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办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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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巴塞尔委员会2004年6月26日公布的新资本协议，延续了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突出强调国家风险的监管思路，着手从单一的资本充足充约束，转向依靠最低资本充足比率、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三个支柱的共同约束，进而提出了衡量资本充足比率的新思路和新，使资本充足率和各项风险管理措施更能适应当前市场的要求。巴塞尔委员会的阶段性成果既是一定时期内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经验教训的，同时也代表着银行业监管原则的发展趋势。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我国银行业正在谋求的国际化发展方向有着重大的。金融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监管标准的全球一致化，而的银行业没有达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一旦进入国际市场，这将会使其在开拓业务和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发达国家不会容忍达不到新资本协议要求的外国银行，其在本国开立的分行长期得到优惠；发达国家将来也不可能批准达不到新资本协议要求的外国银行，在本国新设机构；而且达不到新资本协议要求的银行难以得到国际认可的评级机构给予的较高评级结果，这对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极为不利；中国的银行业需要引进信用风险控制技术，解决不良资产控制乏力的，同时也需要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提高管理水平。我们需要根据新资本协议所代表的国际银行业监管发展方向，来处理好我国金融放松管制与强化监管的关系，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全面提高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当前我国银行资本监管中的不足
对照新资本协议，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的银行资本监管与当代世界银行资本监管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着明显差距：
第一，立法严重滞后于国际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发展步伐。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各国在1992年底达到最低资本要求，可中国人民银行在1994年才提出资本充足率的规定，要求在1996年底实现，但措施不配套导致监管流于形式，直至银监会2004年2月公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才明确2007年1月1日达标；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在2006年底达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但我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至少在十国集团2006年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几年后，我们仍将继续执行1988年的老协议。”
第二，立法和各项制度不配套，导致资本监管无法实现。由于立法上的缺陷，使得监管当局只对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资本监管，而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免于资本监管。
第三，立法缺乏前瞻性，没有为未来的风险监管留下可操作的法律空间。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基本与1988年巴塞尔协议相符，虽然吸收了新资本协议有关监管和信息披露的规定，但没有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范围预留空间，也没有为未来大型商业银行使用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留下空间。
第四，市场约束力度不够，对风险性的披露不足。虽然人民银行2002年公布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但我国银行的信息披露相对简单，并缺乏对投资者和市场的沟通，缺乏与之相匹配的定性和资本配置战略，在必要信息和建议信息的披露以及披露频率方面也放宽了条件，使得来自于市场的压力大大低于新资本协议的希望。
三、改进我国银行资本监管的几点建议
（一）第一支柱——运用内部评级法和建立操作风险资本金准备
1．衡量信用风险要优先考虑运用内部评级法。新资本协议在衡量信用风险的方法上提出了内部评级法和标准法两种方法，标准法对管理水平低下的银行在资本配置上给予了惩罚，不良贷款的风险权重由100%变为150%，而导致银行这一部分资产相应要增加50%的资本配置。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高，银监会公布截至2003年6月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007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2.19%。所以长期以来，我国是依靠政策资源来解决银行过高的不良资产。自1999年全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第一次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后，中行和建行在2004年5月、6月又分二次剥离不良资产4757亿元，不良资产率很快接近了国际商业银行正常的标准线内。这种情况下，中行和建行上市后就能够将不良资产继续控制在正常的标准线以内吗？这无疑不是上市本身就能解决的问题，更不可能继续依靠政策来解决。形成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率高的诸多原因中，缺乏风险控制技术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我国监管上的重大缺陷。商业银行法实施后，人民银行先后颁布了《贷款通则》、《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实施统一授信制度指引（试行）》，银监会成立后颁布了《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等规章，商业银行在风险评估和管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内部统一授信、审贷分离、尽职调查、集体审议的授信审批制度，实现了客户经理报送项目材料、支行审核、授信部门审查、复查、贷审会委员表决的全过程控制。但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控制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有的银行就要求新发放贷款不良率超过1%的，行长下课。对商业银行新增授信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也使得一些很有盈利能力的不能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导致银行业务空间缩小，这反映了银行管理成本的高昂和银行体系市场化程度的低下。内部评级法是当代银行风险控制技术的最新进展。随着风险管理技术的发展，许多大型银行通过搜集大量内部数量模型建立的贷款决策系统，可以在客户输入必要的基本数据后，在几分钟内决定一些类型的贷款。20世纪90年代初，由J.P.摩根和主要国家的高层银行家、家和学术界人士组成的咨询小组在考查衍生品市场的基础上提出了评估市场风险的VaR法（Value at Risk）。巴塞尔委员会则在1996年1月公布的《关于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的概述》中同意各家银行采用VaR等评估市场风险。很快，VaR模型这种风险控制技术被引到了信贷风险控制领域，1997年4月初，美国J. P. 摩根财团与其他几个国际银行——德意志摩根建富、美国银行、瑞士银行、瑞士联合银行和BZW共同，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评估银行信贷风险的证券组合模型。亚洲金融危机后，许多国际化银行在内部评级系统中引入了基于运筹学的模型技术，通过对国家、区域、行业、产品、客户和债项等方面的自由组合与交叉分析，使风险精度达到了一个崭新水平。巴塞尔委员会吸收了上述风险控制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作为最新的监管原则列入新资本协议，在全球进行推广。
运用内部评级法是我们的必然选择。能够采用复杂技术的银行通常能够更为灵敏地反映银行内部风险变动及其所需的资本配置，因而在竞争中会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所以，应当从政策上鼓励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在信用风险管理中加快实施内部评级系统的运用，建议对资本充足率监管办法作相应修改和完善，制订专门的监管办法，允许条件成熟的大型商业银行在信用风险管理中使内部评级法。
2．建立操作风险资本金准备。操作风险是当前国际上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巴塞尔委员会认为，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巴塞尔委员会在充分吸收成员国经验、教训和其前期相关文件精华的基础上，于1998年9月正式颁布了《银行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框架》，系统地提出了评价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指导原则，并为各国银行监管当局承认和接受，成为建立与评价银行内部控制制度最权威的依据。巴塞尔委员会在新资本协议中，将操作风险的衡量和管理纳入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中，要求商业银行为操作风险配置相应的资本金。
操作风险是我国银行风险管理的薄弱环节。我国的商业银行由过去长期计划体制下的专业银行转换而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银行作为市场上的一个平等主体的地位逐步确立，银行的操作风险就越来越明显的显示出来。人民银行1997年5月了《加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建设的若干意见》，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2002年9月人民银行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对银行业务的各个方面的内部管理提出了要求，但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在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方面起步晚，缺乏经验，认识不清、制度不健全、运行机制不畅等现象仍然存在，导致有的商业银行被关闭，有的商业银行不断发生大要案件，如银行开平支行三任行长共同作案8年，侵吞银行资金4.83亿美元。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2004年6月23日所作的《关于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披露，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及21个分行违规发放贷款，违规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同时发现各类案件线索30起，涉案金额69亿元。从以上问题暴露了我国商业银行在操作风险的管理上，存在着认识不足、内控制度不健全、内部组织结构不、风险控制手段不足、缺乏必要的事前和事中控制等一系列问题。但根本原因还是监管不力，银监会2004年2月公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没有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范围，也没有为未来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留下立法的空间，这就难以激励商业改进管理，提高操作风险管理水平。
因此，要尽快适应国际金融监管的最新发展趋势，要将操作风险纳入监管范围，监管机关应当要求商业银行分期建立操作风险的资本金准备。建议对资本充足率监管办法要作相应修改和完善，就大型商业银行和积极寻求国际化发展的银行实施操作风险的资本金准备，制订专门的监管办法，从政策上对操作风险的资本金准备给予鼓励。
（二）第二支柱——建立和完善统一的银行风险评级体系
新资本协议中第二支柱外部监管部分的关键，就是要建立一个全球一致的外部监管流程。中国银监会于2004年2月推出《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暂行）》，对于我国银行风险监管来说有着重大意义。但它的严重缺陷就在于它只限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而把国有独资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排除在外，这样就使得商业银行风险评级成为二元结构，一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即11家已经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成为风险评级对象，接受监管当局的风险评级监管，而国有商业银行则免于评级和监管。所以，解决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监管的关键是废除二元监管体系，国务院于2004年1月7日作出了建行中行改制上市的决定，建行和中行已经分别成立了股份制公司，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而工行和农行将于下一步择机上市，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决策。下一步应当调整立法，取消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我国1995年颁布《商业银行法》时，由于上没有突破禁区，容许商业银行以有限责任这种公司组织形式存在，直到2003年修改《商业银行法》时也未能废除，造成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免于资本监管，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金融立法上的一个失误。笔者建议及时修改《商业银行法》，明确设立商业银行以股份有限公司为限。
