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的监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机构的监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提高分析和识别能力，优选客户，严把准入关

（一）用行业和集群的视角分析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前景

信贷人员在接触一家有信贷需求的企业后，该怎样去分析其经营水平和发展前景？每名客户经理可能都有自己的方式，但笔者认为“从点到面，再从面到点”的分析选择模式比较有效。由单个企业出发，对当地整个产业集群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将单个企业放在行业或集群中进行定位和比较，选取符合信贷支持条件的企业。

（二）侧重非财务因素分析小企业经营状况和持续经营能力

在行业或产业集群信息背景下初选企业后，再对单个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多维度的分析，结合小企业特点，着重考察非财务因素。

1．要看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品质和能力

通过周边企业、上下游企业、征信系统等渠道尽量了解企业经营者的综合素质，注重其信用意识、道德水平，发展历史，经营业绩等方面的情况；

2．要实地验证企业的资产和生产

需要对小企业的资产价值及有效性进行评判；同时查看纳税凭证，确认是否有较好的销售；查看用电量及电费缴纳情况，确认生产的景气程度；查看银行账户，确认现金流量是否正常等；

3．关注和分析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要关注和分析企业股权结构、关联经营、对外担保、民间借贷、诉讼和环保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有一家小企业企业，因老板多次拖欠个人贷款，信用意识淡薄，并有过产品质量纠纷被银行拒之门外。金融机构通过产业集群分析、群内企业比较、单个企业诊断，所选企业基本可保证是当地区域内、行业中优秀者，尽可能通过客户准入关，规避基本层面的信贷风险。

二、量身定做授信方案，探讨多种担保，将风险控制融进产品和流程

根据企业的经营特点和实际需求，银行可一户一策设计授信产品、落实有效担保，对规避风险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一个基本思路是，小企业的流动资产贷款类产品一定要融入企业的经营周转，多尝试办理与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直接“捆绑”的业务品种，尽量做到“授信随着经营活动走”，如国内保理、供应链融资等；选取贷款担保应坚持“切实有效和便于执行”的原则。

（一）担保措施方面

首选土地厂房、价值较高的压力机等锻压机械抵押；其次是规模较大的上下游企业或其他企业连带责任保证；还可以考虑担保公司担保，“助保金”业务等。针对钢材市场客户，可推广存货质押和多户担保。存货质押必须是委托专业监管公司监管；多户担保应排除实际控制人是同一人的企业间担保，真正发挥联保业务促进监督和便于执行的优势。

（二）充分分析小企业自身的资金和经营状况

小企业授信额度的确定，应在考虑企业融资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分析企业的自有资金状况和经营状况。一方面，可以根据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中可以预见的收入流来估计其还贷水平并确定贷款额度；另一方面，可以根据中小企业自有资金数量确定一个贷款上限，按自有资金的一定比例控制融资总量。

三、以加强小企业贷后管理为主线，创新多种措施防控信贷风险

金融机构要更新理念，细化流程和规定，做实小企业贷后管理。在整个信贷流程中，贷后管理是持续时间最长、内在不确性最多、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从国内银行的历史数据来看，在整个信贷生命周期中，贷后环节是出问题最多的环节，带来损失通常要占到全部损失的六成以上。同时，在责任认定案例中，90%以上的主观责任追究是因贷后管理存在问题引起的。因此，不论从强化风险管理的角度，还是履职免责的角度，在贷后管理活动中落实“深、细、实”尤为必要。针对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经营情况变化快，企业老板素质良莠不齐的状况，应在现有贷后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明确小企业专有的贷后管理要求，通过制度规定和机制约束使之落到实处，发挥效能。在检查内容上，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应设置不同的管理重点和指标参数，以利于发现真实和关键信息。

四、加强内部管理和制度约束，规避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

金融机构管控小企业信贷风险，不管是信用风险还是道德风险，其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人”,强化信贷人员的尽职、履职意识是加强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管理的根本所在。加强内部管理应着重做好“完善制度、强化激励、信贷文化建设”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梳理完善各项信贷管理制度，贯彻落实到具体人和具体细节

金融机构应当进一步明确信贷人员必须遵从的规章制度，并落实监督考核，使信贷人员有“完成规定动作”的履职意识。这对于规避操作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实际工作中，还可根据有效原则创新一些制度和办法。

（二）强化激励约束机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金融机构对信贷人员的考核激励要兼顾业务增长和信贷管理质量，采用高比例的收入挂钩、风险金制度、终身追究制等措施，使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紧密结合，对因信贷管理不到位发生的风险事项要给予严惩。真正做到激励有力、约束有效。

篇2

一、准金融机构的主要类型及运行现状

（一）准金融机构的主要类型

在我国，准金融机构的概念不属于法律概念的范畴，还没有权威和统一的定义。最早运用准金融机构概念，是在《“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中。根据《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3》，将准金融机构定义为开展融资活动的非金融机构，其中还将各种民间借贷组织、小额贷款公司、私募股权、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组等非金融机构，纳入了准金融机构的范畴。我国现行的准金融机构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不具有金融许可证、不受“一行三会”的直接监管、规模较小、从事特定的金融业务等特征。而在这当中，我国主要的准金融机构主要分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等。

（二）准金融机构的运行现状

准金融机构的不断兴起，也促发了准金融机构跑路和违规经营等一系列问题。如按照我国相关放贷业务的规定，在准金融机构的范畴中，只有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才拥有放款的功能，而融资租赁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具有放贷的功能，但是在现实的经营中，融资租赁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违规经营行为层出不穷。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截止到2013年9月，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就达到了7398家，贷款余额也达到了7535亿元。相比2012年年末的数据，小贷公司的数量增加了1300多家，贷款余额增加了1500亿人民币。小额贷款公司的快速崛起，潜伏了大量风险。2014年，发生了近年来最大的小贷公司跑路事件。无锡市璜土镇江阴丰源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因资金链断裂，而引发了公司的跑路事件，其中相关的私人投资者、法人、银行等等都成了受害者。

2.关于融资租赁公司。截止到2014年4月，融资租赁行业的融资总量达到了23500亿元，其迅速发展蕴藏了潜在的风险。同期，商务部为了防范融资租赁行业的非法集资风险，下发了“关于开展融资租赁行业风险排查的通知”。通知规定，各省的商务厅必须在2014年5月30日以前，对相应地区的融资租赁行业进行风险排查，并将排查结果上报商务部。

3.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截止到2012年年末的数据显示，融资性担保贷款的余额合计14596亿元人民币，共成立了8590家融资性担保公司。庞大的融资担保团队，伴随着放高利贷、非法集资、将出资人的资金挪作他用的风险。2014年7月，济宁世达担保有限公司由于违规经营导致资金链的断裂，随后法人代表自动自首，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将其拘留。

4.关于典当行。截止到2013年年中的数据显示，我国共成立了6833家典当行，典当余额达到673.9亿元人民币。典当行在其运行中存在着高息揽存的现象。2014年，北京发生了鑫厚通典当行与理财公司合作，用“高息的理财产品”作为诱饵，向客户承诺7%―14%的年化收益，运行中实为将资金投放于房屋抵押债权，最终典当行卷款跑路的事件。

二、我国准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

（一）监管权行使依据的不确定性

目前，我国对于准金融机构的监管已经有了明确的监管依据，但是却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准则，同时存在着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监管权行使的不确定性。

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涉及金融和基本经济制度，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来具体规定。同时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能够设立行政许可。地方省级政府做出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上位法没有规定，二是亟需做出许可。部门规章在上位法许可的范围内，可以设定更加具体的行政许可。所以，在上位法没有具体做出行政许可的时候，除非地方省级人民政府亟需做出行政许可外，部门规章不可以随意做出行政许可。

目前，我国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要是依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来进行监管。在效力的层级上，《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

我国对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前后出台了两个通知和两个办法。首先是2004年出台的《关于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此通知在效力的层级上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然后是2005年出台的《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本办法在法律的效力层级上属于部门规章；其次是2006年颁发的《关于加强内资融资租赁试点监管工作的通知》，此通知在法律的效力层级上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最后是2013年颁布的《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此办法在法律的效力层级上属于部门规章。

