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科技伦理学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既是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也是职业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看，科技伦理学旨在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揭示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建构科技进步与伦理建设的互动机制[1]。《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正是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系统分析，强调科技与伦理互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力求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架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

不可否认，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理想与幸福的生活，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日趋紧张，科技与伦理的冲突日益凸显。正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如今，科学技术发展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正如作者所说：“迅速发展的科技与相对滞后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互动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革命性的、可能为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引发伦理道德的突出问题与巨大恐慌；另一方面，人类不能禁止某些新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因为，这样可能会使人类丧失美好未来的机遇。”[3]2如何使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规避这些伦理问题，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时代性课题，更是科技伦理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加强科技伦理学研究，寻求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规律，建构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就显得尤其重要而迫切。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伦理忧患的时代，怎样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发展能否取得“双赢”的效果？人类应该如何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尺度，努力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这些问题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中找到了答案。

客观地说，在国内外的科技伦理学研究中，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相对薄弱，资料比较零散，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对于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研究不多，很少有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在该著中，作者直面问题，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诠释，深入探讨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而提出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应然诉求。在作者看来：“一方面，通过对科学技术运行中的伦理分析，有助于对科技人员与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使科技运行合理化，实现真与善的统一，最终使人的行为趋于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对伦理的科学技术成分分析，能为伦理建设寻找合理依托。”[3]62

总之，科技发展对伦理具有正向作用，伦理对科技发展也具有正向作用，科技与伦理互动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现代科技与伦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时时处在一种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之中。科技进步促进伦理建设，并为伦理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伦理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现代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毫无疑问，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机制，不仅是对现代科技与伦理关系研究内容的拓展，更是一种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

学术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重视多學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同一个问题。当然，不同学科知识发展、交叉的结果是同一个问题可以用不同学科知识来解释，但解释的结果却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种现象提示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客观事物，全面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才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研究也是这样，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可否认，科技与伦理互动具有必然性，但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时空发展，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表现则不尽相同。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为把握科技与伦理的互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立足历史视野与现实发展，强调问题导向和实践架构，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

《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着力跨学科综合研究，从而科学把握了科技与伦理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嬗变以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该著既强调吸收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又注意从文化学、人类学以及系统科学等多学科视野探讨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基础、规律及诉求。例如，从文化学维度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进行文化考量，把科技与伦理的矛盾看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内在矛盾之一，揭示科学技术与人性之间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凸显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又如，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看作一个系统，“通过对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关系研究，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关联，明确科技与伦理之間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强调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应然诉求”[3]5。

纵观全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努力交叉融合多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多层面重新审视科技与伦理关系问题，在高科技的辉煌与伦理忧患并存的时代，寻找科技与伦理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实践对策，从而“描绘出现代形态的科技与伦理相互作用的宏伟画卷，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热点问题及争论的焦点问题提供了一部可参考的范本”[3]4-5。

三、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不仅表现在静态的相互联系，也表现在动态的相互作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就是要揭示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机理，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该著既注重学理层面的探讨，又针对现实，强调问题的针对性，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提出应对之策，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论进行了系统建构。具体而言，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该著正是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切中时代脉搏，深入分析关于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理论纷争，探寻走出困境、解决问题的实践途径，从而突破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究式纯逻辑推演模式。

二是清晰的历史脉搏。把科技与伦理的逻辑关系放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动态考察，揭示二者互动的抑扬轨迹，重点探究科技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把握其内在的规律性，从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历史脉搏。

三是系统的理论阐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性与伦理的反思性的互动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相关性；从多维视角认识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可能性，阐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原则、基础及当代意义，从而深化了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认识和理解。正如拉特利所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造成越来越多的需要提出新规范的行情，而且还使新的行为更加合理、有效。”[5]

四是深入的实践探索。该著不仅能够准确地发现问题，还善于科学地解决问题，对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现实障碍、理念创新以及实践路径等进行深层次探讨，包括重塑科技伦理主体责任、注重科技伦理问题的政策导向、强化科技伦理问题的制度选择等，并从现代高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入手，分别从核技术伦理的反思与架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与伦理评价、生态伦理视野下技术创新选择、工程伦理与工程师的伦理责任等视角深入分析，全方位探讨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行动逻辑与实践策略。

综上所述，《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是近年来科技伦理学研究的又一部精品力作，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性与实践应用价值。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其既表现在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上，更表现在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中。

[参考文献]

[1]杨怀中.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9-2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8.

[3]潘建红.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89.

[5]杨杰，方春英.走向科技与道德的良性互动[J].科技创业月刊，2005（8）：128.

（责任编辑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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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

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篇3

【关键词】 科技活动 哲学 伦理化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以及科技活动广泛融入社会的今天，科技活动正在对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进行潜移默化的改变，可是人类在借助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并取得成功的同时，现代科技伦理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道德缺失、精神空虚、资源危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这需要通过哲学视角对人类高度文明社会的精神与物质进行审视，对于科技伦理问题进行省察和反思，查找原因并解决其造成的不良后果，从根本上实现科技的伦理化。

1 现代科技伦理问题

1.1 科技活动引起的道德伦理问题

学术界中对于科技活动引起道德伦理问题持有两种态度，一方面，科技活动作为一种求真求实的行为，其研究目的是无限的接近自然本身，探索自然中各种客观规律，并且还会判断技术标准的先进性以及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并不是伦理道德上的善恶与否，所以说科技活动缺乏伦理价值属性，那么在自然中也就谈不上道德伦理问题。另一方面，科技活动是人类用于探索自然规律的行为，那么就会带有道理伦理影响，尤其是近年来自然科学和古代科学在结构与性质上有着不同特点，这不光包含思辨性理论知识，也会带有目的性的实际活动，该活动同人类的另外相关活动一样都会带有道德伦理责任，那么当道德伦理的进步和科技活动发展产生冲突时，就会产生出科技伦理问题。

对科学伦理问题产生进行判断的依据就是对科技活动的性质进行定位，科技活动并不是单纯的技术体系与科学知识，它是有着特定结果和过程的结合，该过程中又带有一定的伦理负载，它是一种受到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作用而产生影响的人类活动过程。该过程涉及到了科学道理和生产实际，以及人们生活目标与生存方式的伦理准则，并且带有对于人道、公平、责任的伦理价值追求，那么科技活动的发展就不能和道德伦理脱离。

1.2 科技伦理问题产生负面社会效应

纵观科技活动的发展过程，人们虽然运用科学技术取得了丰硕的文明成果，可是也在科技发展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克隆技术打破了传统生儿育女的行为方式，能很好的解决生育问题和器官移植问题，但是克隆人的恐慌一直存在于人们心中；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于疾病治疗、诊断、预防等都带来深远意义，但却引发了基因歧视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的父母在产前检查成百上千的基因，以判断后代是否存在不利基因；机器的产生不难可以收获劳动成效，还可以减少体力劳动，然而人类又会质疑机器人取代人类的伦理问题，这些都反映出了科技活动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人们的价值理想，变成了脱离科技行为本身而带来负面社会效应的道德伦理问题。

2 科技伦理的哲学审视必要性

科学理性的过分膨胀引起了道德伦理问题，使得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例如增长的观念，人类通常觉得物质生活优化和经济增长引发的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竞争是有利的，然而这也是许多灾难产生的导火索，因为当增长达到极限，地球资源被过程开采与消耗，经济不能继续增长时，就需要重新思考新的方向与价值观念，所以需要用哲学的视角来反思科学理性。主体性哲学所确立的中心位置曾让物质财富快速发展，可是只注重物质需求的发展方式也引发了人类生活的灾难和危机，人类不单单需要物质资源，更需要精神关怀，现代社会将人类生命与物质的存在相等同，科技活动不仅让人类和自然对立，而且也用技术为工具使人类产生物理化分解活动，这样就使得生命关怀疏远了，科技活动已不能把握人类生存和生命，因而出现越来越多的科技道德伦理问题。

重新拾起失落的近代哲学，可以让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产生连续性，并且形成整体统一的局面，这使人类的科学知识也得以统一。人们在工业文明发展的背景下将统一的世界分解成许多部分，将科学也分解成许多门类，因此失去了对于世界的整体认知，使科学知识被分割，破坏了自然与人的整体关系。对于科技伦理问题，务必要从哲学的视角，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将科学发展置于宽广的人类文明里面，归根到底，科学技术活动只是一种手段，绝非目的，世界的和谐统一与人类的生命均比科学认知性要高，科技活动需要在哲学批判过程中不断进步，并且不能脱离造福人类的基础，这样才能实现人类与科技活动的和谐统一。

3 哲学视角下科技伦理化

通过主体性哲学的思考可以知道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文关怀问题，但是这种结果也不完全是科技本身所造成，毕竟其是受到特定目的的作用而实现的，根本性的问题仍旧是人类自身的问题，因为进行何种选择，有着什么理解，如何发展，产生什么结果均由人类自己决定，那么哲学视角下人类对于行为活动选择的问题，哲学本体通过征服客体，来实现对主体，即人本身关怀的目的，这并不是任何理性精神的泛滥或膨胀，却是实实在在回归到人，人类已不再成为先进科技社会中的一员，代之以真实生活世界里面的生命整体。人类之间需要遵守道德伦理的准则，同时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样需要道德伦理进行约束，人类想要解决科技伦理问题，从而改善生存危机问题，就需要摒弃非伦理的现实生存方式，用一种伦理化的方式来生存与发展。

科技活动是一种对事实的判断，归属实然领域，而道德伦理是一种对价值的判断，归属应然领域；科技活动是客观性的体现，而道德伦理则是主观性的体现；科技活动向往真，而道德伦理向往善，道德伦理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里面将优良因素整合并积淀，有着很强的稳定性，其渗入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领域当中，对各类矛盾进行调解，以确保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科技活动终究只是选择手段，其无法脱离哲学社会科学的批判与濡养，这并不是指道德伦理能够赋于现代科技活动一种善或恶的性质，而是能够给予现代科学技术在使用过程中的价值疏导，让它符合人类的长期稳定生存。因此，科技的伦理化不是指代对科技活动的反对或是终结，而是规避与摒除科技伦理问题，让科技活动过程融入伦理的意蕴，使之永远的造福于人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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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主义　建筑　文化　态势

