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刑事案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的刑事案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先刑后民，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公权私权

 

一、先刑后民基本原理

先刑后民是指在同一案件中既涉及刑事责任又涉及到经济纠纷时，应先解决刑事责任问题，待刑事责任问题确定和解决后，再解决该案涉及到的民事责任问题。先刑后民的理论依据是：犯罪侵犯的是国家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的首要功能在于维护国家公权力的正常运行，而民事诉讼的功能在于维护民事主体的私权益，优先保护国家利益之后，再保护个体利益。以及，刑事诉讼中实行国家侦查，侦查人员有丰富的侦查经验和先进的侦查技术，可以搜集到涉及全案的相关证据，既可以作为处理刑事案件的依据，也可以作为处理民事案件的依据，免去了民事诉讼当事人举证的困难。

《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9条规定：对于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一时难以确定，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因故不能到庭等案件，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

上述规定体现了先刑后民的原理。如果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存在犯罪嫌疑时，相关规定同样要求先刑后民，先处理刑事案件，然后再处理经济纠纷。

1985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中指出，为了保证及时、合法、准确地打击这些犯罪活动，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发现有经济犯罪，应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以及，1998年4月9日，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12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二、先刑后民规则的不足

先刑后民规则适用以来，在惩罚犯罪、保护公权力运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差异性，先刑后民规则的适用在实践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第一，现行先刑后民规则的适用主要侧重诉讼程序方面，忽视了实体责任方面的刑事民事先后问题。从现行有关先刑后民的相关规定来看，主要侧重解决在诉讼程序进行中，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哪个在先处理。但程序的设置和运行最终要解决刑事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所以先刑后民规则的不仅应立足于解决程序领域的刑民先后问题，也应当着眼于实体领域的刑民先后问题。。

第二，刑事诉讼过分延长的情况下，当事人民事权利的救济处于等待状态，不利于民事权利的保护和实现。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规定为了防止刑事诉讼的过分迟延，可以先就刑事部分判决，然后再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处理民事诉讼，是因为刑事诉讼贯彻诉讼及时原则，在英美法中将刑事诉讼称为“外科医师的手术”，案件的审理期限比较短，一般情况下为立案之后一个月宣判，至迟不超过一个半月。论文大全。实践中因为种种原因，刑事诉讼一般都很难在一个半月宣判，如果中间有补充侦查或鉴定的，相应期限并不计入审理期限，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的期限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以死刑案件为例，死刑案件要经过一审、二审、死刑复核，两三年之内一个死刑案件没有最终结果是常见的。根据先刑后民的规则，被害人一方必须等到刑事部分完结之后才可以实现民事权益，被害人也处于漫长的诉讼等待过程中，即使被告人一方愿意赔偿，也是先将赔偿款交给法院，法院结案后将该赔偿金支付给被害人一方，被害人权利保护因此受到了限制。英国有一句法谚语：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当被害人权益因为刑事诉讼的进行而不能得到及时实现时，法律的正义也无从谈起。

第三、实践中存在滥用先刑后民规则的现象

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同时存在时，二者的功能是不同的。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惩罚犯罪，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救济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先刑后民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国家利益高于私人利益，所以应当先刑后民，即使在一些私权制度发达的国家，也适用这一规则。但先刑后民规则有时候会被当事人滥用，规避自己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笔者办理某合同诈骗案件，某公司以开发楼盘为幌子，吸收了大量的个人资金，合同履行期到来时，既不能交付房产，也不能退还购房款。广大购房者就将该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购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经侦部分接到举报，按照合同诈骗罪立案，并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采取了强制措施。法院知晓公安立案的情况后，按照先刑后民的规定，中止案件的民事诉讼，等待刑事部分的处理。该法定代表人由于身体原因，申请取保候审，侦查机关批准该申请，办理了一年的取保候审，之后案件进入了漫长的侦查阶段。到本文撰稿之时，刑事案件还未进入审判程序，广大购房住户只能无助地等待。本案属于典型的先刑后民规则的滥用，该公司以刑事案件的存在为前提，暂时成功地规避了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三、先刑后民规则的完善

针对先刑后民规则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方面完善。论文大全。

第一、应当完善先刑后民规则的内涵和外延，先刑后民规则仅适用于诉讼程序方面，实体责任方面适用先民后刑。先刑后民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已经适用已久，但主要侧重程序的运行，即民事纠纷和经济犯罪交叉时，刑事案件审理在先，民事案件审理在后。笔者认为，法律概念的确定应当是准确而完整的，为防止对先刑后民规则的误解，应当明确先刑后民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程序领域。其一，良好程序的设置最终也是为了保障实体责任的准确确定；其二，现行相关法律中已经体现出实体上的先民后刑。如刑法第36条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公司法215条规定：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的，其财产不足以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财产不足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理论界和立法层面需要做的是，将现行关于先刑后民的程序性规定和实体性规定进行有效的梳理，将先刑后民的概念予以明确和完善。

第二，为了民事权利的及时救济，应当允许先刑后民规则的例外

由于刑事案件期限比较长，刑事案件的过分迟延有时候延误了被告人民事权利的救济，因此当符合条件时应当允许先刑后民规则的例外。如民事诉讼部分并没有太大争议，当事人愿意就民事部分先行解决时，法院可以灵活变通，先就民事部分处理，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部分法院也在进行相关的探索。笔者办理某一交通肇事罪案件，当被告人在羁押期间时，被害人向法院单独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法院经征求被告人意见，被告人愿意赔偿，于是法院先就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且达成调解意见，被害人一方先行支付了赔偿款。刑事部分审理时，法院基于被告人积极支付赔偿款的事实，对被告人从轻量刑，判处缓刑，案件圆满处理。这种做法可以作为法院处理类似案件的参考和借鉴。

