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原理范文
时间:2023-08-12 09: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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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信用评级的概况
1.信用评级的
信用评级又称资信评级或信誉评级,其基本是运用概率,准确判断出一种金融资产或某个机构的违约概率,并以专门的符号来标明其可靠程度。
信用评级的前身是商业信用评级,最早出现在美国。19世纪美国的银行对借款人信用情况不了解,因此需要某种机构向其提供借款人信用情况。在此背景下,路易斯·塔班于1837年在纽约建立了最早的信用评级机构,并于1849年发表了最早的评级理论及方法——信用评级指南。
20世纪初,信用评级有了新的发展。其标志是1902年约翰·穆迪开始为美国铁路债券评级,使评级首次进入证券市场。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投资方式的增多,对信用评级的需求不断增加,信用评级所涉及的领域也不断扩展,评级对象不仅包括各种有价证券,如:主权债、公司债、地方政府债券、优先股、资产证券化、中期债、私募、商业票据、银行定期存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同时也包括各种机构和团体,如国家、工商、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衍生产品交易对象等。
2.信用评级学含义
信用评级制度之所以能延续至今,首先是因为信用评级的结果是客观、公正、准确的,即使在信用评级机构向申请评级机构收取评级费用之后也依然如故。从历史情况来看,评级低的其违约率显然较高。例如,在5年的持有期中,Aaa级的平均违约率为0.1%,而B级的平均违约率为28%。由于信用评级结果是客观、公正和准确的,因此投资者广泛使用信用评级结果,筹资者也请评级机构对其信用状况进行评级。
其次是因为信用评级有效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投资人在决定是否要投资于某一项目时,当然要考虑一系列投资回报的因素和相关风险。但是投资项目的所有人或经理往往会对项目的某些方面了解得更多一些(包括所有者和经理人为使项目成功而将投入的努力)。结果,要收集一个复杂投资项目的情况不仅成本昂贵而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由于市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标准和安排有所不同,因此投资者在国际市场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在国内市场要大得多。评级机构公布或有偿向投资者提供客观、公正和准确的有关筹资者的违约概率及是否有能力并愿意及时全额偿还本金利息的相对风险等信息,解决了投资者与筹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最后是信用评级有利于拓宽债券发行者(筹资者)的融资渠道,也可以帮助其降低筹资费用。当评级机构向投资者提供的有关筹资者的信息是客观、公正和准确的时候,投资者当然会根据这些信息决定其投资方向及价格。事实上投资者通常会选择评级较高的有价证券,如果选择评级较低的有价证券,投资者不仅要求其价格要足以弥补平均违约风险,还要足以弥补可能严重偏离历史水平的风险。即:客观、公正和准确的评级结果实际上已成为筹资者进入资本市场的入门券,成为决定有价证券价格的重要因素。
3.信用评级种类
信用评级的种类有几种不同的分类方法。按信用评级方法分类,主要有两种:一是主观评级法,一是客观评级法。客观评级法更多地依赖于公司的财务数据,而主观评级则更多地依赖于专家的判断。由于决定有价证券或债务者偿还能力可靠程度的因素很多,且很多因素是无法用数量表示的,例如管理水平等,因此许多信用评级机构同时使用主观评级法和客观评级法。不过,商业性信用评级机构以主观评级法为主,以客观评级法为辅;而监管当局则相反,这可能与监管当局掌握的数据和信息更多、更全有关。
按信用评级的对象分类,主要有3种:主权评级、法人评级和对各种金融工具的评级。主权评级是对一个国家资信情况的评级。它主要反映一国政府偿还外债的能力及意愿。主权评级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宏观经济环境、结构和结构等。一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大众参与政治的程度、经济资源、储蓄率及收入分配结构、财政政策和预算的灵活性、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压力、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债务负担以及偿债记录等都是影响主权评级的重要因素。除上述因素外,还要考虑到一国的政策和经济状况对该国公共和私人部门外债的影响,并要着重该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以及该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获得资金的能力。
法人评级是对法人信用程度进行的评级。按企业性质分为两大类:(1)工商企业信用评级,主要分析或商业企业的资产状况、负债偿还能力、发展前景、经济交往中的信用状况、经营管理情况及领导水平等。(2)金融企业信用评级,主要分析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和运用情况、债务负担情况、呆账及贷款损失情况、金融法规政策遵守情况、业务经营及财务盈亏状况等。法人评级一般低于主权评级。但也有特殊情况,当法人机构的资产多于负债温与政府相比有更大的流动性时,则该机构资信状况可能比主权机构的资信状况更好。
有价证券信用评级是以有价证券为评级主体的信用评级。该评级分为两类:(1)债券信用评级,是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发行的债券的按期还本付息可靠程度的评级。(2)股票评级是对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股息、红利水平及风险的评级。
按货币币种分,可分为本币评级和外币评级。由于债券有本币和外币之分,因此,评级也有本外币之分。不过,外币债券评级比本币评级要复杂得多,因为政府可能施加严格的资本控制,禁止私营部门对外支付,因此,只有当发债者可以提供离岸抵押品,或用不会被国家没收的收益、或由信誉极好的机构提供第三方支付担保时,才可以获得较高的评级。
信用评级还可分为主动评级和被动评级。主动评级是评级机构主动对有价证券或其发行者进行评级。例如,即使无人邀请,标准普尔也为所有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且在美国市场中需缴税的证券进行评级。被动评级是指评级公司受有价证券发行者的委托,对其资信状况进行评级。
二、银行信用评级过程分析
1.银行信用评级过程
银行信用评级的过程与对其他发债人的信用评级过程基本相同。对一个发债人的完整的评级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最初评级(一般由发债方确定时间)和评级审议及变更(通常由评级机构主动发起)。不同的评级机构其评级方法也略有不同,最大两家公司穆迪和标准普尔的评级做法代表着最常见的评级方法。两家机构都是先由评级公司职员与申请评级公司的管理层和政府官员举行会谈。在这些会谈中,评级公司收集进行信用评级所需的公共和独有信息,并了解公司的经营战略及当局的政策。分析员依据这些信息为评级委员会准备一份报告,由评级委员会来确定评级。
最近几年,穆迪和标准普尔还分别提供评级观察和评级展望,做为信用评级的补充。评级观察和评级展望表明了评级机构对未来6-24个月中可能导致评级审议的因素的看法。这些审议一般表示为积极(情况有所改善),稳定或消极(表明基本情况恶化)。
第二阶段是评级审议及变更。在初步评级后,评级机构继续观察发债方的经济和财务状况。当评级公司的分析员认为发债人的经济状况有了重大改变,或由于事态发展要求不得不变更评级时才对外宣布开始对某个发债人的信用评级进行审议。此后,评级机构通常接最初评级的程序对被审议的发债人进行审议,并根据审议结果决定是否调整发债人的信用等级。一般被审议发债人的信用等级多被调整。以穆迪公司为例,其2/3的评级审议以评级变更告终。
2.银行信用评级方法
银行信用评级过程虽然与其他债券发行人的基本相同,但由于银行是特殊企业,是高风险企业,因此银行信用评级远比一般企业评级要复杂得多。常用的银行信用评级方法是以银行所在国的主权评级为上限,在比较该国银行的实力后,得出某家银行的信用评级。但也有例外,如某银行得到其他国家银行的出资或其他支持时,该银行的信用评级可以高于银行所在国的主权评级。在对银行进行评级时,不另外进行主权评级,而是使用已有的主权评级结果,因此有关主权评级方法在此不再赘述。
银行信用评级主要从以下7个方面分析研究银行的经营情况:
(1)经营环境。经营环境主要包括:分析一国的整体经济和金融状况(该分析可从主权债务评级及主权债务和存款评级上限反映出来)、该国银行在该国经济及金融界中扮演的角色、监管当局的素质、未来监管趋势的转变及银行与监管当局的关系、银行从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企业倒闭对金融体制健全性的影响等。
(2)所有制及经营权。所有制不同,银行的经营方式、管理方式不同,政府对其干预的程度和支持程度也不同。因此在对银行进行评级时要充分考虑所有制因素。
(3)管理水平。首先是分析管理层是否制定明确的战略目标,即:能否找出并能有效、持续达到风险与回报的最佳投资组合;能否沿着这条最佳风险回报投资组合曲线发展。其次是对管理层的能力、经验、直觉、承担风险的意识赝讯及交易系统的可靠性和精密程度、银行内部风气等进行分析研究。
(4)营运价值。分析银行的营运价值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银行系统的营运价值。主要是分析银行受保护的程度、营业地盘及市场准入情况;二是银行本身的营运价值。这主要是分析银行的经营效率(如化水平、商品种类和行员数量等)、银行实力(资产规模、市场占有率)、管理层的知识水平、经营策略、目标及经营的一贯性、各种业务的发展潜力等。
(5)盈利能力。盈利能力是衡量银行创造价值及通过增加收益,提高风险保障的能力。分析银行的盈利能力时采用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定量分析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指标进行分析:平均盈利资产收益率、利息增长率、净利息变动率、呆账准备金与税前利润的比率、税前利润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成本与收益的比率、支付股息增长率、营业支出与平均资产的比率等。定性分析是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主要分析收入的来源及趋势、工资及其他管理费用支出情况、信贷情况、盈利及亏损的异常变化情况、净利息收入增长情况、净利差变动情况及其他业务盈利情况。
(6)风险程度与风险管理。风险是银行业务的有机部分,风险程度的高低是衡量一家银行稳健与否的最重要。在分析银行风险时,采用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定量分析采取以下数量指标:呆滞贷款与贷款总额比例、准备金与呆滞贷款比例。(资本金+准备金)与呆滞贷款比例、贷存款比例、流动性资产与总资产比例(资本金十长期存款)与长期资产比例、稳定资金来源与贷款总额比例等。定性分析主要分析银行现在与未来的资产结构及质量,分析信用风险管理质量及流动性等。
(7)经济资本。分析银行的资本状况时,主要对银行的法定资本水平、经济资本水平、经济资本与整体风险的相关性、银行盈利能力、发行新股的能力。内部资本分配情况等进行分析。在分析资本充足情况时,主要采取以下数量指标:一级资本比率、加权风险资本充足率(BIS)、股东股本与总资产的比率、权益性股本与股东股本比率、资本产生率等。
三、国际上运用信用评级进行
监管的概况及新趋势
1.各国运用信用评级进行金融监督的情况
20世纪,一些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将信用评级运用于金融监管之中。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评价金融机构的业绩;二是利用商业性评级机构的评级,指导金融机构的投资活动。
(1)考核评价金融机构的业绩。多数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都有自己的评级和标准,且每年对其监管对象进行评级。由于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评级与商业性信用评级的目的不同,它是出于监管的需要,是为了评价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因此所采用的指标和方法也有所不同。
从评价来看,金融监管当局不需对本国的主权资信及所有制进行评价,而商业性评级机构则认为这两项评价内容非常重要,因此评价内容比商业性评级机构的要少。美国监管的评级方法“骆驼”评级法其评价内容只共有五大类指标,即资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 Qualit)、管理水平(Management、盈利水平(Earnings)和流动性(Liquidit)。其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就是“CAMEL”,正好与“骆驼”的英文单词相同,所以该评级方法简称为“骆驼”评级法。
从方法上来看,金融监管当局多采用客观评价法,且采用对商业银行业绩打分的方式进行评级。在对金融机构评级之前,通常先走出各项指标的标准及权重,评级时依此各项指标的得分,并评出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水平和流动性等的等级,然后再据此评价出各商业银行的等级。等级一般分为五级:第1级为很健全,以下依次是比较健全、不大令人满意、有和不合格。
由于金融监管当局的评级是以各项指标的标准为基准的,因此评级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实际上具有指导作用。这就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在制定评级标准时不仅要有明确的指导方针,要对金融机构的方向有充分的认识;同时也要求各项评级标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2)利用商业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指导金融机构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如年代在成熟的和新兴市场国家,监管当局越来越多地依靠信用评级进行金融监管,以提高资产质量、限制不慎投资活动。其常用的方法是:
一是根据信用级别限制被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或基金)的投资范围。这种方法多用于对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的监管上。如意大利不允许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评级低的票据;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对养老金设定了以评级为基础的投资限制。
二是监管当局根据信用评级决定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美国货币监理署规定,银行持有评级BBB或更高的债券时可按票面价值记账;持有评级较低的债券时要冲减市值,相应的损失要从资本金中抵扣。1975年SEC开始对持有未达到评级要求的商业票据,以及持有非投资级的不可转换债券的经纪人和交易商设定更高的扣减规定。
三是信用评级与信息披露相结合。利用资信评估信息,可以阻止一些质量低劣,风险较大的证券进入市场。1982年,美国SEC放松了对获得投资级的债券发行者的信息披露要求,1992年,监管当局简化了获得投资级评级的债券发行者登记。
四是评级与市场准入挂钩。1982年,美国政府规定,凡是外国政府在美国发行债券须在发行前取得信用评级。在欧洲,获得主权信用评级常被看作是的发行欧元债券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且,一些机构投资者或根据官方规定或根据自己机构内部风险管理规定,只能持有被评为“投资级”的债券。
2.运用信用评级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新趋势
运用信用评级方法加强金融监管出现了两个新趋势。其一是在1999年6月3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修改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征求意见稿,即《新资本协议》中首次建议利用外部评级计算银行的风险资产。
《新资本协议》将最低资本标准、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自律——“三大要素”结合在一起,构成新协议的核心原则,重点在于风险确定和风险管理入新资本协议》指出银行的风险主要有三类,即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其他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操作风险、和商誉风险),其中,信用风险是最重要的金融风险。为准确地确定银行的信用风险,《新资本协议》给出了两种可选用的方法:一是对业务复杂程度较高的银行,可以将其内部评级作为基础,确定其信用资产的风险权重,依此计算资本充足率。二是利用外部评级来确定银行的信用风险权重(见表1),并将此作为计算资本充足率的标准。以表中对政府债权为例,当政府的评级为AAA至AA一时,银行资产的风险权重为零,A+至A一时为20%。
其二是随着银行在活动中作用的转变,银行评级方法和银行监管也有了新的发展。传统商业银行的主要作用是金融中介,而信息的主要作用是信息中介。这就要求评级机构及监管当局采取新的评级方法和监管方法。据介绍世界各大评级机构正在制定新的评级方法,其基本思路是:调整评级内容,以客观评级法为主运用计算机系统对银行进行评级。调整评级内容是指将原来评价银行的五大类指标(资产质量、资本比率、盈利水平、管理水平和流动性),调整为风险状况、回报率和资源效率。以客观评级法为主运用计算机系统对银行进行评级是指今后评级将更多地利用客观评价法,运用计算机系统分别求出风险系数、回报指数和资源效率指数,并以此对商业银行进行评级。
四、建立商业银行经营业绩考核评价
体系对加强我国银行监管意义重大
2000年年初,国务院领导指示,要制定一套指标考核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业绩。将信用评级运用于银行监管,建立的银行业绩评价体系,无论是对加强我国的金融监管,还是对我国建立化的商业银行机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科学的银行业绩评价体系可以准确地判断银行的经营情况,它具有银行监管方法无法替代的作用。银行监管主要强调的是银行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强调的是银行经营的稳定性;而银行业绩评价体系的主要作用在于评价银行的经营业绩,它不仅对银行的资产质量进行评价,同时还对银行的盈利水平、经营成本、效率及管理水平等进行评价。
