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思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思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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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 存在问题 监管思路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7-181-01

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面对现实存在的金融风险,如何采取应对策略,有效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经营安全,避免因金融动荡而引发经济危机,危及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已成为金融及其监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金融监管工作的影响

对于我国金融业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又面临着挑战,其影响十分深远。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都是现实存在的。这种挑战,除了加剧国内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之外,还在于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1.在监管理念上,要求向国际惯例靠拢。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三大监管主体作为国务院下属的行政部门,自成立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目前金融监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阶段。在国外,许多国家改变行政管制,更多地注重金融监管的安全与竞争、成本与效率的研究,由原来监管机构对监管对象的严格监管走向二者的协调配合,由行政命令式的限制性监管走向鼓励金融创新,体现市场主导和自担风险原则,金融监管也越来越借助于市场对参与者约束,即金融机构内部约束和社会外部监督约束。

2.在制度安排上要正确处理业务与创新的关系。在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下的分业监管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各司其职,分别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监管。这一体制尽管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现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国外银行、保险、证券三业的界线逐渐模糊,金融创新日益多元化、外资金融机构全方位一揽子业务服务制度将对我国金融业现行的单一服务方式带来冲击。在此背景下,要求金融监管部门转变观念,加强协调与合作,在现有的体制下适时调整监管方法和思路,积极寻求现有金融法律、法规的支持,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以监管创新促进金融创新,正确处理好分业与创新之间的矛盾。

3.在手段上要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从国外来看,西方国家监管部门越来越注重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基本实现了多种监管手段的互补和统一。同时,为适应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和处置风险的需要,监管部门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建立了以网络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在我国,金融监管手段还比较单一,电子化水平还不高,尚未做到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监管对象之间信息共享。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陆续进入和金融创新向纵深推进,监管部门面临着监管对象复杂化和监管范围不断扩大的现实,因此在监管手段上必须尽快向现代化目标迈进。

4.在组织上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职业监管队伍。一方面,基层监管机构中监管人员占比过低,且现有监管人员大多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缺乏系统的专业金融理论基础,对新的金融监管理论和技术普遍缺少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复合型监管人才十分缺乏。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在把目光瞄准国内金融机构的同时,也会积极争取国内监管人才的加盟。在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培训机会、诱人的升职条件面前,现在我国监管人才的流失将不可避免。面对压力,只有培养造就一支精干、高效的职业监管队伍,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改变金融监管的对策建议

1.更新监管理念,突出风险监管。做好金融监管工作,必须要有先进的监管理念做指导。理念决定思路,思路形成对策。目前,监管部门实施的基本上是限制性监管、合规性监管,普遍缺乏安全、效率观念,导致金融业整体运行效率不高,风险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监管理念问题,树立起安全与竞争、效率与成本并重的思想,在确保金融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改变行政式的限制性监管,改进现有的合规性监管方式,进一步突出风险性监管政策和手段,并不断进行监管创新,创造有利于竞争、安全、效率相统一的协调环境,达到安全和效率的最佳平衡。

2.坚持人本管理,实施依法监管。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关键问题在于人才。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问题解决了,工作效率也就上去了。金融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决策到执行,监管效率的提高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复合型的监管人才。为此,监管部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现有的监管人力资源和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求稳怕乱、瞻前顾后的思想,树立任人唯贤、用人之长、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观念,鼓励人才脱颖而出,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建立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建立完善人才培训网络,适应日益复杂的金融形势,应对各种挑战。因此,对监管部门来讲,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组织监管人员集中学习新的监管法规和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增强监管人员的法治意识,牢固树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依法监管思想。

3.改进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率。经济全球化使金融政策、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监管部门适应新形势,推出新举措,解决新问题,切实提升监管效率。在监管手段上,从过去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过渡到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协调配合,优势互补,不断丰富和创新监管手段。在监管路径上,走科技监管之路。要加大对监管的科技投入,进一步提高金融监管的网络化、电子化水平,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系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实现监管机构内部之间、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监管对象之间的信息共享,确保监管质量和效率。在成效检验上,建立监管指标的考核机制。要根据各金融机构的不同特点,制定银行、保险、证券业量化指标与考评机制,提高金融业的信息披露透明度。在监管方式上,注重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的协调统一。在改进和提高现场监管的效能上,以合规性检查为前提,以风险性监管为主题,同时借助外部审计师、外部会计师、律师和外部评级机构等中介力量,对有问题的机构进行重点监管,确保问题及时发现、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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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崛起的原因

顾名思义，互联网金融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从事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新兴金融业态。

互联网金融独特的经营模式和价值创造方式，是由其独特的发展方式决定的。互联网企业作为外行搅局者，采取的边缘性进入策略进入金融业，以自身的优势和差异化的产品填补市场需求空缺。像其他颠覆性技术产品一样，互联网金融产品开始质量低、风险高、利润少，市场小，避免了与在位厂商正面竞争。但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开放性、共享性、边缘性渗透能力强等特点，互联网金融经过不断改进，得到客户认可后，就会突然打开市场，实现飞跃性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年时间，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以至让银行措手不及。

例如，电商交易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利用拥有大量客户资源的优势，联合天弘基金推出的我国第一款创新型互联网金融产品――余额宝，可以在无需开设专门理财账户的前提下，由客户在支付宝网站直接购买并可随时赎回，而且不收取手续费。这种便捷、低门槛的“碎片化理财产品”，不仅填补了以往理财产品难以覆盖的小额资金“盲区”，并且提高了客户的资金利用效率和体验感。正是凭借这些优势，余额宝一经推出，其资金规模和客户数量就在不断增加。在2013年6月13日上线一周年后，资金规模超过5700多亿元，用户数量超过1亿户，为宝粉们赚了118亿元，成为全球四大货币基金。

与传统金融业相比较，互联网金融在运作模式上强调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业务的整合，不仅通过弥合信息不对称性动摇了银行的生存基础，而且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用户的体验参与感，使金融践行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成为可能，进而对改变甚至颠覆传统金融业的经营模式和竞争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可能带来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冲击来自多方面。一是以支付宝、财付通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借助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技术，依托其强大的电商平台广泛地参与各类支付服务，以多样化、个性化、便捷化的产品满足了传统金融业不愿提供或者难以覆盖的客户群体的支付需求，从而撼动了传统金融业的中介地位，扩大了金融服务方式和对象，使金融消费者更为大众化和普惠化。

二是以互联网信贷、众筹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借助模式，凭借其强大的挖掘、积累和处理信息能力和效率，动摇了信息不对称性这个传统金融业存在的基础，加速了金融脱媒，使金融中介功能边缘化，甚至形成无中介金融市场。同时，互联网金融跨越空间、多对多的信息匹配与金融服务成本低、手续简单、速度快，将带来金融服务和投融资模式的创新。

三是以金融产品线上销售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实现了金融产品销售渠道的跨界整合，加速了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还淡化了金融业与互联网企业的专业边界，使金融业进入门槛显著降低，金融服务更加便捷，金融工具更加丰富，消费者的“金融选择权”扩大。

