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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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governance i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government's governance function， but also includes other subjects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s an inexhaustible motive force for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is the soul of a nation's progress. In all aspects of national innovation，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urgent， especially China is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which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the golden period of development， but also is a period of prominent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social risks. Social governance is the common behavior of the whole society， which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encourages and supports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parties in society， in order to go from the traditional social management to the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the times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refore，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s imperative， and the research is imminent. This articl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justice，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risk，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social governance， whose purpose is to find and resolve various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unrest，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and achie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construction.

P键词： 社会治理；社会公正；社会关系；社会治理创新

Key words： social governance；social justice；social relations；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4-0234-04

0 引言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面临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政府的治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过去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在经济领域，现在开始逐渐地向社会领域转移。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市场经济秩序也在不断完善，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复杂社会问题开始显现出来，比如发展不平衡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等，国家的维稳态势日趋严峻。

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共同治理的局面，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我国作为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的国情，虽然是社会治理，但是政府仍然起着主导的作用。

社会是系统性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构成社会系统的要素十分复杂，大体上包括物质基础、活动主体和精神生活三个方面，即物，人和思想三大类别。社会系统中的三个基本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作用，构成了种种社会活动。社会有机体通过系列社会活动实现着自身的运行和发展。社会治理承载着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等重要使命。而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深层次转变，这种变革带来的转型效应深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治理创新显现出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加强社会治理的创新将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1 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1.1 社会治理的内涵

社会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因此，社会治理的内容涵盖社会组织、社会事业、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社会秩序和社会问题六大领域，对这些领域的社会治理本质上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

社会治理，说到底是对人的治理和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尤其需要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以社会公平、公正为前提，协调社会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规避社会风险，加强以秩序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与善治。

对社会治理的理解，应该包含这样几层含义：

第一，制度层面的社会治理，即在某种形式下所形成的统一性的规则，该规则一定程度上约束和保障具体的实施和操作过程；通过相关的程序与行为所制定出来的道德规范，能全面保障个体的自身利益。

第二，宏观的社会治理，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有秩序、有活力的基础性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技术层面的社会治理，即对社会影响进行评估、控制，甚至包括公众参与活动和参与决策的过程。

社会治理强调社会各方以合作协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创新社会治理”做出了部署，指出：“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社会治理其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防止社会问题扩大，避免社会震荡的政策行为。

1.2 社会治理的主体

社会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型政治分析框架，是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新公共管理角度出发，公共治理模式是服务型政府的理想模式，公共性是治理的灵魂和宗旨，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共同治理，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持续互动过程。从治理主体角度看，强调“三部门”合作治理，即主体应具有多元化，政府作为第一部门、市场作为第二部门、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共同构成治理的主体。三者彼此分离又相互依赖。

①政府。

无论是传统的社会管理还是创新社会治理，政府作为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体系，必然是主体，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公权力机构。社会治理过程中，从政府单一主体制逐步转化为多元主体制，同时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部分传统职能被削弱，而新的职能不断出现。

②市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提供私人物品的私权力组织。着重加强市场的社会治理能力，完善市场的社会治理责任。此时，政府必须自觉简约放权，减少对资源配置的干预，配合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

③社会组织。

传统社会管理中，社会组织是被动的被管理者，而在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是治理主体之一，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私营机构，在众多社会治理领域发挥作用。社会组织成为了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和企业之外对资源进行配置的第三种力量。

1.3 社会治理主要的内容

社会治理主要涵盖社会组织、社会事业、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社会秩序和社会问题六大领域，在这些领域的社会治理，其本质就是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说到底社会治理就是对人的治理和服务。首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尤其需要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其次，要以社会公平、公正为前提，协调社会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最后，要规避社会风险，加强以秩序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与善治。

1.4 社会治理的功能

社会治理的目的是使社会有效率地运行，就是通过制定社会规则，通过一定的手段执行，促使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对社会治理功能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再分配功能。政府通过制定规则，通过制定政策、制度来弥补市场的不足，使社会能够良性循环，以达到目标得以完成。此时的社会治理实际上是一个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是对社会财富起到一个再分配过程的功能。第二，促使社会良性运行功能。社会有机体如同生物有机体，在其运行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当社会中的不和谐元素积累得足够多、足够大，就会产生社会问题，引发社会动荡。因此，社会治理必须从源头上避免社会动乱，保持社会稳定和良性运作，此时的社会治理起到保持社会良性运行的作用。第三，维护人类共同体的功能。人是社会的共同体，有着共同的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这种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通常发生在自己的共同体――工作社区和生活社区中。

2 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和意义

社会治理创新，其宗旨是建设和谐社会，通过社会治理，保障社会公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进依法行政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以社会发展变迁为背景，以如何m应时代变革需要来改善社会治理，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而扩大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以利于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建立和完善公正、和谐、充满活力的社会。

2.1 促进社会公正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前提基础

公正反映的是人们从道义上、法理上追求利益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和价值标准，其中蕴涵着人们对合理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和利益格局的诉求。

社会公正不仅仅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价值取向，更是在社会不同领域有实际内容要求的具体范畴。社会公正不仅只是合理分配财富，还包括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

2.2 协调社会关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要求

社会治理是对人的治理和服务，在治理过程中缔结起来的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联动效应就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动牵引着社会结构的改变。在所有构成社会治理的要素中，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所以，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治理，其突出的特点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仅仅依靠某一种社会力量将难以治理我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难以处理我国现代化转型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难以克服高密度人口社会潜藏的巨大风险。

2.3 社会风险的规避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控制手段

社会风险具有延展性，可以超越地理边界和文化的限制，后果严重。从根源上讲，风险是内生的，是社会运行过程中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因此，在如何规避社会风险的方法上，需要通过提高现代性的反思能力来构建应对风险的新机制，既包括自然风险，也包括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文化风险。

2.4 社会治理创新的主体在于民众参与

社会治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处理好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就是要解决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问题，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人翁作用，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主体。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公众全程参与的过程。公众参与已经成为推动社会治理高效完成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公众公民意识逐步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个体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区分越来越清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陷于公共空间、角色行为的来往。信息化时代加速了公民参与，各种现代化传播工具，能够满足不同阶层和喜好，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信息传播媒介，尤其互联网的发展，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更广阔的场域。

所以，社会治理创新意义所在，就是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社会变化很大，如果我们不加强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许多举措就无法真正落实。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创新在于一切从基层实际出发，一切从群众需求出发，一切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

3 社会治理创新的包容性治理

3.1 制度创新将以稳定秩序为核心

社会秩序是指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和协调的存在状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制度体系中，无论是成文的方针、政策、法律、规章、条例等正式制度，或是作为文化传统存在的风俗、习惯、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再或者是不同生活层面的社会行动方式，都通过文化传承而不断延续，其核心是对社会秩序的理解和建立。促进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关系、规避社会风险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合理有序的社会秩序会在实践中得到证实和反作用，具体表现为经济快速发展、文化欣欣向荣、社会人际关系其乐融融等。

3.2 社会失序的社会重建在于制度的规范

社会是一个具有特定行动准则和规范秩序的体系。社会阶层结构的急剧分化而引发的利益多元化与冲突，社会阶层由改革开放前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向多元化、复杂化的阶层结构转变，利益格局也发生巨大变化。急剧的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在乡土场景中，非市场化社会的传统制度仍然是社会行动的重要调节机制。在城市化社会的陌生人世界中，这类非正式制度的调节功能则明显式微。同时，许多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章程、契约、合同等的运行也常常面对现实困境。当这种社会规则体系中的柔性与刚性无法兼容并济，就会产生社会失序。而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实践具有强烈的建构功能，要遏制社会失序，就要进行社会重建，建立一个与政府、市场并列的社会。

3.3 社会治理创新需要秩序机制的整合

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建立分权的政府，这离不开秩序机制的协调和整合。一方面，完善社会治理纵向秩序机制整合。即以政府为中心的、政府内部的自上而下的秩序机制整合，当然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不是对政府作用的否定，而是在一种合理治理结构框架下，加强调政府的权威和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完善社会治理横向秩序机制整合。即以政府为中心，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开放式秩序机制整合，其基础则是建立在多中心治理结构上，依赖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公众的觉醒，表现为一种开放式的协调整合。

4 提升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途径

4.1 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多元化的体现

政府是实施社会治理的主要主体，但并不意味着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需要鼓励和大力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进而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必须依靠市场机制、非政府组织和广大民众来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建立以政府牵头、社会协同、公共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政府应当由全面治理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职能转变，开展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通过社会各方面的治理，发挥政府部门难以替代的作用，这些组织和个人构成社会治理的精英，把他们纳入到社会治理的主体中来，将会弥补政府单一领导的不足，促进社会治理的高效运转。

4.2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

社会整合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内聚力，不仅仅是直接交往的个体、群体存在着这种关联，素不相识的人也存在于这种无形的社会力量之中，所有成员无一例外的受到这种力量的牵引和控制。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势必需要对社会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结合。

4.3 培育多元化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非政府组织的一部分，是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渠道之一，因而社会组织的参与不仅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提升公众自治的能力，同时还能对政府社会治理的行为进行评估和监督，从而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在社会治理中不能过分依赖某一单一主体，应有能力应对其中任一主体失灵而带来的影响，比如当政府失灵时，其它非政府组织能够有应对措施，保证其正常运行；当社会失灵时，政府能够担负起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责任等。

总之，培育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4.4 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

我国已进人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体现，包括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等。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在获得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因此，为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应将社会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改善民生，只有这样才能加快社会事业建设。

5 结论

总之，社会治理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自身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运行规律。社会治理在当前转型时期更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认清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促进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关系、规避其社会风险是当前供给侧改革对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要求，以秩序稳定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是实现社会治理有效性的根本保障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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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机制；利益相关者

一、公司社会责任概述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

公司社会责任是20世纪以来凸现于诸多学科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亦是构建公司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一种基本思想。然而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问题学者们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公司法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科学内涵加以诸多定义，概括起来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可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即公司社会责任目标论，多数人利益说，公司义务观。

1.公司社会责任目标论。这种学说传承了西方法学者剖析公司最终价值目标的理论，从公司还应负有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它所有社会利益的二元目标为出发点，而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界定。

2.多数人利益说。这种学说以探讨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为基点，从公司内部控制理论的角度出发对公司社会责任概念进行界定。

3.公司义务观。我国法学学者卢代富继承了早期公司社会责任倡导者在使用“公司社会责任”一语时所表达的基本意旨，认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乃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然而，这种学说近年来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责难。

