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与债务纠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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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金融危机；杠杆化；公共债务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13. 079

[中图分类号] F8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6）13- 0140- 03

1 发达国家去杠杆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离不开金融的稳定发展，所以金融在当前经济发展进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其主要职能不仅仅有助推的作用，其更杠杆功能更是可以使经济的飞速的发展，在这前提下，金融还可以更好组织和配置各项资金的应用，是国家的经济合理的快速的发展。但是，过度使用高杠杆会对经济稳定与增长造成威胁，杠杆过度被认为是此次由次贷危机蔓延成的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源，从而引发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去杠杆化问题的思考。全球经济在高杠杆的支撑下已经发展近二十年，金融衍生品的快速生长及各种金融产品的发展是整个高杠杆金融发展的实质基础。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去杠杆是必经路径，只有将去杠杆完成彻底，各国经济才会彻底企稳，世界经济才会重新起航，也就是说走出危机的本质就是去杠杆的过程。

一方面，去杠杆化会影响全球投资与贸易，在去杠杆化过程中，会限制场外衍生产品交易，使得各国利率、汇率等基础资产价格波动幅度扩大，从而限制各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行为。并且，去杠杠化使得金融机构急于出售其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整个市场同时出售会使资产价格陷入下跌一出售一再下跌的恶性循环。上述过量的去杠杆将是经济的流动性过于收窄，将迫使银行为了保持资本的充足，将不断的降低向金融机构、居民等有贷款需求的群体的意愿，这样国家居民消费率将会不断降低，企业的经济行为也会不断的减少，这样的缩减流动性将会不断的传导，最后会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进而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许多潜在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去杠杆化对全球经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短期看，库存削减速度的减慢和财政刺激方案能够提振经济活动；从长期看，投资支出增长和来自新兴市场的强劲出口需求也将有助于支持经济增长。在上述抵消因素的基础上，如果各国政府再辅以适当宏观经济政策来维持总需求，去杠杆化过程不但不会对全球产出增长造成损害，甚至可以提高产出并增强经济活力。去杠杆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过分虚拟化的经济回归理性，使全球经济重新回到繁荣发展的轨道上来。能否有效控制去杠杆化的负面影响，将决定去杠杆化能否真正起到挤出经济泡沫并促使经济尽快回复活力的作用，这是后危机时达国家实现经济恢复和持续增长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2 发达国家去杠杆化的进程与前景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去杠杆化进程。包括金融部门和家庭部门在内的美国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进程几乎接近尾声，在当前超低利率政策环境下，国内消费等力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2008年之前，美国私人部门的债务比例上升得非常快，超出了正常的趋势，使得债务达到无法支撑的程度，随后出现了去杠杆化，到2013年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大部分已完成。私人部门的负债比率大幅下降。美国的去杠杆化的主要措施是将债务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具体说，就是由政府出面，购买大量的有毒资产，同时采取化量宽松的经济措施，进行扭转操作。政府大量出售债券，压低利率。结果导致私人部门的杠杆大幅度降低，但政府部门的杠杆却大幅度上升，积累了大量的债务。一旦私人部门的债务下调到位之后，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就能承接经济增长的任务，而此时又是政府部门削减赤字和债务的好时机。

2000年前后，日本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以及居民部门的债务占比均出现大幅降低的趋势。当中，企业去杠杆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以企业净债务与所有者权益之比衡量企业的杠杆率为标准第13年该比例才维持到相对稳定的区间，直到1980-1990年，日本的总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43%增长到387%， 1989年泡沫破灭，并经历了长时间衰退，但政府债务却继续增加。日本作为世界经济体中的重要国家，其国内政府重债务的企业，占GDP的比重超过200%，不过日本内部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很小。日本政府占有社会资产量很大，但从总资产的角度来分析，将政府资产隔离出去，2013年日本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超过130%。日本政府的债务市场大部分有本国居民持有，国内大型企业持有，仅有不到5%的债务有外资占有，所有在这样债务情况下，不会出现因国债而引起的经济危机。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去杠杆进程的结束，为其投资扩张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超级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持下，日本经济有望实现稳步增长。尽管去杠杆化的进程有所不同，但发达国家依靠政府和央行的加杠杆来对抗私人部门去杠杆的冲击的事实却是一致的。在去杠杠化的过程中，家庭和金融机构的债务被转移至政府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随着国家对去杠杆的不断重视，金融部门和家庭部门不断推进去杠杆的速度，其进程中出现的矛盾也不断凸显，政府所面对的问题也不断加大，所面临挑战也越来越大。

3 发达国家公共债务的削减分析

发达国家债务的高速持续增长，已成为其突出特征。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与其对债务融资的高度依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国家内部种种经济活动和民众福利都由此获得，财政赤字的情况日益严重，占GDP的比重也不断的升高。多数发达经济体承受着社会保障、养老金、医疗制度保障等支出所带来的长期财政压力，使得政府难以平衡财政收支。政府举债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发达国家一直无法改变的促进经济增长方法，财政结构性调整不完全，高杠杆的模式不改变，大幅度下杀的情况还会发生。自次贷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在本国GDP的比重中不断升高。如果这种高比重的情形抓紧实施有效措施，其国家的债务陷阱将越发严重，虽然金融危机已有8年的沉淀期，但是如果这种高成本的融资方式不尽快改变，第二次的危机将再次重演。

当前，笔者从国家政府的角度分析解决债务问题可以财政紧缩，税收增加，货币政策等方面进行实施措施。财政紧缩方面可以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支出，在高福利的发达国家这种财政紧缩情况往往会影响到居民的种种社会福利也会有相应的减少，所以这种财政紧缩带来的政治成本将会很高。加大税收的力度的方法也会出现较高政治成本。通过加大财政宽松政策，也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通货膨胀来减小债务负担。通过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方法来提高本国各部门的偿还能力，来加快经济增长的模式是最为理想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往往难以实现，因为存在债务危机的国家其经济内在增长力量本就不足，所以加快发展更是阻力重重。债务违约的方法，成功案例数不胜数，大部分成功方法是隐性的债务违约，相比显性的债务违约方法，更能避免政府信誉严重受损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通货膨胀、金融抑制以及隐性违约的代价最小，成本最低，符合发达国家以较小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成本摆脱债务重担的诉求，因而成为发达国家缓解债务压力的有效手段，然而，这三种方式无法彻底削减政府债务，只是通过债务转移或财富幻觉等方式变相违约。近年来，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并没有根本性白好转，主要根源在于政府部门支出持续高于政务收入，若要从根本上削减政府债务，重建财政平稳仍然需要依靠紧缩财政与增加税收的方式。与次同时，必须清楚认识到，削减公共债务、去杠杆化绝非仅仅依靠财政紧缩就能达成的，而须从根本上改变高度依赖政府举债的经济增长模式、调整财政收支结构、重估福利制度等多方面相互协调，才能维持发达国家债务经济的可持续性，并最终实现其顺利过渡。

主要参考文献

[1]高晓红，王静.金融创新与货币政策：冲突与变革[J].南方金融，2002（6）：4-6.

篇2

［关键词］督促程序；反思；运行环境；理论基础

Abstract: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istheresultofthecommodityeconomy.However,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hasbeenignorednowadaysthoughthemarketingeconomyinourcountryisdevelopingrapidly.Itisworthcontemplatingwhether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shouldexistinChina.Thearticlediscusses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fromthepracticalenvironmentandthetheorybasis,anddrawstheconclusionthatitisnecessaryfor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toexistcontinuouslyinChina.Furthermore,the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shouldbeperfectedinitselfandrelatedjudicialsystemsothatitcanovercometheshortcomingsindesignandadapttotheconditionsofourcountry.

Keywords:supervisingandurgingprocedure;contemplation;practicalenvironment;theorybasis

市场经济社会中，相当多的经济纠纷属于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双方对纠纷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形，只是债务人出于种种原因而怠于履行，此种纠纷纯属执行问题。督促程序则是针对此类纠纷专门设立，以特有的程序设计，催促债务人及时履行债务。它给予请求人一种机会，在对方持消极态度的情况下取得执行名义，而无须忍受费力费时的争讼程序［1］,帮助债权人以简单、快捷的诉讼方式收回债权。督促程序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物，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经济诉讼中担负着繁简分流的重要角色。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债务纠纷案件日益增多的今天，督促程序的适用却日趋下降，几乎到了形同虚设的境地。时至今日，督促程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受到冷落，不乏将督促程序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抹去的呼声。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督促程序在我国的运行环境和理论基础进行深入反思，全面和客观地认识督促程序的生存现状，将有助于明确督促程序在我国或发展或消失的出路所在。

一、对督促程序在我国运行环境的反思

（一）积极方面

1.督促程序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理念相契合

从法律文化层面看，督促程序与中国人的法律文化和诉讼心理相契合，因此，督促程序在我国有其存在和可接受的社会基础。受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民众信奉“以和为贵”，在诉讼上逐渐形成牢固的“厌讼”、“耻讼”心理。如梁治平所言：对意大利人或者希腊人来说，借鉴法国或者德国的法典，更多只具有技术上的意义，而对中国人来说，接受西方的法律学说，制定西方式的法典，根本上是一种文化选择［2］。如果西方的某项制度与我国的法律文化存在某种暗合，产生观念冲突的可能性便会降低，该法律的移植就具有了可行的前提。督促程序无需开庭审理，可有效地避免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剑拔弩张和对抗，债权人与债务人不用碰面，保存了各自的颜面，债务纠纷即以较为“和气”的方式解决，能有效防止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为我国法律文化背后的民众的法律观念和诉讼心理所能接纳。

2.督促程序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

从经济学角度审视，督促程序是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资金的快速流转能使有限的资金得到更加有效的运用，从而最终导致资源趋于最优配置和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经济的发展在加快资金流转的同时会产生债务纠纷增多的附加效应，债务纠纷的及时解决又能促进资金运转和经济的发展。反之，如果资金流转缓慢甚至停滞，便会对经济的发展形成阻碍。可见，资金流转和市场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我国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自然产生了诸多的债务纠纷，债务纠纷的积聚必将导致资金流通减缓，滞阻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的债务纠纷债权债务关系明确，长期拖欠使得当事人最终只能诉诸法律。相对普通程序而言，督促程序更为简便快捷，并且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成本，因此，可以说督促程序是解决当事人之间此类纠纷的最佳法律手段。

3.督促程序与我国民事诉讼原则和司法改革精神相协调

从民事诉讼角度分析，督促程序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倡导的“两便”原则和司法改革的精神。便利群众进行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办案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定的出发点和归宿。债权人提起督促程序后，法院无需对债权人的支付令申请进行实质审查，无需开庭审理，无需询问债务人，只要债务人不提出异议，支付令即行生效，债权人取得执行依据。督促程序以简便的程序、快捷的速度帮助债权人收回债权，在便利双方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同时也便利法院审理案件。督促程序的高效性符合以“司法效率”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的要求。

（二）消极方面

然而，督促程序在1991年移植到我国以后，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中遭遇到了种种不利于其生存和发展的消极因素，从而影响了其在我国的有效运行和应有价值的正常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残留的计划经济观念与督促程序所需要的市场经济环境不相协调