从管理层角度看，互联网企业采取边缘性进入策略进入金融业后，并没有改变金融业高风险的属性，反而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和监管课题。一是差异化产品扩大了市场规模和用户规模，从而拓宽了监管的对象。二是将改变金融业态的游戏规则，使监管的范围、复杂性和难度增加，比如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的风险和监管就存在很大的差别。三是当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运营和盈利构成较大威胁，遭到大银行的强烈抵制时，管理层将陷入反垄断与保护创新和公平竞争的平衡之中。比如三大银行就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而拒绝了余额宝的协议存款交易，从而使余额宝的收益率下降，消费者福利减少。四是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模式激发了更多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借贷、支付等需求及其方式创新，由此带来了金融诈骗、非法洗钱、支付安全、客户私隐的保护等问题。因此，在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的今天，如何完善金融监管，既防范信用违约、非法集资等传统金融风险，又防范系统安全、个人信息泄露等新的互联网金融风险，成为保障我国未来互联网金融乃至整个金融系统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思路

互联网金融是在无门槛、无标准、无监管的环境下通过技术创新发展起来的，既存在信用违约、非法集资等传统金融风险，也带来了系统安全、信息泄露等新的风险。因此，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也需要有新的认识和新的监管思路与方式。

首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要服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转型与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的本质要求。但长期以来，信息不对称、企业和银行的趋利性，导致信贷资金“脱实向虚”，要么进入房地产业，要么在金融体系内自循环，或者出于防范风险，银行热衷为大型企业尤其是国企服务，或绕道向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放贷，而使国民经济发展重要力量的中小微企业陷入融资难的境地，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则为传统金融业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倒逼机制和难得的机遇。因此，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要有利于增强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内在动力和外在竞争压力，共同创造一个服务中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

其次，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要权衡风险与社会总回报的关系。在成熟的市场中，高风险对应的是高回报，不存在无风险的回报。金融本来就是经营风险的行业，互联网金融也不例外。互联网金融不是风险越少越好，要求完全化解、消除和控制，更不是洪水猛兽。同时，由于在较长时期内，互联网金融只是金融体系的小部分，对整个金融体系影响有限，互联网金融存在的操作风险、技术风险大多可以通过技术的完善来改进，相对于其发展带来的丰富投资渠道，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倒逼金融业的改革与创新，促进普惠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满足企业和居民多元化、便捷化和低成本的金融服务需求，增进消费者福利等来说，过于严格控制互联网金融风险肯定是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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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案件 审理思路 循环发展 依法发展 健康发展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金融市场亦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银行贷款规模急剧缩减，一些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的断裂，导致难以维持正常运作。银行不良债权的比例呈上升趋势，由此而引发的金融诉讼案件大幅度上升，金融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健全正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我国的司法机关而言，此时正是发现问题、积累经验、完善机制的重要时期，通过调整金融案件的审理思路，完善金融体系法制环境的建设，从而促进金融体系的有序发展。

一、通过调整审理思路，促进金融体系循环发展

案例1：某商业银行与被告签订借款合同，后被告未履行还本付息义务，该笔借款成为金融不良资产。在金融不良资产剥离的过程中，该商业银行将该笔不良资产债权出售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后该公司又将该不良资产债权转让给其他受让人（自然人或其他企业法人）。受让人将债务人诉至法院，请求被告偿付借款本金，并支付原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含逾期罚息)。争议焦点：对于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原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含逾期罚息)。

有观点认为，利息只能由金融机构依法收取，受让人不是金融机构，受让人(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外)不能主张利息求偿权。商业银行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并按约拨付借款后，即依法享有对借款人的借款利息求偿权。利息求偿权的取得，一是须经依法"授权"，而并非自然派生，二是主体特殊，只能是国家依法成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范围不得扩大。本案不良债权受让人主体不合格。受让人既不是金融机构，也不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其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其次，债权已消灭。商业银行将不良债权转让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后，银行与原债务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已消灭，对于银行而言，该笔不良债权已经得到处置或说债权已经得到实现，利息的计算也已经终结。[1]

我们认为，不良债权受让人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购买取得不良债权的行为，系债权移转，原债权中权利义务的内容应当不发生变化，仅其所指向的主体发生变更，故不良债权在转让时无另外约定，则不良债权受让人应当拥有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求偿权。银行与其他主体因借贷关系而产生的利息是法定之债，尚无法律明确一般的不良债权受让人可以取得该利息，但在合法性层面，由于不良债权出售人没有实现债权，而不良债权受让人有没有利息求偿权，势必造成债务人在没有任何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免除了履行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及延迟履行违约金的义务，其实质即是债务人的不当得利。

二、通过调整审理思路，保障金融体系依法发展

案例2：金融纠纷案件审理阶段（法庭辩论已终结），案外第三人向原告出具承诺书，称自愿以其自有房产作抵押，担保案中被告（该案外第三人之父），履行偿还借款义务。原告当即持该承诺书申请法院追加该案外第三人为被告。争议焦点：该案外第三人是否可以作为被告加入诉讼。

对于第二个案例，有观点认为，可以将该第三人追加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共同被告。理由：原告的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之规定。又因该第三人是自愿承担责任，且没有约定承担何种责任，目前法律对当事人的申请也没有禁止性规定法院应予支持。

我们认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争议中的诉讼的虽然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因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而参加到已开始的诉讼中来的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他的地位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而是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权了解原告起诉、被告答辩的事实和理由，并向人民法院递交陈述意见书，陈述自己对该争议的意见。在庭审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权陈述意见、提供证据、参加法庭辩论。首先，该案外人纯粹系出于道义义务为担保被告履行义务而出具承诺书，其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主体不适格。其次，由于本案法庭辩论业已终结，该案外人若加入诉讼，则可能导致其无法举证质证和参加法庭辩论，从而导致其诉讼权利的丧失。结合本案事实情况，对原告的追加申请进行实质性审查后，可以认定该第三人不是本案"必须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因此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要求案外人加入诉讼的请求。程序正义的对等性原则要求裁判者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应给予各方参与者以平等参与的机会，对各方的证据、主张、意见予以同等的对待，对各方的利益予以同等的尊重和关注。[2]

三、通过调整审理思路，维护金融体系健康发展

案例3：王某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银行按约定向王某提供个人消费贷款。该借款到期后，王某未向银行偿还借款本息，银行遂诉至法院。王某在答辩中称，该借款是替某公司所借，且公司已向银行承诺还本付息，故应列公司为本案的被告，并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争议焦点：公司与王某之间是否存有法律关系，公司是否可以成为本案被告。

有观点认为，本案应判决王某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并由公司对上述偿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如下：第一、王某与公司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第二、王某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第三、公司应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四、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我们认为，首先，虽然王某借款后将钱款用于公司，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公司与王某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其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为银行及王某，与公司无关。合同相对性是合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历来都是各国合同立法和司法所必须依据的一项重要规则。合同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合同缔约人不得以合同约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项，任何一方缔约人不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合同无效。因此，通过认定王某与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进而追加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思路显然有悖于现有法律精神。此时，我们有必要运用"债务加入"的原理来审理该案。债务加入主要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原债务人完全脱离债的关系，而又第三人承担全部债务的债务承担；二是债务人并不脱离债的关系，而由第三人加入到债务中来，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对债权人的债务。[3]本案债权人银行并未明确同意王某脱离债的关系，因此应当适用第二种情形，即王某与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共同承担债务。债务加入须以合同为成立条件，但并不限于书面合同的形式。债务加入的协议可由债权人与第三人签订，亦可由债务人与第三人签订。本案中公司向银行承诺还本付息的意思表示，即可认为是债务加入的合同。由于银行加入债务对王某有利，因此不需取得王某同意，合同即已成立。

四、结语

金融法制建设与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在保持金融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和动态平衡发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金融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司法人员应当转变金融案件的审理思路，研究分析金融案件背后的法学理论，准确地找到案件切入点，并作出恰当的裁判，从而共同推动金融法制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艳萍.论法制建设与金融生态环境[J].金融改革，2007（5）：23.