篇2
由于经营经验不足，监管缺失，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存在很多风险隐患，整个金融业的监管依然扮演着消防警察的角色，缺少对金融业较为完善的包括事前监管、事中监管，事后监管的风险监管体系。考察我国金融业监管评级体系，只要在银行业的监管中有体现。在制定并《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价体系（暂行）》、《外资银行风险评价手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风险评价和预警指标体系（试行）》等基础上，2005年12月2日在银监会第41次主席会议上，刘明康主席主持会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内部指引》，意在整合商业银行监管评级体系，健全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加强和改进风险监管工作。我国商业银行监管评级为“CAMELS+”的评级体系，即通过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管理状况、盈利状况、流动性状况和市场风险状况等六个单项要素进行评级，在此基础上加权汇总得出综合评级，并结合其他具体因素的性质及其对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对综合评级结果做出精细调整。此外，证券业根据《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2006）、《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08）、《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2008）规定，建立起以遵循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诚然，我国金融业已经开始重视风险监管，但是，由于人才、经验、资金、技术等因素的缺乏，金融业的风险监管水平较发达国家而言还是比较落后的。
二、国际经验
（一）美国的RFI/C（D）评级体系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重视银行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问题，90年代中后期引入了对银行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评级概念，但是并没有在当时银行控股公司主要监管评级体系BOPEC（Banksubsidiaries、Othersubsidiaries、Parent、Earnings、Capital）中得到直接阐释。为了更好地满足金融监管实际需要，美联储于2004年12月修订了针对银行控股公司，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评级体系，将BOPEC修改为更具有前瞻性的RFI/C（D）。在RFI/C（D）监管评级体系中，基于对管理和财务状况的评级以及对存款类子公司未来潜在风险的评估，每一个银行控股公司都被赋予了一个综合评级C，意在对银行控股公司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的评估。RFI/C（D）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风险管理R（RiskManagement）、财务状况F（FinancialCondition）、母公司和非存款类子公司对存款类子公司的潜在影响I（potentialImpactoftheparentcompanyandnondepositorysubsidiariesonthesubsidiarydepositoryinstitutions）、存款机D(DepositoryInstitution)、存款机D（DepositoryInstitution）。为了给评价风险管理提供统一框架，并且银行机构风险管理和控的有效性，风险管理R由四部分组成，包括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政策，程序和限制性规定；风险监控和管理信息系统；内部控制。财务状况F也包括了四部分，即对银行机构资本质量的评估、资产质量、收益、流动性。潜在影响I将对存款类子公司产生明显负面影响的可能性作为重点。存款机D反映主监管者对存款类子公司的评价，这与在BOPEC评级体系下银行评级一样。美国RFI/C（D）的监管评级体系充分体现了风险监管的理念，动态地分析了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状况，并对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金融控股公司进行了区分对待，此外，对存款类子公司依然沿用运主银行监管者的CAMELS评级结果，避免了监管的重叠。
（二）英国的ARROW评级体系
英国金融服务局（FSA）使用ARROW（AdvancedRisk-ResponsiveOperatingFramework）评级法来进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ARROW的评级法代表着高级的，风险敏感的操作体系并基本覆盖了我们所面临公司特有的内部所有风险。ARROW帮助FSA将法规目标集中在主要的风险上，通过对资源分配产生影响而有效地使用有限资源，使用适当的监管工具应对风险问题，即ARROW在法规目标与监管活动两者间建立了联系，以识别主要的风险，测量风险程度，缓解风险并检测风险管理过程。ARROW包括三部分，即公司型ARROW（ARROWFirms），主题型ARROW（ARROWThemes）和内部风险管理（InternalRiskManagement）。公司型ARROW和主题型ARROW是FSA用来管理外部资源产生风险的两种基本方法。公司型ARROW方法适用于评估和处理某一公司或者公司联合体的风险。相比之下，当某一问题在很多公司、某一部门甚至整个市场发生时，适用主题型ARROW方法。在ARROW中FSA考虑了七种会影响监管目标的风险，包括金融失败（FinancialFailure）、操作失误或者管理不当（Misconductand/ormismanagement）、消费者知情权（Consumerunderstanding）、市场欺诈或欺骗（Marketquality）、市场滥用（Marketabuse）和洗钱（Moneylaundering）。经过两年，FSA于2006年修订了ARROW，新修订的ARROWⅡ使FSA在评估金融机构时更好地沟通，更加有效地管理风险，增加了回应风险的均衡性与一致性，促使监管人员提高监管技能和监管知识储备。对风险模型的大幅度改动更好地对不同领域中的风险进行了对比，允许更好的风险对比，使得我们可以将资源可靠地投入到最大风险的领域中。ARROWDE风险模型既包括横向维度，也包括纵向维度。从横向上来说，风险被划分为三个基本种类：与金融机构在和零售消费者和市场直接交互行为而相关的风险，与金融机构内部过程相关的风险，与金融机构财务稳健性相关的审慎性风险。从纵向上来说，风险群体归结为四类：经营风险、控制、监督与管理和缓解。与CAMELS关注被监管机构经营结果不同，ARROW关注对风险过程进行评估的程序和方法。ARROW的程序可以细分为准备风险评估阶段、风险可能性评估阶段、制定风险控制方案阶段、内部确认和调整阶段、风险沟通阶段、跟踪评估阶段和新的评估循环阶段。
篇3
摘 要：银行业作为金融行业的主导地行业，其稳健运营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自上世纪末，亚洲爆发的金融危机使银行业认识到了加强银行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建立银行业信息披露制度、实行透明化经营是银行业的一贯要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更是将以信息披露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约束正式确立为支撑银行业健康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为了实现银行业的长期稳健发展，如何对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进行有效的监管，成了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完善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制度的涵义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是指商业银行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自身经营活动所产生的信息进行归类，以一定的文件形式，将其资产、收益、经营状况、风险管理状况、组织结构、财务状况等向投资者、存款者及其他利益主体以及金融监管机构及时、准确予以公开的过程。公开披露涉及的是银行经营状况的主要信息，多为财务信息。这个过程有两个层面。广义的信息披露包括了所有的信息在任何外部的公开。首先是商业银行的内部披露，为保证商业银行上级机构对下级机构的宏观把握，各个商业银行的所有机构相互进行的信息披露，其次是金融监管机构为了保护国家、集体、个人利益而为的要求商业银行向其进行的信息披露。复次，还有金融监管机构作为金融主体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信息披露。除此之外，还包括商业银行相互进行的信息披露。最后是商业银行对市场所做的信息披露，它和第三种形式共同构成了狭义的信息披露。
二、我国目前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问题
1、立法层次不高、法律规定相应简化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规范目前主要分散在各部门法中，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证监会分别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法律规范。我国相关法律关于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属于层级不高的部门规章，如《暂行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不同部门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对相同问题的规定也不尽相同。虽然部门规章的灵活性、适用性较强，但其强制力、约束力、适用范围等都受立法效力过低的限制，不利于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有效实施。
2、监管效率低下
我国银行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采用强压式的制度约束，没有调动商业银行的积极性，监管的重心应放在监管者与被监管的协调上。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是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的监督主体，但是由于其监管权责规定模糊、监管信息的共享、监管任务的协调等问题规定的不明确，监管职权划分不严密，极易影响相关部门监管权的有监管效率，不利于信息的有效披露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的保护。
3、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机制不健全
自《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颁布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披露方面商业银行做出了积极改进，但其透明度仍有待提高。传统的金融监管目标在于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保护“经营者”。自上世纪中期，消费者也开始逐步取代经营者。 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泰勒（Micheal Taylor）在他的“双峰”理论（Twin-peaks）中强调消费者权利保护的目标。因此，针对利益相关者应提出一套专业的救济办法。我国信息披露制度还没有对利益相关人的司法救济程序的特别规定，因此司法人员无法可依，由此导致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及时有效的庇护。
4、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缺失
有关于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的规定在我国法律，规范性文件中并不少见，但涉及到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责任问题的却凤毛麟角。在法律层面对于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笼统模糊，即便依据《暂行办法》也只是行政处罚，而非强有力的刑罚保障。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中缺少对银行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的规定，对违法信息披露行为处以行政制裁，缺乏个人惩罚机制，不利于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发挥和银行利益相关人权益的保障。除此之外，对违法进行信息披露的责任人的民事责任也相对缺失，使法律救济次那次披露的瑕疵成为泡影。
三、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建议
1、提高立法层级、提升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的法律效力
商业银行法中，应对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作出一般性的详细规定。鉴于我国目前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现状，关于制定一部关于信息披露的层级较高、内容详细、体系完整的更加规范化、系统化的规范性文件的呼声越来越高。新的行政法规应该修正现有信息披露制度的缺陷，不仅要实现监管目标，也要维护普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要细化对信息披露制度的具体规定，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2、构建高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强化与协调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以及证监会构成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监管机构能否有效监管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初期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必须强化监管机构的监管作用，建立有效的监管系统。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的差异，需要各监管机构之间高效有序的进行配合协调，协调的重点在于消除各监管机构间的不协调。以期共建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监管目标。
