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法律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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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利率市场化　金融自由化　民间金融

1 利率市场化概念

利率即利息率，指借贷期内所形成的利息额与所贷资金额的比率。①它可以连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一些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利率这个传导器而发挥作用，从而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与再分配。可以说利率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所谓利率市场化就是在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通过自己的资金状况以及对市场动向的判断，自主的调节利率水平。这样利率就可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促进经济更协调的发展。但利率市场化并不等于完全取消货币当局对利率的干预，只是其干预方式由直接逐步转向间接而已。②准确的说是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由市场供求双方共同决定的市场利率以及利率形成机制。

2 利率市场化的理论基础和实现的意义

利率市场化的概念是以美国的两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 J. Mckinnon) 和爱德华·肖(E. S. Show) 提出的“金融自由化”作为理论基础的。③在70年代，当时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市场不完全、政府干预经济过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被形象的称之为“金融压抑”。而“金融自由化”正是针对“金融压抑”的这种现象顺势提出，以此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大金融深化，并确定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利率市场化在长期以来就被认为是实现“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

从微观讲，利率市场化之后，随着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度在《巴塞尔协议III》出台后，将面临更大挑战，利率风险、经营风险等各种风险将大大提升。这就迫使商业银行不得不实行金融创新，转变经营理念，完善和加强金融服务质量等等一系列措施以应对风险，增加竞争力。这在客观上促进了金融体制的改革，使金融市场呈现出一个良好的竞争局面。

从宏观讲，利率市场化可以使利率更好的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有效的传递资金价格，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更为健全和完善。因为在货币政策实行过程中，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再贷款利率、国债回购市场利率等是否具有弹性，市场是否完善，都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只有这些利率实现了市场化，间接宏观调控效应才会大大提高。再者，利率市场化保护了储蓄者的切身利益，会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

3 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1996年，我国便开始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但因为我国特定的国情——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个改革的历程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缓慢而艰辛的。在《2002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现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④这样一来，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实质上被分为了三大部分，即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利率市场化以及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在这一改革进程中，我国先从简化利率种类开始，然后大体按照改革的总体思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从1996-2007年期间，人民银行累计简化、放弃了120多种利率的管理。截至到目前，利率市场化的核心已集中到存贷款利率的改革上。

4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问题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着一个看似矛盾而又十分严峻的问题：一方面银行利润逐年攀升，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越来越困难。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这种现象正是由于我国银行业特殊的经营体制所导致的。由于银行对大企业放款成本高、收益低，因此对企业的放款条件标准多以大中型企业为对象制定，小企业能达标的极少。结合上文的分析，我们得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存贷款利率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这样一来存款利率一直保持在低位，贷款利率上限放开，在央行加息的背景下，必然会使得银行提升贷款利率，导致存贷利差进一步扩大，并最终导致银行利润持续走高。而继续实行过高的存贷利差，也让银行不愿意将信贷资源投放到小微企业和“三农”等领域。可见，要想这种矛盾现象有所改观，我们还应从商业银行的经营体制和金融市场的合理布局入手。

4.1 我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单一

首先，我们结合2009年和2010年我国几家商业银行的年报以及银监会披露的一些监管数据来探究一下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

由图1和图2可知，我国商业银行近两年经营收入结构较为单一，并高度依赖各种形式的净利息收入，占比高达60%~80%，主要包括存贷利差、同业间往来业务的净利息以及债券投资净利息等，其中存贷利差又占据了绝大部分。据银监会的数据统计，2011年银行业的金融机构实现净利润1.04万亿，同比增长36.34%，而银行利润的来源，有超过80%来自存贷利差。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正逐步优化，通过2009年和2010年的对比，可以看出，净利息收入小幅增长的同时，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所占比重也有所增加，但这与国外银行近50%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4.2 我国商业银行自主定价能力弱

经过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我国的商品和劳务价格以实现了由市场供求决定，而作为非常重要的资金的价格——利率，还在受中央政府的管制。由图3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大多是按央行的基准利率执行，即使浮动也是很小的区间。2008年3月份以基准利率执行的有近40%，到2010年3月份，仍有近28%。可见，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较为集中，自主定价能力也较弱。只是“坐等”央行规定的利差，资本应用效率低下，阻碍了金融体制的改革。再者，由于自主定价能力弹性小，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利润获取能力有限。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贷款利率及其他资产定价方面上有很大发展空间。

4.3 民间金融发展举步维艰，商业银行“金融垄断”

近几年，我国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迅猛，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提高了国民财富的积累，同时也在创新和解决就业方面有巨大的意义。在过去的一年，银行连续几次加息，使得许多小微企业难以从正规金融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本，民间借贷因此得到发展。

民间融资市场是由民间自发形成的，其组织形式多样化。在我国，像地下钱庄、标会和农村合作基金等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被称为“地下金融”。而对典当行及担保公司等，虽然法律上承认其组织形式，但对他们的经营范围和利率水平都有严格限制。目前，只有易吸收民间资本而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农村信用合作社及村镇银行是完全被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

商业银行借贷成本高，形成“金融垄断”，民间金融不能合法化，发展举步维艰，二者发展的不协调，最终导致了小微企业融资陷入困境。

4.4 间接融资比重大，融资市场发展不均衡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间接融资成了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其90%以上的资金来源于间接融资，即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而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来源于银行的资金仅占全部资金来源额20%左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存在着间接融资方式单一，直接融资渠道匮乏等问题。

初步统计，2012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为9559亿元，比上年同期少8001亿元。而企业债券净融资442亿元，同比减少570亿元，作为直接融资的两个重要指标——新增债券融资和新增股票融资，均大幅度减少。

5 关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建议和设想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意义深远，利国利民的经济政策，从1996年至今，我国循序渐进，稳步的进行改革，与此同时，不断完善改革所需的外部条件。至今，已取得一些成效。但随着我国市场化经济的迅猛发展，金融体制的改革显得更为迫切，利率市场化改革将成为继商业银行上市之后银行业的“第”。在2012年两会上，利率市场化改革问题也成了代表们热议的话题。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分析，针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和设想。

5.1 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比例，加强商业银行盈利能力

针对我国商业银行收入来源单一，过于依赖存贷利差的现象，我们应向国际大型银行看齐，大力拓展中间业务，加强盈利能力。中间业务属于银行的表外业务，在国外这部分收入比例甚至达到银行总收益的50%以上，它涉及众多领域，主要包括担保、理财、融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等。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存贷业务将逐步脱离政府的“襁褓”，利率风险加大，而中间业务受利率风险影响较小，像一些佣金和手续费收入甚至可以不动用资本金，成本极小。

我国商业银行现存的中间业务，多限于结算和一些一般性业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银行应加强现代科技的运用，努力进行金融创新，创造出拥有地缘特色和区域优势的产品和业务。与此同时，应加强银行间合作，构建完整的信息网络体系，发挥协同效应，大力发展中间业务。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尽量弥补因存贷利差缩小而减少的收益。

5.2 加强银行自主定价能力

2007年银监会文件第十六条明确指出：银行应建立利率的风险定价机制。随着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各银行也在逐步加强对利率定价机制的探索。⑤但从实际操作情况看，只是着眼于引进西方先进的定价模型，得出的定价结果也只作为参考。除此之外，银行应重视利率定价管理政策和定价程序。建立完善的内部资金定价系统，以及完整的业务数据系统。合理的测算各种风险，并优化客户结构，提供差异化服务。尤其在2012两会上确定了经济发展以优化产业结构为导向之后，银行应顺应趋势，重点发展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

5.3 完善我国融资制度，促进金融市场结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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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行业对旅游人才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得到迅猛发展，目前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特别是在我国实行适度超前发展的旅游发展战略以来。据统计，2011年，在已经公布的30个省区市中，21个省份的旅游总收入超过1000亿，2011年全年中国旅游总收入2.2万亿元。在全球排名为世界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出境旅游消费国，预计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旅游客源国。与此同时，对旅游人才的需求数量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旅游业处在快速的外延扩张期，这个时期的旅游发展以粗放型为主要特点，对旅游人才的需求以数量为主。进入21世纪，我国旅游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发展，这一时期对旅游人才的需求更注重素质与能力：一是要掌握现代旅游学原理，具备国际化的专业视野；二是要掌握旅游学工作方法和技术手段；三是要具备较强的组织沟通与团队合作意识，快速的适应能力及灵活的应变能力，敏锐的创新能力与运用能力。

2 旅游管理专业本科培养目标

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贯彻教育方针，按照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高级专门人才的总体要求，逐步构建起注重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与提高素养为一体，富有时代特征的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按照《意见》要求，结合旅游管理专业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和综合性的特点，旅游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可以概括为：面向21世纪中国旅游业发展，培养复合型发展的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这类人才在具备从事旅游行业管理所需的涉外旅游业务操作应用能力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专业基础理论功底，能在各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旅游企事业单位、旅游相关行业及衍生行业从事旅游行政管理、旅行社运营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管理、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市场营销及策划及担任导游、旅游咨询师等角色工作的创新管理人才。

3 《旅游文化》课程的教学方法

《旅游文化》是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主干课程。它是一门以旅游为主导、为轴心探讨和研究中国及世界旅游文化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知古博今，掌握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旅游精髓，并把所学知识运用到旅游工作的实践中去。结合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要求，在进行《旅游文化》课的教授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适应旅游业需要的创新意识和应用能力强的专门人才。

3.1 讲授式教学法

讲授式教学法是以教师讲授为主，辅之以黑板（白板）板书，边讲授边演示为特点的授课方式。这种传统的方式授课，可使学生较系统而连贯的梳理知识，优点是便于学生掌握概念性原理性的知识内容。作为本科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知识，但由于理论知识讲授起来比较枯燥乏味，在讲授时，可借助多媒体教学，多呈现图片、实例，例如列举学生熟悉的旅游景区（点），做到深入浅出，使课堂教学生动有趣。

3.2 自主学习法

自主学习法又叫自学指导法，是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学生自我学习为主，通过查阅工具书、参考书，立足于质疑、释疑、解疑习惯和方法培养的学习法。在此学习方法中，学习目标的实现依靠的是学生自我发现、质疑，通过解疑实践、创造等手段解决问题。可分为探索研究的学习和完成课题的学习。

