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研究目的及意义：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谭培文《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篇2

[关键词] 经济学方法论 演绎主义 缺陷

经济学中的演绎法产生于西方唯理论的基础上,受唯理论的影响,理性演绎法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中都占有主流地位,其中,以李嘉图、西尼尔、穆勒和凯尔恩斯、效用学派、现代奥地利学派和罗宾斯等人的经济认识论为代表。

一、演绎主义的发展历程

演绎法最早产生于斯密的《国富论》,在该书中,归纳法被认为是同演绎法相并列的研究方法;自李嘉图则抛弃了归纳法,而将演绎法发展到至极,开辟了西方经济学家强调理性演绎法的传统,此后,理性演绎法逐渐成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识论的主流。

李嘉图强调抽象的理论演绎,他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现实世界,李嘉图之后,西尼尔对演绎法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他承认经济学现实运用需要收集事实,但还是坚持认为经济学本身依赖于推理而不是观察。他对经济学演绎的前提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提出了几个可以作为公理的演绎前提,这些前提是:“(1)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获得更多的财富。(2)限制世界上的人口或限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数的,只是精神上或物质上的缺陷,或者是各个阶级中各人对于在养成的习惯下所要求的那类财富可能不足以适应其要求的顾虑。(3)劳动的力量和生产财富的其他手段的力量,借助于将由此所产生的产品作为继续生产的工具,可以无定限的增加。(4)假使农业技术不变,在某一地区之内的土地上所使用的增益劳动,一般会产生比例递减的报酬,也就是说,尽管在土地上增加劳动,虽然总的报酬会有所增加,但报酬不能随着劳动成比例的增加。”西尼尔集中和系统的分析了理论演绎的前提,并从这些理性公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达到结论。

约翰・穆勒根据西尼尔的理论前提进一步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该假设后来成为经济学理论进行推导演绎的最基本前提。穆勒认为在认识经济现象的方法上应该采用演绎法,演绎法与归纳法是两种相对立的认识方法。他认为归纳逻辑适用于自然学,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只有理性演绎法才是惟一适用的认识方法。此外,他还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许多理性演绎分析的结合,并得出政治经济学结论只有经过思索和联想才能认识到。

穆勒的嫡传弟子凯尔恩斯被看做是最后一位古典经济学家,他认为,将演绎法与归纳法明确的区分开是经济认识方法趋于成熟的表现。凯尔恩斯反对当时人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假说的演绎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家能够在头脑中进行思考和实验,因而经济学假设就不是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猜想,而是从现实的前提之上加以推演的产物。凯尔恩斯同时提出,要否定演绎法推演出来的经济学法则,“只有通过表明原理和假设条件不存在,或者这个规律所肯定的趋势并没有和从他的假设所产生的结果相一致时才能被驳倒”。

效用学派在经济认识论的一个明显特点也是推崇理性演绎法在认识经济现象中的作用,并将它导向了极端。效用学派的经济理论体系将人类经济抽象为人的欲望和满足欲望的物质的有限性,将国民经济抽象为个体经济,从这两点出发,寻找孤立的个人怎样活动才能保证最大限度效用的原则,并由此演绎出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效用学派所强调的理性演绎法将心理学引入了经济研究中,由此产生的“边际革命”把纯粹理性的逻辑演绎又推进了一步。

上世纪30年代,极端的经济理性演绎方法得到了罗宾斯和现代奥地利学派的进一步推崇。奥地利学派认为检验经济理论的最终标准是基于纯粹理性的逻辑推理。罗宾斯重申并发展了理性主义,认为经济理论的命题都是从一系列假设中推绎出来的,指出“人们不需要人为地进行实验来确立它们的有效性:它们是我们日常经验的基本素材,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它们的存在是显然的。”他认为经济认识论中的重要原理都是从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到的公认事实中推理演绎出来的。

二、理性演绎的缺憾

理性逻辑演绎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在经济学的分析中,理性逻辑演绎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经济的必备的认识工具。从经济研究的角度看,逻辑演绎主要是通过建立某些假设前提,然后在这些前提的基础上利用逻辑知识推导出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演绎法追求理论的严密推理,通过对经济现象的逻辑演绎,可以得到对经济现象的科学的普遍性认识,这一点也是归纳法所难以做到的。

理性演绎法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演绎法的出发点是否真实需要经验及实践加以证明,而演绎法本身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演绎的前提是错误的,那么,由此演绎出来的结论便是毫无意义的;其次,如果过于强调演绎仅仅停留在演绎的范围之内,而不对新出现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那么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很有局限性的;再次,现实实际中许多问题无法通过理性演绎进行分析,例如分析市场信号,以及经济行为者活动的规则和特征时,仅仅依靠理性演绎的认识工具是远远不够的。

三、科学的经济研究方法论:演绎与归纳的结合

由于理性演绎法自身的缺陷,实现正确认识经济现象需要理性演绎法和经验归纳法的相结合。归纳法是从众多的个别经验或事实的考察分析中找出答案的研究方法,演绎则是由假定前提出发,经过推理得出结论。大多数理论演绎的前提都是归纳的结果,抛弃归纳法只能导致演绎假设的不确定性,从而无法保证其推理结果的真实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科学的思想中所必须采用的方法,正如左右两足是走路不可缺少的一样”;“经济学需要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为了不同的目的,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重也不同。”

正如经济学中其他方法论之间存在的交叉关系,归纳法与演绎法之间也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只有对二者的结合使用,才能实现对经济现象的科学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陈孝兵:经济学的方法论:纷争及其后果.经济学家,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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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它不仅使之与以前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篇4

【关键词】离散主义 后古典经济学 新经济理论

古典经济学旨在利用生产三要素理论、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以及资本节欲理论等去证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分配是合理与平等的，然而，古典经济学理论存在一定的弊端，使其经济学理论不能与社会发展实践相适应。文章对离散主义与后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相关论述。

一、离散主义的提出

离散概念的提出主要源于数学，而离散顾名思义就是不连续。离散数学是一种传统的逻辑学，更是一门具有综合性质的学科。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离散数学的重要性更加彰显，各个行业在大数据时代下需要对信息数据进行有效管理，也需要对离散化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分析和提取价值。

离散主义方法论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具体表现在：首先，在离散的视角下，进行客观世界的表达和解释，是对经济社会的一种解构。其次，经济社会解构之后的信息需要实现有效的获取与传递，包括利用高科技手段更好的反映客观世界。再次，将经济社会与价值相关联的要素进行解读和重组，以有效提取更加有效的价值，如：数字化处理、大数据重构等。最后，离散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手段、研究方法都具有一定的离散性，在相关人员进行研究过程中，需要与连续性的思维模式或函数建模方式相结合，进而能够提高研究的有效性。

二、新经济的增长理论及其建构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建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经济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注重物质阶段，而是注重精神的阶段。此外，社会资源的稀缺性重心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由传统物质资料稀缺转变为生命时间的稀缺。在经济方式发生转变之际，产生了许多交织的矛盾，然而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下，更加要求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有重新的认识和分析。不可否认，传统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而进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不管是人类的社会生产，还是人类的高级需要，都是经历由自然需求向精神需求、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的高级需求可以进行离散化表达、离散化重组与满足，从而也为现代经济的增长理论提出了新发展模式、供求关系、现象。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世界经济理论经历了由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过渡，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尽管引入较多的因素以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但是始终不能有力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现实问题，也无法解释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两极严重分化问题。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缺陷问题的分析可知，之所以致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能更好的解决更多现实问题，那是因为人们没有对制度进行充分的肯定，也没有重视社会的有机化程度对经济的影响问题。首先，先进的制度对资本的性质和质量有较大的影响，而社会的有机化程度对劳动力和科技水平有较大的影响。其次，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依靠进步的制度，也就是有机化程度的提高，进而可以为国家发展增加竞争力量。

三、经济的解构与重构

现代经济的经济要素既需要通过数字信息等技术进行离散化解构和表达，又需要通过利益关联进行全息化重构，这是人类提出后古典经济学的最为重要的现实基础。第一，表达离散化，经济社会的表达模式发生着变化，由实体转变为离散化表达模式以及虚拟化表达模式。第二，重组全息化，对经济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充分挖掘关联价值，并以此而重组。第三，行为概率化，数字技术的离散化表达和广泛传播，必然会提供更多可能性的交流，因此在宽泛的、不确定的大多数之间会产生概率化。第四，发展两极化，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两极化趋势，例如：企业如果信息不对称被打破，则会导致所获利润下降，反之，企业信息不对称的设立，则会促进行业的利润上升。第五，扩张无界化，现代经济触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实现了跨界化。第六，公权私有化，社会经济经过离散化之后，私人企业可以获取更为广泛的数据信息，而企业交易成本的离散和数据成本得以被平台所控制，进而可以使企业更好调节交易成本。

