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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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区选举 投机博弈 公民社会

Abstract：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urbanites are " economic men " instead of modern citizens， their goals are to pursue the maximization of their instant interests．They are good at calculating costs and profits， then determine whether to participate and how to participate．It easily causes the community election into game of speculation．In the course of electing， in order to reach the aim of double over half，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can only dissolve this predicament through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the alternative (politics is mobilized or the material is encouraged ) ， but the mechanism will be hard to carry on because of increase of the social cost. So it is the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modern citizen society and strengthen resident ability of self-organizing．

Key words：community election；game of speculation；civil society

一、理论阐述

1、相关概念分析

（1）本文中的投机博弈是指在社区共同体中，居民不是以公民身份，不是因关心社区公共事务而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相反，抱着一种投机心态，为获取个人短期利益，哪怕是蝇头小利而参与公共活动，致使社区公共利益受损。在社区选举中，投机博弈具体表现为多种行为模式：要么是为获取补贴、纪念品而参与投票；要么是因无法分享公共资源而采取不参与或对抗行为；要么是为了从掌管公共资源中获利，通过隐蔽结盟，采取非公开的、群体性的竞选；要么是为获得个人就业岗位而参与竞选。

（2）需求表示的是个人或家庭在社会、经济、健康等方面存在的欲求[1](p227)，它是生命活动的表现。选举需求就是指居民在选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需求，分享公共资源及其所带来的收益是主要需求。

（3）选举行为是指围绕选举而展开的各种活动。从狭义的社区层面而言的，主要是指围绕社区居委会选举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它包括候选人的选举行为，诸如发表竞选演说、入户竞选或拉票、投票、了解有关选举以及得票情况等；选委会成员的选举行为，组织和监督整个选举过程；选民的选举行为，主要是选民登记、为候选人拉票、投票等等。

2、产生投机博弈的原因

（1）历史文化传统原因

一直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是政府垄断权力和资源，自上而下地建立起自己的“单位”，形成垂直式的、依附式的权力关系结构，依靠行政指令来协调各方行为，老百姓只有通过与外部权威建立私人交换网络来追求个人的即时的、短暂的利益。在这种“庇护－附庸”的关系网络中，受庇护的依附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其个人利益的取得不需要其他依附者的支持。换言之，他们既没有共同的利益去反对互相欺骗，也不惧怕互相疏远和隔离，相互之间难以实现合作，从而容易导致投机行为的泛滥。“跑部钱进”、“有事找单位”等现象生动地说明了人们这一纵向关系网络所进行的投机行为。又如在中国农村，人际关系是一种以家族为中心的“圈层式”网络，人们的行为主要是靠习惯、习俗等内在制度来规范的；城市则不同于农村，调解居民的行为主要依靠外部权威来进行，但这种权威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难以实行有效的监督，这往往就为各行为主体的投机带来便利。在普特南看来，这种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对于庇护者和附庸者双方来说，他们都更有可能出现投机行为。[2] (p204－205)这也是在当前中国经常出现投机行为的原因之一。

（2）现实原因

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3] (p326)目前中国的城市社区是“公民缺失的社区”，现代公民是以关心公共事务、参与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为基本标志，以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为组织载体，以信任与合作为价值理念。然而在当前城市社区中，社区中介组织发育不够，公开的横向网络不多，居民无法走出家庭来参与各种社区团体，也无法通过交往构建信任与合作关系，陷入投机主义的可能性随时存在。普特南认为，公民参与网络能培育起强大的互惠规范，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交往和合作，从而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也即有助于抑制投机主义。

3、走出投机博弈的权宜之计

在现实状况中，既要保证选举的“双过半”，又要保证高投票率和高当选率，这就需要抑制投机行为。目前，走出投机博弈困境，通常采用两种办法：一是进行政治或行政动员，也即利用行政命令强制居民进行参与选举，然而随着单位制解体，大部分居民与政府或企业脱离，对原有单位已不再有所求，因而这种单一的行政机制势必难以奏效，也就难以保证较高的参选率；二是建立物质激励机制，即通过满足居民的物质需求来提高居民参与选举，如在选举过程中，对参与选举的居民发放纪念品或补贴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成效。

4、理论模型及解释

现阶段我国随着“单位制”社会解体，越来越多“单位人”变为走进社区、依托社区的“社区人”，[4](p28)下岗、失业在城市居民中普遍存在，就业、住房、医疗等是居民急需解决的最主要问题。现实的生存需要使得多数城市居民理所当然地成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最大限度地寻求满足个人或家庭生活需要的资源，更多的是关心自身的个人利益而非社区的公共利益。也即是说，他们仅是纯粹意义上的居民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即便他们有着共同的公共需求，也未必会采取集体行动。

上图反映了居民的选举行为与需求之间的关系、投机博弈困境的出现以及如何走出这一困境等问题。在选举中，居民的选举需求源于社区所拥有的资源，而作为个体的每位居民又有着两种需求――个体性需求和公共性需求。正常条件下，缺乏公民意识的居民只会关心和追求个人利益而漠视公共利益，并常会为获取私利而采取投机行为。具体说来，就是当居民面对的是个人需求时，他们精于参与选举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和比较：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会采取积极的选举行为，以获取社区资源，可称之为“有为获取资源”（实线箭头）；反之亦然，消极行为或弃权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而当居民面对的是公共需求时，大多数居民都会竞相投机，采取“搭便车”行为，而这时就会造成“投机博弈困境”――大家都不积极参与选举。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们获取社区公共资源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便是“无为获取资源”（虚线箭头）。安东尼·唐斯曾就此提出理性选民假说，他在《民主的经济学理论》中用理性选择的观点对选民的投票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在一个较大规模的选区中，由于投票所获回报是如此之低，以致很小的成本都会使选民弃权。”[5](p31)

在当前中国的选举中，解决这种“投机博弈困境”主要是通过行政强制和物质激励来保证高参选率和高当选率，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居民的参选，使一部分居民发生“态度转变”，走出“投机博弈困境”，积极参与社区选举，由“无为获取资源”转化为“有为获取资源”。

二、相关个案分析

为了更好地论证上文所阐述的相关理论假设，本文以2003年10月武汉市C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①]为个案，通过剖析社区居民需求及其所产生的选举行为来进行验证。笔者根据选举需求和选举行为的主体不同，把参与选举的居民需求及选举行为分为两大类：

（一）竞选人的需求及其选举行为

社区是指由一定数量居民组成、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6] (p33-34)社区的定义表明它不仅是人的共同体，也是资源的集合体，包括着资金、权力等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资源。居委会作为城市社区的法定人，承担着社区的大部分事务，拥有支配和使用社区中公共资源的权力。布洛克认为，权力是指它的保持者在任何基础上强使其他个人屈从或服从于自己的意愿的能力，[7](p453)也即可以控制和制约别人的能力。众所周知，几千来的“权本位”思想一直残留在人们心中。在居民看来，居委会工作人员也是政府干部，管理着社区内的各种事务，手中有权，是巷里的“小总理”。一些居民参与竞选的目的也就在于――企图把这种“支配社区资源的公共权力”变成自己的私权，从而控制别人和谋取自身的利益。而能否争夺到职位，是争夺社区资源和权力的前提，为此各竞选人在选举中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角逐。在C社区直选中，选举表现异常激烈，并由此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竞选方式：

1、“五人组合式竞选”

