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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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

篇1

摘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技术的创新变了人们的生活模式。从最初的人力消耗转向技术生产,人们日渐了脱离了外在环境的限制,实现现代化的生产模式。但是随着技术的扩张,现代化生产逐渐的暴露出生产的弊端,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环境影响。十以来,人们逐渐的认识到生态的重要性,实现科学技术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人们对于生态建设的重要需求。因此,本文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和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的冲突问题,为解决生态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旨在提升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水平。

关键词:生态文明;现代化;科学技术

一、生态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冲突

(一)生态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从生态观念的理论研究出发,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人类社会的生态问题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的姿态。科学技术的异化造成了人们心态的变化,人们只能看到眼前的发展利益,而忽视了对于资源消耗、环境破坏造成的恶劣影响。科学技术并不是生态问题产生的唯一原因,但是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作用下的产物,相对与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文明虽然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但是环境问题始终是困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生态文明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要求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享受科学技术成果的时候,也在承受着科学技术异化的产物。2015年,柴静的一部《穹顶之下》以真实的数据呈现了雾霾对于人类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究其根源是科学技术发展下人类社会对于环境的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建设刻不容缓,以生态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从单一现代性走向多元现代性是现代性自我否定的结果,也是构建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不同的生态参与主体产生了不同的环境问题,由环境问题衍生的道德问题、健康卫生问题等呈现了多种的问题形态。环境的保护已经成为了关系到我们生存发展的主要问题。尊重自然资源的保护,以科学的理念和健康的生活模式作为指导,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下,保留我们最为传统的民族文化,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可以生存的空间。

二、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途径

(一)创新驱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

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选择,科学技术的创新驱动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通过科学技术的有效指导实现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有效提升,咱满足生产生活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实践带来更多的生产力发展的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将科学技术作为提升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和总要因素,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实现对我国利益的维护。科学技术创新是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对于传统的生产经验和技术特色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不断的挖掘技术创新点,在总体规划和部署的基础上,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的稳步发展。同时科学技术创新应该善于学习和借鉴,通过对国外先进的技术人才进行有力的吸收,在不断的摸索发现的过程中实现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更多的科技成果。

(二)生态文明理念与理论建设的统一

在技术上实现创新,在生态文明的建设理念上也要实现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看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经济的快节奏发展让人们迷失在利益和欲望的追逐之中。最根本的还是需要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上提升人们的思维模式,通过形成生态文明的建设理念,促进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科学发展。注重对生态观念的理性把握,确立科学的科学技术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思维模式,树立大众普遍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观念,倡导多元化、健康化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构建合理的生态文明建设途径。以生态辩证法为生态文明与多元现代性的实现提供了哲学基础,实现技术成果和理论成果的丰富统一,促进人类社会文明不断的发展。

三、结论

综上所述,现代化生产实践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同生态文明建设保持一致性。生态文敏建设作为重要的时代话题将会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更加具体化、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而科学技术和生态文明之间的存在的矛盾也并非不可调和的,从技术上、理念上实现不断的更新,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以生态文明这一建设理念作为总体的发展方向,实现对现代化建设的保驾护航,促进现代化建设向着更长远的方向发展。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科技成果的同时,实现积极有效的生态文明的建设。(作者单位:渤海大学)

参考文献:

[1]王辉忠,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需要着重把握的几个问题[J],领导论坛,2013(3).

[2]艾森斯塔德:《反思现代性》[M],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篇2

“社会责任会计”一词最早产生于1968年,它是美国会计学家戴维・F・林诺维斯(David・F・Linowes)在美国《会计杂志》上发表的《社会经济会计》(Social Economic Accounting)一文中提出的,文中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初步概念,随着以后各国的深入研究,世界各国对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不尽相同,在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可谓各有千秋。

【关键词】

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基础;内涵

1社会责任会计产生的理论基础

“社会责任会计”一词最早产生于1968年,它是美国会计学家戴维・F・林诺维斯(David・F・Linowes)在美国《会计杂志》上发表的《社会经济会计》(Social Economic Accounting)一文中提出的,文中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的初步概念,从此以后社会责任会计开始了广泛地研究。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是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开始的,19世纪早期已经开始对其基本概念进行研究。1819年,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蒂首次提出了“社会成本”概念。英国经济学家皮古提出了“外部效应”。 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概念。

(一)相关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有广泛的思想理论基础。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派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责任的观念。社会责任会计的服务对象是面向各个社会集团的而不是面向股东。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对社会造成的影而应承担的义务。

1.1新福利思想。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根据福利观点,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旧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皮古(A.C.Pigou),他以完全竞争作为前提,在马歇尔(A.Marshall) 等人的一般均衡经济理论和边沁(J.Bentham)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对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其中对收入均等化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最大社会福利原则等理论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有咖儿多(N.Kaldor)、金纳(A.P.Lerner)、萨缪尔森(P.Samuelson)、博克什(A.Bergson)和西克斯(J.Hicks),他们通过“帕累托最适度”、“序数效用论”、“社会福利函数”、“补偿原理”等分析工具来说明个人的自由选择应当得到政府的保证,整个社会的福利要通过个人福利的最大化来增加,最终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1.2新环境思想。新环境思想强调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性。人类社会以前总是忽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始终认为应该从人的角度出发看待人们从事地任何活动。新环境思想则认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生态环境,它是同自然环境紧密联系的,人们的生产活动不仅影响到了生态环境,同时生态环境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经济的运行。新环境思想积极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社会责任报告也随着它的发展而逐渐完善。

1.3从经济到社会的推进理论。该理论认为,过去人们只关注经济效益,却忽视了社会效益。经济方式和社会方式是企业分析问题的两种不同角度,但是,由于企业经营行为已使人们生存的整个社会环境发生恶化,政府受到公众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经济方式较为注重经济效益,主要依赖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社会方式较为注重社会效益,对社会需求和公民利益比较重视,在经济方式和社会方式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利益与社会效益相互影响,企业的生存离不开它所处的社会环境,企业有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它与社会各利益集团和个人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

(二)相关学科

2.1环境经济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日益严重,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已难以解决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环境经济学应运而生,它成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分支学科。

2.2生态经济学。由于环境污染对生态平衡产生了严重的破坏,生态经济学作为生态学和经济学之间的一门新兴学科能更好的解决生态经济问题,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生态和经济系统共同作用下的经济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其运动规律。

2.3社会学。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存在问题的一门学科。企业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体,而不仅是一种经济的存在。随着社会伦理观逐渐完善,要求企业在既要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保证社会效益,这样在传统会计不能解决的前提下,必然会产生社会责任会计。

2 社会责任会计的涵义

关于社会责任会计的涵义各国的观点也不同,美国学者David・F・Linowes首次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概念(社会经济会计)。他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此后学者广泛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美国会计学教授Sylil C.Mobley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整理、衡量和分析政府及企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结果;美国会计学教授Ahmed Belkaou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防止和处理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由于没有很好的履行社会责任而对社会带来的影响;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贝尔考依教授认为,由于传统会计的局限性,它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反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实体之间的经济交换及其结果,而没有反映企业对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因而传统会计不能说明企业经营带来的社会效益。

在吸取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会计学者发展和补充了一些新观点。1992年宋献中和李皎予出版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一书是我国最早关于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他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以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社会责任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并且对企业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进行计量和报告。在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可谓各有千秋,但无论是从微观经济角度、宏观经济角度、哲学原理角度还是实用性角度来解释社会责任会计,最终社会责任会计是由于有关各方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强烈要求而产生的,它是社会责任同会计学的有机结合,社会责任会计是在传统的会计模式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会计分支学科,它以会计特有的方法和技术来反映和控制某一单位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贡献和社会损害,其目的在于通过确认和计量企业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真实地反映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损害,将企业对社会的影响提供给政府和社会公众,以利于企业决定经营方针、评价经营成果和揭示社会责任,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企业整体效益,实现社会净贡献最大化。

篇3

关键词: 《环境经济学》课程 教材选择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环境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如此。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人类开始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20世纪20年代,人们开始将环境与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一门新兴的学科――环境经济学正式诞生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环境经济学传入我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环境经济学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1]。

《环境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既是环境科学的一个分支,又是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主题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环境经济分析、环境经济评价、环境经济决策、环境经济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环境经济学》课程是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通过《环境经济学》的学习,学生可了解环境与经济相互作用的规律,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观念,以及运用环境经济学理论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能力。

1.环境经济学的特点

环境经济学是在人类解决环境问题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运用经济科学和环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以及经济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选择经济、合理的物质变换方式,以便用最小的劳动消耗为人类创造清洁、舒适、优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环境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它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2]。

1.1边缘性

环境经济学研究涉及自然、社会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因素,是经济科学与环境科学交叉渗透的产物,所以环境经济学具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边缘性质。

1.2应用性

环境经济学主要运用经济科学和环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正确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方法。它要解决的主要课题是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并使这种效应转化为经济信息,反馈到国民经济的平衡与核算中去,为正确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及各项环境经济政策提供依据。

