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基本公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基本公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荆楚理工学院介绍

荆楚理工学院是2007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省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由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和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而成，有30余年办高等教育的历史。

学校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学校一校区办学，校园占地面积2200余亩，校舍建筑面积30余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1.1亿元，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124万册，采用了自动化管理系统（ILASⅢ），拥有各类电子资源数据库14个。

荆楚理工学院重点学科

省级重点学科：

1、化学工程与技术

2、食品科学与工程

省级优势特色学科群：

篇2

关键词：核心竞争力 工科院校 会计专业本科生

会计专业是就业领域的热门专业之一，我国绝大部分工科院校均设置了会计学专业。但从近几年的就业情况来看，工科院校会计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不容乐观。通过与财经类院校对比很容易发现，工科院校的办学定位与财经类院校的趋同，进一步导致办学理念和课程设置的趋同，毫无特色可言。所以，工科院校的本科会计项目应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更好地与财经院校及其他综合性院校竞争，更好地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一、工科院校会计专业本科生学习现状及成因

（一）工科院校会计专业本科生学习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对专业特色知识的学习兴趣不够浓厚。问卷统计显示，只有不到30%的工科院校学生对专业特色知识（如工程概预算、工程会计、环境会计、网络会计、铁道运输会计）有浓厚兴趣，大部分学生对此兴趣不大或不感兴趣。这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尽管表面上工科院校会计专业学生在学习工科知识方面具有良好的外在条件，但是，将这种优势转化为推进学生筑建核心竞争力的力量还有很大空间。

2.开设与工科相关的课程还未能形成“工科特色”。在对湖南省2所工科类高校的调查表明，约90%的学生认可学习与工科相关课程具有一定收获，这其中又有一半左右的学生认为收获主要在于“提高自己的工科知识、加强逻辑思维能力”。但是，认为“形成了工科院校的会计特色”只占少数。这表明，部分工科院校虽然已经意识到要形成其“工科特色”，并为此做出了努力（例如聘请“双师型”教师，开设与工科相关的课程等），但其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尽管绝大部分学生从中有所收获，但离要形成工科院校的会计特色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3.学习目标或规划无明显特点。调查问卷显示，在问到学习目标或规划时，三类院校（财经类、工科院校、综合类）选择“专才+通才”方向的人数百分比差异不大；工科院校与综合类院校选择“考证”的人数均在半数左右，财经类院校选择此项的人数相比之下明显偏少；三类院校选择“考研”的人数百分比基本相似；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选择“其他”的人数百分比明显比另外两类院校多。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工科院校的独特学习环境、条件、资源等并没有对学生学习目标的选择产生预期的影响。另外，在学习目标的选择上，工科院校与综合类院校的会计专业本科生有较大的相似度，这或许说明两类院校在学生学习或教师教学上存在某些共性。

（二）成因分析

1.学生对核心竞争力及其形成途径没有清醒认识。从理论上讲，在“什么可以成为核心竞争力”这个问题上，工科院校学生应会更多选择学校良好氛围、有理工科基础知识等，而财经类院校、综合类院校学生则可能更多会选择专业知识、丰富的实习实践经验等。问卷调查显示，在“专业知识”方面，理工类和综合类院校学生选择百分比基本一致，财经类院校偏低；在“学习工作能力以外的交际能力、情商、人脉、个人品质”、“学习环境”以及“英语能力”等方面，三类院校学生选择百分比基本一致；在“丰富的实习、实践经验”方面，理工类和综合类院校学生选择百分比基本一致，财经类院校偏高；另外，三类院校均有一部分学生（约占15%）还不清楚什么可以成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结果与理论预期并不完全一致，这说明，工科院校的学习环境并没有使学生感觉到明显优势，或是学生还缺乏把身边资源转化为竞争力的能力，或者是学校教学方面缺少一种将外在条件转化为学生核心能力的桥梁，导致近半数工科院校会计本科生将“专业知识”放在了首位。另外，在回答“您认为从自身学习方面应该如何形成上述核心竞争力”这个问题时，工科院校会计专业本科生并没有表现出与财经类院校、综合类院校的较大差异。

2.培养模式偏重“宽口径、厚基础型”。调查结果显示，工科类院校更侧重于“宽口径、厚基础型”的模式，而财经类院校、综合类院校较为相似，更偏重于“专业核心型”的模式。可见，工科类院校更重视培养学生在管理、经济、法律、营销等方面的综合知识与能力，而并没有侧重经济管理方法和技能的训练。该结果也反映出在学校的培养模式上，工科类院校还是和财经类院校、综合类院校有所差别，财经类院校、综合类院校注重以经济管理专业为核心，财经类专业基础课程围绕着专业课程来服务的模式。学校的培养模式会直接影响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这对学生的学习规划、专业知识的学习起重要作用。

3.工科院校的环境因素影响不大。对湖南省2所工科类高校的调查表明，近半数学生认为工科院校的环境对会计专业的学习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工科院校的环境这一影响因素不可过分被高估，这也许是导致学生对专业特色知识的学习兴趣不够浓厚，学习规划与财经类、综合类院校学生趋同，学校难以形成“工科特色”等的间接或直接原因。

4.与工科相关的课程难度较大。在问卷调查中，33%的工科院校学生表示希望适当降低与工科相关的课程的难度。可见，部分学生感到学习与工科相关的课程压力较大。

5.缺乏实践教学，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在问卷调查中，相当一部分学生提出希望多理论联系实际。其中56%的学生提出教授专业核心知识时要多联系实务，29%的学生认为专业特色知识的学习应该尽量多联系实际。

6.学生缺少必要的职业规划引导。调查表明，与财经类、综合类院校相比，工科类院校会计专业本科生在学习目标或规划、对核心竞争力的理解及其形成途径的认识等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特色。这说明学生缺乏必要的职业规划指导，导致自身定位不明确，对核心竞争力及其认识上出现偏差，这会直接影响学生将来就业，影响学校对市场需求人才的供给。

二、工科院校会计专业本科生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对策

（一）认清应具备的核心竞争力及其形成途径

调查结果表明，工科院校会计本科生还未能很清楚地了解究竟什么可以成为其核心竞争力。针对此现象，一方面，教师应加强引导，有侧重点的教学，优化课程结构，使学生能够逐步认识到其核心竞争力所在。另一方面，学生应学会发现与利用自身所处学习环境的优势，以积极的态度发掘什么可以成为其核心竞争力以及它的形成途径。

（二）培养模式上重视实践

学校的培养模式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教学计划、教学模式，对学生知识的学习、学习规划等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上讲，综合类大学大都应采用“宽口径、厚基础型”人才培养模式，财经类高校大都应采用“专业核心型”模式，而一般工科院校则采用“实践技能型”培养模式。这就决定了工科院校的会计本科教学更加重视实践教学，侧重经济管理方法和技能的训练，有助于工科院校会计专业本科生形成更强的实践能力。调查表明，目前，工科类院校更侧重于“宽口径、厚基础型”的模式，更重视培养学生在管理、经济、法律、营销等方面的综合知识与能力，实践教学不足。因此，工科院校需在培养模式上重视实践教学，重视经济管理方法和技能的训练，以促使学生形成其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学校形成“工科特色”。

（三）充分利用工科院校的环境资源

学生要学会充分利用工科院校学习环境的资源，学校则要助其搭建桥梁，为学生利用优势资源减少阻力，并可进行适当鼓励，有助于“专才+通才”型人才的培养。

（四）适当降低专业特色课程难度

工科院校为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形成其竞争力，开设了与工科相关的一些课程。从理论上讲，工科院校会计专业学生应对本校优势学科有一定的了解，并可在此基础上到本校的产学研基地进行工科知识的学习和训练，提高学生对工科知识的学习兴趣，助其成为复合型人才。然而，调查表明，由于专业特色课程难度较高，没有针对性，或是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等原因，大部分学生对此兴趣不大或不感兴趣。因此，工科院校应适当降低某些专业特色课程的难度，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可避免牵扯学生在会计专业学习方面的精力等问题。

（五）增强实践，理论联系实际

专业基础知识、专业核心知识、专业理论基础等的学习对会计专业本科生至关重要，然而，调查表明，这些课程的教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内容与实际联系不紧、授课形式单调、缺乏实践等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习效果。为此，学校应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六）校方引导学生合理进行职业规划

调查表明，工科院校学生选择“专才+通才”方向的人数与财经类、综合类院校学生差异不大。为此，学校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合理进行职业规划，让学生了解自己在与财经类、综合类大学会计专业本科生竞争时的利弊，了解市场就业形势与需求，做到知己知彼，从而能够合理定位，准确找到并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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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施工企业 公路项目 经济学视角 思考

受到公路施工所具有的团队作业模式影响，在成本控制上难以获取单个成员的努力程度。正因如此，往往会使成员在成本控制上出现偷懒现象。另外，在缺乏对个体努力程度的绩效评价机制时，也就增强了这种偷懒现象的发生频率。可见，根据传统的工程技术手段来控制公路施工成本，其效果并不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那么如何优化施工企业的成本控制呢。笔者认为，还应在经济学视角下来思考这一合理化途径。

在以上团队作业模式中之所以出现如此困境，实则在于大型工程的分工协作使然。作为一个完整的工程项目离不开更多的子项目，从而就呈现出技术的不可分性特征。而这一技术特征直接降低了成本控制边际分析的可能性，自然也就难以获知成员个体的努力程度。为此，借助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概念，则成为优化控制手段的出发点。

鉴于以上所述，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一、对信息不对称的现实理解

根据信息经济学所给出的“信息不对称”的界定可知：当存在私人信息时，拥有私人信息的A相对于B而言处于信息强势地位，这种地位将激励A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将该一般原理现实转换到公路项目施工活动中，处于信息强势方的则体现为施工人员，而作为施工管理活动的人员则处于弱势地位。

（一）信息不对称的发生根源

信息经济学针对新古典经济学所建立的“完全信息”假设进行了修正，通过修正认为，人因存在有限理性特征而导致了难以获得对方所有的信息元素。不难看出，公路项目施工不仅存在着团队作业模式，也因施工项目内由存在着子项目，这就导致了监管人员在有限理性驱使下无法获得施工中的全部信息。而施工中的全部信息又蕴涵在了具体实施施工活动的成员手中。正是如此，这一状况就激励了成员个体具有实施机会主义的动力，并成员之间在利益共同体的包裹下具有合谋的意愿。

（二）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影响

特别是对于财政拨款的公路施工项目，这种在成本控制上的监管不力将严重降低国有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资本循环公式G―W―G`可得，施工项目首先面临着物资采购，然后分别处于施工和竣工后的资金回收阶段。因施工阶段（W）出现了成本控制监管缺位，必将由于降低施工物资的成材率而出现追加项目预算的可能。而作为具有强正外部性的公路项目，其资金的回收又将是个长期过程。可见，信息不对称在施工阶段的表现，将产生扩散效应而影响到财政资金的合理配置。

