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管理相关知识范文
时间：2023-08-10 17: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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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上市公司 工程项目 风险 控制
一、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风险
（一）不相容职责设置不当风险
公司未按《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要求设置工程项目管理中不相容的职责或岗位，可能产生舞弊、欺诈等问题，从而造成公司的资产损失。
（二）相关制度不健全风险
公司未能建立健全工程项目相关的管理制度，未能对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核、立项的申报、概预算的审批、外委项目的招投标、施工管理、款项支付、竣工验收、竣工结（决）算的审核等行为进行规范，可能导致公司因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而遭受外部处罚、经济损失和信誉损失。
（三）决策失误风险
公司未能对市场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工程项目建成后未能实现预期经营目标，公司未能实现预计的效益。
（四）审批行为不当风险
公司相关人员未按相关制度的规定对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核、立项的申报、概预算的审批、外委项目的招投标、施工管理、款项支付、竣工验收、竣工结（决）算的审核结算审核等行为进行审批或超越授权审批，可能因重大差错、舞弊、欺诈而导致公司的资产损失。
（五）概预算编制不当和执行不力风险
公司未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工程项目概预算，工程款项的支付未按概预算的口径列支，未能按概预算的额度、工程完工进度情况、合同等有效地控制工程款项的支付，而导致公司的收益减少。
（六）项目管理不当风险
公司未制定工程项目施工管理方案，各施工参与主体的职责分工不明确，导致施工管理混乱，未能按计划进度施工，成本失控。
（七）竣工结（决）算工作不当风险
公司未配备专人对工程项目相关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工程项目的竣工图纸、工程签证记录不清晰、不完整、不规范，工程项目相关档案资料缺失，导致工程项目竣工结（决）算依据不充分，无法进行开展竣工结（决）算、竣工验收及资产移交工作。
（八）财务信息失实风险
公司未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工程项目进行财务核算，相关财务信息不真实、不准确，可能导致公司的资产账实不符或资产损失。
二、工程项目管理和控制的内容
相关制度应当健全，职责分工、权限范围和审批程序应当明确规范，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应当符合不相容职责或岗位相分离的原则；工程项目的决策依据应当充分适当，决策过程应当符合相关制度的规定；概预算编制的依据、内容、标准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外委项目的招标程序和合同协议的签订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工程价款的支付比例应当符合相关合同的约定，应当与工程的完工进度匹配；竣工结（决）算环节的控制流程应当科学严密，竣工验收程序及资产移交手续等应当规范；工程项目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防范工程项目的管理风险
（一）建立科学合理合规的机构设置和岗位设置，各司其责
在决策程序方面，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总经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决策层，根据审批权限分别对工程项目的立项、相关大额合同的签订等事项进行审批。各相关职能部门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执行层，根据职责分工分别开展工程项目相关的业务活动。
在部门设置方面，公司设立了项目管理部门、财务部门、合同管理部门、内审部门和纪检部门等工程项目相关的管理部门。项目管理部门负责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概预算的编制、立项申报、外委项目招投标工作的组织、相关合同的拟订、工程款项支付的申请和项目建设、验收工作的组织等工作；财务部门参与可行性研究报告、概预算的审核工作，参与外委项目的评标工作，审核相关合同的财务条款，负责工程款项的审核支付和相关财务核算工作；合同管理部门负责审核相关合同的法律条款；内审部门参与外委项目的评标工作，负责审核相关合同条款，负责竣工结（决）算审核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工程项目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审计工作；纪检部门负责监督外委项目的评标工作，负责对工程项目管理中出现的舞弊、欺诈等行为进行处理。
在岗位设置方面，公司的每个工程项目均设置了项目经理、财务人员、造价人员、资料档案管理人员等岗位各一名。项目经理是公司派驻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的业主代表，负责与项目管理公司、监理公司、总承包施工单位进行沟通协调，并督促其按时保质地完成项目建设；财务人员负责工程项目资金的管理、工程款项的审核支付和财务核算工作；造价人员负责编制工程的概预算，审核工程造价；资料档案管理人员负责相关档案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二）建立健全工程项目相关的管理制度，理清相关业务流程
公司制定了《工程项目管理制度》、《招投标管理制度》、《采购管理制度》和《合同管理规定》等相关的管理制度，理清了相关业务的流程。
（三）制定《工程项目施工管理方案》
公司制定了《工程项目施工管理方案》，明确了业主代表、项目管理公司、监理公司、总承包施工单位等施工参与主体的职责和对其的考核奖惩办法，建立了各施工参与主体之间的沟通渠道和快速反应机制。
（四）充分发挥内部审计职能
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根据工程项目的实际进度组织开展相关的内部审计工作，在事前做好外委项目评标过程的监督工作，做好相关合同的审核工作；在事中组织开展合规性的审查工作；在事后做好竣工结（决）算的审核工作。
篇2
关键词：盈余管理；内部控制实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C9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111-02
当代经济活动中，财务信息的真实性愈显重要。但由于各项法规制度的不完善，证券市场却出现了一系列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盈余管理的滥用就是引发该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内部控制系统的不完善则又是导致盈余管理行为难以抑制的直接原因。企业内部控制包括了内部控制的实施与内部控制的披露两个方面，国内外部分学者正是据此对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实施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现状
就内部控制的实施而言，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是建立在委托理论基础之上的。股东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但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而人是资产的管理者，直接控制公司的运营和盈余管理，又以其自身薪酬、福利及权利最大化为目标，因而造成了与前者间的利益分化和冲突，随着利益冲突的加剧使得内部控制应运而生。内部控制实施理论上即是对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和防范，内部控制成效对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有着重要影响。提高内部控制效率能有效降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均程度，限制人的盈余管理操纵空间，消解人对委托人利益的潜在侵害。
1.国外研究现状
综合我国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当前国外诸多学者已就公司内部控制实施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作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Li和Goh等在研究后证实内部控制缺陷改进后，公司的盈余稳健性将可以得到较大幅度提高。Ashbaugh-Skaife等学者则发现，企业内部控制中有较大缺陷的比没有内部控制明显缺陷的会有更大的异常应计项和更多的应计项噪音，若会计师认为内部控制有较大改善，那么应计项质量亦会有所改善。Lee，Chan和Farrell等则按操纵性应计利润的正负号将样本分门别类进行了研究，结果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的正向操纵性应计利润值和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比其他公司的都大，这足以证明内部控制能有效减少会计舞弊，提高盈余空间。
Ke，Yu和Gong在比较了跨国上市公司和美国本土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后，发现了跨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质量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美国本土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质量则存在较清楚的正相关性关系。Guthrie和Epps对Lee，Chan和Farrell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进一步延伸，比较了有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与没有缺陷的企业的应计利润，表明具有较大缺陷的企业更易利用可操纵应计利润展开盈余操纵。
2.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学者们对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实施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相较而言虽尚处探索阶段，但是也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杨文国在《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分析》一文中就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的影响加以客观全面地分析，基此对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提出了许多的措施和建议。许波则侧重于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模式关系的理论分析，发现公司可以通过董事会、经理层、股东会、监事会和资本市场对其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张国清则以上市公司是否能够提供出积极的自我评估报告并能否获得保荐人或第三方审计人员的审核意见对其内部控制质量进行评价，此外其研究还表明较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并非一定会随之产生高质量的盈余，改善的内部控制质量也并非会伴随提升盈余质量。方春生在研究了财务报告可靠性和内部控制的关系后发现在公司实施了内部控制后，其财务报告的可靠程度会得到明显提升。
张军和王军只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2007年的数据研究企业第一次内部控制审核对于操纵性应计项的影响后表明，在企业实施内部控制审核后，其操纵性应计项得到显著降低。同时，王军只在对比了内部控制审核前和审核后的盈余质量，结果表明第一次进行内部控制评价前后可操控性应计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差异，在内部控制评价后，会计盈余质量比审核前有显著提升，会计盈余质量会出现显著的改善。
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现状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的研究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之上的。经济行为之中，信息不对称会产生道德风险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信号传递理论的建立则有效解决了该问题。信号传递理论表明，优异质量的公司为了区别开较劣质的公司，可能选择对其内部信息进行比较充分的披露，积极向市场传递企业的信号，从而引导优质资源流向自己的公司，继而会引发其公司股票的上涨，反之不披露信息的公司会被认为存在负面消息进而会引起股价的下跌。基此，为获取市场较为良性的反应，公司就会主动披露对自己有利的内部控制信息；同时，站在投资者的立场，在条件大致相同的条件下，自然会选择内部控制信息较为完整披露的公司成为投资的选择。然而，如果把盈余管理引入此信息链时，信息在传递过程就可能会发生扭曲，上述的两个结论也就会有所不同。
1.国外研究现状
