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经济纠纷主要途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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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2月16日
一、经济法纠纷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调节经济法律纠纷是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是政府职能部门运行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调节的。经济法纠纷主要包括经济权利、义务之间的争议，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会扰乱经济秩序，因此需要经济法来解决各类经济纠纷，保证经济秩序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所谓经济纠纷，是指利益主体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矛盾导致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其范围涉及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被管理人的法人、组织及机关单位间的纠纷。而经济法纠纷指的是发生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间的争议。在辨析经济法纠纷与经济纠纷的区别时，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纠纷不是由商品交换或是民事纠纷引起的，是纠纷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它与民事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也与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行政纠纷不同。此外，如果经济法纠纷尚未构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的。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经济总体运行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控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作为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市场资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的管理都是很认真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满足本代人无节制的欲望。国家经济调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再分配的公平性，经济调节在让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一定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势必会导致利益主体间的各类纷争。此外，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能被滥用，这势必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利益纷争是导致经济法纠纷的根源。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一定要及时处理并妥善解决，否则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也会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实现资源配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优化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相当必然。
一般来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纠纷在前三种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比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明确，经济法纠纷的主体如果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机关或是组织，就不适用仲裁方法来解决经济法纠纷，这是由于仲裁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它无权对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机关或组织行使仲裁权，因此这类经济法纠纷解决不适用仲裁。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以干预、管理和调控来实现对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调节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它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主体间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包括合法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法纠纷、国家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产生的经济法纠纷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引发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调节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要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兼顾优化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提及民事诉讼，实质就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普通民事诉讼和特别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法纠纷主体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为了公正起见，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的制度进行优化革新。一般来说，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手段，当然也可以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还需要简化诉讼程序来纠正当事人双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欧美一些国家甚至还从当事人的经济负担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来保证司法解决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一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它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和特别行政诉讼。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是由国家或是法律法规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经济调节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间、被调节主体间以及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间的纠纷需要行政诉讼来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受影响的第一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间也会有经济法纠纷，这类纠纷也可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
总的来说，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扩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优化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孙育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借鉴与融合――以纽约和上海为例的相关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9.1.
篇2
［关键词］经济法责任 基本特点 实现机制
在我国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经济法责任的理论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热点和难点，而且在这一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多争议。所以进行经济法责任的理论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经济法责任理论是经济法基本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进行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也有助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及其基本特点
在我国，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对经济法责任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致使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在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究，本文理解的经济法责任是指经济主体因其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或不当行使经济法中的权利而造成的不利后果，责任主体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经济法责任有其独有的本质属性，是其他法律责任所不能替代的。因此，我们只有充分的了解经济法责任的特点，才能科学合理地设计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通过对已有成果的研究和笔者自身的思考，本文对经济法责任的特点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性。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法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的产物，是国家用来调节和维护社会的经济秩序的法律；二是，制定经济法责任制度时，社会的公共利益是其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经济法责任不仅具有经济性，而且还具有社会性。
（2）双重性。我国民法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公民个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其法律责任的特点是倾向于对受害者的补偿，也就是法律责任中的补偿性特征，而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国家的利益，其法律责任则以惩罚性为主，也就是法律的惩罚性特征。由于经济法的本质主要用于是国家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使得经济法责任同时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的双重特征，这也是经济法责任跟其他法律责任的不同之处。
（3）综合性。众所周知，当今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再加上国家的宏观调控。因此，为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规范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干预行为和营造公平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这就是经济法产生的原因。经济法弥补了我国现有民法、行政法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某些经济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犯多个法律部门的规定，使得其违法行为在民法、行政法等单一部门法律范围内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需要运用经济法综合性的角度才能解决复杂的经济纠纷问题。这就是经济法责任综合性的表现。
二、我国现行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及其局限性
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是构成我国法律实施机制的四个基本要素。目前，我国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基本是借用我国民法、行政法中的实施机制，其自身还没有独立的法律责任实现机制。实际中屡禁不止的经济违法现象告诉我们，我国现行的这种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存在着很大缺陷。一方面，忽视了经济法本身独有的社会性特征。这使得经济法责任与其它法律责任不同，它是直接同社会利益相关的；另一方面，忽视了经济法责任形式与我国现有民法、行政法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差异性。例如经济法责任在保护权利方面就是有别于民法、行政法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完善我国现有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充分理解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本质，才能构建适合经济法责任特色的实现机制。
三、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的探讨
我国对宏观经济主体进行调节的主要依据就是经济法，其功能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以及构建全体社会经济成员普遍和谐发展的经济秩序。完善我国现行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是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通常，我们所说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主要是指它的司法实现途径，也就是经济诉讼问题。我国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主体规定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关于经济主体的诉讼权则没有明确的表现，致使对经济法责任的实施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混同的现象。比如将经济纠纷案件错误判定为民事纠纷案件，或把民事纠纷案件错误的判定为经济纠纷案件，这也是我国现有经济诉讼理论不健全的具体表现。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纠纷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固定、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已经不能很好的解决现有的很多经济问题，因此，完善我国现行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性的去考虑问题，必须摆脱我国目前单一部门法律领域的那种固定、单一的法律责任实现机制，而应该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独特本质属性选择使用或合并使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某些好的实现机制，并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三方面综合性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纠纷中的有关问题，只有建立这种复合型的责任机制才有可能彻底的、有效的解决经济纠纷中的复杂问题，也能给予经济纠纷中的受损害者充分合理的裁决和救济。
此外，诉讼机制是实现经济法责任的重要手段。因此，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经济法诉讼机制是当前完善我国现行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要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首先就必须先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诉讼制度。在制定我姑经济诉讼制度时，我们首先必须对我国当前政治、法律 和文化的特点有正确的了解，这是我们进行经济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次，我们要充分理解经济法的特殊性。由于经济法调整对象是整个市场经济范围内所有的市场主体，使得其调整方法必须是综合性和多样性的，因此，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我们不可能设计一套标准统一、能适用于经济活动中所有经济纠纷的经济法诉讼制度，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根据经济纠纷异常复杂的实际情况，对不同类型的经济违法行为灵活的采用不同的诉讼处理策略。例如：如果是经济主体违反经济法的违法行为，按刑事诉讼处理；而如果只是一般普通公众之间的民事纠纷，则按民事诉讼处理。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已有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等三大诉讼机制并不能解决好所有的经济纠纷问题。一旦遇到现有三大诉讼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问题时，如果我们继续固执的套用已有的三大诉讼制度去解决复杂的经济纠纷问题，就会发现现有的诉讼机制有些力不从心了。因此，我们就必须在已有的诉讼机制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设置一些特别的规定，创新原来那种单一固定的诉讼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需要。经济法自身的独立性决定了经济法诉讼机制也应独立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但这并不能阻碍它借用传统三种诉讼制度中的某些好的方法，因此，经济法诉讼制度应该多元和开放的。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经济法责任也有别于其他法律责任，它具有独立性特征。因此，在研究经济法责任问题时，我们必须正视和正确理解经济法责任自身这种独有的本质属性，而不能将它与别的法律责任等同看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出科学、合理和有效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金彤方.经济法责任理论探析[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颜运秋.经济法责任基本问题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10).