（三）信息不对称的治理机制

那么如何对信息不对称现象进行治理呢。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该现象普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从而也只能借助一定手段减少它的影响，而无法完全根除。根据这一逻辑发现，施工团队成员之所以偷懒是因为成本控制监管缺位，而成本监管缺位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技术的不可分性。从而，根据技术的相对完整性（子项目）将成本控制监管的权力下放到子项目负责人身上，并给予他和成员合理的绩效管理，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将得到很大程度的降低。

二、理解基础上的功能定位

众所周知，提高施工企业成本控制效果关键还在于工程领域的手段实施，而在经济学视角下的合理化途径应处于辅助地位。这种辅助地位实则在于从优化生产关系的方式出发，通过提升团队成员的成本控制意愿来实现最终的控制效果。由此，这里还应考察经济学视角下途径的功能定位。

（一）施工主体激励功能

上文在治理机制环节提到，应减少监督层次来应对信息不对称现象。然而，这种监督仍是一种外部约束手段，若不配合使用物质激励的方式则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施工企业管理层将子项目施工中的成员绩效管理授权于负责人，这样负责人不仅能借助自身的专业知识来合理指导施工工艺，又能在层级减少的情况下强化对成员个体的成本控制考核。不可否认，这种形式也将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因此还应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起成员个体的成本控制意愿，而这种意愿的建立一定要与他们的个人利益相关切。

（二）施工客体辅助功能

施工客体自然是指公路项目，而在此基础上的成本控制在于增加施工物资的成材率。而成材率的提高首先须在工程技术的支撑下来完成。那么作为经济学手段如何为此提供辅助功能呢。笔者认为，工程领域的努力往往基于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这实则就为企业带来了包括会计成本和资金机会成本在内的增大效应。因此，经济学视角下成本控制将建立在严格的“成本―收益”比较的基础之上。这自然承担了施工客体的辅助功能。

三、功能定位下的合理化途径构建

根据以上所述并在功能定位下，其合理化途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构建。

（一）信息不对称背景下的成本控制

按照成本计划制定的相应工序（前期准备、土石方、基础、框架、装修等）的工资含量比率，选择信誉好、有实力的施工作业班组，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每个完成的工序都严格把关，做好记录，报经营预算人员核对劳务工资，每月统计工资总额是否超计划，如果是，应找出原因，采取相应措施纠正偏差，如出现窝工、停工现象要及时做合理安排，做好索赔资料收集。加强对机械设备的管理。合理安排大型机械进退场时间及机械设备之间的配合使用，对机械设备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以提高其利用率及完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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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针对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教学和就业中存在的矛盾和主要问题，将“三重一高”人才培养模式应用于环境工程本科专业实践教学。讨论了“三重一高”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提出了实行“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学位证”和“职业技能证”双证结合、政产学研用合作办学等的实践教学“三重一高”人才培养模式实施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环境工程专业“三重一高”全方位的实践教学体系。

关键词 ：“三重一高”模式；环境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9．033

*基金项目：2014年湖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4C0317）。

*作者简介：李大军（1979-），男，湖南理工学院，讲师，工程师，研究方向：环境工程专业方面的实践教学及环境污染监测与治理技术研究。

收稿日期：2015－03－20

长期以来，经济的增长被视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等问题日趋严峻，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最新的《环境产业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研究报告（2013版）》显示，2010年环保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为420万人左右，预计2015年达到840万人，2020年将达到1 690万人，环保产业未来的人才缺口巨大，这预示着环保类技术人才需求将不断增长，就业前景十分看好。而在我国传统教学体制下培养的环境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在就业时普遍受到冷遇，各高校普遍面临着较大的办学压力。环境专业为何会“叫好不叫座”？这是一个值得高校管理层和业内人士思考和探讨的课题。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校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不合理，培养的毕业生实践技能满足不了环保单位的用人要求。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因此，新世纪的环境工程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时应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前提，以就业为导向，教学过程要联系生产实际需要，着力构建“重基础，重技术，重能力，高素质”的“三重一高”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1 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重理论教学，轻实践锻炼

根据现有企业对本科人才实践能力要求，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大多为重理论教学而轻实践锻炼，实践教学时数较少，并且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甚至有的往往流于形式，并未开展专业实践教学。另外，环保企业在用人方面，青睐于实践能力丰富，具备专业应用型的人才。为此，为培养出更多的、更好地适合环保事业需要的人才，需要适度改革现行环境工程实践教学模式。

1．2 教、学、做分离，供需脱节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及其办学规模的迅速增大，由于经费、场地设备、师资、机制等原因的影响，高校的实践教学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特别是校外实习，普遍存在基地少、执行难等困惑，导致教、学、做分离，供需脱节，企业用人出现“有人用不上，要用找不到”的现象。

此外，用人单位所需要的环保岗位一般由于专业性要求高，需要实验动手能力较强，致使实习单位愿意提供的实习岗位有限，学校与大多实习单位之间的合作仅限于参观实习，缺少与实习单位建立更深入的合作框架，实习基地的建设工作推进缓慢，落后于学生对岗位实习的需求，学生在实习期间，根本无法动手操作。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时在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时应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前提，如何在校内创建具有实际工程规模的模拟实训场所，将是发展新型实践教学体系的新方向。

1．3 专业办学定位和人才结构不合理

按照人才结构，通常将人才分为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和技能型。其中学术型人才是最上层次，但为少数；工程型和技术型处于中间，技能型人才则为最下层次，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程型、技术型人才的需求量将加大，技能型人才将逐渐减少。为顺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在遵循高等教育自身的教育规划的同时，应用型教育的办学模式应以应用型为核心，形成其办学特色。

1．4 教学方法单一，教学内容与生产实践脱节

教学方法的选择与应用对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而言至关重要，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严重影响了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师要摆脱教学方法单一和教学内容枯燥的“闭门造车”现状，就应该主动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断地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

另外，高校环境工程本科生使用的教材内容趋同，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与生产实践脱节的现象较多。比如：《大气污染控制工程》专业课中，关于催化还原法脱氮工艺（NSCR、SCR）在生产实践中应用极为广泛，但由于实验室缺少相应的仪器设备或模型，加之多数教师自身也缺少相应的生产实践经验，故而在授课计划中无课时安排或授课时走马观花，学生根本无法理解其工艺过程和原理，更不会有兴趣去探索和研究这类环保设备的工艺参数。

2 “三重一高”办学模式的内涵

2．1 课堂教学应注重基础教育

所谓“重基础”，即重视学生学科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培养，达到基础理论扎实，为他们的后续学习提供够用的科学知识基础。因此，高校教学应加强专业所需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等内容的学习，培养基础厚实、适应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高素质人才。

2．2 实践教学应注重技术教育

“重技术”，即重视学生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技术思维和技术应用能力，达到专业技术精湛，能够解决生产、管理和服务实践中的具体技术问题。

2．3 注重提升综合应用能力

“重能力”，即重视学生职业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达到综合工程实践能力强，能够适应职业、社会发展需要。环境工程是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培养学生从事工程设计与实践的能力至关重要。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是“重知识，轻能力”，知识如果不能转化为能力，再渊博的知识都是无用的。因此教学除了要准确反映学习领域的内容和排序，并实现具体的教学情境，还要体现基于就业导向的课程体系特点，宜采用项目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组织教学，教学内容要以学生为中心，并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出真正的应用型人才。

2．4 人才培养要具备高素质

“高素质”，即重视学生人文素养、科学精神、道德素质和身心素质等的培养，达到综合素质高，使学生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高等学校应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可见，“三重一高”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与教育部的相关文件精神是保持一致的，它符合社会的需要，也符合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其中，重基础是根本，重技术是实质，重能力是保障，高素质是前提。四个方面共同形成合力，开创“三重一高”的应用型人才教学新模式。

3 “三重一高”在专业实践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3．1 注重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

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是教学效果和和实践效果能否得到保证的关键因素，是学生能力得到最大限度提高的保证。培养具有一定实验动手能力的应用型环保人才，首先必须配备一支既具备专业知识、又熟悉工程实际应用技术的“双师型”教师。很多高校环境工程专业教师趋于年轻化，虽具备一定的实验教学能力，但在企业实际锻炼较少，对工程现场不够熟悉，导致实验教学与实际工程联系不够紧密。因此，教师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工程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应作为“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重点。学校应该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专业教师接触社会和行业，增加社会经验、行业知识，缩短学校与社会的距离，提高专业技能等实践能力。另外，学校可以组织安排教师到专业对口的师资培训基地或劳动部门组织的培训班等进行专门学习培训，让他们更新知识和观念，掌握新工艺和技能，增强科研能力，且对于取得相关专业技能证书的教师实行一定奖励等。

3．2 “学位证”和“职业技能证”双证结合

实践证明，在高校特别是地方普通院校可以进行职业技能教育，是提升就业竞争力有效方法。采取“学位证”和“职业技能证”双证结合，可有利于提高学生在职场的竞争力，使这些学生成为用人单位的“抢手货”。

3．3 “政产学研用”合作育人模式

根据湖南理工学院环境工程专业的教学现状，结合专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学校在政产学研用合作育人模式上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1）学院从企业的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市场需求出发，广泛开展与企业的对接和合作，主要形式可以包括科研及咨询服务、技术成果转化、“订单式”人才培养、技术工人岗位知识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技术工艺改进或派遣教师担任企业技术顾问等。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与社会和企业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双赢”的产学研合作办学机制，大力加强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通过办学机制和办学模式的转变，逐渐形成学院的办学特色，全面提高办学水平。

（2）积极探索企业课程嵌入式培养、工学交替培养、校企双向参与和分段培养、以项目为依托联合培养、订单式定向培养、以科研基地为依托联合培养、直接服务于企事业生产和管理实践等多种形式的协同育人机制；推行工学结合、交叉培养等模式。

（3）要积极扶持学院科技产业的发展，要鼓励各二级学院积极发展“产中校、校中产”，将学院的科研成果产业化，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为学院创收。与此同时，还要发挥基地在教师业务能力、科研水平提高和实践动手能力提高方面的作用，教师应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开展各类实习实训、毕业设计、岗位技能训练和科技创新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

（4）教师在教学中应结合本课程技术应用的实际，开展教学研究和科技研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教学过程中，要充分结合环境工程的实际运行状况和操作过程进行讲解，课堂上要广泛运用图片和动画、采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同时应适时配合现场参观、讲解以进一步加深对有关工艺、设备和技术的理解，并组织相互讨论以保证训练的实效性。要加强与企业及兄弟学校的联系，及时了解本专业科技发展趋势与需求，教学中及时补充新知识、新技术。积极组织学术交流活动，每年制订计划，开展一定数量的全校性学术交流活动。

（5）注重校企合作，推进国际合作。学院应积极探索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及企业合作办学的发展模式，与国内外名校名企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引导部分优秀的学生到国外继续深造或与国外名校联合培养。

4 “三重一高”全方位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实践教学是将知识内化为能力的重要过程，更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重要算途径，也是提高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培养环节，对培养学生的能力起着重要作用。

环境工程专业“三重一高”实践教学体系如图1所示。由图中可知，“三重一高”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主要包括以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目标的层次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和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标的素质与能力拓展体系，而强化实践教学是实施“三重一高”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根本途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毕业生就业单位对毕业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工程设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尽快转变实践教学的传统模式，改革实验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切实重视和加强实验、实习、实训等环节，构建“三重一高”的全方位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实践表明，其专业教学质量和毕业生就业率均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5 结论

