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起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的起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如果天气预报说，这几天将会出现持续的阴雨，那么零售业者就应该考虑将适合阴雨天气的商品进行一些排面的调整，这些及时的变化有利于发挥便利店店面小、经营灵活的特点，进而减少门店的经营风险。

“根据天气变化订完货品后，就要注意如何摆放，假如被认为是今天的潜力热销品，那么这类货物就应该放置在最显眼的位置。就以夏季阴雨天为例子，雨伞和能够带给人暖意的关东煮或热咖啡之类的货品调整到最显眼的位置。反而那些冷饮冰品可以不用太过于显眼。”曾经在罗森担任管理人员多年的龚先生指出。

有业内人士指出，当天气发生变化的时候，零售店内的硬件设备也需要同时调整。比如夏天炎热时，很多消费者都愿意到便利店或超市内短暂避暑，此时空调应该将温度打低，客人就愿意多做停留，然后你配合热销品的显眼位置陈列，客人顺手也就买了。比如，高温时候人们进来吹一下空调，顺便也就买了一些水和冷饮。反之，如果原本外面很热，人们进入门店后，空调没有开足，那么他们不得不迅速离开，商家也就减少了销售货品的机会。这些营销细节都与天气息息相关，商家一定要懂得注意观察。

订什么货

走进便利店，可以看到各种造型的货架堆放的货品，过几天再来看，可能货物有所变化，有些热销品甚至已经售罄，这背后就是订货管理。但是很多本土零售商忽略了非常隐晦但却十分重要的因素――天气。便利店内的鲜食会占据日营业额的40%甚至50%以上，而鲜食是保质期相对较短的货品，天气的变化会直接反映在人们对于食物温度和品类的选择上，配套的饮料也会有所变化。

很多人会认为在夏天就应该大量生产和引入冰淇淋、冷饮等货品，而类似关东煮这样的热食应该是几乎无人问津的。可是，7-11并不完全这样认为。比如夏季雨后，假如气温不算太高的话，肌肤会感受一丝凉意，此时当顾客走进便利店，并不会对冰品产生太大购买欲望，反而是对能带来暖意的商品更感兴趣。所以7-11会订关东煮或热咖啡之类的货品。资料显示，午餐、饭团和三明治等食品占据日本7-11门店每日销售额的一半左右，而这些商品的销售周期短，贩卖情况又和天气息息相关，因此事先掌握天气情况，是预订当日商品数量的关键。7-11系统每天收集气象报告数据5次，供各地的门店参考，以免所订的讲求新鲜度的食物数量积压或者不足。

篇2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成长起来的一种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异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随着经济学各种范式的冲突和较量，1981年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理查德·纳尔逊(R，Nelson)和悉尼·温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诞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国制度主义先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发表著名的学术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演化经济学”术语，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侧面指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倾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演化经济学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学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经济学的著述，大大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在对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战的过程中，被认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的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分析框架日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的声浪也日益唱响，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会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演化经济学，从而进行革命性变革。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纳尔逊总结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共同特征：(1)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不仅要看到均衡，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均衡是如何达到的；(2)承认“路径依赖”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经济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通过运用“缘由”来解释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与达尔文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变异以适应新环境，此即为“达尔文进化”。Hodgson(1997)对凡勃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三种机制的总结中指出：(1)遗传(承袭)机制。演化主体存在一些遗传性或延续性准则，总是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以此为立足点，以保证不同后代个体虽然不尽相似，但他们都在某些方面与其前代相似。(2)变异机制。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续性变异广泛存在于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3)自然选择机制。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自然选择机制通过更适机体后代数量增长和变异或基因整合帮助机体获得存活优势两种途径发生作用。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转贴于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

选择机制研究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以，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他通过“缘由累积进程”来解释选择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习俗、惯例的累积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任何习俗、惯例与行为方式都受选择机制的影响，而与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则是检验其存活适应性的标准。按照个体群思考方法，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受群体成员选择的影响。选择过程将出现两个方向： (1)创新被旧的惯例扼杀。 (2)在自增强作用的影响下，创新被采用并向外扩散。纳尔逊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且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企业要进行选择。选择的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市场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创新引起的变化等)。

纳尔逊和温特强调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程序化的、说不出来的知识，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达尔文的遗传机制、“新奇”创生机制和选择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篇3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是作为资本、人力及其生产要素有增值的投入产出的具体转换空间来看待的。作为一个生产函数，企业仅是一种纯粹的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在这里丝毫也谈不上企业文化的位置，因为根本看不到企业文化在企业中所发挥的作用。

经济学家科斯（R. Coase）从交易费用的概念出发，引发了对企业认识上一次革命。在其伟大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第一次“成功地把企业和交易费用相联系”来说明“企业在一个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对他及后来的追随者来说，企业可看作是一种人与人的交易关系。企业替代市场，仅仅是因为它能节约交易费用。“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存在交易费用，诸如价格发现、谈判、签约、履约监督等产生的费用，因此通过市场组织生产，有时会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在科斯看来，通过一个组织（企业），让某个权威（企业家）支配生产要素，能够以较之市场交易更低的成本实现同样的交易，企业就代替市场机制的价格功能组织生产，企业就产生了。

虽然科斯没有谈到企业文化问题，但其中蕴涵的哲理是不言而喻的：在制度市场中必然产生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而且其规则是“适者生存”，即以最少交易费用完成一定量交易的制度安排将被选中。也就是说，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存在，必须最大减少其内部的交易费用（管理成本），而且这也决定者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通过塑造（shape）具有共同理想信念、明确的价值指向、高尚道德境界的企业工作群体，可以换得产权界定、监督、遵从的费用的减少，即管理成本的降低。日本企业的成功，无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日本企业“内协外争、亲和一致”的“家”意识和氛围，即是生动的体现。可以试想，在一个人心涣散、任人唯亲、“窝里斗”的环境中，那种管理成本将是高昂以致于最后企业毁灭。聪明的企业家在指挥生产、配置生产要素、降低管理成本中，必然要把自己的经营理念、价值观念（一定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整合到员工中去，利用文化来加以管理，结成“共同体”。同时企业家的“权威”作用这使我们可以理解企业家在塑造企业文化中具有主导地位。当然也不能说具有绝对的权力，因为员工把自己交给企业家支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交换能带来预期收益，当实际收益少于替换收益时，“跳槽”是正常且道德的。并且，这种收益应包括物质精神（尤其是精神）等方面，因为企业家在建设企业文化中，必须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实行人本、民主参与管理。

阿尔钦（A. Alchain）、德姆塞茨（H. Demsetz）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认识企业文化在企业中的地位。在其《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一文中，提出了“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的理论。他们认为，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