以上三种学说的提出可以看作是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公司社会责任目标论的提出是学者们研究公司社会责任的早期阶段。在那个时期，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营利以及公司只对股东负责，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保护和维护的观念在学界占主导地位。除应负有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责任以外，还应负有维护公共利益责任的公司二元目标论学者们与之进行了长时期、拉锯式的斗争。最终，公司二元目标论被广大学者接受，成为研究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出发点。通过对学界三种学说的分析，笔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概念应表述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在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当尽可能增进除股东权益以外的其他社会利益，包括债权人利益、雇员（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中小竞争者、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等内容。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界定

公司社会责任是法律责任基准之上的道德责任，是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的结合体。笔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是基于法律责任之上的道德责任。首先，公司社会责任表现为公司的法律责任。公司法律责任是将一部分公司道德原则条文化，体现出由立法者确定的对公平、正义地进行公司活动的基本观念。它存在于我国各部门法中，体现的是一定社会所认可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其次，公司社会责任表现为法律责任之上的道德责任。道德责任是指社会期望公司负责法律尚未规范的责任，具有自愿性。现代法学家倾向于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相对分离开来，公司道德责任不是法律规范，它寓于以一定的社会道德传统和道德观念之中。这意味着，不能把较高的道德要求法律化，不能用法律制裁来对付所有道德上的恶行，惟在维护基本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条件下，法律才执行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①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现存在的问题

21世纪科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对企业的经营带来巨大挑战。当今，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尽管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社会责任问题，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仍令人担忧。现阶段我国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部分企业不愿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改革开放前，一直采用的是企业办社会的做法，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过多的让企业分担了社会和政府的责任。这使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只注重发展自身经济，不愿承担其相应社会责任。

（二）我国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管和鼓励力度不足

我国政府虽然制定了企业应遵守的法律法规，但在加大认识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如何避免产生一种误解——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办社会的回潮；如何对能较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进行适当的行政或荣誉上的鼓励；如何加大企业积极性，督促企业之间互相学习等问题，政府有待进一步深入思考对策。

（三）现阶段我国市场机制及其管理不完善不健全是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充分的又一根本原因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度建设不完善，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得不到保障，这又进一步削弱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我国现代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宏观调控为辅的试行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管理经验不足、市场监管不利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从单纯追求盈利的主体，如何转向富有社会责任的经济主体，在投资中讲求社会责任，是当前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进程中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②

三、我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对策

由于公司法律层面社会责任实现机制还具有以上缺陷，因此有必要从如下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公司法律层面社会责任的实现。

（一）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如何完善这种治理模式，建立起能让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机制其基本思路是遵循“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建立起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以保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追求股东的利益。借鉴国际经验，要在公司社会责任方面建立起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就必须在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双管齐下，进行制度创新。在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方面，主要是建立起三种制度；1、建立保护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制度， 使公司社会责任法制化。2、建立“绿色准入”制度的市场机制。“绿色准入”制度就是符合公司社会责任要求的市场准人制度。凡是不符合“绿色市场准入”制度的公司不能进入市场从事经营、投资活动以及获取各种资源。3、建立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以便社会各方面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方面，要建立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共同治理机制，其内容主要包括共同的决策机制和共同的监督机制。

（二）政府部门应加快对企业社会责任维护的步伐

从政策上对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较好的企业给予褒奖。督促加快建设我国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在国际上占据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主动权，改变被动接受其他国家定制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不利局面。政府要通过法律来保护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建立。我国的《劳动法》提及的保护劳工权益，就是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之一。在2006年1月1日，中国新《公司法》总则第五条明确规定公司应履行社会责任，是中国正式在法律上明确公司社会责任，这表明我国法制和社会的进步。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重视法律程序，严格依法行政，强化政府监管刻不容缓。

（三）加大处罚力度，并重在处罚个人

如果一个企业怠于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成本支出远远低于其所收到的利润，该企业一定不会去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因此，加大对损害社会利益行为的处罚力度，将成为维持和贯彻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后一道屏障和最有效的防线。然而，我们目前的制度设计往往是在事故发生以后，直接追究公司责任，对公司进行罚款，而造成事故的相关决策者和责任人却往往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罚。公司受到处罚，损害的是股东的利益，而真正的肇事者却依然逍遥法外，损害公司利益、怠于履行公司社会责任的行为依然没有得到制约，真正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就难以建立。③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怠于履行公司社会责任行为的法律制约，使真正损害公司和社会利益的蛀虫得到应有的惩罚。

总之，“在和谐社会建设、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循环经济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责任竞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中国企业实现责任竞争的路径逐步清晰”。随着经济全球化，全社会对企业承担更高标准的产品安全、环境保护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从保护人与环境的利益着眼，使我国企业在经济、政府影响、企业自身、社会环境、其他利益相关者等有机统一，才能更深入地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认清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对它的统一认识，更好地发展我国经济，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起到积极的作用。

注 释：

①徐家力：“略论中国企业的专利战略”，《企业科技与发展》2007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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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治理 农村韭菜 解决

中图分类号：D632.8 文献标识码：A

发生在农村的一方主体为农民的涉农纠纷是作者所谓的农村纠纷，与以往研究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作品不同，除了探讨纠纷解决的一般原理，该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农村纠纷发生与消解的内外机理上，如同有经验的老中医诊断病情时要把准病人患病的内因与外因。该书解剖一个麻雀，从央视“今日说法”栏目的一个案例谈起，深入剖析对农村纠纷产生与消解具有决定影响的沉淀在中国一般农民心底的深厚社会文化心理因素：无诉观、气、人情、面子、情理与清官情结、实力因素；同时又不忘探讨农民所成长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因素对其的型塑。新时期，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对几千年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形成的历史积淀进行碰撞、冲洗甚至覆盖，农村原有的以血缘或地缘为联结基础的熟人型乡土社会旧秩序已经瓦解，而新的融合现代工商农经济的社会秩序尚在形成之中，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就是一个明证。农村旧秩序虽已破局，然而，消解农村纠纷的各种机制以及守护社会秩序的乡村治理体制却形影相吊而空守其位，甚至成为引爆一些新型纠纷的触发器。正是由于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的碰撞、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机制与体制更新的滞后，形成当前中国转型期农村纠纷高发、难解的困境。

在看到农村所存在的纠纷高发、难解的困境之后，该书并未陷入一般研究的俗套，即直接从末端治理上大谈如何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以应对此种困境，转而对农村纠纷进行类型化，分析各类纠纷的主要起因、纠纷中各主体间的实力地位、纠纷主体间的关系距离、农村中有无消解这些纠纷的传统机制等特征，即先辨症。接着，该书又着重剖析影响中国农村纠纷解决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对影响农村纠纷主体选择的各类因素进行全景式扫瞄。与长期受现代工商社会洗礼的城市市民不同，受传统礼教渗透下的人文社会环境熏染加上千百年自然经济基础上生成的熟人社会关系的牵拉，中国农民心中仍然保留着深深的无诉、争气、讲人情、爱面子、论情理等对纠纷长消具有决定影响的传统性元素的印记。与此同时，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迁的大潮之中，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性元素直接作用于农村纠纷的各主体，权利维护、利益最大化等思想又成为影响农村纠纷各主体做出选择的最大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基层建立的社会治理机制则随着农村各主体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农村经济基础的变迁更面临着无的放矢式地空转。由于社会治理理念与机制未能顺势更新，一些地方的基层政权则从农民利益的积极维护者异化为农民利益的汲取者，在激烈的利益博弈中直接引发了农村官民冲突，现行的不适宜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以成为影响农村纠纷多生与不易消解的一大病邪。因此，化解农村各类纠纷不能避开农村基层治理机制而大谈农村各类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否则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治标不治本之策。此为析病理。

接下来，该书对现行农村各纠纷解决机制解纷的能力与效果进行逐一检视。现有的官方或民间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在应对现实的农村纠纷时各有其优势与劣势，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应是针对不同的农村纠纷来完善最适宜的解决机制。通过比较发现调解是传统农村纠纷的最佳解决方式，包括纯民间的调解、半官方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诉讼调解等，而对于那些农村新型纠纷，调解的效能却难敌诉讼。然而，我国当前诉讼机制解决农村纠纷却存在着一系列的困局，无论是其解纷的能力与公信力，还是解纷的成本等诸因素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选择诉讼机制解决纠纷的意愿。由此，这又导致了现有农村纠纷解纷的机制供给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解纷需求的困境。此为析药效。

在明辨病症、病因、药效之后，下一步则是对症施药。首先，宏观上改革现行滞后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是治本之策。要打破长期以来基层政权治理中所形成的固化了的利益格局，国家应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局面，让地方政权的治理能力得到释放；同时，国家应更新基层乡镇治理模式以应对城市化、市场化对原有农村治理机制的冲击。通过改革，让市场能解决的归于市场，属于政府负责的政府应强化治理能力，即建设更加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源头上减少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农村官民纠纷。在此基础上，国家应完善法制，强化法治。为了避免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出现爆炸式增长，当前国家应强化行政机关的解纷能力，各级地方政府整合其所属机关机构的解纷职能，建立统一的行政性解纷机构，综合运用各种可行的解纷手段来化解农村纠纷。同时，司法机关应加强自身能力、公信力建设，针对农村纠纷的解决做一些适应性调整，提高司法解纷效能，加强司法解纷与行政性解纷机制的衔接，坚持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强化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与外部法制监督。在微观上，适应农村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调整乡村治理的组织形式，强化调解对于传统农村纠纷的化解效果。最终，做到应对各种农村纠纷，都有相应的一次、两次或多次的消解机制，使得机制供给能满足或略微超过农村日益增长的解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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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合作治理；基层政府；社会组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必须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尤其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在基层的治理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已经开始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合作，社会合作治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结构已初见端倪。要实现二者合作治理的常态化、规范化、科学化，有赖于诸种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健全。

一、社会组织发展机制

社会组织作为独立的合作治理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无疑与社会运行机制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更为重要的还是社会组织夯实基础，以适应社区发展的需求。

（一）建立多元筹资机制

地位独立的重要基础是经济的独立，为此，必须有效解决资金不足这个制约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最大瓶颈。政府虽然已经开始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助，但政府投入毕竟有限，最根本的途径是大力拓展筹资渠道，聚合社会资源，争取各种形式的社会资助，形成多元的筹资机制。例如香港的社区民间组织，其丰富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使其成为支撑香港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除了政府资助这一重要资金来源外，香港的社区民间组织的收入也包括大型基金会的资助、民间人士的捐献和自身的有偿收入、据分析，在民间组织的经济收入构成中，政府资助达65%，非政府基金资助及市民捐献占14%，收费和其他收入点占21%。香港经验充分表明了多元筹资机制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性。为此，首先应当适度放宽其从事经济活动的限制，允许并鼓励社会组织开展与自身业务相关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合法经营性活动，维持自身运转，做到自食其力。