[2]宋继贤.以正义的方式实现正义--对诉讼程序公正的理性思考[J].法学与实践，200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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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估计偏高，因此影响了对金融稳定性的衡量。本文讨论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如何从金融监管的角度应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金融风险相互传递所带来的风险。这对于中国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金融稳健统计在衡量金融稳定性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风暴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性。随着金融业趋向全球化，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加强，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也在增强。此时，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金融稳健统计成为了新时期维护国家经济稳定、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必然要求。 

在货币与金融统计中，对金融稳定性的审慎分析包括金融监管统计和金融稳健统计。其中，金融监管统计是从微观层面上，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监管和统计，衡量的是个体风险；而金融稳健统计则是从宏观层面上，对各个金融机构的集体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统计，衡量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即系统风险。 

金融稳健统计，是一个国家检测宏观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工作。其核算基础是《国民经济核算》《国际会计准则》和《巴塞尔协议》，在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信用状况的监控方面，金融稳健统计遵循审慎性原则，坚持《巴塞尔协议》中的camels标准，它包括五项考核指标，即：资本充足状况，资产质量，收益与利润状况，流动性和对市场的敏感程度。金融稳健统计涉及的统计对象包括存款机构部门、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部门、住户部门、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其中，对一国金融稳定影响最大的当属存款机构部门。 

银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础，因此，巴塞尔协议始终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90年代中期来，由于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巴塞尔协议》中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但国际银行业存在的信贷风险远未消除。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即便在银行资本充足和资本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流动性出现问题也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在2010年12月16日，巴塞尔委员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 iii）的最终文本，并要求各成员经济体两年内完成相应监管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虽然目前来看，我国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巴塞尔协议新标准，但是从长远看，我国金融业分步骤地实行。 

根据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指导意见》统筹考虑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要求，设定了三个层次的资产充足率监管标准：一是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二是引入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三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 

二、金融国际化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在我国，由于商业银行损失准备计提严重不足，因此导致估计的资本充足率严重偏高。此外，对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银行，没有明确的监管措施，并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标准。这些问题是导致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明显偏低的重要原因。伴随着金融国际化发展趋势，各国都在不断地对金融监管进行调整，适合国情的、有效的监管框架是促进金融体系稳健发展，维护公众的信心的关键。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在开放发展中应一些做必要的调整，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的对策有： 

1、监管理念、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 

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监管行为；从注重金融机构外部监管向注重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及加强行业自律转变，实现社会联动监管；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从目前以防范风险为主的监管向支持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的监管转变。 

2、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调配合： 

加强综合监管力度，不断提高整体监管的水平和效率，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应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对有些业务和有些领域应当实施联合监管和综合监管，要充分发挥银、证、保之间有效的政策协调的信息共享机制的作用，从整体上降低监管成本，提高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3、完善金融法律体系，为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对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体而言，立法之后会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付出高昂成本。如不尽快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填补金融监管的法律空白，外资金融机构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卓越的优秀人才，有可能发现法律漏洞乘虚而入，从而引发恶性行业竞争，影响金融秩序。 

4、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为最终的同一监管创造条件： 

建立有效的金融金融监管体系是一国金融健康运行的必要前提。但是一国选择何种金融监管体系模式或金融监管体系变迁的路径则取决于其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外部环境。在西方各国监管的发展的发展中，英国、美国的金融监管最具有特色。尤其是监管机构和监管内容的变化最能反映出金融监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加入wto后，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越来越多地开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风险管理；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将会面临外资金融机构全方位的竞争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各金融机构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对策，不仅需要注意各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的提高，更需要注意其安全能力的保障，因此，新时期下金融机构业务，需要我国的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能力的与时俱进，更需要我国的货币金融统计工作加强金融稳健统计的基础，为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加强金融体系对抗风险的能力做好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1］ 王佳佳.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完善[j].理论界, 2009,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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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世对我国金融监管工作的主要影响与冲击

对于我国金融业而言，入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又面临着挑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入世的机遇是潜在的，而挑战却是现实存在的。这种挑战，除了加剧国内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之外，还在于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与冲击。

（一）在监管理念上，要求逐步向国际惯例进行靠拢。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三大监管主体作为国务院下属的行政部门，自成立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目前金融监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护阶段。在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由政府直接管理和提供隐性保证的行政管制，更多地注重金融监管的安全与竞争、成本与效率的研究，由原来监管机构对监管对象的严格监管走向二者的协调配合，由行政命令式的限制性监管走向鼓励金融创新，体现的是市场主导和自担风险这两大重心，金融监管也越来越借助于市场参与者约束、金融机构内部约束和社会外部监督约束。可以预见，5年的金融对外开放缓冲期，也正是我国金融监管理念不断更新并逐步向国际惯例进行接轨的过程。

（二）在制度安排上，要求正确处理分业与创新的矛盾。在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下的分业监管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各司其职，分别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监管。这一体制尽管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现状，几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国外银行、保险、证券三业的界线逐渐模糊，金融创新日益多元化、综合化，外资金融机构全方位一揽子业务服务制度将对我国金融业现行的单一服务方式带来强烈冲击。在此背景下，要求金融监管当局转变观念，加强协调与合作，在现有的体制下适时调整监管方法和思路，积极寻求现有金融法律、法规的支持，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以监管创新促进金融创新，正确好处理分业与创新之间的矛盾。

（三）在手段运用上，要求朝多元化、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从国外来看，西方国家监管当局越来越注重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目前基本实现了多种监管手段的互补和统一。同时，为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和实时监控、处置风险的需要，监管当局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建立了以网络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降低了监管成本。在我国，金融监管手段单一，电子化水平不高，不能做到监管机构和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监管对象和监管对象之间信息的实时共享。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陆续进入和金融创新的纵深推进，监管当局面临着监管对象复杂化和监管范围扩大化两大现实问题，因此在监管手段上必须尽快向多元化、现代化目标迈进。

（四）在队伍建设上，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职业监管队伍。一方面，基层监管机构中监管人员占比过低，且现有监管人员大多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缺乏系统的、专业的金融理论基础，加之难以得到充分的再深造机会，对新的金融监管理论和技术普遍缺少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不能及时地把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复合型监管人才十分缺乏。另一方面，入世后，具有丰富人力资源开发经验的外资金融机构在将目光瞄准国内金融机构的同时，也会积极争取监管人才的加盟。在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培训机会，诱人的升职条件面前，现有监管人才的流失将不可避免。面对压力，只有走国外发达国家的精英监管、专家监管之路，培养造就一支精干、高效的职业监管队伍，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对改正我国金融监管工作的几点政策建议

