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责任险的必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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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雇主责任险；工伤保险；协调

作者简介：王玉玫(1963―)，女，辽宁省人，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保险和社会保障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84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5-0146―03

收稿日期：2006―03―24

2005年4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第10届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国际会议”上，卫生部的相关负责人指出：我国的职业病形势十分严峻，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2005年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134起，同比增加3起；死亡3049人，同比增加17％。其中煤矿58起、死亡1739人，分别上升34．9％和66．6％。2005年发生了4起涉难百人以上的煤矿事故，11月份以来，非煤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消防等行业领域也相继发生了一些特大事故。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职业伤害风险逐渐成了人们迫切需要分散的风险，随着2004年1月1日《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我国工伤保险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到2005年9月底，我国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达到7810万人，雇主责任险保费收入大幅度下降。由于监管不到位、保障不足等原因，社会上还存在着难以获得足额职业伤害保障的人群，适度发展雇主责任保险可以弥补单一发展工伤保险的不足。雇主责任保险与工伤保险协调发展，有利于我国现阶段职业安全防线的建立和巩固。

一、职业伤害及其后果

职业伤害，也称工伤。它是指劳动者在从事本职工作或执行职务过程中遭遇意外事故或患职业病导致的人体损伤。劳动者遭遇职业伤害，给本人、家庭、企业、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后果严重。

(一)职业伤害是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中都规定了劳动者在工作中享有安全与健康的权利，如果劳动者在工作中遭遇职业伤害，其安全与健康未得到保障，则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就受到了侵犯。

(二)职业伤害是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灾难。严重的工伤事故或职业病既可能夺走职工的生命，使幸福的家庭失去支柱；也可能使劳动者终身残疾，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它不仅使职工不能像健康人一样生活、工作，而且使其家庭背上沉重的负担，在经济、精神方面陷入长期的困难和痛苦中。

(三)职业伤害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发生工伤事故，不仅使企业的资产遭到破坏、财产遭受损失，生产成本加大，竞争能力降低，而且事故善后处理工作也非常棘手，处理不好，可能出现劳动关系紧张，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四)职业伤害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严重的职业伤害事故，会造成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巨大损失，影响生态平衡，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据国际劳工专家估计，每年职业伤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4％。长期以来，解决工伤引起的争议和纠纷一直是部门和劳动争议处理部门工作的重要内容，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一旦解决不好，将引起社会的动荡。

总之，职业伤害，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具有偶然性；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则具有必然性。一旦发生工伤事故，会给劳动者本人、家庭、企业、社会造成严重后果，必须加以预防。

二、雇主责任保险与工伤保险的异同点

目前，企业在职业伤害风险保障方面主要有三种做法，即雇主责任保险、工伤保险及企业风险自留。企业风险自留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防范风险的措施，可能使企业经营处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雇主责任保险和工伤保险都是事先将风险转移出去，为损失补偿做好资金准备的积极的风险分散方法，是有效防范职业伤害风险的常用方法，两者具有密切的关系。

(一)雇主责任保险与工伤保险的相同点。雇主责任险和工伤保险承保的风险都是劳动者在受雇佣期间从事职业活动过程中遭受意外事故或者患职业病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投保人通常是雇主，获得保障的是被雇佣的职工。都是对雇主责任风险的保障，都有利于雇主经营的稳定。

(二)雇主责任保险与工伤保险的主要区别。雇主责任险与工伤保险分别属于不同且相关的两个保障体系：工伤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劳动者的强制保障，雇主必须为雇员投保；雇主责任险属于商业保险范畴，目前是由雇主自愿投保的。这两种保险适用于不同的法律、法规：工伤保险适用于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遵循的是无过失损害赔偿原则；雇主责任险适用于民法通则等法规，遵循的是过失损害赔偿原则。雇主责任险与工伤保险保障程度的确定不同：工伤保险属于社会保险，其保障程度的确定以满足劳动者基本生活需要为基本原则，随着社会及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调整，保障的内容是经济损害补偿；雇主责任险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其保障程度由保险人和投保人(雇主)共同协商确定，保障内容包括经济损失补偿及精神抚慰，并依据法律规定或法院判决确定具体数额。雇主责任险与工伤保险的经营主体不同：工伤保险由国家政府相关部门经营，不以营利为目的，实行社会统筹，风险进一步分散；雇主责任险是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以营利为目的，具有选择性，风险分散程度有限。

三、现阶段我国雇主责任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都要参加工伤保险统筹，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应当参保的企业违法不缴纳保险费的，发生工伤事故，也要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承担给付工伤职工相应保险待遇的责任。这些规定不仅强化了雇主对职业伤害风险的责任，也为雇员能获得及时的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目前实际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占应参保企业的比例还很小，遭遇工伤的职工并未确实得到保障。适度发展雇主责任保险是非常必要的。

(一)雇主责任保险可以使职工得到更确实的保障。这并不是说工伤保险不可靠，而是因为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一个险种，只能使受害职工得到经济损失补偿。虽然在社会保险中工伤保险待遇最优厚，但它仍然遵循基本保障原则，保障程度有限。同时在社会保险经营中经办机构通常要求各险种要一起参保，实行“三险合一”、“四险合一”工伤保险不能独立参保。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职工都能获得工伤保障，有些地区工伤保险只是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为主，个体工商户及家庭雇工参保还有困难。发展雇主责任险可以成为工伤保险的有效补充，使职工能确实获得保障。

(二)雇主责任保险可以分散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企业补偿责任。在我国《工伤保险条例》中对工伤补偿实行了社会和企业分担机制，规定了一些由企业补偿的项目，如，住院伙食补助费，统筹地区以外的就医交通、食宿费，停工留薪期间的原工资福利待遇、生活不能自理职工的护理费等。这些都直接影响伤残职工的生活、治疗和康复，如果企业遭遇工伤事故后经济上难以给职工补偿，通过雇主责任险可以解决问题，尤其是那些高风险企业。因为往往重大灾害事故发生后，企业就破产了，如果企业没有投保雇主责任保险，只好由当地财政承担责任，或者职工自担责任。所以，在实行工伤保险统筹的情况下发展雇主责任险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进一步分散企业的风险，稳定企业经营。

(三)可以借助保险公司专业防灾防损技术，提高灾害预防能力。保险公司专门从事风险的集中和分散工作，积累了一定的风险识别、风险估计及风险处理经验。通过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与企业可以形成严格的法律关系；通过保险公司的防灾防损工作可以及时发现企业的安全隐患，纠正不安全行为，用经济手段加强企业的安全生产。保险公司设有防灾基金，可以支持社会防灾部门提高防灾技术和手段，从而增加全社会的防灾防损能力，为社会财富再增加一重安全保障。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企业的安全生产越来越重视。总理在2006年1月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指出：“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安全生产的基础上，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甚至牺牲职工生命为代价。搞好安全生产，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实行有利于安全生产的经济政策。高度重视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调控手段，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激励约束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我国也有多部法律将安全生产作为重要内容，如《煤炭法》、《建筑法》等，都规定了相关企业要给职工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企业的保险意识在逐步提高，为雇主责任保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雇主责任险与工伤保险协调发展的策略

