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基层社会治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镇基层社会治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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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全国范围内的基层官员“跨级直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多年来广为人知的现象――群众“越级上访”。两者不但在形式上比较接近，在内容上也都具有某种“向上求助”的特征。

对基层官员之所以要“跨级直训”，主要是因为不少地方矛盾和纠纷增多、频发、维稳压力加大，而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等公权机关仅凭传统经验已无法妥善应对，有时甚至会激化矛盾。因而，他们需要进京学习新的治理理念和处理具体事务的技巧，以便回到地方后能学以致用。

相应地，一些群众之所以越级到省里或中央上访，主要也是由于乡镇、县市未能妥善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令群众渐渐失去对县乡一级公权力机构的信任，转而寄希望于省里特别是中央出面。

这样看来，县乡一级基层公权力机构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低效乏力，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通过对基层官员的“跨级直训”，能大幅提高基层公权机构的执政能力，令群众反映的问题大都能在基层得到妥善解决，群众越级上访的动力将大为减弱。另一方面，如果群众的越级上访，能经由省里和中央向县乡一级公权力机构形成压力，推动这些机构厉行善政，那么县级官员大约也就无需进京接受“跨级直训”了。

但实际情况是，群众越级上访无非换来了省里或中央部门的一纸“批转”，所反映的问题并未得到妥善处置，久而久之矛盾反而愈加激化。既然群众越级上访的作用有限，那么，对此次县级官员进京接受直训对于改善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也不宜做过高的估计。

笔者认为，针对上述难题，治理思路不妨从“向上求助”转向“反求诸己”。其核心是，要在完善基层社会的内部治理结构上做文章，充分挖掘基层社会的自治资源，发挥地方公权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作用和公众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作用；不断强化基层群众自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机制，改变“权力自上而下赋予、权力者自下而上负责”的权力授受、行使与履责链条，促使基层公权机关更多地对自己的权力来源――当地选民和公众保持敬畏，更多地对选民和公众的利益负责；并在基层社会形成稳定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使调处纠纷、解决矛盾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对基层社会而言，这将是一个十分艰难但不得不坚定进行的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基层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县乡一级人大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县乡一级人大一方面需要扎实推进自身改革，增强为选民代议、维护公共利益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化自己监督“一府两院”（乡镇只有“一府”而没有“两院”）的职能，以形成“人民选举、监督（弹劾、罢免）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选举、监督（弹劾、罢免）官员”的机制，使公众可以通过人大充分表达自身诉求、维护自身权益并监督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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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农村组织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组织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农村，要在尊重农民权利、保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之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因为“现代的个体都是权利主体，它们之间因权利而平等，彼此之间的联系只靠契约建立。为了实现权利，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普遍的社会交往成为必需”。。然而，在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农村社会，非正式组织的数量少、种类单一。有学者把我国农村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认为“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式组织包括乡(镇)党委、乡(镇)政府、村支部、村委会等；非正式组织则主要包括宗(家)族组织、宗教组织、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以及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等”。。然而，就我国广域的农村社会和庞大的农民数量而言，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数量显然很少，组织种类也比较单一，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第二，从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趋势上看，一些组织出现衰微趋势，而一些组织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不稳定、不成熟。首先，就农村社会中的宗族组织而言，虽然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仍会在以后很长时间影响基层农村社会，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民工潮的出现，因为农民再也不会被固定在生他养他的血缘和地缘社会，宗族势必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千年基础”，因此，宗族会不断地瓦解，不断地浑蚀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对于农民的维权组织来说，只能算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它为维护农民的权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权益得到解决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它产生时间短，所以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成熟，而且数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组织在农村社会迅速复兴，填补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农村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人教人数不断增加，但即使这样，宗教组织也没有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导组织。

第三，就正式组织而言，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组织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没有发挥应有的组织功能。首先，从国家与社会层面上看，由于农村实行和体制的解体，以及国家在农村推行“乡政村治”，农民开始自我管理，实行村民自治，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逐步分离，尤其在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以后，村民自治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撑，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已经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其次，从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运行机制来看，“村两委”相互掣肘，影响村级组织的有效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村党支部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样，“村两委”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就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抱怨是双重的，党支部方面认为村级直接选举削弱了党的领导，村委会方面认为组织法不落实”。加之“组织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够，组织运作的规范性、统一性、灵活性还都很差”，因此，“从改革之初到现在……一套真正体现乡村经济社会内在要求的组织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组织体系的适应性提高，也没有有效地保障乡村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最后，从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组织与村民的关系上来看，农民对村级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从乡村生活的观察出发，我们没有办法得出基层组织对于农民的服务越来越好、农民对于基层组织越来越亲的整体判断。相反，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这已经被一项“农民对村组织、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调查所证实。

从一些数字可以看出，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点不可信”和“有点可信”之间，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组织；更严重的是，在农村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败、不检点的行为也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农民对村干部和村组织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碍了“村两委”组织功能的发挥和乡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观地说，基层组织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是强大而积极的，但比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强人意。或者说，目前的基层组织体制，如果说在动员和组织经济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乡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适应的。所以，改善乡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检讨的，是改造基层组织体制”。“基层组织改革必须有大动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再造基层组织体系”。再造农村社会基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二、农村(民)组织在农村基层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为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创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要在现有的农村经济政策的空间里改造基层农村社会基础，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在农村社会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这有利于促进基层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具体体现在：