团队生产的意义在于多项投入在一起合作生产得出的产出要大于各项投入在分别生产的产出之和，即实现1+1>2的功能。他们指出，如通过团队生产所获得的产出大于各队员分别生产的产出和加上组织和约束团队成员的成本，就会使用团队生产。然而，在团队生产中，参与合作的队员的边际产出并不是可以直接和分别地观察到的。因为，一个团队向市场提供的是整个团队的产品，而不是每个成员的边际产品，而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便会诱致偷懒行为：团队成员缺乏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怎样减少并抑制这种机会主义倾向？他们认为通过对生产率加强计量和监督，使投入每个人的报酬与其边际生产率相配，从而有效地减少偷懒行为，然而这里面成本可能高昂。因此他们科学地阐明了以合作性生产为基础形成的“团队精神”与忠诚的重要性。这才是企业家实行团队生产，达到高于队员单独生产的产出的优势而诞生的根本保证，从而由生产的制度结构层面科学地揭示出了团队意识、团队文化、以及企业共同价值赖以生成的内在机制。他们指出：“公司和商业企业都试图灌输一种忠诚精神……它促进了雇员潜在的生产与闲暇的替代率更加接近，并能使每个队员实现一个文明的境况”，“当然，要创造一种经济的团队的忠诚精神是很困难的，它可能要鼓吹道德行为准则”。在他们看来，团队精神对于团队生产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必须有意识去培养，有意识地用道德手段去灌输。

可见，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一种“团队精神”，是企业赖以成长的丰厚土壤。他能有效制约生产中的偷懒问题等道德风险，实现“团队生产”、“联合劳动”的高效率。

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客观存在，企业文化还能发挥“信号”的功能。如向市场传递信息。优秀的企业文化能使在市场中选择的消费者增进信赖，从而得到“货币选票”。同时，一定的企业文化也展示了企业的管理方式、用人策略，在当今以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吸引企业所需要的高智慧个体加入，提高人力资源的竞争力。

在诺思（D. North）的框架中，文化作为制度的一个层面尤为受到重视。在他看出，文化作为秩序的伦理基础，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更是从经济发展史的高度，指出，“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

转贴于

组织内部的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组织资本”，它除了通过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企业家决策产生影响，更对人们发生相互关系提供一个框架（它可以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结构来减少其不确定性），文化作为一组“通过教育和模仿而传承下来的行为习惯”，对于各种制度安排的成本产生影响。企业作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诞生物，其单位组织成本（管理成本）的大小即反映了企业的边界与实力，用法律、制度规范来监督契约的执行必显得成本高昂。因此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心理约束，必定可以作为正规约束的替代。

一定的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诺思等人看来，不仅是减少经济秩序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基础，更重要的而且它对经济主体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推动，具有和产权界定匹敌的巨大作用，他可以提供选择性经济动力激励等方面的产出，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基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日本的崛起，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主旨。

企业文化可在企业内形成一定的思维框架和评价参照系，也可谓“心灵结构”（mental structure），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机制，促进和制约管理活动的发展，而且保证企业发展的连贯性。如不会因为公司总裁的变迁而引起公司行为的起落。当然，也应注意到，企业文化可能显现出高度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使之在演进中受到自身的障碍，因此企业的领导者应该有意识地塑造奋发有为的企业文化，并能不断再造，适时创新。

同时，为达到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也需要企业文化。作为“文化载体”的个体，人的不同行为可以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企业文化在企业中可形成“道德共同体”或某种“道德认同”，这种体系相信和赋予每个人一组选择和行动的“权利”，包括对资源的权利和对人际关系作出调整的权利，在企业内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大卫。克莱珀斯（David Kreps）在其《企业文化和经济理论》一文中更是用博弈论来解说企业文化。企业作为一个由多个人组成的群体，其行为实际就是人与人的博弈过程。人的行为取决于他自己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一般认为效用函数的变化很小，因此个人所面对的约束条件如环境就决定了他的行为。

克莱珀斯从博弈论有名的“囚徒悖论”（prisoner‘s dilemma）开始，在静态的博弈过程中，由于理性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是一个“纳什均衡解”（即两个囚犯都承认错误）。然而在克莱珀斯看来，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囚犯完全可能都拒绝承认错误，实现共同合作，达到帕累托最优解。

篇4

［关键词］大学美育国学经典传播整合优势

［作者简介］张申平（1969-），男，河南南阳人，重庆科技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双硕士。（重庆401331）

［课题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育教学改革课题“大学美育视野中的国学经典传播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113111）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12-0191-02

随着经济发展，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逐渐显现，大学生思想修养和道德风尚也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整合大学美育和国学经典传播，抵制不良社会习气，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大学美育与国学经典传播整合的必要性

1.大学人文教育的必然要求。人文教育以人文学科为核心，对人的社会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人文教育可使学生认同传统文化，培养健全的判断力和价值取向，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追求高尚的趣味和情操，为社会和人类培养了和谐发展的合格公民。目前大学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人文知识贫血、人文情感冷漠、人文价值残缺以及人文责任失落的问题。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美育和国学教育是人文教育的必然选择。

2.大学美育成功开展的文化基础。美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美的事物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同时，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素质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学生的情感、性格、思想和意志。故美育被视为建构现代人格和现代文化的重要方式。国学经典只有和大学美育结合起来，学生才能领略国学的魅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全面发展的人才。

3.大学国学传播和教育的迫切需求。目前，许多高校加强了通识教育，开设了国学课程。研读国学经典，促成了国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辅相成的局面。一些高校成立了国学研究院或传播中心。如首师大还创建了“国学网”，开发了《国学宝典》大型古籍电子文献数据库，出版了《国学备览》丛书等。但很多高校国学经典教育开展不尽如人意。课堂教学中，教师偏重道德训导，缺乏审美教育，一味板起面孔进行理论的灌输，很难使国学深入人心。教材方面，许多国学课程用的是老师自编讲义，教学目标和内容有很大的随意性，常会根据教师的学术专长和研究兴趣而发生变化。

二、大学美育与国学经典传播整合的可能性

1.中国美育发展史和国学经典密不可分。我国具有悠久的美育传统。早在先秦孔子就提倡培养“尽善尽美”的儒者——“君子”的目标，而“君子”的养成需要审美塑造。中国独特的以诗歌、音乐为美育途径的“诗教”“乐教”传统是古代美育观的充分表现。因为，“诗教”和“乐教”有了情感和理智、审美和教化、道德和艺术相结合的特点，故能达到更深入的教育效果。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德性教育，其特点就是和美育一体化。人文教育追求情感、道德、人格等社会美特性，如古代贵族教育子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其中的礼、乐就包含了丰富的美育内容。各种礼仪规范是仪表美、风度美和内在美的表现，而“乐”则融合了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是审美教育的集中体现。射、御表现了力量美、技术美，书、数表现了形式美、理性美等。国学经典是传统审美文化的表现，作为“传统”它又存在于当前的审美文化之中。无论是自然美、艺术美还是社会美等，都可以通过国学经典的解读和传播来教育人。音乐之美为中和，立身之美为中庸，为政之美为仁义，人伦之美为和谐等。国学经典之中，美无处不在。在大学美育中传播国学经典，可以发挥经典的文化认同功能，使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把握古典文化的审美特征，提升学生思想境界，涵养性情，完善道德，开启智慧，完善人格。可以说，传播国学经典是强化大学美育实践中生动有效的新途径。