现代建筑装饰艺术及其文化是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自的工业革命，以科技为主导的西方文明主宰着整个世界。欧洲率先萌生了具有现代建筑文化性质的雏型，随之蔓延开去，其它各区域基本上形成了世界总体的现代建筑文化发展态势。因而，世界建筑文化总体上发展不同步，且存在着种种非理性的东西，这直至现今仍然不绝如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一是欧洲的那种不甚理性的强权意识，忽视了各区域客观环境所形成的传统建筑文化观念意识的存在和必然。此后其又逐渐渗入到文化渊源深厚的亚洲地区等，然终因阻力难行也逐渐对其认识到了其一定的合理性。二是其它区域对欧洲的简单的建筑模仿意识，机械地认为一种建筑型体或一幢建筑物在某一地区或地点的成功就是任何地区成功建筑的标准模型。就建筑文化的交流而言，这具有一种不合理性，但却是现代建筑文化发展至今的一种普遍现象。国内现代建筑的发展，去个别地方保留这传统的亮点，大多建筑都被现代建筑之风予以清一色化。国内现代建筑文化的发展却是迟缓的。“八、九十年代自诩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建筑，是外来的与本土的建筑构件的组装，这似乎又是一种既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又具有依恋的民族情结的改良思想。于是，人们可以将本土传统建筑肢解，取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代表性构件，替换上引进的西方建筑的相应位置上。不同文化以及建筑文化的交融好像就只是混成、组装了，这仍然也是有些简单化了文化以及建筑文化的深刻本质，这同样是一种不甚理性的现象，在现今也甚为普遍”。

就本质而言，建筑文化包括环境的、生存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四个文化层次且统和一体。一般而言，建筑文化整体的构成从内至外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第一层次，表层形态是物，即它的物化形态，主要是建筑物材料的选用。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客观的物所反映的；第二层次，中间形态是心与物的结合。也可称作精神意志的外表。如各种规范、法规和创作理论等：第三层次，是深层形态即心，是某一文化的整体精神，如伦理道德、宗教感性、民族习性和价值观念等，它直接指中层的变化，它无声无形，只有思考、分析才能感知它的存在。外层的建筑文化较松动，容易改变，越往里越稳固，观念的东西最难改变。”大多数建筑是器物性文化，重在功能即使用。为满足人们现代社会生活的多元性，那么现代建筑的使用功能就必须具有其多元性，那些一元的、单一的的模式显然是不合时宜。因为现代建筑日益重视给现代人类提供活动的多样化的场所，所以现代的建筑类型也具有其多样性。这对于那些居住建筑、商业建筑、工业建筑、公共建筑、纪念性建筑等的形式与功能要求而言都应该做到差别化设计。比如现代建筑文化中的居住建筑、工业建筑追求的是经济适用，而公共性建筑则更注重其精神层面上的实现。工业化革命的浪潮涌动起现代建筑文化的多元化走向。另外，由于东方与西方其社会形态结构、生活习惯以及习俗等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因而也就造成了相应社会生活形态中的建筑文化上的区别。总而言之。现代社会生活的多元性，即人类地域生活文化的多元化决定着现代建筑文化的多元性，这就是现代建筑文化具有多元性的根由所在。在当今，随着社会文化的多元化的深化发展，主要以纪念性、公共性建筑的现代建筑文化也在加快其多元化的步伐。这就告诉我们，建筑文化只有适宜新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才能植根于丰富的文化土壤之中茁壮成长。现代社会随着通信通讯以及交通等工具的发展，人们的文化交流与思想交流也日见便捷。与此同时，当代社会文明的冲突也使得现代建筑世界也变得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每年的世界建筑师协会的建筑师年会，各种各样的建筑展览，讲座。讨论会等等建筑思比如社会上各种建筑文化交流活动。由此更增强了建筑文化的多元性进步。在世界“二战”后的若干现代思潮，主要是对“理性主义”的关注与强化，其追求技术精美，也伴有“粗野主义”、“典雅主义”，其注重工业技术彰显、“人情化”与地方主义倾向是结合、“个性”与“象征”的结合等，这自然促使了现代建筑文化多元化的演进。

篇5

    风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贝克、吉登斯等指出,反思现代性意义上的风险观念,不是指洪灾、瘟疫等等“来自外部的、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而是指“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第50页)与“安全”意味着可接受的风险相对照,“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同时,风险是保险的社会性放大,是“通过相应的制度化的回应使危险可以预测”,即“危险的辩证法”。(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第4页)这样一来,风险观念的确立就不仅意味着“工业社会安全推定”(贝克、吉登斯、拉什,第17页)的危机和“本体性安全”价值观念的断裂,而且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现代文明走向的基本判断。在这个意义上,风险观念“对于所有社会领域、并最终对于我们的个人关系和政治、经济制度都具有根本意义”。(多德,第234页)正是基于对文明发展的既有价值观念的反思,风险观念强调风险作为现代文明建构的社会复杂性,确立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基本价值观念。一方面,风险观念揭示了所谓“技术安全”与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现代公共安全观念之间无法调和、无法克服的复杂矛盾,摧毁了靠诸如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障机制等“科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计算方法”。(贝克,2004年a,第19页)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的风险作为潜在的威胁,其核心价值既不在于过去,即对传统束缚的解放;也不在于现在,即对现代性安全逻辑的强化;而在于未来,即把风险观念看作“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拓殖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同上,2004年b,第4页)也就是说,风险观念打破了现代性所依赖的“因果关系”的逻辑,否认未来是过去、现在的线性延续,而是强调由于风险的“不可控”或不可预测而造成的未来与过去的“断裂”,以通过“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的方式”(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第50页)来把握现在。这种价值观念是把握文明基本走向的一种新的探索。应该看到,风险观念对以“本体性安全”为代表的文明发展的既有价值观念的颠覆,其后现代性特征是比较鲜明的,即通过对现代性的质疑,来彻底反思传统现代性的逻辑。当然,与一般的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一味地批判、否定或解构不同,风险观念倡导了一种更为积极也更为现实的价值观,即通过“风险规避价值观以及对技术的自我反思认识”,来确立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型现代化。这种“亡羊补牢”式的价值判断能否解决问题,尚待实践的检验;但作为一种摆脱现代文明发展困境的努力,是值得期待的。

    风险观念之价值批判的哲学基础

    风险观念彻底颠覆了“本体性安全”的价值观念,的确具有启发意义。但要彻底破解现代性的困境,客观上要求风险观念必须通过反思现代性自身的内在矛盾,重新确立其价值基础。这是风险观念能否真正超越传统价值观的局限,使现代文明的发展“化险为夷”的关键所在。因此,深入探讨风险观念自身的价值基础是否坚实,对于确立超越现代文明的新型价值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风险观念终结了现代性的“自然”观念。按照风险观念,随着现代风险的普遍化,那个曾经被传统所畏惧而作为现代性征服对象的“自然”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是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紧密相连。这意味着,自然和传统无疑不再具备控制人的力量,而是处于人的行动和人的决定支配之下。夸张地说,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同上,第3-4页)显然,这种“自然的终结”意味着作为传统价值判断基础的“是”与“应当”的区分已基本失去作用。而随着这种区分的消失,风险观念语境下的价值观就只能体现为对“能否接受风险的文化及生活标准”的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终结”标志着作为价值基础的自然的本体性缺失,而由此导致的自然与社会的合一的实现,是以对自然的伤害和威胁为前提,进而以对文明的伤害和威胁为代价的。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性逻辑固然是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为出发点和前提的,但这种“自然的终结”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加深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复杂性,而且使这一矛盾彻底转化为人与社会的矛盾,并为后者所决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这种自然的危机与社会危机在现代性基础上的同构,必然会导致现代性的某种“异化”。究其根源就在于,“自然的人化”是以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为前提的,人类自身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要有超越自然的任务,但这种超越决不是“釜底抽薪”式的超越,而是在维护自然作为其生存和发展基础上的超越。而现代性所造成的“自然的终结”,则从根本上无视自然的基础地位,剥夺了其内在价值,其结果必然引发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多层次矛盾与危机。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化自然或自然的社会化应当是一个自然价值从外在于社会到内在于社会的过程,而不应是一种脱离了自然基础的价值博弈。因此,风险观念的价值观所断言的“自然的终结”,只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昭示我们,不论自然是否直接“出场”,是否实现了与社会的同构,其作为社会生产方式之前提和基础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在这个意义上,还自然界作为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础和优先地位,至关重要。其次,风险观念动摇了现代性的理性基础。一般地说,作为与传统“本体性安全”一脉相承的价值观,工具理性、秩序与安全构成了“简单”(或初期)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基础。在反思现代性的意义上,风险观念揭示出“现代性内部在理性的基础和工业社会的自我意识问题上”的一个冲突,即“知识和无知的某种特殊的综合”。一方面,以“高度发展的专家理性”为代表,“更多、更完善的知识正在成为新风险的来源”(贝克,2004年b,第181页),即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与无条件的过度使用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另一方面,风险的现实构成表明,科学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政治、经济上的无知、短视乃至行为不端等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彻底驱逐了现代性引以为荣的理性基础。从某种意义上看,风险观念对现代性理性基础的反思,揭示了对现代性反思所不可避免的悖谬性:一方面,它试图打破现代性的“理性垄断”,强调科学技术以及各种工具理性既不是“绝对的权威”,更不享有逃避反思的“治外法权”;另一方面,它又要通过文化批判和价值主导的方式,把科学技术由风险的主要制造者改造成阻碍产生风险倾向的力量,即要纠正由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所造成的价值偏离和丧失。与其他的解构性或否定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不同,风险观念强调,“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确实是分裂的,但它们同时保持着互相交织、互相依赖的状况。……对工业发展风险的科学关怀事实上依赖于社会期望和价值判断,就像是对风险社会的社会讨论和感知依赖于科学的论证。……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同上,2004年a,第30页)因此,风险观念主张,只有通过“理性改革”“吸收被抑制的不确定性才能治好这种疾患”,即通过建立“预警原则和可逆性原则”等新的现代性标准,来消除科学和工具理性的“虚假的、脆弱的明晰性和伪确定性”。(贝克、吉登斯、拉什,第43-44页)应该看到,风险观念对现代性的理性基础所作的辩证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何通过确立“各方都共同认可的社会理性基础”,在价值观上实现有效的理念整合和文化整合,却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任务。这是因为,确立“健全的理性”一直是现代化历史进程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才特别强调“现代性的未完成性”。而风险观念所揭示的现性的局限性,既是认识上的矛盾所致,也是价值上的偏离,更是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社会实践的偏离。一方面,理性认识的辩证法早已表明,认识上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不仅作为内在矛盾贯穿于认识和科学发展过程的始终,而且无论是作为认识规范还是作为价值基础,理性自身的认识作用都是有其限度的。另一方面,现代价值观之所以会造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由来已久的矛盾,一个重要原因是混淆了“提高知识的愿望”与“对自然的剥夺与控制”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预设,从而引发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异化”,进而导致文化发展的失衡和文明发展的不可持续。因此,在哲学看来,要克服这一系列的理性矛盾,实现标本兼治,并非通过单纯的理性批判、建立新的文化空间或价值空间就能完全胜任的,而是只有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确立现代文明新的发展范式,才有可能根本解决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见,风险观念虽然揭示出理性认识矛盾与社会发展矛盾的复杂性,但其解决问题的方式仍存在过于简单化之嫌。第三,风险观念重塑了现代性中的责任伦理价值。在风险观念看来,现代风险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也就是说,“商业公司、政策的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出了当代社会中的风险”(贝克、吉登斯、拉什,第255页);由于“被经济外部化,被法律制度个体化,被自然科学合法化,且被政治变得表面上无害”而容易导致“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贝克,2004年b,第49页)。正是借助于这一核心概念,风险观念“有助于解释现代社会制度怎样和为什么必须不可避免地承认灾难的真实存在,同时又否认其存在,掩盖其起源并排除补偿或控制机制”。(同上,第191页)现代风险的普遍化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诸如“没有考虑人为误差对技术产生影响、对现代科学技术过于自信、不能整体评价技术系统的功能、不能预见人对安全措施的反应,等等”(费斯科霍夫等,第24页),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制度和人的因素,使得风险“日益变得无法通过科学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手段来确定证据原因和赔偿”。这是因为,传统责任观念确立的只是根据既成事实的结果来回溯原因、事后追究责任的原则,这种延迟的责任追究方式在许多“不可逆转”的风险问题上,只能是无能为力的。另一方面,“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又意味着责任主体的缺失,而这种缺失不仅与现代化的高度“控制性”是完全相背离的,而且与现代性所追求的个人解放是相悖谬的。因此,风险观念试图通过采取“伦理问责方式”、倡导“向社会开放”的科技伦理、倡导“责任对称”的伦理责任观等方式,意在化消极的责任追究为积极的责任追究,这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可否认,这样一种新的伦理责任观的建立,同样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在哲学看来,无论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既不存在超时空、超历史的伦理责任,更不存在超阶级的伦理道德。“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普遍存在,凸显了现代文明、特别是全球化语境下竞争的商业文化、职业的科技文化与政治和社会的伦理文化之间深层次的矛盾。而如何化解这样一些伦理困境和文化危局,不仅仅是对伦理价值观念的历史性考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大考验。因此,责任追究无论是强调伦理道德上的自律还是法律上的他律,无论是事先预防还是事后追究,都既需要建立新型的政治、法律、伦理原则,更需要制定相应的社会机制来具体实施,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的说来,风险观念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层面上所展开的价值批判,其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批判本身不仅饱受争议,而且同样具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局限。因此,只有同样把它们作为理论反思的对象,才有可能达到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认识。