首先，在基层农村政治建设上，农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的成长，有利于农民利益表达和民主参与过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对国家权力社会监督的机制化。从民主管理的角度看，农民组织可以平衡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制约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防止强势群体侵犯农民权益，“必须让社会中的主要利益团体联合参与政府组织，以此来防止任何一个利益团体可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利益集团”。。从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动，农民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经济纠纷，就需要农村有相应的解决机制。而单个农民的利益表达和诉求就显得“软弱无力”，在整个政治参与体制中处于劣势；而且，作为单纯原子化农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带来政治参与的失序和低效，需要农民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建立与国家政权的联系通道。从农民组织的公益性来看，它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关注社会的多元化需求，统筹社会各方，兼顾弱势群体，发扬民主，实现社会公平。广大农民应该组织起来，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结成各式各样的农民组织，集中农民意见，代表农民利益，和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对话，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以增强农民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层农村经济发展上，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设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向科学化、商品化、集约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经营的有序竞争，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组织。应该把原子化的农民个体结成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也可以以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社、农民互助协会等形式，参与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贸易和流通体系建设中去。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和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话、电脑、网络等现代信息传输工具在农村的使用，农村市场服务型中介组织发展很快。这些中介组织在市场营销、信息服务、农产品加工、储藏和农资采购经营等方面提供了许多便捷服务，有利于农民r解市场信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规模，避免盲目生产}在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基层社会和文化建设方面，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对于农民个体来说，一方面，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减弱，使得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产生对各种社会组织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农民自发结成各种组织，如生产帮扶组织、特困户救助组织、儿童上学接送组织等。这些农村社会组织在社会互助、公共援助、社会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大多数农村家庭很难备足各种农具，很难具有足够的资金、技术，或因家庭劳动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种农村组织的帮助。除了在物质利益方面需要实际帮助以外，农民在体育、卫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还需要组织实体，以便于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卫生活动、文化活动等。这些活动既能满足农民的社会情感需求，也能满足他们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组织的各种活动，不乏有迷信活动、非法宗教活动以及违法活动。所以，我们要对农民进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使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消费观、婚育观，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让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既然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就应该给予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组织相应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在基层社会的活动，提高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国内有关乡村治理理论和农村(民)组织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国内理论界对于乡村治理理论的研究以及乡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大多是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立足于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而很少有专文从尊重农民的权利。

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的视角，提出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而这恰恰是解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所在。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改造农村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农民的联结和组织方式。针对我国目前农村组织化水平低、农民居住分散以及农民群体具有散漫性的特点，乡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农民组织，再造农村基层组织化的社会基础。理由是：

根据多中心治理理论，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式各样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使这些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心，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治理，实现基层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在经济上，这些组织参与基层社会的经济管理，可以把乡镇政权从繁重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切断了乡镇政府作为“谋利性政权人”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这些组织参与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建设，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这样，乡镇政权可以从传统的政治管理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是服务的直接供给者而是调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员”。这样就切断了上级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压力型体制的通道。在社会文化建设上，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可以为村民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和互助活动，实现农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这样，乡镇“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了网状管理系统”。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及其他社会主体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过对话建立合作关系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

从国家对农村社会政治整合的转型来看。由于实施城乡一体化和“工业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的农村战略，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以农业税费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为标志，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开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给式整合”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维护农民的权利和自由，保护农民权益，对农村社会应该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层社会的内在潜力，为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借助于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外在力量的推动，使农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坚实的社会组织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组织在基层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中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农民的各种权利，以便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乡村治理。

显然，上述的治理结构必然涉及到乡镇政权改革的未来走向问题。从现有的对未来乡镇改革的各种观点来分析，其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乡镇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一方面反映出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艰巨任务，不仅仅是因为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数量庞大、农村生产水平低下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所形成的黏滞性给治理带来难度；还因为我国以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到现在也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而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理顺乡村社会的各种结构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各种新的政策、措施会不断出台，各种新的情况也会不断产生。所以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调适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所采取的立足于解决乡镇现实问题的乡村治理路径，都难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因为随着一个问题的解决，难免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同时又产生解决新的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乡镇问题，就要寻找产生乡镇问题的根源：农民组织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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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组织安排，我参加了以“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定向培训班的学习，经过五天的学习，让我受益匪浅，感触很深。

在五天的学习过程中，我严格遵守了培训要求和纪律，细致听讲，认真学习并做好笔记，老师们精彩讲述，通俗易懂，丰富的学习内容，紧凑的课程节奏，让我的思想得到了提升。特别是经过专题讲座、现场教学、交流讨论，让我从先进典型身上看到了差距，找到了不足，指明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