“三重一高”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它符合社会的需要，也符合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本文在对地方本科院校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现状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其专业教学改革的方向，结合湖南工学院“三重一高”办学模式的内涵，提出了构建地方本科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策略。在教学上强化课程技术应用的实际，突出实践教学环节和“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及“产学研”合作，以此构建新的环境工程专业“三重一高”全方位实践教学体系。实践表明，其专业教学质量和毕业生就业率均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参考文献

1 张惠芳．产学研合作教育与环境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J］．教育理论研究，2013（6）

2 皮科武，万端极，高林霞．环境工程专业培养模式与企业需求现状比较分析［J］，理工高教研究，2009（28）

3 廖兴盛，裴习君，李雪．地方本科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企业技术开发，2011（30）

4 N．J．Brookes，S．S．Morton，A．R．J． Dainty，et al． Social processes，patterns and practices and project knowledge managemen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2006（24）

5 徐学兰．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问题探究［J］.教育探索， 2012（2）

6 邹雄伟．注重“双师型”教师培养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J］．水利科技，2007（2）

7 李奕．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分析［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12（26）

8 梁存珍．环境工程专业强化实践教学的探索［J］．中国成人教育，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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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是严格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原则，由“法律的客观性”所决定的一种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原则，它普遍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特定性、普适性、抽象性是其确立的形式标准，社会经济关系是其确立的实质标准；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则是其确立的基本方法。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通常分为具体原则和基本原则，前者包括权力有限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权责一致原则，后者则是指比例适度原则。

在现代市场经济阶段，要实现对于新型国家经济权力——宏观调控权 [1]的法律控制，关键在于确立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因为，只有确立了这一公理性原则，才能够进一步确立相关的政策性原则，进而通过这些原则“有效地克服法律规则之局限性”，最终将宏观调控权置于“法律的统治”之下——实现宏观调控权的法律控制。

一、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的概述

在现代汉语中，原则的涵义是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原”乃“源”的古字，有根本、推求、察究、原来、起初之意。“则”为规则之意。 [2]在法律英语中，原则（principle）的涵义是：（1）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的真理或学说，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或来源；（2）确定的行为规则、程序或法律判决、明晰的原理或前提，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不能对之证明或反驳，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的构成部份的实质，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份。 [3]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则指出：“有些学者把原则和规则划分开。原则是高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有些人以略为不同的意义使用’原则’这词。’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 [4]

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原则，也可以说是一种高级规则，是制造其它规则的规则，亦即贯穿于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规则之中，对这些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指导和补充意义的“基础性法律准则”。一般来说，根据产生的基础不同，这一原则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 [5]前者是指，由“法律的客观性”所决定的一种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原则，它普遍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并且普遍适用于这些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后者则是指，由“法律的主观性”所决定的一种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原则，其仅仅适用于某一种类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并且仅仅适用于这一类型国家的某一发展阶段。

一般来说，严格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原则，应当仅指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原则，应当具有稳定性， [6]而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无疑比政策性原则更具有稳定性——它不象后者那样，只要社会经济条件有所变化，也就随之发生变化。 [7]更为重要的是，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同时也是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政策性原则的根据，后者是不能与前者相冲突的。

当然，根据覆盖面的不同，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具体原则和基本原则。前者可谓之为，“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体系的神经分支”，仅贯穿于某一部份而非所有宏观调控权控制法律规则之中，是对该部份法律规则之制定与实施，具有指导和补充意义的“基础性法律准则”。后者则可谓之为，“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体系的神经中枢”，是贯穿于所有宏观调控权控制法律规则之中，对所有法律规则之制定与实施，都具有指导和补充意义的“基础性法律准则”。显而易见，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具体原则与公理性基本原则是不同的。前者仅仅贯穿于某一部份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规则之中，而后者则既贯穿于前者之中，又贯穿于所有宏观调控权控制法律规则之中。

在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体系之中，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的功能是殊为重要的。它不仅能够对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规则的良性发展起到指导作用——使这些法律规则保持基本稳定和协调统一；还能够“补充这些法律规则不可能巨细无遗之不足”，直接发挥控制宏观调控权的作用。反之，假使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体系缺乏这些公理性原则的“统领”，那么不仅其中“纷繁复杂”的法律规则必然会出现“杂乱无序”的情况，而且也不能避免由于缺乏相应法律规则而导致的宏观调控权失范——失去法律控制的状态的出现。质言之，只有在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的“统领”之下，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规则体系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其整体的控权功能。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它不设定具体的、确定的事实状态，亦即它不具有行为模式、条件假设和后果归结的逻辑结构，不规定具体的权利和具体的义务，操作性不强。此外，在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规则体系之中，这一公理性原则虽然是一种“统领”各种法律规则的“实践纲领”，但是其不可避免地也会存在一些例外的情况。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与宏观调控公理性原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一般存在于宏观调控法学领域之中，旨在解决宏观调控中的控权问题，具有法律上的“国家强制性”；而后者一般存在于宏观经济学领域，旨在解决宏观调控中的效率问题，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国家强制性”。虽然在宏观调控法学研究领域，探究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必须了解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宏观调控公理性原则，但是二者毕竟不属于同一学科领域，是不能够等同的。其次，在宏观调控法学领域，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与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公理性原则也是不能等同的。宏观调控权的法律控制，不仅包括对于宏观调控权行使的法律控制，还包括对于宏观调控权设定的法律控制，以及宏观调控权违法责任的追究等问题。而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公理性原则，仅仅是一种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具体原则——贯穿于某一部份而非全部控制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规则之中，对某一部份的法律规则之制定与实施，具有指导和补充意义的“基础性法律准则”。

另外，本人认为，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与宏观调控法的公理性原则 [8]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却存在着共通之处。因为，如果仅对宏观调控法进行没有价值取向的事实说明，那么宏观调控法可谓既是维护宏观调控权（力）之法，同时也是控制宏观调控权（力）之法；但是，如果在法学的语境之中，亦即在法学家看来，宏观调控法并非是维护宏观调控权（力）之法，其仅仅只是一种控制宏观调控权（力）之法。当然，如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那么也可以认为，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的公理性原则，大致相当于宏观调控法的公理性原则。

二、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的确立

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是经济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难题” [9]一样，宏观调控权法律控制公理性原则的确立，也是宏观调控权研究领域中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要确立这一公理性原则，首先必须正确把握这一公理性原则的确立标准。因为，如果确立标准不明确，那么确立过程就存在“随意性”，并且使最后的结果，亦即所确立的原则，与“科学性”大相疏离。当然，除了要把握确立标准之外，正确地把握确立的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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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投资学;标准金融范式;行为金融范式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4-0011-03

以马克维茨投资组合理论为起点,以Fama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林特纳､夏普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和布莱克-斯克尔斯的期权定价模型为核心,形成了现资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被称为标准分析范式,因为它以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和金融市场完全竞争为假设条件,以个人最优化和一般均衡分析为方法论,来研究投资行为和金融资产定价｡基于标准范式的投资理论在指导投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一方面由于标准范式的投资理论对很多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和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难以做出满意的解释,另一方面,由于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另一种投资学分析范式――行为范式日益受到重视｡本文的目的在于比较这两种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差异,并对未来的发展做简单的展望｡

一､两种研究范式的理论假设条件比较

任何理论体系都有其假设条件,投资学也不例外,而标准投资学研究范式与行为投资学研究范式在理论假设条件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这种假设条件的差异导致了理论框架和指导投资实践的理念方面的差别｡

（一）人们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行为特征的假设差异

投资学主要研究人们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进行跨期资源配置问题,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刻画投资者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行为特征｡标准投资学研究范式认为投资者是理性的预期效用最大化者,这等价于投资者的偏好关系必须满足相应的公理化假设｡

在Mas-Colell等(1995)看来,理性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等价于投资者的偏好关系满足完备性､传递性､独立性(该假设由Luce和Krantz（1971）提出)三个最基本的公理化假设｡而Jehle和Reny（2001）则认为其等价于偏好关系满足完备性､传递性､单调性､替代性(该假设最早由von Neunman 和Morgenstern（1944）)四个公理化假设｡偏好的完备性与传递性就是经济学理性,完备性公理要求投资者能够对任何两个备选投资计划具有明确的偏好关系,而传递性则保证了上述偏好关系保持一致性｡单调性公理等价于决策者是自利的,行为方式是最优化的,这等价于Mas-Colell等以定理而非公理形式给出的一阶随机占优和二阶随机占优条件｡而独立性公理或替代性公理是用预期效用函数(v. N-M效用函数)来描述投资者偏好的必要条件｡

在关于投资者是理性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假设下,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投资者是同质的,因为投资者都是预期效用最大化者,他们具有相同的行为目标和模式,因此可以将投资者视为是无差异的｡而投资者同质假设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因此投资者偏好满足公理化假设是标准研究范式关于投资者行为的基本假设,也构成了标准范式下投资学理论的基石｡

显然,标准研究范式对投资者的行为假设是非常苛刻的,比如要满足偏好关系的完备性与传递性,要求投资者具有完全认知能力和无限的计算能力｡与此同时,大量实验经济学所提供的案例表明,投资者的实际选择行为与偏好关系的公理化假设不相吻合,这给标准范式下的投资学理论基石带来直接的挑战｡著名阿莱斯悖论（Allais paradox）说明不确定性环境下的选择行为与公理化假设并不一致｡而马金纳悖论(参见马斯-科莱尔等,微观经济学,P253-254)给出了选择行为违背偏好独立性公理假设的例子｡

正是由于理性预期效用最大化假设的苛刻性和现实投资者实际行为与偏好公理化假设不一致性,导致了对投资学标准研究范式假设的不满,以及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投资学的行为研究范式应运而生,并日益在理论和投资实践中受到重视｡

行为研究范式摈弃了过于理想化的预期效用最大化者的假设,它假设投资者是一个具有认知偏差､情感和意志的现实人｡投资者的认识能力､情绪与环境等因素均会对投资者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决策产生影响,并造成系统性决策行为偏差,这种行为偏差主要包括启发式偏差（heuristics bias）和框架偏差（framing bias）｡

认知心理学认为,一般而言,人们主要通过两类方式来解决问题:算法（algorithm）和启发法（heuristics）｡算法指解决问题的一套规则,人们按照规则程序化地解决问题｡而启发法则强调人们在解决问题时注重经验和直觉,主要运用启发法来解决大部分问题,因而在决策中,难以达到完全理性,进而形成启发式偏差｡

框架偏差是由决策过程中的框架依赖造成的｡框架依赖指事物出现的方式会影响决策人的判断,本质上相同的事物以不同方式进行描述时,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与标准研究范式的替代性公理或稳定性是不一致的｡

行为研究范式假定上述行为偏差会系统地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金融资产的定价,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相应的投资理论｡

