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概念解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概念解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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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传播媒介的静态含义

文学传播媒介在静态呈现上包含符号和物质载体两部分，二者相互区别又实为一体。符号媒介是内容和意义的物化载体，表现为按照一定规则和方式排列起来的语言文字序列;物质媒介是符号的物理载体，表现为书籍、纸张等物质形式。符号媒介用线性排列的方式表现为时间结构，物质媒介以一定的空间体积表现为空间结构，二者统一起来构成文学传播媒介。在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的相互关系中，一方面，物质媒介之所以成为文学媒介是因为文学符号，一本书被看成是文学书籍还是科学书籍取决于书的内容，只有书中的文字被作为文学话语来解读时，这本书才成为文学媒介。另一方面，符号无法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符号的实现必须依托特定的物质媒介，文学符号只有固化为一定的物质形式才能称得上是文学作品。把文学传播媒介看作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的统一符合文学传播的现实情况，而且只有把符号和物质载体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文学传播整体过程中信息传递的规律进行连贯性考察，而不是把文学的物质载体与创作(编码)和接受(解码)割裂开。

从文学媒介演变进程来看，文学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都是人自身能力的体现和延伸。媒介的发展是基于人的需要，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同的媒介可以满足人不同的感知需要，并且这种满足逐渐走向融合。文学传播媒介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体内到体外化、由单一到融合的过程，每个时代的文学传播媒介在符号和物质载体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组合。口语和文字在媒介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相隔很远，口语传播时期，人自身就是物质媒介，在时间流里和人捆绑在一起的声音是得天独厚的工具。面对面的口语传播是一种“全媒体”的传播，因为语言符号的抽象性需要多方面的补充，所以在口头传播活动中，人除了用语言之外，还通过声调、表情、姿态、动作等来补充和加强语言信息，甚至表达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内容。人将自身变成物质媒介，调动自身所有的器官和表达手段参与到传播活动中，使自身感知能力发挥到传播环境允许的最大可能。但是自身媒介毕竟受到生理条件的限制，所以文字和书面媒介的出现就成为一种补充，语言是听觉的符号，使人类把某种声音和与之相对应的东西分离，而文字是视觉的符号，使人类进一步把声音固化，使之和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分离，不用再依附于人的身体器官而传播，从而突破了时空局限。文字是人类发明的第一套体外化传播系统，沃尔特•翁认为:“文字和印刷术需要各自的物质材料和工具……它们把语词从其自然栖息地迁徙出来，使参与性的语词退居到或明或暗的地位，使之等同于一个符号或一个平面，在文字和印刷术中，真实的口语词是无法存在的。”［3］(P41)文字进一步发展了口语的抽象特性，突破主体的生理局限实现体外化异地、异时传播，从而使文学文本脱离人自身成为自足的存在，标志着文学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书面文学并不是口语文学的记录，而是完全不同的活动，因为它们的载体或者说媒介发生了变化。从以语音为媒介到以文字为媒介，从以自身为媒介到以各种书籍纸张为媒介，口语传播的互动性、随意性、生动性、明确性都丧失了，但同时文字媒介也弥补了口语媒介的不稳定性、依赖性等不足，文学获得了自足的独立性，脱离创作主体的文本获得了多种阐释可能性。“人类的传播活动只有过渡到写一读阶段，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活动才算开始，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作品和读者，人类才开始借助文字的魔力建构神奇的文学空间，文学交流才与人的日常活动拉开了距离，进入审美的国度”［4］。语言和文字这两种抽象符号媒介具有极强大的生命力，尽管物质媒介在技术推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语言和文字却始终存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说明这两种媒介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原因也许是因为人的抽象能力的需要和体现。保罗•莱文森认为言语和文字都是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抽象机制存在的理由。虽然当代媒介越来越走向视觉化、形象化，但是始终无法完全取代语言文字，因为这些媒介都无法满足我们创新思维和抽象能力的要求。到了大众传播时代，各种电子媒介进入文学传播活动，对文学的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时的符号媒介虽然仍以文字为主，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文学文本的表达方式，物质媒介则走向多元化和交互式，传统的纸质媒介受到冲击，影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主流媒介，新兴的以目标用户为中心的网络“终端”媒介终端是网络社会的触角和节点，如今正在走向智能化，终端本质上是人类自身的延伸，从收音机、电视、一直到ipad、笔记本电脑等，终端经历着不断更新、覆盖的跨越式前进，追求人机合一的体验目标。

二、文学传播媒介的动态结构

当我们把文学传播看作动态的信息传递过程时会发现，文学传播媒介是贯穿始终的能动性活动因素，它在不同的信息传递阶段作为不同形式的中介发挥作用，通过多重媒介化把创作主体、传播主体、接受主体组织成一个交互式的媒介结构。文学传播活动的主体是人，人在文学传播过程中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决定了不同的主体定位。从文学活动的整体来看，创作主体、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构成人的主体性的不同形式，这三种形式并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不同的交叉，在不同的文学传播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重叠。媒介进入文学传播活动意味着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产生了依托媒介的结构性关系，不同时代出现并使用的媒介塑造着不同的创作与接受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像文学传播媒介并非一个单一、固定的所指而需要从多重层次上去分析阐释一样，文学传播媒介也是多重媒介化的结构过程。

文学创作是人内传播的过程，体现了文学传播媒介结构中的第一重媒介化过程。创作主体以自身为媒介，通过感知、思维器官与自身以及外在世界进行信息传递。在这个人内传播活动中，主体和现实世界之间产生互动交叉关系，现实世界进入主体感知范围，成为主体的对象化存在，进而被主体内化为主观心灵世界，主体必须以自身为物质媒介实现外部世界的主体化，通过感知自身来感知外部世界。这是一个逐渐积淀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外部信息在主体感知和意识作用下，经过主体自身这个媒介的改造和过滤成为主体信息网络中的节点，从而被主体媒介化，所以客体的主体化是通过主体自身的媒介化实现的。主体在感知和思考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把自身客体化，以顺应外部世界的信息要求，表现在主体的感觉器官不再是纯粹的生理器官，而成为被外界信息所期待的媒介化器官，要依据外部信息系统的要求而做出相应调整，通过适应客体获取信息，比如光影信息，我们要用视觉器官去获取，而气味信息要用嗅觉器官去获取。主体不仅要以自身感知器官为媒介获取外部世界的表层信息，同时还要以自身思维器官为媒介获取外部世界的内在信息，二者共同形成主体的心理现实，所以主体的客体化也是通过主体自身的媒介化实现的，主体的视觉、触觉、味觉、嗅觉以及情感、抽象思维、潜意识等众多因素参与这个主体自身媒介化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既是信息传播的主体，也是信息传播的客体，还是信息传播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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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历史特性;历史学派;制度主义;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105-02

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已经进行了许多年,如今也有经济学者提出要创建中国的经济学口号,并且许多经济学人为之不懈奋斗。但是,中国学派的经济学到底是什么,论者对此意见不一。与此同时,中国似乎还有另一种潮流,那就是将西方经济学(或者说英美经济学)奉为至高的科学原理。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对方法论的研究似乎不多,大多经济学者干脆忽略掉经济学方法论,将方法论的研究认为是做无用功,这些都妨碍了经济学的发展,禁锢了研究者的思想,从而很难做出突破性的成果。

著名演化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逊教授2001年的著作《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些根本问题有更好的理解。本书主要通过作者对历史学派的回顾而致力于“将历史特性问题的研究恢复到它的正确位置上去,从历史的成就和错误中学习,并且对于重建社会科学的研究日程提出一些建议”。贯穿此书讨论的中心是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般化倾向和历史敏感性倾向的争论。在德国历史学派到美国的制度学派那里,历史特性问题受到了重视,并且一直在与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等一般性理论家的争论中取得进步,然而历史中断了这一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大行其道,历史学派的创见逐渐被抹煞了。

一、经济学的定义及目的

经济学究竟在人类社会科学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大摇大摆地侵入其他学科的领地,将经济学帝国主义行为进行到底,还是循规蹈矩的坚守经济学的传统领域进行发展,其实可以从各位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定义中反映出来。萨缪尔森继承了这个定义,他的经济学教科书是这样定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并将“稀缺”和“效率”作为经济学的主题。这种定义将“稀缺性”当作是永恒、普遍的,而在作者看来,它是有局限性的。作者区分了“绝对稀缺”和“相对稀缺”两个概念。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作者认识到,关键问题是进行选择的行为者,在获取手段来满足给定目标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惟一问题。如果我们要理解任何社会――经济系统的功能,那么,经济学也就必须考虑资源在整体上是如何从系统中产生的,也就必须考虑人类的目标和需求如何改变。显然,稀缺性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不对这些区别进行考察,经济学对每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

二、一般性理论与历史特性

所谓“一般性理论”是指关于人类经济的或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行为的实质性解释或模型,这些基本特征和行为被假定对于绝大多数可能的社会或经济体系都是共有的。作者并不反对一般性理论,但是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因此把它放在应有的并且可以恰当发挥作用的位置上,“对统一性解释的追求不能被推进到这样一点上,即对特定解释的本质和价值不加重视”,并引用一位物理学家的非常形象地评论说,“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将整个宇宙都包括进去,也正是这一点使它毫无用处”。统一性的解释的局限性大致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前提假设的衍生性统一,它缺乏本体论的基础;另一种存在于本体高度统一理论中,任何反复发生的元素或者相似性的缺失都会对本体的统一施加限制。许多经济学中宣称的解释性统一都属于衍生类型,因此这些理论的局限与统一的边界无关,与可以被统一的项目数量也无关,而与解释的充足性有关。我们可以得到衍生性的统一,但是它自身是不可能形成对于真实现象的因果解释的。一个例子是效用理论,经济学假设每个人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一理论是不可证伪的,任何被观察到的行为都可以在经过调整以后与这个理论相符,那么这就将真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排除在外。

