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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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园艺专业 人才培养 应用型创新性人才 模拟承包制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3.101

长期以来，我国园艺产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量”的变化上，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在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给园艺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1]。这主要体现为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园艺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呈现出观光农业、旅游观光农业、采摘农业和精准农业等多样化的消费方式[2]，同时消费者对园艺产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更加凸显出来[1]。此外，随着园艺产业的不断发展，园艺植物的种类和品种更新也更为频繁，野生类型的开发与利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些现实问题为园艺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实现园艺产业“质”的飞跃，必需培养产业发展相应的高质量应用型创新性人才。

然而当今普通高校园艺本科毕业生不具备系统的、完整的园艺专业基本理论，对园艺专业的基本技能理解不够透切，很难掌握并真正地将所学技能应用于园艺生产工作中，也谈不上为园艺产业贡献力量。虽然，近几年来普通高校园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的研究较多，但这些培养模式多侧重于教学内容的改革，都是在强调“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的培养目标，以及“拓宽面向、加强基础，淡化专业、更新内容、整体优化、重视实践、增强能力、提高素质”的培养原则[1， 3]。虽然强调了实践，也一定程度地增加了学生参加各项专业基本技能训练的学时，但基本上都处于被灌输的状态，学生自主独立操作的时间相对较少，独立主动发现问题和初步解决问题的机会少之又少；加上园艺作物生长的周期长、季节性强，实践效果不能及时客观地反映出来，大部分学生仍未能进入主动接受知识和训练的状态[4]，更谈不上主动学习与探索。这反映了园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教和学的统一，尤其在学生的主动学习、自主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方面还急需加强[5， 6]。

因此，如何把应用型和创新性培养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较为完整的适合本专业的高质量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创新性”人才，是本专业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7]。为此，探讨和研究如何加强园艺专业学生的教育与培养，提升培养质量的意义重大[8-9]。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在校相关文件精神的指导下，笔者在《园艺场地经营与管理》课程的教学工作中，从培养高质量“应用型创新性”专业人才的要求出发，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当前园艺产业发展现状，不断更新教学理念，重视“应用型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对该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改革、探索与实践，通过几年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 教改内容

1.1 课程设置的由来及构想

园艺专业是种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果树、蔬菜和花卉等方面，《果树栽培学》、《蔬菜栽培学》和《设施园艺学》等为专业主干课程，而这些课程的内容基本都是在学习园艺植物相关生物学习性的基础上加以应用，包含的内容应用性极强。然而，长期以来普通高校园艺专业学生进入专业知识学习的时间较晚，一般大三才开始学习专业基础知识和相应的专业技能，并且基本都是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对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学习的时间较短，应用于实践的机会也较少，因而使得对知识理解不透切，技能掌握不够牢固，更不用说在生产中加以利用，这些现状极大地影响了园艺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此外，笔者经过与多届学生交谈发现，多数学生认为由于接触专业知识的时间较晚，使得很多学生对园艺专业的认识不够深入，对专业兴趣不浓，在学习生活中很难找到学习目标，如此恶性循环，当进入专业知识学习时已全无兴趣，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园艺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为此，凯里学院园艺专业教研室结合单位培养“服务地方经济”人才的办学理念和园艺专业应用型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从进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始，每学期均开设了《园艺场地经营与管理》课程，该课程是使学生在参加园艺产品生产、评价和销售过程中发现问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并提出解决办法的能力，从而引发学生进一步学习基础理论的兴趣；同时也使学生将逐步获取的基础理论与专业技能相结合应用于园艺生产各个环节，是学生将理论知识和实验技术转化为自我专业素养的实践平台。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虽然在学生对专业知识知之甚少时就让其参加专业实践可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但由于园艺专业技能的极强实用性，及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园艺产品的观赏性等充分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之主动地去获取一些简单的专业基础知识，这也使得学生在后期的学习中更容易理解和掌握专业基础理论和技能，对培养应用型创新性园艺专业人才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1.2 教学内容系统化、实用化和阶段化