相较而言，国外学者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起步更早，成果也相对丰富。Doyle等学者从2001年到2004年间内部控制弱点被披露的200余家公司为对象，检验发现内部控制存在重大弱点的公司，其盈余质量也更低。Beneish的统计结果则显示内部控制比较弱的公司能够增大可能的计量误差，这样上市公司所披露出的内部控制弱点就会释放出财务报告质量不佳的信息。Bedard则侧重研究了公司盈余质量与内部控制缺陷的关系：在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前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并未表现出更低水准，但与内部控制管理方向相同的是，披露后公司的盈余质量却会有明显的改善。
Chan等学者则选择了以主动自曝其公司内部控制不足为对象的122家公司，针对这些公司操纵性应计项绝对值加以评估，发现那些具有内部控制缺陷公司的操纵性应计项绝对值数据远远高于别的公司。Doyle等学者还集中研究了应计质量和内部控制缺陷的关系问题，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严重不足是和应计质量较差紧密联系的。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起步相对更晚，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已引起了学界足够多的重视。方红星、杨有红和汪薇等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问题加以研究，发现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硬性规范没有被充分落实、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不够自愿、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核评价没有统一标尺度。于忠泊、田高良等人结合会计信息的稳健性、可操控应计利润和资源配置效率等三要素研究了内部控制评估报告效用，认为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公开对于会计信息的稳健性和可操控应计利润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推进不够明显。赖文海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盈余质量的实证分析》一文，详细阐释了内部控制缺陷与盈余质量二者间的相关关系：首先是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与公司盈余质量紧密相关，其次是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是提高内部控制水平和提升盈余质量的直接和有效途径。
三、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及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究的展望
就研究过程来看，国外学者对于内部控制的研究起步更早，成果也相对丰富。其重点关注内部控制质量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国内学者就这一问题涉及时间较短，目前主要聚焦于对国外较为成熟的内部控制理论的介绍和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现状的阐述式探讨。就盈余管理质量和内部控制关系的思考而言，无论国际上还是在我国内部，学者们基本上达成了较为一直的见解，诚然，必须承认的是国内对此方向的研讨还不尽深入，研究的成果亦未为相近。方春生、张军和王军等学者较为认同盈余管理质量能够通过内部控制来加以改善，但是张国清、于忠泊和田高良等学者则一致认为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改善效用。
就研究方法而言，国外学者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理论的实证研究已较为成型，但是受限于公司内部控制真实数据的采集，国内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理论的实证研究尚处起步程度，一些实证研究性的学者，汪薇、杨有红、王军只等人只是运用了阐述性统计的方式，所获结论缺乏精确的数据支撑。
就内部控制质量的评估，国外学者侧重于通过如何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缺陷的类型对内部控制质量加以评估。国内学者则因经济环境的不同，在研究中较为注重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经济环境。在过去的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试图运用书面调查方式来对内部控制质量作出衡量，一些学者则精心构建出指标系统，运用取得分值的方式对内部控制作出定量化的统计。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方法，从效果来看都难免有一定的随机性，并不能做到客观如实反映公司内部控制的状况。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于盈余管理问题的研究，已由最初的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动机、计量方法的研究逐渐转变到盈余管理与新旧准则之间的影响、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及其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层面上。因此，将来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应更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盈余管理与税收的关系；二是盈余管理对资源配置影响的研究；三是确定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以及具体的案例研究。
参考文献：
[1]Doyle，J.，W.Ge，S.McVay.Accruals Qual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7，82（5）：1141-1170.
[2]Epps，R.W.，Guthrie，C P.Sarbanes-oxley 404 material weaknesses and discretionary accruals[J].Accounting Forum，2010，forthcoming.
[3]Chan，K.C.，B.Farrell，P.Lee.Earnings management and return-earnings association of firms reporting material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under section 404 of the sarbanes-oxley act[J].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08，27（2）
[4]方春生，王立彦，林小驰，林景艺，冯博.SOX法案、内部控制制度与财务信息可靠性[J].审计研究，2008，（1）.
篇3
论文摘要：本文在对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上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股利政策的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探析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与股利政策的相关性，从而为上市公司制定合理的内部治理机制提供参考。
一、引言
股利政策是关于公司税后利润在股利与公司内部留存收益之间的分配选择，是公司经营中一项重要的财务决策，是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其必然受到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不同的内部治理机制产生不同的股利政策。另一方面，股利政策虽然取决于内部治理状况，但通过分析股利政策可以透视上市公司的治理状况，合理的股利政策有助于降低甚至消除成本，使管理者尽量将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即恰当的股利政策可以作为一种约束机制，有效协调公司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缓解甚至可能解决公司治理问题。
作为公司治理基础，股权结构对公司内部治理的运作方式和效率都能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不同股权结构下的治理结构产生不同的股利政策。我国关于内部治理与股利政策的相关性分析，几乎都是在2005年股改前非流通股和流通股并存，“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如今股改已基本完成，对于股改后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股改后我国股权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所有股票实现了全流通，所有股东有了共同的利益基础，这将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发生重要变化，那么是否会使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发
生变化呢？ 本文就此进行分析。
二、国外发达资本市场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股利政策相关性分析
（一）所有权结构
大量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是影响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股权分散时，外部投资者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够了解，根据股利信号理论，高股利支付率可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具有良好发展状况的信息，因此公司一般都倾向于采取高股利支付率；再者，根据成本说，由于单个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对公司的监督成本大于其收益，因此一般情况下，股东没有动力对公司进行监督，而宁愿通过高现金股利减少管理者手中的自由现金流量，以降低成本。而股权集中时，比较成本与收益，控股股东有动力也有能力对公司运作进行监督，公司一般由大股东控制，其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比较了解，于是无须通过股利向外界传递信息；所以股权相对集中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一般较低。
在德国，首先，银行持有10%左右的公司股票，从而以大股东身份参与公司治理；再者，银行是中小股东股票的“保管银行”，可以代中小股东行使权。根据德国《股份公司法》，企业法人投票权力不能超过25%，而代表公众股东的银行的投票权却不受限制，因此银行在上市公司的治理中有突出作用。拥有股东和债权人双重身份的银行，有动力也有能力对上市公司的运营进行监督，股利政策的监督作用相对较小，因此其股利支付水平不高。
（二）董事会
作为最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董事会能对经理层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在德国，上市公司实行“双重董事会”制度，即包括理事会和监事会，且监事会的地位高于理事会。监事会有任免理事会成员的权力，监事会成员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各一半组成，监事会成员不能兼任相当于经理人角色的理事会成员，因此监事会的监督作用较强，能够有效降低成本。另外，这种机制安排便于信息传递，能够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相较之下，股利政策所发挥的治理效率并不高，因此德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率较低。
（三）债务政策
债权融资的杠杆效应有利于限制管理者的随意行为，促使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一致，从而有利于减少成本。但过多的债务融资可能使企业的现金流发生短缺，更甚者可能陷入危机，银行为了保证资金回收，通常会限制企业的投资、股利发放等决策，因此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其股利支付率越低。在德国，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银行向公司提供各种贷款，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银行作为债权人和股东参与公司治理，虽然较好地贯彻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但也限制了其股利发放水平。
通过对德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与股利政策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制定的影响作用贯穿始终，股权结构是股利政策制定的根本影响因素。且综观德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发现，虽然其股利支付水平较低，但股利政策稳定，且以现金股利为主。
三、现时期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与股利政策状况
（一）股权高度集中
股权分置改革使所有股票实现了全流通，所有股东具有了共同的利益基础。由于股改方案大都采用对价支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大股东（原为非流通股东）的持股比例有所减少，公众股东的持股比例增加。然而，针对我国2005年已完成股改的299家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这些公司2006年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仍高达38.56%，股权结构仍然高度集中，即公司仍然处于大股东控制之下，可能按照大股东的意志决策。
（二）无效的董事会