四、基于离散主义的经济学

（一）网络经济学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技术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这种新的经济形态被称之为网络经济。网络经济学的出现，为现代经济的离散化解构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既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又是后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数据经济学

数据经济学是将社会离散化之后的数据进行有效表达和分析研究，进而形成的一门学科理论。对与价值相关联的数据信息进行有效处理，可以较好的控制企业成本，也可以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更可以促进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平台经济学

社会经济经过离散化解构之后进行重构，并且通过平台对数据信息进行有效处理，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更好发展。平台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而将相关联的、有价值的数据信息与平台相联结可以较好的促进多方通过平台进行交易。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平台竞争日益激烈，而发展平台经济学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

总而言之，离散主义不仅是后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而且也是具体的技术手段。目前，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在不断转变，由区域化和模块化向离散化和虚拟化转变，而社会生产也更加注重由物质向精神生产的转变。离散主义与后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转变，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同时也为经济的迅速平稳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杨建飞.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关系――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认知基础和思想背景的一种分析框架[D].西北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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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证主义；批判实在；比较分析

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科学哲学的进步间存在密切关系，不同流派的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研究中对象的选择、方法的使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其不断发展完善中，经由经济学家推动，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但是，从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新进展来看，实证主义仍然主导着经济学研究的进展，而实证主义遭到批判和挑战，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这种源自不同科学哲学流派的实证主义批判，并未对主流经济学研究造成影响，一是因为经济学忽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新进展，也是因为在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世纪之交影响领域迅速扩展的批判实在论，对实证主义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价和批判。对批判实在和实证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借鉴科学哲学领域的新进展，是创新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

一、实证主义的基本类型及其发展简史

一般认为，有三种彼此分离，但又存在有机联系的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第一种是19世纪孔德和马赫的实证主义；第二种是20世纪20－3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第三种是在20世纪中期成为英美科学哲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逻辑经验主义。在这三种流派中，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最为系统，最具凝聚力。因此，人们更多的时候谈论的实证主义指的是逻辑实证主义（Davis　＆Hands，1998：347）。“实证哲学”一词由孔德所创，随后演变为实证主义。孔德将人类知识的进展分为神学、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三个阶段，他的目标是建立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他认可的自然科学方法是观察，认为所有科学都能通过方法论达致统一。这种实证主义由穆勒、斯宾塞、涂尔干等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实证主义的知识，是科学地规划社会和引导社会的基础……所用的方法一般是归纳主义的方法”（贝尔特，2002：233）。逻辑实证主义是对维也纳学派哲学纲领的恰当描述，因为该学派的成员极力整合“逻辑主义和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目标和方法，在主要由Hahn、Neurath和Carnap（1929）撰写的小册子《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中表现的最为充分，这个宣言指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目的是造就各专门学科和人们能够获得的全部知识的统一。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逻辑分析，运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是：（a）在其消极方面，从自然科学、数学以及广而言之从人类知识中清除形而上学的陈述，（b）在其积极方面，澄清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表明一切人类知识是从经验与料中构造起来的”（D．J．奥康诺，2005：935）。一般认为，数学和逻辑命题是分析性的，它们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真的，从而代表了一种先验的，而不是后验的或经验的知识。而科学是关于事实和经验的，它的命题是综合的，并且只有在某种经验条件下才是真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除经验科学的综合性事实性真理和逻辑与数学的纯粹形式分析的真理之外，包括唯心主义哲学、神学和伦理学，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无意义的。实证主义的第三种类型，通常被称作逻辑经验主义。主导近几十年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正是这种逻辑经验主义。它的主要特征如下：（1）逻辑主义：科学理论必须符合演绎逻辑；（2）经验证实：陈述必须可由经验证实或证伪，或是定义在分析上为真；（3）理论与观察分立，观察可以在理论上是中立客观的；（4）休谟式的因果律理论：从被观察的事件之间发现不变的关系”（Smith，1996：14－15）。在第三种类型的实证主义中，影响较大的是Braithwaite、Hempel和Nagel等的逻辑经验主义，这种逻辑经验主义是对维也纳学派哲学项目的延续和发展。考德威尔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某种更为成熟的逻辑实证主义，他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Caldwell，1994：19－35）。在对先前类型的实证主义做出的发展上，逻辑经验主义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理论和证据之间关系的理解上，从强调归纳方法转向强调假说—演绎方法；二是重新把解释视为科学活动的合理目标。在对科学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上，假说—演绎方法，不同于先前维也纳学派的归纳方法。这种方法认为，科学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演绎式的。检验一个科学理论的第一步，是从理论和它的初始条件中推论出某种经验预测；第二步是根据可观察到的证据检验这些预测，如果经验预测被证明是真实的，理论就得到了确证，如果经验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理论就得到了反驳。推动由归纳向假说—演绎转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为了避开在归纳方法中存在的休谟难题。无论人们对假说—演绎方法有什么样的评价，有一点是明确的，它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第二个重大贡献：科学解释的演绎法则模式密切相关。假定—演绎模式这个正式术语，首先出现在Hempel和Oppenheim的论文中。他们认为，所有真实的科学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所有科学解释都至少包括一个一般规律，再加上对有关初始或边界条件的阐述，规律和阐述组成了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可以推论出待做的解释，即关于所要解释的事件的阐述，在这个推论过程中，不需要借助任何其它帮助，只需要推理逻辑。这里所说的规律是指“在所有情况下，只要事件A发生，事件B就发生”这种命题。Hempel和Oppenheim进一步指出，解释和预言都采用了同样的逻辑推理法则，两者的唯一区别在于，解释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后，而预言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前。对于解释来说，是从需要解释的事件出发，找到至少一条普遍规律和一套初始条件，这些条件在逻辑上包含了对所要解释的事件的说明。由于这个原因，Hempel和Oppenheim的批评者把他们的模式称为“解释的覆盖率模式”。而对于预言来说，是从一条一般规律和一套初始条件出发，推论出关于一个未知事件的说明，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倒过来的预言”。这种认为在解释的本质和预言的本质之间存在完美的、逻辑对称的看法又被称为“对称论题”，它构成了科学解释的假定—演绎或覆盖率模式的核心。在解释中用到的一般规律，并不是通过对个别例子进行归纳和一般化而得到的，一般规律仅仅是一种假定，如果愿意可以进行猜想，通过把一般规律运用于对特定事件的预言对规律进行检验，但是一般规律本身不能被简化为对事件的观察结果。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实证主义，但实证主义却遵循着某些相同观念。比德辨析了实证主义的主要特征：（1）科学知识，包括逻辑与数学，是知识唯一有效的形式；（2）形而上学的申辩、规范的陈述、论点、价值判断和意见不是有效的知识；（3）建立在常识经验基础之上的经验数据，是除逻辑与数学外的有效知识的唯一来源；（4）有效知识只能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获得，尤其是物理学、应用逻辑与数学；（5）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除逻辑与数学之外）只能通过推理的方法从经验数据中得到；（6）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除逻辑与数学理论外）只能通过经验数据得到证实；（7）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应当以数理逻辑的形式加以形式化和表达；（8）规范的观点、价值判断、信仰与意见不应当进入经验数据搜集、理论的形式化或证明的范围内；（9）获得有效科学知识的方法对于所有经验领域都是相同的（Beed，1991：459－494）。

