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文化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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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文化;困境;出路

中国法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品格，这就是它的移植性，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概念分析工具、分析框架、理论模式，大体上都是从西方移植进来的。

正是这样一种基本的品格，决定了中国法学和中国社会科学不太可能向纵深发展，而只能在一个平面上展开。20世纪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是沿着近代西法东渐，从而引起中国法的自觉反思而兴起的。[1]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法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主张普遍性的同时，对普遍性本身进行反思和检讨，这就要求我们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关系问题加以重新思考。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中国法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有了向纵深推进的机会。当然这个机会并不等于现实，它要成为现实还要取决于我们对这个机会的认识和把握本身，更取决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否对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反思。

1．法学文化品位提高

中国进入世界结构是1978年以后的事，准确地说，是在进入WTO以后的事情，进入这一世界结构的代价，是遵守既有的游戏规则，但是这个代价，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使我们获得了参与修订或者参与重构世界游戏规则的资格。在1840年以后，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危机，中国的学术人开始思考，他们思考了一切问题，但是唯独一个问题没有思考，那就是对思想根据本身的思考。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要建立文化的中国，就是要努力建构中国的文化身份和认同的标准。

法学文化品位的提高决不应该是单纯的文化装饰，而是源于法律现象研究的需要。法学家的文化品位“首先是指法学家不应该成为只精通法学或一门法学学科的专家。法学家必须博才多学，能够并且善于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丰富研究的领域和内容，扩大研究的视野。与此相关，法学家的思维起点要高，法学家关于法学问题的思维，不能只满足于从法学到法学的线性思维方式。[2]”法学文化不仅是活动的结果，它还是活动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精神法学文化被看作思维方式及行为的规范和标准。[3]可见，提高法学家的理论素养作为深化法学研究的前提。法学家文化品位的提高，其目的是从宏观上整体上把握法学。

2.相关研究的基本限定

第一个限定是，我所讲的中国法学，是指1978年至今，这30年当中的中国法学的发展，在这30年当中，中国法学通过中国法律人的共同努力和贡献取得的成果.。因此我把这30年称作为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论这个时代多么伟大，都不构成我们停止思想的理由，更不构成我们停止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反思和批评的理由[4]。

第二点限定是，“法律只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5]我所讲的中国法学是说在这30年中，占支配地位的一些法学思潮，我把它称之为四个基本的理论模式。第一个理论模式，主张权利本位，反对义务本位的权利本位观；第二种理论模式，指强调根据法条出发进行思考，对法条本身加以注视的法条主义理论模式；第三个理论模式，是认为法律是多元的，但是必须最后要通过国家一元的方式的本土资源论；第四种理论模式认为，中国法律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文化问题，需要用西方现代的文化来替代中国的文化，以求得中国法律发展。

3.法学的无尽的标准之争

通过对“民法”之争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认识到当前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中存在的冲突及困境。传统中国的“礼”及散布于民间的风俗、习惯在实际的功用中与现代的民法大致相当，它们虽然没有通过国家的正式成文颁布，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可以被当作民法来看待。标准的争论很难有什么明确的结果，这也就造成了法律文化研究中形式上的自圆其说以及实质上的进程停滞。研究的僵持表明双方的论证都是有说服力的，但双方的说服力又恰恰暗示出了对方的缺陷所在。当前的法律文化研究虽然整体上是分为两派，并且表面上也有着针锋相对的冲突，但在其背后又隐含着大家均不满足我们处于劣势，均相信传统中国在调整民事关系方面蕴含着博大的智慧，但又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僵持的困境。

4.可能的出路：深入的民间法考察

在这一僵持着的困境中，大家耗费了大量精力来重复论证自身话语体系的合理性，却忽视了将此问题深入研究下去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学界以“民间法”这一范畴为载体对传统中国民事习惯的研究已是收获颇丰，山东大学谢晖、陈金钊教授主持的《民间法》出到第五卷，其中就有很多关于传统中国民事习惯的具体研究。另外，黄宗智教授、田成有教授、赵旭东教授及一些日本学者对此问题也广有探讨。这些研究很少有对于民事习惯的定性，相反大部分都是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深入考察。由于定性涉及到参照标准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可能会是“永无止境”的，并且会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我们不妨暂时放弃标准的争论，转而进行一些具体的深入考察，具体到“民法”之争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暂时不考虑非官方的“礼”及民事习惯是否为“民法”，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们放到历史的社会中深入地、具体地考察。笔者相信，等到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充分认识到传统中国民事习惯所蕴含着的博大智慧，至于给“它”定性什么，可能就不再是一个问题，这种做法可能要比空洞的搞一些标准争论明智的多，同时，我们的法律文化研究也会因此更加的真实有物，更富于生命力。最后，中国不仅需要研究西方和中国先哲的知识，更要立足于当下的中国，对中国在世界结构中的命运，进行认真的思考[6]。这是每个法律学人的使命，是每个中国学术人的使命，更是每个中国人的使命。■

【参考文献】

［1］黄震.20世纪的《周易》法律文化研究――以中国法学文献为中心的实证考察.

［2］葛洪义.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与法律现象研究――答尹伊君先生.

［3］王哲.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

［4］邓正来.中国法学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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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文化 专项法 政策 非市场化 弹性政策

一、引言

民间文化来源于社会的基层，是各民族历史和智慧的精华，我国历史悠久、民族多样、地域不同造就的中华民间文化浩瀚精深，是中华之珍宝。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言，“中国民间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随着“文化产业”这个新兴市场机会的出现，各种保护典籍文化的措施相继出台，民间文化的保护也各有举措，可是缺乏法律和系统政策的引导管理，缺乏交流甚至流于形式，怎样保护，需要认真研究。

二、中华民间文化的发展与现状

（一）民间文化及特征

民间文化是由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通俗文化。她是来自社会内部底层的、由平民自发创造的文化。凝结族了民族的精神思想传统、民族的情感与个性，具有农业社会生活的背景、保留了较多传统色彩。包含了民俗、民间文学（谚语、歌谣与故事传说）和民间艺术，表现为物质和非物质。其特征在于：（1）主体的不特定性；即无明确的作者，是群体智慧的反映。（2）文化特色鲜明；即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历史结合，如“花儿”、剪纸，等反映北方民族的生活，各地的民居建筑也是一种体现。（3）形式通俗；创作大众化通俗易接受。（4）传承方式的特殊性；口传身授家族式传播是其传承的主要方式。

（二）民间文化发展的现状与原因

集民族个性，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于一体，存在于民间乡间的民间文化曾枝繁叶茂，现在却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萧索，民俗民歌民间艺术民间建筑等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圣诞节”、“口水歌”、工厂流水线的艺术品和统一规划的欧式建筑民居等等。

首先，传承方式的缺陷性所致。民间文化大多靠言传身授代代相传，这种传播方式相当脆弱。一旦没有传承人（有的地方的习俗传男不传女，如北方的一些民间工艺方面）就面临人亡艺绝的境地。而法律和政策上没有相应完善的保护和激励措施。

其次，民间文化的根基逐渐薄弱。所谓民间文化，是起源和发展于民间人民，大多和农业紧密联系的，尤其是一些民俗和民间文学是人们劳作的一种抒情和总结。而现代农业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是机械化、工业化的生产，节奏加快使民间文化传播的时间受到限制；二是大量农业人口的转化，如失地农民、民工等与自然耕作的联系不再紧密，频繁接触城市，受到城市化流行化元素的冲击，价值观发生变化使民间文化的传承氛围改变，其根基逐渐薄弱。

再次，外来文化渗透的压力。随着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元素，如西方的一些节日、文化外交。既要维护自己的文化特性又要保持文化多样性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如韩国文化基本上影响我国三代人，少年中“哈韩族”，青年对韩国生活方式的模仿、青中老年阶层对韩国电视剧的热衷。无疑的，韩国、美国等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打入其他国家市场，种种文化渗透的压力使得我国文化的空间被缩小，而民间文化面临的是被淡忘被融合被抹去。

最后，过分市场化、产业化的负面影响。美国的好莱坞，韩国的电视剧等是其文化产业化商品化成功的典范，在经济利益和文化保护、传播上达到了一箭双雕。“文化产业”的出现，出现文化保护的误区，即将自己的文化产业化和市场化。民间文化其实质就是“精”、“粹”。如一些民间工艺是“独一门”手工特色制作，如果实施产业化，以销售额来衡量其价值，大规模流水线制造出售，会出现粗制滥造，假冒伪劣，反而出现了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将真正的精华淹没。

三、国外对文化的法律与政策

英国1993年以《创造性的未来》为题以官方文件的方式颁布的国家文化政策成为发达国家文化法律和政策的依据。美国以“一向因循”的文化政策促进文化的自然形成；法国加大政府对文化发展的扶持和保护；芬兰则在文化政策中强调市场化。德国在财政等方面为文化发展开绿灯。这些国的文化政策均采取相当积极的态度，纵向领导横向结合，为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法律空间和政策保障机制。

四、对我国民间文化发展的法律与政策保障机制的建议

（一）法律保障机制

法律与宗教、道德、伦理、习惯等都是社会行为规范，而法律执行上在于强制性。应充分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保护民间文化的生存发展。我国对保护文化的法律手段上存在一些如缺乏独立性和针对性等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和健全民间文化生存发展的法律手段。

1.专项法的牵制为民间文化保障生存的空间

目前也有文化保护的法律，但是针对的是文化整体，文化立法侧重于文物、场所、产品的交换与流通等方面，民间文化方面非常薄弱，所以，建议先从整体上制定文化法统领文化整体的发展，后具体推进，制定专项民间文化法规，保障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

2.立法目的和宗旨要非产业化非市场化

很多学者或专家一直呼吁文化立法要使文化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民间文化不能完全产业化和商品化，而且目前民间文化已经处于生存问题的界面，所以不能以市场导向化来制定民间文化的法律支撑，民间文化法宗旨和目的应当是其文化社会价值。

