目标，不要继续将之看作是广告或者标语，而应当把它当成是真正的艺术来欣赏和创作。因此，视觉传达设计作品在表达相关信息的同时，还需要为当代艺术的展现提供一定的空间，展现“美”的元素。
3 当代艺术对视觉传达设计发展的促进和影响表现
3.1 立体主义对当代视觉传达设计的促进作用
立体主义在西方的艺术界中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它的目的是尽量将同一物体的不同面进行细致的展现，充满了透视感与真实感，关于它的释义曾有这样的解说“谁理解塞尚谁就理解立体主义”。立体主义讲究以实物代换手工绘制，在具备更强逼真效果的同时，也增强了画面的趣味性。这类作品的风格多显得较为零碎，但是更有装饰效果。他对当代视觉传达设计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于：视觉传达设计采用立体式拼贴手法，将色彩、图案、形状不同的部分进行修整，最终通过粘贴连接到手法以及适当的艺术加工，使原本散乱的部分根据某种规律结合为一体。就如塞尚的画一般，淡淡看一眼觉得杂乱无章，仔细观看分析，却又有许多深长意味。
3.2 表现主义对当代视觉传达设计的促进作用
表现主义主要运用夸张、描绘、朦胧等手段，将一定的情感元素加入到作品当中。这对于当代视觉传达设计而言是相当可贵的，因为这恰恰能够增加视觉传达设计作品的内在价值。通过对作品的情感化处理，能够使本身要传达的信息获得夸大和强调，使观众更为记忆深刻。例如：人物表情的夸大化，或是对非人类事物加以人类的夸张表情，不但能够充实画面还能够增强情趣。
3.3 达达主义对当代视觉传达设计的促进作用
达达主义源自于苏黎世（瑞士），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国的一群艺术家聚集于名为卡巴耶・伏尔泰的咖啡馆内，将他们借艺术安慰和发泄自己的活动命名为“达达”，据传，当时这群艺术家将刀德语词典碰巧选中了这个词语，词语意思为“玩具木马”，恰巧这个词语也符合该项活动的本质，利用我国现代词语来进行形容，可以称之为“非主流”。达达主义对视觉传达设计的推动促进主要是：以其特有的拼贴手法，结合点、线、面的分割式排版，使视觉传达设计作品在排版上更富有创造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文字排版，通过任意的拉伸、收缩、扭曲、倾斜等方式，将传统文字设计摆脱了铅字排版的束缚，充分展现了设计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4 总结
综上所述，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艺术种类和内容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但更加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延伸出了许多时代性的特点，呈现一种百家争鸣的态势。在这样活跃的文化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受到各种艺术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几率也获得了增加。研究当代艺术如何促进视觉传达设计的发展，探究两者之间的各种关系和本质属性，有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视觉传达设计艺术的发展趋势，运用各种方式方法对其进行改良。
参考文献：
[1]张楠.谈现代艺术对当代视觉传达设计的影响[D].南京理工大学，2006，05（01）.
[2]周鸣勇.解析现代艺术对视觉传达艺术的影响[J].作家，2012，09（28）.
[3]王可.篆刻艺术对视觉传达设计的影响与启示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9，04（01）.
[4]李瑛.论绘画艺术对视觉传达设计的引导作用[D].山东大学，201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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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中国油画艺术原有的创作源泉必定随社会的变革而发生变化，其将以特有的表达方式再现精神文化。中国油画艺术是体现人文精神的载体，是人文精神的忠实守望者，其表达了精神价值，传承了文明。
一、探寻油画创作的“自由”程度
“人文精神”的核心问题就是“自由”。油画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自由”，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创作题材和形式的自由。对自由程度的评价，应该以人的精神解放的程度为依照。当代社会，精神解放的内容应该从三种文化角度理解：封建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和时尚文化。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发展中，主观人格被忽视，人的个性被压抑，形成了一种抑制自我的文化特质。因此，艺术家必须摆脱封建文化的长期禁锢，追求精神生活的个性与自由，寻求精神解放之路，依靠作品的感染力唤起人们对长期失落的“人文精神”的追求。
殖民主义文化对中国的影响首先是一种惯性意识形态。这种惯性的根源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经历，也即后殖民主义。人们不知不觉地认同并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和文化习俗，而缺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反省。中国油画艺术应及时地对这种社会现实作出反应，通过感性认识的创造力量达到精神解放的目的，实现国际文化交往中的并存和共享自由。
时尚文化是商品化时代的产物。油画艺术以其特有的实验性，获得了游离于时尚的身份。正是这种自由的“游离”身份，才使得油画艺术能够对时尚文化作出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并作出有效的回应，通过对时尚文化、流行文化存在的危机的思考，提出人类文化新的价值取向。
二、保持油画艺术创作中的批判精神
批判精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评论人或事物是非的一种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二是在对某种思想言行进行系统分析时坚持的原则和立场。
中国油画作品具有为宽广的艺术视角，一些社会中的焦点问题、敏感问题纷纷被油画艺术家捕获，艺术家通过艺术启迪人们的心灵，唤醒人们的良知，批判社会中的丑恶，捍卫“人文精神”，推动社会的进步。“人文精神就是对民族、对人的关怀，是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①油画艺术家从不同角度关注当代社会现实，表达他们对“文化制约性”的反省，维护了人的生命欲望、心理需求和精神追求。油画艺术家要保持这种“批判精神”，在关注与批判中探寻“人文精神”的存在。