我国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分别出台了一个通知和两个办法。前后分别是2009年《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本通知在法律的效力层面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2010年，《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此办法的在法律层面的效力属于部门规章；2010年，银监会出台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知资格管理暂行办法》，此办法在法律层面的效力为部门规章。

关于典当行的监管依据，主要是2005年的《典当管理办法》，此办法在法律上的效力属于部门规章。2012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典当行的行业监管，配合《典当管理办法》的执行，商务部出台了《典当行业监管规定》，此规定在法律效力上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其对加强《典当管理办法》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监管主体的多元化

在现行的准金融机构监管依据中，存在中央与地方监管权的冲突。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假定各级监管部门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使准金融机构监管权的基本取向，那么他们必然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自利为行为准则，在自利动机的引导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方案，就可能引发监管部门之间的竞争与卸责，最终导致监管的漏洞和失灵。因此，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权限，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有着深远的意义。在现行监管依据中，中央与地方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冲突有着具体体现。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要依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其中规定了监管权主要由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实施，而省级人民政府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再次将监管权转移。在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包括了以下几类：第一，地方金融办负责监管。主要起到审批、监督、协调、处置风险的作用。以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四川省、吉林省、山西省、湖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为代表；第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监管。由省级金融办牵头，和中国人民银行市分行、省银监局、省公安厅、省工商局、省经贸委等共同建立省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将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金融办，对小额贷款公司主要起到综合指导的作用。主要以浙江、湖北、山东和安徽等省等为代表；第三，成立小额贷款公司领导小组，负责监管工作的开展。小组由省级金融办、工商局和财政厅等组成，共同指导和审批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以辽宁省为此类监管的代表；第四，中小企业局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省级人民政府将监管的权力给予中小企业局，让其开展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和监管工作，此类型以贵州省为例。

对于融资租赁公司，根据《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商务部要对全国的融资租赁企业进行监督管理。为了提高商务部的监管水平和能力，商务部要运用信息化的手段建立“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对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性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是对省行政区域内的融资租赁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对经营企业进行业务监管，遇到违法情况应立即报相关部门处理并向商务部反映情况。可见，我国融资租赁企业的监管工作，由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共同实施。

我国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主要是根据《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来执行的。根据相关规定，国务院在银监会设立了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席会议办公室主要承担以下职责：第一，负责制定促进发展和控制风险的各项政策；第二，拟定宏观的监管制度措施；第三，对地方人民政府执行的风险处置和监管工作进行指导；第四，协调相关部门解决融资性担保业务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办法中的相关规定，由省级人民政府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实行属地管辖。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办法的规定，明确监管部门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监管，并向银监会的联席会议报告工作。而我国各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不同的情况指定了不同的部门负责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类监管机构：第一类，金融办负责监管工作，如四川、广东、山东、辽宁等省；第二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监管，以河南省为代表；第三类，市科工贸信委负责具体的监管工作，主要以深圳市为例。

对典当的监督主要依据《典当管理办法》和《典当行业监管规定》。根据规定，典当监管工作的开展主要由商务部、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县级商务主管部门等部门负责。商务部负责全国典当行的监管，在宏观上对典当行业进行制度性的调控。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负责辖区内典当行的监管。县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对行政区以内的典当行进行检查，主要是配合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的工作。可见我国典当业的监管工作，由商务部、省市县商务主管部门共同实施。

（三）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冲突

根据我国的监管依据，我国对不同的准金融机构监管宽严不同。总体而言，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的监管限制，严于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的限制，主要因为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拥有发放贷款的职能。对准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部门，有商务部和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直属机构和地方政府制定的金融部门等等。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中，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冲突随处可见。

我国不同的省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拥有不同的办法。现以四川省为例，根据《四川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四川省银监局、省工商局、省财政厅等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责依法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进行指导和督促，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办法中要求小额贷款公司每一季度向当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资产负债表和其他相关统计信息，并定期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市、县级政府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部门提供借款人、贷款金额等贷款基本信息和小贷公司的融资情况、高管人员、股权质押、股权变动等情况。同时，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还要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资金流向进行监管。可见，四川以地方“金融办”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虽然《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由地方省政府规定的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对其进行监管，但是在四川省实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过程中，并非是由地方“金融办”独立实施监管。四川省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由地方人民政府“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省银监局等相关机构共同展开。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和四川省银监局与地方省级部门和地方省级“金融办”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多头监管。

《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是融资租赁公司监管的主要依据。依据该规定，商务部对全国融资租赁公司进行监管，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的融资租赁公司进行监管。因此，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中存在中央与地方监管的冲突。

省级政府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权，是由国务院批准，并在银监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等七个部门联合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当前我国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同样是处于双重监管之下。作为中央层面，以银监会为首的七部委组建的联席会议行使决策权和规则制定权；地方的监管执行省级政府指定具体的监管部门（大多数为经贸委）来进行属地管理。

商务部取得对典当行的监管权，是经国务院批准、并由商务部和公安部出台的《典当管理办法》规定的。2012年，商务部印发了《典当行业监管规定》，以此规定来配合前面办法的实施。现有规定中，存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冲突，主要表现在商务部负责全国的典当行监管，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典当行的监管。

综上，我国对准金融机构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监管，同时在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典当行的监管中，暴露了中央与地方监管主体间的冲突，最终将可能导致监管的竞争和卸责，从而引发监管的失灵。

三、中央与地方准金融机构监管权限划分的优化

我国在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出现了多头监管的问题。涉及的监管当局较多，且监管主体和监管依据都有所不同。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由省级金融办、中小企业局以及由金融办牵头的联合监管组织；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主要是国务院成立的“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在宏观的层面进行监管，以及地方省级政府“金融办”、市科工贸信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进行监管；对融资租赁公司和典当行的监管，主要由中央的商务部和地方的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执行。在我国对准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中，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监管权共存的现状。因此，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优化是研究的重点。

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金融监管的权力逐渐由中央向地方扩散，地方监管主体对金融监管的权力在不断地加强。如2003年，中央将农村信用社的监管权赋予了省级人民政府，地方政府成为农村信用社监管的第一责任人。这种中央分权的改变，不仅实现了金融服务地方化，同时促使了监管责任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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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准则;金融;银行;监管

2009年,新金融会计准则在所有银行类金融机构都开始施行,新准则的实施对提高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会计信息质量和可比性,完善风险管理,提高经营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是一次重大的会计制度变迁。会计系统生成的会计信息在银行监管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会计准则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相关监管指标的计算口径。我国银行业监管是一种多元监管体制,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审计机关都在不同层面履行着监管职能,形成了以银监会监管为基本出发点、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那么,监管体系如何面对包括公允价值、衍生金融工具、资产减值损失的计量在内的一系列变革给我国银行业监管带来的新挑战呢?

一、新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影响分析

1.公允价值计量,增加了财务的波动性

公允价值计量要求银行在交易事项的市场价值发生变化时,及时将这些价值变动在报表中予以确认。公允价值计量衍生金融工具有利于其在表内反映,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也更符合目前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惯例和现代化管理风险技术,有助于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商业银行的真实财务状况。但相应的,公允价值的运用也会对商业银行会计信息产生负面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不确定性、变动性,难以满足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质量要求。在宏观经济形势出现急剧变化,利率和汇率出现大幅度调整,股票价格大幅涨跌的时期,公允价值的频繁变化会使得财务报告波动性上升,导致市场对银行经济价值的错误判断。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受到市场发展程度的制约,非完全有效市场中资产的价值确定依赖于银行所采用估价模型的科学性,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上人为操纵计量结果,从而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

2.衍生金融工具披露,改变了资本的计量范围

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在合约成交后,要将其确认为一项资产或负债,进行表内核算,改变了银行资本计算的范围,也影响了加权风险资产的计算,而这种确认和计量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具备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金融工具估值技术等。目前,金融风险的确认、计量和分析技术,是国内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薄弱环节,也是新巴塞尔协议给我围商业银行带来的最为严峻的挑战。