我国的董事会类似于德国的“双重董事会”制度，但又具有中国特色。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大部分都是内部董事，且由原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和行业内高级经理组成，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现象普遍，董事职业化程度不够，且也没有确立职业经理人观念；其次，我国的独立董事由于建立时间短，且基本上都是由大股东推荐产生，所以独立董事基本上都是听命于大股东，缺乏独立性。另外，我国的监事会形同虚设，监事会采用集体工作制度，监事会成员无法独立开展工作，起不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三）资产负债率偏高，但银行监督无效
我国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偏高，且近年来有逐年升高的趋势，2003—2004年都超过了45%，2006年甚至高达68.16%。但作为最大债权人，银行对公司治理的参与却受到限制，且由于银行本身也处于改革初期，内部治理尚不完善，因此对上市公司的监管缺乏力度。
四、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现阶段的内部治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与此相对应，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在制定上较股改前并没有太大变化，每股现金股利2004年为0.112元，2006年为0.095元，并没有显著变化，股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体现了控股股东的意愿，而不是建立在公司发展的基础上。
（一）股利政策不稳定，且缺乏连续性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决策受控股股东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较大，公司发放股利不是以公司的长远发展为目标，而更多体现了控股股东的意愿，或者仅仅为了迎合政府的相关规定，而置公众股东的利益于不顾，因此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频繁多变，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在所有的a股上市公司中仅有519家公司在2005、2006年连续两年支付现金股利，且几乎没有公司保持相同的股利支付率，所以在我国股利政策不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反映不出公司治理状况。
（二）股利支付方式多，现金股利不是主要的支付方式
我国上市公司采取的股利形式有现金股利、股票股利、现金加股票股利、现金股利加转赠股本、股票股利加转股本、现金股利加股票股利加转股本等多种。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上，现金股利是主要的股利形式，然而我国1393家a股上市公司中，2005年仅有639家分配现金股利，2006年仅有747家，近乎多半的公司不发放现金股利。依靠发放现金股利来降低成本，改善公司治理在我国基本上还行不通。
五、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与股利政策
（一）完善董事会结构，加强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我国董事会结构可以参考德国的模式，重组董事构成，让股东、雇员和债权人共同组成董事会，为保证股东利益，股东董事应占绝对多数。为保证各位董事成员享有共同的权利，股东董事由股东推荐，雇员董事由全体雇员民主选举产生，债权人董事由债权人推荐，如此有利于企业信息交流，并对高层经营者有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同时，加强监事会的监督职能，监事会成员同样由股东、雇员和债权人组成，但为了防止企业遭“内部人控制”，提高经营效率，保护债权人利益，可适当考虑债权人在监事会中的占有比例。
（二）加强银行信贷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现阶段我国的股权高度集中，但基本上都是国家或法人控股，银行不占有股份，公司资产负债率虽然很高，但银行不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缺乏有效的监督，从而造成资金使用低效，银行资金回收率太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可以借鉴德国模式，加强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参与角色，并为公司提供融资、咨询等方面的支持。
（三）健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
有效的薪酬激励，可以促使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一致，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业绩，这是增加股利发放的收益源泉。在日德等发达国家，高管薪酬普遍与公司经营业绩挂钩，从而充分调动了管理者的积极性。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管理机制混乱，薪酬与公司经营状况脱节，从而出现了大量经营者消极怠工现象。我国应借鉴德国模式，健全薪酬激励机制，激励管理者的经营管理热情，从而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
（四）股利政策应当稳定、连续，并以现金股利为主
我国上市公司应借鉴国外发达市场的经验，建立稳定、连续的股利政策，增强股利的可预见性，切实维护股东利益，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现金股利是发达资本市场上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我国上市公司也应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并适当采用高现金股利支付率。高现金股利支付减少企业的留存收益，公司到市场再融资时必受到市场的监督，并且高现金股利减少了经营者所控制的自由现金流，有利于减少成本，对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状况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雷光勇．经理报酬契约设计与经理市场运行[j]．管理世界，2003（4）．
[2]李思敏．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6（5）．
[3]孙胜．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c].山东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4]田银华,梁锷等．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政策探讨[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第1卷 第1期．
[5]汪昌云．公司财务政策与公司治理：中国的实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篇4
[关键词]利率管制;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贷款利率;成本优势
[DOI]10.13939/ki.zgsc.2015.12.041
1前言
对于我国目前的很多上市公司来说，其所具有的财务理论都是根据美国制度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在这部分理论当中，其在不同的地区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如顺序融资理论其明确指出了由于公司内、外部人员间的信息所产生的不对称，就会在逆向选择影响下使得公司在开展外部融资时更多地会选择债务融资，之后才会选择股权融资的方式。如果将美国的理论以及市场现象作为参照，就会使我国的上市公司在上市运营之后出现较多的问题。对此，就需要我们通过特殊制度因素对这部分问题进行一定的探索，并在债务市场环境下就利率管制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研究。
2利率管制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从利率管制以及税制这两个角度来看，利率管制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可以从对我国上市公司所具有债务相对股权的资本成本优势进行一定的分析研究。我们首先假设，一个上市公司具有两条融资渠道，其中一条是通过进行公开的发行或者配股的方式开展股权融资工作，而另一条则是通过申请银行贷款的方式，并不存在于公司债券市场。在这两种渠道之外，公司所具有的股票性质是全流通的，且不会具有非流通股以及流通股的结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比对分析。
首先，我国债券投资收入以及关于股权的税制同美国所具有的税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相关法律，其中明确规定了关于我国股息、红利以及利息所具有的收入需要根据固定税率（20%）对其个人所得税进行征收，而不会根据个人所得的累进税率进行征收。而我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对红利收入以及股息收入征收了这部分税，而从1999年开始对个人储蓄的利息收入进行征税。
其次，我国没有向企业投资者所获得的资本收入进行征税，而根据这种情况，就使得投资者为股权收益缴纳所获得的税收都体现为红利税以及股息等。而在红利税方面，我国所征收的红利税不单单只包括现金股利部分，其也包括了股票股利。同时，在我国股票市场中，证券投资基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并且在我国市场中也有很多的企业投资者会以对基金份额买卖的方式对股票市场进行投资，而在这个过程中，其对于税收所具有的义务则同投资股票市场存在着较大的类似性。如果我们将TPD作为红利税率、d作为分红比例，那么项目投资者所具有的股权收入则为TPS=dTPD。
在利息收入方面，其所具有的固定税率免税待遇也使项目投资者所具有的边际税率不会对其股票投资组合的选择情况产生影响，并使得投资者的边际税率同公司债务的个税劣势不会具有关联。且会发现公司债务的个税劣势具有以下特征，即TP=TPB-（1-Tc）dTPD。对于该式来说，其只是从较为紧密的角度对我国公司银行债务所具有的个税劣势进行了度量。同时，由于现今市场中所具有的银行贷款业务是一种具有间接性质的融资方式，就使得我国在债务度量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而在上式中，我们则先将投资者假定为公司债务的直接债权人，并在后续以银行作为中介的融资体系中，也会使项目投资者不再成为企业的直接债权人，其会由于不再对公司债务所具有的信用风险进行承担，而使其所具有的财产利息收入仅仅只成为企业支付债务利息的一个部分，而另一部分则会由银行承担着企业的信用风险而代为进行收缴。
再次，在我国目前所具有的税制环境中，公司的资金分红比例也同公司的债务个税劣势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企业债务净税收利益则会同其分红比例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这种情况的存在，就会使企业的资本利得与股利在税收待遇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通过企业对股利的减少，则会使资本利得在股权投资总体中所占据的比例随之升高，并以此使投资者的税收支出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降低。
最后，对利率扭曲价值进行计算。目前，我国在银行贷款方面存在着较大的扭曲情况，且这种扭曲状况会同企业税制一起对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公司的贷款利率设为（R+δ），其中，δ代表着银行贷款利率中存在扭曲情况的部分，而R则代表着在我国现有市场机制下所存在的贷款利率。在这种设定方式中，企业在上市运行的过程中每当其产生1元钱的债务，就会使企业每一年因为这部分债务的存在而多支付δ元的利息。同时，根据企业投资者所具有的税后债券收益率（1-TPB）R，获得企业每具有1元债务时其所具有的利率扭曲价值为：
VR=δ（1-TC）/[R（1-TPB）]
上式表明，利率管制的存在会通过扭曲贷款率对企业股权所具有的成本优势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以此对企业的资本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根据对公司的进一步研究则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当个人利息收入税率同公司所得税率值相同时，企业债务利率扭曲价值则等于利率扭曲程度同市场利率之间的比值。且当这种扭曲程度保持恒定时，市场所具有的利率值越低、利率扭曲价值就会越大。
通过上述的分析，股票市场同债务市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作用关系。在逆向选择作用之下，如果贷款利率下限过高，就会使市场中的企业更多的会对价格较低的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工作，且我国证监会也对企业的这种股权融资资格具有一定的要求，并为该情况提供了发展的可能。而在银行方面，优质企业对于股权融资所具有的固有惯性以及偏好的存在也会使银行贷款工作的整体质量得到降低。从历史经验看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股票市场在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我国银行所产生的不良贷款量具有了一种急速增加的趋势，这种情况的存在则充分说明了两者之间存在着较为直接的影响关系。而在我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为了能够使银行利率能够同我国的市场发展情况相适应，就需要我国银行应当尽快将利率市场化提到议事日程中去。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通过利率市场化的方式降低金融市场中的利率扭曲程度也是现今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需求，它广泛地被应用于当代资本市场运作的实际当中。在我国现有的税制当中，即使公司在税率上升的情况下，也不能够对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这种情况进行改变。而要想真正地使企业现有的资本结构呈现出一种内点均衡的特征，就需要对现有贷款利率的扭曲程度进行适当地降低，并以此改变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局面。这也是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方式对金融体系进行干预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探讨和理论实践研究，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市场化实际情况的科学解决途径。