督促程序是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西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民之间的金钱债务纠纷急遽增长，如果这些案件都按通常诉讼程序，即经过、法庭审理，直至作出判决、上诉等一系列程序之后强制执行，则不仅浪费当事人和法院的人力和物力，而且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鉴于此，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制定了督促程序［3］。督促程序的生长环境是商品经济社会，立法的目的是要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然而，1991年我国在制定督促程序时尚未走出计划经济的影响，在各个细节的设计上都表现出有利于债务人的价值取向［4］，甚至时至今日，多年前的计划经济思想尚未彻底从人们头脑中消除，以至于原有的对债务人过多保护的观念与督促程序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意旨相背。

2.我国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督促程序的相关要求不相协调

我国民事诉讼法长期奉行超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突出强调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程序的进行主要由法官控制，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视为从属性质［5］。而督促程序的进行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程序因债权人的申请而开始，因债务人的异议而终结，法官对债权人的申请和债务人的异议仅进行形式审查，相对而言，法官在其中只起到协助和辅助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督促程序需要的是当事人的程序自由。如果督促程序过多地受到法官职权的干涉，当事人必然会遭遇各式各样的阻挠，督促程序自然很难顺畅运行。

3.目前不健全的司法制度与督促程序的要求不相协调

法官干预当事人选择督促程序部分源自法官背后的司法制度不健全。当前法院普遍存在着经费不足、设备缺乏的问题。基层人民法院办理适用督促程序的案件所支付的费用远远超过所收取的费用，入不敷出。而按诉讼程序立案受理，财产案件诉讼收费则远远高出适用督促程序受理案件，有些案件法官宁可动员当事人走诉讼程序，也不按督促程序办理［6］。法院经费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法院内部的司法体制缺乏对立案法官的监督和制约，受理案件时法官出于利益权衡而干预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也就不足为怪了。此种司法制度的缺陷必将对收费低廉的督促程序的适用产生重大影响。

4.不健全的市场机制与督促程序不相配套

有学者认为，现阶段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转变,但尚未形成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价值观念，信用——特别是商业信用在很多人眼里还比较淡薄，在有些人脑子里甚至就没有“信用”二字。国家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市场经济需要的信用制度，这是我国督促程序运行效果不佳的最根本的原因［7］。笔者虽然不赞同将信用机制的缺乏认定为我国督促程序运行效果不佳的“最根本”的原因，但不可否认信用机制的缺乏对我国目前督促程序运行的不良现状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债务人可以没有任何约束地故意对支付令提出虚假异议。对债务人的此种恶意行为既没有法律上的限制或惩罚，也不会产生其他方面的不利影响，由此形成对债务人“不信用”的纵容或诱导，致使督促程序无法顺利施行。

5.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视程度与该程序的重要性不相符合

司法改革中，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均热衷于简易程序的探讨和实践，然而，同样具有简易程序特点的督促程序却倍受冷落，多年来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法院，依督促程序提起的案件往往交由立案庭办理，得不到与通常诉讼程序同样的重视，甚至可以说这一独特简便程序的存在完全被忽视。督促程序的缺陷很难得到完善，其价值也难以得到应有的发挥。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法院受理的经济案件几乎逐年成倍激增，法官审理案件的负担日益加重。如果不以灵活、快捷、节省的程序解决大多数简单民事案件，要实现对复杂民事案件的慎重裁判就相当困难［8］。

二、对督促程序建构的理论基础的反思

（一）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失衡

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价值。公正是法律和诉讼中的最高价值，通常情形中，在维护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实践中各类案件和各种程序平均占用诉讼资源是不合理的，在社会发展迅速和讲求经济的环境中，简便迅捷的程序是很必要的，对于简易案件，更应当强调经济性地解决纠纷［9］。督促程序的设计在注重诉讼效率的同时实现诉讼公正价值和诉讼效率价值的平衡与互动。督促程序的发生基于债务人对债权人提起的债务纠纷没有争议这一假设前提，免去了通常诉讼中所需的繁琐程序，不用开庭审理，对债权人的申请也不用实质审查，不用向债务人讯问和质证。为确保诉讼正义，督促程序特别为债务人设置了异议权，债务人的异议直接导致督促程序的终结，纠纷转由通常诉讼审理解决。如果生效的支付令出现错误，督促程序也提供了再审的救济途径。在追求诉讼效率方面，督促程序诉讼周期短、程序简单、审级层次少、诉讼费成本低。相对于诉讼程序而言，当事人能以最低的诉讼成本获取最大的诉讼利益；对于法院，也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可见，督促程序设计的初衷是试图实现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完美结合。

然而，司法实践中，督促程序显现出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在某些环节上设计的失衡。首先，债权人有选择适用督促程序的权利，但立法没有对债权人的程序选择权提供司法救济，债权人因为种种原因（法院或督促程序自身的缺陷）无力选择对己更有利的督促程序，诉讼公正无法体现。其次，督促程序中债务人的异议权无任何限制，虽然符合督促程序追求诉讼效率的要求，但是极易造成督促程序因债务人的虚假或随意的异议而终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督促程序中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督促程序也就无法实现诉讼公正。再次，债务人提出不实的异议后，督促程序终结，由债权人承担败诉的费用，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不仅得不到维护，而且还要为对方的欺骗“买单”，诉讼公正在诉讼费用的承担上也无法体现。最后，督促程序在诉讼效率上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程序的设计并没有保证诉讼期限的按期履行，为人为因素的影响提供了可能，其诉讼高效的优越性无法得到体现。

（二）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不对等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和实质。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是和权利相对的，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10］，“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在数量关系上，权利与义务总是等值的，即权利和义务要实现对等［11］。督促程序的设计上也遵循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对等的程序建构理念，如：由于人民法院在支付令之前并未对案件做实质性的审查，即未对权利本身进行调查，因此，支付令并不一定符合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这就要求法律程序上设置一种救济手段，即允许债务人对支付令提出异议［12］。债务人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无须审查异议是否有理由，应当直接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因为对债权人的申请不应进行实质审查，与之相对应，对债务人的异议也不应进行实质审查，而只审查其在形式上是否合法。异议一经合法提出，督促程序就告结束。

我国督促程序的设计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官和债务人的部分权利和义务设置不对等。如规定法官对督促程序的启动具有控制权，却没有明确相应的不得的义务，即保护债权人的诉权和程序选择权的义务；规定了法官执行诉讼期限的权利，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执行诉讼期限的义务，即保护债权人诉讼期限权利的义务；规定了债务人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却没有规定不得滥用异议权的义务，即保障债权人顺利收回债权的义务；债权是相对权，也称对人权，其义务主体是特定的债务人，督促程序明确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却没有相应严格赋予债务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义务是和权利相对的，督促程序给法院与债务人设定了前述权利而没有相应地设定前述义务，在程序上则表现为没有给法院和债务人的权利以一定约束。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督促程序以其特有的简便、快捷、成本低廉的特点，符合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观念、顺应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的需要、符合我国民事诉讼原则和司法改革精神，在我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由于我国特有的国情，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与督促程序的要求不相协调的诸多因素。笔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计划经济的后遗症会在立法者和普通民众中慢慢消失，我国长期形成的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和司法制度不健全的情形可以在司法改革的推进和制度的完善中逐渐得到克服，目前市场信用机制已经开始逐步建立，督促程序所需要的司法和社会环境正在日渐回归，可以预见，影响督促程序运行的不利因素不会成为继续困扰督促程序的重大问题。由此，我们认为，督促程序应该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继续存在。我们需要的是重新关注和重视督促程序，同时深刻反思督促程序自身存在的无法克服的给债权人带来的程序障碍，切实保障债权人对督促程序的选择权，解决督促程序中债务人的异议权不受限制的弊端以及由此产生的诉讼费用负担不合理的问题，确保督促程序诉讼期限的按期履行等等。我们相信，挖掘督促程序的程序机理，弥补其自身设计的缺漏以适应我国的客观环境，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好的立法方案，使督促程序尽快实现本土化，才是督促程序在我国继续发展的出路。我国的督促程序最终会呈现出其在德国适用的情形，成为我国基层法院中大部分经济纠纷案件的适用程序，帮助法院实现繁简分流，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德]狄特.克罗林庚著,刘汉富译.德国民事诉讼法律与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白绿铉.督促程序比较研究——我国督促程序立法的法理分析[J].中国法学,1995(4).

[4]傅郁林.繁简分流与程序保障[J].法学研究,2003(1).

[5]王福华.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6]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督促程序适用中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法律适用,2005(5).

[7]章武生.督促程序的改革与完善[J].法学研究,2002(2).

[8]刘振录,庞立新.浅谈督促程序[EB/OL].北京法院网,2003(11).

[9]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0]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篇3

“我不能成为首富，但我可以绑架他儿子。”每到失意或兴奋时，“小炮仗”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口上。“小炮仗”最大的人生目标是成为绑匪。

“小炮仗”是四川人，2005年10月，他将迎来20岁生日。他没有社会认可的正规职业，靠混迹江湖为生。

中国对绑架犯罪行为的惩罚十分严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9条规定，构成绑架罪的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致人质死亡或杀害人质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如此严重的惩罚，难道没有吓住像“小炮仗”这样的蠢蠢欲动者吗?那些绑匪，真的是被少数人认为的所谓“侠匪”吗?

2005年4月，《望东方周刊》记者见到了“小炮仗”这位对“绑匪事业”充满憧憬的年轻人时，他叼着烟、喝着酒，在宁波月湖边的一家小酒店里做着当绑匪的“白日梦”。

绑匪是好逸恶劳、祸害社会的人

“小炮仗”17岁那年高中辍学后，来到浙江宁波等地“闯荡江湖”。三年来，他一直以边缘职业为生。平时，他喜欢跟着还算不上黑社会的“混混”出入各种娱乐场所，收些“闲钱”；偶尔还帮赌徒看看场子、望望风，拿些小费；有时还会成为警方、媒体的线人；每到年关、暑假，他就在宁波、上海等地火车站卖黄牛票。

但让“小炮仗”留下“江湖名声”的，当然不止是这些杂活。他每逢春节年关，还会和一群人，在浙北、苏南和浙东一带的乡村，拿着炮仗、烟花，到当地富豪家门口放“炮仗”，主人受惊走出房门时，一群人和“小炮仗”一起，盯着主人邪邪地笑。这些富豪多半会以几百、上千甚至更多的钱买下他们手中不值百元的炮仗烟火。“小炮仗”尽管年龄不大，但团伙中经常由他探路、摸底，而且拜年屡屡得手，也就留下“小炮仗”的绰号。正经人都对“小炮仗”这种做法，非常厌恶。

尽管“小炮仗”没有固定职业，但由于许多偏门邪道都挺来钱，所以他自称2005年春节回家过年时，带子四万多存款回家。

“谁都希望成为富翁，我当然也想。在我看来，只有绑架富豪才能快速致富了。现在看场子呀，放炮仗呀，卖火车票呀都是在做小事，都是在积累经验，但愿有一天能成大事。”

尽管《望东方周刊》记者多次向其指明，他的“梦想”一旦成真就是严重犯罪，是罪大恶极、没有翻身希望的罪行，但“小炮仗”却似乎并不为所动，“要回报总会有风险。哪有做强盗的肯定不会被抓呢?”