（二）完善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包括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完善理事会这一内部治理机制，使理事会成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队伍建设对未来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譬如在香港，社会工作者已经成为香港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目前全港1.3万注册社工拥有完善的工作机构和完备的法制环境，社工一般都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专业的知识，并获得有效的社会认可。相比而言，内地的社工专业性不够，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不强。借鉴香港的社工管理经验，应当加大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的力度，实现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二、社区整合机制

社区合作治理是社区内各种组织、机构及社区居民全体相互作用、合力行为的持续过程，是社区内各种群体、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在经过充分表达，经由动态博弈后的协调与均衡。其推动者是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但其参与者必定是全体社区民众，无论富裕阶层还是弱势群体，无论本地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失去了这种“广泛性”和“多元性”，合作治理就失去了民众基础。而当前面临的一个关键恰恰就是社区民众基础过于脆弱，群体关系纽带过于松散。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当担负起“联系”与“整合”的功能，编织、连结合作治理所急需的社群网络和阶层关系纽带。为此，要积极适应民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策划、开发高质量、有市场，社区居民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社区活动，提供丰富多样、生动活泼的经济、政治、文化产品和服务。

三、平等协商机制

社会合作治理在本质上是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在社区公共领域内经过博弈、协调后形成的一种新型治理结构。它需要的不是政府的控制或强制，而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博弈、协调与主动精神。“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平等协商机制是合作治理的基石。

（一）畅通诉求渠道，扩大居民参与

真正使社会组织成为社区居民提供互助、自治的组织方式和参与公共决策、参与社区发展的渠道，提高居民参与公共决策和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培养民主的生活方式。 因此，基层政府有必要建立健全居民利益表达与诉求机制，重视民意调查。社会组织应当从办公室“走出去”，广泛联系居民、采集信息，及时听取居民意见，准确掌握居民需求。同时，要重视民意反馈，对居民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自身能解决的尽力解决，不能处理的则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敦促其解决。

（二）积极参政议政，影响公共决策

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已经逐渐显示出其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社会组织勇敢担负起了促使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职责，甚至开始影响公共决策。2005年夏季，“地球村”为促进节约能源发起了呼吁使用空调时室内温度不超过摄氏26度的活动，更是直接促使了中央政府部门建设“节约型社会”政策的出台，社会组织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社区层面，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决策的实践也在推进。譬如，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社区就有一个真正能够代表社区各阶层利益的社区共治平台――五里桥社区委员会。其人员构成来自社区各阶层、各方面，包括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单位和两新组织代表、居委会代表、残疾人士代表和刑释解教人员代表等。委员会设立了决策监督、民意反馈、绩效评估、促进和谐、政风评议5个专委会，其中的决策监督专委会，根据规定可以列席街道党工委会议和街道党政联席会议，对涉及社区重大事项的决策和执行有建议和监督等权利。

参考文献

[1]叶艇：《香港的社区民间组织》，载《社会工作》2008.11。

[2]【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华夏风译，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篇5

关键词：治理 社会救助 多中心理论

甘肃省社会救助状况分析

（一）最低生活保障

首先，覆盖范围渐次扩大。2013年甘肃共有420.6万人享受城乡低保，城市保障人数90万，占全省非农业人口的12.9%，农村保障人数330.6万，占全省农业人口的16.9%。其次，保障水平日益提高。全省城市低保指导标准提高15%，达到300元，月人均补助水平提高10%，达到259元，全省农村低保指导标准提高28%，达到1907元，全省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提高13.5%，达到101元。再次，管理工作逐步规范。甘肃省先后下发了《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2009）、《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2010）、《甘肃省农村居民生活最低保障管理办法》（2011）等规范性文件，为依法施保提供了法规政策依据。最后，工作力量不断加强。逐步建立了省、市、县、街道（乡镇）、社区（村）五级城乡低保管理服务体系，市、县均成立了低保工作机构，多数地方街道（乡镇）建立了低保所（站）。

低保推进方面主要问题：其一，低保对象的范围界定困难。城市居民收入申报情况难以掌握，就业具有多样性和隐蔽性，审核部门无法准确鉴定工资、存款、证券等；农村粮食等食物难以货币化，外出务工收入不稳定，隐性收入情况无法收集。其二，进出渠道的动态管理不畅。根据政策规定，要阶段性定期对救助对象进行资格审核，主要是对不符合条件的和经过救助以后家庭条件好转已不再符合继续享受条件的家庭进行清理，并取消其享受低保的资格，该工作过程通常引致部分人员的强烈抵制。其三，实施过程的社会参与缺乏。欠缺参与导致城乡低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接受度受到影响，低保对象的信息整合大打折扣，低保对象的多元服务需求无法充分满足，低保对象的社会融入和自我救助能力提升困难。

（二）农村五保供养

甘肃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地方性规章《甘肃省农村五保供养办法》，从2006年9月起施行，之后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稳步推进。截止2012年初，甘肃全省已供养五保对象12.44万，占全省人口的4.87%；分散和集中供养标准达到2027元和2319元，省级人均补助提高达到1400元。2013年五保供养省级补助标准达到2000元，市、县配套资金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提标后全省农村五保供养年人均标准最低为2600元，其中，五保供养标准最高的嘉峪关市达到7200元/人/年。2013年省政府决定将全省农村五保供养省级补助标准由2000元/年提高到2510元/年，从2014年元月起实施，省财政按照标准给予补助，其余部分由市、县两级财政负担，农村五保供养基本做到应保尽保、按标施保。

从甘肃农村总体来看，应保未保情况仍然存在，这部分老人由于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又没有相应的政府补助，所以生活一般比较贫困。从五保集中供养载体建设看，管理和服务人员不足与入住率低、资源闲置现象并存。从资金投入来看，受地方政府财力所限，经费筹措困难，转移支付少，供养标准偏低，物质外的多种需求诸如周边人际关系、精神心理等软环境被忽视。此外，在调查中发现，村社（社区）干部暗箱操作、群众等靠要现象比较普遍，存在较大机制缺口，敬老院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下降，服务人员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不高，工资待遇低，规模越来越小，加上养老观念等实际原因，更多人选择分散供养形式。

（三）城乡医疗救助

甘肃2010年开始执行《甘肃省城乡医疗救助试行办法》，医疗救助标准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按救助对象个人自付费用的40%-80%确定，个人年度救助总额不超过3万元，同时，进一步加大资助城乡低保对象和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参保参合力度，将其全部资助参保参合，并将资助范围逐步扩大到低收入重病患者、重度残疾人以及低收入家庭老年人等困难群体。随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试点和实施，城乡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按照“基本医保+大病保险+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政策实施，困难家庭患者医疗费用的90%以上能得到报销和救助，有效解决他们的医疗困难，截至2013年5月底，这项政策已直接救助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1286例，支出救助资金2011万元。2013年7月1日起省政府将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由58个贫困县扩大到全省城乡困难群众，实行即时结算服务，救助病种也从7种扩大到26种。

医疗救助的主要对象是城乡低保户、农村五保户、贫困家庭，由于经济发展落后，甘肃医疗救助人多面广，困难重重。一是救助资金较少。地方财力不够宽裕，救助资金总量十分有限，救助标准只能偏低，贫困对象即使迈过了起付线的门槛，后面还有一个封顶线的限制，所以受助额度也就被压缩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二是涵盖病种有限。大病救助在目前还划出了“病种”范围，将可以得到救助的疾病限制为二十几种，一些得了重病但是病种又在规定范围之外的亟需救助的贫困对象就得不到救助了。三是审批程序繁杂。医疗救助制度设计所涉职能部门众多，协调难度大，行政成本高，运行效率低，为申请者带来了很多不便和障碍。四是医疗费用偏高。在我国总体医疗资源有限背景下，医疗改革多年来，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并未得到太大缓解，欠发达地区的甘肃亦是如此。五是定点异化为垄断。贫困对象只能在政府指定医院就医才能获得救助，患者所患疾病在定点医院看不了或者没有相应的专科，而不得不去其他医院就诊则无法获得救助，此外，定点医院通常比社区医院、村卫生室、私人诊所的费用高。

（四）灾害应急救助

2012年甘肃颁布了新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将多年的救灾经验系统化、条理化和组织化，调动政府与社会力量，化解和减少灾害损失。从灾情的上报、评估，救灾资金的申报、审批、拨付、发放、管理等，都建立了相关制度，初步构架起省市级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建立了4个省级救灾物资储蓄区域中心库、22个救灾储备仓库、70个大中型防灾减灾避难场所、49个综合减灾示范社区、99个综合减灾救灾教育培训基地，保证灾害发生后，各类物资在24小时内调运到位。对各地减灾项目建设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和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资金拨付程序，确保安全有效使用，防止违规行为和腐败现象发生，推行灾民生活安排工作责任制、灾民生活探视制度，完善应急联动、灾情会商评估和信息共享机制，以及灾害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等。

灾害救助面临的主要困难：首先，救灾资金投入不足，使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甘肃灾害应急救助资金投入相对较少，而且国家投入部分主要用于生活救济，也就是说灾民损失不能通过救济获得再生，灾害过后，生产、生活发展主要靠个人；灾民救助台账、救灾款物发放及使用公示制度有待完善，民政、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合作效能未充分发挥，规范的救灾款物运行管理体制尚未建立，群众和社会监督流于形式。其次，救灾工作力量薄弱，专业队伍建设急需加强。甘肃救灾装备落后，基层人员配置不足，素质参差不齐，经费短缺，新技术、新手段在救灾中还未得到广泛运用；专业紧急救援队伍数量有限，总体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化、群众性的业余救援队伍更匮乏。再次，涉灾机构职能交叉，报灾、核灾机制不健全。甘肃救灾组织机构牵涉单位多，隶属关系复杂，政出多门、职责交叉，致使管理成本提高，执行效率降低；报灾过程时效性偏弱，核灾标准操作性不强，报灾、核灾机制与实际需要尚有差距，未能形成完善的监督体系。最后，应急预案演练少，社会动员、国际合作欠缺。甘肃各基层单位结合实际情况开展模拟演练不够，即使组织也缺乏科学策划、合理安排，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群众参与度低，防灾减灾宣传还需加强；民间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滞后，除红十字会等机构外，非政府组织作用基本没有发挥，习惯于以政府名义动员社会捐助，在这方面可以向同为欠发达地区的云南借鉴，云南被誉为中国的NGO摇篮。

甘肃省社会救助建设对策

（一）丰富救助形式，增强实际效果

社会救助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受助者借助外力摆脱贫困。因此，要转变传统的救助理念，变消极救助为积极救助，变单纯现金救助为综合性救助，不断增强救助对象自我摆脱贫困的能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即时救助与发展性救助相结合，既要在短期内解决困难群众急需的生活问题，也要通过培训、学习等方式，让困难群众掌握一定的就业、创业技能，培养困难群众的“造血”功能，才会从根本上帮助困难群众改变生存状况。