二、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学家认为，在经济学领域，把实证主义引入经济学中的三位重要经济学家是Hutchison、Friedman和Samuelson，尽管他们中，没有哪一位实际上以精确或系统的方式使用实证主义的哲学语言或文献。但是，他们都“深受实证主义观念的影响”（汉兹，2009：52）。Hutchison的工作是试图将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核心理念引入经济学，他反复强调，“经济学家的言行举止，应当转变，要像负责任的经验科学家那样”（Hausman，1989：118）。Hutchison强烈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应当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经济学命题应当从客观经验事实中系统地提炼出来（Hutchison，1996：10）。Friedman在其著名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对于实证经济学的目的而言，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在比较不同的经济理论时，唯一重要的一点是，进行经验预测时哪一个理论最为成功。Friedman说，“理论被看作是由大量的假设组成的，对于它要‘解释’的对象，要根据它的预测力来判断。只有实际的证据才能表明理论是对是错，或者更恰当地说，暂时‘接受’它为有效，或‘抛弃’它……唯一重要的对假设的有效性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与经验相对照”（Milton，1953：8－9）。Samuelson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通常被称为操作主义或描述主义。“与一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知识方面相匹配的发展，……便是Samuelson的操作主义”（Boylan　＆O’Gorman，2006：15）。这种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科学理论仅仅描述经验证据，而不能超越证据去解释任何现象更深的、内在的或隐藏的原因”（汉兹，2009：68）。Samuelson认为：“对于我的观点，即科学由经验规则的描述构成，尚未被成功地；对我的一贯主张，即科学中所谓的解释总是可以被看作不同层次上的描述，也是如此———通常一个高层次的描述是由于它成功地适合范围广泛的经验规则”（Samuelson，1947：3）。三位重要经济学家主张的不同类型的实证主义变种，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特征：第一，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演绎主义。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主要依赖归纳法优越论的逻辑，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实证主义逐渐放弃了对归纳主义的效忠，转而赞同演绎主义。根据演绎主义的观点，科学活动是从理论中演绎地推断出经验假设，然后根据经验检验这些假设而进行的。因此，观察、感觉再次成为健全的科学实践的基础。实证主义者对“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假定观察陈述是没有理论预设的。观察陈述是属于经验世界的，因此它们十分可靠。第二，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自然主义，也就是说，他们坚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统一性。自然主义通常伴有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一般说来社会领域内的知识比自然科学知识欠发达。因此，经济学要想成为成熟的学科，它就必须采用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得到成功运用的方法。第三，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实事与价值的严格区分，坚持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他们基本上接受了休谟的观点，即不能从实然中推出应然，反之亦然。在社会科学领域，坚持这种实证和规范严格两分的学者数目众多，他们认为，尽管在人们选择研究课题时，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会起作用，但是在完成研究本身的过程中，它们就不再起任何作用。第四，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形式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公理化、模型化和形式主义倾向与实证主义对经济学产生的影响密切相关（Boumans　＆Davis，2010：9－30）。实证主义影响经济学的直接表现，就是要求经济学研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应用计量方法和数量表达。实证主义提供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智力活动的脚手架。20世纪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观点，从Hutchison到Friedman，再到Samuelson的操作主义与Popper的证伪主义，都是受实证主义的激励产生的，无论这种激励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当然，经济学领域还存在其他哲学理念，比如奥地利学派的本质主义，美国制度学派的实用主义，但是这些流派只是经济学学科中的少数派。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潜台词，一直都是实证主义的科学和知识理念。

三、批判实在与逻辑实证主义的比较

今天人们称之为“批判实在”运动的发展的原因之一，源自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批判，实证主义方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支配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Danermark　＆Ekstrm　etc，2002：4）。同其它各种“思潮”或“主义”一样，“批判实在”是一个有着广泛含义的称谓（Collier，1994，Ⅺ）。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批判实在，是为理解哲学家Bhaskar对社会科学做出的哲学贡献，而对他加以分析和应用的两个术语“超验实在和批判自然主义的融合”（Harvey，2002：164）。Bhaskar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时，正是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或明确或隐含地全面渗透在哲学思想中的时期。因此，他的分析是从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坚持的前提开始的。在Bhaskar看来，经验实在论者（实证论者）的谬误表现在两个方面：（1）把存在化约为知识的认识论谬误（epistemic　fallacy），即把存在或者当成只是知识（由知识所建构），或者认为可用（有关客体的）知识来分析。Bhaskar称这种谬误为“实在的去实在化”（derealization　of　reality）；（2）把知识化约为存在的本体论谬误（ontic　fallacy），即认为知识或者只是绝对存在物（being　simpliciter），或者可以通过客体的存在来分析。Bhaskar称这种谬误为“科学的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　of　science）（Bhaskar，2009：23，253）。实证论者的认识论谬误，认为寻求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是在将研究客体存在与本质的本体论，简化为产生知识的认识论的谬误。这种谬误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造成传统科学哲学和本体论之间的紧张。传统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事物之间的恒定联系，Bhaskar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研究客体背后所隐藏的因果机制和力量；第二，科学试验需要控制其它变量，人为制造出封闭系统，从而找出单一因果机制所产生的力量，事物间的恒常联系，只在试验或假设条件下存在。为解决上述问题，Bhaskar提出了超验实在论。主张任何事物都有三个领域构成：经验、实际与实在（empirical　actual　and　real　domains），经验与实际是经验实在主义研究的客体，实在是超验实在主义者的思考对象。前两个领域的研究得到的事物之间的恒定联系具有可经验的性质，是科学探索的结果，实在领域，包含产生事件的机制、力量、趋势等，一般具有不可经验的特性，是科学研究者探索的真正目标。Bhaskar的相关著作引发了广泛的兴趣，他的思想被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吸收并运用，其中Lawson对批判实在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批判实在已成为一种包含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运动”（Palermo，2007：541）。尽管Lawson等人应用批判实在的核心观点，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始终不为所动。当前经济学领域的现实状况是，在实证主义哲学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日趋下降的同时，它仍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牢牢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情况，使得经济思想史学家麦克洛斯基感叹，“经济学方法论被局限在一种基于严格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规范式方法论框架内，但这种实证主义既是不必要的，又同诸如经济学这类学科的主体没有多大关系”（Boylan　＆O’Gorman，2006：36）。随着科学哲学研究新进展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推动，人们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质疑日益增加。比如，接受诠释学传统的学者认为，尽管实证主义能够应用于自然科学，但它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温奇在《社会科学的理念》中表达了上述观点，他把社会世界看成是充满意义的，认为人不同于自然的对象，他们能够把意义赋予周围的世界，并且依照意义而采取行动。因此，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自然和社会领域的规则。再比如，批判理论的支持者也提出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指出：即使研究者追求的是“客观性”，但价值与兴趣，必然既会影响课题的选择，也会影响研究过程本身。此外，纯客观研究本身也许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从积极的视角看，社会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描述或说明社会实在；而从消极的视角看，价值无涉事实上往往是为某种特殊的社会价值服务的。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的批评，学界提出的意见很多，笔者主要分析批判实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一）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相对照的批判自然主义

与实证主义者坚持自然主义不同，批判实在坚持批判自然主义。批判自然主义追求一种“自然主义的可能性”，一方面它批判实证主义所曲解的科学观，另一方面它批判人文主义传统下的反科学倾向，再通过挖掘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共通的特质，尝试发展出一种统一的科学观。Bhaskar将批判实在论者对社会科学持有的立场称为“批判自然主义”。他指出，“在批判自然主义看来，社会科学可以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意义上是科学的，但同时鉴于其对象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这是一种具有严格条件的科学”（Bhaskar，1986：135）。也就是说，尽管两种科学体系在一些具体的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社会科学的对象仍然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Bhaskar，2013：22－23）。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一些根本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世界的活动依赖性与观念依赖性：（1）社会世界（与自然界不同）并不独立于人类活动之外而存在；（2）社会世界（与自然界不同）并不独立于行为者（对于自己活动）的观念认知之外而存在（Carter，2000：67）。