（二）关于投资者风险态度假设的差异

在对风险的态度上,标准研究范式假设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这等价于投资者关于财富的伯努利效用函数是凹的,效用随着财富的绝对值上升而增加,但增幅递减,即边际效用递减｡这表明投资者在任何时间､任何财富水平都是风险厌恶的,虽然厌恶程度不同｡

相反,行为研究范式认为仅用风险厌恶假设是难以对投资者风险态度做出完整描述的,投资者在更多时候展现出损失厌恶和后悔厌恶的特征｡

Kahneman和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认为人的风险态度类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人在面对利得时表现出风险厌恶,而面对损失则显示出追求风险的特征,在同等财富变化的情况下,对损失的厌恶程度要比对盈利的满意程度大｡后悔厌恶是指人们做出错误决策时,对自己的行为会感到很痛苦,为了避免这种痛苦的行动会导致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三）关于市场有效性假设的差异

市场有效性也是标准研究范式的一个基本假设,该假设与投资者的理性假设有密切联系,理性投资者假设是市场有效性假设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理性投资者参与的市场必然是有效的,因为投资者会理性地评估证券价格,导致证券价格会对信息做出及时､迅速的反应;但在部分投资者是非理性的情况时,市场仍旧能够达到有效,只要投资者的非理是随机的,并会相互抵消;即使长期内投资者的非理并非随机而是系统的,套利将消除这种偏差,长此以往这些非理性投资者将因为长期亏损而被淘汰｡

行为研究范式显然认为市场并非有效的,资本市场大量的异常现象①表明市场并非有效｡而行为金融学正是在尝试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二､两种研究范式下的理论框架比较

投资学标准研究范式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多位著名学者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准范式下投资理论的基本“骨架”为马克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和林特纳､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现代经济学核心思想――最优化和一般均衡思想在微观金融市场的自然延伸②｡

投资组合理论认为,投资者一般会以投资预期收益(均值)和风险(预期收益率的标准差)作为投资决策的基础,风险厌恶的投资者的选择就是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最大化预期收益,或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最小化风险｡投资者的选择范围(相当于消费者理论中的预算集)就是不同资产组合,最优选择位于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缘上,风险厌恶程度不同的投资者会选择有效边缘上不同的点｡投资组合理论告诉投资者如何进行组合的选择｡

而托宾分离定理则是联系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桥梁｡托宾分离定理在假设投资者能够以无风险利率自由拆借资金的情况下,推断出所有投资者的最优资产组合都包含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并且不论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如何,他们持有的最优风险资产组合都是一样的(都会选择风险资产组合有效边缘上的同一点),风险厌恶程度的差异体现在资产配置在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的比例不同｡

投资组合理论和托宾分离定理分析了投资者的最优化行为｡而夏普､林特纳在马克维茨和托宾的基础上,给出了资本市场均衡以及均衡条件下资产定价模型――CAPM｡假设投资者是同质的(所有投资者是理性和具有相同预期),并且投资者按照马克维茨提出的行为方式进行资产配置,那么投资者的资产配置行为将导致市场趋于均衡,在均衡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线(capital market line， CML)与风险资产有效边缘相切于市场组合点(在风险资产组合中每种风险资产的比例为该风险资产市值与所有风险资产总市值之比)｡更为重要的是,夏普指出在均衡条件下,单个证券的风险由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构成,非系统风险通过组合方式可以规避,单个证券的期望收益率与证券的系统风险成正比,该关系就是证券市场线｡Ross则进一步提出了套利定价模型｡

由此可见,标准研究范式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该理论体系系统地阐述了单个投资者如何进行资产组合的最优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市场如何达到均衡和均衡条件下的资产定价｡

与标准范式完善的理论体系相比,行为范式下的投资理论总体上仍旧处于形成和完善之中,但在关于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投资者决策理论方面,Kahneman和Tversky的前景理论已经成为行为投资理论的核心和基础｡

行为范式认为标准范式对于不确定性环境下投资者的行为假设不符合实际,因此作为行为研究范式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行为决策理论,而Kahneman和Tversky（1979）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提出的前景理论在行为金融学的发展中具有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地位(李心丹,2003)｡K&T利用两个函数来刻画个人在面临不确定性时的决策行为: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前者取代了传统预期效用函数中的伯努利效用函数,后者取代了预期效用函数中的概率｡价值函数认为人们在决策时价值的变化并不决定于绝对财富水平的变化,而是考虑相对于参考点的财富变化,并且在面对盈利时呈现风险厌恶,而在面临损失时呈现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风险态度是损失厌恶而非传统决策理论认为的风险厌恶｡而决策权重函数不但受事件的客观概率影响,而且受到与事件相关的其他因素影响;通常个人会对小概率事件赋予高于概率的决策权重,而在事件发生的概率比较大时,决策权重又小于事件概率｡

自从K&T于1979年提出前景理论以来,许多学者利用展望理论解释了许多标准投资学所无法解释的现象,诸如机会成本和原赋效应（Thaler， 1980，1985）､后悔效应(Thaler，1980)､处置效应（Barber和Odean，2000）､心理账户（Shefrin和Thaler， 1988）等｡

尽管行为研究范式下的投资理论在解释不确定性环境的投资决策和众多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在关于资本市场的定价方面尚未取得如标准范式的CAPM和APT那样广为接受的定价理论模型｡

三､两种研究范式投资实践指导意义的比较

投资学的标准研究范式和行为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体系的假设和理论体系框架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指导投资实践方面也存在不同｡

标准研究范式下的投资理论对于投资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于组合投资和持有消极的投资策略｡

马克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表明通过投资组合的方式能够降低投资风险,组合投资已经成为投资界普遍遵循的最基本信条,证券投资基金和机构投资者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部分在于,相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他们具有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组合投资降低风险的优势｡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资本市场是有效的,所有的信息已经被反映到证券价格中,证券价格受未来信息的影响,而未来信息是不确定和随机的,因此证券价格变化是随机和不可预测的｡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从另一角度表达了相似的指导思想:投资的回报率与风险成正比,要想取得高回报的惟一途径就是承担高风险｡

在证券价格变化是随机的情况下,投资者应该在投资时采取消极的策略,通过投资组合的方式获得与承担的风险相对应的回报率｡任何想战胜市场的积极投资策略都是徒劳的,任何投资者均不可能持续地战胜市场｡这对于中小投资者在选择基金经理时的指导作用在于:基金经理的过去业绩并不能成为他们选择基金经理的可靠依据｡根据标准投资学的理论和原理,这种以过去业绩为标准的选择方法是不可靠的,基金经理过去的业绩好仅仅是因为他的运气好,因而并不代表他未来的投资业绩就好,因为一个基金经理不可能持续战胜市场｡

而行为投资学对于投资者的指导意义在于:第一,在一定条件下,积极的投资策略是有效的;第二,投资者应该如何控制非理性投资行为带来的损失｡

标准投资范式假设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因而市场也是有效的,投资收益决定于投资者承担的风险,积极的投资策略是徒劳无效的｡而行为研究范式认为投资者是具有认知偏差､情绪的现实人,他们不可能像完全理性的投资者那样不犯错误,因此市场也不可能是有效的｡无效的市场意味着证券价格是可以根据某些特定的因素进行预测的,这种预测可以分为横界面报酬可预测性和时间序列报酬可预测性｡

横界面报酬可预测性包括小公司规模效应与账面市值比效用,即小规模公司比大规模公司平均报酬更高,较小市值公司的平均报酬更高｡横界面报酬可预测性意味着购买小规模公司或高账面市值比公司证券的投资策略将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时间序列报酬可预测性是指,一般而言短期内(一般在1年以内)股价报酬率呈高度正自相关,长期内(一年以上)股价报酬率呈负相关｡这意味着动量策略和反向操作策略更容易获利｡

比如,行为投资学著名学者Thaler不但在研究投资者的非理方面取得很大成绩,而且积极利用研究成果进行投资实践,他与Fuller组建的Fuller&Thaler资产管理公司主要利用投资者认知和行为偏差所产生的无效定价而获利(饶育蕾等,2002)｡

发现并利用投资者的非理获利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只有那些最先发现某些异常现象的研究者才可能有获利的机会｡相比之下,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投资学的行为研究范式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如何避免自己的非理给投资带来损失｡投资者并非如标准范式所假设的那种“圣人”,从不犯错误,投资者的认知偏差､情绪波动均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并可能产生错误｡而行为研究范式的投资理论对上述大量投资者容易犯的错误做出合理解释,这有助于投资者防范这类错误｡比如,投资者在买卖股票时容易犯“卖出盈利股票,持续持有亏损股票”的错误,导致“小盈大亏”｡而K&T提出的前景理论认为这与投资者的损失厌恶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使用止损策略就能够有效地防止损失的不断积累｡

四､投资学研究范式展望

尽管标准范式与行为研究范式的假设条件迥然不同,但任何理论研究均需要有参照系和研究平台,因此二者的关系决非对立的,可以把标准研究范式视为行为研究范式的理论参照系和研究平台,行为研究范式是对标准研究范式假设条件的一般化和理论体系的拓展｡

行为研究范式在对标准范式假设条件的一般化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建立了以前景理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并对许多标准范式无法解释的金融市场现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尽管在资产定价理论方面行为投资学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DSSW(1990)噪音交易模型,但尚未形成具有“投资者行为假设――投资者选择――市场均衡和资产定价”逻辑,并广为接受的理论模型｡因此以标准行为范式的投资组合理论和资产定价模型为参照系和研究平台,构建行为研究范式下的投资组合理论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是未来投资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二者之间呈现相互融合是未来投资学研究的重要趋势｡

参考文献:

[1]安德鲁・马斯-科莱尔等.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杰弗瑞・A・杰里等.高级微观经济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李心丹.行为金融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4]饶育蕾,刘达峰-行为金融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5]滋维・博迪等-投资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6]Shleifer， A（2000）. Inefficent market：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fi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De Long， J.B.，Shleifer A.， Summers L. and Waldman R.J. Noise trader risk in financial marke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703-738.

[8]Fama， E.F.，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empirical work [J]- Journal of Finance， 1970， 25：383-417.