（二）统一协调管理，形成救助合力

及时完成扶贫开发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实行“低保维持生计，扶贫促进发展”两轮驱动，激发低收入人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提高低收入人口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逐步缩小发展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全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各级政府主导下，民政部门主管，财政、教育、卫生、社会劳动保障、司法、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共同参与，协力做好救助工作，根据专业性质，实行统一划分，属于医疗方面的统一归及卫生部门，属于基本生活方面的统一归及民政部门，属于求学困难的统一归及教育部门。

（三）健全网络体系，整合信息资源

要健全基层社会救助组织和服务网络，在乡（镇、街）、村（社区）建立社会救助站，形成统一的网络体系，实现经办机构、服务网络和工作程序便民化、规范化和集约化，提高社会救助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各有关部门要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中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统筹运作，加强联系，保证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整体推进各项救助工作，按照职能定机构、任务定人员的原则，积极整合县级民政部门现有机构与人力资源，将救济保障科与低保科合署办公，成立社会救助事业中心，充实工作人员并落实编制。通过信息系统的技术支撑，搭建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一体化的社会救助网络，建立健全资源信息库、给付应用平台，及时、准确、动态掌握城乡各类困难群众信息，真正实现资源共享、救助规范、数据一致，提升社会救助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四）发展非营利组织，多渠道融资

发展非营利组织可以调动社会力量与资源，弥补政府财力的不足，也能够满足多样化的社会救助服务需求，更好地帮助弱势群体，成为反贫困的中坚力量。同时提倡非营利组织立足于村（居委会），以便深入基层、贴近民众，通过一种平等、互动且以参与者为中心的工作方式，使其能够与救助对象迅速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案化的社会救助。从理论上讲，救助资金的来源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支出，但是，针对目前甘肃社会救助对象逐年增加和资金筹措不足的现状，应该走一条以政府救助为主、民间救助为辅的官民结合之路。在继续保持政府财政投入稳步增加的前提下，充分发掘社会力量，调动民间积极性，成立社会救助基金，建立有效的造血机制，使其成为可供长期依靠的金融手段，还可以考虑减持国有资本、发行政府永久性债券、开征特别税等途径扩大资金来源。

结论

社会救助可以为贫困对象提供最低层次保障，然而欠发达地区政府财力有限，专业人才缺乏，现实困境为制度变迁提供了空间和土壤，治理视域倡导多元主体平等参与，有利于增进贫困者的公民权利，提高救助对象的瞄准精度，改善社会救助绩效。

参考文献：

1.高峰，韩学平.完善农村五保供养法律制度的思考[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13（3）

2.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3.陈佳贵，王延中等.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篇6

关键词： 女性罪犯 矛盾调处机制 社会治理

党的十提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新形势新体制下，监狱如何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当前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当前监狱的职能和地位作用更加凸显、监狱工作任务更加严峻的情况下，罪犯群体矛盾化解调处工作虽只是监狱全局工作的冰山一角，但却关系到监狱监管安全稳定、监狱职能充分发挥、维护社会稳定、服务保障民生的重要意义。本文将以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为实践探讨，将女犯群体矛盾调处工作置于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进行深入解析。

一、当前女犯群体矛盾呈现的新特点

由于罪犯个体的差异性，形成了罪犯群体的素质层次、文化水平、道德规范、职业技术、法律认知、心理健康程度等方面的多层次性。女性罪犯一方面具备罪犯的共同属性，另一方面具备其独特的性别特质。在女犯群体研究的过程中，女性社会性别意识及特质、内涵的属性，会导致女犯群体矛盾呈现出独特的现象。

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一矛盾法则，同样适用于女性罪犯，她们从入监到出监，矛盾无时无处不与之相伴。教育改造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循环往复地掌握、控制、处置和化解罪犯矛盾。

（一） 女性罪犯群体矛盾的现实性

女监罪犯矛盾来自于与监狱、民警、同改、生产管理人员（包括监狱聘请的技术人员）、家庭、社会、政法机关等七个方面。矛盾激发的源头现实性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与婚姻家庭客观原因相关，这类矛盾大部分与亲属、财产、债务、婚姻、抚养问题、经济纠纷有关。第二类与服刑改造现实原因相关，这类矛盾主要集中于与监狱、民警、生产管理人员之间，以及学习劳动能力低下、消极改造不服管教、性格内向、有心理疾病、人际关系紧张、集体生活不适应等。第三类是与社会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之间的矛盾，如与政法机关的矛盾，大多数是在侦查、和审判过程中产生的；与社会的矛盾，如对拆迁、征地、行政处罚、单位分配不公等产生的不满等现实原因。

（二） 女性罪犯群体矛盾的持续高发性

女犯之间的矛盾出现的频率高、次数多、间隔短，呈现出现持续发生的特点。持续性矛盾分为两类，一种类型是个体因素：如罪犯魏某（故意伤害罪，15年），偏执型、冲动型人格障碍，在2013年4月至10月半年时间内，与同组罪犯两人次持续产生不同事由引发的较深矛盾，导致屡次与她犯争吵、扣分，致使矛盾难以调和，两人次分别调离小组化解矛盾。另一类型是群体性因素：如因劳动生产、改造学习、是否遵守监规纪律等因素，群体性因素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相处，尤其是在女性罪犯群体中，女性遇事易激惹、计较、敏感的特性使然，促使群体性因素引发的矛盾持续发生、不断发生。如罪犯张某（贩卖罪，15年）、罪犯王某（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10年6个月），在担任生产线质检以来，由于工种的特殊性，屡次因生产工艺质量的把关问题与线员产生矛盾，此种现象同样普遍存在于其他流水线质检员，并非个体因素主观导致的结果。

（三） 女性罪犯群体矛盾的可控性

通过图表4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罪犯矛盾虽然高发、多发，但是通过矛盾排查化解机制，绝大部分矛盾都是可调可控的，这对稳定罪犯改造思想，维护监管安全和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女性罪犯在服刑期间呈现出女性自身独有的特点，突出表现为依附、从众心理较强，易受暗示，普遍敏感多疑、不能容忍沉默，情绪波动起伏较大，爱相互议论计较，认知能力、是非判断能力、受挫能力较差等，导致矛盾的出现应激性强、潜伏期短，大多数矛盾为浅表矛盾，在民警的监管控制范围之内；另一方面，针对女性罪犯矛盾的特点以及女性罪犯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化解矛盾措施，利用个别教育、亲情帮教、心理健康教育、团体辅导、教改活动等多种形式和途径，以正面干预的力量，介入到罪犯矛盾排处调解工作中，民警给予关注，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对罪犯来说很难解决的问题矛盾就能迎刃而解，可以有效控制和化解矛盾。

（四） 女性罪犯群体矛盾多元性和复杂性

虽然狱内矛盾占据了女性罪犯群体矛盾的绝大多数，大部分矛盾依然在可调控范围之内，但是女性罪犯群体矛盾依然有部分不容忽略的问题，即狱外矛盾，一方面，牵涉到监狱的社会功能，需整合社会力量，利用社会资源，加强监狱与地方各级政府、职能机关的沟通与协调；另一方面，教育管理手段有限，基层监区社会资源薄弱，监狱的社会化功能需投入大量的警力、物力和财力。如：罪犯黄某（诈骗罪，13年），以承揽工程的名义，骗取被害人裴某人民币183万元，其中，黄某有50万人民币存放于其朋友秦某处，黄某入狱，要求其父母去秦某处取回存款退回赃款，但秦某必须要黄某本人亲自办理相关事宜，至今矛盾悬而未决。罪犯周某（故意杀人罪，死缓）因其杀害老公，儿女不肯原谅，民警多次联系当地公安机关，但儿女始终不愿意有任何联系，矛盾未能顺利解决。罪犯周某（合同诈骗罪，11年 ）入狱后，其丈夫便再也没有出现，现周某父母想给周某买房，让周某与其丈夫离婚，因其在狱内，离婚之事一再拖延。通过实例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罪犯的各种矛盾不断凸现，兼具狱内监管改造与狱外社会化进程的双重属性，矛盾类型日趋复杂，新的潜在犯罪因素不断滋长，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罪犯在狱内的改造情绪,致使一些罪犯心理压力过大，从而对生活失去信心，产生悲观厌世情绪，轻则消极面世，不思进取，重则对抗改造，自暴自弃，更有甚者会发生自伤、自残、自杀或伤害他人的事件。

二、女犯群体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一）监狱“主文化”与“亚文化”的冲突影响

监狱主文化是指符合一般道德规范和国家法律精神，为社会公共所认可的文化，它表现为国家法律法规、社会公德良知、监狱监规纪律、罪犯行为规范守则等。而监狱亚文化是指罪犯群体在监禁生涯中逐渐形成、自觉或不自觉地信奉和遵行，与监狱主文化偏离或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和现象的综合体。它表现为罪犯群体生活中的一些内部规则，如不许告密、不得供出同伙、投机取巧、暗语、拉帮结派等，其往往以罪犯特有的“道义”和“规矩”来维系，它所具有的感染力、内聚力，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刑罚执行中的矫正效果。⑴在罪犯的实际改造中，作为执法主体的监狱民警，代表的是监狱主流文化，对全体罪犯起到监督、管理、制约的作用，监管与被监管的矛盾，在日常的警囚接触中，势必会导致摩擦，造成矛盾的产生。在罪犯群体层面，一部分罪犯遵守监狱主流文化的制度约束，一部分罪犯受到隐蔽化、功利化、利己主义思想主导影响，或者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导致罪犯与罪犯之间改造价值观取向的背离，从而产生矛盾。

（二）自我价值认同的损毁。

自我认同危机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冲突，个体常会模糊自身存在的状态，一切变得不确定，无法将已获得的认识与对自我的评价协调起来。积极的选择有助于加强自我的力量，而消极的选择则导致自我力量的削弱。⑵女性罪犯在面对判刑、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方面的事件时，易陷入内心与外界环境的不平衡与不稳定之中，人格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压抑了原本的自我，自我认同损伤，安全感的降低，情绪焦虑，出现了严重的情感损伤和内心冲突。通常，女性罪犯在入监前就一直采取消极防御机制，通过自身的努力不能获得内在稳定的框架，易产生攻击性冲动和非现实性的疑虑，这种消极防御机制所埋下的隐患，导致其在入监后、在危机发生时采取“聚焦式”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事物、分析问题，进行消极归因或者外归因，形成悲观失望的消极、失落心态，以灰色的心态面对纷繁复杂的改造环境，对正面的积极的事物置之不理，以负面态度采取应激行为方式，最终导致易于与他人、社会产生矛盾。