[3]唐光丽.浅论经济法责任的基本特征[J],知识经济,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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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加强措施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不断完善
在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中，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制度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健康稳定发展。通过对合同的管理来规范农村土地是最有效的和合理的，可以不断地促进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完善。目前我国的土地归属所有、归谁经营一系列的问题已经落实，这就标志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日趋成熟。
（二）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根本权益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能够保障人民的权益，由于农民的基本经济来源就是土地，承包合同对农村用地规划标准进行了规范，确保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以及经营权，具有法律效力，能够保证人民对于土地使用的权益，给广大的农民提供保障。
（三）为各类土地纠纷案件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
为了避免在土地纠纷案件中责权不明的情况发生，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可以在土地管理中规范农民土地的权益，减少土地矛盾的发生，在土地纠纷案件中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
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现状
（一）主要类型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农村地域也非常广泛，因此土地承包情况各地也有一定的差别，因此农村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种类也各不相同，笔者经过总结归纳，发现主要的纠纷有三种：第一种就是体制合法性较差的土地承包合同，这类合同在签署时，主要是由承包人发起的，在实际签署时一般都是采用借用组织成员的名义进行的，因此其有效性比较差，而且一旦出现合同纠纷，合同都缺乏法律效益，此外如果超过实际期限，很容易引发非常严重的法律纠纷问题。第二类是合同履行方面的纠纷，这类合同具有很强的法律效益，因此如果发包人想变更法律合同，其流程以及规定相当繁琐，因此很容易引发农村地区的法律纠纷问题。第三类是责任违约纠纷，出现合同责任违约纠纷，其责任主体很明确，不存在职责不清楚的问题，出现这类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合同的某一方违反了合同条款没有履行相关的责任，或者超过了合同规定的范围内期限而使得另一方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损失。
（二）主要特点
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问题上，其重要集中在经济纠纷方面。根据调查显示，在所有的农村土地纠纷问题上，经济纠纷就占据了50%以上，而且由于地域性的差别，产生经济纠纷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大部分的经济纠纷的产生都和农村的经济发展有关系。在农村，由于经济主体结构比较单一，因此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如果过分的强调发展速度，就很容易造成土地纠纷情况。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交易是促进农村经济水平提高的一种有效途径，因此在农村应用土地承包合同是大势所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农村地区的农民对于合同的了解还不深入，因此一些开发商经常给农民设计一些合同陷阱，这样不仅损害了农民的权益，而且在后期的土地管理中会非常容易造成土地合同经济纠纷。
三、现阶段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土地经营权转让行为规范化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也在不断的加快，因此在城市建设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造成了我国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而这些农民为了增加收入，一般都是将土地转让承包出去，但是基本上都是依靠口头协议进行的，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一旦出现经济纠纷，则很难确定权责。而且这种现象在农村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十分普遍，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还是由于制度管理的不完善，进而导致农村土地转让行为出现不规范的现象。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不合理
在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偏远地区，缺乏完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制度，而且一些调查取证工作也不能落到实处，这就导致证书的发放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造成土地经营权不明确，从而造成土地纠纷。
（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签订程序不严谨
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其不严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合同的公证工作不能落实，导致许多合同中还存在一些“隐藏”条款；其次在土地承包过程中，仍然以口头协议作为主要内容，书面协议反而很难有实质性的规范内容；再次在合同签订过程中，缺乏民主性，很多合同都是由领导包办，最后在合同承包过程中，出现不法现象，扭曲了正常的合同签订流程，出现了一些非法承包，暗箱操作等情况。
（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人员素质过低
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的水平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就需要一批高素质的管理人员进行此项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还需要提高，经常由于“人情”导致合同管理工作不能正常进行，而这些最终损害到了农民的利益。
（五）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的宣传教育不足
由于宣传工作没有做到位，导致农民对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了解不深入，不仔细，而且随着近年来土地矛盾的加剧，导致农民对于合同管理工作越来越不满意，这也使得合同管理工作举步维艰。
四、强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的相关策略
（一）强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由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会涉及到每个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加大对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以提高农民对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的重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部门要深入农村，做好实地调查工作，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力争获得农民的支持以及配合，同时还要认真的听取农民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宣传土地合同管理工作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
（二）注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人员的管理和审核
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与合同管理工作的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高水平高素质的管理人员才能做好土地合同管理工作，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加大对于合同管理人员的管理，对其进行专业的组织培训工作，并且要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工作不认真，水平不高的人员给予一定的惩罚，对于培训后仍然不合格的人员坚决不予使用，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组建出一个高素质高水平的管理人员队伍，更好的为农民服务。
（三）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法律风险的管理
要想提高在对于合同管理中法律风险的管理水平，首先就要有一支高水平的风险管控队伍，在土地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终止环节，风险管控人员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可以有效的发现合同中潜藏的各项法律风险，因此可以有效的保证土地合同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因此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对于合同法律风险管控队伍的建设，积极引进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从而提高队伍的整体水平。其次还需要相关部门不断的完善合同风险管控制度，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为合同管理中的风险管控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四）落实纠纷仲裁制度
从我国土地承包的实际情况来看，落实纠纷仲裁制度是十分必要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合同承包纠纷越来越多，因此相关的政府部门必须构建出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当地政府要认清目前的合同纠纷风险，尽快组成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以方便农村解决土地纠纷问题。
（五）积极学习和吸收外国先进的合同管理方法，善用和改造合同管理方法
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起步较晚，因此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管理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土地合同承包管理工作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和民族文化也有一定管理，外国人的契约精神比较强，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其合同管理方法比较先进。随着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农村土地承包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因此政府部门要不断的学习外国的先进的合同管理方法，结合本地土地实际情况，不断的改善合同管理方法，以促进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五、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打工，因此很多农民选择将土地承包出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农民法律意识不健全，导致承包土地权责不明，土地纠纷事件不断发生。因此就需要相关部门进行有效的土地合同管理工作，以减少土地纠纷问题，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基于此本文重点讨论了如何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曹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建议[J].现代经济信息,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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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东盟经济贸易争端的概况
第一，就经济贸易争端的类型和领域而言，争端类型分散，争端金额较小。以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主办地南宁市为例，该市司法机关管辖的案件主要涉及货物买卖合同、旅游合同、股权争议等十多种类型，主要集中在服务贸易、货物贸易方面和利用外资等方面。除1件股权争议案件争议标的近2亿元外，其余标的均为几万元至几十万元的案件不等。
第二，就经济贸易争端的当事人而言，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所在国家相对集中，东盟国家当事人为原告、中国当事人为被告的案件居多。中国—东盟自贸区刚刚成立，双边贸易量虽然增幅大，但起点低，贸易额度不高，整体总量不大，无论是中国还是东盟国家对于自由贸易区的投入和依赖程度仍然处于低位。以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主办地南宁市的司法机关受理案件情况为例，纠纷当事人所在国虽然有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柬埔寨等6个国家，但主要案件集中在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三个国家，比例达90%以上。司法机关所受理的案件，基本上原告均为东盟国家当事人、被告为中国当事人；或者原、被告均为东盟国家当事人但在中国从事经济贸易活动、争议标的也在中国境内。其中，被告为中国当事人的案件比例为66.7%，被告为东盟国家当事人、争议标的在中国境内的案件比例为33.3%。原告为中国当事人、被告为东盟国家当事人，或者争议标的在中国境外的案件，司法机关不予受理。