园艺专业的相关基础理论和技能极其丰富，如何在有限的学时内使学生学习、了解及掌握这些知识一直是园艺专业人才培养值得探索的问题。长期以来，多数普通高校园艺专业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学时相对较少，《果树栽培学实验》和《蔬菜栽培学实验》等课程开设的实验内容相对有限，同时为了满足“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目标，这些内容的系统性和延续性不强。此外，大多实验内容仍以十年前，乃至二十年前制定的内容为主，这又使得很多内容与目前园艺产业发展的需求有一定的差异，造成实用性不强的状况。为此，在综合考虑上述背景和《园艺场地经营与管理》课程的设置情况下，我们对其教学大纲进行了系统化、实用化和阶段化修订。

例如大一学年第一学期主要围绕“建园”开展教学工作，主要内容由园艺场地参观，园艺场地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园艺场地的规划与设计，山地园艺场梯田修筑，改土和定植前准备，及冬季果树苗木的定植组成；第二学期则以“桃”为中心，主要内容包括桃树物侯期观察及相应管理和记录，桃树生长结果习性观察，桃树花果管理，桃果实品质评价、分级和包装，桃树夏季修剪。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该课程内容的系统化、实用化和阶段化修订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起到良好作用。首先这一修订可以使学生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如以学期为单位）围绕某一核心内容进行学习，由于内容的系统性和实用性较强，使学生更容易将所学内容联系和运用于实践，同时所学内容相互交错使得所学内容不断得到巩固加强，最后转化为自身的专业能力。

1.3 教学形式问题化、探索化和物候化

园艺专业应用性与实践性很强，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能利用所学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而且要求学生具备开展实践操作的能力并进行实际生产体验，以及能结合各种园艺植物树种的特点，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2]。然而园艺产业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是多样化的，并且这些生产中的问题与园艺植物特别是果树的物候进程密切相关，虽然解决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基本一致，但这恰好给任课教师提出了建设性的教学思路，即教学要有问题意识与教学过程要问题化，开课时间物侯化。例如，桃树物侯期观察及相应管理和记录的教学，首先提出什么是物候期？记录物侯期在生产中有什么指导意义？然后结合实例讲解，让学生理解和掌握物侯期的概念，接着再结合生产过程中开展常规管理各个环节时期的选择讲解记录物侯期在生产中的指导意义。

此外，园艺专业所学知识大多不仅为前人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然而随着园艺产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仅依靠继承和传播，或者说简单的复制和重现是很难满足园艺生产要求的，这些经验和技术也需要不断进行创造性的加工和转化发展，以此来适应园艺产业的需要，这就要求从事园艺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应该有较强的探索能力。普通高校本科生是园艺产业专业技术人员的生力军，这就要求普通高校在培养园艺专业学生时不仅要注重应用型的培养，而且也要关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例如桃树生长结果习性观察的教学，首先结合实例，提出桃幼树和成年树的主要差异是什么？结果的基础是什么？生长结果的能力与那些生物学特性密切相关？如何利用生物学特性促进桃树实现早结丰产？这系列问题的提出和回答不仅使学生积极思考，而且也使学生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系统地理解了桃的生物学特性，也了解了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最后在要求学生围绕促进桃树早结丰产拟定幼树管理方案。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园艺场地经营与管理》课程教学形式的问题化、探索化和物候化不仅可以刺激学生积极思考，不断培养主动学习的态度，而且也培养了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

1.4 校内实训基地施行“模拟承包制”管理

为了培养毕业后就能为企业所用的专业人才，在经过前两年一些基本理论和技能，及常规管理的学习后，从大三开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自由组合成立兴趣小组，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对校内实训基地进行“模拟承包制”管理，使学生获得相对独立管理和自主经营的机会。这一教学的改革不仅可以很好地检验每个同学前期所学的专业知识，而且可以是学生更系统地理解园艺场经营与管理需要考虑的各个环节，包括成本预算、产品定位、市场需求、生产管理及产品销售等，也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参加生产实践的积极性，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组织、协调和管理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具有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2 教改效果