在C社区，激烈的选举使得单凭个人的力量很难有胜算的把握，联合起来进行竞选成为各候选人的最佳选择，然这一动机并不意味着任意竞选人之间就能联合起来，它还要取决于各竞选人之间所拥有的联合资本或砝码。在C社区选举中，共有8位正式候选人，其中的五位进行了组合。在选举中，这五人的具体需求及其选举行为：Q某，原居委会主任，本次选举希望自己和原班人马当选，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和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其砝码就在于他手中拥有100名低保志愿者为其效劳；L某，原物业公司经理，是Q某一手提拔的，但她总觉得自己在社区缺乏合法地位，要看别人颜色行事，因而她参与竞选目的在于获取合法的社区职位，并进而获取社区资源，其资本在于――她在一部分群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就为她和其他人联合奠定了基础；M某，是街道办事处下派的参选人员，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是她的雄厚资本，为了谋取职位和维护自己的颜面，与其他竞选人联合成为她的理性选择；而另外两人都是原居委会成员，与Q某和L某等有过长期合作的经验，在社区中也有一定威望，这就为他们的联合提供了便利。正是在这一特定情况下，他们实现了“五人组合式竞选”。在整个选举过程中，这五位竞选人都非常积极，跑上跑下，忙于为自己和集团拉选票，可谓是把他们累得够呛的，如他们自己所言：“选举一天不结束，我们就一天睡不着觉。”当然“皇天不负有心人”，最后“五人团”胜出，在宣布当选的候选人的一刹那，其中的几位都“心酸地哭了”。

2、“散状的个人式竞选”

而其他的三位候选人则是处于既无地位又无影响力的弱势居民。但实际上他们比其他竞选人有着同样的甚至更为强烈的当选欲望，因为他们都是下岗职工，希望能竞选到居委会岗位，从而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然因缺少畅通的信息渠道和联合的资本，他们之间只能是零散的“马铃薯”，无法联合起来与其他五人进行对抗。也即是说虽然他们的需求欲望很强烈，但其表现出来的行为却是很消极，他们也坦言：“我们的参选只是陪衬，肯定是竞争不过他们五人的。”

从中可以看出，由于社区居委会还处于一个发育不健全的阶段，资源分配决策机制不健全和信息渠道不畅通，不利于居民之间的平等竞争，这就容易造成竞选人之间的分层。根据对参加竞选成本与收益的不同判断，各竞选人会采取各自不同的选举行为。

（二）选民的需求及其选举行为

1、选民需求

每个社区都是由各种不同层次的居民个体所组成的，因而他们表现出来的选举需求也是千差万别的。根据选民需求的对象不同，可把选民的需求分为：个体性需求与公共性需求。

（1）个体性需求

C社区是上个世纪80年代由搬迁户占主体组建而成的，社区内有居民2872户，共8600多人。其中社区内有特困家庭200多户，无职业者近500人，老年人1500人左右，素有“特困家庭多、无职业人员多、老年人多”的“三多社区”之称。社区居民的人均月收入只有300元左右；根据对C社区经济状况的问卷调查得出：该社区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社区居民占64.4%。另一份问卷调查：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回答没有工作占40.4％，没钱看病占33.3％，住房紧张占9.9%。这些数据和资料表明C社区是一个弱势居民占多数的社区，居民有着比其他社区的居民更为强烈的物质欲望，更希望从社区获取公共资源满足其个人低层次的生存需求。

从这一现实情况出发，居民必然是理性的“经济人”而非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在选举过程中，他们的选举需求就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现实层面的需求。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安全、归属、自我实现等七个层次；而马克思把它分为自然生理或生存需求、社会需求、精神需求等三大需求。他们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的需求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需求与个人的行为之间是密切相联的，并认为生存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既然居民首要解决的是个人生存问题，而参与选举却又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等成本，那么能否从参与选举本身获取直接的、现实的利益是选民的首选目标，能获取的利益越多，其行为就越积极；反之亦然。在许多地方居民参与选举活动能够得到一定的补贴或物品（如纪念品），这一直接的物质利益极大地推动着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而且根据以往的参与经验，居民产生“路径依赖”意识――希望从参与选举能获取直接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潜在层面的需求。人的需求不仅表现在对显性的、直接的物质需求，还包括其他隐性的、间接的物质需求和非物质需求。如对于下岗工人和无职业者来说，他们希望选出能干的领导班子，从而能为他们多提供就业渠道，以帮助其解决就业问题；对于无劳动能力和残疾人来说，他们则希望新一届居委会干部能给他们的基本生活带来保障，享受低保；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希望社区能开展更多的活动。老年人往往在时间上比较空闲，且因其子女都已成家和参加工作，相互之间的接触渐少，在心理上他们会产生一种孤独和寂寞感，而更多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可满足其精神需求，摆脱空虚和寂寞。

（2）公共性需求

你最希望社区做好哪件事？回答环境卫生工作占被调查者的42.6%，社区治安工作占40.4%，其他如社区就业、医疗、低保等问题共占17％。下面是一组有关C社区公共性需求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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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治理理论 高职院校 教师 学术管理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5C-0097-02

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这些改革促进了高职院校内部管理的发展，但内部管理上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之间的错位、越位或缺位现象仍然存在，这严重削弱了广大教师参与学术管理的权利，导致当前高职院校学术管理的发展受阻。因此，分析当前高职院校学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找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促进高职院校学术管理科学化、民主化以及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仅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对高职院校教师参与学术管理的适切性以及改革原则做一些探讨。

一、治理理论

在《高级汉语词典》中，“治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调治”，二是“修复与重建”。英语单词“Governance”的意思是“控制，指导和操纵”，常与“统治”交叉使用，大多数情况下用于与国家公共事业相关的宪法之事、法律或执法问题，也可以指管理利益不同的行业或者机构。治理最早用于政治领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赋予了治理许多新的含义，其应用也不再局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而广泛使用于社会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等各个学科和领域。

治理的含义不是单一的，也不是统一的，因为牵涉很多因素，所以它的含义多种多样。治理被描述为结构、自治形式、权利和责任、决策以及法律关系，因而当前对“治理”定义的解释就变得困难起来，因为治理理论试图概述当前各种复杂变化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治理的含义已变成非常复杂的系统，了解这个系统并不容易。目前全世界的不同研究机构和学者给“治理”下的定义至少有200种，其中比较权威和有代表性的定义是由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给出的：治理指的是各种公共或个人与机构管理事物的方式的总和，是调和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于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认同的各种符合他们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治理”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已定的范围内，通过权威来维护秩序以满足公民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不同关系系统之间运用权力指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活动，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利益。

二、高职院校教师参与学术管理的现状

当前高职院校的内部管理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前者行使行政权力，行使权力的主体是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及行政机构，后者行使学术权力，这些权力包括高校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及招生就业等权力，行使权力的主体并不限定。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行政权力根深蒂固，对学术事务采用行政化管理，造成行政权力“越位”；二是学术权力根浅叶嫩，造成学术权力“缺位”或“虚位”。我国的高职院校办学时间相对较短，各级的学术机构（比如学术委员会）才刚成立，甚至尚未建立学术机构，因此学术权力“缺位”。尽管目前一些高职院校已成立高教研究所，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等一些行使学术管理权力的学术组织机构，但这些组织机构大多数形同虚设，在学术管理中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而行政管理在学术事务和学术活动中仍起主导作用。比如，涉及学术发展的重大决策，往往都是行政机构决策、行政人员执行，广大教师参与这些学术决策的程度很低。又如，在当前高职院校学术管理机构中，行政人员所占机构成员的比例过大，在学术决策和学术执行中采用行政权力干预学术事务，而作为身处教学和科研一线的广大教师在学术管理中很难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这些都反映出当前高职院校内部管理中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之间不和谐的关系。高职院校内部管理中这种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势必然阻碍高职院校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重构高职院校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由于重构二者关系涉及行政管理人员或行政机构管理权力的再分配，所以他们并不愿意从制度或体制上界定或规范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正确关系，而是从局部上调整二者关系以迎合广大教师参与学术管理的愿望，但这种局部调整无法从根本上满足广大教师参与学术管理的诉求。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层面来重构高职院校内部管理中的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

三、治理理论为高职院校教师参与学术管理提供新视角

治理理论为重新构建高职院校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首先，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主张通过多个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共同管理。在高职院校内部管理中，除行政管理这一管理主体外，学术管理应该成为重要的管理主体。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共同承担着高职院校的发展重任，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应是控制与被控制的直线关系，而应成为合作的伙伴关系。其次，治理理论主张法治，强调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这就必然要求行政管理不能凌驾于学术管理之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应由过去的控制与被控制的直线关系转化为平等的伙伴关系。最后，治理理论强调民主，治理需要通过民主协商与上下互动达到“善治”目的。这就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和学术管理人员以民主协商及民主谈判的方式来处理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行政管理人员不应通过“专制”手段实现对学术事务的越权管理。由此可见，从治理理论视角分析当前高职院校学术管理缺位以及行政管理越位的根源，是重构高职院校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平等合作关系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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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治理；融合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产生和发展状况

