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核心要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凯恩斯有句名言，“真正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可以解读为，一旦失去正确的理念，经济政策就会迷失在短视与利益的纠结之中。殊不料，一语成谶，这句话正是国人痴迷凯恩斯经济思想者的自画像。时下倡导的供给经济学恰恰与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因为后者迷信“看得见的手”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繁荣。因之，凯恩斯主义往往倍受管理层偏爱，它满足了官员干预经济的“书生意气”和“运筹帷幄”的英雄气概。时下供给经济学走上舞台，正是对剜肉补疮致使机体糜烂的经济现实的挽救。

经济数据显示并业已为实践证明，仅是过去的一年，央行“大手笔”5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超过20000亿人民币，仍然难改经济下行的态势。人们还记忆犹新，是年那倾囊一掷的“40000亿”投资，“梦想并未照进现实”，收效并不尽如人意且留下后患。可见，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短期的、外部的冲击，而是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内部压力。刺激政策对前一种情形或许有效，但对后者却误诊下错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力图持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治标难治本，有饮鸩止渴之嫌。

金融界有专家指出：“现在经济不好，企业不愿投资；银行不敢放贷，坏账太多。银行间利率已降到2%左右，是多年来较低水平，银行超额储备率却在上升，说明流动性并不短缺，短缺的是投资信心。唯一办法是市场出清，经济结构调整，让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消除掉多余的产能，才有助于恢复投资信心”。

近期中国的股市风云，“晴雨表”发疯，尤其是日前发生的“熔断机制”朝令夕改造成运作失常，说明身处高端的证监会对“供给侧”经济学的核心要义缺乏认识，“大考”不及格。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各国救助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在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资产泡沫破灭的情况下，由于人们都要‘捂紧钱袋子’和保持流动性，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提振经济并没有太大效果。前一时期释放的流动性并没有达到支持实体经济的目的，却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胀，就是明证。”这说明，“金币两面光，哪里有空哪里装”，进不了实体经济，必然涌进资产市场。

刘胜军先生在《中国拥抱供给经济学》中讲述了一则“供给侧”兴发的往事。让供给经济学从巫术变成魔术的是美国总统里根。他选择供给经济学作为政策导向，并非偶然，是集思广益尊重现实的结果。曾经风雅的里根先生却具有堪比哲学家的朴素价值观。他在1981年总统就职演说中就说：“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我们的税收制度惩罚辉煌的成就，人们辛勤劳动却不能换得公平的报酬。”对于回归市场力量的坚定信念，是里根价值观的基石，从而孕育了“里根经济学”。

篇2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　企业惯例　潜意识　条件反射'

提起演化学说，一定不可不提达尔文和他的生物演化学说，实际上，在达尔文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问世之前，演化这个名词已经被不少学者广泛提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2000），他将演化这个名词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那时候开始，演化学说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已经开始了；同样在生物学领域，在达尔文之前的拉马克和加法洛意的形态学说已经表现出了演化思想的雏形，这些思想为后来的演化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隐喻和指引。

由于人和人类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人类个体和集体意识的高度复杂性，生物演化的目的性和方向性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是达尔文学说无法解释的，当做默认条件而存在，因此，达尔文以及他的后来者将进化理论应用于人类和人类社会上是十分谨慎的。在谈到演化的目的和方向性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将决定人类演化目的和方向的最原始的推动力——自主意识引入研究范畴，恰恰意识的高度复杂性，而由此引申出来的思想界到底是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讨论，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在可见的未来还将持续下去，因此现今的生物进化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过去达尔文的研究成果上。

