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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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理论框架

一、选题与定义

一位学者曾经断言，“中国的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因此，一个真正关心中国人喜怒哀乐的人就不能不关心中国最基层社会的人的生活。”即使那些把兴趣投向城市、投向“正规军”法律服务、投向标准化或目标性司法程序建构的人，也无法否认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的现状与改革在研究整个中国司法问题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基层社会和基层政府是整个中国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地基，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一直是中国政府治理策略（社会综合治理）的重点之一，基层司法构成我国司法制度的基础和主体（法律规定基层法院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人民法庭管辖除法律法令另有规定以外的所有一审案件）。在司法专业化与司法民众化的冲突/双重困境中以及强大的诉讼积案压力下，寻求建立为当事人提供充分、适当、可供选择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简单、小额的案件提供低廉、快捷的法律服务，亦即“获得正义”（accesstojustice）是当代世界普遍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中国这种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巨大并且不断增大却又实行单一制政府结构形式的大国，如何为占中国人口主要成分的基层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提供符合其经济、文化层次需求的有效的法律服务，一方面直接关系到基层纠纷的解决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作为“标准模式”的民事诉讼结构是否能够在我国社会里找到确实适合的土壤、并真正地扎下根来这一重大问题，并最终影响中国在尚未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阶段面临后现代社会的冲击能否作出适时适当的回应。

本课题所指的“基层”是以中国行政和司法建制为标准，指县级层次上的县(市、区)，以及它们的行政下级（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司法派出机构（派出法庭）所辖的区域；本课题所称的“法律服务”是指诉讼、办理非讼法律事务、调解纠纷、协助办理公证和见证、解答法律咨询，以及帮助书写法律文书，等等；本课题所考察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指设在乡镇（街办）主要为本辖区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的组织。限于本课题的具体目的性和政策指向性，我们选取了在中国基层社会占据重要市场、目前正面临着或存或废或发展或衰败命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窗口，以考察和评价这个特殊群体为基层老百姓所提供的上述法律服务为切入点，观察其在我国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同时通过考察在其沿革和演进过程中，与之构成职能交叉、隶属或管理、或竞争关系的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所）、国家司法机关（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性法律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从而透视我国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的现状和走向。这种定位的现实根据是，官方文字资料分析和实证考察结果都表明，中国基层至今为止并未明确或完全区分“司法”职能（及其主体）与行政职能（及其主体）、政府救济与社会自治性救济，而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上述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之间更是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结关系。

二、方法与路径

在课题给定的一年期限内，我们选择以全国性文献调查为基础，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考察点进行解剖，以大致掌握法律服务所的发展脉络及其在所在地区的整个法律服务体系（包括基层法院、人民调解、仲裁、律师、公证等）中的位置，最后综合运用不同路径获得的信息，使之相互印证而获得完整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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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纠纷及其解决的现状

村落拥有固定边界，村落人口、经济结构甚至风土人情都会呈现出闭合性特征，所发生的纠纷通常属于日常接触碰撞导致的争执，其解决途径一般为宗族、家族调解。随着改革开放而引起的经济利益、观念文化、社会结构的变迁已渐渐对农村形成愈来愈深刻的影响，农村纠纷类型日益复杂，传统的解决手段已不足以应对现实需求。

（一）农村纠纷的类型

从农村社会形态变迁的角度分析村庄内部纠纷类型则可以分为接触性纠纷和侵害性纠纷，二者发生的原因不同，适用的解纷规则和解纷方式也不一样。

1．日渐减少的接触性纠纷。所谓接触型纠纷，即因摩擦和芥蒂而起，不涉及重大的伤害、财产和侵权纷争，人们因为日常生活中紧密的接触和互助合作而发生摩擦。接触型纠纷在缺少私人性空间隔离的时期比较频繁，八九十年代的接触型纠纷一般发生在互助与合作领域。接触性纠纷所体现的是人们日常交往的频度和广度，是熟人社会正常且正当的现象。比如婆媳关系、兄弟关系，他们住在一个屋檐底下，交往太频繁了，即使分家也有矛盾产生。这种关系下人们的交往需要一套适合紧密熟人圈的规则体系来规范和救济因密集交往带来的接触性纠纷，这一套规则体系以基本的伦理道德而非法律作为规训的载体。②近些年来，随着青壮年常年外出打工或经商，农村接触性纠纷仍在减少之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村庄中自己人的“外化”和熟人社会的“陌生化”，这两“化”导致的结果首先是村民相互间交往的频率、深度和广度都减弱，交往少了，接触就少了，接触性纠纷能够产生的源头被堵死，这类纠纷也就慢慢变少。

2．不断增多的侵害型纠纷。侵害型纠纷是对他人名誉或财产的侵害而导致的村庄纠纷。这类纠纷一般发生在熟人社会的不同姓氏家庭之间，是“外人”对“自己人”的侵害。侵害型纠纷在一个紧密的熟人社会一般较为少见，在时期则几乎没有，这与私人占有财产较少有关，而在八九十年代虽然个体性的东西增多但因为熟人社会尚未“陌生化”，侵害型行为一般不为共同体的共识、规范和伦理所容忍，人们在无法逃离村庄本身的时候不会轻易做出违背村庄集体情感或冒遭受社区性惩罚的风险而对他人进行侵害。因此，在这段时期侵害型纠纷较少发生。［3］今天，整个村庄层面上，熟人之间出现“陌生化”，其交往规则也相应地变化，人们之间的关联不再是通过“人情”来维系和强化，而是通过现实的利益纽带关联起来。为了蝇头小利而兄弟相残、叔侄反目的事例毫不鲜见，村庄共同体性质趋于瓦解。正是在这个村庄人际关系和交往规则大变迁的背景下，侵害性纠纷在八九十年代呈现出突飞猛长的趋势。继取消农业税之后，大量国家资源投入农村，形成更多的利益机会，在获取相关利益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更为显性和功利化。

（二）农村纠纷的解决方式

1．骂街。骂街是熟人社会特有的现象，属于比较典型的接触性纠纷的解决方式。骂街人与对方当事人不直接接触，而是向村庄的其他成员或在村庄的公共空间散发、发泄自己的不满，将过错归结于对方并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达到丑化对方、美化自己的目的。这样的纠纷并不牵涉当事人多大的利害关系，主要是个“面子”和情绪问题，一般人的劝说就能够将事态稳住。［3］大部分乡村特别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仍然存在村民认同与行动的单位———小亲族，村民相互之间还存在比较高的交往频度，因此骂街现象虽比九十年代前减少，但仍会是解决某些类型纠纷的有效手段。例如，田里蔬果被人偷摘，或者家畜毁坏庄稼而被人毒死的，苦主不会善罢甘休、自认倒霉，常常会在村落的公共空间咒骂，甚至到他所怀疑的村民住处附近一路骂过去，其他人也会对他的损失报以同情，对其咒骂的各种难听的话保持容忍，甚至围观消遣、变相鼓励。