（三）心理健康水平的破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精神科曾对女性罪犯 418 人进行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定 ( MMPI)( 实测 390 人 )，根据测定所得各量表分，进行人格聚类分析 ，并应用症状自评量表 ( SCL-90) 评定心理健康状况。结果显示，女性罪犯有两类人格特征：第Ⅰ类为攻击 - 稳定型，占 59.2%; 第Ⅱ类为敏感 - 不稳定型 , 占 40.8% 。经检验二类人格类型在 MMPI 各项目分的差异非常明显。SCL-90 测定验证了聚类分析后所得二类罪犯具有不同的心理健康状态。结论为女性罪犯群体内部有二种类型的人格差异，第Ⅱ类女性罪犯心理状况更加不稳定。根据此项研究，进行女性罪犯引发矛盾心理状况分析：1、感情丰富细腻。女性心理特征最突出的表现是比男性富于感情，这是因为女性的神经系统具有较大的兴奋性，对任何刺激反应都比较敏感多疑。由于女性对感情过于看重，当遇到负面生活事件或负面情绪因素时，大多会采取自我保护的防卫机制，以先入为主的观念维护自我利益，从而易于产生纠纷和矛盾。2、特殊生理期。当女性处于月经期、更年期、绝经期时，会出现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大脑皮层控制失调，心烦易怒，情绪失控，遇到不良刺激很容易诱发矛盾的产生。3、心理压力大，易产生心理障碍，从而导致攻击的产生。研究表明，敏感多疑与恐惧都可能产生攻击，有时可能因为多疑而产生恐惧，又由恐惧产生攻击，有时多疑本身就能产生攻击，单纯的恐惧也可能产生攻击 ,而且常常产生的是主动攻击。攻击出于人的攻击本能，女性罪犯自身多疑或者恐惧的心理特征，受到改造或生活中的挫折后，采取攻击性的语言和行为，导致矛盾的凸显。

（四）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的变化

美国福特基金会对100名女犯中就社会性别意识，从“女性人权与法律、女性与经济、女性地位、女性与保健、女性与参政、女性与传媒、女性与环境、女性与贫困、女性与婚姻家庭、女性与家庭暴力和童年记忆”这 11 个维度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赞成与一般赞成共占了 49% ，不赞成的占了 51% ，这表明有一半以上的女犯的思维中已经摒除了传统社会赞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⑶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女性越来越注重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形成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经济，独立的社会地位，独立的人际交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有亿万家庭作为基础。女性不仅是家庭的纽带，还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群体对社会的影响是长期、深远和巨大的。这样的现象同样适用于女性罪犯群体，传统观念女性角色定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作为家庭、单位、社会的一份子，每一女性犯罪的背后，不仅牵涉到一个或多个家庭，更牵涉到社会、集体、政府机构等各方面因素，这也是女性罪犯入狱后大量狱外矛盾频现的原因。

三、女犯群体矛盾调处机制的构建设计

针对女性罪犯群体矛盾的多元性和持续高发的特征,仅仅依赖简单的调处方式显然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从和谐发展的宏观角度明确矛盾调处的基本思路,采取系统的综合治理方式来调处这些矛盾与冲突,才能实现一种较为理想的监管秩序。因此解决矛盾纠纷的思路与对策，应依法、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多元化的调处机制。

（一）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和预警机制

一是建立和完善罪犯诉求表达机制。这是保障罪犯的建议权和申诉权，及时了解狱情民意、迅速化解罪犯矛盾的主要措施。第一，在监狱各项政策和制度出台前，应进行犯群稳定风险评估，坚持以人为本，减少和防止随意性，让政策和制度制定得更加科学合理，从源头上预防侵害罪犯正当利益现象的发生。第二，拓宽罪犯诉求表达途径，为罪犯的诉求提供畅通、便利的渠道。通过问卷调查、监狱长信箱、检察官信箱、纪委监察室谈话、监狱领导接待日、监区长接待日、民警个别教育谈话等主要方式听取罪犯的诉求，想方设法解决罪犯反映的问题，以最高效、最快速的行动解决罪犯可能会引发的矛盾和不良情绪，最大限度实现缓解、匀速的作用。第三，建立高效透明、便于监督的罪犯内部矛盾调处工作机制。要充分发挥大调解机制的作用，以多种办法来化解矛盾纠纷以提高求决的效果，做到多渠道化解矛盾。⑷二是建立健全罪犯矛盾预警机制。罪犯矛盾预警机制建立的目的是为调处罪犯之间矛盾、把监狱发展过程控制在稳定与秩序的轨道上提供决策依据。对罪犯矛盾的预警必须建立在对罪犯群体矛盾的风险评估基础之上，而对罪犯群体矛盾的风险评估我们可以建 立能够反映罪犯教育改造、劳动生产、监管规范、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主要矛盾的量化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罪犯矛盾发生、处置的相关数据库,建立动态的矛盾监控系统,分析以往矛盾发生的原因、频率、发展趋势,力求在罪犯矛盾处于潜伏时期,及时察觉、预告有关迹象，并予以恰当处置,努力掌握矛盾调节的主动权。⑸

（二）发挥公共制度在罪犯矛盾调解中的积极作用

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因此对待罪犯群体矛盾与冲突理智的做法是正确对待和引导罪犯的不良情绪,让矛盾以更加温和的公开方式表达出来,以利于缓解监管改造压力，对于矛盾的评估与排查工作制度可以较好地调解罪犯矛盾、起到“稳压阀”的作用。⑹一是大排查工作与建立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机制结合起来，推动狱情舆情调查机制、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矛盾纠纷分析研判机制和反馈纠错机制的建立完善，努力实现罪犯矛盾从事后调处向事前预防、由因时治标向源头治本的转变。二是大排查工作与健全完善大调解机制结合起来，推动罪犯自我调解、矛盾调解员调解、民警调解、社会帮教人员调解相互配合机制，实现诉调对接衔接机制，以及专业调解机制的健全完善，形成多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的整体合力。三是大排查工作与完善应急处置机制结合起来，制定完善各类矛盾性事件应急预案，细化处置流程，从情报信息、处置方式、处置力量、舆论引导等方面做好应对的充分准备，进一步形成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切实维护监狱安全稳定。

（三）完善对罪犯矛盾化解的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

有机结合罪犯矛盾的常态管理与应急处置，健全完善矛盾调解防控机制，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把握正确的狱情导向，落实领导工作责任，健全工作机构，在监狱、监区和罪犯班组三级分别建立矛盾调解组织，充分利用监狱的协调能力和罪犯间的自我调解能力，讲求整体优化的力量组合。同时健全罪犯心理调节机制，教育帮助罪犯学会正确的发泄渠道，学习健康心理保健知识，营造健康的积极的改造氛围。建立有效的心理支持系统，重点关注有思想压力的罪犯，堵而不疏、压而不导会使其本来就紧张的思想更加紧张，不利于其积郁的负面情绪、过剩的精力通过正当途径发泄出去，在狱内形成压抑低沉的服刑氛围，使教育改造工作弱化，特别是要加强监狱弱势群体的精神慰藉和心理帮助。坚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综合灵活地运用好各种手段，重塑罪犯思想，健全其人格、矫治其恶习、破除犯罪心理结构、培养良好的行为方式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改造活动，提倡罪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讲孝道、讲仁爱、讲感恩、讲诚信，营造和谐友爱的氛围和环境，对罪犯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要健全罪犯矛盾调节的监督、考核和追究机制，罪犯的正当权益能否得到保障、正当诉求是否得到回应，对于保持监管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通过罪犯群体合理利益的实现，保证矛盾的有效调处，有效地减少不安全稳定的因素、减少矛盾的源头，为监狱和监区的安全稳定奠定好的基础。

篇7

一、技术外部性与社会分层

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利益的相对稀缺和利益主体的差别决定了利益分配的差异性，集中体现在利益分配的方式和数量上的差异，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社会上高低有序的利益地位。于是社会成员以利益分配方式和数量相近的阶层归属性确定了自己的利益地位，社会分层就形成了。换句话说，社会阶层也可称之为利益层，它由利益分配方式和数量相近、利益地位相同的社会群体构成。

科学技术具有外部性特征，正因为此，一般认为，如果不对技术使用制定出一整套保护制度，那么技术就可能像空气和阳光一样，被人特别是该技术领域内的所有人无偿地利用，而技术的创造者并不能从自己的创造活动中获得应得的报酬。由于技术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是一种较其他商品更为稀缺的经济资源，其投入至应用领域可产生数倍于自身成本的效益，导致社会上不同的主体之间财富的再分配，由此可引起社会各阶层所拥有财富的数量变化，推动社会分层的形成。

就经济与技术看，社会分层是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路途中，由于社会分工而产生的必然现象。分层一方面使社会的有序化运转成为可能，从而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层面之间的摩擦可使社会运行受阻，甚至出现涨落与离散。

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是工业文明以来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因之一。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其所惠及的不仅仅是技术的拥有者，它的外部性特征有力地改变着社会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以及社会结构的进化。它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一)促进了新代沟的形成与发展

众所周知，所谓代沟，是指两代人之间在何时何地观念、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代沟的跨度，传统观点认为约在20年左右，但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变化，这个时间跨度发生了很大改变，从以往的20年左右缩短至10年，甚至5年，也许更短。当然这其中的代也不是传统生物意义上的一代人，它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意蕴、以伴随着代沟而来的，是代际传承问题、下一代如何继承上一代的知识、经验、技术、思想、行为、规则等，几千年来言传身教、口耳相传、陈陈相习的模式，在当今社会受到的严峻的挑战。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应用范围的不断普及，具有鲜明特色的网上一代已具雏形，他们的年龄在25至30岁之间，这一群体一反过去从上一代中接受知识的传统，在互联网上根据自身的兴趣和爱好天马行空，获取知识的迅速、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思维向度也有了质的飞跃、因此，当今中国，知识的传播出现了倒流的现象，遇到互联网问题，上代人大多是向下代人学习，这种因为技术的快速进步、知识升级换代频率加快所产生的，以年轻的一代为主要承载者的，在思想观念、思维定式、行为模式等方面与前辈迥然不同的代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形态，正日益加剧，它理应与深刻发生的技术革命一样受到同等的关注和重视。因为，因技术革命导致的新代沟的形成与发展，将会并已经在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变革，对经济、技术、社会乃至人的进步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加剧了财富分配的快速流动和两极分化