（二）实证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与批判实在的超验实在论

每一种科学哲学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特定类型的本体论，批判实在把实证主义中隐含的本体论称为“经验实在论”。Bhaskar指出，实证主义所秉持的经验实在论是典型的化约论：将本体论的问题化约为认识论的问题（Bhaskar，1978：16）。这种化约是一种认识论谬误，也就是说，“将现实理解、界定为以经验为基础的观念”（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5）。更具体地说，实证主义坚持的是一种扁平本体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完全被等同于人类有关它们的经验知识。然而，这种扁平本体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开放的，如果现实是透明的，那么就不需要科学了，所有的科学都只不过是资料的搜集罢了”（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与经验实在论相对照，批判实在提出了超验实在论，认为，“世界不仅是由事件和我们对于它们的经验或印象构成的，而且是由结构和机制、力量和趋势等构成的，后者虽然也许无法被直接观察到，但它们构成了我们经验中的实在事件的基础，统治着或者创造出现实中的事件（Lawson，2004：262）。批判实在的这种本体论也被称为“深层本体论”或“分层实在”中，这种本体论认为，存在三种不同的实在或层面：经验的（经验和印象）、现实的（事件以及事件的状态）、深层的（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批判实在论者认为，这些不同的领域不必然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它们相互之间经常不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在批判实在论者看来，现实的和深层的层面的共时化意味着：基本机制在现象的层面上以直接的方式显现出来。如果科学规律只是像实证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那么现实的层面和深层的层面就是共时的。于是，规律就会在现象层面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批判实在论者认为不同层面的共时性是十分罕见的。根据上述超验实在的本体论思想，批判实在认为，科学不是像实证主义所规定的那样，局限于或依赖于找到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实际上，它首先应当关注的并不是事件，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释那些左右着或促发了经验现象的结构和机制、力量与趋势。（三）休谟式因果关系概念和批判实在的机制研究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Lawson指出，“历史地看，对科学概念的寻求和对问题的解释，事实上产生于某种版本的实证主义，它根植于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中，或者说至少来源于休谟的讨论……实证主义这一称谓，首先是关于知识、知识的性质和局限的理论。特别地，它表明人类知识是以感觉经验或以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Lawson，2004：261）。实证主义者通常赞同休谟式的因果关系概念。在这种因果关系概念中，事件之间的规则性联结对因果性质而言，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恒常地发现事件X由Y相随，那么就可以认为X是Y的原因。比如，在对经济增长与民主政体之间关系的理解上，许多经济学家会认为，经济增长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并且可以找到大量的数据支持这种观点。但是，这种分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质疑与经验挑战。因为，抛开休谟的因果关系概念，从社会机制（暗含了因果关系）的视角看来，经济增长和民主政体之间呈正向关系的涵盖律，并不能真正解释经济增长影响政治制度的机制。已有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四种重要的社会机制：（1）经济增长通过灌输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促进民主政治；（2）经济增长通过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促进民主政治；（3）经济增长通过培养公民社会或中间组织促进民主政治；（4）经济增长通过改变国家—社会关系促进民主政治（王绍光，2008：82－83）。以休谟式因果律（事件／事态的恒常联结）为基础，完全是经验层面的操作，无法深入到批判实在强调的深层层面（结构、机制与趋势）。也就是说，涵盖律模式，只是描述了类似律则的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挖掘出造成事件发生的生成机制，也就是说，没有做出任何因果解释（Sayer，1992：171－172）。批判实在论者批评休谟式因果关系概念的重点在于，要说明某种现象就必须说明它是如何发生的，而规则性联结无法做到这一点。此外，在开放系统中，许多抵消机制可能也在发挥作用，因此，事件之间的规则性联结的因果关系概念，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充分的。在批判实在看来，要在经验层面上说明现象的原因，只有诉诸深层的生成机制或因果力量，才能得以完成。（四）区别于归纳和演绎的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在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批判实在提倡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用塞耶的话说，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就是通过“假定有（或辨识出）有能力产生某些事件的机制，藉以解释事件”的推论方式（Sayer，1992：107）。只关注实证主义或休谟式的关于事件联系的归纳和概括，最多不过是引发了关于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对优劣的争论。对于批判实在而言，基本的推理方式，既不是归纳法也不是演绎法，而是一种可叫做溯因推理（Retroduction）或外展推理（Abduction）的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方式可以通过一个例子理解，比如，如果演绎是从“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判断，推进到人们看到的下一只乌鸦是黑色的这种特殊结论，而归纳是从无数的黑乌鸦这样特殊的观察，推进到“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判断。那么，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则是从对无数黑乌鸦的观察，推进到关于内在于乌鸦，并使之成为黑色的一个机制的理论。从范式上看，这种推理是从“表面现象”到某些“更深层的”有因果联系的事物的一种运动。批判实在之所以坚持这种推理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所坚持的深层本体论和社会系统的开放性质。在开放系统中，不同的结构之间会相互影响并产生新的机制，同时会有许多外在的偶然条件，使得同样的因果机制造成不同的结果，比如激烈竞争的自由市场，可能会使厂商运作的更有效率且乐于不断进行创新，但也可能导致厂商倒闭。另外，不同的因果机制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所以批判实在论认为，在开放系统中，科学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一般化的法则，而是要了解研究客体的结构、因果机制，以及这些因果机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启动或被改变，进而造成事件的当前状态。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大致对实证主义与批判实在进行较全面的对比（见表1）。

四、结语

在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的渗透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批判实在的分析，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对经济学研究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形式主义演绎模型的构建，使得经济学研究远离了现实经济问题；为了构筑实证模型，人为地建立的封闭系统，把找到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结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忽视了大量潜在地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力量，使得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流于肤浅等等。通过对批判实在和实证主义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经济学研究，应当充分吸收科学哲学领域对实证主义提出的各种批判，全面反思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造成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一步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第一，坚持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进行考察，并找到与研究对象的本质相契合的分析方法。这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用一个大棒可以很好地打掉坐垫上的灰尘，但是却不能用它来清除玻璃上的灰尘。实证主义在推动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把它推广到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则会产生很大的弊端。因此，应提倡不同方法之间的沟通和跨学科的研究，而不是顽固地坚持实证主义的演绎—法则式模型构筑方法。比如在分析个体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时，不能只把原子般的代表性个体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而应当在个体和结构的辩证关系中考察经济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以的阶级分析为例，实证主义者指责阶级分析缺乏微观基础，因为它缺乏对个人动机、信念和行动的分析，而只是把个体的行动诉诸阶级利益。这是对经济学阶级分析方法的误读，这种误读忽视了马克思对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个体明显受到历史地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影响，但是个体仍然具有改变（更多的是通过革命）资本主义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当然是个体行动能力和集体力量汇聚的综合结果。第二，应当关注对造成某种现象的各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关注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而不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只关注事件之间的规则联系，并把这种规则联系视为是规律般的东西。比如，以计量经济学为例，尽管计量经济学研究文献数目巨大，但是计量经济学家通常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含义保持沉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经济学领域内不可能观测到明显不变的实证规则。计量经济学尽管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没有导致人们像自然科学一样在经济学里找到精确而普遍的规律。在本质上，计量经济学事实上还受困于这样的事实：新的发现往往导致人们曾经承认的变量之间的规则性联系不复存在。第三，要把规律作为一种趋势，通过对各种机制的综合分析，判断事物的发展变化。比如在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分析中，应综合考察导致利润下降的因素或机制与起反作用的趋势或机制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因为发现利润率在某个阶段上升，就否定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同样，也不能像置盐定理那样，认为作为个体的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选择，必然决定了利润率不可能下降，因为个体理性可能造成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同样，仅抓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不考虑地理———历史因素造成的影响，主张利润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也不可取，这正是一些者招致批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常庆欣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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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 经济学范式 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交易费用 经济人假定

一、经济学范式的界定

范式是哲学家库恩1968年提出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它有两层意思:（1）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承诺集合；（2）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它可以简化为一种约定或是范例。因此，范式可理解为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范式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及其行为方式。

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1）有一套独特的基本前提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有足够的容量，被信奉它的理论家用来解释各种理论问题。（2）能持久地吸引相当一批理论家在其基础上进行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经济学范式就是经济学界对如何看待研究对象的方式和视角的选择和界定，它决定了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学流派、经济学体系等价。它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相互关系、侧重方面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及其不足

从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假设为前提的范式。这三个假设为:（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按照这种假定，经济人“总是用敏锐的眼光，对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他不仅明白自己当时面临的选择范围，而且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刘世锦，1994）。但这种完全理性只能存在于理论抽象之中，实际生活中，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三种假设均存在着不现实性：（1）完全理性不现实――现实中总存在“有限理性”；（2）完全信息不存在――现实中往往“信息不对称”；（3）现实中很难做到利润最大化。此外，新古典经济学也存在不足：（1）忽视了制度，将企业看作是一只“黑箱”；（2）对经济学的分析停留在一定的时点上，将时间看作是不变的；（3）交易成本为零。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

1.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理性假设的修正

任何理论体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因而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往往最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理论创新。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曾嘲笑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认为新古典体系的理论前提不符合实际。新制度经济学最大的创新，是对新古典理论前提的批判和修正。

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为前提，认为经济人的活动，为经济运行及发展提供了长久动力，也构造起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但是它没有对经济人展开具体的分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含的前提而存在。在这一点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看法。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他们都强调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实际的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一，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而是现实中的具体的经济人；第二，经济人在理论体系中不能只是一个隐含的前提，而应该对其展开具体的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人们开始研究面对的是“一个存在制度与正的交易费用的真实世界”，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上的抽象世界。在这个真实世界里，经济人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西蒙所坚持的有限理性观点，即：人们只具备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正如诺斯(2002)所说的那样，“我们实际上只能拥有不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在科斯、威廉姆森看来，首先，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对环境的计算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费用理论所依赖的认知假设。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观理性部分导出了最小化（交易费用）动机，而对认知能力有限的认识则鼓励了对制度的研究。其次，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现为非财富最大化动机，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总之，由于了完全理性和单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定，也就从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同时，这也把经济人行为分析引入制度理论体系。

