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诉讼流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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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民刑交叉；先刑后民；民商先行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号某银行与张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值得关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银行与被告张某某签订了一份《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同时，张某某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等证明文件办理了抵押借款手续，向该银行借得人民币8万元。张某某的行为违法，被人民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而该银行因索款无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张某某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并已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法院指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是以合同形式表现出的犯罪行为，而非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一般民事侵权，故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审判时，人民法院没有对本案被告进行追缴或者退赔，故本案不属于上述第五条规定可以另行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等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某银行的。这个案子矛盾的焦点反映了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时的法律程序和规范如何适用如何选择的问题。近年来，类似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渐复杂。虽然业内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依旧存在理论落后、立法缺失等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应当一律选择“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为何？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拟从民间借贷纠纷出发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适用和规范选择展开研究，以期能够找到较好调处此类问题的方法模式。

二、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间借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内涵

民刑交叉，有学者将此定义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既触犯民事法律又触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竞相要求适用之，从而产生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交叉竞合的案件[1]。笔者认为，民刑交叉的实质是民、刑法所调整的法律事实及社会关系的竞合。法规竞合虽然仅是一种立法上的现象，但当法律事实出现并违反竞合的法规时，就会产生规范竞合的法律适用问题。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从事非金融业务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货币及国库券的行为，这是一种借款合同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间借贷市场逐渐活跃，随之而来的民间借贷纠纷也日渐增多。不容忽视的是，此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背后还经常笼罩着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的影子，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二）各国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在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调处模式：其一，以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经归纳，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司法调处模式的运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径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称为平行式，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剥离，对刑事犯罪行为的规范和惩处由刑事诉讼程序解决，相应的，对于民事赔偿问题则依靠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二者互相独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顺序依附关系。实际上，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这种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完全分离的平行模式，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反映了一种纯正的平行关系。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问题，民事问题由民事程序解决，刑事问题由刑事程序解决，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则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出处理。2.大陆法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与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陆法系面对此类民刑交叉案件，选择采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即在惩处刑事犯罪行为的同时附带地调处民事赔偿纠纷。特别的，在解决该类问题时，加设被害人自主选择权，也就是说，被害人既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亦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以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从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与附带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异，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国针对这一问题所构建的权利模式和诉讼程序也各有特色。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可以说两者各有侧重、各有优势，民刑并行式可以较好地在同一诉讼过程中具有强势地位的公权对处于相对弱势的私权的侵占；而附带式在节约当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优势。所以说，上述两种模式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需要重点探讨的是在制度架构时对各自优劣的扬弃或保留。

三、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则。“先刑后民”的内涵是，在民事诉讼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应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换言之，在中国，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审理以前不得对民事部分予以审理。

（一）我国“先刑后民”处理方式法律规定

从历史角度追溯，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法律规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正文明确规定对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涉嫌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再次强调了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的规定。接着，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存单纠纷案件中如何处理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作出了规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进一步阐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从我国上述立法沿革来看，立法者对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最终，上述规定要求，对民刑交叉这类纠纷的调处，须根据所涉及的经济纠纷或涉嫌经济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这一标准，分别采用不同处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时，需要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即须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司法机关；反之，则将该纠纷独立分割开来，分别适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程序。也就是说，本文所讨论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标准时，才应当选择适用。除上述规定外，实际上“先刑后民”的原则也间接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规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释中，甚至存在于被称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2]，这实属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价值立场

纵观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法制观念，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是一直以来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会变革中参照西方司法制度的产物。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国家本位、义务本位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我国现行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是我国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在私权面前，强调公权优先在对刑事犯罪案件处理中，我国历来偏重采取刑罚手段予以调处即所谓“杀人偿命”，即使该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权利，立法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因为打击刑事犯罪是对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有效维护，是刑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禁止性规范的最好诠释，是实现“杀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处理完刑事诉讼程序后，才允许被害人就其民事权利的受损提出民事赔偿请求，被害人首先要服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强调效率优先受各种客观条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达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远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将民事诉讼程序放置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诉讼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决，不仅可以节约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也就成为了制度设计者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并解决的，这就极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机关的重复劳动，节省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减少他们重复出庭、重复举证等活动，减轻他们的讼累。殊不知，这样的效率、这样的双赢，付出的是损害当事人民事权利、违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则这个更大的代价。上述法律逻辑的背后，实际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观念和以少数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本位主义。这已经极度背离现代法治对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需要从根本理念上加以转变。

（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论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当性及合理性第一，该模式背离了现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权在私权面前的强势地位和优先等级，是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理念要求，因为公权和私权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也没有孰轻孰重的差异。如果一味地强调公权的重要，则必然会忽视私权的自由与平等。第二，该模式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调控的范围和强度应具有有限性和适当性。刑法是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调处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应当首先考虑采用其他法律进行规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调整或虽能调整仍达不到预期目标时，刑法才能谨慎地介入。因此有学者得出结论：在调处民刑交叉案件时，必须考量适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够通过民法矫正相应的社会关系时，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当民法已经不能有效发挥其调整作用时，才可以考量适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颠倒了这个顺序。2.实践中：“先刑后民”模式导致司法不公其一，该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诉讼程序。虽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个案件中，民事诉讼程序对其前置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状。虽然降低羁押率目前已经是司法实务中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我国目前的刑事公诉仍然“几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惯性轨道上进行”[6]。故此，被羁押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调查权很有可能会因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这必然会导致民事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虚置。其二，该模式可能导致当事人滥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导“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极有可能使得部分当事人利用刑事诉讼程序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逃避民事责任，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认，该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保护主义和个别政法部门与人员等滥用公权力干预经济纠纷开设了空间。其三，该模式可能给被害人维权制造障碍。若采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受害人的利益将难以维护。其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缺席审判制度建设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迟迟不能归案时，受害人应得的赔偿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案件中，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那么，该民事诉讼程序必须让位于刑事诉讼程序，此时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将长时间受到侵害而无法得到补偿。而很多时候，被不法侵害后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经济上帮助的阶段，法律的权威也在这一次次的无能为力中不断消减。

四、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国现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机制，参照大陆和英美法系各国对于此类案件的制度设计理念，笔者拟以民刑交叉和民间借贷纠纷的属性为出发点，从思路设计、改革路径两个角度为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提出拙见。1.思路维新：从“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间借贷为契约自由的产物。民间借贷的最初原因仅仅是为了方便快捷地获取资金，从法律意义来讲，这是普通民众通过平等自由的个人权利扩大生产经营的权利。同时，民间借贷也能进一步助推我国经济的发展，这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此时，在司法体系的构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规范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让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权，这必将有益于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此外，当今时代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也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可谓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纵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美国、西欧等国，大多都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完备的金融刑法，来有效规范金融领域的违法行为，其在金融司法实务中，也尽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设置的民事行政手段来实现维护金融秩序和当事人权利这一本质目标。各国立法实践表明，弱化金融领域的刑事责任，强化金融领域的民事责任，是当代金融行业和金融立法发展的形势所迫[8]。与国际金融立法的重民轻刑倾向不同，我国对金融违法行为一贯采取重刑事责任的态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实体法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事活动，自然人间的借贷行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则，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很多时候依靠民事诉讼规则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调处。笔者认为，只有在极个别影响范围特别广、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对社会秩序破坏特别严重的司法个案中才需要刑事诉讼程序出手规制。如果动辄以刑罚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关系，既违背了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规则，也没有尊重金融市场的特殊规律。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能够将“民商先行”原则在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适用，实现公权救济和私权保护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实体法的适用范围和频率，更为难得的是可以有效消减我国目前在金融领域所采取的重刑主义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2.路径改革：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我国现行相关制度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顺序进行，如果刑事审判无法进行，民事赔偿也就化为乌有。故此，绝对的“先刑后民”显然违背了“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虑司法实务的现状及私权保护的现实需要，赋予权利人诉讼选择权，是解决民刑冲突的有效途径。诉讼选择权的创设，是秉着私权保护的理念，同时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机会。实际上，刑事诉讼案件无论是立案、侦查、，还是审判或裁决，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较长时间，而民间借贷融资的周期并不会很长，如此长时间的诉讼耗费的是民间资本的经济利益。选择民事诉讼，可以针对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积极达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现实的履行给付，这些举措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9]。当然，这样的选择权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由、毫无限制的。首先，选择权应该规定明确的适用情形。如果刑事判决的结果是民事判决中所涉及证据的必需要件，应该“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审理裁判必须依赖民事审判结果，则应该“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决互不依赖，而且案件比较简单，刑事和民事谁先谁后对诉讼效益等方面的影响也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当事人则应该享有完全的程序选择权。其次，选择权应该规定具体的适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质的特殊，为在制度层面防止可能出现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准或相互扯皮现象，需要有一个部门对案件性质的确认拥有最终决定权。分析我国目前公检法三个部门各自职责设定上的差异，不难发现，该种最终确认权的归属只能是法院，同时考虑权力的制衡性，需要赋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一定的异议权。

五、结论

民间借贷更多时候体现的是私法属性，法律因注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确定私有财产权优先原则。这是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实现法律意义上平等保护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平衡社会权利纷争的重要步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注重私有财产权保护和尊重的历史发展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阶段，政府鼓励广大民众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资金创新创业，民间借贷融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基于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面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存在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我们期望能寻求一种更好的制度构建，从而实现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优，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够得到最有效的解决，从而实现民间借贷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催化剂的有益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建国.刑事诉讼中的刑民交错现象及其法律规制[A].游伟.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7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83.

[2]陈虹.对“先刑后民”原则的几点质疑[J].学术探索，2006，（5）.

[3]伍跃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研究[J].法制与经济，2009，（1）.

[4]杨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理念[J].法律适用，2003，（3）.

[5]胡启忠，胡业勋.金融刑法的控制要强调谦抑原则[J].人民论坛，2010，（29）.

[6]赵秉志.当代刑事科学探索（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2.

[7]陈灿平.刑民实体法关系初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54.

