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微观经济学范文
时间：2023-08-11 17:37:2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典微观经济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新古典综合派的逻辑矛盾和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和宏观经济学（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马歇尔在英国学派、奥国学派和洛桑学派基础上创立的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坚持“经济人”假设和“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主张自由竞争能够达到市场出清、实现充分就业，反对国家干预。在宏观层次上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学说(派）主要包括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但真正能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相衔接的宏观经济学乃是理性预期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虽然在政策主张上与新古典主义不谋而合，但其理论内核则是完全相背或不完全等同的。
二、新古典主义理论宏观体系的发展过程
1.货币学派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坚持经济自由原则，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理想的经济制度，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但也并不主张完全放任的无政府主义，因为货币主义者强调“惟有货币要紧”(only money matters）,而凯恩斯主义者则强调“货币也要紧”(money matters too),两句话不过一字之差而已。托宾就认为，现在几乎没有人会主张：“货币不要紧，货币政策同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形成过程没有关系。”
虽然货币主义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同凯恩斯主义在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甚至是相背的，但两派都坚持“需求创造供给”，都属于西方宏观经济学需求管理的范畴，这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供给创造需求”是不相容的；并且以friedman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更注重于经验数据的统计检验，在逻辑和内容上仍然缺乏微观基础，所以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不能看作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宏观扩展。
2.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失败的产物，反映了美国各阶层对现实经济不满的情绪（高通货膨胀、高财政赤字和高税收），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早期从事于演艺的里根总统在1946年收入已达17万美元，当时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高达82%～91%，里根以后常说，只要再拍四部片子收入就达到最高税率等级，再拍就等于白干。这使得他对高税率深怀不满，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更合他意思，所以里根总统的推动成为供应学派走红的关键。
供给学派在财政方面主张包括对富人在内的全面减税，特别是削减边际税率，同时根据“李嘉图-巴罗等价”政府减税的同时必须减少政府开支包括社会福利开支，所以供应学派政策也被人称为具有“劫富济贫”性质。在货币政策方面，核心是重视货币质量，稳定币值，认为货币政策不应该成为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手段，应减少国家对货币经济的过多干预。供给学派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上虽有重合也有根本区别（否认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也不可能称作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
3.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试图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缺陷：资源始终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不存在经济周期问题。理性预期学派恢复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均衡分析方法，重新解释了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假设政府在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情况下，突然增加货币供给量，这时生产者可能会把一部分未预期到的一般价格水平误以为是他们生产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从而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经济进入繁荣时期；由于“人们认识到真理，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他们这样做时，就抵消了政策所期望达到的效果”，一旦生产者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会立刻调整理，结果导致繁荣走向萧条，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
理性预期学派在坚持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和分析方法基础上，解释了经济周期爆发的原因，并提出:为了保持经济稳定，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这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一脉相承，是对新古典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在宏观层次上很好的衔接起来，名副其实的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至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此框架内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在逻辑结构上完美的结合起来。
三、辨证地认识两套理论体系
篇2
世上难得的一位“经济学通才”、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2009年12月13日与世长辞，享年94岁。
萨缪尔森早在而立之年就在西方经济学界赢得盛誉。他在30岁时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在25年之后为他带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诺贝尔颁奖致辞中，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阿沙・林贝克曾经这样评价：“萨缪尔森在提高经济学分析水平方面的贡献，已超过当代任何一位其他的经济学家。他事实上是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许多领域。”
萨缪尔森博采众长、善于折衷，是一位海纳百川的高手。萨缪尔森认定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由私人经济和公共经济两部分构成，前者可以用微观经济学加以分析，后者可用宏观经济学进行论证。“萨缪尔森的开拓性的教科书的功绩在于：它第一次成功地把(当时)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萨缪尔森使用新古典综合派的概念，即一旦经济被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原有的古典学派的原理便能够适用。”萨缪尔森意欲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个同微观经济学相一致的分析框架。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宏观经济学”一词，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问世之前，甚至还不曾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词典中。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萨缪尔森所采用的一整套市场分析方法，如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等，迄今仍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和典范。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第19版，已在美国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问世。该书首版发行是在1948年，之后大约每三年更新一次。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圣经”，早已被译成40余种文字，销售总量已超过一千万册。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确开创了一个崭新而持久的典范。”研究经济学的历史学家，像那些研究地球上骨骼与化石的古生物学家一样，通过考证《经济学》的第1版如何修订成第2版，并最终成为今天这个版本的过程，来确定各种经济学观点的盛衰年代。