2．诅咒（赌咒）、发誓。农村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解纷方式是诅咒（赌咒）、发誓，即当一些纠纷发生时，一方或双方只要通过诅咒（赌咒）、发誓，纠纷就自然化解或了结。［4］诅咒（赌咒）、发誓同样适用于熟人社会中纠纷的解决，它们自身的一元文化特质和共同心理基础使其更具人性。对于那些只有当事者一方或者知晓事由，不涉及其他第三个知情人的纠纷，常常诉诸此种方式。由于熟人社会文化一元性已经有所瓦解，这种方式的有效性也已受到挑战。

3．协商。当事者自行接触化解纠纷的现象相对较少，一般是适用于很微小的争执，所以第三人帮助和解的情形就较常发生了。第三人通常是一方的亲戚朋友，受当事人所托去和对方进行交涉。例如，在村落里或者跨村发生的机动车伤害案，肇事方往往会想方设法通过亲戚朋友关系寻找能与对方说得上话、办事能力强的人去进行协商，希望获得对方谅解，少支付一些赔偿费用。

4．村庄原生精英调解。很多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以“门头”、“门子”为人们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门子往往以五服内的兄弟、堂兄弟关系为基础，其规模一般在十余户至数十户，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在门子内部，人们往往都认为彼此是“一家人”，而且都有一两个公认的权威。①权威人物在调处门子内部纠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的话语权威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挑战，也就越来越少介入到家庭及邻里矛盾的解决中。

5．村组干部调解。村组干部属于体制内权威，不少村庄纠纷调解工作主要由村组干部担当，纠纷解决成为村组的主要工作之一，特别是地界纠纷、建房纠纷等小亲族内部不易消化的纠纷，村民会直接找村组干部进行解决。在一些小亲族不发达或者业已衰落的村庄，赡养纠纷、兄弟矛盾、夫妻吵架、邻里相骂等也都由村组干部调解。实际上真正介入纠纷解决的往往只是村民小组组长或者属于某个村民小组的村委干部，因为所谓“熟人社会”的状态主要是在村民小组这个层面，所以只有村民小组内部的干部才可能对每家每户、每个村民的情况了如指掌，调解纠纷的时候才会真正洞察纠纷的原始起因以及症结所在，才会充分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化解矛盾，甚至适时地对当事人打骂也会有助于息火罢愤。近几年村组干部调解纠纷数量减少，这里有农村传统性纠纷减少的原因，但还有以下因素不容忽视：一是村组干部缺乏治理矛盾纠纷的动力。取消农业税后，村干部关心的是上级任务能否完成，而不愿意关心村组里纠纷解决等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务。另外，村组干部的待遇水平总体上偏低，远远不及外出打工者收入高，不少村组干部也出外打工，没有心思和时间调解纠纷；二是村组干部缺乏解决纠纷所必备的资源。村组干部没有权力资源，解决纠纷只能依据情理斡旋和劝说，这对那些有过出外务工经历、见多识广的村民起效甚微。

6．乡镇调解和司法途径。乡镇调解和司法途径被纠纷当事人援引的几率相当低。就乡镇调解而言，虽然乡镇调解并无强制性，但在普通村民眼中，已经大致和打官司可以同日而语了，再加上距离较远，因此一般不会去乡镇要求解决。而且凡去申请乡镇调解者，往往是村内干部没能解决的纠纷，乡镇调解时还是会请村组干部协助，或者压回村内解决，这样不利于该当事人与村干部以后相处。尽管在大多数村民眼中，国家司法机构具有重要的位置，但他们对司法部门的印象是模糊的，常常对法院、派出所、司法所等不加区分，而且很少村民能准确指出当地最近的法庭所在地，不少村庄的诉讼适用率长久地保持零的纪录。其实通过政府多年的普法活动，以及由于电视媒体的宣传和其他间接的渠道，老百姓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现代的法律知识。但首先法庭和村子的空间距离一般较远，利用起来不太方便；其次，法庭解决纠纷要收取诉讼费，这对尚不富裕的村民而言也是不小的障碍；最后还有心理上的距离，村民对司法资源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存在较多的怀疑，认为钱和关系主宰了以上纠纷解决机构，因此没人没钱的就不要打官司。而且打官司撕破面子，导致长久关系彻底决裂，将直接影响未来的潜在利益。有些地方的村民开始“亲近”司法救济的公力手段，但这种“亲近”却并非出于对司法救济效果的认可或者对司法权威的信仰，更多的是出于功利性初衷将诉讼作为纠纷解决的一条“后路”，因为诉讼产生的法律裁判能够赋予他们在其他村民、村干部和乡镇政府面前更大的话语权。

（三）我国农村纠纷解决现状的综合评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不同地区的农村纠纷解决尽管倚重点有所区别，但总体而言，村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多数能够通过村庄内部解决机制“自治”化解，国家力量的介入只是常规手段的例外情形。有些村庄纠纷（主要是侵害型纠纷）找不到任何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处于无救济状态，如果纠纷涉及利益较大，制度外资源解决不了，正式制度资源昂贵而难以赋用，村民可选择的通常还有两条路：一是暂时吃亏隐忍，期待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再算旧账；二是上访，通过向上级申诉使纠纷得以解决，但这是一条漫长艰辛且充满着太多未知数的道路，上访人必须具备坚强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勇气。有些纠纷甚至有地方小混混介入解决，虽然这种情形还不是很多，但它打破了村庄原有的平衡，更严重的是它强烈冲击了原有熟人社会的治理逻辑，彰显出一个陌生人社会且过于依赖横暴力量的丛林逻辑，其潜在的影响是十分恶劣和深远的。我国农村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已经由熟人社会走向了半熟人社会，原先具有自治功能的村落共同体已趋于瓦解。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权力从一定程度上退出了农村社会，民间宗法礼俗虽有回潮苗头却并没有复生。取消农业税之后，基层政府注意力由农村、农业转移到招商引资、小城镇建设，村一级消极配合完成基层政府的工作，由此也失去了为村子谋取福利的有效手段和权威资源，失去了本有的整合村内资源、聚拢人心的力量。很多时候，村民是游散的个体，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利益代表。［5］今天，作为农业大国的我们尚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漫长旅途，这将继续促进农村社会加速转型，其影响之深刻可谓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乡村本有的共同体性质将进一步被拆解，农民也将进一步原子化，侵害型纠纷还会持续增加，发生纠纷后向谁求助、如何解决，都将进一步成为问题，而分散的社会并不能产生有权威的纠纷解决机构，即使法院处理的纠纷也又可能引发涉诉。

