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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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我国政社关系发展历程出发，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治理理论的观点，提出“新型合作互动的网状模式”这一理想架构。通过分析当前现状向理想模式转变的困境，得出“政社职能分开”是理顺当前政社关系，实现理想模式之关键节点。并以社区为例，探讨政社职能分开的具体问题，尝试性地提出解决策略。以期促进政社分开进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关键词 ：政社关系；政府职能；政社分开政社关系，即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静态上讲，政社关系主要包括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影响、社会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三个方面。政社关系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方面，政府具有内在扩张的本能，而社会自主力量的成长易对政府形成约束，二者之间难以达到良性平衡，因此处于长期博弈状态。另一方面，政社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因素的影响，随环境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十报告提出“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厘清政社关系现状，针对政社分开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分析原因，并探讨解决对策。

一、我国政社关系发展历程概述

有学者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概况为五种类型：公民制衡国家、公民对抗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政府与社会之间，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二者之间力量消涨，职能转化，政社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改革开放之前（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社完全合一。政府以单位制为主导，组织控制“单位人”，以街居制为补充，管理无单位居民。政社合一的关系形态下，管理主体一元化，政府全能；管理方式单线化，采取以单位制为依托的垂直式管理；管理手段简单化，仅采取单一的行政管理手段。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社会紧密贴合，社会管理的权力完全集中于政府。

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成为重要的调控机制。基于“市场的发展，使政府管理所面临的是一个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社会”这一理论假设，二元制的政社关系被提出，即政府与社会相互独立，互不干涉。政社二分的意识产生，并在实践上进行探索，1980 年,全国性社团猛增至1600 个, 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但是，一方面政府不知如何放权；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发育滞后，力量弱小；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力量不足，决定其难以满足社会公共产品的需要，无法解决其自身产生的消极社会效应。因此，政社关系呈现出“社会依附，政府支配”的特点。

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管理体制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经济方面，市场经济发育愈发成熟，力量逐步增强。政治方面，居委会、社团、行业组织的相关法律陆续颁布，创造出良性的政治环境；社会方面，公民意识大幅度提升，我国社会组织较之改革开放初期，已具备一定的自治能力。社会组织虽仍受桎梏，但亦开始独立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我国政社关系呈现出“以政府为核心，政社逐步分离”的特点。我国政社关系形态演变，如下图所 示：

纵观政社关系发展至今的数种形态，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环境变化，社会管理主体从一元化向二元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管理方式呈现多样化。但总体上，我国政社关系仍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形态，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与我国长期强国家、弱社会的国情分不开。

二、政社关系的理想架构-新型合作互动的网状模式

与传统的公共行政不同，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出现，倡导社会组织功能边界的分化，治理主体、治理机制的多元化。分别从两种理论出发，我国学者提出过数种理想模式的设想。根据治理理论的观点，治理的目的是有效地反应公共利益的诉求，实现公共利益。治理理论下，理想的政社关系是“政府在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而非支配性作用”。根据新公共理论的观点，理想的政社关系模式是建立一个以共同目标为纽带、以多个权力中心为特征、合作互动的模式。其实质就是使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从过去的“政府垄断”专为政府、私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体共同参与的过程。

从我国现实环境来看，我国社会发展的本土化因素不容易忽视。一方面，社会组织从接近真空的状态中发展起来，从计划行政体系中脱胎而出，发展初期依赖行政推动，几乎是城市基层政府用行政力量塑造着社会，社会力量仍不足以独立应对；另一方面，中国人重政府，轻社会的传统观念短期难以改变。

联系我国实际，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治理理论的观点，我们认为“新型合作互动的网状模式”是我国政社关系的理想模式，它是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最大目标，以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为多元主体互动合作为基础的，权力分散，权责统一，多元协商，方式灵活的关系模式。

权力结构上，社会管理的权力应分散于社会的各主体，公共权力的运行应具有动态性：从自上而下的权力的实施，到多元互动的权力的运用。管理机制上，依靠多元主体的合作网络的权威，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权威，打破单一中心论。运行方式上，多元主体应提升主体意识，主动提供服务，发现问题，共同推动公共议题的进展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同时，成熟的公民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在合作网络中，应当作为社会组织发展的坚强后盾，为其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实现理想模式的关键结点-政社职能分开