结合《旅游文化》课程的教学内容，可组织旅游“新闻播报”。把学生分成不同组别，在每次上课前让他们播报一条旅游“新闻播报”。其内容由学生自行选定，通过自身经历、互联网、相关书籍或期刊杂志等多种资料搜集途径，找到与旅游行业尤其是与旅游文化研究有关的最新咨讯，经过分析、梳理、归纳提炼出主题，撰写讲稿，以ppt形式展示成果。利用每次课前15分钟时间上台播报。这种学生一生都无法回避与跨越的学习方式，帮助学生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学习，培养专业视角，挖掘了课外学习时间，拓宽了学习领域；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社交、团队协作与心理素质锻炼的载体，使学生尝试由传统的填鸭式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索式学习，为他们将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3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源自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哈佛商学院得到倡导，当时采取的是一种很独特的案例式教学，这些案例全部来自商业管理的真实情境或发生的事件，透过这样的教学方式，有助于调动和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他们往往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讨论。在这个教学方法实施以后，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教学方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案例本质上是提出一种教育的两难情境，没有特定的解决办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扮演了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学生积极开展讨论，形成教与学到互动，这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作为“孤家寡人”，只能站在讲台上一味进行填鸭式地传授知识。

运用案例教学法对于梳理理论教学效果良好，对巩固所学知识、开阔视野、培养创新能力也大有益处，并对提高实际管理能力有重要作用。开展案例教学时要做足准备工作。一是精选案例，形成案例库；二是引导学生参与案例教学，先让学生自行学习案例，然后由学生组成讨论小组开展讨论，最后由授课教师进行总结和评价。

案例教学法的关键是要激励学生不墨守成规，不用思维定势思考分析问题，而是要积极探索善于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因此，在案例教学评价中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点评应以开放型启发式的内容为主，主要考查学生是否正确使用了书本所提供的原理以及是否善于紧密联系实际，归纳概括已有知识并形成新的自己的独特见解，提出的观点是否有理、有据、可行，据此作出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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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角色模拟教学法

在讲授旅游消费文化时，以“团队包价旅游”为例，开展角色模拟教学。由学生分别扮演游客、导游（全陪）、导游（地陪）、景点导游、司机等岗位角色（根据设计可适当增减角色）。在模拟旅游活动场景中，组织团队包价旅游。通过学生表演，一方面展示所要解决的管理关系与矛盾，另一方面现场处理所要解决的问题。演出结束后，组织全班同学相互开展评议，分析各种扮演者处理是否恰当，并提出建议意见。有关角色学生可以进行轮流扮演，学生从所扮演角色的角度出发，运用所学知识，对不断变化与发展的管理问题进行动态的分析与决策，有利于提高管理意识与管理技能。

3.5 社会调查法

社会调查法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观察研究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或实验等科学方式，对有关社会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借以发现存在的社会问题，探索有关规律的研究方法。通过社会调查，培养学生认识和观察社会，它不仅要求学生对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综合运用，而且使学生通过社会调查进一步提高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因此带有一定的验证性质。在旅游文化课程的运用中，以这种验证性为主要特点。

例如，根据课程内容需要，设计一个重庆旅游资源分布、类型及开况的全市范围的调查。以行政区为单位，将学生划分为40个小组（结合学生的家庭住址，实际操作中可根据班机人数灵活处理），分别对主城9区、渝东南8个区县、渝东北12个区县、渝西9个区县的旅游资源进行实地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一方面学生结合课本内容熟悉了自己身边的旅游资源，验证了旅游文化资源有关理论；另一方面为学生以后的就业选择提供了参考。

3.6 探究式学习法

探究式学习法是让学生围绕着一定的问题、文本或材料，在教师的提示、指导或帮助下，自主寻求答案、自主理解或建构意义、自主寻求所需信息的一种学习方式。这一学习方式与自主学习法有许多共同点。但不同点在于创新性很突出。探究式学习法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研讨能力、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从而达到掌握知识、提高能力、达成教学目标甚至“不用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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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教育 绿色学校 廉洁文化

一、学校绿色教育发展态势：任重道远

众所周知，科技的发展像一把“双刃剑”，科技的发展在给人类文明带来进步的同时，

也使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我们感到庆幸的是人类作为地球环境中的主导者，还有着自我反省的意识和悔改的能力。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学校是教育的主要场所。学校进行环境教育的有力条件是其他任何部门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学校“绿色教育”便在世界各地广泛兴起。因此，中国的学校绿色教育，作为环境教育这一伟大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还亟待加强，亦可谓任重而道远。

二、学校绿色教育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

人们的生态意识尚待增强，人们的环境素养有待提高。根据我国的环境教育的实践来看，这些方面的素质都普遍较低。主要集中表现在环境情感不深，环境认知水平低，环境伦理观念不强，环境技能水平不高，环境习惯没有形成自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一个需要全体公民共同加以解决的的问题，仅仅是单个人素质的提高是不成的。在学校里面就需要科学规范的管理和学生的自觉学习和遵守。学校环境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的广泛存在值得我们思考，它们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个方面出现的，我们不能忽略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将会严重导致我们进行环境教育的不良效果，因此我们必须尽快相处办法对这些问题加以很好地解决。

三、学校绿色教育的发展对策：科学有效

明确教育目标，健全教学体系。教育的目标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新时期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课题，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未来社会我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素养是构成未来公民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确教育目标。加强环境教育的师资建设，加大环境教育的资金投入。我们都知道教师是教育的主要参与者，学校绿色教育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绿色教育的开展能否成功，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取决于环境教育师资队伍的强弱。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环境教育的师资，开展环境教育的实践活动，尽快建立环境教育的评价机制。环境素养的提高不单是环境意识的增强和环境知识的增强，更重要的是在于环境技能的提高和良好环境习惯的养成。对环境教育的开展试行奖罚分明的评价机制，用以对环境教育进行鼓励和鞭策，使我们的学校绿色教育能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教育氛围中顺利开展。

四、学校绿色教育的发展归宿：廉洁文化环境

环境友好型校园的内涵，指的是全校都彩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教学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环境友好型校园的特征从本质上可以说是一个全校性、综合性、广泛性的学校绿色教育的结果，根据目前国内外一些绿色学校的成功典范的考察，可以归结为一些共同特征：第一，有一个对环境友好的课程。第二，具有对环境友好的教育氛围。第三，鼓励校内人员全员参与，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观出发，学校作为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传递者和实践地，应当提倡公平、民主、尊重、信任、平等观念。第四，学校重视校园环境和当地环境教育的资源。第五，社区与学校的互相开放。第六，鼓励以学生为中心，丰富的教育教学方式。高举“绿色”旗帜，实现美好愿望。环境友好型校园是广大师生追求的一种理想，也是新时代我们解决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加强学校“绿色”教育，建设环境友好型校园，意义非常重大。

参考文献

[1]黄宇.国际环境教育的发展与中国的绿色教育[J].比较教育研究，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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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中国法理学的基本现状是见识多元与知识整合的矛盾并存。所谓见识多元是指当代中国法理学明显地出现了流派化的倾向，虽然，要真正形成蔚为大观的法学流派也许还要更长的时日，但注重价值设定的价值法学、青睐实证的社会学法学、倾向规范的规范法学、关注效益的利益法学、寻求综合分析的综合法学以及长于史料考证的史料法学等在中国不同法学家的中业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可以预料，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及其对法学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也随着中国法学家的进一步努力，法学流派在中国的出现并不像一些法学家叙说的那样悲观，见识多元化的中国法理学合乎逻辑地预示着其朝流派化的走向。从根本上讲，此种流派化走向，既取决于中国社会向法治化艰难拓进中的必然要求，也取决于法理学学术发展的“”。所谓知识整合，则既指法理流派化方向发展时的必要的集大成过程，也指法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必然结果，还指法学发展中法理学的教材建设。具体说来，法理学的知识整合来自如下几方面的需要：即在中国独特的文化条件下从事法制建设时进行社会动员的要求；发展中国法学教育、培养符合法治社会需要的法律职业者的要求以及法学自身进一步升华的要求。然而，法学的见识多元与知识整合明显地面临着两难境遇，即见识多元民间化与知识整合官方化、见识多元的自治性与知识整合的霸权性、见识多元的明道性与知识整合的事功性、知识整合的无序化与这种整合自身的见识化等现象的矛盾对立。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法理学整合机制，那么，这种法理学的整合机制应是什么？一言以蔽之，这种机制应当是有利于法学家们充分商谈的、打破了官方垄断的、民间化的法理学学术体制。

二、 中国法理学发展的重点

关于中国法理学发展的重点，首先应当拒绝那种人为的、行政化的安排，即究竟法理学在未来发展的重点应是什么，应是由每个研究者根据自己研究的情况及兴趣来确定的。因此，一次学术讨论会或一份名刊物不可能也不应当对法理学研究在未来的重点是什么给个硬性的答案。何况既然多元的、流派化的发展是我国法学发展的基本走向，就更不应当人为地过分强调它，否则，必然导致的是对研究者的命题作文，从而把言说者的意志强加给研究者。当然，这也不是说我反对法理学有发展重点的提法，但必须明确的是，所谓法理学发展的重点，当是每位研究者自主地根据其研究偏好而确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法理学发展的重点在于从注重以价值呼唤为主导的法理学向注重以对规范的逻辑实证为主的法理学发展。相应地，中国未来法理学的发展重点，应是对法的规范的逻辑实证研究。自 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改革开放仍使其处于一种“亘古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这使得一种不同于中国固有价值观的新价值观在这里格外必要，因此，价值呼唤就成了法学研究的主题。然而，经过法学家20余年的不懈努力，他们对全新法律价值的呼唤已逐渐为全民所重视。虽然，在未来的时日里，对法律价值的呼唤仍然是我国法学家非常艰巨的使命，但我国追赶式的社会化之路，不可能使法制变革与社会价值相同步，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求我们更加现实地解决一些更为迫切的，当代中国立法的快速发展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了此。但不无遗憾的是，我国法学家对法律的规范分析还停留在相当浅薄的层次上，甚至可以说，规范分析的基本技术还未被我们所掌握，这就使得法理学对立法的支持明显地受到局限。应当说，在诸多法学的流派中，能够直接地支持法治的就是规范法学，倘若缺乏对规范法学的深入研究，则法治就丧失了基本的学理支持，更遑论法治的完善以及法学家对相关法治价值、法律在社会构造中的作用等问题的深入探究。据此，我预测，规范法学将会在中国法学的未来时日中，有个较大的发展，并成为中国法学发展的重点。

三、 法中的“文化下移”