[8]胡启忠.金融刑法立罪逻辑论——以金融刑法修正为例[J].中国法学，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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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务院公布《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来，广东自贸区建设已有一年。成立以来，广东自贸区大力推动金融创新，发展金融业态。截至2016年3月，广东自贸区内集聚了各类金融机构和创新型金融企业42844家，金融创新创下全国多个第一。①金融企业的集聚和金融业态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广东自贸区内的营商环境在不断提升，因此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投资者“安家落户”。在看到业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随着金融企业的增多，金融创新活动日益增多，金融纠纷也随之增加，金融风险集聚效应更加明显。这都对自贸区营商环境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应当积极面对。

一、营商环境是衡量自贸区建设的重要指标

建立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我国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我国自贸区建设的目的之一。营商环境的改善，将极大地提升市场效率，降低企业成本。正如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所指出的：一个经济体的成败取决于多种变数，其中往往被忽视的是那些方便企业和营商的具体细节。我指的是那些决定开办企业的难易度、执行合同的速度与效率、贸易所需要的文件等等的法规。在这些法规上做出改善实际上是没有成本的，但却能对促进增长与发展起到变革性的作用②。

目前，对营商环境评价标准最为系统、全面的是世界银行每年公布一次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③。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营商环境通常包括开办和注销企业的流程和法律、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各种行政许可，等等。除了较为宏观的经济政策，细节性的法律条文虽然在平时看来对市场或GDP而言影响力有限，但是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治运行顺畅，那么经济的运行就会顺利。否则，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大打折扣。因而，法治化是建设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也是改善营商环境的基本价值所在。

二、建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对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意义重大

广东自贸区由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三个片区组成，按照建设方案，三个片区的定位各有侧重：南沙侧重于为先进制造业配套的服务型金融，前海侧重于资本开放型金融，而横琴侧重于为国内或跨国商品贸易提供贯彻贸易活动整个价值链的全面金融服务④。尽管广东自贸区的三个片区的金融服务功能定位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要建立起高效率的现代金融服务业，而这本身也是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的重要内容。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业，相应地有必要配套建设高效、便捷、公正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这既是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的应有之义，也是自贸区建设现代金融服务业的重要保障。

1.普通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难以完全适应和满足自贸区金融创新的需要。自贸区建设奉行商事自由原则，通过设立“负面清单”来规范区内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允许区内的企业以相对更自由地模式运营。对于金融业而言，企业的经营模式和业务种类更具有创新性，金融创新会更活跃，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这些具有高度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业务必然专业性和复杂性更强，由此产生的金融纠纷也更为复杂，对纠纷解决的专业性要求更强，有必要建立更贴合自贸区金融创新实际需求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2.多元化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提升自贸区的商事效率。自贸区营商环境更强调效率，故而自贸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也需要特别注重纠纷解决的成本和效率问题。一般而言，以诉讼的方式解决金融纠纷历时最长，并非最优方式。尽管无论何时诉讼都是纠纷解决的最后底线，但是能够以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的形式更有效率地解决金融纠纷，无疑是更契合自贸区建设的初衷。

3.建设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要求自贸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要与世界接轨。国际上，由于强调效率和保密，商事纠纷的解决更多地以非诉讼的方式。例如，香港地区对金融纠纷采取先调解、后仲裁的程序。由于诉讼的结果要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认可，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国际司法合作程序，难度较大、效率不高。采取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更多地体现出纠纷主体间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合意”，其结果也容易得到参与调解的各方认可。

三、自贸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自贸区建设工作起步较晚，建设之初不少工作一片空白，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有限，存在的挑战与困难都不可低估，在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方面亦然。

1.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供给不足。相比较国内其他自贸区，广东自贸区有其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定位，但在营商环境方面仍然有所不足。例如，在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执行合同”⑤是其中一个主要指标。目前，虽然广州在中国众多城市的“执行合同”指标中名列第一。但另一个指标――“司法质量指数”⑥中，广州远远不及上海、北京。通过两个指标的对比可以发现，“执行合同”指标排名第一意味着广州的法院系统在合同诉讼方面的效率是最高的，那么广州在“司法质量指数”指标中落后原因很可能是替代性纠纷解决的不足。

2.配套法制创新不足。广东自贸区成立以来，主要的法律依据仅有广东省政府颁布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试行办法》，配套文件不足导致许多新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约束。在金融纠纷解决领域，诉讼和仲裁方面并没有针对自贸区出台特别的规定；行业协会主导的调解方面，广东自贸区三个片区所在的行业协会出台了有关自贸区的规定，但一来法律层级较低，二来内容多是宣示性的，可操作性不强；在由行业主管部门受理投诉和由企业受理投诉方面，也没有针对自贸区的特别规定。

3.与国际接轨不足。自贸区要建设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各项制度都应与国际对接。事实上，目前我国自贸区内的法律制度并与国际法尚未对接，面临非常现实而困难挑战⑦。众所周知，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由于国内法律制度已经和高标准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一致，其设立的自由贸易区的区内、区外在服务贸易、投融资制度等方面基本不存在法律冲突。作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对接的试验区，广东自贸区尽管定位于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示范区，但是在法律上仍难以完成对接。例如，香港的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果能引进其作为广东自贸区的金融纠纷调解的组织，无疑能增进自贸区金融纠纷调解的专业性和公信度，为自贸区金融纠纷的便利解决提供一个高效率的渠道。但是受限于《仲裁法》以及自贸区尚未对此类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如何引进境外金融纠纷解决机构仍处在理论讨论的层面。

四、广东自贸区建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建议

未来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既要结合广东自贸区的区位特点和优势，又要从国情出发，充分考量国家对广东自贸区建设的要求和标准，发挥自贸区“先行先试”的作用，做到各方面协同发展。

1.做好顶层制度设计，明确自贸区内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价值定位

对于自贸区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建设，应首先确定正确的价值追求和其内涵，以此为指导指定各阶段的机制建设⑧。时间是金融行业的重要价值尺度，自贸区更是追求时间上的高效率。自贸区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不仅要维护公平，更要追求高效。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必须作出清晰地定位，不能将各种纠纷解决机制搞成面面俱到的金融纠纷解决工具，而是能使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在各自所侧重的领域内发挥效用即可。

此外，自贸区建设的主管机关应当意识到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提升自贸区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未来自贸区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需求，留足政策空间，做好顶层设计。

2.充分利用好自贸区的试验权限，尽快出台实施配套制度

作为国家第二批建设的自贸区，广东自贸区需要加快配套制度建设，通过建章立制使得自贸区内的金融纠纷解决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因此，有必要依据自贸区的特色建立健全各项配套制度。例如，尽快构建广东自贸区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由具有成熟经验的机构来主导该中心的日常运作，并且对积极接受调解的企业给予一定的通关、税收、投融资等方面的优惠。在仲裁方面，一是要给予自贸区内的企业更大的自主选择仲裁权利，二是要积极发展网上仲裁、简易速裁、临时仲裁等新的仲裁形式和方式，使得企业参加仲裁更加便利。在诉讼方面，要注意自贸区内企业多是进行跨国（地区）的贸易，涉外经济纠纷较多，多配备涉外经济案件的审判人员，配备翻译等司法辅助人员，做好司法配套工作。

3.与国际接轨，大力发展替代性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如前所述，由于自贸区更注重效率，所以非诉讼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相对而言更适应自贸区建设的需要。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过程中要注意与自贸区同步，与国际接轨。一是要主动遵循国际商事规则，尊重国际商事惯例，在调解和仲裁中适当借鉴和引用国际条约。例如，我国已加入《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那么要争取做到我国仲裁机关和加入该公约的外国仲裁机构之间裁决能互通互认；二是要充分践行自由贸易之真谛，尊重企业自治，由纠纷双方自行约定纠纷的解决方式；三是探索建立专业化的商事调解机构，将调解与仲裁、诉讼联动合作，增强调解的威信度和公信力，以最便捷地方式为企业解决纠纷。

注释：

①广东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创下多个全国第一广东自贸区一年新增金融类企业2.5万家[EB/OL].南方网.http：//economy.southcn.com/e/2016-04/22/content_146422384.htm.

②世界银行《2015年营商环境报告》[eb/ol].中金在线.http：//news.cnfol.com/guoneicaijing/20141212/19681552.shtml.

③世界银行于2003年开始每年公布一次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这份报告在起初仅包括5项指标和133个经济体。2016年，这项报告已经涵盖11项指标和189个经济体。其中，纳入评比的10项指标包括：开办企业、办理许可、得到电力、财产注册、获得贷款、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合同履行和办理破产。另外报告也关注劳动力市场法规这一项指标，但并不纳入衡量的体系当中。

④林江.广东自贸区如何推动特色金融的创新和发展[J].金融经济，2015，17：14-16.

⑤“执行合同”指标，针对的是合同执行的效率。这一指标主要通过追踪一起支付争议案件，收集从原告向法院提交诉讼到最终获得赔付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和步骤，以此来衡量不同地区的营商环境。

⑥司法程序质量指数衡量的是每个经济体是否在其司法体系的四个领域中采取了一系列的良好实践：法院结构和诉讼程序、案件管理、法院自动化和替代性纠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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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上一直存在空白。在我国现有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中，无论是内部投诉还是诉讼仲裁都无法很好地处理这类纠纷问题。以英国金融督察服务(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简称FOS)制度为首的督察解决模式在解决金融消费纠纷上，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可，通过FOS制度与本国金融消费实际相结合，可为我国金融纠纷解决提供示范性参考。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英国金融督察服务模式(FOS);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

金融消费已成为大家生活中的重要部分。金融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了资本和货币的流通发展，消费者在面对金融产品的时候也成为了金融消费者[1]。但是，在面对如此之多的金融消费产品的时候，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不免受到侵害;而近年来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更进一步地增加了我国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维权中的难度。但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对于消费者维权，特别是金融消费者维权的立法极少。根据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有必要引入这一概念，确立一套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机制，用来保护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纠纷中的合法权益。

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英美等国开始重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陆续出台了《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法案》(美国)和《金融监管的新方法：判断、焦点及稳定性(方案)》(英国)，在这两个法案中均明确阐述将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同时，这些改革方案也相应涉及了金融消费纠纷体制权限和归属的调整，使这一金融监管体系更加有效。因此笔者也建议，我国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金融消费纠纷争端解决机制，维护金融消费市场秩序，这样才可以更好地深化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维护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面对当前国内外金融消费的形势以及我国近年来多发的金融消费纠纷案件，本文将通过分析我国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和不足，结合国外立法和司法经验，提出在我国建立金融消费纠纷争端解决机制的这一想法，以期找到更适合我国司法实际的解决办法。

一、我国现有的金融纠纷解决方式及存在的问题

实践中，当遇到金融消费纠纷时，消费者会采取如诉讼、投诉、行政等各种解决方式，其结果也各有差异。一方面可以看出，在我国，尽管金融消费者相对于金融机构处于劣势，但却有极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善于用各种手段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很多不足，如金融机构内部缺少适当的投诉部门和解决途径，金融主管部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处理金融纠纷时多采取行政手段而缺少法律手段，金融自律组织更是缺乏力度等。