篇7

关键词：经济人；物本经济；人本经济；广义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3）01・0012・07

我们知道，经济活动不仅仅取决于“经济人”的理性最大化行为，“人们的意愿和选择、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和文化的调节及道德上善良表象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人类社会所具有的利益也不仅仅只包含经济利益，还有其他方面的利益，当然，毫无疑问在人类各种利益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利益是经济利益。人类各种利益是互相联系和互相支撑的。在现实生活中只讲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是绝对行不通的这可不行，之所以行不通就是因为单独的经济利益并没有反映出市场运行秩序的内在道德原则。

一、为什么在现实社会“经济人”假设存在瑕疵？

经济学是离不开伦理道德的，如经济学鼻祖斯密在1751至1763年分别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逻辑学和伦理学教授，他还先于《国富论》，而在17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虽然《道德情操论》没有《国富论》名气大，但很多人都把这本书并称为斯密思想的代表作。其实看过这两本书的人都知道，这两本书在逻辑上也是互相关联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同一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部分。法学家塞缪尔・罗米利（samuelRomilly）认为《道德情操论》是一部远比《国富论》杰出的著作。所以，可以认为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的经济学是和伦理学密不可分的。可以认为，一直到18世纪，经济学与伦理学仍然是纠集在一起的，它们都是道德哲学的组成部分。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济学本来就具有两种根源，即两种人类行为的目的：一种是对财富的关注，一种是更深层次上的目标追求。由此产生两种方法，一种是工程学的方法，也就是数学的、逻辑的方法，一种是伦理的方法。这两种根源或方法，本来应是平衡的，但不同学者重视的方面有所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比较注重伦理问题，而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等更注重工程学方面。现代经济学则大大发展了工程学方面，而忽略了伦理方面。马歇尔在为现代经济学分析奠基时说道，经济学的发展有两个思路，一是“工具理性”，即通过理性人的假设，演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原因；二是进化论的思路，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不通过“理性人”假设，也可以解释现存的社会现象。他最后认为，经济认识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描述阶段，否则就不可能是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科学。施蒂格勒对经济学中的要求重视伦理价值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说：“当自利与伦理价值的口头忠诚发生冲突时，如果让我来预测关于行为的系统与广泛的试验结果，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事实上，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利理论（我沿着亚当・斯密的思路解释）将会获胜。”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上，有理性，并掌握充分信息的人们，在机智地追求着他们的自利（施蒂格勒，1981）。

对建立在完全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打击最大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西蒙对“理性经济人”学说提出了系统的批评，在其一系列文章中他批评指出，这种无所不能和全智全能的理性经济人抽象无异于“奥林比牙山神模式”，它对于个人完全理性的假定，与现实中人类的实际理性和可能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剩下的不过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西蒙，1947）。他强调，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人类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对人类完全理性的崇尚应该让位于更符合实际的人类“有限理性”。经济人之所以是理性有限的，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的市场交易中很难对每一个措施将要成产生的结果具有完全的了解和正确的预测，并且人们在决策时所拥有的信息也是非常不完全的，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依靠主观的判断和个人习惯进行决策。西蒙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在草垛上零星的分布着一些针，人们要在草垛上找出一把最锋利的针必须把所有的针都找出来，并进行比较才可以得到。但如果找到一个适合的针就可以的情况下，人们一定会放弃找出那把最锋利的那把针的努力。此时，人们所依据的就是有限理性。他明确指出，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度、信息的不完全和对结果预测的不确定性都决定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另外，人类的目标往往并不是单一的，人们在做决策时，会受到个人的价值观、效率标准和社会联系等多方面的限制，因而只能以“满意的原则”作为界定人类理性的标准。

除了西蒙之外，对完全理性的“理性经济人”还有一个影响较为广泛的批评者，即莱本斯坦因，他提出了著名的x效率理论，以修改传统的最大化假设。他认为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严格追求极大化行动，而做出的决策往往依附于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方面。因此，他认为，合乎现实的微观经济学必须“超越经济人”，以“非最大化”作为标准的行为假设（Leibenstein，1976）。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大举渗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最有威力的武器就是“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此时，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提出完备性、传递性和决定性等公理。然而，一些心理学家的实验却表明：现实中人的选择行为并不符合这些公理，而且是经常地违背这些公理，即存在“偏好颠倒”。发现这一现象最早的是保罗・斯诺维克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1979年以来所进行的许多实验证明实际选择行为甚至违背所有的理性公理。在此期间，实验心理学家的理性实验给主流经济学家的心里造成极大冲击，绝大多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都对这种实验保持沉默。但仅凭实验心理学家的实验还不能驳倒“理性经济人”抽象的假设。另外，新制度经济学在70年代以后也开始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完全理性的不切合实际的假设予以了纠正和更深入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证明合作、守约等道德行为能够降低交易成本，遵从道德与功利主义原则可以并行不悖。

进入80年代以后，以伦理学和社会学思想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对主流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纯经济学分析展开攻击。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尖锐的说道：“自利理性观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把任何偏离自利最大化的行为都看成是非理，就意味着拒绝伦理考虑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把自利最大化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这一复杂的过程似乎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试图用理性要求来维护经济理论中的标准行为假设（即实际的自利最大化）就如同领着一对骑兵去攻击一只跛脚的驴。”他还强调，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internalconsistency of choice），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但是，正如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阿马蒂亚・森，1986）。阿马蒂亚・森严肃的指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贫困化现象（阿马蒂亚・森，1986）。

二、“经济人”应具备人类伦理行为规范

现代经济学是一种逻辑演绎的科学，即通过逻辑假设、逻辑推理和逻辑推论建立的纯粹经济学。以逻辑演绎为基础的经济学与以伦理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已发生了质的变化，阿马蒂亚・森称现代经济学具有为“工程学”的渊源。之所以称之为工程学的渊源，是因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借鉴了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现代经济学的内在机理与现代物理学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

阿马蒂亚・森认为，现代经济学虽然来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它是对《国富论》的背叛。因为它丢掉了原来的伦理基础，丢掉了斯密的道德规范，更深入的来看，它丢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寓含的道德哲学。现代经济学虽然在形式上更工程，更有科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它已变成了一个无根的学科，它仿佛是完美的木偶，是从事某种游戏和算计的把戏。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除了“利己”，不可能一点也不关心“利他”；另外，一个社会除了富裕，又怎能缺少正义。

“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在高举‘自由’的大旗之时，也用适当的伦理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减少多少荒和奢侈，生意场上将会减少多少尔虞我诈。……从现代经济学的手段来说，它只知道用科学的算计向自然索取，却不知道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试想，如果我们以天人合一的方式与自然为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面临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污染。”。

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但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偏离了伦理的轨道。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伦理的偏离必然决定了它的研究忽视真实的人而只研究抽象的“经济人”，这样它描述的对象和世界都被狭隘化和歪曲化了。其实，经济学的研究就不仅仅局限在对财富的关注，还要关注财富以外的东西。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内在关联必定决定了两者是不能分开的。

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除了考查资源效率的配置外，起码至少还应该关注自由与公正。在一个财富高度丰裕的社会中，如果缺少自由和公正，你能说这个社会是和谐进步的么？然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只关注“经济人”的自利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某种均衡。但现实中的“人”都具有二元性，都既有自利的一面，又有奉献的一面，理想的社会追求是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大化，而不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狭隘预设对人性以及人的需要作了不真实的理解，排斥了对一些有真正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拒绝了评价和增进人类更基本目标的任务。经济学自身在极大地完善了实证的科学手段或者实现了数学化的同时，却因排斥对某些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而导致了自身的贫困；而它拒绝了对人类在财富以外的那些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则使它以一种“不健全的精明和现实”表现出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阿马蒂亚・森，1986，萧雪慧，2000）。至于伦理学，阿马蒂亚・森指出：由于经济学问题本身可能是极重要的伦理问题，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对于伦理学也是非常不幸的（阿马蒂亚・森，1986）。现代经济学忽视“伦理”特征与它从论理学的母体上发展出来的事实非常不相称，这本身也说明了经济学寓含着某种内在的矛盾。现代经济学逐渐地抛弃了它的伦理学渊源，逐渐加重其“工程学特征”而不断走向所谓的“实证经济学”的路子，其实质是它在不断摆脱长期以来统治经济学的规范分析，而这正是经济学合本逐末的表现。

所以，经济学应该回到重视伦理学的传统中去。其实在康德的哲学观念中，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就是相互连通和相互影响的，实际上这是由人们的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本身的相互关联决定的。市场经济不仅不能内生道德，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必须依赖于社会的道德规范。一个缺乏伦理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普遍的信息不对称，各种道德背离和逆向选择问题都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体制中各种坑蒙拐骗行为就无法杜绝，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本身更需要伦理和社会道德规范的支撑和辅助。

随着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人们不久就发觉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决策理论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这种理论不能用它来解释实际决策中的许多人类行为方式。西蒙在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后，认为建立在新古典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决策理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在决策之前，各个独立的决策者的目标不是单一的、明确的和清晰的。就企业决策来看，因为企业是由许多人组成的，它包括股东、经营者、职工等等，这些人参加企业都抱有不同的目的，他们在确立组织目标的基础上并没有放弃自己独立的目标，他们对于目标的达到方式也是动态和演进的。在决策之处，并没有一个清晰、连续的最优化决策目标，而且这样一个最优化的目标从始至终都不存在。一般而言，决策目标大多在客观上是模糊的并变化着的。西蒙在他的《管理决策的新科学》一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这个例子说的是一个公司请西蒙为协助它们为购置电子计算机作决策，西蒙当时建议这些公司先对它们是否需要这种设备以及购买是为了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有个明确了解之后再解决购置什么类型的计算机，后来西蒙很快发现他自己的这个建议是个馊主意，因为这些公司在尚未使用过任何电子计算机之前，它们是根本无法具体明确地了解计算机的性能与用途，从而根本无法提出购买计算机的明确目标。只有让它们先买台简单的计算机，让它们使用一段时间有了经验之后，他们才知道下一步应当买什么样更先进的计算机以弥补现有计算机的不足，也就是说，到此时它们购买计算机的目标才比买第一台之前明确了一步。目标也不是绝对的，从目标层级系统来看，目标和手段之间是相互转换的，而且组织目标也是随着参加者利益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就说明，从决策目标这三方面的性质来看，实际决策中很难找到作为绝对最优解的目标。每个孤立的决策者不可能是“无所不知”和“先知先觉”的理性人，也不可能掌握各个方面都详尽的信息量。每个决策者在决策中不可能获取所有备选方案，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想找到全部备选方案是根本不可能的。决策者所有的知识储备和决策能力，通常是在实践和学习中不断获取而逐步提高的，不同的决策个体在决策方面是有明显差异的，不可能每个决策者都能达到自己理性化的决策选择。事实上，人们所做的决策，无非是从已知的经验和相关的信息载体作为决策依据的，每个人对自己的行动条件的了解和把握，只能是零碎和片面的，要想达到最优化的决策从现实来推断未来是不可想象的。另外，由于人们感观、兴趣和偏好的变化，人们的注意力常常也会发生变化，经常会从一种价值要素转移到另一种价值要素上去，从而使人们的头脑无法连续地抓住某一个具体问题。每个单独的决策者的偏好和价值体系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是不可能保持一致的。在实际决策中，由于价值观和偏好的变化，决策者在决策中肯定会出现前后矛盾和前后不一致的决策问题，而这也是建立完全理性基础上的新古典决策理论所不能解释和包容的，这也被心理学家的心理实验所证实。在人的生活中，固然偏好会决定行为的取向与选择，但偏好并不都是先验的，它本身的变化又来自于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水平。

一般来说，可以认为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合作者阿莫斯・图斯基共同创立的。丹尼尔・卡尼曼还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尼曼由于是一个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源于心理学试验的逻辑思路也就很正常了。行为经济学就是在人类心里活动的试验基础上逐步发展何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人”理性的假设提出了置疑。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如人们有时会在微不足道的风险面前止步，而同时又会为一些虚无飘渺的目的而进行疯狂的赌博。从一个人在对一生计划的安排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尽管人们都会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长远的预期，并会按照预期来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金钱，但实际上能做到理性人安排的几乎没有。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并不会什么事都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理来行事，然而事实上，人们并不知道如何这样做？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们甚至对如何获得幸福都是一无所知。另外，微观经济学对人都是自利的假设，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和利人的一面，如父母为孩子的奉献、人们为希望工程、慈善基金、生活困难人以及街头乞丐的捐款等等，这些付出都无需回报。而主流经济学却对此视而不见。