1.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

1923年，英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在美国考察企业时首先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企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将道德因素包含在企业社会责任范畴之内。

2010年11月1日，ISO在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主题为“共担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IS026000(社会责任指南标准)仪式。LS026000的标志着首个适用于全球的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根据IS026000的定义，社会责任是“通过透明和道德行为，组织为其决策和活动给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影响承担责任。这此透明和道德行为有助于可持续发展，包括健康和社会福利；符合适用法律并与国际行为规范一致；融入到各个组织并践行于其各种关系之中”

2.公司治理的含义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公司治理结构原则》中给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定义：“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据以对工商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诸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清楚说明了决策公司事务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结构使之用以设置公司目标，也提供了达到这些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

二、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契合点

1.两者产生于现代大公司的出现

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具有历史的渊源性和发展的共生性。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都产生于现代大公司的出现，两者统一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实践。公司治理是社会责任得以实施的重要途径，社会责任则能够推动公司治理的有效改善与良性发。

在现代企业出现之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现代企业与古典企业相比，首先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和公共性。由于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制的产生，使得企业可以摆脱自然人的束缚，作为一个独立法人存在，这就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奠定了制度基础与组织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股份制拓宽了企业资本的来源，在为企业提供充足资本的同时也使得企业具有了一定的公共性，特别是公开上市的公司，其经营行为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这成为了现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现代企业所雇用的规模以及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古典企业所无法企及的，这使得现代企业在经济社会中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而根据戴维斯提出的“权力――责任模型”，公司的社会责任来自于他所拥有的社会权力，责任就是权力的对等物，所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现代企业诞生后显得更加突出，其理论源头应该追溯至现代企业诞生。

因此，上个世纪初现代企业的出现是企业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革命，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历史上一次质的飞跃，同时对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企业的诞生也因此成为了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共同源头。

2.两者统一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实践

弗里曼于1984年给予利益相关者的经典定义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买现或被企业目标的买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泛指与公司存在各种关系的人或团体，如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一直以来公司治理争议的焦点在于公司到底应该为股东服务还是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经营。直到上世纪70-80年代经营环境变化使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群体利益受到企业行为的影响，企业越来越变成“社会的企业”：公司运营不仅影响到对公司付出各种专用性或通用性投资的所有者利益，而且影响到消费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除股东外，来自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制衡对公司经营者正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引入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企业社会责任被明确界定在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上。也就是说公司的社会责任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核心特征，公司治理结构必须认同和适当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并且鼓励公司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就创造则富和工作机会以及保护企业财务健全进行积极合作。

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公司治理就是关于处理公司内部治理制与行使公司社会责任关系(从整个社会)的问题。公司治理目标不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要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保证公司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只有当社会责任成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而公司治理就是这样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法人治理结构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制度机制。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就是公司所有权的有效实现形式，是以产权为基础的均衡相关者利益的一种控制机制，从公司行为的主体范围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来看，法人治理结构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基础性自律机制。王阳(2009)认为传统的以股权保护为核心的公司治理存在严重不足，应基于社会责任对公司治理模式进行重塑，并从职工、债权人参与治理等角度对新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论述。

三、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的重新融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一）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使得公司治理必须更多地关注社会责任问题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物质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和稀缺性相对下降，而人力资本、无形资本等正日益凸显其重要性，特别是人力资源、商誉、研发能力、企业形象以及社会认同等，正对企业的价值创造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此因素都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着密切联系。

（二）社会依存结构的变迁也使得社会责任问题日益重要

进入新世纪以后，社会的依存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原先很多宽松的社会约束正在变得日益严苛，自然环境的压力以及社会各阶层权利意识的强化使得企业生存发展所处的社会依存结构与二十世纪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无论是自然界出现的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等问题使得企业必须更多的关注绿色与环保，还是社会中各阶层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企业必须更多地关注职工权益，更好地处理与职工、工会、社区等的关系等，这一切都要求企业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公司治理模式

（三）社会各方而的压力使得企业社会责任逐渐向企业内部渗透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逐渐获得了社会各方而的认同，也就日益从一种社会思潮和呼吁演化一种为对企业产生实际约束的力量。特别是政府管理部门、社会团体以及消费者力量的强化，使得企业社会责任日益渗透并落实到企业内部，渐渐冲击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

参考文献

[1]王阳.基于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模式重塑[J].西北师人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2]吕立伟.企业税收保值信息披露与社会责任履行的实证分析[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6(8).

[3]高汉祥,郑济孝.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同源、分流与融合[J].会计研究,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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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在某个节点内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到顶峰，并呈现出下降的一个趋势。

碳中和：通过节能减排、产业调节、植树造林、优化资源配置等治理二氧化碳的手段，使得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甚至是回收利用，以此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的目的。

在环境日益恶劣的时代，全球的温室效应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人们在感受到环境逐渐恶劣的同时，也在不断为治理环境而努力着，毕竟这关乎着人类的共同家庭，所以环境治理问题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经常看到一些环境治理的热点，其中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两个常听到的词，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它们的含义。

无论是碳达峰还是碳中和，都是属于二氧化碳治理工程中的一种概念，而在这项工作中，有一个概念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碳排查。碳排查这项工作主要是政府部门以及企业作为单位，来统计其在社会和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这个排查工作，在整个二氧化碳治理体系中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只有统计清楚二氧化碳的排放，才能针对性地去处理，做出针对性的治理方案，做到碳达峰和碳中和。

环境治理已成为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治理好环境，调节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而且，从大的方面来说，实现碳中和和碳达峰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有重大意义。

碳中和碳达峰的含义及意义

碳达峰是指我国承诺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物造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碳中和碳达峰的意义：碳达峰碳中和是系统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工作，覆盖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高耗能、高排放部门，涉及生产和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等各方面。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制定科学的行动方案，有助于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方法

不能只依靠节能提效带来的能源需求降低，也不能只依靠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的能源电力部门脱碳，而必须依靠各经济部门和各能源行业的全面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呼唤着技术的快速突破和市场的有效激励，需要有突破性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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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机制；股权集中；股权分散

公司制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在世界经济中已经成为了占据领先地位的组织形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提高经营绩效的必要条件。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是公司制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是真正实现公司制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重要保证。

一、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关系

（1）股权结构的含义。股权结构是指股东的产权结构，即公司股东权益的构成和分布状况，具体而言是指公司内部各种类型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占总股份的比例以及所持股份的流通与非流通性、股权的集中与分散等。（2）公司治理机制的含义。公司治理机制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治理机制是指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条件下，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权利和责任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广义的公司治理机制则涉及到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供应商、债权人、政府、社区和雇员等与公司有利益关系的集体。（3）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关系。一般来说，股权结构决定着公司治理机制。有什么样的股权结构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机制。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它决定了股东结构、股权集中度；而公司治理机制则决定了如何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利益的分配，是衡量公司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因此，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只有合理的股权结构才能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

二、不同的股权结构模式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

（1）股权集中型。股权集中会给公司治理机制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在股权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模式下，大股东掌握了控制权，其具有限制经理人牺牲股东利益，谋取自身利益行为的经济激励，可以更加有效地对经理人的行为施加监管，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问题。另外，大股东持有较高的股票份额，与公司的利益相关性也较高，这能够促进他们有积极性去监管经理人的行为，使得经理人的行为倾向于股东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能够缓解中小股东“搭便车”的问题。另一方面，股权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模式也会给公司治理机制带来消极的影响。大股东凭借其所持有的较高股票份额，谋取私人利益，从而牺牲了中小股东的利益，甚至会损害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2）股权分散型。在股权分散的股权结构模式下，单一股东缺乏对经理层进行有效监管的动机，导致公司治理机制失效，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形成公司经理层强，外部股东弱的局面。股权分散模式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内部人控制”，经理层掌握着公司控制权，谋取私人利益。在股权分散模式下，单个股东持有公司份额很少，其对公司的监督能力有限，而且其对经理层实施监管获取的收益按持股比例分享，但是却要单独负担全部的监管成本。因此股东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将进行权衡，并以此决定是否对经理层实施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分散的股东普遍存在着“搭便车”心理，监督经理层行为的积极性很小。

