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和经济纠纷的界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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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制度及理论基础

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相关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以下几个司法解释。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联合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7年3月11日联合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三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3日颁布的《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四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五是20__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以上五个司法解释即是目前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以上几个司法解释明显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导。1、没有形成协调一致的司法处理方式。对于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究竟是应该"先刑后民"还是"刑民并行"，上述五个司法解释的态度并不一致。从前四个司法解释来看，在强调"先刑后民"的同时，也强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刑民并行"，虽然"刑民并行"案件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但在第五个司法解释中，则片面强调了"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与前四个司法解释的态度并不一致。2．部分条文界定不清，操作性不强。在"先刑后民"时民事案件的结案方式是驳回、不予受理还是终结诉讼，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这类案件法律文书的体例、格式也都没有规定，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3．部分规定已被新的司法解释架空或否定。

二、"刑事优先"适用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审理刑民交叉案件，正确理解适用"刑事优先"，不仅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促进民事案件的顺利审结。但在审判实践当中，如果过分强调"刑事优先"，也容易走向另一极端，导致被害人权益保护不足，尤其是在当前司法环境不甚理想，司法地方化明显，不分缘由适用"刑事优先"可能适得其反。

（一）立法缺陷：缺位与冲突并存

1、先天理念缺位：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不足

如前所述，"刑事优先"突出国家本位，在程序设计中强调刑事的主导地位，公权优先性，被害人的权益附属于国家利益，可有可无，从而导致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严重不足。该制度设计在先天理念上的缺位导致了：1、被害人诉权无法得到保障。有的被害人多次向法院，但法院每次均以不属民事纠纷而具有经济犯罪嫌疑，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向有关机关刑事告诉，结果却又被告知系民事纠纷，各单位互相推诿，使被害人无所适从。2、案件被长期搁置。刑事侦查权由侦查机关行使，法院无权干涉侦查机关的侦查进度，有的侦查机关对被移送的案件长期不作答复，使民事案件长时间受制于刑事案件的处理进度。3、民事案件长期被中止。由于刑事案件尚未建立缺席审判制度，一旦被告人没有到庭，那么刑事案件就会被中止，则相关的民事案件，必须等刑事案件被告人到庭后，才有望审理，从而导致案件长期"悬挂"。

2、现行司法解释冲突

最高人民法院98年《规定》是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这个规定明确了刑民交叉案件区别不同情况，具体处理的原则。但是在适用"刑事优先"的标准问题上，98年《规定》第1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确立的是"同一法律事实" 标准，而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显然确立的又是"同一法律关系"标准。同一个司法解释，竟然存在两个"刑事优先"适用标准，立法不够严谨，在司法实践中也导致办案人员无所适从。

显然，"同一法律事实"与"同一法律关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同一法律事实"在不同法律规范的评价下，会形成多种法律关系。如一个侵权事实，一般形成侵权法律关系，但放在《合同法》的视野下，亦可能是一个违约法律关系。如司机故意造成乘客受伤案，司机的侵权行为同时也是犯罪行为，乘客以司机侵权为由要求赔偿，则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系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如果，乘客以违约为由要求赔偿，那么违约行为，与刑事案件的犯罪行为就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而实际上，都是基于司机侵权这"同一法律事实"。而且，严格意义上讲，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刑民交叉案件根本不可能有"同一法律关系"。所以，以是否系"同一法律关系"作为"刑事优先"的适用标准尚值得商榷。

3、审级制度不同造成事实认定冲突

我国 刑事诉讼法跟民事诉讼法确立了不同的级别管辖标准，一般情况下由于适用范围不同，两者并不会导致冲突。但在刑民交叉案件审理中，因既涉及刑事案件的审理，也涉及民事案件的审理，这种冲突就比较明显。以我国目前发案率较高的知识产权犯罪为例，民事纠纷按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由中级以上法院审理，立法初衷在于知识产权纠纷是一种专业、技术性强的疑难复杂案件，只有知识储备好，审判能力强的较高级别法院法官才能胜任；然而，大量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级别管辖规定，一般都由基层法院审理。

由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比民事案件高，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往往是民事案件中的免证事项，也就是说，在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中，较高级别法院民事法官在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时，必须适用下级法院刑事法官认定的有关事实，这在逻辑上陷入了两难困境。而且在类似案件审理中，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一方当事人向中级法院提起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时，另一方因与地方司法机关比较熟悉而同时在地方司法机关提起刑事控告，地方司法机关可能作出"违心"的事实认定。