三、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的制度主义

(一)德国历史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一般以1843年罗雪尔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为标志,但更确切的说法或许是以1841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标志。虽然,当时人们并不认为李斯特是历史学派的成员,但作者认为,他应该属于这一派别,因为他把注意力也放在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特定的特征之上。历史学派的价值就是抓住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历史特性问题。但是旧历史学派对于单纯描述的可行性普遍抱有经验主义的信任,仿佛事实能够自我解释一般,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因为对事实的描述,一定是在已经存在的概念基础上的。这场关于方法论的大争论改变了经济理论发展的路径,“对于门格尔来说,经济学不再是对经济系统和过程的研究,而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中经济方面的科学,它开始了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经济学最终由经济的科学转变成了选择的科学”。但是作者认为,门格尔只是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事实上,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都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例如马歇尔。对于历史学派的发展来说,虽然韦伯和桑巴特在进行社会分析时注重个人动机的影响,但是同时也注意到了社会以及文化(或精神)因素对个人的影响。同时,在韦伯的“理想型”概念和桑巴特对经济概念的“三分法”里都包含有创造理论和元理论框架的愿望。在经过了萨林和斯皮索夫的最后一搏后,终于,历史学派随着纳粹的兴起和二战的爆发而销声匿迹了,用1941年桑巴特的去世来标志德国历史学派的终结是恰当的。

(二)美国制度主义与历史研究的终结

凡勃伦作为美国制度主义的先驱,对作者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可以从第四部分中,作者试图建立自己的一个分析框架的努力中看出来。在这样一个框架中,作者以与维持性制度相关的法律基础和文化因素对社会形式进行了区分。在对每一种社会形式进行分析时,作者使用了优势原则和突现概念来对社会结构进行近似于生物演化论的解读,在其中的关于制度和行为的因果关系的论点中,作者明显受到了凡勃伦关于经济演化观点的影响。凡勃伦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必须从演化的视角来进行理解,他既反对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也反对集体主义的方法论,而是主张要探求社会与个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

1918年,“制度主义”一词首次被用来形容一个学派,此后其作为一种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康芒斯是其间作为重要的制度主义者,1924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十年后《制度经济学》面世。康芒斯明确提出了历史特性问题,并且指出了可能取得理论进步的重要线索,特别是强调了习惯和习俗的概念。康芒斯试图为美国的制度主义提供系统的理论基础,在韦伯的“理想型”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型理论。虽然如此,制度主义终究是衰落了,这种衰落既有哲学基础的原因,也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因素。到了二战以后,历史特性问题从理论探讨中消失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宰了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成为能够揭示出自由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科学。在作者看来,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派有大量的文献对制度的作用表示关注,但是它的主要缺陷在于概念的界定上忽略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特殊性的探讨,从而陷入了制度盲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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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杨小凯等人创立的新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经济学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引入了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将古典经济学中最有价值的分工思想形式化，并在新的框架中，将现代经济理论进行重新组织，对各种微观和宏观经济现象做出解释。该学派认为，各种经济现象都是劳动分工的内生演进引起的，贸易作为劳动分工的一个侧面，也可以从分工角度进行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新的框架下，对传统的贸易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并以新框架为依托，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创立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理论的历史考察

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对贸易理论的创新正是始于对贸易理论发展主流评价的重新思考，其中包括对贸易理论的源头和发展线路的考察。

1.重新定位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原理的相互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说明，只有当两国之间在同种商品生产上存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从而仅当绝对优势存在时，两国才有贸易的可能。而李嘉图的理论则将这种条件放宽，认为不必有绝对优势，而只要两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生产率的差异，即只要存在比较优势时就有贸易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斯密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条件下，李嘉图证明了存在贸易的基础，因此认定是后者包含了前者，前者是后者的特殊情况。

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同意这种主流观点，认为二者不只是比较方法的差别及由此导致的适用范围大小的不同，而是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斯密的理论认为，是分工带来的生产率差异内生出的绝对优势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李嘉图则认为是先天存在的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导致了贸易的产生。绝对优势是一种后天创造的内生优势而比较优势是天然存在的外生优势。这种本质的差别使得贸易理论应该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以确定哪个是特例，哪个是更为一般的情况。一方面，即使按照传统的对“一般情况”和“特例”的评价标准，从适用范围上进行对比，李嘉图理论中贸易的产生要求两国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差别，即一国在某种商品上存在比较优势，而斯密的理论中则不要求这一条件，即使两国没有事前天然的差别，只要存在专业化报酬递增，通过分工和专业化仍然可以创造出优势，即创造出贸易的基础。这样看来，在李嘉图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情况下，斯密认为可以有。因此也可以说，斯密理论比李嘉图理论的适用范围更广；另一方面，斯密认为，“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1]，新兴古典经济学也认为，即使个人之间天生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后天的分工演进而产生的生产率的差异来的重要。因此内生比较优势应是较李嘉图理论中的外生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贸易产生的原因，斯密的绝对优势是较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2.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

基于对斯密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重新定位，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贸易理论的发展分为内生优势和外生优势两条线路，其源头一是起源于斯密，一是起源于李嘉图。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奠定了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及其在贸易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此后的贸易理论中，新古典贸易理论沿袭了李嘉图外生差别的思路，将李嘉图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的差异引入到生产要素层面，把贸易的成因归结为先天存在的自然禀赋的差异。无论是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还是以后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自然禀赋比较优势，都是以两国之间有先天存在的生产条件的差别为基础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产生并占据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之后，斯密的内生优势理论一直被主流的贸易理论所忽视。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创立的过程中，俄林曾经注意到了促成内生优势的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意义但也只是将规模经济所导致的贸易作为要素禀赋差异贸易的一种补充而未作重点考察。20世纪70年代，林德贸易模式[2]和产业内贸易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对贸易理论的新思考，发展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修正了传统理论关于市场结构的假定，考察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提出了独立于先天因素的规模经济思想，将贸易的原因归为后天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贸易扩大了市场规模，规模经济成为贸易利益的来源。这种贸易动因和利益来源内生化的思想是对斯密内生优势理论的继承和回归，因此可以列在内生优势的发展线路之内。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与斯密的绝对优势之间的区别比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大得多。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与经济组织问题联系紧密，而外生比较优势概念只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关。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思路。在贸易理论研究中，忽略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思想，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置于贸易理论的核心是经济研究的重心从经济组织问题转向资源配置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以新框架为依托，在对贸易理论的发展历史重新考察和深入研究之后，将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的思想形式化并且放在核心位置，对贸易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将经济研究的重心重新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

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生产者的新框架更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了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构成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1.贸易的原因。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贸易是个体专业化决策和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直接结果，贸易的原因是分工和专业化引发和强化的内生优势。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假定每个人的人生相同，不存在先天差别，在社会分工中各人后天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才产生了同种产品的生产率的差别和某一方面的优势，从而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且，这种优势与社会分工水平互相促进。分工和专业化带来了各人之间在某种产品上的生产率的差别，形成生产成本的优势，而这种差别和优势又会进一步促进和强化分工，从而进一步强化差别和优势。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贸易优势是后天获得并且具有自我强化的性质，是一种内生优势。但仅有生产方面的内生优势并不是开展贸易的充分条件，还要同时考虑其相对面——交易效率的高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的开展取决于一种综合优势，既要考虑生产上的内生优势或劣势，也要考虑交易效率优势或劣势，要取决于二者的相对关系，即内生的生产率和交易效率的综合比较优势。

2.贸易的结果。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分工和贸易同时产生，贸易是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这一矛盾的解决方式，贸易的结果本质上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使个体的自给率降低，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更少而相互交换的产品种类更多，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和个体的贸易依存度提高。贸易品种类的增加意味着市场种类的增加和社会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每个人对他人的依赖程度加强。随着分工的深化，个体的生产结构差别越来越大，经济结构则由自给自足时的单一结构趋于多样化。经济由自给自足时的互不往来到局部分工时的市场分割最后发展到完全分工时的市场一体化，市场从无到有，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所以，分工和贸易的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个体的贸易依存度、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而且，分工减少了每个人必须的学习时间和费用，提高了专业化水平，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力可以用于新的专业产品的生产。在高水平的分工模式中，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不同的产品而增加不同的专业种类数，因此分工和贸易还促进了产品种类的增加。

3.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发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该理论能够揭示国内贸易为何和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这一解释力源于该理论依托的经济学框架。新兴古典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就在于其前提中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从消费-生产者个体开始分析，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个体权衡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决策进行统一的解释。国内贸易的产生是二者作用的结果，而同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延伸。每个消费者同时是生产者，当交易效率很低时，人们自给自足，没有交换和贸易产生。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首先出现一些地方性市场，但尚不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各分割的地方性市场逐渐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样的理由，当交易效率提高，分工进一步深化到可以突破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时，国际贸易就产生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消费---生产者的假设非常贴切，因此将个体决策过程应用到分析国家的经济行为也同样有解释力。只要国家之间分工的好处超过了国际贸易带来的交易费用，各国就会选择专业化生产并与他国交换，贸易也就由国内贸易发展到了国际贸易阶段。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产生，原因就在于国际贸易较国内贸易有额外的交易费用。

