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大变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大变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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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目标型监管;金融服务法;横向规制

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变迁与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国情不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在具体形式上呈现多样化特征,并处在不断调整变化中。根据各国监管体制的差异和不同标准,可将金融监管体制分为以下四种模式:①机构型监管;②功能型监管;③目标型监管;④集中统一型监管。

当今资本市场无法抗拒的潮流是金融业混业经营大格局下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日益模糊。机构型监管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由于其无法解决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问题(金融机构提供类似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却受到不同监管者监管)以及每一机构监管者要对其监管对象从事众多的业务进行监管(它必须针对每一金融业务(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分别制定监管规则),监管成本极大,机构型监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国际金融混业监管的实践来看,代表性的模式有以下三种:①以英国为代表的集中统一监管(德、日、韩、新加坡等国也采用);②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头(双线)功能型监管(中国、法国在其基础上发展为“单层多头”型金融监管);③以澳大利亚、荷兰为代表的“双峰”目标型监管。

功能型监管,是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而设计的。尽管功能型监管顺应混业经营的趋势,能避免机构型监管的诸多弊端,但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各监管机构都无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情况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特别是金融机构的整体管理水平、风险水平和清偿能力。毕竟金融功能是通过金融机构来实现的,一旦其由于某一功能出现问题而倒闭,那么该机构的所有功能都不复存在,这样将更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于是,目标型监管进入金融监管者的视线。笔者认为,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实现监管目标的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地进行;只有责任明确后,才能讨论监管责任的有效性和透明度;只有监管机构明确各自的监管目标,也才能产生明确的内部控制重点,避免各监管目标冲突。客观地讲,澳大利亚的“双峰”模式介于美国的多头监管模式与英国的统一监管模式之间,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英国统一的监管模式虽简单,但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业务行为监管与审慎监管在风险性质上存在重大区别,需要采取不同的监管理念和方式,将其置于一个机构手中,可能难以应付。澳大利亚则将二者分开监管,成立了两个跨部门的监管机构:针对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监管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和针对金融机构商业行为规范进行监管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金融危机后,美国正在积极考虑进行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在其《现代化金融监管框架蓝图》中,有这样一句话:“以目标为基础的最优监管架构在一定程度上与澳大利亚采用的模式相似”。至此,金融监管目标进行了有效整合。笔者认为,金融监管的根本目标应根源于金融业的脆弱性及其事关民众和国家福祉的属性。首先,金融业的脆弱性要求监管的首要目标是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其次,对无数金融产品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是金融监管的直接目标。

在监管目标层面上,金融安全性与金融产品消费者保护被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为我国监管理念革新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前提。

二、从金融法制横向规制及资本市场统合立法趋势探讨金融服务法引入中国的可行性

“金融服务法”是否引入中国的探讨是对功能监管与目标监管趋势的回应。其引入中国有国际立法实践经验的积累。21世纪以来,英、德、日、韩等国金融法制出现了从纵向金融行业规制向横向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从以往的纵向行业监管法转变为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2006年,日本吸收合并了《金融期货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等法律,将《证券交易法》改组为《金融商品交易法》,把证券、信托、金融衍生品等大部分金融商品进行一揽子、综合性规范,构建了一个横向化、全方位、整体覆盖金融服务的法律体系。早在2000年,英国通过《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其主要内容涉及对金融行为和经营者的规范、交易规范、市场规范,全面整合了以往分门别类制定的金融管理法规,如《保险公司法》、《信用合作社法》、《银行法》等,几乎将所有金融服务业纳入调整范围,构建了金融机构补偿机制。金融机构倒闭而无法支付赔偿金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从金融服务赔偿公司获得完全赔付。同时设置了消费者申诉调解委员会以迅速解决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另外,2007年韩国也通过了《资本市场统合法》。

我国也应顺应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金融服务法”理念的引入能促进金融监管的重大变革,改变分业监管的传统模式,正如郭林在其《中国证券法的未来走向――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我国应完成从证券向金融商品、从投资者向金融消费者、从证券法向金融服务法这三大转变。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旨在规范证券服务者的法律规范群,这正是走向金融服务法单独立法的现实起点。我国应吸取各国资本市场统合法的立法精神,逐渐确立以下原则:①由现行的商品类、机构类规制转换成对“经济实质相同的金融功能”进行“统一规制”的功能性规制,金融商品(证券、衍生商品)、金融业、客户(专门、一般消费者)为标准对金融功能进行分类;②扩大有价证券的范围;③强化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机制,通过说明义务的强化、适合性原则的引进、未邀请劝诱的禁止等投资劝诱规制、投资广告规制、防止利害冲突机制的引进、扩大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主体的范围等多种制度来寻求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强化。①

三、中国的选择――金融监管模式的谨慎稳健与资本市场统合立法的激进创新

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笔者持有“谨慎中求统一”的观点,即在金融监管体制问题上,中国应保持谨慎稳健的态度,而在资本市场统合立法问题上,则可以激进的态度制定一部综合的《金融服务法》。

(一)关于金融监管体制问题。美国目前的金融改革是改良主义的路径。目标型监管虽然比功能性监管更容易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但其在解释上具有不确定性。我国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等还很不完善,在创新过程中,相关金融监管机制远远未能跟上。我国在谨慎对待金融创新同时,必须探寻防控金融危机的法治路径,加强金融监管机制的完善。所以中国更适合按照功能型监管来构造统一的大金融监管模式,即将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予以合并,建立统一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对金融市场实施统合监管。②

(二)关于资本市场统合立法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力求构筑以各种金融投资商品为对象的资本市场统合立法。金融统合立法出现了从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金融统合立法的核心或基础,是创造或引入了“金融投资商品”的概念。我国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等还很不完善,在创新过程中,相关金融监管机制远远未能跟上。国家应在修改或废除现有的银行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投资基金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综合的《金融服务法》或《金融商品发行和交易法》,逐步建立金融业统合监管法制体系。

综上所述,金融监管模式的谨慎稳健与资本市场统合立法的激进创新有机结合,应该是我国金融监管领域改革的有效路径。无论模式选择如何,我们都应该在横向规制与监管目标的理念与原则指导之下,进行探索与思考,这样才能跟上时展之潮流,确定适合我国的解决方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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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体制基本特征

次贷危机前，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双层多元监管体制，也是“机构型监管”和“功能型监管”相互结合的体制。

机构性监管方面，在最基本的管辖权属上，美国联邦分业监管结构如下：美联储(FRS)、货币监理署(OC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证监会(SE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美国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证券期货机构及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信用合作社监管局(NCUA)负责对信用合作社的监管，储蓄信贷会监管局(OTS)负责对储贷会的监管。表1列示了美国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情况。

在三家银行监管机构的分权上，除银行进入的审批权由货币监理署独享外，在信息报送、兼并收购、破产银行的接管和行政救济等方面，三家机构行使大体一致的监管权。但在资本充足率标准、现场检查权方面，则有较大的差别。

美国证监会与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分权相对明晰，前者对证券机构和全国性证券市场拥有排他性的监管权，后者对商品期货的交易机构和产品拥有排他性监管权。但是，在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金融期货和金融期权方面，两者存在交叉和冲突。

功能性监管方面，主要体现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上。美国所有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均由相应的行业监管机构监管。例如，银行控股公司的证券子公司由证监会监管。另外，行业内的控股公司也由各自的行业监管机构监管。因此，银行控股公司(BHC)、储贷会控股公司(THC)与证券控股公司(SIBHC)分别由联储、储贷会监管局和证监会进行监管。

对于拥有跨行业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按照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其母公司的监管实行伞形监管与联合监管共存的制度。美联储对所有金融控股公司拥有监管权，即所谓伞形监管，如图1所示。但是，在伞形监管条件下，对拥有其他行业大型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相关的行业监管者也可以作为联合监管者实施监管。例如，传统银行控股公司在收购证券子公司后，或者传统证券控股公司在收购银行后，证监会有权作为其“联合监管”机构实施监管。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储贷会监管局。

此外，美国的州政府拥有多方面的金融监管权力，其中最完整的体现在保险行业。美国联邦层面没有保险监管机构，州政府包办了对保险机构的全部监管权。州政府在商业银行、储贷会与信用合作社三个行业也享有较大的权力，其权属划分以“谁审批、谁监管”为原则，即由联邦机构颁发牌照的由联邦进行监管，由州政府颁发牌照的由州政府进行监管。

不可否认，美国的这套金融监管体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结构性变化，复杂的、创新型金融工具作用越来越大，表外交易模式占比日益增大，而且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渠道公司（ABCP Conduits）、结构性投资工具公司（SIVs）、对冲基金等新的市场参与者几乎不受监管或仅受较少监管，这造成金融体系透明度降低，并潜藏流动性风险。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美国并没有顺应全球协调、统一监管标准的潮流和行动而采取根本性变革。次贷危机所暴露的是美国监管方面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面对市场新的变化和发展又没有法规明确授权，监管者的手脚被进一步束缚，使得原本具有优势的分散监管体制反而演变成一种劣势。

未来改革趋势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未来改革趋势尚存争议，本文认为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思考。

第一，金融监管将从宽松的监管周期向从严监管周期转变。考察全球金融监管发展历史，金融监管的严格与宽松程度呈周期性变动，当市场的竞争压力加大，各国将会推动金融自由化进程，放松监管；当金融风险加大，甚至金融危机来临时，各国将会以此为契机展开金融监管改革，从而推动宽松的监管周期向从严的监管周期转变。

上一个全球金融监管放松周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英国、日本以及美国为代表。全球金融监管的放松潮流在促进全球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聚了金融风险，并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而金融危机往往会推动金融监管改革的步伐，严格金融监管周期随之来临。危机促使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提速，美国颁布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虽然没有结束美国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但涉及广泛的改革条例，将推动美国回归从严的金融监管周期。但仍然可以预计，当下一个繁荣周期来临，市场竞争压力加剧，美国金融监管仍无法回避从加强监管到放松管制的回归。