2.海内外国学传播已积累了相关经验。早在20世纪初，首先在北京大学开设美育课程并成立研究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确定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确定美育为基本教育方针之一。此外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强调了美育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学热”成了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股文化潮流。许多地方开设了“读经班”，向中小学生传授“四书五经”及传统文化；许多专家、教授纷纷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阐释和传播国学经典和传统文化。同时，国学经典传播在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等也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如香港新亚书院、台湾鹅湖学社。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美育是促进教育追求完善人格的重要途径。国内研究者也从各方面展开研究，如普颖华的《国学寻美》。各方面的收获颇大，值得借鉴。

三、大学美育与国学经典传播相整合所产生的教育优势

当大学美育遇到国学经典传播，“强强结合”之后产生的教育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大学美育方面。第一，丰富深化了美育的文化内涵。大学美育不管从自然、艺术、情感或者道德等任一方面而言，都需要具备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虽然，作为学科的中国美学和美育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是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中一直不乏美育的思想，因此大学美育具有中华文化的底色。而国学经典作为一种历史经典化了的审美教育范本，它赋予了大学美育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第二，强化了社会美育功能。中国古代没有教育学或美育这样的学科划分，美育和政治教化融合在一起，人生观、道德修养以及外在的言行、风度等都是社会美育的内容。古代美育有“比德”理念，如孔子看到流水就感叹光阴“逝者如斯夫”，看见树木就赞叹“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等。此外，如老子的“上善若水”都是在强调美的社会属性。古代的音乐、舞蹈、书画、雕刻等艺术，同样打上了深深的社会伦理烙印，社会美和艺术美水融，社会美育无所不在。国学和美育的结合更是强化了社会美育的功能。

2.国学经典传播方面。第一，化经典为现代。国学经典作为古典性文化以“传统”的形式存在于当前的审美文化当中。“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已经构成今天的人们进行审美创造的重要文化资源和文化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性文化又常常是作为一种当前审美文化的‘经典’范本而存在的。”①传统和经典总是和现代人活生生的时尚生活有距离，但有一道桥梁可以沟通古今，这就是美育。国学经典和现代生活可通过审美观念的古今对话和碰撞，点燃现代人对美的追求。这种追求是站在古今对照、中外甄别的制高点上的，赋予了现代审美以深厚的文化内蕴。第二，化灌输为感化。对大学生来说，国学经典总有一种接受压力，几千年历史的厚重仿佛都堆积在经典之上。一些板着面孔进行理论说教的哲学、历史课使大学生产生心理隔膜。改进的办法主要是“祛除国学头上的神秘光环”“淡化功利回归大学学术”“强化原典学习拒绝演绎”②，这应该是大学国学传播的康庄大道。正如“道不远人”，国学经典作为一种古典审美符号，它往往和古代人民的生命情怀密切相关。古今人民的生命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如蒙学经典《弟子规》提倡“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等，至今依然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因为它在伦理教化的同时，又充满了亲情和关爱。因此，如果把更多美学的、情感的、艺术的教育方式引入国学经典传播之中，必将化灌输为感化，化理性为感性，顺利打开经典之门，引导学生进入充满生命跃动和人生魅力的国学宝库。

总之，从教育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大学美育与国学经典传播是两位一体的。在国学经典传播的技术操作层面，可以借鉴赵伶俐提出的“审美化教学”策略，实现三大转化：“一是将教学的各个因素转化成对于学生来说是具有审美品质或审美价值的对象”，包括教学目标和内容；“二是将教学过程转化成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审美欣赏、审美表现与审美创造的活动”；“三是将原传统的生硬呆板的教学关系转化为师生互为欣赏、师生共同欣赏、实现和创造教学（因素、过程、结果）美的审美关系。使师生双方获得充分的教学美感体验，指从教学因素与活动过程中体验到精神上的愉悦”③。可以畅想，如果国学经典传播实现了美育化，必将唤起积极的美感效应，整个教育的品质都将发生深刻、巨大的本质变化。那么，国学经典传播必将达到教育的卓越形态，即美育的境界。

［注释］

①王一川.美学与美育［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198.

篇5

关键词：苏格兰启蒙运动；古典政治经济学；财富；自由；美德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6-05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正全面、加速推进，形成了有关转型的诸多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不断推进的同时，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道德等成为经济学界热议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及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中便有体现，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启蒙，尤其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塑，被《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们视为“最重要的贡献”与“最不朽的遗产”。因此，重温苏格兰启蒙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及特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而且能够为在深刻领悟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经济、政治、社会、伦理问题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一、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动政治经济学摆脱了“政治计算”

卢梭在对“政治经济学”一词进行词源学考察时指出，“经济学（Economy）这个名词起源于希腊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来的意思是贤明合法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后来这个词义扩大到大家庭——国家——的治理上。为了区分这一名词的两种意义，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经济学或家庭经济学，把后者一般称为一般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看，从家庭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型过程，也是伦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不断融合与分离的过程。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言，“经济的诞生体现为一种分化与混合的双重运动。”

经济学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曾提出重视农业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分工、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必须依托于货币，但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而不应作为贮藏的手段。柏拉图对商业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图认为商业具有一定的作用，应当允许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业是不道德的，应当加以限制，尤其应当禁止雅典公民从事商业。亚里士多德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财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无限性为标准，把财富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总体财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种是作为货币积累的财富，它是无限的。与此相对应，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两种科学，即经济学和货殖术。经济学研究如何取得对于生活必需、对于家庭或国家有用的东西；货殖术研究如何取得货币形态的财富，即用货币来赚取更多的货币。然而，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贬低货殖术，认为追求货币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见，古希腊时期的经济学只是家庭经济学或家政管理。

近代经济学的产生是从否认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与货殖术的区分开始的。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奇里梯安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经济与政治从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以获取物品为目的的经济学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是有益的，经济的政治性、公共性开始为人们所认同。然而，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与经济的过度结合使诸如威廉·配第等后继者们“都是从权力的观点来思考经济”，“实际上从未真正关心过经济理论本身。他们未曾寻求对整个经济过程做一个总体的解释。……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统计和农业统计汇编”，只是“政治计算”，而非“财富的科学”。因此，在皮埃尔·罗桑瓦隆看来，“直到18世纪至少在亚当·斯密之前几乎不存在经济学。人们只知道一方面是贸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计算的主体是君主，贸易的主体是商人，那么，没有真正的市民社会，经济就没有主体”。因此，“英国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比法国政治经济学‘先进’，也仅仅在于英国的市民社会领先于法国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更为宽容。他并没有像罗桑瓦隆那样将威廉·配第的经济学也列入政治计算的行列，而是认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古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开始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而“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研究转向生产领域意味着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使经济日益挣脱了重商主义而成为新的自主活动。

但是，不论把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定格在哪个具体时段，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意义都是无可争议的。相对于重商主义甚至重农主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的最卓越贡献在于，他们推动了经济的“非政治化”，从而与政治非伦理化、伦理非宗教化结成一体，形塑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贡献描述为：“苏格兰人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经济生活是自我调节的，经济成长是一个能动的、自我持续的过程。正是休谟以其刺激性的，但却是零碎的经济学论文发动了这场辩论。詹姆斯-斯图亚特在其《政治经济原理》（1767年）一书中，试图既回答休谟的论点，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总体的论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明显使斯图亚特的著作黯然失色。……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国富论》可以单独地理解。它比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原理》——或欧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经济表》（1758—1759年）和杰诺韦西的《商业演说》（1765年）结构更严密，更通俗易读，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说，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