3.民间文化法的独立性和系统性

现有的文化法规渊源多体现在宪法和民法等部门法中，缺乏独立性和系统性，所以民间文化的部门法为生存发展提供独立系统的法律支撑。

4.法律法规、条例和指南的结合

现有的文化法有文物保护、著作权、出版等规定，但民间文化本身来自于民间、各民族、不同地区，所以在法律适用上缺乏灵活性，民间文化立法需要灵活，完善体系，法律法规、条例和指南的结合?能增强适用性。

5.构建文化法律执法的系统

要将立法这种应然状态转变为实然，要将已有的或者即将有的政策法规贯彻落实最终体现在执法上，而我国在文化法律的执法和监督方面的措施比较薄弱甚至空白，要构建文化法规和政策的执法和监督检查系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政策保障机制

1.注重对民间文化的政策效应的评价

关于文化保护的政策已相应产生，但是政策效应不仅包括经济效应，也包括社会效应。所以民间文化的政策效应应当以社会效应为主，并非是把某几个有名望的艺人保护起来就实现了民间文化的保护，要重视全面真实的保护，并且重新定位认识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2.弹性政策的发挥

运用宏观政策的调控和微观政策的规制手段，扩大对民间文化保护的政策覆盖范围，随时根据具体地区的具体情况调整，消除法律与政策领域的空白，能从国家的主导和地方的配合充分调动，有效的建立保护民间文化的机制。

3.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和个人的申报结合制度

因为文化是国家的精神支柱，绝不能让民间文化随市场随波逐流，纯产业化和纯市场化。国家政策管理主导监控，降低普查误差结合个人申报制度。

4.经济政策的支持

虽然已经启动相应的经济对部分民间文化项目的研究和保护，但是对资金来源和流向监控上需要完善，保证“好钢用在刀刃上”。

（1）财政方面，从中央每年拨一定的款，地方每年也应当建立对民间文化保护的预算，设立“专项基金”，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资助民间文化活动、保护和培养、而且要发掘民间艺人，来扶植民间文化的生存与发展。

（2）税收方面，通过制定减免税政策鼓励企业为民间文化发展提供帮助，一些能进行产业化的民间文化项目进行税收优惠，不能进行产业化，而需要手工或者小作坊式加工的则免税，并且基于其性质如果盈利则减免税，如果为培养后人则进行补贴，对支持民间文化事业的企业税收优惠。

（3）补贴方面，对一些民间文化组织协会进行补贴，建立民间艺人档案并且进行补贴，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民间艺人，保证其生活和对民间文化继续发展创作的经济条件。

（4）激励和交流政策的完善。民间文化的保护单靠政府力不从心，所以要结合地方政府，民间组织乃至公众，所以国家要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激励，首先，对民间文化传播者的保护和培养，苏联文学家高尔基曾指出:“一个民间艺人的逝世，相当于一座小型博物馆的毁灭。要保证民间文化的持续性发展，就要保护培养传播者。其次，重视研究民间文化的科研和创新；最后，教育价值观引导，在学校教育以及公众效应中宣传民间文化，让公民尤其是青少年了解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和民间文化，感受中华文化的底蕴，加深了解并且保护其发展。各地已经开始保护并且有些地区有成熟的经验，搭建交流平台，鼓励艺人的交流和保护者的交流，为民间文化的发展扩大空间也为保护提高经验。

五、结语

民间文化的脚步沉重而缓慢，当前各地不仅要保护，而且要加强交流，避免流于形式，这些都需要政策法律的引导管理，不要让民间文化在市场经济中遍体鳞伤，因为文化产业化并非民间文化的出路，民间文化其文化和社会价值是无价的，这种无价的珍宝需要更多的关注，更好的传承。

参考文献

[1]乐后圣.21Century黄金产业—文化产业经济浪潮[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

[2]杨丽媪.民间艺术的困境与出路.观察与思考，2000.

[3]谌强.文化法规护航.光明日报，2007.

[4]叶祝弟.文化产业该往何处去解放日报，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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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的长期影响将给文创产业带来颠覆性的革命

火爆的比特币把沉寂多年的区块链技术推到了普通大众的面前，不管是否加入挖矿或炒币大军，亦或是对这种虚拟代币价值艳羡不已的吃瓜群众，或是持冷眼旁观的专业人士，大家关注的主要焦点还是比特币。

显然金融是区块链技术最早，也是应用得相对成熟的领域。这与区块链技术天然就是账本的特性直接相关。然而这远远未挖掘出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平台技术、数据库技术的优势以及充分利用此种技术优势在各个领域和场景下应用的可能性。也即区块链的短期价值被高估，而长期影响却被低估（何宝宏博士语）。

如今，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而互联网技术当中还在不断涌现出各种让人应接不暇的新技术。在这些新技术当中，作为底层技术的区块链将发挥最长远最广泛的影响。

技术篇：

认识区块链技术

（一）区块链技术是什么

区块链最早由密码学家“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于2008年提出，目前行业公认的区块链定义是：

区块链是一种按照时间顺序，将数据区块以链条的方式组合成特定数据结构，并以密码学方式保证的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的去中心化共享账本，能够安全存储简单的、有先后关系的、能在系统内验证的数据。

区块链本质上就是一个账本，可以让互不信任的人，在没有权威中间机构的介入下，充分信任对方来进行信息与价值互换。

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储存、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应用模式。

（二）区块链技术为什么会有如此长远而广泛的影响

区块链技术具有以下六大特征，正是这六大技术特征使得区块链具备了革命性颠覆性技术的特质：

去中心化：由于使用分布式核算和存储技术，不存在中心化的硬件或管理机构，任意节点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均等的，系统中的数据块由整个系统中具有维护功能的节点来共同维护。任一节点停止工作都不会影响系统整体的运作。

开放性：系统是开放的，除了交易各方的私有信息被加密外，区块链的数据对所有人公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公开的接口查询区块链数据和开发相关应用。

自治性：区块链采用基于协商一致的规范和协议，使得整个系统中的所有节点能够在去信任的环境里自由安全地交换数据，使得对“人”的信任改成了对机器和技术的信任。

匿名性：由于节点之间的交换遵循固定的算法，其数据交互无需以信任为背书，因此交易对手无须公开身份。

可编程：分布式账本的数字性质意味着区块链交易可以关联到计算逻辑，并且本质上是可编程的。因此，用户可以设置自动触发节点之间交易的算法和规则。

可追溯：区块链通过区块数据结构存储了创世区块后的所有历史数据，区块链上的任一一条数据皆可通过链式结构追溯其本源。

区块链的信息通过共识并添加至区块链后，就被所有节点共同记录，并通过密码学保证前后互相关联，篡改的难度与成本非常高。

深刻地理解区块链技术这六大特征，可以更好地在文创产业中挖掘区块链技术应用的价值。

价值篇：

区块链技术在文创产业发展中的价值

技术是解决法律问题的重要路径。

互联网领域中，技术可以高效解决某些传统法律问题；对于法律无法及时作出回应的新业态，技术就是产业规范，是法律的重要补充。

（一）盗版是文创产业的致命伤

文创产业包括了影视、文学、动漫、音乐、视频、游戏等以及其相关的数字形式，涉及内容的生产、复制、流通和传播等主要环节。

在“互联网＋”时代，文创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遇到了不少挑战。互联网的网络效应、快速传输、低成本性，加上各种盗版技术的层出不穷，使文创产业面临着盗版猖獗的挑战。

网络盗版给文创产业带来了的巨大经济损失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网络盗版直接带来的是诸如工作流失、版权价值缩水、损失大量优秀作品的负面影响；其次，由于网络盗版内容的低俗，加上虚假广告、木马病毒、作品质量低下等特点，劣质内容也给用户体验带来极坏的体验，影响消费者对正版作品的感受，造成版权市场的恶性循环。

原本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IP本应成为文创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要素。但当下互联网产业生态圈里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依然严重，网络著作权官司纠纷频发，原创盗版遍地、举证困难、维权成本过高等问题成为文创产业的尖锐痛点。

此外，对速发展的互联网产业，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滞后性，一些新型业态无法获得著作权法权利体系下的保护，在转而寻求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同时，却存在评价标准不一的不确定性。

网络盗版如同溃堤之蚁，可以撼动整个文创产业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在传统的法律法规政策、司法保护、行政执法、行业自律以及企业内部规制之外，前沿技术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给文创产业的痛点带来了新的解决思路。

（二）区块链提供的解决思路和价值

规范和技术是解决法律问题的两种进路，当法律事后规制的成本较高时，区块链技术提供了更低成本更有效率的进路。

对于目前文创产业存在的各种法律问题，例如新型的盗版模式使得盗版行为更加分散化、隐蔽化，打击难度更大；网络盗版各环节更加细分，责任认定难度更大；用户的正版化意识未能与正版化进程一起提高等问题，区块链技术也许可以提供一种更低成本更有效率的解决思路。

使用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时间戳、哈希算法对作品进行确权，证明一段文字、视频、音频等存在性、真实性和唯一性。

一旦在区块链上被确权，作品的后续交易都会被实时记录，文创产业的全生命周期可追溯、可追踪，这为IP权利证明、司法取证等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技术保障和可信度很强的证据。

具体而言，首先，IP是文化娱乐创意的核心，利用区块链技术，能将文创产业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整合、加速流通，缩短价值创造周期，实现IP的价值转移，并保证转移过程的可审计、可信度和透明度。

其次，基于区块链的政策监管、行业自律和民间个人等多层次的信任共识与激励机制，同时通过安全验证节点、平行传播节点、交易市场节点、消费终端制造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文创行业的存储与计算能力，有助于文创产业全面进入数字化内容生产及传播时代。

