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争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的争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义务教育；学校选择；劳动市场分割理论；筛选理论；蒂伯特选择

学校选择又简称“择校”，狭义的择校是指教育选择，即学生本人或学生家长对于受教育机构的选择与认同；广义的择校是指教育需求方即学生或家长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宏观上是一种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与需求矛盾的体现。与我国政府明确禁止择校行为相异的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扩大学生学校选择权利的教育政策。有学者认为，择校是世界各国公共教育体制重构的重要政策思路之一。而我国则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来限制甚至禁止学校选择，例如2001年国务院纠风办、教育部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

一、劳动市场分割理论与学校选择的合理性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现象，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为劳动者提供大公司、大企业、大机构的工作，工资待遇是由劳资双方谈判确定的，雇员有较明确优渥的福利待遇和晋升程序。次要劳动力市场情形则相反。一般来说前者往往雇用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而后者往往雇用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对二者明瑟收入方程的回归结果也表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明瑟收益率为0.066，比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明瑟收益率0.044高出两个百分点。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决定其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而也决定了其工作环境、福利待遇等等，对个人的事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我国现阶段，家庭居住地决定所进学校质量的情形下，家长通过交纳择校费来换取优质学校的入学名额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我们从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找到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选择的合理性、公平性的基点。

二、筛选理论与学校选择的合理性

筛选理论（Screening Theory）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能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论断是不正确的，教育的主要作用不在于提高人的认知水平，而是对不同能力的人进行筛选。该理论认为，雇主总是希望从众多的求职者中选拔有相应能力的人去填补空缺职位，而由于对求职者并不了解只能通过一些外显的个人属性和特点去推测其能力。一类是先致无法改变的，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等，另一类是后天获得、可以改变的，如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前一类被称作“标识”，后一类被称作“信号”。雇主可以凭借标识和信号，特别是教育信号了解求职者的能力。教育水平是反映个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号，是雇主鉴别求职者能力并安置到不同岗位上的一种装置。

这一理论也对我国当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选择的问题具有解释力。而通过择校，交纳一定的费用可以让孩子享受原本享受不到的优质教育资源，让孩子从小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日后升学、就业做后盾，好的教育背景带来一份好的工作，继而拥有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这是非常合理的想法。所以说筛选理论视角出发也论证了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选择行为应该合理存在，而不是政府从官方意识形态方面片面禁止打压。

三、蒂伯特选择与学校选择的合理性

义务教育阶段家长为孩子选择学校其实可以归为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生产、提供中蒂伯特选择问题的一种。蒂伯特认为，如果居民能够在社区之间移动，通过选择社区，他们显示出自身的偏好。蒂伯特指出，如果地方社区或者辖区的数目足够大，同时每个社区都提供着不同的公共产品（支出）的类型，那么个人选定居住的所在社区提供的公共产品产出水平是符合他的偏好的，这就是蒂伯特选择过程，也就是“以脚投票”的过程。其实，家庭和学生对学校选择的实质是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提供、生产中蒂伯特选择问题（Tiebout Choice）的一种。

在我国现阶段义务教育学校间教育质相差悬殊，非均衡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存在蒂伯特选择的择校问题是一种必然。政府有义务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基本的教育服务，但我国现实的国情使得政府没有能力为所有孩子提供均衡的、高水平的教育服务。如果私人愿意购买，愿意出高价格，政府就不应该拒绝。既然私人愿意出很高的价格，就意味着短缺供给不足，市场需求存在，私人投资是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要拒绝？所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选择行为的产生是合理的，我国政府应该做出相应的政策设计来切实的面对这一社会行为。

四、合理化学校选择的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无论是劳动市场分割理论、筛选理论还是蒂伯特选择理论，学校选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政府不应“一刀切”禁止家长的择校权，而是应该提供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学校选择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这些国家通过实行开放式的择校政策，不仅保障了家长的择校权，而且还以此来推动公立学校的体制改革和质量提升。这明显与我们目前实行的禁止择校的政策规定迥异。再者也为我国的改革提供参考，政府等相关主管部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变革：第一，打破传统壁垒，重建教育供给机制；第二，正视差异与选择，建立有效的择校；第三，加强薄弱学校改造，完善中小学布局结构。

参考文献

[1] 劳凯声.重构公共教育体制：别国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4）.

[2] 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清华大学教育评论，2004（8）.

篇2

共利益作为服务的目标，使得其能够通过资本集中、劳动力集中等手段，促进社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政府采购就是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

为。”［1］由于经济实施体的特殊性以及重要性，政府采购从而成为各学者交流的热点，其经济效益也值得深究。本文以微观经济学为背景，分析政府采购在社会福利、委托以及博弈论方面的经济影响，并提出政府采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采购中的委托问题

在政府采购中，主要涉及的关系人有: 纳税人、缴费人、各级政府、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和供应商等。“采购过程中一般会形成‘纳税人———政府———财政部门———专门政府采购机构———采购官员’这样一条四级委托链。”［2］初始的纳税人由于没有管理权力和决策权力，因此不能通过签订合同作出决策以谋求利润，但是，他们希望享受由于政府采购而带来的福利改善。采购官员作为该委托链的最终方，具有采购决策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自然要尽可能地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谋求利益最大化，因而与人( 纳税人) 产生利益冲突，发生委托问题。

该问题的主要表现在于: 所买非所需，意愿未

实现。纳税人希望政府部门采购适当商品，而不是奢侈品。例如，为干部配车的主要初衷在于方便为其代步，使得其办事效率提高，更好地为民办事。

部分干部却利用政府采购制度满足其自身对奢侈品的追求。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信息不对称难以避免。政府采购官员具

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同时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使得“他们作为采购方案的提出者，一般拥有比委托人更多的私人信息”［3］。然而，委托人( 纳税人) 如果希望通过自身能力获得市场信息，所需花费的成本远远高于人( 政府官员) ，并且，大多数委托人并不具备了解市场动态的专业知识。如果人与供应商发生贿赂关系，那么对于委托人来说，他们很难发现，即使部分具有专业知识且高度关注社会的委托人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们也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因此，可以说委托人基本上将政府采购放权于人，让人全权制定决策、签署契约，使得人偏离委托人意愿进行采购成为了可能。

第二，委托的契约关系不完备。委托

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委托人与人在实施政府采购过程中可以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来规范双方的行为”［4］，由于政府采购中采用的是长期契约，并且没有证明文件作为委托人的担保，同时，职能机构的官员不能像企业一样程序化、规范化，也无法完全实现责任制。由于采购官员具有这样选择的任意性、责任的不健全性，因而更有机会利用不完备的契约条件谋求自身利益，继而使得纳税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二、政府采购的博弈分析

虽然我国政府采购已尽力完善监督机制与评

估机制，并通过招标投标公开化来尽力避免贪污、受贿等有损于经济效益的现象在采购过程中发生，但由于“两库建设不完善( 技术专家库与供应商库) ”［5］、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市场的竞争性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这就直接导致了政府采购市场中存在不完全竞争，从而促成寡头垄断的形成，继而产生形形的博弈行为。

我国《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由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以及“有利害关系”这个定义的模糊性，政府官员暗箱操作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

“采购官员及供应商为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容易合谋达成一个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私下协议，以共同对付政府和纳税人，损害国家和纳税人的利

益。”［6］

不妨将采购官员与供应商的密谋行为看成一

个博弈矩阵，因此，他们双方都有选择是否参加密谋的权利。如果采购官员与供应商达成了密谋协议，也就是说，供应商可以通过产品溢价销售获得利润，而采购官员通过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进而得到寻租的收益。如果双方均不选择合谋，那么供应商只能以市场价格进行出售，官员也无法得到寻租收益。

假设市场上不存在具有惩罚违法者的监督机

构( 或者说监督机构不健全) ，采购官员与供应商之间的博弈就会成为合作博弈。

对于供应商来说，如果他合谋且采购官员也合

谋，那是最好的，他可以获得最高的利润; 如果采购官员不合谋，那么他也可以以市场价格将货物卖出，虽然得不到溢价收入的400 元，但是仍然有销售所得的600 元。如果供应商选择不合谋，而政府官员希望合谋来得到寻租，供应商不给予配合，供应商就会失去订单机会，受益为0，甚至有可能因为成本投入等原因达到收益为负。如果政府采购官员秉公执法，他也可以以市场价格获得600 元的销售利润。对于供应商来说，无论政府采购官员是否合谋，他选择合谋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也就是说，合谋对于供应商来说是一个占优策略。同样地，采购官员如果选择合谋，无论供应商如何选择，都将是获益的，因而合谋对于采购官员来说也是一个占优策略。

因此，这个博弈矩阵的最终纳什均衡在于双方

都选择合谋，此时，采购官员获得寻租机会，供应商可以通过垄断获得溢价收益。由于合谋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便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自我保护，共同对付纳税人。这也就解释了采购官员贪污受贿现象屡见不鲜的原因，即政府采购总是存在无效性。