    风险观念的价值哲学反思

篇6

风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贝克、吉登斯等指出，反思现代性意义上的风险观念，不是指洪灾、瘟疫等等“来自外部的、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而是指“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第50页)与“安全”意味着可接受的风险相对照，“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同时，风险是保险的社会性放大，是“通过相应的制度化的回应使危险可以预测”，即“危险的辩证法”。(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第4页)这样一来，风险观念的确立就不仅意味着“工业社会安全推定”(贝克、吉登斯、拉什，第17页)的危机和“本体性安全”价值观念的断裂，而且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现代文明走向的基本判断。在这个意义上，风险观念“对于所有社会领域、并最终对于我们的个人关系和政治、经济制度都具有根本意义”。(多德，第234页)正是基于对文明发展的既有价值观念的反思，风险观念强调风险作为现代文明建构的社会复杂性，确立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基本价值观念。一方面，风险观念揭示了所谓“技术安全”与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现代公共安全观念之间无法调和、无法克服的复杂矛盾，摧毁了靠诸如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障机制等“科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计算方法”。(贝克，2004年a，第19页)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的风险作为潜在的威胁，其核心价值既不在于过去，即对传统束缚的解放;也不在于现在，即对现代性安全逻辑的强化;而在于未来，即把风险观念看作“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拓殖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同上，2004年b，第4页)也就是说，风险观念打破了现代性所依赖的“因果关系”的逻辑，否认未来是过去、现在的线性延续，而是强调由于风险的“不可控”或不可预测而造成的未来与过去的“断裂”，以通过“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的方式”(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第50页)来把握现在。这种价值观念是把握文明基本走向的一种新的探索。应该看到，风险观念对以“本体性安全”为代表的文明发展的既有价值观念的颠覆，其后现代性特征是比较鲜明的，即通过对现代性的质疑，来彻底反思传统现代性的逻辑。当然，与一般的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一味地批判、否定或解构不同，风险观念倡导了一种更为积极也更为现实的价值观，即通过“风险规避价值观以及对技术的自我反思认识”，来确立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型现代化。这种“亡羊补牢”式的价值判断能否解决问题，尚待实践的检验;但作为一种摆脱现代文明发展困境的努力，是值得期待的。

风险观念之价值批判的哲学基础

风险观念彻底颠覆了“本体性安全”的价值观念，的确具有启发意义。但要彻底破解现代性的困境，客观上要求风险观念必须通过反思现代性自身的内在矛盾，重新确立其价值基础。这是风险观念能否真正超越传统价值观的局限，使现代文明的发展“化险为夷”的关键所在。因此，深入探讨风险观念自身的价值基础是否坚实，对于确立超越现代文明的新型价值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风险观念终结了现代性的“自然”观念。按照风险观念，随着现代风险的普遍化，那个曾经被传统所畏惧而作为现代性征服对象的“自然”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是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紧密相连。这意味着，自然和传统无疑不再具备控制人的力量，而是处于人的行动和人的决定支配之下。夸张地说，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同上，第3－4页)显然，这种“自然的终结”意味着作为传统价值判断基础的“是”与“应当”的区分已基本失去作用。而随着这种区分的消失，风险观念语境下的价值观就只能体现为对“能否接受风险的文化及生活标准”的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终结”标志着作为价值基础的自然的本体性缺失，而由此导致的自然与社会的合一的实现，是以对自然的伤害和威胁为前提，进而以对文明的伤害和威胁为代价的。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性逻辑固然是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为出发点和前提的，但这种“自然的终结”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加深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复杂性，而且使这一矛盾彻底转化为人与社会的矛盾，并为后者所决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这种自然的危机与社会危机在现代性基础上的同构，必然会导致现代性的某种“异化”。究其根源就在于，“自然的人化”是以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为前提的，人类自身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要有超越自然的任务，但这种超越决不是“釜底抽薪”式的超越，而是在维护自然作为其生存和发展基础上的超越。而现代性所造成的“自然的终结”，则从根本上无视自然的基础地位，剥夺了其内在价值，其结果必然引发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多层次矛盾与危机。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化自然或自然的社会化应当是一个自然价值从外在于社会到内在于社会的过程，而不应是一种脱离了自然基础的价值博弈。因此，风险观念的价值观所断言的“自然的终结”，只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昭示我们，不论自然是否直接“出场”，是否实现了与社会的同构，其作为社会生产方式之前提和基础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在这个意义上，还自然界作为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础和优先地位，至关重要。其次，风险观念动摇了现代性的理性基础。一般地说，作为与传统“本体性安全”一脉相承的价值观，工具理性、秩序与安全构成了“简单”(或初期)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基础。在反思现代性的意义上，风险观念揭示出“现代性内部在理性的基础和工业社会的自我意识问题上”的一个冲突，即“知识和无知的某种特殊的综合”。一方面，以“高度发展的专家理性”为代表，“更多、更完善的知识正在成为新风险的来源”(贝克，2004年b，第181页)，即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与无条件的过度使用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另一方面，风险的现实构成表明，科学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政治、经济上的无知、短视乃至行为不端等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彻底驱逐了现代性引以为荣的理性基础。从某种意义上看，风险观念对现代性理性基础的反思，揭示了对现代性反思所不可避免的悖谬性:一方面，它试图打破现代性的“理性垄断”，强调科学技术以及各种工具理性既不是“绝对的权威”，更不享有逃避反思的“治外法权”;另一方面，它又要通过文化批判和价值主导的方式，把科学技术由风险的主要制造者改造成阻碍产生风险倾向的力量，即要纠正由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所造成的价值偏离和丧失。与其他的解构性或否定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不同，风险观念强调，“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确实是分裂的，但它们同时保持着互相交织、互相依赖的状况。……对工业发展风险的科学关怀事实上依赖于社会期望和价值判断，就像是对风险社会的社会讨论和感知依赖于科学的论证。……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同上，2004年a，第30页)因此，风险观念主张，只有通过“理性改革”“吸收被抑制的不确定性才能治好这种疾患”，即通过建立“预警原则和可逆性原则”等新的现代性标准，来消除科学和工具理性的“虚假的、脆弱的明晰性和伪确定性”。(贝克、吉登斯、拉什，第43－44页)应该看到，风险观念对现代性的理性基础所作的辩证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何通过确立“各方都共同认可的社会理性基础”，在价值观上实现有效的理念整合和文化整合，却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任务。这是因为，确立“健全的理性”一直是现代化历史进程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才特别强调“现代性的未完成性”。而风险观念所揭示的现性的局限性，既是认识上的矛盾所致，也是价值上的偏离，更是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社会实践的偏离。一方面，理性认识的辩证法早已表明，认识上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不仅作为内在矛盾贯穿于认识和科学发展过程的始终，而且无论是作为认识规范还是作为价值基础，理性自身的认识作用都是有其限度的。另一方面，现代价值观之所以会造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由来已久的矛盾，一个重要原因是混淆了“提高知识的愿望”与“对自然的剥夺与控制”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预设，从而引发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异化”，进而导致文化发展的失衡和文明发展的不可持续。因此，在哲学看来，要克服这一系列的理性矛盾，实现标本兼治，并非通过单纯的理性批判、建立新的文化空间或价值空间就能完全胜任的，而是只有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确立现代文明新的发展范式，才有可能根本解决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见，风险观念虽然揭示出理性认识矛盾与社会发展矛盾的复杂性，但其解决问题的方式仍存在过于简单化之嫌。第三，风险观念重塑了现代性中的责任伦理价值。在风险观念看来，现代风险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也就是说，“商业公司、政策的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出了当代社会中的风险”(贝克、吉登斯、拉什，第255页);由于“被经济外部化，被法律制度个体化，被自然科学合法化，且被政治变得表面上无害”而容易导致“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贝克，2004年b，第49页)。正是借助于这一核心概念，风险观念“有助于解释现代社会制度怎样和为什么必须不可避免地承认灾难的真实存在，同时又否认其存在，掩盖其起源并排除补偿或控制机制”。(同上，第191页)现代风险的普遍化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诸如“没有考虑人为误差对技术产生影响、对现代科学技术过于自信、不能整体评价技术系统的功能、不能预见人对安全措施的反应，等等”(费斯科霍夫等，第24页)，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制度和人的因素，使得风险“日益变得无法通过科学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手段来确定证据原因和赔偿”。这是因为，传统责任观念确立的只是根据既成事实的结果来回溯原因、事后追究责任的原则，这种延迟的责任追究方式在许多“不可逆转”的风险问题上，只能是无能为力的。另一方面，“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又意味着责任主体的缺失，而这种缺失不仅与现代化的高度“控制性”是完全相背离的，而且与现代性所追求的个人解放是相悖谬的。因此，风险观念试图通过采取“伦理问责方式”、倡导“向社会开放”的科技伦理、倡导“责任对称”的伦理责任观等方式，意在化消极的责任追究为积极的责任追究，这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可否认，这样一种新的伦理责任观的建立，同样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在哲学看来，无论是面向过去还是面向未来，既不存在超时空、超历史的伦理责任，更不存在超阶级的伦理道德。“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普遍存在，凸显了现代文明、特别是全球化语境下竞争的商业文化、职业的科技文化与政治和社会的伦理文化之间深层次的矛盾。而如何化解这样一些伦理困境和文化危局，不仅仅是对伦理价值观念的历史性考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大考验。因此，责任追究无论是强调伦理道德上的自律还是法律上的他律，无论是事先预防还是事后追究，都既需要建立新型的政治、法律、伦理原则，更需要制定相应的社会机制来具体实施，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的说来，风险观念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层面上所展开的价值批判，其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批判本身不仅饱受争议，而且同样具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局限。因此，只有同样把它们作为理论反思的对象，才有可能达到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认识。