言谈中，“小炮仗”对打工很不屑。据了解，像“小炮仗”这样好逸恶劳、不愿吃苦而企图通过不法手段走捷径赚大钱的人，占了绑匪的绝大多数。

贫穷不是产生犯罪的土壤

一份绑架案的研究论文对绑架犯罪分子的成员特点作了这样的总结：“作案成员多以男性为主，文化程度较低且趋向低龄化，一些犯罪成员个性上表现出明显的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职业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告诉《望东方周刊》，应该承认，不少绑匪是所谓的“三无”人员，经济上属于低收入人群。

7月10日，在成都召开的“和谐社会成都论坛”上，有专家指出，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由十大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其中，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包括失业、失地、待业的人员等，他们首次成为一个阶层。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保护低收入阶层的权利，而这个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遵纪守法，在逆境中自强不息。“中国的穷人是最具有忍耐性的，最安分守己的。那些绑匪和他们本身所处的阶层并没有直接联系。”江西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主任邓国良教授告诉《望东方周刊》。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于海教授告诉《望东方周刊》，中国实施绑架的人群，大体上可分为：亡命之徒；想入非非的年轻人；利益当事人。他说：“绑架案件的形成，主要还是犯罪分子自身原因。”

温州商人许明同意于海教授的观点，他说，仔细观察，多数绑匪是因为经济纠纷、赌博、吸毒等原因而实施犯罪行为的，或者是与心理变态扭曲、社会风气差等有关。从目前来看，绝大多数不甘于现状的底层民众，选择走的是合法致富的道路，比如考大学、学手艺、打工、自己做小老板等等。

他特别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这两代富豪，特别是东南沿海白手起家的这批富豪，本身就是从底层民众个人奋斗才致富的。宁可穷死也不做绑匪杀人，这是底层民众的主流心态。

不过，专家还是提醒必须关注产生绑匪的复杂原因。中国公安大学公安学教授王大伟表示，对绑架犯罪进行深入的分析，需要建立成因模型，要从社会震荡源和社会生态系统两个层面去分析。

“一些社会现象非常容易影响到孩子。”周孝正对记者说。他认为，“抬头向钱看，低头向钱看”正在局部地区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资本可以进入任何领域，却不能进入灵魂。

张昌荣也表示，学校对于品德教育的忽视，教材脱离实际生活，社会某些领域的功利主义倾向，致使很多实施绑架者，没有畏惧感。

经济纠纷：制造绑匪的重要原因

2005年6月，上海的蔡先生遭遇了一起熟人绑架案。绑匪索要43万元，让蔡先生赎其儿子。

在警方的努力下，这起案子在三天内就告破。警方发现，这起绑架案的绑匪原本与蔡家有经济纠纷，多次索要不成，绑匪才决定实施绑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陈刚表示，目前，因为债务，合同，拖欠工资等经济纠纷所引发的绑架案件正在逐年上升，绑架金额增加，从早年的三五万元，到现在的数十万、数百万元之巨。

另外，地下金融组织中的“抬会”、“标会”等组织的崩溃，也会导致绑架、非法拘禁等案件大幅上升。

1985年9月，郑乐芬夫妇合谋组织了“民间金融互助会”。这两位连小学文化都没有的农民，在资金稀缺的80年代中期，就控制着上亿元的资金。

1985年“抬会”被取缔后，在乐清县引起了一场巨大骚乱，会员急于向中小会主索回会款，甚至采用绑架人质、非法拘禁等手段，造成了三人死亡、53人被绑架和非法拘禁。不仅在乐清，平阳也先后发生过两次“会案”，共涉及资金几十亿元、造成几十人非正常死亡。

“经济起步阶段，矛盾比较多，容易引发绑架。”张昌荣告诉《望东方周刊》，在2003年的福建绑架案发生地的排名中，福州、莆田位居一二名，泉州、临清并列第三。张昌荣教授特别注意了临清，他表示，临清地理位置偏僻，经济落后，却上升为绑架案的高发区，与当地经济起步，容易产生动荡有关，由经济纠纷产生的绑架案逐步增加。经济的大起大落，债务纠纷增多，也容易发生绑架案件。

除了经济纠纷之外，各种违法犯罪案件常常是制造绑匪的直接“幕后指使人”。

篇4

摘要：20__年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督促程序进行了完善，其目的就是希望利用督促程序简便、经济解决无争议民事债权债务纠纷的特点，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案件分流进而科学合理的配置司法资源。但从目前督促程序的程序设置而言，还不足以承担立法者对其寄予的厚望，所以本文希望通过对督促程序面对的困境进行研究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改程序的对策。

关键词：督促程序，存在问题，程序完善

一、督促程序概述

1、督促程序的概念和性质

（1）督促程序的概念

现代督促程序起源于德国，而后法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也相继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督促程序。

德国学者奥特马o尧厄尼希认为申请人向法院递交请求发出督促决定的申请。该决定的发出不仅讯问被申请人。相对人提出异议，则督促程序结束并转入争讼程序。如果相对人未提出异议，则依申请发出执行决定。" 日本学者新堂幸司界定为："当债务人对一定数量的金钱及其他替代物就请求权不予争议时，使债权人通过比普通程序更简易、更迅速获得债务名义的程序，这种程序由法院书记官负责实施。督促程序可以说是给付诉讼的一种替代程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督促程序是指法院根据债权人提出的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申请，不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实质性审理，直接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债务人可以在法定不变期限内提出异议，若债务人提出异议合法有效，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事人同意提讼的，法院应裁定终结督促程序，转入诉讼程序；若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合法有效异议且又不履行支付令的，支付令即具有强制执行力，债权人可以据此向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一种特殊程序。

（2）督促程序的性质

督促程序在国外立法以及学者的论述中一般界定为特别程序，督促程序的性质问题国内学界研究较多，并且形成了几种较为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督促程序是属于诉讼程序。第二种观点认为督促程序是属于略式诉讼程序，即是一般诉讼程序是简略。第三种观点认为督促程序是属于非讼程序。理由是督促程序并不解决民事争议案件，只是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通过发出支付令的方式，要求债务人履行没有争议的债务。因此在督促程序中，只有申请人而没有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不存在一个有对立双方当事人的诉讼结构。 第四种观点认为督促程序是属于非讼程序，但是兼有诉讼程序的特点。

根据我国民诉法规定，督促程序适用的对象是无争议的债权债务纠纷，而此类案件并非必须适用督促程序，债权人可以选择适用该程序，也可适用普通程序。督促程序处理该类案件，是因为考虑到案件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特点，迅速简便地加以处理可以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和合法权益以及合理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所以在立法中就省略了普通程序中比如传唤当事人、调查取证和开庭辩论等环节。同时，督促程序始于债权人的申请，若被申请人没有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合法的意义，那么申请的结果就会产生强制执行的效力。以上论述都表明非讼程序中的某些非讼案件也存在诉讼因素。换言之，笔者支持第四种代表性观点，督促程序属于非讼程序，但兼有诉讼程序的特点。

2、督促程序的法律意义

（1）快速地解决债权债务纠纷，节约司法资源

督促程序自创设时起，其目的就是定位于快速解决当事人之间无实体争议的债权债务纠纷。督促程序的诉讼周期相对普通诉讼而言已经相当紧凑，而从诉讼中省略了传唤当事人、调查取证等环节，债务人没有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合法异议，那么债权人将取得执行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且，督促程序的诉讼费用较普通诉讼程序而言低廉得多。由此，督促程序减少了当事人为诉讼投入的财力和精力，同时也减少法院司法资源的占用和消耗，较大程序上提高了诉讼效率，合理配置了诉讼资源。

由此表明，"督促程序的首要功能是过滤掉大量的无争议案件"， 将案件过滤在民事诉讼程序之外，进而调和日益凸显的司法资源的稀缺性与民众对司法资源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2）有助于当事人寻求司法保护，维护其合法权益

督促程序的高效性有利于简便快捷地实现债权人实体目的，从而有利于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以及民事实体法律秩序。督促程序高效性是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实现的。比如，在督促程序中债务人不参加审理，但是基于法律平等保护原则，法律赋予债务人对支付令的异议权。并且，当生效的支付令发生错误时，法院可依被申请人的申诉予以救济。由此可见，督促程序的出现保障使债权人保护了自己合法债权，也使债务人的诉讼权益得到保障。同时督促程序的快捷性有助于债权人及时地实现实体目的，从而为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提供司法救济的途径，以保证其实体权利的实现不致因成本和复杂性等原因而受到阻碍，进而有利于维护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交易的安全。

（3）完善民事诉讼法程序体系，实现程序多元化

就督促程序而言，其立法目的如上述阐述中所言，即是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案件，省去法庭实质性审理阶段，使债权人迅速获得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债权债务关系繁简程度的不同就社会经济多元化发展的表现，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纠纷就是民事纠纷多样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进而督促程序的设置体现了民事诉讼程序多元化，而当事人选择督促程序来解决纠纷将更好地保护其合法权益。

3、我国适用督促程序的现状

从我国全国法院的情况来看，适用督促程序审理的案件数量并不多。支付令案件占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总数的比例不高：一是民事、经济案件收案逐年增多．支付令案件的收案却未相应增多。二是适用督促程序较为集中的借贷纠纷和借款合同纠纷案件逐年增多，适用督促程序支付令的案件却有所减少并呈下滑趋势。三是民事、经济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较多，适用督促程序的很少。从下表中的数据可以发现，每年全国审结民事一审案件的数量都在增加，而以督促程序处理的案件占全国审结民事一审案件的比率却在下降，从20__年的5.23%下降到20__年的1.88%。同时，生效支付令占依照督促程序审结案件的比率也是每况愈下，特别是20__年以后可谓是极具下降，直至20__年仅为11.8%。

20__年-20__年 全国法院适用督促程序情况

统计明细表

时间 全国共

审结民

事一审

案件 全国法院依照督促程序审结的案件 其中

支付令生效 生效支付令占依照督促程序审结案件的百分比 程序终结 驳回申请 其他处理

20__ 3418481 179007 152980 85.4603% 12459 5312 8256

20__ 3457770 158100 135980 86.0089% 12641 2634 6845

20__ 4393306 179177 50357 28.1046% 34065 2683 88475

20__ 4416168 181655 34336 18.9018% 40542 2175 97798

20__ 4303744 150790 25338 16.8035% 36930 5340 80818

20__ 4360184 127461 16170 12.6862% 33342 1681 73647

20__ 4382407 95111 12729 13.3833% 22486 1405 55325

20__ 4682737 88292 10436 11.8199% 21547 2013 51609

由此，我们可以大胆的得出结论，督促程序的功能在不断的消解和异化，日渐式微，和立法初衷出现了错位！

二、我国督促程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督促程序面临的种种困境是由多种深层次的原因造成的，既有制度之惑即程序设置多有漏洞，也有外部环境之惑即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揭开造成困境的神秘面纱。

