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概念解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概念解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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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帕斯卡概率解释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论概率》一书,对帕斯卡概率进行了逻辑解释,把概率理论与归纳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第一个概率逻辑系统,这标志着现代归纳逻辑的产生。凯恩斯概率方法论的出发点是:即使证据e(几千只乌鸦已被观察过,并且它们都是黑的)不能衍推假说h(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或者预测d(下一只被观察到的乌鸦是黑的),但是由于e肯定为这些结论提供了一些支持,即e部分地衍推h或d。因此,在凯恩斯看来,概率是部分衍推的程度,而且是两命题或命题集合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后来,凯恩斯又作出了这样的假定:如果h以α的程度部分地衍推a,那么给定h,以α的程度相信a是合理的。因此,概率关系就是关于合理信念的程度。凯恩斯关于部分衍推的程度和合理信念的程度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一致的。凯恩斯试图使用无差别原则来解决逻辑概率的测度和比较问题,并认为无差别原则是唯一可接受的度量概率的方法。凯恩斯的做法对后来逻辑贝叶斯派的代表人物产生了很大影响,卡尔纳普、欣迪卡等人在确定初始概率值时都使用了无差别原则。

拉姆齐和德?芬内蒂大约在同一时期(20世纪20年代中期)独立地发现了概率的主观理论。他们彼此独立地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相同思想的研究成果,尽管他们对主观解释的论述在细节和总的方法上是不同的。拉姆齐和德?芬内蒂认为,概率的主观解释放弃了逻辑解释中导致一致的理性假定[1]。在他们看来,不同的个体,尽管都是十分理性的并且具有同样的证据e,但是可能对h具有不同的信念度。因此,概率被定义为特定个体的信念度,具有同样证据的不同个体被允许对同一假说赋予不同的概率。他们认为,虽然人们的主观信念是无法直接测量的,但人们的客观行为却是可测量的[2]。由于人们的客观行为正是由人们的主观信念导致的,因而可以通过测量人们的行为间接地测量人们的信念,一个适合测量目标的行为是打赌。如拉姆齐所说的:“测度一个人的信念的传统方法是提议打赌,看他愿意接受的赌注与付款的最低差额是什么。我看这个方法是基本上正确的”[3]。德?芬内蒂也提出用打赌的方法来测量信念度,他说:“一个人给予特定事件的似然性程度是由他倾向于为那个事件打赌的条件所揭示的。”[4]概率的频率解释在19世纪中期由剑桥学派的埃利斯和约翰?文恩最先发展,在1922年~1936年,频率解释由冯?米瑟斯和莱欣巴哈进一步发展。冯?米瑟斯把概率定义为:在事件的无穷序列中,某一事件或某一属性出现的相对频率的极限。但是,应采用什么方法来确定极限频率呢?由于关于事件特征的极限频率是无法观察到

的,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无穷序列中非常有限的一段,因此,冯?米瑟斯根据统计频率稳定性定律得出收敛公理:令A是聚合C的任一属性,那么存在Limn∞m(A)/n.冯?米瑟斯把A在C中的概率[Pr(A│C)]定义为Limn∞m(A)/n,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n,相对频率Fn(A,C)可能具有不同的值。但随n趋于无穷大,相对频率Fn(A,C)趋于p,那么,就说p是相对频率Fn(A,C)的极限,记作Limn∞m(A)/n=p.这就是着名的概率极限频率定义。莱欣巴哈则主张通过渐近认定的简单枚举法来确定极限频率即基本概率。他认为,使用渐近认定的简单枚举法是合理的,因为如果极限频率不存在,那么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找到概率;如果极限频率存在,那么用这种方法一定能找到概率[5]。莱欣巴哈后来发现,能够借助于观察频率而不断接近极限频率的方法并非只有简单枚举法,而是有无数种。他把这一大类推论方法统称为“渐近规则”。概率的性向解释是波普尔在其论文《概率演算与量子论的性向解释》中提出来的,波普尔关于提出概率性向解释的建议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科学哲学家的支持。波普尔认为“性向”这个术语指的是某种类型的习性解释,简单地说,经验世界中的概率本身就是事件的一种性质、趋势或物理性向。目前,性向解释被人们主要发展为两种类型:长趋势性向解释和单个事例性向解释。长趋势性向解释把性向与具有独立结果的可重复条件相联系,并且在关于这些条件的重复的长序列中,性向被看作是产生近似地等于概率的频率性向。这种性向解释主要由吉利斯发展。单个事例性向解释把性向看作是在一个具体场合中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性向。波普尔最初的性向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既是长趋势的又是单个事例的。他对性向的刻画符合长趋势性向,然而,他希望这些性向也适用于单个事例。这种立场陷入了与参照类问题相联系的困难,因而人们趋向于把波普尔的解释分为两部分,从而产生两种不同类型的性向解释。

在主观解释中,用打赌的方法去测量个体的信念度时只涉及两个主体,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有很多主体参与打赌,为此,吉利斯尝试发展了一种关于把主观解释从个体扩展到社会群体的主体交互解释。在吉利斯看来,主体交互解释是关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信念度,而不是关于一个特定个体的信念度。吉利斯认为,一个社会群体形成主体交互概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共同的旨趣(Com-monInterest);二是保持信息流的传递(FlowofInfor-mation)[6]。这两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具有共同旨趣的群体内,各个不同的主体才会具有利害相关关系,所以,为了保护群体的共同利益,这样的群体应该建立交流并进行信息流的传递,使得通过讨论他们能够形成一致意见或主体交互概率。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整个群体才能保护自己不输给狡猾的对手。

二、帕斯卡概率解释的恰当性分析

在逻辑解释中,为了获得数字概率,不得不判断许多事件是等可能的,因而需要使用无差别原则。但无差别原则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纵容主观随意性。由于无差别原则是基于“不充分”理由的,而完全无知是不充分理由的典型情形,因此,对两个事件相等的无知可以成为赋予它们相等概率的依据。使用这样的无差别原则容易导致荒谬的结论,如关于书的悖论、酒—水悖论以及几何学概率的悖论,虽然对于这样的悖论有独特的解决方法,但是没有任何普遍的方法把它们消除掉。任何使用无差别原则的人从来都不能肯定它是否或什么时候将出现矛盾。因此,不能为无差别原则导致的悖论提供一种满意的解决方法致使需要一种新的概率解释,于是主观解释出现了。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主观解释是比较适用的,它极大地拓宽了概率论的应用范围,使人们的意见、判断、评价、信念等主观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信念度来测量。但是,由于主观解释允许具有同样证据的不同主体对同一假说合理地赋予不同的概率,从而使得人们在确定初始概率或先验概率上具有相当大的主观任意性。主观标准的随意性遭受了许多批评,对于这一困难,德?芬内蒂提出了着名的“意见收敛定理”,并引入可换事件加以保证。但由于可换事件和意见收敛定理对于典型的科学验证和可控实验是不适用的,这就使得人们用主观概率来表达客观概率的期望成为泡影。

然而,主观信念度可以根据经验证据不断地加以修正。根据经验证据不断修正主观信念度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思想,其关键在于:通过把个体信念度与个体赌商联系起来———个体信念度可以用个体赌商来表达,满足概率公理的赌商也满足贝叶斯定理,根据新的经验证据,贝叶斯定理能够被 使用来更改概率的初始判断。主观主义者还将从经验中学习这一思想作为对休谟问题的一种回避。可见,从经验中学习是主观解释的恰当性方面。但是,贝叶斯定理也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贝叶斯主义者,比方说B先生,可能会采用一个相当有限的假设集合去完成他的贝叶斯条件化,但是,如果他的集合排除了真实的假设,那么他的贝叶斯学习策略可能从来没有让他准确地领会真实的情形是什么。另一方面,如果B先生假定他自己准备考虑一个更广泛且全面的假设集合,那么这个集合肯定包括来自混沌理论的假设。因此,他采用的任何学习策略都成为一种对先验概率适当选择的贝叶斯策略,从而使整个方法变得空无内容。贝叶斯主义的这些困难确实表明了可能需要客观概率和可能存在一种基于检验的统计学方法论。尽管频率主义者强调的是概率的客观性,并且将概率与科学实验相联系,断定客观世界存在概率性和统计规律,然而,频率解释在面对科学理论验证的过程中遇到了以下困难:第一,如何给只出现一次的事件指派概率?由于单个事件是指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重复性,因而也没有频率,从而概率的频率解释就无法给此类现象例指派概率值。第二,“频率极限与任何观察频率都是逻辑相容的,这使得,一个关于概率值的预言既不能被观察经验证实,也不能被观察经验证伪。”[7]由于频率主义者有一个基本论点,即一个命题有意义当且仅当该命题原则上能被经验加以检验,因而频率解释关于基本概率的命题是无意义的,亦即概率的极限频率定义是不成功的。第三,概率的极限频率定义使得概率只适用于事件的无穷序列,而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永远都无法达到事件的无穷序列。由于频率解释存在上述困难,因而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供选方案———即另一种客观概率解释(性向解释)。波普尔发展性向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引入客观单一概率,然而波普尔的性向解释并没有解决为单个事件引入客观概率的问题。因此,性向解释的出现面临着单个事件是否有客观概率的挑战,由此发展了单个事例性向解释和长趋势性向解释。单个事例性向解释认为性向是在一个具体场合中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性向。米勒把性向归因于“当时……全域的整个情况”[8],但因为这种情况具有唯一与不可重复的特性,所以要理解这样的性向指派如何被检验是很困难的;费特塞把性向归于相关条件完全集,然而为了检验一个被推测的性向值,就必须对全部相关的条件序列作出推测,而这种必要的推测往往是难以表述和难以检验的。因此,单个事例性向解释致使相应的性向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正因如此,单个事例性向解释无法对出现在自然科学中的客观概率进行恰当的分析。

不可否认的是,吉利斯、豪森和乌尔巴奇等人支持的长趋势性向解释消除了关于无限聚合的所有问题,并且为概率陈述引入了一个可证伪规则(FRPS),这个规则对概率与十分适合标准统计实践的频率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种解释:虽然概率陈述是不可证伪的,但它们仍然可以被用作可证伪的陈述。借助于FRPS,可以从概率假设推导出关于频率的结果,并且可以从概率的公理推导出冯?米瑟斯提及的两个经验定律。根据波普尔的观点,可证伪规则是某种不得不始终如一地被应用的东西,无论概率假设什么时候与频率数据作比较。因此,概率陈述可证伪规则不是需要一种特定应用的具体假定,而是需要所有应用的普遍假定。此外,长趋势性向解释通过把概率与可重复条件而不是聚合联结起来,容许演算的更广泛应用;并且长趋势性向解释更符合科尔莫哥洛夫公理和对概率使用测度理论的现代数学方法,因为它容许概率作为一种未被定义的概念被引入。因此,吉利斯的长趋势性向解释能够被用来为出现在自然科学中的概率提供一种解释。

一方面,由于主体交互解释是把荷兰赌论证从个体向群体扩展的结果,因而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主观解释的发展,而与主观解释并不矛盾。另一方面,由于主体交互概率是关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信念度,与主观主义学派可以自由、任意地选择信念度相比,主体交互解释更为强调的是一个社会群体所形成的一致的或共同的信念度。因此,吉利斯根据某个群体的实际情况,亦即根据某个群体在对某个事件上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来确定这个群体的主体交互概率,从而使主体交互概率向更为客观的方向移动。但是,主体交互解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如它只适用于具有共同旨趣的社会群体,而对缺乏共同旨趣的群体没有有效性;主体交互概率概念对宗教流派、政治党派等社会群体来说是合适的概念,但他们通常没有包含全体人类。

三、帕斯卡概率解释的可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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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官（法官、检察官）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首先要找寻可适用的法律规范。情形大致有三种：一是有可适用之法律规范，如某人故意杀人可适用刑法第232条规定；二是没有可适用之规范，这在学理上称为有法律漏洞。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由此可见，对刑法领域的法律漏洞进行价值补充是立法者的任务使然，从事司法实务的司法官必须恪守，对法律漏洞无权进行有法律效果意义上的价值补充；三是法律虽有规定，但抽象不具体，如刑法中的“情节严重”，“其他行为”等，此为法律上之不确定概念，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加以具体化。第一、第二种情形的法律适用自无疑义，司法官只需严格执行法律，正确运用逻辑推论的方法，就可以使法律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唯第三种情形在法律适用的认识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有同志认为司法官对不确定概念的解释活动仅仅存在私法领域，这既因私法偏好注解的传统，又有私法任意性法规居多的缘故。而刑法作为强制法，贯彻“罪刑法定”的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为罪，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处罚。所谓“明文”是指明确的规定，如果规定得含糊不清，自然就不属于“明文”的范畴，明确性是罪刑法定的派生原则， 这与不确定概念是相互矛盾的。例如新刑法取消类推制度就是罪刑法定原则排斥模糊、不确定的体现。此时解决不确定概念法律适用的途径是立法者将不确定概念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具体化、明确化。司法官在此基础上依概念法学的理解，通过逻辑三段论的形式得出判决结论。简言之，此种情形下对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由立法者进行，与司法官无关。