4、无罪判决中有关事实认定的冲突

"刑事优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民事纠纷中具有当然的证明力，这样在刑民诉讼中会造成事实认定的冲突，其中也包括无罪判决认定的有关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中的第一、二、三、五、六项都可能涉及到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认定，该事实认定也可能成为今后对其民事纠纷判决不利的依据。

这产生了一个新问题：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罪判决被告人不享有上诉权，但是无罪判决被告人不具有上诉权好象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逻辑。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即使对其民事部分审理不利，被告人也不会上诉，虽被告人内心想要上诉，但出于担心上诉行为可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作出更为不利的判决而放弃上诉，这也就是实际上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然而，根据我国现在法律规定，剥夺被告人上诉权的无罪判决认定的事实，却成为民事判决中免证事项，如果再搀杂前述审级制度造成的事实认定冲突，这就更为不合理。

（二）适用困境：滥用"刑事优先"制度

1、人为制造假案，拖延民事诉讼

在经济纠纷当中，有的民事案件被告，在得知原告向法院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时，故意向有关机关控告，通过"努力"，有关机关也竟然对案件予以立案侦查。被告于是告知法院，称该经济纠纷已经涉及刑事犯罪，有关机关正在侦查，要求法院暂缓审理。而法院可能凭有关机关出具的立案凭证，作出了对原告十分不利的中止审理，客观上导致了案件不能得到及时的审理。

2、个别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保护地方、部门利益

98年《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这条规定虽然赋予法院对案件性质的审查权，但是由于现行司法体制下，法院无法掌握案件的全部材料，在实践中，这种审查经常流于形式，而且也备受批评，主要还是依赖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认定，这就为公安、检察机关插手经济纠纷提供了司法依据。如甲地法院在审理一起被告为乙地某大型企业的经济纠纷时，乙地的司法机关为了保护地方利益，而以该经济纠纷涉嫌犯罪为由，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

3、导致民商事案件"执行难"

由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普遍适用"刑事优先"，这样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原告无法通过及时来获得主动，无法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或是后也被无限期地中止，相关的民事保全措施因刑事案件审理的需要也不能得到适用。同时，刑事案件的审结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这就给债务人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最后原告即使胜诉，面对的也将可能是一个一无所获的结果。

（三）职能错位：法官先定后审

法官消极中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从性质上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想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向它告发一个犯罪案件，它就惩罚犯罪的人；要请它纠正一个非法行为，它就加以纠正……但是，它不能自己去追捕罪犯、调查非法行为和纠察事实。"审判权行使的消极性是区别于行政权的主要标志，也是确保法官"在发生争议的各方参与者之间保持一种超然和无偏瘫的态度和地位，不对任何一方存有偏见和歧视。"98年《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赋予了法院预先审查判断的权力，法院在没有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并最终裁判前已经先入为主为案件定性，直接违反了法官消极中立原则，不利于案件公正审理。

其次，上述规定也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直接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法治国家，只有在法院通过合法、正当的程序作出有罪判决之后，国家才能对被告人予以定罪，然而98年《规定》却赋予法官未审先定的权力，直接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在实际运行中，虽然在形式上侦查机关依然需要独立审查是否构成犯罪才能启动侦查程序，然而，由于法官享有案件最终裁决权，他的意见对侦查、机关无疑具有引导作用，对法院已经定性的案件，侦查、检察机关的审查容易走过场。假如侦查、检察机关或者最后的刑事法官，严格依法把关，做出了与民事法官不同的认定，一方面可能影响公、检、法三家关系，另一方面也可能影响法院自身的权威，使自己成为案件当事人批判的对象。

三、从实证主义角度："刑事优先"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很多学者认为"刑事优先"是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一项原则，但笔者不敢苟同，"刑事优先"固然是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主要处理方式，但它还不能成为一项原则，只能认为是一项制度。理由很简单，原则应当是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领域需要普遍遵守并适用的，而"刑事优先"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品格，因为处理方式除了"刑事优先"，还有"民事优先"与"刑民并行"。但这并不是否认"刑事优先"在刑民交叉案件审理中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刑事优先"不管是理念、还是实际运行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地予以完善。

（一）理念重构：国家、社会利益与被害人利益平衡保护

"刑事优先"从一开始制度设计，理念上就偏重对国家、社会利益的保护，欠缺对被害人利益的有效保护。该制度虽有助于打击犯罪，维护国家、社会利益，但被害人的利益却并未受到重视，甚至因"刑事优先"而再次受到损害的可能，因此也成为许多学者批评的对象。