1、对督促程序案件立案分流引导不足

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一）当事人没有争议，符合督促程序规定条件的，可以转入督促程序。依该条的规定，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状，希望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将案件转入督促程序。这样的程序转化方式是法院希望通过发挥不同程序的功能，进行案件的分流，然而实际上是对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之核心差异的认识缺位。 程序不同，适用于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之间的程序法理存在差异。若采取诉讼法理适用于非讼程序，则背离了非讼程序的简捷性和经济性，增加了纠纷解决的诉讼成本；若采取非讼法理适用于诉讼程序，则不能保障各方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其后果很可能导致当事人不能维护其合法权益。当事人提交状，使其达到启动诉讼程序的证明标准，其付出的代价远胜于其向法院申请支付令所付出的代价。而依规定而言经过程序转化当事人仅仅启动的是督促程序，作为非讼程序的督促程序并不需要当事人提供如此高的证明标准，一方面浪费了当事人投入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也违背了督促程序简捷、经济的性质和特点。综上，该条规定不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实现其程序分流的目的。

2、支付令申请两次审查不合理

我国对支付令的申请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债权人提出申请至法院受理，期限为五天；第二阶段为法院受理后自发出支付令，期限为十五天。法院对支付令申请受理审查这一程序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普通程序立案审查设置的影响。由于普通程序的复杂性，需要充裕的审查时间，而督促程序作为非讼程序，其适用对象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债权债务纠纷，申请书的内容相对状而言简单、明了的多，给予受理审查五天的时间，显然与督促程序简单便捷经济的立法目的相不符。既然审查的内容是相同的，立法人为地割裂和区分了法院审查的两个阶段，这也就造成对支付令审查方式的理解不一。

督促程序作为非讼程序，两次审查的程序设置，不符合非讼程序的法理。由于非讼程序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单纯，案情明确，问题集中，其证明活动及负担大为减少，这决定了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必须采用与通常诉讼程序不同的规则。 若采取诉讼法理解决非讼案件，则背离了非讼案件的性质和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更是增加了非讼案件的解决成本。 特别是根据我国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督促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申请不成立的，应当在十五日内裁定驳回申请，该裁定不得上诉。从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角度进行分析，审查债权人支付令申请需要花费二十天的时间，就督促程序简易、快捷的特点而言时间过长，无效率可言；而在申请人等待多时之后得到的是一份不能上诉的驳回申请裁定，这无疑缺少程序保障，无公正可言。

3、督促程序中保全的缺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督促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第4项的规定，对设有担保的债务案件主债务人发出的支付令，对担保人没有拘束力。债权人就担保关系单独提讼的，支付令自行失效。换言之，支付令与诉前保全措施不能同时使用。这样的程序设置使督促程序在程序运行上十分简略、效率较高，但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债务人利用支付令送达后的15日的履行期，抽逃资金、隐匿财产的情况，使该程序不能实现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就督促程序本身而言只能保证其自身诉讼运行符合简捷、经济的特点，并不能保证债权人合法债权这一诉讼目的的实现，也不能排除债务人恶意转移、处分财产，以达到执行不能的目的。如果只是因为督促程序不能采用保全措施，严重影响了债权人诉讼目的的实现，那么就会出现督促程序仅有程序上的简便，而没有实现债权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诉讼目的。这样的结果只能是督促程序仅仅在诉讼过程体现了经济合理性，没有满足诉讼结果的合目的性，如此的诉讼效率是残缺的、无意义的。既然这样的程序运行没有诉讼效率可言，那么民事诉讼的公正价值也无从谈起，自然也与督促程序的立法本意大相径庭。

4、对错误支付令的救济途径欠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付令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应当如何处理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规定："债务人未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支付令即发生法律效力，债务人不得申请再审；超过法定期间债务人提出的异议，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另外，20__年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督促程序若干规定》的规定，法院院长对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支付令，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撤销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裁定撤销支付令，驳回债权人的申请。可以发现该规定的内容笼统，缺乏程序设置的严谨，其对错误支付令的具体审查程序、审查期限、审查部门以及撤销后给案外人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此外我国督促程序现阶段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如此之低，与外部的社会环境和司法环境存在的障碍也不无关系。譬如说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不足、督促程序做为舶来品，法律应用的土壤和氛围不够以及社会诚信出现缺位等等。

三、我国督促程序的完善

1、督促程序进行案件分流的理性认识

《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在开庭前准备程序中引入了督促程序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督促程序运用不足甚至在有些地方被搁置的问题，也是希望调动民事诉讼体系内各个程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进而科学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从法院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适用督促程序能够分流那些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案件，对司法资源能够合理配置。从当事人角度出发，选择程序简捷、成本低廉的督促程序能够更加及时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两者的目标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要充分认识到只有强化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吸引更多的当事人选择督促程序才能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民事诉讼制度虽然在审理、判决到执行中都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但归根到底其是为解决私权纠纷而设立的程序制度，当事人是利用这一程序的主体，所以在设计和运作程 序时就要重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以及满足其对程序的合理需求。

法院只有保障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以及程序选择权，同时法院在合适的诉讼阶段对当事人的程序选择进行理性引导，才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而实现案件分流、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目标。

2、完善支付令的申请审查程序

在我国，债权人对支付令的申请事实上要经历两次法院的审查，这种设置是不合理的。同时，支付令申请书的内容相对状而言简单、明了的多，接受申请的法官完全有能力在受理当时给出明确的受理意见，立法人为地割裂和区分了法院审查的两个阶段，造成了对支付令审查方式的理解不一。由此，笔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设置五日的受理期限，支付令受理审查环节可以删除。

另外，十五日的审查期限对于支付令的申请来说相对过长。从督促程序立法目的和自身程序特点而言，支付令申请书仅需要形式审查即可，过长的审查时间反而会增加当事人的机会成本以及程序运行中不必要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另外一方面，过长的审查期限加上实践中法院的人为拖延，使诉讼中的期限成为不确定。案件久拖不决，督促程序较之诉讼程序的优越性就难以体现。 从督促程序的发展完善而言，缩短支付令申请书的审查时间也是大势所趋。

3、在督促程序中增设保全措施

督促程序申请发支付令与申请仲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当事人向法院请求给予司法保护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与提讼具有相同的效力。由此，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将诉前保全的适用范围在目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在法条中分别列举出包括如申请仲裁与依督促程序申请支付令在内的与提讼具有同一效力的几个事项，以便更好地缓解"执行难"的问题，更好地完善督促程序，增强督促程序对债权人的吸引力。

具体而言，督促程序债权人在向法院申请支付令时提交其申请诉前保全的证明材料以及提供相应的担保，并同意在债务人提出异议后转入诉讼程序进行审理。若法院裁定采取保全措施，那么在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的同时开始执行保全措施。债务人向法院提出合法异议，督促程序终结，债权人同意转入诉讼程序的，债权人的支付令申请就视为向法院。如此，督促程序与诉前保全能够同时适用，这样一方面能够发挥诉前保全的功能，较为有效的防止债务人恶意转移、处分财产，为今后的顺利执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完善督促程序，不仅在其程序过程体现了简便、经济，也满足了债权人及时维护其合法权益的目的。

4、增设督促程序的救济程序

篇5

事故法院调解协议书范本

甲方： 年龄： 住址： 身份证号码：

乙方： 年龄： 住址： 身份证号码：

丙方：

丁方：

甲乙丙丁四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综合考虑各方实际情况，就2011年 月 日发生在 方工地的甲方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经各方协商，现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各方确认甲方于2011年 月 日在工作中于 工地受伤，后丙方垫付甲方 万元用于其治疗康复，对此，各方予以确认;

二、甲方于2011年 月 日治疗终结出院，继续康复，对此，各方予以确认;

三、就前述甲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各方同意按一下比例划分各方责任，即 方责任为 %， 方责任为 %， 方责任为 %;

四、方一次性补偿给甲方业已发生和将来发生的与此事有关的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以及一切补偿和赔偿费用总计人民币 元整(大写： 万元 ); 方支付 方垫付甲方的各种费用 元(大写： 万元)，甲方以及甲方有关亲属、朋友等不得用任何方式或者变相的方式以此事为由向乙方、丙方提出任何请求，至此，各方之间在履行本协议后相互之间不再有任何债权债务纠纷。

五、、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见证人一份，各方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为本协议书附件。

甲 方(签字)：

乙 方(签字)：

丙方：

丁方 ：

见证人(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车祸法院调解协议书范本

原告方：王某 谢某 黄甲 黄乙

被告方：陕县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原告王某、谢某、黄甲、黄乙诉被告陕县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案，经双方协商，已同意和解，现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经原、被告双方协商确认，本案交通事故各项损害赔偿项目和费用为：死亡赔偿金67796.20元、原告谢某生活费10545.68元、原告黄甲生活费12052.20元、原告黄乙生活费22597.88元、丧葬费8015.52元、误工费387元、交通费8372元、住宿费1440元和货物运费损失2000元。上述费用共计为人民币壹拾叁万伍仟壹佰肆拾壹元肆角捌分整(小写：135141.48元)。

现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综合考虑双方实际情况，原告方同意在上述所列损害赔偿费用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核减，双方最终确定本案实际赔偿金额为人民币壹拾贰万贰仟整(小写：122000元)。

二、上述损害赔偿费人民币壹拾贰万贰仟整(小写：122000元)由乙方于本协议签订的同时一次性向甲方支付清结。

如被告方未能按照本条约定及时足额支付损害赔偿费，则原定核减部分将不予核减，仍须按人民币壹拾叁万伍仟壹佰肆拾壹元肆角捌分整(小写：135141.48元)支付原告方赔偿费用。

三、本案法院诉讼费由原、被告双方各承担50%。因诉讼费已由原告方在本案时即已预交，被告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的同时将所需承担的诉讼费支付给原告方。

四、本协议经双方或其人签署后生效。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提交受诉人民法院备案一份。

甲 方(签字)：

乙 方(盖章)：陕县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篇6

贴钱做工，追债无果挟持孩童

年过半百的于德海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个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江湖”，因为追债，自己竟然尝到了身陷牢狱的苦涩滋味。

于德海出生在重庆，2011年，他办了一家碎石厂，经过几年打拼，每月纯收入达到上万元。2012年3月的一天，好友张全把承包工程的“大老板”刘正坤介绍给他认识。30多岁的刘正坤一身名牌，小指粗的金项链挂在脖子上，派头十足。

见了几次面后，刘正坤主动对于德海说：“我工地上的碎石以后由你供应，我承包了重庆市郊的引水工程和三环路的基垫工程，你跟着保证能成为千万富翁。”于德海觉得自己傍到了“大款”，发大财的时机到了，便对刘正坤殷勤备至，不惜血本倒贴钱，为他做好每项工程。他给刘正坤的工地供应碎石、转包挖土石方工程、做公路基垫工程，全是他自己掏钱垫付材料款和人工款。此外，于德海还经常请刘正坤一家人吃饭，请他们一家人去外地游玩，给刘正坤的小儿子刘强买玩具、衣服……谁知，刘正坤并不感动，还经常挑他的毛病，找理由克扣、裁减、拖欠他的工程款。每项工程完工后，于德海只能拿到40%或60%的工程款和材料款，这让他敢怒不敢言，心里很恼火。

自从认识了刘正坤，于德海从他手里承揽了四项工程，不仅将自己所有的积蓄、两个店铺变卖的几十万元钱垫付进去，还向亲友借债、向家乡银行高价贷款共达40万元，另外还欠工人工资款30多万元。2013年底，于德海承包的一部分重庆三环公路修建完毕后，就从人人羡慕的“富老板”一下成了欠一屁股债务的“大负翁”！亲友、工人纷纷到他家里吵闹;银行也上告法院要他还钱。他四处躲债，只能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回家乡探望妻儿老小。