一方面，应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各个监管机构的权责划分，具体规定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只有这样才能使各个监管机构各司其职，依律行事。避免工作的交叉重复，浪费资源，同时也降低了被监管对象的责任，提高了监管的效力。除此之外，市场和媒众也可以参与其中，起到外界监督的作用。银监会、证监会分别对商业银行和上市银行进行监管，与中国人民银行统筹规划，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应加强各个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交流，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利用信息共享平台，做到重要信息互通有无，以保证各监管机构行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这样不仅避免了信息资源的浪费，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金融风险，提高了监管效率。
3、完善信息披露法律责任追究机制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需要严格完善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在法律方面强化个人责任追究机制，树立商业银行信息披露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意识，有利于违规行为的追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首先，应该把严重违规的信息披露行为用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其刑事责任。加大惩罚力度。其惩罚力度远远高于行政制裁，有了法律的具体规定，对违法信息披露行为进行处罚就有法可依。其次，应该丰富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中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的多样化。目前，我国现有信息披露制度中，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形式仅限于刑事和行政责任。这样不仅忽略了投资人的主体地位，也不利于利益受损人从违法违规信息披露行为中获得法律赔偿。把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相互配合起来操作，才能全面覆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最后，推荐建立银行业信用评级惩罚机制，将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行为与银行的信用评级绑定起来，一旦出现非法违规信息披露行为，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将会受到牵连。
4、加强我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推进中介机构的监督服务功能。
企业信用评级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披露方式，可以有效地缓解资本市场上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矛盾。①在商业银行信用评级中，如能积极主动准确的进行信息披露，则有利于其获得较高的信用评价。信用评级制度会像一把无形的手鞭策着银行自主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与此同时，中介机构的监督服务功能不可小视。审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监督机构利用其专业性提高了信息披露的质量。而随着互联网等媒体的日益发展，媒体的监督也日益受到重视，通过媒体对商业银行违规信息披露行为的揭发，可以有效敲响违规行为的警钟。
篇4
关键词：商业银行；内部评级；新巴塞尔协议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072-03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了《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以下简称“新协议”)的最终稿。新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和最主要的创新就是内部评级法，要求商业银行必须计算出银行客户无力还本付息的可能性，以及各类贷款损失率等信用风险量化指标，并允许银行通过内部评级确定风险函数计量加权风险资产，通过资本优惠鼓励银行采取更为先进的风险计量方法。
虽然我国政府明确表示我国银行业不会在近期全面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将继续采用在1988年资本协议框架基础上制定的风险计量办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商业银行现有的风险计量方法与2004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而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们必须逐步弥补与国际先进的银行风险控制的差距，建立起有效的内部评级体系，以此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缩短我国银行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增强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一、新巴塞尔协议对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要求
巴塞尔监管委员会要求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系统必须科学，包括评级系统的结构，信用等级的划分，信用评级和复核的独立性，评级系统的监管、人员素质、评级标准、违约率的估计，数据采集和信息系统、内部评级的使用，内部评级系统的验证和信息披露要求等。商业银行在使用内部评级法时，必须满足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条件，银行必须向监管者证明它的内部评级系统达到了规定的最低标准，没有达到该标准的银行将不被允许使用内部评级法。监管部门将对银行的内部评级系统实行经常性的检查，以保证该系统始终维持在与新巴塞尔协议要求相符的状态。
新巴塞尔协议对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要求主要有：
1．借款人等级的划分标准
银行对正常贷款必须至少有6～9个借款人等级划分，而对于不良贷款至少应有两个等级划分，在贷款发放前，必须对给定资产组合下的每个借款人进行评级。银行必须具备特定的方法和标准，给每一项风险暴露确定一个借款人评级，该标准应该涵盖借款人风险的所有相关因素，足以使第三方能够评估每一项风险暴露，并能直观证明其具有细分风险的能力。
2．违约概率与违约损失率的测算
银行应对其内部评级的每一个级别进行一年期违约概率(PD)的测算，银行对各借款人级别测算一个平均PD，同一级别的所有借款人具有相同的PD。使用高级法的银行须对其内部评级的每一个级别进行违约损失率(LGD)的测算，同一借款人的不同债务因具有不同属性，可能LGD并不相同。新协议要求银行需要有五年以上的历史数据来估计PD，而测算LGD需要有七年以上的历史数据。
3．关于内部评级系统的制度规定
新协议要求银行每项内部评级的确定都必须经过独立评审，对借款人复审或评审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如果有借款人信息发生变化，银行应启动重新评级。评级、PD和LGD的测算关键点必须得到内部董事会、风险管理部门和高级管理层的同意。银行应设立独立的信用风险控制部门，专门负责设计和运行银行内部评级系统。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必须每年评审银行的评级系统，包括内部评级的量化方法。银行须系统性地保证评级系统、流程、PD和LGD测算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4．关于内部评级体系的应用范围
内部评级的二维体系包括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两个方面，它能够提供客户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预期损失率、非预期损失率、违约敞口等关键指标，其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范围有：(1)在信贷审批授权和限制环节对信贷决策提供技术支持；(2)作为贷款定价的计算基础；(3)为风险限额管理提供技术支持；(4)提高风险预警和风险预控能力；(5)分析银行资本充足率、准备金和盈利能力，计提损失准备金，补偿或消化银行所承担的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维持银行稳健运营；(6)作为经济资本分配的关键步骤；(7)对资本充足度的压力测试；(8)向银行董事会和管理层报告风险组合状况。
二、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内部评级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银行风险管理理念发掘及推行起步较晚，商业银行只是在近些年才开始真正重视风险管理。银监会成立后，对风险管理的重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已经逐步建立起内部信用风险评级体系，而银监会也制定了一系列有关银行风险管理的监管规定和指导原则，风险法制监管体系逐步建立。
但是，与国际性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相当的差距，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内部评级在风险控制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基础数据库建立工作滞后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对内部评级系统的要求，中国商业银行施行内部评级需根据历史数据资料对不同信用级别的实际违约率和损失程度进行统计分析。但由于中国大多数银行开展内部评级的历史较短，相关数据积累不足，这方面的工作明显滞后。而且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整个经济结构和法律制度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历史数据的可用性也不强，建立定量模型困难很大。
2．评级指标建立的基础缺乏准确度
我国商业银行评级指标的基础基本都是历史财务数据，而不是对于未来的偿还债务能力的预测。这种以过去几年的财务数据和指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评级，虽然可以作为分析的起点和参照，但并不能反映未来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对于未来较长时间的预测，历史数据由于与将来的相关性较小而导致评级的可靠性较低。
3．评级结果在风险管理中的运用有限
目前，中国大多数商业银行仅将评级结果用于授信管理等少数领域，使内部评级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这一方面是由于银行管理层对内部评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市场化改革进程和相关金融政策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银行根据内部评级结果和风险大小确定贷款和其他金融工具价格、提取合理准备金的努力，使银行风险管理的目标难以实现。
由此可以看出，与新巴塞尔协议对采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提出的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内部评级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如何改进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
银行风险管理是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的有机统一，要建立符合新巴塞尔协议要求的银行内部评级体系，一方面需要社会和政府积极推动，创造出有利于银行改进内部评级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银行通过自身努力，创造出有利于银行改进评级体系的内部条件。
(一)加快构造商业银行风险评级的良好外部环境
不断发展的世界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对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银行监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构造一个银行业稳健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样既能从外部大环境上保证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整体改进处于有章可循的持续状态，又能推动和促使银行业自身不断强化对提升风险内部评级水平的深入认知和迫切需求。
1．加快解决银行体制改革中的问题
当前，银行体制改革中两大问题仍然进展缓慢，在社会信用体系及信用文化的建立和国内银行运作的商业化、市场化方面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仅由一家银行改革、一家银行上市是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一方面推动我国社会信用文化的建立，使得信用评级能够真正发挥对企业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社会信用评级机构，使银行可以借鉴外部评级的信息。
同时，要加快银行商业化、市场化步伐，特别是实现利率市场化，使得信用评级系统能够在贷款决策与定价过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提高银行建立信用评级系统的积极性。改善市场的微观结构，使得企业的财务数据、股票价格能真实反映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从而使信用评级有可靠的依据。
2．鼓励商业银行尽快实施内部评级法
内部评级法是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一种资本监管方式，它源于西方银行长期发展的经验总结，凝聚了大量先进的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对于这些年来一直在风险管理改革方面进行探索的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借鉴新协议可以极大地缩短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改革的进程。