我国农村纠纷的自治性解决———理念与框架

（一）农村社会加强自治性组织建设的必然性

我国正逐步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和权利本位转变、从依靠暴力强制的管理型社会向依靠社会各种力量协调治理的自治型社会转变的趋势。农村社会应当建立新型社会自治组织，这种自治体系以服务为内容，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之间会发生经常性的易位，也就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每一个人都是服务者，同时每一个人又都是服务的接受者，即“人人为人人服务”，［6］是一种凝聚力非常强、可以作为内部成员归依处的共同体。从纠纷解决的角度而言，农村社会也需要加强自治组织建设：第一，有效预防和解决村内纠纷需要农村基层社会自组织化。自治性共同体内部具有很强的自我消化纠纷的能力。在共同体内部，成员间相互交往的方面很多，并且所有人都会预期这些互动会持续到未来。成员之间发生的任何纠纷只是其全面交织的持续关系中的一根线。只要总账目是平衡的，那么无论哪一方都无需关心有哪些具体账目还不平衡。这样的账目记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如果一位成员因为另一位成员而受了轻微损失，他可能会作出声明，但未必会要求赔偿，因为未来的交往会提供足够的机会来偿还旧账，两账抵消，双方都会比较满意，所以自治性共同体对于成员间的纠纷具有很强的“自净”功能，生活于其中的成员也会拥有更多的和平与安宁。①第二，有效解决“涉外”纠纷需要村民拥有可以归属依赖的自治性组织。对于涉及共同体成员与外人之间的纠纷，共同体会成为其成员强大的后盾和利益代表，增强其交涉和谈判实力。当前村民日益呈现出原子化趋势，他们对村落缺乏认同感和归依感，特别是当他们遭遇外来侵害时更会感到求助无门，请社会混混帮忙还可能遗留后患，因此落单的农民急需组织起来重获力量。第三，农村重建自治组织具有先天优势。健康良好的社群生活是人类的天然需求，农村重建自治性组织更有其天然优势：其一，村落固有其边界，尽管现在村落边界在不断地开放，但成员们寻根究底都是同宗同族、沾亲带故、世代相依的“自己人”。其二，村庄已有其丰富的内生性规范。很多田野调查证实，中国绝大多数村庄都处在“法律的不毛之地”，人们主要通过村庄的内生性规范和内生机制来解决生活中的大多数争议，尽管对村民来说，这些内生性规范常常是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而未加阐明的。［7］

（二）我国农村纠纷自治性解决的理念培育

1．法治理念。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法治理念意识的培育是自治性纠纷解决机制重建的前提。法治国家的面相是，从政府、组织到个人，都自觉以法律为言行之规矩，违法则要接受相应的惩罚性后果。传统农民距离国家正式法律比较遥远，农村生活秩序主要靠区域风俗习惯得以维持。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将会打破传统生活方式，原有的习惯规则随之会逐渐失去效用。及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培养信法、守法的公民素质十分迫切，否则极易蜕变为丛林逻辑下的“黑色”解决。

2．契约精神。契约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是市场经济得以迅猛发展的制度和精神基础。农村纠纷的自治性解决机制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介入，本质上是当事者的自行协商或者在第三人的主持下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即契约）、自主解决，其有效运行的基础在于包容、尊重与合作，这需要培养现代契约精神。首先，现代契约精神彰显自由和平等，如果没有意志自由或者缺乏法律上的平等，缔结契约就会演变成强迫、压制，就会成为一方变相剥夺另一方利益的行为；其次，现代契约精神内在地要求缔约人诚实守信，从契约的缔结到契约生效、履行，都必须以各方当事人的忠实信守自己的承诺为先决条件，“契约即立约人之间的法律”；最后，现代契约精神还充分体现了现代法律的权利性特征，强调把当事人的利益追求置于首位，契约相对人必须恪守自己的承诺，尽力配合对方利益的事项，其他社会主体同样要尊重当事人的契约利益追求。契约精神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在当今农村有所缺失，而缺乏契约精神，自治性解决纠纷就失去建立的基础，国家司法制度运作的有效性也无法保障。

（三）我国农村纠纷自治性解决机制的框架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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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水利；建设管理；机制；莆田市

农村水利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福建省莆田市农村水利建设管理坚持贴近民生、贴近基层、贴近实际，在改善广大农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促进粮食连续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和谐稳定上作出积极贡献。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莆田市主动对接国家资金投向，谋划生成项目，争取上级资金的支持，加快推进全市农村水利建设管理工作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城乡人居环境，逐步实现“百姓富、生态美”。

一、莆田市农村水利概况

莆田市农村水利建设以中央、省级财政投入为主，以市级、县区财政配套为辅。在2012年水利普查中，全市共建成小（2）型以上水库219座，总库容5.4亿m3；建成塘坝6472座，其中大型水库2座、中型水库8座；建成引水工程1482处，引水规模99.46m3/s；建成提水工程1640处，提水规模14.87m3/s，年供水量16.8亿m3；建成堤防554.4km（海堤274.8km、江堤279.6km），保护耕地50多万亩（1亩=1/15hm2，下同）；建成灌区工程922个，灌溉总面积78.51万亩，设计灌溉面积2000亩以上灌区37个。“十二五”期间，农村水利迎来难得发展机遇，全市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民生水利统筹发展。一是农村饮水安全全面提升。按照“巩固成果、提升水平，注重质量、确保安全”总要求，在基本实现“村村通、户户用”基础上，统筹使用上级补助资金，统一规划自来水厂，合理布设供水管网，由市水务集团集中建设整合区内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全市共完成投资9.5亿元，保证了120.1万群众饮水安全，超额完成43.9%。建成东圳水库分层取水、湄洲岛跨海供水第二通道等工程，重组整合国有、集体水厂12家，涉及人员1000多人、资金20多亿元。二是农田水利建设有效加强。投资3.07亿元完成涵江区、仙游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和秀屿区、荔城区、城厢区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各年度任务；投资1.97亿元建成秀屿区初级水利化县和东圳灌区、萩芦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投资0.3亿元建成山地水利示范片13片、面上项目106个；发展节水灌溉面积30万亩，改造中低产田2.1万亩，新增除涝面积3.2万亩，改善灌溉面积26万亩。三是水工程全面加固。投资4.95亿元完成加固31座小（1）型水库、150座小（2）型水库、200座山塘；投资3.43亿元完成新一轮海堤强化加固一至五期工程共42条61.68km。四是水土流失生态治理。审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49个；编制全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规划，在书峰、社硎等9个乡镇重点治理水土流失和综合治理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完成投资0.48亿元，治理面积达12.1万亩。五是中小河流治理全面推进。投资4.94亿元，完成列入全国规划的21条中小河流治理项目，长达98km；正在推进荔城区中小河流重点县11个项目区的河道水系连通整治项目，总长为25.5km。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①农村饮水安全水平有待巩固提升。虽然莆田市的饮水安全村村通工程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还存在群众饮水卫生安全意识薄弱、建设标准不高、水源保证率不高、供水入户率未达到100%、市水务集团对民营水厂整合进展不力、相关县区重视不够等问题。②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快。虽然全市大中型灌区进行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但大部分农田水利工程运行时间长，设施老化，带病运行，部分渠堤边坡不稳定，渠道渗漏严重。特别是灌区末级渠系问题尤为突出，末级渠系大多数为基层社队自建自管的土渠，渠道后续投入不足，部分已衬砌渠段管护投入不足，破损渗漏严重，造成渠尾无水灌溉，部分地方出现毁渠弃灌现象，灌溉水利用效率不高,水资源浪费严重。③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重建轻管现象长期存在，建后运行管护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大部分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产权界定不清，产权和责任主体不明确，导致部分工程使用寿命和使用效率大幅度降低。农民真正参与公益性强的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管护的积极性并不高，工程运行管理和维护责任难以真正落实，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后的效益难以发挥。④农村水利投入有待进一步加大。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其根本在于投入不足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效益比较低，直接影响了一些地方政府投入农村水利的积极性。水利、农业、国土资源、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和移民等部门未能统筹安排水利、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土地整理等项目中的农田水利建设，且市、县区财政投入不足，影响项目建设进度；社会资金不愿投入，融资难；群众投工投劳不足，缺乏热情。特别是工程建后管护配套资金落实不到位，直接影响到工程效益的发挥。⑤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全市虽然设置基层水利工作站42个，落实编制137人，在岗人数116人，但是基层水利工作站大多以乡镇管理为主，人员关系移交乡镇管理，水利部门对水利工作站只是业务指导的关系，这种分散分割的管理模式带来了人员难以调配、职能难以发挥、人才难以留住、队伍难以管理等诸多弊端。同时，已建农民用水户协会大都挂靠在村委会，缺少运行经费，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