三、建构当代审美标准，引导油画艺术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油画乃至文化呈现出产业化的发展趋势。这对于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来说，具有两种现实意义：一方面，为文化提供了较之以往更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即从物质化到消费化，从大众化到世俗化。这两种倾向必然会造成人们对审美文化的审美标准的失衡，使审美趣味的低级走向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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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logical reasoning， the article presented a worrying situation of martial arts education in schools， some embarrassment of schools martial arts education， and proposed the strategy on "learn martial arts in boxing way.
关键词： 学校武术教育现状；困境；策略
Key words： present situation of wushu education in schools；mess；policy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7-0270-02
1 学校武术教育令人担忧之现状
党和国家对武术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一直都给予高度的重视，时至今日，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现状却令人担忧，虽然曾三令五申地指出：“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加强武术教育”，但现实的实施情况并不乐观。
2001年颁布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表明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学校体育改革已步入新的阶段。然而，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却收效甚微，而且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已显露出来。
建国后，对“唯技击论”的批判，武术的防身功能被淡化，降低了武术的魅力，使武术走上“唯套路”的发展之路。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学校武术教育体系，以竞技武术套路的基础训练内容为教学内容，以发现和培养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员为主旨，造成无论是中小学的武术教学大纲、教学进度，都带有浓厚的竞技武术教学模式，同时课堂教学、课程考核、课外武术训练亦有相同的色彩。
回眸一个世纪以来的我国学校身体文化教育，竞技武术套路动作要求的单一性易引起枯燥、乏味的感觉[1]，学校武术在一个全面西化的身体教育场域里“惨淡经营”。我们始终在走一条西方的身体教育之路，传统的民族文化在其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化，不论是教育教学理念的形成，还是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都是如此，我们都是在模仿西方的教学内容。
作为中华民族身体文化的代表——武术，目前仅仅是众多“身体运动”项目中的一个项目，不论是在小学，还是初中、高中的教材体系中，一个在校生所接受的武术教育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甚至更少，[2]我们在失去自身特色的同时还需要反问自己：当下承担身体教育的教师，已经是完全西方体育化的程式，所拥有的一切身体文化的知识、技能储备已经完全具备西方的色彩。西方体育文化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学到了多少？有研究[1]指出：武术在中小学的开展很不乐观。已开课学校中，教学内容以套路为主，有70.3%的学校没有开设武术课，有些学校甚至没有增加武术内容，学生的武术认知也比较模糊。据笔者的体验和进行的观察可知，大学武术教育现状也不乐观，武术课教师主要由一般体育教师担任，武术专业教师只占29.2%，所占比例达70.8%。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使人们对学校武术教育的独特性提出质疑。大学学校武术教育主要以技术教育为主。
以上诸多问题造成了学校武术教育的尴尬境况。学校武术教育亟待进行一场全面的改革，谈不上学校武术教育对当代社会人的生存发展起到什么作用，照此下去，学校武术自身的存在都是问题。
2 学校武术教育尴尬境地之解读
不管从小学到大学，从普通高校到专业性院校，使学校武术教育陷入目前尴尬境地的核心原因，其课程内容基本是以套路为主、间或有散打，或二者都有，传授的均是被“分解”的武术，基本上处于“互不往来”的境地。使得武术的多元性和整体性得不到反映，这也导致了人们对武术认识的进一步错位，缺失了对习武者武术内在精神的培育，忽视了武术技术及其应用的整体性，学校武术教育价值的实现沦为空谈，以至使习武者的和谐发展没有了基础。
随着社会的兴衰更替，武术的技击性逐渐被压制和削弱，尚德轻力、重文轻武等思想的影响得到广泛发挥。在学校武术教育中武术的“遭遇”更是如此。如果武术以其技击性在古代军事战争中作为一种军事手段，及统治者出于维护其统治而采取“禁兵”、“禁武”的策略，那么还不足以使其成为对人进行身心教育的内容，使武术的技击性不能彰显，人们有意无意地认为武术只是茶余饭后供人欣赏的身体艺术，或是能活动筋骨的花拳绣腿，那么，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背景下，我们能容忍西方体育的竞争性，不思奋起吗？当西方体育充斥学校课堂时，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吗？我们不能驻步不前，不能因殪废食，正是因为武术具有学校教育内容的独特性。我们更要充分挖掘中国武术的技击性，武术作为学校教育内容的独特，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规则之制约、德礼之规范的悖论造成的。