另外，文创产业的盗版问题也可以通过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途径来解决。可以不断加强权利持有人与标准组织和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等主要行为者之间的合作，以促进可追踪性技术的传播，并支持区块链等新追溯和认证系统的出现。

通过记录资产、交易和参与者，这种共享数字分类账本提供了关于IP来源和历史流转的信息，使IP更容易地被追踪和认证。

因此如何使用区块链技术来加强供应链的透明度并更好地保护IP是文创产业可以重点考虑的问题。

区块链技术不仅在抑制盗版方面有突出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区块链技术的价值可以贯穿文创产业的全产业链。

应用篇：

区块链在文创产业的应用及落地场景

（一）区块链技术贯穿文创产业的全产业链

区块链在文创产业的应用主要围绕着四个领域展开的：区块链＋内容生产，区块链＋内容流通，区块链＋内容交易，区块链＋内容维权。

区块链＋内容生产：利用区块链技术对共同创作作品数据的追踪、确认和审计，有效地减少共享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实现基于区块链的创意产业的生产、交易、投资平台。创造一个人人可以创作、交易、传播、消费、众筹的信息共享和价值交换的平台。

区块链＋内容流通：基于区块链特性和虚拟市场规则，使得消费者能够参与内容创作、生产、传播、众筹和消费的全流程，而不需要依靠第三方平台的信用背书。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价值传输特点，内容产业可以在版权交易和游戏道具场景交易平台上发行、交易数字资产（类似于token）。基于不可篡改、分布式的特点，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之上的版权和游戏道具交易不仅能促进交易的安全、透明，融合现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能对游戏和版权市场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区块链＋内容交易：利用区块链技术，使音乐、电影、文字作品等内容产业数据的生产、传播、许可、交易等过程公开化和透明化，跨过出版商和发行商，创作者可以直接在区块链平台上发表、推广或交易作品，直接获得报酬。

利用区块链技术，添加信任的确权节点，进行IP及其相关权利的交易，以及权益分配等功能，可解决交易不透明、内容不公开等问题。

区块链＋内容维权：利用区块链分布式数据存储、加密算法等技术对交易数据共识签名后上链，不仅可以进行一般的文件存储，而且可以通过实时保全的数据通过智能合约形成证据链，满足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促进证据及审判的标准化。

（二）区块链技术在文创产业的落地场景

1、内容生产—共创平台语戏app

语戏app是基于亚流行文化社群“语言 Cos”而创建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app，主要解决的是许多作者共同创作的文字 Cosplay 一段情节、故事的知识产权问题。

创作模式是在语戏这个app中，创作者共同创建、整理、cosplay、存放、沉淀、考核某个剧本或故事，最后汇总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作品。

最后这些作品独家授权给平台，语戏平台卖给影视、文化公司后将收益按区块链记录中每个人的贡献分配给各个共同创作者。

区块链技术解决的问题是：取代了依托于旧的QQ群及贴吧的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人为处理成本，区块链平台基于算法直接统计每个人在每部戏中贡献的内容占全作品的比例，而且平台的不可更改性更能保护共同创作者的利益。

2、内容流通—版权流通平台Primas项目

Primas项目致力于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在数字版权领域，打造国内首个在版权领域商业化落地的区块链产品。希望从根本上颠覆洗稿的游戏规则，重新书写媒体传播的法则。

Primas的运行模式是建立完整的DNA体系和溯源机制，其核心是内容数字指纹识别，通过密码学与区块链技术，将创作者认证的作品及认证时间、作者信息、可信时间戳共同加密，生成一段唯一的八位码，这样不管之后内容“流窜”到哪个地方，都有根源可以追寻。

区块链技术解决的主要是类似于版权登记和公示的问题，不再需要中心化数据库下的检索比对，只需直接溯源就能确定权利人的最终版权，但是可能会涉及到盗版确权的问题。

3、内容交易—版权交易平台Cfun项目

Cfun平台是基于全球公有链量子链开发的一个去中心化的应用(DApp)，用来记录作者的作品，同时获取用户行为数据，意在建立一个全球的协同创作生态，同时促进IP的全球实时交易。

运行模式主要是通过区块链技术，第一层是多个内容创作者共同创作作品，将内容卖给最终的IP买家。第二层是将包括作者信息和粉丝行为数据等所有的创作日志记录在区块链上，以便对数据进行追踪、确认和审计。

最后通过使用准确的用户行为数据，CFun计划利用算法将IP和买家相匹配，通过智能合约计算每个内容创作者在每笔IP交易中的贡献，以实现IP的自动交易。

区块链技术解决的问题是保障版权交易过程中的确权、共创版权人的版权收益分配等问题，并保证版权交易和游戏道具场景交易更安全。

4、内容维权—电子存证平台“仲裁链”项目

“仲裁链”是由微众银行联合广州仲裁委、杭州亦笔科技三方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是基于FISCO BCOS的区块链底层平台，在司法领域的真正落地，并于2018年2月制作了首份区块链裁决书而完成价值验证。

运行模式是当某项业务发生时，用户的身份验证结果和业务操作证据的HASH均记录到区块链。当需要仲裁时，后台人员只需点击一个按键，相应的证据便会传输至仲裁机构的仲裁平台上。

仲裁机构收到数据后与区块链节点存储数据进行校验，确认证据真实、合法有效后，依据网络仲裁规则依法裁决并出具仲裁裁决书。

区块链解决的问题是基于区块链多中心化、防篡改、可信任特征，利用分布式数据存储、加密算法等技术对交易数据共识签名后上链，实时保全的数据通过智能合约形成证据链，满足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实现证据及审判的标准化，让“仲裁链”充当“第三方电子数据存证平台”。

从以上四个具体项目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是贯穿到文创产业的全产业链中，在落地时并不会有明显的环节割裂开来。

事实上，在具体落地项目中，业界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创新和尝试。如腾讯已经推出首款区块链游戏化应用《一起来捉妖》，真正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游戏中的功能落地，炫酷又好玩，取得了较好的反响。

监管篇：

区块链文创产业的监管模式

对区块链的监管将因公有链、联盟链、私有链而有所不同

文创产业涉及到内容的生产及传播，因此一直是政府监管的重点。虽然区块链技术并未广泛应用到文创产业当中，但监管也是日后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和需求，区块链技术演化出了三种应用模式，即公有链(Public blockchain)、联盟链 (Consortium blockchain) 和私有链 (Private blockchain)。因此对区块链的监管也围绕着这三个应用模式来实行。

公有链是完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分布式系统的任何节点均可参与链上数据的读写、验证和共识过程，并根据其相应的共识机制获得相应的经济激励。

由于公有链的各个节点可以自由加入和退出网络，并参加链上数据的读写，运行时以扁平的拓扑结构互联互通，网络中不存在任何中心化的服务端节点。

因此，公有链的特点是保护用户免受开发者的影响、所有数据默认公开，交易速度较低。比特币是公共链的典型代表。考虑到完全开放性和去中心化带来的传销或者其他犯罪的风险，目前对该应用模式的严格监管有其必要性。

联盟链是部分去中心化（或称多中心化）的区块链，适用于多个实体构成的组织或联盟，其共识过程受到一定规则的控制。

系统内交易确认的节点一般也是事先所设定，并通过共识机制确认。取决于联盟链内部的信任程度和相关需求程度，虚拟数字货币可以选择匿名或非匿名。

联盟链的各个节点通常有与之对应的实体机构组织，通过授权后才能加入或退出。各机构组织组成利益相关的联盟，共同维护区块链的运转。联盟链的特点是低成本运行和维护、高交易速度及良好的扩展性、可更好地保护隐私。对于文创产业的流通、交易和维权也有很大应用。

在监管方面，由于联盟链容易进行控制权限设定，拥有更高的应用可扩展性，可以考虑目前对于行业协会的监管模式，根据涉及领域的不同，可以采取事先许可或事后备案的监管模式。

私有链是完全中心化的区块链，但具有分布式特点。中心控制者指定可以参与和进行交易验证成员的范围。

对于私有链内的成员，系统不需虚拟货币提供奖励。私有链适用于特定机构的内部数据管理与审计等，如版权局的版权登记数据等，其写入权限由中心机构控制，而读取权限可视需求有选择性地对外开放。

私有链的特点是交易速度非常快、给隐私更好的保障、交易成本大幅降低甚至为零。由于私有链的各个节点的写入权限收归内部控制，而读取权限可视需求有选择性地对外开放。

因此，对于私有链的监管或许可以考虑接入API接口，考虑到私有链的封闭性，政府对这块的监管压力会很大。

结论

区块链技术可实现文创产业全生命周期管理

利用区块链技术，将文创产业链条中的各环节加以整合、加速流通，可以有效缩短价值创造周期。通过区块链技术，对作品进行确权，保证了知识产权等权属的真实、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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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产业；基本规律；发展模式

产业是国民经济的载体，文化产业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属于文化经济学的概念。文化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只有能够作为商品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的产业形态文化才能经营运作。“作为产业形态的文化是哪些有偿供给型的文化产品，即文化产业部门向社会和消费者提供的，人们必须经过购买才能得到的文化商品或文化服务。” [1]文化产业通过生产文化商品或提供文化服务的方式直接参与到国民经济的运行之中，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模式。

1 文化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文化产业是指生产文化产品或提供文化服务以满足社会精神文化需要的行业门类的总称。”[2]把文化产品和服务作为商品，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文化产业发展首先应该遵循“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个商品生产的普遍规律。文化消费市场与文化供给能力，文化资源配置、投资、价格、成本、回报率等都要遵循价值规律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受其调节。与此同时，文化产业以满足人们的思想精神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把文化价值资源转变为社会经济效益的产业。文化产业发展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性，既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又要遵循社会价值规律。文化产品具有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的双重属性，文化产品是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辩证统一，其生产经营活动同时具有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文化产品是人类精神智力创造的物化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具有经济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恿和基础。文化产品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从教化、益智、认识、审美、伦理、凝聚与传承等方面发挥着文化社会价值，社会价值的标准与国家意志密切相连并传播着价值观念。文化产业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文化产业由政府宏观调控与指导的规律性，以及文化消费与社会经济增长相适应，与社会成员的文化水平相适应，与社会的文化氛围、价值取向和制度相关联的规律。