三、对策与建议

农村水利工程数量多、分布广，建设管理难度大，当前又是水利基础建设的大好机遇，农村水利建设呈现出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因此必须建立一套良好的投入、管理、运行机制，健全项目建设管理程序和监督体制，提高农村水利建设管理水平，使水利工程能够长期发挥效益。

1.2016—2018年加快农村水利工程建设

①建设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保障供水安全。按照水源相连、管网相通、布局合理、水质安全、管理科学的要求，大力实施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38个，解决饮水安全提质增效升级的农村人口数128万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农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达90%，加快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建设和加强水源地保护，基本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供水城市化。全面建成市第三水厂、妈祖城水厂、埭头水厂及配套管网、南日岛供水第二通道、湄洲岛供水第一通道修复等供水工程；全面改造、升级、联网供水管网500km，覆盖全市沿海、平原、海岛乡村；山区分散式供水工程按要求全面配备、使用和运行管理水质净化和消毒设施设备。②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工程，服务农业发展。坚持集中连片综合治理原则，加快秀屿区、荔城区、城厢区中央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改善灌溉面积16万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2万亩，全面实施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加强灌区末级渠系建设和田间工程配套，建设20个现代中、小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灌溉面积6万亩，农田高效节水灌溉面积4万亩，山地水利设施100片2万亩，促进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基本解决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问题。③建设农村河塘综合整治工程，改善人居环境。坚持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加快推进安全生态水系建设，全面推进农村河塘综合整治170km，综合治理9个乡镇水土流失面积27km2，建成水土保持生态村3个，建设重要水源地生态清洁小流域，全面改善农村水环境，基本实现“河畅、水清、岸绿、安全、生态”。④建设防洪排涝保安工程，确保安全运行。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分片实施的原则，加快木兰溪全线105km干流及主要支流综合整治，建设集挡潮、蓄淡、生态于一体的宁海闸工程，改善木兰溪主城区河段水环境；加快建设萩芦溪防洪治理工程；建设玉湖、东阳湖、木兰湖、江东湖等滞洪区和石门澳、石象、前海、东吴园区、妈祖城等沿海防洪排涝滞洪区；完成东圳、东方红等水库除险加固任务；新建和加固妈祖城、岩下、赤岐、东林等海堤23条58.35km；建设大东溪、院里溪等2个山洪沟治理项目8.5km，全面实现海堤、水闸、水库达标建设和安全运行，建设农村水利信息化系统，基本建立防洪减灾工程体系。

2.健全完善农村水利管理制度

市、县区、乡镇政府应树立“建管并重”意识，在加快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村水利管理制度，切实做到农村水利工程产权清、责任明、管护实，着力解决水利工程管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确保每一处农村水利工程都能建得成、管得好、用得起、长受益。要落实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政府主体责任和行政首长负责制，严格跟踪问效，切实强化责任制的刚性约束。要建立健全“河长制”，切实落实河长、河段长牵头管水职责，建立河道保护管理机制，成立专门巡河督导组织，做到管理范围、职责、内容、资金、监管“全覆盖”，确保责任到人、有水必管、不留死角。要落实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主体，全面提升全市乡镇水利工作站服务能力，加快培育、发展和指导农民用水户协会，严格用水计划，落实农村饮水工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管护措施，全面推进依法管水。要探索管护模式，因地制宜探索专业化集中管理、物业化打包管理、企业化经营管理等多种管护模式。要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大力发展滴灌、微喷、渗灌、喷灌等现代化的节水灌溉技术。

3.探索多措并举的农村水利投入机制

莆田市要有效利用国家加大水利投入的机会，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市场推动、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和多形式投入机制。落实农村水利财政投入主体责任，每年从土地出让收益提取10％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中安排1000万元、县（区）财政配套1000万元，专项用于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投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经济杠杆和引导作用，带动村集体、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民用水者协会、种田大户及农户等投入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落实管护经费，通过农民自筹、农业水费由县区财政直接补贴支付和争取上级专项管护资金等方式，保障基层水利管护巡查人员的薪酬；通过争取上级专项资金补助用以在日常运行管理中对发现问题进行维修、加固等。要利用中央实行量化货币宽松政策支持水利建设的有利时机，加大信贷融资；采取购买服务、探索PPP等筹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管护和运营。要加强资金监管，杜绝挪用、截留资金等行为，做好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确保农村水利资金规范科学管理、合理高效使用。