与前一相关的是，在中国法理学发展中法学家面临着两重使命，既要重点攻关、发展法学，又要风化、变革民意。这是因为中国法制在规范层面上的发展明显地与其全体国民的价值结构不同步所致。可以说，在目下的中国，秉持法治理想者仍然为社会的精英，因此，法学家与社会民众间还相当地隔膜，法学家的学理见解能否转化成社会民众的普遍需求，便既是一个富有需要性和挑战性的课题，也是一个衡量法学家的学理见解能否走出象牙塔、直接作用于法制建设的基本标志。法学家的学理见解向广大的社会民众推广的过程，借用古人的话，便是一个“文化下移”的过程。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精化向民间的的推广，往往使得黑暗的“万古长夜”突显出浓浓烈焰，从而黎明得以蓬勃而出，文明得以升腾和发展。在中国文明的发展中，以孔子为典型代表的家们把向来由官方控制的知识教育成功地引导到民间，从而把中华文明的发展推向了全新的境地；而在西方，以柏拉图为典型代表的“学园派”思想家们，也正是以精英文化的民间化为特征的，并因此开引了辉煌灿烂的希罗文明。其他诸如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犹太的耶稣等等，都因将某种精英文化成功地下移到民间，从而为其文明辉煌于世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今天中国的法制建设，就强烈呼唤着现代法律思想和理想借用某种方便的方式，下移向民间。这是因为，虽然固有中国文化因为“科举制”的推行而具有明显的平民化特征，但与这种文化相对峙的法治文化在中国只具有精英性。那么，这种精英性的法律文化在一个法治后发达国家的民间化是否意味着法学脱离了其见识性和创造性的本业呢？我以为，把高深的法律学理通过浅显的文字交待给广大民众，并不比进行艰深的学理发现更简单。据闻，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先生的《法窗夜话》，只是一部通俗性的小册子，但其在整个日本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曾深刻启迪了国民的法律心智；其实际作用未必比他大部头的《法律进化论》小。反观目前我国的法学界，这种以通俗为宗旨的“法律文化下移”工作还做得相当有限，其中原因则不乏法学家把此类工作当作“小儿科”所带来的心理。可见，如果我国法学家想象家那样，不但要进行艰深的，而且要写出足以启迪众生并导致“法律文化下移”的“法普”著作，就必须克服那种轻视通俗性法律著作的心理和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地促进现代法律精神及法学家自身的学术研究成果深入民间，影响官方。显然，这无论对法学家而言，还是对法理学而言，都应当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什么“小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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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法学和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几乎所有的法理学教科书的开篇之页都提出“法学是一门以法或法律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或类似表述），因此，被界定为“法学中的主要理论学科”（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的法理学似乎当然应该属于科学之列。但是，法学和法理学为什么是“科学”？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科学”和“社会科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法学和法理学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真把握法学和法理学的社会功能。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律的理论和方法两个面向，考察、论述法理学作为“科学”的条件和界限。前一个面向强调法理学作为科学应该具有的社会理论内涵；后一个面向确定法理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没有一门科学是漫无边际的，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自然应该具有自己确定或相对确定的范围。对作为科学的法理学的条件和界限进行审视，就是试图进一步明确法理学作为一个法学学科的范围。

引起笔者注意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年以来，法理学的更新与改革都是我国法理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注：如张友渔、张宗厚的“法学理论要有新发展”，《文汇报》，1988年5月5日；乔伟的“关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反思：论更新与改造法学的若干问题”，《文史哲》，1988年第6期；张志铭的“价值追求与经验实证：中国法学理论发展的取向”，《法学》，1988年第12期；甘重斗的“在改革开放中创新法学理论”、张文显的“改革和发展呼唤着法学更新”、张传帧的“试论商品经济与法学基本理论”，《现代法学》，1988年第5期；徐显明、齐延平的“走出幼稚-以来法理学的新进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童之伟的“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1995年和1999年分别在昆明和上海召开的法理学年会均以“法理学的回顾、创新、展望”为主题。）其中，法理学界对法理学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和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与职业技能的关系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分歧较大。（注：参见黎国智：“变革和创新我国法理学”；沈国明：“法学研究要关注向市场化过渡的过程”；孙国华、光：“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宏观思考”等文，载刘升平、冯治良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2以来，葛洪义、尹伊军、谢晖、邱本等关于“法学家文化品位”的争论，参见《法学》1992年第1期、1993年第11期、1994年第1、4、5、7期、1995年第1期等。）这种分歧表面上看是法理学界对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以及理论界参与现实的方式存在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有些学者、特别是法律实务部门和部门法学的学者，还多多少少地存在对理论形式的抽象性的怀疑。人们期待我国法理学能够对部门法学、法制实践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比较集中的批评意见也就是指责法理学已经严重脱离实际。在许多人看来，法理学的进步应该体现在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性上。由此，法学界有些人士，甚至不少是法理学学者都在呼吁法理学要“理论结合实际”，将法理学发展、进步的希望寄托在研究具体问题、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法制实践紧密结合的具体的现实问题上。言内之意，法理学的研究重心应该由“抽象”转为“具体”，不能再继续这样“抽象”下去。本文对法理学已经脱离实际的结论并无异议，也反对理论上的娇柔做作、无病、故弄玄虚，但是不赞成有些学者指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我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法理学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不是法理学所独有的，而是我国所有法学学科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的关节点，也不是法理学乃至法学的实践性不强，而是这些学科的理论性不充分，以至于没有能力应对现实。理论不充分的极端的表现，在法学各应用学科上就体现为有的人对基础理论毫无来由的轻视、敌视、无知，缺乏自己解决本学科范围内法理学问题的自觉意识；在作为一个学科的法理学领域内，则体现在不少法理学者对自身的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缺乏信心。而这两种情况都源于缺乏对法理学学科范围自觉的批判-知识范围的确定。所以，法理学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似乎还不完全是现实性不足（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是由于理论的不充分所导致的法理学、甚至整个法学在中国都在向“对策学”方向的发展，以及对法学所抱的实用主义的非科学的态度。

鉴于此，笔者感到，如果能够对法律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总体角度上的检视，探讨、说明法理学（不是作为一个学科的法理学，而是作为全部法学的基础内容的法理学）的“科学性”之成立条件、内容及其界限，或许能够为法理学理论与法治建设实际的结合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法律理论的普遍性

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的理论性，即法理学必须是说理的，有理论根据的，符合理论思维的基本规范。所有的具有科学性质的法学学科都是以理论为基础的。法律理论的普遍性在此就是指所有的法学知识领域都离不开理论思维。同时，由于理论思维面对的问题也是普遍的，所以，理论本身具有历史的普遍（连续）性。在这个意义上，对学术研究而言，只有理论思维能力的强弱之分，而没有是否需要理论思维之别；而理论思维能力的强弱，则取决于它对理论的普遍性的洞察、自觉与把握，以及将一般的社会理论转化为法律理论的能力。

法律理论的普遍性的第一层含义是指：理论是各个法学学科的精神基础。法律理论不是神秘的东西，而是法律和法学工作者的日常精神活动的结果，更是法理学的直接的研究成果。本来，作为一个法律和法学工作者，无论专业领域存在多大的区别，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在正常的工作日）都需要思考各种各样、或具体或抽象的法律问题。例如，律师会考虑如何根据法律规定，更有效地维护他的当事人的利益；法官则会考虑律师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是否成立；法学教师要设法把有关法律的知识组织成为一套能够让学生掌握的符合逻辑的口语系统；法学研究者更需要思考法律的原理。思考一般是由具体问题开始，逐渐转为抽象。当这种思考达到了一定的规范标准，上升到一定的抽象层次和系统性，则成为理论。所以，我以为理论本来不应该是神秘的，而是相当日常化的活动的结果。作为一门科学的法理学，与其他法律法学领域相比，首要区别就在于思维形式上：法理学的思考形式主要是“关于法律的理论”；而其他法学学科和法律实践者则主要是“根据法律的思考”，理性的思考者都需要把自己的思考转化为理论自觉。更准确地说，法律理论是每一个成熟的法学学科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

那么，为什么法律理论后来被划入一个单独的知识领域并在我国法学界常常成为批评的对象？这可能是经过理论的长期积累引起的社会分工的结果。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本文的意义”进行诠释，法学作为社会科学之一，显然也离不开对法律和法律思想的诠释。在知识与思想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们对法律的思考最初肯定不是一个专业化的阶层的特权，因为早期的经典性的法律思想几乎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的产品。后来，经过不断诠释和思想积累，才发展出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出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理论体系，发展出法理学、刑法学、宪法学、民法学等法学各学科的分类。说明这样一个本是常识的东西，是想指出：学科划分固然体现了人类思维能力的进步，但是，强制性的社会分工又将本是同根生的东西转化为看上去似乎不相干的东西。每个学科都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发展。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分工的话，其结果必然是加剧了学科的分化和彼此之间的隔膜，进而忽视了本学科赖以存在的思想理论基础。本来，“关于法律的理论”与“根据法律的思考”之间是互补的关系，现在似乎“根据法律的思考”才有“合法性”，“关于法律的理论”则成为多余的、奢侈的、休闲性的。作为知识发展的结果的学科划分，现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制约学术进步的障碍。所以，作为学术进步标志的学科划分尽管不无其合理成分，但客观上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导：法理学或者其他理论法学是以理论研究为中心的，而其他法学学科、特别是部门法学，理论性至少不很重要，“应用法学”的称谓即是明证。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似是而非的，因为缺乏理论内涵的东西，是不可能在“科学”层面上存在的。相信部门法学者也同意这个意见。然而，更普遍的情况是，有的学者往往认为，部门法学的理论问题应该由法理学来解决，而法理学如果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就是不成熟或者不够成熟，就是“幼稚”和“落后”。