第三，应当有效防止先刑后民规则的滥用

在合同诈骗、集资诈骗等经济类案件中，究竟属于刑事犯罪还是经济纠纷有时候很难界定，侦查机关谨慎起见，立案后对被告人一般先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但被害人此时即使持有民事关系非常明确的证据也由于先刑后民规则的阻却而不能进行民事诉讼。被告人一方也以先刑后民为由，主张中止民事诉讼，导致先刑后民规则被滥用，被害人民事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救济。为此，先刑后民规则的内容之一应当是有效防止该规则被滥用，应当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私权优先。具体来讲，如果相关证据缺失，案件事实不清，必须以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处理作为民事诉讼的前提和基础时，坚持先刑后民并无异议。如果民事法律关系事实清楚，当事人也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时，不乏先就民事部分进行处理，优先保护当事人的私权，再进行刑事诉讼的程序。

总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坚持国家公权力行使，追求刑罚权实现的过程中，不应当忽视当事人民事权益的保护。应当准确厘清先刑后民规则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先刑后民规则的适用范围。论文大全。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着眼防止先刑后民规则的滥用，允许一定条件下先刑后民规则的例外，优先保护被害人的民事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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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2010.3

6.奚晓明：《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0.1

篇2

陈光中：本案主要涉及由道路交通事故所引起的行政程序、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我认为，原则上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但不能绝对。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四条对此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指出：“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我认为，这一规定大体上是合理的。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可以由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将案件移交给刑事侦查部门，由后者进行刑事追诉。本案即属于此种情形。在公安机关认定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之所以不必经过民事诉讼是为了避免同一法院对同一案件事实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作出互相矛盾的认定，同时也为了节省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与此相关联的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处理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时，应当如何对待公安机关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呢？《通知》第九条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应当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认真审查、核实……”可见，人民法院（也适用于人民检察院）对全案负有审查、核实责任，其中包括公安机关对事故事实和责任的认定。如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意见一致，即予以认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有误，则不予认可，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是由刑事诉讼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刑事诉讼不仅涉及到公民个人的生命、自由，同时还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刑事诉讼较之其他性质的程序，包括行政程序，要求更加严格，刑事证明标准也要高于其他程序。因此，在行政程序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在刑事诉讼中不具有当然的拘束力，而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法院在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中独立判断。

应松年：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认识还不统一，实践中各地做法也不一样，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曾刊登过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的案例。本案中，法院对陈某提起的行政诉讼立案受理后，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启动，所以有必要协调不同系列的两个诉讼之间的关系，即解决哪一个优先的问题，否则容易造成法院不同审判庭之间的裁判相互矛盾。判断的标准是，如果某一诉讼的裁判结果是另一诉讼进行的前提或先决条件，那么作为前提问题的诉讼程序应优先进行，而另一诉讼程序应中止，等待前提问题的裁判结果。

“刑事优先”虽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已经作为一般原则适用，这是有其法理基础的。一般而言，刑事诉讼较民事、行政诉讼，其诉讼客体、诉讼结果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相应的其诉讼程序、诉讼制度也更加严格。具体到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一般在已提起行政诉讼后，检察机关对相关问题又提起刑事诉讼的，应先中止行政诉讼，等待刑事诉讼的裁判结果。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刑事判决无罪，则行政诉讼继续审查是否有行政违法问题；如裁判有罪，则不再继续进行行政诉讼程序。但正如陈光中教授谈到的，“优先”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实践中，可能会因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实行行政诉讼优先，本案正是如此。行政诉讼中，原告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应负事故主要责任。刑事诉讼中对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行政诉讼的裁判，行政诉讼审理结果是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前提，直接影响刑事诉讼，因此应当先进行行政诉讼程序。

具体处理意见是：如果行政判决原告败诉，维持交警大队的责任认定，检察机关认为符合条件的应提起公诉，但刑事诉讼中还要全面审查，负事故主要责任不一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有必要再考虑其他因素；如果经行政诉讼审查认定交警大队的责任认定不合法、原告不应负主要责任，我主张不必再进行刑事诉讼，因为再提起刑事诉讼已失去基础，且法院的刑事判决不能否定先已存在的行政判决。如果刑事审判庭对行政判决有意见，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重新研究，通过内部程序纠正，也就是说在本案原告胜诉的情况下，只有行政判决被依法撤销后，才能再开始刑事诉讼程序。

案例二 2001年10月15日，甲省A市某化工公司报案，称乙省某农药厂在B市的经营部负责人吴某，利用合同诈骗该厂货款11万余元。A市公安局于2002年4月6日对吴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取保候审，同年9月12日，A市检察院批准逮捕（未能执行）。吴在取保候审期间，以A市公安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侵犯财产权为由向乙省B市C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A市公安局分别向C区和B市两级法院提出管辖异议，均被驳回。同年9月29日，C区法院判决撤销A市公安局对吴的刑事拘留和取保候审决定，退还保证金，并支付赔偿金及经济损失，在A市和B市两地报纸上向吴发表道歉声明。A市公安局不服，提起上诉。同年12月20日，B市中级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光中：本案主要涉及对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如何加以制约和救济的问题。对此，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包括逮捕、拘留等活动以及其他强制性措施，如搜查、扣押等均属于刑事诉讼行为，具有司法性质。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得提起行政诉讼。因此，我认为，本案中，B市、C区两级法院受理吴某起诉的做法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也有悖于法理。

然而，现行法将刑事强制措施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必然引发以下问题，即如何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权力进行制约，以及对因强制措施违法而受到侵害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何进行救济。考虑到目前司法实践中借刑事诉讼之名，非法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还比较多，而且往往是出于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驱动，解决这一问题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对此，我的看法，一是强化检察监督，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提出纠正建议，或者完善立法，赋予检察院以强制纠正权；二是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即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有关强制措施以前，须向法官或其他享有司法权限的官员说明理由，获得后者的授权，并根据后者签发的令状执行强制措施；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有关强制措施以后，须及时将其带至法官或其他享有司法权限的官员面前，由后者审查确定强制措施的采取是否存在合理理由，以决定将犯罪嫌疑人予以羁押或释放。司法审查制度，不仅为西方两大法系国家所普遍采用，同时也规定在有关国际人权公约中，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等。