三、“经济人”人格不仅要注重物本经济，还要重视人本经济

正如广义虚拟经济所言，“人心”是“辽阔”的，人的心理满足关注的不仅是物质方面，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效用也是巨大的。林左鸣教授在《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中告诉我们：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经济学仅关注物质产品的生产是远远不够的，也是非常片面的。

“经济人”不仅要关注物本经济，还应关注人本经济。物本经济注重财富的积累，物本经济强调金钱价值，重视物质利益胜过其他，忽视人类的自由和福祉，这是人类的全面发展是不相容的。人本经济是在注重物质基础的基础上，更多的关注人们的幸福、自由、快乐和情感。西方经济学主张追求财富增值、提倡效率，运用物权、发挥物力，客观上是在追求人类富裕，这是没有错的，但必须认识到人们所追求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要有个人的幸福和快乐，特别是随着人们物质省会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后者则会更为关注。

篇8

产学研合作是当前世界各国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一条成功经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最佳途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企业技术力量的增强．产学研合作已向更高层次发展，即从主要进行技术开发与成果转让的合作项目，发展到高级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建设的广泛合作。但产学研合作，无论形式如何，都应是高等学校 、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基础上的自觉行为。

夏普里是博弈论的奠基人之一。他于1953年讨论非策略多人合作对策问题。夏普里值表示局中人对联盟所作的边际贡献，夏普里值方法的出发点是根据每个局中人对联盟的边际贡献分配联盟的总收益，保证分配的公平性。夏普里值方法自问世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被运用到很多方面，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如费用分摊，损益分摊等。用夏普里值方法较一般方法更能体现合作各方对联盟的贡献，因而更合理、更科学。产学研合作本身是一个合作博弈问题，本文主要应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产学研合作利益分配问题，以便找出利益分配的理论依据和方法。

产学研合作博弈

产学研合作是当前世界各国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一条成功经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最佳途径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合作各方根据合作内容及条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合作，出现了成果转让、委托开发、合作开发、共建实体等多种合作模式。产学研合作实质上是一个合作博弈问题我们知道合作博弈是博弈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研究和揭示的合作的必然性、合作方式和合作利益分配等，都对现实中产学研合作起有效指导作用。

让我们先分析产学研合作博弈存在的必然性、条件和特点。合作博弈理论告诉我们，只要能给联盟带来更多的利益，合作就必须存在。这与产学研合作的基本前提是合作各方互相需要、各自都能为合作提供自己独有的贡献，即提供各自掌握的生产要素是一致的。产学研合作的实践中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各自都发挥了自己的优势。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具有高新技术资源优势；而企业则拥有工业制造技术、一定的企业经济管理、市场营销和市场开拓优势，生产供需信息及资金筹措优势 产学研合作，把合作各方分别具有的独特资源和优势进行有效组合，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的综合优势。即整体收益大于其每一个成员单独经营时的收益之和。这是合作博弈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另一基本条件是对联盟内部而言，应存在着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分配规则．即每个成员都能获得比不加人联盟时要多一些的收益。合作利益分配是博弈中一个核心内容，它强调要在联盟内部按协议规则把所得到的支付分配给所有成员。如何分配才是“理性”的最终分配，这非常重要，它对联盟的稳定起决定作用。称这样的分配为合作博弈的解。理论上主要有两种求解法：优超法和赋值法。对于优超法，它往往得到的不是空解集，就是解集中含有多个元素，得不到唯一的解，而赋值法就是通过公理化方法描述解的性状进而得到唯一的解，即博弈中各局中人得到的效用分配。

产学研合作利益分配

利益分配是产学研合作的关键问题，它直接影响着合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从本质上讲，利益分配体现了技术在人们思想中的价值。分配多少取决于产学研合作各方的技术势差、技术新颖程度、市场状况、投资多少、技术前景等等因素，而不按技术的成本来定价。在实践中，人们总结出一些可行的分配方式，如合作模式和目标确定后由企业一次性支付 （或一次性确定定额分期支付）技术开发或转让费用（也称为总额支付）；按比例与产值、销售额或利润额挂钩逐步提成（也称提成支付）；产学研各方以技术、资金等投人要素为股本，在以后企业营运中按股分红等。这几种分配方式互见长短，一次性定额执行起来方便迅速但风险较大。由于大家定价和利益分配是在成果商品化之前，所以定价缺乏依据难以体现合情合理，如果项目成功，企业获益较大，而学研获益甚微；如果项目失败，学研收益有保证，而企业损失惨重。后两种分配方式是按产品的一定比例收付，且是在成功商品化后由利益驱动将双方捆在一起，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有利于产学研合作关系的良性发展。但在执行过程中，计算、检查、监督较为复杂。提成的方法还可细分为按产品个数提成 （每销售一个产品付给对方一定的金额）；按销售额提成〔提成率一般为5％）；按利润提成（提成比例常取 5－30％）。这些方法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它们弥补了过去较简单的利益分配方式的不足。在此值得指出的是，目前较为普遍推行的方式是按销售额提成。因为它是产学研各方以技术开发最终的产品或服务为目标按其实现的市场价值在一定范围、时间内由企业依事先确定的一定比例逐渐支付给学研方，这种方式符合利益分配原则，不仅有明确的标准保证各方的利益而且销售额标明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竞争力，同合作开发的技术创新水平、可靠性等因素密切相关，达到了利益同风险相称的效果，符合市场运行规律，具有科学性，同时，销售额核算相对简便，而且反映企业的绩效直观，增强了产学研各方的信任程度。

夏普利值的应用

合作理论中赋值法的目标是 ：对每种博弈形式 ，构造一种综合考虑冲突各方要求的折衷的合理结果。具体做法是通过公理化方法描述解的性状，进而得到唯一的解，即博弈中各局中得到的效用分配。夏普利值解决合作利益分配问题较为合理。

在用夏普利值求解时，首先应满足如下公理：

对称性或等价处理；若对策中的两个局中人相互替代（当联盟总财富不发生改变时，由一个人替代另一个人）．那么它们的值相等。此条公理意味着局中人的平等关系。

最优性或有效性 ：所有局中人的赢得（或价值J之和等于V（N），V（N）是所有局中人总联盟的财富。

可分可加性：两个对策之和的值等于两个对策值之和

理论上可以证明这些公理唯一确定了每一博弈的一个赢得（支付1向量，即合作博弈联盟中的一种分配形式。下面给出一个具体的夏普利值，在所有n人合作博弈中的集合（N，V）之上，存在唯一的一个向量函数满足上述公理，它的第i个分量为 ：

结论

篇9

关键词：功能对等课程大纲英译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2-0165-02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变得越来越频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的地位都显著提升。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文化越来越受到外国人的关注。很多外国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语言及文化。但我国一些大学的课程大纲只有中文版而没有英文版。这对一些想来中国留学但中文不好甚至是不懂中文的人来说无疑是重大难题。翻译大学的课程大纲不仅方便来华留学生。还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大学的课程大纲，推广中国教育模式，传播中国的教育理念。因此，有必要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进行课程大纲的翻译。

一、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奈达在等效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功能对等（或称动态对等理论）。该理论摒弃了“文本中心论”。强调以读者为中心，将读者感受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他认为“翻译就是在译语中再造出意义和风格上与源语信息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信息”，并提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纵观奈达功能对等理论的发展，其核心是：译文措辞通顺自然，内容达意传神，读者反映相似。（谭载喜。2004）

二、中文课程大纲的原文本分析

课程大纲翻译目的是为了给学生提供选课方面的指导。同时介绍课程方面的一些基本信息。首先，该文本不像其他研究性文本，使用比较高深、晦涩的词汇，此文本在用词上选用通俗、易懂的词汇，为学生能够快速理解和选择提供帮助。其次，由于此文本是对不同专业的课程内容进行介绍，因此用词上又体现出专业化特点。最后，为了用最简洁的方式说清内容，该文本大量使用名词，呈现出名词化的特点。

（一）词汇的特点

1.专业化、简明化

该文本类型属于应用型文本，用词上呈现专业化、简明化的特点。

1a：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理解和掌握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了解这一学科的基本构架和分析逻辑；能够运用宏观经济学原理观察、分析和解释现实生活中比较简单和典型的宏观经济现象和问题。

2a：本课程由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两部分组成.是经济类各专业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专业基础课。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了解随机事件的本质和概率公理化体系，掌握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经济学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例句中得知除了宏观经济学、概率论、数理统计、概率公理化等专有名词外，其他词汇都简单、易懂。因此，笔者在翻译整句话之前要明确专有名词的翻译，其句子的整体翻译难度就降低了很多。

2.名词化

所谓名词化是指词性作用的名词性转换。即把动词或形容词转换为名词也能表达同样的意思。名词化既可以起到名词的作用。也可以表达谓语动词或形容词所要表达的内容，从而使表达更加客观。

3a：本课程主要阐述现代管理理论形成与发展脉络。回顾管理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大职能，学习现代管理思想的最新发展趋势，包括战略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信息管理理论、企业再造理论等。

This course gives an introduction of the forming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nagement theory，and review of the fourfunctions of management：planning，organizing，leadership andcontro1.It also involves the latest trend of modem managementthoughts，as well as theories of strategic management，systemmanagement theory，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ory，teengi-neering theory of corporation.