经济人的有限理假设引发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第二个假定，经济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威廉姆森提出来的。他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1987)。这主要包括两层含义：（1）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经济人就会根据个人目的筛选对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对己不利的信息，如撒谎等；（2）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一旦经济人发现有机可乘，就会不遵守或违背契约。如果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可以洞察一切可能发生的他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修正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即使获得了这些信息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机会上义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机会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是对经济人假设的第二个原则自利原则的拓展。它把“用诡计寻求自利”这种情况包括进去了。经济人人性假设机会主义的说法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当中，是处处可见的。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中，利用修正了的人性假设，讨论了旨在减少相应交易成本或者降低生产成本的替代性契约安排的产生。

2.对新古典经济学中零交易成本假设的修正

在新占典经济学的理论里，由于是完全信息假设，经济人获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所以，非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是不存在的。诺斯对零交易成本的现象曾讥讽：“从经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种新古典公式似乎可以解释一切有趣的问题，其中包括：世界是和谐的，制度不存在，所有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简言之，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

交易成本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里提出来的。科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是不符合现实的。在他看来，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发生交易活动需要成本。这就是交易费用的最初含义。这个概念修正了新占典经济学范式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设，使经济学的假设更贴近现实了。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之一。

交易费用的概念一提出来，立即在新制度经济学各个理论分支，包括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然而，对交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诺斯认为交易成本“取决于对复杂的价值尺度进行测度的成本、人绩效的估算成本以及执行合同的成本”（2002）。事实上，在制度变迁理论中，非零交易成本假定具有核心的地位。诺斯认为，制度通过约束和惩罚给经济中交往的人们以明确的预期，从而降低了由人类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引起的不确定性的程度，而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则表明获取信息成本的减少，也即交易成本的降低。这样通过引入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为解释制度功能找到了理由。

四、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修正的意义及局限性

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确立了制度在主流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从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新制度经济学范式也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1）有限理性假定；（2）机会主义假定；（3）交易成本非零假定。在该假定的基础上，新制度学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和确立了新的基本理论命题，即全方位地论证了制度是经济中的内生变量，探讨了制度变迁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效率的影响，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尽管人们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种多样，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命题的看法上却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能够提供激励机制，制度还能减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等。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甚至认为，制度所执行的功能具有经济价值，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经济价值。总之，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人类社会之所以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解决的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问题，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要解决制度稀缺及其创新等问题。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例如从其理论逻辑看，在“经济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节省交易费用”基本命题方面都存在悖论。在经济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学派的确比新古典学派更接近现实，但他们说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仍然不是现实中的真正的人，与现实仍有很大的距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舍弃了很多人的社会特征，仍然从人的一般性来分析抽象的个体。简言之，新制度学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占典的局限，从人的实际来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视人的社会性；一方面改良了经济人的非现实性特征，一方面又拘泥于超现实的经济人假定，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大悖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也存在悖论：一方面，制度确实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经济变量，难以预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因此，对于制度降低交易费用，不可绝对化理解。对制度的成本或代价，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左金隆: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探析[J].经济经纬，2005年第6期

[2]龚唯平: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J].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

[3]道格拉斯・C・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篇7

首先，表明立场。我是坚定的支持自由市场主义，不赞成政府去干涉经济发展。因为市场经济在这数个世纪的运行和发展，已足以证明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和对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当然，就像永动机一样，没有完美的存在，市场经济存在其自有的缺陷，并且从某种意义上很难根除，譬如经济周期中出现的经济危机。但这就像一场巨大的洗牌一样，让身体强壮适应市场资源配置最优的企业存活下来，淘汰那些不足以抗拒如此风险的，以便在下一次发展机遇中让优势企业更加蓬勃茁壮起来。但一旦政府掺加其中，就会变味。政府从起源来看应是全体公民为了更好的生存而共同签订的一份契约，同意出让部分权力以维持社会的健全运行。故而政府所有的行为应有利于全体人民。而一旦政府干预经济，必然会使一部人受益一部分损失，无论受损受益的是贫富哪一方，都从政府的本质来说是不符的。

读完张维迎教授的《反思经济学》，给我留下最深的一句话是：“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我想这完全可以是全文的中心句。既然市场运行完全不需要假设，那么通过假设的限制下去推演市场运行规律的经济学本身就具备先天的发育不良。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我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应是解释现象的，而不是从某些现象中捏造理论再去套用现象。换言之，建立在想象中的概念都是空中楼阁，从而推演出的理论也不足为信。譬如说一个商店的购买量和销售量是可观察到的，永远相等。但需求量和供给量是意图之物，只是逻辑上的概念。我们只能假设令其相等，然后有若干推论，但实际运用中其是否时时相等的，想必是不见得。更何况，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其应该是时时不相等才对。

因为自己读的东西比较杂，没有一个很清晰明确的体系。最早看比较正规的经济学读物是《国富论》，然后是看完张五常先生学习经历后去看的J.S.Mill《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和M.Fisher《PriceTheory》和《TheMarshallDemandcurve》。零散的看了张五常先生的《公司合约本质》和《佃农理论》、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理论》。读的东西很杂之后感觉经济学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百家争鸣。所以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系统的逻辑的阐述对整个经济学的认识。所以这个文章就是依附张维迎先生全文逻辑构造，付诸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首先，开头我们讲到了经济学的架设。我觉得张维迎先生的假设不是很正确。我理解的经济学假设应该是这三个：1.经济人（理性人）；2.资源的稀缺性；3.“收益递减”规律。我不是很理解其这三个假设是从哪来的，但无论从何谈起，经济学的这三个假设应该是跑不掉的。所以就不展开叙述了。

其次，张维迎先生谈到了政府干涉经济的原因有一个是信息不对称。他已经做了很充分的阐述了，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谈谈：

韩愈的《马说》中有“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判断谁是伯乐。所以结果往往是有权力的人成为计划者，计划监督者和评判者。我们早先实行的计划经济的核心就是“有计划，按比例”。从理论上说它没有问题，但关键是没人知道正确的比例是多少。正因为没有生而知之和先天正确的人，所以贸然干涉市场运行，必定会产生问题。

关于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我想我的答案可能会更简单。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方法就是通过“交换”，前提是“自由”。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所以社会发展必然有鼓励人们从事生产。毕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比“空手套白狼”的生活来的容易。张维迎先生谈到的是亚当斯密的分工专业化产生的内生增长。但我想这应该也是一种表现，最根本的应该来自于“交换”。只要双方可以自由的各自满意的进行交换，价值变产生了。因为财富并不取决于物质，而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使用价值。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有些不恰当），你去过早，买了一碗3元的热干面。你一定是觉得自己制造出一碗热干面大于等于3元你才会去买，那么其中差价不就是新增的财富。对于店家，他一定是认为这碗热干面成本低于三元，他才愿意卖给你，这其中的差价也是新增的财富。这就是交换带来的财富增长。

其次，张维迎先生谈到了产权界定不清带来了外部性的种种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张维迎先生说“我们在公有制下，所有东西都是外部的，所以解决外部性的问题更需要产权制”。我想更清楚一点阐述的话，是交换的前提是所有权，所有权的不确定，就不会出现真正的交换。就像我们的国企，我们的五大国有银行等等。这些企业的掌门人并不拥有这些企业，他们仅仅是代管，走马上任一番，自然不会对不属于自己的资产上心，时时爆出的国有企业高管的奢侈生活啊、贪污腐化啊，转型期的国有企业厂长进行“MBO”侵占国有资产，五大行为了剥离自己不良资产成立的诸如长城、信达、东方等资产管理公司。都是其掌门人不用对自身的错误负责的结果。而市场机制的优越处就在于它会强制那些犯错的人承担后果，而不会牵连消费者。而政府加入其中之后，产权的界定不明，会使整体的国民为那些企业承受损失。

