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解决的途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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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程量清单计价；合理低价；造价纠纷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ender offer "low" risk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bill of quantities, put out the project cost disputes and solution in the phases of the resulting decision-making in the bidding, contracting, construction design changes, project settlement.Key words: engineering the bill of quantities; reasonable low price; cost disputes

中图分类号： TU7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是按照“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的思路，遵循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来规范建筑工程计价行为，使施工单位投标报价行为具有了不同以往的“低价”风险因素，对此进行认真分析，提出对策和解决的措施，来提高经营管理的综合水平，适应市场经济日趋的变化的需要。

1、“合理低价”风险的特点、形成、控制

1.1在工程量清单计价条件下，招标人提供工程量清单，投标人采用综合单价的方式并考虑风险因素，对完成工程量清单项目的全部费用进行自主报价。“合理低价”是能否中标和能否获利的一个临界点，这种矛盾决定施工企业在投标报价不能低于企业的实际成本支出，但又不能过高，所以施工企业要根据市场普遍的行情和内部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对工程量进行科学、合理的报价，要充分的了解竞争对手。“合理低价”中标意味着对合同价格的明确确定，但是建设工程往往都有施工工期较长而导致不确定因素变化较大的特点，如建筑材料价格变动、施工项目的变更等增加成本的风险，所以中标的施工企业只能从降低成本、创新施工技术、精心组织施工等途径中获利。

1.2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的建立，要求预算部门必须具备一定施工经验，预算人员如果不能吃透招标文件，不领会业主意图，不懂施工流程和工艺，不理解施工组织设计，是不可能确定“合理低价”的。

在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不断推广的今天，清单计价的指导原则就是要企业自主报价。企业自主报价就必然根据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相关规定，针对市场的变化建立和完善企业定额。企业有了自己的定额，才能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以适应新的招投标市场，使企业投标报价做到胸中有数、有章可循。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很少有企业有自己的一套企业定额，为此，呼吁我们的施工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技术、设备、管理、施工经验等实际情况，制定一套适合本企业先进的内部定额，这个定额对外可作为投标报价的依据，对内作为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内部核算的依据。只有建立施工企业自己的定额，才能不断完善企业自主定价的机制，不断发展壮大。

1.3在防范和解决低价风险的对策时，一方面要施工企业迫切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在投标报价时要科学认真对待，把企业自身的管理优势、技术优势、资源优势等落实到清单项目的报价中，实现“投标是施工的战略研究，施工是投标的战略实施”。另一方面就是要建立起企业的内部定额，改变管理观念，把建立企业定额作为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的大事，并随着施工技术、市场环境的不断发展而得到不断更新和完善。最后要加强合同防范意识，充分考虑到合同的严密性和技巧性，对增加施工成本的因素及违约责任等加以明确约定。工程量清单计价在我国还处在推广阶段，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对工程造价从业人员的素质、知识结构是个新的挑战。无论从工程量清单的编制到承包单位的投标报价都要求我们的造价从业人员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掌握新的计价规范、计价体系，并且要求造价人员不仅要会精确计算工程量，懂得施工图纸，熟悉施工工艺，还要明白施工组织措施所发生的各项措施费用，而且还要熟悉国际惯例，掌握合同中的各种条款。投标单位的造价人员在投标时还要掌握一定的报价技巧。只有这样，我们的造价人员才能紧跟形势的步伐，做到与时俱进。

1.4工程造价人员应该积极的参与到合同中去，以便更好地维护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实行工程量清单报价一般宜采用固定单价合同。当设计变更以及现场施工条件发生变更时，价款的调整方法应当在专用条款内约定。当某项工程量变更超过一定幅度或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不准确而引发综合单价发生变化，在结算时单价是上涨还是下浮，如何调整也应在专用条款内做详细约定。对于工期较长的工程项目，在明确投标时的基准价格后，合同双方须在专用条款内约定今后材料价格如出现异常波动超过一定幅度时，风险如何分担，合同价款应做如何的调整等。

1.5工程造价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规范造价咨询单位的市场行为，提高造价咨询中介的服务意识，更新观念，使造价咨询单位从只围绕标底或清单的编制和结算的审查中走出来，要树立工程造价全过程控制的观念，深入到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设计、招投标、施工、结算等各个阶段，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控制工程投资做好服务。严格监理行为，如果说招标是工程项目的“立法”过程，监理则是工程项目的“执法”过程。工程监理是工程项目质量的保证，工程项目质量不仅包括传统的工期、质量、造价三大指标，还应加上安全、环保和文明施工构成较完整的项目质量评价体系。工程监理应实行公开招标并推行区域回避制度，以监理队伍的信誉、能力、业绩、价格为依据，择优选择监理单位。

2、工程合同造价产生纠纷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

2.1现阶段，各种合同条款的不严密和不合法的无效条款仍然存在，由此产生的纠纷有以下几点：非施工方原因造成的停工、窝工要求补偿；对主材大幅上涨不给予补偿；对工程质量有争议，甲方拒绝付款；施工方对合同中不合法的无效条款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进行更改；现场签证不严密，或因监理方受贿心虚，对乙方多报工程量。

建筑市场的混乱和恶性竞争，使得施工企业争相压价，然后在工程合同签订后，再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牟利：偷工减料、强压成本、以次充好，虚报材料价格；采取行贿拉拢甲方及监理在合同履行中变更价格或虚报工程量。当上述手段都起不到作用时，施工企业便法律，通过法律保护双方利益而引起工程造价纠纷。业主盲目追求降低承包造价，提出不合法的无效条款迫使施工方无利可图，而施工企业故意接受这些不合法的条款，签订合同，而后诉诸法律，寻求法律手段来达到增加工程造价的目的。另外造价管理部门对工程承包合同价审查疏漏，对业主缺乏约束力，对于他们违反规定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强制性措施，使造价管理流于形式，助长了工程造价纠纷的发生。还有其他不可抗力的自然原因和各种不能预见的政策调整等等都可能引起纠纷。

2.2为避免工程造价纠纷，在签订合同条款时要严格约定合同条款内容，施工方和业主都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业主不盲目压价，施工方不接受不合理的压价要求；加强勘察设计管理，减少施工过程中的变更、签证；投标报价要全面、准确、合理； 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现场签证制度；在开工前要签订材料价格上涨补差的规定性文件，避免以材料找差引起纠纷。另外工程造价管理部门要大力宣传有关造价的政策法规，完善工程造价各环节的管理措施，完善合同的结算条款，按工程形象进度分阶段进行结算并确定各阶段增加的工程造价，从而避免因工程竣工后因结算的积压互相扯皮而引起的纠纷。

2.3按照惯例，一旦出现商业纠纷，双方都应首先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本着不损害国家、社会、第三人的原则，进行友好协商解决的办法。双方对纠纷产生的原因都应心中有数，大家如果能从长期合作的愿望出发，通过细致的磋商、仔细的查阅，纠纷是不难解决的。经过双方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双方可申请业务主管部门进行调解，再者如调解都不能解决时，双方就可以申请仲裁或提讼来解决双方的经济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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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赋权概念，可诉性并不等同于实有权利。简而言之，法的可诉性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应有权利或权利体系，它也是法律主体应享有的权利。何谓应有权利，就是由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是通过合法程序确立的法律原则公布的法定权利。应有权利转变为现实权利是需要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社会条件。我们通常可以将法的可诉性作为应有权利的前提，它也是法律规范设计应围绕的价值体系。法的可诉性从层次上来分析，可分为三层，一是法不可诉，简而言之就是司法并没有从行政中真正分离出来，即法律诉权未加规定;二是法部分可诉和阶段可诉，部分可诉和阶段可诉的关系是相互包容的关系;最后一个层次是完全可诉。