尽管我国政府宣布在2006年底暂不实行新巴塞尔协议，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实施新巴塞尔协议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为此，政府和银行监管部门要从战略高度出发，应鼓励国内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先进银行提前做好准备，在技术选择上应以建立内部评级法为目标，深入研究、开发和应用内部评级体系，加快向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和内部评级法逐步迈进。
3．引导商业银行开展积极合作
十国集团国家能够较快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其重要原因是拥有强大的客户信息数据库系统支持。而欧洲大多数国家则以立法的形式要求本国的商业银行将客户信息录入中央信用注册系统和中央财务数据系统，他们正是基于这些数据库开发出了先进的信用评估系统。
因此，我国也应从立法层面重视客户信息数据库的建立，要求各大商业银行将各自的客户信息集中起来建立共享数据库，同时，联合各大商业银行开发出自己的评级系统，作为外部评级的参照和评估检验商业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基准。
(二)积极创造商业银行风险评级的有利内部条件
我国商业银行应以新巴塞尔协议为指引，借鉴国外大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成熟经验，采取有效措施，按照国际规范建立起符合自己客户特征和业务特点的内部评级系统和基于内部评级的信用风险管理系统，为改进内部风险评级水平创造有利的自身条件。
1．组建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内部评级系统和方法属于各银行的商业机密。是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方法论集成。改善银行人员素质是建立内部评级体系的关键环节，培养和建立一支适用于风险管理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对于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实施和维护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商业银行应以客观、开放的态度，积极开展大量的培训工作，对专业人员结构不断进行优化，对现有人员作定期培训，促使其知识体系及时更新，确保内部评级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2．完善风险管理的组织机构设计
我国银行大部分已经设立了风险管理部门，还应该下设独立的信用风险控制部门，负责设计和操作银行内部评级系统。应对评级人员进行统一的培训，使他们具有共同的评级知识基础，能够对风险程度相近的贷款得到尽可能相似的评级结论。评级人员应对贷款的评级进行动态监测，定期调整，一旦客户的情况发生变化，要立即重新启动评级。
信用风险控制部门须定期对评级的结果进行评审，内部审计部门也必须每年对评级系统进行评审。评级系统的设计和操作应得到银行管理层的同意，信贷风险控制部门应定期向银行管理层报告评级情况。
3．加强银行内部信用文化的建设
应该强调的是，一个良好的信用风险管理系统必须通过良好的信用文化才能得以贯彻和实施，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层必须有决心利用多种渠道推动信用文化的建设。我们不能仅仅从满足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来看待和建设内部评级系统，而应从信用文化层面认识到信用评级系统将在市场开拓、风险管理和机构评估中起到核心作用，是银行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必须高度重视、尽早实施。
4．加快建立准确、全面、一致的历史数据库
在新巴塞尔协议有关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和违约敞口的文件中，都明确提出了对于数据库和相关业务系统的要求。内部评级法建立在精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不仅对数据的质量和数量都提出了很高要求，还要求必须保留银行评级的历史数据，作为系统完善和检验的基础和依据。
国际经验表明，大多数银行在内部评级系统建立中，都将主要精力花费在数据清洗和数据整合上。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要加快数据清洗和补录工作，建立并实施完整、严格、一致的数据库标准，制定数据质量管理规章，确保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5．建立适合中国银行业特点的内部评级模型
发达国家的国际化银行在长期的内部评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的比较先进、成熟的评级方法。目前，国外许多优秀的数学模型在全球银行业中受到广泛认同：如穆迪公司Risk Calc，标准普尔的Credit Model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Credit Risk+等模型。但这些模型计算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础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于每一等级客户，都要单独测算其基本风险指标，还要让银行内部不同的分析评估人员对同一组客户作出一致性分析。
我国银行分支机构庞大，信贷评级人员众多，水平参差不齐，中小型贷款甚至是由信贷人员主观判断，结果的准确度很难把握，采用定性的专家分析方法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进一步完善现有方法，既要借鉴国外模型的理论、方法和设计思路，又必须结合本国实际，要充分考虑到诸如数据积累量不足、金融市场发展不充分、区域风险差别显著、道德风险偏高等国内特有现象，结合实际数据，通过严格的统计分析找出真正能解释违约率和清偿率的相关变量，并建立起定量化的内部评级模型，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的行业地位、管理水平等定性因素，制定出有效的内部评级方法。
6．重视后评价工作的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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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对策评价
一、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意义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有两个关键方面：首先，银行持有的资本必须符合以下几方面的要求：银行监管当局关于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信用评级机构的期望、银行内部承担风险的内部评估、股东的投资回报率、还有对众多储户、债权人的偿债；其次，银行要在满足以上评估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资本投资工具和资本管理手段来优化资本的财务效率。因此，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并不是简单地管理银行的某一项资本，而是包含了银行监管资本的充足性、风险管理、财务管理的诸多方面，此外，还要满足评级机构、银行内部、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监督。资本管理得当，资本充足率高，银行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资本管理失当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资本管理的意义：一是确保银行的风险有足够的资本来覆盖，确保银行的稳定。二是确保通过资本管理，保持合理的资本构成，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从而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三是促进银行绩效的考核，通过资本的有效管理，建立合理的绩效考评体系，推动银行绩效考核的科学化。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现状
我国真正意义上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研究，始于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资本金成分和资产风险权重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根据1988年《巴塞尔协议》统一了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定义、资产风险权重及其最低资本监管比率。之后关于资本管理的研究，主要限于银行资本的作用、我国银行资本金结构的单一性、增加银行资本的途径等方面。2004年2月23日，中国银监会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金充足率管理办法》。《办法》根据《巴塞尔11》的精神，在采用《巴塞尔协议》计量信用风险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并规定所有商业银行在2006底以前达到《办法》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办法》颁布后，在我国掀起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研究的第二次。理论研究更加深入，对策研究紧密结合实际，可操作性更强。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贯穿于商业银行设立、持续经营、市场退出的全过程，它对银行的影响是全面和深远的。无论如何来确定资本的衡量标准，有一个事实是公认的，即银行资本通过风险这个桥梁与银行的业务经营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对银行的业务发展以及盈利、规模、质量、结构等多个方面具有直接的约束。这种约束既有为满足监管机构的硬性要求而形成的外在约束，也有从商业银行发展考虑，通过有限的资本制约银行规模的无限扩大而形成的银行自身对资本的内在约束。
三、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约束观念尚未全面树立，资本管理尚未真正启动，仍停留在传统层面上
受客观条件和自身认识等因素的影响，目前仍有相当部分商业银行尚未树立起资本约束的观念，不能以资本先导的理念指导业务的发展，其资产业务和表外业务的扩张尚未形成相对理性的控制机制，资本的增长落后于风险资产规模的增长。部分银行尤其是分支机构对资本管理的理解十分狭隘，还停留在最传统的资本管理阶段，资本管理目标只是满足外部的监管要求，定期计量资本充足率，缺乏对资本充足率的分析和预测；仅仅依靠资本的筹集来提高资本充足率，未能建立有效的风险资产管理机制，通过控制和调险资产规模和结构来实现资本的约束作用，切实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和资本对风险的覆盖程度。
（二）建立资本管理体系的基础薄弱
目前，我国少数商业银行引人经济资本管理手段，探索推进资本管理机制建设，但由于管理会计、风险计量、信息系统、专业人才等方面基础较为薄弱，与实施科学的资本管理所需条件还存在较大差距，所采用的资本管理方法和手段均属于较为初级的水平，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水平不高。
（三）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内部制衡机制不完善
我国商业银行尚未形成科学规范、能够自动纠错的机制，从源头上就潜伏着较大的风险隐患。此外，银行资本与风险管理也还缺乏明晰的政策框架和细化的操作程序、规范和标准。
四、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对策与评价
（一）提高资本对银行面临风险的敏感度
改变过去对银行风险资产的粗放式计量，结合我国银行业实际，将风险资产按信用风险资产和市场风险资产两部分估量。按规定的相关转化系数和计量公式获得支持业务所需的资本，并根据风险/收益最优化原则对资产业务进行取舍，同时也使银行管理层更早发现潜在的风险损失以采取相应措施。在将来条件成熟时，采用更为先进的内部评级法（IRB法），进一步提高资本的风险敏感性。
（二）牢固树立商业银行资本约束观念，逐步建立资本的有偿使用机制
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活动面临巨大的风险。为防御风险，商业银行必须持有一定量的资本，而无论是股东投入股本，还是通过发债等方式筹集的资本都是有成本的，这一成本就是风险资本成本。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现行的利润考核机制仍以账面利润为基础，没有考虑风险资本成本的因素，其结果往往会诱使分支机构在拓展业务时，忽略了资本的约束，忽略了高收益伴随的高风险，盲目扩张。因此，有必要在商业银行内部逐步建立资本制约业务的增长模式和资本的有偿使用机制。
（三）建立资本管理机构，明确资本管理职责
要做好资本管理工作，必须先加强管理机构建设，明确划分管理职责。此次金融危机后，各家商业银行都应该受到教训，更加强自己的资本资产管理。因此，建议资产规模和资本压力相对较大的商业银行，应尽可能成立独立的资本管理机构；资产规模偏小或资本较为充足的银行有应指定相应的部门，如计划财务部，来负责资本管理工作。
（四）完善资本管理信息系统
我国商业银行大多缺乏数据积累、基础数据库有待充实，而且内部评级简单化，风险揭示不足，计量结果有待检验。一是应从基础工作着手，将数据的积累、信息系统的建设摆在优先位置。二是建立科学、可行的计量模型，为采用内部评级法做好准备。三是应该根据风险环境和经营特点，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评级模型，与专业评级机构展开充分合作，通过严格的数据统计分析找出能真正解释我国违约率、清偿率等风险要素的相关变量，建立量化的内部评级模型。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有效的内部评级方法计算资本充足率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李红侠.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J].新金融,2009,01.
[2]姜波.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3]白潭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4]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2004.
[5]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5.