2014年9月，马云的阿里公司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这是网络时代值得特别纪念的日子。紧接着2014胡润富豪榜揭晓，马云及其家族以人民币1500亿元的身家位居中国富豪榜首，把2013年中国首富王健林斩于马下。由此可见，在现代信息社会，由于新技术新思维的呈爆炸式展现，站在时代前列的弄潮儿，引导着社会前行的方向。由财产占有数量的不均产生的贫富差距有更多的机会被填平被跨越。一方面，对于拥有最新最有用知识的群体来说，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变得更加容易，它们可以一夜之间由社会下层变为社会上层，完成所谓的属丝逆袭，并且这种种上升与下跌的形态有可能呈常态化，使得社会结构出现一个哑铃型的层次结构。这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以上地为主要财富，以上地资源的静态特征和上地所有权的稳定性特征为主要形式，社会贫富差距、社会层级处于相对固定的状态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有着天壤之别。也与工业社会经济时代中，以资本为主要财富，以资本的占有、流动、增值为主要形式，中间阶层数量不断扩充，贫困阶层数量下降，垄断资本拥有者居于上层的纺锤型社会结构有很大区别。这是一个极速变化的新的时代，根据技术、知识拥有量的不同，根据个人捕捉市场机会能力的不同，财富的分配方式、财富的分配频率、财富产生的联动效应都呈现出崭新的形态，由此带动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也会呈加速趋势，出现新的社会分层。

(三)引发了知识更新与社会结构的固化和沉淀

21世纪的科技发展与进步迥异于20世纪，它既非累积式发展，也非线性式发展。它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平台跃上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以前不可想象的发明创造不断涌现给人以时空错乱之感。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在已经摆脱了上个世纪累积式和线性的模式的羁绊，摆脱了累积式渐进式的特征，以一种耦合的、放大的、突变的、集聚式的特征，以知识群、技术群的协同方式全新展现在我们面前。知识更新的周期性特征也不明显，节点越来越密，周期越来越短。这对于从事知识产权研究者而言，感受特别深刻。一个研究教学人员如果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再重新拾起即有很强的疏离感，已然落后于同行者的步伐。由于科技发展的外部性特征，知识、技术的爆炸式增长，必然会推动现有产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推动新的产业的产生。生物技术同化第一产业，数字技术融入第二产业，市场将向高智者发放通行证，而对落伍者发出的是闲人莫入的禁令，虽然政府会考虑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但是我们要清醒的是，财富的分配决在任何时候都只是相对的公平，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利于时代的旁观者和落伍者，这就导致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快速流动和停滞固化两种相互矛盾现象的并存。

二、专利排他性与社会分层

专利权是一种排他性、独占性权利，既然如此，这种权力的垄断性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垄断较早的汉语意思，根据《孟子公孙丑》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这种解释特别适合于专利垄断的内涵，即必须比别人站得高，才能左右望而罔市利。现代经济学对垄断的定义较之有所拓展，垄断( monopoly)卖方垄断和买方垄断。卖方垄断顾名思义就是在市场上只有唯一的或极少数的卖者，而它面对的却是竞争性的消费者。买方垄断(monophony)则反之，在市场上消费者只有一个或极少数，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通常来讲，无论是买方垄断还是卖方垄断，两者都能够在市场上随意地调节产量或价格。人们通常认为，垄断与自由竞争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垄断注定会削减竞争，注定会降低效率，注定会拉高成本，注定会产生寻租。当然，对垄断产生的原因、垄断的不同形态应当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做出合理的判断。总体来看，垄断造成的浪费是巨大的，垄断会导致有效投资不足，垄断导致低效，造成极大的浪费，强化了投资市场低迷。但是专利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垄断权，专利权是一种典型的由政府介入的保护专利权人享有排他权和独占权的垄断性权利，尽管这种授权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其带来的对自由市场竞争的损害和效率损失也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由专利垄断带来的利益主体之间财富的重新分配，也对社会分层产生了内在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一)形成了专利强势群体

当然这一划分是相对的，只限于国内，因为把我们通常称之为强势群体的企业放在国际专利大舞台上，那也是上不得台面的，但是，它们在中国的确可以称之为专利的强势群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创造了相对多的专利的企业，不仅享有拥有专利权所带来的直接好处，也享有因此而带来的诸多间接利益，并且不断产生放大效应，使之在这些领域的垄断性日益强化。据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研发投入费用有所增加，专利数和发明专利数均有大幅提高，201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有441家企业填报了专利情况，拥有专利最多的企业是海尔集团公司，拥有12318项专利;拥有发明专利最多的企业是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拥有10000项发明专利。这些企业共拥有专利22.4万项，比上年的18.8万项增加了19.180Io;其中发明专利6.2万项，比上年4.7万项增加了32.980Ic，占全部拥有专利数量27.69%;从平均数来看,441家企业平均每家拥有专利509项，比上年增长了17.28%;平均拥有发明专利141项，比上年增长了30.56%。与此同时，虽然2012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研发投入费用有所增加，但研发强度仍然偏低，201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有465家填报了研发投入数据，共投入研发费用总额为3922.4亿元，比上年的3346亿元提高了17.22%;平均研发费用为8.4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7.88% ; 2012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例为1.870Ic，与上年的1.99%相比，研发强度略微有所降低。数据还显示，201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体经济效益下滑。2012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共实现利润6304.5亿元(实报497家)，比上年的7301.8亿元(实报494家)减少了13.660Ic、其中亏损企业14家，比上年多8家。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专利申请确有向大企业集中之势，大企业在本行业内占据先发优势和强势地位，在与之相关的专利申请方面跑马圈地，利用专利池相互交叉授权，构筑专利壁垒，形成市场垄断。至于这些企业经济效益下滑的原因，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企业一样，主要是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总体经济效益下降。

总的来说，由于这些企业在业内的业绩和地位，企业的领导者在社会阶层结构是居于经济精英地位，还有一部人同时居于政治精英地位，他们和党政机关的高级干部一样，处在社会阶层的上端。它们当中的中层管理以上人员在社会阶层的层次上也都居于相对较高的位置。他们是专利权垄断的受益者，尽管在此之前他们也享有诸多特权，但是那是在计划经济或双轨制的社会背景下，在市场机制日益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行政性垄断逐步衰减，由此带来的好处也大不如以前，但是代之以市场认可的专利垄断，也是其获得高出正常报酬的常用办法。

(二)衍生出了弱势专利群体

2012年7月25日，中国知识产权报资讯网专题介绍成都草根发明人刘星良。刘星良下乡当过知青，回城后在企业干过，还开过8年的出租车，业余时间，他醉心于研发、创新，截至发稿时，他获得的发明专利不下10件。他第一次接触发明，还是30多年前，当时他还在一家企业工作，由于喜欢自己动手，他总是能想到一些新点子、几年下来，他捣鼓了好些小发明，还组装过电视机、洗衣机、节水设备等。然而，每当他沉醉其中的时候，周围不少人都有些冷言冷语:一个初中毕业生还想当科学家?我国专利法颁布实施后，刘星良把他的发明创造提交了专利申请。在拥有的专利中，刘星良最看重的是他设计的大型城市单层架空全互通立交桥。这个被他称为中华桥的设计获得了美国专利，并在一些发明创新大赛上获得过金奖。尽管他的不少发明获得了专利权，但得到转化实施的还是很少，每年的专利维持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刘星良研发的一种汽车装饰防盗螺丝曾经给他带来很大的希望，但这个专利最后还是失效了，他设计出的一种既美观又能防盗的车牌固定螺丝由于找不到合作伙伴，没钱交专利维持费失效了、由于专利转化无路，在草根发明人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都没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他们大都是高智商有技术的穷苦人，他们是有创新激情但很难得到主流社会承认的追梦者。从这一典型安全中可以看出，专利发明人尽管有很高的天赋，但要想凭借专利发明跻身于社会阶层的较高位阶，单靠自身的天赋和勤奋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需要诸多要素，比如要依靠一个大型企业或科研单位，要有足够的经费支撑实行专利的转化，专利转化成果要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专利发明人或其合作伙伴要有经营的天赋等等。

(三)培育了一批介于两者之间的专利群体

这类群体拥有专利的新颖性、创造性并不十分突出，专利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需求量也不是很大，他们在获得专利的回报也只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上下波动。他们不能像强势专利群体一样凭借专利垄断取得先发优势，他们虽有专利但无法形成专利垄断。他们和弱势专利群体也不一样，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职务发明者，他们有其所依托的单位，他们受过良好的系统的高等教育，他们在本技术领域的地位影响力等目前还不出众，他们对专利转化成商品的源动力也许并不强烈，他们是专利发明群体中的主体，他们是我国发明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在社会阶层中的位次反映出我国科技人员的生存现状，也反映出我国专利制度中的某些缺陷，同时也昭示着我国专利发明的前景。如果能从体制制度和法律政策层面考虑，使这一群体的创造激情得以迸发，我国专利发明将会是一片坦途，因为这一群体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三、专利财产权与社会分层

专利财产权是专利权的重要组成，主要是指专利作为一种财产，其专利权人所拥有的财产占有、支配、使用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财产权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1)独占权。专利法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2)许可权。专利许可是指专利权人将自己拥有的专利技术允许他人在满足许可条件下予以实施的一种行为。它包括独占许可、排他许可、普通许可等、专利法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实施许可合同，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被许可人无权允许合同规定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该专利。(3)转让权。专利转让权是指专利权人将其拥有的发明创造专利的所有权或持有权通过订立书面合同的形式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按合同规定支付价款后即成为新的专利权人。这就充分表明专利财产权是得到有关专利法律制度的保护，专利权人所拥有的专利财产权是不容侵犯。这种财产权利必定会带来其拥有者经济地位的提升，导致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进而引起社会分层的运动。

由于专利权所具有的浓厚的财产权的性质，其拥有者当然就具有随之而来的经济利益，由此使经济利益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出现新的变化，继之推动社会分化和阶层流动，从而形成新的社会阶层。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分层与各群体经济利益的获得紧密相关，经济利益的获得与分配模式紧密相关，分配模式与现行体制机制紧密相关。专利制度从经济利益的角度介入，改变了原有的利益配置格局，并随着我国专利制度的日益完善，在利益分配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必将成为推动社会分层的公正合理的具有内生性的一种动力泪L制。社会分层一经形成就以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两种形式不停运动着，各个利益群体和集团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重新分化组合，展开新一轮的利益大竞逐，在新的利益分配机制上反复博弈，直至确立新的分配框架，推动社会各群体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坐标。