3结论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国的公司债务市场以及股票市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情况。总的来说，我国现有债券融资体制中所存在的利率扭曲以及税制情况将会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一定措施，对这种情况进行适当改进。在上文中，笔者就利率管制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与分析，但是由于角度的问题，没有对我国现有股票市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而这也是在今后研究工作中需要努力完善的。
参考文献：
[1]郭雪飞.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征及优化[J].商业时代，2010（19）：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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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院在越南总包项目的陆续执行，包括永昂一期、沿海一期、太平二期及永新一期，供应商设备质量的控制对项目执行成败的影响越来越凸显。而另一方面 ，随着“走出去”的形势越来越迫切，我院将会承接越来越多的海外项目，给我院的项目执行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海外项目一般标准要求高，例如本人执行的越南太平项目，要求设备的设计、制造、检验完全执行G7标准，其要求与国内核电项目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对国内常规项目来说，同样的设备质量问题发生时，则需要更长的解决周期、更高的人力及物力成本。而且因为合同中对工期及质量的索赔条款苛刻，问题发生时，需要总包方不惜一切代价解决。
同时，随着上述总包项目的执行，我院项目管理人员也在不断学习、理解、总结海外总包项目的执行模式。在总包项目中，无论是EP项目还是EPC项目，设备金额在项目总金额中占很大比重，因此供应商的设备质量对我院总包工程的质量水平有很大影响。因此，有效控制总包项目采购与外包设备质量风险，可以避免因供方质量问题造成较大成本损失，避免因供方质量问题造成对我院工程质量声誉的影响，进而避免影响我院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及开拓。
2.我院现行供应商设备质量管理模式
设备采购与外包的质量控制执行阶段由项目主合同签订后，采购专业接收主合同开始，至设备无故障运行为止，此执行阶段工作目前主要由采购专业完成。主要划分为4个环节。
(1)质量策划：
依据合同质量要求、设备等级、以往项目质量问题等信息制定项目的整体质量控制方案。接收到项目主合同后，采购专业消化主合同并摘录其中所有与质量相关的要求并按照信息类型进行逐层分类，如质量通用要求、文件提交要求、各个设备对应的质量要求、标准及规范要求、油漆包装要求等。
同时需进行潜在质量风险点识别。如越南永昂项目的油漆与包装问题、越南沿海项目的缺件问题，已列为太平二期项目的潜在风险点，以便在质量要求审定阶段确定供应商对潜在质量风险点的控制措施，并在过程控制阶段执行现场监造等方式以求尽量避免类似质量问题的再次发生。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制定清晰统一的规范性文件模板，如为保证越南太平项目的顺利执行先后编制了制造试验与检验计划模板、原产地检验通知模板、供应商质保书、检验放行通知单等。
(2)质量要求审定：
该阶段的重点是保证合同质量要求信息清晰全面传递给供方且确保供方质量控制文件满足合同质量要求。时间点由设备采购签订合同开始，到对应的合同供方开始生产前，工作内容主要有确保设备的招标文件/技术协议中不仅包括设备的参数要求，还应涵盖制造技术条件、质量要求等，并且确保这些内容贯彻到供应商的质量文件中去。对于重要设备，会到工厂召开预检会，进行面对面的讲解与沟通。如太平项目执行期间本人多次与三大风机与高温高压管道供应商召开预检会，使供应商更清晰、更全面的了解合同要求。
合同中的部分质量要求或条款与供应商的实际能力、技术规范等存在差异，需要对该部分技术差异进行澄清。这种差异在总包项目中还是较多的，即要本着尊重合同、对业主负责，同时还要在了解供应商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项目执行团队及供方共同努力最终解决这些差异，使业主、供方达成共识，为项目的后续执行扫清技术障碍。
(3)过程控制：
该环节主要通过对制造过程实施现场监造，以保证经审核过的质量要求贯彻到设备制造与检验的整个过程。要做到有依据、有条理的执行现场监造，检验人员需对将设备及检验要求有初步的认识，了解供应商提交的质量文件，该环节能否顺利执行，对设备质量是否合格起到关键性作用。而此环节，恰巧是我院海外项目执行过程的薄弱环节，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进行详述。
(4)检验放行及问题处置：
对于在监造过程中发现的供方质量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及处理周期，可以选择现场返修并复检、监造完成后供应商进行返修并发送复检报告及照片报告给业主确认、下次现场监造过程中复检等方式。另外对于后续总包项目的执行，已经发生的质量问题将作为项目质量策划阶段潜在质量风险点识别的输入并通过后续的应对措施以期尽量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检验放行及问题处置阶段是实现对供应商质量控制环节闭环管理的关键阶段。由于产品的发货与项目款项的结算存在联系，而产品顺利发货的前提之一是质量符合合同要求，因此通过该阶段的控制确保产品符合合同要求顺利发货进而协助公司得到相关款项;另外通过对质量工作的总结使后续的工作得到改进与完善，不断提高公司的质量控制能力。
3. 质量控制环节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在我院现行项目组织管理模式下，项目部只设置了负责内部质量体系控制的QA岗位，但并无管理供应商质量的专责。因此监造工作一般依附于采购团队之下，由采购专业外委给监理公司进行，并且由采购人员统筹协调供应商自检、监理公司监造以及业主的点检。
在越南太平二期项目执行初期，把驻场监造的服务外委给了国内某家监理公司，但是随着项目的进展，发现该公司所派监理师存在诸多问题：不懂英文，对该项目业主已经审批通过的英文文档无法确切的解读;未接受过正规的质量管理及检验试验的教育，在监造过程中一般不遵守严格的流程，难以发现供应商设备制造检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只了解国内通常执行的国标，不熟悉国际标准，因此无法在监造过程中检验国际标准是否得到贯彻执行。由于以上几种原因，虽然花费了成本，派驻了监理，但实际上无法起到真正的质量管控作用。在已有的监理公司无法满足项目质量要求的情况下，项目部又与某国际监理公司签约，对重要设备及重要检验点进行双重审核，以弥补本土监理公司技术上的不足。虽然最终解决了问题，但是对项目的顺利执行有一定的影响。而通过研究比较发现，一般情况下，国际电力工程总包项目中，都有独立的质量保证部门和采购部门，供应商质量管理团队连同其职责都会一起纳入质量保证部，与采购部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这样，才能体现质保部的独立性，不受费用和进度的压力，使质量管理更纯粹。即便是与采购为同一个部门，也需有质量专责，负责供应商质保监督及计划管理、质量控制组织等 。最好能设置项目QA/QC部，负责项目质量控制，同时监督分包商制定质量经理和QC工程师 ，以规范实施项目质量控制。
4. 思考与总结
通过对越太平项目设执行阶段质量控制模式的梳理与反思，本人认为供应商设备质量管理应该以全面质量管理为主旨，力求做到对设备质量的有效控制并随着项目的进展对操作层面进行改进与完善。质量控制的四个环节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任何一个环节做不到位，都可能导致发生严重的问题。质量策划阶段需要对质量控制框架进行合理的设计，根据合同要求制定适合该项目的整体实施方案;质量要求审定是保证质量策划的结果能有效落实到各个供应商的制造检验过程的保障;过程控制是验证供应商产品是否满足合同要求的有效手段;检验放行及问题处置则是实现对供应商质量控制环节闭环管理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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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市公司 内部治理机制 股利政策
一、引言
股利政策是关于公司税后利润在股利与公司内部留存收益之间的分配选择，是公司经营中一项重要的财务决策，是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其必然受到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不同的内部治理机制产生不同的股利政策。另一方面，股利政策虽然取决于内部治理状况，但通过分析股利政策可以透视上市公司的治理状况，合理的股利政策有助于降低甚至消除成本，使管理者尽量将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即恰当的股利政策可以作为一种约束机制，有效协调公司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缓解甚至可能解决公司治理问题。
作为公司治理基础，股权结构对公司内部治理的运作方式和效率都能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不同股权结构下的治理结构产生不同的股利政策。我国关于内部治理与股利政策的相关性分析，几乎都是在2005年股改前非流通股和流通股并存，“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如今股改已基本完成，对于股改后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股改后我国股权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所有股票实现了全流通，所有股东有了共同的利益基础，这将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发生重要变化，那么是否会使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发
生变化呢？ 本文就此进行分析。
二、国外发达资本市场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股利政策相关性分析
（一）所有权结构
大量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是影响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股权分散时，外部投资者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够了解，根据股利信号理论，高股利支付率可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具有良好发展状况的信息，因此公司一般都倾向于采取高股利支付率；再者，根据成本说，由于单个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对公司的监督成本大于其收益，因此一般情况下，股东没有动力对公司进行监督，而宁愿通过高现金股利减少管理者手中的自由现金流量，以降低成本。而股权集中时，比较成本与收益，控股股东有动力也有能力对公司运作进行监督，公司一般由大股东控制，其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比较了解，于是无须通过股利向外界传递信息；所以股权相对集中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一般较低。
在德国，首先，银行持有10%左右的公司股票，从而以大股东身份参与公司治理；再者，银行是中小股东股票的“保管银行”，可以代中小股东行使权。根据德国《股份公司法》，企业法人投票权力不能超过25%，而代表公众股东的银行的投票权却不受限制，因此银行在上市公司的治理中有突出作用。拥有股东和债权人双重身份的银行，有动力也有能力对上市公司的运营进行监督，股利政策的监督作用相对较小，因此其股利支付水平不高。
（二）董事会
作为最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董事会能对经理层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在德国，上市公司实行“双重董事会”制度，即包括理事会和监事会，且监事会的地位高于理事会。监事会有任免理事会成员的权力，监事会成员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各一半组成，监事会成员不能兼任相当于经理人角色的理事会成员，因此监事会的监督作用较强，能够有效降低成本。另外，这种机制安排便于信息传递，能够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相较之下，股利政策所发挥的治理效率并不高，因此德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率较低。
（三）债务政策