跆拳道、柔道、空手道等项目在中国的火爆，我们没有理由来压抑武术的技击性及表现出来的竞争性，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它是适合当代人与社会发展需要的。不能再以“打架斗殴”和安全性等来形容、质疑和排斥武术。老一辈武术人的相继离去和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尴尬，并不代表技击武术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作为技击武术的时光不再那么辉煌，但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尴尬现实需要我们回答：如何发挥武术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如何继承和发展武术？实践证明，仅有规则限制的散手或与体操无异的套路，是武术的被边缘化和武术作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遗失，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广泛民众的嘘声。
历来已久的尚德轻力、重文轻武等原因，造成了中国人体质的孱弱和性格的懦弱，那么，在这既崇尚竞争又追求和谐的当代社会中，我们若沉迷于没有载体的、实质内容的、具体情境的武术教育，沉迷于用西方体育模式来改造和发展武术，继续沉迷于武术博大精深的赞美里，武术的传承和发展终究是一场梦而已。在这既崇尚竞争又追求和谐的当代社会中，武术也只能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模仿，武术这一矛盾的结合体如何应对这种现实并发挥作用呢？使它的作用不仅仅停留于生物层面。武术不仅仅具有体育属性，正如于志钧先生所言：“反观西方击剑和日本剑道，今天都蓬勃发展而不失其技击性，为增强各自民族的武勇精神和抗拒的身心素质做出贡献，值得我们深思。”这就决定了武术的作用不仅仅是健身。在学校武术教育中，仅有武术技术的学习而没有武术内涵的培养，疏于对学生进行武德、武礼教育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对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极为不利，仅有尚武的行为而没有对武德、武礼的指导。对学生的培养来说是不全面的。
3 “以拳种方式传习武术”之策略
因为学校武术教育价值能够实现，主要依赖于拳种整体性作用的发挥，以武术技术为载体而表现出的文化内涵，正是学校武术教育价值的意义所在，所以，应加强对各类拳种的保护，并以拳种方式传习武术。因此，将拳种的功法、拳架、推手、散打、散兵等的学练融为一体，使学生身心和谐、与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以武术技术的传授为载体，加强武术文化内涵的体悟。学生通过学练武术，一方面能促进不同文化的交融与发展，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又能使己身心俱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共为世界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组编.我国中小学武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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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自由；消费；异化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1-0121-03
技术的发展,把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此同时,技术进步繁荣了经济市场并刺激了人们消费欲望的疾速扩张,一定程度上萌生了人们的享乐心理并使人不断沉迷于其中,导致一些人在消费生活中出现自身意义的迷失与精神空虚感。自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就把扩大国内外消费作为拉动本国经济的重要方式,我国在拉动内需促进国际经济繁荣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拉动消费并不意味着鼓励过度消费、畸形消费,对于那种盲目消费和追求符号化消费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坚决抵制。本文试从技术促进商品供应和经济繁荣的角度,分析在消费社会中出现的符号化消费对人们消费需求的隐形控制和商品拜物教,指出技术异化的出现使得技术作为人类改造利用自然过程中的工具目的,开始走向反面,成为日益统治人类生活的主体,最后提出技术异化下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其可能的消解的设想。
1 技术是作为人类实现自由的手段
技术作为人类实现自由的手段成为人的生存方式。技术一词是指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也泛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技术起源于人类为自身谋取福利的进程中,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人类对自然的原始敬畏和崇拜。随着人类认识、改造自然活动的深入,技术的发展又弥补了生产活动中人类由于自身缺陷所造成的有限生产能力的困境。哲学家卡普曾对技术阐述了其著名的器官投影说,他认为：技术是作为人类器官功能的延伸,是人类超越有机体的一种需要和渴望。作为一种客观工具和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方式,技术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其中,生产力中的“力”就表现为技术存在。而技术进步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把人类从繁重的劳动束缚中解放出来,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无数条件。技术的价值就表现在对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人、社会的需求的充分、有用的满足,技术作为一种知识和价值观,开始被一种控制的艺术应用于解决各种问题。人类的存在就是通过技术活动而展开,在利用、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了属于人的技术世界。也认为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表现方式。因此,从人类全部实际生活来看,人的实践活动就表现为借助技术工具进入世界,不断提升自身并进一步造福人类。
2 技术生产和符号化消费