与此相比，扩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通过行政诉讼来对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行为进行救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问题，但在可行性与有效性方面存在着不足。一方面，两类诉讼同时进行，以行政诉讼制约刑事诉讼，既不顺理成章，也难以奏效，不利于诉讼顺利进行。另一方面，通过行政诉讼进行救济具有滞后性，不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此外，另行提起行政诉讼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公民个人都不啻于一个沉重的负担，不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

应松年：本案涉及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对于公安机关以刑事司法行为的名义干预经济纠纷，造成当事人人身、财产权益损害的情况如何处理。目前，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救济真空。行政诉讼以行政行为作为诉讼客体，公安机关履行行政职能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则不能通过行政诉讼渠道审查。实践中，某些公安机关以刑事司法行为名义规避行政诉讼的审查，利用职权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情况经常发生，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都要进行审查，但是必须要进行到相应的程序才有可能纠正并停止损害，此前则没有相应的救济手段，这种事后救济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不及时、不充分的。

我同意陈光中教授的看法，通过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解决上述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参考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办法，建议如下：对公安机关的行为，根据公安部1995年2月15日的《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审查该行为是否合法；如果检察机关在同案中已批准逮捕，建议受案法院可以向同级检察院的上级机关请示，如经审查认定公安机关确系利用职权非法干预经济纠纷，则作出行政撤销判决后，由上级检察机关撤销逮捕令，通过内部程序解决。总之，方案的设计要立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如何更及时有效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篇3

(一)法律规范中民间纠纷概念之发展

“民间纠纷”一词是伴随着调解制度的出台而出现的。1949年2月，我党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民间纠纷”第一次出现在正式的规范性文件之中。《决定》规定:凡民事案件，均得进行调解。但不得违反法律上之强制规定。“凡刑事案件除损害国家社会公共治安及损害个人权益较重者，不得进行调解外，其余一般轻微刑事案件，亦得进行调解。”［4］可见，《决定》中的“民间纠纷”既包括民事案件，又包括一般轻微刑事案件。1954年3月22日，政务院(国务院前身)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以下简称“《通则》”)，其第1条规定:“为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解委员会”)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特制订本通则”。第3条又规定:“调解委员会的任务为调解民间一般民事纠纷与轻微刑事案件，并通过调解进行政策法令的宣传教育。”通过对比不难发现，《通则》对民间纠纷的范围界定(一般民事纠纷与轻微刑事案件)与《决定》一致。1989年6月17日，《通则》被《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所代替。《条例》第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第5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任务为调解民间纠纷，并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在《条例》的基础上，1990年4月19日司法部颁布了《民间纠纷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间纠纷的含义和范围。此后，全国各级规范性文件均以不同的形式直接或间接使用了民间纠纷概念。

(二)权威词典关于民间纠纷概念的解释

根据《当代汉语词典》，“民间”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劳动人民中”，二是“非官方的”［5］。由此推断，民间纠纷也有两种含义:一是劳动人民之间的纠纷;二是非官方的纠纷。但这样界定无疑过于笼统，无法为司法部门提供规范指引。为此，笔者选取了三大权威词典的相关解读，以期在分析和评判的基础上，提炼出该词语的普适含义。1．权威词典对“民间纠纷”的解释(1)《法学大辞典》对于“民间纠纷”的界定: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一般纠纷。包括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两大类。一般民事纠纷，是公民之间、公民个人与非法人单位之间及非法人单位内部因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发生争执而产生的纠纷，如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房屋纠纷以及在生产经营方面发生的简易经济纠纷、劳动纠纷等等。轻微刑事纠纷，既包括不构成犯罪的轻微刑事违法行为引起的纠纷事件，也包括我国刑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或者构成犯罪的自诉案件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6］。(2)《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对于“民间纠纷”的界定:包括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一般民事纠纷是指婚姻、家庭、邻里、继承、赡养、抚养、房屋、宅基、债务、赔偿、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争论和纠纷。轻微刑事纠纷则是指打架斗殴、损坏名誉、小偷小摸以及轻微伤害、虐待、毁损等纠纷。所有这些纠纷尚未构成犯罪，不需追究刑事责任［7］。(3)《中华法学大辞典》对于“民间纠纷”的界定:发生在人民群众之间的民事权益争执和轻微刑事行为所引起的纠纷。该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民间的一般民事纠纷、重大复杂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纠纷。狭义的民间纠纷则是指发生在民间的，国家法律不主动强制干预的，并且允许当事人自行处分其权利的一般民事纠纷(如争执不大的土地、房屋、债务、婚姻、继承等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如轻微的侵占、斗殴、伤害、毁损、小额偷窃、欺诈、妨害名誉信用等案件)［8］。2．权威词典界定“民间纠纷”的异同通过列举，不难发现上述三大权威词典关于“民间纠纷”的界定存在以下共同之处:(1)基本都是以容易调解为根据来界定民间纠纷的，反映出“民间纠纷”一词诞生于社会矛盾化解的政策要求;(2)内容都包括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案件)。同时，上述界定还存在以下不同之处:(1)在民事纠纷方面。前两种观点所说的民间纠纷仅限于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第三种观点则还包括重大复杂的民事纠纷。(2)关于“轻微刑事纠纷(案件)”的界定方面，第一种观点是指现在意义上的治安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第二种观点仅指现在意义上的治安案件;第三种观点是指轻微的刑事犯罪案件。