2 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

文化产业的基本规律是驾驭文化产业这辆车的操作规程，掌握这个操作规程要厘清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文化产业发展有市场、文化资源、人力资源、资本、科技、管理、政策等七大核心要素。七大要素在文化产业不同领域的实践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

1.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市场是文化产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人们的文化需求和市场的文化支付能力，构成文化产业的供给侧。社会的物质生活是文化活动的基础，人们只有先满足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生存需要，才能谈得上精神文化生活上消费。如，以旅游文化产业为主导的丽江文化产业市场，联结着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产、供、销，丽江的文化产业发展直接依托于旅游市场，文化与旅游无缝对接，形成了良好的文化产业链，在旅游演艺产业中实现了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和长期的盈利效果。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均GDP、城镇化率和服务业三组数据所占GDP比重跨入临界点，文化消费市场将成为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文化产业发展将成为增速最快、潜力最大的中坚力量。

2.资本主导型发展模式。资本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这里所说的资本采用的是狭义的概念，即资金，与其他要素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流动性、增值性和倾向性，通过投融资，资本从各个领域进入到文化产品生产和文化服务领域，再进入到文化产业的流通领域。“如此不断循环往复，完成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实现资本的增值和利润最大化。”[3]随着文化产业竞争日趋激烈，资本更倾向于流向具有创新创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业。

3.文化资源主导型发展模式。文化资源包括历史的和现代的文化资源，有形的物质文化资源和无形的精神文化资源，以及可再生性的和不可再生性的文化资源，等等。文化产业具有文化与商品双重属性，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越来越凸显。有的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是资源加技术，通过‘审美’实现经济事实。”“审美”即打动人心，吸引公众，这是文化产业的本质规定性。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基础，文化特色、保持状态、知名度、独特性、稀缺性等形成文化魅力和文化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蕴藏着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如：丽江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围绕建设世界文化名市，根据打造“丽江文化硅谷”的目标，坚持以“自然为本，特色为根，文化为魂，市场导向”的方针，打造的“文化演艺、文化旅游、文化传承”三大文化产业，是文化资源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成功案例。

4.人才主导型发展模式。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为内涵、创意为核心的智力与技术密集的产业，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源“突出地表现为智力性、能动性、资本性、高增值性、再生性。”[4]通过创意与开发使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创意人才、创作人才、制作人才、策划人才、生产人才、管理人才、营销人才、传播人才、金融人才、法律人才等都是文化产业最重要的第一资源。

5.科技主导型发展模式。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科技、广播电视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互联网给文化产业带来的不仅表现为业务类型、市场范围、传播媒介等产业特征的创新，更关键的是互联网改变了文化产业的思维模式。要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必须加强文化产业的科技实力，加强文化产业的科技创新，要加强文化产业与相关科技产业的有效对接，彼此发挥各自的优势，促进二者的更高效发展。

6.政策主导型发展模式。国家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扶持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是文化市场，国家通过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市场准入制、文化投融资机制等改革，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从丽江演艺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看，丽江文化的发展速度和产值与文化体制改革，以及与改革配套出台的鼓励政策有密切有关，过去的丽江演艺产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红利”，随着文化产业回归文化市场，随着产业支持性政策向市场建设性政策的转变，随着“特惠性政策”转向“普惠性政策”，将来的丽江的文化旅游产业必将从政府转向市场，发展速度下降，文化产业将会回归到“常态化”的发展速度。

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分析文化产业的主导发展要素得来的，文化产业还可以根据品牌、版权、服务、产业链等要素形成不同的文化产业商业模式。文化市场竞争激烈，但商业模式始终是企业的立足之本，文化产业从业者需要洞悉市场变化，从文化产业新的发展趋势分析思考企业的发展战略，最终将文化产业企业的发展战略与文化消费市场需求相结合，营造具有特色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商业模式。

参考文献

[1]孙安民.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4月.

[2]孙安民.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4月.

[3]蔡尚伟，车南林.文化产业精要读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

[4]高书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状况和主要特征[J].经济与管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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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保护性开发

本研究受吉林省旅游文化研究中心科研项目（[2013]L201307）资助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9月30日

人类文明突飞猛进，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旅游活动进入大众化阶段，各国都将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和创汇来源。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精髓的世界遗产地，自然在这种旅游发展大潮之中成为各国发展旅游的“金字招牌”，也成为世界各地旅游者的首选目标，遗产与旅游就此结下不解之缘。

一、遗产旅游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旅游的不断发展、旅游者的不断成熟，人们对旅游产品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以文物古迹资源作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遗产旅游越来越受到旅游者的青睐，遗产旅游不断升温，并在整个旅游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美国旅游协会的市场营销调研显示，在美国6，500多万成年人于1996年游览了艺术与历史景点或参加了艺术及历史有关的活动，总计高达8，600万人次；英国国家旅游局1995年调研报告称，每年游览英国旅游景区景点的游客中有20%是去参观历史景点的，大约为6，700万人次。又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该州的旅游大约有20%为遗产旅游，据估计，遗产旅游这在1997年为该州的经济贡献了将近55亿美元，其中包括遗产旅游从业人员的收入13.4亿美元、大约7万份工作以及6.17亿美元的税收。

文化遗产地与旅游的结缘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综观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无一例外地发展着旅游业。世界遗产，如美国《地理杂志》所描述，是“全球最珍贵的地方”和“最好中的最好”。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及文化遗存中的佼佼者，在旅游业大发展的今天，发挥着其时代的使命，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欣赏它、了解它、传承它。

二、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分析

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及文化遗存中有突出价值的代表，根据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念及其评定标准分析其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价值。世界文化遗产与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它们具有记录历史、展现历史风貌的价值。如山西平遥古城，历经沧桑、几经变迁，成为国内现存最完整的一座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县城的原形，迄今为止，古城的城墙、街道、民居、店铺、庙宇等建筑仍然基本完好，原来的形式和格局大体未动，它们同属于平遥古城现存历史文物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了解明清时期该地区历史风貌及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孔庙是中国现存规模仅次于故宫的古建筑群，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祠庙建筑的典范，庙内保存大量历代塑像、绘画和石刻，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

（二）科研价值。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与自然的一种伟大创造，这些宝贵的遗产资源不仅为人们研究人文科学提供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而且为人们研究自然历史变迁和人类自身发展演化规律提供珍贵的资料。例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为中国古人类及其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人类进化理论提供了有力实证。又如，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其建于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战国时期秦国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迄今年代最久、唯一保存并仍在使用的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今天仍发挥着其巨大的作用，这一工程对于研究古代科技发展状况有重大科研价值。

（三）教育价值。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骄傲，它承载着一定的历史及文化，并对增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自信心、凝聚力具有极其突出的作用，同时其普遍价值也是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世界文化遗产也因此可成为人们进行科普宣传、提高人文精神的教育基地。如曲阜孔庙、孔林、孔府世界文化遗产，其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典范――儒家思想，它使中华儿女产生认同感，同时也会使国际友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四）艺术价值。《世界遗产公约》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定义中反复强调的价值之一便是艺术价值。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人类物质需求满足后对美的追求，代表着人类的一种进步。世界文化遗产中众多项目都是人类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敦煌莫高窟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位于广东省开平市的开平雕楼则是中国乡土建筑的一种特殊类型，是一种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

正是具备了以上这些价值，世界文化遗产才成为了被世界所珍视的项目，一项文化遗产一旦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价值不仅仅属于当地社区，属于国家，还属于全世界全人类，作为不可再生的社会公共资源，它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这些都决定了自始至终我们都必须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三、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旅游业一直被称作“无烟产业”，“非耗竭性消费”，“投资少、见效快、高产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旅游业发展至今，随着旅游者的需求不断提升，旅游开发的范围、尺度不断拓宽，在人们享受旅游所带来的丰厚经济利润的同时，不当的以及过度的旅游开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露出来。

（一）商业化严重。目前，我国遗产旅游的开发过多地和经济价值联系在一起，而文化遗产本身多具有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往往被边缘化，这便造成了遗产严重商业化的不良发展趋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2000年认为丽江古城“商业氛围和旅行氛围过于强烈，侵蚀了传统文化，随着旅游和现代文化的出现，传统建筑的形式、节庆、礼仪、语言、服饰、信仰、传统手工艺以及民间艺术正在消亡和改变，导致古城面临文化危机。2002年丽江古城有69.66%的门面目标顾客是旅游者，19.92%的门面面向游客和居民，仅有10.42%面向当地居民，比例近7∶2∶1。2000年周庄古镇内66.17%的门面顾客群体是旅游者，17.99%的门面顾客群体为旅游者和居民，而面向当地居民的门面仅占7.28%，三者比例为9.2∶2.5∶1。又如，我国境内唯一遗存的母系氏族社会泸沽湖，曾有一时，因旅游业的发展，湖畔建造过录像厅、歌舞厅等现代化实足的设施，结果并未叫好，后又被拆除，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事实上，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是它的广义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在旅游开发中应兼顾文化遗产的多种价值。

（二）文化遗产景观破坏。景观破坏主要是破坏性建筑造成的，包括在景区内及景区周围建设大量的人造景观以及与景区环境氛围不协调的建筑，如在景区建设大量的宾馆、餐厅、商店等，以及在景区周围建一些高大的现代化商业建筑。文化遗产往往体现着一定时期的历史风貌，而现代化建筑过多地包围着文化遗产景观，或多或少地会影响景观的完整性，破坏景观的历史风貌。