我认为这种理解有失偏颇：第一、此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将法律漏洞等同于不确定概念，认为只要法律规定得不明确就是没有规定。这显然属于“法典万能主义”的表现，在注重法律稳定性的同时，忽视了法律的灵活性，有放纵犯罪之虞。试举例加以说明，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以其他危险方法破坏……”，其中“以其他危险方法”是不确定概念，它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其他危险方法外延的扩张范围。后来北京发生一起在公共场所开车撞死19人的惨案，其行为已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但是不属于立法所列举的放火等四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如果依第一种意见，其他危险方法规定得不明确则等同于没有规定，司法官不得解释法律，那么罪犯将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放纵了犯罪，且“其他危险方法”的立法规定也必将落空。实践中司法官并没有机械地理解法律，而是运用法解释的方法，将行为人的行为解释为其他危险方法，有效地惩罚了犯罪。在刑法实务的历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笔。第二、司法官在刑法领域对不确定概念的法解释活动普遍存在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是法律适用的基本方法，并不为哪一国所独创。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社会现象层出不穷的情形下，法律适用面临着越来越艰巨的任务，法律往往要在稳定性和灵活性的两极平衡中寻找支点，无庸置疑法律解释将是这一过程的最佳方法之一，因此王泽鉴先生说，法律之解释乃成为法律适用之基本问题。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第三、不确定概念是“明文”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其他方法”这一不确定概念便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只不过这一规定不确定而已。我们和第一种意见的主要分歧即在于对“明文”的理解上，法律有规定与法律规定得不明确之间应有清楚的界限。那种不明确而无效的理论显然是将明确性绝对化了。我们认为刑法规范为适应社会生活，设置一些概括性的规定，采取必要的立法技术，强化刑法的超时性，不应认为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不仅反映了立法者的立法前瞻性，而且也是立法者客观评判某一行为的态度。第四、我们认为，类推制度是以法无明文规定为前提的，如果说法律有明文规定，尽管是一种概括性的规定，也不得视为类推。（1）所以我们说，类推制度的取消和罪刑法定原则是相统一的，和不确定概念的存在并不矛盾。

二、刑法不确定概念的生成

刑法规范的用语应力求明白晓畅，简洁圆满。法律惩诫什么，指引什么，教育什么都要尽可能确定或可以预知，这一方面利于清楚表达立法者的本意，又利于刑法法律的规范功能，因此刑法规范的用语比一般日常生活的用语来得精确简洁。尽管如此，刑法法律规范中的不确定概念仍比比皆是，如刑法上的故意、过失、共同、显著轻微、特别恶劣等等，但其中一部分概念已形成约定俗成，有了较为明确的内涵界定，如刑法上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已的行为可能会造成危害社会的后果却希望或放任这种后果产生的心理态度，不同于一般生活中的故意；共同是指二人以上等。其外延可根据内涵加以判定，此种不确定概念实际上已经确定化了，在法律适用中自不发生问题。另一种类型的法律概念内涵是不确定的，外延是开放的，如显著轻微、特别严重、必要限度，在具体法律适用中有疑义。它只是为司法官指出一个方向，要他朝这个方向去进行适用，至于在这个方向上司法官到底走多远，怎么走，由司法官判断，不可能通过可能的文义划定外延。尽管如此，不确定概念在刑法这一以规范严格著称的法律之中仍占有不小的比例，究其原因，应有以下几方面：

1、语言文字的多义性和复数解释的可能

中国的语言文字博大精深，意蕴厚实，一个词语往往可以表达多个事物和意义，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于不同的语境，词语的含义也就不同。因此对词语的复数解释成为可能。但有不少的日常用语一旦成为法律上的用语，即有特殊意义，如“善意”，本义有友好的意思，但在法律上指“不知情”：“危险负担”在法律上则指价金损失等。因此从法律规范的语言学角度来考量，不确定概念在刑法中的生成是文字的痼疾所在，是与生俱来的。正如学者威利姆斯所说，此非立法者的疏忽，而系任何语言所难免。（2）但这并不表明举凡不确定概念都需要解释，有些已形成约定俗成的法律用语则不需要解释，如上文所述的故意、过失等。诸如此类的许多不确定概念在司法官看来是“明确的法律”。也许对一般民众而言，随着刑法规定得越具专业和技术，越显浩如烟海，他们有时同样需要具体的法律知识来预测自已行为的后果。所以法律的确定性并不是指一目了然或是任何主体都可以对文义的复数解释进行选择，因为一旦如是，规则将丧失其权威性意义，规则不成其为规则。哈特教授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表述得非常精彩。他指出，任何构成规则的日常用语都有“意思中心”，也有“开放结构”。（3）“意思中心”是指语言的外延涵盖具有明确的中心区域，在此中心区域，人们不会就某物是否为一词所指之物产生争论。例如汽车、电车、火车属于高速运输工具一类，这是十分容易确定的。“开放结构”是指语言的外延涵盖具有不肯定的边缘区域。如助力车、电动自行车，是否属高速运输工具一类则容易发生争论。当存在“开放结构”时，仍会争论语言的意见、内容或范围。通过观察，不难发现哈特所称的“意思中心”和“开放结构”实际上类同于前文述称的内涵和外延。当不确定概念内涵确定，外延具体时，不生法解释的问题。只有当不确定概念内涵不确定，外延开放时，始生法解释的问题。

2、刑法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需要

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是每部法律的永恒追求，刑法自不例外。这是因为刑法有指引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功能，它以大量的义务性规范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试想若刑法欠缺稳定性，经常发生变动，则起不到规范和指引人们行为的功能，人们在刑法面前会无所适从，无法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同样若刑法欠缺可预测性，势必会不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立法者不断地修改法律以满足发展的形势，从而破坏了法律的稳定性。因此可以说法律的稳定和可预测性是统一的。虽然说相对于社会形势而言，法律是永远滞后的，但立法者总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寻求法律的稳定和可预测性。如刑法第1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其第1款第3项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则条文就是以不确定概念的形式力图涵盖所有如第2、3项的情形，增强立法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诸如此类的立法技术在刑法中俯拾皆是，另如第123条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第182条第1款的第3项，第236条第1款规定的“其他手段”等等。这些法律条文的用语在概念上是模糊不清的，外延是开放的，它并没有清晰地告诉司法官应当如何具体适用，需要司法官进行法律解释。如哪些手段属于“其他手段”，什么才称得上是“严重后果”，怎样界定后果严重与否的界限。实际上立法如此规定是有其目的的，一方面立法语言不可能列举所有的法律现象，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法律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而进行的技术性处理。因此可以认为不确定概念生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维护立法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同时又不失灵活性。

三、对刑法不确定概念的法学社会学解释

前文已述对刑法不确定概念的解释不仅仅是立法者的任务使然，也是司法官进行法律适用的方法之一。所谓社会学解释是指将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法律解释，着重于社会效果预测和目的衡量，在法律条文可能文义范围内阐释法律规范意义内容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社会学解释方法之运用须以文义解释为基础，在文义解释有复数解释可能性时，方得进行社会学解释。

法学解释的方法有很多，诸如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比较解释、合宪解释、目的解释等，社会学解释只是其中之一。本文选择对刑法不确定概念的社会学解释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学解释方法侧重于以法律以外的社会、经济、政治、道德等因素来解释法律。而刑法系规定人们共同生活条件之法规，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与社会、经济、政治、道德等因素密切相关；二是社会学解释方法和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属于法外解释，后者系法内解释。社会学解释方法的导入使法学解释学呈现出新的契机，法解释的方法不致因之而穷尽。（4）

对刑法不确定概念的社会学解释前提是司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所操作的法律在文义上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其具体步骤有：（1）、对每一种解释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作出预测。如刑法第225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就有若干种解释的可能，因为刑法条文没有明确说明“严重”的界限，以买卖书号为例，其属于第225条禁止买卖的物品，但究竟以何种程度为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司法官需要加以解释。文学爱好者因为虚荣而购买书号与个体户买卖书号出版色情图书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自不可等量齐观。（2）、确定刑法规范的社会目的，并以此来衡量各种解释所生之社会效果，若预测之社会效果符合刑法规范体现的正义要求，则不当罚，反之，则当罚。仍以买卖书号为例，若出版物严重扭屈历史，损害民族团结，或是宣扬封建迷信、色情淫秽的内容，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自属情节严重的范畴。再如“入户盗窃”中的“户”，有论者从文义解释、法意解释的角度出发将“户”解释为包括人家、畜禽舍等场所，值得探讨。如将某些偏离私宅的狗舍也称为“户”，显然不符合人们共同生活的观念。

刑法不确定概念条款的社会学解释是一个尤其复杂的过程，司法官在进行解释时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1、以罪刑法定原则限制刑法的社会学解释

对刑法进行解释是不言而喻的，在刑法理论上有严格解释和自由解释之争，前者为刑事古典学派主张，倡导理性万能。后者则直面充满矛盾的现实世界，不再迷信理性的力量，认为应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过于极端，刑法的社会学解释应有一定的限度，这个度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如何以罪刑法定原则限制刑法的解释？有学者提出自律原则和可预测原则，我认为可资借鉴。自律原则要求对刑法的解释必须是刑法规定可能涵盖的，反对法官立法；可预测原则要求解释结论对于一般国民根据一般语言习惯都有可能预料到的结论。（5）在这里论者之所以强调“一般国民”和“一般语言习惯”实际上都是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观念出发，任何超越此两项原则的解释就是越权解释，就不符合刑事法律的立法目的。

1、不能以司法官的主观臆断代替社会生活的共同观念

司法官就不确定概念进行社会学解释时，必须依据现存社会可认知的经济、政治、价值、伦理道德及公平正义观念，不应依个人主观感情加以判断。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即视为社会生活的共同观念或是所谓的“立法者原意”。如把狗舍归入“户”的范畴，就是典型的主观臆断。一般民众很难在狗舍与户之间划上等号。结合刑法第263条抢劫罪第1款第1项规定的“入户抢劫”来看，其作为抢劫罪的加重情形，旨在表明因为入户可能会危及自然人的人身安全，给社会造成更为恶劣的后果。有理由认为在同一部法律中可以对此两处“入户”作同一理解，显然后者并不包含有狗舍等情形。尽管此处笔者运用的是体系解释方法，但同时印证了对“户”所作的正确的社会学解释方法。

2、司法官于社会学解释时应注意社会一般观念及伦理标准的变迁

不确定概念在刑法规范中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使司法官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伦理道德观念之变迁而适用法律，以实践其规范作用。因此当社会的一般观念和伦理道德发生变更以后，司法官不可墨守成规，仍依变更后的社会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来解释现时的法律现象。如在计划经济时代，贩买贩卖行为被斥之为投机倒把；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年青人的出格举动，有人认为是耍流氓等等，不一而足。社会观念的变迁必然带来对刑法规范中不确定概念解释的变化。某一种行为在以前看来可能属于“情节显著轻微”，而在现在则是“情节严重”。此处所谓社会一般观念非指社会应有之观念，而是指时下已存在、流行，或发展、形成中的一般观念。司法官有义务加以吸收，并运用到现时的法律解释活动中去。

（3）、司法官在运用社会学解释方法适用法律时有义务说明详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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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的“合法性”问题，柯亨便开始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柯亨采用了功能的解释方法使得它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取得了不错的结果。而这种功能解释的方法能够发挥效用是因为柯亨自己重新地定义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定义。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本质上是对哲学框架进行了重新的构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上，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可以更加地清晰。

【关键词】

柯亨；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解释；理论重建

柯亨是英国的著名的政治理论学家。他的作品最主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内容的。柯亨想要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他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简单讲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对其原理并没有深入的讲述。可是因为马克思在构建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很好地解释了他自己所采用的解释方法，使得有人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造成误解和扭曲，这些误解并没有能够正确地体现马克思的思想，而且有些已经完全与马克思的思想相违背了。所以柯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方面进行探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使得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可以得到化解。