[6]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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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于2006年底在西方1O国集团国际活跃银行实施．对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提出新的要求。本文认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风险管理上有着全新的理念。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与10国集团国际活跃银行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距，因此，要学习《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风险管理理念和具体方法，推行全面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关于风险管理的新理念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阐述的不仅仅是最低资本金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三大支柱．其内容远比我们一般意义上所归纳的三大支柱要丰富得多。《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核心是风险管理，它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关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念。
(一)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
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商业银行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金融企业，核心功能是向社会提供信用中介、金融服务，是典型意义上的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由于来自外部、内部的压力．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理念不断创新，其业务巳不再局限于信用中介而是多元的综合的业务。因此，商业银行的定位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其核心功能不是简单的信用中介、金融服务，而是风险管理换句话说，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基本任务是管理风险。
(二)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全面风险管理
在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实践中，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信用风险上，忽略了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使风险管理对象不全面，这种状况是受l988年《巴塞尔协议》影响的。l988年《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要求对应的是信用风险，虽然我们分析其中隐含了市场风险，但并没有直接显现出来。在该协议的指导下，商业银行在资本金管理中强调商业银行资本金如何满足信用风险，把信用风险作为商业银行面临的首要风险。随着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特别是利率市场化以来．以利率风险为主要风险的市场风险成为商业银行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的、重要的风险，使商业银行对风险有了新的认识，管理有了新的发展。《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指出，商业银行面临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全面风险管理。
(三)监管"3-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重要贡献是“三大支柱”，其中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是第二、三支柱。在三大支柱中．尽管第一支柱继承了《巴塞尔协议》的思想，在整个新协议中占据大量的篇幅论述分析，但并不能说明第二、三支注不重要。因此《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它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的重要性是这样描述的，“对风险的判断和资本充足率的考核仅考察银行是否符合最低资本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新协议提出的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突出了银行和监管当局都应提高风险评估的能力。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资本充足率框架，包括更具前瞻性的新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都落后于复杂程度化高银行不断变化的风险轮廓，特别考虑到这些银行充分利用新出现的各种业务机遇。因此，这就需要监管当局对第二支柱给予充分的重视。”
(四)建模是风险计量的基本方法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提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基础上，给出了计量三大风险的方法。信用风险的计量方法是标准法、内部评级初级法(IRB初级法)、内部评级高级法(IRB高级法)，其中标准法延续了《巴塞尔协议》的思想．由外部评级机构对商业银行的风险进行评级，有人称作外部评级法，而IRB法由商业银行建立数学模型进行评级。市场风险的计量方法是标准法、内部模型法，其中内部模型法的计量基础是风险价值(VaR)。操作风险的计量方法是基本指标法、标准法、高级计量法(AMA)，其中高级计量法要求商业银行自己建立内部模型。《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计量三大风险共设计了8种方法．除信用风险的标准法外，其他7种方法均建立在模型设计的基础上，其中信用风险的IRB法、操作风险的AMA法要求商业银行自行设计内部模型。这反映出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计量风险是《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提出的新要求。尽管风险是否能够通过模型计量精确计算存在争议，但从理论上看，商业银行通过符合监管当局要求的内部模型计量的风险敏感性强，资本消耗小。
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
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及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一)起点低、起步晚
历史上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负债管理，就是拉存款。第二个阶段是资产管理，主要是信贷风险管理。第三个阶段是资产负债综合管理，比如比例管理。第四个阶段是资本充足率管理，标志是l988年《巴塞尔协议》的推出。第五个阶段是全面风险管理，标志是《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推出。西方商业银行大概处于第四个阶段向第五个阶段过渡的时期，而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处于第一阶段，少数银行可能已经到了第四个或第五个阶段(钟伟，2004)。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起点低．与西方国家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我国商业银行开始认识并逐步重视风险管理起步于1994年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风险管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了1998年的增加资本金、资产负债比例管理、1999年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从1994年算起，才不过二十几年，与西方国家商业银行成熟的风险管理是无法比拟的。
(二)规模扩张与风险管理之间存在矛盾冲突
在我国商业银行中，普遍存在重规模扩张、轻风险管理的现象，对一家银行的评价，基本上以规模为标准，似乎哪家银行规模扩张快；哪家银行就发展得快，哪家银行规模大，哪家银行就是好银行。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银监会风险监管力度的加大，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重视规模扩张、资本约束、风险管理之间关系，但是，规模扩张的冲动并没有从经营理念上根本解决。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随着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一些不合规的项目纷纷下马，使这些行业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而一些商业银行为了扩张规模、追逐利润，把大量的信贷资金集中在有限的行业、有限的地区，且单笔贷款规模大、期限长，风险集中度明显。而在国外，并不是简单地把商业银行规模作为衡量经营者的唯一标准，规模是指有效的规模。银行经营者非常清楚发展和市场、规模和质量之间的辨证关系，在国外中小银行界有“小即美”的观点。这并不是说越小越好，而是说小规模的银行，只要保持盈利稳定甚至超过大银行，同样能受到尊敬。英国有一家中小银行，规模不过300多亿英镑，只做单一的按揭业务，但总资产盈利率5年始终保持在1％，达到了花旗银行等欧美大银行的水平，在英国银行界受到非常高的评价。在西班牙，仅经营本土市场上传统银行业务的西班牙人民银行也在国际金融界享有极佳声誉。这说明在国际金融界，银行是不以大小论英雄的，关键是看盈利能力和市值。
(三)风险管理方法单一
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技术非常丰富，而且分类科学、量化准确、手段先进，这些技术来源于科学的风险管理理念。计量方法和模型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技术上的重要发展。目前，不仅针对市场风险开发了以风险价值VaR为代表的计量模型．而且对信用风险、一般认为不易量化的操作风险也开发了计量模型。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的先进技术与方法方面还存在许多空白，在风险量化管理方面还非常薄弱，大多数银行还停留在资产负债指标管理和头寸匹配管理的水平上．风险价值VaR、IRB、AMA、RAROC和持续期等概念刚刚开始引入，甚至不太熟悉，更谈不上普遍使用了。
(四)风险控制体系不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没有建立独立的审贷官序列。现代商业银行业务线都是纵向式的，适应这种体制，其审贷官序列也都是纵向式的。目前国内银行的审贷体制基本上是横向的，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管理组织制度。大多数商业银行还没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也没有专职的风险经理，无论是内部稽核部门、信贷管理部门(管理信用风险)或资金管理部门(管理利率等市场风险)，都没有能力承担起独立的、具有权威性的、能够有效管理银行各个方面风险的风险管理职责。
三、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为标准．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逐步实施，必将像《巴塞尔协议》一样，成为国际银行业的监管准则。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要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为标准，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一)引入先进的风险管理计量方法
计量方法的引入和使用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是对风险进行精确管理的具体实践。我国商业银行要紧跟国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步伐，引入先进的风险管理计量方法。一是要从观念上充分认识商业银行使用计量方法对风险进行管理的意义，这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二是研究能够准确计量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方法。在争取巴塞尔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充分掌握《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思想的前提下，设计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计量模型，然后积累数据，对计量模型进行测试，修正后确定三大风险的计量模型，并且在我国商业银行中推广，全面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二)加强外部监管．严格信息披露
在外部监管方面，2003年4月，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对商业银行外部监管加强，从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看，《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外部监管的四项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落实。但是，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相比，银监会对风险的评估过于简单化，只是强调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评估状况，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则要求确保风险管理覆盖所有风险类型，并且对任何风险种类以及对金融创新等相关因素进行监控。鉴于目前的状况，监管当局要在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的基础上．统一监管标准，建立统一的考核监测平台．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尽快赶上国际先进银行的水平。
在信息披露方面，《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频率、范围有着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适用范围，包括定性披露和定量披露，有着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商业银行，除上市银行外，大部分在信息披露方面不规范，没有达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因此，要严格信息披露，一是要完善银行会计体系和会计财务信息披露；二是要加强风险披露。三是要完善资本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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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用风险披露制度介绍