3.新资产负债分类方式,提高了风险管理的要求

新会计准则改变了传统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分类方式,改为按持有意图和目的对金融资产、负债进行分类,并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负债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同时规定,资产与负债分类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改变。这种分类方法不仅有利于引导商业银行的管理者从风险角度科学合理地分类、管理和监控各类金融资产和负债,也有助于利益相关方对银行风险管理作出有效判断。

4.新减值准备计提方法,减少了盈余管理的随意性

新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减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交易性金融资产外,其余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应当将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按照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确定,而且规定金融资产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随意转回,只有客观证据表明资产价值已经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损失才能转回。相对于五级分类法,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更加客观、公允,可以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更符合会计信息对外披露的要求。需要强调的是,按照原《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对预计可能发生的损失可计提减值准备,已冲销的贷款损失,以后又收回的,其核销的贷款损失准备可以转回。在这种规定下,商业银行通常先大量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第二年再冲回,以进行盈余管理。新会计准则关于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规定杜绝了商业银行进行盈余管理的随意性。

二、新会计准则对银行业监管的挑战

1.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是银行业监管面临的最大挑战

不可否认,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广泛使用对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公允价值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使会计信息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公允价值的使用使利润操纵更为容易,公允价值的使用可能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无疑会加大银行财务的波动性,公允价值变动必然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利润和股东权益,甚至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受到市场发展程度的制约,现阶段国内许多金融工具发展刚起步,市场化程度不足,资产的估值严重依赖于银行所采用估价模型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目前各大商业银行都开发了自己的估值模型,不同银行采用不同的估值模型后,公允价值的变动对净资本等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从而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监管部门将很难区分不同商业银行公允价值变动的真实背景,这样监管部门的横向水平监管效果就会因银行不同而有所区别,监管部门会被迫对商业银行采取差异化监管,监管部门的公平监管原则难以维持,从而对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2.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贷款风险管理的冲突

新准则将贷款减值损失界定为贷款的账面余额与使用其初始实际利率折现得到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而且“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并规定:债务工具减值损失转回可计入当期损益,而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得通过损益转回。这些规定缩小了金融企业利润操纵的空间,但与银行监管机构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银行监管机构的观点是用经济增长时期贷款准备金的储备来吸收经济衰退时期的损失,以预提方式防止将来的贷款损失,如2002年《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中指出:“一般准备是根据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2006年6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贷款信用风险的稳健评估》也强调,应“确保根据信用损失估计值计算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方法合理且符合审慎性原则”。

3.新会计准则增大了对市场风险审慎监管的难度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规定,商业银行应将交易性业务与传统的银行业务分开。交易账户按市场价格计价,银行账户按照历史成本计价。而新会计准则对金融资产重新分类,极大地拓宽了按公允价值计价的金融工具范围,并且允许持有待售资产与持有到期投资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换,套期会计的采用将衍生金融工具与其对应的基础工具的会计核算集中在一起,使得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的界限更加模糊,增加了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市场风险审慎资本监管的难度,给商业银行监管套利带来了机会。

三、对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对策

1.改进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构建合理的风险评价体系

既要依赖于会计系统提供的基础信息,又要保持监管的审慎性。在监管与会计的分离问题上,资本充足率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和尝试,而且已经被国际金融界广泛认可和接受。一般来说,会计上使用资产负债率衡量企业的偿债能力。资本充足率作为监管部门衡量银行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是第一个实现监管和会计对偿债能力评价分离的指标。为了应对新会计准则的挑战,欧盟修改了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其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2.积极创新监管方式,确保公允价值计量的客观性

实行公允价值计量的前提条件是成熟的市场环境,但我国金融市场远没有达到充分竞争的水平,公允价值的确定缺乏必要依据。采用估值模型测算公允价值,对电子化数据系统以及有关专业人才的要求极高。另外,在公允价值确定过程中,人为主观判断的因素较多,势必影响到公允价值确定的准确性。要剔除会计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使公允价值得到真实反映,则需要在监管方式上创新。银行业监管部门要积极推进商业银行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引导商业银行加快开发内部评级法,可以尝试考虑不同银行的风险识别能力、净资本等来区别开发内部评级法;对同一产品的确认和计量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式,对相同产品的确认及计量则可以由几家银行协议确定,这将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银行业协会或监管当局应该充当这一过程的主导,可以通过挑选几家成熟的上市商业银行,披露其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并接受市场反馈,逐步形成一个完善的估值范式,给其他商业银行提供参考和借鉴;加强对相关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与专业素质的管理,强化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公允价值计算的可靠性。

3.加强窗口指导和审慎监管,切实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针对新会计准则关于衍生金融工具进行表内确认和计量的要求,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和指导。从审慎经营的原则出发,督促商业银行要尽快提高对金融风险进行确认、计量和分析的技术,尤其要提高对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识别和管理能力,强化内控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国际金融竞争风险,维护金融运行稳定。

4.创建新的评价体系,确保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新的评价体系应建立在整合新旧两种不同会计准则的条件下,通过分项记分的方式,对不同标准下的数据或指标采用分析权重和变化趋势的方法对其分值予以调整,并可将其单项列出以便于各商业银行之间进行比较。对于单一银行的评价依然采用通过数值分析的角度加以判断,对于多银行的评价应该以分值为主要的衡量依据。在新的评价体系中应增加商业银行新准则实施进度、公允价值计量指导性标准两个部分。商业银行新准则实施进度主要记载各商业银行对新会计准则实施颁布的相关政策、制度以及计量方法和标准,并由商业银行分行报备其执行相关调整政策的进展情况。而公允价值计量指导性标准旨在控制资产、负债(尤其是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计量时的不准确性。作为监管部门可运用其自身认定的统一标准去衡量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真实性,新体系应重点关注偏差过大的商业银行相关要素,在对各商业银行作出评价时应利用这一标准去调整其相应的分值,从而削弱由于公允价值认定不一致给商业银行的评价带来的偏差。

参考文献:

[1]张莉.新会计准则对银行业监管的影响及其对策分析[J].财会通讯,2009(3).

[2]程丽丽,许莉.新金融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影响[J].会计之友,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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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金融业正感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面对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挑战，必须尽快制订出符合国际化要求、与WTO金融法律体系相一致的新的游戏规则，构建起我国高质量、高效率的金融监管体系，这是保障我国金融业稳健运行的必然选择。

一、我国金融监管国际化的重要性

1．金融监管的国际惯例是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参照。国际惯例是在长期的国际金融活动中形成或者由国际官方或民间组织制定的一般规则，只有对明确表示接受的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金融体系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具有全球的金融监管合作机构——巴塞尔委员会所出台的有关银行监管的文件，在国际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原则和监管规则都得到了不少国家监管当局的认可和采纳。我国金融监管的诸多制度的形成也逐渐接受了巴塞尔委员会文件的影响，这种接纳具有国际影响的监管制度是我国监管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2．监管理念的国际化是监管法制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的金融市场已无法孤立起来，全球化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浪潮势必借助于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将我国金融市场卷入其中。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当今世界规范国际经济贸易的最大多边经济组织，制定和实施的一整套多边贸易规则，领域和涵盖非常广泛，当然也涉及国际金融业的各个方面。这些规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规范，是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法律基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金融业也就承认了并要遵循这些规则。因此，我国监管法制要适应国际化发展潮流，金融监管当局必须要在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上确立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的监管理念，探求针对金融业务国际化、机构国际化、金融风险国际化的监管手段、，改变传统金融监管只重宏观金融管理而无视开放式金融管理的理念。

3．监管技术与方法的国际化是有效监管法制生成的关键所在，大胆借鉴外国经验是监管法制国际化的捷径。首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监管主体面临的金融市场主体更为复杂多样。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而滋生的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和产品更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鉴于此，监管主体必须充分重视监管方法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比较突出市场准入审核、报送稽核等方法的运用。但对于现场稽核或利用外部审计、并表监管、市场退出的监管、信息披露、紧急处理措施等方法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法规对于这些方法的具体运作都缺乏明确的要求。因此，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及时掌握新的方法，以提高监管的适应性和效率。其次，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银行实力雄厚，业务创新不断，加大了监管工作的难度。监管制度是监管主体运作各种监管行为的法律依据，而我国现有的监管制度存在滞后的，而且疏漏不少。因此，借鉴国外金融监管法制的经验极为必要。监管当局应注意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保持立法的前瞻性；还应借助界和实务界的力量来推动对外国先进法制的和学习；更应大胆借鉴外国监管立法的成功经验，在制度选择上要适当超前。