债权融资的杠杆效应有利于限制管理者的随意行为，促使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一致，从而有利于减少成本。但过多的债务融资可能使企业的现金流发生短缺，更甚者可能陷入危机，银行为了保证资金回收，通常会限制企业的投资、股利发放等决策，因此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其股利支付率越低。在德国，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银行向公司提供各种贷款，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银行作为债权人和股东参与公司治理，虽然较好地贯彻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但也限制了其股利发放水平。
通过对德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与股利政策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制定的影响作用贯穿始终，股权结构是股利政策制定的根本影响因素。且综观德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发现，虽然其股利支付水平较低，但股利政策稳定，且以现金股利为主。
三、现时期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与股利政策状况
（一）股权高度集中
股权分置改革使所有股票实现了全流通，所有股东具有了共同的利益基础。由于股改方案大都采用对价支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大股东（原为非流通股东）的持股比例有所减少，公众股东的持股比例增加。然而，针对我国2005年已完成股改的299家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这些公司2006年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仍高达38.56%，股权结构仍然高度集中，即公司仍然处于大股东控制之下，可能按照大股东的意志决策。
（二）无效的董事会
我国的董事会类似于德国的“双重董事会”制度，但又具有中国特色。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大部分都是内部董事，且由原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和行业内高级经理组成，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现象普遍，董事职业化程度不够，且也没有确立职业经理人观念；其次，我国的独立董事由于建立时间短，且基本上都是由大股东推荐产生，所以独立董事基本上都是听命于大股东，缺乏独立性。另外，我国的监事会形同虚设，监事会采用集体工作制度，监事会成员无法独立开展工作，起不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三）资产负债率偏高，但银行监督无效
我国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偏高，且近年来有逐年升高的趋势，2003―2004年都超过了45%，2006年甚至高达68.16%。但作为最大债权人，银行对公司治理的参与却受到限制，且由于银行本身也处于改革初期，内部治理尚不完善，因此对上市公司的监管缺乏力度。
四、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现阶段的内部治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与此相对应，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在制定上较股改前并没有太大变化，每股现金股利2004年为0.112元，2006年为0.095元，并没有显著变化，股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体现了控股股东的意愿，而不是建立在公司发展的基础上。
（一）股利政策不稳定，且缺乏连续性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决策受控股股东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较大，公司发放股利不是以公司的长远发展为目标，而更多体现了控股股东的意愿，或者仅仅为了迎合政府的相关规定，而置公众股东的利益于不顾，因此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频繁多变，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在所有的A股上市公司中仅有519家公司在2005、2006年连续两年支付现金股利，且几乎没有公司保持相同的股利支付率，所以在我国股利政策不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反映不出公司治理状况。
（二）股利支付方式多，现金股利不是主要的支付方式
我国上市公司采取的股利形式有现金股利、股票股利、现金加股票股利、现金股利加转赠股本、股票股利加转股本、现金股利加股票股利加转股本等多种。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上，现金股利是主要的股利形式，然而我国1393家A股上市公司中，2005年仅有639家分配现金股利，2006年仅有747家，近乎多半的公司不发放现金股利。依靠发放现金股利来降低成本，改善公司治理在我国基本上还行不通。
五、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与股利政策
（一）完善董事会结构，加强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我国董事会结构可以参考德国的模式，重组董事构成，让股东、雇员和债权人共同组成董事会，为保证股东利益，股东董事应占绝对多数。为保证各位董事成员享有共同的权利，股东董事由股东推荐，雇员董事由全体雇员民主选举产生，债权人董事由债权人推荐，如此有利于企业信息交流，并对高层经营者有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同时，加强监事会的监督职能，监事会成员同样由股东、雇员和债权人组成，但为了防止企业遭“内部人控制”，提高经营效率，保护债权人利益，可适当考虑债权人在监事会中的占有比例。
（二）加强银行信贷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现阶段我国的股权高度集中，但基本上都是国家或法人控股，银行不占有股份，公司资产负债率虽然很高，但银行不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缺乏有效的监督，从而造成资金使用低效，银行资金回收率太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可以借鉴德国模式，加强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参与角色，并为公司提供融资、咨询等方面的支持。
（三）健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
有效的薪酬激励，可以促使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一致，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业绩，这是增加股利发放的收益源泉。在日德等发达国家，高管薪酬普遍与公司经营业绩挂钩，从而充分调动了管理者的积极性。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管理机制混乱，薪酬与公司经营状况脱节，从而出现了大量经营者消极怠工现象。我国应借鉴德国模式，健全薪酬激励机制，激励管理者的经营管理热情，从而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
（四）股利政策应当稳定、连续，并以现金股利为主
我国上市公司应借鉴国外发达市场的经验，建立稳定、连续的股利政策，增强股利的可预见性，切实维护股东利益，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现金股利是发达资本市场上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我国上市公司也应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并适当采用高现金股利支付率。高现金股利支付减少企业的留存收益，公司到市场再融资时必受到市场的监督，并且高现金股利减少了经营者所控制的自由现金流，有利于减少成本，对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状况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雷光勇．经理报酬契约设计与经理市场运行[J]．管理世界，2003（4）．
[2]李思敏．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6（5）．
[3]孙胜．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C].山东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4]田银华,梁锷等．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政策探讨[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第1卷 第1期．
[5]汪昌云．公司财务政策与公司治理：中国的实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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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自我国加入WTO十多年以来，国际大型酒店旅游类企业长驱直入，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雄厚的软实力使我国传统的酒店企业一时难以招架；在此情形下，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把转变经济发展结构、大力促进服务旅游产业发展提高到战略发展的层面，鼓励服务产业走出去。面对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未来趋势，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环境，我国酒店旅游类企业如何提高自身优势、如何软硬实力并举、为企业争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是所有酒店旅游类企业管理层共同思考的问题。
衡量一家企业竞争实力如何，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技术，二是制度，三是文化。可见，市场的竞争不仅仅是“硬件”条件的比拼，更是“软件”实力的竞争。公司治理特征是公司制度的一种外在体现，其中股权结构是公司的“先天体现”，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高管薪酬、职工参与治理和组织效率均是各种规章制度作用的效果。
在公司治理的盈余质量之衡量方面，由OECD所公布的公司治理原则可得知：公司治理不应只注重到短期的获利力，稳健、长期的利润才是企业永续经营的条件。
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盈余质量修正系数模型来修正公司账面盈余质量（EPS），之后以修正后的公司盈余质量和公司治理特征构建回归模型，通过统计研究，分析会计盈余质量和治理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关系。
2 文献综述
2.1 公司治理概念及其特征
公司治理的定义各有不同，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迄今没有形成一致性的认识。如Mayer Colin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公司治理是“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又如我国学者吴敬琏从管理学的角度认为：所谓公司治理，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系列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
公司治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①责权分明，各司其职。公司治理结构的领导体制由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组成。各个机构相互配合，促使公司有效运行；
②委托―，纵向授权。公司中，各层级之间是由一组委托一关系连接起来的；
③激励和约束机制并存。在公司委托一关系中，公司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是通过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行为的激励约束过程来实现的。由于人可能发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这两种情况下，委托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失。为了尽可能避免损失，委托人有必要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
2.2 企业盈余质量定义及其度量指标
企业盈余质量主要表现在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偿债能力与后续发展能力等企业内部效益方面以及社会效益。不仅是企业经营状况的静态描述，而且是涵盖持续发展等理念的动态表征。也不仅仅表现为企业对于自身经济利益（经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还表现在为对社会效益的贡献。
公司盈余的衡量指标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公司的账面绩效，比如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等；
另一类是公司的市场绩效，即公司的股票收益、托宾Q值。
但是，至今都没有定论说哪一种方法更为合适。从股东的角度来看，用股票收益来衡量比账面价值更为合适，因为这种方法比较直观而且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最为相关。
