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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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博弈论，发展，前景

一、导论

博弈论理论的发展为很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效的研究思路。但是博弈论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它是如何受到大家重视的、它的未来发展前景又是如何？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有助于对博弈论有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对博弈论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有所了解，对我们更好的掌握这门学科有很大的好处。

二、博弈论的早期研究

很多学者想追溯博弈论的起源，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如果按照把博弈问题应用到决策问题和对决策问题的研究标准，那么可以说博弈论的历史非常悠久。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常常都会进行博弈分析。有文献记载的最早具有博弈思想的事例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我国的“齐威王田忌赛马”、一千五百年前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的“婚姻合同问题”等。如果按照现代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经常引述的最早包含博弈思想的文献标准，古诺1838年关于寡头之间通过产量决策进行竞争的模型可以看做博弈论早期研究的起点。1883年伯特兰德的通过价格进行博弈的寡头竞争模型也是包含博弈思想的经典文献。对博弈论问题比较系统密集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初期。齐默罗和波雷尔对象棋博弈等的系统研究可以代表系统研究博弈理论的开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一九二八年给出了扩展形博弈定义。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完成博弈论的理论体系。尽管如此，这些早期的研究还是对博弈论理论的产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博弈论的形成

对于一个理论的真正发展来说，仅有一些零星的研究还是不足以发展出博弈论的理论体系的，更重要的不是谁曾经有过零星的研究，而是谁的工作或者文章发表以后，它的思想或方法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重视，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就像哥伦布并不是到达美洲的第一人，但却因为他的发现新大陆没有“失落”过，所以哥伦布享有发现新大陆发现者的荣誉。同样的道理，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应该被看做博弈论历史的真正起点。在《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中引入了博弈论的扩展表示和正规形表示，并定义了极小化极大解，指出这种解在所有两人零和博弈中都存在。该书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给出了博弈论研究的一般框架，概念术语和表述方法，提出了相对系统的博弈理论。尽管现在看来该书某些地方还不全面，但是，其对博弈理论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四、博弈论的成长和发展

博弈论第一个研究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博弈论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推动作用下，这时博弈论的研究队伍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纳什加入到博弈论的队伍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纳什在1950年将博弈论扩展到非零和博弈，并提出纳什均衡概念和证明了纳什均衡存在性的纳什定理，发展了非合作博弈的理论基础。除了纳什的研究成果以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博弈理论家和博弈论研究成果。例如，囚徒困境博弈的实验。五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七十年代也是博弈论发展历史中产生重要理论成果的阶段。例如：“微分博弈”的概念、“强均衡”的概念、关于重复博弈的“民间定理”。这个期间最重要的成果有赛尔腾1965年提出的在博弈方选择“相机计划”的博弈中不是所有的纳什均衡都是合理的，因为可能存在空头威胁的问题。1975年又提出了“颤抖手均衡”的概念。70年代博弈论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还包括“进化博弈论”的发展。此外“共同知识”在博弈论中的重要性也受到重视。

五、博弈论的成熟与主流经济学的融合

80、90年代是博弈论走向成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达到了最高峰。这个时期的重要理论进展包括“顺退归纳法”、“序列均衡”的概念、《进化和博弈论》的出版、“完美贝叶斯均衡”的概念。正是这个时期，博弈论受到经济学家真正的广泛的重视，并被看做经济学核心的分析方法。也正是这个阶段开始，博弈论的思想、词汇开始在经济学杂志上大量出现。博弈论之所以会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上升的这么快答案首先是现代经济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抗性竞争性越来越强，因此，经济活动的博弈性越来越强。其次，信息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化的发展使得人们认识信息的作用和规律的要求不断提高。从而促进了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要求。因此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也对博弈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六、博弈论的发展前景

由于博弈论本身优美深刻的本质魅力，新的博弈分析工具和应用领域的不断发现，一定会吸引大量学者加入。而且随着博弈理论的发展和博弈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到这种理论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它的理论基础方面还存在一些没有很好解决的根本问题，这充分保证了博弈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的发展潜力。在金融、贸易、法律、政治等领域不断提出新的博弈论应用课题这也是今后博弈论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动力。而且，在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大博弈中，非合作博弈是博弈的主流，但是，合作博弈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要比非合作博弈理论更加复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博弈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必然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也会对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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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知识资产特性中一项最大的诡秘就是，与货币或实物资产的不变性质不同，知识资产自身一直处在变化当中。比如，娃哈哈的老板宗庆后有一句管理名言“先吃肉，后啃骨头”，是说经营企业要“先易后难”。这句话在十年前可能是对的，但是在今天和明天可能都不对。因为企业生存的条件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先吃肉，后啃骨头”必须是在市场竞争不那么剧烈的时候、市场环境变化不那么复杂的时候、行业发展不那么快的时候。而新经济（不特指互联网经济）的情形是“风卷残云”，而且是放大了马太效应的“赢家通吃”。所以，今天和明天的商业运营一定是“先难后易”。

今天，很少有人否定知识资产在后工业社会（还有各种称呼，比如“知识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但是，知识比起资本、生产设备，甚至是企业品牌、市场份额等那些概念都更加难以捉摸。知识的概念被认为过于简单又过于含混不清，在管理和决策上无法进行分析。毕竟，知识的本质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哲学问题（认识论问题），已经困扰了人类几千年。

看看当前的企业管理理论。比如，关于企业的经济学理论主要集中在关注最大化利润的过程；关于企业的组织理论则关注最大化的控制；而企业的人际关系理论则倾向于强调最大化个人满足，与由此可能带来的个人生产率和创造力。基于知识的理论现在还处在发展的非常早期阶段。主要是关注最大化企业的知识产生、存储和应用过程，其假定是企业是将知识转化成利润的一种机制。