篇7

一、创设真情流淌的生命课堂

学习是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如今的学习从属于认知、理解的智力范畴，已渗透、扩展到情意、价值观等非智力领域。学生的科学学习过程是知识积累、能力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情意发展、人格健全的过程。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作为联系科学与人文的纽带，可以深化教育，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同时，又能优化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完善学生个性成长［1］。科学课程的学习中，尤须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树立科学正确价值取向，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探讨STSE的关系中的真善美。

当今，人们在充分享用着科技所赐予的丰硕成果时，也体验着种种科技异化带来的恶果。各种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越来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通过STSE课程，有助于学生更客观、更全面的地认识科学，启发学生思考技术、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力。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双重作用，培养学生辩证地看待科学技术的正面效能和负面影响。在科学课学习中，教师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等造成全球性危机的问题，选取适当的主题引导学生进行交流讨论，通过原因分析、策略研究、方案设计等系列过程，学生逐渐从思想上正视科学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才不会将崇尚科学变异成对科学的宗教崇拜。在学生自主讨论和教师的引导总结中，不断让学生意识到这一切问题的出现从正反两方面说明，科学技术不仅不是万能的，而且其发展方向的迷失会给人类文明带来极大的威胁，甚至可以达到毁灭性的程度［2］。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重视确立正确的科学价值取向。教师通过对社会热点问题的专题学习和研究，学生可以从多种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评价，尝试做出价值判断和道德分析。从牛肉生产到人类的繁殖，从自然保护区到‘克隆羊’，从水中充满雌激素的河流到布满核放射尘埃的谷地，这些人类自己所创造的环境。其中涉及的问题客观的说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及其他社会观念。教师应善于引导学生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道德之间的问题，分析科学技术的使用是否尊重生命？是否尊重人性，克服了人性危机，确立了人的尊严？是否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教师与学生不断深入追问和反复的价值判断、道德分析中，引导学生趋向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

（二）持严谨的态度对待科学学习。

学生结合科学史哲的学习，逐渐转变以往对科学学习不正确和简单化的观点。学生能认识到科学知识的成长不是一个常态的、线性累积过程，也不是一种新的事实、理论不断加成的过程。科学在不断发展中，不仅体现为“累积式”的量变，还是“革命式”的质变过程。由此，科学学习不是简单的知识累积，而是新旧范式的转变过程。学生要促成这一转变：首先，树立问题意识，即学生在进行认识活动时，通过对认识对象的深刻洞察、怀疑、批判等多种方式，产生认知冲突，经过深入思考后仍困惑不解时，出现了一种具有强烈的探索情境的真实问题或想做出发现式创新的一种心理状态［3］。这种心理状态驱使学生不断积极思维，对问题作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直至问题解决。其次，养成证据意识，尊重事实，重视客观求证，以严谨的态度寻找证据，学生所展示的证据越多，就越能引发对原先想法的反思，从而促成假设、预测、推理、解释、交流、质疑等思维活动的积极展开，有利于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最后，加强学生细心、耐心、恒心、包容心等心理品质。

二、构建纵横联通的智慧课堂

布鲁纳认为，学习的实质是一个人把同类事物联系起来，并把它们组织成赋予它们意义的结构，即知识的学习就是在学生的头脑中形成学科的知识结构。学生在不断完善认知结构的同时，也能够获得认识事物的一些普遍方法。

（一）梳理学生心中的科学。

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它由多学科知识高度聚合而成。一定意义上说，学生学习知识主要是掌握概念和由概念组成的系统，通过对概念的学习加深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学生通过学会如何使用“概念图”、“V形图”等科学思维工具之后，借助少数大概念为核心建构科学概念体系，帮助探讨事物之间的关系，关注事物的复杂性和整体性，认识和体会知识的形成和重构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重点关注教材中重复性与割裂性的内容编排，打破原有教材的编排体系，根据知识的内在联系将教材内容重新整合为层层深入的知识体系。让学生在学习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过程中，自主把握科学知识的内在联系，借助科学思维工具给自己栽种一棵棵知识树。通过构建知识网络，让学生抓对立、清异同、悟联系，梳理自己心中的科学。这样不仅有利于清晰明了的掌握科学概念，还能更乐于参与科学实践，对重要原理的深入探索，有助于提高学生思维的逻辑推演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整合理解能力。

（二）激发学生成长的科学。

科学知识，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既要建构一个个知识网络图，又要于行动体验中不断进行动态修正和知识创新。随着吸纳、类化、整合知识的增多，它不断膨胀并向外辐射，从而使学生的知识层次愈高，知识覆盖面愈广，知识的迁移性和普涉性愈强［4］。学生在建构知识网络的同时，也在科学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正和完善，经由思考、探索、研究等活动，以求真、求善、求美的有机统一作为吸纳知识、类化知识和整合知识的价值标准，剔除迷信和教条的内容，删改愚昧和偏见的理解，不盲目崇尚非理性权威的共识，通过质疑、追问、辩护、反驳、反思等行动对自身的想法负责，对科学知识进行类化、整合、凝练、提升，赋予它新的发展因子。学生在不断完善认知结构的同时，还要让学生感悟科学知识、科学现象、某一科学知识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从而感悟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三、铺设思维碰撞的实践课堂

皮亚杰说过，动作是智慧的根源。因此，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创设以科学思维为核心的脑力活动和动手操作活动有机结合的情境，引导学生在各种科学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观察、试验、猜想、验证及推理概括的能力。只有“实践”才能获得真知，才能让猜想与假设转化为真理。学生的思维是在活动中发生的，并随着活动的深入而得到发展，从而让学生的“双手”闪烁出创造性思维的光芒。

（一）摆脱形式主义的探究，重视科学观察活动。

当前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学探究”将课堂科学探究等同于学习“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实验）方法”，科学探究被程式化地分解为提出问题、作出假设、设计探究方案、搜集证据、作出解释、讨论交流等步骤反复运行，步骤化的探究活动没有引发学生更多的科学思维，学生仅是“依样画葫芦”的进行探究活动。科学实践通过扭转课堂探究活动模式化倾向，转变固定的、按部就班的步骤进行探究活动，不在于追求普适的、固定的“科学方法”，摆脱探究的形式化，注重探索科学家的真实探究活动，开放学生的科学思维。科学思维活动的源泉在于观察活动，科学课上学生的大多数科学学习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观察活动。分类是有比较的观察，测量是精确的观察，实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观察，分析是对观察结果关系的认识，解释是对观察现象的阐释并产生理论。在科学学习活动中，不同的学生由于自身的知识背景不同，决定了观察到的现象、获得的数据、所作出的解释不可能完全一致。在观察活动中，学生对观察重点的把握，对观察现象真假的辨别以及产生原因的预测，对观察现象和数据的记录，与其他同学针对观察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以及对观察结果的验证，等等，通过这些科学观察活动，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科学思维。