1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含义

1.1 正确理解生产力的含义

首先，柯亨从历史的角度来重新解释生产力的概念。他提出，生产力的概念是来自马克思作品中词语的译文，而人们对译文已经深深接受甚至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可是柯亨同时指出，使用生产力这个词是没办法真正体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的。他认为生产能力能够更好地体现马克思的思想。虽然柯亨觉得生产能力这个词译得更加地确切，可是他同时也觉得生产力这个词的译文是依据马克思的作品语境来使用的，所以不可以把马克思作品中的所有的“Produktivkr powers”都译为生产能力。其次，柯亨认为生产力指人们运用一定的生产工具，使用原料，通过自身的智力和体力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东西。也就是说，柯亨认为那些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发挥物质性作用的东西是不能看做生产力。所以可以从中看出，柯亨的生产力是除去了社会特性的部分，让生产力变为纯粹的物质性的东西。

1.2 正确理解生产关系的含义

柯亨对生产关系的组成和组成部件之间的联系进行重新的界定，从而阐明和澄清了生产关系的含义。他认为生产关系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也就是人和生产力。生产关系通过这两个部分来相互联接。要知道，如果只有一种生产关系，那么这个生产关系就只可以联接至少一个人和最多一个生产力。柯亨指出，对生产关系的重新说明是为了剔除法律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的定义。

1.3 正确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和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不一样，柯亨将经济基础界定为是生产关系的加总。他强调，马克思中的经济基础是没有包含生产力的。对上层建筑这个概念的澄清，柯亨并没有做太多的解释，他只是指出，上层建筑是由一组非经济的制度组合而成的，也就是法律这方面。那么，可以看出，柯亨是将艺术、道德等这些内容从上层建筑中剔除出去，这样的话就大大地缩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范畴。

2 功能解释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

柯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域澄清是为了建立以功能解释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使过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权威地位可以重新得到确立。这里讲的功能解释是指由解释它东西的作用来决定呗解释东西的特征。柯亨之所以在功能解释的基础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他要牢牢抓住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重要联系，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部分，保持这两部分的协调一致，从而保持了联系的稳定。柯亨指出马克思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地使用了解释性的说明方法，通过对马克思使用的这些说明方法的深入分析与探究，柯亨猜测马克思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构建时所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把要解释的东西分成两部分，然后用后者来解释前者。可是，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马克思是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对这种方法的结构进行一定的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影响机制，导致人们会对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产生误解与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会出现不同的解读方法，在柯亨看来，这些种种的解读方法都没办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冲突做出一定的确切的阐明。他强调，功能解释在研究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柯亨的功能解释主要是以解释为基础，规定了被解释东西在解释中的排位顺序，从而保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影响机制可以更加地明确。在这样的前提下，柯亨通过对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把人类历史的进程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阶段是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时代。柯亨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中，阶级社会必然包括了生产性和不是生产性这两大部分，而所谓生产性就是能够生产处超越自身价值的使用价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剩余价值，从而来支持不是生产性集团的生存和发展。在较前的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仍然处在不是很高的水平下，而这种水平仅仅只能够维持人们的生存，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所谓的剩余产品可言的。而在较后阶级社会中，出现了可以支持不是生产性集团的剩余价值，这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这些剩余产品还是不够用来进行资本的积累的。在第三阶段，也就是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阶段中，小农经济逐渐瓦解，出现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接下来的第四阶段就是后阶级社会，在这个阶段中不存在原始性，同时存在大量的剩余产品，人们的生产活动不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了，而是可以将自己的剩余精力与时间投入到生产财富的活动上去。

3 结语

到如今，柯亨已经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建，他通过使用功能解释的这个方法来清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矛盾与冲突。要知道，柯亨的功能解释方法可以发挥效用是因为他在此之前就对基本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可以看出，柯亨的这种重建实际上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范围的新的界定，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变得更加清晰。

【参考文献】

[1]王晶.范畴框架的改变：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01）

[2]曹玉涛.略论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J].哲学研究，2010（06）

[3]孟庆龙.柯亨社会的“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区分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J].社会科学辑刊，2011（01）

篇4

[关键词]埃尔斯特;马克思;辩证演绎;功能解释;历史目的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2 ― 0005 ― 04

在《理解马克思》一书中，乔恩・埃尔斯特致力于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重释与重建，以期为马克思的理论构建微观的基础。他这样做是缘于对方法论集体主义解释框架的不满，“方法论集体主义认为在解释的次序中超个人的实体优先于个人，解释首先从这些大的实体的发展和自律的规律开始，个人行动的解释则源于这种集合的实体。”〔1〕6他认为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原则与黑格尔启示的辩证演绎和功能解释的方法密切相关，马克思在阐释社会历史理论时就运用了辩证演绎和功能解释的方法，这致使马克思的历史观带有历史目的论的倾向。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埃尔斯特的这一诘难予以回应，这对于澄清马克思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澄清马克思所持的历史观，尤其是避免唯物史观被不当误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辩证演绎的方法：目的论诘难的第一个角度及其分析

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目的论诘难的第一个理由是他认为马克思运用了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演绎方法。他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种世俗的神学目的论体系，它借助于辩证演绎的方法，完成了绝对精神从外化到复归的“概念自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行动不过是实现“理性狡计”的工具，历史发展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目的。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延用了黑格尔辩证演绎的方法，而这种方法的背后就预设了历史有一个目的的观点，因此在他看来“马克思对于历史有一种相当一贯的目的论态度”，这种目的论态度“偶尔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受到强烈拒斥之后，又出现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著作中。”〔1〕109

首先，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否运用了辩证演绎的方法以及是否存在由此而产生的目的论倾向予以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了批判，“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因此，全部外化的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2〕98-99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演绎方法的抽象性、思辨性及其唯心实质，但与此同时他接受了辩证法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在对黑格尔“异化”和“劳动”概念改造的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以及这种异化扬弃的辩证法，赋予了辩证法以唯物的内容。但在如何克服和扬弃“异化劳动”的问题上，此时的马克思更多的是围绕“类本质”、“人性”和“人的本质”来讲的，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2〕81从中可以看到在唯物史观发现之前，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异化劳动扬弃的探讨并不是建立在实证和经验科学的基础之上，而更多的是表达了一个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道德的“应然”，在他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的推演中依然存在着黑格式的辩证演绎的影子，在这种推演中历史的发展暗藏着一个“人性回归”的必然目的，对此埃尔斯特评价道：“马克思最明确的目的论陈述存在一个假定的前提，即类利益是不可抗拒的。对马克思来说人性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或理性――这个超个人的实体的全面发展才是历史发展的目的，即使它不具有一个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有目的的活动者的性质。”〔1〕116尽管埃尔斯特将浸润着人本主义的人性与唯心主义的精神或理性等量齐观有失偏颇，但他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辩证演绎叙述方式中隐含的目的论观点的揭示和判断无疑是有道理的。确实，此时的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辩证演绎方法的唯心色彩和抽象思辨进行了批判，但还远未将暗含其中的历史目的论从辩证法中剔除出去，事实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自觉地从目的论的角度对黑格尔辩证演绎的方法进行了彻底地批判。

此外，埃尔斯特还认为马克思在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重读了黑格尔的著作，这对马克思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部分章节有着明显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是：马克思“相信经济学范畴彼此可以以一种使人联想起黑格尔在本体论中所运用过的方式相演绎。”〔1〕38埃尔斯特对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进行的从商品-货币-资本-资本积累的概念推演大惑不解，在他看来马克思这里再次借助了黑格尔的辩证演绎才推演出“《资本论》的逻辑”。他认为马克思的这种概念变戏法“不是对过程原因的解释，只是对各个相继阶段的一种想象地再述，”〔1〕38这样一种脱离人的行动的概念推演将历史演变为无主体的目的进程。因此，他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至60年代的著作中依然保留了历史目的论的观点。首先，上述概念的推演在马克思那里并非像埃尔斯特所理解的那样是“概念的自决”，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对蒲鲁东颠倒经济范畴和现实的经济关系，并把现实关系看作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他深刻地指出了这种方法的唯心实质和形而上学性，他说：“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纯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仅仅由于辩证运动的作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3〕141马克思后来在对“拜物教”的批判中也指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做拜物教。”〔4〕89-90可见这些经济范畴和概念所表现出来的物的属性和它们之间内在逻辑关联是以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是人们现实的社会生产使它们获得了相应的经济性质和关系。因此，埃尔斯特显然把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简单化了，马克思并不是对经济范畴进行孤立的、抽象的推演，他采用的并不是埃尔斯特所言的黑格尔辩证演绎的方法。其实，关于这一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已经言明，这种方法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历史的方法，即从具体到抽象，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事实中抽象和概括出概念。一种是逻辑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抽象概念的内在结构和关联出发，对混沌的历史表象加以整合形成思维上的、具体的整体，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5〕19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方法只是对表面事实的一种概括，逻辑的方法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只有后者才可以透过历史的各种偶然性，从中展示出历史的内在规律来。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不是在形式上将经济学范畴与历史的顺序一一对应，而是强调经济范畴之间逻辑结构和关系在解释时的优先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逻辑与历史规律的统一。可见埃尔斯特并未真正把握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这种方法，正是基于误解，他将辩证演绎的方法强加给此时的马克思，并因此错误的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批判过的历史目的论又再次出现在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著作中。

二、功能解释的方法：目的论诘难的第二个角度及其分析

G・A・科恩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认为马克思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时使用了功能解释的方法，埃尔斯特在《理解马克思》中也认为马克思使用了科恩所说的这种方法，但与科恩对这种方法的辩护不同，埃尔斯特不仅怀疑和批评这种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科学性，而且还借此批评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历史目的论的观点与使用这种功能解释的模式密切相关。对于功能解释，埃尔斯特给出的定义是： “功能解释是援引行为的实际后果以说明行为本身。”〔1〕27埃尔斯特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生产力发展理论、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的理论中都可以找到使用功能解释的例证，而正是这种使用致使其理论不同程度的与历史目的论相关联。这是他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目的论诘难的第二个角度。