如果采用一元的认识论，那么最大化知识增长或组织学习，就是要进行不断的实验，使企业组织能学习其环境条件，也包括学习如何满足客户需求和应付竞争。但这里存在着认识论难题――除非对于环境描述的知识与该组织无关，否则就无法对这种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如果采用的认识论是多元论，那么企业组织仍然可以被看作是实现知识增长的一种手段，而多元认识论有了更大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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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政策经济学 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养老金经济学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 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 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 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 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 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 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 “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 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 U(c1， 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 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 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 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 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 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 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 + V(lt) 。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 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 c

s. t. Tc≤N(1-b)+(T-N)P 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 NU(1-b)+(T-N)[U( Cr)+v]

Cr， N

s. t. N(1-b)+(t-N) C*≤N

可以看到∂N/∂b

3.2.3 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 G..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 2003. 1-21.

[2]Myles， Gareth D. Public economics.[M]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5.10.

篇4

什么是浪费？这个问题困扰老张10年了。最近，“供给侧改革”的提法如日中天，成为2016年宏观政策的关键词。而“供给”与消费密切相关，消费与“浪费”更是牢不可分。笔者决定不再苦思冥想，把多年来关于浪费问题的思考拿出来，以就正于方家。

1 4种关于浪费的理解

1.1 浪费是人类生存斗争的产物

自洪荒到近代，人类一直在为温饱而斗争。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一粒粮食，一个物品，都具有生存的意义。作为中国人，告别“饥饿”的记忆仅有30多年。就世界而言，目前还有亿万人口没解决温饱问题。从生存的层次看，所谓浪费，就是本可让更多人生存的物质资料被扔掉了。

1.2 浪费的对象是人类劳动的产品

很显然，我们讨论浪费时，浪费的对象是产品，是人类加工的产品。这种产品消耗了人类的劳动，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意义，它是稀缺的。这也是经济学的核心和目的。

经济学告诉我们：“物质是有限的，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但是，并非所有对人类生存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产品，因此不存在浪费的问题。比如，阳光、空气和水，对人类和万物而言，意义重大，但是，因为它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因此，没有“浪费阳光”的说法。在现代化大生产化学工业发达前，水从来没有被加工，因此，那时也没有“浪费水”的概念。

1.3 浪费是福利经济学的概念

浪费，意味着本来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没有发挥其效用。如果你不浪费，别人可以生活得更好。从这个角度看，浪费属于“福利经济学”的范畴，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

也就是说，人类通过某种改变，在不损害其他人效用的情况下，另一部分人的效用会提高。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国人的幸福感，虽然有些既得利益者不能继续获得期望的利益，但其整体状况并未变得比以前更坏，但是，大多数普通人的福利却增加了。

1.4 浪费是一种道德规范

最后，我们讨论“浪费”时，是在讨论某种道德规范。当我们谈及“浪费”时，一般是在批评一个人、一件事、一个群体，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判断“对和错”，是把一个行为放在道德规范中去做价值判断。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规范的内涵也在发展变化。因此，浪费的内涵也是发展变化的。

2 讨论浪费问题的3个层次

2.1 个人和家庭层面

这是核心的浪费概念。笔者在农村长大，小时候经常吃不饱，更谈不上吃好吃的了。30多年前，对于农村普通家庭而言，浪费粮食，可能饿死人，这是老年人的告诫，也是笔者这代人的亲身体验。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日渐改善，现在温饱已不成问题。现在的“80后”“90后”听到饿死人，就像听到银河外星系的事。其实，殷鉴不远，饥饿的记忆刚刚离开我们30多年。就家庭层面看，节俭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财富，提高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这是反对浪费的重要理由。

2.2 社会层面

从社会的角度，“浪费”更多属于道德范畴。从社会整体看，人和人的差距很大，富人的财富可能是穷人的数万倍、数亿倍；与此同时，必须承认，人和人的能力差距也很大。

从经济学角度，我们很难要求富人捐款给穷人。但是，如果富人奢侈，社会就会有合理的理由提出批评。更何况，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很难用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去讨论。人类中总有一些高尚的人、一些圣人，他们倾向于总结或提倡一些道德规范，从人类公平的角度，约束那些存在“帕累托改进”的行为。

2.3 人类层面

由于可与的物品或服务总是有限的，人类如果毫无节制地消费，森林会消失、化石能源会用完、矿物质会枯竭、生物会灭绝。人类为在这个星球上长期生存，就必须约束自己，而不能大肆挥霍。

以上是笔者在读旧制度经济学的祖师――凡伯伦的《有闲阶级论》前的思考。而当笔者接触凡伯伦提出的“浪费性消费”后，就逐渐放开思想的约束，从道德层面、福利经济学层面转向传统经济学，把浪费放在供给和需求、需求和消费中去讨论，形成了新的思考。

3“浪费性消费”与生活的意义

3.1 浪费概念是不断演变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产品和服务日渐丰裕，人类的生产能力大幅提升。虽然在世界上还存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况，但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例如中国），温饱已经不是问题。通过整个社会的财富转移机制，诸如税收、财政和社会保障体系，很多弱势群体也可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不会再担心温饱问题。中国就是典型案例，30多年时间，10几亿人口已解决了温饱，并正转向全面小康。