1.3阶级性

环境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经济学具有阶级性,所以环境经济学也具有阶级性。各个阶级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有着不同的经济利益,对于具体的环境问题,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要求。

1.4科学性

环境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当然具有科学性。资本主义环境经济学中的科学理论,也可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环境经济学提供借鉴和参考。

1.5综合性

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综合的。环境经济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序列的综合结构体系,它涉及人、社会、经济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各个方面,因此,它必然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

2.选择合适的教材,优化教学内容

环境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它从效率、可持续性和社会福利最优化等角度来分析、研究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环境经济学的发展虽然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科学工作者的广泛兴趣和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重点高等院校也都纷纷设置了环境经济学学科专业,或开设了环境经济学的相关课程。随着人们对环境经济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大量以环境经济学为内容的新观点和新分析方法不断涌现,其学科相关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完善中。这些变化的一部分反映就是环境经济学的相关著作和教材日益增多。教材质量是保证教学和质量的首要前提,在选择环境经济学教材时,应注重两个方面:(1)难易度要适中,考虑到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经济学基础,从教材内容、练习题方面注意深浅程度,使环境经济学教学内容既不超出学生的现有经济学基础,又能很好地为专业服务。(2)由于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因此所选教材首先必须较新,书中所选案例也需新颖、贴近实际;其次教材内容必须权威,尽量选择一些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或“二十一世纪”教材等。这样使学生在掌握课程基础内容的同时,又可以了解本学科前沿的科学问题,还可以借鉴科学家们的思维方式并为己所用。

李克国教授主编的《环境经济学》(第二版)就是一本不错的教材,作为一本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该书内容全面,通俗易懂,不需要学生具备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书中内容体系的安排也较为合理,既可以保证以通俗、准确的方式把《环境经济学》的主要概念、理论和方法介绍给读者,又可以将它应用到解决环境质量问题的实践中。该书既有系统的理论经济体系,又有很强的实践应用指导性,非常适合作为高等院校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等相关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教材。另外,在《环境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首先介绍经济学相关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然后根据教学目标进行深入思考,本着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合理地展开相关教学内容。

3.教学方法浅析

考虑到环境经济学学科的独特性,在进行《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设计时,我们需要遵循以下指导思想: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多学科知识为保障,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加强学生对环境经济学相关理论和知识的学习,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能力,提高其自身的环保意识,进而理解和支持政府在环保领域制定的相关法律和法规,积极投身到环保工作中去。

3.1《环境经济学》课程案例教学法初探

《环境经济学》课程是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在这两类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以往学生的一些教学反馈中发现,该课程的课堂教学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生对一些重要的理论理解不深,在面对具体的环境问题时无法利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自如的分析进而予以解决。我在参照国内外相关教材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实践发现,提高《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大量的教学案例,即开展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法最早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主要应用于商业、法律和医学领域的培训中,随着案例教学法的推广、成熟,案例教学法也日益受到教育领域的重视,进而被广泛应用。它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多种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案例提供的客观事实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作出判断和决策,从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启发式教学方法[3]。因此开展案例教学是《环境经济学》课程性质的根本要求。

环境经济学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随着人类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入而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其理论的发展是与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发展同步的,因此只有选择“与时俱进”、典型、真实的环境经济问题作为教学案例,才能保证教学内容与学科发展的方向一致。例如在“环境影响的费用效益分析”章节中,其中有关环境影响的费用和效益评价技术――“机会成本法”的教学,就可以利用案例分析法来讲授。“机会成本法”是指任何一种自然资源的使用都存在许多相互排斥的备选方案,为了作出最有效的选择,必须找出社会经济效益最大的方案。由于资源是有限的,且具有多种用途,因此选择了一种使用机会就等于放弃了其它使用机会,也就失去了相应获得效益的机会。采用其它方案能获得的最大经济效益,称为该资源选择方案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法”是一种很有用的评价技术,尤其是当某些资源的经济效益不能直接估算时,该方法可以较为合理地评估出资源的经济效益。虽然这个概念从字面来理解相对较简单,但如果对该重要方法的讲授只停留在概念层次上,是不够的,面对实际的环境问题,学生还是无从下手,很难进行相关分析。如果利用案例分析法进行讲授,教学效果就会好很多。首先将“机会成本法”的定义进行凝练――“放弃的效益就是成本”,并指出,利用“机会成本法”来衡量一种资源的价值时,该资源必须同时具有以下两种属性:(1)资源必须有多种用途;(2)资源必须具有稀缺性。然后对案例进行分析。例1:资源M有A、B、C三种使用方案。且A、B、C三种利用方案,所获效益分别为1000元、2000元、3000元。利用“机会成本法”来分析的具体步骤为:若选A方案,放弃的最大效益就是3000元;若选B方案,放弃的最大效益也是3000元;若选C方案,放弃的最大效益就是2000元。综合以上分析最后的选择结果就是选择C方案。这个案例较为简单,从定义出发就可以分析出正确的答案。讲授完毕后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供同学练习,考查同学是否已掌握。例2:一个美国学生申请了三所大学,第一所大学学费$50?郯000,没有奖学金,毕业后学生的预期价值为$60?郯000;第二所大学学费$30?郯000,$10?郯000奖学金,毕业后学生的预期价值为$40?郯000;第三所大学学费$20?郯000,$20?郯000奖学金,毕业后学生的预期价值为$15.000。问最后该同学应选哪所学校?该练习题就较上一个案例更深一步,具体的分析步骤如下:通过计算可知,进入第一所学校的收益:$60?郯000 - 50?郯000 = $10?郯000;进入第二所学校的收益:$40?郯000 + $10?郯000 - $30?郯000 = $20?郯000;进入第三所学校的收益:$15?郯000 + $20?郯000 - $20?郯000 = $15?郯000。因此选第一所学校的“机会成本”为:$20?郯000;选第二所学校的“机会成本”为:$15?郯000;选第三所学校的机会成本为:$20?郯000。通过以上两个由浅入深的案例讲授,我发现,学生确实更容易掌握抽象的“机会成本法”,也对“放弃的效益就是成本”的理解更深一层次。通过课后作业和后续的考试也发现,大多数学生都已基本掌握了该方法。

3.2课堂学习与实验教学相结合

环境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均较强的边缘经济科学。我国的《环境经济学》课程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教学和科研都呈现快速的发展趋势,但目前开设《环境经济学》课程的高校大多只注重理论内容的讲授,而较少涉及《环境经济学》课程的实验教学。徐大伟等[4]认为,《环境经济学》实验教学应在结合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上,开展环境经济分析测算、环境政策模拟分析、环境影响评价等理论应用性研究内容,并提出《环境经济学》实验教学的四个主要模块:(1)环境经济建模与动态分析研究;(2)环境统计、计量与核算研究;(3)生态环境规划与资源环境管理研究;(4)项目可行性研究与环境影响评估研究。这一系列实验教学主要是针对协调我国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与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之间关系所需的应用技能而展开的,旨在培养出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建设所需要的高质量、复合型的经济管理和研究型人才。实验教学是现代高等教育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理论教学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才教育体系。加大《环境经济学》实验教学方面的投入力度,对于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加强课堂学习与实验教学相结合的教学设计对于《环境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势在必行。

4.结语

《环境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既要有别于专业知识教学,又要有别于实验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其教学目的就是培养具有向经济学相关领域扩展渗透的能力,具有现代可持续发展经济观,富有整体性、创造性思维的智能型经济学复合型人才。因此,我们应从教材选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多方面提高《环境经济学》的课堂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参考文献:

[1]王金南,逯元堂,曹东.环境经济学:中国的进展与展望[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6,(3):7-10.