在培训班上，通过xx教授对基层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精彩讲解，让我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主要抓好乡镇党建重点工作任务，夯实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严格做好基层党支部双化建设，掌握各党支部工作。xx教授做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解读，深入浅出，剖析入理，让我影响十分深刻，对于我学习掌握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有非常大的帮助。叶林教授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三化”分析，为基层城市治理提供了指导，对我今后进行基层治理提供努力方向。xx教授对智慧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精彩讲解，使我深刻认识到创新驱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性，基层治理需要智慧创新不断提供内驱动力。xx教授对城市社区治理难点及其突破的分析，深入剖析了城市治理的重难点，用实际案例和浅显易懂的讲解方式，为我们提供了“突围”的方向和策略。xx专家在讲解城市治理中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与舆情应当上，通过深圳治理经验，结合南雄实际，在面对突况时提供的清晰的解决思路，并分享了深圳治理过程中提前预防的有效措施，很好的提供了解决类似突发事件的化解路径。xx处长针对基础依法民主治理的深圳实践--以街道办事处为例进行了分享，全面分析基础治理过程中民主治理的重要性，让我收益良多。培训期间还组织了相关现场教学，让我深刻体会到深圳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先进经验，使我内心得到深深的震撼，也更加坚定了我朝着城市治理现代化方向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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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村干部；社会角色；地方性情理

中图分类号：F325.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071-02

一、乡土社会情境下的“村干部”

村干部（Village Cadre），有很多不同的指称，如乡村精英、当家人、村官等，要明确界定村干部的概念，必须考察与之相联系两个概念。一是乡镇政府及其官员，位于国家科层制底层的国家机关，负责向村民传达和落实国家意志、担负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任。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村民，他们一般指农户，农民是村民的集合。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般村民（这种村民与村干部的人情往来较少，与村干部处于弱关系状态）；“亲缘性村民”（即建立在宗族、姻亲基础上的亲戚关系或建立在熟人关系上的朋友、同学关系）。

二是村庄精英，他们可能与前两类村民相重合，或本身就担任村干部，在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杜赞奇认为，权力的合法性不是由国家的行政命令赋予的，而是建构在文化的网络基础之上。文化一词指的是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和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从中可以看出村庄精英的权威来源于民众的认可，而非源于国家的行政命令。村庄精英对村干部的权力存在更大的影响，甚至在某些重大议题上，比村干部更具有发言权。

因此，村干部一方面是一种承担公职的官/干部，从事着农村的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管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一群有利于国家科层制之外的“边际人”。虽然他们也受到国家科层制最底层乡镇干部的影响，办理政府下达的任务，代表国家，充当其人，但却不属于国家编制。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不同于其他的村民但又是村民，实质上承担科层制的某些功能，形式上又不属于科层制的正式成员。他们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内享有公共权威并对其自身的行为进行定义。

二、村干部角色的理论审视

精英理论：贺雪峰认为，村庄精英就是那些掌握村庄优势资源的人，因为掌握优势资源，而在村务决定和村庄生活中，具有较一般村民大的影响。他和仝志辉将村庄精英分为两类：一是体制外的村庄精英，既非体制精英，一类是体制精英，即村支书、村长等。并且他强调村庄治理状况往往为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的关系状况决定。

在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研究中，以“双轨政治”强调了绅权，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个层面，此外，孔飞力提出了“士绅操纵”说，孙立平提出了“皇权―士绅―小农”三层结构的理论，他们都强调地方精英在国家与民众的互动关系中发挥的作用。随后，很多学者认为，随着新乡土社会的到来，国家政权深入基层，使基层社会关系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它改变了传统社会角色关系和行动机会――乡绅的功能被村干部所代替。又随着村民自治这种国家建制的提出，要求国家政权逐渐退出基层社区，地方权力重新回归到地方精英的手中。像苏南华西村的吴仁宝，河南刘庄的史来贺等，就是这样的典型。王汉生认为，他们实际上就是权力精英，其权力是上级党政机关正式授予的。这些研究对国家的力量、特别是国家政权的层层行政系统之管治力量，对于乡村基层的规范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它甚至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研究视角。

角色理论：徐勇通过对湖北江汉平原中部杨村的分析，提出了“双重角色”论，探讨了村干部的人与当家人的角色。他指出，由于村干部将两种角色寓为一体，双重角色的来源不同，对其期待也有差异。政府希望村干部有效贯彻落实政务（即履行好人角色），村民希望村干部为其提供良好的服务。因此便不可避免的存在身份上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愈益突出。特别地，政府要求村干部的事务越来越多，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一些农村地方基层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控，特别是政府对农村管理事务迅速增多，造成“上面一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

以上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村干部角色进行的探讨，在某些方面给我们以启迪，但是这些研究多沉湎于“国家―社会”的思维分析框架中，或过于依赖西方学术话语理论模式和方法。对此，本文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即从地方性情理的角度来进行探讨。

三、地方性情理：一种新的研究进路

研究中国的村干部，必须把其放到中国的乡土社会的现实情境中去，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看待村干部。村干部的角色承担和扮演应该不能仅从“国家―社会”的视角来分析，由于我国乡土社会的特征，村干部的角色扮演建立在地方性情理基础和文化基础之上，他们在扮演角色的时候必定遭遇习惯、风俗、道德、亲情、面子及其他地方性知识， 也面临自身利益和情理的双重的拷问，其中不可忽视的就是地方性情理的拷问。首先就是来自于双重的期待和双重的压力：即基层乡镇干部和村民，代表国家的乡镇基层干部和村民对于村干部有着不同的期望和需求，必然会对村干部角色认知产生一定的影响。且村干部本身就处在特定的关系网络之中，既有权力之网，也有人情之网，还有人伦道德的制约。其次，乡镇干部和村民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博弈，其结果也必然会影响到村干部的认知和权衡，对其角色扮演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最后，村干部作为法人行动者和理性的行动者，也具有一定的利益诉求。他们也面临着特定的利益拷问。