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于德海多次向刘正坤讨要扣留、拖欠的88万余元工程款。开始时，刘正坤像挤牙膏一样，每次用几千元打发他，后来干脆赖账耍横，不承认欠他的钱了！他向刘正坤讨要债款上百次，刘正坤后来就躲着他不见面。陷入绝望之中的于德海，一夜之间头发都急白了。

几项工程下来，自己被整成了一个“穷光蛋”，被别人追债的日子不好过，自己向别人讨债的日子更屈辱！于德海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决定孤注一掷。

2014年3月9日，于德海赶到四川省刘正坤的老家要欠债。但刘家“铁将军”把门，让他吃了“闭门羹”;在同一个镇上居住的刘正坤的岳母告诉于德海，女婿两口子在四川内江市搞工程。于德海打听到刘正坤的手机号码后，几乎哭着给刘正坤打电话要欠款，谁知话还没有说完，对方就臭骂：“我不欠你的钱，你快滚吧！”随后电话被挂断了，于德海很愤怒，可是刘正坤再也不接他的电话了。

刘正坤的冷酷无情令已经倾家荡产、走投无路的于德海怨恨不已，他胸间燃起了凶猛的报复怒火：既然你要我活不下去，我也不会让你活得舒畅滋润！他绞尽脑汁，苦想如何逼迫刘正坤乖乖还债。突然，他想起：刘正坤不是很爱他的小儿子刘强吗？干脆把刘强带到内江市去找他，把他的爱子控制住，你不还债，我就不给你孩子！

第二天上午11时，于德海在镇口一个水塘边找到了6岁多的刘强，说要带他去找爸爸妈妈玩。早就认识于德海的刘强连声答应，欢欢喜喜地与于德海一起乘汽车到了四川内江。到市区后，于德海用固定电话打刘正坤的手机。刘正坤接听后，听于德海说带着刘强来要欠款，不禁火冒三丈：“你竟敢绑架我儿子，你究竟要搞啥子名堂？”

“我不干什么！我把娃儿带过来耍两天，把我们的事情谈清楚，你把债款付给我，我就把儿子还给你，然后各干各的事……”谁知，刘正坤气急败坏地骂道：“娃儿我不要了！要钱没有！”说完，他就挂了电话。于德海继续拨打，却再也打不通了。

债款没追到，还带着“仇人”的孩子，老实巴交的于德海只能自认倒霉。他只想要自己的钱，没想把孩子怎么样。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孩子在市内到处玩耍了两天，继续拨打刘正坤的手机，可还是一直打不通。这个无赖老板对他“带”走孩子，竟然一点也不焦急和担忧，难道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了？于德海经过一天的矛盾挣扎后，决定继续把孩子带在身边，以此要挟刘正坤还债。

债款没要到，很多人在向于德海追债，他有家不敢回。走投无路之下，他想起了在新疆哈瓦提县搞建筑的表弟阿文曾多次打电话邀请他去打工，于是他带着刘强，匆匆上了去新疆的火车。一路上，于德海给小强买吃的喝的，给他讲故事，小强就像于德海自己的孩子一样乖顺听话，没有半点吵闹。

抚养孩子，含辛茹苦等来被捕

经过1个星期的长途跋涉和辗转周折，于德海带着刘强终于来到新疆哈瓦提县。阿文见到50出头的于德海还带着个小孩子，又惊奇又疑惑。于德海只能苦笑，然后把自己为追债挟持孩子的事告诉了阿文。

为了生存，身无分文的于德海去修建防震棚，他砌墙砖、焊钢筋，浇水泥，每天挥汗如雨能挣65元钱，除了他和刘强两人的生活费外，还能剩下二三十元。小强好像不太依赖父母，来到新疆后，每天与邻居小朋友疯玩。于德海每天下班后，一边煮饭一边为刘强洗澡、补洗衣服，对孩子疼爱有加。

时光如梭，转眼两个月过去了，于德海换了两个工地。其间，他多次用手机和座机打给刘正坤，传来的竟然是停机的声音。他打给认识刘正坤的朋友，索要刘正坤的联系方式，可每次要到的电话还是打不通。

9月初，周围的小朋友都上学了，没有人与刘强玩耍了。刘强就吵着说：“伯伯，我要读书！”于德海不忍心耽误孩子，就买了新书包，花400元钱给刘强在乌鲁桥镇小学报名读学前班。每天，刘强与一帮孩子欢快打闹着上学，从来不想远在四川家。

新疆的冬天很冷，于德海怕冻坏了孩子，就在商场给刘强买了防寒服、毛皮靴、手套、围巾等，每天要让孩子吃饱穿暖了才送去上学。孩子每天放学回来，他都要把炕烧得暖烘烘的，把孩子暖在热被窝里。刘强聪明好学，爱看图画书、爱看故事书。于德海见孩子好学，就经常给他买书，回答不了孩子的问题，他就去请教别的老乡和工友刘强经常依偎在他怀里“伯伯长伯伯短”地喊着。这爷俩在一起互相依赖，感情竟超过了亲父子。

一天夜里，窗外大雪纷飞，寒风呼啸。吃过晚饭，刘强趴在热炕上画画。他竟然画的是爸爸妈妈牵着他的小手上学校。于德海感慨万端，他轻轻地拍了一下刘强的小脑袋说：“你爹妈哪里还要你哟？这么久了，他们都不打电话来，不知安的什么心哟！”刘强扬起红润的小脸回答：“他们不要我算了，我就给您当儿！我长大了，挣很多很多钱给您用！”于德海一把搂过天真无邪的孩子，眼泪滚落出来。他想起自己的子女，他有一儿一女，都已结婚生子，两个孙女一个9岁一个3岁，和刘强一样可爱。自己本来可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可自己太相信刘正坤了，如今倾家荡产不说，追债无果，自己还带这个小孩漂泊流浪。于德海陷入了深思：出来半年多了，带着孩子责任大，万一出了什么事，对不起孩子，自己打工养他也很辛苦，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

2015年1月，于德海又连续给刘正坤的老家写了10多封信，说明自己带着孩子在新疆哈瓦提县，希望刘正坤与他联系，解决孩子和工程款的事。信上，于德海故意很凄惨地说：“我们没吃没穿，饥寒交迫，你再不拿钱来救我们，我和你儿子就可能活不下去了……”同时在信上写了自己的住址、手机号码，一再恳请刘正坤赶快与自己联系。然而，每封信寄出都像石沉大海，于德海有些绝望了。

春节过后，于德海翻找东西时，无意中发现了刘正坤的亲戚王小红的电话，他立即打电话与她联系，询问刘正坤的手机号码和新地址，并希望刘正坤来接走孩子。王小红告诉他：刘正坤已经报了案，警方正在四处追查他的下落，劝他赶快带孩子回来投案自首。

于德海没有想到自己带走孩子会违法犯罪，在电话里大骂刘正坤恶人先告状，还“底气十足”地告诉王小红：“我不怕他报案，我就是要他拿欠我的钱来赎回孩子！”

一晃几个月又过去，王小红也联系不上了，更别说刘正坤。于德海眼巴巴地等不来刘正坤的电话，只好继续打工度日。

3月25日下午5时许，于德海正在工地上提着砖刀砌砖，一辆警车呼啸而至，当地3名公安民警带着3名四川追捕民警突然出现在于德海的面前。当时，他没有丝毫反抗，主动让民警戴上手铐。他甚至以为，自己没干别的违法事，没有伤害孩子，警察介入，正好可以帮忙清算自己与刘正坤的债务。正在教室上课的刘强也被民警一同带走，几天后，他坐飞机回到家乡，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绑匪无奈，挟人质追债该不该

于德海被押回来不久，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对于德海执行了逮捕。此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报送检察院审批。2015年4月16日，检察院以犯拘禁罪移送法院开庭审理。原来， 3月11日，刘正坤从内江市回到老家，发现儿子果真不见了，联想到于德海说要将自己的儿子带走，就跑到公安局报案，说于德海挟持了自己的儿子。县公安局经过调查，决定立案侦查。公安局来到于德海的老家和做工程的地方调查，没有于德海和刘正坤儿子的踪迹，于是就在网上发通缉，最后确定了于德海在新疆打工的准确位置，便联合新疆警方，将于德海抓获归案。

第一次开庭，法官没有宣判。在法庭上，于德海不停地喊冤叫屈：“刘正坤是个无赖，想黑我的血汗钱啊，我才是个受害者！他恶人先告状，政府不处罚他，反而处罚我，我想不通！我带上刘正坤的孩子追债，只是想逼他快点还回我的欠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娃娃，反而1年来，我拼命打工挣钱，把所有钱都用在孩子身上，像亲生父亲一样照顾他，让他吃饱穿暖，供他上学求知。我一直跟刘正坤联系，他都不愿与我联络。后来我良心发现，主动打电话给刘正坤的亲戚，想送孩子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我这哪里是犯罪啊？”

至于自己为何要“良心发现”？于德海却无法描述，只是不断强调：“我对孩子很好，孩子对我也很好。这1年来，小强没有生过病，哪怕是感冒都没有过，身体比原先长高了，结实了。我没有虐待孩子，我和他父亲有债务纠纷，和孩子没有利害冲突，从来没有想过要整死孩子。如果公安不来抓我，最多今年我也要把小强送回去，找他父亲解决经济纠纷！我哪里是在挟持、拘禁孩子啊？这种认定，我不服啊！”

对于于德海的辩解，带队抓捕于德海的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并不认为他是“良心发现”：“于德海根本没有法律意识，他的‘良心发现’只是故意为了在法庭上争取表现、换取减刑的把戏。他当时主要还是为了要钱，才与王小红联系，根本没有主动放走人质的意思。他对人质的好，只是害怕自己的罪孽更加深重，才不得不故意做出一个样子。”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认为：“一方面于德海是个‘法盲’，解决债务纠纷，不用法律手段，而是愚昧地挟持人质，逼迫对方解决，触犯了法律。他主观上只想要回债务就放人，根本不知道也意识不到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另一方面确如他自己所述，心里尚存人性，他对孩子的确没有加害的意思，这与‘敲诈勒索’及‘绑架’有所区别，在量刑上应该有所考虑。”

法庭审理时主张：“于德海的行为构成拘禁罪。于德海主观上有挟持、拘押人质要欠债的故意，客观上剥夺了孩子的人身自由，并且造成了亲属对孩子人身安危的担忧和焦虑，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而主动联系欠债人及亲戚，并不是要主动送孩子回家，而是继续想要回欠债。至于劫持孩子1年里，对孩子很好的行为是犯罪后对被害人处置的后续行为，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在具体量刑上，考虑到于德海在案中处于无奈，且有悔罪表现，应该考虑依法减轻处罚。”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安白说：“无论于德海出于什么原因挟持人质，其行为的结果并未造成太大的、实质性的危害，应该倡导多考虑一下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原因和实施的情节，在量刑上给予从轻，鼓励犯罪分子中止犯罪。”

由于索取债务、非法扣押和拘禁他人的案件性质恶劣，对社会的危害非常大，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拘禁罪的起刑期是2年，最高可判10 年有期徒刑。尽管于德海是“被迫”和“无奈”犯罪，又有善待孩子的细节，仍要依法判刑。