把分工转化为学科的片面性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比较而言，法学界中的前辈多注重知识的综合性（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他在武汉大学读博士时，他的导师、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先生就再三告戒他们注意研究法理学，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而年轻学者则越来越受到学科界限的限制。具体一些地说：法理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研究理论的学科，自然应该以思想的整理和探索为己任。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在这个被韦伯称为“形式合理性”的社会，知识不再仅仅属于、甚至主要不属于精神进步的范畴，思想与知识分离，知识日益成为追求物质需要的现实的工具。法律思想与法律也在分离，法律更多地成为一种技能，法律思想则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然，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理论自身的矫情，也影响到法理学的现实性。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为《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书，本书的几位作者，意大利的艾柯、美国的罗蒂、卡勒等人，围绕“本文意义”的界限的轰动性讨论，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是，导致忽视理论的更致命的原因则是社会分工与学科分化：从法律实务者的角度看，法理学似乎没有什么实际的功用。李达先生几十年前就说过：“法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这样不发达，据我看来，主要是由于法学家们不予重视，好象认为是一个冷门。教者不感兴趣，学生也勉强听讲。因为应考试、做法官或律师，都不需要法理学。”（注：李达：《法理学大纲》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现在看来，这种忽视理论的现象是相当短视和危险的。其危险性就在于：法律可能因此被主观随意地视为一种统治的（对有权力者而言）、谋生的（对法律工作者而言）工具：“关于法律的思考”被“根据法律的思考”所取代。这个时候，法学就已丧失了作为科学的基本特征和最低限度的思想性。

法律理论的普遍性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它的历史性，即理论具有普遍的历史连续性。“关于法律的思考”必然是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角度和更为整体性的思想理论层面把握法律现象。从社会历史角度解释法律现象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思想特征，而且也是大多数社会理论的特点。需要讨论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法学和法理学有没有普遍性，即历史上的、外国的法律理论与“我们的”法律理论是什么关系？我的粗浅认识是：现实中的法律确实有国界之分，法学却应该是跨国的，超越历史界限的。尽管实际上法学总要受到本国特定历史文化法律条件的限制，但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问题”都应该是具有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性。举一个人们在逻辑思维中经常提到的、带有些诡辩色彩的例子：“法学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法律思想只属于该民族”。这句话的内容即使是真理性的，作为一个真实（假定）的判断，仍然是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因为它可以成为不同肤色的法学家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其中不乏对各民族法学思维的现实的针对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法学的理论性问题或法理学的问题，通常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似曾相似的，也就是在我们之前，早已有人在思考。例如所谓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产品责任、合同责任、法的本质、法的作用、权利本位等等。只要我们是尊重人类法律文化遗产的，只要我们乐意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就始终需要借鉴他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

现在，有的学者对法律学术出版界和法学期刊大量介绍其他国家法律思想、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以及其他学科的思想理论是非常不满意的，对学术著作中大量引用他人成果也不以为然。或者认为这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教条主义、拿来主义、“食洋、食古不化”的表现，或者认为，他山之玉，最多具有借鉴意义。这种观点，我以为似乎也可以商榷。作为学术研究，法理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吸收他人理论成果，接过前人的接力棒，向前面的目标继续奔跑。即使是面对新的法律制度，也非常需要借鉴他人的思想成果加以梳理。而如果不论前人有无相关研究成果，或者只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或者海阔天空地杜撰一番，在学术角度上，似完全不可取。

法理学成果是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他们不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需要时可以相互转借的东西。每一种思想领域的重大成果，都有它的历史渊源，都是以往思想成果的发展，并且仍然可能继续开创新的历史。所以，思想是成体系的、渊远流长的。这种思想的整体性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真正的法理学的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并不总是直接来源于实践经验，来源于法律实践中的具体现象问题。经典的问题或更经常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思想家凭借他敏锐的洞察力揭示出来的。例如著名的韦伯问题（注：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包括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西方特有的文化特征，是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的深层原因。但是，形式合理性的发展带来的却是严重的实质的不合理。）、斯密问题。（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中的人是具有严重利己主义倾向的，而伦理学中的人又是具有利他精神的。从而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双重人格问题。）后来者不过是借助前人的概念工具和问题意识把自己时代的问题再现出来。这个时候，理论研究必然从抽象问题开始。所以，法理学研究需要立足于每一个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及其研究问题的思路，需要服从整个理论体系的整体思路，或者是对这个整体思路的有根据的改进。因此，法律思想的多元性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多元性必须是有根据的。而且，“关于法律的理论”中，“根据”往往是在法律之外。那种或者认为能够撇开理论的历史源流，或者认为仅仅根据现实法律规则，就可以随便提出一些观点，甚至可以给整个法学建立起一种具有统一的理论指导功能的法理学理论的乐观倾向，根本上是没根据的。

三、法律方法的“科学”性

这里所说的法律方法，是指对法律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的方法。（注：德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法学界一般所说的“法学方法”，通常是指法律职业者在职业行为中思考、处理案件的方法。本文所说的法律方法与其略有区别。）法律方法的科学性是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和发展的第二个条件。它着重在三个层面上解决两个问题。三个层面是：1，法理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门类所决定的法律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个层面体现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共性；2，法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个层面体现的是法律方法的特性；3，法理学的思维视界所决定的“关于法律的思考”与“根据法律的思考”之间的区别。两个问题是：第一，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法律现象的客观性问题；第二，法理学研究方法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

首先，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必须在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做出明确的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方法上的区别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社会科学的原始含义是指观察、分析社会的知识体系。而把社会作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道德、家庭、教育、思想、科学、文学、艺术等等因素在内的整体加以考察，则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社会学观察人文社会问题的角度和概念格局。（注：参见黄瑞祺：《批判社会学》三民书局（台湾）1996年版，第1页。）所以，社会科学的方法之所以作为问题，与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有直接的关系。19世纪初，法国哲学家孔德同时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强调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取向。所以，他的社会学又被称为实证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科学”一词的含义可以从孔德最初给社会学所取的“社会物理学”这一名称可以看出：他希望社会学能够象物理学一样，发现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这样一来，他就给后人留下一个问题：社会现象是否象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个客观的、普遍因果联系的规律？如果存在一个类似于自然现象的规律，人与这种规律的关系是什么？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学者研究人文社会现象是否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站在纯粹客观的立场上，从社会之外观察社会？后来的具有现代性意识的社会理论家，包括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帕森斯、哈贝马斯等等理论巨匠，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这个问题开始建筑他们的知识化的、理性化的理论大厦；而所有后来的反现代的、包括后现代的思想理论家则是从否认、解构社会的秩序性、规律性开始的，也就是说，采取所谓非理性的立场，如尼采、德里达、福科等。因此，社会现象的秩序性、规律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研究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总体上看，即使是现代派学者，也几乎都认为社会现象的秩序性、规律性不同于自然现象。如19世纪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等人开创的精神科学，就试图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意识的，不能从事有意义的行为；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有意识的行动者。社会科学研究是“理解”性的活动；自然科学则是“说明”性的。韦伯也认为必须从行动者的立场来掌握行动的意义。行动者的行动都具有明确的目标。根据自己的目标，行动者从自己的知识范围出发拟订计划采取行动。所以，人的行动是理性的、可以把握的。这样一来，韦伯就将自然科学的方法与他的社会科学方法加以区别。（注：参见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以下。）可见，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即自觉地与自然科学划分界限。法律方法也是如此，需要对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予以考察、界定。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一方面，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对象似乎必然包含一定的客观内容；另一方面，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对象的客观性又不同于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离开了前者，法理学就会成为玄学而非科学；离开了后者，它又会陷入“决定论”的泥潭。

其次，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还必须在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法学研究者在强调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时候，还需要注意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区别，防止陷入客观性的陷阱。否则，就会导致方法论上的对价值判断的绝对否定。韦伯在界定社会科学方法时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科学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尽管社会科学研究是很难完全排除价值因素的影响的，但是，作为科学，方法上能否保持中立，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选择所要研究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主观价值偏好的影响；而一旦进入研究过程，研究者则必须保持中立。他自己实际上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开展研究的。例如，他设计了一系列分析社会行动的方法论上的“中性”概念-理想类型，试图使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保持客观中立。韦伯所确立的这个方法论上的客观性原则现在仍然具有广泛影响。“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这个首先由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依然是广为接受的科学标准。”（注：同前，韦伯书，韩水法《汉译本序》，第19页。）如果韦伯的这个结论是成立的，那么，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显然也面临韦伯所提出的相同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在社会科学界是有争议的，而它在法学领域的应用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为了将形式合理性贯彻到底，韦伯曾大胆判断：“现代的法官是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注：转引自科瑟著，石人译：《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他还提出，由于英国实行判例法制度，缺乏能够体现理性精神的成文法典，所以，其法律制度的合理性程度低于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注：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现在看来，他的这些判断和观点显然过于僵硬，并不完全符合当代法律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在社会科学界，韦伯的观点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争议也不少，如果把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建立在它的客观性基础上，很难将具体的个人行动的动机这个纯粹的私人经验范围内的问题纳入中立的理想类型中。（注：参见同前引[9]，韦伯书，韩水法《汉译本序》，第22页以下。）韦伯的思想方式一旦进入高度实践的领域，还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无法解决的难题。毕竟，法学这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同于许多纯学术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仅仅是描述性的。法学研究的结论必须具有建设性，必须有助于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必须促使问题沿着一定“应有的”方向解决，而不可能囿于“实有”范围。

韦伯的例子实际上却可以从相反的方面促进我们思考。在法制发达国家，法官一般都对创造性地理解法律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这种情况还相当普遍。（注：参见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总统是靠不住的》、《历史深处的忧虑》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三联书店版：刘星：《法律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他们一般都把法律规则、原则、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加以考虑，从而使自己的法律决定不仅符合法理，而且符合情理；而在法制并不发达的我国，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者则更愿意机械地看待法律，“死抠”法律条文。例如在1999年10月中央电视台一次“今日说法”节目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妇人，由于丈夫过早去世而改嫁到邻村。丈夫村里为了使这家人不至于绝后（丈夫这一支系已无直系血亲），决定全村人抚养这两口留下的孩子，不许老人带走。此后，老人虽然近在咫尺，一直没有再见过儿子。节目报道前不久，50多岁的儿子被车子撞死，获得一笔补偿费。老人听说后，以唯一的亲属身份（其子无后代）要求申领。儿子村里人认为，老人改嫁后再没有见过、更没有照顾过孩子，孩子死后，她也没去医院看过一次，不应该领取该笔补偿费。在演播室，请来的法官（好象是一位院长）认为，该笔补偿费属于精神补偿，精神补偿只能给付近亲属；母亲作为该死者的唯一的亲属，依法应该独自获得该笔补偿。因此，如果以判决方式结案，就应该判决该笔补偿费归老妇人所有。法官认为，这种情况下，最好老妇人能够自觉拿出一笔钱给村里。后来，此案果然以调解方式了结，母亲将补偿费的一小部分给付村里。显然这个调解结果与法官矛盾的心理状态有关，而法官无法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只好求助于当事人的妥协。在我国，法官陷入法理与情理的冲突时，一般总是对坚持依法处理案件缺乏信心，被规则的含义所限，不敢依据法律的原则办案。类似情况，还有人身伤害类案件中的精神赔偿问题等。中国法官和法律职业者对待法律的态度尽管不一定是“科学”的自觉意识的产物，但绝对与他们僵硬地看待法律有关，与他们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缺乏通过有效的法律方法实现价值关怀有关。我国法官与法制发达国家法官之间办案方式的比较，是否能够恰好说明不折不扣地依据规则办事，并不一定符合法制的要求？