尽管如此，随着岁月流逝，“凯恩斯革命”的局限性逐渐暴露，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也遭致许多的批评。在20世纪60年代，曾有一本评论性专著《批萨缪尔森》指责他过于为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辩护，其篇幅竟然等同于萨缪尔森的教科书。而1997年第16版推出前，美国评论界又有人认为萨缪尔森过于追随凯恩斯，其15个版本的教科书基调“体现了一种对政府干预功能的信任和对市场运作后果的担忧。”该文还指出，“由于总是着眼于短期总需求，《经济学》低估了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的重要性。又由于凯恩斯所担心的问题，即‘人们往往会储蓄过多，从而会导致经济紧缩’，《经济学》的许多版本都隐含着一种‘反储蓄’的基调。直到1989年发行的第13版，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才深感美国的储蓄率已经过低，才开始提请人们关注储蓄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存有密切的关系。”
釜底抽薪式的挑战来自斯坦福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他写道：“在实质上，这(指新古典综合体系)就是把经济学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在一个部分中，当社会的经济资源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宏观理论便能够适用；在另一个部分，当社会的资源达到充分就业时，微观理论就发生作用。这种二者相互独立而很少关联的理论体系在教科书的写作和课程的教学上得以反映出来；先讲微观、后讲宏观，或者把次序颠倒过来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经济学者们已经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割提出了疑问。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只有一套，而非两套。然而，这一观点却没有在现有的任何教科书中被反映出来。”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竞争是创新的动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滞胀”这个经济学难题出现，经济学界已深感“新古典综合派”的解释力已经达到极限，并呼吁要“寻找一个新的凯恩斯，他的突如其来的洞察能力将会发展出一个理论来解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到了90年代，当“不停滞又不膨胀”的“新经济”展现之后，西方经济学家更是大声疾呼：“需要超过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原理”。萨缪尔森第15版《经济学》发行，一些评论家已经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势头似成强弩之末”。同期，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都已经开始在国内外引起轰动；William Baumol的教科书的呼声也很高，截至1997年已经出了7版，而更早的Richard G.Lipsey的教科书，1981年就出到了第六版。
令人困惑、感叹与折服的一点是，1998年萨缪尔森教科书的第16版也即50周年金版，其人气指数又再度如日中天。加里・伯克(Gary Burk)曾评论道：“凯恩斯曾不无自嘲地说过：‘长期看，我们都属于死亡。’在Ⅸ经济学》第16版问世的今天，我对此似乎不再敢苟同。看来，我们的脉搏还依然相当的强劲。”萨缪尔森本人甚至不无自豪地宣称“已经站到了时代的潮头和经济学的锋刃之上”。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50周年“世纪金版”中译本的首发式上，我们曾播放过萨缪尔森的《录像祝贺致辞》，宣读过他的“致中国读者”的亲笔信函。萨缪尔森写道：“就政治经济而言，中国无疑是个正在重新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党政领导和广大民众已经选定了用市场竞争机制去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在其迅速发展的今天，已经特别地需要我们这本教科书来为您服务。”
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无疑异常严峻。例如，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逻辑步骤，新兴经济体与成熟经济体接轨的合作模式，从“模拟市场”切换到“成熟市场”的临界条件和成功关键，切实向民间资本开放垄断产业，有效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尽快挪除居民消费的“制度”，从倚重(政府)投资走向倚重国民消费等，都需要经济学者进一步努力借鉴和创新。
篇3
1、西方经济学，就是被运用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有市场经济学之称。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多年的风雨沧桑。在这个不长不短的历史进程中，从斯密、李嘉图、萨伊、穆勒、马尔萨斯、马歇尔到凯恩斯、弗里德曼、萨谬尔森、卢卡斯、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大师辈出；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流派林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带来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以致于文献上有“经济学帝国”之称。
2、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流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它既研究古老而又现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业经营，还大胆解说政府日益加码的经济调控。它既赞美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效率优势，也无情的剖析市场机制在不少领域资源配置上的诸多缺陷。西方经济学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动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等。其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1宏观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1．1抽象理论与复杂模型并存
作为一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样，都是采用抽象分析的方法，在一系列前提假设的基础上，将部分在现实中存在但不影响主要结论的因素去掉，构建了一个纯粹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方法虽然利于宏观经济学整体架构的梳理，这对于虽然有微观经济学基础，但较少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来说，难度可想而知。此外，大多数的宏观经济学教材在内容编排上，都是利用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的方法进行验证和分析，这对数学基础差的学生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即便是数学基础好的学生，在大量的公式和计算面前也会降低学习的积极性，这些都给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造成了明显的困惑。
1．2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紧密
通过宏观经济学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在熟悉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后，为后继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宏观经济学社会总量行为及其后果为分析对象，以需求和供给的均衡为分析框架，涉及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的主要目标有抑制通货膨胀，解决就业问题，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等。其教学体系则是从短期的经济波动和政策、长期的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对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进行均衡分析，涉及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等(图1)。并以此为基础扩散开去，形成了以宏观经经济学为中心的、连接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金融学和国际贸易的广义的知识体系(图2)。可见，宏观经济学在众多学科类别中具有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地位。