村干部的选举，首先就要需要乡镇干部的提名或直接任命。当然，乡镇干部提名或任命的村干部与村干部自身的水平存在很大关系，但是，乡镇干部提名村干部的出发点，可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进行考虑，从其角度出发，村干部应该与乡镇干部站在一条线上，帮助乡镇干部对村民进行管理，听乡镇干部的话，而不是与其对着干。因此，许多村干部也许并不具有很高的知识和能力，实际上也不是农村中的“精英分子”，但是，他们“顺从”乡镇干部的意愿，往往被提名为村干部。

但是，如果所提名或乡镇干部任命的村干部不能代表村民的利益，村民就会进行抵制，进行“罢官”。这在当前我国农村时有发生，如若他们无法（多是没有能力）把乡镇人民和提名的村干部罢掉的话，他们就会表现出不合作或消极的合作，而且遇到事情时，他们也多是避开村干部，而是转而求助村中的那些“长老”、“庄主”之类的村庄能人。

除此之外，作为现实村庄中的一员，村干部在一系列的决策过程中，其同村的亲戚（往往是同族的人）、朋友等也会对其产生影响。而且农村较之城市而言，更是一个“熟人社会”，村中的习惯、礼俗等也会对其角色扮演长生诸多的影响，同时，在乡村中，人们更加看重“面子”，而其面子也来自村民对其的评价、认可和接受等，故此，他们在扮演角色当中，也必然注意“塑造”自身的形象，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

当然，如前所述，村干部作为特定的利益行动者和理性法人，也必然具有自己的各种利益诉求，譬如，经济利益。但是由于其要处理村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务，而且还要应付乡镇干部的各种“命令”，其工资也比较低下（许多地方是靠村民的集资），因此，在村中的各种利益分配中，他们也面临着考验。

所有这些，构成了村干部扮演角色的一种地方性情理。基于此，我们将从三个角度进行研究，其一，就是从村民一方入手，来探讨村民对于村干部角色的期望和需求，并通过日常互动的研究，分析地方性的情理如何影响到他们的角色认知；其二，从乡镇干部出发，分析地方基层干部对于村干部的角色界定和要求，村干部在这种关系网络（更多的是一种权力网）中又是如何认定自己的角色的；其三，从村干部自身的角度来看，在村民和乡镇干部的双重期望和压力下，以及在自身利益的诉求中，他们如何最终认识和扮演自己的角色。不过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村干部的自我认知，村民的期望，乡村干部的要求，都将是其理性选择的基础。而在这里，村干部自我认知的确立，又依赖于乡镇干部、村民、习惯、礼俗亲情面子等的共同作用这一社会事实以及村干部自身的知识，于是面对中国现今村庄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如富人治村、大学生治村等，选择何人治村，或说村干部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应该视具体村庄的地方性情理而定。

四、小结

利用我国本土性话语体系的经验，把地方性情理作为分析村干部的参考背景和分析语境，有利于我们走出“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格局，摆脱学术界对于西方自治理论与话语模式的严重依赖，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乡村治理模式和理论，且能更好地分析村干部的角色承担和扮演，从村干部这一角色来透视我国村民自治的现实机制和运作逻辑。

但是，如何利用本土的话语体系，把村干部作为分析我国农村治理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探讨学界对当前施行的村民自治产生截然不同评价的原因？进一步考虑村干部对基层社会的管治规则和国家的行政管治规则不一致的问题？村干部对国家赋予其的角色是否认同？从地方性情理的角度来进行考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是，如何使地方性知识具有普遍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找到一个比较的他者（other），进而展开讨论，找到共性。

参考文献：

[1]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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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制度发展的历史与群众的选择，是我国社会主义特色基层政治制度的表现，也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参与政治的基本形式。同时，我国的村民自治是群众组织性的，非国家性质，而是一种实现村民直接民主的制度形式。村民自治作为我国现代化法制中一个新的概念，在农村的制度建设与发展中必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更被相关法规解释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行使自治权”等。

我国乡镇政府是我国基层国家行政机关，执行上级决定或者决议并对本行政区域内进行依法管理。法律给予乡镇对于村民自治的关系是“指导、支持与帮助”。虽然在我国相应法律法规，甚至宪法中都有明文规定，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法律规定中的双方存在着实际的职权交叠部分，并且也存在着实际工作运行的误区与偏差，而法律法规本身的规定较为原则化，缺乏实际使用性与可行性，不够详尽等。于是，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在现实中亦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只有真正实现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结合才可以发挥基层制度的实效，推动基层工作的开展。