(三)法律规范及权威词典中“民间纠纷”的共同点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上述关于“民间纠纷”概念的使用和界定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都与调解制度相关联。具体体现在:(1)在内涵方面，“民间”一词的两种含义(“劳动人民中”和“非官方的”)都指明了这种纠纷不涉及到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仅限于人民内部的一般矛盾冲突，因而存在调解的余地和空间。(2)在外延方面，将民间纠纷限定于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主要是基于调解可行性的考虑。可见，民间纠纷与调解制度相伴而生，是调解的对象，也是社会矛盾化解的重点。二是权威词典对“民间纠纷”的类型划分(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与法律规范相一致。权威词典关于“民间纠纷”的类型列举与《关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决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等规范相一致，也与《民间纠纷处理办法》所界定的民间纠纷范围(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相一致。三是对“民间纠纷”的类型划分突出纠纷的部门法属性。民间纠纷的提法，强调纠纷的属性是劳动人民之间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是局部的、个别的权益纠纷。而民事纠纷、刑事纠纷的提法，则强调纠纷的部门法属性。因此，将“民间纠纷”的类型划分为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突出了民间纠纷的部门法属性。

(四)法律规范中民间纠纷概念之界定

总体而言，我国法律规范中的民间纠纷概念具有同一性，法律规范与权威词典的解释具有同一性。如此一来，对民间纠纷概念的界定就转变成对上述规范、词典解释信息的归纳。本文认为，民间纠纷就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工作中发生的纠纷。具体是指亲友、邻里、同事、同学之间，因人身、财产、名誉等权益产生的纠纷。根据事态的发展，有的民间纠纷可能属于民事案件，有的纠纷则可能发展成为刑事案件。

二、刑事和解法律文本中民间纠纷的规范分析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新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对刑事和解的条件和法律后果都做了明确规定。该法第277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第279条又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可见，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人身、财产类轻微刑事案件，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五年内没有故意犯罪记录，都可以进行刑事和解，享受从宽处理的优惠政策。

(一)刑事和解的价值意蕴

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作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9］。虽然名为刑事和解，但实质上当事人是对民事部分达成和解并表达对刑事部分如何处理的意见(不追究或者从轻处理)。办案机关往往结合案件情况，对加害人作出较为宽缓的处理。对于我国刑事和解的起源和理论基础，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国古老的和合性文化的司法体现;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西方恢复性司法制度的中国化［10］。从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来看，①应该说这一制度得益于以下因素的合力:一是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三是古代和合性文化底蕴;四是国外恢复性司法的借鉴;五是程序分流的实践需求。实践证明，刑事和解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积极的效果:(1)促进社会关系恢复与化解社会矛盾，尤其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2)促进犯罪者回归社会，防止重新犯罪。(3)抚慰被害人心理创伤，保障被害人的财产权利得到及时实现。(4)减少审前羁押。(5)增加案件的审前分流，提高办案效率。(6)减少短期自由刑适用。(7)宽缓刑罚［11］。

(二)刑事和解限定为“民间纠纷”的原因分析

现行《刑事诉讼法》限定的刑事和解的类型有两种:一是民间纠纷引起的人身、财产类刑事案件;二是渎职犯罪以外的过失犯罪案件。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刑事和解的范围为何限定为“民间纠纷”?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历史传统的影响。如前文所述，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决定》将调解范围界定为民间纠纷之日起，我国各种法律规范中的调解制度也都是围绕民间纠纷展开。例如，《民间纠纷处理办法》(1990年4月19日)将民间纠纷界定为“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与《刑事诉讼法》把刑事和解类型界定为“民间纠纷引起的人身、财产类轻微刑事案件”完全一致。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历史传统对现行立法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二，化解矛盾的政策。刑事和解的价值之一便是社会矛盾的化解与社会关系的修复。前述规定民间纠纷的各类规范性文件，不论是将民间纠纷描述为“婚姻家庭、邻里纠纷”，还是“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纠纷”，都体现了民间纠纷的熟人特质，为矛盾化解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样描述并非毫无根据，首先，熟人之间关系的修复有其必要性。在熟人的生活世界中，人们的关系总是非常密切的，且是多维度的［12］。大家通常生活在同一地域或者空间之内，“低头不见抬头见”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甚至还带有血缘连接、存在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纠纷的存在必然对其今后生活、交往产生较大的影响，容易滋生新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其次，熟人关系的修复有其可行性。我国有着较为浓厚的“以德报怨”文化背景，被害人常会基于“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态度进行感情投资，期望得到加害人的回报。再次，从刑罚目的来看，熟人之间的刑事纠纷往往基于个体或者家庭的某些特殊原因发生，不可能威胁到生活网络里的其他熟人，不会对整个社区、单位的治安状况产生多大动摇，也不会给其他人带来恐慌和不安［13］。既然对熟人社会中刑事纠纷加害人的惩罚目的是特殊预防，不会严重威胁或损害社会治安与稳定，因而对其惩罚的必要性和程度也就随之降低了(不涉及一般预防)。第三，司法实践的探索。尽管理论界关于刑事和解的范围还存在争议，但实务部门关于刑事和解案件的探索却基本都集中在轻伤害、交通肇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以及盗窃、敲诈勒索等轻微刑事案件范围之内。例如，有学者选取了我国东部和中部三个地区的8个基层检察院进行实证调研(2006年9月至2008年12月)，在重点观察的案件中，共有16种案由的243起案件和解成功。这些案由分布于刑法分则的第二、三、四、五、六章，尤其集中在刑法分则的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和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其中，故意伤害(轻伤)、盗窃、交通肇事排在前三位，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9．2%、26．3%和21．8%［14］。总之，本文认为，延续历史、贯彻政策、总结实践是《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范围限定为“民间纠纷”的三类原因。

(三)刑事诉讼法文本中“民间纠纷”的司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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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工作情况

全年共受理各种刑事案件44件63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件数下降8%，人数下降5%，其中批准逮捕43件62人，较同期案件数下降9%，人数下降5%，决定逮捕1件1人，在批准逮捕案件中，盗窃案21件31人；故意伤害12件15人；抢劫3件7人；故意杀人1件1人1件1人；诈骗1件1人；敲诈勒索1件1人；破坏通讯设施1件2人；非法持有枪支1件1人；猥亵1件1人；收购赃物1人，贪污1件1人。批准逮捕准确率达到了100%，案件平均审时3.5天。