1．3强烈的实践意识和阶级意识
宏观经济学是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的经验总结，这一结论性的知识体系直接产生于现实的经济生活，并对现实经济生活起到指导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宏观经济学和社会学科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强实践性是其一个主要的特征。此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应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所以，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结合本国国情，对其分析依据和主要结论要有选择性地借鉴和吸收，不可盲目的照搬甚至直接应用于我国的经济实践。
2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特征和思维模式
2．1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特征
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能对后者的学习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在学习完微观经济学后，学生会对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产生初步的认识，而在学习完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以及福利经济学之后，对IS－LM模型和AS－AD模型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入。但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核心理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解决的问题方面毕竟存在明显的不同(表1)，所以，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首先要理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异同，从多个角度进行对比和阐述，使学生了解微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学习中的基础作用，并且明确宏观经济学具有自身特殊的分析方法，激发起其学习宏观经济学的主动性。
2．2宏观经济学的思维模式
宏观经济学的各章节之间具有很强的逻辑关联，因此，学习过程应该循序渐进，在授课之初就应该将整个课程的思路和逻辑讲授清楚。此外，宏观经济学涉及到众多的经济变量，整体的学习过程实际上就是各个经济变量逐渐放松的过程，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有效把握宏观经济学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使学习过程更加简单和有效。当然，在学习过程中，还要充分分辨和理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剑桥学派等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学术观点，把握这些派别之间的对立和关联，以此来加深学生对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全面理解，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构建多元化的经济学思维模式。
3宏观经济学多元化教学模式探索
3．1讨论式教学模式
讨论式教学是宏观经济学可以选取的主要模式之一，其目的在于通过讨论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写作、口头表达以及研究和创新等多方面的能力。在该模式下，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态度，组织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后进行小组讨论(学生主动学习是讨论式教学得以开展的关键)，并将形成的观点与他人进行分享，并结合教师的讲评，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主导地位的确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教学过程的有效设计能够提高学生的专业敏感度，培养其创新思维、自学能力和实践能力。在具体的课程设计方面，讨论式教学需要有计划、有组织的过程安排，教师首先要确定讨论的主题，然后将学生分组后组织其通过图书馆、网络媒介等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形成各组自身的观点后，由小组成员代表或全体成员阐述观点，并由其他组的组员进行提问后产生辩论来形成思想碰撞，最后通过教师的点评和归纳，引导学生对现实经济数据和现实宏观经济危机进行理性的反思，提高其批判性的思维能力。
3．2研究式教学模式
研究式教学模式是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将现有的教学资源和环境加以有效的利用，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双重主体作用，以科学研究的模式实现教学目标。具体的操作步骤为:首先要建立科学研究的教学团队，以教师的科研工作促进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其次，整个教学过程要从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数据、资料出发，引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并为其观察问题、改变错误认识提供及时和必要的帮助。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
3．3仿真式教学模式
宏观经济学的仿真式教学模式采用实验验证的方法，以真实的经济环境和经济人行为特征为基础，将经济系统以程序模型的形式呈现，并通过计算机中辅助计算，生成相应的经济结论。它以计算机为数据计算和生成媒介，通过教师或学生建立的复杂的、虚拟的经济系统，来分析经济主体的各项活动，这种仿真的教学模式突破了宏观经济学传统研究方法难以进行重复实验的约束，方便了教学和科研的顺利进行。将仿真式教学模式应用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在教师的引导下，经过与学生共同进行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将相关的宏观经济理论转化为数学模型，然后选择合适的经济仿真软件将模型转化为经济实验模块，并对模块进行适当的调整，使其满足实验的各项指标，最后将调整后的模块加入到教学内容当中，使其对教学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补充，提升教学效果。仿真的前两个步骤可以由教师独自完成，也可让部分学习兴趣浓厚、实践能力强、分析问题独到、数学基础好的学生参与其中，最后一个步骤可以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期间教师要对实验模型和仿真过程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演示，让学生对模型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深入了解，并通过亲自尝试获得对模型及其运行结果的直观认识。当然，学生自己的动手实践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可以在学生能够熟练操控实验模块后，安排其进行相应的练习，比如，通过观察和讨论，对模型的结构以及其中的各个参数进行修改，对仿真结果存在的差异进行修正等。与其他教学模式相比，宏观经济学的仿真教学模式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不但教学内容具体，大大节约了板书和幻灯片的制作时间，还扩大了信息的范围，学生通过参与获得了更多的主观感受等。
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学科；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实务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08-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后，数位英国顶尖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女王，就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时间、幅度及严重性”做出诚恳道歉，称这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察” [1]。这表明当今的经济学研究是滞后于经济现实的。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国际贸易学（包含“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它的学科体系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或许当前也有必要进行“集体反省”了。