我们在来讲垄断，垄断的形成如没有政府的干预，便是该企业在该行业中资源配置最优的结果。我们要反对的是政府强加的垄断而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垄断。因为市场中的资本总是流向收益率最高的项目。一旦某个企业在某行业中获得了垄断地位必定收益率会上升，尽管他会设置各种进入门槛，但是资本的逐利性会不断的侵蚀它的门槛同时逼迫他不断提升自己技术。也就是“自由进入的行业，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形成持续的垄断”。但政府一旦设置门槛，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会使这家企业形成寡头，从而一家独大，然后店大欺客。打个比方，就像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屋子，自然垄断就像是门口装着一扇木门，或者一把高科技的防盗锁，但是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或暴力或巧妙。而政府垄断就像是没有门，只有两个黑面门卫，一副生人勿进的表情，你只能盯着宝山流口水然后看在里面的人不思进取的胡作非为。君不见我们一汽最不要脸的口号“拿市场换技术”，然后是“人财两空”。

再来谈价格。市场的核心就是价格机制发挥其调节作用。价格是利益对立的产物，正是这种对立，是双方都可以高效率低成本的完成交易。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原理的核心也就是价格=边际成本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时候。所以无限制的价格是供需双方最合适的状态，一旦对价格进行限制而造成的供不应求都最终会导致腐败。譬如最低工资和最高房租。政府可以规定价格，但却不能去规定企业应雇佣的人数和房东要出租的房子。

我们再来看消费。我们奉行凯恩斯主义，一直在促进消费，为了保证GDP高速增长。关于这一点，我是赞同茅于轼先生的观点。中国经济高增长是依赖于高储蓄，它支撑着高投资。投资的钱最后变成了工厂、矿山、铁路。消费的钱最终变成了垃圾，粪便。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其储蓄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投资，经济周转不灵，投资购买减少，人们收入下降，不敢消费，形成恶性循环。关键在于其投资意愿不足，没有新的增长点时才鼓励消费。但我国是产能过剩，投资意愿旺盛。没有高达40%的储蓄，投资的钱从何而来，一旦市场运行的资金减少，政府增加货币，就极有可能增加通胀的风险。所以老是在说因地制宜，借鉴，从实际出发，但是总是在照搬照套。

篇8

关键词：抽象；具体；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直观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1-0025-03

《资本论》的抽象-具体方法作为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反思思维，本是扬弃黑格尔逻辑学的产物。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恰恰以直观唯物主义的立场去看待它，从而把一种建立在新世界观基础上的新方法降低为一种直观反映论。在当前我国哲学界总体实现历史唯物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下，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世界观去变革我们对抽象-具体方法的理解，同时又以这种考察反向深化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理解，就成为一项合二为一的新课题。

一、《资本论》的抽象-具体方法与直观唯物主义的原则对立

在《导言》中，马克思对抽象-具体方法做了最为经典的界定：“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从感性具体出发——引者注），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从理性抽象出发——引者注），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抽象-具体方法是自觉开展表象与思想矛盾运动的反思，反思是与直观相对立的。就我们的主题来说。关键是要确证抽象-具体这一反思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从其对立性的一面看，也就是确证其对直观唯物主义的反驳。本文就准备从反驳直观唯物主义方法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具体要进行两项反驳：一是追随马克思，反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直观唯物主义方法，这一反驳的目的是从原典解读的角度深化我们对真实意义上的世界观变革的理解；二是以这一理解为基础，反驳以苏联教科书为范式的、对抽象-具体方法的直观化把握，这一反驳的针对性很明显，就是要从《资本论》方法研究的角度，推进我们在当代条件下对新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关于直观唯物主义，《提纲》写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实践去理解。”“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既包括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哲学家。又包括非以哲学家为最主要身份的一切唯物主义者，如古典经济学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中说：“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的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因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不只限于霍尔巴赫、拉梅特里、费尔巴哈等这些哲学家的哲学著作，而且还存在于重农学派、斯密、李嘉图等这些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著作当中。下面我们首先就来考察一下《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直观唯物主义方法的反驳。

二、《资本论》对“经济学家”直观唯物主义方法的反驳

在旧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支配之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也对经济学的“对象、现实”“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表现在著作当中，就是对“实在和具体”（“混沌的表象”、“生动的整体”）缺乏自觉的理性抽象。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首页写到：“总的评论：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这一总的评论，也就是对“经济学家”直观唯物主义方法的总的反驳。“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的“同一个错误”是：没有通过理性抽象，将利润、地租这些特殊形式“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从而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剩余价值本身”去考察它，只是就“表象”本身去考察“表象”。毫无疑问，马克思能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直观思维错误一网打尽，凭借的正是他对抽象-具体这一“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的理论自觉。不能彻底运用抽象-具体方法，“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理论谬误”。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的方法论首先有着肯定性评价，也就是说，他们站在17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从“生动的整体”入手最后所找出的抽象一般的基础上。从这些简单规定又上升到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等具体总体。但与此同时，斯密、李嘉图的方法论又存在两个不足：第一是对这种方法本身尚缺乏自觉，只是把先前经济学家的分析成果接受过来作为前提；正因如此，第二个缺陷就是他们把这些出发点当做既予的、给定的东西而不是反思的对象，因此错过了对初始概念如“商品”、“价值”的批判。下面我们将看到，这种“理论失误”本质上由其世界观——价值观所决定。

马克思最重视的经济学家是李嘉图，所以我们就跟随马克思一起来思考李嘉图直观思维所带来的理论谬误。在“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一章开篇，马克思写到：“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离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来单独考察剩余价值”，“因此，他对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资本有机构成的论述，只限于说明从亚·斯密那里传下来的，由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生产过程本身内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涉及，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李嘉图为什么离不开利润这一表象而去单独考察增值额G的纯粹本质呢？除了缺乏理性抽象的方法论自觉，他还缺乏在关键问题上运用这一方法的阶级立场之动力。卢卡奇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前提之于方法论的规定性作用，它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一个现实”在两个阶级中表现为“不同的中介范畴”（表现在我们此处的论题中，就是李嘉图只能看到全部预付资本范畴的对应物利润“p”，而马克思则能看到单纯可变资本的对应物剩余价值“m”：“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就其直接，性而言，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同样的’。但这一点并没有阻止这样一种情况：那些使两个阶级能意识到这种直接性，使的直接现实性对两个阶级说来能成为真正的客观现实的特殊中介范畴，由于这两个阶级在‘同样的’经济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必然是根本不同的。”对于“资产阶级实际家”来说，付出预付资本从而获取利润，是他的唯一目的。从这种经济地位和功利视角来看，利润当然是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因此利润的“本质”也就等同于它的“表象”。在这一点上，李嘉图毫不例外于其他经济学家，他的著作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从利润的前提（全部预付资本）出发，而不是从剩余价值的前提（可变资本）出发的观点。

从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的思维方式所无意识承载的世界观——价值观前提，资产阶级的立场或视域使得“剩余价值”范畴根本无法向李嘉图呈现。世界观一定是以人的特定存在方式及其决定的价值观为构成前提的。对真理的追寻既会由某种价值预设来拉动，又会因某种价值预设而阻碍。这当然不是说真理全然是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东西——因为马克思的工作正是要揭示作为客观内容的真理，他在评论李嘉图时的用语最能体现这一点，比如他写到，“作为资产者，李嘉图本人也不能不犯即使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看来的错误”——而是说对真理（尤其是历史领域的真理）的认识必然要受制于认识主体的整体世界观。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因其社会地位与价值观前提才能够成为唯一可能的、客观地认识真理的主体。

所以，理性抽象方法的运用是有着复杂的前提的。而这既包括对黑格尔认识论的批判继承，又包括在何种问题、何种程度上运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或价值预设。庸人的思维会把于他有利的、值得他关注的东西放大，把于他不利的、引起他恐惧的东西缩小乃至否认、忘记。马克思在嘲笑德国资产阶级回避阶级对立的做法时说：他们爱“用紧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而庸俗经济学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擅长在适当的时候忘记。对世界进行历史化理解需要三重前提，即现实的前提、思想的前提和阶级的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吸收了近代“历史的发现”理论成果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才能够提出的新世界观。李嘉图既缺乏黑格尔的巨大的历史感，又缺乏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意识。他限于方法论上的直观在根本上出于世界观的窠臼；而他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个典型。