受理的各类刑事案件较同期有所下降，结合严打整治斗争开展，在办案中认真审查，证据，严格把握批准逮捕条件，均在法定时限办案，依法从快办结，无超期羁押现象发生，使案件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二、刑事立案监督工作情况

在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严格监督程序，突出监督重点，注重监督效果，保证监督质量。使这项监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现已向公安机关下达《要求说明不立案通知书》二份，公安机关已立案1件1人（盗窃），另一件经公安机关调查认为此案属民事经济纠纷，不属刑事案件管辖，并向本院书面说明。已立案的1件1人，已被茄子河区人民法院判处管制一年。

三、侦查活动监督工作情况

侦查监督活动是“三项职责任务”中一项重要的职责，为确保案件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我科在办理审查逮捕案的同时，积极开展引导取证工作，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当接到公安机关的通知后，立即赶赴办案单位介入案件的侦查工作，全年共提前介三次。在纠正公安机关违法，办案方面，向公安机关下达“纠正违法通知书”四次。充分发挥引导证据的监督作用，针对证据收集，固定方面予以引导，及时获取有价值的证据材料，保证案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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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劳资、经济纠纷的特点

（一）因追索劳动报酬、保险福利、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经济利益争议居主导地位。劳动关系双方对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高于对其他权利的重视程度，由于劳动者处于劳动关系的弱者地位，个人很难为维护权利与用人单位抗衡，因此多从经济利益方面找回损失，而用人单位对违约出走的劳动者，也大多以经济赔偿为由提出申诉。

（二）拖欠工资纠纷案件多。绝大多数劳资、经济纠纷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劳动报酬是引发劳资、经济纠纷的第一原因，其次是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再次是自动离职或辞职。

（三）集体劳动争议上升幅度较大。主要集中在建筑施工单位和非公有制企业。集体争议呈现突发性强、人数增多、处理难度大的特点。

（四）寻求解决的途径转变很大。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往往不自愿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而是采取集体上访、封堵政府机关，甚至有集体堵塞道路交通的行为发生。

（五）涉及利益的人员多，规模不断扩大。如20__年1月份来访中有11批集体访反映劳资、经济纠纷问题，人员最多的达22人。

二、劳资、经济纠纷产生的原因

（一）经济萎缩，利益矛盾冲突复杂。一些合同无法履行，拖欠工程工资无法兑现。一些企业停产、倒闭矿产，债权难以实现等产生劳资、经济纠纷。

（二）管理监控环节薄弱。如有的企业用工不规范，无用工合同，有的工程是层层转包。

(三)民工自我保护意识较弱。有的民工已半年未付工资，才来申诉，有的没有工资结算单。

(四)承包商为转嫁风险损失。有的承包商以未领到工程款为由，拖欠民工工资，把矛盾推向社会、交给政府。

(五)劳动关系双方法律意识淡薄。有的用人单位忽视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一些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管理制度，并付诸实施；有的用人单位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条款显失公平，导致劳资、经济纠纷的发生。

三、解决劳资、经济纠纷的对策

（一）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遵规守法意识。充分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和宣传载体广泛开展劳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劳资双方依法履行权利义务，促进用人单位自觉规范用工行为。通过法律意识的增强，使双方在用工时能自觉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明确工资报酬数额或计算方法，避免产生劳资、经济纠纷。同时，通过正反面案件的宣传教育，使劳动者认识其采取堵路等极端手段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消除一些劳动者“打官司跑断腿，不如集体上访、上路拦车讨钱快”的错误认识。注意发挥新闻舆论和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对违反劳动法、用工严重不规范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典型案件进行曝光和批评。

（二）切实加强管理，创新快速调解机制，依法高效化解纠纷。要求企业将合同文本送到劳动保障部门鉴证，以便及时检查和纠正劳动合同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对劳资、经济纠纷发生较多的企业，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要予以建档和进行重点监控，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到这些企业中检查企业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特别是在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标准和支付工资、参加社会保险、工时制度、劳动标准以及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情况，督促企业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并予以必要的处罚。同时建立职工欠薪保障制度，由相关部门制定实施办法，要求企业每月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的就业服务管理机构缴纳欠薪保障金，缴费比例标准应与过去和现在企业支付职工工资的有关指标挂钩。如果受保企业职工出现拖欠工资问题，可用该企业缴纳的欠薪保障金向职工支付拖欠的工资，不足部分可通过变现企业资产来筹集。畅通诉讼、仲裁、、调解等渠道，创新健全调解机制，坚持完善下访约访等联系群众制度，及时掌握矛盾纠纷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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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农村中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

(一)刑事案件呈高发态势

1.侵财性犯罪层出不穷。

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利益格局的调整逐渐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一部分农村青壮年由于无技术特长，在日常生活中又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往往为了个人享乐铤而走险。以2014年度为例，郯城县检察院共办理“两抢一盗”、诈骗、敲诈勒索等侵财性犯罪案件93件165人，其中有约三分之二发生在农村或城乡结合部，特别是抢劫案件，绝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偏远地带或城乡结合部。如犯罪嫌疑人田某伙同他人就曾在该县李庄镇边缘的乡村公路上抢劫作案7起，抢劫过往行人多名，因此处远离村庄，屡屡得手，累计抢得财物价值7200余元。又如犯罪嫌疑人胡某、方某伙同他人以介绍对象为名，诈骗该县泉源乡某村大龄青年李某现金1万元，也是利用了偏远农村村民纯朴老实的特点和寻妻心切的心理，自己不用出力，只是略施小计就创造出较多的“财富”。