其次,科学的银行业绩评价体系不仅可以为银行监管提供,同时可以指出商业银行改善经营的方向,明确商业银行的发展目标。过去我们一直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资产质量,提高经济效益,但商业银行仍未摆脱数量扩张式粗放型经营模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明确的数量目标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建立科学的银行业绩评价体系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由粗放型经营转变为效益型经营,最终解决商业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还是以服务为目的的问题。
其三,科学的银行业绩评价体系会促进商业银行之间的合理竞争。对商业银行进行考核评价的目的就在于分出经营的好与坏,如果将这一结果与商业银行主要管理者的业绩及升迁相联,将会极大地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及责任心。
其四,建立科学的银行业绩评价体系将会促进我国银行业完善数据统计系统,提高我国银行业统计数据的真实性。经营业绩的考核评价要以商业银行统计数据的真实为基础。在对商业银行经营业绩进行考核评价时,须对商业银行统计数据的真实与否进行审核,因此考核评价过程同时也是确定数据真实性的过程。这无疑将促进我国银行业数据统计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并为银行业建立更加科学的管理系统打下基础。
最后,科学的银行业绩评价体系能同国际同行进行比较。因此它将会促进我国商业银行逐步与国际接轨。随着我国加入WTO日期的临近,我国银行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来自国际同行的挑战。我国商业银行要立于不败之地一是要立足于国内,同时也要发展国际业务。而发展国际业务特别是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时,必须要达到国际标准,必须与国际接轨。
五、对我国建立的考核评价体系的建议
1.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由于我国在数据真实性及透明度、谨慎准则、银行税收制度、呆账核销制度;信息披露要求等方面尚未与国际接轨;此外各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和业务基础也不尽相同,例如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服务对象及商品种类存在很大差异;再例如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的所有制不同,经营模式也不同。因此在建立商业银行经营业绩考核评价体系之初,不能制定适用于所有商业银行的考核评价办法,也不能在办法中体现各商业银行在所有制、经营基础及模式方式上的差异,只能分步骤制定适用于各类商业银行的评价办法。考虑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我国业中占有绝对大的市场份额,因此首先应制定只适用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考核评价办法,待试行一段时间后再制定考核评价其他各类银行及金融机构的考核评价办法。即使是适用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评价办法也有必要在试行一段时间后加以完善。
其次是建立对监管当局本身的考核评价办法。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对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评级时,对金融监当局也评价,但我国尚没有对监管当局本身的评价。为了提高金融监管当局的效率,加强我国的金融监管,应制定相应的办法,对人民银行的各级分支机构进行考核评价。
最后是积极商业性评级机制,提高商业性评级机制的质量,并将其评级结果运用于指导商业银行的贷款及其他资金运用方式上。
2.根据我国国情,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监管当局的评级办法
我国商业银行的所有制、经营机制与国际同类银行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借鉴外国金融监管当局的信用评级办法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首先,要选取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能够充分反映我国商业银行经营业绩考核指标。这些指标应包括以下:资产质量(逾期贷款率、呆滞贷款率、呆账贷款率和信贷资产风险抵补率)、盈利能力(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人均利润率、利息回收率、应付利息充足率和效率比例)、流动性(流动性比率)和资本比率(核心资本比率和资本充足率)。
其次,评价指标的标准应是我国商业银行通过努力能够达到的指标。以资产质量为例,国际上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目前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均较低,(最高日本1998年其不良资产比率也远远低我国商业银行的水平,日本十家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分别为:逾期贷款率1.07%、呆滞贷款率3.14%、呆账贷款率1.04%)。据了解发达国家同类指标的标准也设定的很低。因此目前我国尚无法完全套用国际标准,只能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标准,待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提高后再相应调整。但是有些指标是可以套用国际标准的,如流动性比率和资本充足率。
最后是要结合当前金融监管的中心任务。当前我国银行监管的主要任务是化解金融风险,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因此在设定各指标的权重时要将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权重设定得很高,而将流动性和发展能力的权重设定的较低。
3.评价办法应能进行时间序列、行业序列比较的办法
对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进行考核评价的目标不仅是为评价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同时也是为找出各银行在经营方面存在的,找出与国际同行存在的差距,为金融监管当局制定金融政策提供,为商业银行改善经营管理提供参考。因此评价办法应能进行时间序列、行业序列的比较。
为达到这一目的,我国的商业银行考核评价办法应以客观评级法为主,即以定量为主,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定量分析结果进行定性分析。要进行定量分析,首先要确定各指标的公式,我们建议采取以下定量分析公式(见表2)。
篇2
关键词:独立学院;金融学;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248-02
一、独立学院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实践教学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通过引导学生的实践活动,传承实践知识,形成技能,发展实践能力,培养创新精神,提高综合素质的教学活动。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教学活动。
独立学院是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和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由普通本科高校按新机制、新模式举办的本科层次的二级学院。从办学目的来看,独立学院是培养具有较系统的学科基础理论、具备一定的创新与技术革新的理论能力、实践应用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创新型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除了需要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对一些现实问题举一反三的解决能力。创新来源于实践,那么实践教学便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最好的途径。因此,构建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是独立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独立学院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金融学是一门集理论、实务、技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金融专业的课程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操作性。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对金融业从业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除了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金融业务的操作能力也成为金融机构在招聘人才时考量的一个重要依据。
随着中国教育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素质教育的开展,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观念和束缚,逐渐被关注和重视。虽然目前许多独立学院对实践教学的投入逐渐加大,实践教学的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在实践教学体系设计方面依然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导致实践教学的效果不理想,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际操作能力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使部分学生在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工作所需,影响了学生的就业。具体来讲,独立学院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金融学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设置不科学。传统的金融学实践教学课程设置不够科学,内容形式单一。实践教学本应是理论知识延伸到实际生产和社会应用中的内容,应该按照实际经济活动中的相关业务来设置实践项目。但目前的实践教学缺乏相应的指导书以及专门的实践教学规划、管理、研究与评价机制,教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完全依附于理论课程的需要安排实践内容,而且学生没有实践操作的参考资料,导致实践内容与实际经济活动相互脱钩,达不到实践的目的,锻炼不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2.师资力量薄弱。独立学院普遍存在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没有形成合理的老中青结构,缺乏“双师型”素质教师。许多青年教师大多直接从高校走向高校,从理论学习到理论讲授,缺乏实践课程设计及实践指导经验,再加上独立学院的课务繁重,学历进修的压力比较大,实践学习的经费有限,致使教师的实践经验不足,操作能力不强,达不到最佳的指导效果。由于师资力量的薄弱,许多设计性、创新型的实验项目没有被列入学生实践学习的范围之内,学生的操作能力也就得不到很大的提高。
3.实验室建设落后。目前,许多高校把自身的发展放在办学规模等方面,实验室的建设比较滞后。由于实践经费的制约,许多实践教学设备陈旧落后,数量不足,软件配置方面也不够齐全。实验室的设备落后,导致某些实验项目受到限制而无法开展;实验设备不足,使学生只能在有限的实验课堂上进行操作,而在其他时间,学生想进行实验操作锻炼,学校无法提供开放的实验室,满足不了学生的要求。
4.实践教学实习基地资源匮乏。很多学校没有建立起与金融机构长期合作的机制。由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任务都比较繁重,适合学生专业实习要求的机构担心接受学生实习会影响他们自身的工作,所以一般不愿意给学生提供实习的岗位。愿意接受学生实习的单位,又缺乏实习监督的老师,对学生实习的目的、要求和任务不能够完全理解,从而使学生达不到实习的效果,浪费了宝贵的实习机会。
三、构建独立学院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思路――以“外汇交易理论与实务”课程为例
1.加强金融学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设置。只有按照完善的教学课程体系开展教学,才能够达到良好的教学目标。在金融学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设置中,要按照市场对金融人才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标准来制定培养目标、确定实践教学大纲、编写实践教材、配备实验硬件及软件、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形成具有独立学院专业特色的实践课程体系。在外汇交易实践课程的设置中,学校可以安排一些实践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或者在外汇实务部门工作的相关人员来编写实践教学大纲以及教材,根据外汇工作的实际需要来安排实践项目,更好地实现和未来工作的对接。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实践教学水平。提高教师素质是提高金融专业实践教学水平的关键,因此学校要建立促进教师资源合理配置和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有效机制,培养一支具有较深理论功底、较强社会实践能力的师资队伍。对于外汇交易课程师资的建设,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加强对师资的培训,如派出专业课程教师参加专业技术培训、学术交流、教学研讨会,安排教师参观其他院校的外汇交易实验课进行交流学习,安排教师到外汇实务部门进行参观学习,以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二是把实践经验丰富、具有实务部门工作经验的人员充实到实践教学队伍中来,如聘请金融机构外汇实务部门的人员来校担任外汇实践教学的教师,这些人员长期在实务部门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传授给学生。
3.加强实验室建设。实验室的软硬件是实践教学的基础,金融学专业的实验室更是具有其特殊性。金融学实验室的建设要充分体现仿真性的特性,要尽可能接近真实的经济活动,学生在高度仿真的环境中实训,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真实岗位的工作。在外汇交易实验室建设上,硬件设备要能够体现现代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软件要在满足实践教学的基础上,还应与外汇实务中的软件具有高度的仿真性。首先是对网络的要求,真实的外汇市场汇率变化是瞬息万变的,这就要求外汇实验室必须具有高速的网络,实验室能够便捷地与外部网络实现信息交换,能够反映真实的市场信息。其次是对外汇模拟交易系统的要求,外汇模拟交易系统要具有委托下单、自动成交和自动结算等与真实交易系统相似的功能。最后就是对分析软件的要求,学生可以利用分析软件进行外汇投资分析,可以进行实时数据采集和网络静态分析,并给出多种分析曲线和技术指标,从而锻炼外汇投资分析能力。另外,由于外汇交易24小时全天候进行的特性,学生在实验课堂之外也可以进行交易,这就使得在课下也有了对外汇实验室的需求。学校可以根据情况,安排一些开放的实验室,作为学生的第二课堂,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操作机会,为优秀的学生提供创新活动的场所,提高实验室的利用率。
4.加强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实验室毕竟只能进行模拟操作,与校外金融机构相比,校内的模拟环境具有一定的欠完备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践的效果。外汇交易的校内实践课也只是让学生进行模拟交易,他们对于真实的外汇市场并没有太多的感受。要想实现理论与实际的衔接,增强学生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沟通协作能力、应变能力以及创新能力,把他们放在金融机构进行真刀实枪的训练是实践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这就需要学校给予支持,花大力气建设校外实习基地,学校可以与多家有外汇业务的银行进行协商,如果有银行愿意与学校进行合作,学校可以与这些机构签订长期合作协定,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定期的安排一些学生到外汇银行部门进行实习,让学生真切的接触外汇市场,感受外汇交易。
四、结语
总之,只有不断深化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构建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增强学生的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才能不断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培养更多的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金融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 尹慧斌,花球.金融专业实验教学课程体系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5).