二、经济法可诉性

从定义上来理解，经济法可诉性是经济法自身拥有可以能够按照司法程序调解经济纠纷的属性，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解决经济问题的锐器。当然，经济纠纷的主体也有权通过合法程序申诉，希望司法部门来解决经济纠纷。从经济法可诉性的对象上来看，它主要是经济纠纷。经济法的可诉性是经济法具备的能解决在经济生活中各类纠纷的属性，是当事人有权诉求于司法机关来解决纠纷的必要性和终局性。经济纠纷看似简单，实则复杂，这主要是因为它不易采用协商或是仲裁的方式解决，在行政执法中还要受到其正当性的挑战。从当前我国经济纠纷解决的大环境来看，完成排除行政执行来解决经济纠纷案件是不合时宜的。当然，司法解决具有公正独立、程序合规等优点而倍受当事人青睐。具体表现为它可强制那些不愿意介入的主体进入诉讼程序，使经济纠纷顺利解决而不受任何因素干扰，也可以利用强制手段使权益恢复到经济纠纷的原始状态，同时给予主体合法的强制保障，使得主体敬畏法律而履行义务。

三、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途径

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经济法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经济法可诉性也被立法者认同，并在法律与法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经济法可诉性的第一个层次，而第二层次是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问题。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主要通过两个方式执行，一是部分可诉，二是阶段可诉。对于市场受规制主体来看，政府及其相关的职能部门的经济管理行为如果侵害了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经济主体可以依照行政法规和经济法相关条款启动司法程序，达到保护经济主体合法权益的目的。从经济法可诉性实行的现实情况来看，只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开始试行，并未在全国范围里实行。原因是在制度还存在不少欠缺，比如查处经济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中依法判断过多倾向于行政。

(一)行政前置、司法审查

根据我国当前的法律环境的现实，行政执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其优势的发挥需要行政前置，这样有利于行政执法的主动性和快捷性真实落到实处，达到及时制止和处罚各类经济违法行为，从而避免更大的经济损失的发生。当然行政执法也存在诉权滥用的缺陷。我国经济法规定，经济违法的举报如果行政执法机关不受理，或是违反程序原则时，才可以提取经济诉讼。从经济法的发展趋势来看，法院的权限应扩展，审查的范围也不能仅局限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而应拓展到社会公共利益所有主体的行为。

(二)健全经济法法律责任

无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执法部门，它们均是作为经济纠纷调解的主体，其责任主要表现为对各类经济财产的制裁、经济行为的制裁、经济信誉制裁等。对于给国家、社会和个人造成非法侵害带来的损害，需要对其进行经济制裁，主要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国家赔偿。

(三)创设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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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责任 基本特点 实现机制

在我国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经济法责任的理论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热点和难点，而且在这一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多争议。所以进行经济法责任的理论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经济法责任理论是经济法基本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进行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也有助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及其基本特点

在我国，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对经济法责任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致使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在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究，本文理解的经济法责任是指经济主体因其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或不当行使经济法中的权利而造成的不利后果，责任主体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经济法责任有其独有的本质属性，是其他法律责任所不能替代的。因此，我们只有充分的了解经济法责任的特点，才能科学合理地设计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通过对已有成果的研究和笔者自身的思考，本文对经济法责任的特点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性。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法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的产物，是国家用来调节和维护社会的经济秩序的法律；二是，制定经济法责任制度时，社会的公共利益是其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经济法责任不仅具有经济性，而且还具有社会性。

（2）双重性。我国民法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公民个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其法律责任的特点是倾向于对受害者的补偿，也就是法律责任中的补偿性特征，而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国家的利益，其法律责任则以惩罚性为主，也就是法律的惩罚性特征。由于经济法的本质主要用于是国家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使得经济法责任同时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的双重特征，这也是经济法责任跟其他法律责任的不同之处。

（3）综合性。众所周知，当今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再加上国家的宏观调控。因此，为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规范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干预行为和营造公平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这就是经济法产生的原因。经济法弥补了我国现有民法、行政法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某些经济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犯多个法律部门的规定，使得其违法行为在民法、行政法等单一部门法律范围内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需要运用经济法综合性的角度才能解决复杂的经济纠纷问题。这就是经济法责任综合性的表现。

二、我国现行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及其局限性

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是构成我国法律实施机制的四个基本要素。目前，我国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基本是借用我国民法、行政法中的实施机制，其自身还没有独立的法律责任实现机制。实际中屡禁不止的经济违法现象告诉我们，我国现行的这种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存在着很大缺陷。一方面，忽视了经济法本身独有的社会性特征。这使得经济法责任与其它法律责任不同，它是直接同社会利益相关的；另一方面，忽视了经济法责任形式与我国现有民法、行政法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差异性。例如经济法责任在保护权利方面就是有别于民法、行政法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完善我国现有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充分理解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本质，才能构建适合经济法责任特色的实现机制。

三、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的探讨

我国对宏观经济主体进行调节的主要依据就是经济法，其功能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以及构建全体社会经济成员普遍和谐发展的经济秩序。完善我国现行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是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通常，我们所说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主要是指它的司法实现途径，也就是经济诉讼问题。我国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主体规定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关于经济主体的诉讼权则没有明确的表现，致使对经济法责任的实施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混同的现象。比如将经济纠纷案件错误判定为民事纠纷案件，或把民事纠纷案件错误的判定为经济纠纷案件，这也是我国现有经济诉讼理论不健全的具体表现。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纠纷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固定、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已经不能很好的解决现有的很多经济问题，因此，完善我国现行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性的去考虑问题，必须摆脱我国目前单一部门法律领域的那种固定、单一的法律责任实现机制，而应该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独特本质属性选择使用或合并使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某些好的实现机制，并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三方面综合性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纠纷中的有关问题，只有建立这种复合型的责任机制才有可能彻底的、有效的解决经济纠纷中的复杂问题，也能给予经济纠纷中的受损害者充分合理的裁决和救济。

此外，诉讼机制是实现经济法责任的重要手段。因此，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经济法诉讼机制是当前完善我国现行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要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首先就必须先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诉讼制度。在制定我姑经济诉讼制度时，我们首先必须对我国当前政治、法律 和文化的特点有正确的了解，这是我们进行经济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次，我们要充分理解经济法的特殊性。由于经济法调整对象是整个市场经济范围内所有的市场主体，使得其调整方法必须是综合性和多样性的，因此，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我们不可能设计一套标准统一、能适用于经济活动中所有经济纠纷的经济法诉讼制度，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根据经济纠纷异常复杂的实际情况，对不同类型的经济违法行为灵活的采用不同的诉讼处理策略。例如：如果是经济主体违反经济法的违法行为，按刑事诉讼处理；而如果只是一般普通公众之间的民事纠纷，则按民事诉讼处理。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已有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等三大诉讼机制并不能解决好所有的经济纠纷问题。一旦遇到现有三大诉讼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问题时，如果我们继续固执的套用已有的三大诉讼制度去解决复杂的经济纠纷问题，就会发现现有的诉讼机制有些力不从心了。因此，我们就必须在已有的诉讼机制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设置一些特别的规定，创新原来那种单一固定的诉讼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需要。经济法自身的独立性决定了经济法诉讼机制也应独立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但这并不能阻碍它借用传统三种诉讼制度中的某些好的方法，因此，经济法诉讼制度应该多元和开放的。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经济法责任也有别于其他法律责任，它具有独立性特征。因此，在研究经济法责任问题时，我们必须正视和正确理解经济法责任自身这种独有的本质属性，而不能将它与别的法律责任等同看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出科学、合理和有效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金彤方.经济法责任理论探析[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颜运秋.经济法责任基本问题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10).