随着经济的进步，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也在不断演变，“浪费”正在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从某种意义上说，“浪费”甚至成了人生的目标。温饱问题解决了，个人就一定想让生活舒适一些。如此一来，“浪费的经济学”就开始了。当然，目前的“浪费”依然是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之下。

3.2 “浪费”与生活质量改善

先来看看时间的浪费。笔者小时候，印象中，父母起得比我们早，睡得比我们晚，几乎很少见他们睡觉，而且每天都是这样。他们几乎整天都在劳动，尽最大可能不让孩子们饿死。但是，现在我们正在尝试把人生中最重要的财产――时间，从工作中转移出来，尽最大的可能减少工作的时间，增加浪费性时间――闲暇。在闲暇中，做一些没有收入但会让我们快乐的事情。

再看生活消费品的“浪费”。“居有定所”是一个人吃饱后最重要的事情，自古就有“广厦千间，卧榻五尺”的说法。尽管我们睡觉的床就那么大，几平方米就足够，但住房面积却逐渐增加，从十几平方米向50平方米、100平方米，甚至向住独栋别墅发展。为什么？因为想要提升舒适感。显然，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浪费，而是生活质量提升的象征，应列入合理的消费范畴。

另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女人的服饰。菲律宾原总统马科斯夫人拥有上千双鞋，这被视为典型的浪费和奢侈。但是，中国现在的女士们，一个人可能会买几十双鞋、几十个包，衣服挂满壁橱。在女人的衣柜中，有的衣服或鞋子甚至从来没有穿过。这些行为也未被列入强烈谴责的范畴，而被认为是正常的，无可厚非。

3.3 浪费性消费

典型的浪费性消费是“钻石”。钻石本身是一个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但却成了“身份的象征”“奢华的象征”，而且价格很贵，只能用“克拉”来衡量。这些钻石，价值动辄几万元、几十万元，上千万元的也不少见。日常生活中，看电影、旅游、逛公园、听音乐会等，这些活动离生存目标也越来越远，但显然已经被人们接受，并不认为是“浪费”了。

显然，从需求端看，浪费性消费成了人类生活的主旋律。除了明显的有悖道德理念的行为，大部分的“浪费”行为都被视为正常。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其目的并非是生产更多的产品，而是让人们生活得更舒适。

篇5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是一个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整体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虚拟经济的无形，人们忽略甚至看不到其危险性。

实际上，我认为实体经济决定虚拟(模拟)经济，虚拟(模拟)经济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如果虚拟经济对实体进行适当的模拟，它会促进资本向有成长性的领域内流动，分享其成果，这就是真正的钱生钱了。这就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正向的反作用。如果虚拟经济进行的模拟超过了一定的度，会产生负方向的反作用，也就是虚拟经济引起的金融危机。如何达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这是最难的。研究虚拟经济最重要的是把握这个“度”，因为“度”也是一个变量，现代经济的发展是快速的，需要在动态中把握“度”的变化。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实际是金融产品的虚拟过度，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说超过了实体经济的真实总量。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而且整个世界都无法阻止这个发展趋势，但是1929年出现了经济危机，随后出现了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实，宏观调控应该是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即使一个国家的制度有所不同，只要进入世界性的现代经济，就必须重视宏观调控。然而，80年代，正是美国，在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下，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另一方面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90年代市场放开之后，私人的金融机构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展开激烈的竞争，使房贷标准不断降低，各种风险防范机制被所谓“效率优先”所代替，终于引发次贷危机。

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可把美国废除《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看成是进入金融市场经济的标志，虚拟经济创造的“钱生钱”的神话，造成了金融市场的繁荣，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安然事件”发生后，几乎没有人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危机在后面。

篇6

[关键词] 效用；边际效用递减；物理学；可验证性

[作者简介] 吴伟，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价格理论及其应用，重庆，401331

[中图分类号] F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4）05-0014-0003

在经济学文献中，几乎随处可以看到物理学的深远影响，或许是为显得更加客观，经济学不仅像物理学那样大量使用数学、采用数据，而且还直接引进大量物理学概念：诸如弹性、均衡等。经济学应该向物理学取经吗？从物理学的丰硕成果看，答案是肯定的。然而，经济学应该向物理学借鉴的是什么呢？现在的主流趋势是恰当的吗？

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提出

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上，法国经济学家孔迪亚克被认为是效用价值论的开创者①[1][2]。他早在1778 年出版的《谈商业与政府关系》一书中就认为[3]：效用是人们消费商品的过程中产生的满足感，因此，效用只是人们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属性而已。这种效用价值观思想迅速传播至法、德、英等欧洲国家。

在效用理论上，影响最大却是比孔迪亚克晚几年的边沁[4]。边沁是英国哲学家，他在1789至1802年期间提出的效用概念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效用概念的基本内涵幸福、实惠、好处、快乐、利益；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其三，是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收入带来的效用增加速度减慢② 。

边沁概念的第三个含义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后来，德国经济学家戈森（1810 ～ 1858） 也提出了“戈森定理”[5]，在内容上包含了边沁的第三个含义，概述起来有三个方面： （1）欲望或效用递减定理，消费物品的过程中，人的欲望或物品的效用是递减的；（2）边际效用相等定理，即稀缺的约束下，要最大化满足欲望，分配稀缺物品时，要能使人的各种欲望被满足的程度相等；（3）原来的欲望被满足后，只有发现新享乐或扩充旧享乐，才能取得更多享乐。

19 世纪70 年代初的“边际革命”由三个代表人物发起③ [6]：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他们在经济学上的贡献差不多就是戈森定理的进一步发展，在形式上主要就是数学方法的引进。