按照我国国家标准G/T13735-92的解释，学科即“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国际贸易学科作为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一般认为它包括三大核心构件，分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理论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开展国际分工与贸易”，国际贸易政策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一国在特定时期针对某一具体产业应采取何种贸易政策和措施”，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着力于回答“如何开展一笔具体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现有文献中，王建邦通过分析当下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设计的种种不足，提出应拓展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对象，确立“大外经贸”的概念[2]；还有学者估计到融合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实践的难度，如陈岩写道：“国际贸易理论多以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作为出发点；国际贸易实务多以微观经济、企业经营为出发点。……国际贸易理论往往是为实现国际经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福利最大化，反映均衡、诠释理性、昭示方向，而国际贸易实务往往作为企业获得利益最大化的赢利过程和步骤，充满谋略、充满争夺、布满规则。把二者融合为一个层面的命题的确不是件易事。”
上述文献确立了研究国际贸易学科结构的理论价值，但其并未充分认识到下列现象，即在国际贸易学科结构中，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与现实国际贸易政策存在明显的矛盾，并且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仍存在不少脱节现象。因此，我们亟须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剖析这些问题并不断完善国际贸易学科，以构建一个理论与实践互生互动、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体系。
二、对国际贸易学科困境的剖析
1. 困境之一：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
社会科学理论是政策制定的向导和指南。因此，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为现实的贸易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支撑。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政策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其中，自由贸易政策坚持“无为而治”的基本理念，表现为“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没有政策’，但实际上，没有政策本身就是政策” [4]；保护贸易政策则一般通过“奖出限入”或“奖入限出”的措施得以实现，常用措施有出口鼓励（奖出），进口税、非关税壁垒（限入），进口鼓励（奖入）及出口税、出口配额（限出）等。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分别由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为之提供理论支持。古典、新古典等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已证明，为促进全球资源最优配置和贸易参与国总体福利最大化，自由贸易是最佳选择。但历史和现实却向我们展示了如下基本事实：
其一，在各国的贸易政策演变史上，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交替占据上风，在当代这两股思潮又存在“折中”趋势。通过对历史上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回顾和梳理不难发现，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贸易政策选择也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同一个时期，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主张也往往不同。不可否认，完全的自由贸易、彻底的保护贸易都是极端情形，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国家可能既想享有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又不想因为自由贸易导致本国的相关产业经受国际上太激烈的竞争而被摧毁，于是当代诸多国家在具体贸易政策选择方面往往存在明显的“折中”倾向，如采取管理贸易政策、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
其二，现实世界中的保护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国际市场上贸易摩擦和纠纷不断。尽管这些现象与现实中对贸易福利的分配不无关联，但主流贸易理论所证明的政策取向与现实贸易政策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层出不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自愿出口限制（VERs）、反倾销、反补贴、环保标准、技术标准等，无一不是出自于倡导自由贸易理论的某些发达国家 [5]。这就使得主流贸易理论中所鼓吹的自由贸易，显得难以逻辑自洽、自圆其说了。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分析中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影响，是微观经济学在空间上的延伸，于是被称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一方面，贸易理论分析须严格坚持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分析往往又违背了这一方法论。举例来说，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表明，效用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无法比较，更无法简单求和。但是，主流贸易理论在分析各种保护贸易政策措施（比如关税、进口配额等）的经济效应时，往往是先分析实施一项贸易政策对一国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政府税收收入等的影响，然后对之求代数和，以得到实施该政策措施的净经济效应[6]，这种分析事实上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一个货币单位给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带来的效用是相同的”。而根据效用理论，上述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进一步地，就不能随意对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的福利状况进行简单求和，从而一国实施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后的整体福利变化将是难以确定的。这足以表明，“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
上述三大事实说明，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困境。
2. 困境之二：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的脱节
通常人们在学习任何一门理论的时候，摆在桌面上的说法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等。但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经济学的一部分）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关系来看，似乎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直接的契合点。更直接地说，在不排除国际贸易理论对实践“潜移默化”的指导外，国际贸易理论没法、实际上也没有对实践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而当理论不能有效指导实践时，显然不能去怪罪实践，而只能从理论方面找原因。表面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存在诸多不同，比如出发点、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侧重点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同。但这些均不能构成二者脱节的充分条件。造成二者脱节的根本原因需要从二者的方法论、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的方法论中去寻找。在阅读相关文献和思考国际贸易学科方法论的过程中，笔者认识到，导致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脱节的原因至少包括：