二、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发展及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农村经济改革时期，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后村民自治渐渐出现并被“八二宪法”所明确肯定。而后，国家相继建立乡镇政府取代农民公社，并且决定乡镇以下据自治实行群众性自治。于是，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逐渐形成。上世纪末，《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推行，更是加大了农村村民自治建设的步伐。21世纪初，我国更是一举废止了农业税，开始了新的乡村时代。新时期国家更是要求乡镇政府积极发挥社会管理及服务的职能，积极推进村民自治建设。

在新时期的今天，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总体的积极配合运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基层的社会稳定与发展。不过，两者也存在诸多问题，如：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存在诸多利益的冲突；乡镇政府管理过度，并且缺乏服务理念，职能转变不足；村民自治片面过度或者法制自治意识不浓厚，存在着部门间的争权夺利现象；村民自治化和行政化存在纷争等。

三、实现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结合

（一）树立现代化的“管理”与“自治”的理念

实现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结合，首先需要树立现代化的“管理”与“自治”的理念。乡镇政府应认识到新时期的时展形势与社会意识转变，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积极发挥自身的社会管理与服务的职能。同时，坚持贯彻现代化的管理理念，积极对农村的工作进行指导与帮助，同时保证“不逾矩”，充分发挥、尊重农村的自治权利与创造成果。新时期的村民自治也应该树立现代化的自治理念，科学正确推进自治进程，做到不片面、不过度，坚持原则与基础之上积极行使自治权利与履行义务。

（二）明确各方关系及职权划分

实现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结合，还需要我们明确各方关系及职权划分。针对实际工作需要，处理好乡镇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还必须明确其关系与职能划分。即在工作中，积极处理好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与职权划分，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与职权划分等。其中，处理关系及职权划分时，可以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大宣传教育等手段形式进行。明确各方关系及职权划分是实现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键部分，只有做好这一环节的工作，我们才可以真正发挥出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结合实效，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四、结语

总之，实现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结合需要我们做到管理性与自治性的积极配合。即，需要我们一边积极发挥乡镇政府管理的社会管理与服务的职能，一边积极发挥村民在推进基层自治建设中的创造性与自治性。

【参考文献】

[1]潘小娟,白少飞.中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思考[J].政治学研究,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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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推进平安建设活动

认真组织开展全市“平安建设推进年”活动。以开展综治委成员单位与部分乡镇（办事处）“携手共创平安”活动为载体，号召各级综治委成员单位帮扶重点乡镇、村加强农户科技防范，加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重点引导扶持两个县区，积极争创全省第二批平安县区；全面推进“平安乡镇（办事处）”、“平安村居”、“平安单位”等基层平安创建活动，考核第二批“平安乡镇（办事处）”，适时开展市级“平安单位”、“平安学校”、“平安医院”考核命名活动，不断扩大平安建设覆盖面；全面开展“平安行业”创建活动，拓宽平安建设的领域。通过以上活动开展，为2009年争创平安市打下基础。

二、大力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以农村科技防范建设和治安卡点建设作为农村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重点，继续深化农村社会治安防范工作队伍、网络、设施、制度“四项建设”，强推硬促，力求取得阶段性进展；指导考察命名一批市级治安卡点示范点、技防示范镇、村级综治工作示范点和联户联防示范村，树立农村治安防范工作典型，抓点带面，推动全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不断发展进步；在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适时出台健全城市社区治安防范长效工作机制的意见，推进城市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新进步；以基层平安创建为载体，加强企业、单位以人防、物防、技防为主的治安防范工作，注重开展“技防单位”、“技防企业”、“技防小区”等创建活动；进一步推进专业保安联防队伍建设，开展有偿看护服务岗位的普查，逐步淘汰老人岗、残疾岗，提高单位内部看门护院的能力。

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

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责任追究制和一票否决权制的落实。会同阜城三区综治部门和市直机关工委健全市直单位综治相关责任人履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职责的考核考评，建立责任人考核档案，促使各成员单位认真研究本部门、本行业在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切实改进考核评比方式，加强日常考评，探索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封闭式考评的方法；建立社会治安形势分析季度例会制度，加强与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通过各种渠道掌握基层社会动态，灵活运用督查督办、

限期整改等工作措施，促进基层党政组织增强开展综治和平安建设的积极主动性；对因领导不重视，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重大问题的地方，坚决施行一票否决，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适时筹备召开全市综治工作暨平安乡镇命名表彰大会，以先进典型引导综治暨平安建设广泛深入开展。

四、切实加强和改进以人口管理为重点的社会管理

适时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积极与阜阳籍务工经商流入地综治部门进行联系，共同探讨加强阜阳籍务工经商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协调有关部门适时开展城区流动人口出租房屋清查活动，进一步健全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的管理机制；继续开展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突出以加强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管理为重点的社会管理，落实城乡结合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筑牢城市“防火墙”；将“三电”设施管护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日常工作，发挥好综治委各专项领导小组的作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开展经常性的工作，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努力探讨加强对青少年犯罪高危人群、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吸毒人员管理教育的有效途径，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注重发挥法制副校长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强化学校内部矛盾化解和周边治安综合治理。