(1)金融机构内部解决机制――投诉无门

以我国银行为例，一般都设有免费的投诉电话、邮箱，或者在各网点设有专门的客户经理来处理金融纠纷投诉问题。当发生金融消费纠纷时，考虑时间、金钱等因素，直接与金融工作人员交涉或是向金融机构投诉，成为大部分金融消费者的首选。

但是，这些金融机构内部的解决部门并不能解决消费者的实质问题，通常会出现搪塞现象，一方面因为这些部门权力不够，无法真正解决纠纷;另一方面，消费者直接向金融机构投诉时，金融机构既是选手又是裁判，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这对于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来说是十分不利的[2]。

(2)行政申诉解决机制――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国的金融体制采取的是分业经营的模式，因此金融监管采取行业型监管，并不是西方等国家混业经营模式下流行的功能型监管。我国目前主要分为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分管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分管证券期货市场;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分管保险市场。上述金融监管部门解决金融纠纷的主要途径是行政手段。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汲取英美等金融行业对于金融纠纷解决过程中的经验，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也相继设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从2011年底到2012年年底，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保监会保险消费者保护局、银监会投资者保护局相继成立。

也正是我国金融体制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因，不仅导致监管主体不一致，而且在不同金融行业行使的法律规范及其标准也有所差异。在复杂的金融纠纷案件面前，需要多个监管部门相互协调，配合执行，可是现实中经常会发生多个部门同时监管或是同时认为不属于自己的监管范围而相互推诿，导致效率低下。此外，同金融机构内部解决机制一样，金融监管机构多与金融机构关系密切，因此不免存在偏袒的行为，金融监管机构难以发挥正常的监管功效，更难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3]。

(3)准司法和司法机构解决机制――仲裁乏力，诉讼费神

就当前已有的金融消费纠纷案件来看，一旦向金融机构内部投诉无果，行政申诉无效，大部分金融消费者转而向仲裁机构或是法院寻求公平。

早在1988年的《银行结算办法》中就有提到收付双方发生的经济纠纷，应由其自行处理，或向仲裁机关、人民法院申请调解或裁决。()[4]证监会，保监会也都有一系列的通知，明确规定金融消费纠纷可以采取仲裁的方式解决。也正是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先后在2005年和2008年通过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争议仲裁规则》，以更好地处理金融交易纠纷，并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成立了专门的金融仲裁机构。但遗憾的是，高效、快捷、保密性强的金融仲裁并没得到广大金融消费者的接受。事情上，大部分的金融仲裁机构将金融纠纷的解决更多地寄托在法院诉讼上。例如，它们在自己的格式条款中都直接规定，如果发生纠纷应采取法院诉讼的解决方式，这也说明这些金融仲裁机构的现实作用甚微。

(4)网络和传统媒体解决机制――治标不治本

金融消费者利用微博、论坛、新闻媒体等舆论的力量保障自身的权益，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网络和传统媒体的快捷、全面、传播率高等优势也激发了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金融消费者在与金融机构发生纠纷时，在采取投诉和行政手段的同时，往往也会借助媒体的力量。媒体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金融消费者解决与金融机构的纠纷问题，但是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诱发双方更深层次的问题。

二、域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借鉴

金融消费纠纷在世界各国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应对措施，包括极具创新性的诉讼替代性纷争解决机制，以及仲裁、调解、督察员制度，这其中以英国金融督查服务(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简称FOS)最具代表性和广泛适用性。FOS在英国率先应用之后，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无论是英美法系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还是大陆法系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将金融督查服务(FOS)制度与本国或本地区金融消费实际相结合，从而塑造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模式，为中国大陆解决金融纠纷提供了丰富经验。

(1)英国模式――金融督察服务(FOS)

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金融大爆炸开始就着力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将1985年成立的证券投资委员会(SIB)改组为 金融服务管理局(FSA)，拟监管英国金融行业。在《金融服务与市场法 2000》(FSMA)中更明确了金融服务管理局统一管理英国金融业的职权。之后其成立了金融督察服务公司(FOS)， 提供替代性争议解决模式专门处理金融产品的消费者投诉;并且设立了金融服务赔偿公司(FSCS)，从而形成了金融服务业的一站式赔偿机制[5]。由此可见，当前英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主要是由金融服务管理局(FSA)领衔的金融督察服务公司(FOS)和金融服务赔偿公司(FSCS)组成。这其中以金融督察服务公司(FOS)为核心。

FOS的争议解决程序可分为两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金融机构内部解决。在金融消费纠纷发生的前八周，由消费者和金融机构通过金融机构内部解决方式自行商议。第二阶段：FOS程序。案件首先由FOS督察员受理，督察员根据实际情况和联系，通过对于书面证据的审查(而非传统的听证或质询)，公正合理地做出裁定。消费者或金融机构任何一方对裁定不服，可以申请调查员复核。调查员所做出的复核裁定为最终裁定。若此时消费者还是不服，则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消费者接受最终裁定，金融机构必须接受[6]。

由此可见，英国模式是由金融机构内部监控、类似仲裁机构的金融督察服务公司(FOS)、针对金融企业倒闭后实行赔偿的金融服务赔偿(FSCS)和司法机构这四个层面组成，既切实保障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又增强了消费者对于金融机构的信任，更推动了英国金融行业的繁荣和发展。但是，该模式在FOS程序时，督察员只进行书面审查，尽管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审查的中立和客观，但是并不能全面地了解纠纷事实，与此同时金融消费者在搜集证据资料等方面相较于金融机构有明显弱势，金融机构提交的证据也更倾向于保护自身，这样就导致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落不到实处。

综上所述，英国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值得我国借鉴的。首先，英国成立的金融督查服务机构是独立的，具有中立性;其次该机构也不同于仲裁，不需要事先的仲裁协议，消费者不服还可继续向法院起诉等[7]。

(2)日本模式――行业型金融督查服务(行业型FOS)

1996年日本开始展开了一场日本版的金融大爆炸。为了更好规范金融消费市场，日本相继出台了《金融商品销售法》(2000年)、《金融商品交易法》(2006年)以及2009年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的修正案》，这些法律的实施形成了日本金融消费的诉讼替代性纷争解决机制(简称金融 ADR)。

日本金融 ADR 制度的模式属于行业型 FOS 制度。因为不同金融行业相对应的解决机构比较多，而金融机构的业务也纷繁多样，若每项业务都与解决机构签订合同，则明显不合理。故日本规定金融机构至少须与任意一个指定纠纷解决机构签订合同即可，同时须公布签订的指定纠纷解决机构的名称。

日本版FOS制度的程序主要是投诉处理程序和纠纷解决程序(见图 2)。(1)投诉处理程序，消费者可以向指定纠纷解决机构投诉，该机构督促金融机构及时处理和解决;(2)纠纷解决程序，消费者或金融机构在发生纠纷时，可以向指定纠纷解决机构申请纠纷解决，该机构受理后成立相关的纠纷解决委员会，委员会在调查之后达成相应的一般和解案或是特殊和解案(一般和解案当事人可以自由反悔，特殊和解案有一定约束力且只适用于当事人是消费者的情况下)。

综上所述，日本的金融 ADR在借鉴英国 FOS 制度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混业经营和金融纠纷解决纳入在一个轨道上，这种创新价值更有助于构建多元化金融纠纷解决体系。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经验，分阶段地从分业经营的基础上推行行业型FOS：即我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各自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这点我国也已经完成)，分别设置金融调解制度，条件成熟后陆续开始深度吸收借鉴 FOS 制度，并逐步建立起统一的 FOS 制度，以构建完整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三、对构建我国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

不同于英国和日本成熟的金融市场体制，我国金融市场目前还处于上升发展阶段，尚属于分业经营的模式，因此照搬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上述国家在设立FOS模式之前，已经颁布了一系列金融法律保障，反观我国现有金融法律法规，金融立法多为部门规章，效力低，即缺少由人大颁布的高效力的法律，即便是金融部门规章，相应数量也较少。从这可以看出，在建立纠纷解决机制之前，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特别是金融消费领域的法律制度是很有必要的。

(1)明示金融消费者概念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颁布了《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明确了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将金融发展的重心放在了金融消费者保护这一方面，直接引发了世界各国学者对于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的讨论。我国现有的法律规章制度中，无论是刚刚修改实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证券法》、《商业银行法》等都未提及这个概念。金融消费者是有别于普通消费者的，若不在法律中明示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那么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也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笔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确定可以在《消费者保护法》的基础上进行明确，即金融消费者是为了金融消费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其权益受法律保护。

(2)确立金融纠纷解决机构性质

笔者认为，结合当前中国金融发展现状，融合国外日渐成熟的FOS模式，形成中国特色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第一，我国金融发展起步晚、速度快，从零开始形成另外一套成熟的解决模式是不现实的;第二，FOS模式不仅在英国得到了很好的起步应用，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也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FOS被证明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都是可以适用的。此外，比较美国模式，FOS的时间经验更多;第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金融市场也在向全球发达金融市场看齐，借鉴国外成熟的FOS模式，更益于我们学习西方金融市场，也易于被西方金融市场的认可。

当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下属都设立了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局，各金融行业也有相应的自律性组织，在这基础上，可以在各消费者保护局的主导下，设立不同行业的半官方性质的纠纷解决机构，各金融机构在设立登记时，应强行要求与纠纷解决机构达成强制管辖的协议，只要是受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的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产生纠纷，消费者选择通过该途径解决的，金融机构必须接受管辖。而纠纷解决机构应独立于各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消费者保护组织，即保持中立[8]。

(3)健全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框架

在金融纠纷解决的程序上，笔者认为应该分为以下三步(见图3)：

第一步，金融机构内部解决。发生纠纷后，消费者先与金融机构沟通，通过金融机构内部解决流程尝试解决问题，在一定的工作日后，金融机构没有回复消费者或者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消费者可以向解决机构申请纠纷受理，若最终裁定金融机构承担责任，则金融机构不仅要赔偿消费者，还要向解决机构缴纳罚款;若金融机构在相应的工作日内，做出回复并给出解决方案，而消费者不接受的，消费者也可以向解决机构提出申请，进入解决机构的解决程序。

第二步，纠纷解决程序。纠纷解决机构受理后，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的选择可参考现行的仲裁机构仲裁员的选择)。调查委员会通过调查案件事实、书面评议和当面询问双方当事人之后，做出审议结果。

第三步，若双方有任何一方不服审议结果，可申请复核，复核委员会只对调查委员会审议的程序、法律(规则)适用等程序性问题进行审核，不对案件事实性问题进行复核(在此参考了WTO的争端解决模式)，复核裁定为最终裁定。若消费者接受则金融机构必须接受，且审议结果有法律效力;若消费者不服，则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四、结语

通过对我国金融消费纠纷解决现状的分析，以及对英国、日本现有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方面，无论是立法还是纠纷解决机制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我国金融发展起步晚、发展快的背景。尽管相比较国外成熟的保护机制，我们的消费者保护局显得力不足道，可是进步是不能忽略的。笔者相信，随着时间发展和条件成熟，我国金融立法逐步完善，FOS模式的解决机制也会随之建立，并形成高效、便民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最终全方位地保护金融消费者，使得我国金融市场更加成熟。

注释：

(1)《银行结算办法》第一章第十条，银行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审查票据、结算凭证和有关单证。收付双方发生的经济纠纷，应由其自行处理，或向仲裁机关、人民法院申请调解或裁决。

参考文献：

[1]吴弘，徐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分析[J].东方法学，2009，(5)：13-22.