第三，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也要注意法理学方法与其他法学学科方法的区别。前面曾提到：法律思维可以分为“关于法律的思考”和“根据法律的思考”两种方式。前者强调从多维视野出发，特别是从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出发，运用各个科学门类的知识体系，综合地、全方位地考察法律现象；后者强调法律思维必须从现行法律及其实际运行状态出发，运用逻辑的、经验的方法，解释法律的存在形式和内容。应该承认，根据法律进行思考是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基本前提，它标志着法学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和独特的思想形式。总体上看，这种思考方式的产生与自然科学的进步是分不开的。例如19世纪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出现，就反映了自然科学方法对法学的科学化走向的影响。因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实证主义哲学，其特点表现为对法律及其体系的逻辑自足特征的强调，以坚决排斥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是借助逻辑的手段对法律的概念、原则、规则进行梳理，而不是判断法律“好”与“不好”。后者不是法学的任务。显然，这个法学学派的学术倾向与孔德最初创立的实证主义哲学是基本一致的。尽管这个学派受到了许多批评和指责，但是由它发展起来的“根据法律的思考”的法学研究和思想方法，在几乎所有的成文法国家，都占据了重要地位。

根据法律的思考确有其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致力于加强法治建设的国家来说，意义就更为重大。而且，这种法律思维形式也是所有法学学科的共同方法。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看，“根据法律的思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即马克思所说的：法律的问题不能从其自身得到解决。因此，“关于法律的思考”与“根据法律的思考”需要相互结合。在法学史上，两者的结合基本上是在法理学领域进行的，其方式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法律的根本性质问题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从而使“根据法律的思考”能够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从研究对象角度看，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或法律以及根据法律形成的并受法律调节的社会关系。因此，法律问题与道德问题一样，都是现实的社会实践问题。所以，康德才把法律和道德作为实践理性进行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法律为对象的法学总体上必然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术门类，需要对价值理性表现出足够的关怀。由于法学的应用研究一般围绕现实的法律规定进行，所以，法学的人文关怀也就主要依靠法学的理论研究建立。法学研究对象的这个特点直接决定了法理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基本倾向：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或者说无法做到“价值无涉”。即使应用法学和法律职业者必然更多地基于法律思考问题，而法理学作为法学理论学科之一，与其他法学门类之间，方法上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能够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给人类的终极关怀留有余地。因此，人类法学史上，对法律的形而上的思考始终具有重要地位；一种是来自社会理论领域的思考。事实上，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最严厉的批评之一正是来自中国法理学界熟悉的埃利希、卢埃林、弗兰克、庞德等著名学者创立的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在这些对西方司法实践具有丰富经验的人看来，法律并不是纸上的东西，而是社会实践中的实际经验，所以，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他们的观点显然更多地受到各种19世纪末以来的社会学思潮的影响，强调各种社会关系、各个社会因素对法律的制约。可见，“关于法律的思考”这样一个思路必然要综合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各领域的知识分析法律问题，这也就是近代以来实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经济分析、现代语言哲学、解释学等等学科知识先后进入法理学研究领域的原因。

总之，法理学式的对问题的思考（或本体论追问（注：参见舒国滢：“法理学学科的缘起和在当代所面临的问题”，载《法学》，1998年第10期，第10-13页。）），不应该、也不可能局限于“根据法律”的范围内，而主要是“关于法律的思考”；而纯粹应用性的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从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角度看，自然不可避免地要以法律为根据，但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局限于法律。所以，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之间的界限，不能完全、简单地理解为学科的界限。它们的区别仅在于方法上的不同，它们是法学中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因此，法学是作为一个整体与同样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发生联系的。它们之间的界限在于：法学研究的目的必须是研究、说明、解释法律现象，从而有助于具体法律问题和法律纠纷的解决；而社会科学则在于给社会一个整体的认识。由于法律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知识也就通过法理学的中介渗入法学领域。而能否自觉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也就成为法学能否提高自身把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法律现象的能力的标志。

四、法理学作为“科学”的界限

根据对法律的理论与方法两个方面的“科学”性质的分析，笔者拙见：法理学并不属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还不能沿袭其他法学学科的方法，它是法学学科中“科学”色彩最不充分的学科。它的存在根据在于法学需要与各个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思想或知识进行交流、对话。这也可以称为法理学作为一个法学门类的“合法性”根据。因此，法理学的更新和变革，应该始终围绕法理学的这一学科特点进行，而不是片面地强调其与法学其他学科的一致，或者忽视它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区别。法理学对法学、法律实践、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功能，都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加以把握。因此，法理学的科学性和独立性是相互联系的。概括地说，一种学说和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意义上的法理学理论，至少可以依据下列标准加以判断：

首先，是否由一个法律领域的“真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统率性的逻辑前提。理论研究都是由“问题”开始的。所谓只有真问题，才有真答案。法理学不可能只有一种研究思路，但是任何属于法理学性质的学术研究，都应该由一个法律理论上的真问题作为研究的前提。问题的真假取决于4个方面：第一，它是否属于一个法律问题。如果不属于法律问题，显然无须法理学讨论；第二，它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的理论问题。不是所有的法律问题都要由法理学去思考、解决，法理学不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系统；只有具有理论探讨需要的问题，才能够引起法理学式思考。例如，甲杀了乙，甲是否构成犯罪，应该处以何种刑罚；根据法律规定，国家立法机构都有哪些，各有什么样的权力等。这些固然需要分析、研究、思考与判断，但是，这不是法理学问题，属于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和法律的具体规定。这些问题的对象都具有确定的内容。而法理学问题的对象一般则是不确定的。所谓思想本质上是否定的、批判性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提出的问题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需要并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所谓问题的问题性正在于继续研究的必要性上。法理学领域的真问题也一定是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法律理论问题。例如，单纯地介绍哈特的法律思想，就属于法律史研究而非法理学；同理，重复别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也不是法理学问题；第四，法理学问题应该是有助于法理学进步和发展的法律理论问题。哪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哪些问题则已经解决，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问题的把握能力。研究者对问题的把握，离不开法律理论的积累。古往今来，法律理论纷繁复杂、多种多样，但是，任何类型法理学理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和问题领域。只有沿着前人已经提出的相应的问题思路，才可能避免重复劳动，才可能有助于学术的进步。依据上述原则，笔者以为目前法理学教科书中有关法律制定和实施部分的大量内容，由于其内容是确定的，所以，并不是法理学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同样原因，法律发展部分纯粹描述性的部分也不是法理学的内容。

其次，是否能够清楚地标示出该法理学思想所属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脉络。每一个法理学流派都是以一定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我们所习惯的前苏联版的“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正是依托经过前苏联学者解释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建构的。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社会学法学、存在主义法学、批判法学、经济分析法学以及奥斯丁法理学、哈特法理学、富勒法理学、德沃金法理学、波斯纳法理学等等，毫无例外地都是以一定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因此，当我们试图建立或陈述一种法理学理论时，同样应该明确该法理学理论所属的哲学与社会理论脉系，或者建立自己独立的理论框架。法理学理论不可能离开一定的哲学和社会理论结构而存在，相反，它必须借助这些理论阐明自身的内容。所以，能够真正产生现实影响的法理学理论成果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理论渊源。忽视这一点，就会破坏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例如，本来我们可能需要对苏联版的法理学模式进行彻底的反思，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忽视了或者没有重视对该理论的思想脉络的把握，只是借用其他法理学理论对其中的个别问题重新加以解释。其结果是：不仅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毕竟原有的问题产生于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新的问题-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冲突。具体一些地说，例如，现在大部分法理学教科书都已经将“法律的价值”、“法律文化”作为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法律的价值和法律文化实际上是观察、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相当独立的视角和思路，与原有的法理学教科书思路完全不同。所以，不对以前的体系进行根本的调整，法律价值和法律文化放在现行法理学教科书的任何位置都显得是多余的、矛盾的。由于我们没有能够自觉地以一定的理论结构为思想前提探讨法律问题，所以，我们所提出的各项见解，或者只是对原有理论的修修补补；或者只是无关根本的批判。

篇6

摘要：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可以说是以“理性化”概念为核心重构西方法律文明发展史，这就提出了“理性”的具体含义问题。本文分析了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体系和韦伯所使用的“理性”一词的含义，最后指出了韦伯的法律社会学论著对于当代法理学研究的启发性。

关键词 ：韦伯；法律社会学；理性化

马克斯·韦伯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欧洲文明巨子，对于他的著作不仅仅可以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而是广义的关于“人”的文化科学。有人形容韦伯说：“那生来属于荷马及犹太先知所描述的世界中的‘人’并未随着尼采而消逝。他最后的伟大形象在韦伯身上重现——这一个代表了我们今天瞬息万变之世界的人物。虽然韦伯周遭世界的特殊内涵消失得如此迅速，但永恒不变的是人类存在、认知以及主要任务的（种种）基本问题。我们没有任何伟大人物能用这种方式来肯定人类的自我认同了。韦伯是最后一个。”这样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英雄和先知，他的意义和使命在于探索认知的边界以彰显自我的存在。因此他的思想必然具有哲学的意义，既是认识论上的，也是人生观上的。韦伯立基于个人的社会行动，观察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文明，反观西方文明面临的问题，进而试图指出一种“现代人”可能的生活样式。

一、理念型基础

韦伯在《法律社会学》中运用理念型的方法考察了西方继承了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私法以及民事诉讼领域的法律文明的独特发展，与此相对照的是其他形态的法律文明，例如中国、印度、回教地区、犹太教等，对于英国普通法文明也有论述。韦伯认为法律史的发展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与世界的“除魅”相一致。法的理性化有不同的意涵和方向，重点在于西方法律文明的独特性，因此本文对“法律理性化”的重构也仅限于西方。需要注意的是韦伯所指的“法律理性化”并非某一法律形态本身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而是指“法创制和法发现的手段”。这是韦伯法社会学的研究立场不同于法理学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无法沟通，相反它们可以是相互参照的，这将稍后讨论。“法创制、法发现和统治”是韦伯对“公的管理范围”做的三个划分。法创制相当于立法概念，法发现相当于司法概念，“统治”是剩余的部分，相当于行政。