[2]李克国.环境经济学(第二版)[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

篇4

1.1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有关学者就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概括出的主要生态效益类型有:水土保持效益、水源涵养效益、改良土壤效益、改善环境效益和提高植物多样性效益。主要的生态效益类型、权重和具体指标见表1。从表1可知,通过对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多年研究,我国学者在这领域上取得了较大进步。各个生态效益类型的主要具体指标大体一致,即使具体指标的数量有差异,但所占权重基本相同。在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上,选取具体指标土壤侵蚀面积占区域面积百分比、土壤侵蚀模数,森林覆盖率、年径流系数、林地蓄水量,土壤容重、土壤总空隙率、土壤有机质含量,固定CO2量、释放O2量,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等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每个大的主要生态效益类型所占的权重大致相同,这也说明了指标权重的大小可以反映其对生态效益的贡献状况。刘凯[13]等提出定期更新指标内容、核实校正指标权重来构建生态效益评价指标库,并阐述指标库的首要特点是动态更新性。近年来,改善气候效益逐渐被人们所关注,王晓光[3]和刘凯[13]等提出了在构建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中增加了气候调节的效益。随着人们对环境和保健意识的增强,空气负氧离子作为一种重要的空气质量评价重要参数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14]。因此,在改善环境效益上可以增加空气负氧离子指标来更好地反映其改善环境的效益[15]。在研究改良土壤方面,张曼夏等[16]为了弄清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土壤团聚体粒径分布及其有机碳的变化,以成都市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主要造林树种巨桉和水杉人工林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不同土地利用变化对不同土壤层次团聚体稳定性及其结合有机碳分配与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该区退耕还巨桉和水杉林增加了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和有机碳储量,但与天然次生林土壤相比仍有差距。在研究提高物种多样性效益方面,国内学者大多选取反映植物多样性的具体指标,随着恢复生态学的发展,地上地下食物链中动物多样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李涛[17]和门丽娜[18]研究了地下食物链中消费者、分解者土壤动物的多样性对退耕还林生态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退耕还林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这和地上植被群落的多样性增加成正相关。此外,朱婷婷等[19]研究了四川盆地退耕还林主要树种麻竹、巨桉人工林对土壤线虫群落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麻竹造林可丰富土壤线虫群落的种类组成和维持较高的多样性,使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为协调该区域退耕还林后土壤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李科[20]等把成都退耕还林主要造林竹种麻竹林地坡中下部不同坡位凋落物的现存量、持水性纳入了反映生态效益的指标体系中,结果表明麻竹林地坡中下部的凋落物现存量持水性,以及土壤的持水能力都显著高于坡上部,3个坡位的土壤持水能力总体显著高于农耕地,麻竹作为主要造林竹种,生态效益显著,在水源涵养功能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虽然研究退耕还林生态效益指标体系在逐渐深入,且很多学者尝试着利用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增加了一些反映生态效益的具体指标,但很少把传统指标和新兴的具体指标结合起来,因此,综合传统指标和新兴指标来构建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是未来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重点。

1.2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评价方法

国际上有关生态效益评价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学派:一是以Costanza等人为代表的“生态经济学派”,认为生态功能价值可以计算“总”价值,恰当的计量方法即市场价格法和替代成本法[21];二是以Pearce等人为代表的“环境经济学派”,认为生态功能价值难以计算“总”价值,恰当的计量方法为支付意愿(WTP)法[22]。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评价方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关生态效益评价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AHP)、环境经济学法、综合运用专家咨询、理论分析法、频度分析和模型分析法(整体扩散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和多元线性模型),并对这些评价方法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实践应用计量。古丽努尔•沙布尔哈孜等[23]应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塔里木河中下游退耕还林还草综合生态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杨婷婷等[24]用AHP法计算各指标权重,提出了“植被-风沙活动-土壤”指标体系;王晓光、王姝娜、孔忠东[3,4,25]等分别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评价的指标及其权重。杨建波[26]等用环境效益层析法,从坡耕地退耕还林后的涵养水源、固土保肥、纳碳吐氧、减免灾害和改善环境等着手,对生态效益的评价方法进行了探讨。用环境经济学方法中的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恢复费用法、影子工程法来对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的价值进行核算的研究较多,如李蕾[27]等采用环境经济学方法估算了固原市原州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生态效益。郭亨孝[28]提出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吸碳放氧的经济价值作为生态补偿标准,侧面为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效益评价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还有部分学者综合运用专家咨询、理论分析法和频度分析等构建了森林生态恢复与重建的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29,30]。郎奎建[31]等从森林生态效益计量角度出发,在界定森林涵养水源等10种生态效益的概念、性质和它们的相关关系的基础上,确定了独立自变量集、因变量集,构建了整体扩散模型,从而实现对我国林业生态工程的10种森林生态效益的初步估计。王宏兴等[32]将多目标灰色关联投影法运用于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综合效益评价,以期丰富生态工程建设评价方法;钟晓娟等[33]进一步证明了灰色关联投影法应用于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评价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李长胜等利用多元线性模型对我国森林的生态效益进行了估算,得出我国森林每年产生的生态效益为7238.16亿元[34]。

2我国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评价存在的问题

2.1在评价指标体系上,生态效益评价标准缺乏或不合理

现有的研究往往考虑某个退耕还林生态恢复区域的特点以及相应的数据获取情况来选取对应的指标,尚不能全面反映退耕区生态效益的实际情况。在利用指标数据进行评价时,缺乏生态恢复程度判断的参照系统和相应的评价标准,在直接效益评价方面,通常通过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各指标所占权重来判断其成效,没有具体说明所占权重大小说明了什么问题以及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恢复到了什么水平[4]。如今,通过研究地下生态学过程反映退耕还林工程所带来的生态效益越来越重要,国内很多学者大多研究了具体指标如土壤养分的变化,而通过研究地下食物链消费者中的土壤大型动物群落特征、土壤线虫结构与退耕还林的响应、以及土壤动物种类、数量、世代演替所起的作用来反映退耕还林工程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国内较少报道[20,21]。

2.2在评价方法上,缺乏方法的创新和方法之间的对比

在生态效益的评价方法上,大多采用以经济学为基础来评价其产生的生态效益,如满明俊[35]运用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原理,以效益费用分析法为基础对陕西省退耕还林所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了估算,没有采用其本身的以生态学为基础的方法来评价其产生的生态效益,没有考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如建立在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生态位为基础的生态学理论的评价方法很少。

3我国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评价研究展望

3.1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

建立具有系统性、兼容性、科学性的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考虑退耕区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风俗等特殊情况,确定不同评价方面各指标使用的可行性,基于区域或特定的退耕还林区域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方面,目前确定参照系统和评价标准主要有两种方法,即将同一生物地理区系内未受干扰或少受干扰的同一生态类型作为参照系,或将被评价系统在较少受到人类干扰条件下的系统状态作为参照系统和评价标准[36]。由于许多生态系统在破坏前常常缺乏相应的本底环境值监测资料,因此如何通过模拟、试验等方法寻找到一个适用范围广且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已成为今后退耕还林效益评价研究中的一个瓶颈。

3.2加强不同评价方法之间的横向对比和方法创新

在评价方法中,采用以生态学为基础的方法来评价其产生的生态效益,建立在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生态位为基础的生态学理论的评价方法,并且模糊数学[37]、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定量方法都可应用到生态效益评价中以提高评价的精确性和科学性,加强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评价与机理研究,强化国家尺度的退耕还林效益评估,为国家制定退耕还林成果巩固政策提供依据,为应对公众质疑提供基础数据。

3.3加强退耕还林效益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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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环境 环境审计 审计内容 建议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迅猛发展,各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区域环境审计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区域环境审计对推进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引导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参考相关研究文献,对区域环境审计的涵义进行阐述,并回顾相关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区域环境审计的内容,为推动我国区域环境审计研究提供参考。

一、区域环境审计的涵义及其研究现状

(一)区域环境审计的涵义

依据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和环境审计的相关理论,本文提出了区域环境审计的涵义:基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度,审计部门以区域环境承载能力为导向,结合环境污染问题和环境治理的区域特征,通过检查区域环境保护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执行情况,分析环保资金的收缴与管理使用情况,评价区域环境绩效,最终形成区域环境审计报告,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此完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环境保护政策制度,解决环境治理问题,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二)我国区域环境审计的研究现状

1.湖泊流域环境审计。浙江省审计学会课题组(2004)对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综合治理问题进行环境审计调查研究,并从审计机构体制、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会计等多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黄溶冰等(2010)依据复杂适应系统相关理论,探索了适合我国太湖流域水污染审计的治理模式。伍金条等(2010)提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切入点,认为应对国家政策的执行情况、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等方面加强环境审计力度。宋莎莎等(2010)对滇池水污染治理的环境审计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

2.江河流域环境审计。严飞(2004)对江苏淮河流域的环境信息系统建设情况和污染源的控制情况等方面进行了审前调查,发现区域体制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导致环境保护政策未能有效执行,认为应在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中进行资金、项目、污染源治理等多方面环境审计。李芳(2011)在对渭河流域水污染的特点以及工程绩效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渭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绩效审计模式。厦门市审计学会课题组(2013)结合地方审计部门的实际情况,提出应以环境政策评价为目标、以环保项目与环保资金为基础、以环保法规执行为重点,有效开展九龙江流域环境审计。

3.理论体系方面的环境审计。杨肃昌等(2013)对区域环境审计进行文献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把握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与产业发展动态,以区域环境承载力为导向,联系环境问题与治理的区域特征,拓宽研究领域并创新研究方法等建议。审计署驻重庆特派办理论研究会课题组(2013)提出区域环境审计的涵义,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阐述区域环境审计的总体目标与思路。

综合上述研究文献,从研究视角来看,大部分文献是基于审计领域进行研究,对于区域经济、环境管理领域的研究偏少;从研究内容来看,我国区域环境审计大多以合规性审计为主,对环境绩效审计与环境责任审计的研究较少;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所占的比重较大,对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管理学等理论运用较少。总体而言,我国区域环境审计研究主要集中于扩大研究视角、完善研究内容以及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并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研究。