2.破坏生产型犯罪屡屡发生。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下，部分人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择手段，不惜与破坏生产、生活资源来赚钱。以2014年度为例，郯城县检察院共办理毁坏公私财物、盗伐滥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破坏生产经营等犯罪案件19件32人，其中有三分之二发生在农村或犯罪主体是农民。如犯罪嫌疑人陈某未办理手续即非法占用耕地7729.6平方米和不可耕用地15917平方米，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其他诸如盗窃耕牛、盗窃农村变压器及变电设施等犯罪更是不胜枚举。

3.安全生产方面犯罪经常出现。

安全生产我们一直常抓不懈，特别近几年来安全事故频发，更应引起重视。可仍然有人为了牟利，不惜以破坏安全生产为代价。以2014年度为例，郯城县检察院共办理非法制造爆炸物、私藏枪支、放火、破坏公共通信设施、破坏电力设备等犯罪案件18件20人，除私藏枪支1件1人、破坏公共通信设施犯罪中的1件2人外，其他案件全部发生在农村。特别是一些农民利用原始技术，私产烟花鞭竹以牟利，更是给安全生产造成了隐患。如犯罪嫌疑人刘某，为了谋取高额利润，伙同他人生产鞭炮8300余盘，用去烟火药达70公斤，给安全生产留下了极大隐患。

4.痞霸犯罪居高不下。

受农村封建思想影响，再加上农村普法教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到位，一直以来，部分人老爱用所谓的“拳头”解决问题，以至于痞霸犯罪数量不减反增。以2014年度为例，郯城县检察院共办理寻衅滋事案件45件64人，聚众斗殴案件2件7人，故意伤害案件36件37人，其中绝大部分案件发生在农村或城乡结合部。如犯罪嫌疑人王某、林某雷在该县马头镇逢集时，公开索要“地皮费”，将在此帮别人卖东西的朱俊亮刺伤。除此之外，所谓的村霸、建筑霸以及因琐事即双双互殴的案件极多，数量之大，令人不能不怵目惊心。

5.未成年人犯罪及针对留守青少年的犯罪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解放，越来越多父母外出打工，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监管成为现实难题，从而导致农村青少年犯罪问题和侵害留守青少年的犯罪突出。2014年郯城县检察院共办理未成年人犯罪22件34人，发案率较2013年有所上升，如丁某、杨再某8人抢劫案，截至被移送法院时年龄最大的只有19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另外针对留守青少年特别是针对女性留守青少年的犯罪也有8件9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案件居高不下

1.邻里纠纷申诉仍然较多。

中国的国情、文化、环境决定了邻里纠纷一直是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其主要表现形式主要为土地、房屋、通风、采光等相邻权的利益冲突。以2014年为例，郯城县检察院共办理民事行政案件7件，其中有2件是相邻权纠纷案件，1件是邻里房屋纠纷案件，1件是要求确权排除妨碍案件。

2.经济纠纷申诉有所增长。

近几年来，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经济纠纷出现较多，相应的经济纠纷申诉也较多。以2014年为例，郯城县检察院共办理民事行政案件7件，其中经济纠纷申诉4件，占到所有申诉案件的约60%。

3.利益调整过程中纠纷不断出现。

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不断地进行调整与磨合，纠纷也随之而来，如农村集体的土地、林木等承包事宜以及村办企业的改制，有的当时未签合同，有的虽然签了合同，但约定不够明确具体，以致部分农村出现了村委换届即转包，根本不考虑承包户的长远效益的现象。该县花园乡某村村民王某等3人就是因林木承包未到期，而村委却要解除合同转包他人一事，村委要求其履行承包合同。

(三)职务犯罪案件时有发生

1.贪污贿赂案件仍有发生。

尽管近几年随着法制宣传的深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案件发案率有所降低，但仍占有一定比例。如2014年郯城县检察院查办的该县新村银杏产业开发区某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马某就涉嫌受贿、贪污、等多项罪名。

2.不作为、滥作为案件频仍。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上级乡镇党委政府执行工作任务时，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仍然采取一些粗暴的方式来完成工作任务。如在协助计生部门执行计划生育任务时，往往采取打骂、关禁闭、“办学习班”等方式，侵犯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严重的还构成非法拘禁等犯罪。2014年郯城县检察院法渎职侵权部门查办的非法拘禁案件中，有2人系村支书、村主任等基层组织人员。

二、问题成因

形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农村地区普法教育不成功。

如在调阅有关讯问笔录时，多名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都有类似的表述：我又没杀人，抢的钱又不多，有些还没抢成，应该没什么大罪。一些寻衅滋事犯罪嫌疑人也辩解：不就是打了几次架么，有什么大不了的，怎么还用得着逮我，农村还不是都这样。一些家属也表示：我们能不能以退赔等方式换取少判几年刑。可见，在农村，法制观念淡薄的现象普遍存在，普法教育不算成功。

2.农村的平安建设仍不到位。

尽管近几年该县大搞“平安郯城”建设，一些农村也购置了相应的设施，普遍建立了巡逻制度，形成了治安防护体系。但在偏远农村，特别是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农村，由于财力所限，外出打工人员多，难以真正做到建立治安防护体系，特别是远离村庄的田边地头、路口，属于所谓的“三不管”地带，更是无法顾及。

3.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未能完全发挥作用。

部分农村，尽管建立了调解机构，但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如邻里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农村基层组织的劝说、调解，平息矛盾纠纷。但现实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怕得罪人，不愿去做这项工作，以民事纠纷愈演愈烈，甚至发展为刑事案件。

三、建议与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仅提以下建议及对策：

1.借力新农村建设。

不仅要注重农村经济建设，同时要强化农村文化、法制建设，加大对农村留守青少年和辍学未成年人的监管力度，正确引导他们。作为检察机关，要强化法律宣传，积极参与综合治理，继续在农村对各年龄阶段人员进行法制宣传，法制宣传进村入社，提高群众法制意识，促进农村懂法、守法观念的形成，减少农村犯罪，维护农村社会治安。