因此，应积极转变理念，引入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平衡保护的现代司法理念。换言之，在注重保护国家、社会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被害人利益。在立法上要进一步完善"刑事优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按一定的标准适用"刑事优先"，杜绝"刑事优先"的滥用。20__年4月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5条规定，对普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被害人享有选择权。该司法解释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命题：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只要不是严重侵犯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应当由被害人自行决定是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突出了被害人民事权益的本位。

（二）制度完善：立法与实务的规范化

1、98年《规定》的立法改进

"刑事优先"的规定主要见于98年《规定》，其中一些规定不符合审判实际，应予以改进。第一，98年《规定》确立了刑民交叉案件适用"刑事优先"的两个标准，应当明确将"同一法律事实"作为唯一的适用标准。第二，98年《规定》 第11条规定"裁定驳回"及第12条"退还案件受理费"均应改为"中止审理"，待刑事诉讼审理结果出来后，民事诉讼再根据刑事诉讼的结果，作出相应的处理，这样更能够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第三，取消人民法院的预先审查判断权。确定一个案件是涉嫌刑事犯罪还是普通民事纠纷案件的权力不应属于人民法院，而应最终取决于刑事诉讼的结果。具体做法，应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立案，作为启动"刑事优先"的前提，再结合"刑事优先"适用标准予以决定是否对案件中止审理。

2、"刑事优先"适用标准规范化

"同一法律事实"应作为"刑事优先"适用标准，那么如何准确把握"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事实"不能机械理解为法律事实的完全重合，而是指刑事案件的法律事实与民事案件的法律事实的关联程度紧密性。刑民交叉案件的关联具体分为：主体关联、事实关联和标的物关联。

对于主体关联的案件，因其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与原、被告的重合，故可分开审理。事实关联有两种情况：一是事实存在重合（包容），另一种是事实存在交叉。对于事实存在重合的案件，原则上应当"刑事优先"，对于事实存在交叉的案件，不一定属"同一法律事实"，不一定要"刑事优先"，因为交叉事实可能并非案件的关键事实。对于标的物关联的案件，指刑事案件所涉及的具体财物又成为另一个民事案件所争议的标的物，则原则上应"刑事优先"。如车辆是诈骗所得，又成为买卖纠纷争议的标的物，这时买卖合同关系的性质、车辆的所有权确定有赖于诈骗行为的认定结果。

实际上，从关联性的角度分析，是否应一律适用"刑事优先"还存在困难，"同一法律事实"的实质应是指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是否会对民事案件的关键事实的认定有影响，进而影响民事责任的确定。如果无论刑事诉讼对犯罪事实作出何种认定，都不影响民事诉讼对民事要件事实的认定，不影响民事责任的确定，则不属"同一法律事实"，不需要适用"刑事优先"。

3、"刑事优先"适用的例外情形

第一，在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在逃或下落不明时，刑事诉讼只能中止。当有其他应当或愿意为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人的情况下，若机械适用"刑事优先"，则可能迫使被害人受到"双重伤害"，即看不到刑事正义，又得不到民事保护。因次，为避免此种情况，可以先行对民事案件缺席判决。同样，在民事诉讼中被告的违约、侵权行为是由第三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逃或下落不明，也可以先进行民事诉讼。

第二，适用"刑事优先"的案件，为了防止难执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民事案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先予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因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扣押有关物品、冻结存款等的规定，但这些手段目的是为了案件侦办的需要，与以保证将来民事判决顺利执行为目的的财产保全有着质的区别，所扣押物品、冻结存款的范围远小于财产保全的范围。

（三）性质分析：法律事实的刑民之辨

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事实，如属"同一法律事实"中的法律事实完全重合（包容），那么应进行法律事实性质分析，是构成刑事案件、亦或是民事案件，还是属于刑民交叉案件，以正确适用"刑事优先"。

1、法律事实的基本形态

刑民交叉案件"同一法律事实"中的法律事实重合（包容）有四种基本形态：一是刑事法律事实与民事侵权事实交叉。民事侵权事实主要由侵权行为、损害事实、过错、因果关系组成，这些构成要件与我国刑法规定的一些犯罪的主、客观要件基本相一致。二是刑事法律事实与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事实的交叉。刑事法律事实与无因管理的交叉，要数违反被管理人意思的不适法无因管理与侵占罪构成要件的交叉最为典型。不当得利因其具有开放性，更有可能与刑事法律事实交叉。三是刑事法律事实与民事违约事实的交叉。违约行为是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民事违约行为的外征与某些犯罪主、客观方面彼此吻合。四是某些刑事法律事实与民事合法行为的交叉。