然而，演进学说在生物学方面的研究陷于停滞的时候，在经济学领域，自纳尔逊和温特于1982年发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以来，却得到了长足地发展，对于生物学无法解释的决定演进目的和方向的意识问题，演化经济学有着严谨的富有逻辑性的解释：个人的意识，构成了集体的意识，集体的意识，构成了社会的意识，社会的整体意识在国家和社会中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来体现，而这些意识客观上在经济学领域被体现和解释为人类理性自利和效用最大化原则，这一些恰恰就是当今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在生物学领域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以“基本假设”的形式，轻而易举的解决了，客观上这也为未来的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与达尔文同一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说过，“经济生活呈现的现象，和生物学和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马克思，1867），无疑达尔文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和触动，这一点也深刻地反映在他后来对社会制度演进的研究成果上，在他的不朽的著作《资本论》里，他把推进社会演进的动力总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是属于上层建筑，因此它是由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并非直接来自于社会整体意识形态，而社会整体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部分，同样也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他的这些思想恰恰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基础，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

达尔文提出的的生物演进路径是：遗传、变异、选择，排除了生物体通过主动学习、模仿和强化，造成的生物机体结构发生变化，使之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在自然选择中成为优胜者，并将此优势遗传给下一代的理论。在他之前，率先提出生物演进理论的法国科学家拉马克，他的生物演进理论的核心是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对于达尔文无法解释的生物演进的目的和方向性问题，他用生物体内自有的向上演进的欲望来解释，凡勃伦解释为本能，他将制度的演进路径归结为本能—习惯—习俗—制度（Veblen，1914），这一点无疑缺乏可靠的科学实验结果支持，这些拉马克演进思想却体现了鲜明的唯心主义思想基础，他的理论成了后来纳尔逊和温特在演化经济学领域取得开拓性成果的生物学基础。

后来的学者，包括斯宾塞和海格尔等，以及对拉马克理论进行修正的被称为新拉马克主义者都认为，只有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拉马克理论进行结合，才能真正解释生物演化。直到近年来，随着微观生物科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生物体的一些行为，一部分是有通过基因由上一代遗传而来，而另一部分行为由后天学习而获得，自然选择不是驱动生物进化的唯一动力，而后天学习获得强化的机能，可以改变基因排列组合，并将受强化的机能遗传给下一代，也就是说获得性遗传假说被当今的科学实验所逐步证实（李启剑等，2010）。在生物学领域，虽然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在生物学上长期以来处于被否定的地位，尽管该理论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应用并不抵触，但是它在经济学研究中却颇受欢迎，达尔文的理论强调自然选择，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而拉马克的理论强调变异的主动性，这在由具有主观意识的人类，以及以人类所组成的社会经济体中的确有一定普遍的适用性。

演化经济学家纳尔逊和温特（1982）应用生物演化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了企业惯例理论的概念，他们在拉马克生物演化的生物学隐喻和熊彼得的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惯例为遗传机制，创新为变异机制，竞争是自然选择机制的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

篇3

为了进一步把握财政工作与落实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关系，寻求财政系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对策，努力开创全县财政工作新局面，建始县财政局成立专门课题调研小组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调研，获得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科学发展观是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根本指针

1、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理财观的思想基础，为财政工作指明了方向。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念，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同样，对财政工作而言，有什么样的理财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财政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政策取向，就会对整个财政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科学发展观决定着科学理财观，能否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统揽财政工作全局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把它切实贯彻到财政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体现到财政活动的每一项内容，落实到财政法规和政策之中，不仅直接决定着这个时期财政工作的理念和政策取向，而且必然决定着这个时期财政发展的路径和财政改革的成效。为此，财政工作只有自觉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更新理财观念，转变理财方式，提高理财水平，才能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