（一）更新监管理念，突出风险监管。做好金融监管工作，必须要有先进的监管理念作铺垫。毕竟，理念是起引导作用的，理念决定观念，观念主导思路，思路形成对策。目前，监管当局实施的基本上是限制性监管、合规性监管，风险性监管没有实质性进展，普遍缺乏的是安全、效率观念，这就导致金融业整体运行效率不高，风险问题屡控难禁，层出不穷。因此，在入世的背景下，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监管理念问题，树立起安全与竞争、效率与成本并重的思想，在确保金融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彻底抛弃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式的限制性监管，改进现有的合规性监管方式，进一步突出风险性监管这一重心。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政策、措施的过程中，监管当局要充分考虑到其对竞争、效率和金融创新产生的影响，进而采取更加灵活的的监管政策和手段，并不断进行监管创新，创造有利于竞争和金融创新的外部环境，达到安全与效率的最佳平衡。

与限制性监管、合规性监管不同的是，风险监管主要参照《巴塞尔协议》和《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等有关规定，关注的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各种不同类型的风险，强调的是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管理和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风险的审慎评估，以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自身监管的能动性，提高其自身风险监控水平。在具体监管实践中，通过实施系统性、连续性的风险监管，使监管当局能够站在一个整体、历史的高度，对金融机构做出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在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发现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真正体现出监管的灵活性和前瞻性，在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风险，进而实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这一终极目标。

（二）强化人本管理，坚持依法监管。应对入世，关键的问题在于人才。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问题解决了，工作效率也就上去了。金融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决策到传达再到执行，监管效率的提高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复合型的监管人才。为此，监管当局必须强化人本管理理念，对现有的监管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求稳怕乱、瞻前顾后”的思想，树立“任人唯贤、用人之长、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观念，鼓励人才脱颖而出，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制订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规划，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才培养氛围，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建立完善人才培训网络，以吸引人才、发现人才、用好人才，迅速提高金融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进而建立一支以精英监管、专家监管为主导的精干、高效的职业监管队伍，适应日益复杂的金融形势，应对入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5年缓冲期之后，我国将取消市场准入中的非审慎性的限制措施，实行透明度原则，外资金融机构充分实现国民 待遇，这对监管当局依法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监管当局来讲，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组织监管人员集中学习新的监管法规和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与标准等内容，增强监管人员的法治意识，牢固树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依法监管思想。另一方面，要加快金融立法。对于与国际惯例相悖的金融法律、法规文件，或者法律、法规之间相互抵触的，要毫不犹豫地清理、修订、废止；对于金融监管中的一些具体操作若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或者只是以部门行政文件来进行明确的，要抓紧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对已出台的金融法律、法规，抓紧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解决当前金融监管中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的问题，避免出现金融监管的法律真空和法律风险。

（三）改进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率。加入WTO后，金融政策、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监管当局适应新形势，推出新举措，解决新问题，切实提升监管效率。首先，在监管手段上，由单一走向多元。即从过去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过渡到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三者之间的协调配合，优势互补，不断丰富和创新监管手段。其次，在监管层次上，走科技监管之路。要加大对监管的科技投入，提高金融监管的网络化、电子化水平，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系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实现监管机构内部之间、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监管对象之间的信息共享，避免监管时滞和高成本，确保监管质量和效率。再次，在成效检验 上，建立监管指标的考评机制。要根据各金融机构的不同特点，制定银行、保险、证券业量化指标，从风险监控、效益性管理、经营业绩等多方面形成一套完善的量化指标与考评机制，并将考评结果向社会公布，提高金融业的信息披露透明度。

此外，在监管方式上，注重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的协调统一。在改进和提高现场监管的效能上，以合规性检查为前提，以风险性监管为主题，同时借助外部审计师、外部会计师、律师和外部评级机构等中介力量，对有问题的机构进行重点监管，确保问题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在完善非现场监督体系方面，既要坚持审慎性会计原则，更要做到谨慎原则与弹性原则、合规性指标与风险性指标相结合，通过对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大额单笔贷款风险、外汇风险等重要指标设置一个合理的监管指导线（最低比率），对金融机构实行并表监管、资本控制与风险处置等措施，充分发挥非现场监管的早期风险监测、识别和预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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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风险防范

1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1.1 美国次贷危机

美国抵押贷款市场分“次级”(Subprime)及“优惠级”(Prime)，它是以借款人的信用条件作为划分界限的。次级贷款，指的就是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以所购房屋为抵押的住房贷款。

2001年至2004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美国人的购房热情不断升温，次级抵押贷款风靡一时。2005年至2006年，随着美联储17次加息，美国房地产市场逐步出现降温迹象，但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也并未因此而停住脚步。 放贷机构为了竞争，不断放松放款条件，一些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且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宽松的贷款资格审核成为房地产交易市场空前活跃的重要推动力，但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与此同时，次级抵押贷款被证券化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指的是将缺乏流动性但又能够产生可预期的稳定现金流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汇集起来，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贷款的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再配以相应的担保和升级，将其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被美国的金融机构做到了全世界，危机发生，全球就为美国的次级债买单。

在进行次级抵押贷款时，放款机构和借款者都认为，如果出现还贷困难，借款人只需出售房屋或者进行抵押再融资就可以了。但事实上，由于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这时，危机就发生了。危机一旦发生，就必然引起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悲观预期，这就会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进而波及整个抵押贷款市场。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价格也会因为房屋所有者止损的心理而继续下降。两重因素的叠加形成马太效应，出现恶性循环，使得危机愈演愈烈。

1.2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到2007年爆发，至今已经经历了4次大的冲击波。第一波冲击始于2007年8月份。当时危机开始集中显现，大批与次级住房贷款有关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被迫进入“降息周期”。第二波冲击始于2007年年底至2008年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全球著名金融机构因次级贷款出现巨额亏损，市场流动性压力骤增，美联储和一些西方国家银行被迫联手干预。第三波冲击发生于2008年3月份，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美联储紧急向其注资，并大幅降息75个基本点。第四波冲击发生于2008年7月。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和美国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陷入困境。美联储拟注资250亿美元。第五波冲击发生于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的破产最终引爆全球金融危机。

2 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原因是多方面的，金融监管缺失是本次危机的直接原因。金融监管缺失使一些国家的金融失去监管，使金融杠杆不适当的放宽放大。