三、政府采购中的社会福利效益分析

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方，为了发挥公

共物品的效用，其必须扭曲市场原来的均衡点。同时，“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满足政府采购最优解的各项苛刻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便出现了政府公共品采购活动过程的低效性以及活动结果的非理想性，即政府失灵。”［7］这就使得政府采购并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政府无法做到万能、高效。政府部门也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群所组成，他们一定会受到信息、经验、知识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他们自身的决策能力也是有限的，信息量也是有局限的，因而对于采购规模、采购方式以及采购比例并不能准确地掌握，很难作出相应的判断。政府采购采取“两上两下”的采购预算方式，因而就造成了各个部门衔接以及交流的障碍，使得其高效性大打折扣。

第二，政府失灵难以避免。由于我国的政府采

购采用的是预算方式，即部门给出采购预算让上级进行审批，经上级同意后进行采购。这样的形式使得各个部门都会尽力追求预算最大化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贪污受贿即会从中发生。再加上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决策的过程中受到信息约束、激励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失灵难以避免。

四、根据上述问题的解决意见

( 一) 加强《政府采购法》的宣传，完善政府采购体制

对《政府采购法》的宣传，有利于采购官员和广大纳税人了解自身的权利以及义务，同时，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事项的公示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便于当事人及公众对政府采购进行监督。考虑到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在整个政府采购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制定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以及相关的配套法规势在必行。从我国情况来看，我国应实行“半集中半分散”的模式。对政府采购中的集中采购部分，通过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如政府采购中心来组织进行，从而有利于形成采购规模，节约财政资金，有利于加快政府采购市场的形成; 对政府采购中的分散采购部分，由各支出单位自行进行，但必须遵循有关的政府采购法规政策。采购体制的完善是政府采购透明化的基础，因此必须加以高度重视。同时，通过完善采购体制，对于“半分散半集中”模式的推广导致其逐渐规范化，使得其契约关系逐渐完备，可以有效地解决委托问题。

( 二) 完善监督机制，招标投标“白箱化”进一步发展

采用招标的优势在于: “招标的竞争性报价是

多维的，投标人不仅在价格上竞争，还要在采购对象的性能质量上竞争。”［8］由于这样的竞争机制的引进，使得采购官员无法随意联系商家，双方达成共谋，从而获利。同时，监督机制对于采购透明度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意义。设想一下，如果政府官员和供应商面对一个竞争性招标的市场，同时具有完善的监督机制，那么他们的合谋就会有法律风险，合谋的收益也会大幅度降低。假设惩罚机制以及监督机制较为完善，他们的博弈矩阵会由“合作博弈”转化为“囚徒困境”。这时，双方都选择不合谋才能达到纳什均衡。

如果供应商与采购官员合谋，他们所得的支付

函数为最大。但由于在现代政府采购中引进招标、投标的竞争机制，采购官员在众多的供应商中经过竞争选出最优标，替代了传统的对比决策模式。这就使得供应商在竞标中市场化的成本增大、中标的风险加大，概率却下降，合谋所获得的期望收益下降，因此其行贿的可能性也随之下降。

相对应的，采购官员在招标、评标的标准程序

中由于受一系列规章的制约，同时，由于专家库的引进，导致评标过程更加专业化、系统化。采购过程是在完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合谋所起的作用大大降低，其主动合谋的预期支付函数因成功的概率太低且风险较大而难以实现。由此可见，采购官员与供应商的预期支付函数的总和不能达到帕累托改进，合谋不符合个人理性的要求。

监督机制对于采购透明度的提升也具有重要

意义，因而在完善竞争机制的同时，加强采购部门的外部监督对于保证采购过程透明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包括财政部门的全程监督、供应商的申诉监督以及技术专家的评标监督。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的配合引进使得合谋不再无成本，从而可以将“合作博弈”转化成“囚徒困境”。

( 三) 迫使寻租成本增加

政府采购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环节上的寻租

行为，是因为其具备了寻租产生的“优势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 国家权力干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体制漏洞使租金成为可能; 市场主体作为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而萌发的寻租动机; 权利人基于利益追求和制度缺陷的设租行为。当这三者具备时，也就为寻租创造了基本的条件［9］。

政府官员的寻租对于社会来说会造成十分重

大的影响。“权力寻租侵蚀了社会财富，浪费了稀缺的资源，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10］为了避免权力寻租给社会带来的无效性，应该在政府采购决策和实施过程中遏止寻租行为。在选择供应商时，真正运用招投标方法，将采购工作置于“阳光”之下;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加剧，通过竞争增加寻租的成本。

篇3

    [关键词]经济社会一体化;辩证统一;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5918(2010)05-0093-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0.05.048 [本刊网址]hbxb.com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是第一位的,对一切生产关系的变化起着最基础的作用。上层建筑的变化根源于经济基础的变化,但是它的或快或慢发展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产生促进或者阻碍作用。洛阳市积极推进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其根源在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同时,随着政治制度的调整,也会影响到当前洛阳市经济的整体发展。

    一、洛阳市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现状

    2006年,洛阳市生产总值达1331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突破2000美元(17400元),城市化水平达到38%。2010年,中心城区城市人口205万人,其中暂住人口46万人,市域总人口为680万人,城镇人口326万人,城镇化水平48%。《洛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进一步确立了未来城市的总体发展目标:立足豫西,辐射中原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携手周边,合力发展的中部制造业基地;展现历史,传承文化的国际旅游城市;山水城园,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态城市。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洛阳市加快城市化步伐,进一步重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更加重视。

    另外,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具有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特点,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所以,当前洛阳市的“三农”问题,不能局限于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的思路,必须站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思路,把“城”、“乡”两个问题一起解决,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二、当前洛阳市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特点

    (一)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用先进的思想理念来制定科学的规划,与经济发展规划、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业布局总体规划、县(市、区)和重点中心镇规划等各项规划衔接协调;统筹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的原则;着眼于城乡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协调发展,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编制城乡一体发展的各项规划。

    (二)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化。按照节约发展、效益优先原则,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城乡产业布局。加快新型工业集约化、园区化进程,在产业聚集发展和城镇有序扩张中营造生产、生活空间,促进城乡资本对流,大量创造就业岗位,为人口转移提供载体;在中心城市和县(市、区)政府所在地及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搞好第三产业布局;不具备城市化和工业化条件的其他农村地区,要深化农业结构调整,科学优化种、养产业布局,探索长远有效的机制。

    (三)重视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深化就业制度改革,建立城乡平等、统一的劳动就业管理体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突破农民工制度建设关键问题,逐步过渡构建起城乡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建立以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接轨。

    (四)重视城乡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一体化。加快城乡路网建设,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搞好城乡公路网规划修编和调整。加快构建市域1小时都市圈,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群的集聚和辐射功能。积极推进城乡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信息共享,全市所有行政村建起农村商务、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为农民享受网络浏览、查询、采集、,以及文化、娱乐等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信息平台。

    (五)重视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着力调整农村教育布局和结构,加快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完善以县(市、区)政府管理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加强农村卫生事业建设,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建立有效的农民健康保障制度;深化农村卫生医疗体制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卫生医疗事业发展和管理的新模式、新机制,鼓励城市卫生医疗机构拓展农村医疗市场,促进农村卫生医疗事业健康发展。

    (六)重视城乡生态建设和保护一体化。积极创造国家级生态示范县(市),提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城乡生态建设,加快通道绿化工程和防护林体系建设,提高生态承载能力,巩固和发展退耕还林成果,搞好天然林保护和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着力发展城市林业、近郊林业、远郊林业,进一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

    三、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觉分析洛阳市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一)洛阳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洛阳制造业正加速由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升级,第二产业进入平稳发展期,服务业进入比重逐年提高的快速发展期,“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正在加速形成。同时,随着洛阳市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日益健全,农业领域的公共资源配置全面增加,资本、技术替代土地、劳动的速度不断加快,现代农业进入加速发展期,三次产业和城乡经济将呈现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二)洛阳市就业结构的变化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二、三产业转移、城乡平等就业体制机制的逐步建立,促进农民就业的重点转到了提高农民就业的稳定性上。这就要求通过加快完善农业经营方式、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水平、不断增加农业补贴等途径,提高农业劳动者收入,缩小工农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同时,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加快,第二产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不断提高;随着城乡服务业加快发展和农业经营规模化,第三产业和现代农业将成为扩大农民就业的主要领域。

    (三)洛阳市劳动力要素的变化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随着农村产业集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越来越多的农民将成为城市市民,城乡人口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就要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县城、中心镇、中心村建设和土地使用、户籍管理、公共福利等配套改革,为产业集聚发展、农民创业就业、农民进城落户构建良好平台和有效机制。