第二，金融监管框架仍存在不确定性。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仍将面临种种挑战，未来3～5年，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落地依然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出台只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改革方案到具体实施的进程不仅是观念的交锋，也将展开新一轮利益的博弈。

在美国，谁来监管权力过大的美联储、央行的独立性问题、消费者金融保护与金融机构盈利空间之间的权衡、新成立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与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等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使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落地充满变数。美国金融监管法案后续大量建制立章的工作或将绵延数年，尤其是在未来，美国各个监管部门将集中进入法规制订阶段，各相关部门将制订各类法规243项、专项研究67项。实际上，这些细则的制订过程才会真正决定新法律将如何影响金融机构的行为，相关集团的游说也将影响监管细则的制订。金融监管改革的不确定性也可能最终使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成为不同国家利益、不同政党之间利益调和的牺牲品，从而使美国金融监管最终丧失一次结构性调整的最佳时机。

第三，金融监管套利的机会依然存在。由于各国金融体制和监管措施的不同，目前全球还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金融监管体系、法规和准则，不同国家之间仍将存在监管差异，金融监管套利仍将存在。美国通过了“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监管门槛仍然较低，客观上为“监管套利”创造了可能。

美国的金融监管一向比欧洲严格，对银行业限制更多，这次改革则对银行业又施加了更多限制。尽管美国政府期望其他国家监管机构采取和美国相似的行动改革监管，但可以预计，其他市场不太可能追随美国制订相似法规，例如禁止银行业自营交易、限制衍生交易等。相反，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金融机构可能非常具体地针对美国的新法规制订相应法规和战略对策，从事新的监管套利，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扩展市场份额。

美国对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以及衍生品投资的新限制，将迫使美国银行在未来几年内逐步减少有关投资，并且有可能使银行的相关投资向监管相对宽松的地区迁移。未来，香港地区、新加坡有可能成为监管套利的“洼地”。由于香港地区实行低税率，成立基金的成本较低且不限制卖空，而且拥有紧邻我国大陆市场的优势，对对冲基金形成了独特的吸引力。根据另类投资管理协会（AIMA）的数据，2009年底，在香港地区注册的对冲基金共有542只，是2004年的五倍。此外，对冲基金研究机构（HFR）的报告显示，2010年一季度，全球对冲基金共有约677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资产总规模达1.67万亿美元，而同期亚洲对冲基金的资产规模达770亿美元。预计未来两年，亚洲（除日本外）的基金资产规模将增长70%，超过全球50%的增速。当前，在人民币汇改及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强化背景下，随着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范围的扩大和人民币在境外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因素可能加剧国际资本利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与全球金融监管的差异进行套利，热钱流动更加频繁，从而对金融市场及资产价格产生不利影响。

第四，美欧金融监管合作取得进展，但仍存在困难。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成立以来公布了金融监管改进报告、薪酬管理原则、30家金融巨头跨境监管等一系列方案，这表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已经跨出了历史性第一步。国际监管合作不仅是防范外源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有助于统一各国在金融监管改革上的尺度，避免其他国家或地区较为宽松的金融市场环境对已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造成威胁。为加强跨境和跨职能监管，减少不必要的差异，克服对具有全球和地区重要性公司的监管障碍，采取更协调的早期补救行动，母国将努力加强与东道国的合作，以确保沟通渠道的畅通。

欧美尽管都认同制定统一规则的重要性，但在具体措施的考虑上又都表现出“单边主义”倾向。欧美之间的利益分歧将注定全球金融监管合作的进程仍将存在摩擦，这主要体现为：（1）薪酬方面。法英德三国将从2011年开始征收银行税，美国并未最终要求银行将其高管的薪酬与银行业绩挂钩，此外，其他国家的大银行高管薪酬仍未与银行业绩挂钩。（2）对冲基金方面。美国不同意欧盟对美国对冲基金的限制措施，公开对欧盟拟议中的对大型投资基金的新管理措施表示反对，认为欧盟对私营证券和对冲基金的限制措施，将构成对美国企业的歧视，实际上是将其赶出欧洲市场。（3）资本金方面。美欧在补充银行资本金方面的执行力度差异较大。（4）伦敦与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竞争方面。虽然美欧竞相推出看似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但在如何维护本国或地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存在诸多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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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秩序已经被打破，而新秩序正在构建之中。国际金融的新事件、新现象、新问题、新规则层出不穷，冲破了传统理论框架，考验着各国的智慧与能力，折射出各国利益的博弈，反映了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变化，引起了政界、学界、工商界和社会公众的空前关注。

中国已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既分享了红利，也做出了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迈上一个新台阶。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其贸易量已占全球贸易总量的十分之一，外汇储备已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开始从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转变。

与此同时，金融业快速成长，金融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国际化跨越式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事件的发生、国际金融规则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日益明显，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一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形势已经有所缓和。美国经济温和复苏，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降低，日本经济也出现好转迹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

全球金融市场乐观情绪上升，国际资本开始回流。美国道琼斯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德国DAX指数和日经225指数均大幅反弹，恢复或超过危机前的水平。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逐渐改善，美国银行业已连续三年实现盈利增长，“问题银行”数量大幅下降，欧洲“银行业联盟”正在组建。

当前危机有所缓和，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促成的，主要包括：

一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刺激作用。美欧等危机国家纷纷出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和连续多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过去五年，央行资产规模快速膨胀，美联储已扩大3.5倍，规模高达2.9万亿美元；欧洲央行已扩大2.5倍，规模高达3万亿欧元。

二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推动。这场危机暴露了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和矛盾。危机之后，许多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措施，发达国家着手调整过度消费及高福利的模式，提出“再工业化”、新能源等战略；发展中国家则调整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模式，加快新兴产业发展，优化出口结构，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国内需求。

三是新兴经济体的贡献。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的表现优于发达经济体，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其GDP占比显著提高。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经济体。中国政府在危机之初的4万亿元投资以及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成为拉动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新兴经济体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投资等政策的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四是国际治理机制的改善。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开展了多方位的合作，共同应对危机。2008年11月，G20首届峰会在华盛顿召开，至今已召开了七次。峰会在应对危机、全球经济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球金融监管等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平台。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在欧债危机处理中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和资金支持。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明显加强。2012年3月，在第四届金砖国家峰会上，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探讨设立新的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基金的计划也提上日程。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取得显著成果，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得到重视和加强。

众多迹象表明，一些根本性、结构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金融危机还远未真正过去，全球经济金融新秩序的建立仍然任重道远。

一是政府债务不可持续，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不容忽视。史无前例的积极财政政策，使一些国家政府债务高企，违约风险不断上升。根据IMF统计，2012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已上升到110%，为“二战”以来最高水平。

财政的捉襟见肘，促使其推出多种形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且规模日益扩大。这虽然改善了金融市场流动性，但也造成全球货币总量膨胀，催生了通货膨胀预期和资产价格泡沫隐患，加大了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难度。

二是全球经济再平衡任务更加艰巨。危机后，许多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以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但是，由于产业格局调整的长期性，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全球经济再平衡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再平衡过程中，各国应高度重视内生增长机制的培育与形成，使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是各国之间的博弈更加激烈和复杂。危机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实力犹存，新兴经济体整体实力上升，经济金融力量此消彼长使得各国之间的利益博弈更加激烈，对规则制定和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展开角逐。一些国家竞相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采取更加隐蔽的贸易保护和金融保护措施，进一步使利益博弈复杂化。 二

五年来国际金融发生的新变化涉及方方面面，我们选取了其中60个热点问题，从历史、现状、趋势、对中国的影响及启示等方面进行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转变。为应对危机，西方发达国家通常采取“需求管理政策”，即通过减税增支和降低利率，增加社会总需求，刺激经济复苏和增长。与以往不同，这次危机是由于政府、企业、家庭和金融机构“去杠杆化”而引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所导致的，这一新特征对传统的宏观管理政策提出挑战。

欧美等发达国家政府债务高企，靠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已无余地，只好让央行承担更多职责。市场利率已处在超低水平，传统价格型工具刺激作用有限，发达国家央行又普遍采取超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扩大自身资产负债表，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手段，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金融风险加剧，央行的独立性也受到质疑。

建立健全国家资产负债表，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我们对资产负债的考察不能仅看单个部门，而应将政府、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等部门纳入统一的框架内加以考虑。不仅要了解国家资产负债的整体存量信息，还要揭示潜在的风险，以及金融风险在不同部门乃至国家之间的传导途径。要将国家资产负债表及其管理能力纳入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坚决守住防范风险的底线。

及早规划并适时退出超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经济的内在结构性问题，且实施时间越长，货币总量失控的风险就越大。

为规避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应提前规划并择机退出。各国央行要加强合作，防止以邻为壑的“货币战”，反对各种形式的金融保护主义。

解决债务问题要有新思路。美国应及时化解“债务上限”和“财政悬崖”的潜在风险，避免债务规模的积累和扩大。欧洲应尽早启动有序的债务重组，有效化解危机。有关各方应通力合作，减轻重债国的债务压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同时监督其推进结构性改革、削减债务和财政赤字的力度和进度，真正帮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早日走出困境。

第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突破：

完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加快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推动IMF监督职能范围由汇率扩大到财政、金融和监管等领域，提高监督的全面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利用G20平台带动多边和区域合作，进一步发挥G20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政策协调中的作用。

加快推进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超货币是一个长期远景，亚元等区域货币设想也由于存在内在缺陷而困难重重。当前应推进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改革，进一步提高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等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

扩大SDR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SDR在私人领域的使用，进一步发挥其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金融资产中的定价作用，完善SDR作为国际货币的职能。积极研究人民币纳入SDR定值货币篮子等相关问题。

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推动大宗商品以人民币定价，积极推动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扩大人民币的资本输出和经济援助。多管齐下，全面提高境外持有人民币的意愿。