监管松弛和内部管理松弛是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监管松弛表现为金融当局和金融机构管理层缺乏及时全面掌握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动向和真实信息的有效制度安排及措施手段，缺乏对有关从业人员行为的有效约束，奖罚不明，渠道不畅。金融监管松弛的例子有很多。2008年12月15日 ，美国华尔街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因涉嫌证券欺诈遭警方逮捕。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麦道夫一直向其客户承诺每月约1%的投资回报，无论大环境如何他从未亏过。据估算，投资者们损失可能高达500亿美元。受害者名单却越拉越长，既有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众多银行和机构的投资者，也有为数不少的对冲基金，学校、慈善基金，甚至还有许多和他同为犹太裔的富翁。全球多家著名金融机构损失惨重。随着越来越多的案情细节浮出水面，美国公众的情绪从震惊演变为愤怒——在麦道夫涉嫌欺诈的二十年时间里，监管部门都干什么去了?!金融作家Gunther Karger已经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总检察长投诉，要求调查该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和其他委员是否履行了各自的职责。震惊全球的麦道夫案风波还未平息，美国又一起“大规模商业欺诈案”浮出水面。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以涉嫌“大规模商业欺诈”指控得州的亿万富翁、斯坦福金融集团的董事长艾伦·斯坦福及其旗下3家企业欺诈80亿美元。多年前，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曾发现美国得州大亨斯坦福集团涉及重大证券违法行为，一些专家认为这是即将发生大问题的信号，但监管机构每次都让该公司缴相对小额罚款了事。近期，英国版麦道夫—一名外汇交易商涉嫌欺诈4000万英镑被捕。这是英国第一次因信贷紧缩而引发的大型案件。金融监管缺失状况从上述典型案例可见一班。

3 加强金融监管的思路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相当庞杂，本文主要从家监管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国际合作等方面阐述加强金融监管的思路。

3.1 金融监管目标要以安全优先，兼顾效率

金融安全，在更学术的层面上被称之为金融稳定。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发挥其配置资源、分散风险以及清算支付的功能，而其在出现各种冲击以及结构性变化时，依然能够发挥其基本功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100多年前，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货币经济是经济的第一推动力金额维持推动力。没有金融就没有现代经济。它的状况如何，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的未来。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是现代银行经营的三个基本原则，这三项原则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现代银行在其业务活动中，应注重兼顾协调，通过资产和负债的综合管理来实现三者的要求。在金融实践中，金融业必须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经营理念，始终把安全性摆在首位，这是金融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也是这次席卷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业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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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集中监管的观点

（一）有利于实现一致性监管，减少监管套利。上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的金融创新活动，对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伴随着现代金融工程技术的应用，通过对传统金融基础资产和衍生产品的复制、捆绑、分拆和重新包装组合，银行、保险和证券各金融产品间的界线日益模糊，而对风险的定价这一所有产品的共性则被不断彰显。在此情况下，传统基于机构类型而不是风险类型的分散监管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的监管政策不一致性，由此产生的监管套利活动对监管有效性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二）有利于对金融集团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监管。目前，多数国家或地区金融系统开始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通过复杂的内部交易，集团内各个金融部门形成了一个利益休戚相关的共同体，集中或合并监管成为金融集团监管的基本方法。在以金融集团为主体混业经营方式下，集中监管有利于增强各行业监管的协调与沟通，更好地理解金融集团业务交叉的本质，更好地制定金融集团的风险管理政策，从而减少监管盲区、提高金融集团合并监管的有效性。而且，从整个金融系统看，集中监管能更好地理解和监督不同金融机构在各市场的风险转移情况，更好地评估各种变化对宏观金融体系的影响，从而更好地调整或完善金融监管政策。

（三）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监管时滞。通过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当局能够最及时、最完整地获取整个金融系统的信息，并通过内部各部门间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做出快速反应，从而减少监管政策的内部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提高监管效率。

（四）有利于强化监管部门责任。良好的外部监管问责、充分发挥市场纪律约束作用对建立监管机构履职硬约束至关重要，是监管治理的基本内容。但在不完全契约下分散监管产生的监管盲区，经常导致监管责任不清、责任推诿等问题，难以有效实施外部问责。集中监管将监管权力赋予一个机构，有利于增强外部问责的刚性，这对于改善当前的监管治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五）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集中监管通过建立统一的监管标准、共用服务基础设施以及高效的内部架构，有利于提高监管机构的内部管理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同时，集中监管可以减少金融机构向监管部门的信息披露上报，降低管理成本，并节约监管成本。

二、反对集中监管的观点

（一）实现一致性监管还存在困难和挑战。集中监管的前提是，将所有同质性金融活动纳入统一监管范围内。但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存在风险识别、度量和管理上的难题，很难将所有同质性金融活动纳入统一的金融监管框架内，并对其实施统一的监管要求和监管流程。而将金融监管活动简单叠加在一起的集中监管只能流于形式，同时还会造成监管套利已经得到有效制约的错觉。况且，监管当局在建立统一监管框架时，必须考虑不同金融业务本身的特点，要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存在很大困难和压力。

（二）集中监管可能加剧监管目标的冲突。监管政策的主要目标包括：金融稳定、投资者保护与市场诚信。在集中监管机制下，约束机制弱化使得监管部门具备为了一方面的利益而牺牲其他监管目标的便利，从而导致这些监管目标在一定情况下产生冲突。例如，在投资者保护目标下，监管机构往往会姑息问题机构，从而在长期内损害金融稳定。

（三）集中监管不是解决沟通与协作问题的唯一方式。对集中监管的另一个有力的反驳理由是，通过在各金融监管部门间建立高效紧密的沟通协调机制实现信息的及时、完整共享，同样可以完成对金融集团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而不一定必须借助集中监管的形式。不同监管部门间的信息沟通与协调可以有效替代集中监管的部分功能。目前，各国乃至全球金融监管部门间建立的包括由银行（BIS）、证券（IOSCO）与保险部门（IAIS）组成的联合论坛在内的信息共享与交流机制，对解决跨市场风险监管问题就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

（四）集中监管的规模与范围经济不明显。研究表明，集中监管的规模与范围经济并不明显。目前，只有FSA等极少的监管机构认为集中监管减少了他们的运营成本。集中监管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与一国的金融总量密不可分，集中监管更可能是一国金融业高度发达或一国金融总量较小下的产物。

（五）庞大的集权机构不利于良好监管治理结构的形成。集中监管一般是将原来的分业监管机构合并成一个庞大的监管机构。这一庞大的金融业集中监管机构可能形成监管集权，一方面可能加剧监管信息的不透明，使外部监督约束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使工作流程过于官僚化，不能对外部环境变化迅速做出反应，或将延长监管时滞。

三、我国金融业监管治理体制的选择

Martínez&Rose（2003）通过跨国抽样分析认为监管治理体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优金融监管模式，只有结合一国的金融产业发展规模、结构和水平建立的监管治理体制才是最有效的。根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产业发展趋势和水平，分业监管应当是我国目前比较理想的监管治理体制选择。其理由如下：

（一）我国金融产业发展结构不平衡、水平参差不齐。国内银行业“一业独大”的特征十分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建立集中监管体制，一方面容易导致某一部门监管在整个机构中占优势，例如银行监管部门可能拥有最多的职员和资源，使得机构整合可能演变为银行监管机构“收购”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过程，从而造成非银行金融部门监管的倒退。另一方面，容易加剧现有银行业和证券业、保险业发展的更加不平衡。监管治理体制科学与否的最终评判标准应是该种监管模式在实现监管目标方面体现的效率。实践中，Freshfields（2003）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实施完全集中监管的国家占比仅为29%，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占比为38%，处于两者之间监管模式的国家占比为30%.由此可见，监管治理体制应当建立在各国金融产业发展的现实水平基础上。