然而我国资本市场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股票价格的波动并不能真正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3 实证分析
3.1 样本选取
本文所选定的行业是酒店旅游行业的上市公司，笔者通过CCER数据库的行业分类，发现餐饮、旅馆和旅游类的上市公司共有43家， 为了确保回归分析结果的准确性，笔者剔除了2012～2014年中，被ST或者ST*的企业，最终得到38家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见表1。
3.2 指标、变量选取
在修正系数模型中，本文引用（杨琼，2009）根据主成分分析法运用SPSS 软件输入了26 个从理论上分析将对会计盈余质量产生直接影响的变量，筛选出五个相对差距较大且从理论上对会计盈余未来持续增长能力有较强解释力的因子指标，分别是营业利润/利润总额（衡量盈余持续性），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营业利润（衡量盈余现金保障性），销售增长率（衡量企业成长性），自有资金比率（衡量收益安全性），总资产周转率（企业综合运营效率）。
在公司治理特征与盈余质量相关性研究的回归模型中，具体变量，见表2。
3.3 假设的建立
CR5指数，是指当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其比例较高，就表明其大股东越能够影响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议，从而对于公司的经营决策、人员安排和利润分配方案等重大事件可以及时作出决策安排。
故，提出假设1：
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正相关。
在股权构成理论中，股票分为流通股票和非流通股票。怀心强（2007）年在对我国民营企业治理特征与相关性研究分析中，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流通股比例占总股本比例越小，公司盈余质量越好。
故，本文提出假设2：
流通股比例与盈余质量负相关。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所处核心地位，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就取决于董事会的治理。董事会规模对董事会运作效率有很大的影响。董事会规模过大，董事会成员间会产生“搭便车”的动机，尤其在董事会成员们所持有股份较少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故本文提出假设3：
董事会规模与盈余质量负相关。
酒店旅游业企业发展初期，企业创始人往往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不存在两权分离。随着经营管理活动日益复杂，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渐渐出现两权分离的现象。聘请企业外部具有专业经营管理能力的经理人员参与企业高层管理，在理论上有利于公司盈余质量的改进。
故，本文提出假设4：
董事长及总经理二职合一与盈余质量负相关。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一套健全的激励约束机制。不管是理论上分析还是经验分析结果都表明，公司的业绩水平与公司经理人员努力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大多数情况下，经理人员的努力程度又与其收入水平是正相关的。本文选择了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GGXC）作为衡量指标。指标越高说明激励强度越大，高管就越努力工作。
故本文提出假设5：
高管薪酬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
根据“理性经济人理论”，员工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与其获取的报酬成正比。因此，本文选择员工平均工资作为衡量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特征变量。
故，本文提出假设6：
员工人均工资与盈余质量正相关。
职能部门协调效率在财务报告体系中并无具体指标来衡量，在本文中，采用管理费用率（GLFL），也就是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率来代替。管理费用，指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管理费用，包括企业的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发生的，或者应当由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经费。一个企业收入管理费用的高低必然与企业的组织效率相关。
故，本文提出假设7：
职能部门的协调效率越高，就越好。
3.4 模型建立
3.4.1 盈余质量修正模型的建立
本文对盈余质量修正模型的建立，引用（杨琼，2009）根据主成分分析法运用SPSS软件输入了26个从理论上分析将对会计盈余质量产生直接影响的变量，筛选出五个相对差距较大且从理论上对会计盈余未来持续增长能力有较强解释力的因子指标。见表3。
对于表3中所示的权重数值，通过以下步骤予以确认：
第一步，根据选取的数据计算出每年各单项指标平均数XK的数值。
第二步，以年限为类别，用算数平均法分别计算每年各指标标准差SK。
第三步，计算各指标的标准差系数，它反映各指标的相对变异程度：
VK= SK/XK（k=1，2，3，4，5）
第四步，对标准差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权数：
WK= VK/∑VK
第五步，对每年计算出来的权数进行平均处理，以此作为各基本评价指标的权重值WK。
笔者稍微调整了最终权数并得出各指标比重，见表4。
将各指标权重指数代入，见表5。
其中：单项指标得分=比重+（实际比率-标准比率）/每分的比率差。
综合得分=∑单项指标得分
λ=综合得分/100
最后：CEPS==EPS×λ
3.4.2 公司治理特征和盈余质量相关性模型的建立
在公司治理特征和盈余质量相关关系的模型中，本文笔者引入修正的每股盈余（CEPS）作为被解释变量，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CR5）、流通股比例（ELI）、董事会规模（DS）、两职兼任状况（T）、高管薪酬（GGXC）、职工参与治理特征（RJSR）、职能部门协调效率（XTXL）作为解释变量，资产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CEPS=a+β1CR5+β2ELI+β3DS+β4T+β5GGXC+β6RJSR+ β7XTXL+β8SIZE
根据假设，与CR5、GGXC、RJSR和XTXL显著正相关，所以 β1、β5、β6、β7系数应该为正；并且，与ELI、DS、T显著负相关，因此β2、β3、β4系数应该为负。
3.5 描述性分析
通过盈余质量修正模型所确定的修正系数计算出修正的每股盈余，计算公式为CEPS=EPS*γ，然后使用统计软件SPSS17.0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统计结果，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修正后的每股盈余最小值为0.49，最大值为3.9701，表明餐饮行业上市公司中，两级分化较为严重。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CR5中，最大值为85.59%，最小值为10.37%，且平均值为49.50%，表明在餐饮行业，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股权较为集中。对于高管薪酬（GGXC），最大值为5854900，最小值为316000，表明餐饮行业中，高管薪酬差距较大，这或许与公司盈余相关的缘故。
而对于职能部门协调效率这一特征变量，最大值为15.1 351，表明每发生一元的管理费用能创造15.1 351元销售收入，而最小值为1.4 834远远低于平均水平9.4 161。
3.6 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SPSS.17统计软件，建立餐饮行业公司治理特征和会计盈余质量相关性模型，并将各变量代如模型中，得出回归分析结果，见表7。
EPS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残差分布直方图，如图1所示。
通过对多元回归模型方程的系列分析可见：
①模型方程的拟和优度一般。复相关系数R值较小，R2=0.200完成了回归方程的建立。F=13.301（sig=0.000）显著。
②Dubin-Waston=1.902≈2可以认为不存在自相关。
③表6中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检验多重共线性，方差膨胀因子均不超过10时，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在容许界限之内，因此可以认为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④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残差分析图可知，残差基本服从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
由以上分析可最终确定的回归方程为：
CEPS=0.131CR5-0.453ELI-0.047DS-0.572T+0.274GGXC +0.037RJSR+0.031XTXL+0.01SIZ-0.217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前三名薪酬、员工参与治理特征、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与CEPS呈现正相关关系；流通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两职兼任情况与CEPS呈现负相关关系。
至此，假设1――假设7成立。
4 研究结论和不足之处
本文通过构建盈余质量修正模型，确定了修正系数的数值，同时通过公式CEPS=EPS*γ确定了各样本中的CEPS。之后将CEPS作为被解释变量，前五大股东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CR5）、流通股比例（ELI）、董事会规模（DS）两职兼任状况（T）、高管薪酬（GGXC）、职工参与治理特征（RJSR）、职能部门协调效率（XTXL）作为解释变量，资产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得出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前三名薪酬、员工参与治理特征、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与CEPS呈现正相关关系；流通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两职兼任情况与CEPS呈现负相关关系的结论。
4.1 本文的不足之处
在回归分析中，虽然回归分析结果与假设基本一致，但是本文依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①员工参与治理特征变量和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与CEPS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只在10%内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理论逻辑的推理相差较大。可能原因是现阶段，我国酒店餐饮企业在员工参与度和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上还存在一定的漏洞，比如员工的参与度没有在工资薪酬上予以“体现”。
②虽然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流通比例、董事会规模与CEPS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本文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曲线关系，应该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构建一元二次函数，讨论其曲线关系。
4.2 提高我国酒店行业治理情况的对策
通过对持股比例、流通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两职兼任状况、高管薪酬、职工参与治理特征、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与盈余质量的回归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提高我国酒店行业治理情况。
4.2.1 完善薪资考核体系
由上文可知，员工参与治理与盈余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显著性不强。笔者通过与有关企业管理层了解沟通后，现阶段公司对员工的考核体系未将参与公司治理情况纳入，影响员工参与公司治理积极性。
4.2.2 建立职能部门沟通机制
在回归分析中，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职能部门的有效、及时沟通能提供公司整体治理效率、效果。完善的沟通机制能避免各职能部门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决策不及时性，压缩决策时间。
篇8
关键词：智力资本；价值增值系数；定价能力；分量回归
作者简介：傅传锐(1982-)，男，福建福州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智力资本评估与管理和公司财务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9；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1-0149-04 收稿日期：2007-10-21
一、引言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智力资本与股价间的关系研究还未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与此相关的文献主要来自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领域和无形资产价值相关性研究领域。已有的一些智力资本文献从实证的角度检验了智力资本与企业市场估价的相关性，如Firer和Williams(2003)、Chen等(2005)分别研究了南非智力资本依赖型上市公司和台湾地区上市公司的市场估价(股权市场价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增值效率之间的相关性，但是并未直接探讨智力资本对股价的影响。