第三，金融监管体系塑造。金融危机使各国反思金融监管顺周期性，重视防范系统性风险，加大对金融机构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

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应把单一机构的监管与宏观经济金融问题联系起来看待和处理。将防范系统性风险、降低顺周期效应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内容。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的预防和管理，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和处置机制。加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加强金融监管。继续稳步推进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加强对资本和流动性等方面的监管。严格区分银行零售金融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限制自营投机性业务，在传统业务与高风险业务之间建立防火墙。提高评级机构的透明度和客观性，打破大型评级机构行业垄断。

建立适合本国特色的监管组织架构。加强监管者之间、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由单向被动式监管向互动式和联动式监管转变。加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制度建设。健全经济金融信息共享机制，为完善金融监管协调创造良好条件。

增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强化其稳定金融体系、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职能。

第四，金融业重组与变革。金融机构加快自身经营管理方式和结构调整的步伐，重视完善风险管理架构，构建核心竞争力。

完善公司治理。健全金融从业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对股东、投资者、交易对手和社会负责任的企业文化，加大信息披露。建立健全“风险与成本相抵扣、长期与短期激励相协调”的薪酬制度，避免过度冒险。

稳妥推进综合经营。金融综合经营是顺应客户需求、提高服务效率、改善收益结构的必然趋势。应加快金融综合经营相关立法，对金融控股公司要实行“主监管”制度，对相关业务实行并表监管，避免监管真空。集团内部要进一步完善不同业务之间的防火墙，防范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

加快结构调整。金融机构加快业务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是适应新形势的必然选择。应在竞争中形成差异化发展的格局，构建资本节约型的发展模式，降低资本消耗，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加强风险管理。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风险管理是金融机构的生命线，是其经营发展的永恒主题。要健全金融机构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着力防范和化解部分领域、行业和企业的潜在风险，全面提升金融业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完善金融机构救助机制。金融机构具有较强外部性，其破产倒闭可能引发经济金融危机，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应以兼并重组为主，避免因破产倒闭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第五，金融基础设施完善。全球金融体系顺利运转需要进一步创新金融市场工具，完善基础设施。

积极完善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信用评级标准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新兴经济体要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在稳定金融体系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秩序重建的契机，努力提高话语权。

优化国际金融中心布局。随着全球经济中心东移，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国际金融中心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要扩大和强化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资金调度、多元化融资平台、全方位市场交易以及财富管理等功能。加强金融中心的分工与协调，努力实现共同发展。

加快新兴经济体的债券市场建设。大力发展本币债券及其他新兴债券。亚洲各国应扩大投资者基础，增强市场流动性，安排好债券发行计价货币，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亚洲债券市场建设中的作用。

丰富和发展碳金融、能源金融等市场。碳金融作为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创新，是各国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之一，对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能源是关系全球经济命脉的重要资源性商品，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能源的金融属性逐步增强。应鼓励有实力的金融机构进入碳金融和能源金融等新型市场领域，构建多元化的市场结构。 三

金融危机也带来了经济金融制度的深层变革，在国际格局调整中，金融分量开始上升。

过去，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与科技等方面。经济力量是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军事力量是一国保卫自身利益的支撑。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增强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推动力。金融危机以来的实践表明，金融力量正成为各国竞争的重要领域，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新因素。

货币的国际化是金融力量的集中表现。货币国际化仰赖经济实力，但又可超越经济实力，成为引导国家竞争战略的关键因子。

一个国家拥有国际储备货币职能的货币，不仅可以带来铸币税、降低贸易成本等收益，更能增强对全球资源的调控能力。货币角逐产生于美元对英镑的替代，日元和马克随后加入这一竞争，而欧元的诞生和壮大也不断挑战着美元的国际地位。

金融市场规则话语权是金融力量的主要手段，掌握了话语权就会处于主动地位。危机以来，信用评级标准、金融监管、金融会计准则、反洗钱与大宗商品定价权等规则制定仍由西方国家主导，但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力争更大话语权。

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金融力量的重要体现。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是各国金融实力对比最为直接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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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发达国家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改革金融监管体系

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发展与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金融监管实务和理论一起相互促进的，金融监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另外，面对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跨国金融活动的风险防范和跨国协调监管已成为当前金融监管理论的研究重点。

（一）美国的金融监管

1999年11月1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美国正式宣告实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制度。这不仅意味着分业经营在美国的终结，而且标志着“伞式监管+功能监管”的体制模式的形成，且金融监管从“规范金融活动”向“管理和防范金融风险”过渡，并推动金融市场主体向竞争和效率方向发展。在此体制下，美联储为金融持股公司的“伞式监管人”，其监管理念已经从过去的重视由监管机构全面测量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转为重视监督其建立于执行自身完善的风险监测机制，并强调借助市场与公众的约束。

2008年的金融危机，随着雷曼兄弟公司的进入破产保护，及美国政府宣布相续接管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主要的投资银行、大的保险公司和众多金融机构纷纷破产、重组和倒闭，在美国引发了一场新的金融改革浪潮。布什政府2008年3月，出台了金融监管改革的“蓝图”。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下对外正式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金融监管改革：一个全新的基础》。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经过一年多修正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

该法案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一是成立专门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做到宏观与微观并重的审慎监管的有机结合。二是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其将关注普通消费者的权益，明确保护消费者的权利。三是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如资产证券化产品、期货、期权、掉期业务等纳入监管视野。同时法案规定大部分衍生品须在交易所内通过第三方清算进行交易，接受监管。四是限制银行自营业务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对表外业务进行控制，控制银行风险，提高银行拨备。五是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由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负责，打破“大而不能倒”的怪象，同时在责令大型金融机构提前做出自己的风险拨备，提高资本充足率。六是美联储被赋予更大的权力，成为一个全面的监管人。美联储成为了集“货币政策制定与金融市场监管权限”于一身的超级监管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为政策的滞后造成危机爆发和深化的可能性。美国国会下属政府问责局将对美联储的各项市场监管行为进行审计和监督，避免美联储权利过大。七是美联储将对金融机构不合理的高管薪酬进行监督，确保高管薪酬不会助长金融机构风险的冒进。

《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的出台，堪称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法案，但该法案并没有完全否定之前已有的金融监管模式，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修订和完善了金融监管职能。其主要的改变在于监管理念的转变——即从功能型监管理念转向目标型监管理念，这种监管理念的改变弥补了由于功能型监管可能造成监管漏洞的不足。目标型金融监管总体来说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因为无论金融产品的功能如何复杂，其监管目标都是不变的，即以降低系统性风险为目标的审慎性监管和以降低非系统风险为目标的合规性监管”，这将大大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二）英国的金融监管

1997年5月20日，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将金融监管职责移交给新成立的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取代若干个独立的监管机构。《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赋予金管局监管金融业所需的全部法律权限。这是英国金融及其监管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成立，取代了原来由9 家主要的监管机构和若干法律构成的多头金融监管体系， 统一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职能， 从而成为英国整个金融行业唯一的监管局，完成了金融混业监管向统一监管体系的过渡。英国成为世界上实行“一元化”金融监管体系的典型的国家。

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世界金融业遭受重创，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都开始反思各自的金融监管模式。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的英国，其将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咎于银行机构不负责任的经营活动而非政府监管不利。在此旨意主导下，政府在监管改革中，坚持统一监管模式，全面维护现有“三驾马车”的体系即英格兰银行、财政部和FSA，着重扩大FSA权限，并设立专门机构，强化金融稳定目标，通过新设机构或者扩大现有机构监管职能来推进改革。在此次改革中，英国非常重视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这也是是英国当前金融监管模式的新发展、新趋势。

在2008年2月和在2009年2月，英国先后出台和通过了《2008银行（特别条款）法》和《2009银行法》，，这两个法案分别提供了临时权力让政府处理倒闭的银行，以避免危机的扩大和蔓延，同时加强了对银行业的监管，维护银行业的稳定。从英国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可以看出，金融监管改革是在目前统一的监管模式下强化金融稳定，提高监管效率，提升英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树立全球领先的金融监管改革典范。

而在统一监管模式逐渐成为全世界监管改革发展趋势的今天，作为统一监管模式领先者的英国的最新发展动向，对中国的金融业监管改革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英国金融改革发展的趋势概括来说就是完善监管体系，扩大央行权力，强化金融稳定和安全；加强机构之间合作，处理好各监管机构之间关系；强调审慎性监管，控制系统性风险；完善金融市场，保护消费者利益。

（三）德国的金融监管

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强国，金融中心地位突出。自2000年以来，德国冲破重重阻力，坚决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2002年4月22日通过《德国统一金融服务监管法》，在合并原来银行监督局、保险监督局、证券监督局三家机构基础上，于2002年5月1日正式组建成为德国金融监管局，负责统一监管2700家银行、800家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家的保险企业。

德国实行的是全能银行制度，银行不仅可以从事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在内的所有金融业务，还可以向产业、商业大量投资，成为企业的大股东，其具有业务多样化和“一站式”服务的特点。德国虽然实行全能银行制度，但仍实行分业监管。德国的联邦金融监管司下有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局，独立运作，分业监管。但各专业监管机构由于监管范围的约束和限制，在对跨行业金融产品进行监管时协调性差，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分业监管模式越来越无法适应金融创新发展的趋势，不能有效地防范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风险在不同行业间的传递。

08年金融危机对欧洲国家造成巨大影响，欧洲的许多大型跨国银行集团对美国次投资级别企业的贷款比重很高， 因此欧洲在此次危机中蒙受巨大损失，但德国由于所购买的金融衍生产品很少，金融体系本身所受到的冲击并不大。德国政府在为了救助欧盟于水生火热之中，在2008 年10 月先后颁布了一揽子稳定金融市场的救助计划，同时德国也在欧盟内部开始反思金融监管漏洞，修正有关监管要求，加强监管的力度。