4.贸易政策内生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不但解决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同时将贸易政策的选择在模型中内生化。新兴古典经济学把交易成本和内生比较优势概念引入李嘉图模型[3]，证明政府的贸易政策体制、分工的均衡网络规模与整个经济的生产力是相互依赖的，均衡的贸易政策和国际分工水平密切相关。分工演进模型表明，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经济结构的一般均衡会不连续地从自给自足跳到部分劳动分工继而跳到完全分工。在部分劳动分工的情形下，交易效率较低的国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国家要低，在参与国际分工后，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更有利于分工水平更高的国家，这些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而分工水平落后国从贸易中获利甚微，因此，落后国试图通过关税手段来改变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以获得较多的贸易好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一般均衡会从低水平的分工状态非连续地跳到高水平的分工状态。这时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不再由任一国的国内生产条件决定，而由两国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偏好共同决定。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关税手段来争取更多的分工利益，由此可能引发关税战从而使分工的好处全部消耗。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有意愿参加纳什关税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双边自由贸易。这一分析一方面解释了单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贸易政策的选择问题（即从单方保护转向双边关税谈判到最终参与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的转变），而且能够解释世界范围内在经济发展过渡期贸易政策的二元结构问题（即发达国家追求单方自由贸易，而发展中国家追求单方贸易保护），也揭示了在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通过多边关税谈判形成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基于上面的分析，在政策主张上，新兴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通过分工的自发演进来确定贸易模式。政府应该致力于通过谈判实现多边自由贸易，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交易费用，以促进劳动分工的扩张和深化，带来更大的生产率收益。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甚至比边际分析更支持自由贸易政策。”[4]

5.贸易与经济发展问题。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也是传统贸易理论中经常涉猎的问题。与传统结论不同的是，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是遵循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的机制，而是作为分工的不同侧面相伴而生，二者都是分工产生和深化的结果。分工引起了贸易，同时也是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发展。内生比较优势随着分工的演进会带来一国贸易结构和格局的动态变化，并且带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新的研究成果还考察了一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对一国国内和国家之间二元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5]

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

1.与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比较。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对斯密分工思想的形式化，斯密的思想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斯密理论的继承体现在：第一，贸易理论是分工理论的一个侧面。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核心思想是分工，以分工来解释国民财富的源泉。交换和贸易是分工的共生物，交换和贸易促进分工，而分工的利益是交换和贸易利益的源泉。斯密并没有专门独立的贸易理论，他的绝对成本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和国际分工学说基础之上的。[6]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同样是分工和专业化，贸易作为分工的一个侧面来体现，贸易理论是分工理论的一个方面。斯密的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运输费用是交易费用的一种具体形式。斯密强调决定市场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两个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遵循了这个传统，使用了交易费用这一现代概念，揭示了市场的范围怎样被经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交易费用的存在限制了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并用交易费用和专业化经济的两难冲突解释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发扬了杨格的思想，用严密的数学模型阐述了分工和市场范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用知识的积累解释了分工的自发演进。第二，国内交换与国际贸易具有统一基础。在斯密的理论中，无论是国内交换还是国际贸易，直接动因都是交换比自己生产成本更低，也就是为了获得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同样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用个人对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权衡决策解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并且揭示了国内贸易发展到国际贸易的动态过程。第三，内生优势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斯密绝对优势理论都描述了生而相同的个人之间通过选择专业化而形成生产率的差别，内生出了个体的优势，并且专业化不断强化这种优势。这两种理论都认为，不是生产力的差别导致分工，而是分工带来了生产力的差别，因此二者都是内生优势理论。

2.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比较。在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其边际生产率和平均生产率都是不变常数，既没有新古典边际分析中假定的单一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没有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考察的分工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之间的分水岭。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一种外生静态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是内生动态优势。李嘉图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国家间天然存在的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这种差别不依赖于个体配置劳动资源的决策。存在这种外生优势就存在获利的条件。在没有交易费用的前提下，贸易的展开是必然的。李嘉图模型将天然的生产率的差异作为分工的前提条件，重点在于揭示贸易的结构和贸易的结果，而没有分析也无需分析一国是否开展贸易的决策。这种外生静态优势的缺陷在于容易导致贸易结构的静态化，形成比较利益陷阱，而且理论认为各国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这与现实状况也有较大的出入。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一种内生的动态优势，理论不但分析了生产率的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而且用分工和专业化解释了生产率差异产生的原因，分工的演进能够不断创造和增进生产率差异，形成动态优势，克服了李嘉图理论的缺陷。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用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对李嘉图模型进行了重新分析。对于李嘉图模型而言，当存在外生技术差异时，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可以带来分工经济，是否利用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分工的好处，要同时考虑交易效率的高低，这种分工经济与贸易带来的交易费用是一对两难冲突，二者折衷的一般均衡结果决定一国是否开展贸易。由此可见，相比较而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较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上，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价值和意义不容低估。李嘉图理论中最具启发意义的是比较的方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沿用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即分工带来的内生优势未必一定是绝对优势，也可以是内生比较优势。而且，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还借此创造了交易效率比较优势的概念。

3.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比较。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建立的标准的贸易理论形式。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两种框架的不同特点决定了贸易理论在经济学中的不同地位。新古典贸易理论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和前提出发，利用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方法考察国际贸易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框架外的一个理论分支。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则是该学派理论框架中的基本问题，即分工问题的一个侧面。就贸易理论的内容而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思想渊源不同，二者分别沿袭两条不同的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两种理论对贸易基础的认识不同，前面关于斯密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区别也适用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2001年，杨小凯、张永生曾撰文批评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逻辑矛盾和缺陷，并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产品要素密集度在两国相同并且保持不变的假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容易被的。[7]“用传统的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这类概念来解释贸易的原因和结构等问题就缺乏实用性，这种概念也变得没有意义了。”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的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对比来解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可以将新古典贸易理论含于解释框架之内。

4.与新贸易理论的比较。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相比，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两种贸易理论模型都是内生优势模型。这两种贸易理论的前提都是个体或国家的先天条件完全相同。二者都假定不存在先天优势而专于分析后天优势。而且，在创造内生比较优势的同时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尽管都是斯密内生理论的继承，但两种理论依托于不同框架，这就决定了二者仍然存在区别。第一，虽然都是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两种内生优势产生的基础不同。新贸易理论中内生优势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是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是互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在新古典框架中两分的假定之下，专业化经济变得没有意义，而只用规模经济反映分工经济的量的方面。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用专业化经济代替规模经济概念，认为只有专业化经济才是递增报酬的真正原因，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是分工和专业化而不是规模经济。而且，在新兴古典框架中，专业化经济和消费多样性是可以相容的。第二，新贸易理论不能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新贸易理论基于新古典框架，国内贸易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两分假定的自然结论。贸易理论只用于解释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二者间没有联系，也就没有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修订了基本的前提假定，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给出了统一的解释，同时，用解释贸易产生的原理解释了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

总体看来，与传统的贸易理论相比，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创新优势体现在：

第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内生动态比较优势模型。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不仅将贸易原因内生化，还同时考察了分工演变的不同侧面，将产品种类、商业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一国卷入贸易的程度、经济结构、收入分配、贸易政策等问题同时在模型中给出解释，把内生性贯彻到底。同时，模型中的内生比较利益会随分工的发展而不断被创造和增进，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是动态优势模型。

第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理论和政策统一的模型。传统的贸易理论分为纯理论和政策理论。国际贸易纯理论论证贸易利益的存在，之后再结合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各国贸易政策选择做出说明。而新兴古典贸易模型则既解释了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也说明了一国贸易政策的选择和演变。

第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贸易的原因和基础的创造在国内和国际都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理论能够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给出统一的解释并能解释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的演变。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国内国际统一的“贸易理论”而不只是“国际贸易理论”。

篇4

自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以来，作为微观经济理论延伸的贸易理论一直在新古典传统下演进和发展。尽管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代表了一股长期以来对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不满的暗流，但总的来说，它也只是在新古典传统内部修修补补，难以剔除新古典框架的一些致命缺陷。

8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即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经济思想形式化，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转向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分析工具上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新，而在思想渊源上则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古。其中，斯密用分工来解释国际贸易的论述被杨小凯等人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发展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又称内生贸易理论。本文旨在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进行比较，并作出一些简单的评价。

二、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及其发展

可以说，杨小凯是第一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用分工和专业化来解释贸易现象及其本质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能够解释一些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同时澄清了传统贸易理论带给我们的一些错误观念。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不同点就在于其所依托的经济学框架存在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体现在如下几点：

1.理论的思想渊源不同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2）劳动分工能使生产率提高并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

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学成功地描述了古典经济学的第一个思想，却与第二个思想相冲突。新古典经济学在将市场竞争的作用形式化时，最初采用了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它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变成了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因为按照斯密的分工理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基于专业化能够提高生产率的原理，而这一原理与递增规模报酬有关。新古典贸易理论也采用无规模报酬的假设，从而先天不足，以致于企业的组织结构、规模大小、市场竞争地位及其相应的市场结构都对贸易的模式、成因、结构、得益等没有影响。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只表明一种投入产出的纯技术关系，不允许递增报酬的存在，并且忽视了社会经济组织的演进与生产率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是专业化、劳动分工和交换的关系。在斯密和马克思看来，劳动分工是经济生活的核心现象，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马克思更将其归结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杨格（AllynYoung，1928）的经典论文指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富有启发、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则就是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注：YoungA.（1928）,IncreasingReturnaandEconomicProgress,TheEconomicJournal,38:P527—42。）然而，由于后来德布鲁把新古典经济学变成公理化体系，用斯密的分工思想来解释国际贸易的理论逐渐地为人们所抛弃。70年代以来，依托于新古典框架的新贸易理论逐步产生和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不足，但始终难逃“旧瓶装新酒”之嫌。杨小凯用现代数学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充分发挥并加以形式化，创立了以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堪称是贸易理论领域的一次革命。

2.前提假设、分析方法不同

就前提假设和分析方法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存在三个致命缺陷：第一是采用消费者——生产者的两分法。消费者不生产，必须从厂商处购买所有消费品，因此国内贸易必然存在，消费者不能选择自给自足，也不能选择专业化的水平和方向；而厂商的存在是给定的，所以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这种两分法使得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经济组织如何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也无法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等现象。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专业化经济概念，而规模经济概念只能表明投入产出间的纯技术关系，却不能反映专业化水平、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对生产率的影响。第三，新古典经济学采用马歇尔开创的边际分析方法。边际分析主要用于处理内点解问题，而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决策往往是角点解问题。（注：角点解意味着某些决策变量的最优值是零。一般讲，买汽车的人不会自己生产汽车，即其购买量为正数，而其生产量为零；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产品的生产量为正数，而其购买量则为零。相反，内点解则意味着决策变量的最优值不是零。）