在谈到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时候，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预设了共产主义社会到来这一目标，马克思对于行为方式和历史事件的解释则是根据它们对于这一目标的贡献来进行的。他说：“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把异化视为人类能力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而且和他一样根据这种必然性在目的论上对它进行了解释。就像‘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一样，共产主义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钥匙（而且，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解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钥匙）。这种目的论态度与功能解释的倾向密切相关。”〔1〕54首先，唯物史观创立之后，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一个理论的预设，而是一种现实运动的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曾做出过明确的解答，“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3〕87其次，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对前一历史事件对于后边历史发展的意义的探讨是不是在对这一事件在做一种功能解释还值得商榷。科恩将回答“是什么――问题”的陈述称为“功能陈述”，将回答“为什么――问题”的陈述称为“功能解释”，他说：“虽然我们坚持认为存在功能解释，但我们没有断言每一个真实的功能陈述都正确地回答了一个为什么――问题，更没有断言功能陈述因为它们的含义而成为解释性的。”〔6〕292这句话说明不能仅仅因为某一陈述谈到了意义或功能就一定是回答“为什么――问题”的功能解释。马克思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只是对前一历史事件或阶段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是什么进行了功能的陈述，而不是对这一历史事件或阶段为什么会出现，或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解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明确地对这种目的论的误解做出过回应与解释，他不无担忧地说：“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的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于是历史便是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3〕88可见，马克思只是对前期历史进行了功能的陈述，在这种陈述中后期历史也并不是前期历史目的论意义上所讲的目的。因此，埃尔斯特在未严格的区别功能陈述和功能解释的前提下，就武断的把功能解释强加给马克思，并指责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目的论显然既不严谨又无道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核心的理论问题，科恩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功能解释，并把功能解释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可缺少的思想方法。埃尔斯特对此不持异议，但与科恩不同的是他对马克思的这种方法予以了批判。在他看来如果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在对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功能的意义上得到解释的话，那么任何历史事件就存在一个“为了……”的目的，这无异于暗合了历史目的论的传统即“全部历史事件既可以在因果上同时也可以在目的论上得到解释。”〔1〕115这里埃尔斯特的论证逻辑显然是（1）马克思使用了科恩所说的功能解释。（2）功能解释内在的蕴含目的论的解释链条。（3）马克思的解释是目的论的。我们想问的是马克思使用了科恩所说的功能解释这个前提是否是真实可信的？如果不是，其结论恐难成立。为此需要重新审视对历史唯物主义核心问题的功能解释。科恩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在对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促进或巩固的意义上被解释的，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功能解释了它们的存在及其特性，这就是科恩对马克思表述所给出的功能解释，即“被解释的现象的特征，是由它对解释它的现象的作用所决定的”。〔6〕317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被解释现象对于解释现象的影响同被解释现象在解释次序中第二的地位统一起来。那么按照科恩的理解，解释项的第一性体现在哪里呢？答案只能是：解释项的第一性体现在它说明被解释项是否在功能上与自己相适应上。具体而言就是说，生产力是在说明生产关系是否与自己相适应的意义上具有第一性，经济基础是在说明上层建筑是否对自己有巩固作用的意义上具有第一性。因此，在科恩的功能解释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在功能的意义上讲的，关于这一点埃尔斯特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他认为在科恩的解释中“生产力的第一性必须是解释的而不是因果的，而这种解释事实上只能是功能性的解释。”〔1〕30事实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性”问题的功能解释是存在问题的，它未能从因果上解释“第一性”，因此功能解释弱化了“第一性”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功能解释”具有不彻底性，即它不能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有巩固或促进相对应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32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词语来描述生产关系，实质是在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即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可能性形式，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也正因为存在这层直接的因果关系，才使得后者对前者具有促进或巩固的功能。而功能解释并未揭示这种深层的因果关系，也正因此“功能解释”在解释上具有不彻底性。在功能解释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存在“一定的、必然的”的因果关系，前者对后者功能性的适应只是一种偶合，这势必在弱化“第一性”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未能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为什么具有如此这般的功能做出彻底的解释。此外，功能解释对唯物史观的解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功能解释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解释只是围绕它们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来探讨的。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和经济因素作为决定因素是在最终的或根本的的意义上讲的，不能把它们理解成唯一的决定因素，否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就变成了刻板的、机械的关系，历史也必将被理解为机械的决定论，或者被理解排斥人实践能动性的历史目的论。马克思曾担心人们会曲解他的表述，恩格斯在晚年致布洛赫的信中也一再提醒：“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7〕695-696可见功能解释只是在“归根到底”的层面探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而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经济因素并不是直接的决定着一切社会现象，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和环节才能实现，而且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并非是消极被动的，它们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也会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具体进程。社会历史的现实运动不仅仅只是经济因素决定的，它是多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且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最终需要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社会历史绝不是无主体的历史进程。因此，作为“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也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也并不是历史的傀儡或者“理性狡计的工具”，如果仅仅只囿于从功能性适应的角度来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的话，反而容易走向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埃尔斯特论证逻辑的第一个前提是不成立的，功能解释不足以全面准确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把这种方法强加给马克思，因此，基于这种不能成立的论证所得出的马克思持有目的论的观点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早期的社会历史理论带有人本主义的倾向，尽管此时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演绎方法的唯心色彩及其抽象性和思辨性予以了批判，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未彻底摆脱黑格尔辩证演绎方法的影响，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隐性的目的论色彩，就此而言埃尔斯特的提法不无道理。但在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之后，马克思已自觉地从历史目论的角度对黑格尔的辩证演绎方法予以了彻底的批判，并将目的论彻底地从辩证法中剔除了出去，此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的辩证演绎方法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而埃尔斯特罔顾这一事实，仍然认为马克思19世纪50至60年代的社会历史理论采用了辩证演绎的方法并带有目的论的色彩，这种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和接受的。其次，继科恩之后，埃尔斯特将功能解释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固有的一种解释方式，而经由分析可见，这种方法是强加给马克思的，它不足以准确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带有一定的理论局限，因此，立足于这种方法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目的论诘难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参 考 文 献〕

〔1〕Jo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收稿日期]2015 ― 01 ― 19

篇5

【关键词】会计理论概念；发展；会计理论内容

1 会计理论的定义

我国《辞海》将“理论”解释为“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现代汉语词典》认为“理论”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1996年版的《韦氏英文百科辞典》将“理论”解释为：“一组内在一致的命题组，用于解释某类现象的基本原理”；并认为“理论只是猜测性解释，不是广为证实的、报告实际情况的命题”。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著名的会计学家利特尔顿（A.C.Littleton）在1958年的《会计理论结构》中提出：“会计理论远非抽象的、无益的和琐细的分析，而是侧重于研究会计行动的思想。实践是事实和行动，理论则由解释和推理所组成。”葛家澍教授认为：“会计理论”同一切其他理论一样，来自实践，又应再回到实践。来自于实践，意味着我们在观察大量会计现象之后，从中发现某些带有共性的特征，通过理性认识，把它上升为“概念”。“概念”就属于理论范畴。

以上对于“理论”、“会计理论”的解释各有一定的差异。其中国外学者侧重从会计理论存在的形式或作用的角度，来描述会计理论的定义；国内学者侧重从认识理论的角度，从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关系，来描述会计理论的定义，以辩证唯物作为其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都强调了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紧密关系，直接或间接的表达了会计实践是会计理论的源泉；都强调了会计理论是理性认识形成的会计知识体系。“会计理论”是人们在会计实践的基础上，通过从会计现象到其本质的观察，总结概括出来的关于会计知识的科学而系统的结论。会计理论来源于会计实践，又对会计实践起指导作用。“会计理论体系”就是将各会计理论要素按一定逻辑关系有机结合而成的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理论知识体系。

2 会计理论的内容

目前会计界对于会计理论包含的内容也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会计理论按一般科学理论的结构和性质分类，可分为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两个层次，每一层次下又可按其具体理论的构成、性质和作用再分为若干二级甚至三级层次。汤云为教授在《会计理论》（1997版）一书中认为会计理论按学科可以分为财务会计理论、管理会计理论和审计理论等。还有学者认为会计理论分为起点性会计理论；会计基本理论；中介会计理论（亦称会计准则基本概念理论）；应用会计理论四个层次。王海龙在《我国会计理论体系构建浅探》一文中将会计理论体系分为四个层次：会计环境理论、会计基本理论、会计中介理论、会计应用理论。其中会计基本理论包括会计本质、目标、职能、对象、要素、假设、信息质量特征等；会计应用理论，包括会计确认与计量、会计程序与方法、会计工作的组织机构等；会计中介理论亦称会计准则基本概念理论，类似于西方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应用理论的桥梁。

本文认为理论不仅包括会计学中的各种理论观点，还应该包括：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会计基本理论、会计理论的发展历史。

2.1会计理论研究方法

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就是从事会计理论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包括：

2.1.1 归纳法，是通过对大量事物或现象的观察，从中概括出一般原理或结论的研究方法。

2.1.2 演绎法，是从一些会计基本命题出发，推导出研究对象的逻辑性结论的研究方法。即从已有的科学结论、原理和定律出发，推知另一新事物的有关结论。

2.1.3 历史法，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占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考察与研究会计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进程，概括和总结出会计发展的规律性，并将其延伸到现时研究对象中的一种研究方法。

2.1.4 系统法，是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等系统科学研究方法的总称。它是将研究对象置于系统之中，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等角度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化、模型化和择优化研究。

2.1.5 数学法，是指运用数学所提供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的分析、描述、推导和计算，以便从量的关系上认识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方法。

2.1.6 实证法，是根据实际效用或实在的因果关系来选择会计概念、原则、准则和各种程序。

2.1.7 实验法，是由研究者根据研究问题的本质内容设计实验，控制某些环境因素的变化，使得实验环境比现实相对简单，通过对可重复的实验现象进行观察，从中发现规律的研究方法。

2.1.8 比较法，是将某一会计理论问题的不同对象进行对比分析，鉴别共性和个性、优点的缺点，从而探索会计理论的共同规律或特殊性。

2.1.9 移植法，是引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会计理论的一种方法。

2.2会计基本理论

2.2.1会计定义

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凭证为依据，借助于专门的技术方法对各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完整、连续、系统的反映和监督，借以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是一切商业、经济活动的语言、准则和根基。它既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

2.2.2会计对象

是指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内容，即会计工作的客体。由于会计需要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对特定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因而会计并不能核算和监督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所有经济活动，而只能核算和监督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能够用货币表现的各项经济活动，即凡是特定主体能够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都是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内容，也就是会计的对象。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通常又称为价值运动或资金运动。会计的对象并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随着会计的发展而变化。

参考文献：

[1]吴水澎.中国会计理论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篇6

私有财产( 权) 是我国宪法第13 条的核心概念，共出现了三次: 第1 款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2 款规定国家保护私有财产权，第3 款调整私有财产的征收和征用。明确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是在学理上建构宪法第13 条教义学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此外，这对司法实践也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 条，人民法院受理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 条第1 款，人民法院对涉嫌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因此，一项权利是否构成财产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民可否寻求司法救济。蹊跷的是，宪法学界很少对此展开讨论。 原因或许是人们有意无意认为，在某一概念同时出现在宪法和部门法中的时候，宪法上的概念与法律上的概念同义，宪法学者无需叠床架屋，再进行探讨。

在主流宪法学教材中，用法律概念来解释宪法概念的常见做法，间接体现了这种立场。按照这一逻辑，宪法财产权的概念等同于私法财产权的概念，何为财产权，由私法学者讨论足矣，宪法学可坐享其成，不必另起炉灶。问题是，相同的措辞同时作为宪法和部门法概念，两者是否同义? 就财产权而言，在私法理论中，财产权只是一个在权利分类中使用的学理概念，相关探讨方兴未艾，尚无共识; 在实证法层面，目前专门的财产立法也只有一部《物权法》，并不存在一部财产权法对私法意义上的财产权进行全面、系统的规范。 即便学理和立法有朝一日明确了私法财产权的概念，其也不等同于宪法上的财产权概念。这是因为，进行宪法解释的时候，必须妥善处理好法律和宪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宪法解释应当参考部门法的规定，其原因有三。首先，在我国宪法体制之下，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既然立法者享有监督宪法实施、解释宪法的权限，其在法律中体现出来的、对宪法的理解，自然应当得到尊重; 其次，对于法律安定性的考虑，也要求宪法解释尊重现行法律，对法律进行合宪推定，而不得轻言违宪，对法律进行违宪推定 最后，在宪法解释中尽量维持法律和宪法之间的一致性，也有利于宪法第5 条第2 款所要求的法制统一。另外一方面，尊重法律中所体现出来的、立法者对宪法的理解，也要有所保留，这也有两个原因。

首先，宪法与法律的根本区别在于宪法高于法律，法律不得违宪。宪法第5 条第3 款明确规定: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如果将法律的相关规定等同于有关宪法规范的内容，那么法律就暗渡陈仓取得了宪法位阶，抹杀了宪法和法律的位阶区别，法律也就不可能违反宪法了。这一结果，无疑与宪法第5 条第3 款背道而驰; 其次，就宪法和民法规定的权利而言，两者的义务主体不同，分别是国家和其他私人。例如，宪法财产权保护公民不受国家的侵害，而民法财产权则使得私人可以排除来自其他私人的侵害。

宪法权利和民事权利的这一差异，决定了对基本权利条款的解释只能有限度地参考民事概念。鉴于民法学者对财产权概念的界定，并不能够替代对宪法财产权保护范围的探讨，学界至今尚未对宪法财产权的内容展开细致讨论。下文从宪法文本出发，尝试澄清哪些权利构成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考虑到所有权利分为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两类，下文依次探讨哪些私法权利和公法权利属于宪法上的财产权。

二、私法权利作为宪法财产权

在私法权利中，所有权和继承权得到现行宪法的直接规范。下文首先探讨所有权和继承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财产权的保护范围，然后研究其他哪些私法权利可能构成宪法财产权。

1. 所有权

所有权作为一种私法权利，属于我国宪法第13 条的保护范围，这一点能够通过历史解释得以确认。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八二宪法都保护所有权，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行区分。其中，五四宪法保护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明确规定只保护生活资料所有权，八二宪法的情况较为复杂。在2004 年修改之前，宪法第13 条第1 款规定: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一措辞不像五四宪法那样明确保护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然而，从宪法第11 条保护个体经济的规定来看，至少个体经济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可以推定受到保护。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长足发展，在宪法层面明确保护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迫切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2004 年对这一条文进行修改，将生产资料所有权也纳入了保护范围，从而使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所有权都受到保护。

2. 继承权

现行宪法第13 条第1 款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2 款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从第2 款的表述来看，似乎继承权并不属于财产权，而是一项与财产权并列的权利。如果这种认识正确，则继承权不受宪法第13 条第1 款而只受第2 款的保护。尽管现行宪法第14 条第2 款的措辞容易使人以为继承权和财产权并列，我们认为，根据下列理由，继承权仍然属于宪法第13 条第1 款意义上的财产权。首先，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宪法通常分两步规定基本权利的做法，表明宪法第13 条第1 款中的财产权包含了继承权。我国宪法基本权利条文往往先规定公民享有权利，或者规定有关权利不受侵犯，然后进一步规定国家应当保护这一权利或者应当为这一权利的实现采取各种措施。第一步规定的权利，同时也就是第二步中保护的对象，两者在外延上是一致的。我国宪法上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人格尊严、申诉、控告、检举权利、劳动权，都采取了这种规范方式。在宪法第13 条中，假如继承权不属于财产权，那么，在第1 款只规定财产权不受侵犯，而没有规定继承权不受侵犯的情况下，第2 款中规定保护继承权，显得非常突兀。除非有明显的理由，否则不宜认为宪法第13 条偏离了分两步规定基本权利的做法。其次，在2004 年修宪之前颁布的《民法通则》中，继承权规定在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一节中，这说明立法者知道而且遵守了继承权是一种财产权的观点。如果修宪者有意偏离《民法通则》所确立的概念体系，应该会作出说明。相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修宪者放弃了继承权属于财产权的观点。