德国主要在以下方面加强金融监管：首先是修改风险管理的最低要求，提高金融机构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在风险管理的最低要求的修改中，德国更加重视对于金融资产集中性风险的关注，特别强调对于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对于巴塞尔委员会关于流动性风险的各项建议，以及欧盟关于《资本金要求指令》修改内容都将纳入考虑其中。此外，还要求将良好的支付体系以及信誉评级等内容也考虑纳入风险管理中去。其次是，明确地表明要赋予监管当局更多的监管权力，德国财政部在2008 年4 月提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草案，修改《银行法》和《保险法》，改革金融市场监管工具，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其三是，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力度，强调对投资者和存款者的保护。2009 年初，德国内阁提出修改《存款担保和投资人补偿法案》，该法案主要是关于提高存款保护标准以及缩短偿还期限的规定。对于存款担保上限由过去的最高为2 万欧元提高到5 万欧元，到2010 年12 月31 日开始，存款担保上限还将提高到10 万欧元。此外，此次修改还试图加强有关补偿资金的早期风险识别和预防损失的监管措施，补偿资金将要接受机构更严格的审计，审计的频率和强度将取决机构所承受的违约风险。其四是，反思现行会计制度缺陷，探索前沿金融工具定价模型。最后是，加强国际间金融监管合作，促进国际金融监管与国内金融监管改革的结合和协调。

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特殊的环境和要求，金融监管也随之进行调整，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国家的经验是宝贵的，但由于特定的环境、条件，我们不能一味模仿西方国家的做法，而应该在不断总结的基础上吸收经验和得到启示。

一是对我国金融监管目标的启示。安全优先、兼顾效率的稳健监管风格作为西方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目标的基本原则，对我国来说也是非常适用的。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不断在完善，也一直保持着审慎的监管原则，但是我国的监管理念还是停留在职能监管上，目标监管不到位，还是会经常发生很多金融事件，例如银行挪用资金，违规放贷、民间金融监管的真空等等，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来说，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仍然应该以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为首要目标。

二是对我国金融监管主体的启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采用分业监管的模式。从全球看，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混业经营和统一监管的模式，但我国不应该随波逐流，而应加强现有监管部门的协调性和独立性，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贡献。我国目前金融业明显的混业经营程度相对较低，但是随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银保合作、银证合作等交叉业务出现频繁，混业经营的问题在我国也不断在出现，这对我国金融分业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混业经营的浪潮下，有文献说可以考虑在“一行三会”的基础上强化联席监管会议机制，使之上升为国家金融监管局，但在本人的观点中我认为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更加切合实际些，联席会议机制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中发挥的作用本身就不大，甚至成为“踢皮球的场所”，再说也无实权。中央银行就不一样的了，常年的金融监管和监控使其对各项业务的监控效率高，而且由于其在中国特殊的监管地位（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的职能都是从中央银行中逐步分离出来的），其代替联席会议机制话语权更大，效果更好。

三是对我国金融监管对象的启示。由于随着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多样性，除银行外，对冲基金、私募、财务公司、投行、养老金等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在现代金融领域中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忽视对这些金融机构的监管，或对它们监管不当，容易诱发和传导金融风险，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因此，必须重视对这些金融机构的监管。一是加强这些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金融机构的贪婪是导致金融风险发生的直接动因，在贪婪欲望的驱使下金融机构盲目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应考虑让金融机构承担“特殊社会责任”，对其所从事的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做严格的信息披露，从源头上堵住或减少风险隐患。二是加快合格投资者队伍的建设速度，同时打破国有控股银行的垄断，引入适当的竞争。三是引入破产机制，像美国一样打破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怪象，可有效引导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和约束。

四是对监管方式和手段的启示。我国金融监管的方式大致有三种，即金融部门的行政监管，例如窗口指导、“红头”文件等，还有就是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督以及社会监督。其中我国目前已逐渐改变了以行政监管为主的现象，改之以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督约束以及行业自律行为来加强监管，例如《巴塞尔协议》的引入等，但这还是远远不能满足监管要求，我国社会监督主体的作用还比较弱化和没有充分发挥，我们应该像西方学习引入一个消费者保护局之类的部门，加强社会监督的职能。

篇5

从现实来看，由于法律对混业经营的限制以及尚没有对金融控股公司明确的法律界定，我国尚缺乏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基本环境，目前出现的所谓金融控股公司也只是在形式上具备了类似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构，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正式的法律法规中也找不到“金融控股公司”这一词，2002年2月我国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诞生，就经历了我国在相关法律上尚无“金融控股公司”一词的困境。中信最终拿到的牌照不是“中国中信金融控股公司”，而是“中国中信控股公司”。而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法律问题，对我国金融法制提出严峻挑战，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缺乏明确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是在严格的分业经营政策下在法律的空隙中自发地产生与发展的。目前，我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主要是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信托法》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组成的法规群构建起来的。在这些法律法规之中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均无明文规定，但同时相关法律对此亦无明文禁止，这样就在我国现有的金融法律架构中存在着一条法律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为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空间，但也使金融控股公司具有一定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个灰色地带不仅暴露出我国现行金融法制的空白与缺陷，使得实践中大量涌现的金融控股公司实际上游离于法律之外，而且，长此下去，极有可能引发大的金融风险。（二）使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受到严峻的挑战

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是在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条件下制定的，由于法律规范的缺失，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缺少监管的法律依据和监管标准，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运营中防止关系人交易、异业间利益冲突等弊端的监管束手无策。那么，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企业极有可能借助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进行一些日后会被明令禁止的行为，给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埋下隐患。以我国企业集团投资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为例，这类金融控股公司不仅直接违反国际通行的“金融业与工商业相分离”的基本原则，而且其完全可以利用掌控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股票发行市场“圈钱”，或者通过发行新股，在股票交易市场上操纵价格获取暴利，或者利用证券公司的交易通道和账户便利以及银行的资金实力和担保手段融资，构造庞大的资金链条，从关联交易及股票交易市场获利。从而形成“银行融资—购并—上市—再购并—银行融资”的循环。由于其起点和终点都是银行融资，一旦资金链条断裂，银行将遭受巨大损失。“德隆事件”再一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使人们意识到对我国当前不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予以有效监管的紧迫性。除企业集团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之外，其他类型金融控股公司中，当集团内一个子公司经营不善或倒闭时，亦将导致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牵连集团其他单位。

总之，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迅速、规模巨大，若是长期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一旦发生经营风险，那么受损失的可能不仅仅是其自身以及其客户、投资者和债权人，极有可能波及整个金融行业，威胁到国家的金融秩序与安全。

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发展与实践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由1998年美国《金融服务业法》创设的，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金融组织创新形式在立法上的最终体现。标志着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金融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金融分业经营制度趋于终结，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主体的大型金融集团将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所在。

随着发达国家金融制度创新步伐的加快，金融控股公司也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探索与争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入世以后金融领域的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竞争将变得日趋激烈，金融机构间的跨行业、跨国界收购、合并，以及金融机构的多样化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必将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尽管目前我国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法律也未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但实际中已经形成了一些类似于集团混业经营、子公司分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在同一个控制权下面所受监管的实体明显在银行、证券、保险之间从事两种以上的业务。”根据巴塞尔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这一界定标准，我国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众多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践者。具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类：以中信、光大、平安为代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控制模式；以山东电力集团、海尔集团等为代表的产业资本控股模式；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银行金融机构控制模式。

因此，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出现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我国相关管理机构已逐步放开政策之门，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因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而开始松动。如在尚无正式立法的情况下，针对实践中不断涌现出的具有金融控股公司雏形的组织所引发的监管问题，2003年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举行的“金融监管第一次联席会议”通过的《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中对金融控股公司作出了规定。该备忘录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内国际金融竞争的加剧，在我国当前法律明确规定了分业经营的模式，并且短期内改变立法成本太高的现实状况下，金融控股公司为实现金融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提供了组织平台。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所指出的，“金融混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大趋势，对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一方面要坚持分业经营的原则，一方面又必须应对跨国金融集团混业经营、全程式服务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两者兼顾的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不错的中间过渡平台。”

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的建议

面对我国当前金融控股公司大量客观存在并不断发展的趋势，规范、有序地发展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已摆上了议事日程。有关方面需要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筹划金融业的发展规划，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推进金融创新战略，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法律制度，这不仅是迎接金融全球化，实现金融创新的要求，也是保证我国金融业稳健经营、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我国现行金融法制框架中，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与调整涉及到《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因而采用什么样的立法形式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从我国目前金融立法的实际情况分析，相关法律主要是采取按机构分别立法为主线的方式。与此相对应，金融监管也是基本以机构监管为主线，按照上述立法方式，要对金融控股公司予以法律规制，也就是说需要一部专门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法规，这是遵循立法惯例，保持法律体系协调一致的一个基本要求。

而且，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金融跨业经营的模式，其运营过程中将涉及到公司法中的人格否定和关联交易、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及金融法律制度中的信息披露制度等问题，因而需要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法对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及公司法等法律的修正汇集，在立法过程中整合各个法规中相关条款，使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整个金融法律体系相互衔接与融合，减少规范的冲突，保障法律适用的公平。同时从借鉴当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经验的角度来看，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采取整体修法的立法技术，形成以金融控股公司法及配套法规为核心的完备的法律体系。

鉴于上述原因，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形式也应当采用这种整体修法的先进立法技术，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通过整合和修改《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中不符合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条款，加入经营规则、监管制度等必要内容，从而形成内容完备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金融法律。这样，不仅可以节省立法成本，加快立法速度，而且亦有利于与其他金融法律法规协调配合，减少法律冲突与空白。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更能够对当前迅速发展的金融控股公司这一法律主体方方面面的行为与关系进行规范，更有针对性和系统性，能够更好地实现保障金融控股公司健康规范发展的立法目标。