雇主责任险作为工伤保险的补充，在发展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工伤保险和雇主责任险虽然属于不同的经营领域，但它们保障的都是职工的职业风险。各级管理者应加强学习，提高对职业伤害风险保障的认识，发挥雇主责任保险对工伤保险的补充作用，运用经济手段实现分散风险的目标，改变目前工作中在重大安全事故面前盲目决策，为了求得事情的尽快解决，不得已政府“买单”的现状。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协调发展不仅有利于政府监管角色的树立，也符合公共财政改革的方向，同时可以避免政府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加强法制建设，促进雇主责任险与工伤保险协调发展。随着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保险公司经营的雇主责任保险出现了萎缩现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雇主责任保险产品本身不能与工伤保险相协调，保险责任不能满足已经参加工伤保险企业的要求；二是雇主责任保险未受到高层管理者的重视，未明确其法律地位。法规制定部门在制定法规时认识到了安全事故发生后企业一旦破产可能无力对职工进行补偿的问题，但所选方法并不很合适。许多地方已经建立了风险抵押金制度，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增加了政府管理的工作量和资金保值增值的责任；强制企业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虽然可以使职工得到保障，但分散的不是雇主的责任，只是提高了职工的福利。所以，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以法律形式明确雇主责任保险对工伤保险的补充作用，允许企业投保雇主责任险代替交纳风险抵押金，用市场的、经济的手段解决风险保障问题，用雇主责任险代替职工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同时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监管，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加强职业安全检查和监督工作，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保障职工生命安全。

(三)适应新形势，保险公司对雇主责任险进行改良。目前各个保险公司的雇主责任险，仍然是原来的产品，保险责任与工伤保险的责任范围有较大的重叠，随着工伤保险的强制实施，其销售情况必然会受到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保险公司应结合当前的新形势，对原有的雇主责任险进行改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将雇主责任险作为工伤保险的补充，并在此基础上对保险责任进行改良和设计，包括将雇主参加工伤保险情况纳入到核保条件中；在费率厘定和保险赔偿时考虑雇主参加工伤保险情况，区别对待；直接或通过附加条款的形式将雇主在工伤保险保障范围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纳入保障范围；扩大承包对象，尝试着将所有有雇工的雇主逐步纳入到保障范围内；也可以提高保障程度，满足职工更高保障要求，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

(四)多方面密切配合，为职工提供全面保障。建立社会相关部门共同关注职工职业伤害风险保障的机制。税收监管部门应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保险公司承保符合要求的雇主责任保险。加强工会工作，在企业中建立和健全工会组织，通过工会组织的维权和监督工作，督促雇主为职工提供全面的职业安全保障。加强对职业伤害风险的预防和职业康复工作，将其开支纳入到工伤保障或雇主责任保障中，通过减少损失和康复工作，既可以直接减少赔偿和给付，也可以提高职工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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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责任保险，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原则，强制责任保险

一、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很短一段时期内开办了汽车第三者责任险，还有一些在涉外经济领域按照国际惯例办理的很少量的责任保险。这一时期责任保险不仅业务量小，而且社会舆论对于责任保险是否会弱化法律对致害者的惩戒争议较大。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我国保险业整体进入“冬天”，这部分业务也同时停办了。1979年保险业恢复经营以后，国内首先开展的责任险业务仍然是汽车保险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等种种因素，其他责任保险业务仍然只在涉外经济领域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及法制环境的日趋完善，为我国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罚条例》等有关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社会公众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增强，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特别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有效地激活了保险市场上消费者对责任保险的需求，为开发研究责任保险产品、开拓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广阔领域和难得的发展机遇。而近年来各种安全事故的频发，企业间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以及企业主保险意识的不断提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如律师、注册会计师、医疗人员、金融服务专业人士面临的损害赔偿责任日益增大等等，都预示着我国责任保险市场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近几年来，我国责任保险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社会上日益引起广泛关注，但受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其规模和作用不能满足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和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需要。2004年至2007年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实现从33亿元增长至67亿元，责任险业务规模一年一个台阶，增长速度均超过当年财产保险业平均增长速度，年均增长20%，保持了持续健康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如图1所示)。然而，我国责任保险总量不大，2007年，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仅为3.35%(不含机动车辆强制责任险)。与全球责任保险业务占财产险业务总量的平均比重15%以上的水平相比，一方面表明我国责任保险发展明显滞后，财产保险市场结构亟待调整；另一方面也说明责任保险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整个财产保险市场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二、我国现阶段发展责任保险的重要意义

发展责任保险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进一步明确我国要大力发展责任保险，肯定发展责任保险的积极意义。发展责任保险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及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人类生存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及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日俱增，如火灾、计算机系统的故障、核泄漏、环境污染等，都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损害人民的利益。发展责任保险，可以使保险公司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发生后，在事故责任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通过建立责任保险制度，可以使赔偿更有保障，使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二)有利于保障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市场主体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责任风险。如果每一次责任事故的风险都由企业自身完全承担，很有可能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通过责任保险这种机制，能够分散和转嫁生产经营和执业活动中的各种责任风险，避免因生产责任事故的发生而导致破产或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以保持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保险公司还可以通过采取责任风险事故与保险费率挂钩，采用差别、浮动费率，根据投保单位的行业风险类别、职业伤害频率、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条件等，划分不同的费率档次，将费率与企业一段时间内的事故和赔付情况挂钩，定期调整缴费标准督促企业改善经营环境，提高安全意识；有针对性地对投保企业进行安全监督检查，对隐患严重的客户，要提出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措施，积极推广安全性能可靠的新技术和新工艺，促使企业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伤亡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为了办理赔付，将对事故进行必要的调查。这种调查，事实上也是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监督。通过调查，不仅可以划分责任，同时可以发现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差距和问题，促使企业加强和改进安全管理，防止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三)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据国务院最近的公布的数据，我国近10年平均每年发生各类事故70多万起，死亡12万多人，伤残70多万人，并且具有特大事故多(尤其是道路交通事故和煤矿事故)、职业危害严重(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高达2500万人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等特点。近年来，交通事故、企业产品缺陷损害事故、企业环境污染事故(如吉林石化爆炸案、甘肃铅中毒案)、企业工伤事故(煤矿瓦斯爆炸、透水事故)、医疗事故、建造单位造成的工程质量事故等频频被媒体曝光，而社会对这些损害事故的关注焦点，除事故发生原因外，几乎都集中于对事故受害方的赔偿处理问题上。通过建立自愿性和强制性的责任保险制度，引入风险分摊机制，由政府、企业、保险公司等共同编织一张责任事故的安全“保险网”，增加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在处理突发性的责任事件方面，责任保险为社会提供的不仅仅是保险产品和服务，更是一种有利于社会安全稳定的制度安排，能够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通过建立责任保险制度，也可以增加公众的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减少各种事故的发生。

(四)有利于辅助社会管理

国外的经验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而在我国，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基本上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发挥的作用很小。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发生后，政府在事故处理方面承担了大量工作，财政负担很重。近年来，由于一些生产经营者经济能力有限或有意逃避责任，常常在发生重大、特大责任事故后躲藏逃匿，把灾后救助和事故善后全部推给地方政府。在一些行业和——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业主发财、政府发丧”的不正常现象，对政府财政形成了很大压力。

责任保险是政府转移社会管理风险的有效手段。政府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建立多层次和多元化的管理模式，利用保险公司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充分发挥其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有效地转嫁风险。通过在一些高危行业或企业建立责任保险制度，可以辅助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高处理责任事故的行政效率。此外，通过责任保险机制，资金雄厚的保险公司可以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使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及时地解决民事赔偿纠纷。

(五)有利于促使相关法律的完善

责任保险制度有助于实现民事责任制度的目的，也为民事责任制度的发展变化创造了条件。首先，责任保险可以分散民事赔偿责任。民事责任制度遵循填补原则，要求加害人承担填补受害人损失的赔偿责任。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移其民事赔偿责任。其次，责任保险可以弥补民事责任的某些不足。民事责任制度在解决受害人的赔偿问题方面存在其固有的三大缺陷：加害人无力赔偿时，受害人无法取得赔偿；加害人恶意拒绝赔偿而隐匿财产时受害人无法取得赔偿；赔偿的主体为加害人，而加害人作为社会的个体，赔偿能力有限，对于巨额赔偿难以承受。上述缺陷仅靠民事责任制度内的变革，已无法适应保障受害人利益发展的需要，而责任保险具有分散赔偿风险的功能，它将集中于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的致人损害的责任分散于社会大众，做到了损害赔偿的社会化，从而实际上增强了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能力，可以有效避免受害人不能获得实际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上的尴尬。再次，责任保险可以推动民事责任制度的改进。责任保险的存在，使民事责任制度具有积极改进的实践基础。民事责任制度可以借助于责任保险分散加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的风险的机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朝着有利于救济受害人的方向发展。