技术的目的是改变商品质量、为提高生活品质质量服务,但是随着技术指标化的过度泛滥,技术逐渐摆脱商品内在属性而反过来成为衡量商品的标准,技术让生活更美好逐渐演变为生活的设计者和制定者。第一,极度丰富的物品供应给人带来了满足感和幸福感,使人体验到技术带来的便利呵护。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用劳动改造自然使之适合自身需要的实践活动,从而获得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资料。当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活动开始发展,人类社会得以进步。技术进步的首要作用是直接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并融入生产力,成为生产力的构成因素,表现为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作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人,利用技术改善了自身生活环境,制造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高效率的生产被设定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人类进入了技术生活的时代。一方面,技术进步使人类摆脱了物质匮乏的局面,保障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另一方面,技术也激发了对人类需求满足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产品供应进入了技术指标时代。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更多人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满足欲望的手段也得到了无限的扩大。通过技术的商业化融入,即现代社会通过技术制造出的产品并进行出售的进程,使得从基本的生活起居到办公娱乐、从为生活便利的人性化设计到为提高商用效率而开发的智能工具等琳琅满目的商品都带有技术的烙印,标注了技术进步带来的诸多生活指标：食品的全面营养以及安全性保证、护肤品魔术般的清洁和滋润功能、居住条件的审美取向的设计、汽车、3C电子产品等的各项指标化功能设计以及文化娱乐消费中技术参数功能的融入等,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产品,均开始以形式化、标准化、数量化统领产品发展的方向。所以,技术进步在使物质满足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也使消费动机和兴趣发生动态变化：商品供应本身从满足日常需要的普通耐用消费品向技术指标化的功能产品、奢侈产品过度,表明当代人们在创造技术的本身也在消费技术。“品质生活”的标准更多的开始由技术化指标所指向,生活的美好程度开始趋向于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技术化产品的完美性能。生活产品充满了各种各样技术指标,技术全面融入的生活变成一种设计或者定制,实现不同的生活需求就需要不同的规划,就应运而生不同种类的技术。技术的更新总是促使人追求最新的产品。以手机为例,有和弦铃音的,马上就有摄像功能的,再有网络功能的,技术不断满足并刺激着人的好奇心和欲望。商品开始被技术绑定,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表现为把商品的技术指标当做理性的权威和经验的教条。
技术指标化、数量化导致了商品消费从物质性的消费转向符号化消费。大量技术商品的产出与消费者基本需求满足的同时,商家在市场竞争不断扩大销售,以生产主导的意识形态开始退居幕后,社会转由现代传媒通过意义与时尚的制造,引领进入以消费为主导的消费社会[ZW(]消费社会：由法国学者鲍得理亚提出,是指对当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呈现特征的基本术语,它用于描述、批判和审思后现代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指人在物质极大丰富下,人的精神、价值无所寄托的处境。[ZW)]。广告在引导人们消费技术指标化商品上的作用非常大,其最突出表现就在于对虚幻价值观的创造,把商品、厂商的某些意识形态植入消费者心中,从而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成为一种诱导性框架。在广告制作过程中,通过技术手段把商品信息融入故事情境,使得商品与象征性事件紧密结合,从而教人如何获得“幸福”、如何“表现品位”、怎样“发现人生意义和价值”。消费者根据广告信息,去理解和想象各种已为我们构建好的理想世界,在不曾意识得到这一过程下,接受了这幅炫丽景象及其背后的意义。让人相信使用这产品就是美好生活的开始显现,消费者购买产品后会觉得获得了超过商品使用价值的东西而沾沾自喜。人们以为可以自由的选择商品,其实暗中已经开始被商品所选定。广告使得个人与商品的关系越发紧密。由此,商家供应的不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带有文化符号意义的商品。商品的原始功能开始让位于商品的符号文化意义,从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和使用产品的传统消费过渡到享受物品所带来的文化符号意义的现代消费兴趣,即消费已经从物的消费转向符号的消费,商品本身已经开始变为象征性的符号。消费活动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对符号价值的认同。与此同时,商品的符号意义开始成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映射和象征,人们通过消费标志着社会身份商品来显示着自身身份的认同,进行着理想个性和生活的构建。一辆什么样的汽车、一套什么系列的服装,甚至抽不同牌子的香烟都显现人心对社会身份的区别。从表面上看,消费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尊重和平等,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相同的东西,那些没有购买能力的人是不在消费邀请之列的。符号化消费的特征在于：消费与真实需求相脱离,消费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相脱离。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其实是受隐形控制的,已被市场选择为消费者。
消费的虚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导致了商品拜物教。人的真正需要其实很少,其他需要并非是幸福生活所必需的。现代生活是在满足了每一个具体需要的同时,被消费刺激出来许多新的需要。人们的需求变为被动的、虚假的。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区分了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所谓虚假的需求是为了特定利益从外部强加给个人的需要。真实的需要是指那些无条件的要求满足的需求,如基本的衣食住行。虚假的需求来自人的虚荣心,来源于比较。需要是假的,那么满足也是假的,人的欲望失去自主性,要通过消费符号化商品来建立个性化的自我,表现为满足需求下的享乐至上。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意识形态,商品生产通过广告、符号等方式,使某种消费模式逐渐成为消费者所接受和认同的内在尺度。