（二）金融业综合经营刚刚起步且具有较强的血统性。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具有很强的血统特征。大多数金融集团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集团等，往往是以某个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作为投资主体跨行业投资设立其他金融机构，集团还存在着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主业，投资新机构从事其他业务更多是基于范围经济和共享分销渠道的考虑。除此之外的金融综合经营，无论在规模还是业务融合程度上都很低。因此，对我国金融综合经营业务的监管，完全漠视“路径依赖”的思路并不“经济”，完全漠视综合经营金融集团“血统性”的思路也并不“科学”。因此，当前我们更应该将工作重点放在主监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

（三）监管机构“才分即合”可能产生一定的风险与效率损失。监管治理体制从一种模式转向另外一种模式，必须进行机构整合以及与机构变更相关的法律、文书的修订，这使得该机构至少在最初运转的几年难以较好地履行监管职责。成立一个新机构面临的不确定性还可能造成一些有经验人才的流失和士气低落。另外，机构内部管理的整合难度也不容忽视。如果从分散监管体制转向集中监管体制，整合前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定位与监管文化，一些IT和数据库等基础设施也存在差别。一份调查统计显示，完成机构整合至少平均需要1~2年的时间。2003年，我国才最终确立了分业监管的格局，仅仅是法律文书的修订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完成，我们应该珍惜这刚刚建立起来的稳定局面，避免短期内再次经受机构整合的阵痛，这也有利于维护监管机构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四、进一步完善现有监管治理体制的建议

尽管我们当前应维持分业监管的基本格局，但随着国内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的日益明显和规模不断扩大，为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监管治理体制，重点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2004年9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北京签订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从本质上看，这种机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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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新趋势

1.中国金融业开展综合经营的现状。一般说来，实行分业制还是混合制必须与金融业发展水平、监管水平和法律体系完善程度等相适应。当上述因素处在较低水平时，应当采取分业经营的模式以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上述因素水平较高、较成熟时，应当采取综合经营的模式，保证金融业的充分竞争和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

当前，中国金融业按照法律规定实行的是分业经营模式。但是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市场的完善，分业经营模式已出现了明显松动，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经营壁垒正在逐步打破。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有专业银行纷纷参股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从而开始涉足证券、保险、房地产等业务。有的与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共同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有的组建了金融集团，或合资成立了跨领域的经营机构，有的并购外资机构开展综合经营。

截至2014年，设立基金公司的银行就有9家，投资保险公司的银行有7家， 有3家银行投资了信托公司，有3家银行设立了消费金融公司，设立或投资金融租赁公司的有11家，6家银行具备了境外投资银行牌照，2家银行具备境内投资银行牌照；除此之外还有4家资产管理公司控股了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3家证券公司持有商业银行的股权，44家证券公司参股或控股了基金公司，66家证券公司参股或控股了期货公司，4家保险集团控股了银行、信托、证券等金融机构。总的来看，混业经营、综合经营的格局已初步呈现。

2.实行综合经营是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方向。从世界范围看，多数国家都经历了自然混业、严格分业、综合经营的发展过程。

20世纪30年代以前，各国的非银行业都不发达，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普遍采取的是综合经营的模式，这种模式带有“自然混业”的特征，市场发育程度还比较低。

20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由于发展过热爆发了经济危机，失业率激增，银行纷纷倒闭，证券市场面临崩溃。在反思原因时，混业经营的金融制度被认为是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于是1933年美国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开始了分业经营的模式。继美国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也都纷纷予以效仿。

20世纪7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又纷纷出现了经济滞胀，发展的速度开始放缓，企业的信贷需求逐渐减少，一部分企业喜欢在证券和债券市场上融资，致使金融需求进一步多样化。加上技术创新、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到来，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提出了新的变革需求。英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率先采取了综合经营的模式，。到20世纪的最后一年，美国也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废除了实行60多年的分业经营制度，进入到综合经营的时代。

3.综合经营是中国金融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金融业实行综合经营可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快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是增强经营效益、降低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

第一，实行综合经营可以使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实力得到提高。加入WTO后，中国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不断开放，一大批在资金、技术、管理上有优势的全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它们在业务经营上实行的是多元化策略，综合收益水平更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这种由经营模式和经营范围不对等造成的竞争差距，无疑给中国金融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必须顺应国际金融发展的潮流，积极开展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合作，扩展经营空间，增强综合竞争力。

第二，实行综合经营可以增强金融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在综合经营方面，许多金融机构已经开始了一些有益尝试。比如有些银行在大中城市开办了“金融超市”，整合各种金融服务，“一站式”向客户提供涉及不同领域的金融产品，实践效果很好。这一方面拓宽了银行的经营范围，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银行的收益。目前有条件的银行都在继续开展这类金融创新，逐步成长为有中国特色的全能型银行。条件相对较差的银行，也在充分利用自身的分销渠道和网络资源优势，积极与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合作，积极开办委托等业务，不断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

第三，实行综合经营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以银行为例，在分业经营的总体格局下，银行业务发展范围受限，信贷业务占据着银行经营的重要地位，资产、负债业务的单一，除了造成盈利能力不足外，也造成了风险的相对集中。实行综合经营后，银行的业务形式不断多样化，业务风险被分散，加上综合经营所形成的内部补偿机制，使银行抗拒风险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综合经营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中国金融资本的总规模也在不断增长，占国际金融资本的份额也显著提高。与此相比，中国金融业监管却改变不大，监管模式相对于金融业发展的现状有些滞后。

1995年以前，中国金融市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一部分金融机构利用混业经营之便违规经营，造成了金融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分业经营体制对稳定当时的金融秩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年来，中国金融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实践看，分业经营的法律框架虽然继续存在，但综合经营业务已经普遍开展，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提出了挑战。

第一，金融监管的理念已不太适应金融新常态的需要。比如，以分业模式应对综合经营的现状，必然会产生监管力量不足、效率不高、行业自律力量薄弱等问题。在原有的监管理理念下，有许多监管内容显得过多过细，有的检查虽然很多，但效果并不明显，很难调动起被监管机构主动接受监管的积极性。

第二，金融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容易混淆。现有金融体制下，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银监会实施金融监管，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但从实际情况看，人民银行还承担着一部分金融监管任务，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这两个不同的目标还时常发生混淆。从地方上看，基层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普遍较差，一方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不好协调，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又对基层监管部门施加压力和影响，导致监管目标的进一步错位。

第三，监管机构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金融监管机构除了上下级之间的行政监督外，没有其他机构对它们进行监督和制约。同时，监管机构的设置往往是“倒金字塔”式，难免形成“头重脚轻”的局面，基层监管力量普遍薄弱，难以应对上级安排的监管工作。

第四，现行许多金融法规与国际惯例相悖，无法适应金融开放的新形势。由于国际金融业普遍实行了混业经营的制度和法规，如果中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还是以严格分业作为基础，外资金融机构就有可能利用其漏洞开展投机业务，不仅使国内金融机构面临不公平竞争，而且将引发金融业的混乱。

创新金融监管模式的思路和具体措施

金融业战略转型能否成功，不仅取决金融机构自身的创新，也与金融监管创新息息相关。中国应及时调整传统的监管框架和监管政策，主动促进金融业的转型发展。

1.改进金融监管思路，实行综合性监管。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模式是以被监管金融机构的性质来划分，实行的是机构监管为主的模式，这种模式适用于严格的分业经营。对于那些涉及多个领域的交叉业务，目前只能通过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来完成，既低效又增加了监管成本。