二、区域环境审计的内容

(一)区域环境“免疫力”审计

1.总体承载能力。区域环境“免疫力”是指某一区域内环境对人类活动造成影响的最大承受能力,例如大气、水、动植物等都有各自的承受能力限度,环境污染超过最大限度,这一生态平衡就会遭受破坏。近年来,我国关于重要流域水污染的防治规划,其根本依据就是相关重要流域所能承载污染的最大限度。区域环境承载能力是确立一个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条件,也是建立区域环境审计目标和评价标准的重要依据,审计人员可以通过当地环保部门取得区域环境的最大承载能力。具体来说,审计人员应对区域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确定区域内的主要环境问题,进而探寻区域环境承载能力所适合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环境污染评价标准,制定相应的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制度。

2.当前环境污染状况。审计人员可以通过上级监管部门的检查结果,以及专业监测部门所收集的数据获知区域内的环境质量状况。根据区域环境的总体承载能力,判断该区域内环境污染是否超标,检查区域内各个企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是否在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标准的限度范围内。

(二)区域环境管理审计

1.环境保护政策的有效性。某一区域内的环境保护政策对生态环境保护有效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环境质量的高低,审计人员应通过一系列的程序与方法对环境保护政策的总体目标、具体措施、评价指标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完善政策制度的相关建议。

2.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情况。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情况审计主要包括:是否建立有效的部门协调机制;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建设项目是否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区域内重污染行业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情况。

3.环境保护的规划情况。对环境保护规划的战略目标、具体内容及其指标体系的制定情况进行总体评价;审查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过程与结果;区域内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会计制度与环境保护规划是否充分有效。

(三)区域环保资金审计

1.环保资金的收缴情况。主要审查排污费、垃圾处理费和污水处理费等环保资金的征收是否及时、足额,有无应征未征、违规减免的情况;分析收缴核算的真实性、合规性,以及环保资金增减变动的原因。

2.环保资金的管理使用。主要包括:评价资金管理使用的经济性、有效性;监管部门是否及时、足额拨付环保资金,有无弄虚作假,以及挪用、贪污等问题;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规定,投向是否符合产业发展战略,资金使用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有无因管理不善、决策失误、可行性研究不充分等原因造成环保资金浪费等问题。

(四)区域环境绩效审计

区域环境审计的关键是基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区域特征,对区域内环境保护状况与环境治理进行环境绩效审计,从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审计部门应从动态与静态两个层面,分析区域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现状及其未来的影响。建立合理的环境绩效评价体系,对区域环境保护进行有效评价,分析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现状、未来发展趋势,最终形成区域环境审计报告,提出区域环境保护的相关建议,以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三、推进区域环境审计的相关建议

(一)深化区域环境审计的理论体系研究

我国区域环境审计研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深化研究相关理论体系。区域环境审计的理论体系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理论基础,包括区域生态经济学、环境治理学、政府公共管理理论、受托环保责任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是正确认识区域环境审计、形成区域环境审计基本理论的前提;二是基本理论,包括区域环境审计的涵义、本质特征、目标、内容以及报告等方面,是创新区域环境审计制度、正确指导区域环境审计实践的理论基础(李璐等,2012)。此外,要加快制定操作性强的区域环境审计细则、执业标准和评价指标,解决好怎么审、审什么、怎么衡量等实际问题,使区域环境审计更加制度化、规范化。

(二)结合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区域性特征

当前,我国已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依据不同区域的环境承载能力、现已开发程度和未来发展潜力等因素,统筹规划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逐步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国土开发格局,这为深化区域环境审计研究提供了政策支持与指导。同时,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现状存在较大差异,环境治理问题也呈现出区域性差异。因此,区域环境审计应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产业结构特征、环境质量现状与环境治理问题的区域性特征,制定出区域环境审计的差异化审计策略。

(三)加强区域环境审计跨部门的组织协调

区域环境审计的难点在于其区域性、专业性与协同性。因此,审计人员应当注重联合审计机制,借助当地环保部门、水利部门和农业部门的专业条件,了解区域环境质量状况。应当制定跨部门、多领域合作的环境审计法律制度,由审计部门与其他部门构建联合环境审计主体,加强部门间的组织协调力度,推动区域环境审计跨部门的组织协调与统筹安排,促进经验交流与信息共享,积极有效的开展环境审计。

(四)组建区域环境审计专业队伍

审计部门开展区域环境审计最需要解决的是专业人才缺乏问题。拥有一支专业化程度高,胜任能力强的审计队伍是至关重要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复杂、跨领域性导致区域环境审计涉及很多不同领域的专业问题。审计部门可以借区域环境审计的契机,吸引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生态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专业培训,培养出审计部门自己的专家人才;同时,审计部门可以对内部审计人员进行培训,加强审计人员在环境管理学、区域经济学等方面的理论学习,提升区域环境审计的技术性、专业性与综合性。此外,可以设置环境审计的外部专家机制,形成区域环境审计的专家队伍,提高区域环境审计的效率和效果。J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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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建设我国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口素质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本文将生态文明分解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二者兼容性这三个要素,探索了人口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从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的角度研究了素质对生态和经济兼容性的贡献。本文的结论是:人口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对生态文明建设各有裨益,两者须均衡发展,才能在生态保护的过程中释放出智慧和道德应有的力量。

关键词:生态文明 人口素质 思想素质 文化素质

研究背景

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迎来了第三次文明,即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发展。“生态文明”是指以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共同进化为核心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作为在全球资源基本被瓜分完毕后才逐渐崛起的国家,中国对生态文明发展路径的选择有其特殊紧迫性。环境质量下降促使人们反思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方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迫切要求。

人口问题是决定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因素。人口的数量、结构和质量构成人口问题的三个方面。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人口数量和结构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已有一定的探索,但对人口素质如何影响生态文明的研究则尚存空白。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经济学研究成果,以生态文明的定义为基准,以经济学和人口学的视角为切入点,将人口素质分为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将生态文明分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二者的兼容性,探索了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发展水平及协调程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描述了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最后从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的角度论证了人口素质对提高经济生态兼容性的贡献。另外,以往对人口与生态关系的研究集中于“生产者”的角色,本文在探讨人口素质如何影响生态环境及其与经济兼容性时引入“消费者”的角色,从而在完整的人口学视角下进行研究。

人口素质各要素影响生态文明的传导机制

本文将人口素质对生态文明的影响分解为人口的思想素质及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和生态兼容性的影响,从而全面地探索该作用的传导机制。

(一)人口素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作为人口素质的两个组成部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均有促进作用。人们的文化素质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创新对环境保护有所助益,道德素质则决定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另外,二者的发展还需协调、均衡,才能使生态得到保护和改善。

人口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协调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创新促进环保。从宏观角度看,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们更易产生制度创新,从而解决生态恶化的外部性问题,例如美国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有效改善了碳排放问题。从微观角度看,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也要以较高的文化素质为基础。人口的道德素质是环保意识的重要基础。横向而言,较高的道德素质能使人推己及人地关怀他人,不愿为一己之私占用他人资源,从而减少公众资源的浪费。纵向而言,道德素质较高的人口则更易接受“代际公平”的理念,将资源留给后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致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而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环境保护过程中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如同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讲究配比一样,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协调对环保也有决定性作用。首先,我国人口飞速提高的文化素质需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平来辅助协调。从生产角度看,技术进步是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但新技术、新产品的污染具有显露上的滞后性,当结果被知晓时,损害已成事实。譬如,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是经济学家智慧的结晶,而该方法使公地的悲剧在企业的资源战中愈加凸显;另外,贴现方法导致了资源过度开采,因为现在的资源比未来的资源更有价值(Eric A.Davidson,2003)。因此,知识在缺乏思想道德约束时可能会成为毁坏生态系统的利器。唯有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协调发展,才能控制这一“双刃剑”的负面作用。从消费角度来看,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往往占有更多财富,从而有能力消耗更多环境物质并产生相应的生态足迹。Friedrich Schmidt-Bleek(2003)谈到:典型的过度消费者是北美人。他们每天的物质消耗相当于自身的重量。这意味着一个北美人的消费等价于34个孟加拉人。按此意义计算,相当于美国有70亿孟加拉国的人口,而孟加拉国有大约500万美国人。所以对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而言,道德水平对挥霍型生活的约束尤为重要。其次,思想素质较高的人要拥有恰当的环保意识,也离不开文化素质的支持。自然知识不足容易导致“人口中心论”,即“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实体或目的”(余谋昌,2000)。如果认为人类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人的利益,人对自然并不存在直接的道德义务,那么人口的思想素质越高,越迫切期望改进自己和同伴的福利,对自然的索取就越多,因为其决策的约束条件只有财富、时间和精力,并不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

因此,文化素质的发展需要思想素质作保障,思想素质的提高也离不开文化素质,只有二者均衡发展,才能使人们创造出环境友好型技术,接受人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原则,从而对自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修复。

(二)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学界已成共识。在现实社会中,穷国和富国的“俱乐部收敛”就是例证。

从横向的角度比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对产出贡献较大。马克思在论述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关系时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人口素质和劳动的复杂程度紧密相联,高质量人力资本在同样的工作时间内有更高的回报率,从而直接增加经济的总产出。