4.创新机制深化农村水利改革

莆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水利工作，把农村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深化改革作为水利发展的新动力，填平农村水利“最后一公里”的沟沟坎坎。①下放管理权限。除因建设跨流域、跨区域涉水工程或需上升国家、省级立项，确需由市级审批外，农村饮水安全、水库和海堤除险加固、农电技改、水土保持等水行政审批事项能下则下，下放由县区负责审批，市级加强监管服务。②整合涉水资金。市、县区政府要整合发展改革、财政、水利、农业、国土资源、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和移民等部门资金，按照农田水利规划，统筹安排水利、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土地整理等项目中的农田水利建设，因地制宜地集中连片推进农田水利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率。③简化前期手续。对投资规模较小或技术要求简单的水利项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合并审批。对列入部、省级工程建设专项规划的农田水利项目，直接审批初步设计或实施方案。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未涉及新增用地（用林、用海）报批的，由项目主管部门审定工程建设方案后，直接设计、施工。对于投资总额在500万元以下、技术要求简单的农田水利项目，可由项目业主直接编制施工图和工程预算，在相关行业审查同意后报发改及行业主管部门备案，作为控制投资概算的依据。对水利工程除险加固、更新改造等建设中不涉及新增用地的，不办理土地、规划、环评等审批手续，改为事后监管（备案）。④统一委托设计。县（区）水务局可成立项目公司作为项目前期业主，按海堤、水闸、水库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安全，乡村河道治理等分类别，以县区为单位，统一招标投标选择设计单位，一揽子委托项目可研、初步、施工图等设计，缩短前期工作时间。⑤改进审批服务。在保障补偿资金到位基础上，供水管道建设涉及临时用地的不需办理临时用地审批手续，工程实施后尽快恢复原貌。对于配水管网施工需要横穿公路等破路的，项目业主要制定施工方案，减少交通影响，有关部门应予以支持协助，并依法免收有关费用。⑥加快水价改革。实施灌区农业灌溉水费财政补贴政策，完善灌区管护费用财政转移支付，市、县区财政各承担一半，解决农业灌溉水费征收难、到位率低以及水管单位管养经费短缺等问题。推进原水价格保本提价，建立水价联动调节机制，市水务集团、各水管单位配合全面梳理供水运行情况和价格成本情况，制定提价方案，建立稳定的水利工程建设投入机制。

5.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水利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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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很多高校后组织学生观看“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报告会，希望通过这个报告会，鼓励更多大学生参与到基层服务当中，为乡村发展做贡献。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2020向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学习心得体会最新，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2020向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学习心得体会一暑假期间，我参加了大学生基层实践活动。我们去的崔家乡并不算是经济落后的乡镇，对于我来说，自身本是农家孩子，崔家乡的食宿环境已经相当好，并说不上是吃苦。这也就告诉我，此次的下乡挂职锻炼，最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体验农家生活，发扬吃苦耐劳精神。更重要的目的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丰富阅历，收获友谊，感受有别于校园的社会多元化生活。

此次崔家乡是我们走出校门，了解国情、增长才干，提高综合素质的平台。对于我来说，接触到的人、做过的事、看到的领导作风，感受到的社会交往复杂多变与校园里都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必须调整好心态，适应基层环境，感受不一样的生活状态。通过这样的实践锻炼，我们能够提前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为将来步入社会、服务社会打基础、累经验。

第二、学习、熟悉政府机构工作流程，结合专业技能尽己所能、不计报酬、深入基层、服务群众。

在办公室工作过程中，我明显感觉到自己所学书本知识与实际运用相联系的困难，同时也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知识掌握的不够扎实，缺乏广度和深度。在刘姐的指导下，一些方面工作能力得到相对提高。在下乡与老百姓沟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缺乏经验，认识问题不够全面。但是，在科技文化理论知识方面，就需要我们大学生发挥自身优势，结合自己专业所学，从农业和农民的实际出发，着重传播先进文化，宣传“115520循环经济”模式，从促进国家政策落到实处，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在唐委员带领下，进入企业，感受工厂在支持“115510工程”下进行循环经济生产的流程和方式，也走入农户，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宣传“115510工程”循环经济工作，将国家鼓励农业循环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宣传到位。

第三，培养当代大学生责任意识，毕业后更好地投身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要想了解国情，必须下基层。通过此次实践，我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有了更充分的认识，亲身感受到了现实国情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村巨变。同时，认识到一位有积极性、责任感、创造性的领导对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起的顶梁柱作用。也就是说，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最根本之计仍在于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鼓励有文化、有能力的当代大学生深入基层。

在崔家乡的这段日子，我更加端正了自己的人生观，明白了自己所要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在日后，我会更加珍惜学习时光，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识，并不断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能力，为今后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2020向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学习心得体会二__年春，我怀揣着梦想和希望，打点好行装，作为新一届选调生来到;转眼间，作为选调生来到这里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里面我收获了很多：

还记得第一次驱车百里沿着黄河大堤来到木李的时候，我的心情多少有些纠结，这儿的偏远和闭塞超出我的预料，远离了城市的浮华和喧嚣，没有了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只有一条望不到头的马路，烟尘漫漫，崎岖不平，静静地伸向远处，我告诉自己，这里就是我要扎根的地方。单位的领导在介绍过基本情况后，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基层的条件差，生活苦，任务重，正缺乏你们这样高学历、有朝气、能吃苦的年轻人，希望你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为这里的群众做一点事情。”领导的话，是希望，是鼓励，更是鞭策和要求。听完这些话，我释然了，当时我暗下决心，我要把自己的青春和学识全部献给这片土地。

想当初刚考取选调生的时候，曾听很多人都说选调生就是下基层镀金，很少有能吃得了苦扎根基层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要用自己的行动驳斥这些错误的观点。在木李的这一年里，我吃过苦，流过汗，下过村，入过户，排解过纠纷，参加过换届，几乎跑遍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很自豪，也很庆幸，这一年来我的收获是坐在城里的办公室里看材料听汇报永远得不到的，它将为我以后的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基层确实很清苦，也没有多少文化娱乐活动，有时工作忙几个月都不能回家。白天顶着烈日下村入户，躲在闷热的宿舍里写材料，晚上下班后人去楼空，我还要一个人忍受孤独与寂寞，只能与蚊虫为伴。可是生活的清贫和环境的艰苦却并没有让我感觉失落，“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不怕吃苦。我依然每天阳光满面的迎接黎明，精神抖擞的投入工作，因为我觉得基层的工作很重要，欲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浚其源，基层之于国家就是地基之于大厦。而对于初出茅庐的我来说，这里的土地，这里的村庄，都是锻炼自身的熔炉和施展抱负的舞台。

我从不去羡慕留在城里的朋友们，他们有他们的欢乐，我有我的欢乐，下村时和能村民们一起聊一聊收成，能以一己之力为来访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看着他们露出笑容，我的心就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如今的我已经变得成熟，变得稳重，我在这里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我有信心在基层的舞台上做出成绩，展现选调生的风采。