[3]唐光丽.浅论经济法责任的基本特征[J],知识经济,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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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前国有企业法制工作的问题及经营风险分析（一）机构不全，职能不强，队伍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机构尚需健全，职能有待强化。一些国有企业尚未建立综合法律服务机构，法制部门多隶属于办公室，大多未设立专门办公场所；规章、制度不够健全，尚未形成经常性长效工作机制。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法律服务人员难以介入合同审查、合同谈判、经营决策、项目论证、工程招投标等重要经营活动，造成各项经济活动缺少法律审查环节，埋下许多经济隐患和经营风险。法律服务机构总体上职能不强，对依法维护企业权益重视不够，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法律工作与其他事务性工作混同，解决经济纠纷及法律问题的力度不大，效率不高。

    二是专职法律工作人员较少，专业素养有待提高。许多国有企业缺少专职法律工作人员，多为兼职，业务能力相对较弱。在当前民事、经济纠纷日益增多的形势下，专职法律工作人员不足，服务质量不高，已成为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瓶颈。一些国有企业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种诉讼纠纷，往往是小事拖成大事，好成坏事。目前，国有企业法律机构的服务范围涉及到企业改制、合同管理、货款清欠、民事纠纷、对外协调、土地赔偿等诸多方面；由于人员配置不到位，专业素质不强，在法律条文的理解和具体操作上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法律服务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没有发挥好从法律上进行“源头把关”的作用。

    （二）缺乏法律和契约意识，经济合同纠纷增加。

    一是合同法律意识不强，合同行为风险加大。这是当前国有企业经营比较突出的问题。表现为一些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缺乏必要的合同法律知识，在签订和履行合同中存在实体上及程序上的诸多问题，规范化程度不高，在合同标的、文本格式、履行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少法律漏洞。实践中，有的国有企业在产品购销活动中，有时不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打白条、开空白合同书；由于合同书内容、条款残缺不全，责任追究无合同依据，这样就给对方以可乘之机，往往授人以柄，难以保证合同目的实现，反而增加了合同风险系数；一旦发生经济纠纷，国有企业往往只能自食其果。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某国有企业所涉亚龙公司建筑物损坏赔偿一案，由于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规定具体日期，且在合同中提到“同意其在该国有企业塌陷地南成立汽车运输公司一处”，没有规定具置范围；整个合同条文缺乏规范性，不明确，不具体，导致合同履行纠纷，被当事人恶意利用，形成诉讼，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

    二是合同审查论证失严，违约责任条款欠缺。当前有的国有企业签订经济合同，对事先审查、论证、调研工作重视不够，风险意识不强；有的经营人员违规操作，甚至仅凭哥们意气、人情关系就草率签约，导致合同权利、义务设定失误，特别是造成违约责任条款残缺不全。这样一旦对方违约或者钻合同条款的漏洞，就会使己方陷入被动，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近年来，一些国有企业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合同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某国有企业，近几年先后涉及了亚龙公司赔偿案、中煤销售案、废旧钢材销售行政复议案、企业法人年检复议案以及债权、债务案件等20余起，涉案金额达两千余万元。这些案件中，由于合同审查不严，权利义务不清、违约责任条款欠缺造成的纠纷占到一半以上，导致一些无可挽回的损失。

    三是合同担保设定违规，违约责任追究困难。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往来中，必然要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合同担保关系，有时为担保人，有时为被担保人。国有企业在签订重要合同时设定担保，可减少风险，保障履约。但如果设定担保时不规范，如担保人无担保能力，担保财产有权利瑕疵等，就会导致担保虚设，一旦发生违约，担保责任无法落实，责任追究困难重重。另外，有的国有企业在为其它企业提供担保时不够审慎，风险意识不强，有时会陷入被动，代人承担履约责任，却无法向被担保人追偿，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无计可施。

    （三）欠款回收难度大，司法判决执行难。

    一是法律救济途径单一，欠款回收难度较大。有的国有企业由于市场法律意识不够强，依法经营和依法维护合法权利的机制尚有待完善，防范、化解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遇有对方违约的合同纠纷，救济途径比较少，一般习惯于和为贵，以协商为主，有时难以奏效。针对困扰国有企业经营的货款拖欠问题，有的企业习惯于上门讨债，但由于债务人东躲西藏，隐匿财产，收效甚微，反而增加了讨债成本，而对仲裁、诉讼等其他救济途径较少使用。这就使得违约者肆无忌惮，长期赖帐不还。这种情况使合同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国有企业的经济损失难以弥补，违约方的责任难以落实，对国有企业经营极为不利。

    二是依法维权力度不大，司法判决执行困难。国有企业只有重视并行使合同权利，才能有效保障合同目的的实现。但有的国有企业经营人员权利意识不强，依法维护企业权益的积极性不高，造成一些外欠款项难以收回，形成呆帐、坏帐，积累了较大数额的不良资产。有时会因忽视行使自己的法律权利，例如不安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以及特定条件下的的撤销权和解约权等，造成被动局面，导致难以挽回的损失。另外，一些国有企业申请判决执行的力度不够，对申请异地执行心存恐惧，对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的积极性不高；时效意识不强，许多案子既不申请中止执行，又不申请执行，一旦过了法定期限，法院即不再受理，导致许多判决书成为“法律白条”，造成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

    二、加强企业法制建设，防范企业经营风险（一）健全机构，强化职能，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一是健全法制服务机构，强化法律服务职能。要高度重视企业法制建设，健全法制机构，强化职能，形成综合协调工作机制；努力构筑国有企业法制的立体化工作网络，外靠法律中介机构，内靠法制机构，把企业经营活动置于法律的监督和保护之下。企业法制部门应当担负起为企业领导决策提供法律依据，做到依法经营，科学决策，积极维护企业的各项权益，努力规避、化解市场风险，为国有企业经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例如某国有企业在外欠款回收工作中，成立了由法制办、财务科、企管办、监察审计科等部门有关人员组成的清欠小组，通过法律途径集中追讨应收货款，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二是优化人力资源组合，充实法制机构人员。法律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法律服务的质量。因此，在建立、健全法制工作机构时候，要不拘一格，把精通法律、熟悉经营的同志充实进来。努力为法律专业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配备必要的办公、交通、通讯工具，订阅、购买各类法律资料；落实应有的职级待遇，明确权利、责任和义务，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定期为法律工作人员提供外出培训和进修的机会，不断提高其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加强与政法院校的联系，积极引进法律人才；努力借助外力，聘用法律专家担任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参与企业经营与决策，防范、降低市场经营风险。

    三是重视法律知识教育培训，提高经营人员业务素质。鉴于一些国有企业经营人员合同法律意识淡薄、业务素质不高的现状，加强法律业务培训是关键一环。当前亟须建立、健全普及性和专业性相结合的培训机制，结合岗位实际需要，对企管部门、供销科、财务科、审计科等重点岗位的工作人员，加大合同法、企业公司法、财税法、担保法、金融法等经济法律知识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法律业务水平，强化依法营销和市场契约意识。要通过制度化的经济法律知识和营销业务知识专门培训以及人才重组，建设一支精通法律、熟悉业务的专业化经营队伍，建立健全责权利一致的营销责任制度；从而保障国有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参与竞争，保障合同安全，减少合同风险，维护合同权益。实践中，一些国有企业在建设专业化经营队伍方面做了可贵的尝试，例如进行合同法律知识培训，举办营销策略讲座，引进专业化人才等，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规范法律服务工作程序，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一是完善法律服务工作程序，依法维护国有企业权益。法制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及时高效地处理各种经济纠纷，切实维护国有企业的权益。首先，对事关国有企业重大经济利益的案件，要慎之又慎，统筹兼顾，协调一致。接到案件后，要及时向上级单位汇报，争取支持，深入调查了解案件情况，研究确定法律对策。其次，在处理民事经济纠纷时，应积极主动的请当地政府参与协调、平息，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最后，协调不成而引发诉讼的，要积极应对，制作法律文书，诉诸法院裁决；诉讼过程中，努力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妥善处理好各类经济纠纷；对法院判决或裁定要持辩证态度，深入分析，权衡利弊，决定是否申请执行或提起上诉、申诉。例如某国有企业历时7年最终圆满解决的微山亚龙公司煤炭洗选公司诉我方建筑物损坏索赔一案，即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在本案中，该企业积极应讼，取得了省国有局的支持，充分发挥法制部门的积极作用，严格遵循程序，规避法律风险，在诉讼双方都满意的状态下结束了诉讼，就赔偿额达成了一致意见，大幅减少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损失。

    二是建立重大经营活动法律审查机制，预防、减少企业经营或决策风险。法制部门、公司律师要全面介入经营管理活动，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切实把好法律审查关。首先要健全采购、销售机制，预防、降低经营风险。国有企业法制部门和公司律师全程介入，审查合同等法律文书及法律手续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并签署法律意见，并负法律责任，以降低物资成本和项目风险。对于重大工程项目，从方案设计到工程施工、监理，要采用招投标的方式进行，企业法律顾问、公司律师和项目责任人要实行工程项目终身负责制，减少项目失误，提升工程质量。其次，依法加大对外欠款的清理力度，维护企业经济权益。组织由专门法律服务人员参与的追讨债务小组，建立目标责任追究制度，对应收帐款重新梳理分类，对陈帐老帐，采取各种法律手段，通过拍卖划拨、以物折抵、延续债权等方式进行回收。最后，对各项开支行为进行严格审计和法律审查，杜绝违法开支现象；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则委托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审计，提高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规范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益。