政社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受环境变化影响的渐进过程。以社区为例，要完成当下的政社关系向理想模式的转变，面临如下困境：

1.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2003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突破了82年以来几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局限，将简单的机构改革深化到运行机制的创新上。十六大提出了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行政职能定位,明确街道承担的职能以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为主, 居委会的职能则是居民自治。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可能一步到位，两级城市基层组织的定位与职能划分亦较为笼统，使体制改革的优势无法体现，使得二者在互动过程中必然相互制约。

2.政社分开的动力不足

对政府而言，对政社分开的积极性缺乏。一方面，基层政府存在大包大揽的惯性。政社职能边界模糊，不知如何放权；出于维稳的压力，亦不敢放权。另一方面，近年来机关精简整编,部分机关通过“官办”社区的形式,弥补行政人员不足,延伸相关职能,使得机关与社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社区而言，由于政府与社区职能界定尚且模糊，社区在脱离政府管制后，面临自我定位的困境,对政社分开亦缺乏积极性。

学界多对政社职能进行宏观探讨，即政府职能转变、政社职能分开的应然性分析。对于政社职能如何转变的探讨却相对模糊。而造成困境的关键恰在于政社职能划分不明晰。政社职能划分面临如下几个具体问题：

①政府与社区履职方式混淆。政府将监管责任和具体落实责任一肩挑。形成一肩挑的原因在于部门利益的制约使政府具有主观偏好与政社职能划分的路径依赖。②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NGO、社区等社会组织力量普遍薄弱，实际能承担的社会职能难以界定。在此现状下，政府哪些职能应该外放，职能应该如何外放，社会应以何种方式承接，都成为政社职能分开面临的现实问题。

③社区经费的依赖性。政府表面上将微观领域的管理和服务职能转移给了社区,但由于没有费随事转,反而加重了社区负担。看似精简了政府的机构和职能,但实际只缩小了政府的组织边界,政府的功能边界没有改变甚至仍在扩大。

四、政社职能分开的对策探究-以社区为例

基于群众自治发展来说，政府职能在于启动社区建设，规划或参与规划社区组织体系的建立。在实践中，政府职能的度的把握是关键。我们尝试性地提出对策以解决政社职能分开面临的问题：

1.以法制和契约规范政府与社区组织间的关系

政府与社区组织在承认双方法律主体地位平等的基础上，明确各自的责,权,利，形成了双向约束机制，避免行政专横和职权滥用，提升二者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

2.独立社区财政体系，多元社区经费来源

社区建立自主独立的财政体系，增加社区建设经费渠道，减少社区与政府在人、财、物方面的牵涉。有利于二者职能明确划分，促进政社分开进程。

3.优化社会环境，关注NGO 组织培育与发展

在新型互动网状模式的建构中，要求主体多元，各方参与的互动性。NGO组织的发展，是社会主体多元化、社会力量提升、政社之间有效互动的要求，为政社职能的具体划分提供了可能。

4.提升公民社会意识，发展社区自主管理

把政府的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分开，把部门职能与一般社会职能分开，培养社区自我管理组织，提高社区自律水平，提升公民社会意识与自主意识，将大部分公共事务还给社区进行管理。

5.构建合理的协商程序和规则

社区参与能力的平等协商能否顺利展开，关键是协商程序和规则的合理设计。首先，建立一个能够产生广泛代表性的协商主体遴选机制; 其次，保证各方协商能力实质平等，因为协商的意义于在合理化方案，要保证各方基于平等的信息资源和论辩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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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篇2

【关键词】拆迁政策执行 基层治理创新 新公共服务理论

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运用各种政治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协调与控制等各种行动，将政策观念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①。现今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和分工的复杂化，社会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人们的独立性、自主性不断地发展，使政策执行变得更加困难与复杂，新的执行矛盾—拆迁政策执行所导致的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层出不穷。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拆迁政策的过程中以政府的经济收益与拆迁效率为先导，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了民众的公共利益，漠视了群众的诉求，并只以政府或企业为拆迁执行主体，无视民众的参与意愿，导致强拆事件大量产生，干群关系紧张，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改变执行理念，化解拆迁矛盾，探索新的拆迁执行模式就成为政府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本文中笔者介绍成都北改的基本政策、曹家巷的基本状况与金牛区在执行北改拆迁政策时在曹家巷所面临的问题，并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视角，从成立自治改造委员会建立多元执行主体、制定拆迁补偿方案过程中更注重群众公共利益、政府转变职能与注重服务这三个方面总结分析曹家巷在拆迁政策执行中的基层治理创新。