[2] 徐扬,戴序.构建金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思考[J].现代商业,2008,(17).
篇3
随着全球金融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上资本流通性也不断增强,每个国家的金融产品也越来越丰富,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也随之增高,这就使得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但是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际金融风险的水平。现代系统科学理论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非线性的、非还原论和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这就为金融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新的研究领域。正因如此,本文主要以协同理论为基础,使用了比较合理的研究方法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有效的分析。
【关键词】
协同理论;金融监管;协同监管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形势越来越复杂,从前几年暴发的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在金融业的运行中的每一种不同的潜在风险的原因是不能忽略的。根据我国实际的监管情况进行分析,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分业的监管制度,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中,我国的分业监管制度已经慢慢的向混业监管制度转型[1]。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金融体系一直都处于一种相对比较被动的形式下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时非常不健康的,从经济安全性和经济稳定性的角度思考,这两者已经成为了人们当今最为重视的核心。为了使我国金融业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进一步弥补我国金融事业的不足,本文在协同理论的基础上,对金融监管进行详细的分析。
1 协同理论简介
1.1协同学简介
协同学主要的基本概念包含“竞争与协同”“序参量”等,其中竞争与协同是协同学提出的系统整体变化的动力来源系统内部的作用,在这个系统中,系统内部的每个子系统之间的竞争是协同学的基础,竞争系统也是整个协同学演变过程最为活跃的动力。所谓的协同也就是协作与合作,这也是系统的统一性的主要体现,在不同的系统中这个规律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是哪个系统,协同学主要的表现都是协作与合作[2]。但是从层次的结构方面进行分析,系统内主要表现在系统的整体性和相关性。而序参量在协同学中主要是对一个系统宏观有序程度进行衡量的标准,序参量在系统中发挥着指导子系统的运行和对系统宏观有序的情况进行有效反应的作用,如图1-1所示,序参量和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1.2协同理论简介
不管是哪种系统,稳定性都代表着一种相对比较保守的原因,而在系统中不稳定性都代表着一种比较激进而且具有破坏能力的原因。而协同学理论就存在不稳定心的原理,而且这种不稳定性原理对于各个子系统的发展来说都非常具有意义,系统也是这两种因素在某一个特定程度上的平衡[3]。如果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理论模式一直影响着系统的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出现一种比较激进的理论来打破这种稳定模式,这样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系统的发展,而且很可能会因此出现一种比较新的模式出现,这也是协同学不稳定性理论的主要模式。(如图1-2)。
2 我国金融监管协同机制出现的问题
2.1缺乏有效的协同决策机制
就目前而言,我国协同监管的组织形式其实是一种相对比较松散的联系会议机制,这种比较松散的联系会议机制在监管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大的缺陷,监管机构的绝大部分工作一般情况下都是建立在事情结束之后的总结之上,对一些特殊情况没有办法起到防御的作用,而且因为决策机构和法律约束力,这样就更难让监督机构的意见难以达到有效的统一,从而严重制约了协同决策有效性。在金融监管机构的里面,主要的协调机制由三个监管机构建立的一个监管会议机制,而且这个会议机制在加内容监管机构里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2.2实施金融协同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完全
我国建立的各方面的金融法律体系都是以行业为基础的,而且我国的监管体系也是和我过的法律相对应的,也正因如此,在金融监管协作方面我国缺少了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相关人员的监管职责不够明确,就目前而言,我国对金融监管实行的是分业监管的原则,也正因为这样,直接导致了各个监管机构在对其相应的机构监管的过程中单独的依靠法律,从而忽略了各个监管之间的协同作用,进一步使得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没有法律可以依靠。2)很容易使得监管套利。不管在银行行业中还是在证券行业中,因为每个行业根据的法律不一样,就很容让人利用法律空隙进行套利。由于在不一样的监管体制下,每个人依据的监管法律是不一样的,从而使得很多监管部门对同一个业务进行监管的时候会存在不同的监管措施,这就回使得每个监管机构之间出现矛盾,从而使得监管机制完全发挥不了作用,监管措施也不能顺利的进行。
3 完善协同理论下金融监管的策略
3.1建立高效的协同机制
在对协同机制进行完善的时候,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有效的考虑,第一,要明确每个监管机构的监管对象,这样就可以出现重复检查的现象发生,从而进一步节省监管的资源,与此同时,成立一个专门检查委员会协调调查组,对于一些相对比较重大的案件可以利用他们进行详细的调查,这样不仅仅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还能够进一步防治各个监管部门推卸责任的现象。然后,要对检查的方法进行合理有效的明确,在符合法律的要求下和金融协同监管部门一起进行检查,对检查的重点进行有效的突出,进一步提高监管的效率。
3.2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规范
在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律规范进行完善的时候,第一,对根据相关金融业务发展的要求,对已经存在的法律进行合理的修订,对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进一步明确,而且要使得联合行动制度化;第二,要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从而进一步对监管者的职责和监管范围进行有效的辅助;第三。注意相关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协同作用,把协同作用细化到监管法规的具体事件中去,对金融机构合作问题做出详细的安排,充分发挥协同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使用协同理论模型对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各个子系统和子系统之间进行协同分析,首先完善协同机制的监管框架,其次完善金融监管协同机制的主要内容,最后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这样才能够使得我国金融监管制度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陈建军.央行与银监会:分工与合作[J].中国证券期货,2010 (4):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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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新趋势;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9-0032-04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频繁。根据危机爆发的先后顺序主要有1994年底美国奥兰治县破产案和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初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巨额亏损,1996年底阿尔巴尼亚金融危机,1997年初英国国民西敏士银行巨额亏损和年中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濒临倒闭,1999年初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经济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往往都有涉及金额大,波及范围广,造成的损失严重的特点,它们的影响不仅是国内的也是国际的。大量金融危机使金融监管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按照金融监管所涵盖范围的大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简单地说就是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随着金融创新、金融信息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监管的主体和对象日益扩大,狭义的金融监管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此,本文对金融监管拟采用一种广义上的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1]这一定义包括监管的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方式等内容,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实践的抽象总结。
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仅8个主要发达国家在世界1000家大银行中所占的比例就高达55.5%。,他们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实践和经验总结往往代表着金融监管的方向。[2]由于时代背景和经济金融条件不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西方国家的金融监管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一)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理论的新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它的发展变化以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变化为依托。对金融监管理论影响最大的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是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和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它们分别成为金融监管是放任自由还是加强政府干预的理论来源。20世纪30年代以前,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盛行并占据统治地位,金融监管主要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则是凯恩斯主义独领的时代,政府普遍对金融活动进行干预。70年代到9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得到“复兴”,金融自由化理论也因此大行其道。进入90年代后,随着大量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开始审慎地看待金融自由化,并努力从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中寻找平衡。
以上分析是对金融监管理论发展的总体评述,不过,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金融监管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中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信息不完全是指信息供给不充分、故意隐瞒真实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由于信息对于金融交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信息不对称还是信息不完全都会导致金融市场交易的不公正的效率损失。以“贷款人――银行――存款人”这一关系链为例,贷款人与银行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贷款人具有信息优势,银行很难确切地知道贷款人的真实状况和贷款的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而从银行与存款人之间看,存款人所掌握的信息更不充分,存款人在银行如何使用存款方面知之甚少,也比银行更不清楚其存款的去向和被贷款人使用的状况。这就有可能出现贷款人把风险或损失转嫁给银行,银行也有可能把有的风险或损失不适当地转嫁给存款人,同样,在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与债权人之间,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实践的新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因此,考察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必然遇到统一性不足而多样化的困难。为此,下文将以监管的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方式等内容作为分析框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做一些分析。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
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因此,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3]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这一观点的另一佐证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风险监管进行连篇累牍的论述,但对商业银行如何从监管中获取收益的论述却显得很不充分。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
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近年来,一些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例如,在欧元区国家中,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复存在,有一半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另外,根据1999年各国中央银行公开出版物显示,只有35%的工业化国家将银行监管职能放在中央银行内,而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则把银行监管职能放在中央银行之外。[4]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于1997年、澳大利亚于1998年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从分散化监管向集中监管转化。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
3.监管依据的新趋势
为了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每个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经济金融环境制定出一系列金融监管的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依据。毫无疑问,这些金融监管法带有显著的国别特征。但就西方国家整体而言,其监管依据却有很大的共性。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巴塞尔协议”和1997年9月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对稳定金融体系具有很大的作用,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银行监管文献。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银行经营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日益提高,1988年的资本协议已经越来越滞后于风险监管的需要。2004年6月,在经过长达6年的制定期后,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简称新巴塞尔协议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或巴塞尔协议Ⅱ)。新资本协议反映了现代金融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反映了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例如,审慎合理的风险承担、科学准确的风险衡量、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科学合理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框架。虽然目前很多国家还不具备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但是随着2006年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十国集团①的实施,将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效仿。
4.监管对象的新趋势
20世纪早期金融监管的对象主要是商业银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非金融机构,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使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膨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使跨国银行和其他跨国金融机构与日俱增,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使金融监管对象日益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
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例,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已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表现在机构类型日趋多样化,发展迅猛,并且其资产和负债规模所占的比重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领域日益拓宽,在金融创新、资产重组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而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在日本,由于银行、证券、信托以及保险业务、长短期批发零售业务、政策性业务等都是相互分离的,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加多样。因此,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济影响和货币供给两方面考虑,金融监管当局都不得不重视和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