我是千千万万深入基层第一线的选调生队伍中的一员，我的工作和生活就是他们扎根基层的缩影。谁说我们是来基层镀金的过客?谁说我们是百无一用的书生?正是我们这些看上去稚嫩的年轻人，怀着梦想，扎根基层，播撒智慧，收获富足，把青春献给基层广大的土地。

人们都说选调生头上有一个光环，流光溢彩，将来一定官运亨通，而我说选调生的光环，并不代表我们与众不同，它是一代又一代选调生扎根基层、为人民服务的赤胆忠心所化，它让我们牢记自己的使命——用知识改变贫困，用青春建设基层。你们看一看，如今的我早已没有了刚开始时的飘飘然，经过一年的锻炼，我和那些奋斗在第一线的选调生同志们一样，完完全全融入了基层，一样的笑容质朴，一样的风尘满面，一样的精神抖擞，一样的斗志高昂。我们的成长过程，就是凤凰涅盘的过程，需要浴火重生的决心，就是大浪淘沙的过程，需要接受洗礼的勇气，而在褪去稚气，褪去娇气之后，我们将重现金色。

山东籍贵州选调生__的事迹让我们无比自豪和骄傲，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更是千千万万扎根基层的选调生的杰出代表。这位在海边长大的姑娘，远赴贵州山区，用青春和生命为选调生的旗帜上增添了一抹金色，这不正是当代选调生良好精神风貌和崇高思想境界的写照么?

基层是个大舞台，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站在舞台中央的我们，站在时代前列的我们，在此用自己的行动庄严宣誓：当代中国青年是充满希望的一代，是值得信赖的一代，我们要以王媛媛为榜样，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去，牢记使命，勇于奉献，把青春献给基层，把知识献给基层，为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大和谐贡献自己的力量!

2020向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学习心得体会三__年10月8日，我拿着兴宁市组织部的介绍信来到新陂镇政府，第四批党政班的龙华师兄接待了我并带我到组织部及书记办公室报到，书记将我安排在党政办进行一个月的调研实习。要熟悉乡镇工作，一个月的时间是短暂的，而对于一个仍在校的大三学生来说，初次体验乡镇工作，有很多的不适应或许会让人觉得一个月又是漫长的。蓦然回首，才发现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一个月中发生的点点滴滴早已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基层我体验到了很多在学校未曾学过的东西，真实地感受到了基层工作的辛酸苦辣，在实践中更进一步地认识了乡镇，熟悉了乡镇。

实习期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办公室帮忙做材料，打印复印，会议室的准备，随同办公室的领导参与接待工作等，除此之外，我还积极地跟随驻村领导下乡，学习驻村领导是如何与工作在群众第一线的村干部们沟通交流的;充分地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下乡去拍摄，为新陂镇的“五联创”工作收集素材，并用图像处理工具对这些素材进行加工。在这段时间里，感觉自己增长了不少见识，感触颇多。总的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事无大小，有付出才有收获

记得刚来到乡镇，师兄就对我说：“年轻人就不要怕做事，更不要怕做小事，哪怕是端茶倒水扫地，只要认真做了都能学到东西，一个人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将来怎么去担当重任。事不要去分大小，只要有付出就会有收获。”我谨记师兄的教导，每天从办公室打扫开始，打印、复印、传真、接待、写材料等，每一件事我都认认真真地去做好，虽然很琐碎很繁忙，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工作赢得了领导及同事们的信任和肯定。

二、平衡心态，宝剑锋从磨砺出

刚接触乡镇生活，或许还有许多的不适应，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比如说乡镇工作的艰辛琐碎、待遇的差强人意等。但是，只要我们平衡心态，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个人得失，基层的磨砺将会成为我们成长过程中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们要时刻以梅州人顽强不屈的精神鞭策自己，“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只要摆正心态，始终保持理性的思考，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学会在忍耐中坚持，才能在磨砺中炼就宝剑的锋利。

三、敢于实践，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新陂镇实习期间，我一直记着老师曾跟我们强调公文写作的重要性，也见识到了师兄技高一筹的写作能力，刚开始我只是坐在旁边看着师兄写新闻稿，归纳整理全镇的月总结。记得有一次，组织委员问我函的格式怎样，突然之间我不敢确定，只能上网去查查再告诉他。通过这件事之后，我深知自己的公文写作能力还有待提高，只坐在师兄旁边看是不行的，要敢于去实践。于是我尽量争取机会，从“看”到“协助”再到“独立完成”，一步一步地去实践。

四、坚定信念，实干方能兴梅州

梅州市委组织部创办党政班，目的是培养一批“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素质党政战略后备干部，因此我们要关注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成长，而更应该站在发展梅州的高度去审视，坚定扎根梅州的信念，才能真正地造福梅州，振兴梅州。曾听过这么一句话：“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就什么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能适应。”梅州目前的环境虽然是艰苦的，但只要我们坚定信念，记住实干方能兴梅州，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选调生!

2020向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学习心得体会四一是协调关系，适应环境的能力。相对大学校园环境而言，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可也很复杂。一个长期在象牙塔中生活的大学生，刚步入社会，从学历上来讲是本科生，而从社会经验来讲只是一个小学生。当初自己就有很多想法比较单纯和简单。步入社会，进入乡镇机关当一名基层干部，面对的人员比较复杂，可谓鱼龙混杂。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适应这个环境，必须要有同方面的人打交道的能力，协调好各方关系，积极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这时，作为新同志必须谦虚谨慎，尊重同志，当好小学生。

二是独当一面，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我当时到乡政府工作时，是这个乡有史以来第一个正规的大学本科干部。作为一个大学生，组织上高看一眼，领导高看一眼、同事高看一眼，村干部们高看一眼，工作的期望很高。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承担一些重要的工作。而且工作岗位的变动也会很频繁，从我自己的工作经历看，基本上是一年换一个工作岗位，承担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在工作时，不可能老是有领导带着你，老同志帮着你，一段时间后，你必须独立思考问题，独立开展工作。所以，独当一面开展工作的能力必须尽快提高。

三是能说会写，处理日常公务的能力。作为基层干部，这是最基本也是最要紧的，你联系一个村，一个企业，有时下乡入企业就你一个人，主持个会议、讲个话是常事，这时你必须会讲。但在基层“讲”有个效果的问题，基层干部群众感兴趣的是大实话，纯理论的大套套没人听，但你在讲基层干部群众爱听的大实话时，还要把农村政策讲进去，这就要有水平。还有一个就是写的能力，我感觉现在作为基层干部最欠缺就是这方面的能力。农村基层干部一般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比较强，但叫他把处理的事情写下来，并且进行总结提炼，这就为难了。现在“写”这块的工作，领导重视，上级重视，机关里也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很重要。文字组织能力好的年轻干部，在基层干部中比较容易突现出来。