2.立足检察职能，严厉打击影响农村和谐的犯罪，维护农民群众利益。

围绕新农村建设，严厉打击破坏农村稳定的各类刑事犯罪，特别要严肃查处侵犯农民民利和经济利益的职务犯罪案件，为新农村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的职务犯罪打击和预防体系，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

3.全力化解矛盾，注重纠纷调解，创造农村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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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城乡结合地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及治安管理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矛盾纠纷和治安管理漏洞。原因主要有警力不足、制度措施落实不到位，基层基础工作薄弱，普法宣传教育滞后等。针对以上问题，治安工作重点除加强巡逻，及时处理各类纠纷和案件，还应该转型完善和规范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

关键词 城乡治安 突出问题 防范对策

随着城市的扩建，乡村的发展，企业的选址建厂生产经营等，使得城镇乡村的土地利用从农业转变为工业、商业、居住区以及其他职能，造就了许多城乡结合地。同时流动人口的增加，各部门追求的利益化，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和执法不力等因素，导致城乡结合部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其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及治安管理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的社会矛盾纠纷问题出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入驻企业，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涉及群众利益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民间纠纷也逐渐增多。纠纷类型除了传统的邻里、家庭等方面外，还涉及土地征用、水电供给、环境污染、合同承包及其他经济纠纷。

（二）基层基础工作薄弱，治安管理还有许多漏洞。近年来经过一系列的整治，治安状态总体上呈现安定稳定的局面。但刑事案件、重大案件时有发生，尤其是“两抢一盗”的可防财案件占比例较大。

一是盗窃现象比较严重，职工群众缺乏安全感；二是赌博现象成为一大公害，因赌博而引发的盗窃、诈骗、抢劫、拐卖妇女儿童等问题，占了社会治安问题相当大的比例，因赌博结怨记仇，还造成新的矛盾和纠纷；三是邻里纠纷普遍存在；四是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甚至对立；五是在公路、铁路沿线、矿区周围，盗窃国家物资等违法犯罪活动屡禁不止；六是随着职工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休闲娱乐场所开始在城乡结合地出现，有些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七是不少城乡结合地缺少文化娱乐设施，部分职工群众文化水平不高，往往用喝酒、打牌等活动消磨时间。因为缺乏自控能力，以致于由小磨擦引起大事端，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八是职工群众法制观念欠强，遇到矛盾纠纷时往往采用蛮干的方法，由争执升级打架，使一般的民事纠纷发展成治安、刑事案件，扰乱了治安秩序；九是侵财型案件居高不下，主要为盗窃和诈骗案件，对象是现金、家电、金银手饰、摩托车等便于携带和价值较高的物品；十是伤害案件呈上升趋势，外出务工返乡人员违法犯罪不容忽视。

针对以上问题，治安管理的工作重点除了平时加强巡逻，及时接警处理各类纠纷和案件，还应该逐步完善和规范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加强流动人口排查及服务管理，稳步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形成群策群力、群防群治的社会防控网络。

1.完善矛盾纠纷排调机制。一是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职能部门对辖区前一个月的纠纷调处、治安状况等情况进行总结，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安定因素进行分析排查，促进矛盾纠纷的有效调处。二是建立预防机制，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预防上，建立信息、排查、回访等预防机制，变事后处理为事前化解，变被动调处为主动预防。

2.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加强协管员队伍建设，预防和打击流动人口中的违法犯罪活动。辖区单位加强流动人员的登记和管理，基层派出所联合综治部门强化对出租房屋的排查和落实服务措施。

3.强化基层基础建设，广泛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充分促进各单位综治办组织协调的作用，全面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形成以公安警力为骨干，以群防治保队伍为辅助，以集镇为中心，以交通要道为重点，以城乡结合地为基础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4.地企各综治办、保卫部门要发挥主力军作用。地企联合，加大综治经费投入，划定明确巡逻区域，加强巡逻频率，努力遏制街面、路面犯罪，真正做到警力向一线倾斜、向防范倾斜，提高群众见警率，提高群众的安全感。

5.进一步完善群防群治网络。充分依靠各行政村，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社区和村联防队、企业保卫和派出所联防为主的多层次、立体式群防群治队伍。

6.解决群众纠纷突出问题，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积极创造和谐的治安环境。要针对不同时期的治安特点，适时组织开展各项清理整治活动，主动、精确、有效打击各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同时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从源头上排除各种社会治安隐患，坚决铲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

7.加大对职工群众普法教育的力度，通过对身边人、身边事的普法宣传，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使他们知法、守法、依法办事。同时积极开展社会教育，提高职工群众遇到问题依法自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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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牢固树立严格执法意识,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刑事案件。各级公安机关在侦查办案工作中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全面收集证据和充分运用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对象、范围及期限的规定执行,坚决杜绝超期羁押。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办案部门必须在法定时限内进行讯问和调查,发现不应当拘留、逮捕的,应当立即依法释放;对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必须在法定拘留、逮捕期限内作出变更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决定监视居住的,应当在犯罪嫌疑人的住处进行,无固定住处的,必要时可以由公安机关指定其不得离开的居所,严禁在看守所、治安拘留所、留置室等场所执行监视居住。

    三、增强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识,切实担负起打击经济犯罪的职责。各级公安机关对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管辖的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依法管辖,切实履行职责。要针对经济犯罪作案手段隐蔽、案情复杂、侦破难度大等特点,建立专门的侦查办案队伍,培养一批既懂经济知识,又有较高政策法律水平和办案能力的专门人员。要注重研究经济犯罪的特点和规律,逐步建立健全符合打击经济犯罪内在要求的办案程序。在侦办经济犯罪案件中,要严格依照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正确区分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严禁插手经济纠纷,干扰正当的经济活动;同时,要防止以罚代刑,放纵犯罪分子。要从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治安秩序和保护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的大局出发,在立案和采取、变更强制措施等方面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重大疑难的、有分歧的、易出问题的案件的法律审核。