    (四)洛阳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刺激消费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农村消费潜力将得到更加充分的释放,农村居民物质消费水平将有所提高,并逐步从物质消费为主向文教娱乐、休闲旅游等精神消费拓展。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促进城乡人员的沟通、城乡文明的渗透,缩小城乡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差距。

    四、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政治保障

    (一)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积极推动农村人口“进城安居”、城镇资源要素“下乡扶农”双向对进,形成支持农村、农业发展的良好机制。本着“降低门槛、放宽政策、简化手续”原则,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对本市户籍人口取消农业和非农业的户口性质划分,按实际居住地登记为“居民户口”,实行一元化户口登记制度。

    (二)新型农村宅基地和房屋产权管理制度。实行集约用地政策,对中心城市规划区、县(市、区)政府所在地和区域中心镇规划区及市、县工业集中发展规划区内的农村居民居住用房,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条件下,积极推行统一规划、集中建设。农民自愿退出原农村宅基地进入城镇购买公寓房的,政府可给予补贴,并可享受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的优惠政策。

    (三)农村社区向城镇社区转变制度。城市化已覆盖或即将覆盖的乡(镇),要适时实施撤乡(镇)建街道办事处工作,并相应健全有关组织机构,逐步转变工作职能。配套推进村委会转居委会工作,凡成建制的“农转非”且户数在1000户以上的,实行村委会转居委会,先试点总结经验再推广实施;凡不是成建制的“农转非”,但“农转非”后居住比较集中且达到1000户以上的,可单独建立社区。新建社区应配套完善的水、电、气、通讯和文化、体育、卫生、计划生育、绿化等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社区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功能,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需要;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促进居民综合素质提高。

    (四)农村土地保护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以多种形式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发展规模经营;农民可以采取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股以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流转服务组织可以依法成片集中流转承包地,并结合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实行集中开发、连片种植,兴建产业基地;对依法收回的承包地和农民自愿放弃的承包地,可以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流转,也可以发包给农户进行规模经营。

篇4

关键词：班级；培育；竞争意识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8-0022-02

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教育要面向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向竞争。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来看，竞争是人在心理能动状态下的行为表现，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努力向上的方向，强烈的求胜欲望，领先的行为活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知识和信息的多元化要求有不同个性和专长的人才，竞争成了选拔人才的必然形式。班级是学生发展个性、施展才能的小舞台，是学生成长的摇篮。班级管理中的竞争原理，就是教育工作者源源不断地获取新信息，努力激发学生对学习、活动的动机、兴趣、态度、意志等心理因素，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及创造性，从而培养其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以实现育人目标。在班级管理中引进竞争机制，是培养学生会学习、会生活、会创造的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在此我主要谈谈在技工学校班级管理中怎样培育学生的竞争意识。

1.注入竞争意识，培养竞争精神

竞争意识是形成竞争品质的前提。技校学生带着对新生活的美好向往和强烈的新奇感跨进了学校的大门，他们渴求有新的认识。这时，班主任应抓住良机，及时组织他们阅读报刊、收听新闻，开展广泛的读书活动，让他们了解当今高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充满激烈竞争的特点，引导他们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明白竞争是未来社会人立足、生存、发展的根本。同时，通过本校毕业生成才典范介绍、名人名言展评等班级活动，启发他们懂得宝贵的技校时光是创造美好人生的基础阶段，技校学生只要有理想，执着追求，勤奋学习，掌握本领，毕业后能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敢于创新，一定能大有作为。这样就把竞争意识注入到学生心灵深处，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好胜心和跃跃欲试参与竞争的强烈愿望。我们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有其独特的潜力及才能。他们都有机会成为一个杰出的、有思考力、觉察力、创造力的有价值的人。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与同龄人的比较中学生可以感知周围环境的平均水平，知道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产生提高自己的欲望。更有价值的是，与因老师或家长的要求而产生的学习欲望相比，学生因希望在竞争性的学习中取胜而产生的学习欲望更具有自发性，因而学生也更容易在其中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只要教师在设计和实施竞争教育的具体形式、措施时，确实发挥重视实践能力、确保良性竞争的指导作用，学生表现自我的勇气以及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就一定能得到比传统教育方式更大的锻炼。在竞争中，学生能获得成功，也可能面临失败。培养竞争意识，可以让学生去体会失败和成功得到滋味。成功有利于帮助学生消除恐惧感，增强自信，强化竞争意识；失败能磨练学生的意志，同样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

2.创设竞争情境，培养竞争能力

敢于竞争还必须善于竞争，班主任要尽可能创设情境，做到全员参与竞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多给学生锻炼的机会，营造班级浓郁的竞争氛围。每个学生既是班级的组成部分，又是班级的主人，生活在班集体中，就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没有竞争力的集体是没有活力的，没有合作精神的集体是无法前进的。要使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学习、工作与生活，就必须营造一种生动活泼、健康向上的竞争气氛，使广大学生在参与竞争过程中相互学习、互动发展，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我利用技校学生争强好胜的心理优势，鼓励他们多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竞赛活动。学生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中体会到的胜利、信心和喜悦同体会到的差距和不足是竞争给与学生最大的收获。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经验在学生中传递，时常鼓励学生去竞争，形成一种竞争机制，让学生在竞争中求发展，在竞争中求生存，让学生永不满足，锐意进取。在日常的常规管理中，我将竞争与合作渗透其中。学校经常进行卫生、板报等评比活动，为了增强同学们的集体荣誉感，我先在班内以小组为单位展开各种评比，同学之间形成了互相监督、互相约束，共同为班争光的良好氛围。我把班级划分为四个小组，进行小组之间的竞赛，每月评选一次 "优秀小组"，给予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奖励。在遵守纪律、团结同学、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帮助别人、完成学习任务、考试成绩等方面作出具体的量化，对照进行评定。我通过设计竞选班长、组阁班委、承包清洁卫生区、操行评定、手抄报展评、科技制作、体育竞赛等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广泛参与，有效尝试。让学生在竞争的过程中认识竞争，学会竞争，勇敢面对竞争，并在活动中相互学习，互动发展，同时获得良好的心理锻炼机会，又强化了学生的竞争意识。我们班的板报、卫生等经常受到学校的表扬，经常被评为"文明班"、"先进班集体"，学生看到了努力的成果，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3.形成竞争品质，培养创新人才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才。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要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步步领先，高素质的现代化人才是必备的人力资源。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的培养是素质教育中一再被强调的重要环节，学生竞争的个性品质是一种在实践中沉积下来的积极而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和实践能力，要充分发挥诱导功能，在比较中不断地向新的层次、新的水平迈进，使之凝聚成强大的内趋力。作为班主任要充分发挥诱导功能，在比较中触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自主能力、创新能力、与别人协作的能力。当学生意识到一些以前是老师和家长为他们决定的事情原来自己也有能力决定和处理时，自信心就会大大提高，会让他们更乐于自发地学习。学生千差万别的个性特点，导致了学生爱好上的差异。作为班主任，要善于在班级活动中充分发挥自主性， 为学生的和谐发展提供和创造宽松、民主的教育空间。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在班级活动中充分发挥自主性，成为班级的主人，使班级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精神家园。班级活动是实现班级管理目标的桥梁，是促进班级集体建设的中介，是学生展示才华的乐园。班主任必须根据班级管理目标指导学生设计并开展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通过班级活动，发挥他们的潜能和特长，培养他们的爱好，发挥自主性，使其个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活动前，教师要努力诱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唤起他们对竞争的强烈愿望；活动中，教师要善于导行，让学生获得更多的技能技巧；活动后，教师是要善于及时导向针对实践话动中存在问题和不良倾向，引导他们明辨是非，懂得竞争是为了求发展，而不是简单的比输赢的道理，并克服气馁、自满等情绪，抛弃不正当的竞争心理和竞争手段，把学生引导到正确的竞争轨道上来，进而不断提高学生个性品质发展的水平，把学生培育成思想开放、求知欲强、兴趣广泛、自信心强、好奇心重、乐于接受新事物、不因循守旧、善于交流意见、善于进行反思的优秀人才。

世界经济正在日益全球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班级管理中开展竞争活动，让学生参与竞争是提高学生心理素质，增长其才能的重要途径。培养学生竞争意识，让学生有一种危机感，使他们知难而上。同时，在竞争中，更强调一种合作意识，使他们看到只有合作起来，团结起来，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使学生能尝试建立一种民主、合谐、平等的人际关系，可为其未来要从事的各项工作的责任意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改革开放的现代社会，我们更应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培养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上进心和耐挫力。这样，才能使学生将来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理想国；正义观；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6-0052-05

正义的理念是古希腊政治观念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核心问题。在古希腊人看来，正义既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更是对政治生活进行价值评判的标准。亚里士多德便认为，正义寓于“某种平等”之中，它要求按照比例平等原则把这个世界上的物质公平分配给社会成员。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经济基础在任何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中的正义观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述的正义思想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加直接地了解《理想国》中的理想的国家组成形式，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柏拉图正义思想中所蕴含的经济关系。