第三，就经济贸易争端的解决方式而言，以当事人自行协商和解或通过调解解决的居多，通过诉讼和仲裁途径处理的纠纷数量较少。以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主办地南宁市为例，2003至2010年，仲裁机构等部门解决的涉东盟民商事纠纷12件，司法机关受理的涉东盟一审民商事案件47件。通过诉讼和仲裁处理的争端中，诉讼占79.66%，仲裁占16.95%。诉讼解决的案件又以判决、撤诉为主，其中判决占40.43%，撤诉占21.28%，调解仅占6.38%。如果当事人选择诉讼和仲裁来解决经济贸易纠纷，必须考虑到涉外诉讼的可能性、便利性、有效性，考虑到双边和多边协定是否存在。中国及东盟成员国在司法协助方面都加入的国际公约只有《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决公约》，而对于涉外民商事诉讼涉及的重要公约《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交书公约》《、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仅有中国加入；而对于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中国及所有东盟成员国均未加入相关的国际公约。从1994年开始，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就司法协助签订了双边协议，其中与泰国签订《关于民商事司法协助和仲裁合作的协定（》1994），与越南签订《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8），与新加坡签订《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7），与老挝签定《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2001）。上述双边协议均包括送达法律文书、调查取证、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与越南、老挝包括了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与泰国包括了交换法律情报；与新加坡包括了相互提供法律和司法实践资料。
2中国—东盟经济贸易争端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第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商人、企业发生经济贸易争端之后，更多地选择和解、调解解决，而不是选择诉讼、仲裁等法律途径解决，这种状况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背景。首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才一年多的时间，虽然区域涵盖面广、经济总量大、人口多，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甚或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缺失甚或是不健全，当事人法律意识不强，对法律救济方法不够信任等等。其次，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各国商人、企业经贸交往才刚刚起步，发生争议的标的额一般不是很高，当事人从成本角度考虑更多地选择了和解和调解。但是，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争议的类型和金额都会扩展和增加，仲裁、诉讼等法律救济方法的使用会越来越多。
第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尚未建立统一的纠纷解决机制或协调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争端仍然通过中国和东盟成员国的相关涉外程序解决，涉东盟民商事案件无论是仲裁还是诉讼，都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而涉外程序往往需要经过涉外送达、认证等一系列过程。中国—东盟自贸区民商事司法协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渠道不统一，司法文书不能及时送达；调查取证核准程序复杂，难度大；民事及商事判决难以得到承认和执行；法律和司法实践信息不能及时相互提供。这一系列问题无疑大大增加了当事人选择仲裁或诉讼进行纠纷解决的成本。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基本无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没有多边协定并且双边协定签订较少，相互之间的司法协助主要依赖互惠关系。此外，涉东盟经济贸易争端的相关法律服务人员，包括律师、翻译人员、鉴定人、评估人等相关人员和法律服务机构的水平都有待提高。
第三，对东盟国家法律制度的了解不深，影响了当事人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经济贸易争端的信心。由于历史原因，东盟成员国法律制度较为复杂，既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历史烙印，也有伊斯兰法律、佛教法律等宗教性法律的传统影响，越南、老挝等国又有社会主义法系的内容。我国现有的法律理论和实践多侧重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东盟各国法律关注才刚刚起步。
3中国—东盟经济贸易争端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制定《中国—东盟司法协助协定》，加强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司法交流与合作，构建自贸区内的司法冲突与司法协助统一协调机制。具体内容包括：送达司法文书；民商事调查取证；判决、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提供法律和司法实践信息等。第二，建立中国—东盟经贸争端解决的法律服务网络。该法律服务网络既包括法律服务专业机构和律师，也包括外贸主管部门和驻外使领馆的商务处，还包括相关科研及教学机构。依托该网络，整合相关资源，为中国和东盟各国政府、企业提供法律法律政策研究、个案咨询、风险防范等法律服务。进一步加强对东盟法律服务专业人员的培训，逐渐开放对自由贸易区成员国法律服务人员的市场准入；进一步加强中国对东盟国家经贸及其争端解决相关法律制度的研究和介绍。可以成立中国—东盟律师协会、中国—东盟法学家协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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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务会计；人才；制度； 发展
一、我国法务会计亟待发展
我国市场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在经济活动中出现了许多经济诈骗案件，其中均涉及会计法律问题，因此，加强我国法务会计发展势在必行。
1、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法务会计发展
法律，是调节和约束市场经济经济活动的有力行为，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表现。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约束自身行为，成为十分有效的手段。法律，是企业经济活动中的“双刃剑”，当企业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采取法律途径是不可避免的，法律可以保护企业的经济行为，也可以约束企业行为，保障市场经济有序发展。同时，市场经济的所有行为都与会计、审计密切相连，必须在复杂的会计、审计中与法律架起一座桥梁，让法务会计成为解决法律问题和财务问题的一把利刃。
2、经济纠纷的解决与经济损失的计算促使法务会计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诉讼案件、经济纠纷增多，为避免过多的纠纷困扰，当事人都希望私下解决，这个时候就需要法务会计人员出面协调。一方面，法务会计人熟悉经济纠纷的性质；另一方面，法务会计人也了解经济损失情况和法律法规，所以法务会计人员能够有效及时的帮助当事人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费用最大化的解决经济纠纷。
3、会计学的发展促使法务会计发展
我国经济业务种类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呈现了新型化和多元化的趋势，金融工具的推陈出新，让经济现象复杂多变，会计理论和会计法律之间存在的差异化日益凸显。目前，我国的会计从业人员仅限于专业知识，在会计法律方面十分欠缺。然而，法务会计作为会计与法律间的桥梁，是妥善解决经济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
二、我国法务会计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1、法务会计理论研究匮乏
目前，我国的法务会计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虽对于法务会计职能、概念、内容及人才培养上有一定的研究，但仍存在诸多争议。我国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理论体系研究上，缺乏对实际案例及实际操作的应用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理论文章诸多，实证文章较少；在研究层次上不够深入。因此，法务会计实践缺乏完整的理论指导，我们应强化和完善法务会计理论研究，建立完善的法务会计理论体系。
2、法务会计相关法律、制度发展滞后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缺乏与法务会计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出台与此相关的法务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以及法务会计人员从业资格认证制度，不仅如此，传统的会计制度和相关准则也较少涉及法务会计相关规定，这一系列现象都表明，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滞后。
3、法务会计专业人才缺乏
法务会计专业人才的缺乏，是影响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我国目前的会计人才培养模式而言，培养出来的多为单一型人才，如会计人员、审计人员、律师等。目前，我国的法务会计服务主要由注册会计师和律师提供，尽管注册会计师具有专业的会计和审计知识，但他们缺乏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在从事法务会计工作的时候，往往注重会计信息和证据的研究，而忽视了法律程序与法律证据。同样，律师虽然具备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具有丰富的经济案件解决经验，但他们缺乏会计和审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在从事法务会计的工作室，无法深度挖掘藏匿于会计资料中的深层违法违规信息。在我国，既懂法律法规知识，又懂会计知识，能够识别虚假会计信息，具备审计技术的综合型人才十分缺乏。人才的缺乏就导致我国法务会计在短时间内得不到迅速的发展。虽然许多高校已经开始法务会计工作，但也属于起步阶段，在教学上缺少成功的法务会计教育案例。
4、对法务会计认知度较低
尽管法务会计已经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由于法务会计专业性太强，许多人不了解甚至没听过，企业也没有认识到法务会计在公司内部关于解决经济纠纷和调查会计人员、违法违规的具体作用，更没有认识到法务会计人员在解决这类问题上的优势。有学者曾对我国法务会计发展及其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从事会计教育与会计工作的人员。但最后调查的结果显示，法务会计在我国的认知度较低，即便是专业从事会计专业领域工作的人员。
三、解决我国法务会计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措施
1、建立健全我国法务会计相关法律法规
法务会计工作人员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协调和保护社会经济利益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主导力量，应对法务会计行业制定和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法务会计人员的执业资格、规则和程序，为规范法务会计人员执业行为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通过建立健全法务会计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从制度上推动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另一方面，间接的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2、完善我国法务会计理论体系
现阶段我国法务会计缺乏系统的基本理论，没有完善的法务会计理论无法更好地指导法务会计实践，不能丰富传统理论框架和会计专业知识结构。因此，我国的法务会计理论之后的原因，主要包括，首先，社会的认知度缺乏，对法务会计的重视度不够；其次，缺乏国外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再次，对法务会计研究投入人力、财力不够，研究规模小且分散。因此，有必要完善法务会计理论研究体系；成立相关协会，以学术研讨会、论坛、刊物等形式进行交流；根据现阶段法务会计发展形式，主要围绕法务会计目标、定位、职能、原则等问题达成共识；注重我国会计诉讼案例研究，让每一次案件作为对理论的检验。
3、加强我国法务会计人才培养
推动法务会计发展，必须加紧培养法务会计专业人才。目前，我国的法务会计人才培养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可以大胆的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才培养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环境培养符合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法务会计高级人才。在高等院校中开设法务会计专业，借鉴国外经验，同时，鼓励会计专业学生学习会计专业知识的同时学习法律专业，取得双学位。继续完善后续教育，提高法务会计人员专业能力，及处理各种会计法律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在我国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各种虚假会计信息开始涌现，经济诉讼案件比过去提高，法务会计问题也随之凸显。通过探讨我国法务会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好为推动法务会计的发展提出了一定建议。
参考文献：
[1]何德好，李志坡. 关于我国法务会计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J]. 当代经济. 2004（11）