三、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现状

（1）股权结构复杂。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十分复杂，股票被划分为国家股、国有法人股、社会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和社会流通股，社会流通股又进一步分为A股、B股、H股、S股等。不同类别的股票在股价、流通性和转让程序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形成了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的状况。（2）股权结构不合理。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其是否合理决定着公司治理的效率。我国推行股权分置改革的目的在于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各类非国有股不断涌入，使得国有股在总股本中的比例有所下降，有效地优化了股权结构。但是目前，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的局面依然存在，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依然高度集中，国有法人股依然占据着绝对控股地位。（3）国有股“所有者缺位”现象严重。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所有者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当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所有者缺位”。国有股是非自然人持有的股份，其股东理论上应该属于全体人民，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也是全体人民。但是真正能够对国有资产使用和处置的只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机关及其授权的相关部门，而政府机关又委托资产经营公司代表政府行使股权，资产经营公司再向企业派出法定代表人，这种不规范的委托关系会导致上市公司出现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经理层缺乏为国有资产的利益而实施经营管理行为的激励，从而导致国有股“所有者缺位”现象的出现。

四、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政策建议

（1）逐步减持国有股，以有效的股权结构制衡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减持国有股，降低国有股的比重，提高社会法人股东和社会公众股东的持股比例，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这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和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观点。国有股减持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国有股配售，二是国有股回购。第一，国有股配售是指在全流通的情况下，向普通的股东以低于市价的方式出让国有非流通股。国有股配售可以降低国有股权比例，重新配置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促使上市公司内部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从而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第二，国有股回购是指上市公司用现金将本公司发行在外的国有股购回，并注销这一部分以达到降低国有股在上市公司股本中所占比重的经营行为。适当的国有股回购有助于减持国有股，盘活国有资产，增加上市公司其他流通股东的持股比例，从而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机制。（2）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形成股权结构多元化。机构投资者是指接受投资者委托，以证券投资为主要获利方式的专业资产管理机构。机构投资者与分散的小股东相比，其在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例如，机构投资者能够解决小股东不具有规模效益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消除大股东以及内部人控制所缺乏的外部独立性与公开性。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地监督经理层的经营行为，参与公司治理，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3）推进股权分置改革，优化股权结构。股权分置指的是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在一个上市公司的总股份中存在的现象。股权分置改革是由国有股减持和股份全流通的概念演变而来的，是资本市场的一项重大基础性制度变革。股权分置改革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改变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现状，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促进各类股东形成共同的利益基础，提高上市公司的绩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公司利润的最大化，最终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地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股权分置改革不能一步到位，因此我们要稳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

参 考 文 献

[1]徐莉萍，辛宇，陈工孟.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6

[2]赵秋君.美日两国公司股权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启示[J].会计之友.2005

[3]高闯.公司治理：原理与前沿问题[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

[4]葛蓉蓉.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状态依存性[J].金融研究.2006

[5]杜亚，刘祯艺.解决公司治理问题的利器——股权激励[J].企业导报.2009（5）

篇6

关键词 “翻转课堂+专题研讨法” 高校政治理论 教学模式 运用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6.10.034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Special Seminar" in the Teaching of Political Theo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Xiaozheng， ZHANG Jianqiang

（Manzhouli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Manzhouli， Inner Mongolia 021400）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has always been a platitude is often a new topic， combining "flipped classroom" and "seminar"， explore "flipped classroom + monographic study" teaching mode， and applied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olitics theory class teaching process is effective mea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construction "flip + Classroom monographic study" teaching model， and this model is applied to the specific teaching practice， classroom teaching design and realize the innovation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teaching idea.

Keywords "flipped classroom + seminar method"； college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mode； application

0 引言

高校政治理论课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因此，高校政治理论课历来都是备受关注的课堂。但是，长期以来单一的教学模式，使得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一直以来都是常谈常新的话题。特别是05方案实施以来，更是加速了对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探索。

翻转课堂作为对传统教学模式颠覆的新型教学模式，是一种秉承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体现学生学习主动性的教学形式。这一教学模式的教学理念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理念的翻转，将传统课堂教学中以教师教授为主转变为学生主动学习、教师引导教学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由之前的“讲授主体”转变为“引导者”，学生则由之前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研究主体”。实现了对传统课堂的颠覆。翻转课堂的教学过程包括课前准备、课堂讨论和课后总结反思。这种颠倒课堂的教学模式，“让原来的消费式课堂变成了生产式课堂和创造式课堂”①这对于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具有重要作用。

专题研讨式教学是基于专题设计基础上的研究与讨论式教学方法。这一教学方法以教材内容为依托、以专题设计为基础、以学习讨论小组为单位、围绕专题主题展开的讨论探究式学习。这种教学方法有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挖掘学生发现问题和探讨问题能力，“是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为一体的创新教学模式。”②

“翻转课堂”和专题研讨式教学虽然在教学具体环节上各有侧重，但是都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基地，应当创新教学方法，以提升其有效性。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专题研讨式教学法可以说是一种适应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特征的创新方法，将专题研讨式教学与翻转课堂相结合，将专题研讨教学置于翻转课堂基础上，可以更加有效地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1 “翻转课堂+专题研讨法”的教学模式设计

翻转课堂的教学环节包括课前准备活动、课上互动学习活动和课后考核评价活动。将专题研讨与翻转课堂相结合，将专题分解为若干有针对性的问题制作成短视频，可以更为直观地让学生领悟课程内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便于更深入地展开讨论和学习。结合这一思路，可以用图1所示展示该教学模式。

环节一――课前准备活动。无论是专题研讨还是翻转课堂，课前活动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首先，教师必须做好准备。要对学生的知识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在对学生基本认知有一定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适合学生特点的专题视频设计。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和学生需要完成各自的任务。教师应当结合课程特点、课程内容及学生认知和经验设置能够吸引学生眼球和兴趣的专题，并将大专题根据不同知识点分割成小专题并录制视频，准备资源。而学生则需要观看视频，根据视频内容及所涉及的知识点查阅资料，进行思考和自主学习并对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形成认知，以实现知识的第一次内化。通过这一环节的进行，为随后的课堂讨论和第二层次的知识内化做积淀。

环节二――个性化课堂活动。这一环节是学生主动性和教师指导性协调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首先，对学生在课前准备中所形成的问题进行汇总。并根据学生特点进行分组讨论，同时教师要对各小组进行个性化指导，引导沿着正确的方向学生积极主动学习，避免走入误区。这一环节中，学生通过课堂讨论、交流互动及教师的个性化指导实现知识的再次内化，这种生动的、参与式的课堂活动，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学习的主动性，有利于学生牢固掌握所学的知识，从而实现知识的内化和提升。与传统课堂不同，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一直处于指导者的位置，学生则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这一角色的互换，更多地凸显了学生的主体性，更贴合现代教育理念。

环节三――课后总结反思阶段。在传统教学环节中，一般采用课后作业和测试的形式对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和效果进行评价。“翻转课堂+专题研讨”教学模式则注重通过学生对知识的综合应用来实现评价。此外，对学生参与课堂的主动性、交流互动的积极性及对所提出问题的解决程度等完成评价。另外，教学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环节，课后反思既包括学生反思和教师反思，学生通过反思对所遇到的问题和讨论交流的成果进行凝练，从而实现知识的内化。教师通过反思对课程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和课程设计等环节所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找出不足，从而对教学资源和教学设计进行优化，实现自身的提升，以实现教学的最优化设计。

2 “翻转课堂+专题研讨法”在高校政治理论课中的应用

高校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提高其实效性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将“翻转课堂+专题研讨”教学法应用于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提高课堂有效性的重要方法。本文以“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构建和谐社会内容为例，进行教学模式设计。