一、正义问题的经济内涵

《理想国》是柏拉图以对话的方式对当时流行的正义观念所进行的分析和批判。这种分析和批评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而透过这种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结合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中的正义逻辑，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在柏拉图的时代古希腊的几种经济关系。

（一）建立在绝对私有财产权基础上的分配正义——“有话实说，有债照还”

在《理想国》开篇便提出了一种基于经济活动的正义思想表述：源自商业活动的、克法洛斯式的正义观——“有话实说，有债照还”。这是一种建立在绝对的私有财产权基础上的正义，即无论任何条件下私有财产的所有者都应当完全彻底地享有其财产的处分权。克法洛斯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正义观，是因为在《理想国》的语境中，克法洛斯便是拥有庞大私有财产者的代表。在克法洛斯看来，私有财产权是包括正义在内的一切道德的基础，他说：“……对于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来说，有了钱财他就用不着存心作假或不得已而骗人了。当他要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他也就用不着为亏欠了神的祭品和人的债务而心惊胆战了。”

从柏拉图对这一观点的反驳中也能看出他对于绝对私有财产权的看法。柏拉图认为这种正义只是某一情形下的行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义的。这说明柏拉图对于绝对的私有财产权所能带来的正义是持否定态度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举了两个例子：第一，债权人处于精神异常状态时不应还债；第二，债权人与负债人处于敌对关系时不应还债。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柏拉图的同一个观点，绝对的私有财产权并不能带来分配环节的绝对正义。

（二）建立在市场需求基础上的生产正义——“把善给予朋友，把恶给予敌人”

《理想国》进一步描绘了构建主义的、玻勒马霍斯式的正义观：“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这里的善与恶所代表的并不是道德评价中的善与恶，而是善行与恶行，即做善事和做恶事。其中，“把善给予友人”的典型是医生之于病人、舵手之于同船的人；而“把恶给予敌人”则是“在战争中联友而攻敌的时候”。实际上，在玻勒马霍斯的描述中，做善事和做恶事已经是一种产品或者服务的生产行为，而善与恶则是市场的需求。在玻勒马霍斯看来，市场的需求决定了生产，只要是符合市场需求的生产便是正义的。从这个角度出发，玻勒马霍斯的观点可以抽象为：在整个社会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社会总生产便是绝对正义的。

柏拉图从两个角度驳斥了建立在市场需求基础上的生产正义观：

第一，如若正义的人要给予其朋友有益的东西，其首要工作是借助自己的认知对善进行判断。这种认知既包括对善本身的理解，也包括对其朋友需求的掌握。因此，这样的正义就必须包括较高层次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并非所有人皆可得，那么这样的正义就不可能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这就是说，市场不会给予生产者绝对充足的信息以使生产可以达到市场出清的状态；第二，若按照玻勒马霍斯的观点，正义的存在是有先决条件的。在没有病人的时候、没有航海的时候、不打仗的时候，正义便会成为无用的东西。这就是说，由于市场中信息的不均衡，会经常性的造成生产的过剩（当然也会造成短缺），使得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这说明柏拉图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由于市场中信息的不均衡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个人好恶，市场中的需求与供给是很难达到均衡状态的。这势必造成建立在市场需求基础之上的生产无法生产出可以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最终造成生产的正义无法实现。

（三）建立在阶级地位差距基础上的分配正义——“强者的利益”

《理想国》还记叙了强权政治的、色拉叙马霍斯式的正义观：“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在色拉叙马霍斯看来，“在任何国家里，所谓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作为强者的法律制定者只是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利益。我们不难从色拉叙马霍斯的论述中抽象出这样一个经济理论：统治阶级为了追求最大利益，通过政府干预使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向统治阶级倾斜。在色拉叙马霍斯看来，阶级地位的差距所造成的分配不公也是正义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从两个角度批判了色拉叙马霍斯式的正义观。第一，柏拉图认为，正义在有时候并不利于强者，出于某种目的，统治者也会制定“对自己有害的办法”。因而，在一些情况下，即便完全服从政府安排也可能造成统治者利益的损害。这就是说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有时对统治阶级和政府利益的最大化也存在着负面影响；其次，柏拉图通过类比医生和统治者的正义行为提出，假如将统治者和医生的技艺都看作是一门真正的艺术，那么这种技艺的利益就在于对其作用对象的作用结果。因此，政府的统治也必须照顾到弱者的利益。这就是说，政府作为统治阶级的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应该通过公共服务的调整，尽量保证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正义，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稳固。

这说明，柏拉图已经意识到阶级地位差距对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正义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否定了政府通过对市场的绝对控制达到统治阶级对社会总产品的大量占有的分配正义观。

柏拉图在《理想国》对个人正义的论述部分中，批评了当时社会中关于正义的主要观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柏拉图批评的是大资产所有者、商人和统治者的正义观。这些正义观所代表的是这些人的个人利益，每一种正义都是建立在其独占的资源之上。不论是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还是色拉叙马霍斯，他们都没有触及真正的正义，而仅仅将正义理解为获得和维护实现利益的手段。

二、柏拉图正义观的经济学分析

在批判上述三种正义观之后，柏拉图从国家和个人的双重维度阐述了他对于正义内涵和本质的看法。柏拉图在描述自己的正义观时这样说到：“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可见，在柏拉图的正义观中，国家正义的来源是“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究竟是什么？柏拉图又是如何看待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关系呢？

（一）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国家正义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的理想的城邦是一种建立在高度的社会分工之上的城邦。他在描述社会分工时这样写道：“我想，一件工作不是等工人有空了再慢慢去搞的，相反，是工人应该全心全意当作主要任务来抓的，是不能随随便便，马虎从事的。……这样，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事实上，在柏拉图的这种社会分工设想中，不仅包括从事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农民、工人、艺术家、医生，从事交换的商人，也包括为国家稳定有序运行提供安全服务的军人、为治理国家提供服务的治国者。这些构成城邦的个人参与了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的环节。而柏拉图的国家正义则寓于这些个人在进行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的环节中。

柏拉图特别强调个体天性与社会分工的有机契合在正义中的积极意义。他甚至直接支持：“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这就是说，柏拉图认为的国家正义就是从事各种工作的人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这种国家正义包含了基于个人天性和职责的生产正义、基于不同行业的人互通有无的交换正义、基于买卖公平的消费正义、基于各得其所的分配正义。可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了一个贯穿于整个社会经济的正义体系。而构成这一正义体系的三大基本原则是：公民劳动的义务性、社会分工的最优化、劳动产品分配的最优化。其中，公民劳动的义务性和社会分工的最优化都构成了柏拉图的生产正义思想，劳动产品分配的最优化说明了柏拉图的分配正义思想。

柏拉图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阶级的构成：统治者、军人和从事农工商等事业的生产者。他从各个阶级的德行和形成两个方面，从社会生产的最优化角度对国家正义进行了阐述：

首先，柏拉图强调国家正义的全民性和超阶级性。他鲜明的提出建立城邦的目的不是为某一阶级服务的，而是为了全体公民谋取最大的幸福。这就是说，国家正义是各个阶级参与社会生产时的最优状态。在柏拉图看来，国家由统治者、军人和提供农工商等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三部分组成。统治者居于最高层面，其职责在于对国家进行最优化的治理，其能力来自神的智慧，智慧便是统治者的德行。军人的职责在于对外维护国家的安全、对内维护法律和秩序，其德行是勇敢。作为提供农工商等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应该控制超出自身失误的各种欲求，其德行是节制。这三种德行决定了在社会生产之初便按照最优的条件约束了各个阶级的生产活动，构成了社会生产的正义。

其次，柏拉图强调社会个体出身的同源性和可超越性。他认为，任何一个个体都孕育于大地之中，其分工的不同在于后天被神添加了不同的金属。极少数的人被加入了黄金，使其成为统治者。另一些人身上加入了白银，使其成为军人。在其余的人身上加入了铜铁，使其成为其他行业的人。在阐述不同阶级的后代所处的地位时，柏拉图指出：“如果他们（指统治者）孩子的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与他们的本性相对应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们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这说明，柏拉图认为各个阶级的形成是由其成员禀赋不同造成的，各个阶级不应该固化，而应该存在合理的流动。这种流动按照最优的原则调整了各个阶级的组成，使其可以按照最优的条件进行生产活动，再次构成社会生产的正义。

柏拉图从各个阶级的德行和形成两个角度阐述的国家正义，其核心都归结为社会生产的正义。可见在柏拉图眼中，社会生产的正义在国家的正义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柏拉图的国家正义，其实质在于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正义，其核心则是生产的正义。