2、法律事实的界定

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的界定方法主要有三种：民事规范分析法、刑事规范分析法、综合分析法。

民事规范分析法。主要根据民事规范审查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中内含的民事要素是否可以成为相关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如果民事关系的构成要素能够支撑犯罪成立的要件，那么两者之间具有印证性。当从民事规范角度看，民事要素与刑事犯罪构成要件之间不具有印证性时，可以判断该起刑民交叉案件，纯属民事纠纷。只有具有印证性时，才可进一步审查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民事规范分析法主要分析具体案件的民事主体、民事内容、民事客体，是否与刑事犯罪主体、客观方面、客体一致。

刑事规范分析法。根据刑事规范，全面地分析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中刑事要素是否符合犯罪的概念、构成，准确把握主体、客体和客观方面的刑事要件，进一步审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是否构成刑事规范上的罪过，从而认定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是否为犯罪事实。运用民事规范分析法，一般可以解决主体、主体行为以及主体行为侵犯的法益方面的事实问题，但对主观方面，必须借助刑事规范分析法，才能明确行为人有无刑法意义上的主观罪过及其深浅程度。通过民事规范分析法，一旦可以确认民事关系诸要素与犯罪构成诸要件之间具有对应关系时，即可从行为构成要素的"数量"和"顺序"两个方面分析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有无或深浅，当其主观恶性达到刑法规范所规定的程度时，即构成犯罪，反之则仍属民事案件。刑事规范中犯罪构成要素的"数量"规定，主要是指我国刑法规范中数额犯罪和情节犯罪的认定。刑事规范中犯罪构成要素的"顺序"规定，主要是指通过行为构成要素顺序的分析，以准确把握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中行为与其他事实相互作用的方式及相互的主次地位等，据此分析认定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有无或主观恶性程度的大小。从司法实践看，要特别审查行为时的附随情状，即要结合行为的背景考察行为的动机与目的。

综合分析法。在运用民事规范分析法与刑事规范分析法分析刑民交叉案件时，不能单独适用其中一种方法，或运用两种方法但却分开机械考虑问题，而应综合运用，综合分析。不仅要综合运用刑事规范与民事规范，还要综合运用刑事理论与民事理论，将刑民交叉案件放在刑民视野下，才能作出正确判断。

（四）事实冲突：刑民裁判中法律事实认定的统一

刑民交叉案件往往涉及不同审级法院作出的刑事或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而且这种认定经常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如前后两个判决均为民事判决的情形下，最高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是，对于生效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不宜从既判力的角度来理解，而应当从生效裁判事实证明效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具有免除后诉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在后诉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的情况下，后诉法院可以径行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而不必等前诉判决经过再审程序变更后再行认定。正确认定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事实，有利于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

刑民交叉案件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力问题，并不像单纯的两个民事案件那么简单，因为刑民两种诉讼的证明标准不一样。刑事诉讼证明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而民事诉讼只要"高度盖然性"即可。有学者认为，无论前一判决为民事判决还是刑事判决，前一判决对于事实的认定，后一判决原则上应当适用，至少应当参考。但笔者认为，刑民交叉案件的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力，要区别不同的情形，不能一概论之。

1、刑事判决在先，民事判决在后，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则上应作为民事判决的依据。理由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1）刑事诉讼中所肯定的事实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项。但当事人举出相反的证据，如果能够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除外。（2）刑事诉讼中所否定的事实不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在刑事宣判无罪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把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运用到民事诉讼当中，这是因为，在刑事诉讼中不承担刑事责任，不等 于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无罪判决是建立在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成立的情况。应当注意的是，无罪判决中对当事人不利的事实认定，也不能一概成为免证事项，而应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因为无罪判决实际上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

2、民事判决在先，刑事判决在后，随后进行的刑事诉讼中，法院可以援引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但由于民事诉讼认定事实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总是围绕着"权利"与"义务"而展开，而刑事诉讼总是围绕着"罪"与"罚"，两者证明对象的不同，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具有当然的证明效力，"刑事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可以参考民事判决，但不受民事判决的约束。"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仅具有"书证"意义，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而且要经过审查核实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在实践中，经常发生已生效的民事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被其后的刑事判决。对这种情况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民事判决予以纠正。同样，对于前一个刑事诉讼认定的事实，在后一个民事诉讼中确实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错误，也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对于审级制度造成的事实认定冲突，可以从统一刑民案件的受理级别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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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融资 规范化 现状 对策