新公共服务理论

成都市金牛区在曹家巷拆迁政策执行中的治理创新措施与新公共服务理论不谋而合，新公共服务理论学说可以概括为以下七点：

第一，要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政府应该分享权威与减少控制，并且应该相信合作的功效②。公务员不是要仅仅关注“顾客”的需求，而是要着重关注公民并且在公民之间建立起信任与合作的关系。

第二，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政府治理要以包括公民与行政官员在内的相关各方之间开诚布公的会话为基础，政府官员要分享权力，重视社区民主，促进社区民主自治发展，通过人民来工作，要将其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重新定位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致力于为社会做出有益贡献的公务员和公民能够比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更好地促进公共利益。

第三，政府要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而不是副产品，公共行政官员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公共利益也超越了个人自身利益的聚集，要通过广泛的对话和公民参与来追求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利益。政府还有责任确保经由协商、共同决定的程序而产生的解决方案完全符合公正和公平的规范，确保公共利益居于主导地位。

第四，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满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方案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过程得以最有效并且最负责任地实现。政府要激发人们重新恢复原本应有的公民自豪感和公民责任感，从而增强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愿望，为满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项目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和合作过程得到最有效并且最负责的实施。

第五，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不仅仅是掌舵。公共行政官员的角色要从控制转变为议程安排、把人们带到“桌子旁边”坐在一起，为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进行协商、提供便利，并且以一种承认在一个民主系统中有多种复杂层次的职责、伦理和责任的方式为公民服务。

第六，承认责任并不简单，公务员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市场，他们还应该关注法令和宪法、社区价值观、政治规范、职业标准以及公民利益。

第七，重视人，而不只重视生产率。公共组织及其所参与其中的网络基于对所有人尊重而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来运作的话，从长远来看，它们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③。

成都市的北改政策

成都市北部地区是成都的老城区，由于成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优先发展城南、城西的战略，城北未得到有效发展。城北地区聚集着大量老国营工厂家属区，这些家属区房屋老旧，已经成为大片的棚户区，成都的火车站、汽车站与很多专业市场也坐落在此。城北交通拥堵、环境较差、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形态老旧，已经成为成都“脏乱差”的典型。为了改变成都“北乱”的现状，2012年成都开始了北改工程，北改的基本方针为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主体、群众自愿”的原则，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发挥基层组织作用，鼓励社会资金参与，高质高效推进“北改”工作。成都市也将曹家巷选为执行北改政策进行拆迁改造的第一个项目，作为北改工程的开始。

曹家巷的基本状况与拆迁所面临的问题

曹家巷的基本状况。曹家巷位于成都北部金牛区一环路内，是成都中心城区仅有的棚户区。在曹家巷区域有各类型房产3756套，涉及多家权属单位。曹家巷共占地198亩，共有3542户居民，共计人口1.4万人，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及其家属。曹家巷内的房屋大多是老式的红砖房，大多修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房屋严重老化，住房拥挤，人均住宅面积小，公共服务设施陈旧，居住环境较为恶劣。

曹家巷拆迁工程所面临的问题。曹家巷房屋产权有几易其主的单位宿舍、有个人产权房、也有单位出租房，房屋权属复杂，人员结构混乱。曹家巷改造所需资金巨大，华西集团和金牛区政府曾经准备过开发改造曹家巷，但是估算下来的30亿改造资金让企业和政府感到安置成本过大，力不从心。同时，居民们出于各自利益而产生两种不同的诉求：一种就是老住户，迫切希望可以尽快拆迁，以便能够住进新房；另一种就是已经在曹家巷之外拥有住房的居民，他们并不急于拆迁，而是想通过拆迁赔偿来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由于存在着纷繁复杂的个人利益要求，曹家巷的拆迁改造难度巨大，大部分居民对改造既望眼欲穿却又无能为力。一些居民在街边私自搭建棚户出租，要求按照门面房标准赔偿，给拆迁改造工程增加了难度。曹家巷复杂的背景与众多的问题使金牛区政府意识到仅仅依靠政府很难顺利完成拆迁工作，必须采用新的基础治理模式，依靠社区与民众的力量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曹家巷拆迁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基层治理创新