[2]孙连杰. 浅析虚假会计信息[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6（13）
[3]张理，郝向华. 建立和发展我国法务会计的必要性分析[J]. 商场现代化. 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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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者；权益；诉讼制度
有人说：“十九世纪是工人运动的世纪，二十世纪是消费者运动的世纪。”我国的消费者维权运动也正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不断走向深入，从认识自己的权利到维护自己的权利，从明星式的打假行动到公民普遍的自觉维权行动，从请求物质损失赔偿到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等，中国的消费者权益运动步入一个崭新的时期。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不仅是消费者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问题，它已涉及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制度概述
消费者权益诉讼具有了不同于传统民事诉讼的新特点：1、消费者与经营者力量的不对等；2、在群体性的消费者权益纠纷中，虽然总的规模和金额很大，但是单个受害者所受到的损害往往不大，涉案金额较小；3、消费者权益纠纷往往涉及面广，人员众多。但现行消费者权益纠纷诉讼制度与新时代的维权运动不相适应问题已经越渐凸出。
目前，我国已经先后通过了《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实体法方面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然而在程序法构建上却相对滞后。“有权利必有救济”，司法诉讼途径是消费者依法维权的保障。
诉讼制度，是当务之急，也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所在。
二、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及原因
1、举证责任和费用问题。对于发生消费纠纷时的举证责任，目前我国《消法》中没有做专门规定。在消费纠纷中由于消费者处于弱者的地位，往往由于高额的商品检测费而望而却步；还有诉讼标的额小，但诉讼时间长，费用大，一些受害人怕受诉讼的拖累，不愿意提讼。
2、消费者协会难以发挥实效。消协成立25年来，虽然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关系不清，地位不高，财力不足，不能有效与各政府部门沟通，法律对消协规定的职能与其本身的性质、使命不符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我国消费者协会作用的发挥。
3、行政保护体制的缺陷。行政保护是履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但是现行行政保护体制，实际操作中矛盾很多：一方面，由于各部门分工不够明确，受理案件范围不清，主次难分，难以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另一方面，现行《消法》没有明确行政机关对查处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可以行使哪些调查手段，弱化打击违法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力度。
4、民事责任的落实问题。虽然我国《消法》在第四十条、五十条明确规定了经营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但对“故意拖延”、“无理拒绝”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执行标准，在强调依法行政的大背景下，行政机关难以操作执行，大大削弱了《消法》的作用。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根据消费纠纷的特点专设诉讼程序的规定，而将消费纠纷与一般的民事纠纷一起共同适用普通审判程序。现行《民事诉讼法》所提供的权利救济途径在诉讼效率、审判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难以为消费者现实地加以运用的问题，不能体现国家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特殊保护。
研究国外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期的实践中，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消费者诉讼机制。美国在面对大规模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时提出了对所有共同利害人有效的集团诉讼；德国团体诉讼则为消费者协会等有关的行业自治组织诉权提供了依据；英国的小额诉讼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小额诉讼、选定当事人诉讼和团体诉讼三种形式制度相结合的诉讼制度则更加有效、快捷地解决了权益纠纷。这些制度的公正性，时效性，可操作性值得我们学习，为我们适时提出新的纠纷解决制度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四、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制度的措施
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实行简便易行的程序，强调简易、迅速、经济地解决消费纠纷。
1、改革我国现行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解决群体性诉讼的民事诉讼制度主要是诉讼代表人制度，《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的规定对其做了具体的规定。但现行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一直以来受人冷落甚至形同虚设，需要我们反思。必须对我国现行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经行改革，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应该缓和权利登记的程序要件，争取更大的解决纠纷的空间；适当放宽对诉讼标的同一性的要求，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等等。
2、构建我国的消费者小额诉讼制度。
当前，中国的民事经济纠纷和诉讼的数量与日俱增，在现有的有限的司法资源条件下，为保证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平等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应当考虑建立小额诉讼制度。以简易、迅速、低成本理念为指导，简化诉讼程序，建立小额的消费诉讼法庭，实行巡回法庭办案等，这样既可以灵活解决消费纠纷，提高诉讼效率，减轻法院负担。
3、建立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仲裁机制
鉴于我国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消协体系，可以考虑建立一套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仲裁机制，在消费者协会下面增设独立的“消费者权益仲裁庭”，如同目前贸易仲裁委员会的地位一样，法律地位上独立于消协，但业务上接受消协领导。（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消费者保护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工商出版社，2000
[2] 汤维建：《论我国消费者权益诉讼机制的建立》，北大法律信息网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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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域名；争端处理；方式；评析
中图分类号：D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6)04-0043-05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国人带来了全新的信息工具概念。而随之而来的域名纠纷日趋增多，让法律界人士和网络专家们意识到，必须整合两者的力量才能较好地解决这一新类型纠纷。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除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以下简称：CNNIC）的域名争议解决机制以外，诉讼解决的方式也逐渐占据一定地位。此外，传统的调解和仲裁，亦应当能够有所作为。然而，由于域名纠纷专业性较强，现有的争端解决方式又各有侧重，不完全涵盖所有的纠纷类型。加上不少人将CNNIC指定的仲裁机构处理域名纠纷与仲裁方式混为一谈。为此，对我国现有的域名争端解决方式作一梳理评价，很有必要。
一、域名争议的行政解决方式及评析
目前，我国域名注册主管机关是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它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授权对全国注册网站名称进行统一注册试点的主管机关，对网站名称实施注册登记管理，对符合注册条件的，颁发《网站名称注册证书》和《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证书》。任何单位或个人有权对网站注册申请提出书面异议，由注册主管机关组织网站名称评审委员会负责处理注册网站名称及其有关纠纷等事宜。以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主导的争议解决方式，有其特殊性。第一，处理纠纷有限性。在工商局将注册申请人申请注册的网站名称进行初步公告期间，工商局主要对3类纠纷情形进行评审处理。一类是拟注册的网站与他人拥有的企业、事业等单位名称相同的；一类是与他人所拥有的注册网站名称近似并可能造成他人误认的；还有一类是其他原因可能造成他人误认的。第二，处理结果或者批准注册，或者不予注册。第三，纠纷处理的主动性。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执法者的地位，决定了其有职责主动监督并撤销那些已注册但恶意抢注他人网站名称的网站名称，收回其《网站名称注册证书》。
CNNIC 作为我国国家代码顶级域名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和维护域名中央数据库，指定注册服务机构，向广大用户提供域名注册和解析服务，同时指定民间争议解决机构作为域名争议解决机构，实施相应的域名争议解决办法和程序规则，采取专家组负责制的在线争议解决方式，通过网上投诉、网上答辩、网上裁决的形式，快速高效地解决域名争议，域名争议解决机构所作裁决，由它所指定的域名注册服务机构负责执行。2000年12月，CNNIC授权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作为其指定的域名争议解决机构，以网上争议解决的方式，负责解决.省略”域名，德国保时捷公司提出“porsche.省略、”域名投诉，宝洁、安捷伦、美洲银行、星巴克、美国在线、西门子、索尼、欧莱雅、米其林、宝马等著名跨国公司的中国域名争议投诉案件。应该承认，这一域名争议机制已经成为域名争议解决的主要方式。域名争议行政解决方式的固有优势有：
1. 裁决者专业性强
域名纠纷不仅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特征，还涉及到知识产权、侵权等专业法律知识。争议解决机构实行专家组负责争议解决的制度。专家组由1名或3名掌握互联网络及相关法律知识，具备较高职业道德，能够独立并中立地对域名争议作出裁决的专家组成。域名争议解决机构通过在线方式公布可供投诉人和被投诉人选择的专家名册。截至目前为止，域名争议解决机构的专家组成员为55人，其教育背景和实践经历均贯通网络科技和法律知识，有助于处理具有特殊专业要求的域名纠纷。
2. 裁决快捷高效
域名纠纷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商业化与信息化的结合，致使域名纠纷的当事人具有要求尽早解决纠纷的诉求。在CNNIC的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中，规定了先进的在线投诉与解决管理机制。有关案件的投诉、受理、审理和裁决等程序性事项均通过互联网进行。鉴于目前电子签章存在一定的技术障碍，在CIETAC域名解决机制程序中，中心秘书处的秘书人员除要求当事人提交电子文本外，还要求当事人提交相关文件的书面文本。裁决书也同样会将经专家签署的书面文本寄送当事人。但是从提交投诉到答辩到专家组作出裁决，有严格的时间要求。正常情况下，域名争议解决程序不举行当庭听证(包括以电话会议、视频会议及网络会议方式进行的任何听证)，以便加快案件的处理。如无特殊情况，专家组应于成立后14日内就所涉域名争议作出裁决，并将裁决书提交域名争议解决机构。这有力地保障了网络纠纷的快速解决。
3. 裁决易于执行
争议解决机构裁决注销域名或者裁决将域名转移给投诉人的，自裁决公布之日起满10日的，域名注册服务机构予以执行。由于CIETAC域名争议解决中心的建立需要有域名管理机构CNNIC的授权，因此被授权的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所作出的裁决往往被无条件接纳而直接由该管理机构执行或者推动执行。域名注册使用过程对于管理机构的依赖特性，决定了裁决一旦作出，不太可能出现执行难的状况。
尽管CIETAC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在处理域名纠纷上具有一定优势，但是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
1. 受理的纠纷有限
CIETAC域名争议解决中心被授权处理的纠纷是因互联网络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而引发的争议，所涉争议域名限于由CNNIC负责管理的.CN域名和中文域名。其他的域名，如“.ORG”“.NET”引发的争议，不受此中心解决。
根据CNNIC的规则，当某个三级域名与在我国境内的注册商标或者企业名称相同，并且注册域名不为注册商标或者企业名称持有方拥有时，注册商标或者企业名称持有方若未提出异议，则域名注册人可继续使用其域名；若注册商标或者企业名称持有方提出异议，在确认其拥有注册商标权或者企业名称权之日起，CNNIC为域名持有方保留30日域名服务，30日后域名服务自动停止，其间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均与CNNIC无关。
2. 裁定败诉方责任方式有限
裁决仅限于域名自身存在状态的变化。在认定投诉人域名投诉成立的前提下，专家组的裁决仅限于域名自身状态的变化，要么裁决将域名转移给投诉人，要么裁决注销域名；如果专家组认定投诉人的投诉不能成立的话，即裁决驳回投诉人的请求。如果投诉人的投诉具有恶意，滥用纠纷解决机制，属于反向域名侵夺的情形，专家组应在裁决中宣布。专家组的裁决不涉及任何损害赔偿，这就可能造成被侵权人为了实现经济损失弥补，不得不另外寻求其他的解决途径。
3. 裁决效力并非终局