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确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市场的地位

尽管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仍然将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甚至在学科门类上还归属于政治学，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对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权力与政治行为进行划界，使他们从其热衷的政治计算中走出来，从而将政治经济学带进其所认为的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期无法摆脱干涉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无法科学解答这样一个理论难题：如果没有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手，社会经济秩序如何保证？社会公益是否可以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义者还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都没能给出科学的解答。前者认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国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农主义者虽然心仪自然秩序与自由放任主义，然而他们又依托政府来维护和实现这种自然秩序，因而不仅赞成政府干涉市场，而且试图在制度化的设计中将君主的利益与经济体制捆绑在一起，甚至提出将国民财产的一个固定份额给予君主。

与干涉主义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场本身的独立性与自组织性，以及私利与公益之间的通融性。对于市场不依赖于国家的独立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相区分的思路框架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从多个层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伦理层次，休谟认为，每一个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认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认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联盟的天性；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不会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在社会观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的生成与有序化是自发的，不是契约论者所主张的需要人为的理性建构，经济运行能够实现自我调节，这是由分工、交换、自由竞争等作用的结果。其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的论述最具形象和说服力。

在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时代，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当时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关系到财富分配的社会后果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认识与评价。对于私利与公益问题，曼德维尔率先通过蜜蜂的寓言，诠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私恶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论式逻辑使其理论说服力大打折扣。后继者休谟、斯密、弗格森在对曼德维尔“低调的人性”改造的基础上，从情感主义的维度对私利与公益的相通性进行了深入阐述。按照他们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动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够通过情感的相互认同而协调各自的行动与利益，从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非常重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由于理顺了政治学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伦理学中私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使经济学日益摆脱了干涉主义和僧侣式德性的束缚，并成为“财富的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说作为“财富的科学”的经济学从此远离乃至排斥政治学与伦理学；恰恰相反，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时候，“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因为，经济学中一些根本问题的解答依赖于伦理学：一是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即“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二是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即“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也是基于这一认识，阿马蒂亚·森严肃批评了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限于篇幅，这里简单阐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中两个根本问题的分析。

（一）经济行为的“伦理动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经济人的解释模式，甚至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首先提出了这一人性假设。诚然，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承认自私是人性中最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着社群主义倾向的弗格森，也认为人最倾向于“只关心自己的”，并极力强调人的社会性也是为了消解这种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反对对人性自私的过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论上秉承着一种辩证的态度。因此，在经济生活中，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人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据此对其进行极端化与庸俗化理解，将人的自利与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与利己主义。对此，莱昂内尔·罗宾斯曾对斯密的人性论做了非常精辟的辩护：“在《国富论》的全书中，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它们当然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幸福；但也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朋友情谊，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中心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也同样是一种曲解。随着购买力的提高，‘仅仅出于物质性’的关心——不管物质性一词作何解释——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二）对于“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们既充分肯定了财富的积极效应，也客观评价了财富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对财富及其增长采取了科学和辩证的态度。对于商业文明的积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业文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经济上，财富的增长能带来日益精致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在政治上，工商业与技艺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与壮大了中产阶级，从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业社会的政治形态。在精神生活领域，商业文明能够敦风化俗，有助于重诺言、守时间、爱秩序、节约、谨慎等商业精神的成长与发育。对于商业文明的消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现代市民社会发生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其潜在的问题与危机：一是社会分工容易导致人的片面化与单向度发展，使得每个人“就像是一台发动机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财富的欲望具有腐蚀道德的倾向，会使人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没有德性支撑的财富崇拜容易将人引向感官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的深渊。三是在过分商业化的社会中，私人化特征极其明显，人们容易蜷缩在狭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会增加极权主义、政治奴役的风险。

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特质的诠释及启示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家庭经济学和15～16世纪的重商主义，也又有别于19世纪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三个重要特质或维度：一是人本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与理性人假设的信奉者；相反，他们从情感主义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客观公允地评判人的自利情感与社会性情感，以及两者互动共融的心理基础与协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论辩了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从而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基础。二是政府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最小国家”理念的笃信者。尽管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架构中，一方面着力强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极力排斥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行政干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有着浓郁的制度主义特色。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强调政府作为“竞赛规则”制定者与裁判者的对于“看不见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因为“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甚至提出政府应当承担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的职能。如，弗格森认为，政府应当“保证家庭的维生之计和住所；保护勤劳的人从事自己的职业；调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条件、人类的社会公德心和他们各自为个人打算的追求间的矛盾。”三是伦理维度。与阿马蒂亚·森所批判的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既重视分析“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又注意探究“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把财富与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对于某些局部经济行为或经济领域“精细”的技巧性分析，丢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多重的分析维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无视经济分析的道德伦理维度，仅仅围绕经济人的自利假设展开研究，反而为现实社会中的不道德经济行为提供了依据。我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马克思”到“斯密”的转变过程。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对斯密以及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市场原则与市场精神也存在很多误解与偏差，也存在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经济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为以经济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国家、价值中立等为特质的“斯密主义”的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过度市场化、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凸显。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根据我国实际，以经济学为指导，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规律，还要反思问题和教训，突破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偏狭化理解，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重温和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有助于我们突破形形的“斯密主义”，理顺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德性等相互关系，真正理解与践行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的理念，从而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7]米勒，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39，739.

[2]卢梭.政治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

[3][4]皮埃尔·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50.150-16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6.

[8][1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253.

[9]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10.

[10]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中主要理论的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7-38.

篇6

植物精油又称挥发油或香精油，是萃取植物特有的芳香味儿油状液体，取自于草本植物的花、苞、叶、枝、根、树皮、果实、种子和树脂等，以蒸馏和压榨等方式提炼出来。研究报道称，植物精油具有广谱的抗微生物活性，能够抑杀细菌、真菌和病毒[4-…。而且，植物精油能够影响微生物各个阶段的生长：生长延滞期延长，指数生长期的生长速率下降，总的细胞生长数量降低。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表明，植物精油能够抑制真菌毒素的产生，如Sindhu等[11]报道了姜黄(CWcm腫longaL.)叶油能够抑制黄曲霉的生长，并抑制黄曲霉毒素的产生，Rassoli和Owlia报道了百里香属(7%_y臟^1)的T.eriocalyx和T.X-porlock两种精油也能够抑制黄曲霉毒素的产生。本文选择了香茅(Cymbopogoncitrates)精油、山苍子治eacu-beba)精油、肉桂(O.删amomumzeylanicum)精油、丁香(《Syzyg.Umaromatic励)精油、迷迭香(Rosmarinuso^cinato)精油和大蒜(乂Wiumsati-ram)精油等6种典型植物精油，通过GC-MS分析了它们的化学成分，研究了它们对革兰氏阴性的大肠杆菌(Escherichiacoli)和革兰氏阳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aureus)的抗细菌活性，以及对黑曲霉(Aspergillusniger)和绳状青霉(Penicilliumfuniculosum)这两种典型的常见污染霉菌的抗真菌活性，并探讨了植物精油化学成分与抗菌活性之间的联系。本研究选取了几种典型的植物精油，对其化学组分、抗细菌和抗真菌活性，以及化学组分与抗菌活性之间的联系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工作，该研究将为获得具有高效抗菌活性的植物精油,开发新型的植物精油抗菌剂提供重要的研究基础。