第一，发挥社区民主自治功能，注重公民参与，由社区居民民主投票选举产生自治改造委员会，建立多元执行主体。社区是公民生活的基本场所，是社会管理的最基层单位。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策执行的主要焦点是公民参与和社区建设。社区是个人与社会之间可以发挥有益作用的中介机构，社区民主是消除冲突的一种工具，可以减少两级分化、教育民众与各种团体相互了解、消除争端、协商和调解矛盾④。公民的参与也被视为民主政体中政策执行恰当且必要的组成部分，政府也应该支持促进社区民主建设，鼓励公民参与本社区内的公共决策与政策执行，使公民通过社区发挥作用。由政府、社区组织与公民共同建立多元化的社区治理机构，通过更广泛的社区范围内的对话与沟通来协商解决问题。这样既能增进公民参与，消除社会矛盾，又能提供更加高效的服务。

金牛区政府在改造中就充分发挥了曹家巷社区的作用，放弃了普遍采用的由政府包揽拆迁的作法，并没有只是单纯依靠政府来强势推行拆迁，而是建立了多元主体的政策执行体制，使政府、公民与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了政策网络，再由政策网络凝聚成政策共同体⑤，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基层治理模式—居民自治改造，政府也将每个片区是否参与拆迁改造的决定权交予曹家巷群众自己投票决定。换句话说就是“依靠群众去做群众工作，依靠多数群众去做少数群众的工作”。在政府的支持下，曹家巷户居民选举成立了居民自治改造委员会，并投票选出了13名自改委委员。自治改造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多主体的拆迁政策执行机制的建立，拆迁政策的执行将由政府、民众与自改委共同协作推进，拆迁执行中的群众工作也由自改委来做，政府也通过自改委来倾听群众的诉求与呼声。自改委在居民内部则扮演着协调复杂利益关系的角色，同时代表居民向政府、企业表达合理诉求。此次选举产生的13名自改委成员都是曹家巷的居民，了解曹家巷的真实情况，能够深入群众内部与群众进行交流，更加方便地与居民沟通。在曹家巷拆迁改造签约开始后，金牛区政府也将拆迁的宣传工作与群众工作交给自改委，由自改委牵头进行。同时自改委与政府逐户征求住户意见，充分尊重民意，在全体居民100%同意之后才会进行拆迁，绝不强拆。自改委的成立体现了多元治理的精神，充分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激发了民众自我管理、自我实现的意识，政府与民众相互协商、相互妥协，不但化解了矛盾，也促进了拆迁执行工作和谐有效的实施。

第二，更加看重公共利益，不单纯注重政府经济效益，政府在与民众出现利益博弈的情况下与自改委共同协商拆迁补偿方案，尽量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当今一些地方政府将GDP发展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在城市改造拆迁中更加注重产出，以经济结果为导向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以经济市场化杠杆为拆迁工程的执行标准，在与民众出现利益博弈的情况时，忽视群众的公共利益，导致矛盾激发，拆迁矛盾突出。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保障民众的公共利益是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之一，公共利益是政府的主要目标而不是副产品，政府不应该在追求经济绩效的过程中偏离了公共利益这个主要目标。政府应该以公共利益为制定公共政策的依据，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中确保公平、公正，确保公共利益处于主导地位，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短期的问题方案的快速解决。

在曹家巷改造中，金牛区政府在执行北改拆迁政策时没有过于追求政府经济利益，而是在出现利益博弈的情况下与自改委、居民进行了协商，牺牲了政府的部分经济收益，从三个方面来保障民众的公共利益。首先，金牛区将确定房屋评估机构与提出搬迁结算价的权力交给自改委与民众，这样可以保障民众选出让自己放心的房屋评估机构，并提出符合实际的拆迁结算价格，使民众的经济利益得到保障。其次，在制定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过程中，曹家巷自改委委员们一直全程参与。政府最初提出了补偿48平米一室一厅的方案，但是曹家巷居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牛区政府在与自改委进行反复协商之后提出了增大小区容积率，提高到58平米两室一厅的户型方案，牺牲了一部分商业地产面积，充分考虑了民众的利益。搬迁方案也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最终达成了涵盖共有产权调换、货币补偿以及异地安置三种方式的搬迁方案。曹家巷民众的居住改善要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最后，金牛区政府出台政策，曹家巷被搬迁居民将得到政策性补偿费、政策性补助费、政策性补贴、提前搬迁奖励等补偿。金牛区政府在上述举措中没有只顾及经济利益，在执行中满足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诉求，维护了民众的公共利益。