2、科学发展观是确保财政部门正确履行职责，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重要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具有筹集和调节收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功能，既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能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控作用，以及财政资金投入方向和投入力度变化所产生的导向作用，不仅可以有效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还能够协调城市和农村、地区与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发展，支持扩大对外开放，从而更好地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财政部门作为财政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自身建设，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履行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组织财政收支、实施宏观调控、开展财政监督、协调利益分配关系等职责，为振兴财政服务，为推动“五个统筹”，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3、科学发展观为破解当前财政工作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县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应当看到，处于转轨时期的财政，由于种种原因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一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够配套，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未完全落实到位，尤其是省以下政府间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和规范，基层财政比较困难；二是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到位，公共服务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尤其是财政越位与缺位现象并存，财政收支矛盾尖锐；三是财政职能作用在某些领域尚未得到应有发挥，财政工作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也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财政理论建设相对滞后于财政实践；四是经济领域中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财经纪律松弛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上述矛盾和问题是多年累积下来的，既有认识和理论上的根源，也有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深化财政改革，加快制度创新，强化财政管理，严肃财经法纪，循序渐进加以解决。

4、科学发展观是检验财政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公共财政作为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一种财政运行模式，旨在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服务公众利益。但在实际工作中，公共财政的上述目标可否达到？亦即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怎么样？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好不好？服务能否满足公众需要？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促进“五个统筹”，是否有利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和本质要求。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既是做好财政工作的思想源泉，也是检验和评判财政工作质量和工作成果的重要标志。

二、进一步理清财政工作基本思路、明确主要任务

古人云，财政即理财之政，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政治范畴，因而，财政工作的职责和任务应以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发展的任务和政府施政的方针为依归，与政府担负的职责相匹配。从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看，财政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大致可概括为“一二三四”，即一个目标、二条主线、三篇文章、四大方面。

1、一个目标，即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新时期政府施政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对建立新型财政运行模式的一个重要定位。公共财政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种分配行为或经济活动，具有一般与特殊之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既有别于以往计划经济条件 下的“大一统”财政，也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财政，属于公共财政特殊，这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形态、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文化传统及市场发育程度所决定了的。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在构建公共财政框架方面已迈出了重要步伐，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作为一种崭新的财政运行模式，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与建立财政事权清晰、财政职能健全、服务公众需要、管理科学规范的公共财政体系的目标要求，仍有不少差距。因此，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力争早日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

2、二条主线，就是增收、节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是缓解财政收支矛盾，战胜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也是财政工作化被动为主动的制胜法宝。尽管随着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改革的深化，财政收支的规模、范围等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但无论如何改变，增收与节支依然是财政工作永恒的主题，也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财政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落实和体现在收、支的数量和质量上。抓住了增收与节支这两条主线，就抓住了财政工作的牛鼻子，财政工作就将居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否则，财政上不去，支出不节制，财政工作就将处于被动之中，甚至陷入困境。增收，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广辟财源，做大财政收入“蛋糕”；节支，就是要切好财政“蛋糕”，厉行节约，力戒浪费，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我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坚持做到勤俭办一切事业这一点尤为重要。

3、三篇文章，指的是生财、聚财与用财。“三财之道”历来就是财政工作的主心骨，它既是一项工作，也是一门学问。能否讲究“三财之道”，做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不仅关系到财政职能作用能否得到应有的发挥，而且关系到财政能否振兴和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生财是前提。生财为本，生财为先，只有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培植财源，壮大财力，做到生财有方，才能确保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聚财是关键。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纳税主体的税负水平，做到聚财有度，才能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用财是核心。只有做到用财有效，财政工作方能达到预期效果，才能确保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县可支配财力有限，但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尤其需要讲究用财之道，把纳税人的血汗钱真正用到刀刃上。