2.1 明确教学目标

通过该内容的学习，让学生明确了解和谐社会的含义、特征，了解目前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问题及成因，进而引导学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

2.2 教学过程设计

（1）课前准备活动。课前准备活动包括教学和学生两部分。教师活动主要包括设计专题和视频录制。首先，教师要依据专题内容录制视频。内容主要包括和谐的含义，目前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问题――教育公平、食品安全、邻里和谐及其原因等，将这些内容分割成小专题，并按照专题内容录制小视频。其次，要求学生观看视频，了解和谐社会的含义及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思考：目前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问题的原因有哪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有哪些以及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个性化课堂活动。在课前准备活动的基础上，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分组讨论，加深对和谐社会及其构建的对策的深层认识和理解，这一环节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性作用，要运用恰当的方法，适时地引导学生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讨论，探寻解决问题的措施，避免学生走入学习误区，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3）课后总结反思。这一环节也包括两个内容：学生反思和教师反思。一方面，学生在课堂讨论交流的过程中对专题内容形成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课后要进行深刻的总结，以此加深认识，是知识进一步内化，充分发挥政治理论课对学生的塑造性，使其真正形成有助于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理性认知。另一方面，教师要对课堂教学环节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总结，并对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设计进行优化，实现资源及过程的优化设计。

3 小结

将“翻转课堂+专题研讨法”运用于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的一次创新。这一教学方法改变了传统“以教师为本”的教学理念，树立起“以生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实现了教学理念上的创新。同时，这一教学模式颠覆了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将教师引导、学生主动性发挥相结合，提升了学生学习、挖掘知识的主动性，也提升了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激发学生思维的闪光点，在参与中内化知识、 认识，对于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学习观、价值观有重要意义，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教学目的，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得到真正发挥。

基金项目：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专题研讨式教学法应用于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研究》（NJ SZ1509）

注释

篇7

这里，我把哈耶克在论述知识问题上的几重转化，理解为对几种“知识关系”的看法。在我看来，哈耶克所说的“分立的个人知识”，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关系，其实质是一个人不能完全占有他人的知识；哈耶克所说的“默会知识”，指的是人与他自己的知识的关系，其实质是一个人甚至对自己的知识也不能完全占有；哈耶克所说的“绝对无知”，则是个人与所谓“社会知识”的关系，其实质是个人不可能完全占有这种只能由“社会”整体上“知道”[3]的知识，如“传统”。

按照邓正来的解说，在这几种知识关系中，哈耶克是从个人对社会知识的“无知”关系出发，才真正开始建构其社会理论的。“社会自生自发秩序不仅是由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发生互动形成的，而且更重要的还是由行动者与那些并不为他们所知……但却直接影响他们行动的社会行为规则发生互动而构成的。”[4]换句话说，哈耶克早期发现的是分立的个人知识与“市场”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人与人之间在知识上的分立或分工，要求一个分散决策的市场制度来对这些知识进行有效的利用，[5]而中央计划体制只会利用其中的很少一点知识，很多个人在特定时空下具备的知识被弃而不用，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无效率；而他晚期发现的则是，由于个人对他人、对自己、对社会的知识的“无知”，他只能依赖某种“社会行动规则”才能行事，“行动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过遵循社会行动规则而把握他们在社会经济世界中的行事方式的，并且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在与其它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维续和扩展社会秩序的，因为在哈耶克看来，遵循社会行动规则，‘把我们从这样一种麻烦中解救了出来，即在某些问题每次发生时都对它们进行思考的那种麻烦’”。[6]也就是说，遵循社会行动规则有助于我们“俭省”地行事，哪怕我们不知道这些规则的存在理由，甚至对遵循它的后果不能确定时也只能如此，因为如果每件事都要“先知而后行”，我们将寸步难行，况且有些知识从其性质上根本就是我们无法完全、确切地知道的。

福柯在谈到自由主义的时候，把它描述为一种寻求“俭省的治理方式”的治理理性。“自由主义是被当作一种将治理运作理性化的原则和方法来分析的，这种理性化遵循经济最大化的内在逻辑，这也是它的特殊性所在。”[7]并且这种最大化是“社会的最大化”，不是国家的最大化，它的检验标准一直是“市场”这种能够最大化每个交易者效用的机制。但是，福柯所看到的自由主义还是一种国家被要求采取的治理技术，或者一种站在社会立场批评国家“过度治理”的理由，而在哈耶克那里，自由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个人的自我技术，这种技术要求一个人对自己的行动进行“俭省”的治理，并告诉他，他只能依赖那些“社会行动规则”才能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规则也在人对自己行为的这种“俭省”的治理中得到了检验和发展，那些经得起竞争、进化和选择的行动规则保存下来，进而形成所谓“自生自发的秩序”。这里自由的含义是，一个人不能被强制遵循某种规则，因为不这样他自己的个人知识可能得不到有效利用；但同时一个人又必须去寻找一种规则，因为不这样别人和社会的知识便可能得不到有效利用。在个人知识和非个人知识之间他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用最小的知识代价来达到最大的预期收益；这样个人自由便转化为一个效率问题。

总之，从一种“俭省治理”的治理理性来看待哈耶克建立在几种知识关系假定上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我们会发现，自由主义不只是社会对国家、市场对政府的要求，它还是一种理想社会秩序对个人的要求，这种理想社会秩序在哈耶克那里就是“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它要求个人保持自己的自由，以使一种社会选择机制得以进行；而这种自由的含义，不过是个人对自我、对他人、对社会的知识的合乎效率的使用。

「注释

[1] 邓正来：“知与无知的知识观”，邓正来：《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69-139.

[2] 邓正来：“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 邓正来：上引书，页1-68.

[3] 这里的“知道”，如哈耶克所言，只是在一种比喻的意义上使用的。邓正来，上引书，页117.

[4] 邓正来，上引书，页132-133.

[5] “从根本上说，在一个关于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就像主观价值观念帮助个人协调其计划的各部分那样。”“价格体系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最关键的信息只是以最简短的形式，通过某种信号来传递的，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人。”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施炜校，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页81，82.

[6] 邓正来，上引书，页134.

篇8

关键词：主体多元化治理;公共管理;高职院校;政府;社会

作者简介：孙云志（1975-），男，江苏泗阳人，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22-0044-04

自21世纪初期以来，随着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及构建现代职教体系步伐加快，我国高职院校开始出现了一股全国性的管理改革风暴，诸多管理理论伴随着这股风暴不断“拍打”着高职教育利益相关者的视野。引发这场管理改革风暴的因素，如管理理念落后陈旧、管理方式年年“涛声依旧”、管理者素质有待提高、管理激励机制缺失等问题，在我国高职院校管理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顺应这股管理改革风暴，对于高职教育利益相关者而言，其现实意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主体多元化治理理论只是这些理论风暴中的一个漩涡。主体多元化治理理论作为高职院校全新的教育管理理论，认为高职院校管理只要对上执行好教育主管部门这个“婆婆”的规定要求，对内只要沿袭原有中专学校传统单主体管理模式并非是与时俱进的产物。主体多元化治理理论支持办学权力分散、权责界限清晰、存在高职院校之外的新管理主体的治理模式，指出高职院校主体多元化治理体系是保障高职院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由此，强化主体多元化治理理论的研究，对我国高职院校治道变革过程中的策略与方式的选择必然有所裨益。

一、主体多元化治理理论的概述

（一）主体多元化治理缘起

精确定位主体多元化的涵义是准确解读主体多元化治理的前提条件。主体多元化作为一个概念，它是对诸多领域现状与需求的全方位扫描。面对传统公共管理中的市场、政府、志愿者组织三方面临可能失灵的困局，西方学者开始探索摆脱传统公共管理理论的枷锁，主体多元化理论就是20世纪80年代对传统公共管理理论超越的成果之一，从此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主体供给成为学者眼中新的“宠儿”。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就明确提出主体多元化意味着“许多决策中心，它们在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1]迈克尔・麦金尼斯则针对主体多元化的自发性属性，提出自发秩序是指“在其中许多因素的行为相互独立，但能够作相互调适，以在一般的规则体系中归置其相互关系。”[2]王强对主体多元化的理解则更贴“地气”，更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他认为“多元主体之间逐步建立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通过协商、谈判、让步等行动方式，最终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向度、上下互动和彼此依存的网络化体系。”[3]因此，在主体多元化治理机制中，需要形成包括政府在内的多主体相互依赖的复杂环境，来实现不同范围公共治理的善治目标。