当然，宪法第13 条第1、2 款的表述，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不过，这也可以得到解释。可想而知，明确规定继承权受到保护，可以避免民众误以为继承权不受保护。宪法文本的读者并不限于熟知继承权属于财产权的学者，还包括众多不熟悉法学概念的普通人，甚至他们才是宪法文本的最重要读者。如果宪法第13 条第2 款在修改后不再确认保护继承权，那么人们可能误以为继承权不受保护。宪法第13 条第2 款特别规定保护继承权，尽管在表述上不严谨，但在实践效果上，避免了认识混乱，不失为明智之举。

三、余论: 判断权利是否构成宪法财产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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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日本明治维新后建立的私法教义学与德国的私法教义学有着类似的构造和性格。不过，其中体现出不少日本自身的特征，也为其今后的发展打上了烙印。其一，为了自上而下地培育资本主义，就必须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就需要构成商品交换的规范关系，而这一交换关系的前提又是以财产关系的权利体系为起点的，因此，封建财产关系解体、继受欧洲大陆法的近代法观念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其二，继受外国法典以后，还必须将其从逻辑上阐明制定法的内容，而这种阐明又是通过日本接受德国民法潘德克吞体系为媒介来实现的。德国潘德克吞体系的私法学是围绕近代法权利意识而形成的，日本照搬德国民法学体系，为日本社会确立、培育权利意识，贯彻权利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这种概念演绎的概念主义法学方法直接与官僚司法相联系，但是不能否认这种严格司法的结果还是起到了在一定时期内确保私权的作用。其三，由于概念主义法学的性格是始终围绕制定法内容作逻辑意义的解释，这样就截断了法学反映社会发展的道路。正像渡边洋三指出的，这种概念主义法学思维在明治以后还属于半封建社会的日本，一方面在保障市民权利上发挥了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为维持半封建社会也起到了作用。①其四，正像后来日本民法学者指出的那样，由于种种原因，《日本民法典》的继受是多方面的，并非仅仅是《德国民法典》的翻版，完全采用德国民法学的体系来解释日本民法典，显然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和矛盾。当然，这也是日本民法学注重继受法研究的原因之一。其五，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没有现存的近代法治的环境，这种全面移植外国法的结果，使得过去的社会传统和习惯先天与近代法的移植存在矛盾，这就是北川善太郎指出的日本民法的几重双重性由来的原因之一。而日本民法解释学的发展与存在这样的基础又是分不开的，但是在今天回顾当初的历史，简单地采取否定态度显然也是不公正的。虽然当时引进的德国民法学乃至民法解释学是以概念主义法学为基础的，但正像概念主义法学在历史上曾经辉煌有其历史缘由一样，日本明治维新后引入德国民法学也有其历史意义。

由于日本存在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国情与社会传统，在《日本民法典》颁布之后，采用严谨的民法学体系和严格的解释方法，能使近代法的观念在日本社会生根。虽然从今天看来，当时有的民法解释理论近似于不合情理，但是无论在贯彻一个新的制度，还是在整合各项制度方面，这种严格追求体系统一的努力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全面以德国民法学体系为蓝本的日本民法学逐渐和社会现实发生了脱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萌发了自由法学的趋势，德国式民法学体系不断受到冲击。到了战后上世纪50年代就发生了民法解释学的争论，全面、彻底地否定概念主义法学的趋势于是形成了。既然否定过去的民法解释学，那么需要建立的新的民法解释学究竟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就成为了日本学者的课题。当然，这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形成的，首先是末弘严太郎在批判概念主义法学基础上构筑承认法官造法的理论。他提出在法律预想的定型社会关系上承认制定法对法官的拘束，而在此之外法官有创设规范的自由，为了实现社会的平等，三段论法还是有必要的。然后是我妻荣提出了著名的“法律构成外衣论”，他和末弘严太郎共同的课题是，怎样才能够使法官从国家制定法的拘束与概念主义法学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出来的自由界限又在哪儿。而到了来栖三郎时，他提出复数判断的存在，否定存在客观的惟一正确的法律判断，由此产生了价值判断正确性的问题。最终，这些民法学方法论乃至解释学方法论的观点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终结，形成了利益衡量论，可以说走了一个从开始突破僵化体系，将绝对化的法律体系通过相对化来寻求自由发展的空间，至最后以利益衡量论来划上句号的过程。由于开始于平井宜雄对利益衡量论的批判被日本学界和其自身称为是一种回归，那么到利益衡量论为止的概念主义解放运动也算作是告了一个段落。回顾这样一个概略的概念主义法学的解放运动，可以看到日本从明治维新继受外国的民法制度以及继受德国的民法学体系开始，就已经形成了孕育这种民法解释学变迁的基础。这种理论发展的特征很多，其中之一是体现出一些英美法系的特点。其背景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美国的占领等一系列社会环境以及喜欢追求强势的日本民族心理，使得日美交流趋向频繁也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本身受到批判的概念主义法学就来自德国，由于战时纳粹法学等原因，从德国吸取营养在一段时期内就没有像过去那样盛行。此外，比较注重实际的日本民族特性也需要一种比较开放的法学思想。

德国学者拉恩在其著作《日本的法思考和法观念（Rechts denken und Rechtsauffassung in Japan）》中，将德国民法解释学与日本民法解释学作了对比性的论述。他认为，德国的法学方法论在历经概念主义法学、利益法学以及评价法学而发展至今。其中，概念法学以法规无欠缺为前提，即使对于法规没有规定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法规的概念抽象和演绎给予法律的构成。与此相对，利益法学承认法的欠缺，通过不是盲从而是顺从历史上立法者对利益冲突的抉择来弥补欠缺。而精炼了利益法学的评价法学认为，重要的不是立法者的优先利益，而是立法者进行的对利益的评价。虽然各种观点有其差异，但是共通的是都认为纠纷的解决只能通过法的适用，其目的在于排除法的适用主要是法官恣意的裁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判例的特征在于仅仅是形式上赋予判决的理由，其他判例、学说的对应关系并非明确，在判决理由中宣示的仅仅是积极的论据，对于反论没有体现。按照拉恩的观点，日本这样的判例态度体现的民法解释论性格是优先注重纠纷的事实要素，而法的构成、构筑体系以及论证都是次要的，反映出日本具体的直观的传统思维模式以及注重功利和强烈的社会拘束感。作为具体的例证，拉恩指出，鸠山秀夫认为法律是作为国家统治的手段，继受德国法是由于社会的集团性；末弘严太郎强调实用性以及日本思想就是功利主义的体现；加藤一郎的所谓利益衡量是对个别事件中对立利益的衡量，与利益法学根本不是一回事；来栖三郎强调解释者的个人责任 反映了日本传统思想强烈的社会拘束感，同时他还认为日本对美国法的继受并非仅仅在于功利主义的性格，而是日本传统思维观的强化，此外他还指出，法解释学争论是经济发展成功后对法的继受所作出的独立宣言。总之，日本的法学方法论容忍了不是通过法规而是其他方面作出的判断结论，法的构成仅仅是为了使结论正当化，由此法的理论和体系化被排斥了。拉恩认为，利益衡量论实现的是日本社会的评价，即以法外的价值，一般人感觉的一致作为目标，其结果是容忍法官恣意的评价掺和进裁判之中去。为此，日本并非是没有意识到法的欠缺，而是没有把法的继续形成作为独立的问题。作为结论，拉恩认为日本的私法学、法学方法论是从他国进口文化的变态。虽然他指出这种文化变态有其从无批判的继受发展为独自理论的积极侧面，但是总的评价是批判的：过分追求具体的妥当性妨碍了平等原则下要求的法的安定性；轻视法源论把评价标准置于法外；违反了把立法权委任给议会的原则；等等。

以上是日本自战后民法解释学发展的阶段性回顾。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日本学者对于日本民法解释学的趋势表示疑义，随之得到了响应。这体现为一种回归，当然不是回到概念主义法学，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同时，也开始从以适用法律的解释来解决法律与社会现实发展之间的矛盾转而重视以立法来解决这方面的矛盾，这也在《日本民法典》最近的一些重大修改上体现出来。

那么日本民法解释学能给中国的民法解释学提供一些什么样有益的启示呢？中国与日本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制度对于两国都没有历史的渊源。移植的市场经济制度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两重性，在坚持制度框架下，需要一种比较灵活的法律运用的方法，以此取得社会的认同。另外，社会变革的价值取向要求为了贯彻一种新的制度，必须进行严格的法律解释，以此来实现法律的价值。在这方面，如前所述日本从德国移植了整个民法学的解释体系，为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权利体系铺平了道路。虽然这种解释过于僵硬，对法律制度的发展和现实的运用带来一定的问题，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的建立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这种严谨体系的法解释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与法律适用的同步发展。为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法律学家花费了大量精力，力图摆脱这种理论体系的影响，从各种角度摸索一种有自由度的民法解释学，并且在达到利益衡量论后，又出现了一种回归。这些带有历史意义的经验都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但是中国社会还面临一些自己的特色，如在立法上，现有的制度缺乏体系性和统一性，各地各级法官缺乏全体认同的法学思维方法和适用法律的解释方法，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就是司法难以统一，并且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从大陆法系法解释学角度来看，制度的先天缺陷需要法官在运用中、适用中加以适度弥补，这需要给法官一定的裁量权。同时，个案差异过大的判决同样也会带来司法不公的弊病，这又需要一个严谨的解释学体系。为此，笔者认为，面对几重矛盾的中国社会，除了司法制度的改革、培养高素质的法官以外，确立一个比较完整、严谨同时又具有一定自由度且为法学界乃至司法、行政界有所共识的法律解释方法是当务之急。否则，立法完善、司法改革将会事半功倍，因为恣意解释、适用上的参差不齐同样会带来司法上的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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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化教学 经济数学 整体教学设计考核方案《经济数学》系统项目化整体教学从《经济数学》课程能力训练项目设计、考核方案、第一次课设计梗概、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四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设计，课程内容进行了优化整合，其内容共分5个模块，每个模块设计1个能力训练项目，共设计5个能力训练项目。每一模块内容结束时，学生提交本模块能力训练项目的分析报告或解决方案。使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学习经济数学知识，获得解决简单经济应用问题的能力。

一、《经济数学》课程能力训练项目设计

1.能力训练项目名称

能力训练项目名称有：寻找经济学中常用的经济函数；连续复利问题；边际与弹性问题及最值经济问题；由边际函数求总函数，资本现值与投资问题；经济学中的线性规划问题。

2.拟实现的能力目标

第一，能识别需求函数、价格函数、供给函数、总成本函数、收入函数与利润函数，并掌握这些函数的性质及图像画法。

第二，理解函数的变化趋势、变化的连续性，会用单利、复利两种方式计算利息。

第三，能求解经济学中边际与弹性问题及最值经济问题。

第四，掌握由边际函数求总函数的方法；会讨论资本现值与投资问题。

第五，会求解经济学中较简单的线性规划问题。

3.相关支撑知识

第一，理解函数的概念，会正确求解函数的定义域；理解函数的性质，会判断函数的奇偶性等。

第二，理解极限的概念，掌握求极限的方法；理解无穷小量、无穷大量的概念，会正确判断无穷小量、无穷大量；理解函数在一点X0、区间（a，b）、闭区间[a，b]上连续的概念；理解函数间断点的概念，知道间断点的分类，能判断函数的连续性等。

第三，理解导数与微分的概念，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并能加以应用。

第四，理解原函数和不定积分的概念；熟练掌握不定积分的直接积分法、凑微分法、第二类换元积分法及分部积分法；掌握微积分基本定理和定积分的计算公式；掌握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熟练掌握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第五，理解行列式、矩阵、逆矩阵、矩阵的初等变换及矩阵秩的概念；熟练掌握行列式的两种计算方法；熟练掌握矩阵的线性运算及矩阵的乘法运算；熟练掌握求逆矩阵的两种方法及求矩阵秩的方法；掌握克莱姆法则求线性方程组的方法；理解n维向量、向量组线性相关、线性无关、向量组的秩、基础解系、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这几个重要概念；熟练掌握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及其判别法则。