2015年5月14日，检察院以犯非法拘禁罪，将轰动一时的“无奈绑匪”于德海移送至县人民法院审判。庭审结束，这名挟持人质索债的“绑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当前，全国类似的三角债和经济纠纷并不少见。如果债务纠纷处理不好，就会引发绑架、非法拘禁、伤害以及杀人等案件的发生。于德海与刘正坤发生债务纠纷，在多次索要无果的情况下，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他却挟持人质追债，将自己从受害者转化为害人者，只能事与愿违。此案告诫人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依法办事。

篇7

【关键词】民间金融；农村金融；规范

一、民间金融概述

关于什么是民间金融，理论界有多种说法。国外学者多将其界定为“非正规金融（informalfinance）”，是指在政府批准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活动（正规金融）之外所存在的游离于现行制度法规边缘的金融行为。姜旭朝认为，民间金融，就是为了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活动。按照这个定义，在西方国家金融系统中居主体地位的是民间金融，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合。李丹红在《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现状与重点改革政策》一文中认为民间金融的概念是相对于国有的概念而言的，而民间金融就是相对于国有金融而言的一种金融形式，但是最终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定义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和说明。郑震龙在《我国民间金融利率的决定与绩效》中认为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官方正式金融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这个界定将一种有形的组织形式说成是一种信用，可见也是不准确的。张惠中在《民间金融新论》中认为民间金融是指那些较为分散、缺乏组织性和连续性、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特别是在中小企业）之间、企业与居民户之间的各种投资和资金借贷活动，它是相对于正规金融（受国家金融法律法规保护、规范和政府严密监管的合法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其中包括经政府审批设立并接受监管的不受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城市商业银行等民营金融机构从事的合法金融活动）的一个概念。吉利斯认为，民间金融是指未纳入国家金融管理体系的非正规金融组织。该定义对民间金融的界定以是否纳入了国家的金融管理体系为标准，明确了民间金融的非监管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又存在问题。许多金融组织获得了地方政府部门的审批并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但并未纳入国家金融组织管理体系的管理之下，将其归入民间金融显然不合理。央行认为，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以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

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问题

随着民间金融的快速发展，农户借款构成的多元化，民间金融成为农户借款的主要来源，民间金融的广泛存在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使民间金融呈现出一些新变化。

1、民间借贷的利率失控。民间借贷的利率普遍不受管制，由双方交易人自由协商，虽然符合市场机制的导向，但是由于其逐渐由无息、低息向高息发展，利率水平大致在10%及以上，已经高于同期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甚至是银行利率的一倍到几倍。尽管国家明令禁止高息借贷，但由于民间金融市场的半地下化，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潜在性。

2、农村民间金融容易产生经济纠纷。民间金融组织中的民间借贷多建立在一种乡土熟人社会上，人们之间的借款借贷方式或者口头约定或者简单的履行，债权人出于情面不好意思索取必要的证明收据或者为了获得高额利息而缺乏对借款对象的审查和借款用途的有效监督，致使债权人不能按期收回资金或根本无法收回资金，引发债权债务纠纷。

3、农村民间金融潜伏着金融风险，增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民间金融长期游离于国家的金融监管之外，使存款者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且民间金融大部分都是在乡村邻里、亲朋好友等社会小团体的基础上建立的，资金规模往往较小，信用度极其有限，其演发的高利贷行为增加了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它使大量的农户手上闲散资金流通在正规的金融体系之外，干扰了金融机构业务的正常运行，冲击了国家的货币政策。

三、结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的农村民间金融既没有完善的法律保护，也没有到位的法律监管。这种法律监管呈现弱势状态，是一种半虚置的监管，法律未能对农村民间金融起到应有的规范作用。所以对于建立和完善农村民间金融，现列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相关保险制度和贷款抵押担保机制，避免经济纠纷的产生。保险公司可以开办贷款担保业务，使担保形式正式和规范化，化解农村民间金融的服务风险；在担保机制上，放宽对农户担保品的限制，扩充贷款担保物的范围，比如解决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将农户房屋、宅基地使用权等作为附条件的担保物，防范农村信贷的道德风险，保障和稳定农村市场的安全。

第二，将农村民间金融纳入到国家金融监管中来，明确认可合理的应予以肯定的民间金融形式。转变正式金融一统农村金融的设想，引导民间金融资金从“地下”转入“地上”，有条件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发挥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补充作用；确定我国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措施，避免大量的金融资金体外循环；并对民间金融的组织形式、财务制度、经营业务范围、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分别制定出标准明确的法规和监管制度。

最后，还应当提高农民的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针对我国农民文化素质水平低、金融知识缺乏的现状，应正确引导其认识民间金融，减少现实交易中的危害。

参考文献：

[1]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8.

[2]李丹红.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现状与重点改革政策[J]，金融研究，2000(5).

[3]郑震龙.我国民间金融利率的决定与绩效[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5).

[4]张惠忠.民间金融新论[J]，嘉兴学院学报，2003（4）.

篇8

文／李海平 史友兴

左手书写欠条引纠纷

现年56岁的吴明仁在江苏省镇江市经营一家个体建材部，与同在镇江市的冯秋生经营的漆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有业务往来。由于合作时间久，吴明仁和冯秋生都抱着诚信的态度给予对方足够的信任，从来没有发生过经济纠纷。

在合作中，出于生意上的方便简约，吴明仁与冯秋生形成了相互认可的交易习惯：冯秋生要货时即通知吴明仁送货，由冯秋生或其雇佣人员出具收条；而冯秋生付款后，则由吴明仁或其雇佣人员将收条交给冯秋生。然而，这样诚信的合作在2010年年底发生了变化，冯秋生在结算货款时没以前那么爽快了，时间总是一拖再拖。

2011年10月8日，自上次结账之后，冯秋生又欠下吴明仁数十万元的货款，吴明仁遂带着业务员柳东和会计梁丽到冯秋生的公司结账。经与冯秋生的营业员曹海涛对账后，双方确认冯秋生共欠吴明仁31万元货款。

冯秋生面露难色地恳求道：“吴老板，公司最近还有几笔货款没能收回，手头比较紧张，能不能先打张欠条给你，过几天一定结清。”

“当然可以！”身为老板，吴明仁还是比较理解资金周转不灵的难处的。见吴明仁同意先打下欠条，冯秋生便从抽屉内拿出纸和笔，同时举起右手，笑道：“我的右手受了伤，不能写字，但可用左手写字，你不会介意吧。”

“怎么会介意呢？咱们合作这么多年，对你这点儿信任还是有的。”憨厚的吴明仁不好意思拒绝。就这样，冯秋生用左手写了一张金额为31万元的欠条交给了吴明仁的会计梁丽。

第二天上班后，梁丽准备做账，便将欠条取出放在桌子上。这时，吴明仁的妻子龚娟正好由此路过，见欠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便问：“这张欠条是谁写的？”“是冯老板写的。”梁丽说。在多年的合作中，龚娟对于冯秋生的字迹还是比较熟悉的，听梁丽说欠条是冯秋生写的，不免起了疑心。“冯老板的右手受伤了，他是用左手写的。”梁丽赶忙解释。

听梁丽这么一说，龚娟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她立即喊来丈夫吴明仁，责备道：“冯秋生用左手打的欠条你也敢收？如果他翻脸不认账，看你怎么办！”听妻子这么一说，吴明仁也坐不住了。他从梁丽那里取回欠条，直奔冯秋生的公司。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笔迹，怎么可能是我打的欠条？”冯秋生接过欠条，装作无辜地说。由于冯秋生否认欠款和欠条，无奈之下，吴明仁于10月10日将冯秋生及其妻子盛秋霞起诉到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欠款。

对于吴明仁的起诉，冯秋生辩称：“我确实与吴明仁有业务往来，但账已结清，吴明仁出具的欠条不是我本人写的。”冯秋生的妻子盛秋霞更是不认可债务，她说她已于2011年10月17日与冯秋生办理了离婚手续，此前双方的经济各自独立，她并不清楚冯秋生与吴明仁之间的业务往来及债务情况。她认为吴明仁所说的债务是冯秋生的个人债务，与自己无关。

听了盛秋霞的答辩，吴明仁惊愕不已。此时他才得知，冯秋生与盛秋霞于他与冯秋生对账且冯秋生出具欠条后的第十天，已在法院的主持下调解离婚了。此时的盛秋霞已成为冯秋生的前妻了。

两份结论迥异的鉴定报告

2011年12月2日，润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债务纠纷。

审理中，冯秋生承认10月8日的对账过程，但否认该欠条是其本人所写，并主动向法院提出笔迹鉴定。吴明仁明知欠条是冯秋生用左手写的，对于能否通过鉴定辨别真伪心里没底。但因无其他证据，他也只好寄希望于司法鉴定。

为查明欠条真伪，2011年12月8日，法院委托江苏省一家有资质的社会鉴定机构对冯秋生的签名进行鉴定。根据司法鉴定机构的要求，鉴定需提供同时期由冯秋生本人书写的比对检材。但冯秋生没有提供比对检材，法院只好将冯秋生于2011年11月15日在法院分别用左、右手现场书写的比对检材和谈话笔录一份作为比对检材送检。

自从吴明仁与冯秋生发生争议后，冯秋生为推卸债务，刻意改变了书写习惯，所书签名与此前已大不相同。据此，鉴定机构于2012年1月30日出具的鉴定意见中表明：送检欠条与比对检材不是同一人书写。也就是说，司法鉴定结果无法证明吴明仁提交的欠条为冯秋生所写。

鉴定意见书送达后，吴明仁对该鉴定结论不予认可，他认为冯秋生在现场书写上述送检的检材时，有故意书写缭乱、放慢书写速度、故意作假的嫌疑。因此，吴明仁申请重新鉴定，并提出在法院处理的冯秋生与盛秋霞的离婚案卷中有冯秋生的签字，该签字可作为重新鉴定的比对检材。

此后，法院调取了冯秋生与盛秋霞的离婚案卷中有冯秋生签字的材料5份，经吴明仁与冯秋生签字确认后作为重新鉴定的比对检材。此外，吴明仁经多方努力，找到了两张新的书证：一份为冯秋生在同一个月内出具的另一张欠条，另一份为冯秋生签署的一份具备法律效力的书面回执，该回执上的签名与欠条上的签名高度相似。这两份书证在法庭审理时经双方当事人当庭质证认可后，法院于2012年9月11日将新的比对检材委托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名录中的一家国家级鉴定机构重新鉴定。

该国家级鉴定机构检验认为，检材上需检的签名与欠条样本签名的书写风貌特征相同，在签名的结构、布局和相同单字笔画的写法、运笔、搭配比例、笔顺及起、收、连笔动作等笔迹特征上“符合点的数量多、价值高，其总和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由此，2012年11月18日，该国家级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结论是欠条上冯秋生的签名是冯秋生本人书写。 新的鉴定意见刚一送达，冯秋生、盛秋霞便提出异议，认为该欠条据吴明仁称是左手书写，而离婚案件中的5份材料均是冯秋生本人用右手书写的，“用右手书写的材料鉴定左手书写的欠条，得出的结论不科学”。