新兴古典经济学克服了上述缺陷。首先，在该体系中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这意味着每个决策者可以选择专业化方向和水平。厂商的出现也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从模型中内生而来。其次，用专业化经济来替代规模经济那种纯技术概念，并且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从而产生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即专业化一方面提高生产率，使决策者拥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专业化必然意味着要从其他专业的决策者手中购买更多的商品，这就需要支付更大的交易费用。最后，新兴古典经济学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analysis），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这是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所必须的。

3.对贸易基础的认识不同

当代贸易理论公认的一个事实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对斯密的绝对优势的一个发展。当然，如果静态地看，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如果允许比较优势在模型中内生，并且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那么斯密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绝对优势概念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更为宽泛和重要。许多经济学家曾指出，个人之间生产各种物品的生产率的先天性差异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分工和专业化而产生的生产率差异来得重要。正如斯密所说：“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象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上卷，第15页。）。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那么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并且杨格定理告诉我们，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机制，因此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而外生比较优势不能内生地演进，对于分工、生产率进步和加速知识积累没有什么影响，因而一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就只能归功于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外生技术进步。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很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根据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如果事前相同的个人选择不同的专业化水平生产不同的产品，只要专业化报酬递增，就可能存在比较优势。这就是说，按照斯密的定义，比较优势可能存在于所有个人事前相同的场合。而根据李嘉图的定义，在这种场合比较利益不可能存在。换句话说，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人们对于专业化程度的决策。我们将这种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做内生比较优势，而将以外生给定的个人之间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外生比较优势。

新贸易理论也对此作出了相似的研究。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89）把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称为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而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先天自然的比较优势。

4.对贸易利益的主张不同

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如果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则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必定会产生，而且实行自由贸易能够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的贸易模型预言，国际贸易总是优于自给自足，因为世界市场上一个经济联合体的规模总比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要大得多。因此，没有政府干预时不可能出现自给自足。那么，国际贸易的存在一定会带来贸易利益吗？它一定优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吗？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通过引入交易效率的概念，能够解释国际贸易之所以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是因为一国的交易效率的改进。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负相关，各种交易费用（内生或外生）越高则交易效率越低。如果交易效率极低，则自给自足是均衡，因而无需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改进，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改进的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其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总之，国际贸易给一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先决条件是该国的交易效率应当足够高，以便适应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大规模的市场与之相适应，由此国际贸易才成为必要。

三、评价与借鉴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理论的研究作了突出的贡献，其影响是巨大的。它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贸易理论中一些已有定论的命题，同时也提供给我们许多新的视角和观点。我们认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可能正代表未来贸易理论发展的主流方向。以下简要地对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作几点评价。

1.重新阐释了绝对优势、比较优势等贸易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将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如果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来区分不同的比较优势，那么不同贸易模型中的比较优势就可以划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其中，李嘉图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H—O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专业化经济比较优势。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赖以产生的分工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技术和资源不同的外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一种是基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也就是说，从贸易产生的原因看，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是比较利益，而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则是递增规模报酬。当然，实际经济是两者的混合体，既有比较利益，又有递增规模报酬。如果能够将传统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进行有机的整合，则存在着将现有贸易理论纳入到统一框架之下的可能性。很显然，传统贸易理论不可能包含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因为按照新古典理论，普遍的递增规模报酬会使一般均衡不存在或不是帕累托最优。相反，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却能够包含传统贸易理论。杨小凯（1997）将外生比较利益因素引入基于递增规模报酬的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2.纠正了新贸易理论的错误结论，为其完善和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新贸易理论假定存在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的两难冲突，也就是说，规模经济的充分利用要求与更大规模的市场相适应。如果一国的人口或经济规模很大，则能够更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因此人口的增加会带来生产率的上升。这与日本、香港的经验是一致的，但是却与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的经验相悖，因为对于后者而言，人口增长率高对经济增长并无积极作用。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交易效率，人口增长率对于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在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由于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各种纷繁复杂的行业进入壁垒、国内市场诸侯割据、法律法规不健全等等因素，导致交易效率低下，均衡的分工水平很低，因此出现高人口增长率与低生产率并存的现象。而在香港等地，由于高效率的政府、健全的法制等因素保证了高交易效率，所以高人口增长率与高经济增长率并存。

其次，新贸易理论的最大弱点在于根本不存在一个为经济学界广泛认可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所以必须按照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产品差异性来构造相应的贸易模型，导致新贸易理论的各种模型纷繁复杂，难于统一，无法形成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替代。

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指出的，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性市场是相容的。因此，如果新贸易理论能够正确地解释其递增规模报酬的微观基础，不再基于规模经济而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来建立相应的新贸易理论模型，那么就完全可以避开对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处理问题，从而为其蓬勃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3.采用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框架，能够说明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

按照现有的贸易理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则当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或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时，国际贸易一定会产生。但是，它却无法解释同样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为什么古时候只有国内贸易就足够了，而现在却需要国际贸易，而且国际贸易量越来越大。这是由于现有的贸易理论假定纯消费者——纯生产者的绝对分离，所以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不同。国内贸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消费者不贸易便不能生存，所以即使没有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国内贸易也会存在；而没有这两个条件，国际贸易便不会产生。

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由于这个冲突，当交易效率低下时，分工的好处被交易费用造成的福利损失所抵消，人们选择低分工水平即自给自足，不需要国内和国际贸易。当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时，贸易开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场中出现，但国内统一市场是不需要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统一市场出现。如果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则国内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的发展，所以国际贸易成为必要。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第一个能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发展而来，并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的理论。

4.解决了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市场的相容性问题，存在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

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多样化消费偏好意味着，一种产品的消费者数目必定很大；规模报酬递增则使得在均衡状态时，该种产品的生产者数目必定很小。一种产品的消费者从而生产者寡，即消费者与生产者地位上的不对称，使得厂商有能力根据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操纵价格，而消费者却无法影响价格。当规模经济普遍存在时，由此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竞争性市场）难以相容。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得贸易理论的发展不必再纠缠于递增规模报酬是否与竞争性市场相容的问题。首先，生产的专业化需要每个人付出他自己的劳动时间，而这种时间显然不能在人与人之间转移和代替，所以对专业化经济而言，劳动时间的规模总是有限的，因此专业化经济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存在一个界限，即专业化经济产生的是有限度、有范围的递增规模报酬。其次，采用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框架，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这就决定了他买什么和卖什么，即每个人的需求是由其供给决定的，这被杨格称为倒数需求律。在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中，杨格的倒数需求律一直保持着，即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总是同时决定的。由于倒数需求律的作用，分工中专业化生产者对其产品价格的操纵能力会相互抵消，因此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的市场是相容的。这与当代西方的经济实践是一致的。在美国，利用规模经济并不会导致市场失败，因此不需要政府的干预。私人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总是争着合并成最优规模的大企业，这不但不会限制竞争、形成垄断，相反却加剧了竞争，因此，存在自由进入的自然垄断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那样可怕，而真正可怕的却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限制贸易自由和行业进入自由的行政强制性垄断。

篇5

关键词：近代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制度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05―08

从广义上讲，马克思采用了制度分析，是较早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但是马克思在理论基础、分析工具方面既不同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也不同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有其独特的视野。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就是制度经济学理论，这种判断准确吗?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到底存在什么区别?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确立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是本文要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

一、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制度分析已经成为经济学甚至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流行方法。国内外关于马克思理论与制度经济学关系的文献越来越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马克思就是制度经济学家。日本学者繁人都重认为“在凡勃伦之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出现了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斯等制度经济学家。我把马克思也看成是一位制度经济学家或许走得太远了。但是根据我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大小的界定，马克思在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上是最成功的，这十分令人钦佩。这也算是我所界定的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特点吧。”[1]123这种观点把马克思理论划入了制度分析体系中。但在国外理论家中认为马克思是制度经济学家的人并不多，反而在国内，我国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真正的制度经济学家。对于制度主义如何定义理论界并没有公认的看法，宽泛地讲，我们可以把注重制度分析的经济学家都可称作为制度经济学家。但是严格地讲，我们还是应该以美国近代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讨论的参照点。

2．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能为制度分析所用。法国的亨利・勒帕日在其《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从一些纯粹的马克思概念(例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联系)出发，反而可以发展一种解释历史的非的经济分析。马克思关于制度分析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对制度经济学家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的甚至借用马克思所使用过的一些概念。但由于这些学者在价值观及理论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在借用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概念时得出非的经济分析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表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分析是有差异的。

3．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诺思说：“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2]23。从诺思的这段话来看，制度变迁可以分为长期的制度变迁和短期的制度变迁。马克思的制度分析适用于长期的制度变迁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则适应短期的制度变迁分析。这种分类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二元状态”是不利于把制度分析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发展的。我们需要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构建一个一般的制度分析范式。

二、马克思制度分析与制度经济学家的异同

重视对制度的研究，既是马克思理论的特点，也是新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共同点，这是共同的切入点，但在理论基础或参照系上有较大差异：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科斯定理，近代制度经济学是反理论的；在分析工具或框架上，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旧制度学派是描述式的。

(一)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

近代制度主义在奠定了制度规范和习惯的重要地位后，低估了花大力气描述经济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功能这种工作的意义，制度主义者变成了出类拔萃的资料收集者。这种错误主要是方法上和认识上的，并且除了凡勃伦和少数其他人外，许多制度主义者都犯了这种错误。这种错误主要体现在他们企图通过越来越细地描绘具体的经济制度的图景来展示“现实”。近代制度学派没有理论框架。没有理论框架，科学就不可能进步，并且没有任何对现实的观察是独立于理论或概念的。近代制度学派一直执行着双重职能：一方面提供对主流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批判；另一方面，提出关于经济的以及进行经济研究分析的一个可供替换的概念体系。