    三是开拓多元化法律救济途径，依法追究对方违约经济责任。国有企业要破除特殊企业观念，敢于开拓多元化法律救济途径，改变传统的上门讨债、违约协商的习惯作法，学会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救济手段，追究对方的违约经济责任。协商不成，可请主管部门或权威第三人调解；调解未果，可依约进行合同仲裁，仲裁决定具有法律强制力。国有企业也可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诉讼程序追究相对方的违约经济责任。例如，针对一些企业或个体经营者长期拖欠国有企业合同价款的问题，如果合同责任清楚，证据确凿，则可直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强制对方支付货款及利息。如果合同纠纷较复杂，则可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院裁判强制对方支付价款，并可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对于法律救济途径的选择适用，国有企业要重视违约责任追究成本核算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力求以最合理的成本，通过最适当的法律救济途径，实现追究违约责任的目的。例如，某国有企业积极与中地煤公司联系协调，经过相互协商与法庭调解，重新订立协议，有效解决了1988年遗留下来的3200万元标的额的“拨改贷”欠款问题，使企业甩下了历史包袱，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四）加强企业合同管理，防范合同陷阱和风险。

    一是建立、健全合同审查机构和管理制度，发挥内外部法律服务人员的作用。市场经济就本质而言，就是法制经济和契约经济；合同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交易手段。因此，国有企业要成立合同管理委员会，建立由法制部门全程参与的合同管理职能部门，配备专职合同管理员，各部门设立兼职合同管理人员，形成统一领导，分口负责的合同管理网络体系，使合同管理工作更加规范、科学、合理。要制订严格的合同管理制度，健全合同审查机制，实行合同签约人负责制和重大合同履行报告制度，促进依法审慎签约。合同负责单位、合同承办人要对合同的前期调查、谈判、签约、履行、验收、结算等全过程负责；对履行周期长、标的额大、复杂疑难的重大合同实行计划履行、定期报告制度，及时解决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要用好法律人才的专业化服务，引入法律中介服务机构参与重大合同项目的审查、论证及谈判；力求合同权利义务明晰，违约责任条款完整，最大可能的降低合同风险，提高合同成功率，维护国有企业权益。目前有的国有企业已建立了合同审查委员会和法律咨询机构，设立了专职公司律师或聘请社会律师为常年法律顾问，不仅成功地保障了合同安全，而且在维护合同权益，追究违约责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例如某国有企业法制部门，积极协调，借助法律顾问，依法解决了欠款合同纠纷案、吴庄村土地塌陷赔偿案等6件案件，为企业减少、挽回损失30多万元。

    二是重视合同证据工作，做好合同公证、鉴证。由于缺乏证据意识，一些国有企业陷入“有理乏据”的尴尬境地，在经济纠纷中吃尽苦头，造成一些不应有的经济损失。“法律注重证据。”因此，企业法制机构应当重视经济合同文本、凭据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一旦涉及经济纠纷，要及时调查经济往来记录，查阅原始档案，搜集、保全相关证据，提高胜诉的机率。同时，要充分认识合同公证、鉴证的重要作用，对大额合同、重要合同依法进行公证、鉴证，保证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建筑安装工程合同要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鉴证，大宗大额合同，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公证机关公证，以防范、避免合同履行风险。例如，某国有企业对于大宗物资采购、标的额在5万元以上的合同、不动产转让和受让合同一律予以公证，从而规范了合同法律行为，堵塞了法律漏洞，确保经营活动和法律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维护了本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是正确适用合同担保制度，预防、规避合同项目风险。合同担保制度对保障交易安全以及维护合同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国有企业在经济担保活动中，要严格遵守合同法、担保法的规定，设定担保的内容、程序要符合规范，真正用好合同担保制度，降低合同风险。具体而言，国有企业要求其他企业提供担保，应审查对方的担保资格以及用来担保的财产权利状况，并在合同中明确担保责任条款，一旦交易对方违约，可依法追究担保责任，实现担保合同权利。国有企业如果是做担保人或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要依法审慎设定，必要时可要求被担保人提供反担保，以减小合同担保风险，保障经营安全。另外，要用好自己的合同权利，如先诉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追诉权、诉讼权等，维护己方利益，实现合同目的。例如，某国有企业与某私人企业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在履约届至之前，该私人企业出现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明显无付款能力，此时私人企业却要求国有企业按时发货；在此情况下，国有企业可以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如果对方拒绝的话，国有企业不承担任何责任，并可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四是健全招投标机制，减少合同项目成本。国有企业进行大型设备定货、重要工程施工等合同项目，标的额巨大，事关重大。除了常规的合同审查程序外，要健全并实施招投标机制；强化招投标合同项目的全方位、全过程管理，促进合同的顺利履行。企管办和法制部门要从合同的立项、谈判、签订、履行、验收、结算等各个阶段都进行了跟踪管理。公司律师要全程参与招标合同项目的管理，对合同的签订、审批、履约质量把好“法律审查关”。对重大投资或招标合同项目，要邀请相关经济和法律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进行可行性论证，保证合同项目的合法性、可行性、安全性。在当前买方市场条件下，通过投标者的相互竞争，国有企业可以选择最优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又有利于降低成本，减小合同风险。例如，某国有企业在新井建设的重要项目上，实施招投标机制，保证了工程质量，并节约项目成本近千万元，同时也增加了合同项目的公开性，避免了暗箱操作和经济违法乱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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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群众基础

树立全民法治理念。普法教育的对象是具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全体公民,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行政执法人员、农民和青少年学生,而农村农民又是普法教育的“难点”和“大头”。因此,广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各种传媒的宣传教育作用,重点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各种渠道和途径,采用“送法下乡”、法律咨询、法律知识竞赛、巡回讲座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法治思想、普及法律知识,在全社会要大力营造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法不断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不断改善全社会的法治氛围,引导群众、依靠群众和融洽群众。培养全民法律文化理念。法律文化既包含着法律思想、制度、设施,人们行为模式,心理习惯等内容,也包含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在精神上支配他们的一些观念、原则和价值体系,是人们追求生活秩序化和社会正义的本质表达,人们有什么样的法制观念,习惯上表现出何种行为方式,都有赖于法律文化的培养和支撑,开展广泛深入的法制宣传教育,公众可以从思想上把握对法律知识的理解、法律精神的认知,进一步理解法治社会的建立与自身利益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逐步接受法制思维方式和文化的感染,养成崇尚法治的行为习惯,进而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扎实推进依法治理。普法是基础,治理是重点,和谐是目标。今年是“五五”普法的第一年,开好头、起好步,推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特别要注重坚持普法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目前,全市开展了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镇)的地方依法治理工程,开展了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社区、法治校园和依法治企等全方位的基层依法治理工程。既增强了各级党委、政府带领广大人民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民主管理社会各项事务的能力和水平,又增强了各级党委、政府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提高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

二、加强人民调解,为构建和谐社会构筑平安防线

人民调解有利于解决经济纠纷、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后盾。近年来,人民调解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方针,在三峡库区移民、农民土地承包、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征用补偿、企业停产破产和职工下岗待业、城市拆迁改造、为农民工追讨工资等方面积极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解,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为重庆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2005年全市共受理调解纠纷将近15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7%,其中绝大部分是经济纠纷。事实证明,人民调解对化解经济矛盾、解决经济纠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调解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防止违法犯罪。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所遗留和产生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纷争,都急需人民调解工作加以解决。人民调解,在看似“和风细雨”的劝说中化解即将涌来的“狂风暴雨”,使得大量民事纠纷无需对簿公堂,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据统计,全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去年共防止民间纠纷引起自杀632起,涉及867人;防止民事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2152起,涉及4718人;防止群体性上访1278起;防止群众性械斗1139起,基本上做到了“小纠纷不出社,大纠纷不出村,疑难纠纷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纠纷无积压”。人民调解化解了大量的民间纠纷,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人民调解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客观要求是一致的,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人民调解已经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扩大党的影响力、凝聚力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因此,抓好人民调解工作,有利于党更加广泛地团结社会各个阶层、各种成份的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利于党引导好、保护好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三、规范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行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