法院去伪存真作判决

润州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向公安机关调取了吴明仁的业务员柳东和会计梁丽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在笔录中，柳东和梁丽均称，当日冯秋生因右手破了，被包扎了起来，故用左手书写欠条。冯秋生的营业员曹海涛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承认10月8日对账的过程，但对于冯秋生有没有出具欠条其不能确定，只承认当日见到冯秋生“在营业场所的外间写写画画的”。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第一次鉴定时，送检的检材中人为的主观因素较多，据此作出的鉴定结论不够客观。第二次鉴定，该院调取了与争议欠条同时期的由冯秋生本人书写的比对检材，并经吴明仁与冯秋生确认，据此作出的鉴定结论客观真实。最终，法院采信了第二次鉴定结论。由于上述债务发生在冯秋生与盛秋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两人共同偿还。

2013年5月15日，润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冯秋生欠吴明仁材料价款31万元，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利息，一并由冯秋生和盛秋霞共同偿还给吴明仁。

一审判决后，冯秋生和盛秋霞不服，向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3年9月19日，经二审法院调解，冯秋生主动履行了还款义务，并撤回了上诉。

篇9

一、设置简易程序的意义

（一）设置简易程序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般趋势

由于纠纷在本质上是主体行为与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以及主流道德的不协调或对之的反叛，纠纷隐喻着对现存秩序的破坏。①因此，西方国家自20世纪以来，面对随着经济的增长，利益冲突增多，各种矛盾纠纷总量急剧增长的情势，纷纷探索解决之道。从世界各国的探索来看，各国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在两个方面：一是引进东方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诉讼前的调解制度，使一些纠纷经由调解处理而不再进入诉讼程序。一是从改善诉讼制度的角度，在诉讼制度中创立或进一步完善简易程序，试图通过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以提高诉讼效率来减轻这一压力。总体上看，由于很多西方国家的法官人数固定，根本不存在靠增加法官人数以减轻案件压力的可能性，在诉讼制度中创立、完善简易程序并扩大其适用范围便成为必然的选择。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几乎都在诉讼体系中设立了简易程序，而不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综观各国设立简易程序的目的无不是为了解决案件积压、提高诉讼效率。

在我国，情况略有不同。法官人数不固定，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以增加法官人数来减轻案件压力的空间。但近年来，法官人数膨胀，这种空间已风光不再。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案件积压、提高诉讼效率问题，必须再一次向西方学习，在简易程序上寻找突破口。创立、完善简易程序，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就应当成为当今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这也是提高诉讼效率的根本之途。创立简易程序主要是针对刑事诉讼而言。①就民事诉讼而言，由于早已确立了简易程序制度，现在的问题就是完善简易程序，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总之，在民商纠纷日益增多，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在“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下，提高诉讼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诉累，节约诉讼成本，明确和扩大民商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势在必行。

（二）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提高诉讼效率、推进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

首先，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常常使一些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审判力量去进行认真的审理。而使那些简单的案件沦为陪衬，庭审走过场，既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适用简易程序，则可以缩短审判时限，全面提高工作水平。

其次，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权利。统一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常常造成诉讼拖延，甚至使一些企业在诉讼中被拖跨，或者即使胜诉也丧失时机而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严重地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适用简易程序有望避免这些弊端。

再次，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增强法官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有利于提高法官业务素质。简易程序由法官独任审判，因此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法官既受时间的限制，又要承担可能导致错案的风险。权责统一，则法官势必增强责任心，充分发挥能动作用，严把质量关。现在基层法院法官普遍抱怨，案子太多，整天忙于办案，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提高。适用简易程序则可以为基层法官提供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提高业务素质。

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一）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对简易程序的规定及特点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即哪些法院审理的哪些案件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按照我国民诉法的规定，只有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第一审案件。除此之外，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均不得适用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只能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而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作了如下解释：“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法院调查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另外，该意见还列举了三种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包括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以及发回重审和再审案件。

从这些规定看，我国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的特点如下：

1、简易程序只适用于基层法院。

2、简易程序只能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

3、简易案件只能对初审案件。

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何时适用简易程序，由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如果认为是简单的民事案件，经庭长批准适用简易程序，对已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问题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可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①

从上述情况看，我国法律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规定得较为明确，但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的界定并不清晰，而且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二）目前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在适用范围上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我国民事诉讼中关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仅限于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把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确定为基层人民法院，主要是为了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然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并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是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都要大费周折。因此，要想让当事人能够真正参加到诉讼中来，就必须使当事人更接近诉讼制度，即美国所说的“ a ccess"——接近裁判、接近正义。正因如此，有些国家的立法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庭规定得十分灵活，例如美国加州的司法制度就规定有小额法庭，并为不常涉诉的市民设有特别服务处，而且还设有夜间小额法庭，以便利日间因工作关系无法到庭的当事人；在日本有专门处理小额案件的简易裁定所。而我国法律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规定得过于死板，并没有真正起到方便群众起诉的作用。

2、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范围太窄

我们先看一些设置简易程序的外国民事诉讼制度，一般都以争议标的的数额作为依据来划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如美国加州的小额法庭仅负责审理请求金额不超过2000美元的民事案件；韩国的《小额审判法》其适用范围系以诉讼标的的价额不超过韩币100万元为界，日本的简易裁定所受理的民事案件的诉讼标的，价额为不超过日币90万元。①与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立法对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较为复杂，它将“事实清楚”、“情节简单”、“争议不大”三者结合起来作为界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对此，我国一些诉讼法学者予以肯定，理由是“有的案件事件事实清楚，情节简单，但是双方当事人对权利义务关系争执得不可开交，处理起来十分棘手，也不能认为是简单的民事案件；有的诉讼标的金额或价额很大，但事实清楚，情节简单，双方争执不大也可适用简易程序。因此，诉讼标的大小和案件的简单还是复杂不完全一致”。然而，对此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在评价这两种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范围时，似乎忽略了确定适用该程序范围的目的性和标准本身的确定性问题。确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当事人和法院很容易地知道哪些案件应该适用简易程序，哪此案件不能适用简易程序。为此，划分适用简易程序范围的标准必须相当确定。其实对标准来说，确定性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任何标准，无论它多么合理，多么周密，如果本身不够确定，都不具备作为标准的资格。①正因如此，民诉法颁布以来仍有许多省市提出哪此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哪此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的问题，由于缺乏必要的立法理论指导，各地的“简易程序”中事实上处于一种各行其是的无序状态，这种状况对我国的法治化建设是不利的。

3、适用简易程序的决定权属于法院，当事人无从选择

具体地说，就是在适用简易程序时，是由法院还是由当事人决定，有些国家明确规定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有选择权。如在日本，要不要适用简易诉讼程序，当事人有选择权，或者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选择权人包括原告、被告以及法院。在我国，法律将适用简易程序的决定权赋予了法官，当事人没有选择权，这不能不说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忽视。

三、扩大民事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构想

(一)在民事诉讼中引入“纠纷的类型化解决”思路

为了提高民事诉讼制度解决纠纷的能力，以便纠纷解决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真正地体现“诉讼效率”，应当在民事诉讼中引入“纠纷的类型化解决”的思路。为什么要采用简易程序？哪些案件可以采用简易程序？均可归结为一个问题——简易案件的类型化问题，之所以要采用简易程序，是因为某些类型的案件适宜以简易方式解决，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应当限于这类适宜以简易方式解决的案件。

我们的国家正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人治国家走向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诉讼的大量增加是不可避免的，制度的设计者应该做的不是压制诉讼，而是对可能演化成诉讼的纠纷进行一定的“疏导”——比如创建多元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挥某些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等等，只有人们发现了更简便，易行的纠纷解决办法，诉讼案件急速增长的趋势才有可能得到遏制而我国民诉法的规定又过于笼统，原则、抽象，只有通过制度的重新设计来提高司法制度解决纠纷的能力是司法界和法学界所共同祁盼的。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化对纠纷解决机制的专业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它要求我们在民商案件中做进一步的划分，按照其中各类案件的特点和需要，设置专门的诉讼制度加以处理，以扩大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范围。

1、简易、小额案件的类型化特征

一般而言，适宜以简易方式审理的案件至少应具有以下三种特点之一：

（1）案情简单，用简易程序足以处理的案件。虽然这个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诉讼，甚至有人已经发出了诉讼爆炸的惊呼，但事实上，并非每一个案件都复杂到了必须用正规的普通程序来审理的程度。比如某些债务纠纷，双方当事人对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任何分歧，原告也能举出确凿有力的证据；某些离婚案件，夫妻双方均同意离婚，只是在财产分割上存在争议等，类似的案件在司法实务中有很多，对这些案件，法官用简单的“三段论”逻辑便足以作出判决，完全没有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走完一个又一个冗长的诉讼环节。确有某些案件可以用简单的程序妥善地处理，这是简易、小额诉讼程序得以存在的基本依据。

另外，这种程序蕴涵了“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贝勒斯指出，争执的解决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种是行动上的解决，一种是心理意义上的解决。法院的判决常常是仅仅从行动上解决了争执。①虽然这么说，但一种诉讼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心理上解决纠纷——让即便是败诉的当事人也心悦诚服地接受判决，这是评价其优劣的一个标准。能否做到这一点，与一种程序的公正性有关。而现代诉讼制度的同度烦琐，其基本的理由便是为了使诉讼更公正，以使当事人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接受判决，惟有如此，法院作为官方的纠纷处理机构，才能长久地维持其权威地位。这种公正不仅是实体上的，同时也是程序上的——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从实体上看，只有经过了谨慎的庭前准备，证据调查，庭审辩论，案情才可能弄清楚，从程序上看，由于经过了一个又一个体现着人类理性和当事人程序主体性的程序环节，当事人即便对最后的判决并不认同，通常也无可奈何而只能甘心接受判决，但是，这两个方面的要求，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案情足够复杂。对简单的案件，既没有必要用复杂的程序去查明事实——因为案情本身是简单的，败诉当事人一般也不会因为程序过于简易而觉得自己的程序保障权受到了侵害——因为是非很清楚，“没什么好说的”，如果从“妥当地解决纠纷”这样一个功利化的角度出发，可以说程序公正发挥作用的领域更多地集中在事实很难弄清，仅凭事实说话难以服人的场合，而简单案件不在其中。

（2）虽然情节未必简单，但对简捷、迅速审理有特殊要求的案件，国家设置司法制度，是为了满足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主体化解纠纷，保护自身权利的需要。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要求都应成为程序设置的一个基本理念。而当事人的要求是多样的。虽然普通程序因其程序保障的完备性而成为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的典范，但并非所有案件的当事人都愿意忍受这种程序高昂的诉讼费用和漫长的诉讼周期。事实上，还有某些案件，由于其案件类型的特殊性，过于冗长的诉讼周期成为妥善处理纠纷的大忌。例如，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涉及破产财产归属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如果按普通程序处理，可能大大延误破产案件处理的进程；在共同海损案件中，如果不尽快就海损造成的权利义务纠纷作一了断，双方的利益都可能受到损害；在请求抚养费用的案件中，如不尽快审理，被抚养人的基本生活可能得不到保障，其他如本票价款追索案件，确定股票价格案件等等，都对简单、快速的审判有着超乎寻常的要求，①除了这些典型案件外，复杂的社会生活肯定还造就了许多其他要求简速裁判的案件，比如在现实中，当事人涉讼的利益可能是有期限的——即只有在一定的时期内实现才对其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对这种案件，如果全都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就未必利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