19 世纪90 年代，边际效用价值论发展为两个流派[7]：一个是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心理学派，另一个是以洛桑学派为代表的数理学派。前者以门格尔和他的继承者庞巴维克为代表。

心理学派将心理分析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引申出边际效用量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后者以杰文斯、瓦尔拉斯及其继承者帕累托为代表。数理学派用数学方法论证自己的边际效用学说，包括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套原理和方法。

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适用前提辨析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一定时间内，一个人消费一种产品的边际效用，随其消费量的增加而减少，又叫戈森（Gossen）第一法则[8] 。

（一）产品概念的理解

首先，这一规律的分析对象是人们的消费行为，哪些行为算消费行为呢？穿衣吃饭一般都没有异议地被认为是消费。但是读书识字、旅游享受、身体锻炼、寻医问药甚至求神拜佛等诸多行为能否算到消费行为的范围呢？要怎样界定这个理论的适用范围才是恰当的呢？

回到最基本的立场上：从实用主义的立场来看，边际效用理论作为经济学的内容，其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把问题再提升一层：经济学作为经验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但仍属于科学的范畴，那么科学的目的是什么呢？认识世界。衡量科学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呢？解释力。解释力就是一个理论能够解释的事实、现象的多少。解释力越强是指能够解释的现象、事实越多。也就是说，解释力越强的理论，适用的范围越广泛 ①。所以，作为科研工作者，要做的是尽可能拓展理论的适用范围。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例，它用于人们对产品的消费行为的分析。如果产品的含义越广泛，那么能够用以分析的行为就会越广泛，就越有机会挖掘出更大的解释力。

那么在经济学的范畴内，什么是产品呢？产品看得见吗？有没有非常客观、直观的标准，一下子就可以判断出哪些事物可以算，哪些不能算经济学中的产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涉及到对“人”的分析。而人作为社会动物，在社会领域中的所有变量里，没有哪个会是常数[9]。自然科学中，可以找到诸如阿弗加德罗常数等常数、常量，但是在社会科学中，没有这个优势。也就是说，不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对事物性质的判断结论是一劳永逸的。因此，还需要从“人”自身来界定产品。

作为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概念之一――产品，只能从行为上判断：

“‘物品’是从英语‘goods’这个字翻译过来的。因此，‘物品’这一词有很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可释义为产品（product）或商品（commodity），也包括服务（service）、友情、声望、空气、清洁、幽静、爱人、爱，等等。凡是有胜于无的东西，不管是有形或无形，都是‘物品’――‘有胜于无’是经济学上的‘物品’定义。从个人的角度看，亲生的孩子、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都是有胜于无；美丽的相貌、可信的声誉、动听的声音、温馨的回忆、思考的能力，等等，都是物品。” [10]因此，物品、商品、服务等都是产品的近义词或替代词。并且，产品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

对产品概念的这样广泛理解，立刻就大大拓展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适用范围。从这样的界定，可以立刻判断，如果某产品由多个部分组成，其中单一部分对人们而言就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产品。

最常见到的一个所谓“反例”是对于一辆四轮车而言，轮胎从一个逐渐增加到四个，边际效用是增加了的。这样的理解就误解了产品的含义。在这里，因为要正常发挥车轮的作用，需要四个轮子同时到位，那么四个轮胎放到一起才能算一个产品。可见，产品的概念与人们日常的理解是不大一致的 ②。

（二）“一定时间”是多长呢？

先来看一个现象：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会时不时地遇到有商场、快餐、电影院等商家派发优惠券。在这些派发优惠券的活动中，有一个容易获得众所认同的现象（规律）：商家派发出来的优惠券上主要内容无非就是告诉人们：做回头客，继续来消费，有优惠、有好处，一个较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价格上会有一个折扣，而且这个折扣在时间上的规律表现往往是，越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回来消费，享受到的价格折扣幅度会越大。因此，折扣券上的有效时间越是迫在眉睫，其优惠幅度越大。这是为什么呢？

毋庸质疑，这是消费领域中的问题，当然可以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来解释。但要怎么进行解释呢？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有时间上的约束，优惠券的现象满足吗？要怎么判断呢？“在一定时间内”，这个时间是多久呢？一年？一个月？一周？一天？还是一个小时呢？对于优惠券这个问题，时间长短要怎么界定呢？如果像自然科学那样，有明确而固定的常量标准，那就太简单不过了。然而，按照前文的说明，人类世界里，是没有常数的。也就是说，我们肯定无法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找到一个明确的时间范围。既然如此，那这个“在一定时间内”的前提是否多余呢？

这里用一个经典物理学定律来解释一个重要的理念：

好些物理学规律，比如自由落体运动规律中的重力加速度数值为9.8米每秒、库仑定律等理论的前提条件都需要真空状态。而何为真空呢？真空是一种不存在任何物质的空间状态。在验证这些物理定律时，物理学家们找到的是“不存在任何物质的空间状态”吗？物理学家们的实验室基本上都是人造的，也就是说真空的状态也是人造的。那么他们如何能做得到造出来的确是真空状态呢？要把实验仪器中的所有气体全部抽走是真空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一点就无法绝对完成。要构造真空的实验环境，科学家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努力把仪器中的气体抽出来，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达到一个所谓的绝对真空状态。既然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空状态，岂不是这些物理学定律就没有机会得到检验了？