第三，实现理念转变，强化服务行政，转变政府职能，在拆迁过程中深入贴近民众。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政府公共管理部门面临的社会公共服务更加复杂多变。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往往牵涉到众多的利益群体和集团，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群体以及公民个人利益诉求交叉重叠、博弈冲突的结果，这使得政府仅仅依靠“掌舵”来满足诸多的利益诉求变得尤为困难，政府不能再置身事外，政府应该为社会“服务”，而不仅仅是为社会“掌舵”。新公共服务理论也认为行政人员应该帮助公民表达他们的利益并且满足公民的需求，提高为公民服务的意识。政府也要转变官僚制的领导方式，转向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金牛区在曹家巷拆迁中改变作风，积极为群众服务，在拆迁过程中金牛区与开发商华西集团的负责人数次到曹家巷给群众做拆迁解释工作，倾听群众意见，说明工程进度。曹家巷所属的驷马桥街道办也积极配合自改委的拆迁工作，主动做好拆迁服务工作，了解群众所思所想，及时地将社区民众的要求与意愿向金牛区政府传达。对拆迁过程中的钉子户，也没有采用强拆或者威胁的手段，而是由政府与自改委一起耐心做工作，与钉子户协商条件。金牛区团区委也与驷马桥街道办在西南交通大学招募了10名青年志愿者参加北改拆迁，志愿者将进入曹家巷自治改造签约工作组，发挥所长开展文案、宣传、网上信息等具体工作。政府通过加强服务职能促进了拆迁政策执行更好的开展。

结论

当前我国在拆迁政策执行中引发的矛盾日益增多，国家虽然屡次出台政策期望化解拆迁执行矛盾，但拆迁矛盾仍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金牛区在曹家巷拆迁政策执行中的基础治理创新措施化解了拆迁矛盾，也取得了签约率100%的良好结果，为拆迁政策执行树立了典范。曹家巷拆迁执行能够取得成功的首要原因是北改政策制定得较为科学，具有合理性、明晰性、协调性、稳定性和公平性。其次金牛区在执行北改政策进行曹家巷拆迁时的基础治理创新措施也印证了治理理论中“治理主体未必一定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却能有效发挥作用的理论”⑥，同时也符合治理理论中“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的特征”⑦。较高质量的政策与基层治理的创新使得拆迁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也为实现有效拆迁提供了方法。希望在今后的拆迁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能够借鉴这些经验，使拆迁工作更加民主化、更加注重服务职能、更加符合群众的公共利益、更加以人为本。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3页。

②丁煌：“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新发展—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7期。

③[美]珍妮·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④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8页。

⑤[英]迈克·希尔，[荷]彼特·休普：《执行公共政策》，黄健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85页。

⑥[美]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刘小林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篇3

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在县委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县级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动员、明确工作任务、落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加大经费投入、强化检查督促、狠抓工作落实，深入开展了集镇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和交通、河道专项治理行动，广泛开展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村社、进企业、进家庭等活动。通过各级干部职工的艰苦努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共同配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广大干部群众的环境卫生意识、公共道德意识大幅提高，城乡环境卫生状况明显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长效管理机制建立并落实，全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正向纵深推进。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我镇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离人民群众的期望，与其他先进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面临诸多困难，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一、我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

1、人民群众的公共环境卫生意识普遍较差。在集镇、社区和农村居民中，大部分家庭环境卫生较差，室内外不整洁、乱扔乱倒垃圾、人畜粪便污染，物品摆放零乱，污水随意排放等现象较为突出。部分群众没有养成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甚至有故意破坏环境、损害公共卫生的情况发生。