从纵向的角度比较,人口素质在经济的长期增长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新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具有外部性,而且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诸多研究也证实了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和产业发展的真正源泉。

(三)人口素质对生态与经济兼容度的影响

Eric A. Davidson在《生态经济大未来》一书中用图形展示了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从而揭示了生态与经济的兼容度问题。生态学家认为自然环境中的能源和物质流动如同金字塔一般。位居金字塔宽阔基层的是土壤,植物可从中获取养分、水和生长据点。以绿色植物为食的动物在数量上少于植物,肉食性动物的数量则更为稀少,因此金字塔的宽度随着食物链的上移而变窄。荤素不忌的人类,由于不太可能被其他动物吞食,因此位于最上层(图1)。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金字塔中,每一层的宽度都由该阶层所生产和消费的商品之金钱价值决定。因而,其金字塔随着产品附加值的增加逐层变宽,和生态学家的金字塔形状恰恰相反(图2)。

生态文明的内涵在于经济学金字塔不能超过生态学金字塔的容纳范围,此即生态与经济的兼容问题。人口素质的提高不仅能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减少生态足迹,即压缩经济学金字塔的面积,还能保持福利并改变消费层次的比例,使其“上大下小”的形状有所改善,从而更容易纳入生态学的金字塔中。

从生产者角度看,高素质有利于循环经济的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实际是从物质形态为“原材料――消费品――垃圾” 的“牛仔经济”转变为物质循环利用的“太空船经济”的过程。文化素质提升使人们逐渐掌握循环生产技术,道德素质的提高则利于人们对生活和生产废弃品的正确投放和处理。在这种部件的再使用和材料的二次使用过程中,人们用“人工循环工程”来弥补自然界的自净能力和生产能力,减少向生态系统的排污和索取,同时保持消费水平的稳定,因而增强了生态保护和经济目标的兼容性。

从消费者角度看,人口高素质对绿色消费的普及大有裨益。道德素质引导人们自觉地选择耗能小、污染小的消费品,并对已用过的物品稍做清理后进行重复使用或用于别的目的。文化素质让人得以分析日常习惯,归纳出环保的方法并修正行为。这两种途径都使经济学金字塔更易嵌入生态学金字塔中。

结论和政策含义

现有人口学角度的生态文明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数量,而本文论证了人口素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本文的研究表明:人口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对生态文明建设各有裨益,两者须均衡发展,才能在生态保护的过程中释放出智慧和道德应有的力量。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与生态兼容性而言,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主要表现为替代性,即高素质总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与生态的兼容。

“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中国的基本人口政策,对改善中国人口状况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人口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的人口工作一直都把“稳定的生育率水平” 作为绝对重点,即主要关注人口数量和结构。当前,我国人口处于绝对量上升伴随增长率下降的阶段,这恰为人口政策重点从“数量”转向“素质”提供了条件。本文论证了人口素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重视人口素质的必要性,这也是人口总量巨大和老龄化趋势并存背景下解决数量和结构间矛盾的可行方法。

人口素质自然发展的结果,常表现为文化素质的领先和道德素质的相对滞后。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其内生规律,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是它的强大动力。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较量中,科技总是最终的胜利者(李晶,2007)。人口素质发展的不均衡已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加大力度提升道德素质,当属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生态文明的外延包括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领域,并非单一学科所能全面覆盖。本文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物质成果,而对精神和制度领域的分析尚有待补充。另外,进一步的研究可构建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并量化它与人口素质各部分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更为准确、细致的结论。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周刊. 打好“十一五”环保决胜战[EB/OL].省略/news/gncj/201003/t2860676.htm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

3.Eric A. Davidson.生态经济大未来[M].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4.Friedrich Schmidt-Bleek.人类需要多大的世界MIPS―生态经济学的有效尺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余谋昌.生态哲学[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6.李晶.生态文明视域中的可持续发展[D].山东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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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循环农业概念与其他农业范畴的关系

循环农业(Circular A幼culture)是根据循环经济学理论和农业生态学方法,在吸取传统农业精华基础上,通过农业技术创新和组织制度的变革,调整、优化农业系统内部结构,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物质、能量多级循环利用,实现资源能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态(尹昌斌,周颖,刘利花,2013 ),其本质是生态经济,以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减少废弃物产生,并逐步消除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循环农业体现了对传统粗放型农业非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反思与变革(陈柳钦,2006 ),但现代循环农业不同于传统循环农业,它并不完全排斥无机化学品在农业上的应用,而是要在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利用科学技术,实现更高层次的循环,以利于现代农业发展。

循环农业与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是生态农业的一种表现,但生态农业并非就是循环农业,循环农业也不完全等同于生态农业,两者是交叉关系。生态农业( Ecological Agriculture)是指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的规律,按照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理念,通过对传统农业经验的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手段运用,把农业生产、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融为一体,使农业发展具有生态合理性、利用高效性,功能多样性,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更注重农业生态系统“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和协调性”,强调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有机祸合及宏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而循环农业更强调农业生态系统物质资源的多层多级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并注重农业全产业链的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和清洁化生产。因此,两者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以资源合理利用,协调生态与经济关系,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往往难以严格区分,两者有很多的交叉,所以最近几年诞生了“生态循环模式”。可以说,生态农业包含循环农业的理念,循环农业扎根于生态农业,但并非所有的生态农业都是循环农业,而循环农业是实现生态农业的一种途径,一种形式。

循环农业与低碳农业。低碳农业(Low-carbon A幼culture)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特征的农业经济模式,主要是指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使用,通过农业植被、森林资源等碳汇作用,减少农业非耗能的排放,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综合效益。

循环农业是以“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为原则,强调农业资源与投入品的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推进循环农业产业链延伸,实现负外部性克服和综合效益提高;低碳农业强调农业资源与投入品的低碳排放和低碳效率,从而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因此,低碳农业并非就等于是循环农业,但有的低碳农业可以成为循环农业的一种类型,两者在实践中亦存在很多交叉,以养分管理为例可以看出两者侧重点不同,循环农业偏向以禽畜粪便作为土壤养分来源,侧重生态效益,低碳农业侧重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和化学肥料科学混施等,注重以增产或至少稳产基础上的减排固碳及其附带正外部性。此外,低碳农业也并不强调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地域上的集聚;再者,如果说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所带来的外部效应是属于地区性和区域性的,那么低碳农业通过“低耗能、低排放、高碳汇”带来的正外部效应则属于全球性的。

循环农业与有机农业。有机农业(Organic Agriculture)是指根据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农药化肥、饲料添加剂和生长调节剂等化学物质,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生物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如轮作间作、作物桔秆、畜禽粪尿、物理防治等方法,保持土壤肥力防治病虫害危害,以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过程。有机农业更强调资源投入品的限制,注重农作物之间相生相克原则进行“自然”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有机农业为循环农业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实践基础,从有机农业的生产标准看,不少有机农业的生产过程也采用了“循环农业”的原理。

循环农业与永续农业。永续农业((Permanent-sustainable Agriculture)是20世纪80年代基于人类对自然环境恶化的反思,提出了维持土地肥力、消除化学污染、回归自然法则、发展有机农业的观点,永续农业思想开始萌芽。永续农业注重推进综合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逐步消除农村贫困,并要求合理利用资源,积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建立永久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体系。20世纪90年代,我国台湾提倡发展精致农业、“三生农业”(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农村生态自然化方向发展)推进永续农业深入发展。综合世界各国(地区)永续农业发展的模式,主要包涵有机精致农业生产体系、生态综合农业生产体系和休闲观光农业生产体系三大体系。永续农业遵循循环农业“3R'’原则,强调生产无害化、资源投入最小化及效益最大化,实现农业生产、流通、加工到消费全过程的绿色生态。所以,永续农业包含了循环农业,但永续农业包含的范围更广。

简言之,将循环农业与其他不同范畴的农业进行比较,可以得出:永续农业的有机性、生态性、效益性与永续性囊括了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和低碳农业,是人类与地球最亲近、最和谐、最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而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和低碳农业是实现永续农业的基础;有机农业、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必然是低碳农业,低碳农业促进永续农业发展,而生态农业包含了有机农业、循环农业,有机农业强调“自然”的种植养殖;循环农业更侧重农业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有机、生态与循环,循环农业是实现生态农业、低碳农业和永续农业的基础,没有循环农业发展,生态农业、低碳农业和永续农业也难以实现。因此,发展以循环农业为基础的生态农业,再向更广产业尺度、更大物质循环利用空间和更高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的循环农业发展,是克服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有效途径。