五、努力营造全社会参与综治及平安建设的浓厚氛围

大力弘扬平安文化，营造综治及平安建设宣传的浓厚氛围，提高全社会参与综治及平安建设的积极性。会同有关部门在阜阳城区开展平安阜阳公益宣传活动，开展好3月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暨平安建设宣传月；积极创造条件，力争组织开展全市首届“三电”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暨平安建设知识竞赛活动，组织开展好全市“平安文化宣传季”，分别会同宣传部门及市文联开展好“2009聚焦平安”－－系列新闻宣传报导活动、“2009祝福平安”－－书画名家平安阜阳书画展和“2009平安瞬间”－－平安阜阳建设纪实图片展；充分发挥“阜阳平安网群”的优势，加强综治及平安建设的宣传、交流，将平安网宣传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考评，建立平安网信息员制度。

六、进一步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工作

认真落实省综治委《关于加强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规范化建设的意见》（皖综治委[20*]10号），加强乡镇（街道）政法综治机构建设，健全工作制度，整合力量，形成基层维护治安和稳定的合力。继续深化基层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的机制建设，扎实推进农村警务机制建设，进一步健全基层治保、调解组织，加强基层群防群治队伍建设，落实经费保障。适时开展基层综治人员培训，提高工作能力和素质。适时组织开展赴先进地区考察取经活动，进一步开阔工作视野。

七、加强综治委（办）的自身建设

进一步完善综治机构、加强人员配备

，健全工作制度，推进综治办事机构规范化建设；明确职责分工、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综治办组织、指导、协调的职能；加强调查研究、搞好督促落实，努力提高综治委、办的工作水平。加强与市综治委专项工作办公室的联系沟通，引导各项专项工作不断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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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顺一个关系

在宏观管理方面，着眼于理顺“一个关系”，即理顺区镇两级责权关系，提高政务服务效率，为转型发展“引路”。

首先，明确了乡镇职能定位和工作重点，通过开展镇街机构改革评估等后续工作，进一步强化了乡镇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职能，各镇街“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挂牌和人员配备工作基本完成，提升了服务“三农”的工作水平。

其次，同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区行政审批中心管理办公室更名为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大力推行政务服务标准化。清理和精简行政审批事项，根据不同类型乡镇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逐步下放部分管理权限，充实完善了镇街管理职责，正在研究较大的镇综合改革配套相关问题，超前谋划促进门楼镇小城镇建设发展的各项支持政策和具体措施。在双管单位的管理问题上，建立了统一协调工作制度，严格事权划分和人员编制管理，区直部门只负责业务指导和依法监督，较好地理顺了乡镇与区直业务部门的关系。

二、优化“两个结构”

在具体实践方面，着眼于找准服务基层转型发展的切入点，以镇街机构改革评估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基层组织结构和干部队伍结构，为转型发展“加油”。

一是统筹编制资源配置，优化组织结构。按照“精简、统一、高效”原则，综合设置了乡镇党政机构和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强化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重新核定了人员编制，明确了具体岗位，机构编制更加符合基层工作实际。加强基层社区组织管理，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重点明确了社区管理机构和岗位职责。制定出台了《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明确了人员配备、聘用、待遇、社会保障及考核激励等事项，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二是科学制定用编计划，优化队伍结构。改革后，进一步完善了镇街机构编制实名制、公示制，与基层党务、政务公开工作有机结合，强化社会监督。结合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竞争上岗，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将一批政治素质过硬、工作作风扎实、学历层次较高的年轻干部选拔到乡镇领导和关键岗位，干部竞争意识和服务意识明显增强。将有限的编制资源向镇街紧缺岗位和关键部门倾斜，联合人社、组织等部门合理制定人员招考计划，各镇街均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安排，不强求统一，为基层单位补齐配强高素质人才提供了保障，基层水利服务、农村经管人才匮乏的情况有所缓解。

三、健全“三个体系”

在创新发展方面，将基层转型发展重点放在夯实发展基础，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集中精力健全基层便民服务、农业公共服务和科学化考核评价三大服务体系，为转型发展“护航”。

第一，健全三级便民服务体系。积极推行为民服务全程制，实行“居站分设”管理模式，各镇街设立了便民服务中心，村居设立了便民服务点，并将与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联网，逐步建立区、镇、村三级便民服务体系。实行“一站式”服务，乡镇所有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都在便民服务中心集中办理，建立镇街便民服务中心8所，村级便民服务点229个。切实提高了办事效率和便民服务水平，方便了基层群众。

第二，健全涉农公共服务体系。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三位一体”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各镇街设立农业综合服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利建设等机构，并按照专业对口、素质过硬、能力匹配的要求配备了涉农专业服务人才；畜牧兽医执法和动物卫生监督公共服务机构实行跨区域综合设置，由区垂直管理，基层涉农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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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指的是在根据当地城镇化过程中新产生的农村社区，在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条件下，结合社区治理的特殊性，通过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创新变革，从而实现社区良好治理的过程。具体来说，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加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 

一、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站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高度，有序变革新型农村社区治理。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目标。但城乡发展一体化并并不是城乡发展一样化，而是通过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力度和农村治理变革，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造新型城乡关系。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要切实提高投入力度，特别是在水、电、燃气等基本生活设施公路、绿化、社区卫生、安全保卫等公共实施建设方面，要按照不低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的要求为农村社区配置资源，以保障其生活的基本运转；结合新型农村社区现有的社会发展条件，考虑农村社区居民公共需求的多元化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商贸、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健身、娱乐等服务，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从实际出发，按照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特殊性要求，逐步健全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机制，探索适合新型农村社区特征活设施以及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二、根据新型农村社区各自本身的特点，重置农村社区治理体系。 