而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指一套内嵌在个体思维中的观念、价值评判体系,这种概念体系的获得不是个体自己通过反思和主动学习得来,而是在潜移默化中被外在的主体――某个社会集团或阶级出于自身利益需求――灌输。意识形态最大的便利在于,接受意识形态观念的个人通过自以为是自己价值尺度来行动,而实际上却是在遵从意识形态灌输者的意志,这样一来,被灌输意识形态观念的人,他的行为是“自动”发生的,而不需要灌输者花费大量精力时间来强迫对方执行。通过人为制造的个性框架,消费用符号化商品无意识间转换了人们的消费判断,虚假的个性文化到处传播,隐形控制消费者意识形态并窒息了其自由的需要,使其放弃了选择评价的能力。因此,人之所以不幸福,不是因为无法满足某些基本的愿望,而是由于在不断更新的需要和满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消费刺激人不断追求物质欲望,这是消费本身强加给人的虚假的需要,把物品作为自己的整体价值而丧失其独立性,人拜倒在物品面前被物品所包围。人在把基本需求满足以后,就开始变成为商品而活,通过消费使自身物化。面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一定程度上膨胀着人们的享乐心理,促使一些人片面的追求物质利益轻视精神生活的需要,导致其无暇思考批判、没有远大理想进而精神空虚,使人自身存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国内外曾出现的卡奴[ZW(]卡奴：卡奴概念来源于中国台湾,是指那些申领多张信用卡超前和过度消费,背负巨额债务且无法还清最低还款额,成为信用卡的奴隶,卡奴一词的含义由此引申而来。[ZW)]现象就是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的一个典型表现,在西方传统的享乐主义消费文化环境下,一些人通过透支进行高消费和盲目消费而导致无能力偿还债务,这种消费的非理性态度致使其个人信用严重受损。曾出现一些人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金融部门,有些人因心理压力太大为躲避债务而不得已流落街头,甚至有的铤而走险进行犯罪活动。
3 技术异化和后工业社会
技术异化的形成也是和商品拜物教的过程是一致的,技术已经从人类摆脱自然统治的工具变成统治人的工具。技术作为实现某种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具有实用性,具有去认识和驾驭自然界的可能性,这是所谓的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在当代社会中,技术力量开始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社会中的一切东西都出自技术都是技术的显现,并表现为为技术而存在,世界已经完全变成与自在自然相异的人工自然。传统技术作为身体器官的自然延伸的工具,把人的形体力量具体化并进行分配和集中,拓展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随着技术理性化、技术至上化和生产过程的机械自动化、标准化、程序化等特征的进一步强化,在促进了人类欲望和需求的无限满足的同时,技术又使人的行为和思想严重依赖于技术。技术的规范性开始代替了人类的个性创造力,人的身心自由被限制在技术宽度之内。技术理性开始走向片面,技术本身已经不限于作为工具和机器,日益成为压抑人性和创造力的统治力量。人在向外部世界追寻过程中开始陷入自我迷失的状态,引发精神空虚、失落。
与消费社会类似,在整个当代的后工业社会[ZW(]后工业社会：由美国学者丹尼贝尔提出,他把社会分为相联系的三个阶段,包括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是指工业化以后的新型社会。他认为后工业社会包含五个特征：服务性经济取代商品经济；专业技术阶级在白领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理论知识戴上了皇冠；对技术进行了规划和控制；智力技术成为制定决策的新型工具。[ZW)],在技术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后,以技术生产的经济开始转向服务性经济。后工业社会主要是技术社会,技术成为社会分层的基础。人和知识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资本和资源,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阶层成为社会职业中增长最快的集团。通过对知识的整理,科学以前作为技术发展基础的地位和形象已经改变,与各种技术和社会需要结下了不解之缘。以科技为基础的计算机、光学、电子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同时,利用包含信息的抽象理论,包括模型模拟、系统分析、决策论和博弈论等新的智力工具,可以更易解决经济和工程问题。在整个当代后工业社会中,大学、研究所、研究型公司成为主要智力机构,以技术为基础的工业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技术作为社会变化的火车头,新技术及其扩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商品成本的进一步下降,产品及其丰富种类无限增多。技术发展的这种功能,不断提高着世界的生活水平。而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带来了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为满足人们在日常生活以及出现的新需要,许多为个人服务的部门、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显示着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和从业人员的大量增加。与大规模的消费社会相同,依靠先进技术的后工业社会也是物质主义价值观凸显的经济社会。居民消费更多的也不再是仅仅满足日常物质生活,其收入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比例逐渐下降,增加的收入开始更多被用来购买符号化的商品、娱乐。这表明,技术不断满足着人类感官的需要,以车子、房子、消费为代表的吃喝玩乐的物质享乐开始构成生活的一切。纵观整个过程,技术把某种流变的东西保存并据为己有,从而不断重现,呈现为视觉化的可感的经验对象。技术借此使人进入经验世界,和经验物质打交道。这表现为人们总是先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把概念世界用技术呈现出来。知识的探寻是显在的,但是知识对真理的追求是潜在的,而技术追求使之转化为物质可经验的追求。技术使人满足于、限于物质生活中“乐不思蜀”,扼杀了想象力,思想被限制而不再是批判的。后工业社会的“后”字,就表达一种其对工业社会的未来感到的迷茫,目的在于说明人们正在进入一种过渡性的时代,表现一种踏步不前和生活在空白间歇期的感觉。