其一，企业主体地位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的缺失是造成理论与实务脱节的基本原因。或许也正因如此，迈克尔·波特（Micheal E.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入并强调了企业因素，近年来甚为流行；而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 [7]，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21世纪初出现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通过将分析变量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关注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和FDI决策的关系，关注企业在国际生产中对每种组织形式的选择，从而开拓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前沿 [8]。
其二，国际贸易理论内部大量苛刻的假设前提离现实太远，甚至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在以往贸易理论分析中，都抽象地假设货币是中性的，且交易过程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各种阻碍贸易自由的障碍，这与现实是相左的。现实的贸易实务中，不仅大部分时候货币不是中性的，而且就整套业务流程来看，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可以说，国际贸易实务所关注的一整套业务流程及其中所伴随的成本，恰恰被国际贸易理论从根本上忽略了。在国际市场上，交易成本比在国内市场更为显著，影响也更深远[9]。因此，忽略了交易成本的存在而进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同时，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带来矛盾。经济学说史中，微观经济学一般指新古典学派，尽管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大量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但从国际贸易学说史看，其本身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当代贸易理论（如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的发展和演进。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因为其中除了包括新古典学派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古典学派和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利益的关注具有抽象性，与具体的贸易实务存在差别。一个贸易参与贸易的基本动因是为了获取贸易利益。因此，无论国际贸易理论还是国际贸易实务都离不开对“贸易利益”的分析。国际贸易理论通过引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抽象地分析了一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所能得到的直接利得和间接利得，其方法论本身决定了无法通过国际贸易理论具体告知一个企业如何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强调一个微观的企业如何操作以谋取贸易利益。具体而言，一次成功的贸易，无非是交易前贸易双方就各项交易条款展开磋商，然后签订进出口合同，最后履行进出口合同的过程。贸易实务强调相关法律法规、国际惯例和交易程序，最终是为了实现具体而非抽象的贸易利益。各个贸易参与方能否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是衡量交易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此来看，企业只能从实践着手，在实践中积累获得自身贸易利益的方法，而不能获取国际贸易理论的直接指导。
三、进一步完善国际贸易学科的路径选择
1. 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的对策
为了协调和化解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有如下几种思路值得借鉴：
其一，尝试从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的不同视角看待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自由贸易论若要成立，必要条件之一是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现实世界中非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普遍存在表明，上述必要条件在现实中往往不成立，因此自由贸易在现实世界难以实现，不仅如此，人们还普遍观察到保护贸易政策存在的事实。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光、张燕生、万中心的回答给出了基本方向，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创造，保护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分配，利益创造与利益分配的统一和均衡决定了现实贸易状况[10]。
其二，通过对国际贸易政策展开政治经济分析，试图从政治、经济双重运行的视角去考察实际贸易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以中国为分析样本，盛斌进行了深度考察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对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给予解释[11]。笔者认为，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试图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以弥补主流贸易理论在解释现实贸易政策时的不足。这看似一个简单的学科交叉，但实际上可能反映了主流贸易理论的“研究纲领”存在某种退化。事实上，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贸易制度的具体化，并没能内生到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针对二者之间一定程度的脱节和矛盾，学者们主要批评的是主流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过于苛刻。孙杰正确地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抽象掉了制度因素这个重要的环节，一下子跨越到贸易政策理论来解决国际贸易问题，显然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而，在解释真实世界现象中暴露出许多不足。” [12]
其三，试图在自由贸易理论中纳入就业因素与利益分配因素，以化解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杨正位认为，从就业和利益分配出发，可以将自由与保护的观点统一起来，“自由贸易理论中本身含有保护的根基。出现这种保护的呼声，并没有否定贸易带来的总的利益提高的情况，即竞争中处于优势的资本家及工人获得的利益有可能大于受损者的损失，也即是说，这并没有否定自由贸易本身[5]”
毫无疑问，学者们的研究无疑可大大深化对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政策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衔接点，并构造相应的理论体系，可能在未来若干年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2. 衔接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对策
为了将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衔接起来，可能需要使抽象的理论和政策分析“落地”，使现实而具体的实务分析“上天”，最终找到二者的对接点。
其一，为了使贸易理论（政策）分析“落地”，适时放松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并使之更贴近现实是根本之道。比如可考虑在其中引入“关注现实经济生活”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制度、交易成本等变量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正如张亚斌所指出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之一，就是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分析方法”[13]。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曾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由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的命题[14]。这些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与新制度经济学有着众多的理论“接口”，甚至可对国际贸易展开系统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与贸易”在进入新世纪后成为学术前沿可谓对此的最好注解，笔者曾将这种学术思潮命名为“国际贸易的制度主义”，并认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贸易理论对制度因素的自觉吸纳，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自然趋势，也是其回归现实的必然选择 [15]。此外，还可将国际贸易政策视为制度的一种形式来加以分析，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在产权界定、保护和转移的过程中，伴随着种种交易成本，因此国际贸易活动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以克服过于高昂的交易成本，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引入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高度重视制度要素和交易过程本身，自然可更好地衔接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贸易实务。