物理学研究得到的丰硕成果，以及带给我们的巨大价值意味着：我们想错了。错在误解了科学① [10]。首先，实验条件越苛刻，难度就越高，相应的成本就越高。而科学本身就含包着效率、简单之意，也就是说绝对不是不顾成本进行科学研究；其次，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检验都只是模拟、只是逼近。即对于需要真空状态的物理学定律而言，真空的程度越高，那么实验结果与理论推推测的结果之间的误差就会越小。所有的验证都是有误差的，人们能做的是，不断努力（或改进实验条件、或者改进理论）从而缩小实验结论与理论结论的误差。

经济学作为科学，其验证过程与物理学没有差异。回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前提条件之一――“一定时间”中，其含义的时间有多长呢？理论上，这个时间应为零：即消费一个产品与下一个产品之间的时间间隔为零。显然，这样的条件怎么可能达到呢？当然达不到。作为发展最为成熟的物理学所需要的绝对真空状态又何时实现过呢？如同物理学中，越是接近真空状态，理论推测结论就会越准确（即实验结论与理论结论误差越小），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里，消费同种产品时，相邻两次消费活动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边际效用递减的效果就越明显。消费者对所消费商品的愿意付出的价格高低取决于消费所得的效用大小，消费所得的效用越大，愿意付出的价格也就会越大。在优惠券的例子中，如果消费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回头客”，则能获得的效用就会下降得更多，那么商家就得给予更多的价格优惠。这就是前述问题的解释。

三、结 论

经济学受到物理学的影响绝不能被低估。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宗师马歇尔[11]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他本人首先是个数学家、哲学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家。非常容易观察到的情况是：不仅表现在大量物理学概念不断被引进到经济学中，还表现在对数学知识的大量应用。可以说，没有物理学就没有经济学。但是，不幸的是这些方面的影响对与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是弊大于利的。笔者认为，经济学更应该受到物理学在追求科学性的理念上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理念就是追寻可验证性，即可以用现实中事实、规律来证实这个理论的对错。这是科学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要求。物理学作为一门发展得最为成熟的自然科学，在追求可验证性方面积累了大量难得的“经验”、“教训”。经济学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应该停下脚步，反思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否是恰当的，反思向物理学所学到的是精华还是表象、形式。我们应该以理论大师马歇尔为榜样，他虽然具备深厚的数学功底，但是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却见不到数学知识的大量应用，显然，他认为数学只是形式，代表不了经济学的实质内容，即数学的采用与经济学的科学性无关。同时，也有人指出，上世纪60年代末经济学颁发诺贝尔奖的原因并非是数学的应用[12]，而是可验证性的富有成效的追求。作为经济学者，只有随时牢记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须按照科学的要求来进行学习和研究，才能无愧于社会科学皇后的美誉。

[参考文献]

[1]刘勇，.边际效用论价值述评[J].价值工程，2005，（1）.

[2]孔欣.边际效用理论述评[J].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02，（4）.

[3]于新.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2010，（3）.

[4]张五常.科学说需求[M].上海：中信出版社，2010.

[5]理查德・豪伊.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George Stigler.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LⅧ（August and October，1950）

[7]朱江丽.边际效用理论的研究方法分析[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06，（4）.

[8][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萧琛，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9]帕斯卡・萨兰著，李子译.奥地利经济学派：学智之旅的顶级成就[EB/OL]http：///Portal/pencilwork/20110518014127.aspx，原文见“在线杂志”“自由意志学派论文”（Libertatian Papers）.

[10]高小勇.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篇7

第一个理财概念：

区分“投资”与“消费”

一般人消费前，没有这种概念，学经济学的人消费前会考虑，这个消费是属于“投资”行为还是“消费”行为。先请看一个明显的例子：

10年前甲和乙是本科的同学，在社会工作5年后，不约而同积蓄了30万元人民币。5年前，他们都花掉了这30万元。甲去通州购买了一套房。乙去买了一辆“奥迪”。

5年后的今天：甲的房子，市值60万元，而乙的二手车，市值只有5万元。

两人目前的资产，明显有了很大差异，但他们的收入都一样，而且同样学历、基本具备同样的社会经验，为何大家财富不一样？

甲花钱买房是“投资”行为――钱其实没有花出去，只是转移在了房子里，以后还是都归自己。乙花钱买车是“消费”行为――钱是花出去的，给了别人，二手车用过10年后，几乎一文不值。车跟房子不一样，房子10年后，说不定已翻了好几番。

第二个理财概念：

先储蓄后消费

大家每个月都会将工资的一部分储蓄起来，有些人储蓄工资的10%，有些20%，有些30%。大部分人是一个月后，把没有花出去的钱储蓄起来，而且每个月储蓄多少基本没谱。

在著名的美国第一学府哈佛大学，第一堂经济学课只教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花钱要区分“投资”行为或“消费”行为。

第二个概念：每月先储蓄30%的工资，剩下来的才进行消费。

哈佛教导出来的人，以后都很富有，并非主要因为他们是名校出身、收入丰厚，而是他们每月的行为跟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只有一点不一样――

哈佛教条：储蓄30%的工资是硬指标，剩下才消费。每月储蓄的钱是每月最重要的目标，只有超额完成，剩下的钱才会越来越多。

一般人：先花钱，能剩多少便储蓄多少，储蓄剩下的钱并不多。

第三个理财概念：

剩下的才是财富

富有的定义，并不是你每月工资挣得多，而是你每月“剩下多少”――剩下的才是财富。请看例子：

美国人每月工资高出中国人二三倍，照一般的观念看，一般的美国人应比中国人富有。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一般美国人都有几张信用卡，他们喜欢消费，每月不单只是“月光一族”，更普遍的是欠下信用卡不少的债。