新的统一的监管机构应当以功能性监管为主线，以机构监管、业务监管为补充，内部设置上分为不同的功能模块，包括金融机构监管、金融市场监管、风险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综合支持等，根据每个模块的特点赋予其不同的监管责任和分工，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降低系统内的协调成本，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2.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建立统一监管的制度体系。中国现行金融法律法规与规章之间在内容上存在诸多矛盾和抵触，使适用机关在实践中感到无所适从。另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速度很快，由于法律法规建设跟不上，所蕴藏的风险越来越大。要解决上述问题，可按照“先分散、再集中”的办法有计划地分步完善现有金融法律体系。

第一，在分业经营格局下继续用好现有的法律和政策，同时着手全面清理现有涉及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有关法律、法规，确定监管制度调整与改革的时间表。

第二，根据综合经营的实际进程，尽快修订现有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法规的不适宜条款，制定《金融监督管理法》等法规，为金融业的综合化发展和有效金融监管创造必要的法律环境。

第三，根据综合经营进程的需要，适时对原先的法律框架作彻底改革，制定并颁布符合综合经营取向的法律、法规，并预留政策调整空间，逐步形成与综合经营推进程度相适应的较为完善、完整、科学的金融法律框架和监管制度体系。

3.改进金融监管体制，建立统一监管的组织体系。在监管制度、监管法律逐步完善的基础上，应尽快建立一个适应综合经营要求的金融监管体系，组建统一的综合监管机构。具体来说，就是合并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成立隶属于国务院的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全面负责金融业监管，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体制。

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可以参照国外金融监管机构设立的经验，下设综合局、银行局、证券局、保险局、信托局、审计局、统计信息局、政策研究局、法律局、国际局等机构，在内部分工上按照功能监管、管监分离的原则建立高效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全面负责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等所有金融机构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4.加强统一的金融信息系统建设，防范系统性风险。在控制和化解综合经营中产生的风险方面，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强统一的金融信息系统建设，增加信息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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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可以被看作中国加快金融监管整合步伐又一标志。在此之前，与之类似的金融监管框架性改革还包括央行新推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等等。而这些近期加速呈现的“大金融”监管思路嬗变，正合去年底的“十三五”规划建议稿所提出的“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战略方向。对此大监管战略，业内人士形象地称之为“超级监管”。

人为构建的金融监管框架需要不断去适应金融市场发展趋向。因此，中国的金融监管基本框架从统一到分业再到统一，绝不是简单的重回起点，而是在更高水平的金融格局中主动求变的全新征程，其合理性乃至必要性在于：

首先，综合监管符合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发展趋向。这主要体现在混业经营相比分业，能够更为有效地整合市场、产品、技术、信息、资金等资源，有利于金融机构形成规模效益与损益互补机制。因此，伴随近年来金融市场化进程加速，国内金融机构业务品类不断外延，经营范围不仅触及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各分支领域，而且很多看似单一的创新业务，实则也已很难被严格归类到任何一种传统金融门类中去;而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审慎的、全覆盖的综合监管，才能同时满足金融发展与金融稳定双重需求。

其次，综合监管是应对“新常态”复杂多变经济形势的重要抓手。这主要体现在当下金融调控面临的任务相互关联、相互牵制，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多重任务只有在各种调控手段相互兼容、高度协同的前提下，才能并行不悖向前推进。譬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相比较易把控的社会融资总量，融资结构配比对于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等任务，可能更是一个具有帕累托改进效应的关键变量，而这个变量究竟如何设置目标，以及如何达到目标，显然只有在“一行三会”等所有监管机构充分共享信息、密切统一行动的情况下，才能有效逼近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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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模式 “一局两会”制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管当局基于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等因素，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进行审慎监督管理的制度、政策和措施的总和。金融监管模式则是指一国关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监管法规的结构性体制安排。金融混业经营与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日渐深入，不仅导致各国的金融运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也推动了全球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

一、全球金融监管模式变革：四个特征

1．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转变。以1999年美国《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为标志，全球的金融业务日益向混业经营的方向转变，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监管模式也日益朝着混业监管的方向演变。美国旧的金融监管体系采取按不同金融机构的类别进行纵向分别立法、分别监管的模式。如银行领域有《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由美联储等机构实施对货币存款机构的监管)，保险领域有《州保险法》(由州保险理事会对保险公司实施监管)，证券领域有《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和《投资公司法》等(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监管)。1999年实施《金融服务法案》后，美国采取了联邦政府、州政府与专门机构分层的金融监管模式，综合监管与分立监管相结合。与此同时，英国、日本等国也通过金融改革建立了统一的监管框架。统一监管提高了复杂金融联合体的监管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规模，顺应现代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潮流。

2．从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机构监管是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分别设立不同的监管机构，不同监管机构拥有各自职责范围，无权干预其它类别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功能性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监管。功能性监管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以金融业务而非金融机构来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同时，功能性监管针对混业经营下金融业务交叉现象层出不穷的趋势，强调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因而可以实现对金融体系的全面监管。最后，由于金融工具所实现的基本功能有较强的稳定性，使得据此设计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法规更有连续性和一致性。

3．从单向监管向全面监管转变。从监管内容上看，由于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各国监管当局相应地扩大了金融监管的范围，从单纯的表内、表外业务扩展到所有业务。从监管重点来看，以往的金融风险监管侧重于信用监管，但银行还可能因为其它风险而陷入经营困境，因此当前国际金融业的监管除信用监管外，还重视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从监管范围上看，国际金融监管也从单纯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转向以最低资本标准、监管当局的检查及市场自律三个层次的全面监管。2001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新资本协议》咨询文件，继承了1988年老协议中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同时吸取《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提出的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原则，即改进最低资本要求框架、发展监管评价程序以及强化市场自律。

4．从封闭性监管向开放性监管转变。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金融业务与机构的跨境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同时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巴林银行的倒闭，使各国监管当局认识到各国的信息沟通对于加强国际银行及其经营活动监管的重要性。国际金融危机的频频爆发，使得全球范围、地区范围及双边范围内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管合作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一国的金融安全及经济安全与国际金融市场波诡云谲的变化息息相关，金融全球化使各国的监管发生重大变化，金融监管从国内单边监管转向国内国际的多边监管，从封闭性监管转向开放性监管。

二、分层监管和单层监管：国外实践

1．美国的分层监管模式。美国在1999年之前实行个别立法、分业监管的体系。《服务法案》颁布之后实行横向综合性监管。美国的金融监管错综复杂，既包括基于联邦法设立的监管机构，也包括基于州法设立的州政府监管机构，而且对银行、证券和保险又分别设立监管机构，这样美国的监管体系包含联邦政府、州政府与专门机构三个层次。对银行的监管有四个独立的机构：美联储(FRB)主要负责监管州注册的联储会员银行(1999年之后美联储拥有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全面监管的职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负责监管所有州注册的非联储会员银行；货币监理署(OCC)负责监管所有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和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储贷监理署(OTS)负责监管所有属于储蓄机构保险基金的联邦和州注册的储贷机构；国家信用社管理局(NCUA)负责监管所有参加联邦保险的信用社。除货币监理署和储贷监理署在行政上隶属财政部外，其余3家则为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