[2]叶林，郭丹.中国证券法的未来走向-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问题[J]. 河北学刊，2008，(6)：160-162.

[3]延婧婧.我国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思与探讨[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2：20-35.

[4]巫文勇.金融行业协会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兼评中国现行金融行业协会的缺陷与不足[J].上海金融，2010，(1)：47-50.

[5]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国外及港台地区投资者赔偿制度研究[N].证券时报，2001-09-13.

[6]刑会强.处理金融消费纠纷的新思路[J].现代法学，2009，(9)： 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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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认识做好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各企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在认识上更加清晰深刻，在措施上更加具体明确，在效果上更加显著有效。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企业的经营行为都要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面临的风险不断增多，经济纠纷时有发生，有些对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严重影响，对国有资产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这些情况表明，法律风险已经成为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风险之一，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管理问题也已成为企业经营和发展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企业法律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在法律风险面前，企业并不是只能束手无策、被动防御、事后救济，而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是可以通过采取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加以防范、管理、控制的。做好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是企业实现自身科学发展的需要、是深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是提升应对金融危机能力的需要。各企业要充分认识做好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不断规范经营行为，积极维护合法权益，加快完善防范管理措施，为企业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二、做好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

（一）指导思想

做好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实现企业经营总体战略和发展目标，紧紧依附企业经营管理具体活动和业务，从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出发，积极借鉴国内外企业的成功做法，以实行全面合同管理为核心基础工作，以建立健全“目标明确、体系完备、防控并重、响应迅速、保障到位”的法律风险防范管理机制为方向，着重强化关键环节和重点业务中的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培育良好的风险意识和合规文化，保障企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基本原则

一是充分遵守法律法规政策的原则。企业的所有经营活动在一定意义上都属于法律行为的范畴，企业面临的风险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法律风险。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首先要充分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落实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杜绝、避免因企业自己违法、违约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使企业遭受损失；同时也要避免因企业防范不足而受到违约、违法及犯罪行为的侵害，使企业遭受损失。

二是管理风险的原则。企业在对法律风险进行积极预防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对法律风险的主动管理，善于通过对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判断，从源头上找到产生法律风险的源点和环节，不仅采取有效措施预防风险的发生，而且善于从风险中寻找机遇，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

三是做好防控关键环节和重点业务中风险的原则。企业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建立健全覆盖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和所有业务的法律风险防范管理体系，突出做好关键环节和重点业务的法律风险防控工作，形成有效、具体的制度、措施和机制。

四是以企业为主的原则。企业是做好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主体，鼓励和倡导企业借鉴国内外在法律风险防范管理方面的成功做法，创新工作思路和措施，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因企制宜，把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提高到更高水平，进而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国资监管机构指导、社会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服务的“三位一体”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格局。

（三）主要任务

一是促进企业全面贯彻法律法规，更好地守法经营。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更好地自觉贯彻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守法经营，防止因非主观故意而触犯法律受到制裁的事情发生。同时，充分运用法律规则，有效维护企业利益。在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能够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减小对企业经营发展的不利影响。

二是促进企业科学管理，更好地实现经营目标。在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决策、担保、财务、投资、并购、产品生产、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源管理等各项业务中，要全方位、全过程加强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实现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与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的完全有效对接，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为企业更好地实现经营目标提供充分的有效保障。

三是促进企业完善防控措施，更好地防止损失事件发生。加强法律风险信息的收集管理，及时开展风险评估和预警。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围绕发展战略，采取相应策略，制定完善防控措施，尽最大可能防止损失事件的发生。

四是促进企业有效解决经济纠纷，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超前做好相关工作，在发生经济纠纷时，采取和解、调解、仲裁、法律诉讼等方式予以解决，在必要的时候坚决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基本流程

防范管理法律风险的基本流程是：

（一）收集风险管理初始信息。企业应当结合不同发展阶段和业务拓展情况，全面、系统、持续地收集与风险变化相关的信息。

（二）进行风险评估。根据设定的目标，及时进行风险评估，按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影响程度等，对识别的风险进行分析和排序，确定关注重点和优先防控的风险。

（三）制定风险管理策略。根据风险分析的结果，结合风险承受度，权衡风险与收益，确定风险承担、风险规避、风险转移、风险转换、风险对冲、风险补偿、风险控制等应对策略。

（四）提出和实施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综合运用各种风险控制措施，提出和实施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五）风险管理的监督与改进。企业应以重大风险、重大事件和重大决策、重要管理及业务流程为重点，对风险管理信息收集、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策略、关键控制活动及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采取各种方法对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行检验，根据变化情况和存在的缺陷进行改进。

四、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

法律风险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按照可能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由大到小的程度，可以将法律风险分为特别防范管理、重点防范管理、加强防范管理的“三类”法律风险。企业在加强全面法律风险防范管理的过程中，应突出做好生产经营中关键环节和重点业务的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从目前企业的总体情况看，应突出做好12项具体关键环节和重点业务中的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同时，由于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可以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整、补充。

（一）应特别防范管理的法律风险

1、重大决策中法律风险的防范管理

（1）重大决策的范围要明确。要切实做好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三重一大”事项的决策，把战略规划、重大投资、担保、转让重大财产、资产抵押和质押、重要资产租赁、大额资金使用、改制重组等纳入重大决策的范围。

（2）做出重大决策的主体要合法。要按照法律法规和我市关于市直企业董事会、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规定，明确和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的和决策事项和决策权限。

（3）重大决策的程序要规范。要建立和落实重大决策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完善法律评估论证的机制和制度，并认真组织实施。属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权限的，要报经批准。

（4）重大责任追究制度要健全。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制定责任追究的具体办法。

2、担保中法律风险的防范管理

（作为担保人时）

（5）被担保人的资格要合法。企业在提供担保时，被担保人要符合法律法规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关于被担保人条件的有关规定。

（6）担保决策的做出要符合规定程序。担保决策要由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机构，按照规定的程序做出。

（7）担保额度要在限额之内。担保额度要符合法律法规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8）提供担保应有反担保。企业提供担保时，应当要求被担保人或第三人向其提供合法有效的反担保。

（9）落实担保的有关管理规定。企业要加强担保的基础管理工作，做好担保信息收集、汇总、分析，开展担保监督检查，按照有关规定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担保情况。

（作为债权人时）

（10）审查担保人主体的合法性。担保人不能是法律法规禁止的机构和单位。

（11）审查抵押财产的合法性。运用各种调查手段，审查抵押财产是否为法律禁止和限制流通物、抵押人对抵押物是否拥有所有权、抵押物是否设置过抵押或被依法查封、是否不能变卖等，明确抵押财产的合法性。

（12）审查抵押财产的真实性。通过审查抵押财产是否真正为抵押人占有及控制、有没有其他法律负担、有没有设置过抵押、抵押价值有没有超过抵押财产自身的价值等，明确抵押财产的真实性。

（13）审查抵押财产的变现能力。要确保抵押财产的变卖能力，一般不要接受变现难度大的财产。

（14）谨慎选择担保方式。根据企业具体情况，选择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等具体担保方式，选择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保证方式，并切实办好相关法律手续、签订书面合同及进行公证等。

3、企业财务管理中法律风险的防范管理

（15）企业财务管理工作要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严格执行《会计法》、《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行为有关主管部门的具体政策规定。

（16）实施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要全面系统地分析、梳理业务流程中所涉及的不相容职务，实施相应的分离措施，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

（17）实施授权审批控制。要根据常规授权和特别授权的规定，编制常规授权的权限指引，明确各岗位办理业务和事项的权限范围、审批程序和相应责任。

（18）实施会计系统控制。要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度，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明确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财务会计报告的处理程序，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按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送财务数据。

（19）实施财产保护控制。要建立财产日常管理制度和定期清查制度，采取财产记录、实物保管、定期盘点、账实核对等措施，确保财产安全。

（20）实施预算控制。要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制度，明确在预算管理中的职责权限，规范预算的编制、审定、下达和执行程序，强化预算约束。

（21）实施运营分析控制。要建立运营情况分析制度，综合运用生产、购销、投资、筹资、财务等方面的信息，通过因素分析、对比分析、趋势分析等方法，定期开展运营情况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查明原因并加以改进。

（22）实施绩效考评控制。要建立和实施绩效考评制度，科学设置考核指标体系，对企业内部各责任单位和全体员工的业绩进行定期考核和客观评价，将考评结果作为确定员工薪酬以及职务晋升、评优、降级、调岗、辞退等的依据。

（23）建设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员队伍。要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企业科学发展的财务管理人员的人力资源政策，将职业道德修养和专业能力作为选拔和聘用财务管理人员的重要标准，切实加强财务管理人员培训和继续教育，不断提升财务管理人员素质。

4、合同中法律风险的防范管理

（24）把合同作为企业经营活动中最基本的法律文件。要积极实现全面合同管理，建立完善合同审核审查、监督检查、纠纷预警等合同管理工作制度。

（25）建立完善的合同管理系统。要推进统一授权、分工负责、归口把关的合同管理体系的建设。规范合同审查程序、标准，推行合同示范文本，提高合同审查质量。进一步强化合同集中统一管理，加大对重要合同的法律审核力度，加强对合同履行的监管，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26）发挥企业法律事务机构的作用。对重要合同法律事务机构应先期介入、全过程参与，充分发挥好把关和服务功能。

（二）应重点防范管理的法律风险

5、战略规划中法律风险的防范管理

（27）战略规划要符合政策。战略规划要符合国家、省、市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符合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方向，突出主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6、生产经营中法律风险的防范管理