2、少数机关单位、部门和机关干部职工认识不统一、工作不到位。少数机关单位、部门未能认真履行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职责，工作不积极、工作措施不力、任务落实差。少数机关干部职工不积极参加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消极被动的情况时有发生。

3、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长效机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由于村（社区）和机关单位工作较多，任务繁重，抓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时间不够充分，制度坚持和落实不好，有的地方和单位甚至流于形式。

4、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应进一步加强。尽管镇党委、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我镇过去公共设施基础薄弱，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涉及面宽、项目多、投入大，目前的基础设施还不能满足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要求，需进一步加大投入。

5、保洁人员待遇较低，工作积极性有待提高。由于保洁、清运人员每月仅有600元工资，且包含养老保险、工具等费用，每天人均工资不足20元，而保洁、运输人员工作条件艰苦，环境污染较重，影响保洁、清运人员的稳定性和工作积极性。

6、“五乱”现象较为严重。企业和个人随意向河道、公路两侧倾倒垃圾、煤硫矸石、建筑废弃物、木料加工废弃物等情况较为严重，需要加强综合治理。

二、解决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中存在问题和面临困难的对策。

1、强化宣传、形成氛围。各村（社区）、学校、老年协会、企业等组织，要采取召开群众会、职工会、学生大会、举办专刊、书写张贴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重大意义，宣传保护环境、爱护卫生对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宣传改善发展，树立对外开放良好形象，对于促进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宣传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爱护公共环境卫生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道德标准。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保护环境、爱护卫生的公德意识，形成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户户参与、个个行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2、严明纪律、严格问责。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涉及面宽、工作量大、任务艰巨，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必须齐抓共管、落实责任。要按照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问责要求，严明工作纪律、强化督促检查、严格问责处罚，对工作不力、任务完成差的单位和个人要坚决予以处理，对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完成任务好的单位和个人要予以表彰奖励，以增强干部、职工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形成责任明确、齐抓共管、真抓实干、共同落实的工作格局。

3、落实制度、常抓不懈。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建立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机制要认真贯彻落实，做到常抓不懈。此项工作要做到经常性开展、经常性检查、经常性评比、经常性曝光，通过经常性工作的开展，形成工作常态，变压力为动力，促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经常化、制度化，逐步改变群众的不良习惯，逐步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逐步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4、加大投入、完善设施。采取政府加大资金投入、争取上级支持、单位村社筹措、协调企业资助、收取卫生管理服务费等多渠道方式，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逐步提高保洁人员、清运人员工资福利待遇，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发挥服务功能，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篇4

关键词：城中村；泉州城东片区；状况；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1-17-02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用地的外拓，过去处于城郊的农村逐渐被纳入城区的范围，最终为城市所包围，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城中村”。“城中村”脱离了传统的农村生活和生产方式，受到城市生活的巨大影响，但在土地权属、管理体制以及思想观念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城中村”在城市发展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比如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居住环境差、管理存在漏洞、治安问题突出等，严重阻碍着城市的发展步伐。对“城中村”的有效治理，是一项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项值得研究的理论难题。

本文以泉州市城东片区中的四个社区：华大社区（华侨大学社区）、城东社区、南浦社区、浔美社区居民委员会为访谈调查对象，深入了解“城中村”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分析“城中村”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并提出“城中村”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一、泉州城东四社区“城中村”治理的基本状况

城东片区是泉州中心市区的重要板块，是泉州市“东进、南下、西拓”城市发展战略中“东进”计划的主战场，自2005年10月开发建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初具现代化宜居新城的雏形。但是，城东片区作为原城乡结合部基础之上建设起来的新区，存在一些典型的“城中村”。这些“城中村”内部存在很大的问题，影响着整个城东片区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城市的发展与形象。通过对城东片区四社区的访谈调查，了解到这些“城中村”存在的以下主要问题与困境。

（一）经济问题

1、“城中村”治理所需资金不足

“城中村改造最大的难题是资金问题。”[1]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资金有限，往往会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城市重点建设区重点项目，对“城中村”问题无暇顾及，当资金充足时，“城中村”问题已经变得很严重，治理难度大。华大社区与城东社区处在政府建设目标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现代住宅建设，被征用土地居民会得到一定的补偿，同时对该社区的治理也是街道办重点扶持对象；而浔美社区和南浦社区则没有在建设计划之列，仍然保留着原有的土地与生活方式，“城中村”问题依然存在，并且短时间内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这就会形成一种现象或者认识“一区得道，鸡犬升天”。