我国现阶段正处在权力和市场双重力量支配下，从某种意义上讲，专利权也具有行政权和市场的双重权利，其行政权表现在专利权是由行政赋予并加以保护的，其市场力是因其绩效一般情况下要通过市场的检验这两种权利集之于一身必然使这种权力的拥有者有其自身特有的行为模式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专利主体利益导向推动社会分层运动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集宏观、微观分配权于一身，发明人隐身于职务发明创造背后，专利利益主要体现在国家和单位之中，个人的贡献和利益分配服从于国家和单位，专利的财产属性和随之产生的垄断特征无法展现出来，个人较少的依靠专利发明实现自身经济地位的提升，从而流动至上一个社会阶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专利权的归属日渐明晰，专利保护强度不断增强，专利权的收益分别掌握在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手中，理性专利权人一定是一个理性经纪人，他们一定是把追求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作为实施专利的最重要目标，他们一定会利用国家法律和政策对专利权的各项保护制度、措施，以形成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壁垒，亦即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那么，这些具有垄断力的专利权人群体最容易取得经济地位上的优势，向上流动成为可能。那些不具有垄断力的专利权人群体可能会分化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会因自身良好的经济基础抑或市场能力在市场的比拼中显露头角，成为成功人士，跻身于上一个社会阶层、而另一部分可能因为不具备上述条件而在专利权利益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成为向下流动的一分子。

(二)专利权利益分配的分散化加速了社会分层运动 由于主体的多元化，专利权群体也出现了与计划经济时代迥然不同的格局，专利利益的分配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和分散化的特点，法人、非法人组织和个人有了更加充分的利益分配权，在国家权力规定的大利益结构框架内，由于差别利益的存在，个体和群体之间有权双向选择;群体、集团之间有权分化组合，原有的专利大锅饭的利益结构瓦解，新的专利利益主体形成，加速了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

(三)专利权利益分配方式多样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分层运动

我国利益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参与收益分配，专利权人群体正是关键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他们走在技术与资本结合联姻的最前沿，在这一群体当中，如果市场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那么他们将是最有可能成为新的高收入群体。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专利法以垄断换公开的规定体现了专利法中的利益平衡理念，这样一种机制实际上是各国专利法中保障公众对专利技术知晓权的制度设计，以取得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均衡。这种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利益分配的变革，阻滞了社会分层的自然运动，抑制了自由市场在社会分层运动中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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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4.030

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变革和政府职能转移的大背景下，社会组织以一个“积极的姿态”广泛的进入到社区来，期望秉承着自身专业优势为居民提供多样化、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同时承接居委会职能转移的行政性工作。居委会作为社区的实际管理主体，掌握着社会组织需要的信息、组织动员、场地、人力等资源。因此两者应该能够形成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已有大量研究发现居委会会出于种种原因对社会组织采取抵制、排斥、不合作态度。居委会和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究竟如何？什么是影响居委会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主要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对已有文献中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回答这些问题。

1 居委会和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

已有研究关于居委会和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大量探讨，基本上围绕两者关系密切程度将其概括为不同类型。朱健刚、陈安娜（2013）按照嵌入程度将社会组织嵌入街区治理的方式分为三种类型：隔离型，在这种关系中，社会组织空降到社区，基本不与居委会发生关系，在工作上与居委会区隔开来，缺少相互配合；冲突型，在这种关系中，社会组织在项目运作中与当地政府或者权势集团的主张或利益相冲突，引发街区治理主体怀疑、排异、消极对待甚至驱逐；互惠型，在这种关系中，社会组织找到了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合作点，与原有街区治理主体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合作。王义（2013）根据社会组织与居委会的合作范围、程度，将两者的合作关系划分为三个层次：松散型合作，这种关系中双方合作的范围和层次有限，关系维持依赖人际关系等非制度化方式，合作的项目化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紧密型合作，这种关系下居委会与社会组织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社会组织能够提供周期较长且具有可持续性的专业化服务；全面型合作，在这一阶段社会组织成为社区营造的主力军参与到社区决策、治理个方面。

也有些研究通过个案描述从静态上探讨两者关系所处状态。赵秀梅（2008）通过对一个专门为打工者服务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事例进行考察，发现居委会与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基于资源交换的互惠关系，但这其实是一种基于双方掌握资源的重要程度和稀缺程度不同的权力不对等关系。朱健刚、陈安娜（2013）揭示了专业社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嵌入原有的行政社会工作之后，由于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限制，在社区治理中逐渐被边缘化，影响式微。

还有大量研究将居委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看作是一个由不合作到合作的动态过程。尹阿雳（2014）通过考察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花果山模式”历史发展和演变进程，发现社会组织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从无自主性无合作一一依附性合作一一强自主性合作的演变过程。第一阶段在行政全能主义的社区管理体制下，居委会主导社区公共服务领域的一切事务，社会组织未能介入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第二阶段，准政府组织的居委会不再是社区服务的唯一提供主体，开始寻求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同时社会组织则为了实现自身发展，?取“依附”策略。第三阶段，居委会与社会组织之间是一种双方高度信任下的深度合作。宗丽（2013）还原和解释了一个社区服务中心与居委会及社区工作站所构成的社区行政力量之间合作关系的建构过程。社区服务中心在进驻社区初期，居委会在对社区权力和资源牢牢把握的情况下，对社区服务中心采取抵制、排斥、不合作态度，社区服务中心为了得到居委会的配合与支持，?取了“自我矮化”的行动策略，但这种方式是社会组织把自己放在一个下属、伙计帮忙干活的地位和角色上实现的“脆弱合作”。

2 影响居委会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原因

已有研究中关于居委会与社会组织缺乏合作或存在冲突的原因，存在多种解释。王义（2013）从制度层面出发，认为由于国家政策层面缺乏常态化合作机制导向，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不完善，居委会和社会组织在如何构建双方互动关系方面还没有经验、动力不足，因此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正常的。汪华（2015）认为社会组织秉承上级政府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抱负进驻社区开展各项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对社区实际管理者在社区事务的传统支配权、话语权以及对资源掌控的能力等方面形成了挑战，是一个潜在的竞争者，这就导致了基层社区行政主体对社会组织的不合作甚至排斥，其背后隐含的是社区行政性力量在面对支配性格局遭受潜在挑战时作出的本能反应。王景晓（2010）认为由于社会组织管理经验较少，社工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不足，专业人才短缺、经费不足，扎根社区有心无力，同时居委会出于“怕麻烦”、“怕出事担责任”、“怕利益受损”顾虑也不愿与社会组织合作。韩蕴智（2014）认为社会组织在社区开展服务过程中，双方会因自身定位、服务理念、服务手段、活动方式的不同而产生冲突。

还有许多研究对于居委会与社会组织合作较好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一些研究发现在中国这样注重人情的社会中，人际关系在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公共购买服务领域中正式制度不起作用或正式制度还存在着缺位的情况下，关系甚至会成为与正式制度同样重要的解决问题的工具（吕纳，2013）。凭借社会组织负责人与居委会书记较好的个人?P系，居委会书记对其专业能力、水平和实力的信赖，居委会为社会组织提供了服务场所及配套设施，同时积极配合支持其筹备、开展活动，甚至主动为其向上级部门申请活动经费和硬件投资；而社会组织也通过主动定期汇报工作、活动成果共享、经常为居民开展专业服务等方式与居委会建立了良好合作。王玮（2015）通过对12家草根组织深度访谈和对30家草根组织的问卷调查发现，草根组织负责人与政府官员私人关系的密切程度与双方的合作关系成正比，私人关系越密切，越有利于与政府合作。他认为由于草根组织大多成立时间较短，发展还不成熟，政府官员在不了解草根组织的具体情况时，只能通过组织负责人来评判或选择与哪个社会组织合作。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创新的服务与良好的服务品质是社会组织在环境间的生存优势，专业服务能力是该社会组织受地方政府委托多数方案的主因。胡文南（2014）认为正是凭借高校社工老师的专业优势、一线社工的专业表现、提供服务的专业显示度等专业性，社工机构才能最终进入到星火工业园区，并与园区建立了良好合作，获得了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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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化

一、引言

农民工是从农民中率先分化出来，与土地保持着一定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和经营、以工资收入为基本生活来源，并具有非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化从业人员，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从人员构成来看，目前我国的农民工主要包括进城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其中，进城农民工约8600万人，乡镇企业职工约12800万人。

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提供一个有别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制度安排，逐步将农民工平稳地纳入社会保险制度体系，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优化城乡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是推进城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举措。以现代社会保险制度代替传统的土地保障，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有助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和城乡社会稳定，是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根据农民工亦工亦农、工作流动性大、收入不稳定且偏低等特点，创造性的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险制度，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是最大限度的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满足农民工利益要求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也是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的内在要求。

（二）推进城镇化的需要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开始放弃农业生产活动，主要依靠工薪收入生活，一些人也不再具备从事农业劳动的意识和技能。

据王奋宇等人对北京、珠海、无锡三个城市农村流动人口即农民工的典型调查显示：已经有19%的农民工没有土地，完全放弃了对土地的依存；有46.8%的农民工即使没有失去土地承包权也会继续在外务工，也准备放弃对土地的依存；16.5%的农民工处于不确定状态，只有17.7%的农民工会选择回家务农。这就说明，有近70%的农民工已经做出了城镇化选择，若为其提供社会保障或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做出城镇化选择的比例还会大幅度提高。

正由于农民工没有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在面临失业、工伤、疾病、年老丧失劳工能力等问题时，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往往只能自找出路或被迫重新从事农业生产，加重农村失业和其他社会问题，并延缓城镇化进程。因此，将土地保障作为农民工的最后避难所，已面临各方面挑战，而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则是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制度保证，也是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的战略举措。

（三）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

从土地的承载能力及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角度而言，我国现有农村土地难以为包括现有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农村人口提供良好的保障，甚至无法保障全体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实施城镇化战略，减少农民，使大批农村劳动力主动放弃土地这一根本依托而走进城镇、走进工厂，通过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促进农民工率先完成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现代社会保障的过度，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加快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创造宽松的环境。

（四）经济条件基本成熟

农民工一般有相对稳定和高于农业人口的工薪收入，具备了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可能性。而且，进城农民工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企事业单位一般都已经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对社会保险有较高的认识。

从乡镇企业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许多乡镇企业在具备了一定实力后，也已着手考虑职工福利与保障问题，根据本地、本企业的实际制定了一些具体的保障措施，如对本企业职工建房、看病、子女上学等给予了一定数额的补助；对于在本企业工作达到一定年限，进入退休年龄的职工一次性或分月发放一定数额的退休金，或由企业出资为职工购买一定标准的商业养老保险，等等。这些措施对于保障本企业职工及其家庭的生活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然而由于其主要是在企业的范围内，因而只能称为企业福利，而非社会保险。但这些现象说明，许多乡镇企业已经具备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条件和愿望。缺少的是社会保险的制度安排，而将乡镇企业职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将给乡镇企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提供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也可以为其实施产权制度等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

（五）政府的基本职责

目前，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由经济建设转向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引起社会各个层面的密切关注，仅财政投入每年就达到数百亿元（2001年为508亿元）。但这是政府没有及时承担起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责任而不得不承担财政责任的必然结果。农民工处于城镇化的最前沿，为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成本越早越低，若等到农民工成为我国城镇人口主体再建立社会保险（2012年农民工可能达到1.6亿人），其社会保险制度成本将更高。