原句中连续出现四个动词，即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由于汉语中多使用动词，而英语习惯于多使用名词，因此。笔者在翻译此句话时把原句中的动词名词化。这样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易于读者接受。

（二）句法特点

课程大纲是对各门课程做简单的介绍。为学生选课提供方便，所以该文本多使用并列句和简单句。

1.并列句

4a：财政学是经济学学科的核心课程。是财政学专业的主要专业课之一。是一门研究政府理财或公共理财的课程。

2.简单句

5a：本课程是运用统计数量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紧密结合社会经济实践，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表现、数量关系和数量变化规律的一门方法论科学。

以上例句结构并不复杂，都是一些简单句，并列句，一两句话就能概括、总结出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要达到的要求。

（三）篇章特c

从中文课程大纲的介绍来看。篇幅较长。有的甚至一句话就能概括出课程的内容、教学手段及学习完本课程之后要达到的学习效果。在课程大纲的介绍中，大量使用专业术语以及名词的使用量较多，都是该类型文本的特点所在。

三、功能对等理论视域下的中文课程大纲英译翻译策略

“功能对等理论”认为翻译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交流与理解，为了使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接收到同样的信息，那在翻译时可以不必过于拘泥于形式。

（一）课程名称及词汇的翻译

课程名称是对一门课程的高度概括。当我们看到课程名称时就应该大概知道该课程所要讲述的内容及其相关的知识。所以，课程名称的翻译是否简洁、准确，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至关重要。

1.省译法

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同样的信息，笔者采用了省译的翻译方法进行翻译。

例如：“公共管理W”，例如：“产业经济学”

错译：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错译：Study ofIndustrial Economic。

改译：Public Administration。改译：Industrial Econom-ics。

笔者一开始翻译时，认为“学”就应该翻译为“stud-y”，取其学习或研究的意思，但后来考虑到这是课程名称的翻译，应符合简洁、准确的特点，把“学”一词省译。改后的翻译既符合课程名称简洁的要求，又很好地再现了原文的信息。

2.意译法

意译法（Free translation/Liberal translation）是根据原文的大意来翻译，不做逐字逐句的翻译（区别于“直译”）。通常在翻译句子或词组（或更大的意群）时使用较多。在忠实原文的情况下摆脱原文的束缚，使译文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这也正是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下所倡导的主要的翻译方法。

例如：“市场失灵”翻译为“Market Failure”

例如：“经济转轨”翻译为“Economic Transition”

若直译不但不符合翻译的原则。而且也不易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采用意译法后的翻译让目的语读者更直观地了解课程内容。

3.平行文本借鉴法

平行文本用简单的话说就是与原文内容接近的一切译出语和译入语相关资料。因此，译者查阅译入语的相关平行文本，借鉴其在英语国家的固定用法，实现了源语与译人语的语义对等。

例如：“古典线性回归模型”翻译为“Classical LinearRegression Model”

例如：“高级计量经济学”翻译为“Advanced Econom-etris”

以上这些翻译有的就是所使用的教材的名称。而这些教材有的就是借鉴国外的说法。所以，采用平行文本借鉴的方法进行翻译使译文可信度更高。

（二）句子的翻译

汉语其句子强调语义，是属于意合的语言；而英语则重形式和语法结构，属于形合的语言。因此，笔者在奈达“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运用恰当的方法进行翻译。

1.拆句法

拆句法是把较长且复杂的句子拆译为几个较简单、较短的句子。

6a：国际经济学以国际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包括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内容。主要讲授国际经济基本理论和政策。它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解释各个经济社会之间的内在机制及其政策含义。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s composed of two parts：one ismicro and the other is macro.mak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as research object.1t mainly lectures basic theories andpolici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It aims to explain internalmechanism and policy implication among economic society.

这句话用四个逗号来连接。若翻译成一个长句不仅结构不好把握，也不方便读者阅读。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领会原意，笔者把原句拆分成三个小短句来翻译，拆译后的句子不仅意义完整更易于读者接受。

2.转换法

在翻译时，为了传达原文的意义，笔者有时会对原句中的词类、句型进行转换。

7a：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理解和掌握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了解这一学科的基本构架和分析逻辑，能够运用宏观经济学原理观察、分析和解释现实生活中比较简单和典型的问题。

This course aims to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basic concept of modem macroeconomics.to comprehendthe basic framework and analytic logic of this subject.to-ob-serve，analyze，explain relatively simple and typical problems inour daily life by utilizing macroeconomics theory.

汉语结构较松散，英语结构较紧凑。在句中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是一介词结构。主语应是“学生”。但考虑到这是课程大纲，应以课程为中心，所以笔者把做状语的介词结构和主语部分进行转换，这样既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又传达了原意。

篇10

 

并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论述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即“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涉及的就是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所说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国富论》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从19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在价值论上的分野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在“价值由什么决定”的论争中，微观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阿弗里德·马歇尔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合和提升，使微观经济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我们可以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代表作。

 

微观经济学虽然在19世纪末就已经比较成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就已经完善了。随着西方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变化，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分析工具的使用，微观经济学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获得了许多发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些发展及其成果大大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

 

一、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发展消费者行为理论也叫需求理论，主要是解释单个家庭(消费者)在面临一组约束条件时如何对商品组合进行选择；它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试图找出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论述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向右下方倾斜(需求规律)。解释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先后有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和显示性偏好理论。基数效用论产生于19世纪，是需求理论中的古典理论。

 

虽然在19世纪末，一些经济学家就观察到效用的不可测性，提出了序数效用论的思想，如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安托内利(G．．Antonelli)、费雪(Iving Fisher)和帕累托(Vil—，埃奇沃思(1881年)和安托内利年)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就使用了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但是，序数效用论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则是得益于斯卢茨基、希克斯(John R．Hicks)和艾伦(Roy George Douglas AIlen)等人的贡献。

 

斯卢茨基的贡献是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斯卢茨基方程”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位前苏联数学家、统计学家兼经济学家在1915年7月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关于消费者预算的理论》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商品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实际收入不变，商品相对价格变动引起消费者用价格较低的商品的消费替代价格较高的商品的消费，从而引起对价格较低的商品的需求量增加，这被称作“剩余可变性”，希克斯后来把它称作“替代效应”；另一个是货币收入不变，商品价格下降引起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增加，实际收入增加引起消费者对商品需求量的增加，这被称为“收入效应”。斯卢茨基进一步认为，这两个效应是独立的和可叠加的，二者的代数和就是“价格效应”。即价格效应一替代效应+收入效应，这就是斯卢茨基方程，后来又称之为“价值理论的基本方程式”。斯卢茨基还进一步认为，收入效应可以是正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是负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减少，而替代效应则始终是负数。

 

斯卢茨基方程的意义是从理论和方法上完整地解释了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完整地证明了为什么存在需求规律。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斯卢茨基在1915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最终给出了序数效用函数的假设。[1](蹦∞希克斯在帕累托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了序数效用论，使之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篇主要是论述基数效用论(包括需求弹性理论)的，这种需求理论在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1939年)出版以前一直是最权威的理论而受人敬仰。还在20世纪年代前期，希克斯就对这种基数效用论提出质疑。

 

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希克斯认为，马歇尔的需求理论是从最大限度的总效用观念出发，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达到所购买商品的边际效用必定与其价格成比例的结论。希克斯就此提出疑问：这种被消费者追求的最大限度的“效用”是什么?什么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确切基础?他认为马歇尔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透彻的论述，而帕累托对此做过有价值的讨论。

 

希克斯从埃奇沃思和帕累托那里接过无差异曲线分析，用无差异曲线与消费者的预算线相切来确定消费者的均衡条件，用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取代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用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取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且讨论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推导了“收入一消费曲线”和“价格一消费曲线”。

 

由于序数效用论不以效用数量的衡量为基础，它用两种商品的变化量之比来间接衡量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这就克服了基数效用论“效用如何计量”的难题，从而使得序数效用论成为被普遍接受的需求理论。

 

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都是研究消费者如何使其偏好或效用最大化。但是，消费者的偏好是观测不到的，能够观测到的只是消费者做出的选择。那么，有什么办法说明观测到的消费者需求行为是否是由于偏好关系或效用函数的极大化而产生的?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消费者的实际选择行为推论出他的无差异曲线而不是依靠他公开声称的偏好?保罗·萨缪尔森(1938年和1947年)发现的显示性偏好理论就是用来回答上述问题的。

 

显示性偏好理论的优点在于，研究者不必知道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图，也无须知道每一种商品(或商品组合)的效用大小，只要知道消费者对有关商品组合的选择行为就可以了。根据显示性偏好理论，一个消费者之所以在两种商品(或商品组合)A和B中选择了A而不是B，只有两个原因：要么他偏好A，要么A比B便宜。如果A不比B便宜而消费者仍然选择A，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消费者对A的偏好一定大于对B的偏好。为了给出显示性偏好理论精确性的证明，萨缪尔森和于泽(H．Uzawa)等人又进一步提出了显示性偏好的弱公理和强公理，这就是一致性公理和传递性(transitivity)公理。

 

序数效用论以无差异曲线已知为前提。如果无差异曲线未知或不确定，则无法确定消费者均衡。显示性偏好理论可以用来确定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和需求曲线。

 

显示性偏好理论不但用来替代偏好理论作为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基础，而且还被用于证明竞争性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这种分析技术还在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

 

二、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单个厂商生产者)也看作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其目标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厂商的行为和消费者的行为一样，都可以用一套最优化方法来进行分析。于是，厂商均衡条件(或生产要素最优组合条件，或利润最大化条件)以及围绕这个条件展开的产量理论、成本理论和收益理论，成为微观经济学中厂商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世纪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成果：一是各种各样的“厂商管理理论”(man—的提出。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认为厂商的目标(实际上是企业经理的目标)不一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称作“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

 

二是对“理性人假说”的批评和修正。

 

“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起始于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对厂商决策行为的经验研究。1939年霍尔和希契在对38家企业定价决策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价格理论与企业行为》的研究报告。L31该报告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企业并不按照“MR—MC”

 

的原则来做出价格决策，也不一定根据市场需求圃来定价，因为企业很难获得关于单个产品的需求曲线的信息；企业对其产品定价实际上使用的是“成本加成定价法”，即根据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平均成本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幅度，这个利润幅度相当于一个行业内部的平均利润或正常利润。霍尔和希契认为，在“成本加成定价法”流行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不是企业经常追求的目标。1946年，莱斯特(Richard Les—通过对美国南部430家企业的调查研究后发现，企业的产量决策和用工决策一般并不考虑“边际成本”或“边际产品价值”变动，因为企业难以估计这两个变量。这项经验研究成果也证明企业并不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行事。

 

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年对厂商(企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本书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大公司在生产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些大公司里，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别掌握在股东和经理手里；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和非竞争的产品市场，企业经理将拥有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外目标的空间。

 

在贝利和米恩斯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非利润最大化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鲍莫尔的“销售最大化模型”、彭罗斯等人的“企业成长理论”和威廉姆森的“管理斟酌决策权理论”。

 

鲍莫尔在1959年出版的《企业行为、价值与成长》一书中提出“销售最大化假说”(sales maxi—。[41在这本书中，鲍莫尔把在某种利润约束条件下追求销售总收益最大化看作是寡头垄断者的典型目标。这里的利润约束是指企业股东认可的最低利润水平。鲍莫尔认为，企业之所以追求利润约束下的销售最大化，主要是因为销售量与经理人员的薪酬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次是因为销售量下降会使得企业丧失一部分客户和分销商，降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

 

“企业成长理论”

 

归功于彭罗斯和马里斯的开创性研究。

 

这种理论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公司经济”(corporate economy)，也就是公司企业主导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公司管理者(经理)拥有斟酌选择公司追求目标的权力，这就使得这种经济成为一种有管理的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调节的经济。这种“企业成长理论”关注的是“企业扩展的时间路径”

 

。在动态过程中，经理们通过把企业成长作为追求目标来满足其权力、称霸(domi—、威望(prestige)的本能，而诸如企业安全和职业成就的动机诱导经理们把“企业的评价率”

 

’s valuation ratio，它是企业股票市值聊与其资产账面价值是的比率，即铆／是)作为其追求的目标。资本市场通过兼并和接管机制对这种评价率的高低施加约束，如果评价率低于某一水平，企业将被购并。企业面临的这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形式化表述如下：

 

。一U。(g，口) ……．￡．u≥可 ……其中，U。是管理效用函数，即企业经理的目标函数，g是企业的成长率，可是对企业的评价率，可是资本市场约束，当u<面时，企业将被购并。给定一个成长一评价函数(即U。)，其中钉和一定水平以上的g负相关，经理们将面临着图所示的斟酌权衡：