社区管理体制是社区管理主体在社区资源配置、社区事务管理、社区关系调适等领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系、运作方式。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三个主体：村居民群众、社会组织和乡政府。 

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根据新型农村社区的特点，探索构建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和社区社会组织等组织框架，形成以社区服务中心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主导社区民主协商和社区自治、社会组织参与自治和社会协管为内涵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促进社区居民的社会融合。 

三、理顺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实现政府社会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好而有效的衔接。 

乡村关系是村民自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要坚持以社区自治为基本原则，首先要调节好好村民自制体系与行政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依法完善关系定位，理清乡村关系。其次，新型农村社区是介于农村和城市社区之间的特殊形态，其自治到底是依据哪项法律尚未明确。但在群众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关系问题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这意味着政府对社区负有指导和服务的义务，社区则代表居民群众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予以协助并进行监督。据此，实践中要对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所有相关工作进行明确的清理，划清在这些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中，乡镇政府及其部门与社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严格分清政府与社区的各自 

职责。 

在理清政府与社区关系的基础上，要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为纽带，建立起政府社会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社区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制。这就要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促进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加快公共管理社区化步伐。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做好农村社会管理，而农村社区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有效的社区治理。乡镇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工作在这里有农村社区治了交集，为理顺乡村关系，构建政府与社区的衔接和互动提供了可能。 

四、注重社会组织的培育，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善于引进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极其主要的一个环节。社会组织能够凝聚社会力量，引导居民参与联结，实现利益表达有序化，能够在反映民众诉求、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满足公共服务多元化需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层政府要努力培育并发展公益类、慈善类和服务类为重点的社会组织，使其与政府管理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但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也不应该忽视，在发达地区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不仅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中，而且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社会力量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积极依托和运用社会的力量包括市场力量进行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径。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动员社区居民变被动管理为主动参与，引导和激励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构建民众表达和联结的载体，形成广泛持久的社会合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程乙悦（1991-），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云南农业大学，基本原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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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认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

城乡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是指在民政部门登记或备案，以镇（区）为主要活动区域，满足基层居民体育需求、服务基层全民健身的各类体育社会组织。加强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建设，是服务基层体育事业发展，不断满足广大群众体育健身需求的重要保证；是创新社会管理、运用社会力量弥补基层公共体育服务力量不足、提升基层公共体育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全市人民健康素质，建设体育强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美好，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加快成立基层乡镇、街道体育总会

根据市实施意见和培育、发展、规范、提高的工作目标，各镇（区）要把筹备成立镇（区）、街道体育总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体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领导，狠抓落实，确保2013年实现镇（区）、街道体育总会全覆盖。基层体育总会筹备工作要全面细致，按照民政部门社团登记管理要求起草体育总会章程，明确职能职责，为今后依法按规开展工作打好基础。经审核批准成立的体育总会，应及时召开成立大会并在办公地点的醒目位置挂牌。

三、不断推进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

各镇（区）街道要逐步成立覆盖面广的人群体育协会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单项体育协会，确保年内全市各镇（区）、街道在已备案注册老年人体育协会、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的基础上都有2个以上的单项体育协会，鼓励成立镇(区)、街道农民体育协会，并在民政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或备案。

各镇（区）要按照“积极扶持、加快发展”的总体要求，指导社区和行政村，以登记或备案的形式，可成立社区或村级体育社团、健身俱乐部等民办非企业组织，优先发展和重点扶持一批群众广泛参与的单项运动健身俱乐部或综合性体育俱乐部，加快推进体育社会组织深覆盖、延伸，确保“十二五”期间初步形成发展有序、覆盖面广、布局合理的社区体育社会组织体系。

四、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登记条件和程序

市实施意见明确镇（区）、街道和社区、行政村体育社会组织采取登记和备案两种方法，具备法人登记条件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可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要求向市民政部门申请注册登记。对暂不具备《条例》规定条件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按以下办法进行简化登记。

（一）简化登记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具体条件

1、乡镇、街道体育总会登记的基本条件：

（1）个人发起人5名以上或发起单位3个以上的；

（2）有3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1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

（3）有10000元以上的注册资金；

（4）有与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1名以上和若干兼职人员；

（5）有不少于10平方米的固定办公场所。

2、镇（区）、街道人群的单项体育协会登记的基本条件：

（1）个人发起人5名以上或单位发起人3个以上的；

（2）有3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6个以上的单位会员；

（3）有5000元以上的注册资金；

（4）有与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1名以上和若干兼职人员；

（5）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或拥有体育协会集中办公场所。

3、社区或村级人群和单项体育协会成立基本条件：

（1）个人发起人5名以上或单位发起人3个以上的；

（2）有3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1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

（3）发起成立应有2000元以上的注册资金；

（4）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和办公场所。

（二）简化登记的程序

镇(区)、街道成立体育总会及体育社团，经市文广体育局、体育总会初审同意后，按相关程序报请市民政局注册登记，接受相应管理。申请成立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起人须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1、筹备申请书；