旅游业是一个集合了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在内的综合性产业，发展旅游业必然要建宾馆、饭店等辅设施，然而在一些文化遗产旅游景点，为了单纯经济上的创收，在被开发的文化遗产周边建造许多与遗产所代表和蕴含的文化不想匹配的建筑，严重破坏了文化遗产的实际价值，给景区带来了视觉污染、噪音污染、环境污染，大大降低了文化遗产的文化品位。例如，陕西省的临潼旅游区，聚集着秦始皇陵、秦陵兵马俑以及唐华清池等著名景点，与此同时，旺盛的人气也带动了周边许多人造景点不断出现，人造景点良莠不齐，成为临潼景区的一块赘疣。在这一点上，苏州市的做法广为称赞，苏州市政府采取强制性手段限制老城区内新建筑的高度，从而保持了历史风貌的完整性。

（三）文化品位挖掘不深。这一问题的存在衍生于遗产旅游的过度商业化，也根源于人们旅游开发意识的偏差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过度重视，人们往往忽略对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挖掘，遗产旅游产品开发趋于庸俗化，而文化遗产之所以被世人重视，其形固然重要，其神才是其存在至今及继续存在下去的根本。如一些文化遗产地将古朴的民俗文化、民族风情以粗俗的商业性表演展示给旅游者，原有的文化价值被商业价值所取代，旅游者面对这样的旅游产品感受不到有益的教育和熏陶。由于游客缺少评价和判断地方文化遗产价值的能力，并不重视真实性，一些新的文化景点如丽江的东巴文化村，黟县的赛金花故居等都搭遗产地的“便车”，获得游客市场。

四、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保护性开发的原则

在不少人眼里，文化遗产就是一般的公园、游乐场、旅游区、度假地等，就应该想方设法让游客进行形形的旅游消费。然而，文化遗产是根本区别于如主题公园等现代人工兴建的旅游点的，遗产是历史保存下来的，原本不是为旅游者而建的，遗产旅游仅仅是实现遗产价值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全部；遗产旅游是一种高品位的回归历史和自然的旅游。因此，文化遗产资源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旅游资源，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和发展也应更加慎重。

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是通过文化遗产保护使其不受损坏或延长其寿命，使之长久地发挥作用，其中就包括长久地发挥其旅游功能，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和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满足当代人对文化遗产的旅游需求的同时不破坏遗产，不影响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文化、历史，使其继续传承下去，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便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可持续的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应符合以下要求：

1、充分认识文化遗产的价值所在，明确遗产保护的意义，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

2、政府部分应发挥其职能，制定具体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及法规，以法律的力量约束及制约破坏性旅游开发和过度开发，并起到协调各方的作用。

3、深度发掘文化遗产的内涵，注重其历史价值、审美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的体现。

4、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保护其依存的自然环境，自然旅游资源与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相得益彰，做到自然与人文的协调统一。

5、文化遗产属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文化遗产旅游应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坚持社区参与。

6、充分发挥旅游发展对遗产保护的积极促进作用。

旅游可持续发展，主要是源自人类发展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意识。作为旅游业重要内容之一的文化遗产旅游更应引入可持续发展观，实现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刘红婴，王健民.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

[2]戴伦・J・蒂莫西等.遗产旅游.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3]顾军.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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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以及生产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中，我们贯以自然风貌为“形”、以文化底蕴为“神”、以人文体验为“魂”。因此，文化旅游的重要性便显现出来。历史古城镇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本身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对人类的主要贡献是精神价值的供给。

一、古城镇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一）古城镇旅游产业发展历程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诸多特色各异的古城镇坐落在神州大地的东西南北，但古城镇旅游的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提议对文物古迹集中的小城镇进行保护。之后随着1997年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以及江南一带古镇的兴盛，古城镇旅游成为一大热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和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产品，我国历史古城镇迅速受到国内外游客青睐。这不仅可以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也有利于地方文化的传播和延续，进而实现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我国的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迅猛发展。2014年7月，国务院总理在其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着力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使旅游开发向集约节约和环境友好转型，旅游产品向观光、休闲、度假并重转变，旅游服务向优质高效提升。并对注重休闲、健康、文化等细分领域提出更加精细化要求，把品质、内涵、创新、服务提到了不可忽视的地位。

（二）丹噶尔古城概况

丹噶尔古城是一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城，位于青海省湟源县，地处青海省东部农业区西端东麓，作为湟水源头，是黄河上游农牧两大区的接合部，居住着汉、回、藏、蒙等十几个民族，历史渊源极为深厚。自古以来，丹噶尔古城逐渐成为了中国西部重要的经济文化枢纽和军事重镇，并且是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南线上的商业重镇，也是中原地区通往西部和青藏的交通要道。因此，丹噶尔古城被冠以“茶马商都”、“海藏咽喉”的美誉。

（三）丹噶尔古城文化旅游发展优势探析

1、悠久的历史文化。丹噶尔古城建立的年代久远，并且是兵家必争之地、宗教寺院首选之址，更是商贸集散重镇。据记载，唐朝初年在今日月山下形成的“茶马互市”，明清时逐渐转移到丹噶尔，由此湟源区域便成为当时中国西部最大的商贸集散地。在商贸市场的不断发展下，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也随之加深，古城内修建的城隍庙、玉皇庙、关帝庙、清真寺等，很好的把儒家、道家为核心的汉文化和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传文化以及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回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体现出了各民族的包容和团结。

2、独特的民俗风情。最有名的手工艺术品当属丹噶尔皮绣了，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湟源排灯是流传在青海省湟源县的一种民间艺术，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此外，西王母祭拜、社火、祭孔活动、花儿曲艺文化以及摩崖石刻等民间艺术和民俗风情活动，都给古城增添了独特的文化韵味，大大增强了古城文化旅游的吸引力。

3、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丹噶尔古城位于青海省环青海湖旅游圈（龙头旅游圈）、环中国夏都旅游圈（门户旅游圈）的交集处，距省会西宁市45公里，是西宁至、西宁至青海湖的必经之地，具有十分优越的区位条件。近年来，随着西湟、湟倒一级公路相继建成，109、317国道和青藏铁路穿境而过，大大提高了城内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也有利于城镇之间、区域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优化了古城旅游开发的空间结构，进而促进古城文化旅游产业的展。

4、政府政策的支持。青海作为旅游大省，政府历年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会出台相关有利政策支持旅游产业的发展。2015年10月26日，青海省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从金融机构将如何支持文化旅游产业、推进旅游企业多元化融资等多方面助推青海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二、古城镇文化旅游产业面临的问题

（一）古城镇旅游开发带来的问题

我国古镇旅游的发展日益兴盛，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定规模。其开发程度虽有不同，但在开发过程中或多或少的都造成了一些破坏，出现文化建设的同质化、古城镇的商业城市化、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旅游产品单一等问题，影响古城镇发挥其正面效应，不利于古城镇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二）丹噶尔古城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丹噶尔古城的文化旅游产业，近些年取得了不错成果，同时也存在同其他地区古城镇类似的问题，制约了丹噶尔的文化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1、发展所需的资金和人才短缺，旅游基础设施滞后。现阶段，丹噶尔古城仍面临投资开发的资金不足、管理人才缺失的困境。资金短缺也带来基础设施不健全等问题，古城内景区住宿和餐饮设施还未能满足市场需求。交通服务状况较差，也没有较强的服务接待能力。这些都阻碍了丹噶尔古城的向前发展。

2、宣传工作不到位。丹噶尔古城虽然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仅限于青海省内，即便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宣传手段单一，也影响了古城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

3、旅游产品单一，无鲜明特色。丹噶尔古城的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在开发过程中形成了一定规模，但旅游产品仍显单一。商品多以藏式工艺品、首饰、围巾、鞋帽等服饰类为主，纪念品手工粗糙，没有明显特色。旅游商品档次低，商业化、同质化现象严重，难以吸引游客，导致旅游者购物消费不足，不利于古城旅游品牌的形成。

4、生态环境的恶化。随着丹噶尔古城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每年接待的游客人数也在不断上涨，取得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带来的垃圾污染、环境破坏以及对古城建筑和文物的破坏等问题日趋严重，影响了古城的形象，也对当地生态环境构成威胁。

三、对古城镇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思考

（一）古城镇旅游发展的对策

通过对其他地区古城发展的研究了解到，关于古城镇发展的对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政府职能；二是加强创新和人才培养，打造旅游品牌形象，促进古城支持性资源发展；三是更新观念，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四是保护古城镇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五是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资源利用率；六是加强区域合作。

（二）丹噶尔古城旅游开发建议

从对全国古城镇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分析中，丹噶尔古城在今后的开发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增加财政资金的投入，注重人力资源的引入。丹噶尔古城在发展旅游产业的过程中，不仅要依靠政府财力支撑，还要广泛向社会筹资。对于人才的培养，一方面，要建立人才引进机制和用人机制，引进综合型旅游开发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城内基层工作人员和村民的教育培训，提高其思想素质和综合能力水平，从而增强古城的综合竞争力。

2、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基础设施，实现可持续发展。丹噶尔古城在为游客提供品位高、质量好的旅游软、硬环境的同时，可通过将生态保护入法的方式加强游客以及当地公众对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还应加快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提升古城内食、住、行、娱等服务水平，加强服务接待能力，让游客可以身临其境，享受古城带来的人文体验价值，从而促进古城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3、加强创新，突出特色，提升文化内涵。旅游产业的发展要与时俱进，适应市场和游客不断变化的需求。这就要求丹噶尔古城以创新为核心，以自身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为依托，深层次挖掘古城内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形成民族形象品牌。游客且到此旅游的目的也是要感受当地古韵古味、奇妙、独特的人文风情。因此，丹噶尔古城要突出特色，发展主题活动，同时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工作，树立良好的文化旅游形象，提升旅游文化内涵。