其二，为了使贸易实务“上天”，在讨论如何签订一笔具体的业务合同时，应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这样终究会找到其理论根源。国际贸易实务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的，通常国际贸易的制度环境分为三个层次：国内法、国际贸易条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和国际贸易惯例（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这些制度的作用在于制约贸易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交易的一方能对对方的行为形成明确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参与者能获得更大的交易剩余，有动力参与交易。其中，契约（合同）是贯穿一笔进出口业务的主线，不论是出口业务还是进口业务，其基本程序都包括交易前的准备工作、交易磋商、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等几个环节。在这一过程中，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由于国际贸易的难度更大、更复杂、风险也更大，一般而言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更高。既然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伴随着产权的界定和转移而发生的交易成本，可以说是与国际贸易实践相伴而生的一种客观存在。在进出口合同中，最为核心的条款是价格条款，而国际贸易报价一般借助于贸易术语才能得以完成，选用贸易术语的过程，就是明确双方各自在交易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过程，即明确进出口双方在贸易中的责、权、利的过程。贸易术语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大大简化了产权界定和转移的程序，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上述分析表明，可运用制度基本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对国际贸易实务展开详细的分析，从而将其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可沿着不断追问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根源，即不断寻找“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等，进而找到衔接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一根“红线”。基本线索为：
贸易发生贸易利益（分配）（广义）贸易条件交易条款贸易合同商务谈判
其中，前面的是结果，后面的是原因。即，国际贸易的原因为对贸易利益的追求，贸易利益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条件，贸易条件由包括价格在内的种种交易条款决定，交易条款在贸易合同中确定，贸易合同的签订靠商务谈判来达成共识。沿着这个思路，或许可构建一个理论与实务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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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ouglas North.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篇6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经济论文" target="_blank">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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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本文以近年来高校图书馆投资数字文献资源的增长速度为线索,利用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与费效比计算的两种方法阐述高校图书馆数字文献资源建设应该站在效用最大化的立场,对数字文献及时调整,做到有的放矢,这样就不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关键词]数字文献;资源;经济学;边际效用原理;费效比
[中图分类号]G250.7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41(2012)05-0084-03
1 高校数字文献建设现状
1.1.数字文献经费增长过快
近几年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信息资源品种和数量的快速增长,我国许多高校花费了大量的经费进行数据库及其网络平台等软硬件建设,以满足高校科研与教学的需要,但根据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的“普通高校图书馆主要文献支出统计”显示:从2005年到2008年,参加测评的院校分别从324所增加到625所,这些院校纸质文献资源经费由2005年324所院校总支出95 940 933元至2008年625所院校总支出156 041 838元,平均以每年约10%的速度在下降;而电子文献资源经费由2005年的276所院校总支出201 474 696元至2008年563所院校总支出531 398 800元,以每年约10%速度在上升[1] 。
1.2.数字文献内容重复比例严重
高校图书馆数字文献建设在面临经费支出压力增大的同时,还存在着巨大的浪费现象,以
太原理工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
为例:到目前为止我馆购置的中外文数据库已经有30多个,其中中文数据库15个外文数据库15个(包括租用等其他方式获得数据的),从数量上已经远远满足了科研与教研的需要,但是,从目前的使用现状来看并不十分理想。笔者2012年4 月份跟踪观察了各数据库的登录与下载量的情况,发现使用率并不高,更让人值得关注的是同一题名的文献多个数据库中都能检索到。表1是我馆连续20年以上订阅过的纸质期刊在数据库中检索情况(“√”表示数据库能够检索到)。
表1 数字文献库检索情况
中国学术期刊原文数据库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系统
山西省高校文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读秀学术搜索
自然杂志
√
√
√
√工程数学学报
√
√
√
√化学学报
√
√
√
√物理与工程
√
√
√
√中国科学
√
√
√
√中国科技翻译
√
√
√
√中外建筑
√
√
√
√环境保护科学
√
√
√
√中国塑料
√
√
√
√化学工程
√
√
√
√芙蓉——
√—
读书
√—√
√
华夏文化
√
√
√
√
续表1
中国学术期刊原文数据库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系统
山西省高校文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读秀学术搜索
财经界
√
√
√—
长江文艺
√
√
√—
当代电影
√
√
√
√
当代外国文学
√
√
√
√古典文学知识
√——√
观察与思考
√
√—√
人民文学—√
√
√
以上是笔者选择的20种期刊,自然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各10种,分别在主要的4个数据库进行了检索,其检索结果分别为:自然科学类的10种刊物分别在4个数据库中都可以检索到,社会科学类的刊物分别在3个数据库中可以检索到,只有《十月》分别在2个数据库中可以检索到。这说明我馆购买的数据库尽管各有特色,但其内容上的雷同却占数据库总量的30%—40%以上。笔者查询了几个同类型的普通院校图书馆的数据库后发现这个问题同样存在,所以认定其具有普遍性,即许多高校图书馆花重金购买到的是内容相同的数据库。不同类型的高校,其学科专业设置不同,其重点发展的学科专业也不尽相同,从而导致不同的读者对各种数字资源的需求侧重点差别较大,进而各校针对自己的特色配置适合自己特色的数字资源,正确地把握其建设方向,提高整个数字资源的利用效用,要杜绝购置上的本位主义,避免决策失误造成浪费,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有依据的进行决策。
2 值得借鉴的两种方法
篇8
虽然每年都会产生数量惊人的宏观经济研究论文,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对宏观经济本质的了解仍然肤浅和矛盾。学者们在方法论层面莫衷一是,从未达成一致的看法。在此背景下,阅读斯诺登的名著《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了解宏观经济学思想从发韧到如今的观念分歧,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宏观经济学始终围绕凯恩斯的思想展开。凯恩斯是一座界碑,后来者不是顺着凯恩斯指出的方向继续向前,就是朝着反方向而去,却都离不开这个参照路标。目前,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可以分成两大流派:一支是新凯恩斯主义;一支是新古典主义,又被称为真实经济周期学派。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方法论基础。前者从经验出发,归纳总结当下经济的背后逻辑;后者则从逻辑出发,试图从简单假设中演绎出复杂现实。