5.监管方式的新趋势
20世纪上半叶,金融学基本上处于定性分析阶段。20世纪后半叶,金融界发生了两次华尔街革命②,工程思维被引入金融学,标志着金融学进入了定量分析阶段。一些人开始利用数学工具研究金融,进行数学建模、理论分析、数值计算等定量分析,以求找到金融活动的内在规律并用以指导实践。但是模型化监管虽然代表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然而这一方式无法避免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具体地说,这种监管方法可能会使银行建立两套模型:一套用于内部风险评价的模型,该模型不遵照监管当局的参数标准,而是采用该领域内的最新技术,用于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另一套模型仅仅用于决定监管资本,这套模型完全遵照监管者的要求而设定。也就是说,采用这种监管方法没有办法使监管者完全能够证实被监管者上报监管当局的风险价值是否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所确定的风险相一致。
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许多经济学家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提出了对银行资本监管的预先承诺方法(Pre-commitment Approach,即PCA)。该方案的内容是:监管当局设定一个测试期间(例如一个季度),银行在测试期初向当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量水平(即下一个期间内将保持的最大损失值),为该期间内可能发生的损失做准备。在这一损失最大限额内,监管者不会介入,各机构自行管理和控制风险,如果在此期间任何一个时点违反了这一承诺,即损失超过了预定限额,监管者就会介入其具体活动,对其进行处罚。
预先承诺法能够将银行出于内部风险管理目的而计算出的风险价值同监管当局出于监管目的而要求银行确定的资本要求有效地联系起来。在预先承诺法中,每个银行预先承诺的资本数量是根据其特有的市场状况、经营环境以及各自在不同市场上业务水平作出的,因此解决了“一刀切”的问题。基于这两点考虑,1995年10月31日美国清算机构的成员银行在给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信中建议联储及其他监管机构考虑实施PCA方案。虽然这一方法尚未被纳入巴塞尔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但从中可以看出未来金融监管的基本精神――内外监管相结合,但更注重金融机构自身积极作用的调动和发挥。
三、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往往具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他们对金融监管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代表着金融监管的最高水平,其反映出的趋势对国际金融界具有深远的影响,也给我国金融监管予重要的启示。
从监管理论上讲,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时刻关注经济学和金融学发展的新理论,并在实践中善于吸收和应用这些理论。信息经济学作为现阶段金融监管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工具,我国金融界应高度重视,在实践中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披露,避免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市场的不公正。
从监管实践上讲,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各要素的变迁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对我国金融监管具有借鉴作用。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是对我国监管目标的启示。安全优先、兼顾效率作为西方国家监管目标的基本原则,对我国尤其适用。目前,我国经济金融体系还不完善,各种经济金融制度还不健全,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来说,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仍然应该以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为首要目标。
二是对我国监管主体的启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采用分业监管的模式,即银行、证券、保险分别设置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加以监督管理。从全球看,虽然发达国家具有统一监管的趋势,但多数国家(82%)仍然实行银行、证券和保险的分业监管体制,有72%的国家的中央银行仍然负责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5]因此,我国不应该随波逐流,而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是对我国监管依据的启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旧巴塞尔协议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水平起到重要作用。《2005―2006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第三季度,14家全国性银行中,资本充足率达到银监会规定的8%的银行共计10家,占71.4%。[6]但是,由于实施新巴塞尔协议需要比较苛刻的条件,如可用于模型分析的大型数据库的建设,熟悉新巴塞尔协议的人才的培养以及高额的实施成本等,我国目前及十国集团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头几年里,仍将重点实施好旧巴塞尔协议,并逐渐将“监管当局的监管”和“市场约束”纳入商业银行的监管体系,以期向新巴塞尔协议靠拢。
四是对我国监管对象的启示。由于非金融机构、金融衍生品市场和跨国银行及非银行跨国机构在现代金融领域中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忽视对这些监管对象的监管或者监管不当,也会像商业银行一样诱发金融风险,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例如,中国第二大外币债券发行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GITIC)因为负债累累和支付危机于1998年宣布破产倒闭,引起海内外震惊。这提醒我国今后要针对金融监管对象的变化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措施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五是对监管方式的启示。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先进的监管方式而言,我的金融监管方式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使用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合规性监管和标准化监管。行政命令式的监管不利于发挥市场的活力,也容易滋生腐败;合规性监管是一种事后监管,经常会遇到想要“亡羊补牢”却发现为时已晚;标准化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通过评估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及时和有针对性的提出监管措施,但该方法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对当今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风险预警能力。基于以上原因,我国金融监方式要积极吸收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理念,逐渐向数字化模型化监管转变,为以后更高级的承诺式监管做好准备。当然,实现这种转变不能匆忙上阵,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走循序渐进的道路,防止不切实际的跟进并因此造成重大损失。
注释:
①十国集团包括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
②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马科威茨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第一次明确地用数学工具给出了在一定风险水平下按不同比例投资多种证券收益可能最大的投资方法,引发了第一次“华尔街革命”,马科威茨因此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73年,布莱克和斯克尔斯用数学方法给出了期权定价公式,推动了期权交易的发展,期权交易很快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成为第二次“华尔街革命”。
参考文献:
[1][3] 韩汉君、王振富、丁忠明编著.金融监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5] 白钦先.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篇5
关键词:统一监管;功能性监管;依法监管;金融服务
2003年,我国成立了中国银行业监督与管理委员会,至此,我国正式形成了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随着国际上对金融业实施混业监管的趋势加强,我国入世后与国际金融业的逐步接轨,是否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过渡到统一的功能性监管,理论界和金融界展开了认真的讨论。
持赞成过渡到统一的功能性监管的观点如项卫星、李宏瑾(2004)、曹红辉(2006)等认为:混业经营、统一监管是国际发展的主流。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讲,我国应该实行混业经营。支持现有分业监管、机构性监管的观点如任志刚、张炜(2004)、卢春燕(2006)等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混业监管是分业监管体制长期发展的结果,我国暂不具备混业监管的环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通过对英美西方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研究,为解决我国的“分业、机构性监管”与“统一、功能性监管”之争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英美国家金融监管实践
1、美国的金融监管实践
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较为复杂。从横向看,不同金融业务有不同监管主体;从纵向看,不同级政府又是不同监管主体。银行以及储蓄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由货币监理局、美联储和存款保险公司三大联邦监管机构和各州监管机构共同负责,证券经营机构主要受联邦证券法的管辖,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是基于证券交易法设立的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信息披露、证券交易所、柜台交易和证券业协会等履行监管职能,美国的保险机构由所在各州保险局负责,这种错综复杂的金融监管体系使人眼花缭乱。
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特别是银行监管体系相当完善,在世界上亦享有盛誉。近年来,通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多边机构,美国对制定全球性金融监管标准也施加了相当的影响。由于在州和联邦当局之间划分管理职责的双重银行结构,以及参与商业银行监督的三个联邦机构共存,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由多家机构分头负责,使银行监督过程十分复杂。美国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决定了美国分权监管的原则和监管体制的地域多样化和职能多样化。从其构成来看,由于分权式联邦整体等因素的作用,美国的监管体系亦存在着政出多门、职能重叠等弊端。但总的来说,对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高效及保障消费者权益等的确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英国的金融监管实践
英国是自由民主思想的发源地,其社会各个层面无不深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在经济运转上表现为崇尚自由契约和“无形手原理”,在法律传统上则表现为规则缺失,往往援引判例进行仲裁。中央银行的监管主要以“道义劝说”和“窗口指导”为主,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从上世纪以来,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的增多,以及业务交叉和市场交易的扩大,仅仅靠道义约束进行监管,逐渐显现出各种不足。因此,为了跟上金融市场发展的脚步,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英国逐渐通过制定正式的法规,完善外部监管体系来加强银行监管,并在1987年颁布《银行法》,明确了英格兰银行是“英国银行业唯一的监管机关和银行法执行当局”的地位。
随着近年来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业务界限日益模糊,欧洲统一市场发展步伐加快,为了使银行监管与经济、金融形势相适应,英国于1997年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改革。政府负责制定通货目标,而确定基础利率和实现通货目标的责任将从政府转移到英格兰银行,而且赋予英格兰银行独立制定政策的权力,同时宣布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被移交给新成立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FSA成立后,英国的金融监管框架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降低了金融监管费用,而且集中了金融监管的监管权,由FSA统一负责对全部金融活动的监管,在这种监管体制下,监管机构的监管也更为透明和公平。
二、英美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是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与完善的,金融机构的发展状况、业务分工、竞争的激烈程度等都会在不同的方面影响金融监管方式、方法的变化。随着金融监管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全球金融活动的联动性及风险性增加,这使得各国联合金融监管的呼声进一步高涨。为了应对新出现的问题,英美等国金融监管出现近似的监管手段,并朝着大体一致的方向转变。
1、监管主体的强化
近年来,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金融机构传统业务界限被打破,银行之间及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之间的并购浪潮兴起,结果出现了一批综合化经营的超级金融机构。为此,一些国家又专门建立或准备建立了针对这类机构的监管部门,金融监管主体又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集中监管。比如,1997年英国成立了对金融领域实施全面监管的“超级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取代英格兰银行的监管职能。美联储和日本金融厅的成立亦有异曲同工之效。
2、监管内容的演变
从监管的内容上看,由于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商品市场的迅速崛起,导致金融监管对象进一步增加。1997年,美国商业银行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表外业务高达254,000亿美元,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业务仅50,000亿美元。各国监管当局相应地扩大了金融监管的范围,从单纯的表内、表外业务扩展到所有业务。从监管的重点来看,以往的金融风险监管侧重于信用监管,但银行还可能因为其他风险而陷入经营困境,因此当前国际金融业的监管除信用监管外,还重视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
3、监管范围的扩展
从监管范围上看,国际金融监管也从单纯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转向以最低资本标准、监管当局的检查及市场自律三个层次的全面监管。20世界60-70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和各种衍生交易工具的出现,使各国金融监管的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各个专业性很强的监管机构依据其拥有的技术优势对金融体系中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管。
三、西方金融监管中的缺陷与不足
自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之后,美国已经正式确立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但分业监管的模式并未改变,由此造成更多的政策漏洞。例如,次级抵押贷款本身由美联储监管,但在次级抵押贷款基础上衍生出来的MBS和CDO,从理论上既属于美联储监管,也属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但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种金融衍生品打球,最终美联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都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金融机构过渡追求风险,监管当局倾向于放松管制,最终导致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过度发达而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继而爆发金融危机。
次级债危机爆发后,众多学者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监管进行了新的思考,认为美国政府过于专注经济的发展,金融监管机构对信用评级机构基本没有监管;对商业银行肆意扩张信贷、降低贷款标准发放贷款时基本没有监管,忽视了房贷风险的政策导向。美国政府把次级抵押债券所涉及的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责任抛给信用评级机构甚至是次级抵押债券所涉及的金融衍生品的开发者。而这些监督者又多是次贷业务的积极参与者,很难保证他们能严格的执行监管措施。
四、西方金融监管实践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伴随金融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改革,其监管体制的构建,都紧密结合各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状况。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构建与改革,既要结合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还要通过借鉴国外金融监管经验,积极应对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挑战。我认为主要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由原来的机构性监管向统一的功能性监管过渡。功能性监管能够很好地对混业经营实施监管,它至少有这样一些好处:①形成规模效应。从理论上说,在投资规模既定或经营成本既定的情况下,其业务量越大单位成本越小,从而企业经济效益越高。由于统一监管可以使监管资源由不同业务部门或机构共同分享,其总体经营成本通常应低于每一机构单独经营时的成本总和;②分散金融风险。从业务多样化角度看,由于混业性金融机构从事不同领域的业务,其业务波动的周期与基础多有不同,因此,当其中一个部门或机构的业务因某种原因陷入低谷时,可以由其他部门的受益冲抵,而不至于对该金融机构本身产生重大乃至致命的影响;③调整灵活。从业务发展角度看,监管机构发现实行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某些业务因竞争力不强、需求不足、经营不善或业务品种过时等外在或内在原因导致前景不佳时,该机构完全可以审时度势进行内部业务调整,果断转入其他市场;④司法裁决权明确。银行监管者主要关心的是确保银行系统的安全健康,保护银行和存款超过保护投资者,他们在保护投资者的专业知识方面不如证监会那么多,因此让证监会负责监管证券业务,银行监管机构负责监管银行业务是明智的;根据功能分配监管司法裁决权,也允许使用一致的监管理念。⑤避免监管混乱。