如果说主体多元化理所当然是主体多元化治理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浓缩版化身，那么治理则是我们不得不提的词汇。与我国古代《孔子家语・贤君》 “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中治理强调管理与统治的含义不同的，是起源于20世纪公共管理领域的治理另有一番含义，它是西方国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遭遇市场失灵与国家失效的背景下推出的。格里・斯托克曾指出：“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制裁。”[4]它是“社会管理领域中的一系列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这其中既包括正式的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管理机制。”[5]由此不难看出，在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该理论追求的是在重视政府职能的同时，还不断强化社会组织间的配合协作，以期构建网络化管理格局。在国内有不少学者对治理这个词汇进行了解读，如毛寿龙从政府职能界定角度提出看法，认为 “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它的含义在于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并不直接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只是介于负责政治统治与具体事务的管理之间。”[6]陈广胜则进一步提出：“社会力量在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增强， 也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自下而上地对政府施加影响。”[7]从而最终实现主体多元化体制。由上述解读不难看出，主体多元化占据治理理论的最核心层，可以说，两者是深度融合的命运共同体。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高职院校主体多元化治理是在原有政府与高职院校治理主体的基础上，把社会治理主体纳入其中，打造涵盖政府、高职院校以及社会等治理主体在内的三维空间治理，形成政府、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社区、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国外资源等多个决策中心，实现高职院校治理主体间多元多向度网络化互动。

（二）高职院校主体多元化治理理论假设

高职院校治理受到人才培养与提供两个方面的影响，并且两者对其影响力差异很大;对人才培养与提供方面有类似偏好的人相聚一起，这些与职业教育相关联的人通过不同方式了解高职院校解决其管理存在问题的方式方法，从而对高职院校管理效能有一定的理解;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发展水平的高职院校能够给不同需求者提供其所需要的职业教育，使不同需求者有用脚投票的机会;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者有利于高职院校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社会参与者也要承担必要的高职院校发展成本;可能存在的大量对人才培养与提供方面有类似偏好的人，它使得高职院校有选择其他治理主体的机会，并通过与这些治理主体签约来约束效能低的治理主体;积极支持高职院校其他治理主体可能会采取的创新性技术，实现在接近最优的高职院校治理模式下运作，并通过鼓励有效的高职院校其他治理主体间团结协作，达到提高高职院校治理水平。

（三）高职院校主体多元化治理理论创新之处

近几年有两种现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其一就是高职院校招生境况不容乐观，有些省甚至大面积出现大量零投档现象，生源缺口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二就是高职院校毕业就业环境尚未明显改善，虽然高职院校毕业学生就业率很高，但必须注意的是他们大多处于就业链的低端，这对他们未来可持续发展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以上两种现象存在的原因有多种，但高职院校管理水平不高则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对此，高职教育界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有些学者提出强化政府对高职院校办学的管理力度，甚至有些学者提出彻底私有化的建议，但其结果并非尽如人意。高职院校主体多元化治理理论对除政府与高职院校之外的治理高职院校事务的可能性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即在常见的政府与高职院校两个治理主体以外把社会引入其中，打造政府、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社区、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国外资源等多元主体治理格局。

二、高职院校主体多元化治理的主要内容及现实应用

（一）“府管校办”与合作共治

与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期一样，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也正处于从规模发展到内涵建设的转型期。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虽然给我国培养大批技能型人才，也圆了许多孩子的“大学梦”，但与此同时，也给我国高职院校发展带来诸多困惑，在这其中，高职院校治理变革问题则是人们关注的聚焦点。

必须要指出的是，我国对高职院校治道变革方面的探索一直在持续进行中，最为显著的变化“路线图”就是20世纪末期的“政教合一”模式21世纪初的“府管校办”模式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中提出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发展模式。显而易见，在前两种高职院校治理模式中，政府还处于是否把高职院校“放养”的纠结状态中，因此这些改革措施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的效果，对高职院校发展的正能量有限。为了破除高职院校治理封闭的围墙，打通各种所有制形式互通的通道，近两年国家相继出台系列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法律法规，对政府、高职院校以及社会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而要达到真正的“管办评”分离，须在打破行政化垄断体制的基础上，积极吸纳行业、企业、社区、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资源等参与到高职院校治理进程中去。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给高职院校与社会充分办学自，建立政府以外的多元治理主体模式，形成合作共治状态。由此，“府管校办”与合作共治之争实际上就是个假命题，其实质就是要打造多元主体治理体系。我们深信，实现高职院校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使合作共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必将成为高职院校治理变革进程中的隆重一笔。

（二）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提供

高职院校主体多元化治理理论认为，经济学角度的高职院校治理就等同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提供。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者现今已不是高职院校独有的“专利”，行业、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以及国外资源都可以参与其中。高职院校人才提供者是指给社会提供大批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高职院校经常承担这个角色。改变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与提供方面的“专利”，把更多的社会资源引入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提供的进程中去，毕竟社会力量已然是当下中国高职院校治理变革的主力军。目前不少高职院校也在进行优化治理结构的探索，但必须注意的是，大多数高职院校仍然存在着对人才培养与提供的“大包大揽”，或者说是有董事会理事会之名，却无董事会理事会之实。虽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但没有清楚界定高职院校与其他治理主体间关系是其中重要一条，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与提供方面的职能仍是换汤不换药。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以及城镇化加快发展的今天，必须要破除高职院校单主体治理的格局，把高职院校以外其他相关治理主体，如行业、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以及国外资源等，引入到高职院校治理体系中，构建高职院校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这也与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对人才质量需求状况不谋而合。

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高职人才培养与提供是高职院校的事情，于是高职院校理所当然成为承担此职能唯一的治理主体。可高职院校承担的人才培养与提供能力与社会对劳动力需求的契合度并不高，由此可以看出，要求高职院校单独承担人才培养与提供的职能确实是勉为其难，毕竟现今的人才培养与提供并非是高职院校闭门造车就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社会相关方面合理协作才能够达到。因此，应抛弃高职院校单主体治理观念，将社会其他相关力量纳入到高职院校治理体系中，这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提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高职院校治理主体多元化将能够发挥主体间的成本、技术与竞争优势，为社会提供大批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

当下，随着社会治理主体职责不断明确，其参与高职院校治理的激情不断高涨，高职院校人才教育的供给自然而然由培养和提供两个部分组成。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以及国外资源等都可以成为培养学生的主体。提供人才的过程则是高职院校将所培养的人才按照社会需求输送到社会，是其成为合格的劳动者。这样，高职院校单主体人才培养传统被打破，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以及国外资源等多元主体人才培养结构逐渐形成。

（三）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政校企外”四方合作办学体制的实践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海口市，它是一所以培养经济贸易类高端应用型职业人才为主的国有公办高职院校，2013年11月通过了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验收。在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初期，为了创新办学体制机制，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该校根据国外一些职业教育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经验，以及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发展经历后明确提出：组建由政府主导、学校负责、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的合作办学理事会，形成“人才共育、资源共用、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政校企外四方合作办学的有效机制。具体措施包括以“政校企外”四方合作办学理事会为平台，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力度;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为依托，实现人才共育共享;建立校内校外“双导师”制度，加强教育教学改革;举办各类企业冠名人才培养班，建立校企合作育人长效机制。[8]