2、社区居民经济来源种类有限，生活水平较低

城中村的经济成分比较复杂，既有农村中的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也有民营经济、外来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所占的比例因村而异，彼此间差距较大。据调查所得，四大“城中村”基本上不存在第一产业，大部分居民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比较突出的第三产业，以房屋出租、餐饮小店和零售为主，科技含量低。同时限于文化水平与思想观念，居民很难在城市中找到工资较高或者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作，这就制约了“城中村”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政策问题

困扰四大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是缺乏统一政策支持。“城中村”的治理是一项新问题，又是一项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土地利用制度、财政制度、投资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虽然许多地方政府要求治理改造坚持“一村一策”、“一村一例”，符合坚持实际、因地制宜，但也相应的增加了改造的难度。目前泉州市政府没有明确统一的治理规定，在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执行标准。制定的政策往往是领导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或者是朝令夕改式的。同时政府的政策倾向是有特殊照顾对象的，而“城中村”内部治理政策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具体的操作文件或者方针，因此缺乏实用性。

（三）社区管理问题

1、城市农村双重管理体制并存

“城中村”虽然被纳入了城市的管理范围，但是在实际管理方式上仍然保留着农村的管理体制。城市居民委员会是负责管理和服务社区居民等常规性工作。在日常工作中却承担着各项政治、社会职能、村民就业、生活保障、社会福利和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治安、计划生育、文化卫生等农村居委会式的工作，造成城乡两种管理体制责任不明。很多“城中村”管理机构直接由原来的农村居委会直接改制成社区居委会。同时“城中村”管理者往往与本村村民血缘密切，是村中大族姓成员，这使他们在管理时总是会优先照顾本族居民，容易造成“管而不治”“治而不严”的局面。

2、管理人员自身定位出现偏差

原来的农村村民委员会承担农村集体管理所需的一切费用，拥有对集体实物的管理权，包括土地管理、人口管理、宅基地使用等，有很高的自主性。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则只是城市基层政府派出机构，政府承担社区居委会管理费用，只负责社区管理与服务功能，以服务为主的辅工作。因此，一些社区人员特别是原村委会人员就会认为社区居委会只是“上级信息传达站”，没有发挥自身才干的机会，甚至认为社区居委会没有存在的价值。偏差的自身定位难免造成消极怠工、影响社区管理与服务水平与质量。

（四）社会问题

1、规划不合理，布局混乱

主要表现在四大“城中村”内部存在没有规划的建筑群和违章建筑物。社区内居民有的只是在原有宅基地上进行翻盖，部分用作住房，部分用作出租，用地方式杂多。同时建筑群密度较大，参差不齐，布局十分混乱，容易给居民带来生命和财产隐患；在规划管理上，政府乃至街道办把重点放在新开发建设的新型居民住宅区，而没有把社区内部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和管理范围；城中村的绿化建设（华大社区内华侨大学除外）更是无从谈起，严重影响了城市面貌。

2、公共基础设施落后，交通建设滞后

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便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衡量社区建设。“城中村”内居民所需的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设施配套不足，缺少文化娱乐设施，老人活动、儿童游戏场地和公共绿地等更是不见踪迹，环境卫生、生活服务等公共配套设施缺乏，供水、供电、排水系统不完善。同时交通建设滞后，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调查中，泉州城华北路，作为一条城市主干道，存在很多的问题，如路面磨损严重、立交桥太少、不利横穿马路、违章摩托车过多等等。严重的交通问题不利于居民的出行，威胁到居民的生命安全，加大了“城中村”治理的难度。

二、“城中村”治理对策分析

“城中村”治理是一项复杂、艰辛的过程，需要政府、开发商、居委会、村民等各种组织团体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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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快速城镇化；公共安全管理；转型

中图分类号：C93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0-0116-02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03个百分点，为推进现代化建设、保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同时，由于城镇化所用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大大压缩，各类矛盾和冲突在短短三四十年内集中显现、交织、碰撞，也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加大了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难度。