4、四大方面，包括财政发展、财政改革、财政管理和财政建设。既相互关联，互相促进，又相互区别，各有侧重。一般讲，财政发展是目的，财政改革是动力，财政管理是关键，财政建设是保障。财政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一般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加以衡量。财政改革主要涉及处理财政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需要通过创新财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规范理财行为，提高经济与财政的运行效率，创造有利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外部环境，推动财政发展，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财政管理主要体现在开展财政活动、组织财政收支等日常工作之中。以校正市场缺失为天职的公共财政，是以非市场方式，按非市场程序，在非市场领域，以非市场目的来开展活动的，具有公平性、非盈利性和法治性等基本特征。为此，必须摆正政府（财政）与市场的位置，界定好二者之间的责任，凡是市场办得了的，办得好的，就不应由政府（财政）来承担。只有做到定位准确、职责分明，才能确保政府（财政）职能的正确行使，并达到其预期的目标。财政建设涉及一系列财政制度安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通常包括财政理论建设、财政业务建设和财政思想政治建设等。搞好财政建设，对于正确而有效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推进依法理财，推动财政理论的创新和财政实践的发展，进而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三、不断创新财政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1、进一步完善现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包括宏观财政政策在内的任何一项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都是短期行为，具有时效性，这是因为这类政策旨在相机对宏观经济运行实施反周期调节，本身具有时效性，只能在特定时期加以采用。从中长期看，仍以采用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宜。对我国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面临的困难，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切实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另一方面不应也难以长期借助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增加对其投资，以求其经济增长。特别是随着财税金融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面临着多方面潜在风险不断向财政聚集的情况，为此，必须把防范、规避和化解财政风险作为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刻不容缓地摆上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一是本着“责权利”和“借用还”统一的原则，对政府债务实施总量控制和源头控管。国债发行权宜继续留归中央，严格依据财政承受能力核定各级政府的举债规模，强化各级政府管理债务的责任，抓紧解决眼下部分基层政府过渡负债的问题。二是建立健全财政债务风险预警监测机制，实行政府债务全口径统计、风险管理和报告制度，优化债务结构，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三是充实偿债准备金，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财政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四是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减少财政直接投资；按照wto规则的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支持国有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及补贴机制，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的目标责任制，减少国家最终所要承担的损失。

2、完善财政监督管理机制，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市场经济越发展，财政监督管理越重要。只有加强财政监督管理，规范财经秩序，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确保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基本思路是，以规范财政管理和财政分配秩序为重点，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为目标，以财政管理信息化为手段，不断创新财政监督管理的机制、手段和方法，通过采取事前稽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惩戒相结合的办法，对财政收支特别是重点支出，实行从申请立项、核定预算、拨付资金，到安排使用的全过程监管，并追踪问效，确保财政资金运行程序的高度公开透明，从思想上改变重收入轻支出、重分配轻监督的状况，从机制上消除财政资金安全的隐患。同时，抓紧建立健全一套以财税审计专业监督为核心、单位内部监督和社会外部监督相配合的全方位监督体系，依法查处财经领域各种违法违纪问题，并把发现问题、查处问题与改进工作、完善制度结合起来，努力构筑财政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防治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四、财政工作要有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1、在理财观念上要有新突破。财政工作与党的事业密不可分，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高度，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和看待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更新理财观念，树立科学的理财观，增强全局意识、服务意识、效益意识和效率意识。财政作为各种矛盾和利益的交汇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就财政论财政，站在财政看财政，而要跳出财政看财政，站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审视财政工作，把握财政规律，拓宽理财思路，做到不仅会算财政账、收支账，还会算经济账、社会账、政治账，正确认识和处理财政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财政与经济速度、结构和效益的关系；生财、聚财与用财的关系，始终把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财政工作的主攻方向，把公共财政的理念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

2、在制度创新上要有新突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主要体现在定政策、立规矩、建机制和改进公共服务上，目的是为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财政工作而言，就是要通过财政改革和制度创新，理顺各种分配关系，为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财税环境。当前，应把预算管理继续作为财政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着力点。一是编制复式预算。贯彻落实《预算法》，在编制公共预算的同时，实质性启动编制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政府债务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二是完善部门预算。把各级预算单位全部纳入部门预算范畴，建立科学的定额标准体系和严格的项目预算管理程序，完善预算收支分类方法，修订预算科目，加强项目预审，注意预算与计划的衔接，使之做到公开、透明、通俗和规范，以提高预算编制的针对性、准确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三是健全预算决策、执行的制衡机制。部门预算既要编制科学，又要公开透明，便于执行。特别是有利于衔接政府采购，有利于方便财政拨款，利于审计监督和人大监督，确保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增强预算法律约束力。四是进一步延伸政府采购的范围，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完善“收支两条线”管理，逐步淡化乃至彻底取消预算外资金概念；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从机制上堵塞财政收支漏洞。五是加快事业单位预算改革。遵循区别对待的原则，对经营性事业单位，一律推向市场，财政停止供给；对准公益性事业单位，适当核减事业经费；对公益性事业支出，实行按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核拨经费。六是抓紧建立科学、规范、量化的绩效预算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成本一效益”评估分析，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