（二）建立在利己与利他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个人正义

柏拉图将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他在《理想国》中批判的三种正义观的个人正义观。他在《理想国》中严正批评了个体超越个人能力的僭越行为，认为这样的僭越对国家具有最大的害处，是最坏的事情。在他看来，与国家的三个阶层的组成部分相对应，每个独立个体的灵魂中拥有理智、激情和欲望三种能力。理智，表现为“有些人在某些时候虽然渴，但并不想喝水”。欲望便是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代名词，是西方经济学中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的前提。激情，有时是理智的盟友，有时则是欲望的帮凶。

柏拉图认为，个人的正义就是灵魂的和谐。一个有德行的人应该始终将理性置于其行为的主导地位，以其管理和控制激情与欲望。可见，柏拉图的个人正义是建立在与完全自私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相反的利己与利他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利己与利他经济人构成的经济活动中，劳动产品的分配有三种情况：第一，在产品供给不足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时，按照平均原则对产品进行分配；第二，在产品供给可以满足社会成员的最低需求却无法满足其全部需求时，按社会成员的最低需求对产品进行分配；第三，在产品供给极大丰富时，按社会成员的需求对产品分配。可见，柏拉图的个人正义的实质便是社会分配的正义，这就构成了他所理解的“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柏拉图的正义观是由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生产正义与建立在利己与利他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分配正义共同构成的。如果人们能够安于自己的地位、分工，各尽其责、绝不僭越。那么这个国家便实现了国家的正义，即生产的正义，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就实现了个人的正义，即分配的正义。因此，在柏拉图看来，国家的正义是与个人的正义相统一的，在无法实现正义的国家，也就无法实现对其个人的正义。同理，也可以说明，在柏拉图看来，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也同样是统一的。

三、柏拉图正义思想中的理想社会经济关系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中蕴含了他对社会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在《理想国》中隐秘的表达出来。理想国作为柏拉图的理想社会，其正义观则代表了柏拉图对于合理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体观点。基于经济学的角度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正义思想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获取其哲学思想中体现出的经济学根源。这种经济根源则体现了柏拉图对于理想城邦的经济关系所进行的设想，即柏拉图式理想社会的经济关系。

（一）有限制的私有财产权

从柏拉图对克法洛斯正义观的批判中，可以看到柏拉图对于绝对私有财产权的否定，也可以看出柏拉图对于私有财产权并不是完全否定。因此，可以推导出柏拉图对于理想社会经济关系中所有制的看法：绝对的私有财产权在其实现过程中可能对社会产生负外部性，因此在理想社会中应对私有财产权进行限制。有限制的私有财产权正是柏拉图在《理想国》开篇提出的对于作为基本经济关系的所有制进行的设想。

柏拉图已经意识到，财产的所有制是影响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批判克法洛斯的正义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了自己的所有制原则。在他提出的两个反驳克法洛斯观点的例子中，他列举了绝对的私有财产权在实现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性，柏拉图并没有对这种负外部性产生的原因进行说明。而从今天的认识角度看，绝对的私有财产权是一切社会中政治和经济不平等的总根源。正义（或者说是自由平等权利）的真正实现，要求改变社会整体经济结构。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便指出，要在基本权利和非基本权利之间作出区分。罗尔斯的观点认为，作为个人财产的独占使用权，基本权利赋予公民足够的物质基础；作为非基本权利，自然资源和生产工具的控制和使用权不是自尊之实质性的社会基础，而影响着社会中公民的自由平等。柏拉图在古希腊时期便已经意识到对于私有财产权应当进行一定的限制，并且认识到了绝对私有财产权实现过程中的负外部性，实属难得。

（二）有限政府干预中的市场经济

柏拉图通过分别对玻勒马霍斯和色拉叙马霍斯的正义观进行批判，实际上提出了自己对市场和政府的经济关系的看法。一方面，柏拉图认识到，试图完全依靠市场建立起社会经济关系的平等与公正是不够的。从生产正义的角度，柏拉图提出，如果按照玻勒马霍斯的正义观，生产在没有需求的时候是不正义的。而作为生产和需求共同作用的市场却无法给出生产者足够的信息决定生产行为。实际上，如果完全依赖市场进行生产的调控，那么供给永远处在波动之中。柏拉图不认为超出需求的供给是不正义的，也就说明柏拉图对于市场作用的局限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另一方面，柏拉图认识到，完全由政府进行控制来建立社会经济关系的平等与公正也是不现实的。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柏拉图批判了色拉叙马霍斯对于正义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由统治阶级及其政府单向决定的观点。柏拉图充分意识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平等与公正是所有社会成员所共享的，而不是由统治阶级独占的。而事实上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统治阶级及其政府为了获得长久的利益——统治的稳固——也必须向被统治者进行一定的妥协。这说明柏拉图从现实出发，认识到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必须限制政府的干预和控制行为。

从这两个方面不难看出柏拉图对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看法：他的理想是构筑一种政府与市场互相制约的社会经济关系。笔者认为这种经济关系可以理解为有限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柏拉图虽然未直接说明这种有限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是正义的，但他通过两个反证否定了单纯的市场调控或单纯的政府调控的正义性，足见他对于这种有限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是持积极态度的。

（三）基于劳动决定论的高度社会分工与阶级有序流动

柏拉图在阐述国家正义时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社会分工和阶级流动。一方面，柏拉图认为社会的高度分工是实现国家正义的根本保证。他主张将每个人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进行生产以到达社会总生产的“最优状态”，进而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大产量。从这里不难看出，柏拉图将劳动者的差异作为考虑国家正义的基本方面，强调了这种差异的现实性和依据这种差异进行分工的合理性，并从这种自然禀赋衍生出的生产差异入手，进一步说明了为了提升社会总生产的效率所进行的社会分工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柏拉图也现实考虑了依据社会分工形成阶级分化后如何保证社会聚合的问题。他特别提出了依据个人自然禀赋实行阶级有序流动的观点。阶级有序流动可以保证社会分工的合理化，从而保证社会总产品在分配过程中依据按劳分配而非按其他要素进行分配。

柏拉图高度社会分工和阶级有序流动的观点整合在一起，为他的理想社会中的分配正义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柏拉图既认识到了社会分工对于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意义，又意识到了社会分工后必然造成的阶级分化及其后果。虽然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忽略了在阶级流动中除劳动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但柏拉图的这一阶级流动设想扎根于劳动这一基础之上，可见在柏拉图眼中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根本地位。柏拉图的高度社会分工中的阶级有序流动观作为构成《理想国》中国家正义的基础，劳动在阶级流动原则中的决定性地位也使得劳动成为柏拉图理想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四）经济人利己与利他双重属性

在柏拉图的个人正义观中，一个正义的人应该同时具备利己与利他的双重属性。柏拉图认为，作为从国家正义中衍生出的个人正义也有着与国家正义相对应的属性：首先，一个正义的人在拥有“欲望”的利己属性同时也应当有“理智”的利他属性；其次，个人正义是在“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基础上实现的，即个人利益是在实现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实现的。这两个基本命题便组成了柏拉图对于个人正义中的人的基本属性。由于柏拉图在讨论个人正义时是将人作为与国家相对应的角度提出来的，为了便于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将柏拉图所指的人作为社会中的经济主体——经济人——进行理解也是合理的。

柏拉图之所以从国家正义中衍生出个人正义，便是基于经济人的利己与利他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柏拉图指出了个人的“欲望”对于正义的影响。他所指的“欲望”便是经济学中的个人的理性，即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而正义是“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即社会公共利益。从这个角度看，柏拉图认识到：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可能会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负效应。另一方面，柏拉图也赞许了个人的“理智”对于正义的积极作用。他所指的“理智”作为“欲望”的反义词，在经济学中，柏拉图所指的“理智”是集体理性或社会理性，即追求集体或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柏拉图看来，个人的正义有赖于国家正义的实现，个人必须是“理智”的才能最终实现个人的正义。这就是说，个人理性应当首先服从集体理性或社会理性，追求集体或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否则个人的利益就无法实现最终的最大化。因此，在利己与利他经济人假设之下，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充分肯定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带有很强的集体主义倾向。

参考文献：

[1]（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篇6

关键词：信息技术；小学数学；教学整合；途径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1-273-01

信息技术对小学教育改革中小学数学教学与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整和，目前这一方面的探究性学习仅处于起步阶段，其课题及研究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但已体现出它对于现代教育的重大意义。在信息高速膨胀的今天，通过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融入多媒体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能更生动的展示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使所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知识架构的形成过程之中，让学生有更多空间进行探索和创造，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同时，小学数学教学凭借多媒体的教学手段，优化了课程的教学结构，使课堂教学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国民素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教学整合是新课程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教育形势的必要，作为广大小学数学教师就需要不断学习，强化研究，积极探索小学数学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我更多的、有效的途径。

一、提高教师对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

计算机和网络作为将信息技术与现代教学相整合的主要载体，在现代教育中已经占据了一定地位并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素质，挖掘学生潜能，尤其是让学生掌握运用信息技术来解决数学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数学问题，这就要求教师除了掌握数学教师应该具备的学术知识之外，更应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能力以更好地将信息技术运用在教学手段中，如：