1材料与方法

1.1菌株、培养基和精油

香茅精油、山苍子精油、肉桂精油、丁香精油、迷迭香精油和大蒜精油均购自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为纯天然植物精油。

大肠杆菌ATCC8739,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6538均购自美国菌种保藏中心，由本实验室保存；黑曲霉GIM3.412,绳状青霉GIM3.103均购自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由本实验室保存。

MH(Muellerhinton)培养基、PDA(Potatodextroseagar)培养基均购自广东环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验所用MH琼脂修饰培养基是在MH培养基中加入0.5%的Tween20和1.5%的琼脂后高温灭菌配制，PDA修饰培养基是在PDA培养基中加入0.5%的Tween20后经高温灭菌配制。

1.2实验方法

1.2.1霉菌孢子悬液和细菌悬液的配制[13<5]:将黑曲霉和绳状青霉分别接种到PDA斜面培养基中，置于恒温培养箱中28°C培养7d。将培养好的黑曲霉和绳状青霉斜面分别用灭菌的0.1%的Tween80洗脱孢子，将孢子悬液充分润旋混匀，并用0.1%的Tween80分别稀释至5x106CFU/mL(血球计数板计数)备用。将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别从MHA斜面上接种到MH培养基中，置于摇床上35°C振荡培养2-4h至指数生长期，分别取指数生长期的菌液1mL,离心弃上清，PBS各洗涤1次，并用PBS重悬，分别稀释至5x106CFU/mL(测OA^o调节菌浓度)备用。

1.2.2植物精油的气质联用分析[1<H19]:6种植物精油通过美国ThermoFinnigan公司的TraceGC/DSQ气质联用仪进行分析，所用色谱柱为DB-5ms(长30mx直径0.25mmx填充粒子直径0.25^m)。色谱条件为：初始温度为60°C,保持2min,之后以10°C/min的速度升温至220°C,保持15min,载气He,流速

1.0mL/min。程序升温进样模式(PTV)分流进样，分流比为1:50。进样口温度从初始70°C升温至250°C。电离方式为EI,离子源温度为200°C,四级杆扫描范围30-450m/z,传输线温度250°C。将样品的质谱图与NIST质谱库中的标样进行比对，对化合物进行试验性的分析鉴定。

1.2.3植物精油的抗真菌活性研究(污染食物技术，Poisonedfoodtechnique)[15,17]:将PDA修饰培养基熔化后，将香茅、山苍子、肉桂、丁香、迷迭香和大蒜精油等6种植物精油分别加入到PDA修饰培养基中，使每种植物精油均配制成如下浓度梯度(F/F):0,0.016%,0.031%,0.063%,0.125%,0.250%,0.5%,1%。取黑曲霉和绳状青霉的孢子悬液(5x106CFU/mL)各100^L,分别加到平皿上(即每个平皿约5x105CFU),涂布均匀，每种精油每个浓度每种霉菌各做3个平行，帕拉胶膜将平皿边缘封口，置于恒温培养箱中28°C静置培养28d,观察统计实验结果。

1.2.4植物精油的抗细菌活性研究(污染食物技术)[15,17]:将MH琼脂修饰培养基熔化后，将香茅、山苍子、肉桂、丁香、迷迭香和大蒜精油等6种植物精油分别加入到MH琼脂修饰培养基中，使每种植物精油均配制成如下浓度梯度(F/F):0、0.016%、0.031%、0.063%、0.125%、0.25%、0.5%、1%。将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菌悬液(5x106CFU/mL)充分混匀后，各取100^L,分别加到平皿上（即每个平皿约5x105CFU),涂布均匀，每种精油每个浓度每种菌各做3个平行，置于恒温培养箱中35°C培养7d,观察统计实验结果。

2结果与分析

2.16种植物精油的气质联用化学组分分析根据气质联用分析结果，6种植物精油的可

能化学组分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肉桂精油的醛类总含量约为87%,醇类总含量约8%;山苍子精油醛类总含量约71%,醇类总含量约4%;香茅精油的醇类总含量约40%,醛类总含量约38%;迷迭香精油醇类总含量约54%,醛类总含量不足1%;丁香精油的主要化学组分是丁香油酣，约占了总化学组分的85%。大蒜精油的化学组分比较特殊，基本上都是含硫的醚类，其中二烯丙基三硫醚(大蒜素)含量最高，约占总的化学组分的30%。

2.26种植物精油的抗真菌活性

6种植物精油对黑曲霉和绳状青霉的最低抑制浓度（Minimuminhibitoryconcentration,MIC)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肉桂精油的抗真菌活性最强，其次是大蒜精油、山苍子精油、丁香精油和香茅精油，迷迭香精油的抗真菌活性最弱。肉桂精油对黑曲霉的实验组处理1d时，黑曲霉对照即长满白色菌丝，黑曲霉的0.016%-1%处理组均没有霉菌生长迹象；处理

2d时，对照组已开始长了黑色孢子，0.016%-0.031%处理组已经长了白色菌丝，但未长孢子，0.063%-1%处理组没有霉菌生长迹象;处理7d时,对照组平皿已长满黑色孢子,0.016%-0.031%精油处理组也都长了黑色孢子，0.063%-1%均没有黑曲霉生长；直到处理28d,

0.063%-1%精油处理组仍没有黑曲霉生长，因此肉桂精油对黑曲霉的最低抑制浓度处理7d和处理28d时均为0.063%。肉桂精油对绳状青霉的实验处理1d时，对照组即长满白色菌丝,0.016%-1%处理组均没有绳状青霉生长迹象;处理2d时，对照组开始长了青色孢子，0.016%-0.031%处理组长了白色菌丝，0.063%-1%处理组没有绳状青霉生长；处理7d时，对照组长满青色孢子，0.016%-0.031%处理组也长了青色孢子，0.063%-1%处理组没有绳状青霉生长；直到处理28d时，0.063%-1%处理组均没有霉菌生长，因此，肉桂精油对绳状青霉的最低抑制浓度处理7d和处理28d亦均为0.063%。

从表2可以看出，大蒜精油对黑曲霉的最低抑制浓度在处理7d和处理28d时分别为0.063%和0.125%,大蒜精油对绳状青霉的最低抑制浓度在处理7d和28d时亦分别为0.063%和0.125%;丁香精油对黑曲霉和绳状青霉的最低抑制浓度在处理7d和处理28d时均为0.125%;山苍子精油对黑曲霉的最低抑制浓度在处理7d和处理28d时分别为0.125%和0.25%,山苍子精油对绳状青霉的最低抑菌浓度在处理7d和处理28d时亦分别为0.125%和0.25%;香茅精油对黑曲霉的最低抑制浓度在处理7d和处理28d时分别为0.125%和0.25%,香茅精油对绳状青霉的最低抑制浓度在处理7d和处理28d时亦分别为0.125%和0.25%;迷迭香精油对黑曲霉和绳状青霉的最低抑制浓度在处理7d时均为1%,处理28d时0.016%-1%处理组均没能完全抑制黑曲霉和绳状青霉的生长。