2.1 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加强

通过《园艺场地经营与管理》课程教学改革，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参与了生产实践的各个环节，从园地的规划与设计、梯田修筑、改土和定植、物侯期和生长结果习性，常规管理，果实采收、分级和包装等。这使得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普遍较强，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吃苦耐劳与勤奋的精神。通过教学内容系统化、实用化和阶段化，教学形式问题化、探索化和物候化，及校内实训基地 “模拟承包制”的实施，使学生跳出了前人经验的束缚，在学习过程中带着问题去思考，及时发现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能力，同时又培养了学生探索与创新的能力。

2.2 教师的业务能力得到提高

园艺专业的专业课程教学注重应用性，教学过程中虽然教师是技术知识和基础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但这种传播并非简单的“复制”和“重现”，而是要进行创造性地加工和转化[2]，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应紧密联系实际，应将基础理论知识结合实例进行教学，并通过实践活动丰富教学内容。长期以来很多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重理论，轻实践，或者是实践经验不足，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参加生产、实践不仅可以增加自身的实践经验，而且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起到良好的潜移默化作用。同时教师在指导学生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对已学的知识更新，掌握行业前沿最新的科研现状和技术，同时可以在生产中找到科研的切入点，从而提高了教师自身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参考文献：

[1]陈清西，李冬香，关夏玉.试论导师制与园艺本科人才培养[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4（1）：78-82.

[2]秦栋，李兴国，霍俊伟，于泽源.普通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以农业大学园艺果树专业为例[J].教育探索，2011，244（10）：94-95.

[3]徐呈祥，朱士农，催群香等.我国高等学校对新时期园艺专业教学的改革和实践[J].南京农专学报，2001，17（1）：68-74.

[4]韩浩章，王晓立，王彰明.应用型本科院校园艺专业模拟承包制实践教学模式研究初探[J].安徽农学通报，2011，17（19）：164-165，177.

[5]邹佩文.园艺专业“2+1”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J].辽宁高职学报，2007，（1）：42-44.

[6]胡繁荣.园艺技术专业“生产过程式”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J].职业技术教育，2007，（35）：5-8.

作者简介：杨芩，凯里学院环境与生命科学学院，贵州凯里 556000

李性苑，凯里学院环境与生命科学学院，贵州凯里 556000

篇2

[关键词]合同法；实验模式；实验技术；主体行为

一、引言

合同法与社会现实紧密交织，法律条款的学习还远不足以使得学习者能够将条款与各种现实灵活的结合，这也印证了“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譹訛之判断。合同法作为一种事前设计的制度性规则，被要求能够对后果预测和规制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即法律稳定性问题，而事前与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合同法必然存在与现实不贴适的问题，从方法的角度出发，实验能够通过事前的模拟，对在可控环境下各因素的测试，提升合同法的完善性和稳定性。巴甫洛夫指出：“实验好像是把各种现象拿在自己的手中，并时而把这一现象、时而那一现象纳入实验进程，从而在人为的简化的组合中确定现象间的真实联系”訛譺。实验方法自然科学中是至关重要的方法，但在法学中认为“道德和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和生物学现象，很难甚至于一般不可能进行实验，所以在这一领域所进行的观察最有助于科学研究。”訛譻，而法学家波斯纳一直把法律缺乏可控的实验检验严格的理论假说视为法理学的重要缺陷譼訛。虽然法学研究者内部对实验方法存在矛盾的态度，但这一矛盾是基于社会科学的特殊性，构成社会科学的特殊性重要一点是：主体或主体行为存在于一定模式或秩序，但该模式或秩序中的因果律是或然性的，而非自然科学中因果律的必然性质。因此，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实验方法，找到普适的、必然的因果律，而社会科学中的实验方法则很难实现。归根结底，社会科学中存在人这一特殊因素，人的行为发生的模式和秩序发生的轨迹，不局限于物理特征的外部环境因素影响，还受到意识、习惯、传统等因素影响。