（28）确保产品质量。要严格遵守《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严格实施岗位质量规范、质量责任以及相应的考核办法，确保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29）实现清洁生产。要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水资源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环保政策，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推进节能减排，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30）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按照《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消除安全隐患，杜绝或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要加强安全教育，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职工人身安全。

7、投资中法律风险的防范管理

（31）充分掌握投资环境情况。要充分了解和掌握投资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法律法规、人文环境、资源状况、风俗习惯、行业规范等情况。

（32）对投资方案进行充分论证。要对投资的前景、可行性等问题进行充分论证，确保实现投资目的。

（33）加强对投资实施情况的监督。采取有效措施，对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动态监督管理。

8、并购重组中的法律风险防范管理

（34）要符合政策和规定。并购行为要符合目标企业所在地的产业政策和有关规定，避免发生市场准入障碍的法律风险。

（35）对目标企业进行充分调查。对目标企业的产权、资产、债务、担保、税费、职工安置、企业文化、法律纠纷等相关情况进行审慎的调查，防止目标企业的资产存在瑕疵、存在较大或有负债、产权（股权）存在争议、欠缴税费、财务报表虚假或对重大事项虚假陈述、商业秘密泄露、高管违反竞业禁止或忠实义务以及存在市场准入障碍等法律风险。

（36）精心设计并购的法律文本。要合理选择采用协议收购或者要约收购的方式，科学细致设计并购的相关法律文本，通过各种条款、约定或措施保障并购的顺利实施。

（37）做好报批或信息披露工作。要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并购的相关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手续，保障并购行为的合法有效。同时，要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并购的信息披露或者报告工作。

9、知识产权保护中法律风险的防范管理

（38）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及时申请商标、专利注册，规避商标被抢注和专利侵权案件的发生，依法维护权益。

（39）规范知识产权使用制度。规范知识产权的使用、许可使用等制度，使自身知识产权的价值得到实现。

（40）完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和措施。要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力度，制定并落实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条款，防止和避免商业秘密泄露。

（41）防范知识产权被侵犯。完善市场监控等手段，及时发现和处理侵犯自身知识产权的行为，采用各种有效法律救济途径和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0、授权过程中法律风险的防范管理

（42）建立完善授权制度。要编制授权的权限指引，明确重要业务企业内部的授权范围、权限及类型，明确企业外部业务代表和的授权范围、权限及时限。

（43）授权的程序要规范。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授权。

（44）明确授权的责任。授权要明确责任，做到权责利相结合，对在授权中可能存在的超越权限、违反规定程序、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制定责任追究的具体办法。

（45）对授权进行监督。要做到有授权有监督，建立完善授权监督约束机制。

（三）应加强防范管理的法律风险

11、企业设立中法律风险的防范管理

（46）签订规范的书面设立协议。公司设立时，应遵守公司法和工商行政管理的有关规定。发起人应签订规范的书面设立协议，明确设立过程中的责任划分，防止因缺少书面协议或约定不当引起纠纷。

（47）起草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的必备法律文件，公司章程的起草必须依法进行，其内容不得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并必须经所有发起人同意。

（48）出资到位。公司注册资金要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来进行。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指定账户；以非货币出资的，应确定相应的价值，并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登记手续。

（49）及时办理有关登记。公司设立时，应及时到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等登记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12、人力资源管理中法律风险的防范管理

（50）严格遵守《劳动合同法》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有关政策。要在贯彻《劳动合同法》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有关政策的基础上，规范人力资源管理规章制度，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五、加强组织领导，把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推向更高水平

（一）加强法制教育。要扎实开展普法工作，不断加强对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机制和核心理念的宣传教育，增强全体职工的法律风险防范管理意识，对不同岗位的职工就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专门培训，进一步提高全体职工的素质和能力。

（二）明确工作责任。加强对法律风险防范管理的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流程，共同推动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扎实深入开展。

（三）加强法律事务机构和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建设。企业法律顾问是做好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专业队伍保障，市管企业应当加强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建设。重视企业法律顾问机构和岗位的设立，落实企业法律顾问岗位职责；开展有针对性地专业培训和人员培养，不断提高企业法律顾问执业素质和能力；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营造有利于企业法律顾问充分发挥作用的用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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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如2009年初宁兴集团应参股的宁波宁兴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请求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法律顾问全程参与担保事项的决策、实施整个过程。当时，宁兴控股连续发生贸易项下的重大法律风险事件，资金周转极为困难。宁兴控股资产规模较大、业务种类较多，任何一笔负债不能到期偿还，均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经过充分讨论，法律顾问认为此项担保行为的风险不能完全消除，但可以通过加强监控、增加反担保等措施降低风险，并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其后，经市政府、国资委协调与批准，2家国有股东为宁兴控股提供了总额2亿元人民币、期限为一年的担保。为控制担保风险，宁兴集团要求宁兴控股以未被抵押的全部国有资产作为反担保。法律顾问根据要求拟定了全部反担保法律文件，直接办理最主要的几项质押，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反担保措施。二是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如宁波工业投资有限公司要求上海鼎立科技发展股份公司归还占用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药材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鼎立公司及其关联方长期侵占药材公司资金，2008年1月工司曾发律师函要求归还占用资金，6月鼎力公司曾承诺归还。但2009年底经工司监察审计部审计，鼎力公司并未兑现承诺。公司法律顾问多次前往药材公司进行沟通，并数次向鼎力公司发律师函，明确告知下一步将采取诉讼、举报等措施。后鼎力公司迅速归还部分资金，并承诺下步归还方案。三是处理企业重大纠纷。如天一证券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以城司胜诉结案，天一证券房产回购纠纷案件以开司胜诉结案、江北甬江街道甑隘村经济合作社诉宁波化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纠纷案件以工司胜诉结案。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和日益增多的法律事务，进一步加强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工作更为紧迫，但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亟待引起重视。如仍有少数企业对法律风险防范工作重视不够。有些资产规模相当大的企业未设置法律事务机构（或岗位），也未配备专职企业法律顾问，遇到经济纠纷和司法诉讼，疲于应付、临时“救火”，法律风险防范工作处于低层次的被动应付状态。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工作队伍力量仍较薄弱。不少企业的法律事务机构是与其他部门合署办公，专职企业法律顾问少、外聘律师兼职法律顾问多。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工作机制仍未健全。还处在“讲起来重要，碰到风险时需要、时过境迁则忘了”的被动应付、消极防御状态。

企业法律顾问业务工作能力和素质仍需提高。由于不少国资企业开始涉足金融、创投等专业性极高的行业，而法律事务机构及企业法律顾问对于企业上市、创业投资、信托等方面的法律事务处理、法律风险防范尚缺乏经验。

为确保全市国有经济健康发展，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1.以开展“六五”普法为契机，切实增强企业领导和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认真组织企业领导和经营管理人员学习《公司法》、《国有资产法》和《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树立“全员参与法律风险防范、法律风险防范创造经济效益”的理念，强化“企业经营管理依法合规进行、企业法律风险势必承担法律责任”等理念，进一步增强企业领导和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2.继续推进分类配设法律事务机构和法律顾问，切实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力量。遵循“因企制宜，分类配设”的原则，建议分三类配设法律事务机构和法律顾问。第一类是企业资产规模超百亿元的企业应设立企业总法律顾问和专门法律事务机构，并配备1名以上企业法律顾问，外聘兼职法律顾问若干人；第二类是资产规模在百亿元以下、十亿元以上的企业应设立法律事务机构，并配备至少1名企业法律顾问，聘请兼职法律顾问若干名；第三类是资产规模十亿元以下的企业（应设置法律事务岗位并配备至少1名企业法律顾问（或法律工作人员），外聘兼职法律顾问若干人。

3.建立健全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制度，进一步发挥企业法律事务机构作用。明确企业法律顾问处理法律事务的职责、权限，规范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流程。建立企业法律顾问参与重大决策、审核重要规章制度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企业重大投融资、改制重组、合同签订等法律审核制度，形成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完善企业法律纠纷案件处理工作制度，定期对发生的法律纠纷案件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生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应当自立案之日起7日内报国资监管机构备案，并接受有关法律指导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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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合同管理；内部控制设计；合同管理机制

一、引言

合同管理是高校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规范管理、依法治校的重要内容，是高校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保障高校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本文从高校合同管理的现状入手分析了高校合同管理意义、涉及类别及现存问题，提出了高校目前合同管理中存在缺少统一归口管理机制、缺失部分合同管理流程、缺乏合同信息系统防控等问题，导致高校合同管理内部控制存在一定的风险。鉴于以上问题和风险，本文通过对合同组织、合同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归档评估等方面的业务流程梳理和内控环节设计，提出了应通过信息化的联动手段，逐步研究建立健全合同的归口管理、履行监控、拟定审核以及归档评估等机制，对合同管理进行一定规范，减少高校合同管理过程中面对的风险。

二、高校合同管理现状

(一)高校合同管理意义

合同管理贯穿于高校经济活动的始终，涉及高校日常管理的多项主要业务，需要单位各部门共同参与和管理。高校在经济活动中通过签订合同，规范合同双方的经济活动开展。一方面有助于高校防范法律风险，预防经济纠纷，维护合法权益，保证高校经济活动符合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有助于控制高校财务风险，通过合同管理帮助高校节省交易时间，降低交易成本，加速资金周转，减少费用，提高高校资金使用效率。同时，高校通过加强合同管理，可以有效协调高校内部各方关系，有利于提高单位内部管理水平，提升高校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二)高校合同涉及类别

本文所称的合同是指高校与其他法人之间的协议。根据合同订立的不同形式，主要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高校经济合同一般以书面合同为主，即指通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而订立的合同。根据高校合同涉及的主要业务，主要包括科研合同、人事与劳动合同、教育合作合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基建合同、仪器设备租赁和不动产买卖、租赁合同、修缮合同、货物采购合同、技术服务合同、外事合同等。

(三)高校合同管理问题

1.缺少统一归口管理机制

根据财政部的内控基础性评价指标要求，高校应建立合同归口管理机构，且对所有合约展开集中划分与不断编号，针对法律关系较为复杂的合同资料，需要联合各机构展开集中审核。目前，高校合同由不同部门管理，未建立统一归口部门，例如，设备采购合同由资产管理部门管理、工程合同由基本建设部门管理、科研合同由科技部门管理、重大合同订立由学校法律事务室审核。合同不能统一归口管理和备案，管理方式方法不能统一，各部门工作职责分工不明确，组织领导与协调机制不完善，可能会造成多部门共同管理的边际盲区，影响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2.缺失部分合同管理流程