总之，马克思抽象-具体的反思方法对李嘉图直观思维的批判，同时或者说在本质上也就是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批判；而对这种直观思维所导致的理论研究上的一系列错误的分析，则成为世界观批判的深化。李嘉图仅从“利润的前提”即全部预付资本出发来看待增值额G，也就意味着他把这一前提当做了既予的整体。未能对利润这一表象进行更进一步的理性抽象，进而找到它的纯粹形式即剩余价值，这是一个源于直观思维的原罪。我们看一下李嘉图对商品价值构成的判断，他在“论利润”一章写到：“商品的全部价值仅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构成资本利润；另一部分构成劳动工资。”从《资本论》去看《赋税原理》，李嘉图的价值公式就是W=p+v。显然，不变资本c被忽略了。马克思评论说：“李嘉图在论述利润和工资时，把不是花费在工资上的不变资本撇开不谈”，“似乎全部资本都直接花费在工资上了。”这样就产生了李嘉图的令人眩晕的后果，一方面他以资本为“工资”，从而在事实上考察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他以工资为“资本”，从而他认为他谈的是利润本身。他以资本为“工资”，就抽离了不变资本c，因此对c/v即资本有机构成这样一个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范畴根本就不知道。这是错误之一。之二，在正确叙述剩余价值规律的地方。由于他把这一规律说成是“利润规律”，从而歪曲了剩余价值规律。等等。

三、对教科书范式下直观理解抽象-具体方法的批评

苏联教科书式的直观思维，则表现在脱离表象与思想的矛盾运动，去理解辩证认识过程——也即《资本论》的具体一抽象-具体方法。在教科书的认识论部分，通常是以“感性”和“理性”作为核心范畴来标志认识的机能、形式、过程和阶段，比如“感性机能”和“理性机能”、“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等等。这组核心范畴的使用又是在脱离表象与思想矛盾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由此就会造成一系列问题：首先，教科书认识论中的“感性”和“理性”是指认识的“形式”，还是“内容”，抑或两者的统一？其次，认识过程中的“感性”和“理性”是此消彼长、陆续登台的，抑或始终一体、共同作用的？再次，如果以“感性”和“理性”的“相互渗透”去描述认识过程中的矛盾运动，义应如何更加合理地区分认识的不同阶段？最后，“感性”和“理性”是人的纯粹自然的认识机能和认识形式，还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的认识方式？

脱离表象与思想的矛盾运动去理解具体抽象一具体方法，从根源上说源自物质本体论的直观立场。物质本体论贯彻到认识论领域中，就是反复强调物质决定意识进而认识来源于感性经验，所以教科书总是从“本原”的角度去看待感性经验与思想观念的关系。谁是第一性的？物质。谁能接收到物质的信号？感性。所以感性是基础，是独立地走在前面的认识环节。谁是第二性的？意识。意识的形式是什么？理性。所以理性居于其次，是接力赛的下一棒。物质本体论就这样合乎其逻辑地把感性与理性割裂开来了。由此，比如关于形成“感性具体”的“感性认识”阶段，就被理解成为单纯以“感觉”、“知觉”和“表象”这些机能去把握对象的过程，以至于诱使人们误以为感性经验是纯粹的“感性”认识的产物。为什么不用列宁《哲学笔记》中强调的“表象”（与“思想”）作为核心范畴去解释认识过程呢？从哲学范式的自动选择机制来看，这很可能是因为按教科书的思维定式，“表象”虽然与“感性对象”接近，但毕竟是受到了“意识”的“污染”的东西、已经是一个带有“主观性”的东西，所以它不适合表达认识中的物质本原原则；而“感性”则是人的身体器官的自然机能，它与物质是直接同一的，所以最适合作为描述认识论的核心范畴。

篇9

作为一名从事国际关系专业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为什么要把国家拟人化，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无所不包，但又似乎没有独立的学科“人格”？例如它借鉴了经济学等学科，可是它所借鉴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内涵与外延都比它自身大。如果是这样，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生无法熟练掌握经济学、政治学等国际关系研究所借鉴的学科方法，而只能是学习着“东拼西凑”来的方法与工具，一直在各个学科的边缘“行走”和摸索，甚至无法发起像样的挑战。如果国际关系学界的“学霸”们，包括秦亚青、王逸舟、阎学通、倪世雄、唐世平等著名学者也并非是国际关系专业科班出身[1]，那么作为本科的国际关系教育，如何能够突破瓶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能够与一流的经济学家对话，在现实主义领域与一流的政治学家对话，在建构主义领域与一流的心理学和教育学家对话，事关运用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如何从它所借鉴“本源”以及如何准确使用它所借鉴的方法，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要发展，首先要建立在对该理论熟悉的基础上，然后才能够进行“批判”进而用新的理论来补充完善，但是如果学习者对该理论所借鉴的“母学科”了解不多，是谈不上挑战以及真正发展的。

从1919年设置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以来，国际关系学科虽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方法体系，而是以学派为界限，“每个学派都形成了相对完整和独立的方法论体系”[2]。可以说，西方国际关系每个成熟的理论学派几乎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但就整个学科而言却缺乏明确的学科标识符号以将之与其他学科明确区分开来。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依据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诸流派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而，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却是不断引入其他学科的视角而建构的理论。如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概念与政治学、自由制度主义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主义与文化，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与心理学，无不与其他的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无不借助于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3]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结构概念创立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一直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基础，而建构主义则“以整体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4]。而这是该学科发展的标志，但是对于经济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而言，外部学科方法的引入是辅的，无损于本学科的主导方法。但是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却没有核心的主导性学科方法，冷战前常用的传统方法实质与历史学更为接近。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每个流派的方法都有差异。索伦森（G.Sorensen）做过一张方法论的图，来表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正如学者所言，“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倾向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行为主义理论显然更趋向实证主义方法论，而后现论则甚至超出了解释学的极端”[5]，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6]，尽管它与建构主义不全是对立关系，但显然建构主义“主要关注的还是社会化及其产物对于个体的构成作用，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与制度化”[7]。

这使得国际关系学科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篮子式学科，这个篮子以国家之间界限为边界，将各种水果收入篮中。一个成功的国际关系学生需要了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军事学、文化学、地理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才能达到入门的层次，但是这些“母学科”每一个都比国际关系学科引入该学科之前的范围要大得多。由于精力、时间所限，国际关系专业学生不断从国际事务的角度了解其他学科，却无法系统掌握这些“母学科”的精髓：现实主义理论需要深谙政治学与军事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极其熟悉经济学与统计学等等。由于跨国事务的发展，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其范围，医学、气候、自然资源、海洋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不断被纳入该学科来进行考察。

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一方面是国际关系学科繁荣的标志，但也是国际关系学科“非可替代性”的重要体现。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人文学科都可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哲学涉及全球问题、法学涉及国际法、政治学涉及权力、经济学涉及IPE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有些学科尽管不直接称为国际关系，但其研究无不涉及国际关系。然而这些研究都不过在本学科中占据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以建构主义为例，它的主要领域是教育学和心理学。在一般性的概念性解释中，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甚至不被提及，足以说明它在其中其实是弱渺和不起眼的。

国际关系学科自身无所不包的特性恰恰说明它很难成为“自己”。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很容易发现经济学、政治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的身影，却很难发现难以撼动的自己。这一点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设置中也有较强的体现：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外，相当多的学校将有国际关系专业设置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院、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历史学院等等。这种复杂的设置方法，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矛盾性与交叉性。但是在美国本土，这样的矛盾基本不存在。由于外交事务在美国是突出的事务，因此外交与国际关系，和“美国国务院”的设置一样，主要是面向对外交往。而在中国这样的外交与国际事务尚未专业化的国家，或者国际关系专业经常处于为政治家主张“做诠释”的阶段，国际关系也无法遍地开花式地形成独立性。即便是国际关系的建构者，也带有话语霸权的特征，“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导致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8]。

国际关系学科也形成了主导范式与竞争范式并存的方法论格局。在西方的知识方法论体系中，实证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两种方法论导向并存，国际关系理论也是这两种方法。但国际关系研究主导的仍然是实证。但是这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多数的该专业学生无法直接接触外交、国际事务的实践，甚至从事一线教学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也无法从外交实践中直接获得第一手的经验和案例。他们从新闻、历史中获得案例以及所谓的验证，多数是“二手”的资料。由于国际关系专业直接培养的学生，无法在本科阶段就熟练掌握经济学等“母学科”，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构成国际关系进入“母学科”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有效的批评，而只不过是在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霸权”和“新发现”（这种发现既可能基于史料挖掘和现实政治发展，也可能是从外部领域刚刚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案例验证之间建立“修修补补”工作。

篇10

1.1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演进。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1.1.1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19世纪中叶，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作为“唯一合理”的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从而成为实证主义的样板。凯恩斯沿着约翰·穆勒的思路发展了演绎法，坚信反驳理论只能依靠事实，这使他成为倡导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中流砥柱。从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不依赖于伦理上的个人价值判断来看，他的研究方法也属于实证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曾经对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论。