3、在服务重点方面要有新突破。要把促进“五个统筹”作为财政服务的重点。一是鼎力支持解决“三农”问题。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尤其是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理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增加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三农”。二是推动社会事业加快发展。认真落实并不断完善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社会事业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重点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教育体制改革和公共卫生体制改革。三是大力支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合理运用财税调控手段，加大财政投入，完善配套措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走上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四是促进扩大对外开放。

篇4

资产证券化是指以缺乏流动性但具有未来稳定现金流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作为基础资产，通过结构化金融技术，将其转变为可以在资本市场上流通和D让的标准化证券。

运用资产证券化工具，可以将PPP项目相关的非标准化资产转变为标准化证券。对于那些在基础设施项目前期阶段承担较高风险、有较高预期收益率的专业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资产证券化是实现投资退出的重要渠道之一。

一

PPP模式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投资规模巨大，以亿、十亿、百亿元为单位，特许经营权往往长达30年左右，项目投资回收期也往往长达15年以上，对投资资金的规模与期限要求都很高，几乎没有合适的资金类型可以满足基础设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资金需求。如果一定要求投资者始终持有基础设施项目资产，将严重制约PPP项目的融资落实和大面积推广。

由此，针对基础设施项目不同阶段的风险收益特征，整合不同种类投资者的资源优势和投资诉求，构建具有充分弹性、可灵活调整的多元化融资结构，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综合融资成本最优化，是PPP项目融资结构设计的核心要义。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质性提升PPP项目资产的流动性，是PPP项目方案设计的重要内容。

基础设施项目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风险收益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在前期2年-5年的项目建设期，项目设计、建设与试运营阶段的风险相对较高，尚未产生充分足够的现金流，需要由能够管理项目建设风险的投资运营商或承担项目建设风险的施工企业主导融资。在这个阶段，通过投资基金等私募渠道筹集能够承担高风险的资金，是可行的选择，不过融资成本相对较高。

基础设施项目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弹性低、进入壁垒高，往往具备自然垄断特征，一般还建立了按照通货膨胀调整的收入回报机制。因此，进入稳定运营期的基础设施项目往往可以提供定期、稳定、可预测、可控制的现金流。通过资产证券化工具，将成熟但缺乏流动性的处于稳定运营期的基础设施资产，转换为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可以转由追求合理稳定回报、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财务投资者或公众投资者持有。并且，由于标准化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有较好的流动性，能够在金融市场更加方便地转让，可以缓解国内长期资金稀缺的困局，通过减少期限利差进一步降低资金成本。在这个阶段，项目已经建成，不存在因资金不到位而影响项目建设运行的问题，还可以为资金规模庞大的金融市场提供合适的标准化产品，提升金融市场的成熟度和发展深度，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同时，前期风险管理能力较高的投资者，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盘活巨额存量资产，将盘出资金滚动投入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切实降低其融资压力，扩大有效运作的资金规模和项目投资规模，助力有综合优势的专业投资者“强者更强”，从而提升社会整体效率。

通过两个阶段不同风险管理能力与风险收益要求的投资者群体的平稳切换，可以有效降低PPP项目在可能长达20年以上的稳定运营期的资金成本，从而有助于降低长达30年左右的特许经营权的综合资金成本。