4、加强对外宣传力度，提升知名度。丹噶尔古城可借助新闻媒介进行推广宣传。如电视广告、电影、报纸、杂志、广播和网络媒介等。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需要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及时将信息技术新成果应用到旅游业的服务中来，提高旅游客源市场的接待能力。丹噶尔古城可以通过建立旅游专业网站、城市旅游一卡通等方式，实现线上线下同时发展，也可利用无线移动通信技术，手机营销和电子商务等技术，创建个性、完善的旅游信息服务，充分满足消费者需求。

四、借鉴BOT投资发展模式

（一）BOT投资方式简介

1、含义及特点。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意思是建设―经营―转让。它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其期限一般为15―20年。该方式的主要含义是指，政府将一个公共项目的特许经营权授予投资商，由投资商在特许权期内负责项目设计、投资、建设、运营，并回收成本，偿还债务，赚取利润，在特许权期结束后再将项目所有权移交给政府。在这种方式下，政府机构与投资商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关系”，由投资商投入资金和技术资源，承担项目风险，并获取项目收益。而政府则可以推进公共项目建设，并减少财政负担。

2、古城旅游开发中的BOT模式。按照BOT方式的特点，将其运用在丹噶尔古城的旅游开发中，就是要首先吸引国外的旅游开发商或投资者，对其进行审核后，采取招标方式确定最终企业并与其签订BOT开发合同，要详细推敲合同的细节问题，考虑周到。让开发商在规定期限内建设、运营、管理广府古城的旅游业，在合同期满后，再无偿将古城的一切资源归还当地政府所有。

（二）BOT发展模式的优点

1、减少政府直接投资，缓和政府的财政负担。它是有效的旅游开发融资手段，解决我国旅游开发资金不足的缺点。丹噶尔古城在开发旅游资源中也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在这一模式下，可以充分利用外资，走出资金不足的困境。

2、可以避免或减少政府投资带来的各种风险，提高了旅游开发的效率也规避了旅游开发的风险。以往政府投资的项目干预过多，市场发挥的作用不明显，且效率也很低下，而BOT模式继承了整体租赁开发模式的高效率和高利润的优点。

3、有利于提高项目的运作效益，激励国内旅游企业的发展，也使我国旅游业走向国际。外商在丹噶尔古城开发旅游资源时，会带来雄厚财力支撑和丰富的营销管理经验，增强古城的竞争力，也会把古城的特色风情带向国际市场，使古城的旅游业走向国际化。

4、有利于发展以商招商，带来更多外资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旅游的开发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在开发过程中，需要有旅游服务产业的发展，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和发展。因此，更多外商的投入，会更好的进一步开发古城旅游资源，也会带来更多就业岗位。

5、可以带来技术转让、管理经验和人才的培养、发展资本市场等相关利益。BOT合同期满后，我们可以无偿得到已经开发成熟的旅游环境，比较健全的营销管理渠道以及已经建立起来的知名度，这样可以轻松获得旅游成果和收入。

6、有利于我国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营造良好的市场法制环境。BOT投资的整个运作过程都与法律、法规相联系，因此，在丹噶尔古城的开发中，这一模式的运用可以净化旅游市场竞争环境，也可以进一步加强古城文化的保护工作。

（三）对发展BOT模式的思考

1、发展中的短期行为会破坏古城的生态环境。外商在旅游营销中，为了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不顾景区的生态承受能力而过度接纳游客，造成古城的生态破坏，给当地的发展造成威胁。

2、在发展古城的旅游产业方面，外国旅游企业不懂得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或多或少会造成开发不当，破坏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3、由于过度开发，容易造成古城旅游资源的枯竭。外资旅游开发企业在采用BOT合作方式时，前期会尽量尽快最大限度的开发旅游资源，不管后期的发展和维护，最终留给我们的是将近枯竭的旅游资源。

因此，政府在采用BOT投资发展模式时，要采取相应措施发挥这种模式的正面效应，避免或减少负面效应的发生。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要严格谨慎，对企业进行全面的考察、评估、审核，引进懂得发展古城文化旅游产业、具有科学合理的开发规划、拥有丰富的旅游管理经验和融资能力的企业，此外，政府还应建立专门的机构来严格履行监督管理职能，建立约束机制，加强行政监督。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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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对目的地的各方面产生影响,旅游地文化变迁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它的发展方向关系到旅游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本文探讨了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原因、表现形式,并提出了使旅游地文化能够良性变迁的方法,以期对我国的旅游接待地尤其是民族旅游地区提供一定的指导。

    文化变迁,是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提出的理论,起源于人类学家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外界文化接触的研究,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应用到了旅游业上。随着旅游的发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闭塞的旅游地,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下,旅游地文化变迁从物质层面开始,逐渐渗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层面,最后促使整个旅游地民族文化趋同于现代化城市文化,导致许多传统文化遗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这些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可能导致当地旅游业的萧条甚至停滞。因此,从文化变迁理论出发,研究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和策略选择,不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也是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文化变迁与旅游地文化变迁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变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文化内部的整合而出现的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技术、工艺、食物、服装等方面,包括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常用“社会变迁”来指代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其中包括价值观、习俗、制度和社会行为。本文所指的文化变迁侧重于指较为明显的变迁——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变迁。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旅游地文化变迁是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在多种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势差的客观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较多地“流向”目的地,长此以往潜移默化地影响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发展成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文化变迁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文化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于暂时的文化变化,当暂时的文化变化逐步改变原有的文化形态,就产生了变迁。

    二、旅游地文化变迁动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旅游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导致旅游地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动因:

    1.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接触的不对等性

    一般情况下,旅游者与接待地居民的接触是短暂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个接待地的逗留时间是短暂的,与当地居民实际接触的时间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他们所接触到的多为旅游接待人员,双方分别扮演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角色,旅游者难以通过旅游企业工作人员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于旅游地居民来说,他们接触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体,是长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体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所以说,尽管旅游文化传播和交流是双向的,但却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给接待地带来的影响远比他们接受接待地的影响大的多。

    2.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观地说,区域间的文化传播无沦采取哪种传播形式,都是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向较后进的地区传播为主导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游客所携带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在文化交流融汇中更多地居于一种被动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一个在休闲,另一个则为这个有钱的休闲人忙碌;一个在台上表演,另一个则在台下欣赏、拍照、录像,双方形成一种明显的非对称性关系。由于经济上的不对称,使旅游活动变得不单单是旅游经历的买卖,还会给当地人带来金钱等观念的改变,从而使当地人改变自己去迎合游客,沦为“被旅游者”,影响到当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认同,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发生文化变迁。

    3.文化传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区间的扩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通常会有选择地接受和吸收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而排斥与本身文化价值观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范围会较一般情况有很大的扩展。旅游地为了招徕游客,必须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违心地接受外来文化中某些与本土文化价值取向相悖的东西。有的学者将其称为“虚意接受”,即当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别是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抵触的部分,但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就会有意识地作出让步,甚至主动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虚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意接受”的东西便会逐渐扩散,潜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发生变迁。

    三、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

    文化的变迁是永恒的现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见,摸得着,而有些文化现象,是在深层发生变化的。一般说来,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而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一般说来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

    1.物质文化变迁。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显的数量结构或物质形态的变化。直接由于旅游业发展而引起的生计方式、居住习俗、生活方式等的改变,都属于这一类变迁。例如,九寨沟以“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绝闻名于世,其内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传统的手工艺为生;1984年九寨沟对外开放,部分居民开始经营旅游业。至2002年,景区内居民都彻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从事旅游经营或与旅游相关的工作。

    2.非物质文化变迁。指因旅游活动产生但无法观察到其直观的物质形态的变化。由于旅游的发展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旅游地居民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都属于非物质文化变迁的表现。例如,四川与云南交界的沪沽湖地区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母系文化。改革开放后,摩梭人积极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沪沽湖很快成为旅游胜地。外来不同文化形态人群与当地人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对摩梭母系文化产生了冲击,使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开始下降,出现固定专偶走婚,家庭管理实权开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变迁的策略选择

    众所周知,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文化变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变迁,从而在保持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变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外在表现形式,扩充文化传承媒介的种类和数量,使传统文化得以永久延续。也可能使文化负态变迁,使其严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个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积极方向还是向消极方向变迁,文化变迁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变迁才能持续吸引旅游者的到访。综上分析,为了实现旅游地文化的合理变迁,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强旅游业的宏观管理。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在旅游业发展初期的规划、引导以及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监管工作,规范文化旅游产品市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针对目前旅游市场上少数为谋求短期利益的生产者生产劣质文化产品、破坏传统文化、损害旅游者利益的行为,要积极进行监管查处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区内部建立起传统文化自我建设长效机制,增强旅游地合理开发、生产及创新的自觉性。只有强化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旅游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才能保证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强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觉性。一个民族没有“自我”的概念,就会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觉缺失的民族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这样,本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就无从谈起。当然,强化文化自觉,并不是主张文化中心主义,而排斥其他文化,关键在于与它文化接触、交流的时候,本民族成员如何实现文化自觉,取其精华,排其糟粕,真正做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因此,要强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现“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要鼓励接待地居民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文化鉴别能力,以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强文化交流,实现文化补偿。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区域性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动,如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国各民族文化内部交流、互动的同时,还广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华内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荡,实现文化整合和创新,才缔造了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拓宽范围,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强民族文化发展的宣传工作,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来扩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现并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促进民族文化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伟:《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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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遗旅游开发的真实性分析