一、民间融资发展的现状及特点

民间融资作为一种资金资源的市场配置行为和一种金融服务的补充形式，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日益深刻。近年来，我国民间融资不断增长，日趋活跃，在发展中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民间融资增长快，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民间融资发展速度加快，借贷规模不断扩大。2006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在国家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商业银行的资金面趋紧，许多企业将资金需求转向依赖民间融资筹集，民间融资出现大幅增长。2005年我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而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的民间融资现状调研显示，截至2011年5月末，全国的民间融资总量约3.38万亿元，考虑到统计误差，实际规模可能要比3.38万亿元还略有扩大。而在民间融资非常活跃的温州，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6月温州民间借贷规模为800亿元，2011年6月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这意味着约1年时间，又有300亿元资金涌入民间融资市场。在此期间，专业民间融资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及贷款余额呈现快速增长。截至2011年6月末，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达到3366家，贷款余额2875亿元，2011年上半年累计新增贷款894亿元。同时，另一民间融资机构——典当行2011年1至6月实现典当总额1180亿元，同比增长38%。

（二）民间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利率水平参差不齐

2005年以来，民间融资活动的日趋活跃，直接导致了民间融资成本——利率的攀升。

首先，利率水平逐年上涨。除了亲朋好友之间一些无息借贷或低息借贷之外，民间融资的利率一般至少比正规金融的利率要高50％以上，其中民间生产性借贷一般是年息10％一30％，企业的民间集资大多是年息10％，都远远超过了银行及信用社的贷款利率。2003年至2010年间，监测到的利率水平一直在13%至17%的区间内波动。2011年6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折合月息超过2分，比2010年同期上升了3.4个百分点，这一民间借贷利率水平处于阶段性高位。

其次，利率差异化特征明显，弹性较大。各地利率水平不一致，即便同一地区不同的借贷活动中融资利率也有较大差异。

（三）民间融资来源不断拓展，融资方式多样化

早期的民间融资主要以信用借贷为主，但随着民间融资活动的日趋活跃、融资规模的日渐增长，融资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其中，居民民间融资方式变化不大，主要以口头协议和借据为主，借贷手续也比较简单。而企业民间融资形式趋向多样化，除了借贷、股权投资、集资等传统的融资方式外，还兴起了以实物为媒介的融资，如赊销、货款延期支付形式等。此外，专业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也丰富了民间融资方式。随着政策的放开，各地陆续成立了一些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专业民间金融机构，可直接发放贷款或可为客户提供担保。这些机构往往具有专业人才，具体操作较为商业化，手续较完备。该种融资方式占比逐步扩大，正成为民间融资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民间融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活动呈现地域性

从民间融资资金供给方看，参与主体包括城镇居民、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主、农户乃至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涉及各行各业、各个阶层。2011年7月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市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

同时，民间融资资金筹集与运用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随着财富不断增加，积聚了大量的民间资本，形成了较为集中、活跃的区域性的民间融资市场，如浙江温州、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神木等地。以温州为例，从民间借贷城乡分布情况看，温州县及县以下地区的民间借贷总额约占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的80%左右。

（五）民间融资周转率高，资金期限短

民间借贷期限不确定，随借随还，流动性强，资金周转率高。借款短则两三天，长则十多天，一般不超过三个月，最多不超过一年。不过，近年来，随着民间借贷主体和借贷用途的变化，民间借贷期限有向长期化发展的趋势，一些借贷由过去的几天、几个月，发展到现在的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个现象值得注意。

二、民间融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民间融资作为一种社会信用的补充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随着民间融资规模和范围的不断加大，民间融资中潜藏的风险也不断积聚，不仅阻碍了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还将对地方经济金融造成一定冲击。目前民间融资发展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间融资缺乏有效约束，容易引发纠纷

民间融资随意性大、规范性差，容易引发一些民事、经济纠纷或诉讼案件。目前，大部分民间融资仍通过打借条或口头协议的方式进行。据调查显示，在借贷过程中签订正式借贷合同的只占民间借贷总户数的十分之一，且多数合同内容不规范，部分合同只注明还款日期和还款金额，贷出资金者、借款日期和利率等信息基本未在合同中体现。民间借贷手续不完备，一旦出现违约，极易引发法律纠纷。温州市中级法院统计数据就显示，2011年3-5月，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628件，比2010年同期多出474件。换言之，平均每天有近30起民间借贷纠纷产生；案件总标的额高达9.31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出3.15亿元，平均每天有近1000万元的纠纷产生。