2.16种植物精油的抗细菌活性

6种植物精油对两种细菌的最低抑制浓度结果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肉桂精油的抗细菌活性最强，其次是山苍子精油和丁香精油,香茅和迷迭香的抗细菌活性较弱，而大蒜精油在0.016%-1%的处理浓度下没有显示出抗细菌活性。6种植物精油的实验中，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对照组在处理1d时，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别布满平皿。肉桂精油对大肠杆菌的最低抑制浓度在处理1d和处理7d时分别为0.016%和0.031%,肉桂精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低抑制浓度在处理1d和处理7d时亦分别为0.016%和0.031%;山苍子精油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低抑制浓度在处理1d和处理7d时均为0.125%;丁香精油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低抑制浓度在处理1d和处理7d时均为0.25%;香茅精油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低抑制浓度在处理1d和处理7d时均为1%;迷迭香精油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低抑制浓度在处理1d和处理7d时均为1%;大蒜精油在0.016%-1%处理浓度下，没能抑制住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生长。

3讨论

根据植物精油抗菌活性实验的结果，6种植物精油的抗真菌活性由强到弱依次为：肉桂精油>大蒜精油>丁香精油>山苍子精油=香茅精油>迷迭香精油，抗细菌活性由强到弱依次为:肉桂精油>山苍子精油>丁香精油>香茅精油=迷迭香精油>大蒜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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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境激趣就是能够使学生积极认识教学内容，积极参与教学活动的一个重要课堂教学环节。七年级学生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走向新的学习生活、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在新的起点上憧憬未来。七年级也是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七年级的思想品德课自然也就强调了“珍惜初中生活，做生活的主人”这一主题，力图通过生动、有趣、有效的教学形式培养学生关爱、自尊、自强的价值观。那么，如何在课堂上有限的四十分钟里实现这一教育目标，我认为，创境激趣环节彰显出其独特的魅力。

在充分结合七年级学生的年龄特征、认知规律和七年级思想品德材内容的基础上，我对关于七年级思想品德课创境激趣教学环节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七年级思想品德课创境激趣环节在内容的主题选择上要与其学科门类相衔接。

思想品德课是一门为初中学生思想品德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的课程，思品课程给学生带来的不仅有身心的抚慰，密友般的善意的开导，还要让学生乐于接受和学习其他学科知识，因此，七年级思品课程的创境激趣环节在内容的主题选择上要与其学科门类相衔接，进而使学生能够在激发学习本课程兴趣的同时，也感知其他学科的知识奥妙，产生学习其他学科知识的兴趣。如，七年级思想品德上册第三课《珍爱生命》的创境激趣教学环节设计上，就可以通过生动有趣的小动物、植物的生长历程复述，以及自然界生物的生命表征图片，在诱导学生思品课程内容的同时，也激发学生学习生物知识的兴趣。

其次，七年级思想品德课创境激趣环节的表现形式要能够为学生提供展示特长的机会。

七年级学生刚刚走进初中生活，会有许多的欣喜，也有许多的胆怯。在思品课堂上的创境激趣环节采用学生表演小品、小组辩论赛、演唱主题歌曲、小游戏等丰富多样的表演形式，让学生对新的学习生活的陌生感、恐惧感，并让有一定特长的学生能够找到发挥自己才能的小平台，既诱发了学习思品课程的兴趣，也学生提供了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加强同学之间沟通和了解，将有利于班级的团结和共同的进步。如，七年级思想品德上册第七课《品味生活》的创境激趣教学环节设计上，就可以通过请学生展示出自己的艺术、体育等方面的特长，在愉快地导入新课程的同时，也让学生展示出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特长。

第三，七年级思想品德课创境激趣环节可以让学生争做主人。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习的主人。在七年级思想品德课创境激趣环节让学生掌有主动权，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小组感兴趣的课题设计创境激趣环节的内容，准备该环节所需的资料、图片等，还可以针对某一课题开展小组的创境激趣环节内容、形式等的竞赛活动，每个小组还可以这样做既可以使学生产生主动学习的欲望，增强竞争意识，也可以使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组织协调得到很好的锻炼。如，七年级思想品德上册第二课《把握学习新节奏》的第二个框题《享受学习》的创境激趣教学环节设计上，可以开展“学习是苦多”与“学习是乐多”的以小组为单位的辩论活动，既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也增强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同时也可加强小组同学之间的团结协作意识。

最后，七年级思想品德课创境激趣环节要注重多媒体课件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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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范式;逻辑起点;核心概念

【作 者】王建红,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08博士,北京,100000

【中图分类】 F0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46-005

The Thinking of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Ethnoeconomic Research

WangJianhong

Abstract: Through the historical review of ethno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its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difficulties in development of ethnoeconomics root in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reasons. However, the essential reasons are those that there are no research model, no widely accepted distinctiv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Therefore, the basic approach of developing ethnoeconomics lies in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and then the form of its own research model.

Key words: ethnoeconomics; research model; logical starting point; core concepts

自1979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学规划会议把“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列为当时经济科学的第27个分支学科算起,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已逾三十年。从最早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一门学科构想的提出到现在,学科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较大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早就指出的,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陷(王文长,1999)。有人甚至担心地指出,如果不能完成系统的理论架构,不能在宏观上把握现实世界,在微观上又无所作为,那么,这门学科离消逝的时间也就不远了(李忠斌,2004)。回顾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审视民族经济学中的“冷”与“热”,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民族经济学的发展现状,理清思路。

一、民族经济学发展史中的“冷”与“热”

1979年9月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召开的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施正一先生正式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新学科,并在会后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教材,即《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从那时开始,民族经济学就开始了其艰难的成长历程。施琳把民族经济学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截止2002年):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0年,是初步探索和快速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991年起至2002年,是向广义发展和理论深化时期(施琳,2002)。也有人把类似的时期,以五年为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王燕祥,1998;古玲,2001)。但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历史不长的学科而言,过细的历史阶段划分不但没必要,而且其阶段特征注定是不明显的。因此,承接施琳的阶段划分,我们把2002年至今的民族经济学的历史称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民族经济学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思路,并且一批新研究思路主导下的民族经济学新著陆续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龙远蔚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李忠斌著《民族经济学发展新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王文长著《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主编的《民族经济学大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相对于一些成熟的学科,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时间不长,并且一直处于成长时期,严格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冷”、“热”时期。但是,梳理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变化的,这些变化在民族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有人认为,在80年代的中期民族经济研究掀起了一个小,这一主要是因为初期的探索引起的兴奋导致的(王文长,1999)。初期的以调查资料整理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之后是一个理论酝酿期,也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小低潮。之后,伴随着国家对西部开发的重视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小。1999年底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社科院系统,在高校主要是民族高校系统和民委系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和教学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周兴维,2005)。在既有的理论体系受到质疑时,民族经济学又进入了一个研究思路的反思期,反思过后,便会有学者开始依据新的思路展开新一轮的大量研究。目前的民族经济学应该说尚处于新研究思路的探索过程中,虽然有些新思路探索的成果已经出版,但是尚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只有当某一个新思路得到多数人认同后,广大民族经济学研究者才有可能集聚在同一思路下,迎来民族经济学发展的新。