二

证券化最理想的基础资产，是由数量众多、单个小额、相关性低的资产所构成的资产池，因此房贷、车贷、小贷等金融资产是美国等资产证券化成熟市场的主流基础资产。基础设施单个项目的资产金额就足够大，个位数的基础设施资产组合在一起就是很大金额的资产包，要构建以成千上万为数量级的众多基础资产所组成的资产池，通常缺乏操作性。

实际上，诸多使用者付费类的基础设施项目，其付费用户往往数以百万计，包括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用户，以及处于不同行业的工商企业用户，众多的付费方具备数量众多、单个小额、相关性低的特征，违约率符合统计意义上的大数定律，是合适实施证券化的潜在大类基础资产。如果再进一步，构建由多项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基础设施资产所组成的资产池，基础资产的分散性效应更加理想。

美国有一个强大的市政债券市场为基础设施领域提供长期、稳定、低成本的资金供应，基础设施领域进行证券化的需求并不强烈，因此基础设施资产并非美国资产证券化的主流基础资产类型。但并不能据此认为，美国市场上基础设施类资产证券化案例不多，国内开展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业务前景就不大。

国内有使用者付费机制的存量基础设施资产，按重置成本法保守估计超过100万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盘活。2016年新建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总额已达11.88万亿元，待项目建成进入稳定运营阶段后，也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转变成为标准化证券。在国内，使用者付费类的基础设施领域，开展资产证券化的潜力很大、前景广阔，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应国内需求的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光明坦途。

截至2016年底，国内证券行业已备案并发起设立81只以公用事业收费权作为基础资产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总发行规模803.95亿元，平均单只发行规模9.93亿元，平均期限5.73年，基础资产涉及收费公路、供热、供电、供气、公交、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国内金融市场对基础设施类资产证券化产品有了一定的认识共识和实践经验，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为下一步更广泛地开展业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

相对于金融资产作为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业务，PPP资产证券化业务更加复杂。针对国内当前的情况，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原始权益人的持续经营能力。由于诸多原因，国内目前的PPP资产证券化业务普遍未能真正做到资产独立和破产隔离，未能实现相对于原始权益人的会计出表，原始权益人通常兼任资产管理人，还是次级档的实际持有人。因此，原始权益人的持续经营能力，对PPP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安全性至关重要。具有综合优势的行业龙头企业能够得到更强的支持，可能会影响很多基础设施子行业的竞争格局，进而引导出现投资运营商的兼并与收购，有效提升行业集中度。

产品结构的精细化以实现精确定价。相对于传统的公开市场债务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的核心优势在于结构化。将基础资产的现金流进行精细的结构化，设计出众多不同期限、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数十种一系列证券，进而匹配不同类型投资者的多元化的风险收益特征，是成熟市场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重要特征。根据微观经济学的价格歧视理论，子产品与特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特征匹配得越到位，定价可以越精准，消费者剩余越少，原始权益人与/或受托人获得的利益越大，资产证券化相对于传统主体债务融资工具的优势越明显，各方推动资产证券化的积极性就会越高。目前国内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结构普遍简单，尚不能满足不同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导致次级产品的销售比较困难、保险资金对资产证券化产品兴趣不大等问题。

稳定的项目净现金流作为支持。首先，未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设施资产，不适合搞资产证券化。比如，处于建设期的项目，能否如期建成、能否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存在不确定性，不满足推进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条件。第二，需要重点关注项目净现金流。基础设施资产的正常运营，需要偿还巨额借款的本息，持续支出包括人工费、材料费等在内的直接运营成本，以及维修养护等各类费用，基础设施资产的经营性现金流入扣除各种刚性支出后的净现金流，才是支持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可靠现金流。比如，国内的供水行业，由于水费价格未到位，普遍缺乏可用的净现金流，目前大规模开展证券化的条件并不成熟。最后，应当设计有效的现金流归集和划转机制，及时归集并有效控制项目净现金流，切实防止出现资金混同风险与挪用风险。