（二）发展科学思维，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

篇8

《高等教育法》总则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着力把对人、对科学技术的武装看作是培养的目的，同时，对科技发展的反思也需要纳入到人才培养体系中来，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高职院校在思想教育中增加科技哲学观教育是大学生正确认识科技发展的内涵和边界的合理选择。高职院校主要以理工类专业为主，如何让学生树立科技哲学观的认识，正确对待自己所学专业，培养他们成为素质健全的社会人而不是机械的技术人是完成高等教育任务的必要条件。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课教育，解释科技哲学思想的一些问题，如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本质、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结构、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的区别等，使大学生正确认识高职思想教育与科技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实施科技哲学观教学，目的是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教学手段更加多元化，学生视野更加开放，教学体系更加完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科技哲学观教育可以拓展思想教育的领域，正确认识伦理道德、思想政治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和界限，正确引导大学生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认识以及科学的态度。正确认识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人类捕捉物欲的工具，更多地要关注科学技术与自己、人类、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今，“人们不但不能摆脱工具，还要不断扩大工具的复杂程度。”[1]突破技术优先为人类服务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人类更深层次认识科学技术功能和内涵的前提。这种思想在高职院校思想教育中需要得到正确认识，避免培养一批像马尔库塞所说的缺乏批判精神和对社会反思的“单向度的人”，以认识技术存在的合理性。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创新帮助自身生存发展，人类进行自我超越也是必然的，甚至超越“人类”这一特有概念。科学技术是靠智慧发展的，但仅此还不足以让科学技术发展到如此程度，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代代“爱智慧”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等推动。他们继承了人类科技文明的精髓，依靠“大科学”与“小科学”的融合，带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生物圈因此获益。

二、科技哲学观在高职思想教育中的特点

现在高职院校思想教育还仅限于“五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与法制观的教育。在教学中，由于教师专业不同，在课程教学中的侧重点也有很大差异，但是绝大多数侧重于思想政治的灌输，没有对学生的专业课程及教学内容进行反思。高职思想教育应结合高职特点，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哲学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把握科技哲学观的特点：合理性与普及性的统一。高职院校进行的人才培养，重在培养有科学技术的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现代高职院校进行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通过增加学生的实训和社会实践时间来积累经验，并丰富学生的理性思维。培养大学生科技哲学观不仅是为了增加对科技发展的认识，也需要确立对科学技术知识存在合理性的认识，因此，这种能力的培养应作为大学生的长期发展目标进行。匈牙利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乔治•卢卡奇认为，在当今社会形式合理性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而辩证理性支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如今，我国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在形式上既有资本主义的成分，又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是社会主义形式是基础。这必然要求正确的科技哲学观应该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教育体系中，形成长效性、普及性的教学管理形式。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人类科技文明自钻木取火，观天象知时节到如今已历经数千年。我国的传统科技重在关注民生民济，重在实用。美国环境哲学家J.B.克里考特认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要向“东方转向”，当然，指的是东方的传统哲学思想。自上世纪中叶，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信息时代的到来，更是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竞争重点定位在科技的创新，这俨然已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一大特点。

信息时代的科技创新不但关注竞争的切入点，也重在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实现了科技哲学观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海德格尔把技术看作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认为在现代技术中，人类和自然都已纳入资源储备，而现在人类不仅背叛了自然，还背叛了人类自己。而高职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单元，无疑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要求培养的学生应该是知识、技术和思想“三位一体”的创新型人才。局部性与全局性的统一。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职业化的技能型人才，这种培养目标对于高职院校来说重在强化专业学科，增强个体自身竞争力；而对于未来的发展，更应该关注人类发展的走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定位是信息时代一个重要内容，教育决定科技发展的方向，教育定位有多远，培养的人才就能走多远。重新审视科技史，那些对人类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仅局限于狭小的专业领域而不顾人类的发展，都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置于人与自然和谐有序发展的全局环境之中。对于科学技术的思考，不能仅仅局限于专业自身发展，更要拓展视野，反思人类的行为，关注人类和自然的根本利益。规范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科学技术的运用特别强调密切关注现实问题，诸如科学发展观的贯彻、科技人才培养模式、环境保护问题等等。要深入细微地研究，立足对问题的思考和创新，特别强调注重提出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新方法、新途径、新思路，实现规范化与创新性的巧妙结合。无论对高职人才的培养，还是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我们都需要尊重传统和规范，但不能局限于此，否则就会被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所湮没。在高职思想教育中，运用新方法、新资料、新数据，力争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自圆其说。分析科技发展的规范性与创新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认识。

简单性与复杂性的统一。纵观整个科技史，科技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提升过程，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上向因果关系（upwardcausation）。传统科技多表现为一般系统的特性，而现代科技多表现出复杂系统复杂性的一面。科技创新是科技发展整个系统突现的重要表现，也是新颖性的重要表现。“对于复杂性的承认有助于面对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哲学问题。”[2]对科技发展的系统认识能够帮助大学生全面了解科技的特点、功能、结构和目的，重新审视科学技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不能只把科学技术看作简单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把科学技术放在一个复杂系统内理解。

三、科技哲学观在高职思想教育中的内涵

其一，思想教育的一致性。“除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哲学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3]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更进了一步，通过理论的手段和实践的手段丰富了人类对于它们的看法。运用新的理论促进高职思想教育的改革，顺应了我国全面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需要，同时也促进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展。科技哲学观教育是高职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没有科技哲学观教育的高职思想教育是不完整的，不能割裂这两个方面的教育。因此，两者都是以改造人的思想为目的，具有教育目的的一致性。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今天，想“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创新，勇于创新。”[4]科学技术的创新不仅仅赋予表象，更多地要挖掘青年大学生这些未来的社会主力军对科学技术的认识。

其二，思想教育的互动性。创新在于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传统的思想教育是单向不对等的教育模式，在信息社会，这种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高职思想教育应加强大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不断推进教育创新，推动科学技术知识的多元化发展，并且把思想的互动融入整个教育过程。自建国以来，我国就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重视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探寻。上世纪60年代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5]并提出“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6]理论研究还包括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哲学思考，通过理论研究深刻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国形成学习自然辩证法的良好风气，钱学深、齐毓霖等知名专家都对这个时期给予很高的评价，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工程专家在这种开放互动的环境下，开拓了视野，活跃了思想。哈工大的马玉林教授认为，“站得更高一些，看的也更远一些。”同志提出：“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自然科学，而且要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并用这些方面的知识来全面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7]大学生作为生产力的准主力军，丰富其科学技术知识和科技哲学思想是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

其三，思想教育的中介性。高职思想教育过程中贯彻科技哲学观重在培养大学生的哲学思想和思辨精神。如何把个人的发展和人类整体利益和自然利益联系起来，促进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就会伤及赖以生存的环境，也会伤及人类自身。思想教育是以中介的身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科技哲学观教育也充当思想教育与科技发展之间的中介，只是处于不同的位点上。科技哲学观教育是对思想教育内涵的进一步挖掘，着眼于满足未来社会发展。充实由于科技发展而带来的经济理性，同时，也应充分尊重价值理性（包括生态理性等），如深层生态学的范式赋予非人类生命以内在价值，而不是依赖于它在经济上的或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8]只供奉科学精神只能推动人类对物欲的追求，而对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的追求却可以弥补人类对自身发展的反思，这必然要求加强对科技哲学观中介性的认识。

四、科技哲学思想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与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高职院校一门必修课，以推进培养具有创新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群性教育、时代性等多元特征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加强高职院校自身的优势，把道德的内涵加以提炼，融入现代科技成果中，强调认识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认识，完成宇宙自然和人性道德的完美统一。加强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对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增强大学生对科学技术的正面认识。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它改变了整个世界。科学技术的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重视和认识的过程。创新不仅仅指的是科学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深层次理解。正确认识对科学技术合理性的批判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边界问题，培养高职院校的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思想、系统思想。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现代大学生的思想过度地重视了功利主义给自己带来的物质上的，忽视了科学技术对人类发展不利的一面，这样必然给人类的发展带来困惑和质疑。

其二，减少高职院校思想教育的过度政治化。现代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进行思想教育时，总是把思想教育政治化，政治的敏感性放在突出地位，束缚了学生的思维。任何一种科学技术都是中性的，就是通常说的“科学技术无国界”。因此，这就需要在教育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能够辩证地认识、感受科学技术内蕴的人文气息，避免科学技术的政治化。政治化的思想教育使学生缺少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能动性、主动性和科学理性。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不具有政治意义的，赋予其政治性还是本源性，这关系着高职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还会直接影响着我国科技复兴之路。

其三，充分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科学与技术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明晰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哲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都认为科学和技术具有普适性、可检验性和统一性的基本品格。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科学与技术的复合体、统一体。高职院校思想教育应给学生理性认识。学生在高职院校学到的内容不仅仅只是技术上的掌握和提高，理论的知识更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规律。科学与技术统一于理性，理性依靠的是认知，认知的来源无外乎感知上的、经验上的和知识上的积累。因此，正确引导、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及其辩证关系对于培养高职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是必要的。

其四，强调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意义。我国高职院校进行的职业教育形式通常情况下是技术性教育和进入职业的适应性教育，几乎没有学校设置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哲学课程。这就大大限制了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因此，高职院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学校领导层需要设计长远培养具有哲学思想的科技创新人才的战略规划。所有的高职院校都会有自己的办学理念，然而，办学理念中缺乏哲学观的思想内涵。从社会的现实反映来看，如今培养的更多的是技术人，而不是社会人；其次，学校在课程的安排中，应把科技哲学的思想融入到思想教育的教学过程之中。针对这一点，学校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纯粹的技术人还是现代的社会人，然后，把这种理念付诸具体的教育教学，真正实现科技哲学思想在教育教学中的实施。最后，烘托校园厚重科技哲学的氛围。现在部分高职院校在教育教学中把西方的功利主义穿插其中，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是对功利主义的误释，把个人的利益作为功利主义的中心。而真正的“功利主义的标准不是当事人自己最大的幸福，而是所有人最大的幸福。”[9]因此，现实需要通过科学技术哲学的宣扬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单纯的技术。