4.训练方式手段及步骤

第一，让学生自学第一章函数第三节经济中常用的函数；找出经济函数、观察函数的性质、图像；最后得出经济函数分析报告。

第二，通过对函数变化趋势的讨论，引入数列、函数极限概念，引导学生寻找极限的计算方法；通过函数图像的观察，分析函数变化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特点，引导学生得到函数连续的概念、判断函数连续的方法；最后推导连续复利公式、并解释其经济意义。

第三，通过分析函数因变量随自变量变化的快慢程度，引导学生发现导数概念，为更好计算导数，寻找计算导数的方法；为寻找计算函数改变量的近似方法，引导学生探寻微分概念，进一步寻找计算微分的方法，最终找到用微分计算函数改变量的方法；为找到判断函数单调性、极值、最值、函数图像的做法，引导学生发现使用导数这一重要工具。

第四，通过已知某函数导数求某函数问题的讨论，引导学生发现原函数的概念，通过寻找求原函数的方法，发现不定积分的概念，最后找到求不定积分的四种方法。

第五，通过求解二元一次方程组、三元一次方程组，引导学生发现二阶行列式、三阶行列式概念，通过归纳法引导学生发现n阶行列式概念，在寻找计算行列式方法中得到行列式性质等。

5.结果

结果有：经济函数分析报告；连续复利公式的推导及经济意义解释；边际与弹性问题及最值经济问题解决方案；由边际函数求总函数，资本现值与投资问题解决方案；经济学中线性规划问题解决方案。

二、考核方案

对学生考核分三个方面：平时成绩（占30%）+能力考核（占25%）+期末考试成绩（占45%）。期末考试采取相同教学内容的班级统一命题、闭卷考试的方式。命题的范围和水准严格按照《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整体教学设计的要求执行。期末考试出同等难度和题量的A、B、C三套试卷及评分标准。

平时成绩及能力考核具体内容设计：

1.平时成绩

考核项目：出勤；课后作业；课堂表现。

考核内容：迟到、早退、旷课、事假、病假、上课睡觉；完成作业情况；上课态度、参与程度、处理问题准确度。

考核标准：迟到、早退、旷课、事假、病假、上课睡觉此项共计10分。学生上课迟到一次扣1分，请事假一次扣1分，病假一次扣0.5分，上课睡觉一次扣1分，旷课一次扣2分，扣完10分为止。完成作业情况此项共计10分。少交一次作业扣2分，作业不认真、质量差一次扣1分，扣完10分为止。上课态度、参与程度、处理问题准确度此项共计10分。上课积极参与，主动并能正确回答问题或板书做题正确一次得2分、两次得5分、三次得8分、四次得10分。上课不回答问题或板书解题此项得0分。

2.能力考核

（1）考核项目

提交经济问题解决方案或分析报告。

（2）考核内容

第一学期：第一章内容学完后提交经济函数分析报告；第二章内容学完后提交连续复利公式的推导及经济意义解释；第三章内容学完后提交边际与弹性问题及最值经济问题解决方案。

第二学期：第四章内容学完后提交由边际函数求总函数及总函数改变量，资本现值与投资问题解决方案；第五章内容学完后提交经济学中简单线性规划问题的解决方案。

（3）考核标准：

此项共计25分。提交方案或分析报告内容翔实、准确，第一学期提交一个得8分、提交两个得16分、提交三个得25分。第二学期提交一个得12分、提交两个得25分。一个学期内一次也不提交方案或分析报告此项得0分。

三、第一次课设计梗概

1.设计思想

4个关键词：沟通、介绍、渗透、要求。

2.教学过程

师生相互介绍用多媒体课件――财经、金融专业中的数学函数导入新课并介绍课程内容介绍课程教学方法介绍学习方法介绍考核方式与学生约法三章，提出纪律要求进入正题――研究函数、反函数概念及函数四个基本性质课堂小结、布置课外作业。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一，以启发式教学为主。

第二，注重数学文化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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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含义；意义；公共利益；宪法解释；公私利益平衡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利益”是我国宪法上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首次出现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20条（宪法第10条第3款）和增修条文第22条（宪法第13条第3款）。[1]这两个条款通常被看作“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的宪法规范依据，即宪法上的“征收和征用条款”（以下简称“征收（用）条款”）。随着征地拆迁和补偿问题的日益突出，“公共利益”的宪法解释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要解释宪法上的公共利益，首先应当通过文义解释来确定其精确含义。[2]不过，虽然可以透过公共利益的本质要素——公共目的——来了解其核心含义，但由于公共利益的主张者的缺位以及主张者的不保险性，由法律来确认或者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已然成为法治社会的普遍做法。｛1｝作为一项理由，由法律来确认或者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意味着应透过法律尤其是判例法来界定公共利益的客观含义。然而，按照一般的公法原理，由法律来确认或者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的法治诉求与依法行政的原理是一致的。这一原理在意识形态上的基础，正如权力分立那样，是自由主义而非立宪主义的政治思想。因为，通过法律来防止对公民财产的行政侵害，并不能为公民财产权提供真正的保护，因为这样的规定没有设置对法律内容本身的防波堤。｛2｝（p.44）而且，由法律来确认或者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公共利益是一个含义复杂且时效性很强的概念，在没有判例法制度支撑的情况下，单纯通过成文法的“描述性定义”[3]根本无法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

既然无法通过法律来界定或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那又应当如何解决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引发的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之现实问题呢？张千帆教授的观点非常中肯且较具代表性：“要保证政府的征收行为符合‘公共利益’，我们应该在征收的程序控制上多下功夫。如果中国的全国和地方人大或其常委会能够对土地征收和补偿方案的决定发挥实质性的作用，那么目前困扰中国社会的征收问题将有望得到根本的解决，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将得到根本的缓解。”[4]也就是说，“完善程序控制”特别是那种正当法律程序的控制，是确保公共利益的界定达成“社会共识”的主要手段。但是，完全求助于法律程序的控制，就会抛弃“合宪性判断”的路径，甚至有“抛弃”宪法之嫌疑。况且，“完善征收程序的控制”涉及到宪法解释问题，在权力链接程序严重欠缺和司法程序控制无法发挥效能的情形下，如何对行政征收的法律程序进行宪法上的“控制”也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承认宪法具有最高效力的话，那么不管是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确认”还是“法律程序的控制”，都涉及到一个“合宪性控制”问题。

对法律进行合宪性控制会产生两种结果，即违宪性判断与合宪性判断。一般而言，为维护一国秩序，在解释法律时应尽可能以宪法具体化下来的意义做合宪性判断，以确保解释是“符合宪法的解释”即合宪性解释。[5]不过，毕竟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具有高于一般法律的效力，[6]合宪性判断也只能以宪法而非法律为前提。如果不能明了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如何进行合宪性判断？可见，要解释“公共利益”，宪法解释是主要的、根本的方法。而解释的目的在于，让公共利益的宪法解释与合宪性解释能够互相通融、协调一致。而问题是，如何对公共利益进行宪法解释，才能够让这两种解释方法互相通融、协调一致呢？

二、含义与意义：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的核心

要保持这两种解释方法互相通融与协调一致，需要找到它们共同的链接点。就公共利益的解释而言，由于宪法解释与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属于不同的解释方法，前者是对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进行宪法解释，后者是对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做合宪性解释，所以两者的链接点首先体现在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是否相同的问题上。因为，如果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那么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就应当保持一致。[7]但问题是，宪法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是否具有相同的含义呢？如果宪法或法律中的公共利益具有各自不同的含义，那么，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可能就会不同。所以,必须对宪法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的不同含义进行分析,以便在对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进行解释时能够明晰其确切的含义。

此外，要保持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即便宪法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的不同含义得到合理解释，也需要探求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因为，如果无法探求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作为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依据”可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把法律对公共利益界定的“混乱”以及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出现的问题都推到宪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公共利益——的头上，这跟明希豪森拽着自己的头发将身子从沼泽地里拽出来不是一样的吗？

一般而言，一个概念的意义具有两个层面的意蕴，一是指该概念的核心内涵（即内容），与含义具有大致相同的意蕴；二是指该概念的价值或作用。本文中使用的“意义”、“规范意义”或“意义范畴”，指涉的就是一个概念所涉规范的价值或作用。由此，法律概念的规范意义体现为一种“规范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在规范意义上存在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含义”或“事实描述”。比如，宪法中的“行政征收”是一个法律概念，有其核心的含义，但宪法如果没有对其意义范畴进行规定的话，那么它的含义就是模糊不清的。我国宪法透过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为“行政征收（用）”的概念划定了一个规范意义，或者说，宪法为“行政征收（用）”设定了一个边界──“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和“补偿”。当我们谈到“行政征收”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是说，行政征收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做出，而且如果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经过“合理补偿”，就是无效的。所以，法律概念如果不具有规范性的意义，就不会发生规范效力，其价值和作用就体现不出来。由此，一个法律概念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能够为法律事实提供一个解释的空间。

对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而言，只有当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作为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依据时，其意义才能体现出来。但是，如果只是将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看作宪法上的“征收（用）条款”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在解释“公共利益”时必须在“征收（用）条款”的规范意旨内进行。也就是说，“公共利益”只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一个行政征收（用）的依据或限制条件。如果仅仅把“公共利益”看作行政征收（用）的依据或限制条件，那么在解释其规范意义时就会遇到困难，因为，“征收（用）条款”的规范意旨（或意义）是为征收（用）设定不得逾越的界限，而不是为“公共利益”设定一个意义范畴。[8]

一直以来，国内学者虽然重视“公共利益”的含义解释，但忽视了该概念背后的“规范精灵”。这一方面源自于上述宪法条款的模糊性，而另一方面则与学者们试图开启宪法解释的历史命题有关。如上官丕亮副教授曾著文指出：“立法机关在制定普通法律规定‘公共利益’时应当依据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规定，不得与宪法上的规定相抵触，这是宪法的最高法的地位所决定的。……宪法上有关‘公共利益’规定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它是宪法监督机构审查判断普通法律有关公共利益的规定是否违反宪法的依据和标准。可以说，这是宪法必须规定‘公共利益’的根本意义所在。当然，目前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我国这一监督审查工作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9]2但是，如果没有抓住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精灵，而只是求助于这样一个宪法上“无法实证”的概念，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对法律上的公共利益进行监督审查？司法机关又如何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合宪性控制呢？可见，造成目前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三：（1）试图用一个“公共利益”的概念涵盖其可能存在的不同含义；进而（2），忽视了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以至于（3），没有按照宪法的原则与精神来解释确定一个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

因此，在宪法解释学上，不仅要探求公共利益的含义，而且要抓住它的“规范意义”，才能真正解决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的难题。具体说来，应当透过宪法并依托法律来找寻公共利益的大致含义(由法律来界定或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所决定的)，并通过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或者“宪法原则或精神”来确定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然后，根据这个宪法具体化下来的规范意义来进行合宪性控制，以确保法律不脱离宪法所设定的轨道。也只有这样，才能在解释方法上保持宪法解释与合宪性解释的协调一致。由此，含义与意义就成为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的核心。

三、公共利益的含义及其解释

虽然透过“公共目的”可以了解公共利益的核心含义，但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具有各自不同的含义、运行领域和规范目的，并非完全一一对应。这些不同的含义在以往阐释公共利益的文献里面，要么被混为一谈，要么被忽视，而这恰是造成公共利益之宪法解释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基于本文写作目的之考虑，在这里并不对宪法和法律上的公共利益进行精确的含义解释（事实上也不可能），而是指出宪法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的不同含义表述、运用领域、规范目的，并做符合本文写作目的之解释。

（一）法律上“公共利益”的含义及其解释

通过法律来解释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既有助于关照公共利益的社会现实性，也有助于明晰公共利益的含义。这是由于，宪法体现的是过去人民的意志，而今天人民的意志更多地体现为法律。而且，就目前中国的情形来看，“由于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制度运行的缺失，我们认识宪法概念，可能更多地就要借助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以及社会的一般认知了。……在我国的宪法体制之下，毕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最具有权威性，也最有可能与宪法解释相匹配。”｛3｝｛4｝

“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在我国法律中大量出现，无论是在公法还是私法中，都可以见到“公共利益”的字眼。从法律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和规范目的来看，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含义表述。

第一种含义表述，主要运用于私法领域，被视为基本社会道德规范的准则。如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物权法第7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这个层面所涉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是一种对私权利行使的法律限制性条款。这些条款通常采用“社会公共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凸显了在社会层面发挥公共利益的限制，以保持社会自身的团结与协作、稳固社会发展的道德前提。值得注意的是，物权法第7条采用的是“公共利益”而非“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较之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这种表述明显扩大了对私权利的限制范围。而且，该规定在宪法上的规范依据应该是宪法第51条（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从条款结构和表述方式上来看，物权法第7条中的“公共利益”与宪法第51条中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相对应，物权法第7条中的“他人合法权益”与宪法第51条中的“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相对应。如果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判断的话就会发现，物权法的上述规定虽然没有超越宪法第51条的意义范畴，但将物权进行公共利益的限制而非“国家的、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的限制，是否有违宪之嫌疑，颇值得认真斟酌对待。