但在具体的立法步骤上，就现阶段而言，鉴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立法要涉及金融基本法和分业经营制度的重大调整，在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混业经营的条件下，全面制定较高层次的金融控股公司法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可考虑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先行制定特例法，即先将公司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规中的相关部分汇总修改，形成金融控股公司适用的法规，也可借鉴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的制定，制定相应的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条例，随着金融基本法及其他经济法律的修改，视条件成熟再制定完备的金融控股公司法。

内容摘要：作为金融组织创新的重要形式之一，金融控股公司已成为我国金融与非金融企业竞相探索与实践的重点。但实践中，金融控股公司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潜藏着极大的风险，给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带来严峻挑战，因而迫切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为其健康有序发展构建适宜的法律环境。

篇6

金融危机过去5年之后，在中国债务风险暗流涌动的时局下，我们更应该回顾上一次的金融危机，思考伯南克和美联储在应对危机时采取的诸多政策背后的金融思想和理念。

本・伯南克

2008年之后，美国进行了大量的金融监管改革，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的正式名称为《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于2010年夏天通过。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主题之一便是尝试建立一种系统性的方法，以使监管者能够监管整个体系，而不只是其微观组成部分。达成上述目标的工具之一是新创建的一个名为“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的机构，美联储作为成员之一，协调各监管机构。

此外，《多德・弗兰克法案》可使监管机构有责任在实施自身监管、监督举措的同时考虑其隐含的、广泛的系统性影响。《多德・弗兰克法案》提供了一种让大型机构可以安全倒闭（fail-safe）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对于任何被认为未受充分监督的机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均可以通过投票来指定其接受美联储的监督。未来将不会再有任何规模更大、更综合、系统关键性程度更高的公司游离于监管之外。与之类似，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也可以指定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受美联储或其他机构监管，如股票交易所或其他交易所等。

另一类问题和“大而不倒”有关，涉及系统性关键机构的处理。处理“大而不倒”或系统性关键机构须双管齐下。一方面，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下，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综合金融机构将面临比其他金融机构更为严苛的监管。美联储已经和国际监管者一同建立了适用于这些金融机构的更高的资本金要求，包括对规模非常大、系统重要性程度非常高的机构的额外资本要求。一些禁止银行通过其附属机构进行高风险自营业务的规则，如“沃尔克法则”将尝试降低大公司的风险。另一方面，压力测试也将同时开展。《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大公司每年接受一次美联储的压力测试，自身也要开展一次压力测试。解决“大而不倒”的问题，一方面要求将这些大型综合机构置于更为严格的监督之下，比如更多监管、更多资本储备、更多压力测试以及更为严格的业务限制。

另一方面就是处理正在破产的机构。在金融危机中，美联储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面临的一个十分糟糕的选择是：要么试图防止一些像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大型机构破产，而这恰恰默许了“大而不倒”，并意味着金融机构没有因其所承担的高风险受到充分惩罚；要么听任它们破产，继而有可能动摇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体。上述即“大而不倒”问题。最终，唯一能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是使大型机构能够更为安全地倒闭。《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一个要素即“有序清偿制度”，现在该职权已被授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早已拥有关闭一家破产银行的权力，整个过程快速高效，通常只需一个周末，存款人就能收到全额赔付。

可以肯定的是，假使一个大型金融机构到了破产的边缘并且找不到解决办法，比如无法筹集新资本，美联储也无法再像2008年那样直接干预。从法律上讲，我们也不能再那样做。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通力合作，安全地使公司逐步解体。如此一来，“大而不倒”的问题最终会减少，或者说我们希望“大而不倒”问题可以被消除。

不仅仅是美国，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度过了一段非常困难且戏剧性的时期，这促使我们反思如何管理政策以及如何管理我们对于金融体系的责任。尤其是在“二战”的大部分时期，由于事态相对稳定，而且金融危机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而非发达国家，很多央行开始将金融稳定政策视作货币政策的附庸，其重要性并未被认可。尽管有些央行对其确实有所关注，但是并未投入太多的资源。

基于金融危机期间所发生的以及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能感受到的后果，现在看来保持金融稳定与保持货币政策和经济稳定显得同等重要。要知道，金融稳定是建立美联储的初衷。美联储兜了一整圈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金融危机会始终伴随我们左右，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在西方世界，金融危机已经存在了600年。资产泡沫或其他类型的金融不稳定性仍将周期性地出现在我们的金融体系中。然而，给定潜在损失后，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央银行和其他监管者能够各尽其职将是尤为重要的：预测并预防危机的发生；若危机真的发生，将其损害降到最低，并确保金融系统足够强大以使其安然无恙地度过危机。

（摘选自本书部分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读书

《金融的本质：伯南克四讲美联储》

推荐指数：

作者：本・伯南克

出版：中信出版社

本・伯南克

本・伯南克（英文：Ben Shalom Bernanke，1953年12月13日―），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197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7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伯南克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7年，曾担任经济学系主任。2002年被布什任命为美联储理事。2005年6月，伯南克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6年2月1日接任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并获得连任至2014年。2014年2月，伯南克卸任美联储主席加盟布鲁金斯学会，参与经济研究项目，重点关注经济复苏政策。

美国中央银行如何应对资产泡沫及其他类型的金融不稳定性

《力挽狂澜：保罗・沃尔克和他改变的金融世界》

作者：威廉・西尔伯

出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力挽狂澜》串联起保罗・沃尔克辉煌传奇的从业经历以及他所推动的重大变革：20世纪70年代，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美元危机；70至80年代中，成功制服恶性通货膨胀；它向读者较为清晰地介绍了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美国金融、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

《动荡的世界：风险、人性与未来的前景》

作者： 艾伦・格林斯潘

出版：中信出版社

本书是任期历经美国6届总统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预测理论框架，深入探讨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性问题，并对如何创建一种缓冲手段免遭厄运的冲击、如何预测世界未来面对的重大挑战，都进行了精彩的阐述。

《美联储》

作者：威廉・格雷德

篇7

回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发展，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金融创新风起云涌，新的机构、新的工具、新的市场、新的交易方式和管理不断推陈出新，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但与此同时，伴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危机和银行危机此伏彼起，金融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如何兼顾安全与效率，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始终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两者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能支持和引导创新，能消除创新的负面效应，金融创新则包含和促进了金融监管的创新；另一方面两者又是对立的：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监管则可能抑制金融创新的效率。这种矛盾的发展过程，在现实中表现为两者之间的一种博弈。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博弈能否达到均衡，与监管当局对待金融创新的态度和监管方式密切相关。哪一个阶段金融监管支持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就会取得快速的发展；哪一阶段金融监管抑制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的发展就明显偏缓。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也是这样。

一、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来自监管的滞后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机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陆续建立，并在9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了外资银行；在业务交易方面，除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外，创办了个人消费信贷、中间业务、同业拆借、银行债券和外汇交易活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金融创新。通过这些创新，我国银行业的金融资产品种逐步走向了多样化，不断满足居民、和金融机构追求利益和规避风险的需要。

但这只是自我从纵向上比较的结果，若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我国的金融创新水平还是十分低下的。

(1)国际金融衍生品工具已发展到1200种，外国银行大部分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向银行业务，但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和创新产品都非常之少，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业务仍然是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业务主体。

(2)西方国家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已普遍超过25％，而我国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其全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仅为1．15％、0．9％、3．94％和1．08％。

(3)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已基本形成表外业务同表内资产负债业务各占一半的发展格局，不少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已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我国银行业的表外业务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结算和业务上，其总量不足银行业务总量的5％。

(4)我国的消费信贷品种和规模非常有限，1999年末在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仅为2％，而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的占比达到20％以上。

(5)我国外汇市场仅开设美元、港币和日元兑人民币的即期交易，而且只开上午场。西方国家的外汇市场则是全天候、全球性的市场，绝大多数货币都可进行交易，开有即期、远期、期货、期权等多种交易方式。

关于中国金融创新落后的原因，一些学者已进行，如受到体制制约、环境制约、管理制约、技术制约和观念制约；由于市场机制问题、管理体制问题，金融主体创新的意识不强等等，这些方面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确具有重要的。但是，从深的层次分析，则是金融监管和实践发展的滞后，导致了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制约了银行体系向更高级阶段发展。

其一，现行的合规性监管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合规性监管，就是把监管的重点放在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上，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要求金融机构只能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违规则要受到严厉处罚，处罚对象包括违规机构和相关责任人。这种合规性监管对于维护金融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安全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特别是由于处罚时掌握政策及把握尺度的差异，同时各金融机构在理解法规和执行时的差异，导致这种监管方式极大地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仍然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金融管制的放松是金融创新至少需要的两个金融环境之一。从我国来看，在诸多方面仍存在严格的金融管制，这种管制压缩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首先，在业务范围上，实施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抑制性金融监管政策。其次，利率水平还没有市场化，银行存贷款利率基本上是由中央银行确定的。第三，外汇管制十分明显。此外，由于政策把握力度不准，将强化监管等同于加强管制的现象也十分突出。

其三，缺乏创新的消极监管约束了金融创新的发展。所谓消极型监管，就是注重对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批评、训斥、处分、处罚，而不是对金融机构的合法有益的经营行为进行表扬、奖励；对金融机构各种超出现行规定的创新行为不是结合实际地进行具体分析，加以疏通和引导，而是不加研究地予以堵截和取缔。

其四，金融监管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机制尚未形成。监管激励是金融监管当局通过保护产权和推动相关制度措施来推动创新。如制订金融创新专利保护，维护金融创新成果的独立性；制订创新的相关条例，明确金融创新的有关程序和有关优惠政策；制订金融安全条例，引导金融机构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过程中安全与效率的关系。我国目前这些都是不完善的。