篇9

一

科技时轫于15世纪的欧洲，它以其全新的要素———科学技术开辟了真正统一的世界历史的新纪元。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结晶和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作为第一生产力，它一直在历史上起着巨大的革命作用，堪称“历史进步的火车头”。它不仅推动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也推动着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的科技革命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道德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人的潜能的极大的发掘和发展。但是，科技时代本身亦包含着严重的危机。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的工具，它既可以用于人类幸福的追求和创造，给人类以福祉，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它既可以正面、积极地作用于社会，也可以负面、消极地影响社会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人们普遍认为，要重建人的价值信念体系，把人从受压制的状况中解放出来，应对无所不在的工具或科技理性进行批判。对此，教育责无旁贷。“科学与技术必须成为教育事业基本的组成部分；科学与技术必须同一切儿童、青年或成人的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以帮助个人既控制自然与生产的力量，也控制社会的力量，并从而控制他自己，控制他所作出的决定和行为。最后，科学和技术还必须帮助人类养成科学精神，因而使他能促进科学而作出的决定和行为。能促进科学而不致为科学所奴役。”人们在沉痛的反思后重新把目光投向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希望通过教育形成人的自主力量，以控制和操纵物质力量，使之不致成为一种“异化”因素去消解、侵独人的性灵，使得一切受过教育的人都能按照人性的尺度、真善美的尺度去改善世界，使这个世界真正成为属于人的世界。道德教育的社会目标，就在于培养出千千万万个具有道德主体性的公民，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须和最终归宿。

二

从学校道德教育的视角来看，科学技术以其重大成果和道德意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方式、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念。其正面影响有：

（一）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民主观念，以及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勇于创新、合理怀疑的科学精神；有助于树立学生珍惜时间、讲究效率、勇于探索的品性。

（二）它对学生的学习方式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以脑力劳动为特征的信息社会，随着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学生原有的那种单一接受道德知识的学习方式，将被对道德信息的选择、判断、补充、整合的自学习和互学习方式所取代。

（三）它有力地改变着学生的生活方式。在科技时代，学生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体验性、教化性、美学性、科学性、灵感性、心理性和评价性等特点。这些特点的出现，将导致学生的生活方式从受控制向自我控制与调节、自我培养和提高的方向转变。其负面效应主要有：（一）高科技给传统文化以侵蚀，使传统文化出现断裂以致出现对本民族传统的认同危机。（二）科技发展给社会带来的高科技产品，易使学生沉溺于“工商文化”的物质追逐与享受之中，其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及其产品吞噬了，导致精神价值的缺失、精神目的的实用化和精神领域的“殖民地化”。（三）科技进步在促进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的同时，也加剧了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使学生在强化本民族意识的同时，易产生盲目的“西方崇拜”或激起对他族文明的仇视。

（四）科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性异化5即非人性6和人的个性丧失。这也使学生趋于平面化、机械化、大众化、媚俗化，“个别的人已消失于类型之中”，“个人不成其为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变成机械的操作，每个人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去完成一个个机构的任务———生存方式技术化。于是，人变得越来越片面———个人生存片面化，越来越缺乏灵性———人性沉沦，成为无个性创造过程中的一个个部件———创造力衰退。

三

现代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科学技术的危机实质上反映了人自身的一种危机，这种危机实际上是人的文化危机，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要克服这种危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必须对人与社会进行变革，培育现代科技道德文明和人文精神。就学校科技道德教育来讲，理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坚持人文精神与科技精神的融合，培养人文素质与科学素养相结合的人才。未来寄托于科技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和发扬。学校科技道德教育应积极探寻传统文化意蕴与现代科技精神之间的聚焦点和契合点，把现代科技成果应用于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传承和远播，使之得以保持并发扬光大。这样，既不丢失民族优秀思想道德文化传统，又融合了现代科技发展的科技精神，可重新确立适应科技时代的价值体系，以对学生的新的道德观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坚持科技人道原则，培养学生正确的科技观。科技人道原则的宗旨是坚持科技发展为人类幸福生活服务。科技观是关于科技的社会作用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正确的科技观是科技人道原则在人的素质上的具体体现。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科技观，才能在实际行动中贯彻科技人道原则。我们应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科技的作用，认识树立科技道德的必要性，培养真正的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

三、坚持科技生态原则，培养学生的整体科学观、生态技术观。科技生态原则是指科技应成为保护环境的工具而不是破坏环境的武器，必须维护生态平衡，走生态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这一原则，要求学生树立整体科学观和生态技术观。整体科学观和生态技术观坚持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真理和美德的统一，是当代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四、坚持科技活动的国际合作原则，培养学生的国际合作精神。科技活动的国际合作原则是由科技活动本身的特性决定的，科技活动的对象、成果等具有普适性。在当代，科学知识所达到的空前水平的特性决定的，科技活动的对象、成果等具有普适性。在当代，科学知识所达到的空前水平和规模，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巨大突破，人类对于微观和客观世界的探索，都不是单个国家而是多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为此，应对学生进行国际合作精神教育———帮助学生认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以防止将科技活动引入相互残杀的道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学生把国际合作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结合起来。#p#分页标题#e#

四

那么，如何进行科技道德教育呢’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科技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结合，给予科学技术以道德关怀。这就要求我们的道德教育，要建构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运作机制，教育学生关注人类的精神家园，重视心灵的塑造、道德的培植和情操的修养。只有这样，科学技术才能在人文精神的辅佐和道德精神的参与下，走向崇高和辉煌。

二、加强科技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不仅是专业的，也应是通识的，使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发展协调统一。不断提高学生素质，关注其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使其自觉地、有意识地调整自我与社会、与科技发展的关系，让科技文明成为自我发展的契机，以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理想。

三、加强科技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结合，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中融入文化传统、时代精神和未来理想，将科技和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视作价值关怀的终极目标。教育学生注重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兼容关系和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和发展中的应用。要求他们从问题出发进行学习，在掌握基本科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解决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强化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素质教育———扩展学生对社会的深层理解，理解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文化的、全球的等合作关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培养了解社会，致力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以及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并能够参与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

四、加强科技教育与科技史教育的结合，突出科技的价值理性。科技教育应突出科技理性意识的树立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观念和科学态度的确立、科学方法和科学手段的运用。这应贯穿于各门科学的学习之中，且应与科技史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历史，其教育具多方面的功能———有利于学生学习科学家们献身科学、造福人类的崇高道德的品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学术民主作风和尊重学术前辈的道德品质，有利于培养学生“为发现客观真理、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科技道德心理和科技创新素质。

篇10

关键词：反克隆人运动；道德；治疗性克隆

Abstract：At the time of the voice of human cloning on the upsurge，scientific groups launched 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Through analyzing the reason and choice of this movement，we had some new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scientific profession moral，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ttitude of scientific research．We must develop therapeutic cloning energetically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useful and discard the useless of the value of clone technology indeed．

Key words：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moral；therapeutic cloning

一、反克隆人运动的源起与反对对象的确立

尽管克隆人这个可能的技术目标，早已被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基于大同小异的理由视为科学研究的“禁区”，这仍然无法阻挡住一些人的好奇心或别有用心。从1997年12月以来，一直有人宣称试图进行这种“危险”的、“违背人性”的克隆人实验。在世界各类媒体曾经大量报道过声称要进行克隆人实验的“科学人物”，依次有美国物理学博士理查德希德（Richard Seed）、意大利生育专家塞韦里诺安蒂诺里（Severino Antinori）、美国男性生育学专家帕诺斯扎沃斯（Panos Zavos）和法国生物化学专家布里吉特布瓦瑟利耶（Brigitte Boisselier）等人。这些“科学人物”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激进的“克隆人运动”，从而震憾了整个世界，引起了上至政府首脑、国际组织下至普通百姓的共同关注。为此，希德等人一度成为世界级“风云人物”，他们持续多年的克隆人言行总会引起媒体、社会公众、政府和科学界的广泛争论，并对克隆技术以及其它类别生物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有待辩证分析的影响。由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特别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以及技术难题的存在，“克隆人”至今并没有真正出世。当我们事后观察这场历经六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克隆人运动”时，明显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不真实感觉。可以说，所谓的“克隆人运动”实质上则是“克隆人舆论运动”。

有人不断地宣称要进行有关实验来实现克隆人目标，就有人不断地进行反对。在强烈的反对声中有不少来自科学界。于是，科学界反对的声音汇集成一场同样声势浩大的“反克隆人运动”。在科学界中，这两个运动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一些科学组织开始对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进行排斥，视他们为科学界的“越轨者”。例如，英国皇家爱丁堡学会作出决定，禁止安蒂诺里和扎沃斯参加该学会于2001年11月举行的一次以克隆技术为主题的科学辩论会。意大利医师协会在2001年8月公开警告安蒂诺里，若其一意孤行地进行他的克隆人实验，就将吊销他的行医执照。〔1〕在2001年8月7日，支持与反对克隆人的科学家在美国科学院进行有史以来科学界第一次就克隆问题的正面交锋。在会场上，双方争执的气氛如此浓烈，以至于这些平时非常理智的科学家在摄像机镜头前相互高声叫嚷，差一点就动起手来。〔2〕这充分反映出，科学界对如何设置克隆技术研究与发展目标，以及在应用此项技术的方向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反克隆人”究竟反对的是什么？人们通常所说的反对克隆人，实际上并不是去反对那个虚拟的、名词意义的“克隆人”本身，而是在动词意义上反对以人为实验对象的技术操作，继而反对从事这种实验的研究者。虽然我们无法确认所有与克隆人相关的新闻报道是否完全属实，但我们应该相信，与克隆人相关的技术实践一直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

二、科学界的反对理由

纵观科学界对克隆人所持的反对理由，概括而论就是：克隆人研究存在着“技术不成熟”和“有悖人类伦理道德”。这两个理由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对克隆人行为坚决地说“不”！科学界为了寻求社会舆论和政府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克隆技术研究的支持，他们在这场反克隆人运动中扮演了积极而又重要的角色。其实，科学家们有一种担忧：一再喧哗的克隆人运动会严重扰乱社会公众和政府对克隆技术的支持态度，从而影响其正常发展。

1．克隆人研究的风险性

目前的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存在着难以预测和消除的技术风险，这已经成为人们在伦理学层面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科学依据。