我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个全面、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直到1995年才在颁布的《商业银行法》第56条中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于每一会计年度终了三个月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公布其上一年度的经营业绩和审计报告，至于公布的格式及公布的对象、范围、地点等均未作明确说明。为满足上市银行信息披露的需要，2000年11月证监会陆续颁布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商业银行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7号）-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号、第2号和第7号要求上市银行在招股说明书和年报中披露银行可能存在的信贷风险，并就不良贷款率、重组贷款和贷款风险集中度等有关指标予以明确。同时要求上市银行对信用风险因素能够做出定量分析的，应进行定量分析，不能做出定量分析的，应进行定性描述。由于第1号、第2号和第7号披露规则均是在2000年年底前的，对各类风险的分类和定义描述仍然停留在原有阶段，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的最新要求不尽一致。
2002年5月，人民银行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该办法是在考虑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基础上制定的。办法针对银行资产可能面临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因素提出了比较系统和规范的披露标准，其中关于信用风险披露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披露信用风险管理、信用风险暴露、信贷质量和收益的情况，包括产生信用风险的业务活动、信用风险管理和控制政策、信用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和职责划分、资产风险分类的程序和方法、信用风险分布情况、信用风险集中程度、逾期贷款的账龄分析、贷款重组、资产收益率等情况”。条款基本涵盖了第1号、第2号和第7号披露规则中的有关要求。因此，本文将主要以《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中关于信用风险披露要求为标准，对四家上市银行的信用风险披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二、四家银行信用风险披露情况分析
随着贷款五级分类法的推广和运用，有关信用风险的监管要求和手段也日益具体和完善。从各上市银行的年报来看，有关信用风险的披露相比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其他类别风险而言更为丰富和具体，在披露手段上也遵从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分析如下：
（一）信用风险总体情况披露。从四家上市银行的总体披露情况来看，各行对信用业务活动的内容界定、风险管理和控制政策、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和职责划分等内容做了较为详细的披露，披露方式以定性披露为主。各行对信用业务活动的内容基本界定为各类贷款业务和票据贴现、同业拆借、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担保函等贷款性质的业务；各行对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和职责划分基本为信贷审批、信贷业务和风险管理三分的组织架构；关于风险管理和控制政策，各行也主要从建立审贷分离相互制衡的风险控制体系、统一授信制度、加强对分支机构资产质量考核和风险责任人制度、加强对不良资产的重点监控与管理等方面明确了信用风险防范措施。除了招商银行披露正在积极建设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之外，其他银行没有披露有关措施，这说明尽管各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不断趋于系统全面，但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建立“内部评级体系”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二）信贷资产质量披露。在信贷资产分类程序和方法方面，各行均明确了1999年（含以前）使用的期限法（通常称为“一逾两呆”分类）和2000年后的“资产五级分类法”，但对五级分类的具体判定标准和程序却缺乏详细披露。从信贷资产质量来看，从2000至2003年，浦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按“五级分类”口径计算）逐年下降，分别为10.3%、8.11%、5.53%和2.7%，民生银行也从2000年的5.72%降至2003年的1.6%，招商银行从2000年的16.59%降至2003年的4.18%.单从比率来看，可以说四家上市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非常乐观。
如果对不良贷款率的具体构成进行分析，结果不尽其然。无论是按照“一逾两呆”还是“资产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都是不良贷款额÷全部贷款所得的比率。首先，分析“分母因素”可以发现，深发展、浦发、民生和招商银行的贷款业务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幅度，如深发展银行2000—2003年的贷款额分别为145.7亿元、534.65亿元、841.15亿元和1101.2亿元，2001年比2000年增长267%，2002比2000年增长477%，比2001年增长57%，2003年比2001年增长106%，比2002年增长30.9%.即使如此，深发展贷款业务的发展速度在四家银行中仍处于末位，浦发、民生和招商三家银行的业务均以超常规的速度迅速扩张，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张与不良贷款率下降可以说不无关系。其次，从“分子因素”-不良贷款额的绝对值来看，个别银行较上年甚至大幅增长。如深发展2002年按“一逾两呆”口径计算的不良贷款余额合计93.85亿元，比年初增长18.24%；按“五级分类”口径计算的不良贷款合计97.64亿元，增长了19.28%.事实说明，在贷款规模急剧增加的前提下，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贷款的大规模增长是导致不良贷款率降低的主要原因，而不良贷款的绝对额却在不断增加，上市银行的资产质量并不乐观。各行依靠扩大贷款规模来“稀释”不良贷款率似乎很有效，但并不能掩盖实际蕴涵的巨大风险，而这种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大，需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
关于逾期贷款，除了深发展之外，其他三家银行都对逾期贷款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账龄分析，其中浦发银行对呆滞和呆账贷款均按细化的分类标准予以披露，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划分的标准较粗，且只对呆滞贷款进行了详细披露，对呆账贷款没有披露。对贷款重组以及重组后的逾期贷款，四家银行均进行了相关披露。
（三）贷款风险集中程度披露。关于贷款风险集中程度本文共统计对比了三项指标：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占贷款总额比例。从最大十家客户贷款占贷款总额比例来看，各上市银行的指标值逐步降低，从2000年的平均值8%左右降为2003年的3%左右，贷款分布行业主要集中在石化、电力、电信、房地产、公路、运输等方面。随着2004年国家宏观调控和各商业银行信贷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各行的贷款分布将进一步趋向煤电、高科技行业。从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来看，各上市银行的这两项比例指标逐步降低，基本符合≤10%和≤50%的要求，但是民生、浦发和招商银行在2000至2003年期间都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其中浦发和招商银行尤为明显。分析说明，各上市银行单一客户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的集中风险正逐步分散，但依然呈现出不平衡和波动形态，还需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
三、相关政策建议综上分析，当前我国上市银行无论是信用风险制度还是现实披露状况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问题。一方面，上市银行有关风险方面的披露规范有待更新完善，如《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号、第2号和第7号颁布时间较早，对信用风险的披露要求较为粗线条，还未充分吸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的相关风险的最新概念和监管要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尽管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的信用风险概念和披露内容保持一致，对信用风险的披露要求也更为具体，但总体来看，披露要求仍停留在基本阶段，缺乏更为体系化的信用风险披露规定，对信用风险评价标准和影响信用风险的因素缺乏系统的定量分析要求和标准；另一方面是当前上市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有限，《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国际活跃银行和全球符合标准的大银行加快实施“内部评级法”，在当前全球金融一体化和金融领域逐步放开的背景下，这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理念、管理理论和管理手段均提出了挑战。
有鉴于此，监管部门首先要建立健全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将信用风险考核指标体系化、标准化，在考核不良贷款率的基础上，加大不良贷款绝对额的考核和奖惩力度，对不良贷款率下降而不良贷款额上升的银行应认真检查分析原因，防止银行利用新增贷款降低不良率的行为；其次监管部门应积极推进商业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提高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手段和管理水平，尽快与国际标准接轨，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毛晓威、巴曙松，《巴塞尔委员会资本协议的演变与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新进展》，《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4月。
2.汤云为、胡奕明，《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巴塞尔原则及对我国的指导意义》，《会计研究》，2002年3月。3.《巴塞尔核心原则联络小组成员国贷款分类和准备计提的现行作法的调查报告》，中国银监会网站。
4.项有志、郭荣丽，《银行监管与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的改进》，《会计研究》，2002年11月。
5.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2002年5月21日下发。
6.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号-商业银行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商业银行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7号-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7.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银行风险评级指引》，2004年1月下发。
篇8
非现场监管是有效银行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持续银行监管的重要手段和方法。2003年,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承接银行监管职责后,有必要针对非现场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修改和完善,以进一步提高银行监管的质量和效率。鉴于此,笔者对非现场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改进建议,供决策参考。
一、非现场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监管制度不完善,监管随意性较大。一是监管制度深度有待突破。监管责任制中仅对监管信息收集内容以及信息的处理和监管报告作了规定,对风险评价以及应采取的措施没有规范性的要求,致使非现场监管工作随意性较大。监管人员即使没有准确判断风险,并及时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在制度上也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二是监管制度广度仍需扩展。《商业银行法》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仅对商业银行违反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做出明确的处理规定,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仅是监管指标的一部分,对其他监管指标尚未从法规上进行约束。
2.监管指标体系设计欠合理,风险反映不够充分。一是注重对传统资产负债业务的监管,弱化对表外业务和新业务的监管。如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等表外业务,监管体系虽有所涉猎,但仅限于表面分析。对于见证、代客理财、外汇交易等新业务,监管体系尚未涉及;二是注重对信贷资产的监管,忽视对非信贷资产的监管。监管部门每月对信贷资产质量进行监测分析,但是对债券投资、抵债资产和递延资产等非信贷资产分析较少;三是注重对即时风险的监管,弱化对潜在风险的监管。对资产负债结构不匹配潜在的流动性风险、资金运用效率较低潜在的收益风险缺乏深入分析的工具和能力;四是注重对单个指标的考核,忽视对指标间联系的分析。对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指标间,缺乏互动性的分析指标,如流动性比例和存贷比例的关系、资本充足率与资本利润率的关系等;五是重点考虑对商业银行总行的监管,忽视各级监管机构监管指标的设计。对法人机构和非法人使用相同的监管指标,体现不出不同层级的监管机构不同的监管重点。
3.监管技术较为落后,信息共享率低。目前,监管部门应用电子计算机的水平远落后于商业银行,由于应用水平较低,降低了监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一是风险反映滞后。非现场监管资料主要依靠手工报表和磁盘传递,尚没有建立监管数据的网络传输以及自动核对、汇总、分析和报送监管资料,使监管部门无法实时掌握被监管机构的经营状况,特别是大额交易及风险状况,以便及时采取监管措施;二是信息共享率低。人民银行监管、统计、货币信贷、会计等部门均要求商业银行报送报表资料,由于监管部门电子技术应用率较低,信息共享率不高,导致商业银行和人民银行相关部门重复劳动,增加了工作量。三是数据吻合性差。监管部门从商业银行获取的数据往往与人民银行统计部门获取的数据差距较大,特别是不良贷款数据。四是工作效率较低。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报表资料主要靠手工报送,工作量大、速度慢,监管部门没有充足的时间分析监管信息并完成风险评价工作,使非现场监管工作难以做深,影响了监管的质量。
4.监管资料报送内容多,商业银行负担较重。一是监管报表涵盖量过大。商业银行和各级监管机构普遍反映报表数量多、数据涵盖量大,使基层行忙于采集数据,无暇深入分析原因、对策。二是报表报送时间紧。商业银行报送资料的时间很紧,统计、信贷、会计部门的综合统计岗位,每月上旬要完成上级行和监管部门数十份报表,对于分析资料,由于时间过紧,只能作简要分析,深度不够,质量欠佳,导致监管部门经常简单地把商业银行报送的资料略微补充修改即上报。三是不良贷款清单设计欠合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清单要求不论金额大小逐户逐笔填报,而且要对每个客户的不同贷款笔数和利息进行拆分,各商业银行普遍反映工作量大,特别是贷款笔数利息进行拆分操作难度大且不准确。
二、改进非现场监管工作的建议