律师作为法律的宣传者、维护者、实施者,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大有可为。一是律师是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重要力量。在人大政协的会议上,律师运用法律专长和广泛接触人民群众的优势,建言献策,反映民意,积极参政议政;在司法活动中,律师通过依法辩护和,有效地维护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中,通过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参与行政法律事务,推动政府依法行政。二是律师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律师通过专业服务满足社会主体的法律需求,积极宣传法律法规,帮助政府依法行政、科学决策,帮助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管理,协调处理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纠纷,保障社会生活的有序化、规范化。三是律师为社会政治稳定贡献力量。目前我国正处于“矛盾多发期”,广大律师以维护稳定为己任,运用法律专长和职业优势,积极参与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引导群众依法维护合法权益,为党委和政府分忧,为人民群众解难,尽可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让所有群众都平等地享受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公证机构及人员通过依法行使国家证明权,营造和谐社会诚信友爱的良好氛围。一是通过公证行使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基本职能,调整公民之间、公民法人之间的关系,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公证实践证明,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可能发生的纠纷可以通过公证得到预防和化解,防止了因民事纠纷可能引发的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二是通过公证行使服务、沟通、证明、监督的市场中介职能,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从公证实践看,公证处和公证人员通过办理企业改革,招标投标,公司股权转让以及农村承包经营等经济方面的公证业务,在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保护合法经营和公平竞争,化解金融风险,规范房产地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法律保障作用。三是通过履行公证职责,在政治、社会生活中起到了法律监督的作用。对面向社会开展的一些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是公证的一项重要职责。公证的介入,可以有效地维护这些活动的正常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从公证实践看,公证处和公证人员通过办理面向社会公开招考领导干部的面试、政府采购的招标、彩票的发售开奖等现场监督公证,增强了这些活动的社会透明度和信誉,在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基层法律服务发挥保护和服务功能作用,为广大农村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要面向农村,面向群众,以提供法律咨询、担任法律顾问、法律文书、办理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以及协办公证等服务手段为主,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能够对经济交往和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进行事前预防,把矛盾和冲突消除在萌芽状态;在发生矛盾纠纷时,通过提供法律服务,可以将矛盾纠纷纳入法律渠道,依法规范有序地解决,避免矛盾激化,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作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好契合了这种需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地位将更加突出。因此,基层法律服务要进一步强化服务功能,转变服务方式,拓展服务范围,为广大农村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

四、完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为构建和谐社会搭建公平正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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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仲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优势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 诉讼作为常态的解决纠纷机制无疑有着重要的地位， 能够在保持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 通过理性方式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但诉讼亦并非唯一的解决纠纷手段，也非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 和谐社会下纠纷的有效化解， 除了注重传统的诉讼方式外， 还要结合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即以仲裁等为代表的等多形式、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

一、诉讼的功能与缺陷

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和权利行使方式， 诉讼制度的首要功能是定分止争、解决纠纷。国家创设诉讼制度的最初动机就是解决因利益纷争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并借此来调整当事人间的冲突，保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司法裁判是诉讼的本质含义。

作为一种社会解决纠纷机制，诉讼的主要功能仍在于解决纠纷、消除冲突。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和社会控制机制，诉讼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结构性功能缺陷。

1.诉讼中存在着不少矛盾：法律规则（审判规范）与社会规范（传统、道德、习惯和情理）的矛盾，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矛盾，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矛盾，公平与效益的矛盾，程序设计高度专业化与当事人参与的常识化要求的矛盾，规则的确定性和程序的僵化与解决特殊个案所需的灵活性的矛盾，事件涉及的简单权利义务关系与纠纷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功能和效果。

2. 诉讼机制的运作成本较高，频繁启动诉讼机制裁决社会纠纷，会造成有限的社会资源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为了启动诉讼程序，国家和当事人都需要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较高的成本，复杂的诉讼程序对当事人的耐心和决心也是个极大的考验，而且频繁启动诉讼机制裁决社会纠纷，会造成“滋讼”的局面，从而导致社会司法资源的紧张和浪费。当司法机关面临的纠纷总量超过其所能负荷的极限，就会出现“积案如山”，“诉讼爆炸”。法院不仅难以应付诉讼的巨大压力，而且由延迟和高费用导致的日常纠纷解决途径的不畅和阻滞更会危及司法的权威。

3.作为一种以冲突双方当事人公开对决为表征的社会解决纠纷机制，诉讼容易将矛盾公开化、扩大化。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相互尊重与宽容的价值理念。因此，诉讼作为双方当事人依靠国家法律强断的纠纷解决方式，与这种时代潮流是否合拍，是否需要修正，是值得思考的。同时，某些特定领域的纠纷具有专业性，作为一般解决纠纷机制而言的诉讼会因缺乏解决这类纠纷的技术手段而倍感乏力。

因此，如何弥补诉讼机制本身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缺陷，是社会解决纠纷系统建构和运行必须面临的问题。由此，现代法治国家还在诉讼制度之外，积极发展其他解决纠纷的手段， 保留了若干传统的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形式，如和解、调解、仲裁等。

而仲裁作为一种为各国所普遍采用的典型的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具有自身的独特的性质和功能。仲裁是一种介于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之间的“社会救济”形式。这使得它在运作机理和功能上具有一些作为“公力救济”形式的诉讼所不具有的特征和优势。

二、仲裁的优势与特点

（一）仲裁的功能优势

从某种意义说，仲裁具有的功能就是对诉讼和调解局限性的克服。在仲裁中，当事人的自由被充分尊重但又严格限制。裁决的权威来自于仲裁庭的公正与法律的认可，其约束力又被深深植入当事人的内心信念。也就是说，道德的约束力与法律的强制力相互交融，由此使仲裁具有了“准司法”的性质。

（二）仲裁的特点

与诉讼相比，仲裁的特点在于灵活便捷、充分尊重意思自治，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自治权的同时具有经济性、独立性、保密性、专业性、国际性等优点。这种优势正是各国定位仲裁与诉讼关系的基础。具体而言：

1.自愿性

仲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愿性，即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我国仲裁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仲裁的发生必须以纠纷双方当事人立有仲裁协议为前提条件。仲裁协议是当事人双方同意将他们之间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书面文书，仲裁协议的涵义折射出仲裁协议的实质——当事人双方依据自己的独立意志，行使自己的处分权，自愿让渡一部分权利给第三人形成仲裁权，并承诺服从此种仲裁权且排斥国家干预的一种合意，具备“平等协商”与“一致同意”契约的特征。可见仲裁采取自愿原则，仲裁是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的，包括自愿决定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自愿决定解决争议的事项，选择仲裁机构等；当事人还有权在仲裁委员会提供的名册中选择其所信赖的人士来处理争议。涉外仲裁的当事人双方还可以自愿约定采用那些仲裁规则和适应的法律等等。因此，仲裁是最能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争议解决方式。

2.保密性

我国《仲裁法》第四十条规定：“仲裁不公开进行。”与诉讼相比，仲裁的开庭审理以不公开为原则， 公开为例外，只要没有特别的规定或约定， 仲裁的进行均不对外公开。此举可以防止泄露当事人不愿公开的专利、专有技术、商业秘密等，更为重要的是，仲裁从庭审到裁决结果的秘密性，使当事人的商业信誉不受影响，也使双方当事人在感情上容易接受，有利于日后继续生意上的往来。有关的仲裁法律和仲裁规则也同时规定了仲裁员及仲裁秘书人员的保密义务。因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贸易活动不会因仲裁活动而泄露。仲裁表现出极强的保密性。