（1）存在着克隆人技术吗

尽管“克隆人”概念早已在文学、科幻类影视作品中存在了。但现代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显然是受到1997年2月克隆羊“多莉”出生消息的直接启发，才产生了克隆人的想法。同时，他们从哺乳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中看到了实现克隆人的希望。在克隆人运动的发起者看来，人是动物，动物克隆技术也可能就是克隆人技术。然而，这两者之间有必然性吗？这种简单类比的合理性如何？

动物克隆技术无疑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是，存在着现实的克隆人技术吗？我们知道，技术是以其效用性为重要分类特征的。如果通过实施某种动物克隆技术能够达到产生“克隆人”的技术目标，这种技术应该是“克隆人技术”。否则，如果不能够成功地产生出“克隆人”来，即使存在着某类克隆技术，这类技术也决不应是什么“克隆人技术”。可是，以“克隆人”为目标的技术实践又为国际社会所禁止。这使得“克隆人技术”的存在与否就成为一个难以公开检验的问题。因此，人们目前的许多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推测性的，“虚”的成份很多。

（2）克隆人将存在着较多的风险性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公众，始终都是从动物克隆技术发展的现况来类比克隆人研究的发展前景，并作为进一步推论的逻辑基础。也即是，目前的动物克隆实验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克隆技术还很不成熟。在动物克隆实验中出现的高失败率、高风险、使用了大量的重组卵细胞、大量畸形后代以及发生排斥现象等问题，将会出现在克隆人研究中。如果仅仅通过某项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来判断克隆技术的普遍可行性是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的。科学家认为，要将动物（如绵羊）克隆实验得出的技术经验，应用到人类个体身上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这种不成熟的技术“硬要”作用于人体时，克隆人的过程将充满各式各样的危险。例如，英国胚胎学家威尔莫特认为，有很多理由可以考虑到，由扎沃斯和安蒂诺里等人宣布的克隆人实验将会有同样高的失败率，正如试图进行动物克隆时那样。并且，现在或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可行的技术方法去检查动物胚胎所有基因组的发育状态。〔3〕因而，人们无法保证最后植入子宫内的胚胎是否能够发育正常，而不至于生下畸形儿或使代孕母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另外，在上海召开的2002年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指出，最早站出来反对克隆人的正是培育出克隆羊的英国科学家，因为专家们最清楚，目前的技术离克隆人还远得很。……克隆羊“多莉”的成功，经历了277头克隆羊实验失败的波折，怪胎、畸形层出不穷，这一幕如果在克隆人时重演，谁来为277条生命的夭折负责？还有，克隆动物被发现存在早衰现象，尚无法解释。不顾这一切而匆忙进行克隆人，很可能酿成大错。〔4〕从陈竺院士的言论来看，他也是以动物克隆的情况来类比未来克隆人的情况。中外科学家反复以“多莉”羊的情况来观照克隆技术的发展，这说明在此领域中没有更多的经验证据来说明问题的实质和技术风险的大小。

2．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社会伦理

对于来自社会的对克隆人行为在伦理层面的指责，科学界不可能无动于衷。受此影响的科学家就发表了类似观点，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恩里克阿科尔西在2001年8月8日发表声明指出，把克隆技术用于人类自己“有悖于人类价值、伦理和道德原则”。他代表世界医学协会坚决反对克隆人实验计划。〔5〕从另外一个角度，威尔莫特对媒体说：“试想我的妻子与我和一个复制的‘我’三人生活在一起，那就会产生一个极不寻常的关系，对我们三个人中的每个人，尤其那个复制的‘我’都将十分尴尬。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克隆人。”〔6〕

当然，科学家不是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他们不可能从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层面对克隆人问题展开系统的、溯根求源式的学理分析。但是，他们作为现实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克隆人”问题上就必然有着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似的感觉。这样，科学界从社会伦理层面来反对克隆人研究就很正常了。

3．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科学道德

（1）科学道德与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职责

道德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个阶段，甚至每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7〕我们知道，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作为医师团体的职业誓约书就要求从业者：应尽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医治病人，不得有越分的医疗行为，并坚守品性与道德规范。那么，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同样要求人们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则。

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强大，对社会的渗透越来越广泛，也就越有可能引起更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等问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比以前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为科学而科学”、“科学不考虑效用或利益” 等说法已经不合时宜，科技工作者必须对“应该追求何种知识”、“所追求的知识应置于何种地位”以及“如何应用这些知识”等一系列问题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这些问题早就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了。在1955年7月15日，包括玻恩、海森堡和居里夫人在内的5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迈瑙宣言》中，针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反思说：“我们愉快地贡献我们的一切为科学服务。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向人类提供了自杀的手段。”〔8〕

科技工作者有创新的自由和权利。但是，科学研究的自由永远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肆意行事，科技工作者应对这种创新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科技工作者不能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兴趣，更要关心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这既是现代社会对科技工作者的一种强烈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应该担负的一项历史使命。其实，在1997年“多莉”羊出生之后，两大著名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除了报道与克隆技术研究有关的科学论文外，还连续发表大量出自科学家之手的评论文章，如“克隆：人将成为下一个”、“不要克隆人”、“风险与不确定性”、“‘多莉’的考证”以及“什么是克隆？并非你所想的那样”等。这充分表现出科学界对克隆技术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风险问题的关注。今天，关心人类前途的科学家应该关注与克隆有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保证克隆知识和技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伤害人类社会。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分子生物学家J. D. 沃森所说：“可以期待，许多生物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无性繁殖研究的科学家，将会严肃地考虑它的含意，并展开科学讨论，用以教育世界人民。”〔9〕

在科学界已经形成如下一个规范：当一项技术在社会上有争议时，科技工作者要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来评价这项技术。还要求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要更多地考虑选题的社会价值，而不能仅仅在某种好奇心或兴趣的作用下随心所欲地从事研究，更不能从事旨在“哗众取宠”或“怪异”的研究目标，如为了“复活”死人而去克隆人或进行“人畜细胞融合”等。在2002年，威尔莫特强调指出，自从进行动物克隆试验之后，他从未考虑过进行克隆人试验，克隆人试验不仅会使被试验者冒着很大的风险，而且这种实验结果没有什么科学意义，不管从伦理道德上还是从医学上讲，都没有理由这样做。〔10〕

（2）盲目进行生物学实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人们经常谈及的一个与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相关的生物技术研究案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伯格教授人工构成了第一个重组DNA杂交分子。不久，他的科学同行提醒他要注意重组DNA分子可能具有致癌性，带有重组分子的细菌大量增殖也有可能成为传播人类肿瘤的媒介，会在社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伯格教授就接受了同行建议，停止了自己的基因重组研究。他还在Nature上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发出呼吁：在重组DNA分子潜在危害尚未弄清或在找到适当的防护措施之前，应自动停止有可能致癌的基因扩增实验。这些讨论导致美国政府在1976年颁布了“关于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应用进行严格管制。后续的科学实践证明，伯格等人对转基因技术的危险性估计过高。只要人们在研究和实验过程中严加控制，妥善管理，认真对待，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这些潜在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美国政府在1979年就恢复了基因重组研究。〔11〕这种涉及生物技术社会利益与风险的科学争论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这既是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感的自觉体现，也开创了一种应对新技术未知风险的合理程序。为避免新技术可能引起的祸害，应该制定出必要的管理计划与伦理规范，以暂时阻止那些后果尚未得到确切了解的实验。这种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选择科研课题的主张，既是一种科学选择，更是一种道德选择。

不少科学家认为，为了某种正当目的而进行生物学实验是没有过错的，但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只要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的安全性还不确定，只要人们还未充分探讨与克隆人体相关的道德问题以及不育夫妇是否还能够找到其它妊娠的方法，在明知会对当事人造成某种“伤害”和“风险”的情况下，而执意去从事这类技术活动，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是一种犯罪行为。

（3）与严谨的科学精神不符

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克隆人研究以及有关报道呢？很多科学家批评说，安蒂诺里等人的研究，不仅无视目前动物克隆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也没有解释其所用的具体技术是什么，以供科学界评议。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言行只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这与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是不相符的，却给人以“作秀”的感觉。美国《医学伦理通报》的编辑理查德尼科尔森说：“我认为安蒂诺里从来没有考虑过后代的利益，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赢得个人的声望，是为了出名才一意孤行要进行这项极有争议的实验的。”〔12〕一些科学家强烈要求安蒂诺里等人对有关消息是否属实给予切实的澄清。

事实上，在科学界有不少人对克隆人运动提出严重质疑。例如，从逻辑上讲，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瑟卡普兰教授说：“那些科学家们声称有200多对夫妻排着队，等候被带到某个偏僻的地方用克隆细胞进行人工受孕，然后他们会照料每一个成功怀孕的妇女，这一切听起来根本就不可信。”从技术上讲，纽约一家医疗中心生殖内分泌学主任马克索尔曾针对希德要克隆人一事说道：“很难想象在门诊所那样的条件下做这件事，除了引起轰动效应还能有什么别的。”〔13〕对于最近的“克隆人”新闻而言，身为“克隆援助”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布瓦瑟利耶却没有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学术背景，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与克隆技术相关的研究论文。此种情况下，她又该如何开展克隆人研究呢？试问，他们的“克隆人”出生消息的可信度又在哪里呢？〔14〕在此，我们赞同我国知名学者周国平先生说过的一席话：“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15〕科学研究不应只是一种外表非常热闹的事业，它更需要的是寂寞、孤独和宁静。

（4）反对以克隆人牟利

克隆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动力，也就是一些人想象的有关克隆人的商业化企图和潜在的巨额利润空间。目前，我们不排除那些从事克隆人实验者试图从中谋利的可能。正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阿科尔西针对安蒂诺里宣称的克隆人计划所指，现在世界上准备实验的克隆人计划涉及到许多“经济利益”，这些计划企图将克隆技术变成“大笔交易”，通过实验追求“简单的商品成果”。因此，对于打算以违背科学道德的克隆人行为作为牟利的手段，则应该予以坚决反对。