韦伯提出了四个法创制和法发现的纯粹类型：“使用理智所能控制之外的手段，比如诉诸神谕或类似的方式”是形式非理性的。“以个案的具体评价——无论其为伦理的、感情的或政治的价值判断——来作为决定的基准，而非一般的规范”是实质非理性的。形式上理性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要求“法律上重要的事实特征可能具有可以感官直接感受到的性格”，例如“说出某些话语、签名盖章，或做出某种意义上绝对不会弄错的象征性行为等”，这是“执著于外在表征的形式主义”；一种是“法律上重要的事实特征接着逻辑推演而解明含义，并且以此而形成明确的、以相当抽象的规则之姿态出现的法律概念，然后被加以适用”，可以称之为逻辑理性的形式主义。可以推出形式主义即形式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是相对立的，因为实质理性是指某些特殊的规范对法律问题的解决具有影响力，这些规范不是通过逻辑抽象的手段得来的，而是某些“伦理的无上命令、功利的或其他目的取向的规则、政治准则等。”

法发现和法创制手段的这四个纯粹类型绝非是现实存在的，而只是理论上的建构。各种形式或实质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都可以在现实的法律文明中发现。但是显然，只有近现代欧陆私法的法创制和法发现方式——从具体事实中抽象出一般规则，将其理性化为一个逻辑体系，而法律的适用就是一个“涵摄”的过程，从法理学的立场上称之为“概念法学”——发展了“逻辑理性的形式主义”，原因何在？

二、对西方“法律理性化”之重构

韦伯的目的就在于考察影响法的理性化的内涵的各项因素和推动力量。他的结论非常清晰：

我们只需谨记：各处的发展之所以大有不同，基本上取决于：（1）政治权力关系的不同，亦即，相对于氏族的、司法集会人团体的、身份制的力量，公权力所拥有的力量强弱极为分歧；(2)神权政治的权力相对于世俗权力的关系；（3）对于法律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力量的法律名家之结构上的不同，此种结构上的不同亦强烈取决于政治的状况。

可以简单的总结为：政治权力的类型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法发现和法创制的担纲者；法律教育的方式。对于经济因素，韦伯认为虽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然而从未成为单一的关键所在”。那么西方社会在所有这些方面的状况到底如何推动了“形式理性”的发展？韦伯在《支配的类型》中提出了三种“支配”的形式：卡里斯玛型；家产制；法制型。这三种纯粹类型只是为研究需要而建构出来的，每一种类型在历史现实中都有各种“变形”。在《法律社会学》中，韦伯运用了他对支配类型的理念型建构。最初，法发现和法创制是巫术性的，存在于“家”之外的氏族赎罪程序中，遵守严格的外在表征的形式主义，实质上是非理性的。日耳曼人的“司法集会人团体”法发现和古罗马的法发现手段是由具有卡里斯玛气质人来担纲，因此维持了形式主义的性格。第二，西欧中世纪的家产制支配类型是身份制而非家父长制的，身份制在公法上是一系列基于契约的特权组合，家父长制则并无赋予主观权利的客观规范，而只有行政法规。身份制的影响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从“身份契约”发展到“目的契约”，二是家产制君主处于对抗身份制特权的需要而与市民阶级联盟。“君主与市民阶层的利害关系的结合，成为促进法之形式-理性化的最重要动力之一。”第三，欧陆的法学教育是在大学中进行的，培养的法律专家对于法律特性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法学教育建立了抽象的概念，促使法律思维朝向理性的、逻辑性发展。

以上是对“逻辑理性的形式主义”之发展的概要，韦伯认为此种形式主义“升高了与实质理性的对立”，他在“近代法发展里的反形式的倾向”一节中讨论了此种表现：主张破除法律“无缺漏性”的各个法学流派，包括“自由法学派”、利益法学派、天主教自然法思想等。韦伯认为这些学派是“价值非理性主义的”或者是想要“重新建立客观价值基准的企图”。他对这些学派产生原因的分析有三，①“主智主义内部的历史关怀情境下的产物”，②此乃“法思考的学术的理性化和无前提的自我省察之弄巧成拙的结果”，可能意指知识分子的内心需求所致——服从一个一贯的意义体系。③近代法实务家所结成的利益集团“努力透过权势意识的提高来扬升本身的身份品位感。”近现代法理学的发展从法学立场上分析也许会提出不同于此的原因，但是韦伯的观点应当值得认真对待。

由于韦伯所认同的“概念法学派”在法理学上受到批判和质疑，站在法学立场上不免要问“法律理性化”的含义究竟为何？“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冲突”与法理学的发展有何关系？

三、何谓韦伯的“理性”

“理性”的内涵众说纷纭，虽然韦伯使用的术语大部分都有严格的定义，但是“理性”概念有预设而无确切含义。而且，“理性”概念关系到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关系到能否对“价值”进行有科学意义的研究。更进一步，这也是个经典的哲学问题。韦伯的研究能够提供一个通向这些问题的入口。

韦伯社会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行动，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第二个概念为“社会行动的类型”，包括目的理性式、价值理性式、情感式、传统式。这四个纯粹类型也是理论建构的，社会行动可能是多种类型的混合。我认为“法创制和法发现”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即分别归属于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目的理性行动的成立，行动者将其行动指向目的手段和附带结果，同时他会去理性地衡量手段之于目的、目的之于附带结果，最后也会考量各种目的之间关系。”在目的理性的观点看来，价值理性是非理性的，因为“只顾及行动的自身价值（纯洁的信念、美感、绝对的善、绝对的义务等）”。因此，“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冲突”实际上体现了“价值问题”对法律处置的影响。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应当进行“价值无涉”的研究，但是并非意味着他认为无法研究“价值”，相反，建构“价值理性式”社会行动的纯粹类型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工具。而这种方法是法学一直在使用的。西方近现代法理学的发展可以看做是为解决“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冲突”所作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看，韦伯的整个研究对法理学都是有启发的，包括他对世界诸宗教的研究。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意义”的世界当中，都要应对“超越现世”或者“适应现世”的需求，只有洞察了“世界图像”的法理学才能妥善处置法律问题。

参考文献

[1][德]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法律社会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1)第1版.

[2][德]韦伯著.康乐等编译.支配的类型[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第1版.

[3]林端著.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第1版.

篇7

谁是我们的好校长

博客中国网进行的“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表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接近官员”，认为“接近教育家”的不过6.54％，认为“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

在受访者心目中，最受推崇的大学校是：、、、梅贻琦、苏步青、茅以升、蒋梦麟、匡亚明、李达、吴玉章。

校园十大不文明行为

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大学“校园十大不文明行为”正式出炉，不文明行为包括：迟到、旷课、随地吐痰、践踏草坪、在宿舍影响他人休息、乱扔垃圾、占座不到、考试作弊、损坏公物、公共场所情侣举止过度亲密。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同学们还总结出学生版“校园十大不文明行为”，包括：校园频繁丢失物品、校园物价过高、校内服务人员及部分教职工对待学生态度差、部分学生组织腐败、浪费水电现象、课堂手机频响、图书馆和食堂占座、对校外人员管理不力、考试作弊、校园乱收费。

焦点

北京的孩子像个宝？

根据《2005年高等院校及招生专业介绍》，新华社记者研究发现――

北京大学2005年在北京市招理科200人，而在西部的12个省、市、区招生为：陕西38人、甘肃12人、宁夏10人、新疆18人、新疆民族生4人、新疆内地高中班2人、青海8人、2人、内地高中班2人、四川57人、重庆36人、云南20人、贵州18人、广西17人、内蒙古14人。

北京大学在北京市招文科113人，而在西部的12个省、市、区招生为：陕西20人、甘肃10人、宁夏8人、新疆8人、新疆内地高中班2人、青海8人、2人、四川29人、重庆20人、云南8人、贵州10人、广西10人、内蒙古10人。

清华大学在北京招理科350人，而西部的陕西为52人、甘肃28人、宁夏18人、新疆27人、青海18人、6人、四川71人、重庆32人、云南32人、贵州30人、广西40人、内蒙古45人。

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招生225人，陕西58人、甘肃28人、宁夏17人、新疆32人、青海21人、3人、四川85人、重庆58人、云南45人、贵州30人、广西38人、内蒙古40人。

新华社记者的文章评论说：“无论是在东南沿海，还是在黄土高原，每一个学生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梦想，同样辛勤地进行着自己的寒窗生涯。他们有同样的梦想，面对着的却不是同样的环境。地域性的名额分配限制，把很多西部、中部贫苦地区的孩子挡在了名校门外。”

点评

这算什么学问？

据最近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3-2004）》，有关专家对全国50个城市的研究表明――

“综合实力”前10位的城市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杭州、武汉、南京、成都、沈阳。

“竞争能力”前10位的城市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杭州、南京、沈阳、成都、武汉。

我们想知道，“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有什么不同？

我们想知道，这些专家去过几个城市考察它的“综合实力”？又去几个城市调查研究过它的“竞争能力”？

我们想知道，《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对提高中国城市的“综合实力”有什么用？对提高中国城市的“竞争能力”又有什么价值？

我们想知道，今天弄一个排行榜，明天弄一个排行榜，这算什么学问？

我们想知道，像玩扑克牌一样把这些城市排来排去，有什么意思？

我们还想知道，弄这么一个排行榜，需要浪费多少人民币？

新名词

啃老族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公布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有30％左右的成年人被父母供养着，他们被称为“啃老族”。据上海《文汇报》报道，构成“啃老族”的主要是六类人群――

第一类：高校毕业生，他们对就业过于挑剔，总认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

第二类：以工作太累太紧张、不适应为由自动离岗离职的；

第三类：“创业幻想型”的青年人，他们虽有强烈的创业愿望，但没目标，总是不成功又不愿当个打工者；

第四类：频频跳槽者，跳来跳去最后“漂”到无事可做；

第五类：单位里下岗的年轻人，他们习惯用轻松的工作与紧张繁忙的工作相对比，越比越不如意，干脆不就业；

第六类：文化低、技能差，只能在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上找苦脏累工作，而因怕苦怕累，索性躺在家中“啃”父母的，这一类人最多。