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探讨无形资产的价值相关性。其中一些文献(如Lev和Sougiannis，1996；Aboody和Lev，1998；Kallapur和Kwan，2004；等等)研究了研发费用、软件开发成本的资本化数额以及品牌等具体无形资产项目的价值相关性，基本认同投资者能对无形资产信息作出显著的价格反应。但是这些研究结论都受到现行的财务会计报告框架的信息披露范围的局限，只能反映在传统财务报表上予以确认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与股价间的关系。这些已确认的无形资产只是结构资本中的一小部分，并且这些研究忽视了人力资本、关系资本等其他智力资本组成部分对股价的影响。另外一些研究(如薛云奎、王志台，2001；王化成等，2005)则分析了财务报告中整体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然而，智力资本并不简单等同于无形资产，而应当是无形资产的一个子集(Junaid，2004)。事实上，在现行财务报表中披露的土地使用权等非“知识”性的资产占据了无形资产账面总值的绝大部分(薛云奎、王志台，2001)。因此，已有的总量无形资产的价值相关性研究也不能替代对智力资本与股价相关性的研究。
真正开始对智力资本与股价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是中国台湾学者Tsai和Hua(2006)，其在Banh、Beaver和Landsman(1998)提出的估价模型的基础上，将通过超额报酬折现法度量出的整体智力资本代替净利润，构造出基于智力资本的估价模型(IC-Measured Valuation Model)，并利用中国台湾IT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智力资本不仅与股票价格显著正相关，而且智力资本和净资产关于股价的联合解释能力优于净利润和净资产的联合解释能力，从而为智力资本与股价间的相关性提供了初步的证据。然而，其不足也是较为明显的：其只探讨了总量智力资本与股价的相关性，而没有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股价的关系，同时也没有引入物质资本来控制其对股价的影响。其次，利用超额报酬折现法评估智力资本面临较为严格的假定，如假设未来各年的税后股权报酬率都相等，用最近5年的加权平均税后股权报酬率作为未来税后股权报酬率的近似度量等。此外，其只利用均值回归方法(OLS)估计了智力资本对股价的平均影响，而未能分析在不同的股价水平上可能存在的智力资本对股价的不等量甚至方向相反的作用。Shiu(2006)利用分量回归方法研究了台湾地区信息技术公司的智力增值系数与市场估价等绩效指标间的关联性，发现在不同绩效水平的企业中，智力增值系数与绩效间相关性的大小、显著性甚至方向都是不一致的。傅传锐(2007)以我国A股科技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也发现了类似的证据，即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企业内部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随着企业绩效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仅仅通过均值回归方法(如OLS)对智力资本与股价间的关系进行估计，不仅无法全面描述二者间的相关性，还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目前，我国学者还主要关注于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李嘉明，2004；万希，2006)，鲜有文献就我国企业的智力资本与股价间的相关性予以探讨。本文尝试在借鉴Tsai和Hua(2006)的研究基础上，以我国2001年～2005年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分量回归方法对智力资本与股价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为了能更加细致地分析不同形态的智力资本与股价的相关性，我们采用智力增值系数方法作为企业内部资源的度量工具。由奥地利智力资本研究中心的Pulic等人开发出的智力增值系数(VAIC)方法(2004)根据经过审计的数据来计算标准化的企业内部资源的价值增值效率，具有计算简便、结果客观的优点，被较广泛地应用于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的经验研究中(Firer和Williams，2003；Marvidis，2004；Chen等，2005；李嘉明等，2004；万希，2006)。因此，本文也将VAIC方法中的物质资本增值系数(Capital Employed EfficiencyCEE)、人力资本增值系数(Human Capital Efficiency HCE)、结构资本增值系数(structure Capital Efficiency SCE)分别作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的变量。具体地，CEE=VA/CE，HCE=VA/HC，SCE=SC/VA。VA是价值增值，等于税前利润、工资费用与利息费用的总和；CE为净资产账面价值；HC为人力资本，由企业总工资和薪水的投资表示；sc是结构资本，SC=VA-HC。此外，为剔除市场异常因素对股价的影响，并尽可能反映投资者对股票价值的实际看法，我们将股价(P)取为当年年末到次年4月末期间的成交均价。
(二)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2001年～2005年间所有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进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并对样本公司按如下顺序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剔除期间曾被ST、PT以及退市的上市公司；(3)剔除期间任一年度所需变量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经筛选最后得到沪深两市共814家上市公司2001年～2005年间连续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共4070个样本观察值)。所有财务与股票价格数据取自Wind(万得)金融证券数据库。行业分类标准参照全球行业
分类标准(GICS)。
(三)计量方法
我们采用分量回归方法对不同股价水平上的企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的增值效率的定价乘数和股价解释能力予以估计。线性分量回归方法由Koenker和Basset(1978)最早提出，其基本思想是通过使加权误差绝对值之和最小来获取参数估计。与最小二乘法(OLS)等条件均值回归只能估计在给定自变量的条件下因变量的条件均值所不同的是，分量回归能估计出在给定自变量的条件下，因变量在不同分量上的条件分量值，其各个分量处的回归系数是自变量在相应分量上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而当不同分量上的系数显著不相等时，就意味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随着分量的变化而改变。此外，Mata和Machado(1996)还证明分量回归对异常值突出、残差非正态分布具有稳健性。
其中，yi、xi、βθ和uθi分别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θ分量上的系数及残差。quantO(yi| xi)为给定解释变量xi条件下，yi的θ分量值(Buchinsky，1998)。
为了估计不同股票价格水平上的各类资源的定价乘数，并在同一模型中进行比较，我们估计了模型A
同时，为了比较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增值效率各自对股价的增量解释能力，我们借鉴Barth等人(1998)关于净利润、净资产对股价的增量解释能力的分解计算方法，分别估计了模型B和C。
由于分量回归方法对我们需要考察的各个分量上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即伪R2(pseudo R2)予以估计，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各分量上物质资本、智力资本对股价的解释能力与总体资源对股价的综合解释能力，计算在相应分量上的物质资本、智力资本对股价的增量解释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2Tθ为在θ分量上的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对股价的综合解释能力(模型A的伪R2)；R2Cθ、R2Iθ分别为在θ分量上的物质资本、智力资本对股价的解释能力(模型B、C的伪R2)。CR2θ、IR2θ分别表示在θ分量上的物质资本、智力资本对股价的增量解释能力。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2001年～2005年的混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如表1。表1中，变量P、CEE、HCE的均值都大于中位数，偏度为正，SCE的偏度为负，且它们的偏度绝对值都大于偏度标准差两倍以上。因此，P、CEE、HCE分布呈右偏态，而SCE呈左偏态。变量的有偏分布为我们运用分量回归方法探析各类资源增值效率与股价间的相关性提供了初步支持。由于在有偏分布时，中位数是较均值更好的集中趋势度量。所以，每1元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物质资本分别为企业创造2.268元、0.588元和0.178元的增值。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的增值效率比结构资本、物质资本高，是价值增值的主要来源。并且股价P与CEE、HCE显著正相关，与SCE是不显著的正相关。HCE与P的相关度要大于CEE与P的相关度。
(二)回归结果
根据模型A、B和c，我们分别对5％、10％、25％、50％、75％、90％和95％分量上的总体资源、物质资本以及智力资本与股价的相关性进行估计，并对模型A中的估计系数进行两两分量间系数相等的Wald形式的F检验(Bassett和Koen.ker，1982)。分量回归结果分别如表2、表3。
表2和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就各类资源的定价乘数而言，模型A中HCE的定价乘数在所有分量上都是统计显著为正的，而且系数值随着分量的提高而表现出逐步增大的总体趋势；F检验拒绝了HCE的定价乘数在所有分量间全部相等的假设，并且50％以上分量的回归系数要显著大于较低分量(如5％、10％)上的系数。该结果表明随着股票价格的提高，人力资本对股票的定价能力不断得到增强。而SCE的回归系数虽然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但是其只在较高分量上(50％、90％和95％)统计显著为正；相应的F检验也表明：在较高分量(50％、90％和95％)上的SCE系数要显著大于其它较低分量上的系数值。这意味着目前在我国，尚只有股价较高的上市公司内部的结构资本才具备显著的定价能力；而对于那些股价较低的公司而言，结构资本还无法发挥定价效应。
与此同时，CEE的回归系数在50％及以上的分量上都是显著为正的，而且系数值表现出随分量的增大而不断增大的基本趋势。相应的F检验也表明CEE在50％及以上分量处的回归系数要显著高于50％以下分量处的系数值。值得注意的是，CEE在50％及以上分量处的系数值要远大于HCE和SEE在相应分量上的系数之和。
就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投资者是能够对不同资源增值效率区别定价的。而且，在公司股票的价格较低(50％分量以下)时，投资者主要对人力资本的增值效率做出显著正向的价格反应；随着股价的上升，尽管人力资本增值效率的定价乘数随之增大，市场也开始对结构资本增值效率给予显著为正的定价乘数，但是投资者对物质资本增值效率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其做出了比智力资本更大程度的价格反应。也就是说，随着股价的不断提高，市场对各种资源的定价能力的态度发生了从倚重智力资本逐渐向依赖物质资本的变迁。模型B和C中各类资源的回归系数再次反映了与模型A中相应系数基本相同的变化情况。
四、结论
篇9
摘 要：《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颁布和实施，对资产减值政策做了较大调整，规定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对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由于具体实际运用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现有资产减值准则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仍有空间。先阐述了资产减值和盈余管理的概念，然后分析了资产减值准则的变化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最后提出在现行准则下，减少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资产减值准则；盈余管理；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1-0180-02
1 资产减值和盈余管理概述
1.1 资产减值与资产减值准则
所谓资产减值，是指企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此时，企业为避免资产虚增和利润虚增，应当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并把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资产减值会计力图为资产的真实价值提供度量。其目的在于通过提供目前资产价值的信息，向现实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未来现金流入或流出等决策相关的信息。这实际上是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的权衡，是会计信息决策有用观的体现。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明确了所有资产减值处理的一般适用原则，并对其具体规范的范围做了进一步界定，并且在考虑我国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尽量达到了和国际趋同。使企业更加稳健地确认收益和计量资产，客观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1.2 盈余管理的概述