3.专业性

民商事纠纷往往涉及特殊的知识领域，会遇到许多复杂的法律、经济贸易和有关的技术性问题，故专家裁判更能体现专业权威性。因此，由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能力的专家担任仲裁员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决是仲裁公正性的重要保障。根据中国仲裁法的规定，仲裁机构都备有分专业的，由专家组成的仲裁员名册供当事人进行选择，专家仲裁由此成为民商事仲裁的重要特点之一。

4.灵活便捷

与审判程序相比，仲裁程序显得更加灵活和简便。表现在：

其一， 仲裁实施一裁终局制度。裁决一旦作出，就发生法律效力，并且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是不可以就同一纠纷再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的，仲裁也没有二审、再审等程序。因此，与诉讼相比，仲裁程序更加灵活，更具有弹性；

其二，程序灵活。由于仲裁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仲裁中的诸多具体程序都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与选择的，仲裁人可以同当事人约定具体程序，方便当事人

其三，便捷。由于程序的简便和没有上诉程序使得仲裁成为最快速、具有终局性的纠纷解扶方式，（调解在成立的情况下，更加便利和迅速，但不排除调解不成而导致的加倍延迟）。

5.具有法律效力

裁决具有法律效力。我国《仲裁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可见，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一样，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严格履行。经济纠纷在仲裁庭主持下通过调解解决的，所制作的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涉外仲裁的裁决，只要被请求执行方所在国是《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或是成员国，如果当事人向被执行人 所在国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法院就得依其国内法予以强制执行。

6.经济性

仲裁的经济性主要表现在：时间上的快捷性使得仲裁所需费用相对减少；仲裁无需多审级收费，使得仲裁费往往低于诉讼费；仲裁的自愿性、保密性使当事人之间通常没有激烈的对抗，且商业秘密不必公之于世，对当事人之间今后的商业机会成本影响较小。

7.独立性

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仲裁机构之间也无隶属关系。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庭独立进行仲裁，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亦不受仲裁机构的干涉，显示出最大的独立性：

其一，仲裁是由仲裁庭独立进行的，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干涉仲裁庭；其二，仲裁委员会聘请的仲裁员都是公道正派的有名望的专家，由于经济纠纷多涉及特殊知识领域，由专家断案更有权威，而且仲裁中处于第三人地位，不是当事人的人，由其居中断案，更具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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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司法概念的界定

司法,有的法学教材亦称之为法的适用,是法的实施的重要方式之一。它是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行政司法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其在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时,会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此被称作准司法。由于行政司法的对象在理论上还存有争议,因此对于行政司法的概念也存有争议。行政司法对象的理论就世界范围而言,主要表现为两种理论学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司法模式。一种理论认为,行政司法的对象只能是行政纠纷,而且是行政机关同其他行政法主体在行政管理中引起的纠纷;另一种理论认为,行政机关不仅解决行政纠纷,而且对一般民事、经济纠纷都尽可能予以解决,因此,行政司法的对象包括行政纠纷,也包括民事、经济纠纷。[1]第一种理论在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盛行,为立法机关所接受,在国家行政组织体系内部设立了独立于普通法院之外的行政法院系统,专司行政案件的审判职能。英美法系国家则采纳了第二种理论。美国行政司法不仅涉及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而且包括对轻罪的判决。我国行政司法,就目前看来,只涉及部分行政争议和部分民事争议。为解决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以保障社会法律秩序的正常和稳定,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的调解、裁决和仲裁的职能,由此构成了行政司法的三大内容或具体制度,即:(1)行政调解;(2)行政复议;(3)行政仲裁。一般说来,行政复议只适用解决行政争议;行政仲裁适用解决民事争议;行政调解既适用民事争议,也适用行政争议。由此,在我国,行政司法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有关争议进行复议、调解、裁决和仲裁的活动,它既包括对行政争议的处理,也包括对民事争议的调处。

2当前我国行政司法所面临的挑战

概念本身的模糊性行政司法的主持者。我国目前对于行政司法的主持者还存在理论上的分歧,即行政司法活动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抑或是在某些情况下的一些独立性较强的但仍带有行政性质的专门裁判机构?我国现有的专门机构仅有商标评选委员会、专利复审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等有限的几种。这些机构的设置比较混乱、分散,条条块块纵横参差,职能上彼此冲突甚至发生推诿,专职化、专业化问题严峻。现在几乎所有的行政争议和大量的民事纠纷仍由行政机关直接解决。12行政司法的性质。关于行政司法的本质属性,远非概念中简单标明的行政和司法所能一言蔽之。我们一般认为法国的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构成双轨制司法体系,在法国人自己眼中,却从来都将行政法院的活动看作行政活动,而非司法活动。法国人只把普通法院的活动看成司法活动。英国国内行政界和法学界对行政裁判所活动的性质看法也存在分歧。[2]我国理论界认识比较混乱。有的学者将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鼎足而三共同构成行政行为,注重其行政性;而有的学者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列入行政救济,更注重其司法性。种属概念混淆不清。与行政司法概念相近的还有行政审判、行政裁判,这些概念并没有严格界定。再加上行政诉讼、行政救济、行政监督等概念的干扰,学术界陷入一片概念沼泽。还有学者对行政裁决分别作狭义、广义、最广义几种不同解释,广义的行政裁决甚至可代替行政司法的概念。212行政司法存在许多程序上的问题行政裁决因无统一、明确的法律规定,其随意性特别大,最缺乏规范性和基本的程序规定。行政调解除基层人民政府对民间纠纷的调解和主管部门对商业经济纠纷的调解有程序规定之外,其他都无法律具体规定。行政复议一般采取书面审理形式,但5行政复议法6又规定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即在特定情况下也可采取开庭审理方式,而5行政复议法6对开庭审理的程序却未作规定。行政仲裁的程序性问题还在更深的层次上表现出来,如同是技术合同纠纷,既可由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受理,又可由技术合同仲裁委员会受理。所以各类纠纷的仲裁规则和程序都不统一。213司法救济途径冲突行政司法相对于行政执法具有后继性,相对于法院司法具有前置性。我国对于行政复议不服,一般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对于行政仲裁、行政调解目前一般提起民事诉讼,对于行政裁决一部分提起民事诉讼,一部分提起行政诉讼,规定的比较混乱。这样的规定对于纠纷的解决是不利的。司法救济途径的冲突,不仅会使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保护,也会使各机关之间产生相互推诿的现象。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影响行政效率。国内新形式的巨大冲击行政仲裁方面的制度的新动向。建国后,我国仿效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建立了一整套行政仲裁制度。但从8年代中期到5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6颁布前的这段时间,有关行政仲裁的法律法规如春笋般涌现。这期间共有14个法律、82个行政法规、192个地方性法规作了有关仲裁的规定。[3]其中只有几个是关于涉外仲裁的规定。一时间行政仲裁严重失范:法律、法规、规章都在设定,仲裁领域急剧扩张;仲裁机构呈分散状态;仲裁程序也不统一。1994年8月31日,5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6颁布,除劳动仲裁一枝独秀外,其它行政仲裁归于沉寂。有学者认为:随着我国5仲裁法6的颁布实施,行政性仲裁机构已陆续撤销,因此再作行政仲裁与民间仲裁的分类已无实际意义。[4]12听证制度的建立。听证本是英美国家自然公正原则的要求,行政机关的决定对当事人有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在中国,听证一词首次出现是在1996年3月17日颁布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6中。1997年12月29日颁布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6第23条又确立了公听制度。但听证这一新程序的出现,也给我国行政司法理论带来冲击。从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6的关于听证程序、主持人的超脱地位、两造对抗、听证中事实和证据的拘束力等方面来看,听证初步符合传统行政司法的概念要件。但听证又不同于传统严格意义的行政司法,因为听证后由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作出决定或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这是一个纯粹意义的行政决定,与美国带有事先救济性质的事前听证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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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经双方充分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相关规定，特签署本合同。

一、合同内容：

1、质量要求：

2、质量要求：

3、质量要求：

二、合同金额：

共计人民币（大写） （小写）

三、付款方式：

1、本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50%，即人民币￥_____元（大写：________元整）。

2、项目结束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余款，即人民币￥______元整（大写：______元整）