西洋镜

10句最精彩的美国电影台词

美国电影学院今年6月评出100句最精彩的美国电影台词，其中前十名是――

1、“坦白说，亲爱的，我不在乎。”――《乱世佳人》（1939年）

2、“我要开出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条件。”――《教父》（1972年）

3、“你不明白！我本可以进入上流社会，我本可以是个竞争者，我本可以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不是现在这样一个无业游民。”――《码头风云》（1954年）

4、“托托，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再也回不了堪萨斯了。”――《绿野仙踪》（1939年）

5、“孩子，就看你的了。”――《卡萨布兰卡》（1942年）

6、“来吧，让我也高兴高兴。”――《拨云见日》（1983年）

7、“好了，德米勒先生，我为特写镜头做好准备了。”――《日落大道》（1950年）

8、“愿原力与你同在。”――《星球大战》（1977年）

9、“系紧你的安全带，这将是一个颠簸的夜晚。”――《彗星美人》（1950年）

10、“你在和我说话吗？”――《出租车司机》（1976年）

人物

贺卫方

继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教授辞职之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又在6月24日发表《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信中说：“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考两张综合卷涵盖多达十门课程，这种打着对考生全面考察旗号的做法实际上产生的后果却是削弱了考试应有的专业偏向。尤其是法律史和法理学专业，这样的考法足以让那些爱好理论和历史、并且对此已经有大量阅读（因而很可能“偏科”）的考生被卡在门外。”

贺卫方随后在接受某报采访时，对目前的招生方式评论说：“这种方式可能给那种最优秀的学生带来很大的困难，他们很难考上。法律史专业的考生数量不少，但是往往在这个方面越有积累的人，情况越不乐观。比如今年的考试，我们本来有四个名额，可是最后只有一个人是过关的。结果报考其他专业的三个考生调剂过来参加面试，面试的情况可以想见，全部被刷掉了。而有一些优秀的学生，曾经给我发过电子邮件，表示他们对法律史的兴趣，还把自己写的文章发给我看，文章也确实写得非常好，可是就是因为笔试没过只能放弃。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而导致我们名额招不满，优秀的学生又进不来。”

篇8

Key words： tourism driving force；embryology；cultural landscape change；Zhouzhuang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19-0214-03

0 引言

周庄是具有独特格局风貌和深厚文化内涵的人类聚居地，是中国江南水乡城镇经济文化发展的见证和缩影[1]。由于发展旅游，古镇保护区传统建筑、空间格局得以保存，但其外围景观在城市化的冲击下已成现代化的产物，形成了今天传统与现代共存的景观形态。它的存在不仅为我们研究传统村镇的文化景观变迁提供了实证，而且对进一步探讨旅游驱动力对传统村镇文化景观变迁的作用机制有重要意义。

1 发生学方法阐述

发生学方法是一种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2]，主要研究主客体相互作用及其内在的本质和规律[3]。

2 旅游驱动力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发生学方法，本文结合周庄物质文化景观变迁过程中的各种因素起源和周庄物质文化动态变迁过程两个层面深入讨论旅游驱动力对周庄物质文化景观变迁的影响。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旅游景点的数量、类型和分布的变化，商店数量、分布和服务对象的变化，土地利用的变化，民居功能的变化来分析探究旅游驱动力对周庄古镇物质文化景观变迁机制。

2.1 旅游景点的数量、类型和分布的变化 旅游景点是构成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核心要素和主体依托，旅游景点的变化必然导致旅游目的地的变化。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周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貌。到2004年，周庄的旅游发展遇到了发展瓶颈，处于停顿期（如图1所示）①。此时的周庄旅游业面临着许多问题，如产品类型单一、旅游业态混乱、商业化现象严重、旅游活动空间狭小、旅游产品吸引力衰退、游客体验质量不高、重游率低等。旅游景点过于集中，处于过度开发状态，总体开发层次低，发展潜力有限。同时城市化造成古镇传统景观特征逐渐丧失，传统文化面临消失的威胁。另外，观光旅游者通常是一日游或半日游，再加上古镇区空间狭小，旅游接待容量有限，对古镇来说，经济贡献度低，仅仅是门票经济[5]。

面对周庄旅游发展现状，在政府主导模式下，政府利用职权对古镇核心区实行严格保护，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通过优惠政策、资金支持等手段招商引资来实现产业转型，出现了富贵园、画家村、云海度假村、《四季周庄》实景演出及一些高等级的旅游服务设施等，从而推动了文化景观的变迁。

2.2 商店的数量、类型、分布的变化 周庄历来是商业重镇，居民具有悠久的经商传统。在旅游业发展初期，主要是政府推动，居民支持。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大批旅游者的到来导致商店数量供不应求，产品类型与旅游需求不相符，因此政府鼓励居民参与旅游业，当地居民及外来经营者为了取得收益，利用民居开设各类旅游商店。然而，由于古镇核心区面积狭小，容量有限，商店的分布逐渐向核心区外围扩散，导致核心区外围的全功路、全福路、富贵路、云海路都店铺林立。

2.3 古民居功能的变化 周庄的古民居建于元、明、清朝代，既有深宅大院，又有普通人家，至今都保存完好。在城市一体化的背景下，周庄古朴的水乡风貌和静谧的生活环境符合人们摆脱烦恼、放松身心的内在需求。面对发展经济与保护民族文化的双重责任，发展旅游是实现双赢的有效途径。因此，古民居的生产、生活功能逐渐被旅游和商业功能取代。

2.4 土地利用的变化 旅游发展导致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着土地资源利用类型。旅游驱动力表现在：首先，旅游者在旅游地的吃住行游购娱活动促进了一系列的服务产业出现，产业链延伸到住宿业、饮食业、交通业、娱乐业、商业等，产业链的延伸表现为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其次，政府为了发展旅游，在土地利用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以低价、免税甚至免费的形式提供土地用于饭店、度假区或其他旅游设施的建设，政府的这些措施引导了土地利用变化的方向。第三，在旅游业发展早期，政府通常会完善交通设施，提高可进入性。交通运输干线地域由于接近客源市场和交通的便利性而成为旅游设施布局的优势区位。最后，土地竞租机制的结果是土地利用效益高、竞租能力强的部门或企业占据优势地域，而土地利用效益低、竞租能力差的部门或企业要么被兼并、融合，要么向低价相对较低的地域转移。通过产业或企业之间的竞争、融合，土地利用实现空间优化组合[6]。

通过上文的分析发现，文化景观作为周庄旅游吸引物的重要组成，其变迁过程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周庄文化景观变迁的循环往复（如图2所示）。

3 保护措施建议

3.1 措施分析 周庄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开拓者，需要建立完善的文化景观保护机制。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可以从5个维度展开讨论。

3.1.1 构建周庄古镇文化景观信息平台 信息化是当前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趋势。通过平台的构建，旅游者能够加深对旅游景点的内在认知，特别是对旅游文化内涵的感知。同时平台的建立也能够对旅游景点和文化标识进行信息跟踪和动态管理，加大保护力度，真正做到文化融入旅游。

3.1.2 加大政府管理力度 政府作为旅游业推广的主体，可以：①通过恢复历史上存在但是现在毁损的建筑，达到重现历史文化景观的目的；②挖掘历史文化元素，将历史文化元素融入新建的建筑中，实现历史文化的物质化；③打造演艺节目作为旅游项目。通过无形的文化景观传播来推广文化；④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推动新的文化景观出现；⑤建立周庄古镇物质文化景观变化保护条例，从法律层面进行保护和监控。

3.1.3 坚持科学的修缮原则 在对古镇进行必要的维修和整治时，坚持科学的修缮原则。对文物保护单位、传统建筑和历史街区严格进行修缮保护。同时，将私有房屋的修理也纳入政府统一规划和管理，并由政府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和资金补贴。

3.1.4 充分利用现代媒体，加强对古镇的宣传 利用在中国影响力较大的电视台、网站等经常播出有关周庄的保护和发展新闻。在周庄古镇区设置实时实景网络传播系统，并丰富周庄旅游官网。这些活动，能够扩大周庄历史文化等的多重价值和社会影响。

3.1.5 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及参与度 通过多种宣传媒介，广泛向群众宣传古镇的价值，制定保护古镇的乡规民约，提高古镇居民热爱古镇、保护古镇的自觉性。严厉打击违反国家法规、破坏古镇的行为，全面提高居民的保护意识和参与积极性。广大旅游者也要参与到古镇的保护中，不仅成为旅游消费者，也成为文化传播者。

3.2 可行性分析 为了验证措施的可行性、合理性，本文对周庄相关旅游管理部门的一线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打分。运用均值分析法得出相关数据，其统计如表1。

国外学者Tosun Cevat依据静态统计分析认为均值在1～2.4之间表示不同意；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同意[7]，这一评测方法得到普遍认同。本文基于此方法对表1进行分析发现：所有措施的均值都在3.5以上。可以看出管理人员对这些措施都是持赞同意见的，说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同时在访谈中发现，有些措施正在被运用或者推广，说明实际上也是可行的。

4 研究小结

作为典型的旅游推动型城镇，旅游驱动力对周庄物质文化景观变迁的影响是很大的。从发生学角度深入研究物质文化景观的变迁可以发现，周庄的旅游业主要受政府主导，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旅游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进而决定着这些文化景观变迁的方向和程度。

篇9

美国的法学教育模式大多承袭了英国的法学教育传统，是在学徒式教育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829年斯托里改革，将美国法学教育中的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完全分开，从而为美国现代法学教育模式奠定了基础。大学法学院主要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了解与熟悉法律案例，通过掌握必要的法律程序上的技能来培训其解决法律实务的能力。法学作为教学学科不应是普通教学学科，而应给予特殊的待遇。1827年《耶鲁报告》就曾提出“学院式的本科教育与职业性较明显的专业训练在教育目的上存在较大差异，应分别实施，专业教育应在专门的医学、神学及法学院中进行。”这表现出对法学院专业教育职责的深刻认识。法学教育的基本功能是造就法律职业者。法律职业者负有维护社会“民主、正义、秩序”的神圣使命，确保和维护社会肌体健康的“社会医生”的社会使命，???? ??因此法律职业者必须首先成为高水平的训练有素的人。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目标的一元性质在法学院学制上的体现，构成了美国法学教育突出的一个特征，即接受了非法学专业大学本科教育之后方可接受初级法学学历教育。从美国法学院的入学条件上看，学生在进入法学院之前就己受到了良好的人文教育，获得必要的人文科学知识，且通常都己获得文学士学位或理学士学位，并要通过竞争激烈的法学院入学考试。