三、完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安排

（一）出台有关强制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

把农民工真正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必须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同时，还应出台相关限制或取消农民工退保的政策。当农民工离开参保地返乡时，本人社会养老保险关系无法转移的，暂时封存其个人账户，保留其保险关系，待其达到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时，其户籍所在地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账户余额及对应的基础性养老金权益和基金转移至本人户籍所在地。到时仍未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将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退还本人。

（二）改革户籍制度，放松对户口的管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按照户籍来划分人与人之间界限，造成了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里务工而不能享有同城镇职工一样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不利于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长期的户籍制度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不能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经济发展。要实现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进入城市的门槛应该降低，只要进城务工人员在所在城市具备一定的物业等资产，就可以申请加入所在城区。

（三）实施土地换保障，适当扶持农民工就业和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转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养老保险，并根据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不同形式和收益，折算为5年以上的个人账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养老保险的平稳过渡。对土地使用权置换出的土地换保障资金，直接进入农民工的个人账户，既可增加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积累，又可促进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加快城镇化进程。

（四）优先发展医疗和工伤保险

城市农民工目前最害怕的是生病和受伤。看病贵、住院贵、工伤没有医疗保障是困扰城市农民工的大问题。因此，目前城市农民工最需要的是医疗和工伤保险。

建立和完善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应立足现实需要，分清轻重缓急，优先发展医疗和工伤保险。要结合城市农民工特点，综合考虑需要和可能，适当调整现行保障制度，要避免不切实际的大而全，要减轻缴费负担，简化办理手续，适当降低医保起付线标准。

日前通过的《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就受到了城市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该《办法》规定，劳务工只要每月缴纳4元钱，就可既保门诊费用，又保住院费用。这种“低交费，广覆盖，保基本”的“深圳模式”无疑值得各地借鉴。

（五）逐步推进，将社会养老保险费改为社会养老保险税

开征养老保险税替代现行的缴费制度，把养老保险费以法定税赋形式固定下来。征税的筹集方式是养老保险制度走向法制化的表现，现行的征缴社会养老保险费的办法是行政化工作方式的体现，不是依法治理。

采取征税的方式筹资，更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可以减低管理成本，提高效率。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征收的力度，为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下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养老保险费以国税形式征收，便于全国统一管理，有利于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同时能够保证企业主组织广大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按企业规模和招收农民工数量征收养老保险税，能促使企业主无条件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并且做到企业公平负担，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四、结论

农民工是一个权益容易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只有给农民工以稳定的、可预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才能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中的核心内容和生命工程，21世纪我国社会保障的重点就是要解决养老问题。转型期分析构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途径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如何具体又彻底解决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来说还是一个未解的重大课题，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探索和指导。还需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努力，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阳芳,王德峰.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J].发展研究,2006(6).

2、曹信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环境建设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5(1).

3、桂世勋.我国城镇外来从业人员养老保险模式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4).

4、张岳.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5).

5、吴.进城务工人员养老保险制度亟待完善[N].金融时报,2006-02-17.

6、李群,吴晓欢,米红.中国沿海地区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5(3).

7、王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模式构想[J].中国劳动,2004(6).

8、卢海元.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弹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下)[J].中国劳动保障,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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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智慧城市；城市建设与管理；智能化基础设施；管理平台；智能交通产业

1智慧城市建设与管理理念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智慧城市发展，给城市建设中的规划、建设、运营、服务带来变革性的变化，并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应用模式呈现。以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隧道股份”）在盾构法掘进技术工程施工领域的应用为例，阐述智慧城市建设与管理理念。

1.1盾构法隧道施工专家系统

1992年由隧道股份、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及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5家单位联合开发形成初步模型，以人工智能预测技术解决上海地铁盾构法掘进过程中地面沉降预测及沿线建筑物保护问题。该系统经过近10a的开发调试，已成功应用于上海软土地质下的盾构穿越工程，破解上海地质密码，突破前苏联专家提出的“上海不适宜建轨道交通”的观念束缚，并指导完成延安东路隧道南线、外滩观光隧道等穿越黄浦江的工程项目建设。

1.2盾构隧道远程信息智能管理系统

2002年为构建多项目盾构法隧道施工数据仓库，运用经典解析公式及分级神经网络技术开发并形成盾构隧道远程信息智能管理系统（见图1）。以数据驱动为核心原理，通过经典参数计算法和遗传算法的研究，对采集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得出控制地面沉降的推荐参数，实现对隧道施工的实时监控与管理，搭建技术信息数字化及数据资源共享平台，为盾构参数的优化和环境保护提供可靠的依据[1]。这套系统广泛应用在轨道交通建设项目中，有效减轻施工管理人员管理强度，通过信息快速传递加快决策，实现质量管理的事前控制，达到施工参数的最优化，产生相当大的经济效益，也为隧道智能化施工及大数据管理奠定基础。

1.3盾构法施工管理平台

该平台以管理驱动为核心，基于大数据处理方式，深度挖掘盾构法隧道施工数据指导施工。针对盾构设备健康状况，开展盾构机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实现信息平台数据高速共享，为工程协同施工、抢险提供服务。该平台已将监控范围扩展至上海全部在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应用效果受到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高度认可，不仅实现对盾构法隧道施工中质量、进度、安全和设备等海量数据和实时数据的监测集成，还实现对盾构法施工全生命周期的动态监控、风险预警及智能决策。

1.4基于智慧城市大数据管理的BIM技术应用

BIM的精髓在于将信息贯穿于市政工程整个生命周期，实现市政工程全过程的生命期管理[2]。2010年～2013年是BIM技术应用发展的第一阶段，以着重解决项目技术难点为应用目的。设计方面可实现在结构图中检查钢筋碰撞与管线等构筑物碰撞的潜在危险；施工方面主要通过3D、4D、5D模型实现施工可视化、进度控制和工程量统计及成本控制等应用。以上海预制装配式研发中心项目为例，该项目于2010年建设，在项目中采用Revit和Tekla2个系列软件进行BIM建模，在提升项目设计和出图效率的同时，有效减少交叉碰撞矛盾，实现施工过程的可视化和精确化统计管理，优化施工工序，提升施工管理水平。2013年～2016年是BIM技术应用发展的第二阶段，该阶段强调业主主导地位，利用标准、平台和网络技术，实现多方、多专业协同应用，并以项目数字资产和资产移交运营为目标。以厦门市轨道交通L1一期工程BIM项目为例，在项目建设之初，业主创建一整套BIM技术应用实施标准，应用“同城光网”协同技术，将11家设计单位（20个专业）、16家施工单位通过BIM平系在一起，建立126.87GB的协同模型。实现对工程质量、进度、安全和投资等方面的高效集成化管理，有望形成国内第一套完整的轨道交通项目数字资产。

2智慧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先驱与产业化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的视角下，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在新技术渗透中逐步带动传统产业技术更新迭代，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催生出信息化、智能化的细分市场，产生特有的产业竞争态势，以智能交通为例，阐述智能交通给智慧城市建设与管理带来的变革、发展和产业化。

2.1智能交通是智慧城市建设与管理先驱领域

智能交通产业在完善道路设施基础上，将先进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等集成运用于地面运输中，建立新型现代服务业。随着城市化建设加速发展，智慧交通在城市化进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2012年12月由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伊德•科恩博士提出“城市智慧论”评价体系排出全世界智慧城市发展前10位中，50%以上的城市均将智慧城市的发展聚焦到智能交通领域。我国综合运输效能低下、公众出行不便、交通安全态势严峻、交通能耗高、交通服务水平落后。在当前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绝大多数城市交通成为困扰之一，给经济、环境、治理等带来一系列难题。智能交通产业化发展是实现我国城市交通体系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国内智能交通应用成果主要包括智能化公共交通、智能道路交通管控、停车诱导及信息化管理、ETC不停车收费及ERP等。在珠海智能交通体系规划中，建立健全珠海市智慧交通系统建设、运营维护与管理机制，汇聚城市道路、公共交通、港航、停车、公路网的交通数据，保障系统建设有序、统一的交通数据接入标准；市中心交通信息采集覆盖率90%以上，实现市中心路口联网率90%以上，确保公共交通智能化服务平均运行速度20km/h；通过品质服务，搭建完整的公共交通管理系统架构，建设专用机房和监控调度大厅，实现与珠海市交通信息中心的信息交互以及与珠海市交通指挥中心之间信息的互联互通（见图2）。

2.2智能交通产业化发展设想

智能交通产业化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优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管理，提升出行效率，支撑安全和绿色发展，打造交通数据实时获取、交通信息交互、交通数据处理、智能化交通安全、智能化组织管控等技术集成创新，作为“城市交通大脑”为智慧城市建设与管理奠定基础。1）城市交通出行的互联网共享经济。以绿色出行城市共享单车为例，参照法国智能自行车运营及其产业化发展的成功经验，2005年德高公司在里昂开发运营的VELO'V公共自行车系统，德高公司在其12a运营期内获取该系统全部城市广告垄断权，并获得约6亿欧元的可观收入。目前，其智能化运营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已覆盖法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西班牙、俄罗斯及日本等全球多个国家的近30座城市，至今仍保持着智能化自助自行车运营领域的世界排名第一。在国内，城市交通共享发展过程中也出现如ofo、摩拜、滴滴等，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紧跟市场需求，重点解决城市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探索出新的商业与产业发展模式。其中摩拜单车从2015年10月首轮融资开始，不到一年时间摩拜单车完成三轮融资，且融资规模不断扩大，最近一轮融资规模达到1亿美元。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该领域还有很大的产业化发展前景。2）城市公共交通大数据信息服务。未来随着综合交通发展和便捷出行的要求，信息共享和智能化服务技术将得到充分发展和应用。在主要大中城市建成覆盖公共交通、城市路网、高速公路以及综合枢纽的集成化交通信息采集、处理、决策支持和服务系统，实现对公交车、出租车、城市轨道运行车辆以及客运枢纽运营车辆的智能监管，实现对城市交通运行的整体协调管理与服务（见图3）。3）智能运输安全保障体系。中国交通安全事故死亡率常年位居世界第一位，智能交通技术在交通运输安全领域的应用至关重要。智能化交通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人、车、路协同的综合系统，不仅需要人和车具有智能化的信息技术，还需要作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道路及交通设施具有智能化，能提供分析事故成因、预控决策、安全管理服务，从而实现交通运行安全防控一体化。

3结语

智慧城市终将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承载平台。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未来智慧城市更富有创造力、吸引力，成为智慧城市发展的坚实基础。未来，城市智慧化程度的不断提升需要更多城市管理者、建设者、运营者等多方资源的互通协同，基于集成化商业模式及未来新兴产业发展是今后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张洋.基于BIM的建筑工程信息集成与管理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