三、我国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法制化程度相对落后，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责任保险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责任险的发展与一国法律的发展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法制环境不健全是制约责任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继《民事通则》之后，我国陆续出台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几十部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法规，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由于这些法规都仅是针对不同领域做出的个别规定，缺乏系统性。而《民事通则》本身也就不到200条，对民事责任方面的规定相当概括，而且规定的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的归责原则也难以实现对社会公众的有效保护。政府部门运用保险机制处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意识不强，市场机制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有些规定缺乏刚性，特别是与安全生产息息相关的领域，还没有强制保险的规定。

2.现有法律法规的操作性有待加强。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不仅包括制定法律、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还包括在案件审判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加害人做出处罚，将法律条款落到实处。如目前我国对于雇佣关系的调整仅仅适用《劳动法》和其他地方性条例，这些地方性条例的差异也很大，工作期间发生意外后，对于雇主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都没有明确规定。同时，虽然我国对雇主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意味着只有在属于雇主责任时才给予赔偿，但具体赔偿规定未明晰。另外，对于执法的监督力度不够，导致许多法律法规形同虚没。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客运经营者、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分别为旅客或者危险货物投保承运人责任险”，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执行不力，部分地区并未严格施行。

(二)保险主体业务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责任保险经营技术落后，经营险种单一。国内现有责任保险种类少，主要险种仅有10多个，各保险公司主要保险业务险种大多雷同，而且各司开展责任保险的历史比较短，积累的数据有限，在定价过程中更多依赖于业务经验和市场平均费率，难以按照保险精算原理进行合理的定价。这样，费率无法反映标的风险的大小，保险公司也无法有效地控制风险。由于没有科学的风险评估手段，对风险较小的标的，本来可以以较低费率承保，却因为与标准费率相差太大而不敢承保；而对于风险较高的标的，却因为无法评估或竞争需要，而盲目以低费率承保，造成亏损。因此，受技术、经营经验及制度的限制，各公司开发新险的积极性不高，新险种的推广进度也不尽人意，难以满足人们对保险的需求。

2.再保险等风险分散渠道成本过高，责任保险经营风险大。再保险是责任保险直接业务的重要支持，由于在民事责任中，迟发事故占比较高，很容易造成严重的责任累计，给保险人带来沉重负担。如20世纪的灾难“石棉沉着病”。据统计，现在法国每年因20多年前吸入石棉粉末后导致的石棉沉着病而死亡的人数约3000人，预汁在2010年死亡人数将达到1万人。从现在到未来，日本因吸入石棉粉末后导致的石棉沉着病而死亡的人数将达到10万人。在美国虽然没有统计过此类疾病的具体死亡人数，但是保险赔偿金已高达2500亿美元。国内外再保险公司对此类业务都十分谨慎，将责任保险特别是职业责任险列入“杂险”范畴，分保时大都需要逐笔谈判。实务中除法定分保外，许多保险公司在承保职业责任险时都需要先在再保市场上寻找买者，并根据再保公司提供的费率来测算承保费率。这样，很难单独签订责任保险的成数或溢额分保合同。而且临时分保方式又具有成本高、价格相对昂贵以及分保人对业务比较挑剔的不利特点，即使有保险需求，保险公司也不敢轻易承保，错失商机，业务发展受阻。

3.专业型综合人才缺乏，培训力度不够。责任保险涉及行业广泛、技术性强，对承保、理赔人员在界定责任方、责任范围、保险责任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这就需要对责任险从业人员进行保险理论知识、法律知识方面的培训，保证保险营销人员能准确地引导客户制定合适的投保方案，保证理赔人员能及时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理赔服务。但是目前保险公司在人员培训方面力度不够，现有的培训计划不足以完成对实际工作的有效支持，致使销售人员不能全面领会公司责任险核保政策，出现销售与核保的脱节，影响业务的质量和发展。另一方面，有的保险公司发展规划中将责任保险作为重点发展对象，注重责任险新产品开发，每年都有新的险种推向市场，但是在推广上，针对新险种的培训和宣传资料、辅助材料的发行都相对滞后，导致业务开展中销售人员更倾向于业已熟悉的传统险种，这对优化公司业务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4.行业间沟通不足，保险业内非理性竞争加剧。因为保险产品的特点，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经常处于对立的位置，特别是投保人对风险状况进行陈述时，常常会隐瞒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由于行业之间缺少必要的交流和沟通，经常会出现某个投保人在一个保险公司出险后，就转向其他保险公司投保，其他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按照较低费率承保。有些公司为了保证其业务总规模的发展，违规承保责任保险。如扩展责任保险范围；违反条款规定，允许投保人不记名投保；将责任保险作为企财险等险种的附加险向投保人搭售，仅收取少量保费等。

(三)社会公众责任保险意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公众对责任保险的认识不够，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目前对责任保险业务的宣传力度不够，国内公众对责任保险知之甚少。有些投保人为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疏于对安全工作的投入和检查，而且对自己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也不清楚，对责任保险的转嫁责任风险机能缺乏了解。有些单位个人即便知道其责任风险，仍存侥幸心理，不想投保责任保险。部分企业法律和诚信意识淡漠，发生损害赔偿事故后，以种种形式逃避赔偿责任，不愿投保责任保险。这些现象的存在，导致了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2.社会公众索赔意识不强，致害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受害人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往往因种种原因而放弃索赔，从而使加害人逃脱赔偿责任。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是索赔意识仍有待提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很多公民对法律规定还不了解，不懂得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或者因为不熟悉法律的相关要求，不能及时、有效的获取证据，导致权利丧失。其次，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对被告的保护，很多公民在遭到他人侵权损害时，往往不愿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再次，受传统思想影响，我国公民还保留有重“名声”轻“经济”的想法，这样在不少案例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只为“争一口气”而已，轻易放弃自己的经济补偿索赔权利。最后，即使提讼，法院判决后存在的执法不力也为加害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提供了可能。

四、规范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法规建设

1.稳步推进法律法规建设，创造责任风险转移需求。法律制度日益健全，为开发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较充分的法律依据。责任保险中所谓的责任，是一种法律的创造，它体现着社会的规范标准，责任保险与法律制度和法制环境息息相关。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的基础，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责任法律和法规。目前，我国除《民法通则》外，已陆续出台了《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等几十部关于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法律基础。发展责任保险，必须对有关法律制度进行不断完善。保险行业要统一行动，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促进各行业涉及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和鼓励责任险的各类法律法规建设。

2.加强相关法律操作可行性，明确经济赔偿责任范围。现有法律制度对于责任事故的处理随意性大、处罚力度轻、加害人承担的责任小、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必须明确责任范围及具体的损失赔偿标准，清晰各方的权利义务，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处于一定的法律规范约束范围之内，当其违反这种规范并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经济赔偿责任。只有在这种法律环境下，当事人才会积极主动地寻求通过保险等途径或方式来转移这种责任风险，从而促进我国责任保险市场需求的增长。