第二种含义表述，主要运用于公法领域，被视为公权力行使的向度和准据。如物权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土地和单位、个人的不动产”；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行政许可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私法典范，物权法将征收条款写入其中，使之具备了某种混合法的性质。这种做法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几乎完全照搬宪法条文的做法并不利于物权的保护。尤其是，该法第7条和第42条第1款的规范目的并不相同，前者限制私权利的行使，而后者限制公权力的运用。虽然这两个条款采用几乎相同的“公共利益”表述方式，有助于在同一部法律中的保持表述方式的一致性，但在进行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和目的解释时就会遇到困难。

这个层面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主要是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和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对于私人财产权的保护而言，其目的在于防止公民的合法财产受到公权力滥用的威胁。在表述方式上，通常采用“公共利益”或“公共利益的需要”。与前述运用于私法领域的含义表述不同，并不特别强调其社会性。然而，上述法律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含义虽然与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需要” 基本保持了一致性，但这种表述方式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明显处于一种包含关系。问题是，这种公共利益除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以外，还包括哪些含义？如果说国家利益中的部分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话，就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即国家利益被排除在社会利益之外，并在制度规范层面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第三种含义表述，主要运用于公私法混合领域，与维护社会的公共福祉以及社会济贫、救援、健康、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密切相关，如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第4条规定：“国家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注册会计师法第1条规定：“为了发挥注册会计师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鉴证和服务作用，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招标投标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 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经济效益，保证项目质量，制定本法”；信托法第60条规定：“为了下列公共利益目的之一而设立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一）救济贫困；（二）救助灾民；（三）扶助残疾人；（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事业；（五）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六）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维护生态环境”。

这个层面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既规范公权力的行使，也限制私权利。在表述上通常采用“社会公共利益”（偶尔会采用“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就含义范畴而言，“公共利益”的含义较“社会公共利益”更为广泛。立法目的之不同乃是导致上述表述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以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第4条的规定为例，该规定是针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的——政府征收行为的限制性规定，按理说应当与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需要”的表述方式保持一致，但是，由于该法之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和鼓励台湾同胞投资，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所以对这种征收行为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和“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可以征收：一方面，将征收限定在特殊情况，即原则上不能征收；另一方面，将“公共利益的需要”限缩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前述的解释，排除了基于国家利益的征收行为的合法性。但是，这样的规定在解释上尤其是在合宪性解释上便会遇到困难，尤其是该规定是否会与宪法上的平等原则相冲突，值得认真斟酌对待。而且，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上述表述方式（意味着公共利益的含义差别）的不统一也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合宪性解释。

综上可见，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与宪法上征收（用）条款中“公共利益”的含义并不完全一一对应。就含有“公共利益”用语的法律规定来看，除第二种运用于公法领域的公共利益的含义表述以宪法上的征收（用）条款中的“公共利益”为依据外，其他两个层面的“公共利益”都无法从1982年宪法中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述。而且就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而言，如何解释第一种和第三种有关公共利益的法律规定，值得认真对待。尤其是，由于第三种公共利益的法律表述即传统经济法中的公共利益之解释涉及公权力的限制，能否单纯依据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给予解释，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二）宪法上“公共利益”的含义及其解释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通过法律来解释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通过法律来解释宪法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以法律来解释宪法，这种由下而上的解释在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宪法自身应该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洽的系统，否则就无法判断法律等具体化宪法实践的合宪性问题了”[4]。所以，要解释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还需要从宪法规范中去找寻它的真实含义。

“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在1982年宪法全面修订时并不存在，虽然1982年宪法第10条第3款（增修条文第20条）和第13条第3款（增修条文第22条）出现了“公共利益”的概念，但这不过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结果。在此之前，个人（财产）权益在各种权益中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因为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了个人权利的行使“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在将“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写入宪法以后，虽然“依照法律规定”和“合法的”的限制性规定使该修正案逊色不少，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已然获得了宪法上的明确保护，应无疑义。

自“征收（用）条款”入宪以来，公共利益作为国家干预私人财产权的一个限制手段，在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保护个人财产权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烈，并进而导致拆迁补偿利益冲突问题的大量出现。虽然法律的不完善和相关制度的缺失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但从法制层面来看，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典型的如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与宪法第51条中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之间的冲突。虽然一些学者试图对此进行解释，但很显然，既然宪法第51条并未直接使用“公共利益”而是使用“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那么就可以初步认定，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中出现的“公共利益”，应不同于第51条中出现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并不能划等号。

首先，从含义的核心范畴来看，社会的利益未必符合国家的利益，而集体的利益未必符合社会的利益。或者说，有些集体的利益，并不属于社会的利益范畴，而社会的利益也未必属于国家的利益范畴。尤其是，公共利益的界定通常以公共目的作为判别的依据，比如医院和学校等属于公益事业单位，通常被看作是“公共利益”的载体。而一个村集体的利益可能既不属于村集体范围的公共利益，也不属于一定区域社会层面的公共利益。一定区域的社会的利益，可能并不属于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国家的利益也未必属于公共利益。[10]所以，宪法第51条出现的3种利益，可能属于公共利益的概念范畴，也可能不属于公共利益的概念范畴。也就是说，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中，只有符合公共目的的部分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11]

其次，从立法目的角度来看，征收（用）条款中的公共利益，是作为征收或征用的前提条件，目的在于限制公权力，而宪法第51条中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是作为公民权利行使的限制条件，目的在于限制私权利，两者之间在法律意义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最后，宪法上的第51条是私法中的公共利益的宪法依据，如民法通则第3条和第55条、合同法第52条、物权法第7条。而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则主要是公法中的公共利益的宪法依据，如土地管理法第2条、行政许可法第1条。至于招标投标法、注册会计师法和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等经济法中涉及“公共利益”的条款，是否应完全依据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进行解释，以及是否应结合宪法第51条进行解释，颇值得认真探讨。

综上分析可知，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并不如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来得清晰。这是由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概念是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后才“补充进来的”。而且，如前所述，含有“公共利益”的法律条款对应的宪法条款并不一定使用“公共利益”的表述，如民法通则第3条和物权法第7条的规范依据应该是宪法第51条，但宪法第51条中并未出现“公共利益”的概念，且明显将国家的、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置于比个人利益更高的地位。因此，不能说宪法上只存在单一的公共利益的含义，也不能随意地将公共利益等同于“国家的、社会和集体的利益”。此外，宪法中还有不少公民基本义务条款与公共利益发生勾连，这些条款中并未出现“公共利益”的概念，而是使用诸如“社会秩序”、“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国家秘密”、“公共财产”等概念。这些不确定性宪法概念的存在，也是导致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模糊及其解释困难的另一个原因。而如何理清它们与“公共利益”宪法概念之间的关系，尚有待有权机关做出合理之解释。

四、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及其解释

（一）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

对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之含义区分，如上所述，除找到两者间一一对应的含义、明晰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不同含义、运行领域和规范目的以外，还应当探求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以为法律的合宪性控制提供依据。如此一来，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就较“法律上的公共利益”有“特别的意义”。[12]那么，这个“特别的意义”是什么？是否如学者们所言，仅仅指“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是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立法依据”呢? [13]

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是法律上“公共利益”的立法依据确实不假，但这只意味着，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应当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保持一致性（在理想状态下，对应的含义相同）。既然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 的（对应）含义相同，从宪法规范不易变动的角度来看，由宪法来界定公共利益似乎并不妥帖，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显然是法律而不是宪法的范畴。因为，公共利益毕竟是一个含义复杂且现实性很强的概念。或者说，这一概念完全仰赖社会生活现实并从中获得其社会的意义。

然而，即便法律照搬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概念，也未必能够保证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不具随意性。[14]也就是说，即便是法律界定了一个“公共利益”，那又能怎样呢？那就能解决“公共利益”界定的随意性吗？那种试图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为法律上的“公共利益”获得一个含义依据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即便是将其归结为一种“特殊的意义”，也无异于解决问题。不过，如果说宪法作为法律的立法依据，指的是宪法规范对法律规范的意义，那也就意味着“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已经浸润了“规范性的精灵”，它不再是一个事实概念，而是一个宪法规范中的概念。如此一来，这种规范性的意义就成为对“法律上的公共利益”进行合宪性判断的依据，以防止它脱离宪法而自在自为。

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虽属法律（制定法，尤其是判例法）的任务，但它不能违背宪法上公共利益的规范意旨。所谓的“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是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解释依据”的说法并不妥当，将其表述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旨是法律上的‘公共利益’的解释依据”似乎更为恰当。由此，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规范意旨是什么？而1982年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可否看作是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呢？

从规范宪法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宪法规范条款都有一个规范意旨。这个规范意旨主要是设定某种或某几种行为的准据。与法律规范条款相较，宪法上的规范条款虽然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在表述上也有特殊的方式，但任何一个规范条款都包括了“假定”和“处理”的基本结构。按照这一规范结构的要求，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似乎是无法导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的。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求助于对“公共利益”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宪法概念的解释了。然而，既不能先确定一个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概念再据此确定法律上的公共利益，也不能通过现实中的公共利益事件概括出一个公共利益的宪法概念来。因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只有在应然与实然的关系中才能获得正确的表征，而且，要探求宪法上的公共利益的含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如果没有一个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那就无法对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进行解释。

问题的实质在于，宪法上的“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所涉的“规范性精灵”在哪里呢？这还得从“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所在的宪法规范条款中来寻找。回过头来看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的规定，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重要的宪法规范条款中的关联性概念，甚至可以说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宪法概念。既然如此，“公共利益”的宪法规范意义应当如何进行解读呢？

要探求“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首先应当求助于文义解释。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的规定，都包含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的前提条件。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这个条件并不是“公共利益”而是“公共利益的需要”。从法律对公共利益的关联规定来看，“公共利益的需要”显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规范性条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它理解为一种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的话，那它属于描述性的还是属于陈述性的？如果“公共利益的需要”属于描述性的或者把它看作是法律应当对哪些属于“公共利益”进行规定的宪法规范性要求的话，那么在判断“公共利益的需要”方面，就只能求助于立法机关而不是宪法规范了，或者说，这样的解释无异于将上述条款看作是对法律的一种授权性条款。但是，这样的解释抛弃了宪法对法律的“合宪性控制”，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条款”也就成为一个纯粹授权性的条款了。但很显然，单纯将这一条款解释为一种宪法对法律的授权条款，并不适当。而且，宪法条文的简洁性和严肃性并不允许任何多余的、无意义的重复。“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做上述解释的话，就会与“公共利益”具有相同的含义。那么，立宪者就完全没有必要多写“的需要”这几个字了。显然，从合宪性控制和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角度来看，不能将“公共利益”简单地解释为一个宪法上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

此外，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词——“可以”。这个词的出现从另一个侧面为公共利益的规范意义提供了解释的依据，因为，如果“可以”表达的是一种宪法上的授权即行政机关可以根据社会情事来确定是否征收或征用的话，那么“可以依照法律规定”也可以解释为行政机关“可以不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征收或征用。但果真如此的话，这种解释就会与行政机关作为法律执行机关的性质相背离。所以，不能将“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解释为“行政机关可以不依据法律规定”来进行征收或征用。在笔者看来，可能的正确解释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和“可以依据法律规定”的表述方式隐含了征收和征用应以“必要性”为限度，也就是说，基于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征收或征用必须符合“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的要求。

适用必要性原则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公私利益平衡作为宪法上的一项原则已经确立下来。如果没有在宪法上确立一个“公私利益平衡原则”，那么上述解释就难以获得实证法上的依据。不过，如果能够解释认定我国1982年宪法已经确立了公私利益平衡原则的话，那么上述解释也就属于正当且合理的了。也就是在这里，公共利益的“规范精灵”才真正地显现出来，并成为宪法上的行政征收（用）条款的一个重要解释依据。