二、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新学科被最初提出时,是列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的,但几年后,在另一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却将这一新学科调整为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现行研究生教育学科分类中,民族学作为法学类一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民族学的二级学科。如果说,这种学科划分让人费解的话,更让人费解的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竟然没有自己的本科教育。虽然,从1982年起,中央民族大学即开始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招生和培养工作,并于1994年开始进行博士生的招生与培养工作,但是至今也仍旧没有自己的本科生教育。教育部1998年7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就根本没有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在硕士、博士教育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也有自己的困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1997年6月联署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被归属为“法学”门类下“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最后授予的是“法学学位”。这种安排使得以经济学为学习目标和主要内容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着极其尴尬的境地:在就业中,要求法学背景的工作不承认你的法学文凭,要求经济学背景的工作也不承认你的经济学学历。

基于上述原因,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明显的“冷”、“热”不均的现象。冷的是,本科教育中竟没有相应的专业招生,缺少学科发展基础和后劲;热的是,由于现实对少数民族高级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博士生招生在民族相关专业中出现了较“热”的现象。初步统计,目前开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博士生教育的大学和机构有5家,而开设相应硕士生教育的多达23家。同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面对西部民族地区紧迫的实际经济问题表现出热切的学习热情时,却要面对就业时的冷遇。

虽然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有着天然的“可民族学,可经济学”的归属问题,但是,在民族经济学发展多年以来,很多专家学者都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乃至民族经济学归为经济学实属应当(沈道权,2004;黄健英,2005;孙秀君,2006),但是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归为民族学的现状目前看来似乎没有丝毫改动的迹象。有人认为,之所以如此与以下两点有关:一是掌握着规制权的官方管理层并不认为有一个“民族经济学”;二是控制着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也不承认有一个“民族经济学”(周兴维,2005)。不过,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中,已把“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济学分支学科专门设置了类目。表明民族经济学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后,已经作为一门拥有大量著述与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可以建立自身独立图书类目的学科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民族经济学从民族学中分离出来,纳入经济学范围之内将是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

三、民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冷”与“热”

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是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主流,其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占多数(龙远蔚,1998)。王文长在总结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时认为,民族经济学研究的路径基本上循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学科基础性研究。二是专题性研究。他进一步指出,与学科基础性研究相比,专题性研究更加活跃和广泛,并且认为,专题性研究基本上构成了民族经济学前20年研究的主导地位,所取得的成果也较基础性研究更为显著(王文长,1999)。邓艾和李辉在统计了1994至2002年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民族经济方面的论文情况后发现,在总共6200多篇相关论文中,应用性研究成果占论文总数80%以上,而主要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问题的论文仅有50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不足1%,而且应用性研究与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之间几乎不存在紧密的理论联系(邓艾,李辉,2005)。这些分析说明,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基础性研究较“冷”,应用性研究较“热”。虽然说“一门学科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龙远蔚,1998)是对的,但基础理论的缺乏不能不说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共同根源,是民族经济学始终遭人诟病的根源。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直接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受我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求的刺激,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到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自然与此有关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会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民族经济学的初创性和交叉性,使得学科研究队伍具有严重的复杂性。很多研究者都是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等领域转战而来,很多高校的民族经济学教学、研究机构大多是嫁接在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等“大树”上(周兴维,2005),因此,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来源往往是来自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的应用,从而忽视了本学科的理论基础的研究;此外,民族经济学创设的初衷――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服务,就决定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更侧重于应用性研究,而且推动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相关专门机构出于工作需要,也经常就少数民族经济的某些方面开展专题研究(龙远蔚,1998)。

但是上述原因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民族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占主导不是错误,这是其学科发展的根基,错误在于其研究者不应该在重视应用性研究的同时,忽略掉基础理论的研究。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伴随着民族经济学的创立,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坚持不懈地研究和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从早期施正一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到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的《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这些论著都提出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结构,都对民族经济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正如王文长指出的,民族经济学迄今流传未广,甚或质疑之声不断,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未能找到得当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王文长,2008),也即没有完善的学科理论所致。换句话说,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乏根本原因在于其基础理论没有找到根本的突破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到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口?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出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周兴维,2005),或者说,民族经济学也必须以一个基本出发点为依据(庄万禄,陈敏,马秀琴,2005);也有人认为,成熟的学科 “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和主干的,其中要有一个核心概念”(刘永佶,2008)。换个角度看,也就是说,整个民族经济学理论目前最大的不足就是缺少其应有的核心概念,从而不能形成以核心概念为基础的概念体系和概念运动。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找到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有助于我们找到民族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对核心概念的研究也有助于探索正确的逻辑起点。只要找到民族经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才会有一个根本的突破。

四、民族经济学体系建构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一节已经提到的,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会涉及到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但二者还不完全就是一回事。基础理论的研究可以是就某一理论点的研究,而体系的构建则是对某一学科理论的系统研究。体系的构建对于新生的民族经济学而言是很重要的,正如李忠斌所说:“体系对于学科而言犹如大厦之骨,没有骨架则大厦难立,没有体系则学科不存,……建立起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是民族经济学较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李忠斌,2004)也许正因为如此,民族经济学从其诞生不久就开始了其体系的构建。前面已经提到,施正一先生在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不久即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体系性教材――《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随后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多是围绕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展开的,这就使得民族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从一开始就主要侧重了体系的完整性。此后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经济学导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民族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应该说都构筑了自己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形成了一股完整体系的构建“热”潮。

然而,从人类理论研究发展的历史来看,现已存在的各学科的理论在没有做出清晰的分野的之前,人们一直注重的是对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为创建一门学科而研究,因此往往在一开始并不注重所谓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只是当关于某一领域的主要理论问题得到了系统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对此领域研究成果的总结性的综合研究,这时就往往产生出一门系统的理论著作,从而标志某一学科理论体系的诞生。经济学从最早的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等的分散研究,最终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即是如此。据此我们认为,民族经济学虽然从其现实状况来说,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是不争的事实(黄健英,2005),但这并不能说是建立在了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上的,因为,正如前一节所述,民族经济学的很多基础理论在研究上没有突破,离其作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瓜熟蒂落”的时机还很远。但是,现在很多理论体系的构建者似乎在热衷于理论框架的构建之时,却“冷”落了促使体系成熟的基本理论的研究。