由于美国上实行联邦制，因而金融监管也采用联邦法和州法双轨制度。对银行监管除了以上提到的联邦政府监管机构外，每个州又都设有自己的监管部门，通常称之为DFI，主要负责对本州注册的银行，尤其是本州注册的非联储会员银行的监管。这样美国的银行同时处于联邦和州两级政府的双重监管之下。

与此同时，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是基于证券交易法设立的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信息披露、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履行监管职能。保险领域有州保险法规定的州保险理事会对保险业务实施监管。由于《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废除，美国确立金融持股公司为美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制度框架，在存款机构、证券与保险三者的监管关系上，根据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美联储拥有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全面监管的权力，必要时也对证券、保险等子公司拥有仲裁权，因此美联储成了能同时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行业的唯一一家联邦机构，其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凌驾于其它监管机构之上。另一方面，当各领域监管机构断定美联储的监管制度不恰当时，可优先执行各领域监管机构的制度。美国的新监管体系将存款机构、证券、保险融为一体，体现了功能性监管的特色。

2．欧洲的单层监管模式。德国是最早建立独立的综合金融监管机构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德国长期实行全能银行制度，银行可以同时兼营证券和保险业务。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和美国都属混业经营，但两者却存在很大差别，德国是基于银行内部的综合经营，而美国是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实现的混业经营，这是导致两国金融监管模式存在差异的一个直接原因。德国实行单层的综合金融监管制度，早在1961年，联邦德国通过了《银行法》，授权建立联邦银行监督局(隶属于德国财政部)，统一实现对银行、证券与保险业务的监管。

但银监局并非德国唯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与此同时，银监局自身缺乏分支机构，必须借助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机构和网点，因此德意志联邦银行被要求参与银行监管。两者具有明显的职责分工：银监局负责制定和颁布联邦政府有关监管的规章制度，德意志联邦银行负责对金融机构的各种报告进行，进行日常的监管活动。银监局的主要职责是防止滥用内部信息、不定期收集监管信息以及监督重大的股权交易等。在涉及银行资本金和流动性的重大政策上，银监局需征得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同意。除此之外，德国还专门设立“联邦证券交易监督局 (证监局)”负责对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业务的管理。因此德国的金融监管以一架飞机作比喻的话，就是以银监局为机身，中央银行与证监局作为两翼的综合监管模式。

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与银行、证券和保险分业经营相对应，实行分立的金融监管模式，即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和一些自律组织分别对三者实施监管。80年代以后，随着混业经营的，分业监管已逐渐不能适应金融管理的需要。90年代英国“金融大爆炸”将英格兰银行监管部门、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它金融自律组织合并，成立了新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并于2000年通过《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从上确认了这种金融监管体制的改变。

从欧美监管模式可见，无论是美国的分层监管还是德国的单层监管，都是一种基于混业经营的功能性监管。美国、德国采取综合监管与专门监管相结合的方式，而英国、日本则采取大一统的监管模式，各国的监管体系都是根据现实的国情传统与变革相结合的产物。

三、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一局两会”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1984至1993年，人民银行集货币政策和所有金融监管于一身，是一个超级中央银行。在此之后中央政府对金融业分业经营作出严格规定，与之相对应，我国的金融监管也实行银行、证券与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的分业监管体系。根据199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以及1999年的《证券法》，我国的金融监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负责商业银行的监管，保监会负责保险公司的监管，而证监会负责证券公司的监管。这一格局的形成，有利于防范我国金融业管理水平不高情况下因混业经营而产生的金融风险。从金融深化的程度来估计，我国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用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

但这种中央银行统一执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的需要。特别是在银行呆坏帐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对央行监管不力的批评渐趋增加，单独设立银行监管机构已势在必行：(1)呆坏帐对金融体系产生了极大冲击，设立单独的监管机构有利于加强监管，提高监管效率。(2)中央银行承担救助银行的职能，会对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干扰。 (3)在寻租行为普遍的情况下，单独的监管机构有利于降低道德风险。

当前，银行监管与其它金融机构监管之间如何匹配，如何构建我国金融监管的组织框架，是我国当前加强金融监督的最重要。一般来说，一个合理的金融监管结构应在既尊重传统与现实、又考虑未来金融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符合成本一收益的经济学原则进行构建。这是指导我国金融模式政策选择的一个根本原则。有鉴于此，以下几个因素不得不引起我们关注：

1．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国仍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如果把现有的相互独立的监管机构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金融监管局，实行对银行、证券及保险业的监管，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我国现阶段监管水平低下，统一监管会使得监管机构的目标变得不明确。同时，统一监管本身可能由于管理不善或有被化的可能，导致无法预料的结果。

2.从国内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来看，我国应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实施对金融业的全面监管。(1)我国当前银行、保险与证券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逐步增强，使得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和领域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另外，综合化经营的金融集团(如光大集团、中信集团等)成立，集团控股下的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业务往来，已经造成了混业经营的“既定事实”。这样，如果我们还继续实行分立监管，就会产生较高的协调成本，也可能导致监管重复或监管缺位。(2)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将大量涌入中国，它们在境内也会从事混业经营，即使我国采取限制性措施，这些机构也会绕过管制。这将使我国金融机构面临严峻挑战，也会对金融监管带来难题。因此，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对金融业的统一监管也将是我国的必然所趋。

3．一个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结构应具有前瞻性，能够估计到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金融形势与交易结构的变化，同时也能使监管当局以最低成本实现既定的监管目标。在现阶段，我们宜选择一种过渡性、折衷性的替代方案。借鉴西方金融监管模式，我国未来一段时间金融监管的组织形式应兼顾当前现实与未来发展趋势而选择中间道路。从今后的发展看，我国混业经营的趋势最大可能就是采取金融集团的形式，这与美国金融控股公司非常相似。与之相对应，金融监管也可选择综合监管与分立监管相结合的“一局两会制”：设立金融监管局，专门实施对银行的监管，同时又超越于其它专门性监管机构，对金融集团实施统一监管，成为金融监管体系的总牵头人。同时，保留证监会与保监会(另外也可考虑设立诸如信托管理局、信用社管理局等机构)对于主业优势明显的金融机构实施功能性监管(见图1)。

从时间安排上看，建立我国全面的监管框架大致需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我国分业经营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得到扭转，因而金融监管局可暂时考虑设在人民银行之下，其主要任务还是实施对银行的监管。这时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特征比较明显。第二阶段，我国需综合金融管理机构，负责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监测和评估金融部门的整体风险，以及收集信息、调动监管资源。因此待时机成熟，国家可制订横向联合立法，让金融监管局从人民银行独立，专门成立“国家金融监管局”，与人民银行并级直属于国务院，对金融集团实施统一监管，成为金融监管的总牵头人。第三阶段，从长期来看，我国必定走向全面的混业经营，因此等市场成熟，金融监管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可考虑把证监会与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并入国家金融监管局，由后者成为金融业唯一的监管机构。

主要：

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2．陈志：《银行监管、货币政策与监管改革路径》，《金融》200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