银监会全面负责银行监管后,要改变监管工作主要依靠手工操作和低水平电子化应用的现状,尽快建立在电子化、网络化基础上的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实现对监管数据、资料进行全面、系统、持续、动态的分析比较,及时发现银行存在的潜在问题,发挥非现场监管的风险预警作用。
1.完善非现场监管工作管理办法,规范非现场监管工作。一是建立监管人员定期走访制度。监管人员通过定期走访,对商业银行提供的非现场监管数据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完成月度分析报告(而不仅仅是半年一次的监管报告),同时,对潜在的风险提出进一步采取的监管措施和建议;二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要从制度上规定非现场监管信息必须实施统一采集、集中处理和信息共享,规定信息采集的内容、形式和要求,规定监管部门必须及时将监管信息资料和日常监管情况放人非现场监管信息平台。同时,通过监管平台与被监管机构的联网,实现实时监管,扩大监管的覆盖面,以便在更宽的层面上让监管部门共享监管信息。三是建立非现场监管工作失职追究责任制度。要完善监管人员非现场监管各个环节的工作责任制(包括信息收集、整理、分析以及采取的监管措施),对是否及时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要有硬性的责任约束机制,对未及时采取措施有效控制风险等监管不力的行为要建立监管失职追究责任制度,提高非现场监管工作的效率。
2.建立科学监管体系,提高监管制度的稳定性。一是建立分层次、分机构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不同层次的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重点应该不同,因此,应结合实际情况建立不同层级的监管指标体系。同时,要结合不同类型银行机构的经营特点,将或有资产负债风险、非信贷资产风险等纳入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二是建立以风险分析模型为主要内容的风险评价体系。我国尚没有建立商业银行风险评价系统,使银行间缺乏比较和评价标准。笔者建议借鉴新加坡的评级系统,该系统在美国骆驼评级系统的基础上,引入了新的监管理念,较为适用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评级。我国监管部门在借鉴国外风险评级体系的基础上定期对单个银行机构和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综合评级,根据商业银行不同的评级结果实施分类监管,以节约监管资源,提高效率。
篇9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信息披露；透明度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1-0-02
信息披露，也称公示、公开披露，是指为保障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接受社会众的监督，上市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将其自身的财务变化、经营状况等信息和资料向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或公告，以便投资者充分了解相关情况。上市后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开披露信息的形式主要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两种。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其他报告为临时报告。信息披露基本原则是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的前提条件。在进行信息披露时，应遵循以下几项基本原则：真实性原则、准确性原则、完整性原则、及时性原则和公平性原则。信息披露工作对于保护投资者权益、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而言，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我国上市银行信息披露问题
概括起来，我国上市银行年报的信息披露具有以下问题：
1.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普遍存在
从会计规范的形式上，以国家的会计准则及统一的会计制度为依据；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来看，商业银行更注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会计人员在会计政策的选择时很有可能选择那些有利于当期收益和利润大的计算处理方法，稳健性原则在实际中难以得到运用；从会计信息披露的范围和程度上看，信息披露的范围要相对较小，程度要求不高；从会计信息监督体系来看，提供的会计信息明显地表现出为经营者服务的倾向，会计信息披露在企业经营者那里可以得到操纵，会计信息的质量难以保证。
2.与国际通行准则存在一定差距
我国的信息披露的现行法规是在充分借鉴了巴塞尔委员会的相关标准之后建立的，但是考虑到我国银行业落后的发展水平，目前的法规同巴塞尔委员会的一系列披露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1）市场风险方面
国际做法通常有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对于信息披露水平的要求是不同的。第一种情况是采用了VAR 等风险计量统计模型，第二种是未采用统计模型而是采用标准法计算风险权重系数。从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实际运作看，VAR 在一、二家银行试点，尚未得到普遍的运用。因此，当前应当以第二种方法为主，即侧重对风险权数计量下各类风险敞口、风险管理业绩的揭示。但是，在证监会的要求中，关于市场风险权数、标准法适用的投资组合以及不同风险资产对应的资本要求等均无披露要求。
（2）信用风险方面
在我国，对上市银行有关信用风险披露的要求远远高于其他非上市银行，尤其在信贷资产质量、信贷风险（包括信贷集中）、呆账准备金计提等方面。但是“新协议”关于信用风险评级（特别是内部信用评级方面）、信用风险敞口计量、各种信用风险缓解技术（如抵押、担保、保险等）等方面的信息披露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我国有关规定中尚未见有这方面的要求。
（3）利率风险方面
这是“新协议”别强调的一部分。国际上对利率风险的管理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期限法、缺口法、风险收益法（VAR）、统计模型、敏感分析、情景分析等，因此，到期日、期限、重新定价、基点价值、利率冲击结果等均成为利率风险披露的对象。证监会要求中有关于到期日方面的披露要求，仅够巴塞尔要求的“底线”。
3.公允价值计量存在诸多争议
在银行业全面实施公允价值会计尚非常困难，即便仅仅针对信息披露的目的，也存在很多计量方面的困难，如非市场化资产的计量，负债价值的确定等等。除了上述计量方面的复杂性外，完全采用公允价值进行信息披露还存在一系列困难，诸如成本上升、信息波动、跨行可比性下降等；我国现行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也未对公允价值的披露做出明确要求。在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资产证券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历史成本会计和公允价值会计并存的混合内模式将成为改进信息披露的一个现实选择。
二、我国上市银行信息披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上市银行信息披露不规范、不全面以及与国际通行准则差距较大，主要有以下原因：
1.法规不健全，要求不统一
2006年财政部出台新会计准则，银监会通过《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2008年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此外还有《商业银行法》、《金融保险企业会计制度》等法规条例。我国实行的是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业监管体制，在上述法律法规由于制定方不同，使得有些法律法规相互矛盾，或者不适合当前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需要；有些没有配套解释或补充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此外，对管理人员和机构的责任和权利、提供伪劣信息的处罚也没有明确规定，使得监管的责任与义务难以落实。
目前，我国银行具体会计事项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各家银行的资产负债分类有很大的差别，对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坏账准备的计提也不尽相同，甚至有的银行分支机构把坏账准备和应付利息的计提用来虚构利润，对亏损或盈利的深层次原因难以阐述，财务信息缺乏可比性和不透明，给管理决策和监管增加了很大难度。
2.银行管理技术水平较为落后
全球金融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业务创新和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相应地，银行的监管方式、监管内容以及信息披露也应该不断提高和改进。如新巴塞尔协议在最低资本金问题上增加了新的要求，各银行必须建立自己的内部风险评估机制，特别是大银行，要运用自己的内部评级系统，决定自己对资本的需求，或借用外部评级机构特别是专业评级机构对贷款企业进行评级，根据评级决定银行面临的风险有多大，并为此准备多少风险准备金，但这必须在严格的监管之下进行。在市场风险测定上，建议风险管理水平高、具有高质量内部风险评级的银行采用IRB方法（Internal Rating Based），这种风险测量方法的假设前提、模型参数、模型测试均有很高的披露要求，在我国很难推行。关于操作风险，这是巴塞尔协议中新提出的要求，将其纳入了银行最低资本量的考虑范，银行应对其最低资本量的测量和风险评估手段做出详尽的信息披露。操作风险的测量在我国银行基本没有涉及。显然，要达到巴塞尔协议的信息披露要求，我国商业银行现有管理技术水平无法达成，技术上的支持、使用的评级系统以及数据的要求都构成了严峻挑战。
3.上市银行缺乏自愿披露积极性
由于对于信息披露对集团的正面影响认识不足，经营者宁愿让管理人员粉饰报表，也不愿正视问题加以改进；不愿主动披露重大变动或将带来重大影响的消息；对于法律法规要求之外的信息都不予披露和列示。实际上，信息披露不仅能保障股东知情权，帮助投资者理性决策，便于证券监管，也能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强制性信息披露类似市场与政府对经济的作用，国内外都有限制信息披露而导致破产清算的实例，比如日本政府在帮助银行隐瞒资产质量和规模的同时，市场依旧通过股价对银行管理者进行了惩罚。因此管理者适度披露信息，于企业，于投资者都是双赢的措施。我国对这方面的宣传教育比较薄弱，证券市场的发展也处于起步阶段，在金融、会计制度尚未建立严格统一标准的前提下，管理者更容易投机取巧，缺乏信息披露的积极性。
三、解决我国上市银行信息披露存在问题的对策分析
根据前文的比较和分析，针对如何规范我国上市银行的信息披露，提出以下建议：
1.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规范信息披露内容
为了完善我国上市银行信息披露制度规范，除了逐步与巴塞尔协议、国际会计准则等通行准则接轨靠拢之外，还应结合我国金融发展趋势和实际国情，制定能满足监管需要、投资决策的信息披露法规解释。根据城市商业银行和全国性银行及其投资者的不同特点，对上市银行的信息披露提出不同要求，使编报工作能更快完成，并使投资者能得到有效信息。
就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有以下设想：
（1）采用编制留存收益表和股东权益变动表作为附表集中反映银行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报表注释披露那些报表本身不能说明或不能详细说明的信息，对会计报表起补充、说明、解释的作用，以贯彻充分披露原则，内容应包括会计政策及其变更、重要项目、或有事项等。
（2）补充报表应包括资产质量状况表、衍生金融产品状况表、按币种列示资产负债表、情况表等，此外，还应包含风险分类状况表、资产流动性情况和贷款集中度情况的信息。
（3）可考虑在适当规范的基础上鼓励自愿披露会计信息及其派生信息，主要内容应包括会计信息的其它豁免、财务分析指标、财务预测信息等等；也应披露其它相关信息，如董事长或总经理业务报告、重要人员基本情况、重要机构部门及其变动情况、内部控制制度说明、外部评级情况、银监会和工商部门的奖惩决定等影响银行业发展的信息。
2.打破行业规章壁垒，加强信息披露监控
我国与上市银行信息披露有关法规及规章的制定机构有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和人民银行。不同的部门和机构制定法律法规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难免造成法规之间相抵触，且可能是特殊法与普通法、新法与旧法难以调整的范畴，难以对上市银行的信息披露形成系统监管和统一约束。故应适当修订《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披露办法》等法律法规，打破“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分业经营”的行业壁垒规定，构建系统法规；在坚持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监管的前提下，加强信息共享，发挥分业监管的协同作用，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和公平公正。
（1）要加强银监会与证监会以及国际金融组织、国外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随着上市银行数量的增加，要求证监会与银监会加强合作力度，协调监管。而加入WTO后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也要求我国的监管机构与国外监管机构以及国际性组织增进合作、加强交流。
（2）要加强银监会、银监局各部门之间信息共享。银监会内部各部门、各级机构间的合作能够提高其检查的工作效率，发挥协同作用，使监管机构能科学合理地配置监管力量。
（3）加强内控审计，将责任落实到各岗位。在单位规章指导下制定明确的计划目标，建立良好的沟通反馈途径，对违规造假、知情不报者施以严惩；同时加强外部审计，如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以充分调动各种监管力量，实施最广泛的全方位的监管。
3.缩减报表种类数量，加强技术更新换代
现今的信息处理技术和通讯手段可以弥补人力的不足，并能降低披露成本、提高披露的有效性。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披露实践逐步由单一的以纸张介质的信息披露，过渡到以纸张和网络介质并用的新阶段。银行的各网点每月、季、年终决算，要向上级递交的报表众多，可利用高新技术采取措施以简化上报方式，缩短统计时间，以提升报表质量。
（1）压缩报表种类，删除重复统计的报表，形成以资产负债表为核心其他专业报表为补充的报表体系。如储蓄报表侧重于分析存款的结构，出纳报表主要是分析现金投放和回笼情况，计划报表重点放在对资金调度情况分析，信贷报表用于反映信贷资产的形态和状况
（2）改变各网点报表时间要求，对一些时间性不强、发生频率不高的报表，改月报为年报或半年报。
（3）培养、配备兼职的报表统计员，几个专业账户共用一台微机，将撤下的微机用于装配一线营业网点提高电子化覆盖率；将全省分行的报表系统进行集中统一，建立全省分行集中式报表系统。
4.推进信息披露宣传，防范银行道德风险
伴随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日益提高，现阶段我国法律难以全面界定和规范，难免出现一些暂时未能及时预见的体制漏洞，此时道德对法律的调整和补充显得极为重要。唯有使管理者认识到信息披露对企业自身的益处，让银行从业人员了解数据和报表真实性、及时性的重大意义，并在企业规章的明文规定下，才能防止银行经营战略的偏差和失误，防范个人的职业道德风险。
强化信息披露的法律约束，要在法律责任下再强化个人责任，对重大虚假信息披露的主要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使之成为震慑信息披露犯罪的有力武器，和限制责任人进入企业管理高层的保护屏障。通过经济、法律手段保障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对不按期披露公开信息的，银监会应及时对其采取警告、批评、罚款等措施进行有效约束。同时，银监会、证监会和人民银行也应加大对信息披露的正面宣传，例如树立行业信息披露模范，对管理者进行信息透明度和内控重要性的职业教育，以激发企业信息披露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蒋建华.论金融审计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督.审计研究，2004（04）：38-41.