3.对于重要的业务领域，逐步推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自愿责任保险障碍较多，法制环境不健全、公民法律意识不强和不合理的责任保险费率等因素导致责任保险发展缓慢，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法律强制推行。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克服自愿保险中的障碍，对于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责任风险，有必要通过立法强制的方式，利用现有的保险机构加以管理和分散。事实上，机动运输工具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旅行社强制责任保险措施的出台，已经反映了这种社会需求。国外的经验表明，在责任保险发展的初始阶段，适当推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利大于弊。因此，对于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密切的行业、与社会环境保护关系密切的企业和与服务对象利益维护关系密切的职业等应该逐步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通过实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使得责任转移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使责任保险供给变为实际供给，从而促进我国责任保险业务规模增长。

(二)不断提高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水平

1.培育责任保险供给主体，完善责任保险产品结构。随着责任保险政策环境逐步改善，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宽，各财产保险公司推进责任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逐步提高。2005年底我国批筹了第一家专业责任保险公司——长安责任保险公司。2006年3月，人保公司成立了“责任信用险部”，专门负责责任保险业务发展。但经营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或专门的责任保险公司数量不多，且公司组织形式比较单一，这种状况容易导致责任保险供给的垄断或不足。责任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其经营主体通常众多且组织形式多样，如美国纽约州责任保险市场主体有股份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合作社保险公司、联合承保协会和自保组织等多种形式。因此，政府应该鼓励不同组织形式的专业化的责任保险公司优先发展。

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市场上有责任保险产品约400多个。但总体而言，这些责任保险产品不能很好地适应个人和企业的需求。近年来，我国年责任保险保费徘徊在30亿元至60亿元之间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我国可以参照美国责任保险的经验开拓责任保险条款。首先，要建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责任保险产品创新模式，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和不同地域的现实需要，开发个性化的责任保险产品；其次，要在注重发展传统责任保险的同时，进一步开拓新的责任保险领域，设计综合性责任保险产品。

2.加强风险管理，控制经营风险。从国外责任保险发展历程看，责任保险曾因为侵权责任认定与责任保险相分离而导致了责任保险危机，即民事责任裁决金额迅速增长导致保险公司成倍地提高责任保险费或拒绝出售责任保险单。在我国，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民事损害赔偿等责任风险也将相应增大，这将增加责任保险的市场风险。为了控制这些风险，各公司应加强对责任保险风险评估和预测分析，开发责任保险产品时应考虑客户的不同需求和市场的法律环境，对高危行业提高费率，慎重承保，并采取记名承保或按工种确定人数，单独制定承保方案及再保险方案，严格把好理赔质量关，提高定损的准确、合理、科学性，切实防范化解经营风险。

3.重视人才培养，积极引进各方面人才。拥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是责任保险创新、发展的关键。要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队伍，一方面要加大培训力度，通过视频方式、巡回辅导、集中授课等形式进行培训，尤其应加强法律基础理论的学习，熟悉和掌握责任保险有关民事赔偿的法律法规，有条件的可以选派优秀人才赴国外保险公司或院校学习考察、深造。另一方面可以引进和合理利用各行业的专家，如建筑、农业、企业管理等专家，提高保险公司自身风险管理水平，促进责任保险的发展。例如，环境污染的损失评估难度较大、专业性强，需要环保部门协助进行环境损失评估，提高损失评估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4.加强行业间合作，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我国保险公司应在开发责任保险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努力寻求多种形式的合作，并在合作中展开新的竞争，在竞争中以机制创新、业务创新、产品创新取胜于市场。保险全行业应通力协作、大力配合，在开发责任保险市场的过程中，充分运用市场竞争规律作用，以服务社会、实施社会管理职能为共同目标，在携手开发国内责任保险市场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合作关系。特别是我国处于责任保险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必要完善行业自律机制，加强行业间的相互约束、相互管理和相互竞争，吸取经验教训，防止保险公司之间不计成本的价格大战、片面的数量规模和短期性效益行为再现。通过行业自律组织，积极推进保险行业内部实现对有关责任风险的资料和信息的共享；对于费率的拟订、承保范围的划分和赔偿限额的确定等方面内容形成制度性规定，报由保监会审批；对于某些目标市场通过合作的方式，联手开发、共同制定发展战略；对于有关民事责任的认定及保险人赔偿限额的确定，在行业内部应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尤其对于涉及高额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保险公司之间还需采取共同保险、再保险等方式经营，避免风险单位的集中，减低公司经营风险。

(三)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

1.加大宣传责任保险，普及责任保险知识，增进社会各界对责任保险的了解。政府有关部门应和保险公司一起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展开立体宣传。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和方式加强普法工作和责任保险的宣传工作，在提高社会公众维权意识的同时，强化责任人的法律意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切实保证民事法律责任的贯彻执行，使责任人对受害人的补偿落在实处。而且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媒体机构等独立于保险公司的第三人，其做的宣传更容易被公众接受。

2.促进政府相关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为责任保险的开展争取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现阶段责任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策的支持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推动。行业监管部门应在与政府相关机构的沟通中起主导作用，通过建立协调工作机制、联合下发文件、共同确立并指导试点工作展开的方式引导、推动法人单位运用相关的责任保险来防范、化解风险。例如，与公安部联合发文推动公共场所的火灾公众责任险、与建设部联合推动建设工程质量保险、与安监总局共同研究高危行业的雇主责任险等。保险业与各部门配合互动机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一是实现保险与消防、安全生产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充分利用防灾防损、安全技术方面的人员和经验数据，尽量统一损失统计口径，支持保险公司在消防和安全生产上发挥积极作用。二是在安全检查上积极配合，通过加强对保险标的的安全检查，达到防灾防损的目的。三是加强事故发生后的协调工作，研究保险公司和保险公估公司介入事故处理的途径，帮助其尽快进入事故现场，减少事故影响的程度，及时恢复生产经营。除了与各主管政府机关推动其主管范围内的责任保险外，保监会还应与税收、财政等各部门加强沟通，为责任保险的发展争取政府在税收优惠政策、人才政策、财政补贴和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积极扶植与大力支持。近期，教育部、财政部与中国保监会联合签发《关于推行校方责任保险完善校园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构的通知》，决定将在全国各中小学校中推行由政府购买校方责任保险的制度。其中明确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投保校方责任险所需的费用由学校公用经费中支出，每年每生不超过5元，该措施有效地推动了学校责任保险。

3.制定政策，鼓励险种创新。在界定什么是创新型产品的基础上，对创新型产品条款费率设计的合理性进行严格审核。率先进行创新的机构，一定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那么它做出来的产品应该是比较科学、比较接近市场的，定价也是相对科学的。那么后来推出相同产品的机构，在条款设计和定价上应以创新产品的设计为基准。这种做法的实质就给率先进行产品创新的机构一定的新产品优先定价权。当然，这个优先定价权的保护不是长期的，经过一段时间后，比如一年，衍生的新产品就可以放开了。

篇3

1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面临的现实困难与阻碍

从我国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沿革来看,从自愿到强制是基本趋势,这也是国外相关经验的总结。但在自愿方式阶段中表现出来的很多问题,仍然延续到目前的强制方式阶段。受到外在或内在原因的影响,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利益相关者对积极参与该制度的运行存有疑虑,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仍面临现实的许多困难。我们可基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细致分析。首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如何真正推动企业开始接受该制度,存在着很多难题。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虽然能帮助政府缓解资金压力,但在该制度运行的初期,企业并不愿意直接背负更多的保费负担,政府要推动企业逐渐接受该制度,就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此外,我国目前还没有基本法律规定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政府所能依据的仅仅是行政文件,在缺乏相应配套制度的背景下,政府缺乏真正推行该制度的动力。在面临环境突发事故时,行政机关的行为大多是遵循传统应急预案的方式,主要运用行政力量而非市场力量解决问题。这种路径依赖的做法并不利于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运行及其作用的发挥。更有甚者,在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开始运行之后,政府有可能因此而怠于进行环境风险监管,使相关行政管理工作缺位,反而容易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其次,高环境风险企业在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中需要付出额外的保费负担,影响了企业接受该制度。虽然在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能为肇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减轻其责任,但投保金额毕竟对企业受益是一种减损。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企业并不愿意进行过多的投入该项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开展初期,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体系非常不完善,投保企业的风险防范预期和保险公司的盈利预期都很难确定,社会对其了解和认可度不高,致使参与的投保企业和保险公司数量不多,同时投保企业也会因提交保费增加运营成本而降低在同类企业中的竞争力。”