1、能够运用信息技术设备的能力。要能够在课堂上使用信息技术设备，有些教师在上课时既要想教学过程，又要担心信息技术设备操作错误，以致上课紧张，久而久之得了信息技术设备使用的恐惧症。

2、运用信息技术设备获取、传递、处理信息的能力。在制作课件时，往往要我们去寻找合适的资源，还用进行处理才能够使用。

3、具有继续学习、紧跟科技发展的能力。信息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才能胜任将来的教学。

4、具有将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有机整合的能力。

二、恰当运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

运用多媒体技术制作课件进行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数学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弥补了传统教学方式在直观性、立体感和动态感等方面的不足，取得了传统教学方式无法取得的教学效果。那么，如何在小学低年段数学教学中适时、有效地运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呢？

1、在教学中化解难点

小学生的思维以形象思维为主，所以教师在教学时要注意结合教材内容，利用多媒体制作课件来化抽象为具体，生动直观地予以呈现或虚拟现实、放大细节地展现教学内容，这样学生才能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才能提高其学习的兴趣。

对于难度较大的，可以先通过课件的演示对学生进行示范；对于难度不大的，先让学生自行学习，再通过课件进行验证，这样可以启发学生的思维或证实思维的结果。如《圆的认识》一课，对于圆的形成过程这一问题，教师想光靠讲就让学生明白这不容易做到，而通过多媒体课件配合投影却能把这个问题演示的非常清楚，先在投影上展示了系着小球的一根绳子，一端固定在一点上，然后通过让小球甩动，屏幕上的小球左右摆了两下，再让学生观察小球甩动一圈后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图形？屏幕上小球开始走，每走过一点，屏幕上就留下他的痕迹，当小球走过一圈后，屏幕上形成无数个点，最后形成一个圆，这时再放一次慢镜头，再让学生观察一次。这样学生对圆是如何形成的就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观看完课件之后，可以让学生利用手头上的文具或其它工具自行演示一次圆的产生过程，加深其对圆的生成的了解。可见动画模拟不但能彻底改变传统教学中的凭空想象，似有非有，难以理解之苦，同时还能充分激发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化被动为主动，产生特有教学效果。

2、联系生活，体验知识生成

生活情境和已有经验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前提，所以数学教学要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出发指导学生学习。在多媒体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生活实际，将学习内容以多媒体、超文本、动画等形式和友好互动的界面为学生提供数字化资源、创设虚拟化场景，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在体验中理解事物的本质，从而掌握数学规律。凭借信息技术把生活场景植入课堂教学过程中，将数学知识与生活情境整合，不仅能把高度抽象的知识直观显现出来，而且能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学数学，在生活中发现并解决数学问题，并恰到好处的促进学生理解、把握概念的本质属性，建立准确、清晰的数学概念，突出重点，化解难点。

如，在教学物体相对位置“上、下、左、右、前、后”等概念时，针对一年级小学生形象思维比较活跃的特点，可以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使原来非常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生活化，增强了学生的直观认识。首先，运用多媒体展示了一个森林动物聚会的场面，让学生清楚地看到“树上有正在鸣叫的小鸟、野鸡、不怀好意的老鹰、顽皮的猴子……树下有觅食的大象、犀牛、狡猾的狐狸、成群的羚羊……”的图片，让学生说一说谁在谁的上面，谁在谁的下面，来认识和区分“上”和“下”的位置关系。使学生在轻松快乐中充满激情地把数学知识与生活紧密联系一起。在这样有趣味的情境中感受知识，学生兴趣盎然，乐于动脑，较好的突破了本节课的重难点。贴近学生生活，体现了“生活数学”的理念。

参考文献：

篇7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改变

厉以宁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回升主要是靠投资带动，而投资属于中间需要，不是最终需求。终端消费不扩大，经济基础难以稳固。二季度的经济指标总体看还不错，但如果以用电量、集装箱吞吐量、公路上货柜车的通行量及厂房闲置率这几项关键指标做分析，情况并不理想。这说明我国经济企稳向好，但基础还不稳固。

厉以宁特别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次经济回暖当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作用不可低估，现在远远不是改变的时候。

他建议，应通过政府的投资带动民间的投资，通过政府的投资拉动消费，保证经济增长后劲以带动经济的增长和复苏。

要调整的是信贷结构，不是货币政策

针对社会上一些人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认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立即调整的言论，厉以宁指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期也不能改变，关键是在适度上把握好分寸。

他表示，当前，我国信贷方面的问题是出在信贷结构而不是信贷总量上。我国99％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很多中等偏下的企业特别是小企业，难以得到贷款，这是信贷结构的问题，需要调整。

“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变动不能频繁。因为政策变动频繁会影响人们的预期，预期一旦紊乱了，对经济的消极影响就大了。”厉以宁提醒说。

三季度的情况会更好

外贸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中损失严重。厉以宁认为，防止外需的下降，在当前也非常重要。目前，出口退税基本上没空间了，成本进一步降低也很难。我们要改变外贸思路，充分利用现在的外汇储备，鼓励企业走出去，用商业信贷推动产品的外销，借助海外工程项目带动商品销售。

“财政政策的滞后期是短的，货币政策的滞后期是长的。因此，当前只要把财政政策的重点放在启动民间投资、启动消费上，把信贷重点放在调整信贷结构上，相信第三季度的情况会更好。”

破解就业难题

“当前的就业情况并没有好转”，厉以宁指出。他建议，要解决回乡农民的就业问题，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给予回乡农民小额贷款，鼓励创业；二是借林权制度改革正在进行的时机，鼓励回乡农民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至于大学生就业，通过大量发展软件外包业或许是破解这个难题的好途径。

要寻找机遇，也要注重企业家素质

在危机中寻找机遇，这句话已经成了当前的流行语。厉以宁指出，城镇化建设就是当前民营企业的良机。目前，我国的县城有2000多个，重点镇有3万多个，城镇化率只有45％。每年有2000多万人从农村转入城镇，城镇要建设，县城要重新规划，这是多大的机遇!

篇8

    [关键词] 社会政策经济学  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养老金经济学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着《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篇9

论文摘要: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其主体内涵是通过劳动过程整体历史(演化)观，重建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内生于历史逻辑过程。这一范式并不意味着对于劳动价值论的任何的放弃，而是着眼于将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具体经济理论逻辑及现实逻辑作为分析范式中的重点。

一、引论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其表述的涵义有二:其一，政治经济学只有“一门”，就是总体表达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的阶段特征没有也不可能掩盖其总体性，而只会是显露出政治经济学的内部结构随历史研究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特性;其二，广义体系与狭义体系的区分，既是相对的，又是历史发展的，因此，如果说依据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可以将诞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后一体系本身又必然以前一体系为既定前提和发展条件，从而显露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学在本质上应具有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质。总之可以说，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本身所形成的一种内在历史结构。

首先，简要的说，在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初期(对应于经典作家的1840-1850年代的研究).为了资本主义革命批判任务的客观需要，经典作家确立的根本研究任务是，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切人，努力形成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的结合，并最终促成“科学批判分析”。通过这一初创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被规定为关于唯物史观的总体经济学表达，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总的经济学证明和运用。这一时期的经典总体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等。

其次，相应在政治经济学的逐步科学形成和发展时期(其典型标志和核心形式是经典作家围绕《资本论》的研究)，也正是通过一般分析与特殊分析在资本主义对象内科学结合的完成，以《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的系统创作为载体，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阐释才真正具有可能。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资本论》是一项“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它科学地认识到“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而“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归根结底，《资本论》的总体研究性质不仅仅是关于方法论本身的，也是对于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的一种奠基。

第三，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运用和具体发展时期(即对应于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研究者的研究)，经典作家之后的正统研究者确实严重忽略了总体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结合这一关涉体系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具体表现为理论与法乃至内容与方法在方法论研究上的开始断裂，致使在实际运用与理论具体操作中的批判逻辑和建设逻辑的两分研究的状况及趋势逐渐得到强化。在教学中，政治经济学被两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完全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脱离，甚至在研究上直接对立，的正统研究方法日渐教条化。这一硬化的“正统’，一定程度上已经破坏了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使“历史”成为简单和断裂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复杂和连续、累积的。所以，诚如卢卡奇令人信服地指出:“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所谓总体政治经济学，乃是从总体方法论角度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涉及对象的一种总体分析和全面理解，即总体政治经济学不仅包括狭义分析(对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经济系统分析)，必然同时包括广义分析(对于人类劳动和生产过程的总体一般分析)，或者说，在科学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内，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不可偏废、有机统一的。虽然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属性，使这一结合乃至统一同时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和历史阶段性特征，但总体性仍然是内在的分析逻辑。从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将要剖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应该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有机统一，以及深层次地包括了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分析，等等。