近代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的更深层次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一种关于社会变化的理论。(2)一种关于社会控制和集体选择的理沦。(3)一种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理论。(4)一种关于技术的理论。(5)基本的原理是：资源配置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的组织――制度、权力――结构。(6)侧重价值概念超出价格的方面，侧重由社会生活的风俗习惯所代表和实现的价值，侧重潜伏在法律的运行准则中并由其实现的推定价值[3]932。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有许多共性的东西：都强调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都把技术(或生产力)作为解释社会经济变化的决定性因素；都认为资源配置的真正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的组织――制度、权力――结构等。

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学派的关系来看，凡勃伦的社会演化思想的形成过程受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但是，他不同意马克思的结论，凡勃伦虽然对马克思非常推崇，但是他并不赞成马克思关于制度演化有明确目的性的结论。在凡勃伦的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框架中，他认为该系统演化的动力是人口、知识和技能的改变(主要是技术)，这些条件的变化，会引起人们对经济和福利预期的变化，人们出于生计和改善自身禀赋的动机，从而推动社会的变迁。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化的过程是渐进的，制度的演化过程也是新旧制度之间的竞争过程，新旧制度及其与它们所代表的习惯、方式之间的冲突推动了社会演化。从凡勃伦的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框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其技术与社会习惯两个层次的冲突与互动分析理念。他认为，技术对制度安排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会阻碍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上，凡勃伦与马克思一样，是技术决定论者。

实际上，与近代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奥哈诺认为，凡勃伦真正地遵循了马克思的道路，但他试图使现代化。马克思和凡勃伦对理解制度和构成制度基础的社会财富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把他们对立起来是轻率的和错误的。因此，奥哈诺把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展的内在联系。霍

奇逊指出，老制度主义虽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4]。老制度学派有零碎的观点，但是缺乏一个对制度问题进行有效解释的理沦体系。

(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要比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要多得多。如前所述，与近代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但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差异，既表现在理论观点方面，也表现在方法论方面。

从基本信念来看，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基本信念是有较大差异的。马克思在制度分析方面更多地偏向于制度的平等性或公平性方面，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更多地偏向于制度对经济绩效方面；马克思制度分析更强调整体分析和进化论(与旧制度学派相似)，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更多地使用个体主义方法论。马克思制度分析是技术决定论，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更多的是制度决定论(诺思)等等。

新制度经济学最有用的研究框架是由威廉姆森提出来的(Williamson，2000)。威廉姆森的框架区分了社会或制度分析的四个相互关联的层次。我们可以在威廉姆森提出的这个研究框架中探讨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点。威廉姆森框架的四个层次为：

第一层次：嵌入制度或者社会和文化的基础。这是制度层级的最高层次，包括非正式制度、习俗、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宗教以及语言和认知的一些方面。

第二层次：基本的制度环境。这个层级的制度包括基本的制度环境，威廉姆森称之为“博弈的正式规则”。这个层级的制度包括：详细制定的宪法、政治体制和基本的人权；产权及其分配；使政治权利和产权、货币、基本的金融制度，以及政府的征税权力等得以实施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制度；有关移民、贸易和外国投资规则的制度；推动基本制度环境变迁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机制。

第三层次的制度是治理机制。这一层级制度包括被威廉姆森称之为的“博弈的玩法”。这个层次的制度包括：其基本结构的性质得到详细说明的、个人交易商品、服务和劳动的制度(如竞争性的市场)；制约和影响合约及交易关系的结构、商业企业的垂直和水平的结构以及内部调节的交易和市场调节的交易之间的边界的制度；公司治理以及支持私人投资和信用的金融制度等。

第四层次是指短期资源分配制度(新古典经济学)。在以上三个层级的制度给定的情况下，这一层次的制度实际上指的是经济的日常运行[5]。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主要是在第一、二层级的制度问题。实际上威廉姆森在这四个层级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如何兴起和演化的问题。大多数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人关心的只是两个核心但又不同的问题：(1)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2)制度如何兴起[6]2。制度如何兴起与演化以及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威廉姆森在上述四个层级所提出的问题可以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得到解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具有解释制度如何兴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特性。这也是我们提出建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主要理由。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已经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承认。新制度经济学在对制度问题的分析中发现，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有人认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是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内引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抽象掉生产关系与制度的演变来分析经济的运行，这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新制度经济学要找回的就是被正统经济学家忽略掉了的制度问题、产权问题、国家问题甚至意识形态问题。在短期的分析中可以抽象掉制度，但是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分析中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诺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就是指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此外，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人类社会不同社会形态的转型及其相应的制度变迁规律，我们只能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来解释。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互动，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解释历史，就是用制度变迁来解释历史。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的传统，以致道格拉斯・诺斯对西方历史的解释，至少在前现代部分都与马恩的解释极为相仿。[7]

制度经济学现在还缺乏一种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规律的一般理论范式。当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对其理论体系进行梳理和整合研究。如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所说，制度经济学的问题不是没有理论，而是拥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的制度研究有三大流派，(1)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的“新制度经济学派”。(2)以Kenneth Ar―row、Frank Hahnt及George Akerlof等一批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使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进交易费用研究制度的作用和选择。(3)以博弈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演化博弈论为工具的制度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KenBinmore、H・peyonYoung、RobertSugden及AvnerGreif等[8]4。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上述研究成果分别从不同切入点研究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体系及其构成，但没有把“拥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系统化，缺乏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第二，上述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没有揭示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演进分析和制度变迁规律。

三、确立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论框架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解释框架――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在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框架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完整的制度理论框架。因此，制度分析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宏观动态的整体制度分析理论。从制度分析的构成出发，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制度)的总体框架可具体化为关于制度分析的七个基本问题。

1．马克思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这一方法被许多经济学家归结为制度整体主义。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又与制度整体主义是有区别的。根据这种制度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相反，由特殊的社会结构决定的社会整体决定个人的属性，决定个人的生存和行动空间。这样，一定的社会制度是体现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结构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的自由选择导致经济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迁决定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

制度整体主义比制度个人主义更接近于对于现实的人的分析。个人主义方法论是新占典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它往往把制度作为既定的前提或把制度抽象掉。但是在研究制度问题时个人主义方法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从“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者的关系来看，前者建立习惯和常规，更重要的是采纳社会规范和惯例；后者则根据其环境和机会的变化调整其行为，以使他的净收益最大化。规则遵循者更多地体现了制度整体主义的思路，而理性最大化者则体现了个人主义方法沦。

2．马克思的制度概念及其特征

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关系总和定义为经济基础或社会经济基础，并将立足于其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视为真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制度范畴在经济学说中包含着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体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仅限于经济关系领域内的狭义的制度，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制度。经济制度本身因此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并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的理论体系。[9]31与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制度的定义相比，马克思对制度的定义更好地揭示了制度的实质。

马克思注重制度分析并把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变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制度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而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之外的。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规律能够有效地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变迁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并且不同的制度其效率也是不同的，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奴隶制度更有效率。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个基础上把成本―效益分析引入了制度效率分析之中。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具有历史性。社会的变迁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许多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要理解现在，展望未来，就要重新认识过去。研究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必须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无论新制度经济学如何深入发展，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求制度变迁的规律是其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在对社会制度的认识上，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观点，而人的社会实践就成为制度分析的理论视角。事实上，也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才可能使研究接近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9]32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还具有演进性和动态性。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构成了他们学说的自然历史之基础。但马克思的制度变迁大纲拒绝达尔文的“渐进”观点，强调了社会制度以革命形式表现的突变，这与达尔文的思想有异，但却与现代生物学关于“突变”和“渐变”是进化形式的框架相一致。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将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外生变量而不加以考虑。而马克思明确指出，古典经济理论的错误就在于“把资本主义制度不看作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10]16。马克思认为制度是可变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下，人类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

3．马克思关于制度性质的分析

马克思制度分析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对于制度性质的分析，这也是马克思不同于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之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包括之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人剥削人的制度、不公正的制度，而新制度经济学却并没有分析制度的性质，只是分析了制度的功能，并以所谓的效率替代了其他标准。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有效率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什么是最好的制度?阿兰・斯密德提出了四条标准：(1)效率，(2)自由，(3)民主与全体一致性，(4)交易成本最小化。有人认为交易成本是制度存在的惟一原因，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制度就没有必要存在。[11]113-116

马克思关于制度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不同于西方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地方，选择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是的追求。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问题的分析也可以用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问题。马克思的分析也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率的制度，但它是一个剥削、不公正、不公平的制度。关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论框架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解释框架――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这就不同于以新占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也就是讲，在制度性质的分析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更全面、更客观、更科学。仅仅从效率(或绩效)方面去研究制度是不全面的。

4．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及基本观点

马克思的制度理论强调所有制、所有权在社会制度及其变迁中的基础地位。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基础与体现。

经济学强调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决定所有制的结构和演变，而西方产权经济学则强调交易费用、相对价格水平和人口因素对产权结构及其演变的影响。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从宏观的、动态的、历史的角度探讨了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所有制演变的一般规律。这种分析框架受到了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的高度赞扬：“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间的矛盾”。[2]207

总的来看，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在对社会财产关系的分析层次上并不一样，它们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是必然的。西方产权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是可以用来分析我国经济中的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用西方产权理论代替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因为在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探讨上马克思所有制理沦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如马克思关于所有制与社会性质关系的分析，所有制与分配关系的研究，所有制与公平关系的研究等都是西方产权理论无法比拟的。