四、责任与义务

1、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按质按量完成相关设计和制作工作。

2、乙方需在规定时间（____年__月__日前）完成，并送交甲方签字认可。

3、甲方根据乙方需要提供相关资料，并承担因版权、文责所引发的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

五、产权约定：

甲方将委托设计的所有费用结算完毕后才享有着作权，否则，乙方设计的作品着作权归乙方，甲方对该作品不享有任何权利；甲方在余款未付清之前擅自使用或者修改使用乙方设计的作品而导致的侵权，乙方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六、违约责任：

因设计和制作工作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经过大量调研工作的同时更需设计师的精心创作，乙方在开始着手设计时就已经在全面的履行合同，因此，甲方如提前终止合同，预付款乙方不予退还。

七、其他事项：

八、甲乙双方如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纠纷，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无果则提请法律途径解决。

本合同壹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对方签字盖章合同一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名： 代表签名：

地址： 地址：

篇9

甲方：(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经双方充分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相关规定，特签署本合同。

一、合同内容：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质量要求：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质量要求：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质量要求：

二、合同金额:

共计人民币( 大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小写 )

三、付款方式:

1、本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50%，即人民币￥___________元( 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整)。

2、项目结束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余款， 即人民币￥______________元整(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整)。

四、责任与义务:

1. 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按质按量完成相关设计和制作工作。

2. 乙方需在规定时间(______年____月____日前)完成，并送交甲方签字认可。

3. 甲方根据乙方需要提供相关资料，并承担因版权、文责所引发的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

五、产权约定:

甲方将委托设计的所有费用结算完毕后才享有著作权，否则，乙方设计的作品著作权归乙方，甲方对该作品不享有任何权利;甲方在余款未付清之前擅自使用或者修改使用乙方设计的作品而导致的侵权，乙方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六、违约责任:

因设计和制作工作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经过大量调研工作的同时更需设计师的精心创作，乙方在开始着手设计时就已经在全面的履行合同，因此，甲方如提前终止合同，预付款乙方不予退还。合同范本

七、其他事项：

八、甲乙双方如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纠纷，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无果则提请法律途径解决。

本合同壹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对方签字盖章合同一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乙方(盖章)：

代表签名：代表签名：

地址：地址：

电话：电话：

篇10

摘要：我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上一直存在空白。在我国现有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中，无论是内部投诉还是诉讼仲裁都无法很好地处理这类纠纷问题。以英国金融督察服务(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简称FOS)制度为首的督察解决模式在解决金融消费纠纷上，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可，通过FOS制度与本国金融消费实际相结合，可为我国金融纠纷解决提供示范性参考。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英国金融督察服务模式(FOS);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

金融消费已成为大家生活中的重要部分。金融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了资本和货币的流通发展，消费者在面对金融产品的时候也成为了金融消费者[1]。但是，在面对如此之多的金融消费产品的时候，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不免受到侵害;而近年来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更进一步地增加了我国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维权中的难度。但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对于消费者维权，特别是金融消费者维权的立法极少。根据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有必要引入这一概念，确立一套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机制，用来保护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纠纷中的合法权益。

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英美等国开始重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陆续出台了《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法案》(美国)和《金融监管的新方法：判断、焦点及稳定性(方案)》(英国)，在这两个法案中均明确阐述将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同时，这些改革方案也相应涉及了金融消费纠纷体制权限和归属的调整，使这一金融监管体系更加有效。因此笔者也建议，我国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金融消费纠纷争端解决机制，维护金融消费市场秩序，这样才可以更好地深化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维护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面对当前国内外金融消费的形势以及我国近年来多发的金融消费纠纷案件，本文将通过分析我国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和不足，结合国外立法和司法经验，提出在我国建立金融消费纠纷争端解决机制的这一想法，以期找到更适合我国司法实际的解决办法。

一、我国现有的金融纠纷解决方式及存在的问题

实践中，当遇到金融消费纠纷时，消费者会采取如诉讼、投诉、行政等各种解决方式，其结果也各有差异。一方面可以看出，在我国，尽管金融消费者相对于金融机构处于劣势，但却有极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善于用各种手段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很多不足，如金融机构内部缺少适当的投诉部门和解决途径，金融主管部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处理金融纠纷时多采取行政手段而缺少法律手段，金融自律组织更是缺乏力度等。

(1)金融机构内部解决机制――投诉无门

以我国银行为例，一般都设有免费的投诉电话、邮箱，或者在各网点设有专门的客户经理来处理金融纠纷投诉问题。当发生金融消费纠纷时，考虑时间、金钱等因素，直接与金融工作人员交涉或是向金融机构投诉，成为大部分金融消费者的首选。

但是，这些金融机构内部的解决部门并不能解决消费者的实质问题，通常会出现搪塞现象，一方面因为这些部门权力不够，无法真正解决纠纷;另一方面，消费者直接向金融机构投诉时，金融机构既是选手又是裁判，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这对于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来说是十分不利的[2]。

(2)行政申诉解决机制――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国的金融体制采取的是分业经营的模式，因此金融监管采取行业型监管，并不是西方等国家混业经营模式下流行的功能型监管。我国目前主要分为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分管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分管证券期货市场;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分管保险市场。上述金融监管部门解决金融纠纷的主要途径是行政手段。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汲取英美等金融行业对于金融纠纷解决过程中的经验，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也相继设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从2011年底到2012年年底，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保监会保险消费者保护局、银监会投资者保护局相继成立。

也正是我国金融体制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因，不仅导致监管主体不一致，而且在不同金融行业行使的法律规范及其标准也有所差异。在复杂的金融纠纷案件面前，需要多个监管部门相互协调，配合执行，可是现实中经常会发生多个部门同时监管或是同时认为不属于自己的监管范围而相互推诿，导致效率低下。此外，同金融机构内部解决机制一样，金融监管机构多与金融机构关系密切，因此不免存在偏袒的行为，金融监管机构难以发挥正常的监管功效，更难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3]。

(3)准司法和司法机构解决机制――仲裁乏力，诉讼费神

就当前已有的金融消费纠纷案件来看，一旦向金融机构内部投诉无果，行政申诉无效，大部分金融消费者转而向仲裁机构或是法院寻求公平。

早在1988年的《银行结算办法》中就有提到收付双方发生的经济纠纷，应由其自行处理，或向仲裁机关、人民法院申请调解或裁决。()[4]证监会，保监会也都有一系列的通知，明确规定金融消费纠纷可以采取仲裁的方式解决。也正是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先后在2005年和2008年通过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争议仲裁规则》，以更好地处理金融交易纠纷，并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成立了专门的金融仲裁机构。但遗憾的是，高效、快捷、保密性强的金融仲裁并没得到广大金融消费者的接受。事情上，大部分的金融仲裁机构将金融纠纷的解决更多地寄托在法院诉讼上。例如，它们在自己的格式条款中都直接规定，如果发生纠纷应采取法院诉讼的解决方式，这也说明这些金融仲裁机构的现实作用甚微。

(4)网络和传统媒体解决机制――治标不治本

金融消费者利用微博、论坛、新闻媒体等舆论的力量保障自身的权益，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网络和传统媒体的快捷、全面、传播率高等优势也激发了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金融消费者在与金融机构发生纠纷时，在采取投诉和行政手段的同时，往往也会借助媒体的力量。媒体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金融消费者解决与金融机构的纠纷问题，但是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诱发双方更深层次的问题。

二、域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借鉴

金融消费纠纷在世界各国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应对措施，包括极具创新性的诉讼替代性纷争解决机制，以及仲裁、调解、督察员制度，这其中以英国金融督查服务(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简称FOS)最具代表性和广泛适用性。FOS在英国率先应用之后，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无论是英美法系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还是大陆法系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将金融督查服务(FOS)制度与本国或本地区金融消费实际相结合，从而塑造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模式，为中国大陆解决金融纠纷提供了丰富经验。

(1)英国模式――金融督察服务(FOS)