三、构建高职院校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

在高职院校多元主体治理模式中，以政府为主体的治理模式已广受诟病，急需构建起包含高职院校、政府和社会的三维框架下的主体多元化治理模式。主体多元化治理作为补充政府治理缺失而建立起来的新的高职院校管理方式也非无所不能，它同样存在着高职院校治理失灵的不确定因素，最为明显的就是多元主体治理演变成无主体治理“畸形体”。如果容许这个“畸形体”存在，则对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是百害而无一益，毕竟主体多元化与无主体是南辕北辙的两个概念，政府在高职院校主体多元化治理进程中要发挥重要作用。高职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与提供两个过程，其中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可以将行业、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以及国外资源等社会力量纳入其中，但这并非是政府在人才培养方面职责的“退位”，反而政府应在保基本和促公平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正能量。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虽是高职院校中吸纳社会资源较早且运行较好的高职院校典型代表，但政府对其能否成功运作仍然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毕竟政府既拥有对高职院校物质资源与政策资源的处决权，同时社会与高职院校也需要政府来验证其“正统性”，由此不难看出，教育主管部门在营造高职院校多元主体治理氛围方面确实拥有更大的空间。

在高职院校治理变革过程中，我国社会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与城镇化进程加快，这些都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提供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使社会资源参与高职院校治理成为一种必然现象。可是类似于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政校企外”四方合作办学体制实践虽给高职院校办学带来了活力，但同时也使政府对高职院校发展的掌控力有所减弱。为此，政府应采取相应的对策，对社会资源参与高职院校治理持更加开放的姿态，并通过适当的制度激励来调控、引导、鼓励与约束使其在正确的轨道上行驶。如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就提出“各级政府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统筹区域职业教育发展，落实职业教育投入责任，创设有利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和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良好制度环境。”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2015年工作要点中更是明确提出“探索推动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试点”。根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组建了由“政府主导、学校负责、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的合作办学理事会，该校已经成为海南省高职院校中在发展速度、人才培养质量以及国际合作程度等方面都处于第一方阵的高职院校，2013年10月更以良好等级通过了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两部验收。[9]由此可见，“政校企外”合作办学理事会是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可持续发展的平台，而当地政府着力营造的制度环境则是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政府在此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随着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设加快，主体多元化理论在高职教育发展进程中最大应用价值就是在高职院校治理变革中，突破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模式，构建高职院校、政府与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我国高职教育开始重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工作，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社会资源也开始逐渐融入到高职院校发展中，但他们的角色仍然是配角，离建立命运共同体还有一段距离，如不少高职院校的董事会、理事会的“空摆设”就是最好的明证。

综上所述，在我国高职教育大发展的今天，高职院校、政府以及社会三者间正在构建一种职责明确、合理定位的新型治理模式，该模式在当前以及将来一段时间内都将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当前高职院校发展不平衡性的状况决定了主体多元化治理体制在全国全面推广还尚待时日，政府在高职院校治理变革进程中的重要角色仍将长期存在。但随着我国现代职教制度的不断完善与社会参与高职院校治理激情的不断高涨，打造由高职院校、政府与社会等主体参与的合理分工、权责明确、各尽其能的多元主体治理体制将是我国高职院校治道变革的主方向。

参考文献：

[1][2][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毛寿龙，李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5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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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1-4.

[5]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张胜军，刘小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3-57.

[6]毛寿龙.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1-15.

[7]陈广胜.走向善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29.

篇9

关键词：国有企业绩效评价可持续发展

一、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现状分析

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环节，财政部等五部委于1999年制定实施并在2002年重新颁布修订了《企业绩效评价细则(修订)》。这套评价细则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绩效评价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变革，逐渐表现出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没有对企业的社会绩效与环境绩效进行评价。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时应该注重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然而，现行国有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主要以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为目标，注重对经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与经济效益的进行评价，而对其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考虑不够，忽视了企业的社会绩效与环境绩效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二是没有考虑行业差异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由于国家的产业政策等原因，使某些国有企业处在垄断中，而有些企业则处在竞争环境中，因此，处在不同环境的国有企业业绩可能来自于行业差异，而不是管理者经营能力和努力程度差异三是没有考虑公司治理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由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不规范，导致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表现在过分的在职消费及利用非法手段侵占企业利润和过渡负债等行为。四是没有考虑企业收益质量的影响。现行国有绩效评价细则中财务指标占80％的比重，然而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存在严重的盈余管理已是不争的现实。立足于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粉饰”财务报表现象的严重，如普遍存在的上市公司10％现象、6％现象和微利现象以及存在的关联交易等。五是评价结果对企业确定未来经营活动提高绩效的作用不大。评价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企业找出差距和存在的问题，并分析能有效改善效率的影响因素，以更好地提高企业的绩效。然而，现行评价方法是企业经营结果的评价，所得分值高低只能反映经营绩效的总体情况，而不能反映出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以及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二、国有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设想

(一)增加以商业伦理为核心的社会绩效指标商业伦理是指企业在追求利益过程中应遵守的道德原则，即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得损害其他相关者利益。由于商业伦理能够带来顾客和员工的忠诚，因而能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商业伦理一般以企业的社会绩效表示。Verschoor(1997)将美国最大的500家公众持股公司划分三组，A组没有管理报告；B组有管理报告但未提到伦理道德；c组有提到伦理道德的管理报告。在这500家公司中，C组占126家即25．25％。这三组之间的财务业绩与社会绩效的比较结果是，在财务方面，c组公司的平均财务业绩明显高于A组和B组的公司(这种差别偶然产生的可能性仅有1％)。A组和B组公司之间在财务业绩方面并没有统计上的明显差别(这种差别偶然产生的可能性只有0．4559％)，在社会绩效表现方面也有相似的发现。沈艺锋和沈洪涛(2005)以1999年~2002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企业的财务业绩与社会绩效显著正相关。沈瑶和李丹玉(2005)通过对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8000)认证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认为SA8000认证即企业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能够提高企业的价值竞争力。王化成和佟岩(2005)通过对四川长虹的案例分析，发现长虹业绩下滑和盈余质量降低与一系列不符合商业伦理的事件相关，如彩管囤积，销售与回款事件，与APEX的销售等。上述研究表明，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密切相关。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财务业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更应在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建设方面起到表率作用，同时为了国有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在绩效评价体系中应增加以商业伦理为核心的社会绩效评价指标。按照社会责任国际(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制定的SA8000标准，社会绩效指标包括以下方面内容：一是工作与劳动方面的评价指标。具体可包括有员工的满意度；员工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公积金的计提率；每千人工作事故数；平均每个员工每年的受培训时间；培训费用与有效增加值之比。二是社会方面的评价指标。具体可包括是否建立对企业腐败行为的监控机制；企业诚信级别；公平竞争的行业内评价。三是产品责任方面的评价指标。具体包括顾客满意度；产品安全性系数等。

(二)增加环境绩效指标 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能促进和引导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含义是在企业创造价值过程中消耗较少的自然资源，让环境承受较少的废弃物。以波特为代表的修正学派认为，环境绩效是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潜在因素，因为它能引导企业对其产品和生产过程开展创新活动，以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加强污染防治，促进报废产品的回收利用，能够降低成本，减少企业因环境责任造成的风险和损失，并能有效提高企业和产品形象，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美国199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5％的消费者表示在消费过程中会考虑环境因素。一些学者发现，环境保护方面的领先可以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创造有力条件，如通过污染防治提高资源利用率取得成本领先优势，或通过绿色产品取得差异化优势从而获得高额的市场回报等(Gladwin,1995；Hart,1995；Shrivastava,1995；Reinhardt,1998)。Klassen和Mclaughlin(1996)进一步认为，企业环境绩效会影响投资人对企业未来经济效益的预计，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股票价格将反映环境绩效的经济收益，通过实证发现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耿建新和肖振东(2006)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同行业和未通过IS014000认证的公司，通过ISO14000认证的企业可以取得出口收入的超常增长率。王立彦和林小池(2005)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ISO14000认证对所有者权益的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对企业销售业绩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上述实证分析和调查结果表明，环境绩效的改善带来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这正是世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WBCSD)提出的生态效益。按照WBCSD关于生态效益的概念，企业的环境绩效可以表述为：减少每单位产品和服务的原料使用量，减少每单位产品和服务的能源使用量，减少有毒物质的扩散，提高原料的可回收性，使可更新的资源达到最大限度的永续使用，延长产品的耐久性，加强每单位产品和服务的效能。因此，企业环境绩效指标也应该相应地包括原材料的投入产出率，能源的投入产出率，再生能源使用率，再生原材料使用率，产品