5．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分析的框架

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上，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两个基本原理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统一的理论模型，即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其实质是对社会结构及其一般运行机制问题的理解与回答。马克思系统地分析了社会关系即经济制度的变革。这――分析用数学函数关系可表示为：I＝f(Q，P，T)，式中I为经济制度，Q为社会生产力，P为政治上层建筑，T为意识上层建筑。由此可知，马克思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发展视为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上述模型同时也是解释全部制度现象的产生、结构，以及演变机制和规律的统一的理论模型。第一，它相当直观地表现了整个制度现象产生的根源、机制和结构；第二，它具有适应制度分析所需要的宏大的分析结构、长期的动态特性的研究特征。因此，它在成为整个制度(包括经

济制度、非经济制度及一般制度)分析的逻辑基础的同时，也成为了分析的逻辑起点。[9]31

6．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矛盾的方法

阶级斗争反映了经济制度的演进与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冲突”。尽管马克思强调了生产力的变化(技术变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的辩旺关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会组织变迁的更为动态的力量。诺思也认为，马克思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它常常被马克思用来指技术状态)与生产关系(常意指人类组织和具体的产权方面)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12]177。但是诺思不赞成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中的阶级分析法。

如何评价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我们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是其制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制度分析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的地方。第一，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冲突的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相互适应的时候，也有相互不适应的时候。马克思认为制度(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原因是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使原有的制度与新技术的潜在生产力之间产生了不适应，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3]83

第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也根源其产权理论。马克思经济理论根据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对于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分为不问的阶级，即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而这些矛盾运动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生活经济制度的不断变化，其最高形式是革命式的激变。

第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也是社会利益关系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也是解释人类历史上制度起源和演进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制度)决定着人们的利益关系，当这种生产关系或制度进行调整和变革，必然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在马克思的制度理论中，利益冲突被认为是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因，进行制度变革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从制度变迁的“利益冲突论”出发，认为当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将爆发革命式的激进的制度变迁。从而，在马克思看来，制度变迁总的轨迹是突发和激进的[14]。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沦及关于利益集团理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的阶级和利益关系的分析有许多相似之处。坐克思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它关注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它认为后来形成的制度是解决冲突的结果。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仅仅用新古典经济学渐进的观点去解释人类社会制度的起源，是不全面的，也存在局限性。

7．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及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他的制度理沦中，国家及其演变被视为一个完全可以用阶级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加以说明的现象，强调国家这种上层建筑是根植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乃至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二重作用。

诺思早期的制度变迁珲论模型局限于新古典范式，通过假定外在的获利机会，当事人则按照成本收益法设计对自己最有利的制度安排。但在解释经济史的过程中，诺思逐渐意识到人的认知模式对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开始考虑意识形态对制度的作用，尽管这一点在马克思那儿早就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不过，诺思并没有停留在意识形态的社会特征上，而是从新古典的个人选择精神出发，力求在个人认知模式上解释制度的社会性。诺思在其制度理论中，把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其制度分析的“基石”。

四、结　语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其基本趋势，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制度变迁观。而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上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各种具体制度的选择及变迁上，有其独到之处。建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一般制度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和思路如下：(1)从制度的角度来整理和构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制度分析框架。(2)采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四个层级的制度分析划分法来整合新制度经济学，并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统领这四个层次。(3)引入演化经济学、博弈论及行为经济学等最新理论和方法，在行为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实验方法有助于扩展可得到的数据，以检验关于不同类型制度的形成及结果的假说。(4)对于当代西方者所做的研究成果要借鉴，要吸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

参考文献：

[1]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的回顾与反思[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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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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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约翰・N・德勒巴克等，新制度经济学前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7]盛洪．美现代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安德鲁・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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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杜，1975．

[11]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2]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篇6

本书就是一部博物经济学著作，它不是学术大部头，而只是生活小智慧。作者认为：经济学正生动地编织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身边的大事小事都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一一破解。

作者罗伯特·弗兰克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他喜欢在自己的课堂上给学生布置“博物经济学作业”，让学生写小短文，提生活中的问题，并以经济学的视角做出回答。经过几年的积累，这些问题被收集成册，就成了此书的蓝本。弗兰克教授对“博物经济学”情有独钟，他认为“你只需掌握五六个基本的经济学概念，生活中的所有相关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如同生物进化论，只要你理解了它，什么物种、组织、结构，都会变得简单起来。这也会使你对这门学科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本书列举了很多有趣的小问题，比如，为什么某企业奖励员工一辆豪华轿车，而不是等值的现金？作者认为：经济学家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就是最好的礼物，往往是我们想要但是又不舍得买的东西。被奖励，等于别人帮着自己做出了选择，自己可以开开心心享受奖品，又无需为自己的奢侈行为感到愧疚。

篇7

【关键词】幸福经济学 财富 效用 消费 研究方法

一、引言

当前的社会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面对经济的迅猛发展速度，人们更多的是规划着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忽略了经济本身的意义，经济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我们带来幸福的，而往往人们都为了经济而放弃了生活中的幸福，这种舍本逐末的方式并不是我们应该推崇的。幸福经济学通过对经济学的重新解读，来使人们对传统经济学概念有一个全新的认知，从来改变人们如今的生活状态。

二、财富的重新解读

关于财富的解释，很多人都不感到陌生，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财富本身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的改变，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概念的重整，从具体到抽象，从物质化向非物质化演变的过程。

在最早的财富的定义中，财富就是以达到幸福为目的的所有手段的集合，无止境的区追求财富和地位只是一种虚荣的体现，而付出的往往是自己的时间和经历，甚至有些人会以身体为代价去换取财富，这样一来，人们就成了财富的奴隶，而我们也错误的将财富理解为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幸福经济学认为财富是人们用来换取幸福的一种替代品，如果将自己的幸福全部用财富来做赌注，那么一旦没有财富，自己也就没有幸福可言，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幸福拿来和财富做衡量，幸福包括多种形式，除去财富外，还包括无法用财富来换取到的东西，例如阳光、空气、精神方面，财富思想倡导广义的财富内涵而不只是仅仅局限于对物质的追求，人们要通过财富来创造幸福，而不能让财富来统领幸福，这样人们才能获得所谓的真正的富足的、充盈的生活。

三、消费的重新解读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消费作为人类对财富的一种支配方式，单纯的是物质与财富之间的交换。而在某些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看来，消费不单单包括物质和财富之间的交易，还包括精神方面和非物质方面的内容，比如蓝天、白云、阳光，人们的友情、尊重等等，等是我们消费的内容。从广义上来讲，人类所进行的的消费不仅仅是市场上的消费，还包括精神和物质或非物质之间的消费。

人类的消费理念是对生命中需要存在或使用的东西进行物质和精神之间的转换，而消费不仅仅只受到物质利益的驱动，这里面还包含着他人利益的影响。传统的经济学认为消费应该在收入的基础上，却忽略了不同阶层的人在面对相同收入时所付出的消费却是不一样的，这将导致消费不能满足消费者生命的需要，而需要生命消费付出代价，忽视了人类消费行为的根本尺度。

经济学创立至今，消费观念从最初的物质和财富之间的转换到现在这种精神和物质背离回归的发展历程，折射出现代经济学的主体和核心转向了对人的终极目标的关注。为此，幸福经济学认为应该以消费的广义理论为基础，确立广义消费理念，它能够对我们的社会消费系统起到调节作用，实现健康快乐的消费模式，合理解决生活中的消费难题，创造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的可持续性。

四、成本的重新解读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成本更多的体现在某些事物的形成所需要消费的财富，重点是从厂商的角度出发，分析在成品生产时所需要采取的不同方案的消费问题，并确定最终的方案，即采用相同效果下，支出最少获得利润最大的方案。也就是说，传统的经济学是以研究厂商研究生产成本的几个概念和核算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成本的概念也在不断的扩展，在人们对某件事物进行研究时，这时候成本就不仅仅包括原材料之间的消费，还包括人力资源的耗费，包括对某项工程的想法和提议，对某项设计所提供的研究思路和想法，这种非物质成本逐渐代替了物质成本，非物质成本包括人力资源以及人脑的开发和思考，是源于人类本身的一种成本的抽象概念。

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成本理论的概念也在不断的丰富，从厂家的原材料成本到最终的人力之间的成本，从环境的约束到头脑的约束，经济学已经成为人的科学，人才是领导经济学的主导思想，这是经济学对人类价值观的具体表现，也是经济学人本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这位幸福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解释。

五、效用的重新解读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人类之所以会有行为上的意识，是出于本性上的需求和欲望的满足，其需求程度或欲望则由效用决定，而效用的大小则能体现出幸福的多少。因此，传统经济学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类的本能，而在本能的驱使下，人类也会对效用有一个心的概念，效用决定着人类对该效用所付出的的努力或成本，人类所有的动机都来源于效用的大小，从根本上将，效用是幸福的表现形式和计算形式，效用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目的。

很多早期的哲学家认为，效用是包含物质和精神在内的一种对人类各种行为目的的一种解释方法，人的幸福是通过快乐的总和叠加起来的，而快乐来源于所追求的事物效用的大小，总的来说，幸福才是人类生活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而其他的只是人类在谋求幸福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效用作为对幸福程度衡量的标准，在传统经济学中更多的被认为是物质和精神方面所能获取的最大化快乐度。但是幸福经济学包含更多的内容，幸福经济学认为应该直接聚焦于幸福而不是效用来研究经济问题，毕竟幸福才是人类生活的主要追求方式。

六、方法的重新解读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幸福与否取决于人类在追求幸福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认为在得到一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就能够得到所谓的幸福，但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待幸福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认为幸福是需要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上，只有拥有了足够的财富，自己才会感到幸福。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深度不同，有些人对幸福的要求度较高，有些人对幸福的要求度较低。有些人追求物质上的幸福，有些人追求精神上的幸福，而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人类会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这些方式是传统经济学对方法的解读，在这种条件下，无法对幸福方式作出一个明确的概念，不能定义人类追求幸福的方式。

幸福经济学采用基于偏好的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来测量和分析当前人类的幸福问题，每个人的幸福只能通过其本身对幸福了理解来感受，这种结果才能更加真实的体现出个人的实际幸福水平，为此，幸福经济学采用问卷调查、自述报告的形式来对人类心理进行研究，通过对不同阶层、不同收入、不同种群的人进行幸福调查来取代以往经济学所采用的方法。幸福经济学把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目标直接聚焦于当前人民的幸福指数而不是用函数，并致力于建立一个合理的幸福指数体系来量化研究人类的幸福水平。

七、结论

幸福经济学似乎在当前社会经济学中占据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自从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幸福”虽然历经波折，但是作为主线贯穿于经济学之中。幸福经济学的作用只不过是复活了经济学中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的营养成分―幸福，并使幸福走向经济学的前台，复归经济学的幸福之路。

参考文献：

[1]陈永伟，史宇鹏.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空气质量定价――基于CFPS2010年数据的研究[J].经济科学，2013.