根据财政部的内控基础性评价指标要求，高校应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有效监控，确定合约实施的责任人，以最快速度对合约施行状况进行审查、研究与验收，针对必须补充、变更或解除合约的状况，需要根据法律展开相应的审查工作。目前，高校合同管理制度和流程尚不健全，存在缺少合同验收和结算规定、未能实现合同管理与预算管理、收支管理相结合、缺少对合约签订、实行、变更状况等进行登记工作与管理工作，缺乏对合约按期进行划分汇总和归档管理、缺少关于涉密合同管理的具体规定、缺少合同纠纷管理规定等问题，合同管理过程中流程制度的缺失，会阻碍合同内控风险防控。

3.缺乏合同信息系统防控

根据财政部的内控建设要求，高校应以信息化为抓手，遵循内部控制的原则，全面识别和评估相关业务风险，梳理业务流程，通过对各个主要经济业务的流程衔接点，实现系统之间的联动效应，有效实现合同内控管理的信息化落地。目前，高校合同的信息化管理往往仅包括合同线上申请、线上审批等功能，缺少合同执行、结算、变更、备案、终止以及归档等程序的信息化管理，重要经济业务的信息系统未实现一体化，缺乏与收支、资产、采购等系统的链接，这就导致无法有效依据合同进行结算、无法以预算为来源进行管控等问题，会阻碍合同内控风险防控。

三、高校合同管理机制内控设计和措施建议

高校合同管理主要分为合同订立与履行两个关键流程。合约签订流程涉及合同调查、拟定文本、审核、签署等一系列程序。合约履行涉及合约实施、补充、变更、终止、纠纷解决、结算、归档及后评估等一系列程序。在合同管理的各项关键流程中，应确定业务流程和内控要求，按期审查与评估合同管理的薄弱流程环节，使用有效控制手段，最大限度避免风险出现的可能性，保障高校根本利益，达到预期管理目标。

(一)健全合同管理组织体系

对合同组织环节的控制是指对合同组织体制、制度流程、部门间沟通协调的内部控制。合同管理制度的规范和齐备、合同管理机构设置的合理和协调是合同内控风险防控的基础。

1.完善合同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控制机制

建立规范的合同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实行合同管理的分级授权制度，明确上级单位、高校决策机构、业务部门、合同归口部门、监管部门的合同管理权限和职能，确保高校对外签订合同经过合法授权，不签订超出有关规定范围的合同；同时，高校应定期梳理合同管理各个环节业务流程，针对合同的风险领域查找、界定关键控制点，明确合同管理在各环节的关键控制要素，确保合同管理全过程的有效控制。

2.建立合同归口管理和岗位责任控制机制

高校应明确合同归口管理部门，设置合理的合同管理岗位，明确合同管理职责分工，建立合同归口管理制度，完善合同管理沟通协调制度。高校需要指定非合同执行机构的其他部门或者是独立的机构视作合同归口管理机构，对所有合同资料采取集中管理方式，构建财会机构和合同归口管理机构之间的协调制度，完成合同管理与预算管理、收支管理的有机整合。详细而言，应该确定不同环节的具体规定，参加重大合约的起草工作、谈判工作、审查工作与签署工作，参加高校合约纠纷的调节、仲裁、诉讼环节，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合同管理中的薄弱环节，高校需要科学设定相关岗位，确定合约的授权审批与签订权限，对专用章进行合理的保管，禁止未经授权私自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署合约，禁止不法签署担保合约、投资合约和借贷合约。

(二)加强合同订立控制体系

合同订立环节控制是指通过开展合同策划与调查，规范合同谈判过程，明确合同文本拟定和审核要求，在权限范围内签署合同文本，对合同订立情况进行登记备案，确保单位合同订立过程规范有序。

1.建立合同策划和谈判控制机制

合同策划是合同控制的起点，高校应明确合同签订的业务和事项范围，凡是应当签订合同的业务和事项均应签订书面合同，严禁将需要招标管理或需要高级别领导批准的重大经济合约拆分若干小金额的经济合同，严格审核合同策划目标是否与高校职责使命和战略目标一致，加强合同的计划管理，防止因签订合同导致超计划投资、超成本支出。订立合同前，还应根据市场实际情况组建素质结构合理的谈判团队、选择适宜的洽谈方式开展谈判，充分做好签订合同的准备。

2.建立合同拟定和审核控制机制

高校在对外发生经济活动时需要拟定正式的书面合同，一般合同应由业务部门或项目负责人进行起草、归口管理部门审核，法律关系复杂的特殊合同或重大合同应由归口管理部门参与起草、法律管理部门审核，保证合同内容和条款的完整准确。合同拟定结束之后，高校的相关机构需要对其规范性、经济性、可行性和严密性进行严格审核，建立健全的审查控制或合同会审制度。

3.建立合同签署和登记控制机制

高校应合理划分各类合同的签署权限和程序，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与对方当事人签署合同，确保合同签署权限程序合理、登记备案手续完善。合同应实行合同连续编号管理，按照统一编号对合同订立情况进行登记，建立合同管理台账，合同经编号、审批及签署后，方可加盖合同印章。

(三)加强合同履行控制体系

合同履行环节控制是指高校借助对合约实施状况的监督，规范合同补充、转让和解除等合同变更程序，明确合同结算要求，妥善处理合同纠纷，详细登记合同履行和变更情况，确保高校合同履行过程管控严格。

1.建立合同履行监控机制

合同归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合同履行情况的跟踪和监控，实行对合同从订立、履行到终结的全过程管理，确保合同履行环节得到监控与监督。与高校经济活动相关的合同应当同时提交财会部门作为账务处理的依据并督促对方积极执行合同条款，保证合同有效履行。如果发现对方或自身因素造成无法按期履行合同的情况，需要以最快速度提示风险并马上使用相应对策止损。

2.建立合同变更控制机制

高校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构建合同履行监督审查机制，对合约实行过程中签署补充合约，或变更、解除合约等根据法规进行相应的审查。与此同时，需要确定合约终止的条件以及应当办理补充、变更、解除、终止的相关程序，安排专门人员对合约手续进行二次审核。

3.建立合同纠纷控制机制

当合同出现纠纷问题时，高校需要在规定期限内和对方进行商量与谈判。如若达到一致意见的，二者需要签署书面协议；如若经协商无法处理时，经办工作者需要向相关负责人进行报告，且按照合同约定选取仲裁或诉讼方法进行处理。高校应梳理可能存在的合同纠纷问题，明确合同纠纷类型和相关解决方法方式，建立健全合同纠纷管理方面的制度流程。

(四)建立归档评估控制体系

1.建立合同保管与归档控制机制

高校应在登记并统计合同订立、履行和变更情况的基础上，结合高校经济活动业务需要对合同文本进行科学分类和统一编号，按照类别和编号妥善保管合同文本，建立合同台账，并与合同订立、履行的全过程进行信息系统台账管理，规范合同查询、流转和借阅程序，对合同保管情况实施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确保合同保管安全可靠、查询快捷方便。合同履行完成后，合同管理人员应及时办理归档手续。

2.建立合同检查与评估控制机制

高校应建立合同管理检查评估控制机制，定期对全过程的合同管理总体情况进行分析评估，确保合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得到整改落实。具体检查评估合同签订是否符合程序、合同审核意见是否得到合理采纳、合同是否全面履行、合同纠纷是否得到妥善处理，对合同管理分析评估中发现的不足应及时加以改进。

(五)加强合同管理系统建设

加强合同管理系统建设，建立全程联动、模块衔接、信息系统控制机制，建议高校借助业界先进的内控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内控管理的一体化、可视化、自动化管理。将预算、采购、资产等管理模块与合同管理相连接，形成高校关键业务模块的信息系统联动机制，使“事前规划—事中控制—事后监督”有效衔接，实现以预算管理为主线、以资金管控为核心的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管控。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Z].2012-11-29.

[2]财政部,教育部.高等学校财务制度[Z].2012-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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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调解力度，促进司法和谐

王长君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各级法院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调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整体原因

1. 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 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 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 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 “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 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个体(具体案件)原因

1. 债务及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率较高，但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原因是债务案件是一种既期、短期利益，责任明确，争议不大，只是暂时给付不能，相对来说调解结案较容易，案件调解率也较高，但从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前几年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案件大量积累，为及时追回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量纠纷涌向向法院，有时占当年法院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此类案件基本都能调解结案，从而使当年案件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从20__年以后，此类案件诉讼高峰期结束，即使有也仅占此类案件的极少部分，也导致了案件调解率和案件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2. 离婚、相邻案件调解率较低且较稳定。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观念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人们对婚姻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婚姻自由越来越成为追求的目标，人性化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离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财产的独立性得到空前增强，对男子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这也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离婚与否绝大多数能达成共识，但财产分割、孩子抚养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调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调解率较低且稳定；相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主要是隔壁两邻，有的还是亲属关系，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有长期性，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所以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出现“宁伤感情也不损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调解的难度增大，案件调解率较低的原因。

3. 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的调解率居中且基本稳定。侵权赔偿案件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财产权更涉及到人身权，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平时积怨的结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诉讼过程中分歧较大，不容易调解结案，打官司的目的不仅是财产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讨个说法”，判决效果更好，当事人根本不愿调解，故此类案件调解率较低。

4. 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越来越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专业化，每年所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调解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别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适用调解，调解率波动幅度较大就成了势在必然。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调解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调解率，以调解结案作为评定工作和法官能力发主要指标。这就会使一些案件承办人员为了调解结案，出现强制调解的情况，如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等，甚至因法院内部审限及畏难情绪也会出现而对当事人采取强迫调解的现象；强调调解结案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辩证看待调解工作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视调解工作，使调解成为走形式。调解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为使纠纷解决，必定有双方在利益上有所让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审判者和调解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让步的一方当事人会理解为司法的不公，对调解失去信心，表现为不积极，敷衍了事，这也打击了法官主持调解的积极性，使审判中的调解程序走走过场，很难调解结案，诉讼效率低。

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和对策

（一）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不足

1．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2．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3．“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4．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5．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3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

7．检察机关等部门的不当监督对调解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在调解中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调解时法官难免要提出调解方案或就当事人的责任大小发表意见，且为了调解法官又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在当事人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有时检察机关等部门会以行为不当为由质询法官，并对案件审理过程进行监督，这必然会给法官造成心理压力，使法官不敢和不愿做调解工作。