2 循环农业的生态学论释

 (1)循环经济学理论

循环农业是循环经济在农业领域中的实践,而循环经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生物学家卡逊(Carson,  1962)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指出环境污染对自然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破坏,提醒人们加强环境保护。到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E}鲍尔丁((Boulding K E,1966)在其发表的“宇宙飞船论”中。把地球比作宇宙中的一艘飞船,经济的不断增长不仅耗尽这艘飞船的有限资源,而且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大量的废物终将使飞船受到全部污染。因此,他提出经济发展既不能使资源枯竭又不能使环境污染、通过飞船自身物质资源的“循环式利用”替代“直线型经济”并减少废弃物排放来缓解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问题。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全球峰会”,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到目前,世界各国普遍承认循环经济资源能源的节约、防止环境破坏以及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循环经济是遵照自然生态规律,,根据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容量或承载力安排社会经济活动,以资源最大化利用和对环境污染最小化为根本原则,,按照“生产者一消费者一分解者”食物链原理组织生产,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冯之浚,2004 )。国家发改委对循环经济的定义是: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 Reduce )、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为原则(即“3R”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其本质是资源循环利用而不是获取、使用后的“最终抛弃”( Graedel T E. & Allenby B R,  1995 )。所以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资源减量化、环境友好型、经济生态化为特征的全新的闭环式、循环化的生态经济模式。

循环经济要求既“循环”又“经济”,经济是前提,循环是基础,资源主导的经济活动是循环经济的内在逻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循环经济不仅关注经济活动的价值增加,而且注重生态活动的物质循环与环境保护,还注意为协调经济生态系统而进行的信息传递。因此,循环经济的逻辑是资源(环境)主导的物质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的协同运行,它强调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和动态性的节约,在运行规律上,不仅遵循竞争与合作、共生与自生原则,还要考虑经济可行性和技术可行性,它以生态化产业链集成技术、废物回收和再资源化技术、环境无害化技术为基础,以“资源一产品一再利用(再资源化)”方式构成闭环、多元多向、可反馈的非线性经济,按照生态规律组织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的整个过程,因此,循环经济本质是生态经济,是以生态优先和物质循环理念,重构传统的经济流程和发展模式,以环境友好的方式,永续利用自然资源,以和谐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实现资源消耗减量化和高效化、废弃物再资源化和无害化、经济活动生态化(高雪松,2011 )。

 (2)产业生态学理论

产业生态学理论,主要上世纪八十年代Frosch R.A提出的。他模拟自然生物系统的新陈代谢、物质平衡原理,提出工业生产过程也是一个投入物质资源、能源并产出工业品与废弃物的代谢过程,到九十年代,逐步形成产业生态学理论框架。它是根据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原理,使上一产业产生的废弃物作为下一产业的资源投入,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建立起不同产业的共生大系统,促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并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环境的压力,实现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融合、协调发展。Ayres R.U(1992)认为,模仿自然系统的食物链原理,使社会经济系统不同产业之间形成一体化生产管理模式,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王如松(2000)认为,清洁生产只强调产品生产工艺的改进,而产业生态学是清洁生产的补充,它强调产品生产活动是自然资源从源到流、从流到汇的全代谢过程,因此,强调要借鉴动力学机制、控制论方法以及现代管理理论进行调控生产、消费,促进2个或2个以上生产环节的系统藕合,构建基于自然系统生态承载力的网状型的产业链网。

 (3)生态经济学理论

上世纪80年代,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兴起,为人类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方向,也为如何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生态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自然生态大系统的子系统(sub-system),它强调人类经济活动必须服从自然生态规律,将经济发展规模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资源供给和废弃物调节能力之内,以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稳定性,从而保证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张帆,1998)。

美国生态学家Costanza(1992)和Proops(1999)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子系统是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持,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有机结合、统一的一个整体。国际生态学家Odum E. P. (1975)在其著作《生态学:连接自然与社会科学的桥梁》中指出,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从最悲观到最乐观可以有多种预测,但只有将3个“E",即生态学(Ecology)、经济学(Economy)和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ethics)紧密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使人类社会从年轻转向成熟,也才可能有乐观的未来。生态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促进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要与生态环境协调,也即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要与环境承载能力、环境容量相适应,发展经济不能损害生态环境,不能导致环境质量的退化;另一方面,强调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和节约利用以及发展过程的可持续、合理化使用,不危害到后代满足其需要的发展能力,使得资源在代际之间得到合理分配。因此,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是在系统论基础上借助信息论、协同论、控制论等方法论,研究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生态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生态损害与生态补偿、生态安全与生态福利等,以谋求“经济一生态环境一社会”整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含了空间维度可持续性,也包括了时间维度上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可持续性。(程序,2013 )

遵循循环经济学“3R”原则,根据产业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发展循环农业,白金明(2008)认为要处理好四个关键环节:一是农业全产业链源头上投入减量化,即节水、节电、节肥、节能、节省劳动力,强调科学合理地使用农业资源;二是农业全产业链生产过程清洁化,强调产业内部资源利用梯度化,合理安排好农业内部的生产方式,通过间作、轮作和套种等方式,优化生产时间、空间结构,尽可能减少水、肥、土等资源的流失,提高资源利用率;三是强化农业全产业链生态化管理,根据农业本身的属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通过农业技术创新,人为地构建不同产业系统的多个环节资源相互利用循环农业技术模式的集成,推进循环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再生、协调祸合”,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污染物少排放或零排放;四是农产品消费理性化,由过度消费向适度、绿色消费转变,避免资源浪费。

3 循环农业的经济学诊释

发展循环农业,目标是既要保持农业适度增长,又要保持农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而农业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问题,不仅需要通过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逐步消除,而且还需要通过产业组织变革、政策制度创新与完善加以解决,而这又属于经济学范畴。

 (1)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是环境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循环农业研究的理论基础。对外部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Mashall,他认为技术外部性’,是指一种商品生产交易规模扩大,由于知识共享、学习模仿而引起其他行业扩张所带来的效应。Arrow (1962)将马歇尔理论进一步拓展,构建了阿罗模型。他认为由于知识外溢,企业在干中学获得了新知识、新技术,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Romer (1986)在阿罗模型基础上,将内生的技术进步引入模型,建立了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型,外部性来源于同一产业内的企业之间,企业群落的集聚,促进群落内部专业化分工程度提高,促进交易规模扩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并形成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伍骏蓦,2014 )。

经济学家庇古(Pigou,  1920)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解释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他认为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产生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并没有从市场交易中得以反映,必然出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如果一个人的活动使他人无需付出代价就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即“外部经济(正外部性)”,属于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反之,一个人的活动使他人受损而未得到补偿,即引起外部性的人并不考虑他人承担的损失,而仅承担私人成,产生了“外部不经济(负外部性)”,属于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而这种外部不经济依靠市场是不能解决这种损害的。根据庇古理论,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带来额外的收益和成本结果,尽管这种额外的收益和成本不能从市场交易中得以实现,但这结果是在经济活动主体以及与这活动主体相关的利益者之间进行分配,也会出现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

针对外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如何使正外部性最大化利用;二是如何使负外部性最小化或完全消除;三是如何使正外部性最大化利用、负外部性消除具有经济合理性(李周,2002 )。针对外部性的三个目标,庇古认为通过政府行为直接干预如征税等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科斯(Coase,  1937)认为外部性的产生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晰,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后来的学者进一步将其发挥成为科斯定理,即只要产权是明晰的,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私人之间的契约可以使经济活动的边际私人净收益和边际社会净收益相等,同样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比较庇古与科斯观点可以看出,科斯理论主张政府只要使产权明晰,市场交易机制能解决外部性问题,而庇古认为,由于技术问题和交易费用的存在,还会出现“市场失灵”,政府直接干预是最有效的选择。

 (2)产业组织理论

农业生产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经济系统,发展循环农业不仅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处理好系统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还要通过产业组织优化升级,使系统收益能够在不同组织主体之间进行合意分配,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产业组织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Smith,  1902 ),其在《国富论》中关于组织结构的分析逻辑是:专业化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市场机制将专业化组织生产者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作用,随着分工深化,使得每个参与劳动分工的个人或组织获得了比独立生产更高劳动效率与报酬。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 2009)进一步深化,认为“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要受市场规模与市场范围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又与地理位置、区域自然资源和人口密度有关。从亚当·斯密专业化组织生产到马歇尔企业通过多种手段扩大市场规模实现垄断以获得超额利润,说明合理的产业组织是产业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组织条件。

产业组织理论是基于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活力的矛盾形成,首先强调市场结构的重要性。哈佛大学教授贝恩((Bain, 1954)提出,把产品差别化、规模经济、产业市场集中度、纵向一体化等作为影响市场结构主要因素。哈佛学派“结构一行为一绩效((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缩写为SCP )”模型建立,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的正式形成((Bain & Scherer.,1968),其核心思想是:市场结构决定产业行为,产业行为决定以公平和效率来衡量的产业绩效。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用产业组织理论,尤其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以市场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差异产品假设下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从系统分析转向产业组织内部分析,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二人合著《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从企业内部结构变化分析产业组织变迁,它以一定区域内企业群落聚集、资源利用互补、物质能量源循环利用的合作方式实现了总量上的规模经济,各组织主体以基础设施共享、技术改进,产业链延伸和污染排放减少,从而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并改善环境质量。