4．积极参与监管国际合作是推动监管制度国际化的重要动力。当今金融监管国际化潮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主要体现在双边合作、局部区域合作和全球性合作的多层次上。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参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有如下积极意义：一是可以把握当今金融监管法制技术的发展最新动态；二是可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新规则的形成与发展，并有助于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三是有助于促进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国际化的积极发展，在国际合作中通过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动力来促进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以适应金融监管新形势的需要。

二、我国监管与国际接轨的构想

1．逐步清理、修订、废止与国际惯例相悖的金融、法规文件，加快对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与标准的和人才培训，提高我国加入WT0的适应能力。入世后，金融服务市场的扩大和全方位国际竞争已经开始，根据我国政府承诺的开放顺序，外资金融机构尤其是经营性机构将依次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逐步向内地扩散，经营范围也将扩大至人民币、债券、国内结算等。此时，竞争的需要呼唤着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改革。所以，我国的金融法律体系改革必须适应这种形势，从立、改、废、创新四个层面同时展开。因此，金融监管部门首先应迅速对现行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进行清理，按照法制统一和公开透明的原则，对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规定，该修订的修订，该废止的废止，使我国的金融法律和金融监管手段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另外，就是要培养人才，提高金融监管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是《WTO协定》，1997年底达成了《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并于1999年初签署生效。我国加入WTO，银行、证券、保险和金融信息市场将面向世界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工作者特别是中央银行的监管干部必须全面掌握这一协定的内涵，掌握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要分期分批对广大监管干部进行培训，做到熟悉规则并能熟练地运用规则。要培养一大批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和深厚的金融知识并能掌握国际通用规则的综合性人才和专门人才。

2．把住市场准入关，优化银行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体系，防止“先天性缺陷”。首先，明确各类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制订各类金融机构的准入标准，这有利于形成合理的金融布局和适度竞争；有利于金融机构发挥专业优势，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确定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特征和监管重点，合理分配监管资源，提高监管的效率和专业化水平。其次，市场准入是金融监管的首要环节，把好市场准入关是保障金融机构稳健运行和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基础。撒准高质量的金融机构和高级经营管理人员进入金融市场，并根据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和审慎性标准来审批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可以防止金融机构盲目扩大经营规模而发生恶性竞争，防范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第三，金融机构是否能稳健、安全经营，关键在于其自身能否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国际上监管当局非常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就是说，主要依靠商业银行自身管理来实现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建立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金融监管当局就应当介入，并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防止问题进一步扩展和蔓延。

3．接受国际金融新技术渗透我国金融领域的严峻挑战，进一步加快金融立法，填补立法真空。国际金融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金融产品多样化，金融创新技术、工具等层出不穷，服务领域愈加宽广。我国的传统银行业其金融产品单一性和服务领域的有限性，使得金融工具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入世后诸如金融租赁、典当、保险中介、消费信贷和新兴的金融衍生工具等新金融业务将大量呈现在我国商业银行面前。同时，在加入WT0后，商业银行要求混业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国外商业银行的进入使得我国政府开禁国内商业银行混业经营权不可避免。因此，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必须及早出台。另外，总领潮流的当属网上银行，许多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都积极通过立法规范商务，在协调内部关系的同时努力争取利己的国际规则的制定。我国的信息技术发展较快，网上银行已经出现。针对网上银行的风险问题，我国金融监管的任务是：健全网上银行相关法律及规章制度，营造有法可依的外部环境；督促网上银行强化内部管理，从内部控制制度入手查堵漏洞；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技术力量，建立网上银行业务审批和监管机制；密切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共同承担对网上银行跨国业务的监管任务。

篇5

内容提要: 破产原本属于私法上的财产处分与债务公平清偿的行为。但对于进入破产程序的跨国金融机构而言，因其在业务上呈现出跨国的性质，那么在一国的破产宣告必然会影响到位于其它国家领土上的财产的法律地位。在国际私法上跨国金融机构破产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引起了诸多争议，但迄今未有统一的国际立法予以协调。我国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以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为连接点的管辖权模式，并适度自我限制域外的管辖权。

一、问题的提出

一旦一个企业进入到破产程序，必然会在债务人的偿债能力与债权人的受偿请求之间引发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对于一个跨国金融机构而言，其破产还会直接引起具有不同国籍的或拥有不同偿债优先权的债权人甚至是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利益冲突，所以，各国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管辖权尤其敏感。

当一个跨国金融机构发生破产时，于内国法院而言，要确立对之享有的管辖权，首先需要进行“识别”。[1]也就是说，法院必须审查该破产案件是否属于下列两种情形之一：一是主体与内容涉及外国因素，也即破产人或者破产债权人为外国人或外国组织，或者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国外；二是客体涉及外国因素，也即破产人的财产和财产性权利位于国外。如果该破产案件属于前者，则可以识别为涉外破产案件。比如，当内国法院将某跨国金融机构识别为外国法人，那么，可以据此认定该跨国金融机构具有外国国籍，此一案件属于涉外的破产案件。涉外破产的处理完全依据内国破产法进行，只是在程序上适用涉外诉讼的特别规定而已；而如果该破产案件属于后者，则可以识别为国际破产[2]、跨国破产或越界破产案件，那么，此时的情况就会变得复杂得多。因为此一类的破产案件在一定情形下会产生国与国之间的法律冲突，而在实体上有适用外国破产法加以解决的可能性。

对于一般性的跨国公司的国际破产案件的管辖权，各国的破产法及民事诉讼法设定的标准存在着巨大差异，基本上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主张：一是破产债务人住所地国家法院管辖说；二是破产债务人管理中心所在地国家法院管辖说；三是破产债务人财产所在地国家法院管辖说。[3]也有概括为四种主张的，即主营业所所在地法院管辖说、住所地法院管辖说、财产所在地管辖说及国籍国法院管辖说。[4]但现在的问题是，上述确定国际破产案件管辖权的传统依据与标准，是否可以原封不动地套用于跨国金融机构的破产案件上？上述主张的依据是什么？在网络金融机构破产增多的趋势下，传统破产案件管辖权标准如何做出恰当的回应？跨国金融机构破产案件管辖权依据的合理内核应当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试图努力回答但迄今难以定论的课颢。[5]

二、传统连接点对跨国金融机构破产管辖权的可适用性考察

连接点，亦称连接因素，是冲突规范就在范围中所指法律关系（或法律问题与有关事实）指定应适用何地法律所依据的一种事实因素。在国际私法的概念体系中之所以需要运用连接点，是因为任何一个博学多闻的立法者或法官，都不可能熟悉所有国家的民商法的内容和具体的规定。因此，在一般场合下，在他们解决法律选择问题时，只能首先从原则上规定用什么地方的法律来调整这一或那一法律关系最为合适的问题，而不可能解决什么样的具体民法规则处理有关的法律关系最为合适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待依据已确定了连接点并依连接点的指引援用有关国家的具体民法规则后才能解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律选择的过程也就是把不同的法律关系和不同法律制度联系起来的过程，而这种联系正是通过对连接点的选择与确定来实现的。[6]

（一）人身性连接点的可适用性分析

通常被确立为连接点的事实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国籍”、“住所”、“习惯居所”、“缔约地”、“履行地”、“侵权行为地”、“婚姻举行地”、“遗嘱作成地”、“物之所在地”。其中“国籍”、“住所”与“习惯居所”属于人身性质的连接点。这些人身性连接点在确立内国法院对特定的跨国金融机构破产案件的管辖权上，是否具有可适用性，需要作具体的分析。