8．“送达”已成为制约法院审判效率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在不断加大，而公民的法律协助意识又比较淡薄，使法院很难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递交给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签收，造成案件审理期间的延长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特别是调解书是在送达后才能生效，不能及时送达将有损当事人的权益。

二）对策与思考

1．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调解制度。首先，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法院应当认可。其次，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院不得在事先未告知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再次，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2．重新架构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有条件的可以实行调解前置、推行调审分离。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阶段，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这一方面可以及时解决部分民事纠纷，减少进入审判程序案件的数量，化解法官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庭前准备阶段较为宽松的氛围下，通过对自己各种权益的衡量，更易于接受调解这一和平解决纠纷的方式，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推行调审分离，将法院内部的法官进行重新定位和分工，一部分法官专司调解，可以有效地防止法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避免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为了调解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的尴尬。完善和发展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调解与判决并重原则，注意防止和克服重判轻调的现象，宜调则调，当判则判。但判决前，六类民事案件最高院明确规定应当先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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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半年工作完成情况及工作经验措施

（一）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当前工作的首要任务，以提高案件质量为核心，严把受案、结案审批关，对复杂疑难案件都由科务会、检委会讨论决定，确保案件质量。共受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72件83人，审查批准逮捕63件74人，不批准逮捕5件5人，所受案件均在法定时限内审结，无违法超期现象，批准逮捕准确率达100%，案件平均审时3.5天，批准逮捕人数占所受案人数的86.8%，不批准逮捕人数占受案人数的10.4%，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理案件人数分别下降4.76%、1.33%，批准逮捕人数下降9.6%，不批准逮捕人数下降35.7%，提前介入引导取证5件，纠正公安机关程序违法3件，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5份，开展立案监督1件；受理移送案件84件99人，经审查提起公诉57件71人，不2件2人，报请市院提起公诉2件3人，公诉案件准确率和不准确率均达到100%，向公安机关发检察建议2份，纠正公安机关程序违法1件，追漏2件，开观摩庭1次，检察长参与出庭1次。积极参与县域平安创建，切实落实检察环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

始终如一坚持检察长接待日制度，大力推行首办责任制、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积极推进申诉复查赔偿工作进程。坚持“带案下访，定期巡访，有案办案，无案宣传，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宗旨，共受理来信、来访36件，接待群众来访80人次，检察长接待15次，涉检上访案件2件3人，1件转纪检部门处理，1件正在履行赔偿程序，走访4户；处理、化解矛盾纠纷案件6件，在“两会”期间，院领导轮流值班，做到随访随接待随处理，妥善处理“两访一户”案件，避免了2起可能引起上访的案件，使上半年实现“零进京”上访目标。

（二）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促进廉政建设

突出打击重点，查办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国有企业重组、改制、破产和经营活动中侵吞国有资产的职务犯罪案件，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案件，新农村建设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以及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渎职案件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职务犯罪案件，突出查办大案要案。反贪部门办案数已完成省院目标考核基础数的71%，共受案6件6人，立案5件5人，侦查终结5件5人，移送5件5人，已有4件4人至人民法院，被法院做出有罪判决。抓捕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人，追缴赃款20余万元，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近50万员。反渎职侵权部门已完成了规定的全年工作指标，立案案件1件1人，法院已作出有罪判决。

加大预防工作力度。积极开展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工作。今年继续组织农村基层干部培训，在去年对农村支部书记培训的基础上，对全县139个行政村的村长进行了培训，达到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总量的33.33%。根据上级的要求，分别在教育、国税、林业开展系统预防工作，对*年*县的通乡、通村公路工程建设开展了预防工作。分别与上述四个系统联合下发了预防职务犯罪实施方案，定期召开座谈会，并开展警示教育活动。通过与四个系统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针对每个系统的发案特点、规律以及可能存在的职务犯罪隐患提出了分析报告，并提出了预防对策。发现和收到群众举报信3封，获得职务犯罪案件线索3条，移送立案2件，均做了有罪判决。运用检察技术软件开展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对*县通乡、通村路工程的投标单位进行了查询，均无行贿犯罪纪录。

（三）强化诉讼监督，促进司法公正

侦查监督部门下大力气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不该立案而立案、违法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等问题。

按照检察机关的职能，全面开展了对侦查活动、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工作。加强了对侦查活动中违反程序法、非法取证、侵犯人权等问题的监督。

加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以办案为中心，加强对法院民事行政审判的监督力度，对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及适用法律错误的案件，坚决提请抗诉。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7件，息诉4件，立案3件，提请抗诉3件，市院正在审理中。发出检察建议1件，出席再审法庭4次，截止目前，已完成全年目标的75%。

（四）充分发挥法律监督的整体功能

积极探索实行多部门协调配合的办案体系，侦查监督、公诉部门适时提前介入侦查环节，引导侦查取证；自侦部门坚持主动参加案件庭审，注意总结、发现并改进侦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强化内部制约机制，侦查监督部门严格掌握逮捕条件，对违反诉讼程序、侵犯人权等违法办案行为，坚决监督纠正；公诉部门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确保案件的诉讼效果；监所部门加强对在押人员诉讼时限的监督，监督看守所及时发现超期预警，防止超时限办案和超期羁押；按照“四个流程”的规定，加强了安全防范检查，对保外就医等监外执行的案件，开展了专项检查工作，继续保持零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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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独立学院；市场营销；经济法教学

一、独立学院营销专业就业经济法知识需求现状分析

市场营销专业就业前景良好，据职友集2013年上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营销所属管理学类47个本科专业中，就业排名第3。其中营销学生就业领域涉及工商、外贸、金融、保险、证券、旅游、房地产等。根据对独立学院营销往届毕业生追踪调查，发现独立学院营销学生岗位群如下：企业的销售部门的业务员或主管岗位；零售企业或批发企业的促销员、推销员等岗位；企业营销部门的市场调查、信息统计、售后服务等岗位；企业的营销策划、市场预测人员；各类咨询公司的相关岗位。这些岗位最常用到的是经济法中的企业法、公司法、合同法、担保法、工业产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以及作为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国家最新颁布的相关行业经济政策。经济法教学有助于学生掌握并运用上述法律知识，具备帮助企业洞察市场机会、规避法律风险、预防经济纠纷发生等能力。

二、独立学院营销专业经济法教学现状分析

（一）经济法课程内容繁多，综合性强，安排课时少

经济法是一门跨学科的交叉课程，涉及经济学和法学领域内容。在法学体系中又是综合性课程，涉及民法学、商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等。通过案头调研发现，经管类营销专业经济法课程内容繁多，教材大多采用大经济法概念，即“凡是涉及经济问题的所有法律规范”都是经济法的范畴，内容有：企业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市场规制法、经济司法制度等。这对学生学习经济法的要求提高，需一定的基本法律知识作为铺垫，例如民事权利主体、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的关系、法人制度、财产所有权、债权、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民事诉讼、制度等。然而营销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课时一般从36 至 54 个课时不等，学生又缺乏法律基础，有限课时很难满足与专业相关的经济法讲授。

（二）营销学生法律基础薄弱，经济法教学要求低

基于上述经济法课程的特点，即使在法学专业中也是安排在高年级才开设。对于营销专业同学来说，也一般安排在大三学年的下半学期。但是，在经济法开设之前营销专业同学根本没有机会进行系统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又因繁重的课程压力和法律本身的枯燥乏味，主动自学基本很少发生。因此，一般经济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经管类营销学生的教学标准和教学要求比法学专业的低，教学内容安排上法学理论讲解很少，主要侧重于学生掌握当前相关法律制度。这样教师在规定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学习压力随之减轻，学习兴趣也有所提高，但是因为法学理论不完备，对相近概念及法律制度安排缘由、发展演变等的理解也就存在障碍。

（三）营销学生学习经济法积极性低，学习方法欠佳

根据近几年自己和其他任课教师的教学体会交流，不少教师认为一般独立学院营销专业的学生有以下特点：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基础较薄弱，学习方法不科学，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但另一方面学生表现力强、活泼好动，对动手操作、自身体验有较高兴趣。对于经济法这门课程来说，由于涉及的法律条文多且枯燥乏味，再上经济法本身是基础课而非专业课，学生在思想上不重视，学习动力是应付考试。笔者根据学生上课表现和师生交流了解到许多学生常常忽视对法律基本原则的学习，认为基本原则都是些抽象的教条，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仅仅关注具体的法律条文如何规定。然而，不同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是立法、执法、司法所有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是该法的灵魂。

（四）营销专业经济法教师实务操作经验不足

独立学院营销专业设置经济法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经管领域法律知识，在未来营销岗位的工作中避免法律风险及防止法律纠纷发生，并不是培养专业的法律人才，也不是简单的普法宣传和教育。而营销类专业经济法教学团队教师与法律类经济法教学团队教师在教学理念上也存在差别。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营销专业经济法教师的实务操作经验就尤其重要，一方面需要教师明确学生的营销岗位对经济法律知识有哪些需求；另一方面需要经济法律实务操作经验。而根据案头调研发现，营销专业经济法教师由于自身工作经历、现有教学任务等多种原因，这两方面都比较欠缺。

三、基于独立学院营销学生就业需求的经济法教学改进措施

（一）增强经济法教学内容的合理性

教师一般都会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培养目标、学习目的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经济法课程由于内容繁多，而课时有限，就更需要考虑学生的专业特点、知识储备情况、未来就业的岗位需求。因此，独立学院中针对营销专业讲授经济法的教师，一方面要结合独立学院营销学生就业需求合理安排经济法教学内容，另一方面要与营销职业岗位要求和就业所需的各种技能证书如高级营销员考证相结合，而不是通类的适用于各专业的教学模块，充分体现课程为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服务的宗旨。在有限的教学课时中，将主要的教学精力放在营销学生未来工作岗位最常用到的企业法、公司法、合同法、担保法、工业产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以及国家最新颁布的相关行业经济政策中。上述各部门法中内容也较多，要想在既定课时内取得较好的效果，满足学生未来就业需求，还要考虑以下问题：各部门法的各章各节内容中详略如何安排？ 重难点是哪些？每章内容如何开展教学？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既可以讲透法律条文，还可以吸引学生兴趣？课堂考核环节如何设置？哪些内容需要通过实训项目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

（二）力求经济法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1.法律理论讲授教学法

经济法课程之前，独立学院营销学生的法律基础薄弱，通过讲授教学法的通俗化和直接性，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还利于帮助学生全面地、系统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经济法及各部门法的知识。然而讲授教学法渊源于传统的教师中心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使学生产生依赖和期待心理，从而抑制了学生学习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不利于学生将法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如果只采用传统讲授法难以达到经济法的教学目标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2.精选案例教学方法