从上述产业组织理论出发,循环农业及其发展就是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根据一定资源、区位优势,通过相关组织主体之间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联结,发展符合当地特色的循环农业模式,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通过正式交流与非正式交流建立的关系网络,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资源共享和高效利用的过程。

 (3)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制度是由国家规定的正式规则、社会认可的非正式规则和相应的实施机制所组成。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将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结合起来,研究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内的社会生产的制度结构,主要包括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契约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科斯R.H.和诺斯D, 1994 ),他们认为,有效率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为创新者提供激励,它不仅可以通过法律、政策与措施,促进专业化分工与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合作,促进交易成本下降与效率提高,并使外部效应内部化,促进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诺斯(1971)指出,产权是影响制度创新的核心要素,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合理的安排并确立其所有权,以便形成一种激励与约束,使得个人的努力可以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如:法国根据养猪场养殖规模和粪便撒播程度进行征税,芬兰为提高畜禽粪便作为有机肥利用率,对粪便存贮、发酵设备进行补贴(Koskela S., 2004) 。 Warner K. D. ( 2007)认为,建立农业生物质资源再利用的生态补偿机制是提高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率并改善生态环境的一项关键措施。樊根耀等(2005)认为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对任意排放废弃物危害环境的行为进行惩罚,征税或收取环境治理费用等,促使其负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影响农业经营主体采纳循环农业技术。制度创新是一种制度变革,可以使创新者获得额外收益。促使制度创新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市场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相关个体组织预期收入的变化等因素。

陈诗波和王亚静(2010)研究认为,循环农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尤其是在我国家庭承包小规模分散化经营,土地流转机制还不完善前提下,存在着非排他性和初始投资沉淀性,因此,发展循环农业离不开政府支持,政府是循环农业的发展者、组织者和引导者。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以及制度创新,提高公众对循环农业重要性认识,强化管理,构建“政府引导、农户参与、企业主导、中介组织助力”的“四位一体”循环农业长效发展机制。邓楚雄等(2011 )通过对上海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认为土地资源可获得性、土地租金以及使用者权益的保障是影响上海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张俊滩( 2009)认为,建设“两型社会”,推进湖北省循环农业发展,要加强财政投入,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个人、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发展循环农业,多渠道培养多元化循环农业投资主体,并严格规范、执行农业清洁化生产标准,加快推进循环农业产业化发展。

4 循环农业的哲学论释

如前所述,循环农业是一种谋求人、资源、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协调发展的农业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其核心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发展循环农业是循环经济在农业中的实践,这种实践,也可以从哲学的角度予以诊释。

 (1)循环农业的自然观

自然观包含“有机体”思想和“两个和解”论。他们认为,任何事物发展都是一个有机体的发展,系统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系统的整体发展。社会的发展,要处理好“两个和解”,即“人与自然和解以及人与人本身和解”(马恩选集,1959。自然观实际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辩证统一。而中国传统哲学中,儒家的“天人合一”观、道家“道法自然”等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平衡与中和,在农业生产逐步形成了“顺天时、不违农时”等按自然规律进行运作的循环观念,如水稻栽培、旱作农业、轮作轮耕、翻耕和免耕等,以及“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人畜粪便和一切废弃物、塘泥等还田培养地力。中国几千年的农业发展史通过使用农家肥、青肥、土地轮种、套种、灌溉、修建梯田等多种农作方式,基本实现了对土地的永续利用(袁明宝等,2013)。人是“自然之子、万物之灵”,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的养育,人类作为“万物之灵”,要在敬畏自然中创造,以天、地、人、物相融相合的整体思维来建构自然一社会一经济系统(袁明宝,2013)如果人类改造、掠夺自然,中断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这样,损害的不仅是自然,而且也是损害了人类自身的长远利益。因此,所谓循环农业的自然观,就是遵循自然规律,通过发展循环农业,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生态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2)循环农业的价值观

在传统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的价值被忽视,可以被无偿占用,进行掠夺性开发,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制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农业发展循环经济是将自然生态资源作为构建农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循环经济所追求的生态文明,把要求人类顺应天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深刻认识自然资源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价值的和谐统一。

中国传统农业就是一个物质资源封闭循环的循环农业系统,所有的农业废弃物都有价值,农民“把一切可利用的废物变成肥料返还给土壤,弥补了农田养分的损耗,维持地力长久不衰,也维持着中国几千年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

 (3)循环农业的伦理观

篇8

关键词:绿色经济;理论内涵 ;外部性

一、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物质文明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们醉心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同时,自然也在酝酿对人类的报复。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大气污染、自然资源枯竭、全球变暖、水资源危机、土壤流失和退化,都迅速改变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2013年初,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雾霾,严重危害了人们的健康。

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反思“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工业模式,迫使人们用“绿色”的思维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绿色经济”一词应运而生。

二、绿色经济的哲学内涵

绿色经济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伦理价值观是人类中心主义,即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按照人类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人类中心主义的鼻祖亚里士多德认为大自然就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创造了所有的动物:“植物就是为了动物的缘故而存在,而其他动物又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

人类中心主义一直伴随着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而发展,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逐渐摆脱了原始文明与农业文明时代对大自然的依赖与敬畏,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变得越来越强大,人类中心主义也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根源正是“人类中心主义”。该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将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割裂了人与自然的一致性、统一性和本质联系。其目光短浅,只看到人类改造自然那短暂的、表面上的胜利,未能认清那所谓“胜利”的实质。中国多个地区近期出现的雾霾天气就是环境污染的后果,PM2.5造成损失难以估计,而且治理的花费更是天文数字。

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和人的关系同人与自然的关系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进行物质生产的先决条件。恩格斯认为,“劳动其实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这就是从人类通过劳动生产财富的角度,强调了自然的重要性,有力地驳斥了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看作人类附庸的思想。在对待自然的方式上,恩格斯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在于我们比其他的一切动物都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这句话有如下几层涵义,第一,人与自然有本质联系,人类中心主义割裂了这种联系,表面上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实质上造成了人类与自身的对立;第二,虽然人类与自然密不可分,但是人与自然都由自然规律所支配,而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若违背了自然规律,必然遭到惩罚。所以,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是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中只有人类,所以其根本无法意识到自然规律的重要性,与之相适应的传统工业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环境问题的最终受害者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价值观的核心——人类。

综上所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态伦理观深刻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这正是绿色经济的哲学理论内涵。

三、绿色经济的经济学理论内涵

绿色经济的涵盖范围很广,其理论来源主要有生态学理论、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理论。对绿色经济的研究现状可以归纳如下:

刘思华认为,绿色经济就是“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形态和形象体现,是环境保护盒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代名词。”

张兵生认为“绿色经济学则是一门以天人合一、共生共享和系统哲学理念为基础,在以人为本和生态伦理指导下,从研究生态资本和物质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优化配置与整体增值人手,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学科。”

鲁明中、张象枢认为,“绿色经济是遵循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以实现经济生态化为目标,并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实体。”

以上对绿色经济不同的定义,均强调了生态规律的重要性,基本符合绿色经济的基本思想,但仍有不足。

刘思华在定义中强调知识经济与生态经济,但基本将其等同于绿色经济,没有提出相对独立的理论。绿色经济不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代名词,可持续发展理论简单讲包括三点,分别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其理论重点在于对发展目标的认识和确立,即我们努力发展所要达到的效果。绿色经济的涵义不仅限于此,它的理论重点应当是通过什么方法,利用什么手段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张兵生的定义利用了“生态资本”这一创新概念,初步解释了“绿色经济”。该理论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但是仍有很大不足之处:首先,生态环境的价值还在不断探索与研究中,不同学者用不同方法测算出的结果也大相径庭,所以我们无法将生态价值资本化并且合理定价。其次,能否将生态价值资本化是一个生态伦理问题,一旦将其资本化,就相当程度上割裂了人类与大自然的联系,很容易令我们重新陷入“人类中心主义”。最后,假若我们将生态环境资本化并给予合理定价,逐利者也很难保证自己的行为都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如果逐利者破坏环境的成本小于这种行为带来的收益,那么他也会为了短期利益做出破坏生态环境的事情。总之,“生态资本”理论有理想化、操作困难等缺陷。

鲁明中、张象枢的定义同时突出了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有一定缺憾。首先,其未明确主体,没有指出谁来遵从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其次,它未能说明当某行为无法同时满足两个规律时,行为人该如何选择;最后,定义中“一定水平的经济实体”所指不甚明确。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绿色经济”的定义都不完善,主要问题是我们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各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在这里,笔者尝试在改进传统经济学理论基础上来定义“绿色经济学”。

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就是一种“关于选择的科学,它研究人们如何进行选择,以便使用稀缺的或者有限的生产资源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这些物品分配给不同的社会成员消费。”显然,传统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它有最基本的“理性人”假设。虽然很多学者研究绿色经济时批判该假设,并对此提出了“生态人”假设,认为“生态人”就是在确保生态效益的前提下追求其他经济社会效益,但是这种假设实际上没有多少现实性。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在实践中,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来进行经济活动的。对于普通的市场经济参与者,一般都缺乏足够的生态学理论知识,他们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承担了最为直接的市场风险,在市场中生存是第一目的,所以他们没有动力更无能力确保生态效益。