其五，被动的事后监管突出了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监管部门总是在出了金融风险以后再去充当“消防队”，而不是在风险发生前，积极主动加强监管去控制风险。这种情况之下，金融创新的风险效应无疑被放大了，引致监管部门“急刹车”，采取严厉措施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规范，从而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主创新活动。

其六，忽视效率的单一目标监管创造不出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是金融创新需要的第二个方面的金融环境，金融市场的竞争有助于培育创新的主体——熊·彼特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但是在我国，四家国有银行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更加突出了金融安全，安全已几乎成了金融监管的惟一目标，在防止金融机构之间恶性竞争的同时，一些合理的、有助于增进金融体系效率的竞争也遭到人为的遏制。

其七，监管当局自身能力不足，难以充当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按照新制度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观点，创新的首要步骤是形成“第一行动集团”。由监管当局担当“第一行动集团”是可行的。但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创新能力却相对不足，由其主导的金融创新供给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创新需求，而且带有明显的政府“偏好”，降低了金融创新的市场针对性。

二、加速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几个现实问题的思考

(一)金融创新：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途径 从国外银行业的发展看，80年代以来，传统的银行业务已逐步进入衰退期，通过创新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提供新的金融服务，已成为国际银行业增强竞争实力、稳定和开拓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银行业虽然尚未进入衰退期，但目前传统存贷款业务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利润比重已在逐年下降，必须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随着我国加入WTO，银行业市场将逐步对外开放。因此，中资银行只有加速金融创新，才能增强中资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而立于不败之地。

(二)金融创新：新世纪中国金融发展的动力之源

从世界各国金融业的发展来考察，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改革推动；其二就是创新推动。我国银行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主要归功于体制转换和改革政策的推动。但是，在新的世纪里，金融发展中改革政策因素、体制转换因素的推动力将逐渐减弱，中国金融发展必须依靠新的动力——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通过金融体系内部各种要素重组或创造性变革所出现的金融创新，可以不断地创立更为合理的金融制度、更为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更为全面和优良的金融业务、更为丰富的金融工具和更多类型的金融机构，由此推动整体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与发展方向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金融业效率的同时对安全却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要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对银行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而将其负面作用降至最低，主观方面要求我们从增强金融创新的规范性入手，在创新来临之前，确立正确的创新原则和方向。

1．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

(1)收益与风险对称原则。金融创新必须在有效控制风险和实现风险与收益均衡的条件下，既规范稳健，又灵活大胆地进行。

(2)满足金融需求原则。金融创新是为满足现实的金融需求，没有需求的创新是毫无价值的。

(3)国际通用性原则。随着中国加入WTO，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必须考虑到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2．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发展方向。

其一：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创新方向。金融与经济存在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金融产业的基本功能就是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投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性需求，脱离了实质经济运行，金融创新也就失去了实质性意义。因此，必须以开发和强化金融产业基本功能为立足点，以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需求为出发点，坚持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方向才能使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具有坚实的基础和真实的动力，才能使创新具有实质性意义。

其二：追赶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方向。戈德·史密斯和爱德华·肖等人认为，各种类型国家的金融发展大致沿着一条道路前进，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处于不同的阶段。按照这种观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会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但是很缓慢。而金融创新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有了一条相对的捷径。只要发展加强追赶发达国家水平的原创性创新，加快对发达先进金融领域的吸纳性创新，就能使发展中国家金融产生跳跃性的发展，从而缩短赶超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

开放趋势下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与监管制度创新（下）

2002-01-14

根据上述两个基本方向，从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实际来看，我国银行业应在以下领域尽快取得突破和发展。

银行。网络银行是运用信息技术及现代通信技术打破传统的银行组织界限，以网络为基础进行银行业务活动。它通过构建的“虚拟银行”，让人们从网络渠道取得、利用金融信息资源，从而提高银行的工作效率以及对客户服务的效用。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网上银行业务，不仅可以突破传统银行服务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而且可利用这次难得的发展机遇，降低业务成本，巩固和扩大客户群体与市场份额。

金融控股公司。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拥有若干家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独立金融子公司控制权的金融集团。其优点是：控股母公司能运用组合理论、协同理论和能力理论对子公司进行战略协调和管理，子公司作为经营实体独立从事经营活动。因而金融控股集团在整体上可视作全能型银行，在分业经营体制下，提高自身整体竞争力，应对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的挑战。

中间业务。随着商业银行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投资理财、信息咨询、资产重组和衍生金融工具等中间业务将成为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主流，也是商业银行竞争的“聚焦点”和经营利润的增长点，特别是外资银行进入后，将在这一领域形成严峻的挑战，中资银行如不加速金融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在与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中将会迅速败下阵来，丧失这一新的利润增长点。

消费信贷。消费信贷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发达国家信贷消费在消费中的占比一般达40％以上，消费信贷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在20％左右，形式多样；而我国目前仅有2％左右，形式非常单一，必须通过创新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国际金融业务。随着金融经济的来临，金融已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在办理信用证、款项划拨及各类国际融资业务时都处于劣势，无论是清算服务还是结算业务，其速度和质量均不如外资银行。如不加速创新，迎头赶上，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将丧失这一规模不断壮大的业务领域。

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是近年来世界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创新和发展的业务领域，它的兴起是银行业开始向规模化、全面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银行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对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促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有重要意义。

三、监管制度创新构想：提供促进创新的监管制度安排

(一)监管制度创新的原则

1．效率与安全相结合的原则。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要将安全与效率同时兼顾，不能重此轻彼。

2．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设计规范的监管标准是维护金融业公平竞争的前提，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机构按单一的标准进行规范，则很可能会给一些经营情况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形成桎梏。

3．短期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的原则。既应注重在短期内维护金融安全，又要注意在长期内盯住发达国家的金融水平，鼓励追赶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

4．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放松管制，鼓励创新，又要针对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强监管，保持金融稳定。

5．适度监管的原则。监管过严即金融管制会抑制金融创新，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是如果对金融创新活动不加监管，则会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危害金融安全，反过来也阻碍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发展。因此，从促进创新的角度来看，把握适度的监管是极其重要的。所谓适度监管，如下图所示，就是使监管的收益——成本之差尽可能最大化的监管区域。

(二)适应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需要的监管制度创新构想

1．加快监管理念创新步伐，建立适合和支持金融创新的监管模式。

(1)在监管目标模式上，由合规性监管向目标导向型监管转变。金融监管应该是目标导向的，即监管者规定明确的目标，但不规定具体的做法，只要能够达到相应监管标准，商业银行便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行为。目标导向型监管是实现由中央银行外部监管为主向商业银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为主转变的必然选择。这种背景下商业银行易于获得相对宽松的金融创新环境。

(2)在监管上，由全面监管向重点监管转变，突出加强对资产风险和创新业务的监管。即由支付风险监管向资产风险监管转变，由传统业务监管向中间业务等创新业务监管转变。

(3)在监管方式上，由直接的监管检查向间接的考评监督转变，由普处向监测考评转变。变简单的检查和处罚为间接的监测监督和评价，变单纯的行政制裁为自发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变一味的和行政处罚为将机构升降格、业务种类增减、高管人员准入退出等方面结合起来实施综合治理。通过这种诱导式、监测式监管，变较为直接和严厉的金融管制为间接和相对宽松的市场化监管，给商业银行一定的自主创新空间。

(4)在监管程序上，由风险事后控制监管向风险过程控制监管转变，建立实时监管制度。实时监管与事后监管的区别在于实时监管是对金融业务处理全过程的监管，不仅重视结果，更重视过程。实施实时监管有利于对各商业银行的金融活动及时进行规范和引导，支持和促进金融创新的发展。

(5)在监管组织架构上，由单向被动式监管向双向互动式和联动式监管转变。加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进行沟通和交流，促使监管人员对商业银行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评价，有利于被监管者充分了解相关的监管政策和标准，从而抵消和抑制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

2．逐步改革现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为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创新创造空间。打破“渐进式改革”的常规，实行“跨越式改革”，目标定位在世界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最新走势上，实施统一的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这不仅符合未来混业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且即使是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实施统一监管也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和加强对各种类型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

3．建立并启动经营绩效考评和差别监管体系，逐步构造支持商业银行优化发展、加速创新的激励机制。一是建立金融机构市场优化制度，形成有进有退、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二是建立商业银行业绩综合考评体系，形成良性竞争、汰劣扶优的市场化监管机制。三是扶优限劣，建立差别监管制度，鼓励发展快、管理规范的机构加快创新。

4．建立并启动金融创新支持体系，逐步构造银行业良性有效发展的生长机制。一是规范金融创新业务市场准入制度。对有意逃避金融监管、转移风险和投机性强、潜在风险大的创新业务要严格限制，实行审批制度；对有利于增加有效利润、有利于增强竞争实力、有利于改进服务的创新活动要积极鼓励，实行报备制度。二是加强引导，建立金融创新目标导向制度。由中央银行《金融创新指导意见》和《金融创新风险管理指南》等，对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给予窗口指导，督促商业银行加强对创新业务的风险管理。三是建立创新业务绩效评价体系。通过各类创新业务的成本利润率、相关业务支持率、资产风险度、内控管理等指标，形成考评机制，真正扶持那些有效益或有潜力的创新业务。

篇8

关键词：证券证券监管

从1990年l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算起，中国证券市场重建已有十年。1999年7月1日我国《证券法》生效，确立了新的监管体制。新的体制具有三个特点：(1)分业经营、分业管理，(2)证监会集中统一监管，(3)政府管理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由于市场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我国现行证券监管实际上反映了早期西方立法监管的经验，对当前证券监管的新变革尚未跟进反映。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入世后，我国应全面履行WTO法律体系中《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GATS的金融服务附录》、《有关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书协议扩以及《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调整证券业和证券市场的协定。因此，当前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立法取向也应顺应WT0的要求做出相应调整，以稳步推进我国证券市场的自由化、国际化。