就非遗旅游开发的真实性问题，西方学者的研究形成了四个主要流派：客观主义真实性、建构主义真实性、后现代主义真实性、存在主义真实性。客观主义真实性认为：旅游客体是真实的，强调其本体意义上的真实。该学派主要有两个代表人物：Boorstin和MacCannell，前者认为旅游提供给人们的是假的东西，人们更看重经过某些人精心策划的假事件，而不是去探访真实的文化。后者认为旅游的目的就是探访目的地的真实性，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充满了不真实，才要去探访真实。建构主义真实性是客观主义真实性的批判，认为非遗真实性是人们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感知总结出来的真实性，是一种相对的真实性。前两者的观点都认为真实是客观存在的，而后现代主义颠覆了这一看法，它所认为的真实性已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真实既可以存在于历史和现实时空中，也可以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说：真实既可以是客观存在的，还可以是人们自己虚拟的。后现代主义真实性不关心旅游客体的真实性，而是关心舞台效果，只要模仿得足够真实，是不是客观存在已没有任何意义。而存在主义真实性强调的是：作为旅游主体的旅游者真实的存在状态，旅游客体是否真实不重要，旅游者只是借助某些旅游活动寻找真实的

自我。

二、非遗旅游开发发展道路

（一）树立正确的非遗旅游开发理念

非遗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在旅游开发中，必须以保护非遗为第一原则，树立全民保护观念，加强非遗宣传和非遗教育。以政府为发起人，举办各类大型宣传活动、展览活动、巡演活动，借助大众传媒的宣传作用，将非遗保护理念传播到千家万户，传播到群众中去。当然，非遗保护不是一代人的事，需要世世代代人的努力，所以说，不能着眼于当下的宣传，而应通过非遗教育将非遗保护理念作为社会道德的一种传承延续下去，培养更多科研、管理人才，将非遗保护工作一代代做下去，通过教育为非遗保护工作储备人才。在基础教育中掺杂非遗保护内容，在高校专业中设置与非遗相关的

专业。

（二）政府部门加强非遗保护

我国当前的非遗旅游开发并未重视非遗保护，许多非遗遭到了巨大破坏，也有非遗因过度开发而逐渐萎缩。在非遗旅游开发中，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主导力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非遗旅游开发行为，也制定一些措施政府开发非遗旅游资源的行为。从中央到地方设定专门的非遗旅游开发机构，设定非遗顾问岗位，与民间非遗组织开展合作，开展非遗科研、管理，加强非遗保护。将非遗保护或是非遗破坏与政府官员的“政绩”挂钩，督促地方政府做好非遗保护工作。吸取国外成功的非遗保护经验，如日本的非遗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尽快制定适合我国非遗旅游开发的法律体系，使非遗得到科学合理的保护和开发。

（三）设计独特的非遗旅游开发舞台

在非遗的申报中，以法律条文形式规范田野调查，确保该遗产的历史、现状、传承方式等细致记录下来。在非遗保护和旅游开发上，往往会存在诸多矛盾，而且也无法用法律来说明哪些开发行为是不可取或禁止的。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某些运作机制来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如：非遗开发获得的经济效益与非遗持有者之间的利益反馈机制，非遗开发审批制，避免非遗的过度开发或过度商业化。对于濒危的非遗旅游开发项目来说，可以建立非遗开发责任机制，规范开发商的开发行为，可以借用存在主义真实性的观点，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虚拟某些非遗旅游资源，让人们感受到旅游的快乐，使开发商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推动该非遗文化的传播，同时也保护该非遗。打个比方来说：桂林旅游中的《印象刘三姐》这个项目，将电影内容与歌舞民族、当地的自然风光和现代技术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艺术化创作给旅游者带来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给桂林旅游注入活力，也由此带来刘三姐文化的开发。《印象刘三姐》在开发乃至公演全过程都渗透进了前文所提到的“真实性”，既给人带来了旅游的舒适享受，也保护了相关

非遗。

再比如说，在民俗类非遗旅游开发中，既可以以民俗村、民俗寨的形式将非遗直接展现在旅游者眼前，也可以以节庆、集会的形式将非遗集中展现在旅游者眼前，还可以建设主题公园，将散布在一定区域各个角落的民族资源集中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从客观主义真实性流派的观点来看，非遗展演过程中营造出来的舞台效果与旅游客体的真实性密切相关，进而影响到该旅游产品的质量和价值。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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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 劳动生产率 北京市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高渗透性、高附加值性以及知识密集性的新兴业态，在全球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也再次提出，“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北京市更是早在2005年即明确提出要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首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促进政策，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和发展。

北京城市的发展需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具备发展的条件和资源。但目前北京的创意产业发展时间较短，与世界很多国家和城市有着不小的差距，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表明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瓶颈，并且将严重制约其未来的发展。因此，本文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率的基本情况、制约其发展的原因及改进方法作为阐述的主要内容。

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

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与分类，可以将影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分成了两大类：行业内部自身条件及行业外部环境条件。

（一）行业内部自身条件

1.行业集聚程度。集聚程度是某一行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各生产要素的大量集聚和有效集中。Dekle（2002）通过检验集聚的动态外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认为集聚给服务业带来的收益比制造业更多。童馨乐（2009）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指出服务业集聚促进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刘丹鹭（2012）也通过实证发现，“需求”在服务业集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拉动服务业的集聚，以及引发的外溢效应刺激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主要因素。

2.创新能力。创新一直被认为是促进行业利润增长以及提升效率的源泉。Cainelli等（2006）通过实证研究了服务业创新和企业生产率的互动关系。他们认为这两者有一种双向的影响关系：创新受到企业过去效率的作用，而创新又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刘丹鹭（2012）也通过我国数据分析得出，创新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的生产率有显著正面影响。

3.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个体拥有的一种能力。在生产过程中，这种能力能够使个人或企业有效地利用资源，促进产出的增加。各类教育、健康护理和企业对员工的在职培训是提高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于忠江等，2008）。

4.企业治理结构。企业治理的结构会对单一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公司治理涉及到跟公司利益相关的人员、组织的权利和责任分配问题。从直观的比较来看，多数国有或集体企业的效率可能比私有制企业的效率要低。产权划分更清晰、监督比较完善、管理更加国际化的企业，劳动生产率要更高。

（二）行业外部环境条件

行业外部环境条件包括行业管制及基础设施建设程度。

1.行业管制。Poschke（2010）指出，管制增加了企业的进入成本，削弱了市场竞争，而进入成本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通过建立异质性企业模型，他发现进入成本解释了 1/3的生产率差距。

2.基础设施与保障建设。基础设施与保障，既包括物质方面的硬件条件，更包含保障行业健康运行的法律和制度等软件条件。在基础设施与保障不足的地方，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财富的积累都会变得缓慢，因为基础设施的缺乏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阻碍经济体中其他部门的健康发展。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劳动生产率现状

（一）总体快速发展且集聚度高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增长，集聚度高。2006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产业增加值823.2亿元，占GDP比重为10.1%；到2012年产业增加值是2006年的2.7倍，攀升到2205.2亿元，占GDP比重达到12.3%，远高于国内其他城市。产业就业人数增长十分迅速。2012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相关从业人员达到152.9万人，比2008年增加了45.9万人，平均增长率达到10.7%。

但是，北京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着劳动生产率不高的问题。其统计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也略低于上海的水平（见表1）。

（二）各细分行业总量及成长性相差较大

北京市将文化创意产业细分为九大类。从总量和成长性来看，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占比最大且增速较快；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广告会展均有较高的增加值。呈现出细分行业间差距较大的现象。

（三）劳动生产率呈现先快速上升而后急剧放缓的特征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及细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大，且数值较低。从表2和图1中可以看出，2006-2008年文化创意产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升，但2008年后增速明显放缓，有的行业甚至出现负增长。2006-2012年，生产率最高的细分行业均为广播、电视、电影业为298058.8元/人，最低均为旅游、休闲娱乐业为74859.1元/人。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一）劳动生产率在北京市各服务业中处于一般水平

从2012年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各行业生产率比较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率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仅为144227.7元/人。比第三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163242.2元还要低。与金融业、房地产业等高劳动生产率产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也表明产业尚没有进入良性、稳定的发展路径中。

（二）劳动生产率持续低于上海且总体优势逐步缩小

近年来，上海也将经济发展的动力指向了文化产业。从总体情况来看，2006-2011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增加值一直高于上海市，但2012年上海首次在总量上超过北京。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就业人数以及就业人数方面，北京一直高于上海，但差距在逐步缩小。

从劳动生产率来看，2012年上海市文化产业劳动生产率为175732元/人，高于北京。2007年为109618.16元/人，也高于北京（见图2）。

（三）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依旧较大

英国是文化创意产业起步早、发展成熟的国家。统计数据表明，1997-2007年，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翻了一番，从297亿英镑增加至599亿英镑；而从业人员只增长了26.1%，可见其产业增长的来源主要来自于生产率的增加。2009年，其总体的劳动生产率约为269526.6元/人，远高于北京2012年的生产率（见表3）。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原因分析

纵观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近六年，劳动生产率从大幅提升到逐渐放缓，表明北京在行业发展中遇到了瓶颈。导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率较低的原因总体来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如不同地区统计范围的差异等，但这并不能对劳动生产率起到决定性影响。真正影响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劳动身产率的还是北京自身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客观原因分析

1.统计范围的差异。由于全国并没有统一的文化创意产业统计标准，各地区在划分各自的标准时可能存在一定差异，部分地区可能并没有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与文化相关的生产性行业纳入体系，这可能会对不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有所影响。

2.区域内企业性质。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将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而北京作为中国首都，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事业单位、中央直属单位最集中的地区。事业单位和中央直属单位的集聚，使得单位在运营上目标并不定位在利润的赚取，而更偏重于公益性的服务，从而使得产值不高，也有可能影响了区域内的劳动生产率。