实行制度性的转变,是解决我国金融监管落后的根本出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不仅会有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同时我们的金融企业也要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功能性监管,他们的金融企业也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那么,要与国际接轨,就首先要在体制上与国际接轨。
2、依法监管
目前,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依据仅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金融机构退出法》、《外资银行管理法》等文件,尚未形成比较完整的监管法律系统。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尤其是《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出台,更是将美国依法监管推向巅峰。英国也修改了相关法律,进一步扩充了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
一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是以行政手段为主,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的使用较少。在加入WTO后,如何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管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缺乏综合监管的法律权限,现有的监管法律刚性太强,缺乏灵活性,导致实施效果欠佳,制定综合性监管法规《金融机构监督管理法》,非常必要。新的管理法在指导思想上,应借鉴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定和成熟经验,适当补充合规性监管内容,以风险监管为突破口,强调监管在法规中的地位和分量,提出适合风险监管的金融监管措施。同时要制定法律实施的细则,也要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制度进行清理、整理。
3、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不论是从金融监管的历史来考察,还是从金融监管的发展来分析,金融服务都是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而金融监管的进一步完善也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第一、金融服务先于金融监管而存在。这在中央银行发展的第一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要么本身就是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要么就是兼营商业银行业务的私人股份银行。因此,提供金融服务便自然成为其自始至终的主要业务之一。第二、从中央银行的发展看,金融服务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成本,提高了监管的效率。金融监管所要获得准确、及时的信息,以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管,被监管者提供的报表是依据之一,但很难保证其真实性;现场稽核虽然可以确保真实,但不能满足及时性的要求,且成本较高。而通过金融服务却可以较为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金融监管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降低被监管者的心里预期,使各金融机构能服从监管并积极予以配合。所以在服务中进行监管,既可以提高监管的成效,降低监管成本,又可以牵制被监管者,并得到后者的配合与支持。第三、从完善金融监管看,科学的金融监管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持。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业出现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无不对监管当局提出了挑战,只有和被监管者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把握每一步骤的脉络,这同样离不开金融服务。通过提供各种服务,不仅能掌握最新的动态,而且可以了解被监管者的需求,进而科学、合理地在监管方面进行创新。既实现了监管目的,降低了个别的和系统的风险,又顺应了潮流,提高了监管机构的权威。
我国的金融监管在这方面做的远远不够。我国的金融监管之所以不重视服务,是有深刻原因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中央银行是由政府组建,从一开始它就是国家行政机关,是管理机构,较多的是强调管理、指导,服务方面可谓是先天不足,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又片面地理解监管,将监管等同于管制,未能与服务联系起来,使之后天又不足。银监会刚刚成立,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历史也很短,虽已开始重视服务,但落到实处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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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混业经营;金融监管;模式创新
金融市场所具有的自然垄断、外部性及信息不对称等特性,是金融监管存在的理论基础;而金融创新、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是不断调整金融业经营体制和金融监管模式的现实原因。一方面,金融市场若求长期繁荣发展,则需要源源不断的金融创新为其提供前进动力,因此,金融创新是市场发展的必需品;另一方面,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防范和抵御因创新而引发的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亦应运而生。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金融行业业务范围的不断交叉融合,混业经营模式重现历史舞台,成为当下国际金融市场中最为主要的经营体制;亦因此,我国近年来混业经营趋势不断深化,金融业态的演变呼唤新型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需要考虑一国经济政治现状、历史文化背景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在金融业发展尚未成熟阶段,贸然采用过于宽松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模式会大大加重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不利于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反之,若在金融市场发展逐步成熟,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等监管手段渐趋完全时,政府过度的干预和监管也会滞碍金融业的继续发展。因此,在我国金融市场尚未成熟,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现今,把握监管力度,构建适合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已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
一、我国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各种金融创新产品玲琅满目,增强金融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加重了金融监管的负担。各类金融机构所从事的业务界线逐步模糊,金融产品亦不再囿于业务范围而呈现产品同质化现象。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主要概述如下:第一,直接融资比重稳步提高。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两大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数量不断增长,资金需求量也水涨船高,由于银行等资金中介机构出于流动性要求,对贷款资格掌握较为严格,因而中小企业融资只能依靠资本市场这一长期资金的流通场所。故资本市场运作已呈一定规模,这为金融业混业经营奠定时代背景。第二,金融市场同质性不断加强。分业经营模式下各类金融机构间异质性较为明显,各业务及人员间均保留一定专业化特征。然而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实现了金融产品的同质化,最终也导致整体金融行业的业务交叉混同成为必然。第三,金融创新发展过猛。金融创新浪潮推动金融业自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反作用下混业经营趋势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更为舒适的温床。世界范围内普遍承认混业经营的趋势也在另一维度刺激了国内金融机构研发创新产品的热情,然而一轮接一轮的金融创新活动使传统金融监管面临挑战。第四,互联网金融迅速崛起。“普惠金融”一词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激励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信号,而混业经营趋势便利了互联网金融企业成长和经营。近年来,各P2P借贷平台和众筹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产品形式更加多样复杂,经营范围也囊括多个传统金融行业。
二、我国金融业监管模式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自我国确立“分业经营”的金融经营体制和“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系以来,金融业运行的安全性显著增强,带来的经济效益逐年提升,这说明在当时环境下我国所采取的经营体制和监管模式适应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但是也应看到,随着金融业态不断演变,各实体金融机构业务合作发展深入而频繁,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更突破了传统分业经营的底线,原来的分业模式已不再符合当下金融业发展趋势。
(一)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现状和分业经营模式相配衡,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模式上仍保留以机构监管为基础的分业监管模式,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①。从权力设定方式和意图上看,采用这种类似于间接设定方式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发挥各个监管机构在履行监管职责上的专业性,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然而,过度专业化也导致监管机构职能过于单一,对其他行业监管制度不尽熟悉,同时大部分发达国家采用混业经营制度,不同金融业务的混杂非常普遍,故在处理国际金融案件时反而效率低下,规制和监管效果不尽人意。若要进一步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则必须创新金融监管模式,顺应混业经营发展新要求。
(二)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模式缺陷虽然国内专家学者对目前采用分业制度的合理性有以上考虑,但不能否认的是,我国目前金融机构已经面临国外混业经营机构的激烈竞争,而且混业经营试点的实践证明,在充分建立相关监管制度、完善监管法律的前提下,我国有能力逐步扩大混业经营试点、实行混业经营模式。若仍实行原有的分业经营制度,不仅易使其产生对规制手段的依赖,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独立健康发展,而且在抵御国外金融机构抢占市场以及加强本国金融机构风险防范方面,也具有很大的阻碍影响。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金融服务业发展现状下,现行金融监管制度具有以下缺陷。第一,监管主体不明,监管组织机构间缺乏有效协调,容易导致监管漏洞和重复②。我国目前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主要是“一行三会”,该模式下有着很强的行政色彩;且由于各监管机构职责划分不能因时发展,对于横跨多个行业的金融创新缺乏机构或制度对各方权责进行有效协调,故容易导致监管漏洞或重复。虽然因实际需要,部分地区在协调金融监管机构职责方面出台了相关办法或措施,③但由于缺乏高层次统一规定以及不同地区协调方式上的区别,故跨部门、跨地区金融监管的协调效果并不理想。第二,分业监管模式无法适应金融控股公司和业务产品创新的涌现与发展。伴随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不断增多,投融资渠道也渐趋多元,商业银行的主导地位不再牢不可破,其他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竞争市场份额的机会,这对国内金融业的良性发展有重大裨益;然而分业监管模式下,一项新的金融创新的审核通过往往需要两个及以上监管部门审核批准④,审批程序在造成监管低效的同时,也制约了我国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发展。第三,“管风险”监管理念实践效果不实。风险控制是保障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巴塞尔协议》明确风险性监管理念,意在强调风 险监管在金融监管中的关键性。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虽也将“管风险”理念着重提出并加以强调,但日常监管工作仍集中在运动式监管、整顿监管及事后处置监管①,在风险跟踪监控方面的实际监管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也说明虽然在监管理念上实现了合规监管理念向风险监管理念的转变,但距《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持续性、审慎性原则相比还有很长的距离。第四,监管法律安排粗犷,执法部门能力欠缺。这是我国目前金融监管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一方面,虽然在实施分业监管后国家建立了以《证券法》、《银行法》、《保险法》等为代表的基本金融法律体系,但由于制定仓促、规定较为笼统,故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实际规制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从法律不完备理论出发,即使立法和司法行为趋于精臻,也不能完全解决金融市场上突发的各种法律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监管机构人员的执法水平和履职效果对于监管有效性具有决定作用。目前,我国监管人员选拔和任免缺乏专业性②,同时人员机构责任不明也制约了监管效果的发挥。
三.混业经营现状下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模式选择
上世纪末,为顺应金融发展新需求,配合金融业混业经营方式,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执法理念转变和监管模式完善对国内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以美、英两国为典型。下面将以这两国为例,说明在混业经营下应如何选择与本国金融业发展相适应的监管模式。
(一)美国金融监管模式——“伞式+功能”就金融监管模式而言,美国所采取的是“伞式+功能”监管模式。所谓“伞式+功能”监管是指确定美联储为总监管机构,即整个“伞式监管”的顶点和中心,在整体上对全美金融持股公司进行综合监督;而各州不同行业的功能监管人则将金融业务进行细化分类后按业务种类分别进行细类监督,实现监管权力的分散。此外,与我国中央与地方监管机构处于行政隶属关系不同的是,美国监管模式基于联邦制国家体制,确立了美联储与各州的功能监管人的平行关系。而在金融监管机构权力配置问题上,基于传统权力制衡理论,为防止美联储权力膨胀导致政府寻租,避免重复监管造成行政资源浪费,美联储实际上的监管权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即其首先应当尽可能采用功能监管人的检查结果,且只有当新的监管目标出现,才能由其行使实际的监管权能。此外,美国金融监管模式正逐步筹划向双峰监管模式靠拢。
(二)英国金融监管模式——双峰监管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呈现从“三分模式”到“双峰模式”的转换。1997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统一行使对所有金融行业的监管职能③。在该“三分模式”下,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监管局、财政部各司其职,分管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及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立法与监管决策职能,并通过签订备忘录形式进行监管沟通与监管协调,从法律上建立了由该三者共同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体系和合作框架。此后同样迫于金融危机压力,英国政府又逐渐着手进行监管模式创新与改革,不断向“双峰模式”靠拢,即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根据《2012年金融服务法案》,自2013年4月1日起,英国金融监管双峰——审慎监管局(PRA)与行为监管局(FCA)在金融政策委员会的指示和建议下运作,故又称之为“准双峰”模式。直至2016年5月《2016年英格兰银行与金融服务法案》通过,“双峰模式”才得以正式形成。该模式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独立于央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审慎监管局(PRA)自附属机构成为英格兰银行内设机构,并新设审慎监管委员会(PRC)对审慎重要性机构进行微观审慎监管,在人员配备上规定审慎监管委员会中至少6名应由财政部任命,这一举措在大大强化了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权的同时保证决策相对不受央行行政性影响;与此同时设金融行为局(FCA)负责行为监管和除审慎重要性机构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并直接对英国议会和财政部负责。四.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与创新目前我国混业经营趋势不断明朗,改革传统分业监管模式已基本成为共识,这就要求监管部门及时转变监管思路,探索符合我国混业经营发展需求的监管模式。在目前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下,单纯采用集中监管或分业监管某一种方式均不能完全满足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从而无法挖掘出可能关联多个金融业务的隐藏较深的金融风险,审慎性监管目标便不能实现,故应将集中监管和分业监管的优点相结合,在集中监管的框架下对各个金融业务监管实施专业化分工,才能构建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新模式,同时也应吸收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并重的“双峰监管”模式优势,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和系统性风险防控,完善监管立法内容和执法措施,并坚持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并重原则,唯有此,才能平衡金融市场主体利益,创新适应当前金融业发展的监管模式。(一)明确“混合+功能”监管思路,实现“集中与专业”平衡目前,我国实行的仍是分业监管模式,“三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这一机构设置模式在分业经营模式下无可厚非,但在混业经营下却显得风险监控和防范力度不足,因此,改革当前金融监管机构系统,转变分立监管为混合监管,是适应金融创业浪潮、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必然;此外,从监管机构能力和金融业发展现状角度看,由单一机构混合行使监管权的监管模式仍不适宜,故需要在统一监管下设各分管部门,按照功能监管理念分别对各类金融业务进行监管。从美国“伞式监管”模式中可以看出,该模式最大优点在于“集中和专业”的平衡,即在美联储轴心下由各州按照业务细类分别行使功能监管职权,从而保证风险集中防控和业务专业监管的“双赢”。在我国目前行政机构设置中,从成本和历史方面考虑,可以将中央银行作为总管机构,或者重新设立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一方面赋予其金融业监管抽象职权,并由其汇总各部门上报潜在风险,监控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另一方面由其将具体职权进行协调分配,下放到内部各个监管部门;同时由“三会”等传统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央行下设机构,由其按照功能监管理念具体履行对各类金融业务的监管职权。