经济学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兴起一股公理化浪潮。阿罗与德布鲁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许多学者据此认定,宏观经济学也应该重建微观基础,使它能与微观经济学完美对接,一同构筑系统性的经济学框架,变成真正的科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即在这个背景下逐渐兴起。
经过几代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共同努力,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日臻完善,已经能够为货币功能、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作出解释,为“看不见的手”作出有力辩护。与之相比,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始终未能建立起有说服力的微观基础,也不能同发展迅猛的微观经济学相互衔接,恐有空中楼阁之虞。
然而,有一个重要领域,却被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占了上风:失业。凯恩斯理论为大规模失业的现状提供了许多有力的解释,如工资刚性、菜单成本、内部人歧视等,都已为实证研究所证实。而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框架中,坚持“看不见的手”会协调各个市场出清,由于搜寻等原因导致的临时失业总会被消除,这一点却未能获得实证研究的支持。
因此,尽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大学教学中极受欢迎,但是,在实际政策研究时,它还不能完全压倒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析范式。两套话语已经暗暗较劲了许多年。本轮经济危机降临,表面看来,对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打击更大,因为它很难有效解释宏观经济何以如此严重地偏离均衡。但是,这一派学者也可能这样看问题,逻辑推演永远不会错,如“一加一等于二”一般。问题只可能出在“人是理性的”这一前提假设上。偏离了这个假设,就已不再属于经济学家所应关心的领域了。
好在还有很多经济学家不会这样撇清干系。宏观经济学者的主要使命是研究和解释宏观经济,而非画地为牢,圈起一块自娱自乐的理论小天地。故而本书作者没有一味沉溺于新、旧凯恩斯主义与真实经济周期两大学派之间的恩恩怨怨。他力图在更宽广的思想传统中,把握宏观经济系的发展动态。奥地利学派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作者的视野。
与奥地利学派相比,新凯恩斯主义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分歧,大概只好算是兄弟之争、内部矛盾。奥地利学派主张的是完全另一套观念。奥派根本就反对均衡概念,强调要把宏观经济视做一个动态、演化的复杂过程。当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还将宏观经济的希望寄托于保持增长、消除波动时,奥派学者干脆认为,经济周期才是经济活动的常态,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推动,绝不可能消除。经济增长是经济运行中的特例,只是一轮一轮周期性繁荣的特定阶段。
随着经济发展和研究手段的进步,经济学者中很容易出现“致命自负”的现象,认为能够解决经济中的盲目行动,也可以将创新转换为“研究与开发”,使之日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可是,熊彼特早就指出,被规范化的创新便已不是创新。那些几乎没有风险的“创新者”,如那些用复杂衍生产品拖垮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身上又怎么可能拥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而正是这些精神的匮乏,使得宏观经济失去活力,不知不觉陷入泥淖之中。
本书作者并不想引导我们追逐宏观经济学的前沿进展,这才能充分注意到各个学派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我们读书也应时时反思,经济思想发展与经济发展一样,不可能单向度地进步,只能在辩论和竞争中循环反复,默默深化。■
篇9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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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丽彬.理性预期观点的评价[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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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斯蒂格利茨与西方其他经济学家一样，认为政府干预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因此，对市场失灵的研究就成为政府干预理论的一部分。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在承认市场竞争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同时，认为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外部性、垄断、收入分配和公共品提供等问题，因此，政府干预的范围应限制在上述“老四条”范围之内。斯蒂格利茨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从各种表面现象论证市场失灵，而且还触及到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就使他的理论有比较扎实的基础。
福利经济学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正是福利经济学最终完成了对市场机制会导致帕累托最优的论证。这一论证建立在福利经济学两个基本定理的基础上。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每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都能够带来帕累托效率；第二定理指出，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若这两个定理成立，则政府干预的范围将被局限在上述狭隘的范围之内，市场将把大部分事情做好。可见，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为限制政府干预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而斯蒂格利茨则认为，这些定理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假定之上，因此定理本身也是错误的。
首先，福利经济学假定，市场经济中的买者和卖者通过观察价格即可掌握所有有关商品交易的信息，即人们是具有完全信息的。而斯蒂格利茨认为，有关商品交易的事件空间远大于价格空间，市场中不仅存在影响厂商产出的一般事件，而且存在许多无法预料的偶发事件，如总经理生病、机器突然损坏等。这些成百上千的变量会影响厂商的利润率，但这并不能很快从价格上表现出来。此外，有关效用函数的假设也非常重要。盖尔和斯蒂格利茨（1985）证明，只有在一个极为严格的假定之下，即必须存在“恒定的绝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价格才可以传递所有信息。一旦偏离此假定，价格就不能充分传递信息。可见，完全信息的假设不能成立。
其次，福利经济学假定存在一套完备的市场。而事实上，构建市场是需要费用的。如果无数的商品、偶然事件和不确定性都存在市场的话，那么光是为了组织这些市场就要耗费大量资源。特别是那些不确定性较强的市场，如风险市场和期货市场，由于不确定性造成的巨大组织成本，使得建立这两种完全竞争市场是极不经济的。此外，信息不对称也限制了市场的完备性。因为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为规避风险，防止被欺诈，不愿同具备信息优势的一方进行交易，这就大大限制了市场的范围。所以，完备的市场这一假定也不成立。
最后，福利经济学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每个厂商都是价格接受者。实际上，市场竞争更类似于垄断竞争。由于信息不完全，当一个厂商提高价格时，该厂商的所有顾客并不马上寻找另一家产品同质而价格更低的厂商，因为搜寻信息是需要成本的。同理，一个厂商降价也不会把其他厂商的顾客都吸引过来。这就使厂商可以制订价格而不是接受价格。此外，固定成本也会造成不完全竞争。斯蒂格利茨（1993）证明，即使只存在少量的固定成本，也会使市场供给者大量减少，从而使市场竞争变成不完全竞争。
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1986）以较复杂的数学模型证明，当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完全、竞争不完全时，市场机制不会自己达到帕累托最优，这就是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此定理的深刻含义在于，由它所定义的市场失灵是以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不完备市场为基础，因此市场失灵不再局限于外部性、公共产品等狭隘范围，而是无处不在的。这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广阔的潜在空间。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应该遍布各个经济部门和领域，而不仅仅是制订法规、再分配和提供公共品。