二、实验是法学研究新路径中的重要方法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大众意志一旦形成法律，就变成抽象”，抽象的法律指引现实中主体的具体行为，不可避免的导致抽象与具体间的沟壑。其中，合同法对主体的抽象认识和实践中主体的具体性、多样性的矛盾不可忽视，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合同法律制度构建之初，我们对主体的认识已存在了一种先有观念，这种先有观念来源复杂，基本内容为：1.主体崇尚“经济利益”第一性；2.主体被预设为理性；3.主体行为以利己为中心，利他行为被排除，至少被漠视。这种先有观念形成了合同法律制度对主体的预设。合同法中的主体被赋予完全理性的特征，并通过法律与道德的统一构成合同法的正当性基础，但现实中法律的中的主体表现为有限理性。法律的对主体规定的抽象性与经验世界中主体的多样性导致了冲突，因此“对于道德意义上人的权利与宪法或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乃一般无二的肯认，只会导致思想的混乱”譽訛。为避免思想的混乱，提高法律对后果预测的可靠性，行为法经济学“通过运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解释法律追求的目标和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提高法的预测力和解释力”訛譾。行为法经济学源自对“BehavioralLawandEco-nomics”的翻译，最早出现在乔尔斯（Jolls）、桑斯坦（Sunstein）等人《法律经济学的行为方向》（1998）。通过借鉴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行为法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由于无法获取完全信息和对自身偏好认知的偏差，导致行为的选择不同于“完全理性”假设下的选择，行为选择的决策在现实中不是最优。因此，行为法经济学认为法律和行为的关系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法律与行为之间相互联系，法律为行为选择提供预期和边界；其次，除法律外，行为选择还受到主体的有限理性、心理认知、经济权衡、情境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会造成行为与法律规范的偏差；第三，法律制度目的是为纠正行为选择偏差，使得行为符合法律追求的目标，实现最优决策；最后，通过行为学、心理学、经济学分析结论，判断法律的效果，为法律的选择、调整提供依据。行为法经济学提倡借鉴行为科学和心理科学成果，增加经济分析方法对法律行为解释、预测、判断的精确度，科罗布金（Korobkin）和尤伦（Ulen）对此的解释是“我们并不是提出一个新的范式，仅是将源自其他社会科学的大量实验结论融合至法经济学中，使得人类行为判断和法律体系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得到精炼”訛譿。著名的“最后通牒游戏”讀訛表明人的行为绝不仅在利益计算下产生，而规制行为的法律不可能抛弃道德、习惯等因素。“完全理性人”的单一经济计算显然与社会中具体的个体行为存在差异，这有悖于现实个体的行为。“最后通牒游戏”的意义，是要求法律制定者从更广阔角度思考：主体在面对法律条款约束下，行为的产生还有其他因素诱发，一旦非法律因素占有优势时，法律条款的有效性将无法得到保障。Kahneman和Tversky在1981年设计的研究訛讁，由此提出了“心理账户”概念，“心理账户”在损失评估的作用通过以下实验显示：问题1：假设你决定去看电影，电影票为每张10美元，当进入电影院门口时候，你发现丢了10美元，你仍然愿意支付10美元购买该电影票吗？是【88%】否【12%】问题2：假设你决定去看电影，电影票为每张10美元，当进入电影院门口时候，你发现电影票掉了，你仍然愿意支付10美元购买该电影票吗？是【46%】否【54%】（括弧中表明实验参与者选择“是”和“否”的比例）选择是否再购买电影票的比例出现较大差异，这个研究表明：即使能够用金钱通约损失，但损失具体形式存在差异，即使损失与货币衡量一致，但每个人对损失的评价存在差异。该实验为合同法中研究违约行为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违约行为中遭受损失的一方无法收到合同标的物，但损失通过金钱赔偿获得，这忽视了人或主体损失的评价“心理账户”，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即使获得损害赔偿，但因无法取得标的物的一方依然“愤愤不平”。综上所述，实验方法在行为法经济学中被广泛采用，以探析主体具体行为与法律规定之间偏差产生的原因，以便服务于法律自身的完善。