二、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科学内涵

这一理论剖析，可集中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和逻辑框架的两个有机联系方面。

先来看第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伴随着方法论的不断发展而得到发展和成熟，所以，迄今为止的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内核方法，作为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和经济实现形式，突出体现为一种“总体经济结构分析方法”。简单示意如下表。

表中，社会总体经济结构被表达为“生产方式十生产关系”，准确地说，是以特定形态生产方式为基础、与之相结合并反映其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因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在层次划分上可以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具体生成系统，表明生产关系生成系统本身决不只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部，而且它作为“最高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必然由“较低层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所决定，这就是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的一般作用原理。根据这一分析，看来波普尔将马克思学说系统地简化为一种“决定论”来理解的真正危险之处不是在于“历史决定论”本身，而是在于人为制造了历史决定论与科学决定论的逻辑矛盾。简言之，马克思关于决定论的论述所包括的三个层级关系，即物质技术或生产力决定层级、经济或生产关系决定层级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决定层级，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辩证的。马克思的科学叙述一再表明决定论是科学的整体决定论，其基本逻辑是:生产力对于总体社会经济系统的决定不会是简单、直接的，或者以某种线性形式进行，而是伴随有社会中介条件和过程的不断生成的一种经济结构形式的决定，本质上乃是一个生产力决定作用的逐步社会累积发展过程。

第一，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变迁过程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本质结构和发展结构，这一分析最终可以表明，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一门关于真正意义的动态经济过程分析的历史科学。具体而言，包括劳动过程、生产组织及相应的所有制一产权一管理制度三个子系统构成内容层级。它表明:(1)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真正基础乃是特定历史形态的劳动过程(演化)结构，包括社会经济系统所需的全部技术条件和物量基础两方面内容，通过技术结构(即劳动的物质技术条件组合系统)向社会结构(即劳动的社会组织条件或分工和协作系统)的对接和转换，从而最终实现劳动物量的社会化;(2)生产组织对于实现劳动与生产方式的结合始终具有直接的社会中介作用，内生于从特定劳动过程向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变迁和转化的过程之中;(3)因而，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一起进一步真正构成了生产社会性质的现实基础，决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特殊结合方式的具体形态，即表现为具体的所有制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产权形式和经济管理制度形式。

第二，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经济运行形式指认社会经济系统的形式结构，相应，这一具体分析是为了充分揭示和展现经济有机体的内在运行机理以及表层结构，从而使之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数理表达特性，如可以表征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一个经济整体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关系”，等等。作为本质层次的外化和实现，经济运行形式对应地具体化为社会劳动形式、社会生产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等不同的运行层级形式。它表明:(1)就完整的劳动过程本身包含着劳动方式(作为劳动的物质技术和社会组织条件)和劳动形式(作为劳动结合和交换形式)而言，作为社会生产力的表层结构，劳动形式不过就是特定形态的劳动分工和协作或劳动技术组织条件的社会实现形式;(2)作为劳动(分工)形式的直接社会加总—“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而社会生产形式在内涵上即表现为生产者之间的具体不同的社会经济联系形式，表现为基于特定生产组织形态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如基于家庭生产组织的自给自足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基于企业生产组织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等;(3)同样，完整的生产社会形式由于要全面反映劳动和生产组织的社会性质以及劳动和生产过程运行的社会全貌，因此系统包括以所有制、产权及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或与之直接对应的社会经济分配方式和形式，这显然同时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在内容构成上的具体化。

总起来看，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过程或经济结构的变迁和运行的机制是这样的:特定劳动过程一社会劳动形式一生产组织一社会生产形式一生产的社会形式。它的深刻内涵包括:(1)总体生产方式包括劳动方式(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形式(作为宏观层次上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社会生产方式本身)三个层次⑩，从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运动具体化为完整生产方式内部结构的运动;(2)从劳动过程到生产过程的社会总合的经济运动，作为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一般原理的具体运用，无疑深化了既有的二重性经济理论，并可能重塑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逻辑路径;(3)从科学决定论的方法论出发，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构造”，劳动过程理论的时代和现实意义在于赋予劳动价值分析的结构内涵，从而可能重塑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的内部理论构成关系，实现劳动过程分析和剩余价值分析的内在结合。

进一步从第二方面看，从完整劳动过程二重性(包括劳动技术过程和劳动社会过程)出发，需要将《资本论》中的狭义逻辑论证框架—作为“商品一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展为总体逻辑论证框架:劳动过程一价值一资本一市场经济。因为不仅马克思的科学资本主义批判本身就是批判逻辑与建设逻辑的直接的统一，也就是同时包括了对资本主义的“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以及“从反面来表述它的规律”两方面的内容要素，而且《资本论》本身也是劳动二重性逻辑的直接展开，也就是分别作为“资本主义本质论”和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在《资本论》中，劳动技术过程的直接规定是劳动过程的自然属性，劳动社会过程的直接规定则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的社会属性，从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规定性上劳动二重性与生产二重性取得了内在的一致，并构成社会抽象劳动一资本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一经济结构”图式。但是，即使仅就资本主义过程而论，社会生产或资本积累过程也总会与特定劳动过程相联结并以之为基础，反过来，每一劳动过程的新形式的形成则会推进一种新的社会积累体系或结构形式。由此使得这种分析本身带有两个新特点:

第一，价值决不只限于狭义价值，而首先是一个总体价值的概念。在资本主义过程中，狭义劳动技术过程被直接简化和还原为劳动社会过程，社会总资本代表了简单劳动过程的完全的社会加总，社会价值关系体现为既定社会总需求结构下的社会抽象劳动关系。在广义劳动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社会总需求结构不变假定的放松，价值首先体现为一种“劳动效用关系”—作为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概念，其真实内涵是总体劳动过程视阑对于简单劳动过程视阑的替代。总括两方面的论述，价值总体地乃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总体价值概念表明:价值作为社会作用中介，也是一个总体过程，是“劳动过程一商品一资本”过程与“劳动过程一企业一资本”过程的一种复合。关于前一过程，马克思给出的社会经济总揽的公式是“商品价值构成”，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物质形态，引出狭义资本总公式;相应，对于后一过程，则可以相对给出“企业价值构成”的社会经济总揽公式，由此引出资本的各种人力形态，引出人力资本的社会规定。由此，基于完整的价值概念，可以得到总体资本形态，也就是作为物质资本形态和人力资本形态的统一。

第二，直接嫁接在总体资本规定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与资本的总体形态对应，资本总体规定则作为历史规定(积累起来的历史劳动过程)和社会规定(积累起来的社会抽象劳动)的统一，或者说，乃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这一规定使资本概念成为社会总体经济结构的最为突出的表征，从而通过总体资本的社会作用中介，经济总过程事实地裂变为“劳动过程一价值一私人资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以及“劳动过程一价值一公有资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前一过程发展了资本和劳动的社会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则确立了私人资本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导地位:资本是“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资本所有权是“一种普照的光”，“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因而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后一过程发展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协作关系，使得“企业所有权”能够游离于资本所有权进行经济生长，从而企业不仅作为劳动生产率单位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微观基础，也同时作为产权经济组织因而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现实基础和社会载体。总括两方面的论述，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个从具体劳动过程向抽象劳动过程进行社会转化和还原的价值增殖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一个在生产专业化以及生产和谐两方面均占有效率优势的价值和谐过程。根据这一观点，无疑，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对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将体现在对于“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乃至“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的生产经营信条的历史否定和扬弃，而且必将体现在实际劳动过程现实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

总之，对于总体政治经济学而言，商品不再简单地成为(或表现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单元形式，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历史和“被决定”的范畴，替代它的将是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概念—劳动过程;而既然社会经济系统首先面对乃至需要解决的是无数个千差万别的单个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问题，那么，经济学不仅需要分析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单一形成要素，而且需要细致地理论剖析和阐明它们各自在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内部有机联系，并努力地将之推进到经济运行的现实表层结构进行分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

以上的论述并不表明劳动价值论在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体系中的缺失，相反，更加凸显其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内核基础。因此，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乃是在于，科学确立劳动价值论和经济理论体系的各个具体理论层面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打通劳动价值论发挥功能的两个基础: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实现理论与方法的一体化。这一研究是通过不断理论建设和利用完整、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来达到的。具体而言，从理论基础的角度，劳动价值论与价格理论、企业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除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论述的狭义价值生产、创造和转型及狭义价值流通、实现和分配诸理论，还应当包括具有广义内涵的价值创造、转型乃至实现和分配等理论;与此相应，从方法基础对应的角度，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必然会进一步具体化为基本经济分析和基本制度分析等方法，前者如基于劳动的平均一边际分析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后者如基于劳动的演化一博弈分析方法，等等，从而，在总体政治经济学体系内，通过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的对接以及有机结合，最终能够实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科学意识形态功能和科学方法工具功能的完美统一。