一般的美国人，银行的储蓄都不够几千美金。在中国，没有这种情况，中国人善于储蓄，一般人在银行都有存款，超过十几万元的，人数还不少。

篇8

    一、1900年前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回顾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所取得的重要进展之前,对该领域在历史上的发展及上一个世纪之交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作以简要概括,应该是逻辑的起点。

    (一)货币金融理论逐步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在古代先贤哲人那里便已开始了,但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体现在思想家内容丰富的着作中。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年)在他的《理想国》和《法律论》两部着作中,就曾对货币和高利贷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论述;古希腊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年)在他的《政治论》和《伦理学》着作中也曾多次讨论过货币和高利贷问题,并对货币流通、价值形式和信用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古代思想家对货币、信用问题的分析在货币金融思想史中具有开端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西方形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大致是在15-16世纪,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确立的时期。在此之前,由其社会性质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经济学还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15-16世纪,西欧的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制度快速成长,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开始独立出来,自然经济迅速向商品经济转变,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各种方式在加速,社会生活中经济力量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中对经济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开始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相对独立出来。

    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开始走向相对独立的过程中,最初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是被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学。重商主义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已不是像前人那样主要放在哲学和政治学着作中,而是把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范畴来研究。1615年,盂列克钦写作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托马斯·孟于1664年出版了《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该书被称为"重商主义的圣经"。

    虽然重商主义者开始把经济问题作为相对独立的范畴来研究,但真正确立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则是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古典经济学兴盛的时期是从17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其代表人物在英国是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在法国是从布阿吉尔贝尔到西斯蒙第。最着名的着作有威廉·配第1662年发表的《赋税论》、布阿吉尔贝尔1695年的《法兰西详情》、大卫·休谟1752年的《政治论丛》、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李嘉图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西斯蒙第1819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等。威廉·配第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李嘉图则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既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大师,又因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被看作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古典经济学兴盛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是经济理论的主导思想。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货币、信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新式银行的出现,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使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对货币、信用、利息、银行等问题的研究成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9世纪70年代,以法国的瓦尔拉斯、英国的杰文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建立了从各个市场分析供求的微观分析方法,也称均衡分析方法,他们提出了边际需求的概念,认为边际需求决定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决定市场均衡。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被认为是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理论发展的集大成者,该书的广泛使用使微观分析成为主流。该书也是第一次放弃使用"政治经济学"而采用"经济学"这一概念,这也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的完全独立。

    在边际主义兴起(有些学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之后,货币、资本市场开始成为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货币金融理论便在经济学科体系中快速发展起来,并随着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上升而逐渐成为经济学科体系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在20世纪初期信用货币广泛流通和货币金融关系与经济生活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之后,货币金融理论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上升的同时,也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得到更快的发展。

    (二)20世纪初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如前所述,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在古代先贤哲人那里即已开始,其思想体现在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等着作中,所表达的主要是货币、信用问题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等方面。从涉及的内容看,主要包括货币、信用、银行等方面。其中,在货币理论方面,研究的主要范畴有:货币的起源、币材、价值形式,货币的性质与职能,铸币与可兑换银行券,货币发行权、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货币与财富的关系,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的关系等;在信用理论方面,有信用的起源、信用形式,利息的本质、利息率的决定以及高利贷问题;在银行方面,有银行的产生、职能,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银行与货币兑换业和银钱业的关系,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的关系等;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有汇率的决定、国际收支的平衡等。这些内容就现在看来,有些已属于货币史、信用史、银行史的范畴,理论分析多有大致可以接受的结论,后来未有大的发展。有些则成为后来研究的起点,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展丰富起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产业革命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科学、技术条件极大改善,经济空前繁荣。与此同时,货币制度与货币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信用货币广泛流通,经济的货币化趋势日益明显,货币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出来。在这一时期,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有两个特点极为突出:一方面,对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货币金融基本理论问题有了重新认识和发展;另一方面,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微观分析法,形成了新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大大扩展。关于前者,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货币的本质与货币的职能

    对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的认识,是货币金融理论中最基本的问题。早期的思想家研究经济和货币金融问题,大都是从此开始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历史上大致有两种观点,即"货币金属观"和"货币名目观"。货币金属观认为货币的本质是财富,必须具有实质价值,货币天然是贵金融,货币的职能便是储藏财富,交换的目的便是增加财富的储藏。货币名目观认为,货币是一种价值符号,只是名目上的存在,其流通是由国家的权威规定的,由此货币的职能是充当交换手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已不是这样简单的看待货币了。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生产的扩大和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货币,而货币不必限于具有实体价值的贵金属,于是有了银行券和纸币的流通;另一方面,学者们也认识到,银行券和纸币的流通也不能是无限制的,要有一定的价值储备作基础。由此,对货币职能的看法也扩展到流通手段、计价手段和财富储藏这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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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进行理论创新至少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性：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国内经济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有什么特点？中国是不是走出了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有些学者指出，随着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模式”必将大行其道，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心也会转移到中国。总结和提炼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和教训，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课题。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在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当前我国经济再一次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全面转型的艰巨任务。如果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可以继续保持健康稳定的经济发展，其影响会比过去三十多年取得的成就还要重要，中华民族富强的梦想就能够最终真正实现。但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我们面临的各种挑战是史无前例的。这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提出了迫切的要求，需要我们创新性地不断去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创新性地不断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改革开放还没有完全成功，中国模式的提法不宜操之过急