技术不能体现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每个人的需求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不应该由技术来决定,技术只有回到工具意义而具有其最大合理性。过去几百年中,随着技术与人的行为、思想密切结合,技术让人类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同时,技术革命的浪潮使世界经济和社会得以每每与时俱进的发展,呈现出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景象。同时,不可避免的,面对越发贪婪的消费世界,世界资源趋向枯竭,人们受到全面污染。技术强调功能关系和数量效益,利用其生产上的程序和方法,使一切存在都成为最廉价、最方便的资源,技术成为支配世界的本质力量展开对世界的掠夺。技术异化表现了人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技术相互作用下的客体主体化。人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曾具有独特工具意义的技术开始不再为人类本质的展现提供场所,异化的技术变成驯化、控制人类的手段,不能体现对人类寻求自身意义的更多关怀。因此,技术理性是以支配自然为前提的有限理性。技术必须回到原点,作为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工具，体现出创造、求效的作用,为人类不断摆脱束缚争取自由创造无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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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风险；科技风险；风险社会
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及个人都无法逃避，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国家来说，更是面临着各种各样复杂的风险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运用风险视角观察当代中国的现实状态，深思并反省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不失为一种冷静、理性与深刻的方式。
1 当代风险理论研究成果
1.1 国外的风险理论研究成果
风险在现代社会中已然成为了一个复杂而重大的基本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众多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在各自的领域对风险问题展开了研究，其中，以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最为突出和成熟。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在宏观研究维度上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它同样在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理解中，被当做认识论前提，因此我们重点介绍它。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三类，下面我们分而述之。
1.1.1 风险社会理论
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贝克是第一个从学理的高度把风险概念阐述清楚的西方学者。他于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被公认为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山之作，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在专著中提出风险社会这个概念。随后针对卢曼的《生态交往》一书，他又发表了《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在1999年出版的《世界风险社会》著作中，他又预测了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到来。此外，贝克的其他作品还有：《自由与资本主义》、《反思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风险社会理论修正》、《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再思考》、《再谈风险社会：理论、政治与研究计划》、《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等。
贝克毫无疑问是社会学关于风险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风险社会理论以反思现代化为视角，沿着风险分配的逻辑、个体化法则、科学和政治的衰微这三条路线展开。他不仅将现代性的膨胀及其副作用结果的风险归结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而且提出要在“反思性科学化”所带来的科学和政治的解放中找到问题解决的希望――建立“世界公民社会共同体”，从而体现了一个制度主义者的理想，真正开辟了社会学对风险的研究范式。
与贝克一样，吉登斯也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文明的结果，导源于全球化的发展和被科学技术所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他主要作品包括《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性后果》、《失控的世界》、《超越左与右》等。
贝克和吉登斯都从宏观制度结构因素分析中指出，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而大量出现各种各样的风险与全球化过程一道遍布于世界范围，它们更具不确定性、难以预测、管理或避免。他们的伟大贡献在于把 “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和理论被世界广泛接受。
1.1.2 风险文化理论
这一流派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视角来解读风险社会的涵义，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以玛丽・道格拉斯、威尔德韦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在1982年所著的《风险与文化》一书中把风险分为了三类：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他们宣称，虽然事实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可能已经有所降低，但是我们对这第三类风险即自然风险的察觉和认知程度却是大大增加了。