三、克隆技术研究目标的理性选择

对克隆技术和“克隆人”的论争一直在提醒着科学界，有必要对克隆技术研究目标进行理性的选择。

1．克隆技术的研究禁区

（1）人为设定克隆技术“禁区”的软弱性

近几年，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禁区”问题谈论得比较多。在不少人（包括科学家）看来，克隆人研究应该在科学技术的研究禁区内。例如，出席2002年上海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的国际生命科学巨子们呼吁，要尽快为克隆研究立法，让克隆怪胎“胎死腹中”，还认为科学无禁区，但对“克隆人”实验行为应有禁区。〔16〕其实，在科学研究中，所谓的“禁区”往往是针对某项技术目标及其应用而设定的，并且“禁区”的设定往往要由道德和法律来配合。

但是，正如在道德、法律层面上有许多被禁止的事情，而现实社会中“伤风败俗”、违规、犯罪的情况却不断发生。从长远来看，克隆人技术目标是道德、法律所绝对禁止不了的。一方面，世界各国对待克隆人的态度并不尽相同，想实现克隆人技术目标者，完全可以找到规避法律的地点。禁止克隆人的法律会驱使那些执意克隆人的人士将实验室搬到现在远离这场争论的国家去。另一方面，只禁止“克隆人”实验，而没办法停止克隆技术的一切研究，这就使设定的克隆人“禁区”呈现出很大的软弱性和易突破性。如果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克隆人”可能就会出现，人类社会迟早要面对这个挑战。即使视克隆人研究为严厉的刑事犯罪，最终也挡不住“克隆人”的出生。

（2）克隆技术自身发展的限制是克隆人强大的“禁区”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将来，人们也许对克隆人的主意显得泰然处之，也许会对“克隆人”的出生表现出一种宽容态度。从表面上看，克隆人技术过程并不十分复杂，只是用成年人的细胞核替换卵细胞核，再把培育好的融合细胞移植入人体子宫，慢慢地发育而成。但是，实际的技术操作过程相当复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正如许多专家所言，即使社会允许克隆人，但目前仍有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尚待克服和解决。因此，对于“克隆人”问题的现状，更确切地说是技术上“能不能做”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做”的问题。克隆技术自身发展的局限性是克隆人研究强大的“禁区”。

2．极力发展治疗性克隆的技术目标

任何一项技术都可用于不同的目标或领域，这是人们争议技术价值和技术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克隆技术在其技术效用范围内，也可以用于不同的方向，有着不同的技术目标。但是，“克隆人”的设想并不是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研究与开发者的原初目的。对于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动物克隆研究人员来讲，他们从事“克隆羊”研究并不在于去促成“克隆人”的出生。正如这项实验的参与者坎贝尔所说，这项研究成果的最大价值在于使改善动物品种成为可能，克隆人则违背了他们的本意。

为了减少克隆技术的社会伦理纷争，科学界早就主张把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动物克隆技术按照最终的应用目标进行分类，区分应持的态度。科学界希望政府的有关禁令只适用于禁止旨在以产生“克隆人”为技术目标的实验，而不包括有重要价值和发展前景的“治疗性克隆”。治疗性克隆是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的克隆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它是以治疗人类疾病和有效进行器官移植为目标，与以克隆出一个完整的人为目标的生殖性克隆有严格的不同。目前，许多科学家、科学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都发表声明，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与开发。例如，威尔莫特等人指出，该研究正在导向编程胚胎干细胞变成特化的组织类型。这样能够用来再生神经细胞和心肌细胞，使患帕金森氏症、阿尔茨海默氏症和心脏病等疾病的病人受益。治疗性细胞克隆的潜在益处是巨大的，这种研究不应该同克隆人研究联系在一起。但是，社会公众对克隆人的过激反应可能会妨碍用胚胎干细胞来修补器官和组织的研究。〔17〕

另外，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曾发表郑重声明，支持包括治疗性克隆在内的干细胞研究。还指出这些益处可能要在多年后才能显现出来，要真正实现它们，必须通过谨慎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应该接受同行评议。目前，由于社会对于治疗性或研究性克隆，仍有很多宗教、伦理等方面的担忧。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部门开展的相关研究，都应该在严密的审查下才可以进行。在美国，反对治疗性克隆的声音比较强烈，因而大多数美国科学家对此现象深感忧虑。如果禁止治疗性克隆研究，美国的科学事业将遭遇寒流，国家利益会严重受损。在2001年4月10日，在布什总统发表讲话催促参议院批准全面禁止人类克隆法案后，美国40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联名上书政府，要求立法支持治疗性克隆。正如Nature杂志在2001年5月发表的文章所指，美国一些反对治疗性克隆的人正在利用公众对生物技术的恐慌，但对待治疗性克隆研究的态度应该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18〕

3．克隆技术的理性研究态度

（1）去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浮躁情结

通过对近六年来“克隆热”的思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科学界，特别是在动物克隆技术研究领域中，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浮躁情结。接连不断地有新的“克隆成果”通过媒体向社会宣布，并引起人们进一步地争论。在这种喧哗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些研究者科学精神缺失、急功近利思想的一种表现。这种研究态度不利于克隆技术的健康发展与完善。例如，早在1998年年初，美国人希德就对媒体宣称他要准备克隆人。2001年，安蒂诺里和扎沃斯宣布要去克隆人，他们都没有做成。在2002年12月27日，归属“雷尔教”的布瓦瑟利耶在美国宣布世界首位克隆婴儿“夏娃”诞生，但她没有提供任何科学证据，还拒绝通过DNA测试来证实“夏娃”身份的真实性。正如《时代》周刊发文指出的那样，雷尔教派认为人类是外星人克隆的，与这样一个组织辩论科学、伦理、道德问题，简直是太荒谬了。在科学界无人为他们喝彩没有关系，他们要的只是“轰动效应”，从而募集到更多的金钱和追随者。但在针对克隆技术的严肃政策讨论中，他们却产生了“搅浑水”的效果。〔19〕时间推移到2004年1月17日，扎沃斯在新闻会上再次宣布：他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两个星期前已经把一个克隆人类胚胎成功地植入一名35岁的妇女体内，如果进展顺利，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母亲有望在数周内正式怀孕。由于扎沃斯此前曾多次过类似的“克隆狂言”，世界各地权威生育专家对他的“重大突破”是众口一词地质疑。扎沃斯却自诩自己的“惊人成就”堪与“人类登月”相媲美。当记者问扎沃斯为何不出示任何科学证据就急着宣布克隆成果时，他显得有些恼火。〔20〕不知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浮躁心态的表现。

对此现象，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再生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向中教授指出：“学术成果应该以论文形式，经过严格审稿，在同行评审的杂志上发表，特别是国际认可的一流杂志（并不只限于《科学》、《自然》、《细胞》等）。此后，才应该考虑必要的新闻媒体报道。我们看到，由于胚胎生物技术，尤其是克隆技术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一些科学家热衷于媒体的报道，甚至本末倒置以媒体报道代替了学术论文的发表。”〔21〕这就是说，科学家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所谓的重大“科学成果”。例如，克隆绵羊“多莉”、克隆鼠等都是通过科学期刊宣布的，这也是媒体报道科技成果所应掌握的标准。

（2）去除克隆技术研究中的过分功利性

当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在默默无闻地艰难探索着，而是整日暴露在媒体的镜头下时，科学研究就决不成其为科学研究了。这不过是少数研究人员科研动机不纯正、过分追名逐利的思想表现。对此，北京大学的潘文石先生曾经指出，他感到科学的观念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是不一样的。一些人不知道科学是为人类创造、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为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项事业。在今天，科学在很多地方、很多人眼里已经降低到一种谋生手段，只要拿到钱，发表更多的论文，去换取更多的名利地位就行。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钱。于是，有人要组织更多的研究，而那种研究说实在的只是以作为目标，而不是以解决科学的一个实质问题或是对人类有真正造福为目标。最后，潘先生总结说：“这种科学，我觉得并不是真正的科学。”〔22〕可见，过分的功利性无疑会阻碍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而作为一名严肃、严谨的科技工作者，应该切实地树立起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踏踏实实地做好各项研究工作，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3）重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

尽管人们期望着克隆技术能很快得到实际应用，为人们创造出奇迹。但是，在许多基本问题没有弄清之前，科学家们还必须继续探讨克隆技术的可行性。克隆技术的进步无疑要取决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没有对生命的本质及其运动机理进行长期的探索性研究而获得的更多知识，是不可能对生命个体进行正确操纵或改变的。例如，曾溢滔院士指出，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克隆羊“多莉”的研究人员，关键在于他们的基础研究很扎实，搞清了一些理论问题，掌握了不少规律。这些虽然只是技术上的突破，却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撑。现在大家都很看重科研成果，特别是那些出产品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但是，如果忽视基础研究，不掌握其中的规律，是很难成功的。基础研究带出许多技术上的革命，而技术上的革命又提出很多新的研究课题，使得基础研究再深入一步。〔23〕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指望“跳跃式”的一下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至2003年，DNA双螺旋结构已经发现了50周年。这50年间，生命的很多秘密已经被破译，但剩下的秘密更多，一切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此，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沃森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曾表示，今天比我们起步的时候有更多的新疆域，未来几百年中，还会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人们去应对。〔24〕只有在对生命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才可能使生物技术（包括克隆技术）的许多益人性目标成为现实。我们必须以一种“持重而平静的心情”，一项“热切而有秩序的工作”来迎接现代生物技术辉煌发展的明天。这正是科学界中的反克隆人运动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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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学全．伦理学家与科学家坚决反对克隆人实验[N]．解放日报，2002.4.15　在陈竺院士的言论中有一点儿疏忽，不是经历了277头克隆羊的失败，而是276次失败，因为产生出一例“多莉”。类似地，北京大学的李凌松教授指出，一头克隆羊的成功率是277:1，克隆人的成功率肯定不会达到1:1，就有可能出现“克隆人残次品”，那么谁该对这些“残次品”的未来负责？参见：邱闻．克隆人将诞生学界震惊 若是“残次品”谁来负责[N]，北京青年报，2002.4.8．

〔5〕世界医学协会主席反对克隆人．sina.com.cn 20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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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克隆狂人”放狂言 “克隆人母亲”将怀孕．news.tom.com/1003/20040119-609210.html．

〔21〕杨向中．治疗性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和相关胚胎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J]．世界科学，2004（2）：3-6．

〔22〕黄艾禾．我为什么反对克隆大熊猫——对潘文石教授的访谈[J]．三思评论，1999（5）：93-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