二、政府的经济职能理论
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必然要求政府干预的普遍性。但西方经济学的流行观点是，政府本身也有失灵问题，政府干预经常是无效的。针对这一点，斯蒂格利茨提出了政府的经济职能理论。他认为，政府失灵并不比市场失灵更糟，而且这种失灵是可以被缓解乃至消除的；通过采取适当的政策，政府干预可带来帕累托改进。
（一）政府效率分析。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各种干预缺乏效率，即存在政府失灵问题。斯蒂格利茨承认政府失灵的存在，并从原因和表现形式等多方面论证了政府失灵。但是，斯蒂格利茨认为应换个角度看政府失灵。并非只有政府部门才会出现低效率现象，人们在私营部门中同样可以找到类似的低效率现象。任何人都不会不犯错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犯了什么错误，做了什么好事，而在于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坏。斯蒂格利茨（1988）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具体事例，都不能证明政府效率比私营部门更低。也就是说，政府效率并不比市场更差。从理论上讲也是如此。有人认为政府部门会由于缺乏所有者而导致缺少激励，从而效率低于私营部门。斯蒂格利茨认为，西方大型私营公司的雇员都不是所有者，从委托一理论的角度看，他们也同样缺乏利润最大化的激励。特别是目前大型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公司经理所占股权也是微乎其微，所有者已很难控制公司了。就这一点来说，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尽管如此，斯蒂格利茨仍然承认政府部门因某些原因而严重缺乏效率。这些原因包括：缺乏竞争；没有破产威胁；承担社会目标；过分追求公平和限制职权范围等。但是，斯蒂格利茨又认为这些问题不是政府本身所固有的，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消除。如政府可以允许甚至鼓励政府企业与私营企业竞争或政府企业内部之间竞争；政府可以建立一套程序，使得与预算软约束有关的交易费用增大，迫使企业硬化预算约束；政府可以制定法律和规则，迫使自己遵守承诺，终结无效率的企业；最后，政府完全有能力自己控制收入差距和职权范围的强度。总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政府天生就比市场缺乏效率。
（二）政府的相对优势。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不但不比市场效率差，而且由于政府的强制性职能，使它能做许多市场不能做的事件。这样，政府就会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这些优势可分为4种：
1.政府有征税权。政府同私营部门一样，也面临着不完全信息的约束，但是，政府可以通过纠正性税收来影响生产、引导消费，以增加福利收益，实现帕累托改进。例如，假设一家保险公司认识到，吸烟会引起火灾，所以增加了提供保险的风险。然而，它缺乏投保人吸烟的信息。投保人知道这一点，因此他就会产生道德风险，放松对吸烟引起火灾的警惕性。而政府虽然敢缺乏信息，但是它可以通过对香烟征税，抑制人们吸烟，从而因道德风险的减少而获得福利收益。
2.政府有禁止权。政府凭借其强制力可以禁止某项活动，而这类禁止可带来帕累托改进。例如，当某些商品的固定成本较高时，为了弥补固定成本，最优定价机制会使某些商品的价格非常高，特别在商品需求弹性较低或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市场本身并不能淘汰此类商品，而政府却可以行使禁止限制这些商品进入市场，根据斯蒂格利茨（1980）的分析，这样做可以增进福利。
3.政府有处罚权。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对市场中的违约行为进行处罚。尽管私人之间订立的合同也包含了对违约活动的处罚条款，但这些条款仅限于对违约者财产的处分规定，而政府则可以对那些无财产抵押的人实施处罚。此外，政府可通过处罚轻易地解决污染等外部性问题，而私人之间协商的解决方案仅在科斯定理的零交易成本假设下才能形成；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里，个人之间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于难以成功。
4.节省交易费用。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市场中的搭便车、信息不完全和逆向选择问题会提高交易费用，而政府则可通过公共品供给和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节约这些费用。例如，保险公司为了弄清保险人的情况，需要一笔巨额运转费用，相比之下，政府社会福利体系的运转费用要低得多。
（三）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措施。如何纠正市场失灵呢？斯蒂格利茨认为，尽管教科书中的完全竞争模型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市场经济中的有限竞争却可以起到传递信息、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所以，在政府直接参与的公共汽车和公共部门中，应积极抑制垄断，鼓励开展竞争。要做到这一点，政府的经济功能就要在保持集中化决策优点的同时，适当进行分散化。即把公共服务交给不同政府团体去经营，使人们可以在不同政府团体的竞争中比较它们之间的效率优劣。而对于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源配置无效率现象，斯蒂格利茨提出，政府的公共政策应主要定位于资源配置职能，通过发挥政府的再分配职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体做法是对所有商品实施最优纠正性税率，最优税率应以估算的所有商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包括所有的交叉弹性）为基础。斯蒂格利茨也承认获取这些信息有困难，所以他又指出，政府应把注意力集中在较大、较严重的市场失灵上，如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等。
三、评论与启示
（一）斯蒂格利茨的市场失灵理论，否定了市场机制会自动导致资源配置最优的传统教条，从而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原理提出了挑战。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论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即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可以将市场经济繁荣资源配置引导到最优状态。但我们从斯蒂格利茨的市场失灵理论可以看出，这个广为流传的原理不符合事实。现实中的市场经济，都是信息不完全、竞争不充分、市场不完全的。在这种情况下，教科书上的那些逻辑优美的理论难以成立，因此也就失去了指导实践的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一无是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可以起到激励和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不能导致“帕累托最优”这个理想状态。在这里，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实际上主张回到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经典描述。亚当·斯密在论证这只“看不见的手”时，只提到它会“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并未将它拔高到“帕累托最优”的水平。而市场机制会自动导致“帕累托最优”的论证，是新古典学派完成的。斯蒂格利茨则证明，新古典学派的对市场机制的理论发展，走上了错误的道路。经济学家真正应该关心的，不是市场机制能否导致某种理想状态，而是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和资源配置作用。
（二）斯蒂格利茨的政府职能理论，也让人耳目一新。传统观点认为，市场机制的效率要比政府高得多。由于市场可以在绝大多数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因此，它留给政府干预的活动空间并不大。斯蒂格利茨却证明，市场失灵无处不在，政府干预的可能领域是极为广泛的；政府的效率也并不比市场更低，不能用政府失灵为借口排斥政府干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通过适度改革，防范政府失灵。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众多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的核心是在公共部门中引入竞争机制，实现适当的公共职能分散化，使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开展竞争。这种方法实际上已经在美国一些州的政府部门采用了。实践证明，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奥斯本等，1992）这种提高政府效率的方法，也是值得我国政府部门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