2、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3、业务主管单位出具的活动资金证明和活动场所证明；

4、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社区社会团体还需提交会员名册；

5、章程草案。

（三）备案管理要求

对于尚未达到上述登记条件，但经常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的乡镇、街道体育社会组织，由乡镇、街道初审，报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备案；社区和村级的体育类社会组织，由社区居委会初审，镇（区）、街道审核后，报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备案。

经备案或进行简化登记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待发展完善具备法人登记条件后，可再向民政部门正式申请注册登记。

五、加强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扶持培育和管理监督

（一）加强扶持培育。市体育总会、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对年内规定时间完成了注册登记体育总会及登记（备案）老年人体育协会、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和2个以上单项体育协会的镇(区)、街道分别给予一次性5000元经费扶持奖励。

各镇（区）要结合本地特点，着眼发展当地全民健身事业，活跃当地群众文体活动，积极培育发展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加大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发挥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政府参谋助手、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增强服务社会功能，积极组织广大群众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有效推进全民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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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五五”普法规划确定的“三增强三提高”的工作目标，大力加强公民法制教育，弘扬法治精神，积极宣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扎实推进依法治理，规范和促进依法行政，巩固和深化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为建设“法治*”、“平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工作安排

（一）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五五”普法规划。按照十七大对普法工作的要求，进一步深入学习宪法和有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学习有关国家宏观调控、节能减排、资源环保、突发事件、知识产权和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国土资源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把十七大精神落实在普法依法治理的各方面。下半年，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市直部门在去年底市人大调研督查普法工作情况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五五”普法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做好“五五”普法的自查和互查，认真迎接上级的中期检查。

（二）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推动全民普法深入开展。以提高依法执政意识为重点，推进领导干部的法制宣传教育；以提高依法办事能力为重点，加强公务员的法制宣传教育；以增强引导性、参与性和趣味性为重点，加强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以推进依法诚信经营为重点，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以农村“两委”干部和外来务工人员为重点，加强农民和外来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坚持落实市长学法、领导干部法制讲座、理论中心组学法等制度，推进新任市管领导任前法律考试和公务员学法考试考核等制度；加强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队伍和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建设,开展优秀法制副校长评选活动，参与省少年法制教育基地评选活动；认真抓好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法律服务工作。

（三）创新方式方法，扩大法制宣传教育覆盖面。丰富和改进传统宣传手段，创新现代宣传形式，增强法制宣传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群众的参与性，使法制宣传教育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服务和谐宜居城市建设活动，认真组织“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等各项法制宣传活动，结合重要法律法规颁布实施纪念日、节日等，开展知识产权、道路交通安全、保护妇女儿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统计法制等专项法制宣传教育；扎实开展以“人文奥运、法治同行”为主题的奥运法制宣传教育；加强乡镇（街道）法制辅导站等学法阵地的建设，实施农村法制宣传阵地“五个一”（有一个固定法制宣传栏、一所法律学校、一个法律图书阅览室、一个法律服务室、一支法律宣传志愿者队伍）和社区法制阵地“六个一”（有一个法制宣传栏、一所法制学校、一个法律图书阅览室、一个法律服务室、一支法制宣传工作队伍，每户居民有一本法律知识读本）活动，年底实现农村法制宣传栏拥有率达90%。继续向农村、社区赠送实用法律资料，充实法律图书角，做好开设法制学校等工作，促进农村、社区法制宣传教育与公益性法律服务的有机结合。

（四）继续深化依法治理工作，拓展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新领域。在巩固以往创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上级部署要求，结合我市农村（社区）实际，组织开展新一轮（20*-2015年）“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调整完善创建内容和标准，实行动态管理，提高创建质量，实现由注重覆盖面到注重创建质量的转变，不断推进和深化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扎实推进依法治市、部门行业依法治理和基层依法治理工作，认真抓好“法治乡镇”等创建活动，积极开展企业、学校等基层依法治理和创建“依法行政示范单位”、“诚信守法企业”等活动。（五）加强普法队伍建设，提高普法工作者的法律素质。发挥各乡镇（街道）和市直部门普法领导机构的专职领导作用，进一步加强普法队伍建设，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加强各级普法讲师团的职能作用，为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开办法制讲座，参与重大的法律咨询、法律服务活动。积极倡导和推进法制宣传志愿者活动，指导和建立法制宣传教育志愿者队伍，面向基层社区、农村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活动，开展多渠道的法制培训，提高志愿者宣传水平。充分发挥法制新闻工作者的作用，组织法制新闻工作者围绕当前中心工作开展法制新闻宣传。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正确认识在组织实施普法规划和法制宣传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保证普法和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进一步健全组织领导机构，加强组织、指导和督查，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领导体系，保证普法和依法治市工作宏观有人管，微观有人抓。完善运作机制，市依法治市普法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根据《*市依法治市普法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和《*市依法治市普法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要求，加强与各单位的沟通与协调，制定《*市法制宣传教育“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分解（试行》书，使依法治市普法教育工作有章可循，有序运行。落实领导责任制，要把依法治市普法教育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明确分工，责任到人，把工作开展情况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内容之一，增强领导干部抓好依法治市工作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