(二)明确监管机构独立性,完善内部信息交互我国目前执法过程中一个较为凸显的问题就是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因此,可以借鉴美国监管机构“无头第四部门”的机构性质①,设立独立于行政系统监管和规制机构,独立行使金融监管权。鉴于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笔者认为在保障机构独立性方面,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独立:第一,独立人员。包括人员的选任独立、晋升独立和免职独立。在人员选用和任免上,应抛开传统的公务员选拨制度,选用更需要贴近市场的主体来进行监管,以保证监管行为更加科学可行;同时,在人员晋升方面,加入绩效考核,通过最终监管效果和付出的行政成本决定人员升迁,符合市场化考核机制;在薪酬和任免方面要给予监管人员充足的退休保障金和良好的工资待遇,非道德信用和执业能力问题不得任意罢免。第二,独立财政。建立较为完善的财政支持,给予独立的预算保障。在我国生产力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为防止因经济利益带来的道德风险,不宜采用英国的“产业收费”制度,否则较为容易造成权力滥用,因此,较宜通过国家财政专项支出的形式,保障独立金融监管机构财务独立。第三,独立决策。在决策机制上,除了引入信息公开、民众听证会等制度外,更应建立相关惩罚机制,对于擅自干预独立金融监管机构决策的行政官员予以惩罚,追究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以防止行败、权力寻租等政府失灵现象的发生。此外,完善机构内各监管执法部门的信息交互也实属必要。联席会议制度就是一个很具有借鉴意义的协调合作制度,该制度在保障各部门单独行使监管职权的同时,也实现各部门信息交互,对其来说也是不同于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方式。在沿用并强化联席会议制度时要注意到,须加强制度化建设,将召开会议作为经常性工作,及时监督并改进各部门监管过程中执行力度过强或过弱问题;同时严格执行会议中达成的决议,各部门不得采用各种理由拒绝实施。
(三)重视行为监管重要性,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双峰监管”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泰勒提出,他形象的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分别比喻为“医生”和“警察”①:审慎监管以风险防控和稳健运营为主要目的,而行为监管则侧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与构建中,虽毋需全面照搬“双峰监管”模式,但对于行为监管的重视应予以借鉴。在金融创新产品蓬勃发展的今天,通过“医生”下猛药、不断试错的方式进行监管无疑要付出巨大代价,而利用“警察”要求金融机构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披露、明确市场准入门槛等方式保障金融安全无疑更为有效可行。以公平和效率为原则的行为监管,对繁荣国内金融市场的信心,进而活跃金融行业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从行为监管所欲实现目标与效果来讲,当下应将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目标的主要矛盾来抓。首先,要在金融立法的价值取向上侧重消费者利益保护,在这一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经验,建立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机关或组织,集中有限的精力和资源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督,并完善相关诉讼制度,允许其代表金融消费者提讼。其次,在制度安排上要重视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范围的合理限制,对高风险金融产品限制发行范围,禁止向中小投资者公开发行;另外,分阶段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即加强金融企业的市场准入、市场行为和市场退出监管,从而降低引发严重社会恐慌和触发系统金融风险的可能。
(四)转变金融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执法水平明确监管机构权力边界,给金融机构划定行为警戒线,是保障金融市场主体权利的应有之义。当前,监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自行随意解释法律的现象很常见,一部分原因是金融立法较为原则和模糊,更深层原因是监管机关长期依附于行政机构,监管过程中行政氛围浓厚,从而容易滥用监管权力,导致监管原则的滥用。因而在接下来的金融改革中,一方面要在机构设置和立法技术方面加以改进,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更要法定权力边界,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监管制度运作程序和宏观监管标准,规范监管人员对于监管原则的运用,在对待具体金融案件时,合理运用规则监管和原则监管方式。即在一般情况下,仍应以规则监管为主,只有规则无法解决具体案件或者按照规则解决会出现极端不公平时,才能在目的解释基础上运用原则监管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监管机构和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法律法规的“解释权”应当予以限制,不能因其肆意的扩大解释而侵犯金融市场主体合法的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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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金融监管;监管模式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互联网金融在全球范围内高速发展。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导致了金融市场运作的低效率。互联网金融利用大数据技术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交易形式灵活高效,拓宽了投融资渠道。然而目前我国的信用体系发展不够完善,互联网金融的虚拟化、信息技术化特点以及监管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导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与风险。
(一)互联网金融概念研究
目前对于互联网金融,学术界还未形成一致意见。学者谢平认为互联网金融下金融中介不再发挥作用,交易双方直接通过互联网交易,它和商业银行的融资方式以及从资本市场融资的方式完全不同。2014年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称互联网金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互联网金融指互联网企业利用网络技术开展的金融业务。广义概念将金融机构利用网络技术开展的业务包括在内。颜伟荣等认为网络金融是以网络为媒介,将网络技术应用到金融业务中,通过金融机构的用户终端办理业务的一种新型金融形式。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互联网金融概念的界定各有侧重,但一致认为互联网金融是网络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相融合的产物,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实现金融业务的一种方式。
(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研究
对于互联网金融究竟该如何监管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一般认为互联网金融作为互联网技术与金融全面融合发展的产物,它同时面临金融活动和网络技术引起的风险。杨群华认为应从互联网金融的安全体系、业务风险管理体系、法制体系和监管体系等入手,以防范互联网金融的特殊风险。刘海二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问题,认为放松监管可能会导致互联网超额利润和金融超额利润的叠加,进而引起社会不公;提出政府需要加强鼓励有序竞争,强化金融监管,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的发展。魏鹏提出为改善国内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应明确监管原则、适度监管和协调监管并重,发挥行业自律,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
综上所述,互联网金融是未来金融发展的趋势,为了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路径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有必要对其风险种类、特点进行分析,并根据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复杂局面,政策制定者要及时对互联网金融监管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路径及类型
第一阶段始于1995年,特点是金融的互联网化即将金融业务通过网络手段实现,网络技术为金融服务,各大银行都纷纷拓展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业务。第二阶段始于2000年,第三方支付机构发展迅速,网络借贷纷纷出现,人民银行自2011年开始发放第三方支付牌照,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深入到金融业务领域。第三阶段从2012年开始。P2P个人信贷业务快速发展,众筹融资平台起步,第一家专业网络保险公司获批,基金直销和第三方销售网络出现。根据互联网金融不同阶段的特点,互联网金融的经营方式包括自营商城模式、互联网平台公司、互联网金融创新平台和综合型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四大类(见表1)。
1. 自营商城模式。这类模式是指通过互联网的应用来完成一些传统的金融业务,如网络银行、手机银行业务。现在各大银行都在拓展电子银行业务。自助银行将越来越多,银行将会出现社区化、楼宇化、平民化的现象。
2. 互联网平台公司。这种类型是指由互联网企业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发展金融业务,提供网络金融服务。这一类型的业务包括第三方支付、小额贷款等。如阿里小贷就是从互联网公司进入小贷领域,向阿里平台上的卖家发放贷款。
3. 互联网金融创新平台。此类模式是金融业务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的业务创新,这一类型的业务包括众筹以及P2P借贷(Peer to Peer Lending)融资方式。如众筹融资是指利用互联网取得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支持,进而获得融资项目所需资金的方式。社会公众通过投资获益,网络平台通过收取佣金获益。
4. 综合型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这个模式提供贷款等金融产品搜索比价与信息服务。如融360、好贷网、搜钱网这样的贷款产品搜索平台。用户不但可以找到贷款,也可以进行股权融资。
三、互联网金融机构的风险分析
互联网金融机构除了面临传统金融活动中存在的风险,还面临由网络信息技术引发的风险。从宏观和微观风险两个角度来看,互联网金融存在三大风险:
(一)技术风险
互联网金融以计算机网络为平台,其业务处理由电脑程序和软件系统完成。计算机网络技术风险如互联网传输协议安全性较低、数据加密技术不完善、计算机病毒传播等因素引起的互联网金融的计算机系统面临瘫痪的技术风险。各种网络信息技术稳定的运行是互联网金融正常运营的保障。IT技术是决定互联网金融企业能否长久健康发展的关键,一旦网络运行出现故障、数据收集处理模式出现偏差或者软件设计存在漏洞,金融交易双方就会面临损失,并且网络环境下风险扩散的速度快范围广。例如P2P平台人人贷、拍拍贷、好贷网在2014年先后遭遇黑客攻击,说明技术风险的防范迫在眉睫。
(二)操作风险
互联网金融操作风险指由于系统、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本身的缺陷或外部事件而导致潜在损失的可能性。操作风险在互联网应用行业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客户带来欺诈、伪造、纠纷等风险,内部人员发生越权、勾结、差错、盗窃的可能性,也可能由于系统设计缺陷而使某些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通过技术手段谋取非法利益,而使互联网金融交易双方产生损失。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确实存在同业攒单的情况,甚至有一些中介就会帮助客户造假,或联合公司内部员工帮助客户造假。
(三)法律风险
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有本质的区别,整个流程、操作模式以及形成的业态都完全不一样。互联网金融公司已经具备了金融机构的属性,但是由于其业务的特殊性,却又使其缺乏金融机构应有的监管和政策法规约束。国家互联网金融机构监管法规的缺少、监管主体责任和标准不明确等问题非常突出。针对不同类型互联网金融业进行分类监管,依据属性进行差别监管和不同部门间的协同监管尤为必要。
四、基于监管效率的互联网金融监管
我国互联网金融机构监管的法律基本上是空缺的,监管的主体责任和标准不明确。互联网金融公司已经具备了金融机构的属性,却又缺乏金融机构应有的监管和约束。传统的金融监管机构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存在“两难选择”。传统的监管模式以机构监管为主的分业监管。而互联网金融更多地采用跨界混业经营模式,分业边界模糊。针对不同类型互联网金融业态进行分类监管,依据属性进行差别监管和不同部门间的协同监管尤为必要。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使监管机构面临着监管尺度选择、监管模式、监管内容等方面的协调问题。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说:“监督和管理机构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监督和管理政策,并对金融机构所出现的新情况和金融市场因电子金融所产生的变化作出适应性的正确调整。”对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复杂局面,政策制定者要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监管内容、监管方式及监管措施进行必要的调整。
(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内容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网络的安全性。互联网金融系统的安全是指提供金融服务的网络系统和数据库正常运行,不存在人为或非法干扰;金融交易双方的交易信息数据资料及交易过程是安全的,交易行为是有效的。对互联网金融的安全性监管包括对互联网金融的技术风险、操作风险进行评估,对产生系统风险的各种网络环境及网络技术条件的监管。其次是对消费者的权益进行监管。由于网络金融的虚拟性和隐蔽性,所以要防范互联网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优势侵犯消费者的利益。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将由主体监管转向行为监管
互联网金融监管需要处理好主体与行为监管之间的关系,即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监管对象是侧重与参与主体还是参与主体的行为。主体监管即对金融主体进行严格的准入监管;行为监管是指对持续经营业务的监管。主体监管在于审慎监管防范风险,行为监管重在监督行为披露。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促使金融业务向综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从主体监管转向行为监管,可以促进市场参与主体的平等竞争,促使市场更加开放和有效。当然,行为监管是偏重并注重行为监管,并不是完全放弃对参与主体的监管,而是在主体监管和行为监管的同时以行为监管为主。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措施
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需要有健全的网络金融规章制度、法律和政策法规来保障。这就要求建立健全各种相关的互联网金融法律和管理规定,针对不同类型互联网金融业态进行分类监管,依据属性进行差别监管和不同部门间的协同监管尤为必要。比如要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防范互联网金融业可能出现的监管漏洞。其次要制定行业激励机制,加强行业自律。互联网金融的虚拟性增加了金融监管当局进行现场行为监管的难度。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作用,推动互联网金融行业统一执业标准和自律规则的制定。金融监管当局应当按照信息经济学激励机制设计原理,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通过定期信息披露,信息共享,规范业务运营等工作,引导互联网金融机构通过政策选择朝着监管当局预期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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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自律;金融监管;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076-03
一、引言
金融业一直是政府干预最为集中的领域,即便是在经济自由主义滥觞的19世纪也是如此。为什么在世纪之交,主张放松政府干预的市场自律机制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呢?根本原因是政府监管失灵、银行安全网的弊端和外部监管很难应对金融业面临的新挑战。2001年,巴塞尔委员会《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它在维持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的基础上,吸收了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中提出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外部监管和市场自律(Market Discipline)原则,形成资本监管框架三大支柱。其中,最低资本金要求和外部监管最为人们所熟知,但是最具争议的莫过于在传统上政府监管最为谨慎和严厉的金融业中引入了市场自律监管原则。
二、外部监管失灵与市场自律