四是把握心态，调整心理的能力。在基层工作中，碰到这样哪样的困难和委屈是经常的，这些对你的工作精神状态肯定有影响，但不可能经常有领导和同志来关心你，同你谈谈心，帮你调整心态。这时，就需要自己把握好心态，及时调整好工作状态。

2020向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学习心得体会五社区是政府的最基层单位，贴近群众，直接为百姓服务。社区工作者队伍的素质，直接影响到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但是大学生到社区开展工作，引起笔者的一些思考。

一、必须认识大学生进社区的深远意义，为开创和谐社区建设的新局面形成丰富人才储备

街道社区作为最基层单位，更是承担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繁重任务。而现有社区工作者队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工作方法偏旧的现状，已很难适应飞速发展的社区工作新形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__区委、区政府从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作出了百名大学生进社区的重要举措，不仅为大学生学有所用、学有所为提供了崭新的舞台，更是顺应了时展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强各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各区人才结构的需要。

尤其为了加强基层社区人才队伍建设，改善基层社区的人才结构，提高基层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为社区基层充实素质比较高的人才。二是构建和谐社区的需要。社区是社会的基层单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区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居民的切身利益，对社区工作者的素质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抓好和谐社区的建设，而和谐社区的建设，必须要有素质比较高的人才。党和政府的政策迅速贯彻落实到社区，也需要素质比较高的人才。三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需要。引导大学生面向基层单位、基层组织就业，符合国家和省市的有关政策。招聘百名大学生进社区，一方面解决基层缺乏人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转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四区“__”和长远发展储备人才的需要。人才战略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必须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不断引进高素质人才，并且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为本区的二次腾飞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二、必须切实加强培养和管理，为人才尽快成长创造必要条件

我们将按照“严格要求、放手工作、支持关心”的基本要求，全面做好受聘大学生的管理、教育、培养工作，确保受聘大学生尽快进入角色，及时适应工作，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一是学习上加强教育和培训。在政治理论学习上，采取多种形式，抓好集中学习，同时要规定书目抓好他们的自学。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使他们能够不断提升政治理论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够自觉学习好、领会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升贯彻落实和实际运用各项方针政策的水平，确保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千家万户;能够自觉地增强宗旨意识，切实做到想民之所想、忧民之所愁、急民之所难、办民之所需，树立起新时期社区工作者的良好形象;能够全面理解、掌握和运用法律法规，不断增强依法办事的水平和能力，更好地推动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努力实现社区工作的提档升级。二是工作上加强使用和管理。

使用是对人才的最好的培养和尊重。在具体工作上，要针对他们的学有所长和气质特点，安排合适的岗位，使他们能够发挥所长，更好地贡献聪明智慧，更好地推进工作;要针对大学生服务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远大抱负，有针对性地安排承担一些艰巨繁重的工作，给他们压担子、压任务，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迅速成熟、成长起来;要注重帮助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主要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为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三是在生活上加强关心和爱护。这次招聘大学生，我们实行的是聘用制，首次聘期2年，期满后双方协商可以续聘。表现优秀的，在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给予优先考虑。聘期工资待遇比较高，同时要求各街道办事处将尽最大的努力给予关心关怀，与办事处其他人员一样享受同等福利待遇;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要经常与他们进行谈话沟通，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做好思想工作，确保他们心情舒畅地开展各项工作。组织人事部门，通过跟踪服务、管理和考核，帮助他们尽快成长。

三、必须做好引导工作，教育大学生在创建和谐社会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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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civil society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意蕴。然而，从90年代开始，大陆学界对这一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诚。对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借助于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于解决现实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来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框架。

1.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的重新复苏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识来源。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之所以复兴，其原因在于：A.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人们重拾了对市民社会的关注。

B.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暴露出来的高度集权的弊端使人们开始对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进行反思。从70年代起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自下而上的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一些学者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表达他们的反国家主义的思想，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有学者把巨变看成是市民社会复苏的直接结果。

C.从整个西方社会来看，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促使一部分学者呼吁限制国家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向市民社会回归。国家中心论开始衰落，人们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国家更能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80年代起，随着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国家权力重新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理论展开研究。

2.中国国内状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复兴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让学者们敏锐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会的阶层，并推动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从而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这样一个极具灵活性和挑战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看来，因为能够作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浓郁的本土色彩。

从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来看，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介绍引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上个世纪末。90年代开始，中国正值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正从无所不包的、社会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国家体制中转型，从个人的淡化到个人主体自觉意识的复苏，从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到变迁的城乡结构。尤其是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新阶段，现实层面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中国知识界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甄别时，选中了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复苏的概念。

在这一阶段，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舶来”性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探讨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评介上及对概念移植中国展开论证。（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邓正来、景跃进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研究公民社会之滥觞（见邓文）。随后，这份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影响的文章，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及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而展开。（出版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

到了上个世纪末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与善治的兴起，15大之后的政府机构的需要对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创新制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符合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见《治理的变迁》，俞可平）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国家、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空间的建构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展开切实的论证。二、

公民社会研究的内容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或是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说90年代以来整个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个论域而来的。

1.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建构

要解决论题一：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同众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国一样，首先就面临如何将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里。“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着几种不同的翻译法，每种翻译都体现了译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三种常见的译名。其实，在92年以前，市民社会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中国知识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可谓不陌生，它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无数的知识分子拜读过“bourgeois”（关于它的词源学背景，可以参看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极其在现代的汇合》），然而，对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对同一个德文单词有的书有的地方翻译成市民社会，有的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论述时学者开始比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会的译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不过，也仍然有学者遵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理解来谈论这一含义丰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地位》）。也有的仅从城市居民的狭义范围来理解市民社会，容易在语言转换时产生混乱。所以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会的兴起，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这种译法。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在第二阶段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学意义上，侧重的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这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至于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这是一个中性的称呼，为历史学家所喜欢，在分析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时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邓正来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对Civil society的不同译法其实就代表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人们很难给市民社会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西方的传统来看，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在不断发展变化，从古希腊最初指城邦社会，代表的是高贵、优雅、道德的文明社会是civilis(这一概念的变化见布百科全书)到近代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条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外在于国家到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查尔斯.泰勒更指出还有孟德斯鸠式的以法治为核心的进路）（这一点，邓文、方文曾在国内着重介绍过，在国家与社会的书里也提到过）。到了当代，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场经济为划分点转到以文化领域的变化。而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对这个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对此，中国大陆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陆学者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正如译法的多层次一样，在研究进程中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谓二分法主要就是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构成，并强调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阶段主要则是三分法。

但前面说过，国内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以国内研究文献为数众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兰西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并想发掘出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历史意义。转贴于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有学者撰文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 ，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 （〈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王岩江海学刊 2000年04期）