(二)公私利益平衡原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

公私利益平衡原则被不少国家的宪法判例予以确立，并被用来解释在涉及私人利益时公权力行使的正当性。

在美国，如同个人的私有财产权一样，国家获取个人私有财产的强大权力是先于现代宪法而存在的，被视为“政治需求的必然产物”[15]。在早期，通常运用“公共所有权”的概念。[16]2其后，自2005年著名的“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案以后，继“公共所有权”和“公共使用”的定义方式，“公共目的”的定义方式成为一种更加宽泛的定义方式。[17]3从美国关于公共利益的解释中发现，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并使两者达到共存的状态，乃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在欧洲各国，对“公共利益”普遍运用比例原则进行广义解释，以寻找公私利益之间的平衡点。[18]4比例原则的含义是：要确定某一项举措是不是为达到立法目的所必须的；如果是，那么这项举措是否很好地平衡了个人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的关系。[19]5一般来说，如果征收当局能够证明以下几点，那么征收就是符合比例原则的：对财产权进行干预的目的足以使对私权的限制具有正当性；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和这一目的在理性上是相关联的；干预财产权的方法不能超越为达成目的所必须的范围；干预财产权对个体造成的影响不能是过分的或不成比例的。[20]6比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9年）第14条第3款规定: “财产之征收，必须为公共福利始得为之。其执行，必须根据法律始得为之，此项法律应规定赔偿之性质与范围。赔偿之决定应公平衡量公共利益与关系人之利益。赔偿范围如有争执，得向普通法院提讼。” 从该条款可以看出，财产征收行为必须为“公共福利始得为之”，且赔偿之决定“应公平衡量公共利益与关系人之利益”。公共利益并不必然居于高于私人利益的宪法地位，而该规定可视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平衡的基本法原则的确立。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没有真正确立判例法制度（判例法作为成文法之重要补充，乃是当今大陆法系各国的普遍做法，由此导致普通法系与成文法系逐渐融合之趋势），公共利益只能透过法律的界定（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明确了“依据法律规定”）来完成，所以合宪性判断对于我国1982年宪法的实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要真正使合宪性判断发挥效力，除司法机关（宪法实施机关之一）作为合宪性判断机关的作用能够真正发挥效能以外，作为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的公私利益平衡原则必须确立为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在此情形下，作为落实公私利益平衡原则的比例原则才能在行政司法实践中有进一步解释和适用的余地。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界（尤其是行政法学界）在将比例原则适用于行政征收或征用的政府行为时，往往忽视了该原则与宪法上的公私利益平衡原则的关系。事实上，行政征收（用）行为在适用比例原则时必须以宪法上的公私利益平衡原则为依据或前提，如果欠缺这个依据的话，比例原则在实证法上的适用就未必是正当的了。

然而，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之前，我国1982年宪法并未将公私利益平衡原则确立为我国宪法的一项原则。从1982年宪法第12条和第51条的规定来看，公共财产、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具有至高无上的宪法地位，并赋予国家特别的保护义务。但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列）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写入宪法以后，保持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否应当看作确立了宪法上的一项原则，颇值得学术界认真对待。

从历次修宪的背景来看，因应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决断（该政治决断虽然最先以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但它最终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通过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性，并逐步强化了私人财产权的国家保护义务，为公私利益平衡原则成为我国宪法上的一项原则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历次修宪情况来看，1982年宪法至今共通过了4次宪法修正案，这4次宪法修正案逐步将“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1988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1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法第15条，1993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第5条第1款，1999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13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宪法第13条，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22条）以及“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宪法第11条，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修条文第21条）写入宪法，从而使合法的私人财产获得了宪法的承认，取得了重要的宪法地位。从历次修宪的历史脉络中不难发现，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逐步加强，使之不再处于一种从属地位。

从体系解释的视角来看，1982年宪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而第13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从这两个条款前后相继的关联性可以看出，虽然在公共财产保护和私有财产保护的用语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现行宪法力图在公共财产保护与私有财产保护之间保持某种平衡的原则还是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私有财产权的入宪和国家保护义务的宪法规定，标志着我国现行宪法已将保持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确立下来。而且，从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的规定来看，行政征收（用）的补偿（普遍解释为合理补偿或公正补偿）限制，也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原则在1982年宪法中的确立。不过，该原则尚有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阐释，但基于本文写作目的之考虑，留待以后另文探讨。

【注释】

[1]增修条文第2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增修条文第2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2]拉伦茨认为，“文字的解释都始于字义”。[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25页。

[3]在法解释论上，以描述性的定义，特别是以“外延定义”对某些法律概念进行阐释时，常常会具有广义的取向。但从排除价值化取向的面向上来看，该解释或定义方式最能符合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参见李惠宗：《案例式法学方法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8-10页。

[4]张千帆：“‘公共利益’与‘合理补偿’的宪法解释”，载《南方周末》2005年8月11日。张千帆教授所说的“完善对征收决定的程序（而非实体）控制”指的应该是“完善征收的法律程序”。这种观点与前述“由法律来确认或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因为，“由法律确认”虽然指向的是一种实体价值，但表达更多的是，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程序方式来达成某种“社会共识”。

[5]德国学者hesse认为，合乎“宪法”的解释不仅要探寻正要审查的法律的内容，而且也要探寻依据来审查该法律的“宪法”的内容，在合乎“宪法”的解释过程中，不仅需要进行法律的解释，而且需要进行宪法的解释。因为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不仅基于实体而且基于功能的整体规范的考虑均指向于该法律的维持（尽可能不判定法律抵触宪法），所以在合乎宪法的解释中，尽可能以立法者将宪法具体化下来的意义，来解释正要解释的宪法。因而，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对宪法解释产生回馈的影响，要求对宪法作符合法律的解释。参见黄茂：《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注[26]。

[6]对此，《联邦党人文集》中有一段精彩论述：“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人民与其代表相较，以人民意志为准。”[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3页。

[7]上官丕亮副教授曾著文指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概念相同，含义也应相同。”上官丕亮：“‘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8]如此理解的话，那种试图通过1982年宪法的“基本权利限制条款”（宪法第51条）来解释公共利益的做法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该条款是为基本权利而非公共利益设定意义范畴的。

[9]参见上官丕亮：“‘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0]参见胡锦光、王锴：“我国宪法上‘公共利益’的界定”，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值得注意的是，域外通常并不将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区分，因为从现代民族国家的本性出发，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在内涵上应当具有某种同构性。在私人利益相关的领域并不存在国家利益的概念，但却与公共利益的概念发生关联。

[11]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中，多次出现“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用语，这说明在立法者那里，社会利益并不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中，也出现过将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同时规定的情况，这同样能够说明，在立法者那里，国家利益并不完全是公共利益。

[12]胡锦光教授在“我国宪法上‘公共利益’的界定”一文中，虽认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具有“特别的意义”，但却将该“特别的意义”界定为“基本权利界限”。该观点似乎是将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中的“公共利益”等同于宪法第51条中的公共利益，颇值得商榷。另外，上官丕亮副教授在其“‘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一文中也认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与法律上的“公共利益”概念在功能上有所不同，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具有特别的意义，但并未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13]上官丕亮副教授指出，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宪法是“母法”，宪法是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和依据，我国立法机关在制定普通法律时也往往会在“总则”第1条中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显然，这是毫无疑问的。对此，人们不会有什么异议。在立法实践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上官丕亮：《“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4]上官丕亮副教授认为：“这种做法（笔者注：法律照搬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概念）导致了执法机关在执法时对‘公共利益’界定的随意性，这是这些年来我国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纠纷不断甚至导致重大社会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看来，‘立法宜粗不宜细’的传统指导思想需要反思和改进。”上官丕亮：“‘公共利益’的宪法解读”，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5]kohlv.unitedstates(1875),91u.s.367,371,23l.ed.449.

[16]jennie jacksonmiller,“savingprivate development:rescuing louisiana fromits reactiontokelo”,louisianalawreview,winter2008.

[17]kelov.city of new london,conn., 545u.s.469,125.s.ct.2655, 162.l.ed.2d439, 60env't.rep.cas.(bna)1769,35envtl.l.rep.20134,10a.l.r.fed.2d.733(2005).

[18]seemcquillenv.hatton(1884),42ohiost.202；nicholsat617；wendell e.pritchett, the"publicmenace"ofblight,urbanrenewalandtheprivateusesofeminentdomain(2003),21yalelaw&policyreview.1,9-10;richardclayton,“newdirectionsincompulsorypurchase”，journal of planning& environmentlaw,2006,feb,133-146.

篇10

关键词：调整对象；平等主体；逻辑关系

一 、民法通则第二条的基本内容

我国《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条是关于民法的调整范围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此条强调的是"民法"的调整范围，而不仅仅指本法（《民法通则》）的调整范围。民法是指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所有的民事法律，比如《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继承法》等。

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平等主体是指这些主体之间地位平等，以平等关系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没有相互领导和服从关系。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这里的财产关系是指民事主体间的财产所有、财产交换、流转、财产继承等权利和义务关系，包括财产归属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

民法学需要一个表示民法调整对象的范畴，《民法通则》称这一范畴为民事关系；民法学需要一个表示民法调整结果的范畴，这一范畴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民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是同一个社会关系。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民法通则》第二条中调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与民法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同等性。

二、负面影响的评价

在《民法通则》宣布后，关于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法调整对象涵盖了一切的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个调整对象过宽，那么，无疑不平等主体的关系由经济法所调整，这就误导了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经济关系，但不是纵向经济关系都是由经济法能够调整的，它也可由民法调整的，如国家对企业的关系，企业对员工的关系等。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而不能调整不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经济法调整不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而不能调整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把一些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当作民法调整对象来看待，夸大了民法调整对象的范围，这是不妥当的。相反，把属于经济法调整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归入民法范畴，也同样是错误的。

从经济法的调节论角度看，经济法同民法在调整对象上存在着密切联系和某些交叉。特别表现在国家直接投资经营这领域内。当国家投资开办和经营国有企业时，国家既是经济调节主体，又是投资主体和经营管理主体。从基本性质上说，国家直接投资目的为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生的是一种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主要是由经济法调整对象范畴。从投资经营活动上来说，国家又是以一种普通平等主体的身份出现，主要是适用民法等有关规定。

三、失误及原因分析

从逻辑关系上看，《民法通则》第二条的民法调整对象假设存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民法调整， 那么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民法就不能调整， 但是公民由于种种原因生来就不平等； 法人也由于规模、实力的差别存在不平等， 所以， 《民法通则》第二条的规定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这种逻辑关系错误主要由两个方面：首先，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平等主体关系中的一种。这正如"白马非马"这个逻辑问题，"马" 指的是马的形态，"白马"指的是马的颜色，而形态不等于颜色，所以白马不是马。这在逻辑学上是一个典型的偷换概念的例子。把"白马"和"马"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用在了一个问题里来进行论证，并作为同等意义上的概念来分析。在哲学上，这是把事物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混淆了。

其次，形式逻辑错误是由辩证逻辑引起的。《民法通则》第二条的立法解释中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这一概念过于宽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概念的两个方面是外延和内涵，外延是指概念包含事物的范围大小，内涵是指概念的含义、性质。该条立法解释中民法调整的对象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平等主体包含对象的范围过于宽泛，从而导致概念的含义的理解出现了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立法者必须根据中国现实的国情出发，中国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它还是重要依靠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获取规模经济效益。这种政府依靠统御市场而进行层层寻租的体制，企业等寻求经济收益如利润最大化机会或政府寻求政治收益如政治局势稳定或政治关系牢固最大化机会的行为或过程，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是有效率的，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被认作为是吃我们政府引入市场经济的分配利润的一个结果。②但是，等这种引入市场机制所引发的经济增长的分配利润给吃尽了，我们现行的体制就不能支撑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了，这也可能正在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政府在深化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经济运行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的同时，立法机关也需要依据现实中国从而制定配合适宜的法律。

四、结语

正如北大学者杨紫烜所言："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的基本精神是，经济法主体的依法作为或不作为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就应依法获得相应的利益，即在增量利益的总和之中占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以实现经济法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配合适宜'，而并不要求经济主体之间利益的相等、均等或大致均等。"③

我们可以利用"配合适宜"的限制语来对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前面的定语进行修饰。因此，对于这种逻辑关系错误的情况可以进行这样处理，即增加调整方法的区别因素。

"平等主体"的限定不应是对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属性的描述， 而应该是对民法的调整方法的描述。平等是民法的至少一种调整方法， 它面临不平等关系的现实， 力图通过自己的作用把它们转化为平等的关系。

民法的调整对象可以解释为平等的财产关系和平等的人身关系，"平等"二字加到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前， 即不论上述主体平等与否， 只要它们间有属于平等范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 就由民法调整， 否则不由民法调整， 恰当地指明了对象， 限定了范围。

注释：

①李锡鹤.论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本质[N].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1）.

②韦森.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实质的理解[M/OL].财经网，（2011-5-5）[2011-12-24]..

③杨紫烜.国家协调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61-362.

参考文献：

[1]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2.

[2] 李锡鹤.论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本质[N].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1）.

[3]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24.

[4]漆多俊.经济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