一、证券监管变革的主要内容

(一)混业体制的回归

在各国证券监管变革前，各国对银行与证券业的监管立法主要有两种体制，即混业体制与分业体制。混业体制，指商业银行在其传统业务之外有权从事以证券金融业务为主的投资银行业务，以德国全能银行制度(UniversalBankingSystem)为代表。根据德国《银行业务法>，全能银行的经营范围是：存款业务、贷款业务、贴现业务、信托业务、证券业务、投资业务、担保业务、保险业务、汇兑业务、财务业务、金融租赁等所有的金融业务。分业体制，指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也不能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以美国1999年前的体制为代表。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全球化，各国为提高本国金融机构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逐渐改用混业体制。

(二)单一监管机构的设立

伴随从分业体制到混业体制的转变，各国和地区的监管架构也开始转变。证券业与金融业的监管体制，根据监管的组织结构、体系构成以及各组成部分的分工职责、目标安排和协调运作可以分为三种形态：(1)多元监管。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别由多个专职机构实行分业监管，如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前的监管体制；(2)一元监管。由综合机构实行混业监管，即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统一由一元机构综合监管；例如韩国1997年宣布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委员会，该机构直属韩国财政部部长领导，将原来银行监管局、保险监管局、非银行储蓄保险公司及证券监管委员会对银行、保险和证券业的监管权力收拢，实行集中监管；(3)前两种类型的混合形态。

(三)交易所的革命

对证券业的监管中，自律管理得到日益重视。因为政府监管机构由于管理行为性质所限制，其监管难以涉及证券市场方方面面；而且单凭监管机构的力量更使其无法应对复杂常变的证券市场。美国SEC前主席WilliamO．Douglas对市场自律曾有精辟阐述，将大量的事实管理行为委托于自律组织进行。不仅必须，而且可行；这样政府将在管理活动中，取得自由权，从而扮演监督者的角色，政府始终保持有管理的武器，随时准备出击扫清各种障碍，但他永远希望自己按兵不动。NASDAQ市场今日独领，其良好市场自律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各国不仅重视完善传统政府监管机构的效能，而且注重自律管理与内控约束制度，致力建立金字塔型监管架构。金字塔型监管架构通过监管机构与自律组织(如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市场机构(券商等)关系的重新界定及相关责任的分配，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机构内控的多层次市场管理体系。这种新的体系呈现金字塔型架构：第一层各类市场机构负责自我约束与管理，奠定市场监管的基础；第二层自律组织负责管理第一层各类市场机构间的各种交易行为维持市场秩序，实行第一线管理；第三层监管机关负责对第二层自律组织进行再管理，确保各项市场规则得以贯彻执行，进行宏观的控制。监管交易所是的主要承担者，但是，上述目标的实现有赖市场多方主体的参与，所以当前各国均强调自律管理与内控约束机制的建立。

在金字塔型监管架构中，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是重要的层次。证券交易所在证券市场中处于组织市场、信息集散的核心地位，因此，证券交易所能够直接和低成本的获取交易信息，从而分析掌握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规律，对交易行为的合法性做出恰当的判断。所以，经过证券市场的长期实践，证券交易所通常被赋予一线监管者的职责。

证券市场的核心部位在全球化压力下正发生机制的重大变革：从“会员制”到“上市公司制”。传统证券交易所在会员制基础上建构，系由券商以会员身份出资组建的非赢利团体。由于面I临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众多证券交易所由会员制改为公司制并申请上市，以希望加强资源运用，拓宽筹资渠道，降低会员与交易所利益冲突，强化决策效率以发展新的竞争优势。证券交易所从会员制到公司制的转变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交易所”自身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市场”本身成为市场上的“商品”，“证券市场”自己为自己筹资发展。这样有趣的变革实际上是证券市场全球化冲击的必然结果。

交易所改组为公司制首要的变革是实现了证券市场交易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会员制交易所的最大弱点在于交易所会员本身同时是市场的所有者又是行使交易权的市场使用者，如何建设管理有效率、竞争力的市场同单纯使用市场存在矛盾。而公司制交易所由多方主体投资兴建，实现所有权与交易权分离后：所有者在公司股份升值分红的激励下专注决策管理；原来交易所成员可以出售交易所股份实现利益却不影响交易权的行使；而交易所自身股份的上市能够筹集资金、改善交易所设施以提高国际化中的竞争生存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公司制的架构是交易所所有权被量化为股份出资，方便不同市场间的合作合并以及多元化市场参加者的投资介入，以顺应全球化不同市场整合的需要。

二、对中国的启示

(一)我国是否应该回归混业经营

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均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但是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为提升我国证券等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可以预料我国现行的立法将面临调整。事实上，我国实践中已有混业经营的迹象。例如，中信公司全资拥有中信实业银行、招商局集团是招商银行的主要股东、光大集团是中国光大银行的控股股东，上述三家控股公司都有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下属机构。另外，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之类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已拥有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机构。中国建设银行拥有与摩根斯坦利等合资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拥有与东亚银行合资的投资银行一工商东亚，中国银行拥有投资银行——中银国际，目前工商东亚和中银国际只从事境外业务，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已被批准经营境内业务，另两家投资银行从事境内业务也是指日可待。而且，目前保险基金被允许有限制地进入证券市场，证券经营机构有限制地进入同业拆借市场。从当前的立法角度而言，美国采取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应该是我国近期试点混业经营可以借鉴的模式。该模式是一家母公司控股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的关系是兄弟关系，它们同属于同一个母公司。这种兄弟关系的混业经营，能通过业务的协同，来实现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利益共享，但不能直接从其它金融机构中取得利润，只能通过业务关系或关联交易来实现。这种模式不违背现行我国的立法，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先行运作。因为严格讲，现行立法只从业务和机构两方面规定银行证券分业，即银行业务上不得从事信托和股票，机构上不得投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即商业银行不能通过投资或控股方式成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但并没有禁止银行与证券机构为同一公司控股或持有。在取得经验后，我国可以进一步考虑混业经营的其他模式选择。

(二)我国是否应该实行一元化监管

随着我国混业经营的推广，监管机构必须做出回应，做出适当的变革，以有效管理业务多元化的金融集团，使之安全、健康、稳健的经营，进而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与发展。

当前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建立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以充分发挥金融监管部门职能作用，交流监管信息，增强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及时解决分业监管中的政策协调问题。监管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创新及其监管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交流有关监管信息等。联席会议可根据某一监管方的提议不定期召开，三方联席会议成员轮流担任会议召集人。三方监管部门将按照会议议定的事项，协调有关监管政策。应该讲，这是我国暂时不作立法修改，保留现行多元监管体制的情况下不失为可行的办法。今后，随着我国混业体制的建立发展，可以考虑借鉴当前国外一元化监管模式。

(三)我国的交易所是否应该改制

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国际上各主要证券市场正在进行组织模式上的创新。其一、全球部分交易所之间出现了合并与联盟趋势；其二、交易所股份化，即交易所从会员制改制为公司制。国际证券交易所的变革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适应国际竞争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证券交易所的持续竞争力，以巩固其在金融市场资源上的占有率。

相比之下，我国现在的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只有十年历史，规模实力较小；而且我国证券交易所具有明显“官办”色彩，目前交易所总经理、副总经理均由证监会任免。因此，为迎接中国加入WTO，积极参与国际证券市场的激烈竞争，对外实施强强联合战略，对内进行更加市场化的改革，应该考虑将来对交易所进行公司制改造与上市，证交所的上市是证交所加强竞争力的最有效手段。在此基础上，证交所脱离监管机构直接的控制管理，具有独立发展创新的能力，并与政府的监管划清界限，以有效组织实施自律管理。

篇9

随着世界范围内金融业的动荡，昭示着金融业正面临着诸多挑战，金融创新迫在眉睫，呈必然之势。但在金融创新的道路上，各种不可预知的问题都有可能发生。创新既为金融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形成了较大的风险与挑战。本文从金融创新本身及金融的风险管理两个主要方面进行了探究，并通过对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管理的关系研究，寻找促进金融创新，加强金融风险管理的有效措施，以供参考。

【关键词】

金融创新；金融风险管理；内在关系；应对措施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诸多便利，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的缺陷也对金融发展形成了较大的阻碍。为了活跃市场，消除金融业发展的不利因素，金融创新已成必然之势。创新必然会催生新的事物，但伴随新事物而来的各种未知也是金融发展潜在的风险。如何在金融创新的前提下，降低金融风险管理，是促进金融繁荣的重要前提。

1 金融创新概述

金融创新是指在金融领域，运用一定的方法手段对各种金融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或结合的一种改革，改革后能获取更大的利润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它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支付手段、新的融资方式、新的组织形式等，它是金融领域内的一次重大变革。而金融创新也有狭义和广义，广义上的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工具、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等大方面的创新；狭义的金融创新却仅指金融工具的创新，这两者之间区别很大。

金融创新的主体也并不是仅局限于各金融机构，除了各大金融机构外，金融创新还在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领域内开展。金融创新能有效规避金融管制，满足金融业竞争对金融业提出的新要求，并且，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规避风险，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金融领域内电子化的普及应用，对金融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所以金融创新势在必行。

2 金融风险管理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外金融进驻我国金融市场，为我国金融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且，我国国内经济市场的不稳定及国内金融机构的弊端日益显现，都对我国金融带来了极大的风险。特别是金融创新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迫使各金融机构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而不断开拓新的业务。由于新开拓的业务一般具有高风险性，金融机构对这些新的业务上不熟悉，难以很快上手，金融机构的信用下降，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3 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管理的内在联系

3.1 金融创新带来了更大的金融风险

金融创新是通过对金融各要素的重新结合来更好地规避风险，但是由于金融领域的特殊性，金融风险只能降低，不能完全消除。金融创新能做到的也只是在小范围内对风险进行分散或转移，但整体的金融风险却并未消除。而且，有着金融创新还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如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业的系统风险。经过重新组合后的各金融要素，各组成机构间的交往更加紧密，并通过资金的联系建立了伙伴关系，各机构间相关性极强，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有金融风险发生，则会很快波及到其他部门，影响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性。