目前多数高环境风险企业更关注眼前的短期利益,并不注重长期污染所带来的损害,甚至在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选择尽量推卸、逃避责任,而不是防患于未然地进行投保。某些政府对经济利益的过分重视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也加剧了这一情况。即目前我国国内高环境风险企业的违法成本过低,大多数情况下进行部分赔偿就可敷衍塞责,这与国外企业因为单次污染事故就面临巨额罚款形成了鲜明对比。国内的高环境风险企业由此缺少对环境责任保险进行投保的动力。第三,社会公众仍然缺乏对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必要性的充分认识,缺乏推动该制度运行的意识。环境污染问题伴随着高速发展的经济,但社会公众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对某次环境污染事故的关注之中,仅仅着眼于该次事故的发生和处理,没有意识到环境污染问题处理的长效机制,更没有认识到这些长效机制与自身的利益关系。由此可见,公众的视线被一次又一次的环境污染事故所左右,短期的事故处理应急机制可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恢复特定受害者的相关权益。但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来说,以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为代表的长效机制才是真正减少、甚至杜绝环境污染事故的根本措施,也是维护社会公众环境权益的根本措施。从日本的相关经验可见,提高公众法制观念和保险意识是发展责任保险的重要动力[4]。如果说单个公民难以形成对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充分认识,那么不断兴起的环保民间组织应当在强化这一认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一方面,环保组织应当通过各种教育途径提升公民的认知;另一方面,各类环保组织也应当利用大众媒体等手段督促高环境风险企业进行投保,甚至可以对没有或推诿投保的企业进行曝光。这样,运用社会的力量也可督促高环境风险企业参与到该项保险制度之中。第四,对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具体操作和运行,保险公司还没有完全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和水平。目前国内的保险企业在业务开展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缺陷:经营管理方式较落后,服务意识和水平较低,缺乏高素质的专门人才等。这些缺陷在新生的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法律法规并不十分健全的背景下,保险企业也缺乏对责任保险市场进行开拓和培育的信心与能力。在发达国家中,责任险在险种上多达几百种,在整个保险市场中的占有率保持在40%左右,但国内的责任险仅有十余种,责任保险费收入在整个财产保险收入中的比例不到5%[5]。在已试点的部分省市中,保险公司对环境污染事故的应对和理赔都显得较迟缓,并没有及时给予受害者相应的赔付,这也影响了公众对污染责任保险的信赖。即由于自身能力和水平的限制,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并没有给保险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保险企业自然也缺少进行大规模投入的动力。

2利益平衡: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运行的整体定位

从前述的论述中可见,虽然基于理论分析和域外经验,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能够保证社会环境利益的整体最大化,但在我国推行该制度的实践中,仍然面临着多重困难,影响着利益相关者从该保险制度中获益,这也是任何新制度在开始运行初期都要经过的阶段。如果能克服运行初期的困难,真正实现保险业务中必需的“大数法则”,那么利益相关者还是能积极参与该保险制度的。在这个过程中,单纯依靠行政力量的推动仍显不足,需要动员多方面的力量共同促进。而要保证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从初始阶段就运转正常,就需要在利益相关者之间保持基本的平衡。即只有保持各方利益的基本平衡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最大功效;否则,在该保险制度运行过程中,利益受损的一方是不可能具有参与该制度的长期动力的,而任何利益相关者的缺位都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失。具体到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利益相关者来说,要维持其中的利益平衡,至少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企业利润与保险费率之间的平衡。企业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和根本点。它们试图以较少的投入换取较大的利润。单方面鼓励企业投保环境责任险,已被我国的现实情况证实是成效不佳的。在整体社会环境提供了较低违法成本的背景下,高环境风险企业经常尽力逃避相关责任。但运用国家强制力,实施环境污染环境强制责任保险毕竟具有任意性责任保险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是一种新的法律调整手段[6]。在这种背景下,保险费率就成为重要的调节杠杆。只有在利润与保费之间形成平衡,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发挥有限保费的功效,过多的保费会抑制企业的发展,过低的保费又无法完成赔付目标。因此,制定合理的保费比率是非常关键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中也规定:“保险监管部门应当引导保险公司把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合理设计保险条款,科学厘定保险费率。”至于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保费比率,该《指导意见》仅仅进行了宏观规定,还没有十分具体的强制要求。这种情况既为保险公司自行确定保费比率提供了自由空间,也是对保险公司业务能力的挑战,而保险公司也应当以此为契机提升自身在责任险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其次,政府强制监管与企业自主经营之间的平衡。从国内外的相关实践来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从自愿到强制是普遍趋势和做法,这就带有明显的政府介入监管色彩。“在一些商业民事纠纷领域引入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对危害行为进行标准化,一方面有助于界定责任从而有利于及时监管和私人诉讼,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险公司做出及时、合理的偿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各种事故纠纷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主动性执法工作,尤其是在某些领域强制责任方投保,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制度措施。”[7]鉴于环境污染问题的严峻,强制部分高环境风险企业进行投保,是处理相关问题的有效常态化机制。特别是在该制度初创时期,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强制力量将环境污染的重点企业“推入”制度运行的轨道之中。当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个企业的自主经营活动应当成为主流,政府应尽可能减少对自主经营的不当干预。这就需要在两者之间形成平衡关系,才能保证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政府监管应当受到格外重视。第三,民众知情权与商业秘密之间的平衡。在环境污染普遍危及社会公众健康的背景下,社会公众有权获得对相关污染的了解和认知,才能采取特定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对直接受到污染侵害的民众来说,获得污染事件的具体信息,对及时躲避和减少损害尤其重要。我国当前的突发性污染事故强制应急措施中,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几乎是空白。

突发性事件的特殊性要求,必须满足一定程度上的公民的知情权,才能使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有效迅速地进行;否则,社会舆论和人们的恐慌心理,将使突发性事故强制应急措施的执行事倍功半[8]。但高环境污染企业经常拥有大量的商业秘密,如果将生产经营的商业秘密普遍公开,同样会大大损害其利益。这样,民众对环境污染的知情权与高环境风险企业的商业秘密之间就会形成矛盾关系,可取的立场并非要顾此失彼,否则会造成利益失衡。我们可通过司法等独立第三方调查的方式维系其间的平衡关系:针对可能或正在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通过大众媒体等进行曝光之后,政府或民间环保组织可以委托中立的第三方组织进行独立调查,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进而决定是否启动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中的理赔程序。总之,民众知情权与商业秘密的背后,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只有维持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企业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第四,安全激励与有限赔付之间的平衡。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本意是聚合有限资源集中救济污染事故的直接受害者,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中所包含的道德风险:高环境风险企业有可能以该保险为借口而怠于关注安全生产。如果任由此种道德风险扩大,那么,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有可能适得其反,导致更多污染事故的出现。因此,我们需要多种途径来降低其中的道德风险,对高环境风险企业进行安全激励。由于现代社会环境损害事故日益严重,单一制度并不足以应对,因此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以保障环境责任保险,才能兼顾“个人自由及责任”与“社会安全”两个基本价值[9]。