经济法课程的实用性和其重要渊源是国家的经济政策法规，都需要教师在其理论教学中引入社会热点作为案例进行讨论和分析。对于营销专业学生经济法教学，教师可以将所学营销知识、社会热点和经济法相关理论结合讲授，可以调动学习积极性。例如，营销组合中的价格策略部分，企业会根据市场形势和营销环境变化进行价格调整，或提价或降价，此时就需要注意避免遭受反垄断法、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的制裁。例如2013年7月2日，合生元、多美滋、美赞臣、惠氏、雅培5家乳企因产品在中国市场价格偏高，从2008年以来涨价幅度达30%左右，而遭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和反垄断局的反垄断调查，最高处罚总额可达19亿元。此次反垄断调查或扩大至国产品牌。4日晚6点左右，国产乳企贝因美突发公告称，近期将对婴儿配方奶粉标准出厂价下调。

除了将社会热点作为教学案例以外，还可以将《经济与法》、《法律讲堂》、《以案说法》等电视节目，及其他法学期刊、报纸的相关报道，结合经济法教学内容随时记录并整理后选作典型案例。为增加案例的真实性和趣味性，使得营销学生感同身受，提高对课程重视度，往届营销毕业生所在企业营销岗位发生的鲜活的经济纠纷案例也可以成为经济法教师教学案例的来源。

精选案例后，让学生以划分好的学习小组为单位围绕案例讨论；随后每组选派一名代表与其他小组进行意见交流；最后，教师在小组交流意见基础上归纳总结。成果提交部分，要求学生结合案例分析过程和结论撰写案例分析报告。这也利于学生的表达能力、思辨能力、沟通能力的提高。

3.比较教学方法

为提高学习效率，改善学习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经济法教学中需要经常使用比较教学方法。将繁杂枯燥的法律知识点进行画图、列表、对比、分析。例如，要讲解清楚经济法的产生、独立地位和性质，就必须将经济法、民法、行政法从产生背景、调整对象、理论基础等进行全面比较；市场准入法部分，学生要准确理解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的设立条件、事务管理、合伙人权义，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征，通过图表一一列举，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就一目了然。教师还可以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归纳、制表、流程图等方式随机考核学生，促进学生自主、积极的探索学习。

4.开展经济法实习活动教学法

聘请有经济法律实践经验和法律理论水平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经济行政执法人员等，开办各种经济法的专题讲座给学生讲授经济法方面的案例及办案经验；学院还可以与人民法院取得联系， 由教师带领学生到人民法院审判庭旁听有关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 让学生全面了解诉讼的庭审过程和程序；条件允许的话，邀请人民法院将典型经济案例在学校模拟法庭内现场开庭；带领学生访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等行政执法部门；安排学生到消费者维权服务中心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实习活动结束后，学生要结合本次经济法实习活动的实习目的、实习过程、实习收获撰写实习报告。报告和学生在实习活动中的表现，应该作为平时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通过这些实习活动，切实增强学生经济法课程知识的真实感，培养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还可以弥补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

（三）增加经济法教师的实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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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投资鹅苗被骗血汗钱的人不在少数。资料显示，去年以来，有来自河南、河北、山东、四川和贵州等多个省份的投资者遭遇鹅场诈骗，受害者近百名，涉嫌被骗资金近300万元，涉事鹅场多位于江苏省境内。

曾经苦口婆心才能劝说潜在被骗人员上钩，如今只需撒好一张大网守株待兔即可。为什么骗人的行径总是屡试不爽？

投资鹅苗打水漂

2016年年底的时候，刘华桂打听到养鹅很赚钱，通过朋友介绍了解到山东省的“双雄鹅苗孵化”，很快便联系该公司项目负责人程经理。据程经理介绍，投资养鹅只需支付鹅苗的费用，公司负责运送并帮助客户搭建饲养棚，而这些都不需要额外付钱。同时，公司保证鹅苗成活率在98%以上，若7天内小鹅死亡，公司还会免费补给相同数量的同种类鹅苗。将来一旦长到成鹅，如果客户乐意，公司将会按照市场价格回收。

刘华桂心动了。在她的动员下，家人一共投资近10万元，购买鹅苗3000只以及大量饲料。“当时就觉得这个投资很好，因为现在做生意不容易，饲养肉鹅可能还不错，根本没多想对方的承诺太好以至很难实现，在鹅苗运到后，事情开始一团糟。”她这样对《经济》记者回忆。

最开始的7天内，鹅苗还都正常，孵化公司也把一部分饲料准时运送到刘华桂的饲养棚所在地，之后公司派人来给鹅苗种植疫苗并教授夫妻俩，“可是打疫苗的第二天，小鹅开始死掉，而且一次竟然死很多只”。

按照刘华桂的叙述，每次打疫苗，鹅苗就会死掉一批，第一次打疫苗是公司派人免费做的，随后再打都需要付钱。在她看来，花钱买疫苗不过分，可是疫苗打完了小鹅反倒死掉，这让人难以接受。最可怕的是，她和丈夫预付了4万元的饲料，孵化公司一直推托着不给送过来。

“我们就打电话给程经理，他说公司里的饲料都是陈旧的，对小鹅不好，等生产了新饲料再送过来，过了一个月新饲料还是没影子，再联系，对方又说饲料生产商机器出故障，要接着等。可是没有饲料，鹅苗肯定活不成，我们跟程经理拿到饲料生产商的电话，打过去，生产商说还需要一段时间。”

直到现在，已经付了钱的饲料还不知道在哪里，而王申和刘华桂的鹅苗还存活的只有十几只，一度非常热情的程经理也再不接这对夫妻的电话了。

《经济》记者在2017年3月底联系到刘华桂口中的程经理，他的电话并未改变，显示为山东临沂中国移动的手机号，双雄鹅苗孵化公司的网站依然在运行，但网页显示公司地址所在地为“江苏省射阳县畜牧开发区21号”。对此，程经理告诉《经济》记者，公司旧址在江苏，目前已迁移到山东。

产业链欺诈骗你没商量

当记者表示出投资养殖业意向的时候，程经理给出了曾经刘华桂听到的一套说辞。而谈到饲料问题的时候，他帮助《经济》记者计算，1公斤1元，1000只鹅苗需要2吨多饲料（客户最少购买1000只小鹅），付款后鹅场会负责饲料运输。

在得知《济》记者没有养殖经验的时候，程经理非常热情地指出投资养鹅的诸多好处，表示一旦小鹅成年后，公司将会主动回收，记者的投资绝对一本万利，毫无担心的理由。当记者反问“公司给客户这么多优惠，靠什么盈利，岂不是会亏本”的时候，对方不再说话。直到这个时候，孵化公司拖欠刘华桂的饲料还没有着落呢。

从看上去比较正式的官方网站到鹅苗养殖基地再到投资项目负责人，加上饲料运输服务、疫苗种植和养殖大棚搭建团队，从客户角度看，双雄鹅苗孵化公司的布置可谓面面俱到，而每一个真心想要投资养殖业的人，都有动心的可能，再加上公司某位经理花言巧语的攻势，不知不觉走进圈套实非难事。

有的受害者在实地考察后才着手投资，依然被骗几十万，而有的则是首次创业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不说，有时候投资者对所投项目再谨慎也依然难逃被骗的结局。很多案例，包括江苏地区多发的养鹅诈骗在内，行骗人员在骗局布置上花费的心思越来越多以至于演变成一整条产业链。

对此，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股权合伙人叶庚清律师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交通便利、信息发达的时代，公众有特别快捷的途径去了解一个事件的真实性。“随着公众安全意识的逐步提高，仅凭一个人或几个人天花乱坠的吹捧已难以实现诈骗目的，即使偶尔成功，也不会长久，加上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很高，产业链式诈骗就应运而生。”

的确，从已经公开的养鹅诈骗案件事实来看，不少受害人对鹅场进行了多方实地考察，而产业链式的骗局总能说服一个又一个投资者，当大家意识到上当，为时已晚。

民事索赔难上加难

不管是线下投资还是电信、网络诈骗，产业链模式似乎已经成为不法分子的“高端追求”。自去年徐玉玉、清华大学教授被骗案后，“提高安全意识”“教你防诈招数”的宣传资料屡见不鲜，可诈骗实例似乎从未间断。

叶庚清告诉《经济》记者，如今诈骗分子通过各种渠道提升自己，这条黑色产业链已经进入专业化和大数据时代，有的甚至会请心理专家写脚本设局，单凭给大众支招防骗，效果寥寥。

他还强调，精心布置的骗局甚至令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感到为难。以养鹅案为例，项目方在实施诈骗时并非全程欺诈，比如一些养鹅场的确具有合法资质，而刘华桂和程经理签订的买卖合同也的确合法有效，双雄鹅苗孵化公司确实提供了符合合同数目的小鹅。单从这些事实看，整个流程很难认定为犯罪行为。

此外，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司法机关主动介入经济纠纷，因此受害人想要维权需要进行民事。可在民事诉讼中，项目方可以基于保底条款无效、市场风险、经营风险、自然灾害等原因免责。至于行政机关，其本身职责为监督指导，更不能随意干涉经济纠纷，对产业链模式的诈骗也难以有效查处。

北京市邦道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武绍智则告诉《经济》记者，即使个人被诈骗的资金数额很高，只要不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广泛且恶劣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也倾向不立案。“一方面，公安机关的案件太过繁重，一般的经济纠纷很难再抽出人力物力针对性处理；另一方面，一旦立案，若无法破案，就会成为悬案，堆积起来对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种压力。加上诈骗团伙常常流窜作案，或者异地作案，侦查很有难度。”

武绍智指出，国内诚信缺失问题非常严重，他经手的一些诈骗案件甚至就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即便如此，骗子被揭穿的时候，也不会主动把钱还给亲朋好友，在他们看来，能骗到钱是有本事，而不是一件应该感到耻辱的事情。”

由于诈骗团伙的产业链作案模式，单纯去鉴定一个公司是否具有资质已经不能作为预防诈骗的保障了。接受《经济》记者采访的律师都认为，除了需要看项目方是否具有合法注册的市场主体资格外，还应该到全国企业信用查询系统中查询项目方的经营范围、项目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管理人员的个人资信问题。“如果公司里的高级管理人员官司缠身，会在专门的裁判文书网站或消费者投诉网站上留下痕迹，投资者就要三思而行。”武绍智如此补充。

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