连接点通常运用于法律选择阶段，通过冲突规范中连接点的指引，法院最终找到应适用于当前案件的准据法。实际上，在国际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阶段，同样需要借助连接点的指引，找到应审理该案的法院，这就是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范中的连接点问题。比如，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324条规定：“对动产行使对物诉讼时，财产所在地的法院有权管辖，如原告不知该财产的所在地，被告住所地的法院有权管辖，如无住所地，则被告居所地的法院有权管辖。”这是一条典型的有关管辖权的冲突规范，其中“财产所在地”、“住所地”、“居所地”均属于连接点，且“住所地”与“居所地”属于人身性连接点。跨国金融机构破产案件属于特殊性质的民事诉讼程序，而且由于跨国金融机构本身的特殊性，导致人身性连接点的可适用性需要重新检视。

从广义上说，跨国金融机构也是跨国公司的一类，只是其经营对象——货币及金融商品——具有特殊性。当代的跨国金融机构包括各种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业务经营及机构设置的营利性金融组织。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跨国商业银行，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跨国银行，此外还包括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跨国投资银行、共同基金、套利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跨国金融机构在国际投资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而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2）通过对国际证券的买卖而进行的国际间接投资。鉴于其业务性质的特殊性和在国际投资中的特殊作用，我们在研究此类机构破产案件的管辖权标准时，需要对人身性连接点进行单独的分析。

笔者认为，国籍或住所作为跨国金融机构破产案件管辖权连接点的理由难以成立。在一般性跨国公司破产案件中，法人的国籍或住所作为确立管辖权的连接点的基本理由有：在将管辖权划分为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的观念体系中，法人的国籍或住所属于属人管辖权的主要依据，被确立为建立管辖权联系的事实因素。尤其是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对人诉讼中，只要有关案件的被告于诉讼开始时在内国境内，且能够有效地将传票传送给该被告，内国法院就有权对该案件行使管辖权，而不管该被告具有何国国籍，其住所或惯常居所处在何国境内，也不问有关案件诉因又是在哪一个国家境内发生的。对于法人发生的诉讼，则只要该法人是在内国注册的或者在内国有商业活动，内国法院就可以对其行使管辖权。也就是说，国籍或住所是确立管辖权依据的常用的事实因素。但是，仔细分析之后不难看出，上述理由存在以下缺陷：首先，跨国金融机构的国籍在破产案件中的意义不大。一般而言，享有法人的权利并参加民事活动的组织和公司，总是隶属于某一特定的国家及其法律秩序的。这是法人的重要特性，在国际私法中称为法人的国籍。[7]作为跨国金融机构的国籍必然是指它与某一特定国家一一内国或外国——的法律联系，这种联系是松散的。再者，如何确定法人的国籍，目前国际社会并无统一的标准：有的采法人成员国籍说，有的采法人成立地国籍说，有的采法人住所地国籍说，有的采法人国籍准据法说，有的采法人国籍分类标准说，更有甚者采法人国籍复合标准说。[8]换言之，跨国金融机构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一类法人，其国籍的确立标准也是众说纷纭。如果采国籍作为连接点，据之确定其破产的管辖权，必然引起不必要的管辖权纠纷。其次，住所作为跨国金融机构破产案件管辖权的连接点也存在不确定性。国际破产案件管辖权规范的连接点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在众多事实因素均可能成为把一国法院与特定案件联系起来的依据之时，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但遗憾的是，法人住所的确定同样缺乏统一的标准，[9]而且法人的住所、居所与国籍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关系，特别是法人属人法本是法人的国籍国法，但对法人国籍的确定，一些国家采住所地或居所地说，由此可见，这两种人身性连接点必然会造成适用上的混乱。[10]

（二）财产性连接点的可适用性分析

这里的财产性连接点是指跨国金融机构破产案件中据以确定应由何国法院受理所依据的一种财产上的事实因素，通常表述为“财产所在地”。在一般的国际民事案件中被告财产所在地往往成为一个重要的连接点。比如，我国2008年《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其中，涉及的财产性连接点有“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的财产所在地”。有学者指出，在国际破产案件中，债务人或破产人的主要财产所在地成为仅次于营业地和住所地的重要连接因素。这是因为破产程序的进行，其最后目的在于从债务人的财产中获得债权的满足。再者，由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破产案件也便利于财产的处分和分配。[11]

但是笔者认为，财产性连接点用于确定跨国金融机构破产案件的管辖权时会引发两点质疑：一是这一标准是否构成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通常采纳的标准。据考证，以财产所在地作为确定破产案件管辖权的标准，仅限于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和极少数的英美法系国家。因此，奉行财产所在地连接点的国家作出的案件管辖权决定必然不会被恪守住所地标准的国家所承认；二是财产所在地标准是否构成主导性标准。申言之，即使是在承认财产所在地为确立管辖权的连接点的国家，也仅将之作为确定国际民事诉讼案件管辖权的补充原则，即在债务人或破产人无营业所或住所时，对其破产才由其主要财产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三、跨国金融机构破产管辖权标准的反思与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就跨国金融机构破产案件管辖权标准而言，不可不加分析地套用传统的住所地、国籍或财产所在地等人身性或财产性连接点。我国2006年《企业破产法》第3条规定：“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是我国破产法对破产案件管辖权连接点的规定，即采取住所地这个人身性连接点，作为确定破产管辖权的依据。不过遗憾的是，它似乎并不适用于跨国金融机构的破产案件。而且，这一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一样，也没有考虑到跨国破产管辖权区别于一般破产管辖权的特殊性，且与各国及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的规定相比失之过窄，与现行跨国破产的实践不符。另外，该法第134条又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2条规定情形的（破产事由——引者注），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可见，对于金融机构的破产程序，我国破产法语焉不详。对于跨国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申请破产的管辖权问题，更是未作规定。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在反思跨国金融机构破产管辖权标准的同时，着手构建我国的相关标准。

跨国金融机构破产案件所面临的由哪个国家管辖的问题，目前还缺乏全球性公约的普遍约束，而各国出于国家主权与本土利益的考虑，往往在立法上规定多元的管辖权确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竭力扩张本国管辖权，由此导致跨国破产管辖权的积极冲突的产生。跨国金融机构破产案件管辖权的确定既有其普遍性的一面又有其特殊性的一面。其中普遍性表现在：跨国破产往往不是为了确保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而是为了实现所有债权人（包括债务人）利益最大化所进行的特殊法律程序，其性质不同于一般的民商事案件，所以在一个跨国破产案件中所涉及的不同管辖权不一定彼此排斥，有时共存可能更有利于跨国破产案件的顺利进行；特殊性表现在：跨国金融机构一旦破产，由于其绝大多数债权人往往散居于各国，比如，跨国银行破产案中其储蓄账户的持有人作为债权人很可能遍及全球，极易引起公共秩序的混乱。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和破产执业者国际协会（INSOL）所作的研究、协商以及跨国破产实践的发展结果是：在1997年LINCITRAL通过了关于跨国破产示范法的正式文本——《跨国破产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示范法》正式文本除序言外，共5章32条，涉及跨国破产案件处理中若干重要的法律问题，为国家间进行有效的跨国界合作提供了可行的法律框架。《示范法》以推动跨国破产的合作为主要目标，重点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外国破产管理人和债权人对本国程序的介入。一方面，《示范法》允许外国的破产管理人根据本国法律直接向本国法院申请开始新的破产程序或参与已经开始的程序，从而加强了国家间处理跨国破产案件的联系，避免了时间与费用的浪费，同时有利于防止债务人财产被隐匿或非正当分配；另_方面，《示范法》非常重视实现平等对待所有债权人的原则，要求赋予外国债权人在启动与参与本国破产程序方面享有与本国债权人同样的权利；第二，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根据《示范法》的规定，外国破产管理人可以向本国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承认在国外已经开始的一项外国破产程序；本国法院在考虑管辖权、法律适用及公共政策等因素后，将作出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决定，并基于这种承认对其提供协助，包括停止启动或停止继续针对债务人的诉讼，中止对债务人资产的处置，就与债务人有关的事项询问证人、收取证据或传送信息等；第三，与外国法院和外国破产管理人的合作。《示范法》要求法院之间、法院与外国破产管理人之间进行最大限度的合作，包括信息传递、对债务人财产的协调管理与监督，以及针对同一债务人的多项破产程序间的合作等；第四，对同时进行的破产程序之间的协调。《示范法》没有采用单一破产主义，而是允许在主要破产程序存在的情形下，在本国启动一项新的破产程序，但其效力仅限于债务人位于本国的资产。对于同时存在的破产程序，《示范法》要求有关的法院进行合作，防止债权人超额受偿。[12]