拉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当代社会发展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在《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中，拉什认为：在“风险文化时代，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和排除诸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飞速发展后所造成的包括生态风险、核风险在内的各种可以危及人类毁灭人类的巨大风险”。
1.1.3 风险系统理论
尼古拉斯・卢曼，是西方社会学界关于风险研究的另一位集大成者。他的有关现代社会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沟通》、《技术、环境和社会风险：一个系统的视角》、《风险：一个社会学理论》和《现代性的观察》等。
卢曼的风险复杂自系统理论完全从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内在机制来阐释风险的来龙去脉。他从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阐述了风险得以产生且不可避免的原因，深入而又细致地运用社会系统理论来分析风险。较之于贝克和吉登斯，卢曼对风险的理解要宽泛得多，他认为贝克主要关心的是技术性的风险，是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而在社会生活中还有其它风险，因此他把注意力转向“决定风险运行的结构性因素”而不是风险运行本身。
卢曼与贝克关于风险理论的区别在于：在认识论基础方面，贝克倾向于建构主义的现实主义，而卢曼倾向于强建构主义；在方法论上，贝克的是制度主义的方法论，而卢曼则是系统主义的方法论；在风险应对策略上，贝克强调的是反思性科学化和全球“亚政治”的策略，卢曼更为悲观一些，但也强调了二阶观察的重要性。
1.2 国内的风险研究成果
虽然国内对风险问题的关注晚与西方，但是大致从2003年以后，这个问题骤然成为了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总体来看，我国的研究还处于初始探索研究阶段。到目前为止，国内对风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其它领域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些研究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下面我们具体介绍。
1.2.1 西方风险理论的引入
国内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既有综合性述评研究，也有专门针对某一风险社会理论家的相关研究，但是从国内出版的著作来看，基本上都是综合性研究。薛晓源、周战超与杨雪东是国内最早一批翻译，评介及研究风险社会理论的学者，他们的作品主要有：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的《全球化与风险社会》、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的《当代西方学术研究前沿报告（2005-2006）》、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的《当代西方学术研究前沿报告（2006-2007）》。此外，从哲学角度研究风险的有两本专著：庄友刚的《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与刘岩的《风险社会理论新探》。而李瑞昌从公共管理学角度出版了《风险、知识与公共决策》。这些成果将风险的界定、分类、特征、根源、以及风险与现代社会发展为重点，并且结合了实证分析及应用分析来探讨问题，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
1.2.2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制度转型和体制转轨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来说，如何借鉴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有益成分，把它与当前中国社会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问题结合起来，并就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道，也就成为了学者们思考的主题。为此，他们进行了多视角、多学科和多行业的探讨，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这样的著作主要有：冯必扬的《来自竞争的风险――我国转型期竞争与社会风险》和《不公平竞争与社会风险》、丁元竹等的《中国2010年风险与规避》、杨雪冬的《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童星与张海波等的《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刘挺的《经济全球化与社会风险》、李航的《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社会风险管理探析》、刘先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挑战与对策研究风险・机制・对策》、 曾家华的《风险与发展-没有风险意识是最大的风险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和谐社会-社会公正与风险管理》 和谢建设《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
1.2.3 与风险相关的其他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陈秋玲的《社会风险预警研究》、谢进川的《传媒治理论-社会风险治理视角下的传媒功能研究》、贾英健的《风险社会的人学研究》、蔡定剑的《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李福胜的《国家风险：分析・评估・监控》、何翔舟的《政府管理活动中的风险成本问题实证研究》和李维的《风险社会与主观幸福――主观幸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国内学者在风险研究的学术论文数量上是相当可观的，但绝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内。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在对风险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思想、新观点，但是我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难免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存在一定的差距。相比以贝克、吉登斯和卢曼为首的风险社会理论家来说，目前国内风险理论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深刻性。