 

矿’

 

／…一凇{i＼成长喾图1企业成长模型一评价曲线在A点以前，企业成长率g和评价率u正相关，在A点以后，g和曰负相关。企业经理对成长率和评价率组合的偏好可以用无差异曲线I来表示。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约束，最优点将是最高的无差异曲线I。与成长一评价曲线相切的切点B。

 

如果评价率不能满足资本市场约束条件口≥百，那么，最优的成长率将由受约束的最大化解(百，虿即C点给出。显然，C点的成长率要高于B点的成长率。

 

“管理斟酌决策权”

 

理论是威廉姆森在1964年出版的《斟酌决策行为经济学：厂商理论的管理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7¨管理斟酌决策权”是指公司经理们追求他们自认为有利可图的目标的能力或权力，而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竞争程度将决定着这种斟酌决策行为的范围。

 

威廉姆森认为，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大公司中，经理们有一种支出偏好(expense preference)，这种支出偏好通过某些企业支出如营销支出、职工报酬支出来获得满足。这些支出会给经理们带来正价值，因为通过扩大这些支出有助于实现经理们追求薪酬、威望和权力的目标。虽然这些目标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些“非金钱目标”(non—pecunia—，但是这些目标决定着经理行为，从而影响着厂商行为。

 

理性人假说是关于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说，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说基础上的。自1947年开始，西蒙．Simon)在一系列论著中反复强调经济当事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而不是理性人假说所暗含的完全理性。∽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效用论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前提条件之上的：(1)可供选择的对象是给定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2)每种选择结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指主观而言)；目的是为了使一个给定的效用函数的期望值达到最大化。西蒙认为，这些假设条件并不一定与我们想要知道的实际经济选择过程相一致；通过放松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假定可以得出“有限理性论”。

 

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是指那种把经济当事人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理性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西蒙认为，虽然经济当事人总是期望实现最优化，但是他们事实上做不到，因为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要受到获得有关选择机会的信息成本和对不确定性未来的无知的约束，他们实际上只能追求一种比较满意的目标或满足水平，只追求实质性与程序性的理性。有限理性理论假设可供选择的对象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集，而是存在一个产生各种方案的过程；假定不知道结果的概率分布，而把这些情况的估计程序纳入分析结构；寻找那些应对不确定性的策略，这种不确定性假定人们不知道其概率分布；也可以不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假设，而只设想一个令人满意的策略。有限理性理论是这样一种选择理论和决策理论：假定经济当事人希望达到某种目标，并且为此竭尽他(或她)的心智，但是在描述决策过程时又把人们头脑的实际智能考虑在内。西蒙强调，要把经济学和管理学建立在一种关于现实的人的行为描述的基础上，必须用“有限理性”来取代完全理性。

 

萨金特(Thomas J．Sargent)进一步把“有限理性”概念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91他假定经济行为人确切地知道行为的规律本身是不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他们努力寻找实现理性预期的方法，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因此，宏观经济模型不一定要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最优化假设之上。萨金特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得出的预测很难与观察到的实际结果相符，而有限理性理论可以修正理性预期模型得出的过于严格的预测。

 

三、对“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证明在市场经济中，虽然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结果却会增进社会利益，即个人利益和社会(或公共)利益可以得到和谐协调。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表达的思想。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有最大的价值。确实，一般说来，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的公共利益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实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实现圃的目的。……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会促进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要促进的社会利益更大”。[10]㈣23¨‘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告诉我们，分散的市场经济不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导致经济运行有秩序并且资源配置是最优(有效率)的状态。

 

在亚当·斯密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着力证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正确性。19世纪下半期，瓦尔拉斯(Leon Walras)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1877年)一书中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理论证明，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下，总是存在一组价格(或价格向量)，使得经济中所有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恰好相等，即存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瓦尔拉斯把这个结论称作(一般)均衡价格决定定律，后来被称作“瓦尔拉斯定律”(walras’s 1aw)。当一般均衡存在时，各类市场既不存在超额供给，也不存在超额需求，每一个市场都可以自动出清，所以，瓦尔拉斯定律又可以表示为：只要效用函数是连续的、严格递增的并且严格拟凹的，经济体系中所有市场上的超额需求的价值之和等于零。在一般均衡存在时，市场交易者都能获得最大化满足，即效用最大化。瓦尔拉斯写道：“在自由竞争支配下的市场中进行多种商品互相交换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所有一种商品、多种商品或一切交换商品的持有者，都能获得他们欲望的尽可能大的满足。”[11]佃168’

 

但是，在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中，瓦尔拉斯是通过假定模型中的方程式(供给方程式和需求方程式)的数目等于未知数(待决定的商品市场的价格)的数目而得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这个结论无法通过数学方法来验证，因而不能使人信服。因为如果未知数的数目和方程式的数目相等，这个方程组可能无解。我们不能责怪瓦尔拉斯的数学水平不高。客观的情况是，在他提出一般均衡理论时，解决一般均衡存在性问题的数学工具——集合论、博弈论、拓扑学等，还没有出现或没有运用到经济学中来。

 

瓦尔拉斯之后的60年里，对一般均衡理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都力图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帕累托(Ⅵlfredo Pareto)、希克斯(John Hicks)、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麦肯齐(L．Mckenzie)、阿罗(Kenneth J．Arrow)和德布鲁(Gerard Deberu)等人。尤其是麦肯齐的《论Gra—的世界贸易与其他竞争性体系模型的均衡》

 

年)一文、阿罗和德布鲁合作发表的《竞争性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1954年)一文和德布鲁的《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分析》(1959年)一书，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给出了形式化和公理化的证明。这些证明是简洁的并且是有力的，从而确定了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框架。此后，德布鲁和其他人还证明，一般均衡虽然不是惟一的，但是均衡的数目是有限的并且必然是奇数的。

 

那么，当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存在时，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是否就是帕累托最优呢?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如果存在竞争性的一般均衡，那么这种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的。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如果存在完全竞争，并且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函数都是凸的，那么通过初始资源禀赋在个人之间的再分配(再配置)，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瓦尔拉斯的竞争性均衡来实现。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明，如果经济是完全竞争性的，分散的市场经济可以达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这种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说明，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来实现。个人要做的只是通过市场交易或通过政府进行某些初始资源总量的再分配(再配置)。第一定理是实证的或描述性的，它说明了完全竞争的分散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如何。第二定理是规范性的，它说明了要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德布鲁、舒比克(Martin Shubik)和斯卡夫．Scarf)等人后来进一步证明，如果把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点的集合称作“核”(core)的话，那么，竞争性均衡必然位于核中；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的核配置的集合将收敛到竞争性均衡配置；如果经济是一个足够大的经济，核和竞争性均衡在极限上是一致的。

 

四、市场结构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市场结构理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早在年，埃奇沃思(F．Y．Edgeworth)就试图对完全竞争下一个系统而严格的定义；[12]到年，完全竞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全部确定，并成为此后经济分析的标准模式。

 

根据完全竞争理论，由于一个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买卖双方都拥有完全信息，每一个厂商向市场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厂商进出一个市场是自由的并且是无成本的，所以在这种市场上，单个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并且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平均收益曲线重叠。这意味着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单个厂商和单个消费者完全不能控制价格，价格由这个市场上的供求均衡来决定，他们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当完全竞争市场处于长期均衡时，产品的价格等于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厂商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市场是完全出清的，不存在供给过剩或短缺。因此，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类型，它可以保证资源得到有效率的配置。

 

年，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分别对完全竞争理论提出挑战，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或垄断竞争理论。[13][143张伯仑指出，现实中的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型的，许多厂商出售的是有差别的产品而并非是无差别的产品，这就使得有差别产品的生产者就是这种产品的部分垄断者，这种生产者面临的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这说明单个厂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扩大或减少产品产量来改变其价格，他对产品价格有一定的垄断权。在长期均衡状态下，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生产能力过剩；与完全竞争市场不同，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浪费性竞争。

 

以1982年鲍莫尔等人出版《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理论》一书为标志，[15]西方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完全竞争理论的发展。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是指来自潜在竞争者的竞争压力，对正在市场上的供给者“在位厂商”)的行为施加了很强的约束的那一类市场。一种市场要成为可竞争市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进入自由，退出无成本，市场在均衡状态下无超额利润，在位厂商之间的定价和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不论市场上是仅有一个垄断者还是有许多竞争者，可竞争市场总是具有这些特性；来自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而不是在位厂商之间的竞争，对在位厂商的均衡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

 

完全竞争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之间的现实竞争。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竞争的程度取决于在位厂商的数目；在位厂商的数目越少，这个市场的竞争程度就越低或垄断程度就越高。

 

与完全竞争理论不同，可竞争市场理论强调的是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压力对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对市场竞争程度的作用，竞争的程度取决于进入这个市场的障碍的大小。

 

可竞争市场理论假定潜在进入者具有这样的特性：(1)与在位厂商一样，潜在进入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相同的生产技术，为同一个市场提供生产。(2)潜在进入者进入一个市场无需负担额外的成本，也就是不存在斯蒂格勒意义上的进入障碍。(3)在进入一个市场之前，潜在进入者可以暂时把在位厂商的价格看作是不变的，并用这个价格来计算其进入利润。

 

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是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不论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的数目是多少，来自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同样可以约束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保证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是有效率的。当市场上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厂商时，潜在竞争的约束使得在位厂商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当技术经济特征要求一个市场由一家厂商来进行生产(自然垄断)时，在位厂商将按照财务可行性的原则实行按平均成本定价。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可竞争市场理论的解释是，在可竞争市场上，潜在进入者可以采用“打了就跑”(hit—and—run)的策略。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既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障碍，也不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劣势或歧视，如果在位厂商囡的定价行为提供了一个(超额)利润机会(这时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潜在进入者就会迅速进入这个市场，并在在位厂商做出反应(例如降价)时毫发无损地退出这个市场。因此，潜在竞争是悬在在位厂商头上的一把达摩剑。在潜在竞争压力下，为了防止进入真的发生，在位厂商——无论是寡头垄断厂商还是完全垄断厂商，就必须制定一种正好收支相抵的“可持续价格”(sustain—。因此，在可竞争市场上，一个可持续的市场结构或均衡的产业结构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有相同的经济绩效。

 

可竞争市场理论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垄断不一定会减少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位厂商定价的“可持续性”和拉姆齐最优性是一致的，所以，在可竞争市场的垄断均衡中，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能够实现最大化。

 

可竞争市场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在市场是可竞争的条件下，自由放任政策比政府管制(regu—能够更有效地保护一般公众的利益。根据传统的垄断市场理论，一个市场只有少数几家大厂商时，资源配置是低效率的，消费者的利益是受到损害的。可竞争市场理论却认为垄断不一定是有害的，甚至可能是更有效率的。但是，可竞争市场理论并不认为无约束的市场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经济问题，也不认为所有的管制和反托拉斯行动都是不应该的，都是有害的。因为现实经济中的市场与可竞争市场还是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的，市场改革的方向是取消进入市场的障碍，取消对在位厂商的人为保护，使得潜在进入的压力真正对在位厂商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