以各种版本的民族经济学的教材为主要代表,现有的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绝不是“瓜熟蒂落”的结果,他们所采取的体系构建方法主要就是演绎法。这里的演绎法并不是指在理论上的演绎。这里的演绎法主要是指,我们为了构建民族经济学的体系而从其它学科和一般学科通用的理论体系中,抽出其理论框架,设定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各影响要素、各要素的特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等,依次设定章节目,将研究内容拓展开来,构成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民族经济学来看,具体而言,往往是把已经存在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体系直接,或拼接之后稍作修改再套用过来构建自己的体系。而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就是经济学和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嫁接。如此一来的结果是,一些学术界的人们认为民族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存在着大面积的交叉,没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实质是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学或者是仅仅加上了“民族”字眼的经济学,“给人的印象就是经济学理论加民族地区数据资料”(李忠斌,2004),从而对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地位持某种程度的否定态度。

当然,对于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过多的苛求并不是爱护的态度”(王文长,1999),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基础理论和体系不完善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并不是说学科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短,就应该如此”(黄健英,2005)。解决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的问题的根本思路和上一节的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对民族经济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研究。可喜的是,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这种思路下的研究成果,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和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都注意了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注意了对逻辑起点的探讨,只是对其核心概念的关注和研究有待加强。

结语

通过对民族经济学发展的简略回顾和其中的诸多“冷”、“热”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基本勾画出目前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了。纵观这些分析,简单来说,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的成因,既有发展历史短和外部的客观条件的制约,更有内部的研究者主观方面的不足。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们在无力改变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应该主动“自我否定自我退出……冷静、客观地面对‘民族经济学’遭遇的尴尬”(周兴维,2005),加强对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对其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探索。有了自己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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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施正一.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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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化学微传感器；连续检测；水环境

引言

电化学传感器在环境检测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潜力，能够用于锌、镉、铅和铜等重金属离子的检测[1]，同时也能够用于有机物如除草剂阿特拉津等的检测，电化学采用的原理为在微型金属基底上通过电化学方法聚合上能对被检测物敏感的材料。

目前微型电化学传感器具有灵敏度高、制作成本低等特点，因此得到研究人员越来越重视，但是由于在实际水环境中电化学传感器敏感膜由于钝化的原因导致其连续使用时间比较短，不适合现场使用。文章设计一种电化学微型传感器连续检测系统，增加电化学传感器的检测时间。

1 连续检测系统设计

1.1 系统总体方案

系统由5部分组成，其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驱动电路的作用是驱动推动机构和锁紧机构工作，单片机系统的作用是对数据进行计算同时控制系统工作，信号处理电路的作用是进行信号的处理和转换，无线数据发射模块主要将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进行远距离传输。

图1 系统组成结构框图

1.2 机械结构设计

系统的机械结构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存储仓：用于存储传感器；回收仓，用于回收传感器；推动机构：用于推动传感器由储存仓移动到工作位置以及由工作位置移动到回收仓，其主要由电磁阀构成；引液器：将被测溶液滴加到传感器上，引液器包括外壳、引液软管和流量调节旋钮，引液软管和流量调节旋钮位于外壳内，流量调节旋钮安装于引液软管上；锁紧机构：用于固定处于检测位置的电化学传感器，锁紧机构包括由铁芯和线圈组成的电磁铁、衔铁和弹簧，衔铁的一端设有触头，弹簧的一端与衔铁连接，另一端与箱体的底部连接。如图2所示。

1.3 系统工作原理

系统工作时，推动机构将位于储存仓底部的第一个传感器推入检测位置（传感器的工位），锁紧机构随即将传感器固定，这时将被检测液体通过引液器施加到传感器的敏感表面，检测与信号处理单元接收来自传感器的信号并对其处理，当信号处理单元检测到处于检测位置的传感器被钝化时，则松开锁紧装置，并通过推送机构自动将储存仓内第二个未使用的传感器推送至检测位置并锁紧，同时将已钝化的电化学传感器推至回收口而落入回收仓内。如此即可持续、不间断进行检测，同时系统将传感器的检测数据进行处理和储存，并通过无线网络进行远距离传输。

1.4 控制电路设计

控制电路主要用于控制电磁铁和推动机构电磁阀的动作、传感器的传送与回收、传感器信号的采集等。推动机构的驱动电路主要以L9352B专用驱动芯片为核心进行设计[2]，该芯片能够检测电磁铁的工作状态，采用PWM控制方式控制电磁铁的开断，从而实现电磁铁的衔铁移动以及电磁阀的开断。其电路结构如图3所示。

图3 控制电路结构示意图

2 结束语

该系统主要用于，其性能特点如下：

（1）具有节能作用，节约人力和物力成本，提高效率。

（2）能够克服传统的传感器使用时间短的特点。

（3）能够进行无线传输，实现24小时不间断测试。

解决了电化学传感器不能用于现场长时间实时在线检测的问题，实现了无人值守、自动化操作，降低了工作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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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有人提出人文经济学的概念。它的重点在于，调整经济学的叙事方式，把经济学从枯燥的数字演算里解放出来，用日常生活语言加以表述。但这只是人文经济学最表层的部分。在我看来，人文经济学的起点，是重设我们的经济思维，修复经济和文化的亲密联盟，让我们回到经济和文化彼此依存的常识上来。

从这种逻辑出发，就旅游开发中的经济价值和文化观的关系，我想提出人文旅游经济学的概念。这种经济思维具有双重价值，也就是以文化为轴心，以经济为动力，实现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共赢目标。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一要义，就是把人文精神视为灵魂和目标，重设产业的价值观体系，确认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社会价值高于利润价值，游客价值高于产品价值。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的本性，放弃把文化符号当作工具和装饰的习惯性做法，真正把人文精神变成新一代旅游项目的营造目标。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二要义，是要把文化资源当作它经营的主要内容。现在各地政府都要求开发商在拿地之前先拿出以文化为题材的项目方案，但是许多发展商发现，项目策划中的内容贫困，正在成为整个旅游地产业的最大困扰，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主题公园。是的，我们可以有大面积的旅游用地，但我们既没有主题，也没有文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浪潮风起云涌，城市居民欢天喜地住进新房，却被迫丢弃了自己的文脉和乡愁。旧的历史建筑作为生命记忆的最后载体，作为最后一点物质文化遗产，无法抵挡来自铲车的攻击。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文化的大规模死亡，却使其正在滑向文化穷国。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三要义，是学会甄别什么是好的文化，什么是有害的文化。国庆60周年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树起了56根民族柱，我认为这些用金红两色涂抹出来的物体，颠覆了庄严肃穆的广场，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滥用文化的典型案例。

人文旅游经济学的第四要义，是捍卫文化的尊严。历史文化遗产有着它们自身的灵魂、品格和气息，它拒绝被随意模仿和粗制滥造。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河北石家庄的山寨版狮身人面像，造型拙劣，无法传递原型的价值，只能构成对北非文化遗产的践踏。还有全国各地新式住宅小区里的那些罗马柱和塑像，更是对欧洲古典文明的嘲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在中国各地的仿古旅游景点大多是劣质的造伪品，甚至连外貌都无法准确复原，更谈不上传递华夏古典文明的神韵。这些产品的唯一作用，就是摧毁历史文化遗产的尊严，并且颠覆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神圣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