（二）民间融资利率水平偏高，加重企业负担

从紧货币政策和旺盛的资金需求使得民间融资活动趋于活跃，导致民间融资利率水平显著上升。2011年6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达到24.4%。在正常利息范围内的民间融资，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短平快”项目来说是雪中送炭。但高息甚至超高息，则使借款企业还款压力大，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近两年来，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资金日趋紧张。许多中小企业转向民间融资市场，民间融资利率“水涨船高”，高额的利息成本使企业不堪重负。一些企业因难以承受日益增长的民间高息负债，企业经营风险不断加大，最终出现无法偿付高成本民间借贷而破产倒闭的情况。

（三）民间融资风险较大，监管难度大

民间融资参与者众，涉及面广，操作方式不规范，其分散性和隐蔽性使相关部门难以监管。民间融资的不断增长，使大量资金长期在体外循环，游离于常规的金融监管之外，也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对应的民间借贷的风险控制手段又很单一。在此背景下，很容易发生非法集资、高利贷、地下钱庄及诈骗等非法行为，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有可能引发系统性或区域性的金融风险。

（四）民间融资活动的隐蔽性，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

由于民间融资活动的自发性和隐蔽性，未纳入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减少了货币政策的可控性。同时由于民间资金的盲目性、逐利性以及民间融资主体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素质所限，易受一些行业高利润的诱惑，导致民间资金流入受限制行业，如一些门槛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但高能耗、高污染和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和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此外，一些地区民间资金积聚形成规模巨大的投机力量，有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失衡。

（五）民间融资相关法规缺失，制约其规范发展

当前关于民间融资法律规范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相关法规缺乏协调性，对民间融资没有明确统一的界定。一些法律之间的相关内容有冲突。例如，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的民间融资行为，按照《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和《贷款通则》就可能被认定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而遭取缔。实践中，不同国家机关对同一案件引用不同的规定，可能作出截然相反的处理，如在惠民吴云水“集资事件”中，当地法院认定其工厂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借贷行为合法有效，而检察机关却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吴云水进行立案。二是相关法规缺乏可操作性，民间融资合法性判断标准模糊。尤其是民间融资、社会集资与非法集资的法律界限模糊。《刑法》和《取缔办法》严厉禁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以及集资诈骗行为等非法金融业务行为。但由于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合法民间融资行为的界定标准。在孙大午案件中，法院对于其行为的定性，曾引起了极大的社会争议。2009年吴英案的判决结果依然引发了公众、专家等广泛的争议。三是法制不健全，严重制约民间融资的良性发展。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民间融资仍处于“灰色地带”。亟待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让民间融资活动有法可依。

三、规范民间融资的对策建议

如前所述，近年来随着民间融资的越来越活跃，问题日益显现，风险逐渐积聚，对经济金融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加强对民间融资的引导和规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仅对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我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完善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

任何经济活动的有效运行都需要法律法规的保证、规范和约束，民间融资的发展也不例外。完善民间融资相关的法律法规是规制民间金融的关键举措。

1、明确民间融资的法律地位。

前述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有关内容存在一些冲突，导致对民间融资的认定标准把握不一。因此，应尽快研究出台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修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协调立法，为民间融资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以规范、约束和保护正常的民间融资行为。

2、完善民间融资立法。

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适时出台《民间借贷法》、《放债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确定民间借贷的定义、适用范围、期限、管理部门及其职责、合理的税负、纠纷处理适用法律规定等，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和正常民间融资的界限，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打击高利贷，通过法律手段使民间融资逐步走向契约化、规范化。出台民间融资管理登记办法，实行民间融资网上登记备案等方式，从而准确地了解民间融资活动的基本情况，便于防范和打击各种非法融资行为，规范民间融资市场，有效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还可尽快出台小额贷款公司的实施细则及规范民间融资的一些具体制度，使相关法律法规更具可操作性。

（二）加强对民间融资的金融监管

对民间融资进行有效的监管是其实现规范化发展的关键。通过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进一步规范民间金融运行。

1、明确监管主体。

正规金融市场的监管十分有针对性，从产权上看，民间金融的监管也可参照正规金融监管方式，明确民间金融监管主体，则可相应化解一些难题和矛盾。根据各部门现有的职责规定看，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以及政府工商、金融办都不是民间融资的监管主体。我国民间金融监管可以尝试分设分管各种形态的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同时发挥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加强地方政府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2、构建监管网络。