（二）实际问题的存在

1.北京市创意人才缺乏，导致“创意”不足。北京市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行业均为更偏重技术密集型的行业，而设计服务、文化艺术等更加依靠“创意”的服务则生产率较低，这直接体现出了创意不足的劣势。而人力资本作为影响文化创意产业最重要的因素，其直接决定产业核心“创意”的质量与水平。

根据2008年经济普查结果，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中高学历人员占比重为56.28%，高技术人员占24.9%。在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文化艺术业中，中高职称比例达到了20%以上，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娱乐业、广告业、软件业的中高级职称的比例依旧很低。

2.产业间发展不均衡现象严重，非公有制经济潜力尚需激发。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九大细分行业间增加值、劳动生产率相距较大。2012年，劳动生产率最高的行业是最低的近4倍，并且这种现象持续存在。同时，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经济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以中央单位、总部经济为主，部分细分行业非公经济的进入门槛较高，竞争力仍显不足，这就导致各细分行业间差距扩大，并拉低了整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也显示，在文化艺术和新闻出版两个行业中，中央单位数量均在本行业中所占比重超过50%。其中文化艺术业中央单位数量占60.1%，资产总额占65.1%，收入占70.8%；新闻出版数量占53.2%，资产总额占75.3%，收入占70.4%；广播电影电视和设计服务两个行业虽然中央单位数量不到50%，但资产和收入均超过50%。这一方面反映了首都经济的特征，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上述行业非公经济的进入门槛仍然较高。

3.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仍然较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是维持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制度保障之一，版权保护措施是保护“创意”的最基本保障。而现阶段北京的知识产权保护还比较薄弱，盗版、假冒等侵权案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内创意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尤其是伴随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内容的产品和服务由于复制的简便性和成本的低廉性，使得盗版更易发生，这也对我国制度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提高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战略选择

针对以上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根据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关键要素，可以从市场需求及结构、人力资本、政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相应问题。

（一）需求导向战略：挖掘产业市场潜力

“需求”在服务业集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拉动服务业的集聚，以及引发的外溢效应刺激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了解社会对文化创意产业各领域的基本需求，也有利于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这就需要各行业进行详细的市场调研与预测分析，政府应当积极鼓励相应做法，并根据不同行业的发展阶段与特征，给予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和资源分配。

（二）人才吸引战略：大力发掘、培养并吸纳创意人才

人才是创新、创意活动的主体，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持续繁荣的关键。在吸引人才方面，需要市场在运用传统手段进行招聘的同时，通过设立文化创意产业专场招聘会等特殊手段，使供需更加透明。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方面，可以在更多高校设立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专业，并鼓励企业与大学联合，建立一批产学研一体的文化创意人才培养基地。在人才激励方面，应当设立相应领域、不同层次的表彰体系，奖励对产业有重大贡献的个人和企业。在企业层面，要了解创意人才的目标与想法，最大程度地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求。

（三）激活民企战略：大力扶持民营企业

针对部分行业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应进一步顺应“383”改革方案的思路，让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主动作用，逐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通过政策杠杆，为民营企业与民间资本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自由空间。可以通过搭建面向影视、游戏、音乐建筑等数字内容制作企业的共享平台，帮助起步的小微企业降低风险、共享信息。同时，政府还应通过政策扶持、税费减免等各种手段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小微企业的起步与发展。鼓励商业银行以及其他社会力量，为中小民营文化创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四）政策导向战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与西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上百年历史不同，我国从1985年实施专利法至今，建立知识产权体系只有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各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根据行业的分类及特点，出台针对特定行业的法律与制度，对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保护。同时，在立法的基础上，加大执法力度，实行监督的作用，使得法律法规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效益。

（五）创意遍在战略：促进创意遍在化

文化创意产业是遍在的，有学者认为只要在传统的产业中添加了文化创意的因素，就可以称之为文化创意产业。同时，研究表明，创意阶层和高学历、高技术人群并不完全重合，因此国外有学者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整个城市的，是整个市民的（Florida，2002）。

但总体而言，上述观点都表明取决于具有创意的人和环境，取决于整个创意文化的氛围，促进创意的遍在化发展十分重要。深圳市多年前已经通过了《全民创意行动纲领》，北京市也迫切需要这样的推动，使得北京市的创意可以在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广泛的产生。

参考文献：

1.Robert Dekle.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Prefecture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2，84（2）

2.童馨乐.中国服务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劳动生产率视角[J].产业经济研究，2009（6）

3.刘丹鹭.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2

4.G.Cainelli， R.Evangelista， M. Savona.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services： a firm-level analysis[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 30（3）

5.于忠江，郭广珍.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因素[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

6.M. Poschke.The Regulation of Entry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J].The Economic Journal，2010，120（549）

篇10

[关键词]民族文化；区域经济；恩施州；旅游业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078

民族文化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目前，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

鄂西南地区是我国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同时也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是巴楚文化、巴渝文化的发祥地。通过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长江经济带的构建与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得以进一步开发，其对于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而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再次迎来新的挑战。

1恩施州民族文化旅游现状综述

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淳朴深厚，民族文化旅游民众参与度高，极具传播价值。从2003年开始，恩施州政府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作为战略目标，提出了建设“文化大州”的口号，并相继颁布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05年）和《关于加快民族文化大州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为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州）长期聚居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其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为当地文化增添了特色，彰显其魅力。起源于恩施州利川的《龙船调》享誉世界；恩施州巴东县的神农溪里的“拉纤”被称作三峡的“活化石”；距今400多年历史的“女儿会”，成为每年恩施民俗文化旅游的重头戏；恩施州从1999年开始举办“清江国际闯滩节”，吸引著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好者。恩施州的土家男子歌舞《土家魂》、土家风情歌舞诗剧《嗯嘎・女儿会》、群舞《摆手的幺妹等我》、大型土家民族风情歌舞《比兹卡》等节目获得全国性比赛大奖，恩施丰富多彩、魅力无穷的原生态歌舞及恩施民俗、民风等民间文化都成为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

恩施州拥有着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各具特色，能够将整个恩施州的民族文化、风土人情鲜活生动地呈现出来，很好地展现出了恩施地区民族文化的特色。恩施大峡谷、腾龙洞、唐崖土司城址、彭家寨、摆手堂以及董家河等是恩施州著名的景观，是旅游者的必经之所。

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艺术、工艺、民间文学、医药以及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鄂西南地区的文化财富，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随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近年来恩施州民族文化的挖掘、抢救和保护工作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进一步弘扬了民族民间文化，使其不被时代所遗忘，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的重要意义得以充分体现出来。

2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的重要意义

文化作为旅游业发展的灵魂，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旅游产业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旅游与文化是相互包容发展的。随着近几年来旅游产业的规模发展得越来越大，旅游业现已发展成为了兼具产业和事业的性质。

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高度融合了地区文化与区域经济，大众旅游、假日游越来越受欢迎，使得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把公众的出游率作为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之一，也有精神文明建设单位将文化旅游和精神文明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联系起来，发展“红色旅游”，促进经济文化发展，提高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价值。另外，民族村落、民族习俗、服饰饮食、节庆活动都是重要的民族文化资源，可以将其利用在旅游产业当中，开发民族文创产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外展示其民族文化，打造旅游品牌，提升其竞争力，这就需要策划者、规划者、开发者对地域文化进行深入的理解。

3民族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

民族文化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把握好核心价值体系，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利用民族文化来实现产业创新，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创造更高的利益价值。

恩施州地处鄂西南地区，在历史和人文的发展进程中，其受到地理位置闭塞的限制，其对于文化的接纳性、兼容性不高。其经济发展长期以自给自足为主，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和理解不足，同时具有一定的排外性，地域间的经济贸易交流较少，具有强烈小农经济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恩施州以及鄂西南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随着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逐渐发展壮大，进而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民族文化的影响下，进一步促进了区域间经济的融合，缩小了地域间的差异性，获得一致认同的价值观念，区域经济的稳定性自然得以提升，进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4民族文化旅游业带动民族地区发展的建议

第一，观念创新。对于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来说，必须要走出传统观念的藩篱，以寻求新的突破，紧随时展的脚步，提高市场和竞争意识，了解旅游资源的特色，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明确其发展道路和方向。在政策的支持和引领下，利用经济、法律以及行政的手段，实现对市场的有效调控，开拓旅游市场，开发更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进而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

第二，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相关部分需要给予该地区更多的资金支持，加大财政性资金投入，应用于路、电、水、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并进一步改善卫生条件和环境设施，以保障旅游景点的功能，这是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关于地区旅游规划和发展前景，需要与当地居民积极进行沟通和交流，告知其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目的和重要意义，提高其对于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的理解和认识，以获得其支持与配合。

第三，突出民族文化旅游特色，实现旅游产品多元化。恩施州的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主要依托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利用其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加强人文建设，增加旅游区的文化底蕴，使自然旅游资源更具魅力，进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全方位、多层次地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将民族文化通过旅游产品展示出来，增加其旅游资源的自身特色，进而实现产品多元化。在体现特色的同时，实现与东部地区的互补，为实现跨地区旅游经济体系的“点线”联合、客源分享、联合促销等创造良好的条件。

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发展迅猛，与其他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的重要的资源，其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从全新的视角出发，为了提升恩施州旅游业的特色，需要充分开发文化资源。作为多民族聚居地，恩施州有着绚丽的民族文化，与发达省份相比，这是其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所在。以民族文化作为旅游资源，打造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在文化产业方面做大做强，逐渐形成稳定的发展格局。

在此基础上，恩施州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仍需要开拓其优势路径，学习发达地区先进经验，缩小差距。以文化产业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依托于科学合理且可执行的政策，加强宣传，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获得其支持，积极参与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当中，进而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兰垂洪，肖文艳民族文化产业与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研究――以恩施市芭蕉侗族乡枫香坡侗寨乡村旅游为例[J].中国市场，201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