传统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在于劳动、技术、资本等要素,通过市场调节这些要素的分配和利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不会使人主动重视生态环境效益,所以生态环境在这种市场规律下很难不被损害。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认识逐步深入,研究者在传统经济学的框架内提出“外部性理论”,即单个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对社会上其他人的福利带来影响,但他个人并没有因此得到补偿或者给与他人补偿。显然,生态环境问题就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政府可以通过对污染者征收“环境税”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科斯指出政府只要选择最优的初始产权安排,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外部性问题。这些学者的研究都说明,政府才是唯一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主题。可惜的是,这些思想早期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笔者认为,构建“绿色经济”理论,可以在传统经济学的框架下保留“理性人”假设,将“外部性理论”提升至同劳动、资本、技术同等重要的地位,让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调节劳动、资本、技术等稀缺资源的配置,让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来解决生态环境的外部问题。之所以强调政府的作用,理由如下:

第一,只有政府有能力对生态环境问题能有足够的认识。环境的破坏往往跟人们缺乏足够的环境知识。生态环境问题有一个显著特点,其全面爆发前的潜伏期少则两三年,多则三五十年,然而一旦爆发,带来的结果就是毁灭性的。也许我们现在的很多行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正处于潜伏期,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正因如此,若想避免环境问题带来的损失,必须长期不断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生态环境进行基础性研究,以获取足够的认知。显然,只有政府动用国家力量才能使这些研究长期进行下去。

第二,只有政府有足够的能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如前文所述,单个行为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可能主动成为“生态人”。而政府如果采取适当的法律、制度、教育等各方面措施,是有能力将普通的“理性人”规范成为“生态人”的。只要政府坚定不移地推动相关制度建设,定会取得显著成效。

总之,生态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力量来解决,而政府正是社会力量的代表。所以,政府是生态问题的最终责任人,构建“绿色经济”理论当然应强调政府发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8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张兵生.绿色经济学探索[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

4.鲁明中,张象枢.中国绿色经济研究[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5.刘思华.绿色经济导论[M]. 同心出版社,2004.

篇9

一、绿色会计产生的原因

从18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日益先进的现代工业在为人类社会提供丰富物质产品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把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建立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自然资源长期处于被极度开采的状态,从而使能源紧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纵观全球,人类社会发展所依赖的物质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已呈现出日渐衰竭的征兆,这不仅动摇了国家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且使人类和自然、生态和经济出现了紧张局面。为解决这一矛盾,部分西方经济学家、环境学家、社会学家和生态学家自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着手研究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于是绿色会计应运而生。

二、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绿色会计

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类与其所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对立统一、协调共进的动态过程。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人口的剧增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滥用,不仅透支了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也已经影响了当代人的生存环境。为了能够实现人类持久地健康发展,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对传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修正所确立的一种发展模式。它不是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是基于对人类、环境、经济密切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观点认为,要使经济、社会能顺利发展,就必须要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以保证经济、社会和环境能够真正实现长期的和谐统一。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绿色会计得以建立的必要前提,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绿色会计也就失去了理论支撑。

绿色会计是可持续发展会计。它将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纳入了企业会计核算体系,从而使自然资本和社会效益在企业的活动中通过会计工作反映出来,便于评估企业的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环境代价,使环境保护不是企业的一种被动压力,而是企业的主动内在行为,从而有效引导和管理企业走环保之路。

三、实施绿色会计的重要意义

(一)实施绿色会计是我国环境现状提出的要求,是加强环境保护的需要。现行的经济政策、会计法规未将环境资源列入核算范围,如果扣除自然资源损耗及环境污染代价,我国每年GDP的增长幅度很可能会大大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特别是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体系缺少对环境、资源的核算内容,我国资源产品的价格未将资源、环境成本计入在内,这样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的资源成了可以廉价出口的商品,虽获得暂时利益,但无疑会损失我国长远发展的利益。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不能无限制地开采和破坏生态资源,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生态资源的存量、流量进行测算、计量、评估和对比。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绿色会计逐渐受到重视,它能够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资源,维护生态平衡。

(二)绿色会计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会带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能产生良好的效益,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联系在最初阶段却表现的与实际情况相反,似乎经济效益的取得是建立在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基础上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会逐渐显现出来。作为盈利性质的企业很难将眼光放的如此长远,即使有一部分企业认识到这一点,生态建设和绿色会计持续运作模式单一,靠一个或几个企业的努力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需要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得以实现。

(三)绿色会计是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和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的要求。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是高投入低产出,这必然造成过度开发和消耗资源,而由此产生的高污染低效益也必然造成生态环境补偿能力的严重滞后,这些都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这就需要企业将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转变为追求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同时,对企业的废弃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进行反映和控制,计算和记录企业的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向外界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从企业长远利益看,只有增大环保投入,重视绿色会计,才能始终保持竞争的优势。

四、我国实施绿色会计的具体措施

(一)以可持续发展观作为绿色会计的指导思想。我国对绿色会计的研究还仅限于在传统会计上的局部创新,尚未系统地从经济、生态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对绿色会计进行实证性、规范性的深入研究与可操作性实践。因此,应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将研究视角从单一的会计学领域转移到环境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与会计学有机结合的研究与应用上来。

(二)修改会计法,在会计法中增加相应内容。将绿色会计的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以法律形式确定它的地位和作用是将其付诸实践的强有力手段。自然环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资源,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有使用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如果企业的经济活动破坏了自然环境,就应按照相关法规的规定加以赔偿,从而使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企业的环境行为后果纳入会计核算系统后,环境事项就能通过财务报告得到真实的反映。为此,应该进一步完善会计法、环境法规,使绿色会计内容纳入会计法,这是实施绿色会计的根本法律保障。

篇10

近年来由于我国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进行的改革,以及在学科上的调整,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布局变化很大,一些高等院校已经把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和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减弱了整体力量,并且也对相关的科研试验与学科建设产生一定影响。当前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1.理论体系建设迟缓

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产生时期并不利于当时该学科的孕育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出身就决定了它的先天不足,不利于后期的发展壮大。传统上我们把学科大体分为关注林业经济学、林业管理学和林业政策学三大部分,核心研究内容有森林资源的最佳利用、林产品市场与贸易、经济因素对林业经济影响。可是现在,它还涉及了生态环境的建设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与林业相关的大多数研究领域,学科边界愈发模糊,造成了其“交叉学科”特征更加明显。不单单是这样,对宏观和政策方面问题的关注也变得愈发重要,甚至对于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按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主导,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上建立起来的林业经济模型有着严重的不足,因此理论体系的重新构建,就需要把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相关经济理论综合运用起来。学科体系理论体系构建工作跟林业经济实践相比,存在着滞后问题,这样在进行相关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等工作进行展开时,缺少系统理论的支持。

2.缺乏国际参与意识

造成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世界学术领域处于不利地位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我国不重视林业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在世界上竞争力不足等。

3.人才培养工作与实践脱节

人才培养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要责任。为林业经济决策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保障。而实际上,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学生对本专业并不认可,林业领域就业情况并不理想。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人才培养和实践工作发生偏离,学生学习的知识并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林业领域,因此,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应该与时俱进,不断优化。

4.科学研究不适应社会实践

在林业相关领域上,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学科的影响力有待提高。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目的是为我国林业政策、规范法规等提出建议,评定林业管理部门的发展及收益,管理林业生产经营方式方法等。目前的科学研究往往忽视了林权改革的目标与实质,导致现有的科研成果不能作为林业政策、规范法规的科学依据。

二、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建议

1.学科和学术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术梯队的建设是学科点的核心。要充分利用各种方法,通过多种途径,使本学科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得到明显提升,进一步优化师资结构,培养出一批在国内外有较高学术影响的中青年专家;启动人才工程,主要任务就是要引进和培养一些学术骨干,重点发展一些尖子,使他们成为学科界有影响力的学术领头人;制定鼓励制度,鼓励科学研究,努力建设和发展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

2.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是学科稳定并长期发展的主要责任,要运用多种方法和各种途径,使人才培养的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让本学科点早日成为为国家培养高质量、高水平人才的重要基地,以培养既精通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又强,并且勇于开拓创新的高素质全面发展型人才。对人才培养进行整合并且使之优化,满足当前的人才培养需求;优化软硬条件,对实验室进行重点关注,采购一批先进的实验仪器和设备,软硬件的改善两手都抓。

3.科学研究

针对目前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和热门领域,应强化森林生态的建设发展与政策、区域林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重视森林资源的环境经济理论与方法等研究方向,将森林资源的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将林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及社会生态环境的发展、将森林资源经济、现代高科技技术运用在林业上来。

4.实习基地建设

通过建设实习基地的方式,促进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发展,为学科建设提供技术基础。应用高科技技术,建设林业经济管理教学实习基地,全面提高教学水平。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