专业化的中介机构团队。PPP资产证券化涉及法律、计、税务、评级与金融工程等多个通用专业领域。对于PPP资产证券化来说，合格的受托人与资产管理人这两个角色尤为重要。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交易结构中，受托人是核心，应当根据成熟市场的经验，构建以受托人为核心的治理结构。有两类受托人主导了美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一是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在RMBS领域，发挥制定房贷标准、敞开收购合格基础资产、高效率低成本推进证券化流程、对接各类投资者等方面的核心作用;二是部分具有主动资产管理能力的金融机构，在基础资产收集、培育、打包、证券化、投后管理等方面发挥全流程主动管理作用。相对于金融资产支持的证券化业务，PPP资产证券化业务对成批的独立第三方资产管理人的要求更为迫切。如果缺乏可以替换原始权益人的候选资产管理人，将严重制约PPP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推广。

四

2016年境内共发行488单资产证券化产品，总发行量8827.97亿元，市场存量为11084.66亿元，从规模上看已经成为国际上靠前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不过，境内资产证券化业务还存在以下问题，制约PPP资产证券化的稳步发展。

法律保障力度不够。除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外，国内其他类型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的SPV的信托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尚未得到《信托法》的明确支持，基于信托关系实现资产独立和破产隔离的法律基础不够牢固。另外，与国内其他金融产品业务一样，规范PPP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法规层次还很低，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与保障。

受托人能力不足。受托人是代人理财的受信人，要坚持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切实落实信义责任（fiduciary duty）。国内目前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受托人普遍被通道化，权利与责任难以落实到相关主体，与规范的信托型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治理结构差距较大。

税收成本不确定。除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外，国内其他资产证券化产品尚未明确所适用的税收政策。由于资产证券化业务涉及的交易环节与交易主体较多，国际成熟市场往往制定专门的税收法规，确保不因实施资产证券化业务而增加税收负担，即实现税收中性。税收成本的不确定性，将制约包括PPP资产证券化业务在内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

项目净现金流不足。国内的基础设施领域，普遍尚未建立起足够水平的使用者付费机制，靠使用者付费无法提供扣除成本费用之后的稳定净现金流。即使有使用者付费机制的PPP项目，大多也还需要政府补贴，地方政府是否具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成为关键。由于净现金流不足，现有以基础设施资产为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普遍依赖原始权益人及关联机构的主体信用，实质还是信用融资，而不是真正的资产支持产品。

市场机制不成熟。国内固定收益市场缺乏长期投资者和高风险投资者，主要购买资金来自银行自营资金和理财资金。

由此造成：一是期限超过5年的产品难以销售;二是次级产品往往由原始权益人或其关联方自持;三是往往还需要外部增信。并且，PPP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较小，缺乏做市商，交易不活跃，流动性较差，导致同一主体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利率比公募债券普遍要高50-100BP，甚至高于长期银行贷款利率，存在成本劣势。

五

PPP资产证券化业务作为推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运作的重要环节，是新一轮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应从全局高度谋划，加强监管协调。

推动立法建设。推动研究制定统一的资产证券化法等基本法规，明确特殊目的载体（SPV）作为合格信托的法律主体地位，解决资产独立、破产隔离等关键法律问题，修订完善评级、会计、税法、抵押变更登记等配套法规政策。

培育受托人。在统一法律框架内，明确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据《信托法》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受托人身份，尽快统一基础资产、受托机构、信用评级、信息披露等监管标准。

为受托人履职构建一些行业公共基础设施，比如，交易场所及专门机构进行产品登记和确权，公共信息与技术平台等。

培育净现金流。建立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价格形成、调整和监督机制，推进地方政府财税体制改革形成稳定财源。PPP项目的净现金流来源高度依赖于使用者付费，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要全面大幅度涨价，但是确实需要建立价格机制以形成稳定合理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