对于有些学者提出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我认为这种提法需要谨慎，不宜操之过急。毋庸置疑，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所走过的道路，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提炼的东西。我们需要在充分比较研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经验，同时正视和反思所走过的弯路，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但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理论的提出、尤其是理论体系的创建，是对于中国经济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它本身也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显然还没有完全成功，应该说仅仅走了一半甚至只是一小半。我国现在所面临的各种转型中的挑战，正是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体现。而我国未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还有待于我们更加努力的奋斗和大胆的尝试。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提出一个模式或者一个理论体系，有可能不一定经得起长期实践的检验。

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的腾飞，使得大家觉得日本创造了一种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各种总结日本经验的文章和学术观点林林总总。比如我们熟知的零库存、主银行制度等概念都是在这时期风行世界的。一些学者甚至提出日本模式要主导世界经济未来的增长。然而，日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经济陷入长达二十多年的停滞，被称为“迷失的年代”。所以，事后日本经济实践证明了所谓日本模式其实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另外，过早地、仓促地提出一种模式，有可能对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产生误导。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什么方面我们做对了，什么没有做对？什么方面做对了，未来三十年需要继续坚持？什么方面需要调整、甚至彻底的改变？这些都需要我们做非常深入的研究。过早提出某种模式，可能会使我们的发展思路受到限制。一些过去做的不对的东西，或者过去做对了但未来需要改变的东西，容易在中国模式的思维框架下得以延续，影响未来改革开放的进程，影响经济转型的实践。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经济学理论的范围之内，有关中国模式这种提法，现在不能操之过急。

少谈一些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

理论创新的思想源泉在于从现实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严谨踏实的研究。当现有的知识和理论无法解决现实面临的具体问题时，就应该从新的角度探索新的理论。一个问题的解决及其产生的后续影响，往往能启发出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的逐渐积累，会慢慢地形成理论体系，进而发展出新的学科。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同时产生很多重大的问题值得研究，这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金矿”，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地静下心来去研究。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研究环境日益改善，研究队伍逐渐形成和壮大。假以时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也就越来越有希望。

但是另一方面，在经济学的学术界里，当前也存在一些比较浮躁的现象。高谈阔论、随意开药方的比较多；讲事实，看数据，做分析的比较少，埋头做深入研究的则更少。比如，对于当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房价问题，我们很少看到基于对现实数据进行严谨分析，去讨论房价高企背后的各种因素以及高房价对不同家庭的影响，进而提出有意义的政策建议。现有的讨论，更多是观点和立场的重复，往往是利益决定立场，立场决定观点。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我想借用先生的一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近一百年前，先生就告诫道，好听的进口的各种主义，谈起来很容易，不需要动脑筋费工夫，听起来很好听，但却是危险的，甚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在当今知识快餐化的信息时代，高谈主义和口号，再加上精彩的段子，往往会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正如先生指出的，空谈主义，对于真正理解现实问题，对于真正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是没有帮助的。

走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做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

从研究方法来讲，什么样的方法适合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我个人认为应该走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做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现在有人想通过简单地拼凑一些概念和方法，就贸然提出要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号称要把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放到中国来，这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我认为我们需要掌握世界上先进的研究方法，只要是好用的分析方法都可以用。在分析方法上，一定要走国际化的道路，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通过多年的知识积累，西方经济学发展出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比如在大样本的数据基础上怎样提炼出有意义的因果关系。这些方法和工具我们应当很好地借鉴。但是，西方经济学的模型，是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来就可以直接应用呢？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但却屡见不鲜。比如最近西方的一些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纷纷看衰中国，如诺贝尔奖得主克鲁德曼去年底提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将会是比美国次贷危机更严重的一次危机，而这次危机对于世界经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灾难。这些西方学者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本身并没有错，理论逻辑也非常严谨，但为什么他们看中国往往会走眼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所使用理论模型背后的假设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往往对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

要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问题，必须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国外经济学家不要求实地调研，但是在中国一定要做调研，原因在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迥异，一个具体的政策出台以后在各地贯彻实施的程度也可能会大不相同。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在分析方法上要国际化，在研究的问题和关注点上一定要本土化，了解中国，服务于中国。只有确实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先进的研究方法和中国的独特经济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作出真正有意义、有创新性、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理论研究，作出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

由中等收入陷阱引出的经济增长理论问题

现在社会上很关注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现阶段的收入水平正好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未来我们能不能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对于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比较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日本、韩国、东亚四小龙，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国家，如大部分拉美国家，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经济结构或具体经济政策，不在于他们的资源禀赋，而是在于这些国家在社会流动性方面的差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很低，社会结构趋于固化。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其本质在于是否能够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活力。

就长期经济增长而言，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总量由资本、技术、劳动力几个经济因素构成，长期经济增长必须来源于这三者的增长。通常人们认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最重要。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最重要的是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的制度。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使得人们有积极性投资于资本、投资于发明创造。所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非常关注资本积累和发明创造的积极性。这不是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重视劳动力。事实上，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正是表明经济学家认识到劳动力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但是，人力资本的投资问题，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问题，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此关注还非常不够。

那么，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够重视对人力资本投资激励的研究呢？道理很简单：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投资人力资本，他的投资附属于投资主体，没有人可以夺走；但如果投资者投资建厂房或者购买机器设备，却有可能被夺走或被侵占。所以西方理论更关注资本的产权保护问题，只有充分的产权保护，人们才愿意做物质资本或研发投资。因为人力资本不可剥夺，因此西方理论假设人们总是愿意做有效率的人力资本投资。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对于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的影响。而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的高低可能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现实问题的思考延伸到对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再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个社会如何解决社会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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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公司管理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6月8日