2002年5月31日正式生效的《欧盟破产程序规则》采用的就是以主要破产程序为中心，辅之属地破产程序处理跨界破产案件的模式。在欧盟法律框架下，主要破产程序具有普及效力，其任命的破产管理人的权力在其他成员国也应当获得承认，除非受到属地程序控制，债务人所有财产应当在主要程序中进行统一分配或重组。而属地程序只能支配债务人位于当地的财产，不具有域外效力。在这种情况下，谁有权启动主要破产程序就成为欧盟各成员国广为关注的关键问题。《欧盟破产程序规则》面对现实，在追求普及主义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选择了灵活、渐进的策略。在欧盟跨界破产法律框架下，存在两种类型的破产程序：主要破产程序与属地破产程序。主要破产程序具有普及效力，其他成员国应当给予自动的、最大限度的承认与协助；属地程序没有域外效力，但法院可以依据本国破产法处分当地财产。欧盟通过这种方式保留了属地主义的合理因素，协调了破产普及主义与成员国当地利益保护之间的矛盾。[13]

在美国，2005年4月国会通过了《2005年破产改革法案》，即《2005年防止滥用破产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于同年10月生效。该破产法将《跨国破产示范法》并入美国破产法的相关条款中，形成所谓的新“15章”。它在承认外国程序时区分主要和非主要程序，并且无论是美国破产法院采取与另一管辖权平行的程序的情况，还是给予外国程序辅助管辖的情况，都要求采取措施确保美国与外国破产程序之间的协调和合作。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有限普及主义的典型代表——辅助程序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目前国际社会的需求，至少在平行破产的协调和合作上是无能为力的。要解决跨国破产管辖权冲突，还需要考虑合作的属地主义途径来解决平行破产问题，包括主次破产程序和完全平行破产程序。

对于跨国破产中的管辖权问题，我国2006年的新破产法则没有涉及。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破产案件的出现，跨国破产的管辖权冲突也会愈来愈烈，如果我们缺乏一部完善的破产法，必将阻碍我国投资和贸易活动的开展。从理论上说，对跨国破产案件行使管辖权最适宜的法院是在经济意义上与债务人有最密切联系的法院，即债务人通常管理其经济事务所在地的法院。由学界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26条也规定：“对因破产提起的诉讼，如破产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者可供破产清算的财产所在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享有管辖权。”虽然第26条的有关规定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但对跨国破产国际管辖权的划分仍有其缺陷。例如，何谓“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其内涵本身就难以界定，而该地也并不必然与债务人在经济上有最密切的联系；“可供破产清算的财产所在地”对财产的性质、数额没有作出应有的界定，缺乏作为“最适宜法院”确定标准所应当具有的严谨性。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未来的破产立法应从以下路径着手对相关的破产案件管辖权制度进行构建。

第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径是，修改现行的破产法，以专章对跨国破产管辖权作出规定，采用国际破产实践中形成的管辖权标准，也即采用《示范法》和《欧盟破产程序规则》要求的“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的管辖权根据，虽然上述国际条约没有对该利益中心作出明确规定，但规定除非有相反证明，债务人的注册营业地为主要利益中心地。上面提到我国现行法律对一般破产管辖权的确定标准为债务人住所地，该住所地为债务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债务人无办事机构的，则指债务人注册地。这与国际通行的标准并不完全一致，在某些情况下，债务人的实际利益中心并非是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债务人注册地，而根据我国有关立法规定就不能对这些情况下的案件行使管辖权，这并不利于行使我国的破产管辖权和保护我国的债权人利益。我国的管辖权标准应该采用涵盖主要办事机构、主要营业地、注册地等“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的连结因素，同时还可以考虑财产所在地、债务人的国籍等管辖权根据。[14]

第二条可以选择的路径是，我国法院有必要进行适度的管辖权自限。具体的操作可以是：针对跨国破产的特点，对涉外破产的管辖权在破产法中以特别法的形式重新予以界定，避免管辖权的扩张；参加有关跨国破产的区域性条约甚至全球性公约，在跨国破产管辖权的问题上与其他国家达成共识，并将其作为国际义务，在与民事诉讼法相冲突的情况下，优先适用条约或公约的规定；引入诸如不方便法院说等理论，赋予法官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将管辖权让渡给“最适宜法院”。

注释:

[1]识别原本属于国际私法上的术语，在大陆法系学者中多用“Qualification”，而在英美法系学者中多用“Classification”，是指依据一定的法律观点或法律概念，对有关事实构成的性质做出“定性”或“分类”，把它归入特定的法律范畴，从而确定应援用哪一种冲突规范的法律认识过程。笔者将之借用在此，意指跨国金融机构的破产在性质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涉外破产，另一种是国际破产。参见冯霞：《识别理论在中国区际民商事审判中的运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关于“国际破产”的界定及其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的论述，可以参见李双元：《国际私法（冲突法篇）》，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第477—478页。

[3]参见赵秀文主编：《国际私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219页。

[4]参见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5]关于国际破产中的国际私法问题，从管辖权角度进行的专题研究暂付阙如。据现有文献可知，国内学者注重研究的是国际破产的准据法问题，参见徐文超：《国际破产的法律适用》，《江淮论坛》2004年第4期；余和平：《跨国破产的法律适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0期；田园：《论国际破产的法律适用》，《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刘力：《论涉外破产的法律适用》，《法律适用》2002年第7期。

[6]同前注[2]，李双元书，第183页。

[7]对于这一点，英、美、法国家称为法人的住所或法人的所在地，参见（前苏联）隆茨等：《国际私法》，吴云琪等译，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转引自前注[2]，李双元书，第389页。

[8]关于各种确立法人国籍标准的学说的评介，可参见前注[2]，李双元书，第396～411页。

[9]关于确定法人住所的各国实在法上的标准，可参见前注[2]，李双元书，第412页。

[10]See The Nationality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Under Civil Law and Treaty，Harvard Law Review，vol．74，1961，p．1429．

[11]同前注[4]，李双元主编书，第301页。

[12]关于联合国破产示范法的评介，参见张玲：《跨国破产国际合作趋势研究》，《政法论坛》2003年第3期。

篇6

近年来，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竞争力的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感，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现就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社会责任的兴起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产物，它代表各国政府、企业和其他所有机构在全球化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共同认同的价值观、通行的语言和行为的准则。自2000年联合国倡导全球跨国公司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以来，各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持续高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进步，都依赖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增强。党的十七大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在发展的同时，严格履行社会责任，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作为金融行业的主要成员，银行业金融机构既是我国经济运行体系的核心参与者，也是我国社会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对股东、员工、金融服务消费者、社区、社会的责任，承担着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和公平竞争市场、可持续发展环境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行为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社会的需要，服务客户，造福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是社会发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要求，履行社会责任则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是21世纪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具备的时代品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转变传统观念，更新经营理念，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赢得社会尊重，提升企业文化内涵。

二、履行社会责任是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市场竞争不仅是技术、产品质量和价格的竞争，更是社会责任意识的竞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是机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认真履行对社会及公众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有利于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形象，构建良好的品牌优势和信誉优势。只有取得社会公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才能被市场青睐，才能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实现健康的持续发展。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金融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起着引导和示范作用，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影响明显。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已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是推动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应该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