在投诉人提出投诉之前，争议解决程序进行中，或者专家组作出裁决后，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均可以就同一争议向CNNIC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讼，或者基于协议提请中国仲裁机构仲裁。可见，在投诉至CNNIC争议解决机构进行行政调处之外，还有诉讼或仲裁方式与之平行展开，两者并行不悖。此处值得一提的是，一旦启动投诉程序，再要以司法程序抵挡CNNIC授权进行的行政调处，其管辖法院是固定不可选的，即CNNIC所在地法院。这恰又印证了CNNIC授权民间机构解决纠纷具有的行政处理性质。
由此可见，CNNIC体制下的域名争议解决方式作出的专家裁决并不是去替代诉讼或仲裁解决方式，也不是去对域名建立一种高水平保护机制，而是对域名的一种低水平保护，其目的是要提供一条迅速的、低成本的解决当前社会中大量出现的域名恶意抢注问题。现存的这一体制将很多空间留给了法院和仲裁、调解方式。
二、司法程序解决及评析
中国网络域名纠纷案件发生于1999年4月。涉及网络域名争议的案件，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我国首例域名与商标权争议案件以来，北京、上海等地法院已受理多起域名纠纷案件。像“tide”(汰渍)、“ikea”(宜家)、“safeguard”(舒肤佳)等域名纠纷案件的判决结果，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目前，我国法院审理域名纠纷案件主要适用的法律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此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域名注册、使用而引起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的若干指导意见》也具有较强的指导价值。作为解决域名争议的主要方式，通过法院的司法程序处理纠纷，具有以下特征：
1. 解决纠纷类别较多
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司法程序，是民众保护自身权益的有力武器。法院受理的域名纠纷，指所有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注册、使用行为产生的民事纠纷，包括有域名与域名之间、域名与驰名商标、普通注册商标、商号、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姓名等权利主体之间的纠纷案件。相比较CNNIC指定CIETAC处理的仅涉“.CN”或者中文域名纠纷，司法解决纠纷的类别更为广泛，尤其是以国外域名持有者作为被告的涉外纠纷，只能通过诉讼解决。
2. 审案法院级别较高
域名纠纷涉及诸多计算机专业知识，对于审理法官的计算机水平和科技法律知识提出了新的要求。考虑到我国中西部地区计算机普及率较低的现状，目前法律规定，只有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关涉域名纠纷的。就地域管辖而言，仍旧按照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侵权行为地法院受理域名纠纷。倘若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实践上通常将原告联机发现该域名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视为侵权行为地。
3. 败诉方责任方式较多
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认定被告行为侵权后，可以作出要求败诉方停止侵权、注销域名、转移域名、赔偿损失的判决。具体来讲，首先被告停止侵权，不得使用域名。之后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被告注销此域名，即必须到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办理域名撤销登记手续。被告逾期不履行的，原告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向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予以强制执行。另一种是原告请求将被告域名判归其所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判令由原告注册使用该域名。原告可以持判决书到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办理域名转移的相关手续，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如果原告证明自己因被告的行为产生了实际损失，则法院还可以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这一点的威慑力强于前述CNNIC的处理方式。
三、域名争议的仲裁解决方式及评析
仲裁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其秘密性、终局性的特征既照顾了当前竞争环境下各个公司要求对于自身的商业纠纷处理予以保密的要求，同时又能摆脱CNNIC处理结果无条件服从法院判决的阴影。更重要的是，倘若当事一方是国外公司的话，采用仲裁方式的快捷优势就更能体现出来。因为在我国的诉讼程序中，涉外民事纠纷是没有审限限制的，如果出现不公情形，纠纷进入审理阶段也可以拖上一两年，这显然不是受害公司希望的。为此，CNNIC 的《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也明确其专家组裁决效力将服从于有效仲裁裁决。
因此，仲裁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途径，似乎能够在网络新时代处理域名新纠纷中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就目前的纠纷处理看来，仲裁方式解决域名争端并未如人所愿担当重任。这不得不牵涉仲裁的最基本的特质――意思自治。仲裁必须以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为前提，如果没有当事人合意将双方特定纠纷交付特定机构或者个人解决，仲裁机构无权介入当事人的纠纷。而事实上，域名纠纷多为侵权纠纷，侵权当事双方事先或事后达成仲裁协议的可能极小，以至于仲裁处理方式难以成为解决域名纠纷的主要方式。
四、域名争议的调解解决方式及评析
调解是我国古已有之的纠纷处理方法，源于传统的息讼止讼观念。如能运用得当，其友好性、协商性可以使双方实现双赢，亦不失为商业社会的上策。尽管从法律的角度上看，以调解方式处理的域名纠纷，双方当事人对调解人和调解书只有道义上的尊重和礼貌，并没有义务遵守调解书的内容。调解书没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但是，通过找到恰当的调解人，初步达成调解意向，将来进入有约束力的处理程序中，此书面的调解意向作为证据提交，也可以对最终纠纷的解决起到辅助作用。
五、结 语
域名存在强烈的资源稀缺性，而由此表现出的惟一性、专有性、识别性、无形性和全球性使得域名的价值无法估算，域名争夺之战在所难免。为了规范域名的使用秩序，营建良好的网络环境，应当提倡多种途径解决纠纷，各种途径各有所长，但司法程序作为最终解决纠纷的一道屏障，在未来的纠纷处理中相信能更多地体现出其权威性、终局性的优越一面。作为深陷纠纷困扰的当事人，则要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妥善有效的处理方式。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克楠.中文域名注册与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J].电子知识产权,2001,(3).
篇8
[论文关键词]基层司法所；服务；农村经济发展
近些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新的矛盾和纠纷，如土地承包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集体收益分配纠纷等新型矛盾和纠纷也大量出现。这些新的矛盾和纠纷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涉及面越来越大，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使矛盾激化，引发群体性事件。能否解决好这些新的社会矛盾是新时期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司法所面临的新课题。司法所作为最基层的司法行政机关，通过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等职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这就要求司法所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服务”的大局，树立大服务思想，拓展业务，强化职能，发挥优势，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
一、当前司法所在服务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型矛盾纠纷把握不足
随着农村改革、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农村经济矛盾纠纷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传统涉农纠纷房屋、宅基地、邻里、婚姻、家庭纠纷等数量增多，另一方面，因农村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村镇规划等因素而引发的各类新型涉农纠纷案件如征地拆迁纠纷、土地承包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集体收益分配纠纷不断涌现，但是，一些司法所没有认清形势，适应新情况、新变化，迎难而上、积极应对，把握全局，在工作中有些措手不及，手忙脚乱。也没有认识到涉农矛盾纠纷增加有其必然性，更没有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
（二）对当前新形势下司法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理念较弱
一些司法所工作人员对司法服务大局，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较弱，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司法工作的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在工作中没有积极深入村坡调研，了解情况，没有加强指导处理纠纷。工作中重判决轻调解，不愿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没有积极的工作作风，没有良好的工作热情，更没有强化责任，工作效果难以显现。工作机制、工作方式陈旧，按部就班，不积极主动配合乡镇街道办农村经济工作中心履行司法所职能，提出司法建议，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要求。
（三）司法服务农村经济发展履行职能的举措有待创新
一是人民调解方面，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工作纪律要结合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实际情况有待进一步规范。一些基层司法所对村级人民调解工作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指导，村级人民调解员法律知识和业务素质欠缺，应对复杂、疑难纠纷，调解能力有待加强。二是法制宣传方面，为服务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法律宣传流于形式针对性、实用性不强。法律宣传流于形式，基本上是法制宣传活动日才搞宣传，不少基层领导干部对普法工作的认识是“要我搞，不得不搞”，而不是“必须搞，应搞好”，普法工作没有形成常态机制。三是组织农民学法难：人员难集中，时间难安排，效果难体现。四是普法形式还停留在传统的“小册子”、“灌输式”模式，一些普法方法已经不适应目前的实际情况，农民不乐意接受。五是法律服务方面，一些基层司法所没有围绕农村经济发展大局有效地履行为乡镇街道政府充当法律顾问的服务职能，没有很好地为其依法办事、依法决策提供法律咨询和意见，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依法有序进行。在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征地安置补偿以及对农村各种经济实体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帮助，围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大量法律需求方面处于被动地位。
（四）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一是对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研究机制不健全，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收集掌握不及时。二是对村级调解经济纠纷的监督指导机制不健全，对村级调解工作不能及时制定指导意见，强化指导工作。三是对涉及乡镇街道征地拆迁等重大工作项目中重大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不健全。四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涉及的矛盾纠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不健全，没有有效地进行先期预测、先期研究判断，为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和妥善化解提供决策依据。
（五）司法所自身建设有待提高
部分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参差不齐，影响工作整体效率。一是部分司法所服务大局，为民服务的思想素质有待提高，责任意识有待加强，纪律懒散，工作作风拖拉。二是有的司法所把握涉农案件新发展、有效服务农村群众的能力有所欠缺。三是一些司法所积极主动学习农村经济法律知识的能动性欠缺对涉及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贫乏。四是有的司法所工作人员大多为乡镇街道转过来，原来乡镇工作的思维惯性、工作方式难以适应当前形势对司法所的工作要求，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二、司法所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建议
司法所要坚持以服务地方经济为第一要务，能动服务当地经济发展。
（一）牢固树立服务农村经济法发展的能动司法理念