2 当代科技风险研究成果
2.1 国外的科技风险研究成果
现代技术对自然产生的负效应导致了以蕾切尔.卡逊为代表的生态批判主义这一新的科技批判思潮，在其1962年出版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中，作者以技术宏观负面效应的实证研究对科技风险产生的事后效应进行了批判，揭发了DDT等人工化学物质污染破坏土壤、森林以及河流等生态系，通过由食物链导致的生物浓缩也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这一事实。
从技术微观负面效应的实证研究探讨科技风险的学者还有：查尔斯.培罗的《当科技变成灾难：与高风险系统并存》、刘易斯的《技术与风险》、威廉.M.埃文《危机四伏：预防技术灾难》、沃兹尼亚克《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教训》等。比如培罗在《当科技变成灾难》中分析了技术事故及灾难的成因，论述了高风险技术的特征，批驳了动辄将事故归咎于操作失误、系统设计缺陷等传统的错误认识，提出“正常事故”理论（NAT）。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技术系统的事故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因而是“正常”的。
此外，科学家波拉克在《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书中，坦率地说出科学的不确定性，以及诸多技术的风险性。卡尔.德尔里卡的《双刃剑――遗传革命的前景与风险》揭示了现代传遗传学的正、负两方面，以及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潜在影响。C.J.范莱文与T.G.韦梅尔的《化学品风险评估》一书探讨了工业化学品的来源和排放对环境及人类的影响所进行的风险评估和管理。生物地球化学家巴什金编著的《现代生物地球化学：环境风险评价》，系统介绍了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一般特征，并对导致人类和生态系统环境风险的有关机理进行了分析。斯图亚特・艾伦的《媒介，风险与科学》从传媒学的角度描绘了环境风险、艾滋病、由转基因食品和BSE（疯牛病）等带来的食品恐慌，以及克隆人等问题，从而再现了科学和风险的一些关键议题。
2.2 国内的科技风险研究成果
在国内，科技风险还是一个新的探索性话题，从2004年开始个别专业研究团体开始介绍翻译国外相关著作，在学术期刊杂志上也陆陆续续的出现了一些研究论文，在2008年和2009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了两场有关科技风险的研讨会。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应该是国内最早涉足科技风险研究的专业团体，他们在2004年后推出了北大科学传播丛书五册。比如《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就涉及了科技风险研究、风险预知、风险沟通以及科技风险引起公众的理解与信任等问题。第二个专业团体是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风险”课题组，他们致力于对现代风险和风险治理的总体性的研究。从2005年起，他们也先后出版了现代风险管理译丛图书五部，这些书中对核、遗传、生殖和通讯等高新技术的风险给予了深刻的分析和评论。第三个机构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他们在2010年联合英国的多个研究中心出版了“社会风险治理经典译丛”六本。这套丛书的特点就如主编张秀兰所说是从治理而非管理的维度展开的，她认为治理是指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具有新公共管理的义涵。
2008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3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科技风险与人类未来学术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关注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风险问题，逐层分类讨论了不同类型的风险。另一场会议则更多的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的工程技术中的利益与风险问题。2009年5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昆明举办了“利益、风险和工程伦理”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主要围绕工程技术的风险问题、工程利益分配问题、工程技术人员道德、工程伦理规范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还有一场是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与英国肯特大学等联合举办的社会变迁中的风险研究国际会议，其主要议题有三个：风险管理的变迁、社会科学对理解风险问题的贡献和有关中英当前风险和社会管理的问题。
从国内目前收集到的科技风险方面的期刊论文来看，大致是从四个角度进行研究的，代表性的论文有：伦理学角度的有：崔伟奇的《科技伦理：在风险观念的语境中》、杨雪聘的《科技风险的伦理思考》和庄友刚《风险社会中的科技伦理：问题与出路》等；专门讨论技术风险的有：张成岗的《技术风险的现代性反思》、王前与朱勤的《STS视角的技术风险成因与预防对策》等；管理学角度的有：曾国屏的《科技风险与治理》、赵南元《科技风险与社会管理能力》和马缨的《科技发展与科技风险管理》等；哲学角度的有：吴国盛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与科技风险》、赵万里的《结构性风险与知识社会的建构》与《科学技术与社会风险》、蒋劲松的《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与民主》、费多益的《科技风险的社会接纳》与《风险技术的社会控制》等。
3 结束语
对风险与科技风险的关注与研究是当今时代一个紧迫而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大多数中国人对待风险与科技的态度是盲目乐观、片面肤浅的，因此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并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传播，对于增强国人的风险意识与感知，给予科技更多的人文关怀以及伦理价值观的反思，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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