三、切实采取措施履行社会责任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银行社会责任问题，从我国国情出发，切实采取措施履行社会责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至少应包括：维护股东合法权益、公平对待所有股东；以人为本，重视和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诚信经营，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赂，反洗钱，营造良好市场竞争秩序；节约资源，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社区金融服务，促进社区发展；关心社会发展，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据经营规模、业务复杂程度和发展战略，明确社会责任目标。要参照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好做法，在授信及业务流程和管理程序中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要求。要建立适当的评估机制，定期评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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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近年来，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我国不断简化手续、放宽限制，大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但对企业后续的金融支持还不够重视，一些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上。本文提出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认为我国应当把零散的金融措施纳入一个基于国家战略角度的金融支持框架，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职能分工，依据海外投资的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实行有差别的支持政策，构建一个多层次、宽领域、分阶段推进的金融支持体系。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海外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经济行为，一些国际经验较为欠缺、竞争优势并不明显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解决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资金和风险保障这两大“瓶颈”问题。为帮助“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做大做强，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对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进行战略性安排，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入手加大 “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这既是世贸规则下所允许的政府干预与扶持行为，也是“走出去”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

正常市场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融资主渠道，但海外投资活动中的高风险性及国家风险因素等特点，使商业性金融在很多具体领域与项目上不敢、不愿或无力涉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海外投资发展初期，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是金融支持的主导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持，通过向海外投资企业及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海外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从而使社会中商业性资金介入意愿增强，吸引更多资金参与海外投资。当海外投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商业性金融进入的深度和广度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政策性金融再逐步淡出，从而形成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目前，我国海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海外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商业性金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多不愿意承担企业发展初期的风险，贷款条件苛刻且金额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金融虽然承担了较多的金融支持职责，但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可避免，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应当确立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鼓励商业性金融采取多种形式，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同时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辅助与补充作用，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拓展，带动更多商业性资本和民间资本介入。

二、围绕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要求确定金融支持重点

走出去”既是企业战略，也是国家战略。在金融支持方面，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应当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特点合理进行分工，突出支持重点，充分体现海外投资的国家利益和产业政策导向。

（一）根据企业类型确定支持重点

从投资目的上看，“走出去”企业大致可以分为资源开发、市场开拓、技术和品牌获得以及劳务输出四种类型。其中，资源开发型投资对于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保证工业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家应当对这类投资提供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鼓励企业扩大对资源开发业的投资。由于这类投资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也大，为保证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供应，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包括前期费用、勘查资金、专利使用费、其他取得资源开发权所需资金等。投资金额特别巨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以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先占有海外投资企业的部分股权，一旦企业经营步入正轨之后，再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投资伙伴，从而分担企业的投资风险，减轻企业的资金负担。对于勘探开发境外石油、天然气、木材、矿产等国内短缺资源的企业，其自产产品运回国内，国家应当给予进口配额、税收和外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其他类型的投资中，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重点应当放在带有国际合作性质或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投资项目上，优先考虑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带动大宗物资出口的境外承包工程项目以及家电和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对于企业自主的投资行为，特别是一些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投资项目，则以商业性金融支持为主，要求其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充分发挥现有商业银行境内外分支机构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通过放松管制、简化手续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支持企业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在境内外融资，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二）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确定支持重点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发展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持续发展期（或衰落期）。一般而言，“走出去”的企业在前两个阶段各种投入比较多，流动资金短缺，由于在当地缺少信用记录，再加上经营情况不理想、不熟悉东道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等原因，“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此时，国家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通过提供优惠贷款、财政贴息、内保外贷、税收减免等手段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东道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和风险管理咨询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避免企业因非正常原因遭受财产损失。一旦企业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并实现盈利，能够凭借自身信用筹集资金，政策性金融就可以逐步退出，转而由商业性金融充当企业资金供应的主渠道。

（三）根据企业投资方式确定支持重点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日趋多样化，除传统的设备、技术、现金投资外，逐步出现了并购、参股、换股或BOT等更为灵活的投资方式。2005年，我国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国内企业通过并购可将其优势与国外企业的强项相结合, 形成协同优势；或通过并购获得带有垄断性、稀缺性资源, 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人力资源和专有技术等。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高，跨国并购将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大型跨国并购往往会涉及巨额资金筹集，不仅项目前期投资数额巨大，并购后的整合阶段也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因此，能否获得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积极有效地运用跨国并购方式，培养更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我国应当将跨国并购列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点，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扶植和鼓励。对于采取现金并购方式的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银团贷款、股权融资、对外担保等方式为其提供多层次的资金来源，外汇管理部门则适当放宽外汇汇出限制，满足其合理的用汇需求。对于采取股票置换、资产折股等其他并购方式的，有关部门要完善管理规定，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同时，我国还要大力推动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投资银行在跨国并购中的专业顾问和媒介作用，积极开展银企联合或战略合作，鼓励企业采取股票上市、发行债券、杠杆收购、海外存托凭证等手段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减少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依赖。

（四）根据企业投资地域确定支持重点

境外企业出现“融资难”既有自身的原因，也与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有一定的关系。截至200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还不够成熟，金融市场欠发达，对外国投资者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致使我国企业在当地很难获得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企业在这些区域的投资规模。从发展趋势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增长较快，并且我国的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为进一步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多元化，鼓励企业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我国应当对这些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和双边关系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以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免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三、“走出去”金融支持的具体措施

（一）尽快研究制订《海外投资法》等专项立法，建立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体系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完整、全面规范海外投资行为的法律，立法滞后造成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监管不力等体制性问题，不利于我国对海外投资进行统筹规划，影响“走出去”战略的有序推进。为保证海外投资政策的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尽快制订《海外投资法》等相关法律，将现有的海外投资政策和条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的制度保障体系、监管和调控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市场服务体系。为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动企业“走出去”，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海外投资法》应当对中国海外投资方向、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组织结构、地域分布、产业布局、金融支持等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和指导，同时加强对海外投资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管，避免恶性竞争。此外，《海外投资法》还应明确海外投资监督制度，对企业“走出去”以后的发展状况给予积极关注，注重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境外项目的成功率、境外企业的存续率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对于国有企业，监管重点是建立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经营责任制度和健全考评、评价体系，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民营企业，要着重防止投资移民、资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经营等问题。

（二）进一步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走出去”必然涉及跨境资金流动，企业在外汇管理方面的需求主要有：取消在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存在的不必要的限制；适当延长境内公司对境外投资企业出口收汇核销期限；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放宽境外放款在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方面的要求；境内外资金集中管理和调拨；非贸易项下资金有效运作和高效管理；规避汇率风险、提供更多金融创新产品等。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亟需改变，外汇局应当在审慎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满足企业合理的业务需求。

（三）支持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实证研究表明，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增长和分布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具有一致性，相关度几乎达100%。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奉行“跟随客户”的战略，大多以本国企业为主要的目标客户群体。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实力逐步增强，为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时机。2006年，国内几家大银行都加快了海外发展的步伐，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银亚洲，中国银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印尼Halim银行。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入股巴克莱银行，更是我国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中资银行通过在境外新设网点和开展跨国并购不仅能够增强海外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可以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实现银企战略合作。

（四）支持国内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满足企业“走出去”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目前，国内中资银行还缺乏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明确的发展战略，同质化竞争严重，业务品种高度相似，客户群体相对集中，金融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由于对中资银行的服务不满意，一些有意“走出去”的企业都会考虑和外资银行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为防止优质客户流失，中资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针对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企业设计金融产品，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如离岸金融服务、提供股权融资、出口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海外资产抵押贷款等形式多样的业务品种。

（五）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改革政策性业务的运作机制

我国行使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职能、为“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和投资保险的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我国尚未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在管理中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例如，如何定义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如何确保有需要的企业能够获得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支持，如何处理银行因经营政策性业务造成的损失等。另外，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海外投资项目，商业银行往往不愿涉足，尤其是一些动荡地区的海外企业，更是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为打消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顾虑，国家可以通过海外投资保险等政策性保险来分担企业和银行的风险。目前，我国政策性保险的渗透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里既有市场宣传力度不够、企业风险意识较差等原因，也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业务品种少、承保能力弱有一定的关系。要推动政策性保险的发展，必须多管齐下，中央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用于特定项目的保险，各级政府可以视情况对投保企业进行保费补贴，鼓励更多企业参保，同时企业也要强化风险意识，学会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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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当前，建立中央银行与各金融监管机构的金融信息共享机制宜遵循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方针。具体而言，可采取两步走的策略，通过实施过渡性安排，最终完成目标模式的构建。