面对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各种新型矛盾和纠纷，司法所要强化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理念，积极应对新课题、新任务，充分发挥司法所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高效地为农村经济发展大局服务。司法所干部要加强服务理念，切切实实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丢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好事、办实事，才能促进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把握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正确认识涉农经济纠纷的新情况，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涉农经济工作的责任和信心。围绕基层工作重心，大力开拓业务领域，积极探索和实践新的业务切入点和增长点，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服务，农村经济发展大局。针对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型矛盾纠纷深入调研，掌握全局，加强指导。充分发挥司法所职能作用，为乡镇街道政府依法处理好本地区的重大经济各种涉法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法律对策和建议，并就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及时制定指导意见。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有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开展分析研究，总结出规律和对策，及时向乡镇街道政府提出司法建议，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支持。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三）创新司法服务农村经济发展履行职能的举措
发挥司法的能动性，拓展新思路，服务农村经济发展。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延伸司法职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法制宣传方面，改善司法服务，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农村普法活动，为农村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结合“六五”普法，积极探索法制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多种途径，有效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围绕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社会法制宣传和依法治理，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和法治环境。围绕重大建设项目，有针对性地宣传涉及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让农民群众了解改革、支持建设。围绕农村集体、农民的经济行为，有针对性地宣传新农村建设、土地流转、资产出租、集体经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等政策法规，减少农村集体、农民的投资风险，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好先期的保卫工作。
法律服务方面，积极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开展“法律服务进村入户”活动，积极组织引导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向农村延伸。积极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征地安置补偿以及对农村各种经济实体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帮助，围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大量法律需求，特别是在农村合作经营、农村市场秩序整顿与规范等方面的法律需求，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努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进步。
人民调解方面，要进一步拓展人民调解的覆盖面、调解领域，不断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网。指导村级调解组织搞好队伍建设、思想建设、业务建设和制度建设；坚持多形式开展对调解人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调解队伍的法律素质和调解水平；及时总结交流人民调解工作的经验，加强对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适应新形势，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实行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的工作机制。要结合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工作纪律，增强人民调解程序的公正性，提高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水平和社会公信力。积极主动介入乡镇街道重大建设项目，实行预警机制，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和化解工作，为农村的开发建设化阻碍。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治安环境，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好后期的保卫工作。
（四）创新工作机制
一是健全对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研究机制，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收集及时掌握。二是健全对村级调解经济纠纷的监督指导机制，对村级调解工作及时制定指导意见，强化指导工作。三是健全对涉及乡镇街道征地拆迁等重大工作项目中重大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四是健全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涉及的矛盾纠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有效地进行先期预测、先期研究判断，为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和妥善化解提供决策依据。
（五）提升司法所自身建设，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思想业务素质
篇9
现代社会,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纠纷大量而普遍地发生。其中一些消费纠纷,由于标的价值较大或者损害较为严重,消费者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通过传统的法律解决机制解决纠纷。但是,大多数消费纠纷涉及的争议金额不大,通过传统的解决机制处理,往往会发生与其可能得到的利益不相应的人力、物力、时间等高额成本。面对解决纠纷可能付出的高昂代价,消费者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听任侵权行为的发生。因此,为小额消费纠纷设计更为方便、快捷,且成本低廉的解决机制,成为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深入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所面对的特殊问题
小额消费纠纷是指消费者在接受商品或服务过程中与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因合同或者侵权而发生的标的较小的争议或纠纷。小额0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确定标准与不同国家、地区的生产力和消费水平有关。如在日本小额诉讼程序中,小额诉讼的标的为30万日元以下。美国小额诉讼法庭受理的小额诉讼案件标的一般在2000美元以下。在英国,作为简易法院的郡法院主要受理数额不超过3000英镑的民事案件。在设计、完善小额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时,我们应注意小额消费纠纷的特殊性及其对解决机制的特殊要求。11小额消费纠纷发生的经常性和普遍性。现代社会中,消费群体十分庞大。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各种形式的消费来得到满足。食品、衣服、化妆品、电器等消费品人们会经常使用,反复购买,这使得以小额消费品为标的的交易大量频繁发生,继而导致小额消费纠纷的普遍发生。根据国家统计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的71个城市的部分家庭所作的调查表明,在全国城市居民中,因消费而蒙受经济损失的4900万消费者中,有4810万人受到的损失在3000元以下。[1]全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也表明,在消费者投诉的案件中,绝大多数是小额消费纠纷,小额消费纠纷的发生与解决,对消费者权益有着重大的影响。但长期以来,中国在立法上对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缺乏必要的关注,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忽视了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特殊要求,不能充分发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21小额消费纠纷的社会性。由于小额消费发生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已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利益保护的问题,而且是关系民生福祉、关系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小额消费纠纷的社会化品质使得我们必须超越私法自治的范围寻求更加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如果忽视小额消费纠纷的社会性及其解决的公益性,就难以找到解决纠纷的正确途径。消费关系中的市场失灵,更说明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单个消费者的力量,国家公权力对消费纠纷进行介入和矫正是十分必要的。31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成本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主体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是否进行某项活动以及以多大热情进行,取决于该活动给其带来的利益大小。消费者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小额经济纠纷,在多数情况下不愿意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不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问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就不会有大的改观,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小额侵害也得不到根本扼制。41小额消费纠纷解决的效率问题。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0,现代诉讼制度把迅速裁判视为当事人的重要权利。对消费者而言,解决小额经济纠纷的效率如何更是影响权利行使与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纠纷解决周期过长,不仅使当事人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增加,并会造成精神负担,而且由于法律秩序的长期不稳定,还会损害法律的威严和社会对司法程序的信心。因此,建立科学、快捷、高效的小额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是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的方法除了设计特殊的纠纷解决程序,如小额仲裁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外,更重要的是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尽量简化程序、限制期间,摈弃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束缚,使各种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利用。51合理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对公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意义。公平可分为实体上的公平与程序上的公平、实质上的公平与形式上的公平。实体上的公平是指当事人在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上大致相当,不能重此轻彼。程序上的公平是指当事人在行使权利时地位平等,无高低之分。但无论是实体上的公平还是程序上的公平,都只能在形式上给消费者的权利以公平保护。这种形式上的公平是法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但不是最终目标。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主要是从实质上保证公平。实质公平是保护结果的公平,而不是起点的公平。现代消费社会中,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地位与实力相差悬殊。一方面,个体消费者势单力薄,缺乏专业知识,在纠纷解决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经营者则实力强大,信息充分,对于合同的制定和自身权利的维护细密周到。如经营者在现代消费交易中制定、使用的大量格式合同,一般消费者往往无暇细看,这不仅给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利益留下很大空间,也给公平解决消费纠纷带来了困难。在小额消费纠纷中,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由于没有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面对维权的巨大障碍和可能得到微薄利益的巨大反差,消费者只能放弃抗争,无奈地听任经营者一点点地侵蚀其权益,社会公平不复存在。
二、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途径选择