篇4

（东华理工大学法学系，江西南昌330013）

摘 要：在踩踏事故中，我国一般通过公法手段对事故责任予以救济。与私法救济相比较，公法救济有利于社会秩序的迅速恢复与巩固，但难以让受害人得到充分的救济与补偿，无法完全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价值目标，因此国家应增强踩踏事故中的“私法救济”而逐渐代替、消减“公法救济”。以风险控制理沦为视角，探讨踩踏事故责任的私法属性、责任构成以及法律赔偿机制。提出我国目前宜构建包括私主体、国家和保险赔偿多元的救济机制，从而更好地实现对踩踏事故的预防和救济。

关键词 ：踩踏事故；安全保障义务；活动组织者责任；国家责任；保险赔偿

中图分类号：DF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6-0135-10

收稿日期：2015 -03 -27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 2015年5月6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黄胜开（1973 -），江西景德镇人，西南政法大学博研究生，东华理工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法、土地法。

一、问题缘起

2014年12月31日晚，上海市外滩广场因人流聚集，引发踩踏事故。截至目前，踩踏事故已导致36人死亡、47人受伤。所谓踩踏事故是指在人员密集场所中，由于现场秩序失去控制，发生拥挤、混乱，导致大量人员被挤伤、窒息或踩踏致死的事故。盘点近年发生的踩踏事故，上海踩踏事故并非个案。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经媒体报道的国外踩踏事故已愈数十起，死亡数千人。其中典型的有2005年伊拉克巴格达踩踏事件，死亡人数1000余人；2010年印度北部某寺庙踩踏事件，死亡人数60多人；2010年德国杜伊斯堡市音乐节踩踏事件，造成19人死亡；2010年柬埔寨金边送水节活动踩踏事件，死亡人数为347人；201 1年非洲马里首都体育场踩踏事件，死亡人数36人。近年来发生在国内的代表性的踩踏事故有2004年北京密云2.5灯会踩踏事故，造成37人死亡、37人受伤；2009年湖南省湘潭市某中学校园发生的踩踏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26人受伤。2014年9月，云南昆明一所小学发生踩踏事件，事故造成6人死亡，22人受伤的后果。纵观以上踩踏事故，它具有发生时空不定，诱发原因众多，发生突然，难以控制，群死群伤．危害巨大的特点。

悲剧的发生让社会深刻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悲剧，以后怎么预防这种悲剧的发生。从法律意义上，国家如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如何对受害人进行民事救济，死伤群众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医疗费用等应由谁来承担？相关责任人无力承担时谁来买单？国家是否应承担善后赔偿责任？

梳理我国现有踩踏事故相关文献，发现国内有关踩踏事故主题的研究论文不足十篇。已有成果主要涉及了踩踏事故诱因分析、防范机制、处置策略等方面。从法律责任对其展开探讨的较少，尤其是从民法视角，对群体踩踏事故民法责任进行分析的至今阙如。本文主要采用类型化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探讨群体性踩踏事故民事责任性质、归责原则、赔偿标准等问题，以期希望为相关案件的理赔处理提供借鉴，从而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目标。

二、踩踏事故责任的概念与法律属性

（一）踩踏事故责任的概念

踩踏事故法律责任是一个广义上的社会生活概念。如果从法律意义上来对其下定义，就是从权利、义务及责任的角度对其内涵进行规定。笔者认为，民法意义上的踩踏事故责任就是指行为人由于违反了相关法律上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引发踩踏行为，并导致特定主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损害，所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踩踏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负有特定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人怠于履行相关的法律义务，从而导致踩踏事故的发生，它是一种人为的灾难，其本质是一种侵权行为，因此必须用法律予以规制。如果发生踩踏事件发生的原因仅仅由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等纯粹自然原因引起，则其性质属于踩踏事件而非踩踏事故，不发生所谓的事故责任。

对踩踏事故的法律规制，既可以用刑法、行政法等公法手段制裁踩踏事故责任人，也可以用民法手段对受害人损失进行补偿和救济，二者具有不同的法律目标。公法手段着眼于社会秩序的恢复与稳定，同时通过对责任人进行惩罚起到警示社会的效果，引起人们重视踩踏事故的危害性，从而提高踩踏事故防范意识，起到预防的法律功能。私法手段的调整目标在于对受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行补救，以及通过财产手段对责任事故责任人进行制裁，间接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目标。梳理我国近年来踩踏事故的法律处理手段，发现我国比较重视公法的制裁作用，而通过私法对踩踏事故受害人如何补救重视不足。即使踩踏事故受害人最终大都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赔偿，由于我国现有赔偿立法规定的粗陋，法律对于该种类型法律赔偿的性质、赔偿责任人、赔偿的标准及方式等问题都缺乏明确的规定，从而难以实现对事故受害人充分救济。

（二）群体性踩踏事故责任的法律属性

前文已经论述，群体性踩踏事故应属于民事侵权行为。但由于民事侵权行为作为一个类概念，仅仅定性为侵权行为并不能明确踩踏事故的责任主体、归责条件、责任范围，对于司法实践问题的解决并无裨益，我们应在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侵权行为的具体类别。

根据我国现有侵权行为法，我国的侵权行为整体上可以区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其区分标准为不同的归责原则。前者适用侵权法的一般规定，即过错责任原则；而后者采纳过错推定及无过错责任原则。二者的具体范围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凡法无明文规定者，即归类为一般侵权行为。根据我国的现有立法，特殊侵权行为大致又可区分为三小类。第一类是根据行为人的特殊性进行的分类，包括国家公务行为侵权、职务行为侵权、无行为能力人侵权（监护责任）；第二类是根据特殊活动进行的分类：包括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产品责任事故、高度危险行为致害责任等；第三类是根据特殊物（质）进行的分类，如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物件致损责任、动物致损责任等。

笔者认为，根据法律类型化理论，在侵权行为众多的分类中，比照各种侵权责任类别的具体特征，把踩踏事故责任归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较为妥当。

（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对他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违反该义务，因而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权益损害，应当承担损害的赔偿责任。通说认为，我国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源自于德国法上的交往安全义务理论，其基本含义是如果某人开启或持续某种特定的危险源，那么，他就负有控制和消灭该种危险的法律义务，如果行为人怠于行使该义务并致使第三人损害时，法律将使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按照传统的侵权法观念，行为人仅就其积极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而不对其未积极从事的行为或未加以阻止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法律要求不作为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的法理基础何在呢？理论界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风险与收益相一致理论、公司社会化理论、风险控制理论、诚实信用理论等。笔者比较认同风险控制理论，其理由在于：其一，凡是由于自己的活动开启和维持了一个危险源，其就有义务去预防和消除该危险。“人类生存于社会中，凡对他人制造危险，必须对于其后果负责，责任基础并不在于有无过失，而系因其制造危险。”其二，危险控制义务源自于危险源的控制能力。危险开启人相较一般社会主体更能识别和控制活动的潜在风险，也更加容易采取措施防止风险的产生与蔓延，同一般人相比，他是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的最佳人选。

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权赔偿解释），该法第6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其第8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安全保障义务进行的规定。2009年12月我国颁布了《侵权责任法》，它则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法律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根据我国现有立法可知，我国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可以分为两类：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和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导致的司法纠纷频发，这方面的实践案例越来越多，这也是我国当前学界把对安全保障义务的研究都集中在对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上的主要原因，相反，对社会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很少关注。比如张新宝教授把直接安全保障义务定义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潜在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_，即为很好的例证。然而，随着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我国公民在工作闲暇之余大量参加到娱乐、体育、休闲等群众性活动。如各种大型集会、健身会、体育比赛、音乐会、旅游、展览、展销、焰火表演等，社会风险理论认为：人群聚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风险，人群聚集范围越大则社会风险也越高。上海踩踏事件就是群众自发到外滩看灯光秀而导致的风险事故。