篇8

任何“信息”，只有三种命运：（1）它不被任何人知道，于是它只能等待人类知识的进步，等待着被人发现它的价值；（2）它只被一些人知道而不被另一些人知道，从而具有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价值”；（3）它被所有的人知道，于是失去它在市场上的价值（所谓“交换价值”），但依然可以保留它的价值（所谓“使用价值”）。

关于河北雄县的这则报道，从我的角度看――由我的知识结构和人生体验决定的问题视角，提出了三方面的问题：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的行为模式；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模式；以及理与道德选择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

关于SARS的信息，如上述，我们应当区分三种情形。如果河北雄县“闹事”的那群农民所占有的关于SARS的知识和信息，是基于上述第（1）类情形的信息，那么，他们的恐惧和反应，似乎在统计意义上也就是我们（处于他们的境地时）的恐惧和反应。类似地，当我们关于SARS的信息属于上述第（3）类信息时，我们也没有来自经济学的理由怀疑农民们的行为“失去了理智”。

故而，为了发表见解，我只好假定我知道一些他们不知道的有关SARS的信息――即上列的第（2）种情形，而且这一信息不对称性让我觉得这则报道所描述的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理性”。对于不理性的行为，通常的形容词是“冲动”、“愚昧”、“无知”。可惜，经济学家不喜欢这类缺乏精确含义的形容词，他们宁愿用“信息不对称性”取而代之。当然，我们，包括我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也同样可以怀疑“信息不对称性”概念的过于宽泛甚至被滥用的倾向。

信息经济学家之所以需要“信息不对称性”概念，是因为如果不依靠这一概念，他们就难以“理性化”地解释许多看上去“不理性”的人类行为。其实，哲学家比我们经济学家接触这类问题早得多。一个经典的哲学问题是这样的：假如你知道而她不知道那是一杯毒酒，假如你看到她正在喝那杯毒酒，又假如你不知道她其实并不知道那是一杯毒酒，那么在你看来她正在作出“不理性”的行为。但是假如你知道她其实知道那是一杯毒酒，那么在你看来她一定有自杀的“理由”，换句话说，你认为她之“自杀”，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上述这个哲学家讲过的故事对我们关注的河北雄县农民的行为有些什么样的寓意呢？

首先，它告诫我们不要轻易批评别人“不理性”。因为我们的批评常常只反映了我们不理解别人的处境。一旦我们理解了别人的生存处境，我们就会同意，他们的行为确乎是出于理性选择的。

其次，上面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太相信“理性”的解释。因为凡经济学理性解释，都只不过是我们的理性头脑为了说服我们自己而找到的对别人行为的解释。真实情况是――只有上帝知道这一情况：你知道而她不知道那是一杯毒酒。所以，当你把她喝毒酒的行为理解成为“理”的时候，她确实误杀了自己，而你则被你自己的理性给欺骗了。你在她死后拼命寻找她自杀的原因，于是，遍寻理由之后，你“认定”另一男性是她自杀的原因，恰好他无法证明自己的无辜，所以你就在道德上宣判了他有罪。当然，你也可能“找到”证据表明他在那杯酒里下了毒，然后把他送进监狱。理性之狂妄，就在于它不断地非要把这个世界“理性化”，而世界自身是不讲理性的。

这个世界自身虽然不讲“理性”，它却是讲究“道德”的。至少就长期的社会演化而言，不讲道德的人类行为模式，没有能够被保存下来。举例来说，最不道德的行为是“自相残杀”，而我们知道，自相残杀不可能是行为的“模式（pattern）”――即在长期内不断重复出现的行为，它可以是而且经常是“一时”行为，可以在长期内多次出现，但它不是我们行为的模式，因为以“自相残杀”为行为模式的社会不可能还存活在地球上。

关于自相残杀的例子意味着，“道德”其实是长期演化的结果。为了把道德行为“理性化”，我们经济学家需要知道那些看上去“不理性”但却符合“道德”的行为者们所知道的信息。我觉得，这也是经济学家显得可笑之处，因为我们其实不可能知道与行为有关的全部信息，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

因此，在许多场合，人们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而且仅仅服从道德就足够了。他们的行为常常不是，也常常不必是服从旁观者的理性的行为。我们经济学家不可以忘记经济学老祖宗休谟说过的话：“理性是激情的奴隶”，最近这句话又被罗尔斯在《道德哲学史讲义》里解释休谟时增加了一点儿：“理性是，而且只应该是激情的奴隶。”对休谟来说，道德是一种情感，而“激情”则是情感的比较强烈的表现。

铺叙了这么多，这篇文章到底有没有“观点（opinion）”呢？有，只不过比较多，所以看不清楚，所以需要琢磨。经济学家发表见解时喜欢举左手表达一种观点，然后再举右手表达另一种观点。我呢？我举两只手是不够的，因为我往往有多于两个的观点要表达。

篇9

【关键词】 投资；预付资本；生产起始动力

新古典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厂商“生产要素最小投入与最大产出”的问题之上，尽管存在诸多不足，甚至严重缺陷［1］，但不可否认其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具有重大指导作用。但社会再生产环节不仅限于单纯的生产阶段，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同样值得深入研究。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至今日阴影不去，世界各国尽管想尽办法，但成果甚微，英国伦敦街头的骚乱和美国占领华尔街的呼声都在为政策的无能为力进行着注脚。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并没有消失，但经济却陷入了泥潭，这显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投入产出范式所无法做出的解释，如何让厂商、让生产具备起始动力，似乎才应成为问题的关键，但这一问题恰恰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

一、问题的提出

日常生活中常用“投资”一词来表示市场经济下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辞海》中关于投资的定义是“企业或个人以获得未来收益为目的，投放一定量的货币或实物，以经营某项事业的行为”［2］。

百度百科中的词典解释是：

1、把资金投入企业或基本建设。叶圣陶 《坝上一天》：“群众提出修建海流图水库的要求，不用国家投资，群众愿意集中人力物力来修建。”

2、投入企业或基本建设的资金，泛指为达一定目的而投入的钱财。 《论十大关系》二：“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3］

不难看出，日常生活中“投资”一词被广泛的用作了厂商或某一主体开始生产或项目运作之前的一个经济行为，即资金投入。没有这个经济行为，生产或企业运行就无法开始。这与会计学或财务管理学中的“投资”概念基本一致。

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却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经济学中的投资概念并不包括上述含义，比如萨缪尔森认为，投资总是实际的资本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具的生产，即只有当物质资本形成生产时才有投资。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其论断形成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或许可以解释其根由（社会意识由经济基础决定）。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厂商的生产起始动力，投资在这里表示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马克思用“预付资本”这一概念来表示生产的起始动力，“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启了政治经济学对生产研究的序幕，也给予了厂商生产最初的启动力。

今天面对全球经济挥之不去的金融危机，西方社会原本奉为经典的理论已很难解释。生产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最小投入最大产出的问题，不是通过产权明晰如何发挥市场效率问题，问题的关键成为了如何让生产开始启动，让静止的生产要素开始运动。鉴于此，本文希望在此方面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二、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是不是起始动力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普遍使用了投资概念，但这一概念基于的是社会有效需求扩大对均衡收入的提高，与微观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并无概念上的重合。在高鸿业《宏观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了这种差异，书中写道：“在西方国家，人们购买证券、土地和其他财产，都被说成投资，但在经济学中，这些都不能算是投资，而只是资产权的转移”。［4］那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投资又是何含义？书中继续写道：“经济学中所讲的投资，是指资本的形成，即社会实际资本的增加，包括厂房、设备和存货的增加，新住宅的建筑等。”［5］

梁小民在其《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中采用曼昆的定义，所做的叙述与前者一致，“资本存量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厂房，机器设备和其他耐用品以及居民用房。投资是用于增加或维持资本存量的支出。资本存量是存量，即在某一时点时的资本量的总和。投资是流量，即在某一时期内用于增加或维持资本存量的支出”。［6］

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投资与前文所讲的投资不论从含义和数量上都不是一回事。从含义上，两者角度截然不同，前者指的是目的在于形成社会资本而产生的社会需求，后者指的是厂商为了开始生产而投入的资金；从数量上，日常投资所指的资金投入既包括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部分，也包括不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部分，如为抵御风险的风险准备金或为增加自身信誉的闲置资金，并且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内容也并不全被日常投资所覆盖，原材料赊销和工资后付都不需要资金的投入，可见其在数量上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投资既可能小也可能大。在宏观经济学当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共同组成了社会总需求，通过扩大投资可以实现社会总需求的提高。在这里，投资是指购买和因此生产资本货物――不会被消耗掉而反倒是被使用在未来生产的物品。

由此可见，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尽管关注了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有效需求理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消除经济中抑制生产的因素，将经济领出衰退的泥潭，但其却是将重点放在了经济总量上，而对厂商的微观起始动力未加关注，这也正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长期受到诟病的原因――缺乏微观基础。微观基础的缺乏使得宏观政策的适用性不易明确，简单的套用（衰退就积极政策，繁荣就消极政策）常常事与愿违，不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常常发挥不了预期效果，经济现实与政策的适用基础常常并不相同，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已成为许许多多凯恩斯主义学者的努力方向。