（3）诉讼金额较小，“不值得”使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以诉讼标的金额为主要标准来界定简易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是国外立法的通例，对此可能提出的挑战是一个诉讼金额对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即“小额”的具体标准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界定，这种界定标准对穷人有失公平。但正如台湾学者邱联恭所说的，在诉讼上追求权利与在社会上通过交易行使权利是不同的，因为除本案原、被告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或即将利用法院，所以不能为了某一个案件的审理花费过多的劳力、时间和金钱，从而阻碍了其他案件进入诉讼程序。①为此，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均采纳了所谓的“费用相当性原则”，即根据案件金额对纠纷作出分类，分别适用繁简不同的程序，以保持案件重要性与诉讼耗费的基本相当。②根据这一原则，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不能将五万元的债务分成数次起诉，不能越过法律规定的小额诉讼程序而选择适用普通程序等。所以，无论是就司法效益的维护，还是就社会整体公正的维持，都没有理由在数额很小的案件中使用耗费很高的普通程序。

2、关于简易、小额纠纷案件的类型化处理

以上重点分析了要求审理以简易、迅速的方式进行的三类案件的特征，但每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理论依据并不相同，我们说，对案件进行类型化处理，是因为案件本身有应该适用简易程序的正当化理由，既然这些理由不同，在程序的设计方式上自然也应体现出某些差别。

对于第一类案件，即案情简单的案件，应适用法官职权裁量的法理，由法官决定是否使用简易程序。案情是否简单，这必然涉及对一个案件的主观判断问题，为使这个判断标准确定化，使法官的裁量有章可循，可由立法列举若干类型的简单案件让法官参考。同时，当事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对案情简单与否有着最真实的了解，因此，应赋予其提出异议的权利。即对法官认为案件应适用简易程序的判断，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并经法院审查，合理的应裁定对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反之，仍适用简易程序。

对于因案件涉及金额较小而不值得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由法律规定强制适用简易程序，因为对这类案件而言，采用简易程序是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维护大多数当事人利益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应优于当事人的个别程序权利。因此，这已经超出了当事人选择的范围。当事人只能对自己的实体和程序利益做出处分，而无权就国家司法资源的整体配置做出处分。

除了在程序提起方面的差别外，在程序规程上，三类案件也应有所区别。除了在小额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具有绝对的正当性外，对其他两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都只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因此可考虑对这三类案件安排简易程度不同的程序来处理。从节省诉讼资源这个主要的制度目标出发，小额案件的审理程序应是最简单的，而对案情简单的案件和强烈要求简速审理的案件，则可安排相对正规程序，只是在各个程序环节之间的间隔应尽量缩短。立法可对后两种类型的种类作出明确的规定。

（三）明确规定当事人对简易程序的选择权及其适用范围

对于案情不一定复杂，但却强烈要求简速审理的案件，应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一个民事案件可能涉及三种利益，即原告利益，被告利益和公共利益，相应地，要求案件快速审理的主体也就有三种可能。在共同海损案件中，可能是原、被告双方均要求快速审理，对此类案件，法律无须专门规定，只要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程序的权利即可。只要双方当事人一致要求适用简易程序，法院无须审查，即可适用，这里体现了当事人的处分原则。另外一些案件，可能是出于公益的考虑，必须运用简单、快捷的方式加以处理，比如关于破产财产和股票价格确认纠纷等等，为保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可考虑在一定条件下对其中的某些案件强制适用简易程序。还有一类案件是原告要求快速审理，而被告并没有这种要求，比如要求给付抚养费用的案件、涉及原告期限利益的案件，利益的衡平主要发生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给对方选择程序的机会，同时辅以相应的措施，对故意利用普通程序拖延时间的被告施以惩罚。比如，可规定在这类案件中，原告可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请求，对此请求，如被告无异议则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如提出异议，则适用普通程序；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后被告如果败诉，则要承担原告因此付出的额外损失——比如期限利益过期带来的损失等，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对被告滥用程序选择权的一种惩罚。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可以进行选择的范围。笔者认为，对于那些案情简单、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但数额较大的案件，只要双方当事人都同意，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四）扩大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力和范围

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扩大法院的权力，即赋予法院在一些案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决定权，这主要是指除当事人可以经双方同意选择适用简易程序之外，即使不能由当事人选择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也可以由法院依职权决定。法院的决定权必须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其决定程序也须规范化。一是指明确规定我国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各级法院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这也必需由法律明确规定各级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性质、范围。

① 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① 已经有学者就创立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意见。可参见李文健：《刑事诉讼效率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章（三）部分内容。

① 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

① 史锡因：《民事诉讼法之研讨》

① 李浩：《民事诉讼级别管辖丰承的问题及其改进》， 第48-51页。

① [美]迈克尔.贝勒期：《法院的原则》，张文显译 第21-22页。

① 几种类型案件可参见[台]邱联荥：《程序制度机能论》，第83-87页。

篇10

关键词：建设项目档案；企业发展；作用

Abstract: Onl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forms of use to file information with th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to combine the files of the potential value and role play, and file career to be able to get a better development.

Keywords: construction project file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role

中图分类号：G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根据《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收办法》关于“项目档案验收是项目竣工验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未经项目档案验收或项目档案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进行或通过整个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的有关规定，项目档案验收对整个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具有一票否决权，充分体现了项目档案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中的重要性。此外，档案对建设项目日后的管理、使用、维护、改建、扩建、技改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档案收集不齐全、整理不规范、保管不安全都会直接影响建设项目发挥最大效益。

一、建设项目档案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1.美国公司的统计数据：项目建设成本的3-5%是由可以避免的错误所引起的，其中30%则是因为采用了不准确或过期的图纸所直接造成。档案管理是项目管理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是项目管理的一个手段。我国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目前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理、重技术、轻档案的现象，从管理者到档案管理人员档案管理意识欠缺，已成为项目管理中的薄弱环节。

2.设计图纸、设计变更、竣工图纸等是项目维护的依据。从监管的角度来分析：没有档案无法监管；没有完全、有效、真实的档案，就无法实现我们所期望的监管成效。项目建设的业主负责制度、监理制度和监督制度都是为了保证项目工程质量而建立的，无论是业主招投标和建设管理，还是施工单位的施工活动、监理单位的监理活动、或者是监督单位的监督活动，其执行过程都必须以活动中的记录文件为依据。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记录文件的准确性、完整性和真实性会直接影响到监督活动的判断，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记录文件的准确性、完整性和真实性会直接影响到监督活动的判断，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提供完整、准确、有效的验收资料是开始交（竣）工验收的前提条件。

3.档案工作对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合法权益起着主导性作用。企业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及商业秘密等，是企业知识创新的成果，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和核心知识资本。企业档案真实记录了企业进行知识创新的过程、内容、结果，是企业拥有某一知识产权的法律凭证，当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时，档案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有力武器。企业在经济运作之中难免要发生各种纠纷，且以经济债务纠纷与侵权纠纷居多。企业要想减少经济运作中的麻烦与损失，胜券在握，就得在日常经营管理中谨慎、细致地保存好较为翔实完整的企业档案做证据，供、应诉之用，这样才能在经济纠纷中立于不败之地。

4.企业档案管理对于企业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表现在档案能够真实地记录企业文化以及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和对企业文化的归纳、梳理。企业档案管理对于企业文化的记录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而是通过分类与分析使员工和领导能更好地认清公司的文化建设成就与不足。同时，通过档案管理员的梳理和价值判断，可以“留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公司的发展战略。

5.一个企业从创立到发展，涉及到科技图纸、文件文书、财务报表、人事资料、信用凭证、科技成果等大量资料，包括文件、图片、录音和录像和实物等等。将这些资料整理保存起来并加以利用就是档案管理。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家决策要根据各种资料、数据、信息，搞好企业需要汇集各方面信息，对决策而言，信息与人才、资金同等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没有资料管理、数字管理、信息管理，就无法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捕捉机会。

二、发挥档案的功能和作用的几点做法

1、加强建设项目档案管理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是根本，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档案管理制度作保证，档案管理工作将无所适从。档案工作建设项目由于规模大、工期长、形成材料多，特别是由于其所涉及的单位和环节众多，所以要想在建设项目档案管理中做到规范化、标准化，仅靠档案管理部门或建设项目管理部门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是根本办不到的。因此，加强和完善有关的制度建设，使其成为工程项目建设人员和施工人员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自觉遵守的准则，才能使建设项目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效率化得到根本保障。

加强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的组织领导

基本建设项目档案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贯穿工程全过程，做好档案工作不只是档案人员的事情，大量档案往往产生于工程的管理者、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手中，因此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以协调各方力量，做到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做好档案工作。要成立建设项目档案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建设项目档案工作人员网络体系，明确每人的工作职责，加强考核，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工作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切合实际的项目档案工作管理体制和工作程序。工程项目从立项开始，主管领导就要指定专人负责文件、图纸、计算数据、声像记录等资料的收集、管理工作，制定明确的岗位责任，进行考核并与奖惩挂钩。

3要确保项目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安全和及时、规范

首先要保证配置所需资源（人、财、物、权），把档案管理的要求与措施贯穿于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并与之同步实施。要充分发挥监理单位的作用（监理合同增加对设计、施工单位归档文件的审核责任）。监理单位在做好自身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移交工作的同时，对施工单位文件材料的形成情况进行质量检查把关，在控制节点进行审核、签署，发现问题及时令其整改。将档案管理真正纳入项目管理流程，与程序捆绑，实行节点控制。

加强项目档案的安全管理

项目档案是项目建设、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包括建设项目从提出立项到建成投产全过程中形成的应归档的各类文字、图纸、图表、计算材料和声像材料。因此，档案的安全管理就成为档案管理的重中之重。根据《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收办法》，建设项目档案的验收内容中就包括项目档案的安全状况。从以往工程项目档案管理工作经验看，实现档案安全管理，就必须在软硬件两个方面下功夫。在硬件方面，要求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符合要求的档案库房并根据外部环境具体情况配备齐全的相关设备。尤其在防火、防盗、防震、防湿、防干燥等方面要达到标准。在软件方面，要求各参建单位加强档案的收集、整理、审核、归档、报送、使用等各环节的管理，做到不毁、不丢、不错、不漏、不乱。

做好工程项目档案验收工作

做好项目档案验收工作是保证项目档案质量的重要步骤。在正式验收前，要组织预验收小组，按照国家档案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认认真真地进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查缺补漏，纠错改误。项目档案验收时抽点为项目前期管理性文件、竣工文件、隐蔽工程文件、质检文件、重要合同、协议等。项目建设单位一定要把项目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纳入合同管理，采取有力控制措施，明确要求各有关单位，及时收集项目建设有关文件材料。根据近年项目档案验收的工作经验，一些重要的声像材料，如项目开、竣工仪式的照片、录音（像）带等也是收集的难点。另外，竣工图章的签署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实际工作中竣工图好多是从施工图直接转化而来的，没有经过任何改变，所以有的单位就把施工图作为竣工图保存了，这里要强调的是，施工图可以作为竣工图保存，但必须要加盖并完备签署竣工图章，否则施工图就不能作为竣工图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