从现实逻辑看，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分析，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结构和层次性的认识问题，则成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政治经济学重点分析中的难点问题。这是因为:其一，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和发展就其实质而言，乃是社会主义总体经济结构变迁过程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及运行模式的不断变革和调整，因而需要整体处理好经济变迁过程与经济运行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在经济转型、发展与经济改革间创设适当的制度和结构形式作为调整工具变量和中介条件;其二，从劳动价值论的总体经济结构分析内涵出发，单纯的经济分析只是有助于经济结构的数量特征的认识，而无助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的质的特性的剖析，因此需要实现单纯着眼于经济利益分析的“共量化空间”与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层结构分析的“制度化空间”的互补和结合;其三，与新古典对于市场的看法完全相反，马克思框架内的市场概念既非完全静态的，又非纯粹工具概念，而根本地是一种“制度演化空间”，因此，由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和发展而引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构建，既是一场涉及经济全局的深刻的大规模制度变迁，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又同时是介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的中间过渡与连接地带，从而是具有设计性和灵活性的一种自觉秩序，这极大地增进了经济实施和操作过程中的异常复杂性、不确定性，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具有前无古人和伟大空前的经济实践的内涵属性。

篇10

    被告：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

    被告：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局。

    黄海生与任红艳原为夫妻。

    2009年9月11日，任红艳在怀柔区第一医院生下一女。2009年12月25日，第一医院签发了出生证编号为j110191088的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跟随母姓）。黄海生就该出生医学证明向怀柔区卫生局投诉。2010年3月18日，区卫生局给其出具了“关于黄海生投诉一事调查处理结果”，表示收回初次颁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并作为废证处理。

    2010年3月17日，黄海生与任

红艳由法院一审判决离婚，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2010年6月9日，任红艳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形下，再次填写了助产机构内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和未携带新生儿父亲身份证明原件的情况说明，由第一医院开具了新生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姓名仍为原出生医学证明上的姓名）。

    2010年6月29日，黄海生向怀

柔区卫生局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撤销第一医院在2010年6月9日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怀柔区卫生局于7月12日给其答复，内容是：“你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所述怀柔区第一医院开局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不是本局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畴”。黄海生对此仍然不服，向北京市卫生局再次提出行政复议，请求市卫生局撤销该答复并责令撤销2010年6月9日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

    北京市卫生局在行政复议决

定书中认为，怀柔区第一医院不是行政机关，其在2010年6月9日给任红艳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被申请人怀柔区卫生局不是行政复议机关，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超出了被申请人的职责范围，故决定维持被申请人在处理申请人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过程中的行政行为。

    原告黄海生于2010年11月15

日向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北京市卫生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撤销被告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为其婚生女颁发的出生证及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局作出的答复。

    【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黄海生不服出生医学证明的记载内容，其提出诉讼应当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的途径，曾产生了不同意见。对于黄海生在同一诉讼中同时将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局列为被告，而且一次性提出了三个诉讼请求，法院认为不能将原告的三个请求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审理。在对原告进行了充分的释明工作后，原告黄海生以被告主体有误为由，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经审查，法院认为，起诉与撤

诉系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原告黄海生申请撤回起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对原告黄海生的撤诉请求予以准许。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法院裁定准予原告黄海生撤回起诉。

    【评析】

当前，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姓名权的争夺表现得比较常见。通常在两个阶段比较突出：一个是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时，父母争着让子女跟随自己的姓氏；另一个是父母离异后通常选择更改子女的姓氏，或者从自己的姓氏，或者跟随继父的姓氏。本案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就本案的审理而言，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第一，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行为的性质认定，其是否行政行为？第二，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行为的责任承担，其能否作为行政主体被诉？第三，原告对出生医学证明记载内容不服，可以选择哪种诉讼救济途径？笔者认为，医院作为事业单位，根据母婴保健法的相关规定，行使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职责，属于授权的行政确认行为。

    故在此种法律关系中，法院可以作为行政案件受理。

    一、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确认

性质行政确认是一学理概念，在我国法律中并无明文规定，但行政法学界通常认为：“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既有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进行辨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主体通过确认特定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来达到确认或否认相对方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的行政目的，主要形式有确定、认可、证明、登记、批准、鉴证、行政鉴定等。

    按照行政法学观点，行政确认的特征一般包括：第一，行政确认的主体是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二，行政确认的内容是确定或否定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其直接对象为与这些权利义务、法律地位紧密相关的特定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

    第三，行政确认的性质是行政主体所为的具体行政行为，其确认权属于国家行政权的组成部分。虽然行政确认行为中的行政主体往往也处在平等主体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但其一般都是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有关当事人必须服从，否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理。

    下面我们结合出生医学证明

的具体特征来分析一下其是否属于行政确认的范畴。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出生医学证明是批准开展助产技术服务并依法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依据母婴保健法出具的，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以及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的法定医学证明。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新生儿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及时间、出生地、出生孕周、健康状况、体重、身长、母亲基本情况（姓名、年龄、国籍、民族和身份证号）、父亲基本情况（姓名、年龄、国籍、民族和身份证号）、接生机构名称等。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出具

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即是确认婴儿出生的法律事实，其与生母、生父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其作为我国公民的法律地位的一种证明，属于行政确认行为中的证明行为。

     二、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行为的 可诉性分析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需要考虑原告、被告、具体行政行为、受案范围、直接利害关系等因素。之所以认定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理由如下：第一，医院符合行政主体的要件，可以成为适格被告。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行政职权的专门机构，必然是行政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唯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此可见，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也构成行政主体。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卫妇社发【2009】96号）在第二条第一款中明确提出，“各地要坚决落实由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为本机构内出生的新生儿直接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要求”。上述条文明确规定了医疗保健机构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是特定法律规范进行授权的结果，该授权基于立法行为而产生。因此，被授权组织，例如本案中的妇产医院，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即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并在上面加盖“北京市出生医学证明专用章”，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第二，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属于

单方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此法条乃强制性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既是其职权，也是其职责；其既不能滥用职权，不予办理相对人的出生医学证明；也不可渎职，不履行形式审查职责，对相对人的出生信息乱加填写。而且从出生医学证明的对象要素来看，它是针对特定的公民做出的，目的在于确认婴儿出生的法律事实，其与生母、生父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其作为我国公民的法律地位的一种证明。如此观之，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具有强制性、单方性和具体性的特点。

    第三，原告认为自己的合法权

益受到了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该行为与原告存在具体利害关系，故具备原告资格。如上分析，医院按照立法授权，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由于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确认行为是针对新生婴儿做出的，除了新生婴儿的姓名、出生地、健康状况、出生日期、体重等信息外，同时还负责登录母亲姓名和父亲姓名及双方的身份证号。因此，尽管出生医学证明行为并不创设新的法律关系，但由于其系法定权利凭证，出生医学证明所标注的信息，必然使相对人享有和行使权利受到影响。对婴儿来说，至少关系到被抚养权、继承权和户口登记、儿童保健服务等方面的权利；对父母而言，既是父母对子女血缘关系的证明，也关系到父母监护权、对婴儿姓名的协商决定权以及其它人身权益的行使。由此，医院没能在出生医学证明上记录父亲信息，父亲有正当理由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而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

    第四，该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

受案范围。为了明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首先以概括的方式确立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界限，随后具体列举了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案件，并明确规定了几类不可诉的案件。按照确定受案范围的具体行政行为标准、违法侵权标准和人身权财产权标准这三个标准，可以看出都没有将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案件排除在外。由于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必须综合考虑，笔者认为该行为至少可以放在“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案件”的范围内依法受理。

    三、不服出生医学证明记载内

容的诉讼救济途径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行政职权。该行为具有单方性、强制性，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事人对出生医学证明记载的内容不服，可以将医院列为被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被告更正登记内容或者撤销、补办新的出生证明。

    那么，除了行政诉讼，当事人

是否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的救济途径也是可行的。这关系到父母的监护权中是否包含子女的姓名权问题。当姓名权行使有冲突时，该如何协调？例如本案中妻子前后两次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让女儿的姓跟随母亲姓，这导致了父亲的不满，进而引发诉讼。在西方国家的法律中，父母对子女的权利属于亲权的范畴，而我国法律没有亲权的相关规定，这与我国沿袭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立法体系有关。应当认为我国民法所规定的监护权中包含了对亲权的相关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监护人应当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由于子女姓名权是一项具有很强的人身和文化属性的权利，超出了未成年人的能力范围，也不属于可以由单亲的家庭日常事务，因而只能由监护人双方共同决定行使。而本案中妻子在未和原告协商的情况下擅自让子女随己姓而且故意不登记父亲的信息，其行为涉嫌侵犯了父亲的监护权。

    因此在本案中，原告作为父

亲，还可以按照婚姻法第十六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规定：“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育费。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令恢复原姓氏”，将妻子列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起诉妻子侵犯了自己的监护权。因为不管是未在出生证明上记载父亲的信息，还是擅自决定婴幼儿的姓氏，都是对父亲监护权的一种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