结合我国民间融资的特点，应该培育和建立一个包括政府监管、行业自律、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四者协同配合的监管网络。

3、完善监管方式。

民间融资监管方式应灵活多样，如政府监管主要应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依靠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活动起到规范保障作用；行业监管则通过制定行业行为规范准则和惩罚监督机制来进行行业自律，有效防范民间融资风险。同时，由于民间融资形式各种各样，民间融资主体及其活动在各地区和各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明显差异，因此，应采取分类监管、区别对待的方式进行监管。此外，针对民间融资复杂多样的现状，监管还必须事前防范和事后惩罚并重。

（三）拓宽民间融资渠道

面对巨额的民间资本，需要疏导，提供丰富多样的投资渠道，给其以合理出路，才能化解相应的风险。这就要求我们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疏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实现资本要素的自由配置，也就是打破现有银行的垄断体制。2010年5月我国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信用担保公司、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意见》还明确提出，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但《意见》的具体落实实施还需要一个过程。

（四）构建民间融资监测机制

监管机构应建立完善的民间融资统计、监测制度。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登记备案，定期开展调查、统计，采集有关数据，特别是要准确监测民间融资的规模、融资方式、利率水平、资金来源及运用等，及时了解、掌握民间融资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适时向社会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并可选择一些民间融资较为活跃的企业和乡镇作为重点监测点，长期进行调查监测，加强分析，有效防范、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

（五）推进金融机构创新和制度创新

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应打破国家对金融业的垄断，有步骤地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业。通过必要的金融资源整合，将民间金融从“地下”引上正规发展道路。通过制度创新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化，可考虑放宽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的相关条件，也可在信用社向地区性商业银行转制改造过程中，组建允许民间资本参股的区域性中小商业银行，探索大规模民间资本借助资本市场介入中小商业银行的途径，开办民间资本控股的民营银行试点。进一步探索发展新兴金融组织、建立多层次金融体系等举措，构建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相匹配的金融体系和组织，促进金融体系建设步入良性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2][4][5]戚祥浩.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2011-08-12.

篇3

【关键词】电子支付；风险；监管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11-0016-01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及普及化，互联网的阵地已经逐步从科研机构、大学、IT行业走进企业、家庭和个人，互联网的媒介已经广泛应用于电脑PC端和手机应用客户端，互联网的功能也从从信息共享的过程演变为一种面向大众信息传播的过程，在商业贸易活动领域，电子商务应运而生，由此带来的电子支付也随之而来，目前，电子支付行业在我国发展迅猛，电子支付系统逐渐完善，迎来了电子支付企业（移动支付企业、IT支付企冶、预付卡企业、POS收单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并存的局面。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商业运营的成本，提高了商业流通的速度，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因此电子支付成为了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互联网金融的领域，电子支付在提供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随之而来的电子支付的风险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电子支付简介

什么是电子支付呢？电子支付广泛的可以理解为个人或企业通过直接或着授权别人通过PC终端或手机客户服务端发出指令进行支付，实现支付与转移资金的操作，包括互联网支付、手机（或固话）支付、商户POS终端交易、ATM交易和其他电子支付等。简单来说电子支付可以理解为参与电子交易的各方，包括金融机构、个人和商户，通过安全快捷的电子支付方式，通过互联网或手机客户端进行支付或流转货币资金。

电子支付业务已经成为货币资金支付系统中最快捷、最活跃、最具有发展前景的组成部分，在整个电子货币参与交易信息传输的过程中，电子支付系统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利益，包括个人、企业乃至国家的资金安全和经济利益，电子支付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国际金融风险传导、扩散的风险收到了影响。因此管理电子支付行业的风险，评估其潜在的金融风险并进行有效监管，是目前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电子支付的主要风险

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的同时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同时也给银行机构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电子支付主要面临着信用风险、法律风险、监管不力风险以及安全交易风险等，对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系统这些风险显得尤为突出。