金融信息资源共享的目标模式选择

利用各方现有信息体系，实现金融信息共享。可以在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成立金融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委员会，日常办公机构设在各级人民银行，办理日常信息的采集、分析、交换工作，负责跨系统的信息共享网络的正常运转，信息的加工处理、汇总传输，实现数据信息的标准化、电子化，确保信息资料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安全性。

进一步完善信息网络，搭建新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一是建立以人民银行为主，辐射银监、证监、保监、各类金融机构以及相关经济单位的综合信息网络系统。二是将辖区相关的经济信息如财政、农业、工业、商业、乡镇企业信息等作为附属参考信息纳入综合信息网络系统。三是各金融监管部门要建立集信息采集、加工、传输为一体，能够进行量化分析，涵盖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和分析的信息系统，实现对各个环节监管信息的连续监控。四是人民银行综合信息网络系统要与银监部门的金融信息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网络对接，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建立独立的金融信息中心，形成集中、统一、高效的金融信息系统。这样的信息系统可以防止数据统计的重复或遗漏，更具权威性、科学性和独立性，是理论上最为理想的一种目标模式。

过渡安排――金融信息资源共享的协调制度

鉴于金融信息资源共享的目标模式还需要深入论证并作出选择，同时也鉴于任何一种目标模式的建立都还存在短时期内尚难克服的现实障碍，就目前而言，通过一整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央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资源共享是较为现实的选择。

建立工作例会制度。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例会可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宜安排在每月月初。通过信息的沟通，资源的共享，使央行与各监管部门全面掌握经济金融运行情况，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各监管部门充分发挥其监管职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可靠的信息来源。

建立金融信息交流制度。一是各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将有关金融统计资料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交流，明确责任及相关的保密规定，落实具体的职能部门、联系人员，使各部门能及时了解辖内经济金融发展形势、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等。二是凡涉及其他机构职能范围的文件，相互主动抄送，以便相互了解、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三是各方都要主动将自身在履行职能过程中发现的涉及对方职能范围的信息及时通报对方。四是建立信息咨询与查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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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至7月初，原定于今年6月要完成的网贷备案工作再度延期已成事实。据零壹财经获悉，6月27日，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举办了第九期"广州互联网金融机构高管系列培训"，邀请广州市金融局、人民银行总行市场司相关负责人等就互联网金融相关监管政策、接入百行征信、网贷平台退出机制等内容进行专题培训。

据悉， 会上广州市金融局相关负责人传达了互金整治办《关于提请对部分"现金贷"平台加强监管的涵》的监管要求，督促相关违规机构要加快整改。在去年年底开展的现金贷专项整治之后，广州仍有个别互联网平台，以手机回租、虚假购物等场景，穿"马甲"规避《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变相开展现金贷业务。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方颂表示，"强监管时代，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监管科技运用，即使穿上马甲，也逃难监管法眼"， 企业应合法经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针对上述情况，广州市金融局相关负责人再次强调， 以2017年6月底为基数，网贷机构在整改验收前不得"新增不合规业务"和"业务规模不得再增长"。据了解，广州市金融局和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最近摸查发现，全市67家网贷机构中仍有8家网贷机构没有落实"业务规模不得增长"的监管要求，个别平台的借贷余额相比2017年6月增长了66%。广州市金融局相关负责人警醒违反上述监管要求的网贷机构要高度重视监管要求，严格整改，整改验收延期并非是给网贷机构喘息时间，而是为了更好地分辨出良币和劣币。

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袁碧华表示，未通过备案的平台，可往导流平台、私募／融资租赁等传统金融行业、咨询服务等方向转型。

据悉，人民银行总行市场司副处长唐磊在会上介绍了百行征信公司业务产品、数据采集、接入要求等。据了解，为帮助广州互金机构早日接入百行征信系统，本月中广州互金协会举办了各大平台首席风险官和百行征信的座谈会，就数据采集、接入细节等进行深入探讨。（来源：零壹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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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数据理念;构建经济金融管理体系;探讨

中国的经济在进行了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随着市场的作用和机制在不断变化,对于市场运行的规律做出了一些有效判断。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指出了要顺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模式,政府不能强行去干预市场,在运用好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资源在市场中的指导性作用,也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决定给予了市场极大的刺激,在注重效率和机会的现在,有了发展的几率,强力的刺激了投资市场的主体,在另外的层面上进一步激发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

一、大数据的概述

大数据又称巨量资料,需要处理新的模式才能中具有更强的决策能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美国记者舍恩伯格编写的《大数据时代》中指出,数据不再运用随机分析法,而是采用对所搜集到的全部的数据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管理,对此总结出规律和特点,进而能更进一步的研究所在领域的特点,大数据拥有的四个特点:分别是大量;高速;多样;价值。从技术上来看,大数据和计算机的云计算关系密切,其实实际上在数据的收集和计算上,是利用计算机的分布式计算结构,一台电脑很难承受如此巨大运算量。2013年阿里巴巴的马云在淘宝的十年晚会上,也说到了大数据的使用,在海量的数据中提取出自己所需要的信息,面临大数据时代的浪潮,将会在很多领域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革,经济金融也是其中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并且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十分广阔。

大数据的理念也有几点:首先就是考虑到自己本身的业务。麦肯锡的全球研究中,数据就是业务,这句话很对,在各行各业中,对于数据把握的越多越好,也越来越在未来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不是仅仅依靠原有的客户资源,在新的时代需要不断变换自己的行动准则,将慢慢的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将影响着未来经济金融管理体系的发展方向和技术手段。在自己的行业中,了解的越多,也越来越有掌握主动去权,三分管理,七分数据,得数据者得天下。其次,利用数据的再生值。由于信息在现在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有的企业会收集到很多的数据,那么怎么充分利用这些存在的数据,其中的蕴含的信息价值,是显得相当重要。

二、当前的经济金融管理体系的现存问题

虽然在全国各地早就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金融管理体系,但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存在这些或者那些的问题。在实现机构职能的有效运转上还是有所差距。

:请记住我站域名.管理权责不对等

由于各地经济金融管理体系是不太一样的,都是符合各地的发展特色,其中的权利有一部分是来自中央授予的,对于地方对经济管理体系的创新,如对有一定杠杆、向社会特定的对象去募捐资金的股权投资机构实施准入备案管理。在总体上看,地方享有的管理权限是很小的,在现在的发展速度上,很多的问题都一一浮现,中央和地方权责不对等的现状日益突出,这种垂直的管理模式很缺乏一定的应急措施,在面对金融风险和突发事件,就显得十分的被动。

2.管理体制运行不畅

各地的经济金融管理体系的运转是实行多头管理,打击非法集资,管理小额贷款、融资担保审批都是在很多方面有所体现的。其次是地方金融管理体系不完全,很多省金融办管理条例多如牛毛,但是对于实际业务却不对口。很多的金融进行系统的职能定位不一致。银监会界定联社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要求联社发挥行业中积极管理、良好运行的作用,二者之间更多体现的是母子公司关系。但是在实际中,存在着定位差异和工作中尴尬为难的境地。

3.重复监管缺失监管共存

地方政府在对金融管理的边界和职责一直是不清不楚,即管理边界交叉模糊。重复管理的现状很严重,同时在监管缺失上也是存在的。调查中发现,有的农村合作社也在开展金融合作业务,但是这些业务是需要金融部门的批准的,尽管在合作社中发展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由于一些地方部门害怕承担相应的责任,就不给予其批准,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在监管上总是存在漏洞,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农村金融监管的真空。

三、基于大数据理念的经济金融管理体系

大数据技术理论带来了很切实可行的机遇,对于很多领域都是很有利的,尤其是经济金融这块。大数据的核心在于一切都是可以进行量化的,数据运用时,追求的不是精确,而是在一堆杂乱无章的数据中寻找最佳的实效性,那么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于预测。这就符合了政府想要在市场中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需求,有时候,金融体系的稳定就是建立在一些重要的基础上,包括货币供求、资本市场和国际收支等。如果其中的一个方面遭到破坏,那么其他的也会随着变动,而大数据所包含的金融体系就已经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