美国哈佛法学院开始的这种职业教育模式，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富有特色的大学法律教育制度。这就是美国著名的J.D教育(法律博士)。美国的J.D教育学制通常是三年。J.D层次的法学教育相当于初级法学学士学历教育，是高起点的职业性法学本科教育。这种J.D教育以培养律师为目标，学生毕业后能立即参加律师考试，能从事以开业律师为主的实际工作。基于这样的培养目标，在法学教程上，也就出现了一些重实务型课程而轻理论型课程的情况，如对法理学、法史学或宪法学等之类的课程重视不够，但对模拟法庭、法律诊所课程以及职业道德课程较为重视，并作为必修课程，内容丰富实际。

作为普通法系国家，美国的法学教育主要以案例教学法为主。“案例教学法”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属于普通法系国家有关。由于受美国的普通法传统和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大部分法学学者们认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因此对案例相当重视。学生从业需要“律师式”思维，判例教学法比较适用该种思维的训练。法律极端主义把法律视为法律的判决，亦即法官造法，是判例教学法产生主要的根源。在上课之前老师通常会将选集的许多案例分发给学生，让学生预先熟悉案例，然后在正式上课时老师采用“苏格拉底教学法”进行提问，设定许多不同于原案例的许多假设，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要求学生进行回答。然后老师从学生的回答中寻找破绽并与学生进行激烈的辩论，从论辩中寻找解决案例的方法，从而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美国法学教育还有一大鲜明的特色，就是由美国律师公会和美国法学院协会两个行业机构控制着法律职业的道德和专业训练的最低标准，对美国法学院进行统一的行业化管理，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行业规章，并为有效地组织、协调和促进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英国法学教育模式

英国是典型的学院教学模式。虽然英国与美国同属普通法系国家，但英国的法学本科教育模式的制度设计与美国完全不同。英国的法学本科教育目标重在培养学生的学术精神和人文素质，为学生的法律技能及以后的法律生涯奠定基础，因此这样的法学教育其本质就是学术教育和基础教育，即注重学术性和理论性，而职业性特点并不突出。

从英国的法学教育传统来看，宗教改革前的英国法学教育主要学习罗马法和教会法，对于英国本土法律(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研习，是由布莱克斯通在1753年牛津大学讲授英国普通法而开始的。学习本国法律的人才主由许多律师学院培养。这些律师学院是中世纪行会式组织。现存的林肯学院、内殿学院、中殿学院和格莱学院己成为普通法学本科教育之后的职业训练场所。英国法学教育是以本科为基本层次，其学生主要是从高中毕业生经高级水平考试录取而来的。不过，也会招收一部分己取得非法学专业本科学士学位者作为补充。英国现行法学教育由三阶段构成，即学术(理论)学习阶段(一般三年)、从业前职业培训阶段(大概一年)和从业后的深造阶段。1996年英国大法官法学教育和行为顾问委员会关于法学教育和培训的报告提出，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应具备更灵活、更广泛的知识面和能力。法学高等教育应从着重培养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转向培养更全面的学术能力。基于此，法学教育应使受教育者达到综合全面的学术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掌握核心知识和背景知识，培养法律价值观和职业技能的目标。从此，可以看出目前英国的法学教育重点是培养复合型、精英型人才。其实英国普通法学本科教育的学术性及职业倾向性与英国早期法律受罗马法影响息息相关，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现代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律师把持法律教育的传统息息相关。

英国的律师中有两种不同律师的分类。英国律师分为执业大律师和执业律师两种。大律师又称为辩护律师、出庭律师，是专门就法庭诉讼出庭辩护，也有的大律师主要提供咨询服务。一般而言，大律师不直接与当事人接触，除非经小律师介绍并有小律师在场，否则，大律师一般不会接触当事人或为当事人提供建议。而执业律师又称为小律师、咨询律师、初级律师或法务官，这是寻求法律援助的人们所接触的第一人。他们的工作范围相当广泛，可能处理涉及各种法律问题。小律师总体来说专门化程度很好，对于自己的专长领域精通度较高。在大律师和小律师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一般而言，大律师是不允许合伙开业的，他们一般自行挂牌开业，而英国法律则允许小律师自由合伙开业，组织成立律师事务所。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英国也与美国的法学教育有所不同。英国重视罗马法、法理学和法史学等基础课程。但是，由于学习法律专业的学生大部分都要经过严格的律师考试，成为职业律师，因此，近年来英国大学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律师行会的影响，对于培养学生从事律师职业的技巧等课程将扩大开设度，因而迫使大学法学院在理论教育课程上有所压缩。而在课堂的教学上，教师占了主导地位，主要采用传统的“演绎法”教学方法，学生须适应教师的要求。“判例教学法”是近年来被引进的，以适应培养“律师思维”的需要，训练学生的职业技巧和技能，促进学生积极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创造性，掌握广泛的法律知识和规则。

三、大陆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律以成文法为特征，法律研究注重学科体系的构建。这种法律特征反映到司法上则是尊重学者的立法，运用演绎推理审理案件，得出结论，判例无法律效力。学者的地位高于司法者的地位。成文法特征反映到法学本科教学上，初学者在某种程度上脱离法律事实而以法律制度、组织、方式和原则的己有观点为开端，学生们学习特殊的法律推理方式，并学习达马斯卡所谓的“法律原理”，即一种“准确的相互联系的概念、广泛的原则和分类意识的网络。”

篇10

在对法的理解上，规范比较方法比较接近实证主义法学的立场和观点。规范比较方法认为，比较法就是对不同国家的规范体系的比较（宏观比较）或具体规范的比较（微观比较）。在规范比较中，比较的单位是法律规范或法律规范体系。规范比较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在被比较的各个国家的法律渊源中寻找对应的或对等的法律规范，然后对这些对应的或对等的法律规范进行比较。功能比较方法是德国学者茨威格特和科兹等人在批判规范比较方法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种新的比较方法。在对法的理解上，功能比较方法比较接近学法学的立场和观点。功能比较方法认为，“在法律上只有那些完成相同任务、相同功能的事物才是可以比较的”。在功能比较中，比较的出发点和基础是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或社会需要。比较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在所比较的国家中找出人们共同遇到的社会问题或社会需要，然后是所比较的国家对这种社会问题或社会需要所采取的法律解决方法，即有关法律规范、程序和制度，最后是这些法律解决办法进行比较。

在近一二十年，随着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研究的不断升温，文化比较已成为越来越多的比较法学者所倡导或支持的比较方法。在对法律的理解上，文化比较方法把法律视为是一种文化现象。每一个民族的法律都反映着该民族在世界、社会、秩序、正义等问题上的看法、态度、情感、信仰、思想。一些从形式上或功能上看似乎相同或类似的法律，可能实质上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差异。因此，要理解一种法律体系，必须深入把握其背后的文化底蕴。从这种法律观点出发，文化比较方法认为，比较法就是法律文化的比较。

在比较法的发展过程中，早期的比较法学家大都具有强烈的普遍主义倾向。在1900年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一届比较法国际大会上，这种普遍主义情绪达到了顶点。在这次大会上，很多学者都认为，比较法的目的是“从各种法制中寻求共同基础或近似点，以便从各种不同的形式中找出世界法律生活的根本性质”，比较法的任务在于发现或创立“文明社会的共同法”。近年来，一些比较法学家开始对比较法中盛行的普遍主义倾向提出了质疑，强调法律的多元性、特殊性和地方性。关注比较法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指出，法律是地方性知识；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

比较法中的特殊主义思想与后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强调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差异性、多元性、异质性。特殊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普遍主义的缺陷，但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首先同法律的可比性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世界法律的协调和统一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在全球的范围内，还是在某些 区域（如欧洲）内，（自愿意义上的）法律协调或统一的趋势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强劲。

在传统的比较法中，比较法通常被理解为是一种纯粹的比较活动。按照这种比较法概念，只有对各种法律体系及其规则的比较活动（以及对此种比较活动中的论的探讨）属于比较法的范畴。而探讨法律的性质等基本问题、建立法律的一般等，都不属于比较法的范畴。比较法被认为没有自己独立的目的，只是一门工具性的、辅的学科，其存在价值在于为其他学科法律实践服务。这种工具导向、技术导向的学科定位，导致传统的比较法一直处于一种理论匮乏的局面。

在认识到传统比较法在理论上的种种缺陷后，一些比较法学者开始积极地寻找比较法的理论之路。美国佐治亚洲大学教授沃森通过对法律移植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法律发展理论。他认为，法律是自主发展的，法律与的其他因素（如、、文化）没有必然的联系。意大利都灵大学法律教授萨科提出了“法律共振峰”理论。萨科把包含着不同法律规则的立法机关的成文法、学者的学理解释、法官的判决等法律表现形式以及立法者、学者、法官为了对规则进行抽象的阐释和论证而提出的其他成份称为“法律共振峰”。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中，法律共振峰并不一定是一致的，而是有可能发生冲突。英国肯特大学法学教授萨缪尔提出了“作为认识论的比较法”，以取代传统的“作为方法论的比较法”。萨缪尔主张建立一种以认识论研究为特色的比较法，把比较法研究、法律理论、法律推理和法律史结合起来，既为比较法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法提供法律认识论的基础。这种比较法的目的是揭示法律知识的内在结构或模式，即能够从法律范畴、制度和观念的中抽象出来的结构或模式。这种结构或模式在法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传统的比较法追求纯粹的法律比较研究，不关心这种纯粹比较之外的其他事情，因而表现为一种封闭式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期，整个领域普遍兴起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一些横断性、交叉性的学科或研究领域产生。但是，比较法学家对这种趋势的反应相当迟钝。直到近些年，一些比较法学家才明确提出比较法的跨学科研究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法与比较法教授马太是这种跨学科研究的积极倡导者与尝试者。马太认为，比较法的命运取决于它能否充当联系法与其他社会科学的领域，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法生存下去、走向成功的唯一机会。近些年来，马太一直在从事以“比较法与经济学”为主题的跨学科研究。他认为，比较法与经济学（包括法律与经济学）是两门可以相互促进的学科。在比较法研究中引入经济能极大地丰富比较法的理论观。跨学科研究对比较法的发展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值得大力提倡和践行的研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