三、实验的模式

（一）情景预设模式

合同法构建出市场交易的规则体系，该规则体系来源于社会现实和意义现实，社会现实反映出合同法的条款代表了被广泛接受的社会交易关系，而意义现实反映出合同法的条款蕴含了交易主体行为所具有的目的，即交易过程被建构是趋于社会共同遵循的原则或精神。社会现实为合同法条款提供客观来源，意义现实是法律制订者为保障合同法条款抽象意义，而进行构建的需要。因此合同法首先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现实情境，并在该情境中寻找趋同的目的、价值理念，合同法中实验的模式首先是对情境预设模式，根据情境的可控与否，被分为田野实验和思想实验。1.田野实验田野实验更多是在不可控的环境中进行，很多法学研究者认为其本质是一种观察法，即法律学习者直接进入实验情景，获得情景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以及后果的判断。在购房交易中，如果一方购买住房存在子女获得学位动机，而出售方在双方达成合同情况下，因第三方给予更高价格而毁约，按照目前国内合同法规定，出售方需进行赔偿，但赔偿范围限于合同保证金和合同标的物价格设置，并未考虑另一方房屋所造成的学位损失，因此法律救济是否能实现实质公平，学习者会存在质疑。学习者如果仅限于法律条款的学习，可能很难具体了解遭受损失一方的感受，导致赔偿范围的争议，如果借助田野实验，学习者能够进入情景中观察，会更加充分了解法律内容与法律运行存在的问题。但田野实验情景不可控，因此过程很难把握并且有较多因素干扰，目前仅能适用于较好掌握法律条款的学习者。2.思想实验思想实验是法学家在主观世界中构想不同的场景，舍弃或增加某些因素，探索法学理论和法律现象的联系輮訛輥。思想实验在合同法教学中被经常运用，例如通过虚拟一个交易场景，交易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存在要约缺失，或者权利义务设置不恰当，当不利结果发生时，要求学习者更加合同法条款进行后果法律救济。法律学习者在思想实验时一般通过法律条款与虚拟场景对比，以做出判断。思想实验通过法律条款、实验对象、推理过程三个要素，使得学习者能够具体运用法律解决相关问题，形成合法的判决。但思想实验因运用者主观上对场景的控制，学习者无须考虑所有因素，这与现实场景存在差别。最为关键的是，学习者在合同法思想实验中被培养出一种假言命题的推理思路，在该思路下，法律条款是“真”，而违反“真”的行为皆被视为“假”，这不利于思想实验中学习者对法律本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思考。

（二）序贯实验模式

合同关系的形成，是市场主体之间博弈和谈判的结果，主体间博弈大部分是非一次性的，而是连续的，即序贯博弈下形成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规定的主体性质是否存在差异，可以分为组内序贯实验模式和组间序贯实验模式。1.组内序贯实验模式组内序贯实验模式，强调实验对象具有某些同类性质，例如在目前排污权交易合同，国内现有法律界定排污权主体都为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輥輯訛，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参与排污权交易，即排污权合同的主体关系具有同质性。在此类合同研究中，可以采用组内序贯实验模式，对于排污权价格设置、排污权抵押、合同违约责任能够有针对性的研究，获得合同法内容对同性质合同主体行为预测与规制的可靠性，以便发现法律内容对行为偏差是否存在影响，最终对专门类别合同法内容进行完善和补充。2.组间序贯实验模式组间序贯实验模式，强调实验对象具有某些差异性质，例如在目前拍卖交易过程中，土地拍卖与网络拍卖所涉及的主体是有极大的差异，合同法具体内容对两种主体的规制有所区别，土地拍卖所使用的拍卖方法、合同保证、生效要件都有特殊的规定，而网络拍卖是一种网络销售方式，除合同法外，还受到消费者权益等法律保护。在实验中研究不同性质的主体，一方面可以增强合同法对主体行为特征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可以在合同法中细分主体差异，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条款。