[2]胡卫锋.新会计准则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影响.金融会计，2007（02）：9-11.
篇10
（一）不规范经营使银行暴利受诟病。2011年，银行利润继续实现大幅增长。根据银监会统计，2011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商业银行人均利润近40万元，是工业企业的12倍。在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实体经济经营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却实现了高盈利，这不符合市场运行规律。为此，银行的各种不规范经营行为也就就成为了众矢之的：以贷转存、存贷挂钩、以贷收费、浮利分费、借贷搭售、一浮到顶、转嫁成本等问题饱受责难。近期，又有部分商业银行出于成本考虑，将逐步停办存折业务，引来广大金融消费者特别是广大中老年消费者的不满。实际上，商业银行通过不规范经营而盈利是一种短视行为，它严重损害了银行声誉，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削弱了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此外，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创新，在追求成本最小化和盈利最大化的同时，更不能忘记客户满意度以及商业银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商业银行作为第三产业，其利润来自整个经济产业链条的中间环节。如果这个中间环节在产业链条上攫取过多利润，那么实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利润必然就薄。这时，金融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制约经济发展。
（二）银行经营业绩上佳却频频再融资。目前我国银行间的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各银行在扩张过程中资本消耗的速度过快导致资本充足率下滑，使得国内商业银行陷入“依赖利差——信贷扩张——资本充足率下降——再融资”的怪圈。与2011年年末相比，2012年9月末，我国14家上市银行中，有8家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出现下降，最大的下降幅度高达2.96个百分点；有7家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出现下降，最大的下降幅度为2.8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全球市场对于银行业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监会也了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总资本三个最低资本要求比例分别为5％、6％、8％；同时引入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包括2.5％的留存超额资本和0-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增加了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随着监管的升级以及资本消耗的加快，商业银行将于2012年再度开启融资阀门。据有关部门研究，如果银行贷款增速维持过去5年14-15％的水平，银行只通过减少分红来补充资本，那么“十二五”期间国内13家上市银行（不含城商行）的核心资本缺口合计将达到7900亿元，总资本缺口合计接近1.4万亿元。
（三）银行垄断为不规范经营提供温床。银行业不规范经营获得暴利秘诀就是垄断。首先是准入垄断。我国不允许随便开办银行，实行准入制。几大国有银行的市场占比高达80％，基本上没有业内激烈的竞争，且有国家厚爱有加的“呵护”。其次，业务垄断。在我国当前实体经济融资仍以银行信贷为主的现实情况下，但凡涉及到银行信贷，几乎都是银行说了算，即使觉得银行的规定不合理，还得进银行的门，看银行的脸色。再次，收入垄断。银行业的利润主要是靠“吃利差”带来的。目前，我国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3.5％，1年期定期贷款利率是6.56％，利差超过3％，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除此之外，名目繁多的手续费也是银行利润的重要来源。正是“吃利差”和“手续费”的双重驱动，形成了中国银行业的暴利，这种“逆向激励”将不断扩大银行业的不公平竞争，不利于我国未来深化经济改革。
二、多重风险影响金融稳定
（一）民间高利贷“泡沫”风险。2011年，社会资金紧张诱使民间资金不断弃“实”投“虚”，一些地方竟然出现了全民放贷现象。还有一些资金雄厚的垄断国企、某些“三高”超募发行的上市公司，通过企业——银行——企业的转贷方式或其它方式，向中小企业和个人放贷，坐吃高额息差。浙江、广东、江苏等民营企业多的省份出现了多起企业主因资金断裂、还不起高利贷而“跑路”、“失踪”和“自杀”事件，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二）房地产信贷风险。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杠杆率通常比较高，一旦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灭，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会很快枯竭，导致房企资金链断裂，并把风险迅速传递给银行，进而传递给整个社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三）平台贷款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在我国已经存在了较长时间，但真正开始大规模积累是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由于应对危机的任务紧迫，加上贷款没有额度管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得以充分释放，随之而来的是平台贷款快速增长。尽管近一年多来，管理层对平台贷款的管控取得了成效，但防范与化解平台贷款风险，对我国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财政风险，促进国民经济稳健发展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影子银行风险。近两年来，监管较少的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网贷公司以及各类投资公司都行使着准银行的职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被看作是影子银行的组成部分。众多的非银行机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民间借贷网络，吸收了大量银行资金和民间资金投入到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如果不加以控制，区域经济、金融稳定难免受到影响。此外，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银、证、保分野，模糊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界限，也成为绕开宏观调控、规避金融监管、进而制造金融和经济不稳定的工具。
（五）跨境资金流出风险。2011年下半年以来，在欧债危机以及叙利亚、伊朗局势等外部市场持续波动的作用下，跨境资金波动随之加剧，国内的跨境资金面临流出风险。跨境资金频繁进出，也反映出阶段性的套利资本流出的风险在增大。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风险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存在着从局部金融风险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转化的可能。
三、维护金融稳定应促进银行业规范化经营
（一）加强银行业信用评级。从公平合理程度看，要促进银行业规范化经营，就有必要将其纳入征信范围，加强信用评级。我国征信系统由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及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组成，却没有对商业银行征信，导致信贷市场出现信息不对称，也有失公允。所以，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通过加强对金融机构征信特别是信用评级加以解决。国际实践经验证明，建立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制度是建立现代金融管理制度的基础，对于金融业规范经营与发展至关重要。鉴于中国信用评级行业尚处于初级阶段，主管机构职责的理顺对行业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2011年12月底，国务院已批准央行作为信用评级行业的主管部门，这意味着中国信用评级行业多头监管的格局终于被打破。中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应当在央行领导下，顺应国际信用评级行业的改革发展趋势，结合本国国情，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确保本国经济金融安全的信用评级行业发展道路。以此同时，利用各种措施增强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意识，促使其规范经营。管理层对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应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硬约束，推动将其经营行为列入信用评级的指标中，并将信用评级结果与其获得经营信誉、经营业绩相结合，成为考核、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商业银行也应减少对外部评级这种他律机制的依赖性，变他律为自律，变被动为主动，努力创造条件，运用内部评级法，对自己的产品做出更多评估，提升内部评级的比重。最后，还应尽量扩大信用评级结果的运用范围。将商业银行信用评级的结果与新业务准入、资本充足率要求、重大投资项目许可乃至对商业银行经营规模和发展的控制，以及对高管人员的考核和管理等重大经营事项联系在一起，提高其对信用评级的重视程度。另外，还需要大力发展证券市场。资本市场中“用脚投票”的规则以及对自身股价波动的关注必定会增强商业银行对自身信用评级结果的重视程度，更不用说评级的好坏还决定了商业银行在市场的融资能力，也能够决定商业银行的经营命运。
（二）加快银行业市场化改革。首先，准确把握银行业发展基调。银行业应当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稳健和规范公司治理，调整发展速度，转变经营发展方式，按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推进稳健经营，实现稳健发展；准确把握服务方向，将有限的信贷资源投放到重点在建工程、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为实体经济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做到“有扶有控”，限制对“两高一剩”和落后产能行业的信贷投入，促进实体经济沿着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科学发展。其次，应加强经济资本约束。银行应真正认识到经济资本的实质，进行理性的自我约束。为此，商业银行应明确经济资本约束的目标，高度重视资本的有限性和高成本性，在经营决策时要充分考虑到风险及其资本占用，将收益与风险和成本相统一。同时，商业银行应积极调整资产结构，从内部挖掘发展潜力；进一步加强融资管理，包括合理规划自身资本结构，选择适当的融资工具，积极拓宽资本金补充渠道，降低融资对资本市场的依赖度。再次，大力加强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要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办事，积极推进股权多元化，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尽快制定出“新36条”实施细则，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还应重点推动小额贷款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让存贷款利率完全由市场来决定。随着银行间竞争越来越激烈，存贷款利率才能朝着均衡方向发展。这不仅能够保护广大银行客户的利益、降低银行绝对定价权优势、消除银行业暴利，还有助于银行业增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促进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四、维护金融稳定还需其他多项改革策略并举
（一）货币政策应适时适度预调微调。金融稳定的实现是由货币政策的调控要素与中介传导共同决定的，因此货币政策的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也能起到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2012年2月18日，央行决定，从2月24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2012年首次下调存准率。此次下调，就是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的具体体现，有利于缓解银行流动性压力，增强银行信贷投放能力，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维护了金融稳定。
（二）进一步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积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不断创新调控工具和手段，防止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比如，管理层已经针对商业银行制定了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四大监管新工具，并出台了差别准备金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可以有效实现对银行信贷投放的有效管控；而对于影子银行体系的信托贷款、理财产品等，可以通过特种存款、建立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风险防火墙等制度，加强对理财产品、信托计划的监测和调控，实现比较有效的管控。
（三）扎实做好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处置工作。要切实加强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监测分析，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日常金融风险监测，依法规范开展金融机构稳健性现场评估，强化重大金融突发事件报告制度，强化银行、证券、保险业日常风险监测，加强金融稳定重点领域和热点问题的分析研究，重点监测分析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民间融资活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和潜在风险，敏锐发现、及时报告、妥善处理各类风险事件，防止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