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包括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两种途径,两种途径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11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诉讼机制现代国家依靠完善的诉讼法律体系和司法体制,在解决纠纷方面形成了成熟的运作模式。诉讼程序设计周密,运作规范,又有较高素质的法官居中裁断,可以为纠纷当事人提供较为充分的权利保障。诉讼由国家司法机关对当事人的权益纠纷作出裁判,也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因此,成为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的最基本方式。但是,消费者小额纠纷的多发性和普遍性对原有诉讼机制形成挑战。过多的消费争议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会造成诉讼爆炸0,使司法机关疲于应对。尤其是近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高,各类消费纠纷案件逐年递增,给司法机关带来极大压力。这种社会压力促成了司法程序的诸多变革,许多国家都在尝试通过更加灵活的诉讼机制来处理大量的小额纠纷,改革复杂、费时的传统程序,设置更加简易、快捷的程序。如美国、日本的小额诉讼程序,尽可能使用纠纷合并解决技术,通过对大量案件的集体处理0,对大量同质同类的纠纷合并审理解决。在这种集体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也使单个的消费者联合起来,形成更加强大的诉讼团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21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非诉讼机制非诉讼机制,又称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在美国称之为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是目前在西方国家十分流行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ADR是各种诉讼以外解决纠纷方式的方法或技术的总称,包括传统的仲裁、法院附属仲裁、建议性仲裁、调解仲裁、棒球仲裁、调解、微型审判、简易陪审审判、中立专家认定事实等。[2]根据纠纷解决主体的不同,ADR可以分为司法ADR、行政性ADR和民间性ADR。[3]司法ADR即法院附设的ADR(court-annexedADR),是一种以法院为主持机构、与诉讼有一定联系但又截然不同的程序,其对于诉讼的替代功能是最为直接和显著的。法院附设ADR强调与审判程序的本质区别,通常吸收社会人士或律师进行,即使是法官主持也强调其不同于审判者的身份,程序上也更为灵活。一般认为,诉讼中调解、审前调解、诉讼和解等活动不属于ADR范畴。由于各国司法ADR的发展很不平衡,各类程序是否设置,如何设置,完全取决于其实际需要。行政性ADR即国家行政机关(包括地方政府)或准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非诉讼程序,包括行政申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劳动仲裁以及申诉和等。随着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设置行政性ADR的机构仍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和政府部门被赋予了解决纠纷的职责。行政性ADR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协调纠纷行政处理程序与司法程序的关系。在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未能合理协调时,行政处理结果可能被法院,由此将导致资源与时间的浪费,必然会削弱行政性ADR的作用,也会影响到行政机关处理纠纷的积极性。同时,行政性ADR中也存在如何协调公正与效益(效率)的问题,各国通常采取独立的行政法院与附属于主管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机构并行的做法,前者有利于保证公平,而后者效率则明显更高。民间性ADR指由民间团体或组织主持的ADR,其中包括民间自发成立的纠纷解决组织以及由政府或司法机关组织或援助的民间纠纷解决机构,如仲裁机构等。此外,行业性ADR(包括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和由律师主持的专业咨询或法律援质的ADR近年来也发展迅速。一般来说,非诉讼机制程序灵活,成本低廉,方便快捷,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方面比诉讼机制有更多的优势。53消法4十年广东城镇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调查报告6显示,消费者在被问及权益受到损害时,第一步通常采取何种途径解决0时,被访者选择与经营者协商和解的比例是82.5%,通过消费者协会调解的是12.9%,愿意通过诉讼解决比例仅0.1%。[4]可见,中国消费者十分倾向于通过非诉讼途径来解决消费纠纷。这主要是因为消费纠纷大部分属于小额纠纷,多数消费者希望通过快捷、有效的途径解决,而不愿花费太多的社会成本。如果说诉讼机制在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公平实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那么,非诉讼机制所具有的高效、便捷机制,则是任何诉讼程序都望尘莫及的。对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而言,消费者对效率的期待有时更甚于对公平的期待。因此,非诉讼机制应该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三、目前中国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机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中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没有专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机制。对发生的各类消费纠纷,不分金额大小,主要是通过5消费者权益保护法6第34条规定的五种途径解决,即: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讼。上述立法规定的纠纷解决途径存在一定不足之处,与其他民事纠纷的解决没有任何实质区别,体现不出消费纠纷主要是小额纠纷的特点,也体现不出消费者对纠纷解决的成本和效率的特殊要求。第一,未规定经营者在纠纷解决中的法定义务,致使和解制度以及由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协调解决社会问题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和解是人们解决各类纠纷的首选途径,是解决消费纠纷最常见的形式之一。[5]西方法谚云,差一点的和解也胜过完美的诉讼0。通过和解解决纠纷可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友好,更多考虑争议双方的真实意愿,把纠纷解决成本降到最低限度,同时,也不会给社会带来过大的压力和负面影响。中国现有的和解制度是在经营者和消费者自愿基础上设置的纠纷自决机制,只具有宣示性与倡导性,并没有具体的法律制度支持,所以其在解决消费争议、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实际效用不大。第二,行政力量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不够充分。行政保护是政府履行保护消费者权益职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中国对消费者权益的行政保护机构主要是设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由于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是行政执法,强调对经营者违法行为的处罚,执法者往往忽视通过行政渠道解决消费争议的制度功能,其对消费争议的解决是被动、消极的。从各国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趋势来看,行政机关介入消费者保护领域,并适用准司法程序解决消费争议是十分普遍的。如美国在联邦、州和地方三级行政机关都设立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官方机构。在联邦有联邦贸易委员会、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州际商业委员会等,有州消费者保护官和统一消费者信贷法典行政长官等,地方上也有相应的为数众多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政府部门。[6](pp.171~179)利用行政机关的力量解决消费争议效率高,专业性强,具有司法机关和社会力量不可代替的诸多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诉讼压力,起到分流案件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三,仲裁制度难以发挥作用。仲裁制度是发生争议的当事人按照事先达成或者事后制定的仲裁协议,把纠纷交由专门的仲裁机构,按照一定的程序对纠纷进行审理和裁决的制度。仲裁制度具有便捷、高效、公正、规范、执行力强等优势,很多学者对通过仲裁制度来解决消费争议有浓厚的兴趣,中国许多地方也进行了消费仲裁的尝试,如广东省准备通过制定5小额消费纠纷仲裁办法6对5000元以下的小额0纠纷采取强制仲裁。一旦最终裁定作出,法院将不再受理案件,如果当事人一方拒绝执行,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7]。但是,通过仲裁制度解决消费争议仍然面临许多问题。第一是仲裁协议的达成。仲裁是以双方合意为成立的前提,如果强制进行仲裁,将与仲裁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有可能造成对当事人诉权的剥夺。在小额消费争议中,小额消费品的交易方式使仲裁协议几乎不可能在事先达成,而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对立和侵害的单向性使事后达成仲裁协议的情况也极为少见,这使得仲裁在解决消费争议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53消法4十年广东城镇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调查报告6也显示,被调查的消费者中只有0.3%愿意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4]第二,仲裁机构本质上是自负盈亏的社会组织,而不是由国家承担经费的社会公益机构,其在进行消费争议仲裁时要收取相应的费用,消费者仲裁解决小额争议时仍将面临高额的成本问题。第三,由于仲裁机构是独立的市场组织,必须考虑自身的成本和费用。对争议数额过小、无利可图的消费争议案件,如果没有强制性规定约束,仲裁机构出于成本考虑很可能不予受理,或收取与仲裁标的数额不相应的高费用。第四,由于消费争议带有明显的社会性,许多消费争议不仅是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还有可能涉及到社会群体争端或者社会秩序问题,而仲裁缺乏解决团体性社会矛盾的制度设计。第四,诉讼制度缺乏灵活性,没有专门解决小额纠纷的低成本快速通道。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是消费争议解决的最终方式。中国现行立法将消费争议纳入到一般民事争议的范畴,按民事诉讼的一般程序解决,没有设置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特别程序。而消费争议尤其是小额消费争议的标的很小,传统的诉讼制度对其而言,程序繁复、费用高昂、耗时费力,但最终实益不大,往往使消费者望而却步,再加上中国民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厌讼心理,在这种笨重的司法体制下,解决小额消费争议的诉讼途径更多地成为了一种摆设。笔者认为,完善对消费者的利益保护机制,主要应考虑强化经营者及行政机关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中的责任、引入集团诉讼等特别诉讼程序,而仲裁的方式则由于自愿协议等机制制约,可能较难以利用。
四、强化经营者及行政机关在小额消费纠纷解决中的责任
非诉讼途径应成为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主要渠道。但是在非诉讼途径中,单靠消费者个人的力量是没办法与经营者相抗衡的。因此,发挥经营者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经营者和政府的社会责任,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1经营者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中的责任现实生活中,许多消费者在发生纠纷时首先都是和经营者进行接触,希望通过企业自身的纠错机制为自己挽回损失。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者在解决消费纠纷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受理消费者申诉、自主解决消费纠纷作为企业的一项法定义务,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通过企业自身的机制化解大多数小额消费纠纷,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从消费纠纷的发生原因看,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利益,而很少是消费者侵害经营者利益。所以,纠纷能否得到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营者的态度与处理措施。要求经营者与消费者和解的实质,就是要求经营者自觉纠正错误,主动做出让步,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合理要求,化解纠纷。鉴于经营者在纠纷解决中的这种特殊地位,许多国家立法将处理消费纠纷作为企业的法定义务。如日本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第四条规定,企业者应经常致力其所供给商品及服务之品质及其内容之改善,并切实处理消费者之申诉0,这使企业建立接受消费者投诉的机构和制度成为消费争议解决机制的一项法定内容。5联合国消费者保护指南6第二十九条也规定:各国政府应当鼓励所有企业,以公平、迅速及非正式之方式解决消费者纠纷,并建立包括咨询服务及非正式申诉程序在内之服务机构,以帮助消费者0。中国新5公司法6第五条首次规定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其中自然也包括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但目前中国消费者保护立法只要求企业对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负责,并未将受理消费者投诉作为其义务,这就大大降低了企业受理消费者投诉、主动实现和解的机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企业为寻求发展,吸引消费者,具有尽快解决纠纷、防止家丑外扬0,与消费者进行和解的内在冲动。因此,由企业主动解决消费纠纷,不仅符合垃圾自理0的问题解决规则,有利于减少社会负担,而且可以增进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理解,互谅互让,对建立良好的消费关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营者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中的责任是多种多样的。