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金融大爆炸开始就着力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将1985年成立的证券投资委员会(SIB)改组为 金融服务管理局(FSA)，拟监管英国金融行业。在《金融服务与市场法 2000》(FSMA)中更明确了金融服务管理局统一管理英国金融业的职权。之后其成立了金融督察服务公司(FOS)， 提供替代性争议解决模式专门处理金融产品的消费者投诉;并且设立了金融服务赔偿公司(FSCS)，从而形成了金融服务业的一站式赔偿机制[5]。由此可见，当前英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主要是由金融服务管理局(FSA)领衔的金融督察服务公司(FOS)和金融服务赔偿公司(FSCS)组成。这其中以金融督察服务公司(FOS)为核心。

FOS的争议解决程序可分为两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金融机构内部解决。在金融消费纠纷发生的前八周，由消费者和金融机构通过金融机构内部解决方式自行商议。第二阶段：FOS程序。案件首先由FOS督察员受理，督察员根据实际情况和联系，通过对于书面证据的审查(而非传统的听证或质询)，公正合理地做出裁定。消费者或金融机构任何一方对裁定不服，可以申请调查员复核。调查员所做出的复核裁定为最终裁定。若此时消费者还是不服，则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消费者接受最终裁定，金融机构必须接受[6]。

由此可见，英国模式是由金融机构内部监控、类似仲裁机构的金融督察服务公司(FOS)、针对金融企业倒闭后实行赔偿的金融服务赔偿(FSCS)和司法机构这四个层面组成，既切实保障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又增强了消费者对于金融机构的信任，更推动了英国金融行业的繁荣和发展。但是，该模式在FOS程序时，督察员只进行书面审查，尽管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审查的中立和客观，但是并不能全面地了解纠纷事实，与此同时金融消费者在搜集证据资料等方面相较于金融机构有明显弱势，金融机构提交的证据也更倾向于保护自身，这样就导致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落不到实处。

综上所述，英国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值得我国借鉴的。首先，英国成立的金融督查服务机构是独立的，具有中立性;其次该机构也不同于仲裁，不需要事先的仲裁协议，消费者不服还可继续向法院起诉等[7]。

(2)日本模式――行业型金融督查服务(行业型FOS)

1996年日本开始展开了一场日本版的金融大爆炸。为了更好规范金融消费市场，日本相继出台了《金融商品销售法》(2000年)、《金融商品交易法》(2006年)以及2009年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的修正案》，这些法律的实施形成了日本金融消费的诉讼替代性纷争解决机制(简称金融 ADR)。

日本金融 ADR 制度的模式属于行业型 FOS 制度。因为不同金融行业相对应的解决机构比较多，而金融机构的业务也纷繁多样，若每项业务都与解决机构签订合同，则明显不合理。故日本规定金融机构至少须与任意一个指定纠纷解决机构签订合同即可，同时须公布签订的指定纠纷解决机构的名称。

日本版FOS制度的程序主要是投诉处理程序和纠纷解决程序(见图 2)。(1)投诉处理程序，消费者可以向指定纠纷解决机构投诉，该机构督促金融机构及时处理和解决;(2)纠纷解决程序，消费者或金融机构在发生纠纷时，可以向指定纠纷解决机构申请纠纷解决，该机构受理后成立相关的纠纷解决委员会，委员会在调查之后达成相应的一般和解案或是特殊和解案(一般和解案当事人可以自由反悔，特殊和解案有一定约束力且只适用于当事人是消费者的情况下)。

综上所述，日本的金融 ADR在借鉴英国 FOS 制度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混业经营和金融纠纷解决纳入在一个轨道上，这种创新价值更有助于构建多元化金融纠纷解决体系。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经验，分阶段地从分业经营的基础上推行行业型FOS：即我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各自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这点我国也已经完成)，分别设置金融调解制度，条件成熟后陆续开始深度吸收借鉴 FOS 制度，并逐步建立起统一的 FOS 制度，以构建完整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三、对构建我国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

不同于英国和日本成熟的金融市场体制，我国金融市场目前还处于上升发展阶段，尚属于分业经营的模式，因此照搬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上述国家在设立FOS模式之前，已经颁布了一系列金融法律保障，反观我国现有金融法律法规，金融立法多为部门规章，效力低，即缺少由人大颁布的高效力的法律，即便是金融部门规章，相应数量也较少。从这可以看出，在建立纠纷解决机制之前，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特别是金融消费领域的法律制度是很有必要的。

(1)明示金融消费者概念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颁布了《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明确了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将金融发展的重心放在了金融消费者保护这一方面，直接引发了世界各国学者对于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的讨论。我国现有的法律规章制度中，无论是刚刚修改实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证券法》、《商业银行法》等都未提及这个概念。金融消费者是有别于普通消费者的，若不在法律中明示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那么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也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笔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确定可以在《消费者保护法》的基础上进行明确，即金融消费者是为了金融消费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其权益受法律保护。

(2)确立金融纠纷解决机构性质

笔者认为，结合当前中国金融发展现状，融合国外日渐成熟的FOS模式，形成中国特色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第一，我国金融发展起步晚、速度快，从零开始形成另外一套成熟的解决模式是不现实的;第二，FOS模式不仅在英国得到了很好的起步应用，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也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FOS被证明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都是可以适用的。此外，比较美国模式，FOS的时间经验更多;第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金融市场也在向全球发达金融市场看齐，借鉴国外成熟的FOS模式，更益于我们学习西方金融市场，也易于被西方金融市场的认可。

当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下属都设立了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局，各金融行业也有相应的自律性组织，在这基础上，可以在各消费者保护局的主导下，设立不同行业的半官方性质的纠纷解决机构，各金融机构在设立登记时，应强行要求与纠纷解决机构达成强制管辖的协议，只要是受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的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产生纠纷，消费者选择通过该途径解决的，金融机构必须接受管辖。而纠纷解决机构应独立于各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消费者保护组织，即保持中立[8]。

(3)健全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框架

在金融纠纷解决的程序上，笔者认为应该分为以下三步(见图3)：

第一步，金融机构内部解决。发生纠纷后，消费者先与金融机构沟通，通过金融机构内部解决流程尝试解决问题，在一定的工作日后，金融机构没有回复消费者或者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消费者可以向解决机构申请纠纷受理，若最终裁定金融机构承担责任，则金融机构不仅要赔偿消费者，还要向解决机构缴纳罚款;若金融机构在相应的工作日内，做出回复并给出解决方案，而消费者不接受的，消费者也可以向解决机构提出申请，进入解决机构的解决程序。

第二步，纠纷解决程序。纠纷解决机构受理后，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的选择可参考现行的仲裁机构仲裁员的选择)。调查委员会通过调查案件事实、书面评议和当面询问双方当事人之后，做出审议结果。

第三步，若双方有任何一方不服审议结果，可申请复核，复核委员会只对调查委员会审议的程序、法律(规则)适用等程序性问题进行审核，不对案件事实性问题进行复核(在此参考了WTO的争端解决模式)，复核裁定为最终裁定。若消费者接受则金融机构必须接受，且审议结果有法律效力;若消费者不服，则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四、结语

通过对我国金融消费纠纷解决现状的分析，以及对英国、日本现有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方面，无论是立法还是纠纷解决机制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我国金融发展起步晚、发展快的背景。尽管相比较国外成熟的保护机制，我们的消费者保护局显得力不足道，可是进步是不能忽略的。笔者相信，随着时间发展和条件成熟，我国金融立法逐步完善，FOS模式的解决机制也会随之建立，并形成高效、便民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最终全方位地保护金融消费者，使得我国金融市场更加成熟。

注释：

(1)《银行结算办法》第一章第十条，银行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审查票据、结算凭证和有关单证。收付双方发生的经济纠纷，应由其自行处理，或向仲裁机关、人民法院申请调解或裁决。

参考文献：

[1]吴弘，徐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分析[J].东方法学，2009，(5)：13-22.

[2]叶林，郭丹.中国证券法的未来走向-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问题[J]. 河北学刊，2008，(6)：160-162.

[3]延婧婧.我国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思与探讨[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2：20-35.

[4]巫文勇.金融行业协会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兼评中国现行金融行业协会的缺陷与不足[J].上海金融，2010，(1)：47-50.

[5]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国外及港台地区投资者赔偿制度研究[N].证券时报，2001-09-13.

[6]刑会强.处理金融消费纠纷的新思路[J].现代法学，2009，(9)： 4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