1.1.2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测与反驳》等著作中，其理论思想是：第一，理论并不来源于经验材料和观察事实，通过归纳法不能得到普遍性的理论。即科学的理论和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则只能被经验证伪（“证伪原则”）。第二，科学发现总是在大胆的猜测，各种猜测或理论相互竞争，新理论经受经验的检验而得到暂时的确认，终被证伪，之后科学又面临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使理论不断接近真理。第三，科学的方法是猜测与反驳，即不断尝试与清除错误，科学的本章就是其可证伪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提出不久就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

1.1.3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模式（历史主义）。库恩继承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观，认为，科学史的特征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原状，在此期间某种说法居于统治地位。当居统治地位的学说被另一种居统治地位的学说取代时，旧时期宣告结束，于是转入一个短期稳定的新时期。

1.1.4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拉卡托斯是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卡托斯在批判、补充和修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强调科学中的基本单位和评价对象应是在一个时期中由一系列理论有机构成的研究纲领。这个理论被称为“精致证伪主义”。

1.2经济学方法论演进对财务学的启示。我国对经济学的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方法论的研究上更是如此。由于经济学与财务学的理论渊源，提高经济学方法论认识水平，对促进财务学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2.1注重对方法论的研究。在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中，许多原来属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被引入和借鉴。而一定的理论是在一定的方法论指导下得出的，一种理论及其方法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我们不应该只吸收理论而一概摒弃其方法论。

1.2.2合理选择和搭配使用经济学方法论的分析方法。从方法论的具体层次上说，传统上我国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重规范分析，轻实证分析的弊端，今后应当注重两方面均衡发展，使方法论结构进一步优化。

正如张五常所说的：“经济学主要研究‘为什么’的问题，解释人的行为现象，它是一门精确的科学，精确推测，不能用事实解释事实，要以理论解释事实，要有抽象的存在，如果推测能力强，问题的局限条件清楚，就会有结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用复杂的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是行不通的。”

2.管理学研究方法论与财务学方法论基础

方法论的统一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的内在特质的统一的基础上的。从管理学研究的实践看，管理学研究的内容可以划分成三大部分，其一是以物为中心，旨在提高物质资源利用管理效率的研究；其二是以人为中心，旨在发挥组织内部人员能力的研究；第三是以组织为中心，旨在促使组织内外环境和谐发展的研究。三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属性，难以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和分析是造成管理学研究过程中没有形成统一方法论的主要原因。

由于财务学本质上具有管理学属性，因而管理学研究方法论就从根本上构成了财务学的方法论基础。

22自然科学的研究，以定量的研究为主，采用观察、测量、控制、实验等方法进行研究是合适的。

2.2在以人为中心、旨在发挥组织内部人员能力的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在研究过程中会受彼此影响的、并且受某种共同文化影响的人组成。认识社会行动者的内心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艰巨的任务。简单地用自然科学方法去研究人的外部行为，无法解释人们意识到的各种现实。应该从感性资料的外部标志去认识他人内心世界。

在该类研究的过程中，多采用深入调研、比较研究与归纳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这样的方法正是建立在对“客观精神”的分析和理解上的，其本身也保证了理论来源的客观基础。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采用历史个体主义，通过“理解”去进行管理学研究的同时，必须牢记“价值中立”原则。研究者只有在摒弃个人偏好和先验观点的基础上，对现有材料加以分类分现汇总，才可能得出具有客观性的结论。

2.3在第三类以组织为中心，对组织和环境如何和谐进行研究的主题中，群体的行为以及群体之间的互动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同个人不同，虽然群体是由个人组成，但群体的行为绝不是个人行为的简单相加。组织的目标、制度、文化传统、激励惩罚措施等在个体到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深刻的约束和影响。个体的理性选择往往导致群体行为的非理性化。

从社会学、历史学研究领域借鉴过来的“历史比较方法”在针对组织为中心的管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通常认为历史比较方法是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各种历史现象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分析异同，探索社会发展现象的一般客观可能性或特殊性的一种史学分析方法。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揭示和认识各种组织现象的历史成因及组织中的各个群体、群体关系、组织与外部组织的关系等发展中的共性以及各自的特殊性。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促使各个组织间、组织群体间的了解和理解，从而为组织间和谐发展提供基础。

3.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的现实分析

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与西方财务学界存在较大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1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不同。西方财务学研究方法较多地受实用主义影响，信仰存在就是合理的，有用的就是真理；而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唯物主义，遵循的认识论。西方财务学界受实用主义影响，早期更注重应用理论的研究；我国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更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习惯从财务学本质、财务学职能、财务学对象、财务学目标等基本概念及基本问题开始起步。

3.2财务学研究的外在环境与西方财务学界存在较大差异。自1990年12月17日飞乐股份等8家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首次上市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上市交易的公司至今也只有1000多家。特别是有关资本市场的法规建设正在逐步完善，许多法规本身还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资本市场中包装上市、财务学作假等案件时有发生，相当一部分投资者缺乏理性，市场融资功能不足，缺乏足够的资源配置引导能力，等等。这就使以资本市场为内容的财务学理论研究缺乏良好的外在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所以，尽管近年来以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成果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关于资本市场的数据库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权威的版本，许多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只能自行收集。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实证研究”，一方面使研究者本身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资料收集这一研究最基础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中存在着财务信息失真等问题，也难以保证研究资料特别是数据本身的准确性，进而影响这些研究结论的验证质量。

3.3我国在财务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时间上远远短于西方财务学界。

一国财务学(包含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美国政府在法律上承认持股公司的组织形式算起，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英国的证券交易市场形成于17世纪末，即使从1802年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伦敦证券交易所开始，英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已近两百年。相应地，西方国家进行实证财务学研究已有近30年时间，而我国在这方面工作起步的时间还相当短。从这一方面分析，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处于规范财务学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是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4.现阶段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我们现阶段如何进行财务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呢？目前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认为财务学理论的规范研究带有研究者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没有事实判断的数据和模型，缺乏科学性，应当迅速向实证研究过渡。本文以下从两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4.1关于我国现阶段规范研究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本文认为：我国现阶段规范研究仍占主导地位问题。原因如下：

4.1.1财务学研究方法之间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的。具体说来，规范研究并不排斥实证研究，因为规范研究的结论需要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实证研究也不排斥规范研究，实证研究需要规范研究的结论为基础和前提。那种只能采用单一方法进行财务学理论研究的主张是有失偏颇的。

4.1.2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学理论和方法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许多基础性理论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且，这项工作需要财务学理论研究工作者作为优先完成的工作来做。我国现阶段的财务学理论研究应当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为财务学改革服务，为实践服务。加强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是各单位正确贯彻执行国家财务学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重要基础，也是强化单位内部管理、保证财务工作规范有序进行的重要措施。建立健全单位内部控制制度，有许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即使就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而言，我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规范研究仍应占据主导地位。

4.1.3财务学研究是为了在财务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对社会有价值的成果，其研究结论要能解决财务学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财务学实践所遇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根据不同的研究目标，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广大财务工作者结合我国各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实际情况，总结各单位的成功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见解和措施。研究这些问题时，应当更多地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同时，注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从现阶段国情和实际出发，并兼顾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背景。

4.2关于实证研究中注重实地研究、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的问题。评判一项研究的优劣，主要有三个标准：是否新颖？是否有意义？是否严密?判断是否新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问题是以前没有回答的；第二，研究方法是新的；第三，样本或数据资料是新的。判定是否有意义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一是能为政策制定服务；二是能为财务实践服务；三是能为其他研究服务。判定是否严密可以从内在的严密性和外在的普遍性两方面加以分析。通常需要将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对照这些标准，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已经发表的以统计模型为基础所进行的有关资本市场财务问题的实证研究成果的质量还难以令人满意。原因主要在于：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仍处在逐步形成时期，资本市场建立的时间较短，相关法规尚不健全，许多数据的可比性不强，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实证研究可资利用的资料较为缺乏，运用“垃圾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论文结论很可能也是“垃圾”。为实证而实证的论文对财务理论的创新并无多少作用。实证研究中的实地研究、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应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那种以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为基础所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应当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发展而逐步成熟。

综上所述，我国现阶段乃至将来一个时期内，财务学理论研究应当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实践中探求真理。研究过程中，在坚持规范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应注意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统一和有机结合，重视采用实地研究、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验证规范研究成果，总结我国财务实际工作中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学理论与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美］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2000

［2］张五常.经济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战，2002（4）

［3］傅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逻辑与评述，华南金融研究，2002（6）

［4］吴水澎.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5］阎达五.成绩、问题、展望，会计研究，1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