政府监管失灵。主张政府监管的学者们相信,金融市场存在的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及公共产品等问题,导致了市场失灵。然而,金融业乃一国经济的命脉所系,因此,维持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必须由政府提供。因此,政府必须要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以矫正市场失灵。在主张经济自由的学者看来,这种说法不过是天真的人们的一厢情愿,政府要么有“私心”,要么“能力”有问题。Stigler(1971)和Posner(1974)提出的“俘获理论(Capture Theory)”认为,政府除了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以外也有自身的利益,政府设置严格的准入限制、繁琐的审批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收费制度,这些制度赋予政府官员权力,以便进行设租、寻租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监管并不能有效地纠正市场失灵。麦金农―肖学派认为,即使政府不是出于“私心”,也未必会做“好事”,政府的决策失误也会导致监管失灵。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Micknnon,1973;Shaw,1973)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严格的金融管制,这些管制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造成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无助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只要放松金融管制,让市场机制配置金融资源,就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政府监管失灵,引发人们思考建立更加合理完善更有效率的金融监管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放松政府监管引入市场机制当然成为有识之士的考虑方向。
银行安全网的弊端。为了防止银行挤提、倒闭等事件,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各国政府一般均采用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等制度,建立各种不同形式的银行安全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貌似有助于降低金融风险的制度设计,遭受了研究人员的质疑。Thomson(1990)和Kaufman(1996)分析指出,金融机构安全网往往会使金融机构的利益相关者不关心其具体运作和风险状况,缺乏对市场刺激做出反应的动力,从而无法使存款和资本从经营差的金融机构流向好的金融机构,削弱市场对金融机构高冒险的行为进行约束。Park和Peristiani(1998)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即未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存款人对市场有显著反应,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的存款人对市场反应不显著,存款机构的风险与未保险存款的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更进一步,Hon Chu(1996,1999)的实证分析得出,市场自律为主的金融体系并不比受监管的金融体系更容易失败。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制度在防止银行危机方面不是必需的,因为在市场自律为主的金融体系中,经营良好的金融机构愿意保持充足的资本数量并向市场传递他们的质量,可以有效地防止银行危机的传染和爆发。
外部监管很难应对金融业的新挑战。传统的金融监管属于外部监管,它主要依靠的是金融法规,而金融法规的立法具有时滞性,因此,外部监管很难跟得上金融自由化、全球化和金融创新提出的要求。此外,外部监管主要是事先监管和事后监管,无法对金融活动的过程进行监控,而广大市场参与者由于直接在市场中与金融机构打交道,对金融机构的行为了解相对更快,更容易通过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经营实施惩戒。
市场自律机制是Kane(1983)在对存款保险改革的六点建议中最早提出并特别强调的。随着1999年《美国现代服务法案》的实施和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出台,市场自律机制越来越受到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分析和批判了以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制度为代表的传统银行监管安全网的弊端和缺失,阐释市场自律机制的含义、作用机制和原理,以及设计体现市场自律原则的银行监管改革方案。实证研究方面,对市场自律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相对而言,国内学术界对市场自律机制的关注较晚。易宪容在考察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确立与演进的历程之后认为,金融监管并非以政府管制金融资源为目的,而是以提升金融市场有效运作为目的,同时,中国应该以市场法则为依据,确立多层次的金融监管体系,放松管制。巴曙松对市场自律原则的运行机理、不同金融产品持有者的市场约束作用、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的国际比较等方面对市场约束作用进行了比较详细地介绍。在国内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遭到质疑,有些学者主张要对金融领域进行严刑峻法监管的情况下,黄泽民认为,金融监管并不是万能的,加强监管并不必然导致金融市场的规范,而金融监管当局也极有可能因谋求自身利益使得金融市场失范,因此要在金融监管领域引入市场自律机制。
三、体现市场自律机制的制度设计
市场自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运用市场自身力量来约束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行为,降低金融风险。换言之,就是政府部门充分调动金融市场的利益相关者如银行债券持有人、银行股份持有者和存款人的积极性,充分关注银行的经营状况和经营风险,并通过自己的市场行为来影响金融机构的行为,抑制金融机构的高风险行为。有的学者指出市场自律本身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其实它应该包括识别过程和控制过程。识别过程是指市场利益相关者能够识别他们的资产是否出于风险中,进而来监督银行的风险经营活动。控制过程是指,市场参与者通过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来控制银行的经营活动。国内外研究者对如何使市场自律机制发挥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制度设计的构想,主要有:银行安全网制度的改革、信息披露制度以及次级债券制度。
1.银行安全网制度改革。如前所述,银行安全网制度降低金融机构的利益相关者对于银行业务活动的关心,使银行的冒险性投资行为缺乏有效的市场约束,鼓励了银行从事风险更高的投资活动,加剧了金融机构的系统风险。因此,研究人员(Thomson,1990)指出,使市场自律机制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减小政府金融安全网的范围和规模,如降低保险存款的限额,将银行每个存款账户的保险限额改为每个储户的保险限额,并且剩余部分还必须准确地定价,方法可用期权定价模型等;防止在任何形势下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承担非存款保险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结果。同时,要保证上述改革真正有效,还必须对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制度进行改革,建立惩罚性的而不是补贴性的贴现窗口利率,避免中央银行通过贴现窗口支持本应该退出市场的金融机构。
2.信息披露制度。银行的利益相关者要对银行的经营状况加以有效的把握是建立在信息完全公开的前提之下,因此,市场自律的研究者主张充分重视信息的作用。Flannery(1998)通过系统的分析和论证市场信息对改善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发现市场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银行机构的条件和环境,并可以使监管者对已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地纠正和激励。如果政府监管能够充分运用市场反映的信息,将会显著改善银行业的监管水平。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包括信用评级机构、监管者的评级制度(国际上一般采用美国CAMEL评级法)和信息披露要求三个方面。信用评级机构通过公布银行的评级信息,直接影响到它们在借贷资金市场上的筹资成本,使得银行不得不关注自身资产的质量和风险。实证研究发现,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能有效地改变债券收益和股票价格。监管者的评级制度,其结果不仅影响金融机构的市场表现,同时,对不同的风险级别的金融机构采用不同的存款保险费标准,从而抬高其经营成本,使得金融机构不得不控制其风险,它能有效地克服道德风险问题。
3.次级债券制度。一般认为,银行证券的风险与收益状况反映了银行的经营条件与违约风险水平,因而债券市场信息可以作为银行风险的市场信号为监管者和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检查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如果所有的银行都要求发行同样类型的次级债券,那么监管者就可以很容易地比较每家银行的违约风险程度,并且由于次级债券的特殊地位,它的收益对风险的变化更加敏感,使市场自律机制的作用更强。因而发行次级债券可以显著提升对非保险存款机构直接和间接的市场约束。Jagtiani和Lemieux(2001)的研究发现,美国银行控股公司债券的买卖差价将先于银行失败(如融资条件和信用评级的恶化)一年半左右开始上升,这说明通过增加发行次级债券来增强市场自律机制是有效率的,这一实证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观点。
四、结论与启示
1.加快对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市场自律机制发挥的前提是:各金融机构是产权明晰、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而目前我国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种产权制度下存款人自然不会关心银行面临的风险,因为他们的存款是得到了国家隐性的支付承诺,这种意义上相当于存款人向国家购买了一种特殊的国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国有银行而言,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不是存款人的主要考虑,将资金存在任何一家国有业银行就没有太多的差别,因为这都相当于向国家购买了一定金额的国债,因此,不利于市场机制的数量效应和价格效应发挥作用。而在国有和民营银行之间,由于民营银行没有得到国家的偿付承诺,存款人面临了较大的风险,因此,在产权制度上国有商业银行就处于先天的优势地位,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更遑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了。
2.建立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发挥市场自律机制对银行的监督作用,势必造成优胜劣汰的局面。而我国现在对于商业银行只有准入的标准,而对于那些市场淘汰的商业银行却没有一套可用的退出办法,对于出现严重问题的商业银行,在退出时都采用了政府行政指令型接管的办法。但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这一做法明显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尽快完善商业银行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是加强市场约束力量的基本前提条件。
3.尽快完善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工作。目前,对上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工作的规范较多,非上市商业银行在信息披露时遵循的规定则较为欠缺。考虑到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现实情况,规范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工作仍需做出努力。首先,应加大宣传力度,在商业银行内部提高管理人员对信息披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其次,银监会加强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工作真实性和合规性检查,杜绝虚假信息;再次,按照《新资本协议》的要求,逐步完善商业银行风险信息披露的内容;最后,健全对不按规定披露信息的商业银行的惩罚措施,通过经济、法律手段保障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充分性和可靠性。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对风险的计量及评估体系的不健全,以及银行管理者的顾虑,商业银行对面临的各种风险的披露始终是信息披露中最薄弱的环节。如何尽快完善银行风险信息评估体系,如对各种风险的评价标准和风险度的具体测算方法等,是完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工作的主要努力方向。
4.健全中介机构体系。有了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并不等于市场参与者就是信息完全拥有者了,这是由于现代金融业务的专业性,使广大存款人或投资者一般不具备专业知识,也不具备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研读有关金融机构的会计报表等公开信息。所以这就需要由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构成健全的中介机构体系,由它们对各种已公开信息进行分析,揭示企业经营的真实状况,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使其能够根据披露的信息做出理性反应,从而发挥市场自律机制的作用。
市场自律在全球金融监管领域也是新生事物,它的作用范围、运行机制还处在探讨过程中,相关的制度设计也处在摸索阶段,应该说还不是很完善。此外我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监管与西方国家也不尽相同,因此采用市场自律机制应当遵从谨慎原则。但是,如何在政府的外部监管和市场自律之间找到平衡点,已经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共识。在我国,金融改革有必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金融监管领域不是市场太多了,而是监管太多了,因此,有必要放松金融监管。如果在现阶段金融监管方面出现了问题就因此否定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就显得十分不智,也不足取。正确的态度是,如何建立一套符合我国监管实际的行之有效的市场自律机制,以面对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不断涌现的金融创新所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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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审慎监管 系统性风险 时间维度 行业维度 逆周期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
要定义宏观审慎监管,就不得不先说明与之对应的微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是银行监管者为了保证每一家银行机构的稳健运行,而设计了一系列监管指标,这些监管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大额风险暴露以及不良贷款率等,通过监管这些指标来发现对应银行存在的风险,从而保证该银行机构的稳健进行。微观审慎监管主要考虑单体机构是否健康、稳定,认为只要每一家银行机构都是稳定的,整个银行体系乃至金融体系就是稳建的,然而个体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以及个体机构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较少被考虑。宏观审慎监管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来说的,是金融当局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从整个金融体系出发实施的监管。不同于微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更加着眼于金融体系而不是单体结构。
二、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相关理论
(一)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含义
目前在学术范围内关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定量和定性研究仍然非常有限,有关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金融系统性风险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系统性风险指整个金融系统面临风险,丧失其基本功能的可能性。狭义的系统性风险是指一个或者多个金融机构的不理性冲击,给其他金融机构带来负的外部性风险,从而对整个金融机构产生影响。本文介绍的系统性风险是狭义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即银行系统性风险。
(二)系统性风险的源泉
系统性风险的源泉可以从时间维度、集体维度、行业维度三个维度来进行考察。
所谓时间维度的总体风险主要由于金融机构间存在着顺周期性。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主要表现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银行的信贷总量和债券的发行量。造成经济实体虚度扩张,产生金融危机;所谓行业维度的总体风险主要是银行体系内部之间的传染。由于银行之间通过彼此的资产负债表高度关联,形成一张“多米诺骨牌”。一家银行机构发生风险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传递给另一家银行,最终导致整个银行系统发生系统性风险。所谓集体维度的总体风险,是指在银行业系统内,单体金融机构之间由于风险管理的方法雷同和对经济走势判断趋同而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例如:当受到外部冲击发生损失时,为了防止损失的扩大,银行都采取紧缩的措施,抛售资产,当大多数银行都采取相同的措施时,资产的价格就会暴跌,从而又会促使更多的银行采取相同的紧缩措施。最终反作用于金融体系并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三、商业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理论推演
宏观审慎监管的根本目的就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宏观审慎分析识别系统性风险,二是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运用,三是宏观审慎政策选择。
(一)宏观审慎分析——识别与评估系统性风险
只有有效地监测评估银行体系及其风险程度,才能准确地制定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从而能有效预防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1.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识别——监测指标
要准确监测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需要建立一个监测指标体系。金融体系监管指标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整体金融系统监管指标。主要包括:金融市场融资总量/GDP、货币额/央行货币储备、信贷总量/GDP、贷款/存款、流动性、实际利率以及贷款结构比率等。二是金融机构的指标。主要包括: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盈利能力、管理质量以及市场风险的灵敏度指标。此外,非金融系统的监管指标在市场上的变动,也会通过传染体系对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