盈余管理一直是会计学理论界广泛研究的课题，对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意见。
随着人们对盈余管理认识和研究的深入,盈余管理有了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概念: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
虽然恰当的盈余管理有利于企业吸收投资，扩大经营规模，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但是我国现在部分法规和制度还不健全，企业利用盈余管理操纵利润的事件时有发生，有必要加强对盈余管理的引导和管制。
1.3 资产减值准则变动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概况
新资产减值准则制定前，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的大额冲回来调整当期利润，是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主要表现。一是当预计当年会出现大幅亏损时，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然后再下一年度冲回，从而作出下一年度扭亏为盈的财务报表，即“洗大澡”；二是选择某一年份超大额计提减值准备，其后几年分次冲回，制造出利润连年上升的假象。
2 资产减值准则变动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2.1 新资产减值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
2.1.1 资产减值的计提基础更为科学
针对单项资产有时难以独立确认可收回金额的问题，新准则引入了“资产组”这一概念。新准则规定企业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应该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其中，企业以资产或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它资产或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可以认定最小资产组合。这使得比起原准则，资产减值的计提基础更为科学。
2.1.2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计量更具有可操作性
原准则规定资产可收回金额按照资产的销售净价与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较高者确定，对于如何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包括销售净价和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没有提供具体的指南和方法。新准则规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应当按照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新准则还就如何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及其预计处置费用，如何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和折现率等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操作指南，使得在新准则颁布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计量更具有可操作性。
2.1.3 对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
为了避免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新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的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这项规定是一个很大的修改，保证了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可比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的随意性。
2.1.4 增加了资产减值披露的内容
除了披露当期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外，还要求披露提取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累计金额，资产组的基本情况及其所包括的各项资产于当期确认的减值损失金额，以及资产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和计算过程中涉及到的估计基础、折现率等。这样的规定有利于外部报表使用者更好地判断公司经营状况和报表信息的可靠性。
2.2 新资产减值准则下盈余管理仍有空间
新资产减值准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进和完善了原准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但仍有一些漏洞，难免给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留下一定的空间。
2.2.1 资产减值迹象的判断主观性强，缺乏可操作性
现实经营环境中，资产发生减值的情况多种多样，虽然新准则对资产减值迹象进行了明确，但是不可能包括所有的减值迹象。企业根据准则综合考虑各方面去确认资产减值情况时，离不开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一方面对会计人员的职业能力要求较高，另一方面使得资产减值的判断主观性强，缺乏可操作性。
2.2.2 资产减值计量标准的公允性难以衡量
虽然新准则规定了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应当按照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使其比原准则更具可操作性。但是实际上，直到现在公允价值的概念还相对抽象，加之我国信息市场和价格市场不够完善，资产评估的规范化水平及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还不是很高，其确定具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并且，可变现净值、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率的选择等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这使得资产减值计量标准的公允性难以衡量，给企业盈余操纵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2.2.3 资产减值损失禁止转回的范围存在限制
虽然新准则规定了“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但这只是针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在建工程等长期资产进行了限制，这引发了期望进行盈余管理的企业利用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比如，存货跌价准备在以后的年度依然可以转回，企业在可能亏损的年份可以通过转回存货跌价准备增加当期利润，达到扭亏的目的。
3 减少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建议
3.1 进一步完善我国资产减值准则
虽然新的资产减值准则规定更加具体，操作性有所提高，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自其实施以来，在实际应用中还是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现象。新准则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在很多方面赋予了会计人员较大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和职业判断范围。例如，在确认减值损失时，可收回金额的计算需要选择折现率，而折现率是一个十分不稳定的因素。新准则中没有说明如何取得折现率，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从而使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缺乏可靠性。
3.2 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加强社会审计监督
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能规范企业会计行为，减少企业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中的主观随意性。企业应建立相对完善的资产减值内部控制制度，企业管理者应制定一个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的限制，若总额超过一定限制后，应通过管理者向董事会报告，取得审批。
注册会计师作为社会审计监督力量，应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在实施审计工作中，应充分了解企业资产减值内部控制制度和业务流程，对企业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计提是否合理，披露是否充分做出客观评价。同时，证券监督部门等应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大对违法违规的惩罚力度，约束我国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权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3.3 完善我国信息市场和价格市场
由于可收回金额的计量因素涉及公允价值，一个客观合理的公允价值计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价格信息市场可以使企业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市价得到合理公正的确认，但目前我国价格信息市场尚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所以我国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起各行业的数据信息，定期公布有关资产的信息资料，只有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市场和价格市场，才能保证资产减值准则的顺利实施，使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有章可循，提高资产减值准备的可操作性和公允性。
3.4 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素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在资产减值准则中，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和专业技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资产组的划分、减值迹象的判断、折现率的确定等，都需要会计人员拥有一个较强的职业判断能力。并且，新的资产减值准则赋予了会计人员很多会计选择的权利，这也需要会计人员拥有一个较高的职业道德，来约束自己滥用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因此，这要求加强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素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不断学习，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篇10
为贯彻落实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国务院施行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现将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因战因公伤残军人享受所在单位因公（工）伤残人员保险福利待遇的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因战因公伤残军人（含离退休的伤残军人， 下同），伤口复发治疗期间，按所在单位因公（工）伤残人员医疗待遇保证治疗， 不应采取医药费包干的办法；其工资（离退休费）发放、工资（离退休费）调整和福利待遇，也按所在单位因公（工）伤残人员治疗期间的待遇办理。
二、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因战因公伤残军人，伤口复发住院期间，由所在单位按因公（工）伤残人员住院规定的伙食费补助标准予以补助。经组织批准，到外地医疗和安装假肢的，其医疗，伙食、住宿、交通等费用，按所在单位因公（工）伤残人员待遇规定办理。
三、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因战因公伤残军人，经医院证明（ 在企业工作的，还需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伤残情况符合因公（工） 伤残人员退休条件的，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享受因公（工）伤残退休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