尽管笔者把踩踏事故归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踩踏事故发生的场合不同，进一步把违反安保义务侵权责任区分为经营场所事故责任和活动组织者事故责任。由于两者之间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依据、免责事由、违反义务的判断标准方面皆不尽相同。杨立新教授甚至把安全保障义务人是否获益应作为行为人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范围的重要判定标准。基于此，笔者尝试把群体性踩踏事故区分为活动组织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和经营场所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两种类型。对于经营场所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因学界对其讨论较多，在此笔者不再赘述，下文仅对我国踩踏事故的活动组织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进行分析。

三、活动组织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辨析——以踩踏事故责任为线索

1．法律依据

活动组织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法律依据主要体现在《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中，其第5条规定：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承办者对其承办活动的安全负责，承办者的主要负责人为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责任人。其主要职责包括：（一）落实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工作方案和安全责任制度，明确安全措施、安全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开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宣传教育；（二）保障临时搭建的设施、建筑物的安全，消除安全隐患；（三）为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

2．责任构成要件

第一，行为的违法性。行为违法性首先表现在违反了相关公法的安全保障义务规定。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7条、《消防法》第12、14条、《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19条、23条、24条等都对活动组织者的安保义务进行了详致的规定。在这些法律规范中，活动组织者首先要确保活动场所和活动设施等硬件设施达到国家或通行的安全标准，符合人身安全的保护要求，如举办大型展览会、舞会等，组织者必须确保群众看台坚固扎实、活动通道、出人口保持畅通等。其次，活动组织者要确保活动的过程符合安全保障的要求，即软件达标。如：活动组织者必须准备群众活动的方案、计划；现场要配备足够的安保人员；对于活动的现场秩序要进行管控。如果活动到场人员超过计划参加人数，活动组织者要对现场人员进行疏散，并禁止新的人员进入现场。上海踩踏事故发生时，当天晚上外滩人数已达15万人，并主要汇集在不足两百米长的外滩平台上，随着外来人流逐步涌人该平台，导致现场人数最终失控才酿成悲剧。相同的例证是，2004年2月，北京密云踩踏事故也是发生在最窄处不足三米的公园彩虹桥上，该公园平时游客大致3000人左右，而事故当天达到破纪录的30000人，正是由于活动组织者在参观人数远远超过公园的可容量时，没有采取一系列措施去消减由此产生的不安全因素，才导致了这场惨剧的发生，并最终酿成37死1 5伤的悲剧，相关责任人最终也受到了相应的公法制裁。

其次，行为违法性还必须违反了民法的相关规定，如违反《侵权责任法》、《合同法》、《人身权损害赔偿解释》等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踩踏事故如果仅仅违反公法规定并不足以构成侵权责任。行为人的行为只有直接或间接引致了踩踏事故的发生，并侵犯了受法律保护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才构成侵权行为。民事违法行为一般分作为和不作为。在群体性踩踏事故中，活动组织者的违法行为主要体现为不作为，违反了法定的作为义务，即违反了有关公法和私法要求的对群体活动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如没有按照《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的配备足够的安保人员，活动场所设施存在不安全隐患等。

第二，损害事实。踩踏事故引发的损害事实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活动相关组织者的懈怠或失职行为引致了踩踏行为的发生；第二层面是在踩踏过程中，相关主体受法律保护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损害。如果仅仅发生了踩踏行为而没有其他人人身权和财产权受损，则不构成民法上侵权行为。其是否构成公法上违法行为，则应视公法相关规定来具体判定。在踩踏事故中，人身权受损的主体仅仅为自然人，而财产权受损主体则可能包括自然人、法人或者国家。如在踩踏过程中，公共道路、公共体育场所受到损害，受害人为国家或代替国家行使管理权的有关公法人。自然人的人身权损害一般包括生命权、健康权与身体权等，在踩踏事故中，一旦发生人员伤亡，即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到损害。如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中，死亡36人，受伤47人。

第三，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理论观点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即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第二种是条件说，即只要违法行为是构成损害后果发生的条件，没有该违法行为就没有该损害后果，即认为二者存在因果关系。笔者认为，踩踏事故的因果关系比较特殊，与前述违法行为类似，它也应该包括两个环节。第一环节：违法行为引发了踩踏行为；第二环节：踩踏行为导致了人身权、财产权的损失。两个环节缺一不可，并且必须环环相扣才构成踩踏事故的因果关系。活动组织者的违法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与受害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受损之间以踩踏行为的发生为纽带，二者并无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此，无法采用必然因果联系说。而采用条件说尽管可以实现了受害人救济优先的法律目标，凸显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但是该说并没有区分造成损害原因力的大小，对活动组织者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双方利益的平衡。因此，笔者认为，应采纳折中的相对因果关系学说。该说认为，违法行为人的行为是构成了受害人损害发生的一个条件，并且在通常情况下，该条件也足以引发该损害后果。就踩踏事故而言，如果活动组织者的违反安保义务引发并维持了一个对活动参加人的危险源，并且其有能力控制或消除该危险源而没有去实现，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活动组织者的违反安保义务的行为是构成了受害人损害的原因。该说吸收了德国一般注意义务的合理内核，即体现了受害人利益保护优先的思想，同时又兼顾了活动组织者的利益。

第四，主观过错。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学界主流的观点是过错责任。因为判断一种侵权责任是否是无过错有赖于法律的明文规定，《人身权损害赔偿解释》第6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该司法解释明文规定了安全义务保障人仅在其过错时才承担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从该条文可以看出，我国现有立法并未明文规定安全保障义务责任采纳无过错责任，按照民法解释学推理，它应属于过错责任。法律制度是法律利益权衡的结果，因此有学者断言：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必须在此类案件中使用严格责任或者危险责任的必要性有多么高，权衡的结果就是让组织者仅在自己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而不使组织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尽管我国学界对安全保障义务采纳过错责任的看法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但是，对于过错责任的举证责任则存在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违反安全保障注意义务责任采纳一般过错责任原则，由原告证明被告存在着过错，因为过错推定原则必须要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我国现有立法并没有相应的规定。而主张采纳过错推定的学者则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受害人只要举证证明被告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则应推定被告存在过错，因为被告是否存在过错的事实基础就在于其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既然原告已经举证证明了该事实，推定被告具有过错就具有法律合理性。反之，如果被告想免于责任，则应由其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如果他没有证明或证明不符合标准，则必须承担侵权法律责任。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从形式上，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区分标准之一就在于侵权行为是否是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奉行一般过错责任，特殊侵权行为采纳过错推定责任。违反安保义务责任无论是责任主体（替代责任）还是行为方式（不作为）都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其特殊性，我国法律把其单独列举，进行类型化，显然已经把它归为特殊侵权行为种类。另外，从举证的成本和便利性而言，群体性活动组织者是否存在过错，受害人往往难以举证或举证成本太高，反之，由被告就是否存在过错进行举证则较为容易，符合举证经济性原则，有利于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利益的平衡。

过错的判定标准：根据前述我们可以得出，组织者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即是有过错，然而，我们又该如何判断怎么才算是“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呢？这不仅是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的难题，也是困扰世界法学界的一大难题。美国法律对于土地占有人是否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判定标准是区分土地进入者的身份。对于未经许可进入者，土地占有者仅承担一般的注意义务，即其仅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其注意义务最轻。而对合法进入土地者（许可进入者和受邀请者），土地占有人须承担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土地占有人必须为自己的轻过失对损害人负责。对于儿童，美国法律认为，由于儿童风险识别能力不强、风险控制能力差的特点，因此必须对儿童要尽最大的保护努力，活动组织者须对儿童承担较成年人更高的注意义务。