四、实验中使用的技术

合同法教育中引入实验，涉及实验设计、实验控制、实验结果分析三个主要部分，在三个环节中使用的技术包括以下三种：

（一）定性技术：逻辑推理

在思想实验中，“思想实验可以证明必要条件假言命题的前提假设或者充分条件假言命题的命题结论为假，也就证明了整个工作假说的错误。这是思想实验可以有助于认知因果关系的逻辑学原理”輰訛輥。实验设计、实验结果分析中都依赖逻辑推理方法,逻辑推理保证实验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二）定量技术：统计分析方法

在实验结果分析时，要求对实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大致路径是“用收集的大量数据和经过整理的事实来验证能提供一般性解释力的某一假说”輱輥訛，这些假说都是实验设计之初对合同法内容及运行效果的假设。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可以从单一的实验结果获得信息，推导出合同法在实践运行的可靠性，同时统计分析技术还可以帮助实验在不同对象中获得数据的比较，准确发现法律自身和法律运行环境中各因素影响的差异性。

（三）认知技术：语义转换

法律中强调行为主体依赖理性逻辑推理认知方式，但现实中主体的认知模式是启发式的，即依赖容易获得、特征显著的信息进行判断。主体的启发式认知模式往往导致认知偏差，既然启发式认知模式带来认知偏差客观存在，那么必须对认知偏差的法律后果予以充分、公正的评价。例如：现成性（Availability）启示輲訛輥也会使得人对事件出现的概率过高估计，即如果该事件人在过去经历过，并且对人造成难忘的印象，人对该事件出现的概率会过高估计。事后判断误差（HindsightBias）也导致人的认知偏差，即人在事件发生后再评估该事件当初发生的概率，往往会高估事件发生的概率。除以上认知偏差原因，还存在锚定（Anchoring）效应，即先入为主的影响，人对事件发生的概率存在偏差輳訛輥。主体认知偏差的存在，必然影响主体对合同法内容规制的判断，因此通过实验的方法测试何种因素最大程度导致主体对合同法条款认知偏差，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认知技术中，重要的方式是语义的转换，用相反的语境描述相同的情况，主体会产生较大的差异，在正面意义或反面意义的语言描述合同中的风险，主体对合同中条款设置的有不同的偏好，如果是正面描述，主体注重自身权利的保障，而用反面描述，主体则注重对方义务实现的保障。因此从认知角度而言，语义的转换对主体在合同内容、条款等内容侧重发生重要的影响。

五、结语

篇3

    关键词:生态林业建设;现状;问题;策略

    生态林业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生态农业的提法出现的,生态林业建设工作在生态环境改善,以及原材料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合理布局的生态林业建设是生态环境改善的基础,做好生态林业建设工作,促进生态林业建设的科学化,成为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许多的单位都已经设立了独立的生态林业建设管理部门,完善相关的生态林业建设分析体系,对生态林业建设数据进行规范的研究和分析。

    生态林业建设的基本基础,是自然与人工森林生态系统的互相弥补。生态林业建设是按照“生态利用”的标准而进行的森林经营利用。它按照生态经济学的原理,科学利用原有自然条件与各类资源,在促进木材、家具、造纸等产业发展的同时,给人民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1 我国生态林业建设情况分析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国的森林资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持续的生态林业建设增加了人工林的面积,使林地覆盖率从1950年的5.12%增加到1998年的16.15%。