为消费者提供合格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本身就是杜绝消费纠纷发生的主要根源。但由于经营者的规模大小不一,思想觉悟水平参差不齐,在发生纠纷后,仅依赖个别经营者的主动精神不一定能使整体社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所以,逐步发展起来的行业协会组织就成为解决消费纠纷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如汽车工业协会、家用电器协会、地毯协会、家具协会等。为避免发生消费纠纷诉讼,这些行业协会经常聘请专家组成消费者建议专家小组(ConsumerAdvisoryPanel)负责处理消费者投诉。当消费纠纷当事人不能自行解决时,消费者可向消费者建议专家小组投诉。专家小组对消费者的投诉进行分析并以书面方式向商家提出解决方案,并要求商家给予答复。表面上看,专家由生产商聘请,难免使人对其处理问题的公正性表示怀疑,但实际上专家小组是完全独立于企业的。在实践中,专家小组提出的解决方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被企业所采纳。由于消费者建议专家小组的成员一般都具有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对消费者权益有充分的了解,可以对生产商和销售商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因而解决纠纷的成功率较高。日本许多经营者团体也都专设有接待消费者投诉、处理纠纷的机构,如糕点糖果业的BB协会、广告业的日本广告审查机构,以及汽车协会、化纤协会、人寿保险协会、银行协会等。这种通过发挥经营者和行业协会的主动精神,使消费纠纷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实现和解的途径,显然最有利于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和化解消费社会矛盾。因此,应成为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首要选择。中国应借鉴各国之经验,在相关的企业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建立、完善此方面的法律制度。21发挥行政机关在消费纠纷解决中的作用通过行政裁决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具有重要的发展前景,这不仅因为行政裁决程序简便、快捷,裁决的权威性强,更重要的是,行政裁决之纠纷起因多与经营者有违法行为应受行政处罚相联系,消费者以申诉人的身份提起案由不必支付费用,这对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尤其有利。同时,利用行政机关来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如食品、药品、医疗等专业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部门具有对消费品或服务质量鉴定的专业技能,具有人员、设备和技术等优势与执法经验。尤其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仅有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而且其职责也与保护消费者权益密切相关,由他们解决市场管理中发生的小额消费纠纷是完全可行的。在国外,利用行政机关解决消费争议具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如美国早在卡特总统签署的5消费者行政命令6中,就要求所有的联邦机构应该:(1)在一级单位中设立消费者部门,由资深官员任主管;(2)在所有的施政计划、政策和立法中应考虑消费者的利益;(3)有效率地处理消费者案件;(4)出版对消费者有用的资讯。除了联邦机构中的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农业部、白宫消费者事务办公室等联邦级的涉及消费者保护的机构外,每个州都设有某种形式的消费者保护办公室,或在某个办公室内设消费者保护处,最常见的是设置隶属于州检察长的消费者办公室。虽然美国人一向以好讼著称,但行政手段始终是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数消费者保护法规都规定了有关行政机关保护消费者的执法权,有的甚至只规定对消费争议的行政解决途径而未规定诉讼解决途径。[8]日本也很重视通过行政力量来解决消费纠纷。根据日本5消费者保护基本法6的有关规定,在经济企划厅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指导下,都、道、府、县及市、町、村各级设有200多个消费者生活中心。这些中心是特殊的法人,其成员由国家行政人员和消费者代表组成。中心的任务是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与情报,进行市场调查研究和商品检验,结合当地社会经济情况制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措施,与消费者组织和经营者团体进行沟通,处理消费纠纷,保障消费者权益。行政机关强势介入消费纠纷的解决,化解了小额消费者不愿意面对的利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也从另一个方面阐释了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公益性和国家在保护小额消费者利益方面的责任。中国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下可以通过行政裁决解决消费纠纷的范围十分有限,一是仅限于特定领域,并要有专门法规定;二是仅限于侵权纠纷,对合同纠纷不可适用行政裁决。因此,可以考虑通过立法扩大行政裁决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案件的适用范围,不仅可以通过专门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可以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解决。当经营者存在违法行为或者有违反基本商业道德的行为时,消费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专业部门投诉的,行政机关就可以在对经营者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同时解决对消费者的赔偿问题。
篇10
[关键词]城市大拆迁；利益主体；利益关系；根源；展望
[DOI]10.13939/ki.zgsc.2017.02.118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大力推动全民城镇化，在此项决定的实施过程中，大拆迁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拆迁工程任务重，周期长，涉及的经济效益广，又由于在拆迁过程中涉及的利益主体多，法律、法规方面没有出具相应的解决对策，所以拆迁过程往往会出现危害社会和谐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各主体之间的利益问题。因此分析研究好各利益关系是解决大拆迁问题的关键。
1 城市拆迁相关主体利益分析
1.1 城市拆迁的利益主体
城市拆迁过程涉及的利益主体一般是三方：一方是卖房子的；一方是买房子的；另一方便是中介。这卖房子的便是被拆迁人；买房子的便是开发商；这中介肯定就是各地区政府。他们三方涉及的利益分别被称为被拆迁人利益、开发商利益、政府利益。被拆人在三方中属于弱势群体，在利益防护方面往往处于弱势。被迁人由于对房屋所有权的不同，又分为使用权人和所有权人。被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获得的利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土地的使用权所获得补偿；另一方面是房屋及里面附属东西的一个补偿。在补偿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及补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在补偿过程中，被拆迁人得到的补偿往往只有房屋和附属物品的补偿。开发商在补偿过程中往往是根据各地的补偿政策来的，有理有据，被拆迁的人只能听从政府的号召，平常所说的公平协调完全是形同虚设，被拆迁人的利益根本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开发商无非想将售房价格调整到市场可以接受的最高值，把成本降到最低，这样他便可以获得最高的效益。被拆迁人的利益就会降到最低。政府的利益无非就是政府的业绩，以及在拆迁过程中的得到的税收。一个地方的GDP的升高主要是靠房地产的开发。因此政府的利益和开发商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开发商给被拆迁人 的补偿少了，那就可以给政府更多的土地出让补偿，政府就会乐意接受，而相对弱势的被拆迁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削弱。政府拆迁也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因此在拆迁过程中针对政府本身和拆迁方都得不到相应的法规制约。
1.2 城市拆迁主体的利益关系
城市拆迁主体的利益关系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便是被拆迁人与开发商的关系；第二种是开发商与政府的利益关系；第三种是被拆迁人与政府的利益关系。下面先说被拆迁人与开发商的利益关系。在我们的理想情况下，被拆迁人的利益和开发商的利益可以进行公平公正的双方协调，但是由于我国的一些政策，政府在两者利益之间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看得见的手”在房地产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不利于市场公平公正的交易。由于我国以发展为核心，所以加大了政府的职能，政府的职能可以涉及市场的价格。因此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好“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调节的作用，在这两者的利益过程中，被拆迁人无非想得到最高的补偿，而开发商无非想得到最大的效益。开发商与政府的利益关系，政府的收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便是土地的出让金；另一个便是把公益项目转让出去。土地的出让金在很多地方是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并且相对其他的经济来源，政府对其的支配程度更高，更受不到制约，因此，政府非常热衷于出让土地。将公益项目转让出去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输出，因此政府也是很热衷的，但是开发商在高成本的情况下，往往会抬高房产的价格，房地产泡沫现象应时而生。被拆迁人与政府的关系，被拆迁人的土地所有权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开发商是没有权力进行消除的，可以消除被拆迁人土地使用权的机构只有政府，然后开发商给予政府一定的土地出让金，这样土地才归属于开发商。所以被拆迁人与政府之间有着最基本的关系。政府在出具相应的补偿标准时，应该请具有相应资格的评审机构对被拆迁人的财物进行公平公正的评审，要积极主动地听取被拆迁人的意愿与建议，尽量做到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基于被拆迁人相应的补偿。
2 城市拆迁经济纠纷的产生根源
城市拆迁经济纠纷的产生根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补偿的标准太笼统，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得不到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持，使被拆迁人的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三方都得不到有力的制约。第二个是被拆迁人的土地所有权得不到认可和赔偿。第三个是不尊重被拆迁人的意愿强制拆迁，激化了社会矛盾。在产生矛盾的第一个根源中，往往会出现两个方面的现象：第一个是政府的定价跟不上市场的价格变动，并且差距较大，有时一平方米相差几千块钱，在这种情况下被拆迁人的利益往往会得不到保护，而房地产商就可以在这项政策的漏洞上获得巨额的收益。第二个是补偿价格的评估基本上都是拆迁人找的，因此补偿标准往往会低于正常市场价格，因此在选评估方时应该征得三方的同意。在第二个根源中是因为在目前出台的响应的拆迁管理条例中，没有明确地指出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和响应的补偿。开发商的巨大的利润就在于土地所有权。开发商在取得土地所有权时只要给予政府一定的土地出让金与区域费即可，然而再向广大市民出售房屋时，房屋价格里却包含土地所有权的费用，因此针对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三个根据主要是因为条例明确指出在诉讼期间拆迁不停止，这就让开发商更加毫无顾虑地强行拆迁，践踏了相应被拆迁人的人权。
3 城市拆迁的经济博弈与展望
城市拆迁的经济博弈，无非被拆迁方、开发商、政府之间的相互经济博弈。被拆迁方在这场博弈中有三种选择，同意拆迁、拖后同意以及不同意。出于各种方面的分析考虑，被拆迁方选择同意会获得效益的最大化。政府和开发商可以得到最大收益的情况同样也是被拆迁方同意拆迁的情况。因此实现共赢的状态便是被拆迁人同意拆迁。但是在三者的博弈中被拆迁方处于被动的状态，在补偿政策出来之后，的确是被拆迁方同意拆迁对三方来说都是最好的状态，但是出台的相应的补偿标准一般都是不利于拆迁方的利益的。我们要解决在城市拆迁中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利用经济博弈的理论及时地化解博弈各方的经济纠纷与矛盾，在整个拆迁过程中让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控制，让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来辅助。针对整个拆迁的评估机构进行整改，保证公平公正，完善城市房屋拆迁理论体系和管理体系，建立城市拆迁安置行为的制约机制，我们应该进行严格的规划，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执行。在这些措施的制约下，城市拆迁工作一定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改善，实现三方满意，完美实现共赢状态。
4 结 论
城市大拆迁是我们国家最大限度实现城镇化的必经途径。且城市拆迁设计的方面广，牵扯这地方经济的发展问题。所以必须解决好城市大拆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分析好各利益主体，然后分析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明白了他们的关系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好他们的博弈关系，分析产生问题的根源，然后根据产生问题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善拆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相信在这些措施实施之后，城市拆迁问题会得到很好地解决，实现三方满意。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