平均寿命与标准寿命的比率，废弃物排放量等。

(三)增加收益质量系数对企业盈利指标的调整财务业绩是企业绩效评价的核心指标，但由于盈余操纵的普遍存在，如何真实客观反地应企业的财务业绩是企业绩效评价的关键。笔者建议以收益质量系数调整企业的各项盈利能力指标。我国企业采用的盈余操纵手段主要是利用应计项目、线下项目和关联交易等方式。考察企业是否利用应计项目进行盈余操纵，一般采用琼斯模型(Jone’s Model)和行业模型进行检验。琼斯模型的基本原理是以企业过去的财务数据为基础，建立应计项目与企业销售收入的变动和固定资产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当年实际的应计项目与预测的正常应计项目之间的差额作为非正常应计项目。如果有非正常应计项目或非正常应计项目较大，则说明企业利用应计项目进行了利润操纵。行业模型主要是以企业的应计总额减去行业的中位数，如果差额为正表示企业有盈余操纵，反之没有。因此，两种模型相比较，行业模型计算相对简单，可以作为审查企业会计报表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的工具(原红旗，2004)。应计项目的盈余质量系数可以根据行业模型计算，具体可以用公式表示：　式中　为应计项目调整的盈余质量系数，　为某一时期的某行业应计项目总额的中位数，　为某企业某一时期的应计项目总额。该公式的含义是如果公司某一时期的应计项目总额小于行业的中位数，则说明该公司的盈余质量较好，反之则较差。

利用线下项目操纵利润也是我国企业常用手段之一。线下项目是指营业利润以外的其他获取利润的项目，表现在损益表中包括投资收益、补贴收入和营业外收支净额等，因此剔除线下项目操纵利润的影响，可以用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表示，线下项目的盈余质量系数可以用公式表示：　式中，　为线下项目的盈余质量系数，　是企业某一时期的营业利润，　是企业某一时期的利润总额。该公式的含义是营业利润在企业利润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大，盈余质量越好。线下项目常发生在关联交易之中，但除此之外，企业还利用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进行利润操纵。因此，应该采用一定的方法剔除关联购销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具体计算可以用公式表示：　式中，EQrlp为关联交易的盈余质量系数，　为基期关联交易购销总额，　为考核期关联交易的购销总额。该公式是假设公司在t0年的关联购销是合理的，如果t1年的关联购销额小于t0年，则表示t1年的盈余质量较t0年好，反之则较差。

通过上述盈余质量系数的计算，基本上可以剔除企业利用应计项目、线下项目和关联购销活动进行的利润操纵的影响，盈余质量系数相乘即为公司的总盈余质量系数。在涉及到以利润为基础计算的财务业绩时，可以用总盈余质量系数与企业净利润相乘，将企业的净利润调整为经过盈余质量系数修正的净利润，从而对企业盈利能力做出更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四)增加公司治理指标公司治理主要包括处理公司与有关各方(股东、经理层、债权人、员工、政府等)之间关系的制度安排，这对公司的中长期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公司业绩的短期表现可能受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但中长期表现主要取决于制度安排的效率。Johnson等(2000)研究发现，不良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大多数企业经营失败的重要原因，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劣与效率高低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直接决定因素(姜秀华、孙铮，2001)。里昂证券(亚洲)在2000年对25个新兴市场国家的495家公司进行公司治理评价，发现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股票回报率密切相关。李维安和张国萍(2005)研究发现，提高经理层治理水平对增加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提高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能力有益，总经理和董事长两权分离的上市公司较两权合一的公司具有较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公司治理水平是预警其经营状况和安全性程度的基础。由此可见，公司治理水平与企业的绩效密切相关。因此，在国有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中增加公司治理指标将有助于企业的科学管理，可以为其长期绩效提高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由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主要表现为“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公司治理评价指标的建立应该基于“内外兼制，科学决策”的理念，以制衡“内部人控制”为主线原则，具体指标可包括董事会治理指标，经理层治理指标和监事会治理指标。

(五)增加行业效率评价 由于调节宏观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需要，国有企业分布于不同行业中，按所在的行业划分，国有企业可以分为垄断型、服务型和竞争型，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差异可能来自于所在行业的差异，也可能由于部分企业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其国有资产的管理效率、能源与资源的使用效率不高，因此国有企业的绩效评价应该考虑行业差异的影响，对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评价，并以投入产出效率为参考对企业的财务绩效进行相应调整，实现对企业绩效的全面评价。具体可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基本思路是将每个被评价单位作为一个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简称DMU)，再由众多评价单元构成被评价群体，通过对投入产出数据的综合分析，确定各DMU是否DEA有效，据此将各DMU定级排序，同时还可用投影方法指出非DEA有效、弱DEA或有效DMU的原因及应改进的方向和程度。即根据行业特点，设计资源、能源等多项投入与产出指标，通过DEA的有效性分析，评价企业的产出效率是否有效，以及无效或弱效的原因。通过行业DEA模型的建立，不仅可以对国有企业的效率进行评价，还可以对其综合绩效进行修正，同时指出企业存在的问题及进一步的改进方向，达到以评价促进发展和提高的目的，从而实现国有企业长期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三、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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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模式选择；独立董事；公司利益相关者 

建立与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国内外公司管理的实践中早已存在，但它在我国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则是近六七年的事。不过，在公司治理问题上至今为止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答案。笔者仅就其中几个方面抒以管窥之见。 

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的含义界定伴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出现而引起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也随之诞生并不断走向完善。关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含义界定，各国比较有影响的学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第一，制度安排说。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柯林？梅耶把法人治理结构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根据该理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包括：（1）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2）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和职工；（3）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一般而言，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能够利用这些制度安排的互补性质，并选择一种结构来减低人成本。 

第二，相互作用说。库克伦（PhlipL Cochran）和华廷科（StevenL Wartick）指出：“公司治理包括在高级管理阶层、股东、董事会和公司其他的有关利益人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具体问题。构成公司治理问题的核心是：（1）谁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受益？（2）谁应该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受益？当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不一致时，一个公司治理问题就会出现。” 

第三，组织结构说。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所谓法人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高级执行人员及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 

第四，决策机制说。奥利弗？哈特提出，只要以下两个条件存在，公司治理问题就必然会在一个组织中产生。第一个条件是问题，确切地说是组织成员（可能是所有者、管理者、工人消费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第二个条件是，交易费用之大使问题不可能通过合约解决。“治理结构被看作一个决策机制，更准确地说，治理结构分配公司非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即资产使用权。如果在合约中没有详细设定的话，治理结构将决定其如何使用。” 

参考中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内涵界说，笔者认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指的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不同组织形式的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职工等利益相关者之间有关公司经营与权利的公司组织制度与运行机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法学的角度来讲，则是指为维护股东、公司债权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保证公司正常有效地运营，由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公司组织机构之间权力分配与制衡的制度体系。 

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立法模式概览（一）美国模式美国公司治理结构通常称为“一会制”，其特点是，业务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合二为一，董事会既具有业务执行职能，也具有对此的监督职能。其公司治理结构基本框架为：图1：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略） 

在这种公司治理结构基本框架下，股权分散在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手中，信守股东本位是美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特点之一。直接融资是企业的重要融资方式，资本市场发达，流动性高，是股东约束管理层的重要途径。这就是所谓的外部人模式（outsider system）公司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监督。设计恰当的报酬制度或激励机制，使经营者的利益尽可能地与股东的利益结合起来，利用股票期权刺激经营者为自己的最大利益也为股东的最大利益而努力工作，已成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美国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经营者的总报酬的1/3左右是以期权为基础的。 

（二）日本、德国公司治理结构德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在西欧国家中最有代表性，宽泛地说又可称之为西欧模式，或外部人模式（outsider system），它的特点是股权高度集中在内部人集团中，通过公司内部的直接控制机制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它的典型特征是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平分秋色，各占50%，实行联合决策式的“两会制”，即公司治理结构主要由管理董事会和监事会组成。其公司治理结构基本框架为：图2：德国公司治理结构（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