    以京津地区的生态林业建设为例,截至目前,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已累计完成林业建设任务669.5万hm2。2010年与2000年相比,工程区植被盖度、植被高度以及植被地上生物量都有明显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显着增强。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有关专家对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效益评估与监测结果显示,近10年间,京津整个工程区累计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固碳量净增长2 700万t,相当于多固定了9 920万t的二氧化碳;工程区土壤侵蚀模数和侵蚀面积呈逐年递减趋势,蓄水保土功能不断增强。工程区土壤侵蚀模数(水蚀)平均值由2001年的779 t/km2·a下降到2010年的242 t/km2·a,下降了68.90%;土壤侵蚀面积从2001年的1590.5万hm2下降到2010年的969万hm2,减少了39.10%;土壤风蚀总量由2001年的11.91亿t下降到2010年的8.46亿t,降低了29.00%;释尘总量由2001的0.31亿t下降到2010年的0.26亿t,减少了16.20%。同时,工程建设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农民收入明显增加。1999-2010年,工程区人均GDP从1999年的4 687.0元增加到2010年的27 192.7元,增长了5.8倍,年均增长17.30%。扣除物价影响因素,工程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9年的1 956.3元增长到2010年的4 084.8元。工程建设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率近几年一直保持在23.00%~28.30%,工程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2012年工程林业建设任务为52.53万hm2,其中人工造林20.71万hm2,飞播造林5.43万hm2,封山(沙)育林26.39万hm2。

    然而,森林覆盖率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森林质量的提高,既没有缓解全国范围内木材紧缺的现状,也没有解决我国生态恶化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因此,恢复和保护天然林成为我国21世纪进程中的重要战略问题。1998年,我国提出天然林保护工程计划,意味着我国真正在行动上开始考虑森林的生态功能.然而,被动保护不是长远之计,科学地经营森林生态系统才是主动解决我国林业问题的办法。

    2 当前生态林业建设存在的不足

    2.1 对生态林业建设的思想观念不完善 目前很多领导和员工并没有意识到生态林业建设的本质,甚至想当然的认为生态林业建设工作就是植树造林,以为单纯的扩大植树面积就可以。

    2.2 部门之间协调沟通不畅 单位生态林业建设工作的整体性,能够提高建设效率。但各部门的生态林业建设往往相对独立运作,致使不能及时了解各类信息,各部门的信息沟通也不顺畅。这样,生态林业建设中不但没有强化部门联系、优化各部门分工,反而造成工作的无序性和随意性,对结果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2.3 业务流程不够完善 因为许多业务的多样性、临时性等特点,如雨季、干旱、病虫害等。许多单位当前往往有着各种应急方式并存的现象。业务的分割必然会造成内容的重叠设置,而且,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其它因素发生变化,生态林业建设工作和其它业务系统必须同时对接口进行修改,如果无法优化组合,势必会导致业务功能的重叠、脱轨、安全性降低。

    2.4 工作人员专业技能不足 根据生态林业建设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看,其综合素质有的仍没有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管理思想和创新理念不够,理论基础不牢,掌握的知识陈旧,工作水平与效率较低等。工作中,部分人员利用漏洞违法的现象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生态林业建设一项投资巨大且社会影响深远的工程,如果专业人员不能充分掌握相关技术,熟练操作,那更难做保障工作效率[1]。

    3 提高生态林业建设水平的策略

    加强生态林业建设工作,保障财务信息的顺利进行,要有着单位领导的重视和关注,然而也不能脱离生态林业建设人员的实际操作,生态林业建设人员和各科室的紧密合作。笔者通过实践了解,认为生态林业建设工作要从下面几点着手。

    3.1 建设理念

    3.1 生态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为生态林业建设的生命力所在,生态林业的建设、经营一定要和政府可持续发展战略合拍。在不损害后代人利益的基础上,建设可以造福当代人利益的生态林业,让林业资源可以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可以符合群众对林业资源的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达到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的共赢。生态林业建设必须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实施科学完善的规划部署,科学的按部就班的建设不但可以优化生态环境,还可以促进林业资源的生态林业。目前的生态林业基本是自然保护区、原生林、海岸线与风沙带地区的森林系统为主,同时包括库渠、居民区、道路、田野周边、水域两岸等地段的防护林。生态林业有着点、面、带、线相贯穿的网络状布局特点,是结构清晰、重点突出的和谐生态环境,可以在整体上确保生态林业的科学规划,可以多方发挥出生态林业的自身作用,达到环境改善与经济增收的要求[2]。