3.2 金融风险管理要求进行更进一步的金融创新

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造成了金融领域内的波动，也在严重威胁着金融领域内的各经济主体，不利于金融业的稳定发展。为了维持金融业的稳定与繁荣发展，金融风险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为了更好地管理金融业、规避风险，不得不对金融进行创新，企图通过创新改变金融领域内的一些要素，从而降低金融风险。

4 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促进金融创新的有效措施

4.1 充分发挥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能

面对金融市场的固有弊端，政府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其监管职能，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理。首先，政府部门要把握好尺度，找准金融监管的切入点，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理。政府可适度放宽对金融创新的限制，使金融创新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其次，必须严格对违规金融行为的管理，用严厉的手段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发挥其职能，引导金融业不断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促进金融业的多元化发展。

4.2 加强与国际金融的交流与合作

随着世界范围内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越来越多的经济实体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中，使得国际金融环境越来越复杂。在这种复杂的形式下，一国的金融业要想独善其身是极其艰难的。特别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新的金融业务的开拓和衍生，金融业与其他国家的金融业联系更加紧密。

4.3 组建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

要想真正促进金融创新，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风险管理，金融领域内部必须要有自己的风险管理系统。首先，要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风险管理系统，在系统内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各机构间还必须能做的权责明确，能顺利地开展各种金融活动。要建立严格的管理和审批制度，通过各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来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理。

5 结束语

促进金融创新、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是促进金融业发展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借助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管理的内在联系来达成对金融风险的管理。在促进金融创新的同时要注重金融风险管理，在管理金融风险的过程中推动金融创新。合理利用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管理互相促进的关系，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高金融领域的竞争力，寻求更多的追求利润的机会，促进金融的稳定与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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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敏.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管理之我见[J].大众科技，2004，08：51-52.

[3]刘宁.关于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管理探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3，15：366-367.

篇10

一、国内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现状

近年来，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非金融类互联网企业利用其信息技术优势和建立起的网络平台涉足电子货币、支付结算、投融资和理财等金融业务，促进了金融市场竞争，加强了金融普惠程度和居民便利性。这种由非金融类互联网企业借助自身平台优势进入金融行业，将互联网精神及其运行模式应用于金融行业，所呈现的是一种新的金融业态，可称之为“互联网金融”。当前国内有代表性的、占市场主要份额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主要包括：网络支付、网络融资和互联网理财。

（一）网络支付：以支付宝为代表

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于2005年创立了支付宝（Alipay），标志着我国非金融机构正式进入支付领域。支付宝创立之初主要是为了解决淘宝网买卖双方交易的第三方担保问题，之后逐步涉及航空客票、公共服务缴费、信用卡还款、通信缴费等居民消费者生活的各个方面。目前，国内第三方支付业务以支付宝（阿里集团）、快钱、PayPal（易趣）、财付通（腾讯集团）和易付宝（苏宁易购）为代表，网络支付市场逐步进入稳定增长阶段。

目前上述互联网企业的第三方支付产业链较银行账户体系并不完备，如跨行资金归集、代收代付、发卡等方面功能尚有所不及。其提供支付服务的收益并不仅仅体现在相关的手续费收入和资金沉淀利差上，在大数据和云计算时代掌握核心优质客户群并构筑大数据积累是不能忽视的利益驱动因素。

（二）网络融资：以P2P网贷为代表

拍拍贷于2007年8月在上海创立，是国内首个P2P网络借贷平台。拍拍贷采用的是纯信用无抵押的线上运行模式，贷款额度为1000元-50万元，借款期限为3-12个月，年化综合利率区间为18%-30.24%。拍拍贷运作模式中，网贷公司扮演的是单纯的中介角色，仅利用信息技术撮合借贷双方，由贷款人自身定借贷利率，公司本身不承担违约责任。上述网络融资有别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本质上是一种直接融资模式，但与传统直接融资模式相比，又有着交易成本低、透明度更强、参与度更高等特点。

（三）互联网理财：以余额宝为代表

支付宝集团与天弘基金合作，于2013年6月13日推出余额宝产品。相比传统银行渠道理财产品动辄5万、10万元的门槛，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产品1元即可入门，并且可当天（T+0）快速赎回，及时到账。用户结构上，余额宝呈现出年龄层次上移，区域分布扩大和人均持有金额提高这三大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余额宝的市场欢迎程度。2013年以来，国内互联网企业陆续推出百发（百度）、理财通（腾讯集团）、汇添富现金宝（网易）等互联网理财产品。上述互联网理财主要是借助第三方支付和货币市场基金平台将低收益的小额存款转化为高收益的“类同业存款”，主要投资通知存款、大额存单、债券、中期票据等安全性高、稳定的金融工具。

二、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趋势

（一）拓宽：网络支付平台业务不断创新

网络支付平台目前主要与互联网理财产品对接，但随着淘宝基于支付宝平台分析客户数据供阿里小贷使用和电商巨头之一的京东商城并购网银在线支付平台，表明存量网络支付平台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支付业务，而互联网企业和电商正在建立自己的支付平台。

目前各主要网络支付平台均致力于推广金融产品销售，借此增强客户黏性，拓宽业务范围并由此提高收益。随着网络支付平台业务将不断创新，由此预见未来“网络金融超市”等金融产品互联网销售平台和理财社交网络、理财服务网站和理财工具支持网站将快速发展。

（二）聚变：移动互联网与金融结合将引领新一轮变革

有线互联网是互联网的早期形态，移动互联网或者说无线互联网是互联网的未来。目前移动互联网已超越PC成为居民上网的主要方式。移动支付的发展风生水起。2013年4月，支付宝手机客户端上线了转账到银行卡的功能。2013年6月，中国移动与中国银联共同推出首个移动支付联合产品-手机钱包。2013年8月，腾讯集团的微信产品具备了网络和扫描支付功能。在小额、多笔的现代支付常态中，移动支付较有线互联网更加便捷，可以大胆预测在不久的将来，移动支付将演变为移动货币，并由此对传统纸币和银行卡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金融业带来了巨大变革，其成功取决于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率，是长尾理论的现实最佳实践。当移动互联网速度不断优化，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价格门槛不断降低、性能配置不断升级、近场技术（NFC）逐步成熟，流动性这一条件移动互联网已经具备，而收益率只要复制现有互联网金融模式即可，只要不断提升移动互联网的安全性，移动金融必将引领新一轮变革。

（三）科技：大数据和云计算催生金融新产业

大数据技术支持下，客户信用评级、还款能力预测、风险定价等可以凭借“三流”（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信息的挖掘、分析而获得，较好地解决了传统信用管理中信息不对称、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随着上述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不断发展，未来将不断涌现官办或官民合办的专业的第三方客户征信公司。

近年来新兴的云计算方面发展较好。通过云计算供应商在电商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云计算将为商业银行和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一种运营成本更低、业务更灵活、系统更安全的轻量级商业模式，特别是对那些小型的金融网点可以大幅降低运营成本和解决人力资源不足问题。

三、对国内金融体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之一：倒逼银行机构加速业务流程再造和推进普惠金融

互联网金融的成功在于服务创新和关注低端客户金融需求，使普通民众能够以标准化、碎片化的方式享受专业的、安全的、无法从银行机构获得的金融服务。而这，无形中推动着普惠金融的理念。也促使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关注优化互联网业务渠道，提升客户服务体验与感受，加强金融工具和理财产品的创新，为客户提供更贴合需求的金融产品。

（二）机遇之二：间接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

目前商业银行实质上已部分实现了大额存款的利率市场化。而余额宝等网络理财产品的出现，打通了个人小额活期存款和银行协议存款的桥梁，解放了未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小额存款，从而间接推动了不同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水平。

（三）机遇之三：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提供试验田

当前互联网金融缺乏监管、粗放生长，缺乏完善的内控和风险补偿机制。因此，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就存在必要性和紧迫性。相比同银行一样缴纳存款保证金，互联网金融企业更愿意加入存款保险。有需求，有条件，风险小，成本低，互联网金融企业无疑是实践存款保险制度的最好的试验田。

（四）挑战之一：抑制货币需求，影响社会融资规模数据的真实性

网络支付的快速发展，通过电子货币对实际通货的替代效应，会抑制货币的交易需求。网络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当前社会融资规模数据缺乏监测，与社会实际金融资金供给不匹配。而网络融资平台由于缺乏监管，极易流向限制性行业或空转。同时不容否认的是，余额宝等网络理财产品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而这些成本商业银行会转嫁到实体经济，从而抬升社会整体融资成本。

（五）挑战之二：弱化了的金融机构中介职能

网络融资会挤占银行新增个人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等零售贷款业务，第三方支付平台沉淀了大量在途资金，而网络理财则会加速银行的存款资金分流。互联网金融的高效便捷和低成本，促使金融机构将客户接触和服务渠道由实体转向网络虚拟。互联网与生俱来的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会加速金融风险溢出，而内控体系的缺失会直接影响到互联网金融的资金安全和正常运行，并放大社会整体金融风险。

（六）挑战之三：金融监管难度加大

互联网金融因在业务准入、经营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监管尚存空白，因此有着更大的监管套利空间。相关法律法规模糊和监管真空，以及监管技术和互联网金融专业监管人才的不足，使互联网金融行业积聚了大量风险。此外，我国金融分业监管的现状使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界限难以把握，互联网金融协作监管机制亟待建立。

四、政策建议

（一）建立并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

一是建立完善相关规制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规范业务发展，维护市场秩序。二是加快建立互联网金融协作监管机制，避免监管真空。三是优化监管技术，引进和培养互联网金融专业监管人才队伍。

（二）促进金融机构同互联网企业间的合作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升金融机构业务流程水平和推动金融产品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