笔者认为，我国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立法应该吸纳美国的土地占有人安保责任法律制度的合理内核，并结合我国国情加以改造。具体到踩踏事故责任组织者是否尽到安保义务的认定上，首先应该坚持法律的标准：如果我国相关立法对组织者的安保义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就应该严格遵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判断。其次，如果我国法律法规对组织者的安保义务没有明确规定，我们可以参照美国立法规定，只要是合法进入公共活动场所（不一定要购票进入、因为很多群体活动都是免费，如上海灯展），活动组织者都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再次，对于非法进入者（或未经过许可），群众活动组织者也要尽到一般注意义务，即对于隐蔽性危险的告知义务，如果这种告知义务没有履行，则可判定组织者存在过错。最后，对于儿童、老人等特殊群体，活动组织者须承担特殊注意义务。其标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活动场所存在对儿童具有诱惑力的危险时，活动组织者必须履行最高的安全保障义务。

另外，判定活动组织者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还要从组织者的风险和损害的防范和控制能力上进行考虑。按照汉德公式理论，我们须就活动组织者排除风险的成本和可能造成的社会伤害之间进行价值衡量。根据克雷斯蒂安·冯·巴尔对风险控制义务的分类，他把风险控制义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那些得以使潜在的受害人对危险自己负责的义务。这里主要涉及一些警告与提示的义务，如公共活动场所地下通道的照明，危险路段危险的警示标志等，义务的具体形态依赖于具体活动进行判断。第二类就是以直接排除危险源为目标的义务。如前文所述，当提示危险的警示灯不足以预防风险时，组织者则必须设置通行障碍物以阻断通行，从而彻底排除风险。通常言，警告是比较经济的风险预防措施，然而其效力也是最弱的。据媒体报道，上海每年都有在外滩举办跨年灯光秀传统，今年活动组织者由于考虑到人流大风险大的缘故，把其转移到其他地域举行，并在有关媒体进行了告知。然而，踩踏事故当晚大量人群仍然去外滩看灯光秀，一方面表明了活动组织者安全管理手段不到位，从另一个侧面也显示了警告的风险预防效力低弱的特征。相比于警示义务，直接排除危险源的措施一般更有效但成本也更高。活动组织者是仅仅应该发出一些警告和指示还是必须直接采取排除危险的措施，其应当依赖于活动组织者风险预防的控制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权衡比较。如果组织者采取措施成本较明显低于其所保护的社会价值，则应采纳第二种风险排除措施，否则采纳第一种，即仅需履行警告或者告示等义务。

最后，在判断组织者是否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注意义务时，还应该考虑风险或者损害发生的来源，如果风险是来自活动本身所固有且不可避免的，则组织者不承担该责任，该事件应该被认定为意外事件，由损害人自担风险。如足球运动员犯规导致他人伤亡。“偶然的意外事故是运动员或观众在受益于运动的同时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3．免责事由

笔者认为，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并不能仅仅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规定而免责，其还必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如前文所述，活动组织者可以证明自己没有能力防范和阻止风险与损害的发生，以此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从而免责。

我国民法中规定的法定免责事由包括合法行为、不可抗力、紧急避险、受害人过错、意外事件，受害人同意等。这些法定事由同样可以被运用到踩踏事故中成为活动组织者的免责事由。如就受害人过错而言，活动组织者可以举证证明受害人不听劝阻、无视活动组织者警示或其他安全规定，对于踩踏事故的发生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活动组织者可以免责或减轻责任。

四、踩踏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在踩踏事故责任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四类。

（一）经营场所的所有人或管理者

在我国现有法律中，无论是《侵权责任法》还是《人身权损害赔偿解释》都规定了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所有人，如果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赔偿责任符合现代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也体现了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

（二）活动组织者

根据社会交往理论，社会公众通过参加组织者组织的社会活动，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社会关联关系，参加者有理由对活动组织者能为其提供一个安全的活动环境产生信赖，而这种合理信赖是法律保护的价值之一。活动组织者如果没有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打破了这种信赖关系，法律往往要求活动组织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外，根据先危险行为理论：凡是由于自己的活动开启和维持了一个危险源，其就有义务去预防和消除该危险。社会活动组织者通过组织社会活动，聚集了大量的人流，而大量的人流如果不加以引导和控制，其本身就是一个风险源，比如，我国大型灯展活动多次引发踩踏事件即为例证。因此，活动组织者有义务去控制或消除该潜在的风险，如果先危险行为人应作为而没有作为，其就应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责任。而危险控制理论认为：控制潜在危险的义务通常来源于他对危险源的控制能力。活动组织者通过组织活动，其较一般主体更能识别和控制活动的潜在风险，也更加容易采取措施防止风险的产生与蔓延。如活动组织者往往享有活动的组织策划权，对相关公众有指挥控制权，因此，由其承担风险控制责任符合风险控制便利性原则。

（三）国家赔偿

由于踩踏事故造成赔偿数额的巨大，承担法律责任的相关私主体往往没有能力加以赔偿。为避免私主体因对受害人赔偿不足或者不能及时赔偿而造成的严重困境。我国往往由国家来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然而，当我们梳理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发现现阶段国家对踩踏事故的赔偿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同时该法第3条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了违法行使职权的范围。该法第3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侵犯公民人身权，给公民身体造成伤害或者致使其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权利的规定。”《国家赔偿法》仅例举出国家机关不作为要予以赔偿的一种具体情形，其他都是作为的情形。因此，我国法律对于国家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是否包括行政不作为没有明确，但是通过结合该法第3条的理解，我国理论界通说认为，国家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仅仅指行政作为，不包括行政不作为（第3条第（三）项除外）。因此，鉴于我国国家赔偿法并没有规定国家机关不作为给社会公众造成损失予以国家赔偿的明确规定，踩踏事故发生后，国家给予踩踏受害人一定经济利益，我们只能理解为是补偿而非赔偿，它仅仅具有道德义务的性质，是国家在特定情形下的一种社会救助行为。行政不作为（含踩踏事故）国家赔偿法律制度的欠缺，这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权利的保护是很不利的。明确国家机关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一方面有利于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另～方面，也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利益得到更加充分、全面的保护，彰显以人为本的法律精神。今后，我国在修订《国家赔偿法》时，应该明确政府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责任。当政府不作为导致相关利益主体受损时，应根据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具体规定国家赔偿的原则、赔偿范围及方式等内容。

（四）保险赔偿

在救济踩踏事故损害的制度中，保险制度是最好的分担责任的制度之一。上海踩踏事故发生后，上海多家保险公司成立急难救援小组，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昆明踩踏事故中，每名身亡学生获得了最少80万元赔偿金。该保险金主要来源于两部分：昆明市学校统一购买的校方责任险；学生家长自愿购买的学生平安保险。踩踏事故发生后，正是由于保险赔偿的迅速介入，弥补了侵权责任制度确定责任过程中的拖延，和侵权责任人赔偿能力有限的缺陷，使受害人损失及时得到弥补，从而起到快速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目前，我国与踩踏等安全责任事故有关的保险是公众责任险。所谓公众责任险，又称综合责任保险，它以被保险人的公众责任为承保对象，以投保主体在法律上负有经济赔偿责任为前提，其是否承担公众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各国的民法及各种有关的单行法规制度。目前，我国各种公共设施机构，如工厂、办公楼、学校、医院、商店、展览馆、动物园、宾馆、旅店、影剧院、运动场所等，其所有者、经营管理者通过购买公众责任保险的方式来转嫁其公众责任风险。然而，根据我国保险法现有相关规定，公共场所所有人、管理人是否购买公众责任险采取自愿方式，导致实践中公共管理机构投保率普遍不高，在社会公共安全的维护上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保障功能。与国际上相比较，我国公众责任保险在整个财产保险业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只有区区的4%不到，仅为国际平均水平的1/3。而公共安全意识更高的欧洲国家，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占到非寿险保费收入的35 010左右，在美国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50%左右。鉴于公共责任险在维护公共安全、参与社会风险管理、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目前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我国有关部门应大力推进环保、安全生产、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强制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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