    3.2 生态林业的稳定和形式多样化 由于林业的长期性,生态林业的规划结构要保持稳定,可以充分的起到优化的社会、环境与经济效益。由于各个省市的气候、生态、地质、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纯林式、牧业式、林工式与林渔式等林业建设方式大量的应用在我国的生态林业建设中。包含许多生物种类、各种层次结构的生态林业可以更大程度的保障林业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化和结构稳定,达到科学的使用森林资源。

    3.3 生态林业的均衡适应性建设 生态林业是否能够适应各地区的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需要,是否能够适应地区森林资源的发展与利用。生态林业的建设要能够起到良好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就需要按照经济的客观发展水平实施科学规划,符合所在地的现有经济条件与客观自然条件,达到有着完备作用和良好效益的生态林业链。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优化生态环境、增长林业资源,维护生态均衡,而这些内容都是随着环境条件是动态变化的,因此要在规划中科学考察其均衡性与适应性[3]。

    3.4 生态林业的一体化和多功能化建设 生态林业本身以及与外部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可以协调发挥每个结构部分的作用。建设生态林业不但可以治理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现象,而且可以明显的产生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形成了两性的前后内外、上下左右彼此促进的良性循环。生态林业不但是有着明显的经济目的的人工工程,而且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工程。生态林业在环境保护和林业资源的生产使用上都明显强国不科学的人工生态系统与原有自然森林等。生态林业要有着完备的作用,完善的生态林业系统里要把各个产业融汇在一起,如把种植业、畜牧业、加工业、渔业等算到生态林业的建设规划里去。在管理经营上,生态林业能够为群众提供木材纸张等相关产品;在污染治理与环境改善上,生态林业可以起到保持水土、低档风沙、改良空气等效果。因此,建设者要在环境承载能力的合理考查基础上,科学的统筹设计、多管齐下建设有着各种功能的生态森林。

    3.5 专业技术

    3.5.1 进行相关人员技术培训 因为生态林业建设人员平时的工作较为繁忙,完全脱产来学习的时间非常少,各单位可以实施上午工作,下午学习的形式,为生态林业建设人员开展多种多样的专业培训班与技术交流活动,或举办业务知识、工程规范等多方面的学习课,从而让生态林业建设人员可以对工作情况与重要性有着充分的掌握,能够学习到优秀的生态林业建设知识与新技术。

    3.5.2 根据实际效果不断改进,促进生态林业建设工作一体化 生态林业建设方式要在实践中检验运行效果,观察分析期间出现的问题。就目前的生态林业建设的施工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来看,要不断完善生态林业建设工作模式,扭转各自生态林业建设的局面,促进生态林业建设工作一体化。

    3.6 人员管理

    3.6.1 提高生态林业建设人员责任感 在生态林业建设工作中,提高生态林业建设人员的责任感具有重要作用。平时的工作中,要培养相关人员学习生态林业建设专业知识,生物技术、经济知识、相关规定等。在林业建设中,许多单位制定了一些条例,但是许多都没有起到作用。只有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工作管理制度,才能对生态林业建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现实的解决依据,为生态林业建设的工作提供岗位职责、加强工作质量。

    3.6.2 加强各部门人员的的协调 沟通协调能力是良好运行的关键,为此,要在生态林业建设工作中要有信息交流与共享的部分。由于林业建设周期较长,设计人员较多,建设期间单位内部组织结构也渐渐多样化、复杂化。面对各部门之间的差异时,生态林业建设人员要能够利用不同的方式来交流协调。生态林业建设人员必须擅长和不同的利益主体开展业务,对各方面的利益能够协调,取得共同的收益的同时,能够不断的熟悉和完善工作方式,达到共同实现提高林业建设效率的局面。

篇4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转【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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