三、政治经济学预付资本的内涵

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关注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政治经济学当中，预付资本是指资本家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生产剩余价值而预先垫付的资本。资本家把资本预付出去时，是为了要重新得到它，并且，还要带来比原预付资本更多的货币额，即剩余价值。这里资本预付成为生产开启之前的首要环节，只有进行了资本预付，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能按照生产的要求聚集在一起，预付为生产创造了条件，或者说是开启了生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它（货币资本）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社会总资本流通过程）的第一推动力”。［7］

同时，马克思对于他之所以选择“预付”这一概念也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在G―W―G’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作为卖者收入货币。他购买商品，把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通过出卖这同一商品，从流通中再取回货币。他拿出货币时，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货币只是被预付出去。”［8］

马克思同时指出了预付资本的本质功用，货币一旦被预付出去就具备了获取剩余价值的作用，他指出：“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9］

为什么预付资本会具有这样的功用，能够开启厂商生产，马克思同样给出了解释：“很清楚，假如G-W-G’这个流通过程只是兜个圈子，是同样大的货币价值相交换，比如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么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荒唐的、毫无内容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是无比地简单，无比地牢靠，他把100镑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的风险。”［10］马克思用短短几行字就道出了为什么市场经济社会会赋予预付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权利，因为它承担了“风险”，并且这种承担风险的能力被社会、被生产要素所有者所认可，劳动力“愿意”被它雇佣、甚至为它“预付”自己的劳动，地主愿意给它出租土地，机器所有者愿意给它赁出机器。这正如农耕社会时，劳动力“愿意”给地主“预付”劳动一样，因为地主的土地给了农民以信心，他可以“放心”的给地主干活，因此在农耕社会有了可以保证产量的土地也就有了生产。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市场经济下厂商生产的这一基本过程，资本预付是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四、宏观经济的关注要点：生产起始动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分析为我们思考现实经济问题确立了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银行和股市等大机器时代财富积累的产物在经济中影响日趋重要，特别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人类已经完全的进入了信用经济时代，货币彻底实现了纸币化和信用化过程，预付资本也由预付货币转变为了预付信用，取代重商主义者对黄金的信赖，市场信用的存在与缺失已成为了当今左右经济兴衰的关键。

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市场信心丧失殆尽，尽管各国政府多方弥合，但要素所有者不再相信谁能够承担风险。尽管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已实行两轮，国债上限一再放宽，但市场“预付”始终不能形成。机制上，一方面银行希望放贷，并且资金“充裕”，另一方面企业希望获取贷款，但银行并不认可其市场信用，货币市场表现为供需极度不平衡，因此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投机横行，并可能成为加速美国经济帝国倾倒的“游牧民族的铁骑”（谢国忠语）。谁能成为市场所认可的预付资本？中国以国家信用为依托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找到了这个市场认可的预付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但以外需为保证的实体经济衰退趋势明显，而市场信用并不认可消费内需，经济走向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则将筹码放在了金融市场上，结果事与愿违：2011年二季度美国GDP环比增长年率仅1.3%，低于市场预期的1.8%；7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滑，终值63.7，低于预期的64.0，也低于初值63.8；美国经济仍处于持续疲软状态［11］。

经济走向何去何从？2008年9月24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总理面对美国经济金融界知名人士，用斩钉截铁的声音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12］一语中的，宏观经济的关注要点应从生产要素转向生产起始动力，金融危机并没有消逝生产要素，社会匮乏的是信心，信用经济的今天黄金已经不能再给我们强有力的生产起始动力，我们凭借的又将是什么？马克思给了我们起始，未来则需要今天的理论经济学者特别深入的思索和研究。

【注 释】

［1］ 比如不断被诟病的“资本悖论”问题已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摆脱的阴影，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帕西内蒂.资本理论：悖论［D］.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97-339.

［2］ 辞海(199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P1694.

［3］ baike.省略/view/7581.htm.

［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P527.

［5］ 同上

［6］ 梁小民.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P263.

［7］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3.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0.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2.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9.

［11］ 广发证券.美国经济数据周报省略/commons/yjbgContent.jsp?docId=954191.2011年8月1日.

［12］ 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新华网news.省略/world/2008-09/30/content_10135445.htm.2008年9月30日.

【参考文献】

［1］ 姚宇.基于组织要素的新古典经济学资本悖论新解［C］.《资本论》研究（第七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安.2011.

［2］ 姚宇.资本、资金和市场信用概念辨析［J］.新西部，2009（10）.

［3］ 姚宇.虚拟资本下价值分配机理研究［J］.人文杂志，2010（3）.

［4］ 姚宇.生产要素关系的时代差异研究［J］.价值工程，2010（7）.

［5］ 姚宇.从要素制衡谈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J］.民办教育研究.2009（2）.

［6］ 姚宇.虚拟资本与美国金融危机关系研究［C］.《资本论》研究（第六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姚 宇（1977-）男，经济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

本文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本科生苏桢雅和赵佳欣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上接第57页）

4、积极引导教职工树立正确的公平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公平理论着眼于分配公平，即个人之间可见的报酬的数量和分配公平。在当前高校人事管理中，一方面要考虑程序公平。高校在制定分配政策时应尽可能地考虑决策过程公开化、民主化，遵循一致和无偏见的程序；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教职工树立正确的公平观。

综上所述，激励，着眼于激发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高校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要想达到科学管理，必须合理运用激励机制，使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发挥，达到人力资源的合理、充分的利用，从而促进学校管理绩效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王珊.论高校激励机制运行中的公平问题［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5.02.

［2］ 岳敏.高校人才激励机制的构建［J］.财经科学,2003.03.

［3］ 张克勇.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3.04.

［4］ 杨秋艳.论高校管理中的有效激励［J］.西北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5.01.

［5］ 殷进功,汪应洛.高校教师激励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4.02.

［6］ 刘广林.高校人力资源激励对策研究［J］.高等农业教育,2006(06).

［7］ 王勇明.中国高校教师激励机制实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07.

篇10

【关键词】企业；规模扩张；规模经济

关于企业层次的规模经济，目前广为流行的理论观点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规模经济概念，另一种是交易费用理论所讲的企业规模边界概念。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有欠缺之处：前者太过狭窄了，因为它仅局限于技术经济意义上认识规模经济；后者却又太笼统了，因为以交易费用这样一个外延如此宽广的概念去界定所谓的企业规模边界，无论如何都是太过宽泛了。本文考察了理论经济学对企业规模经济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规模经济的概念，提出了企业规模经济的四种形态。

1 技术经济意义的企业规模经济形态

企业何以扩张规模，从而实现企业组织的大型化？首先来考察传统经济学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的。谈到传统经济学对企业规模问题的论述，就不能不提到A.马歇尔。马歇尔把分工及生产专业化与规模经济联系起来。仅就这一点而论，已是一个理论创见，因为企业组织之间的分工（所谓行业内分工）确实是研究企业规模扩张的一个视角，而这一点在马歇尔之前一直未受到其他经济学家们的充分重视。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提出了大规模生产的好处，他说：“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利益，是技术的经济、机械的经济和原料的经济，但最后一项与其他两项相比，正在迅速失去重要性”。换言之，经济规模主要是生产规模，核心内容是技术设备的经济规模。这一思想，后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谈论规模经济理论的主要依据。依此，马歇尔把规模经济归结为两类，即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他写道：“我们可把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我们可称前者为外在经济，后者为内在经济。”显然，马歇尔是从企业的角度来划分规模经济的种类的，所谓“外在”和“内在”都是相对于企业而言的。

马歇尔关于规模经济的论述，在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者那里被高度简略化了。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所讲的经济规模，专指单一生产单位（企业、工厂或车间）的单纯技术经济意义的的规模：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规模经济，只涉及到马歇尔所讲的内在经济，而且还只是一种特定意义的内在经济，即一种与生产设备之技术不可分性相关联的内在经济。

2 空间意义上的规模经济形态

仔细阅读《经济学原理》一书便能发现，其实马歇尔已经隐然触及到企业聚集规模现象了。他曾说，一些专业化生产的工业总是集中在某一局部空间上（他称之为“地方性工业”）。但问题在于，马歇尔只是将这种现象与行业生产特点联系在一起，而没有从空间意义上去认识这种现象；他试图用外在经济这个概念去解释这种现象，而问题恰恰就出在他的外在经济概念上。

聚集规模经济的存在对单个企业的规模扩张的作用是双重性质的：一方面，当聚集经济表现为正的外在经济时，由于众多企业彼此都享受着外在经济的好处，亦即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是较低的，此时单个企业并不存在规模扩张的客观需要；二是，产生了组织分化的倾向，即把企业组织内部的某些职能分化出去，通过外部市场交易来完成。

3 企业多元化经营与范围经济

与外在规模经济概念相关联的，除了上述的聚集经济这一形态之外，还包含着另一种形态的规模经济，这就是建立在多样化经营基础上的规模经济，我们称之为范围经济。

按照古典分工理论，分工导致了生产的专业化并伴随着技术进步，因而往往意味着专业化的大规模生产。可是，当某些产业的进入门槛不高并且不存在自然或人为垄断时，专业化的大规模生产便往往会导致产业内的过度竞争。此时，企业生产所面临的最大制约就是市场容量不足，生产极易出现过剩。

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产业内的激烈竞争对企业形成一种强大的外在压力，迫使企业千方百计地去寻求新产品、新的花色品种、新的使用功能、新的制造工艺，总之追求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能力上的优势。这是因为，一旦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成功，至少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成熟期之前，往往意味着企业实际上处于市场寡占地位，因而可获取可观的超额利润，可以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4 与资产专用性相关的企业规模经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