2.系统性风险的评估
针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指标分为金融系统监管指标和金融机构的指标,系统性风险的评估相应分为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评估和微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评估。
宏观层面系统性风险评估,主要是通过对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市场以及宏观经济等方面的评估,考察因金融部门间的内在联系和宏观经济的变化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的发展趋势。
微观层面系统性风险评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应对系统重要性机构、市场、工具进行有效识别,强化这些要素的微观审慎监管。其次,监管评估框架中应加入影子银行体系。最后,应对金融机构间的相互依存度进行定期评估。
(二)宏观审慎监管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应该结合各国的经济环境和具体国情进行设计和选择。最新的银行审慎监管工具是学术界和监管界从时间维度和行业维度两个维度提出的。
1.时间维度——逆周期监管政策工具
(1)根据巴塞尔Ⅲ提出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建立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所谓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就是要求商业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资本的充足率,在经济衰落时期,适当减少资本的充足率。
(2)提高拨备计提的前瞻性,采用跨周期的计提拨备的方法。所谓拨备是进行财政预算时,估计投资出现亏损时所预留的准备资金。拨备计提与资本计提的原理相同,在经济上行时期,商业银行不仅要多计提资本也要增加拨备的计提。这样,当经济下行违约率上升时,就可以用多提的拨备来冲抵增加的信贷损失,而不必因经济下行而紧缩信贷,加剧实体经济的下滑。
(3)重视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应用。首先,应合理、恰当地使用公允价值。其次,完善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运用公允价值准则进行估值的方法,尤其是针对流动性相对不足的复杂金融产品。最后,增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
2.行业维度——建立针对“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
在行业维度,FSB提出了对“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主要包括 :
(1)提高银行机构的附加流动性和附加资本等要求,加强银行机构的法律结构以及运营方面的监管,降低银行等“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倒闭的可能性。
(2)完善事前危机应急计划,改进危机应对机制,强化信息共享安排,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提高金融机构处置危机的能力。
(3)加强对金融基础设施的管理,设立中央交易对手,实现场外衍生品交易的集中清算和处理,以降低场外衍生交易产品发生损失的风险,降低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三)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运用
宏观审慎政策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1.根据宏观审慎分析结论与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对监管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并进行统一协调安排,维护金融系统的长期稳定。
2.宏观调控部门应当与金融监管当局及时共享宏观经济运行信息和金融监管信息,协调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两者之间应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
3.宏观审慎政策应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外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有效的配合,而不是仅指金融监管政策。
四、构建我国商业银行宏观审慎框架的建议
(一)推进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机结合
想要更好地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必须要有良好的微观审慎监管基础,否则只能成为空谈。因此,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是密不可分的,是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必不可少的两部分,综合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既能防范个别金融机构的风险又能防范整个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二)完善银行内部控制体系
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以及外汇风险等,由于引发这些风险的机理不同,想要有效地控制好这些不同种类的风险,必须采用不同的控制措施,这就需要商业银行有一个坚实的内在基础,也就是所谓的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商业银行在其内部建立合理的制度及控制风险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效地防止风险的产生。
(三)推进全面监管国际合作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涌入了我国,使得国际金融市场与国内的金融市场联为一体,这就有可能将国外的金融风险传入我国的金融市场,为金融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有效防范此类潜在的危机,金融监管当局应当加强与其他国家银行监管当局、国际性及区域性金融组织的合作。加强国际交流、政策间的相互协调,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共同减少和防范监管套利的出现,从整体上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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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创新;银行监管;挑战;应对
一、金融创新对银行监管实践提出的挑战
金融创新行为的动机简单地看是由于盈利动机的驱使,但是从深层次看却是银行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滞后,以至于阻碍了银行机构向更高的阶段进一步发展。环境的变化使得银行机构传统的经营方式不再有利可图,他们过去向客户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越来越难以出售,而传统的金融工具也已不能大量的吸收资金,因而为了继续存在下去,他们不得不寻求创新;另一方面,各银行机构面临的严格管理使得规避管理法规的过程变得有利可图,某一个机构避开管制后提供的服务往往给它带来丰厚的利润和市场占有,因而严格的监管本身就成为刺激银行业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金融创新更多地应该从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博弈来理解。银行为了逃避监管,开拓市场而进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与监管活动之间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动态博弈的过程,即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论文百事通但是至今的实践表明,银行监管活动落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银行监管是一个被动的过程,金融创新给银行监管的实践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1.金融创新使银行监管目标的权衡更加困难。银行监管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安全目标,一个是效率目标。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看,银行体系的安全和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阶段,银行体系的效率目标却是更加突出。比如70年代末,过度严格的银行监管造成的银行机构效率下降和发展困难使得这一时期的监管更偏重于效率目标。金融创新的最深层的原因就是规避管制,追求发展和效率。但是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在银行监管的安全目标和效率目标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金融创新在提高了银行体系的效率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风险。在面临着全球竞争的压力和本国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定之间,银行监管如何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进行协调?
2.金融创新使得银行监管的客体更加复杂化。金融创新使得银行监管的客体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新的变化。一是金融产品和组织创新模糊了分业经营中各专业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他们之间的业务相互交叉和渗透,业务趋同,银行也逐渐发展成为超大型的综合性金融机构,比如银行业会通过创新绕过各种监管法规的限制向证券保险行业渗透。二是市场的创新使得一国的银行机构在现在条件下不可能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之外。对外经济联系的加强使得一国的银行通过各种创新活动向国际市场渗透,广泛参与国际金融活动。这样对国内银行在境外的金融活动的监管就变得遥不可即。同时,一国的金融体系也会暴露在国际金融风险之下,这给银行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三是新的业务形式和金融产品的出现,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如网上银行的兴起。四是银行机构和其他各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样局部的金融风险很容易转化成全局性的金融风险,造成所谓的传染效应,从而更容易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3.金融创新给银行监管主体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分业监管还是混合监管的选择问题。毫无疑问,面对着银行业务日益综合化的趋势,原来界限分明的分业监管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
4.金融创新对传统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传统的银行监管一直以来是以外部监管作为最主要的监管方式,强调严格的立法和监督,对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行为也作出了很多的外部规定。这种监管方式主要有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和标准化的监管。行政命令式的监管是以行政命令对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作出了强制性的规定。标准化的监管方式则沿袭了行政命令式监管的原理,将资产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级别,并对每种类型确定固定的资本要求。这种监管方式明显不适应金融创新下的新要求。它们存在着信息和经验不对称的问题,而且没有考虑银行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动态过程,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也容易造成一刀切的问题。
5.金融创新对传统的监管理念的挑战。金融创新对银行监管的动态回避过程与相对固定的银行监管框架之间是一对矛盾体。金融创新和银行监管之间的博弈总是表现为监管方的被动。危机导向的、事后的、传统的银行监管总是被动追踪金融创新,会使监管效率大大下降,并且造成监管成本的增加。
二、银行监管应对金融创新的一般实践
1.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转变。较之传统银行业务,银行的创新业务在收益更大的同时,风险也更大,且更容易扩散,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也更加直接和猛烈。因此,只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的监管已经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只有并重监管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银行业的整体风险。
2.从注重外部监管向注重内部和外部监管并重。针对银行监管与金融创新博弈的被动地位,监管理念应该不仅仅从外部力量的介入的角度来考虑有效监管的问题,而且外部监管随着创新和变革的发展,其缺点不断暴露,比如市场敏感度低,不能全面及时反映银行风险,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从银行内部与监管机构激励相容的角度来使银行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目前最为流行的一个根据激励相容理论建立的监管的方法就是预先承诺方法。银行在预测期初向金融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量水平,为该期内可能发生的损失作准备,而监管当局则根据银行承诺的水平设计惩罚和奖励措施,并不再对银行进行例行的资本充足检查,但是这种方法的实施对监管水平的要求较高。另外,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了日益重视,认为只有保证信息的完备透明,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对银行起到正确的激励。
3.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统一监管体制是指由统一的监管主体对从事银行、保险、证券等不同类型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的一种制度。与此相适应,金融监管也应该打破分业监管的模式向统一监管转变,由统一的监管主体对从事银行、保险和证券的不同类型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但是在具体的监管主体的改革上,是采用一元化的超级监管机构还是在保持监管主体多元化的前提下,加强各个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二者有利有弊,具体的选择需要对实际情况作出更细致的选择以后才能加以确定。
4.从一国监管向跨境监管转变。本国银行向海外市场的扩展也是一种金融创新——市场创新。随着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越来越多,其业务收益来自海外的比重日益提高;而另一方面,电子银行的发展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很难判断其交易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完成的;离岸金融业务的拓展也使得部分金融机构偏离于监管视野之外。因此监管部门应该将一家银行的境内外机构境内外业务进行并表监督。另外,加强不同国家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分享和交流,监管的分工和协调,以有效杜绝国际银行监管的真空。
三、对我国银行监管实践的启示
1.我国的监管目标的选择。竞争的激烈和创新的加强,无疑会提高效率,但是同时也加大了风险。面对着
竞争的压力和我国银行业经营效率低,坏帐率高的现实情况下,监管当局如何在安全目标和效率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找出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是关系到银行监管效率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需要重新认识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的重要性,改变对金融创新不论青红皂白一律封杀的做法,对有益于发展并且风险比较容易监管,不会增加太多监管成本的创新,不妨进行鼓励,以提高我国银行的竞争力。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当地考虑到效率目标。
2.我国监管重心的转变。我国一直以来对银行的监管注重的是合规性的监管,重在对市场准入、业务经营范围和行为的监管,其中突出的问题是重市场准入管理、轻持续性监管,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尤为不足。并且这些静态的监管措施明显地落后于市场的发展。为了扭转这些不利局面,我国现阶段银行的监管重心应该改变,利用我国现阶段对监管水平要求不是很高的有利时机,把监管重心放在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落实上,尽快制定和建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损益等经营管理业绩的综合考核和评价体系。在体系完善和外部监管的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按照激励相容的原则设计和加强商业银行的自我约束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追踪世界最新的实践成果,提升我国银行监管的水平。新晨
3.对我国监管主体的要求。
金融监管客体的巨大变化表明我国分业监管的做法应该适应客体的综合化、国际化的变化。适应于国内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和交叉,混合监管似乎成了一个趋势,适应于银行业务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应该加强我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同国外机关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通过与各国监管当局的定期磋商和交流制度,通报互设机构的经营情况和风险程度,杜绝对银行跨境活动的监管真空。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混业经营的规模和全球化的发展程度均比较低,没有对统一监管提出很迫切的要求,尽管银行监管机构缺乏与其他监管当局的协调配合,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并存,但是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在现阶段做好分业监管的同时,不断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合作,为未来的统一监管打好基础。
4.改善监管环境。加快与监管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外部市场竞争和约束的作用,所以应该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力。
参考文献:
1.何德旭,金融监管.世界趋势与中国的选择.管理世界,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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