而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研究中，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作为规范和标准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模式之上，是一个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表现为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概念各个环节的辩证发展， 体现着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概念对于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及其辩证运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正是在伦理概念的运动过程中，“市民社会”表现出了深刻的辩证性质，黑格尔结合古代与现代熔于一炉的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必然的。（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 》 2000年03期）。在对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并探讨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的异同之处。（《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 》，郁建兴 ，《 哲学研究》 1997年04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市民社会观念，更多的属于评介性质的。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希望重现原著对这一论题解释的本来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讨马克思、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他们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会的译法，这样，在对这一概念介定时，往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与城市居民，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为经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文章则详尽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总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

最有代表意义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而汇其精华的是邓正来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概况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邓文围绕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状况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针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生学背景，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其实是在原来的知识界讨论背景之外的一个全新领域并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对学界来说有两大可以运用的资源，一是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实体社会的资源；一是作为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式的资源。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市民社会在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邓文论述的重点，以此为出发点，邓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中国化概念后，对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或发展的具体道路有两段论模式和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驱动式，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说。（指出“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几个特色：（1）

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4）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见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总言之，邓文主要是从二分法来谈论市民社会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市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人们几乎就是想用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术语来找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这段时期的文章尽管纷繁多杂但1.脱离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观点。

在当时，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在90年代初的大气候下，正值市场经济方兴，面临的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时，被压抑许久的社会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的还是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社会”这一概念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从我们出生到死亡，都是国家的、单位的附属物，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领域，所以知识界对市民社会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认识的时候，无疑，适应当时大气候的形式采用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谈论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还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会成为了通用的译法，也被知识界所认可。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学界逐步对三分法产生了兴趣。当代西方的学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我们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所构成的”。（）这一观点无疑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反映了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理论重心的转移。因为经济系统的过分扩张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会阻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而中国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的兴起，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也促使了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

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了大量的介绍当代西方理论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骏的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陈晏清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则分析了近、当代市民社会观念难得不同，指出市民社会观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换关系而结合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济交往领域转为当代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论。而王新生的博士论文则以市民社会为题，在厘清近当代市民社会的差别之后，力图表达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种历史递进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不同。并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三种不同意蕴：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价值性的。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门的兴起之后，有了要素说来说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国内有这样一个趋势，采用公民社会译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为代表，吸收当代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西方学者Gordon.white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个：1.私人领域2.志愿性团体3.公共领域4.社会运动。一般而言，主张公民社会译法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重点倾向与公民社会与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关。

2.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厘清了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学者就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来，主要围绕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认识而展开。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建构当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

如何正确理解处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而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则有五种模式：公民社会制约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互补。并指出，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这五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对复杂现实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首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的学者就否认中国有过市民社会，有的也只是宗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内似西方历史上完善的市民社会阶层。（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很难适宜于中国社会的情况，因为西方社会是在权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但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较早。而对许多后进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同质的，因此内部的理性没有完成，所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西方那样的道路。反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必须依赖外部条件，尤其以政府的促进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状况出发，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良性互动说”，它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邓文）理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转贴于

一是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是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早在黑格尔，就明确从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原理》，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更进一步的将其理解为“物质的交换关系”。现代后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而下展开的，原来被压制的个人和社会开始凸现。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但与改革前相比，社会也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潜在有力力量，社会占有资源多元化，社会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现明显，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一大批非营利组织和独立社团的出现促使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需要必须而且能够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任何一种成功的市场体制不仅需要完善的内在竞争机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来配合，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及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宽了空间、培养了意识形态、营造自治机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储建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年01期）

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胜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会与法治：

市民社会是以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并以此来保障其良性运行。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来看，它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确立密切相关。

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市民社会时期，孟德斯鸠就强调一种“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国家相符合的，自由状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与宪法。强调了市民社会和法治的关系。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发展，法治的约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会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也必须要以法治为保障。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约束政府，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法治运行的基础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矛盾互动发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中得以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有效的分解了国家权力，遏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民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新构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共权威和良善之法。（马长山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与界限）。

三、是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或者称为NGO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西方兴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而随着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第三部门也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双方开始寻找理论契合点，两者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倾向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就反对极度扩张的国家权力，认为国家的干预对公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分离。以契约为基础，法治为保障，依靠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公民社会被抽象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公民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扩大社会自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政治民主意义重大。而第三部门的研究正是专注于对社会自治性团体的研究，对社会社团的基本结构、从业人员、对政府社会影响能力和服务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对社区的大的趋势的调查。与公民社会的侧重于理论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实证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其实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在看同样的问题，可以说都是想用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从公共事务的角度，从制度治理角度，从更多的更复杂的管理治理角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趋势中，二者结合在了一起。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构架中，社会基本结构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由政府－单位－（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单向、单维的关系，转变为多元、互动、社会参与与自组织形式的结构。政府不再是一个全能的部门，它行使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调控等有限职能，并主要通过监督、规范、政策优惠等间接手段调控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行为。这一改革过程首先从企业行为的独立开始，改革开发以后，企业逐渐扩大了自主权，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属的“工厂”的“法人”，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还要归于社会自组织体系的形成。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形式为基础，个人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的成员，形成广泛的自组织形式，构成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或称“非营利部门”，是大量具体社会功能的直接履行单位。所有这一组织结构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会的研究方法：

谈及此，不得不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方法做一概述。总体印象是，规范性研究在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因为，前面说过，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恪守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别的理论家用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来加以研究的，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来运用。作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前景（何文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8 2期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然而，随着第三部门研究的兴起，实证性的研究逐渐凸现。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实证性的研究极大的拓宽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范围，使的公民社会的研究泛理论的研究注重了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与全球化等专门问题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论，深入调查进行个案研究。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这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如美国学者读《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是历时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大陆的情况来看，这一方面还相对薄弱，虽然这些年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对这一问题显然还只停留在乡、村一级。而从中国的行政体制架构来看，乡显然不属于一级政府，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把视野拓宽。目前进行调查的成果较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该书从四个层次：个人层次、基层层次、阶层层次、NGO组织（社团组织）层次探讨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状况。大致结论是：中国改革开发以来个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个层次当中最为活跃；基层层次讲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城市单位组织的变化，由于社会大量的变化，基层层次也成了非常活跃的层次；阶层层次不太明显也不活跃；而第四层次也不太活跃。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刚刚发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国市民社会很明显的两个特征是自我冲动的特征和自我约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理论本身知识界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会问题讨论中往往将近代市民社会观和当代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这就产生了概念的歧义。如仅仅将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主的经济交换领域；及单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城市居民，这就容易剥夺广大农村居民的权利，使的这一概念过于狭隘、片面，没有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另外，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将一个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国，而这个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语境的，在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西方的模式为标准，对中国的现状加以评判，或者是简单的依据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对中国社会做一简单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经验，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明中国的市民社会早已经存在。这是后进国家在全球化的强势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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