    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应当进行充分的案前调查,除其同时犯有杀人、抢劫等严重罪行或者有自杀、逃跑、继续犯罪等情形外,对应当立案以及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报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决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采取不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责令其不得擅自离开企业所在地,并保证随传随到,以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公安机关在严格控制对企业法定代表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同时,不得停止对案件的侦查和移送起诉工作。

    对涉案企事业单位的资金,凡不能认定为赃款的,不得冻结。决定冻结企事业单位资金的,应当报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决定。不允许以追赃为由冻结企业的正常业务往来资金,切实避免因冻结资金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职工群众的生活。

    四、树立协作意识,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各地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对犯罪嫌疑人异地执行拘留、逮捕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对异地公安机关提出协助调查、执行强制措施的,只要法律手续完备,协作地公安机关应积极配合,及时办理。协作中如果发现问题,应当及时向上级公安机关反映,但不得拒绝和停止协作。禁止以任何理由向请求协作的单位索要办案经费。对不执行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或因协作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人员和领导者的责任。

    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费用,凡在本通知下发前规定可以提成或实行办案提成的地方,接此通知后要立即纠正。严禁向案件当事人索取办案费,不得以任何理由接受当事人以各种名义支付的办案费用。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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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丁某提起的诉讼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上杭县公安局对丁某采取刑事拘留、扣押财产的强制措施，属于非法插手经济纠纷，故此案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第二种意见认为，上杭县公安局对丁某采取刑事拘留、扣押财产的强制措施是刑事侦查行为。如果公安局的行为错误或违法，给丁某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应按《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刑事赔偿程序解决，不能作为行政案件受理，故法院应裁定驳回丁某的起诉。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是：

    一、上杭县公安局根据润发公司报案对丁某以涉嫌诈骗立案，具备立案条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立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认为有犯罪事实的发生；2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可见，只要“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而并非“确实”有犯罪事实发生，就可以进行刑事立案。是否确实存在犯罪事实，则是刑事立案之后的侦查阶段的任务。本案中，润发公司向上杭县公安局报案认为丁某有诈骗行为，上杭县公安局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以涉嫌诈骗立案，具备立案条件。

    二、上杭县公安局对丁某采取的刑事拘留、取保候审、扣押财产等刑事强制措施，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是法律明确授权的行为，并非行政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事侦查行为。至于《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授权的行为，则可以推定为行政行为。

    三、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实施刑事执法活动按照立案、拘留、预审的程序进行。本案中，上杭县公安局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报案报告、立案报告、刑事拘留证、对家属通知书、释放通知书、释放证明书、取保候审决定书、保证书等，这些均是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的，而并非按行政程序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的，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形式要件，应该属于刑事侦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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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捕后变更强制措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1、超越法定条件、范围，对象进行变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是较轻的强制措施，主要适用罪行较轻或确实有严重疾病，不适于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但从调查的情况看，有些侦查机关往往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嫌疑人患病，罪行较轻甚至仅仅以案情需要为由随意对不应变更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变更措施。如犯罪嫌疑人陈某2001年11月持刀抢劫现金3600余元，手机1部。2002年陈某被我院批捕，同年9月，公安机关仅以身份不明，案情需要为由对陈某取保候审，陈释放后在社会上造成很坏影响。

2、把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作为案件处理的特殊手段。有些侦查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以拘代侦、以捕代侦，甚至插手经济纠纷企望通过对嫌疑人的羁押震慑犯罪嫌疑人，以达到获取口供或追缴赃款的目的。在法定期限届满后将其取保，这样采取保而不审消极执法的手段，一方面牵制犯罪嫌疑人，若不服可随进将其收监。另一方面，当上级机关或检察机关掌握有关情况时，便以案件正在侦查中以搪塞。如湖北籍的犯罪嫌疑人黄某2001年与平桥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后因经营不善欠货款10万元后逃匿，2001年6月我院以其涉嫌合同诈骗将其批捕在李某缴纳了10万元之后，公安机关将其取保释放。

3、变更措施主观随意性较大，违反法定程序现象突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逮捕的人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但有些案件侦要机关变更强制措施较快，甚至出现了当日批捕当日取保的草率现象。使法律失去

应有的严性，调查显视%的变理案件没通知原批准机关。如犯罪嫌疑人陈某故意伤害案，2002年1月27日我院将其批捕，院家人将赔偿款付清后，并缴清了保证金，当日公安机关在没通知我院的情况下将陈取保。

4、保人不保，监管不力。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保证人和被取保人必须遵守的义务，如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就应当追究责任。但由于取证难特别是对保证人违法事实很人取证，实践中对保证人和被取保人的约束都不大，因被取保人不到案或有其它违法行为而对保证人处罚的极少。同时，在取保案件中还存在着监管不力的现象，结果往往导致犯罪嫌疑人逃跑，毁灭证据甚至重新犯罪，严重妨害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如犯罪嫌疑人晏某2001年3月，因涉嫌盗窃被捕后安机关以未成年为由将其取保，但由于监管不力导致晏某在取保期间又多次盗窃作案，次年2月被重新逮捕。

5、有权变更强制措施的部门多，环节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和预审环节，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在侦查和预审阶段，以及对所有刑事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在审判环节均可自行决定变更强制措施，这些都导致取保候审乱而无序。

二、加强监督势在必行

作为监督组成部分的刑事执法监督是检察机关的本质属性，侦查监督部门作为职能部门对批捕后变更强制措施中存在的执法不严现象实行监督责无旁贷。现阶段，我们认为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转变观念，强化监督意识。要想切实提高监督实效，必须提高监督意识，增强监督自觉性，转变重办案轻监督的传统观念和习惯作法，树立只有大胆监督，才能有所作为的观念。去掉怕字，增加敢字。理直气壮地做好监督工作。

2、建立必要的监督工作机制，加强依法监督。主要是在侦查监督部门建立起完善的备案制度及跟踪监督制度。对公安机关在案件提请逮捕前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应要求公安机关

向侦查监督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