一、新制度经济学概述

在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观点和流派学说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是很晚的，但它的地位相当独特，影响十分深远，其研究的领域和课题越来越宽广，并且有成为经济学主流之势。它的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思等。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从理论探讨上，还是实践推进中，也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应当成为我们了解的重点。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蔚为壮观的体系中，制度经济学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支。制度是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就是规则，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或经济的制度，传统上所理解的制度是政治或经济体制意义上的。制度这一概念是在“规则”这一意义上被制度经济学家使用的。

新制度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理论，它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其基本出发点的逻辑是这样的：经济发展的绩效是由人们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造成的，而人们活动、行为的方式和逻辑是由人们的动机决定的，人们的动机则是由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所诱导、塑造和决定的。因此，制度是影响经济绩效好坏以及确定经济绩效好坏评价标准的最终决定因素。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

与旧制度经济学相比，二者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虽然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都对新古典经济学忽略制度的作用以及过分的形式化表示不满。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以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强调研究人、制度和经济活动三者间的相互关系。旧制度经济学尽管对古典经济理论不满意，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虽然都重视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但二者仍然有区别：旧制度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是从法律、文化等逻辑的角度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由于引进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将制度问题纳入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而使得用制度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可以实现形式化、模型化。

二、公司管理理论概述

公司是企业的组织形式，按法律程序建立起来的企业组织，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典型特点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制度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企业经济关系，包括企业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一些重要规定、规程和行动准则，通常情况下指的是公司管理制度。公司制度是公司为了规范员工行为，加强考勤管理，维护工作秩序，提高工作效率，经过一定的程序严格制定相应的制度，是公司管理的依据和准则。一套科学完整的公司管理制度可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和职工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企业管理理论经过以下发展阶段：科学管理理论认为工人是机器，通过改善工作程序来提高效率；人际关系理论认为工人是人，有需求，需要激励，高效率的工作来自好的人际关系；系统理论认为整个企业是一个有机系统，包括人、组织结构、生产技术和环境等因素；权变理论认为企业管理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好的管理，只有最合适的管理；以人为本理论认为企业管理应该从人性出发，建立和谐的组织和企业。

现代企业管理是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运用科学的思想、组织、方法和手段，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创造最佳经济效益的过程。现代管理理论有四个特点：长远性、全局性、战略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战略管理涉及企业大量资源的配置问题。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公司管理理论的区别与联系

（一）公司的出现。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战争使得政府出现财务问题，商人的财富却急剧增加，此时，商人出资帮助政府解决财政问题，政府则授权给商人进行贸易、工程、税收的权力，公司由此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合约。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的层级机构较多，机构之间的协调需要大量的交易成本，这样的话，政府进行贸易、工程、税收时的效率较低，所以政府才有将这些职能承包给商人的动机。可以看出，公司的出现是由于公司内部的交易成本小于政府内部的交易成本。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科斯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交易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来替代交易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但企业内交易也有成本，如果过高，运行的效率就会降低，又会被市场交易所取代。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取决于两者交易费用的比较。

（二）以人为本。现代企业管理理论重视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加强对人员的培训，而是要致力于开发和完善独特的人才培训机制，实施终身学习、不断成长的激励机制，开发人的潜能。要着力塑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企业竞争平台，造就能令人心情舒畅、有助于激发和释放创新能力的工作环境，增加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在日常工作管理中，不再把人作为生产机器，人是社会人，是有需求的，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做出了修正，对人的行为作出三点假定：人的行为动机的双重性，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人们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寻找均衡点。有限理性，是指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一方面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环境复杂；另一方面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是有限的，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可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知环境的能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指人具有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行为倾向，而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约束。由此可见，以人为本理念与制度运用相结合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三）公司文化。企业管理不仅需要“理性”，需要“条条框框”，同样也需要“非理性”，需要“软”因素。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西方现代管理学强调管理的软化，重视企业文化的作用。许多企业家逐步意识到，企业员工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是“文化人”，管理要有文化氛围。企业文化具有教育功能，使员工产生团结、进取的精神境界；约束功能增强员工自我约束能力，使各项规定能有效落实；凝聚功能使员工处于最佳位置，达到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目的；协调功能使员工的人际关系和谐，自我协调能力增加。企业文化包括四层结构：表层的物质文化、浅层的行为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形成一个从表层到深层的有序结构。在诺思（D.North）的框架中，文化作为制度的一个层面尤为受到重视。在他看来，文化作为秩序的伦理基础，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更是从经济发展史的高度指出，“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组织内部的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组织资本”，它除了通过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企业家决策产生影响，更对人们发生相互关系提供一个框架（它可以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结构来减少其不确定性），文化作为一组“通过教育和模仿而传承下来的行为习惯”，对于各种制度安排的成本产生影响。企业作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诞生物，其单位组织成本（管理成本）的大小即反映了企业的边界与实力，用法律、制度规范来监督契约的执行必显得成本高昂。因此，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心理约束，必定可以作为正规约束的替代。

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企业文化能够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无论是制度管理还是人治管理都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采用人治管理，大量的人力成本与交流成本是无法避免的；使用制度管理，可以减少人力成本，但又增加了维护制度所产生的成本。最重要的是两种管理方式都是带有强制性的管理模式，员工处于被动管理位置。假如企业长期使用这些管理方式，会减少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降低工作效率，员工易出现逆反心理。而一个良好的公司文化不仅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还会避免这些问题出现，更有利于公司的管理。

综上所述，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司管理理论的发展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已有的公司管理理论许多都可以追溯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并且新制度经济学能够有效创新公司管理理论。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