（一）电子支付的法律风险

（1）电子支付相关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电子支付业务涉及多方面的法律风险，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济法、银行法、知识产权法、公司法和货币银行制度等。而我们现行的许多法律往往适用于传统金融业务，在电子支付行业产生的法律问题很难用传统金融行业的法律范畴来得以解决，诸如：电子支付的交易多方的责权利、电子支付货币的主体资格、电子支付的货币交易量控制及电子支付行业资格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仅在我国乃至世界其他各国也缺乏相应的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加以规范。电子支付业务需要第三方支付机构、金融机构与网络或移动运营商等不同行业的机构合作完成，各不同机构的风险管理控制存在差异性致使其管理方法存在差异，会较容易导致客户在某一个环节出现风险，这个风险也是电子支付法律风险最薄弱的环节。我国的《刑法》也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界定由电子支付的引起的网络犯罪，从而导致电子支付中出现的经济纠纷难以得到快速而有效的解决。为了明确电子支付交易主体的责权利，对电子支付各个方面亟需完善相关业务的管理办法和法律法规，从而规范电子支付业务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2）电子支付的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交易双方出现违约的风险，交易的多方因为各自特殊原因，不愿意或无能力履行合同条款而构成的违约，由此可能致使交易各方遭受损失。在电子支付业务中交易方在合同到期日不完全履行其义务的这种违约风险比较突出。电子支付业务开展金融交易，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不是一种面对面的方式，而是通过一种虚拟化的互联网技术来得以实现，突破了金融服务地理、国界的限制，因此对电子支付业务的交易方就要求更高、更加合理的信用结构，对目前我国的金融信用评估系统提出了更高的信用评估要求。

此外，由于我国信用保障体系及征信系统的不完善，频频出现类似恶性、荒诞的电子交易问题，跟可怕的是关于电子支付的诈骗案例。因此不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金融信用风险存在的主要原因，也是制约电子支付业务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对电子支付行业监管不力的风险

随着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电子支付业务也出现了多样化的形式，而由于目前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手段相对匮乏，同时受人员限制、缺乏经验，而电子支付业务的跨地域性、创新性、无痕性的特点，使得监管当局深入开展现场检查显得比较困难。

目前，人民银行、银监会、商务部、工信部等多个部门对电子支付业务行驶主要监管权，外汇管理局参与跨境支付，分布较为分散，而对于这些监管机构的框架体系缺乏协同监管机制，难以形成监管合力，尚无明确的牵头部门和职责分工，重复监管现象及监管盲区容易出现，电子支付的多元交叉交易的行为难以应对。监管当局在一定程度上对已取得支付业务牌照的支付机构缺乏后续的动态监管，因此影响了电子支付行业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对于新兴的第三方移动支付行业，特别是监管当局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及传统金融业务覆盖不足的落后地区开展的移动支付业务缺乏一定的激励机制，缺乏资金支持、技术扶持和创新支持，不利于长远发展电子支付行业。

（三）电子支付的交易安全风险

线上（online）电子商务及线下（offline）其他商业客户的需要通过电子支付完成交易，但是电子商务在技术安全设计、交易制度设计、大数据设计、技术线路设计等方面可能存在缺陷，支付信息泄露或被篡改等安全问题往往是由于运营商交易系统被攻击或因网络信息、大数据信息传输被截取等问题造成的，这些系统缺陷必然会导致在电子支付交易安全风险，进行交易支付多方的风险不是单方面出现的，极有可能波及整个电子支付系统的风险。

在线下的商业活动中，电子支付服务机构（POS收单机构）为了利润往往不能严格执行实名制注册制度，对客户虚假身份视而不见，作为第三方支付的交易模式，可能会产生客户与商户之间的不诚信交易，比如信用卡的持卡客户恶意套现的行为，这个行为能给第三方支付的商户带来一定的额外收益，但是这个交易是虚假的，这个风险是很大的一个交易安全风险，影响到电子支付的货币现金流量，使该领域的洗钱风险也大大增加，如果电子支付交易的商户或个人存在匿名或虚假交易，而虚假交易和真实交易难以用传统的税收管辖权和纳税申报制度确认商户的，也加大了税务机构的追查困难，给国家税收带来很大的损失，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随着电子支付清算系统的国际化，已经金融交易的国际化，自然加大了电子交易的国际结算风险。基于电子化支付清算系统的各类金融交易，国际利率市场价格波动、外汇汇率波动都可能给电子支付清算带来交易风险，从而可能会间接的引发市场波动，引起市场风险。

电子支付的风险除了上面阐述的以外，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操作风险也是电子支付行业较为常见的风险，更大的是由此导致的实体经济波动的风险。因此需要我们金融监管当局不断加强对电子支付的监管，加快电子支付行业的立法规范，加强金融网络安全管理，亟需将我国的电子支付系统更加完善，积极参与链接全球金融系统，进一步深化金融的全球化，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从而更加合理有效的控制电子交易系统。

参考文献：

[1]张劲松，《中国第三方电子支付盈利模式创新问题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5月；

[1][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

[1]李麟/钱峰，《移动金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