一、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土地、资金进行再分配、再平衡，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秩序进行再分化、再调整，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和动荡，加上我国城镇化在时间上高度压缩，在动力上过分依赖行政主导，资源要素错配、社会矛盾冲突更为严重。

1.人口流动性上升弱化了社区自治功能。以良好邻里关系为纽带构建的熟人社区是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社区人口的频繁流动和居住形态的快速变化，对原有稳定的社区结构造成巨大冲击，社区居民在价值观念、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明显，沟通交流趋于减少，传统开放式熟人社区逐渐向封闭式的陌生人社区转变，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随之降低，容易诱发各种矛盾冲突以及犯罪、吸毒、赌博等社会问题，社区公共安全面临严峻挑战[2]。

2.城市内部二元分割激化社会矛盾。二元结构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在城市内部也同样存在。突出的表现为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目前，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约有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1]，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加上贫富差距拉大，这部分群体社会心理极易失衡。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不断崛起，社会期望不断提高，但受制于自身文化技能，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满情绪增加。安徽团省委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36.5%的人感到得不到尊重，37.2%的人出现过痛苦失望，9.7%的人产生过愤怒报复心理。

3.“城市病”问题突出加大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由于人口过度涌入，内部空间规划不合理，产业布局失衡等多方面原因，目前，我国大城市普遍出现以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为代表的城市病，不仅直接危害人民身体健康，还对公众心理和社会心态造成不利影响。我国655个城市，约有2/3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3]，每年因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者超过20万人。2007―2015年，超过360个城市遭遇内涝，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等外来人口集聚区人居环境较差、社会秩序混乱。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病”还有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展的趋势。

4.体制机制不健全诱发矛盾冲突。由于过分依赖行政推动，加上要素产权制度不健全，缺乏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近年来，在土地征用、城区扩建、旧城改造过程中的冲突事件呈上升趋势[4]。中国社科院法学院研究所报告显示，百人以上中，由拆迁征地引发的占到一成左右。各类“钉子户”时常见诸报端，对社会心理和氛围造成消极影响。同时，拆迁过程中的产权争夺和拆迁后的一夜暴富等也是诱发矛盾冲突的重要因素。

二、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转型的思路和对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人员结构日益复杂，利益主体更趋多元，矛盾点和风险点增多，需加快推进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转型，构建多方联动、重点突出、全面协调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

1.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首先，要转变政府治理理念。目前我国内地公安机关的110报警服务台每月接到的报警电话中，属于社会服务性质的已达80%以上[5]。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大包大揽既不现实也无必要，要树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理念，将政府供给的公共安全服务，尤其是社会治安服务从大量低效的非警务活动中解放出来，聚焦在对违法犯罪活动的有效打击上。其次，要改进评价考核方法，建立从效果、效率、效益三个维度、政府部门、社会公众、第三方机构三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安全服务成效评价机制，提升政府资源利用效率。再次，要高度社区综合治理。社区是公共安全管理的基本单元。要通过进一步完善社区安全体系，培育和发展社会团体，开展社区文化建设，加强安全教育和监管，建立社区居民间有效的信任制度，增强社区的凝聚力，逐步重现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文化传统[6]。

2.进一步加强市场供给。长期以来，出于规模经济和特殊的行业性质和服务内容的考虑，我国在公共安全领域实行了比较严格的市场管制，这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是必要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管制成本已逐渐大于管制收益。因此，应逐步放开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安全领域的准入限制。除法律法规和禁毒外，其他产品都可以尝试市场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比如，英国就曾以15亿英镑的价格外包警务，包含社区巡逻、犯罪侦查等。同时，公共安全服务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逐步放开管制的同时，应对市场的准入门槛、质量标准、服务价格等予以明确规定，在让人民享有高质量的公共安全服务的同时，尽可能突出公共安全服务的公平属性。

3.培育壮大社会供给。政府的力量有限，市场供给以盈利为必要条件，在公共安全领域还有大量的“真空”地带，只有通过调动社会资本的力量，有效使用社会资源，才有可能真正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需求。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夯实公共安全服务社会供给的法律基础，给予社会组织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要完善社会供给的资助激励机制，在培训、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通过建立常态化的公共安全培训制度，成立专门基金会为自愿供给行动购买意外保险等，增强社会供给的能力。

当然，政府、市场、社会三方供给的边界不是绝对的，其中，必然有交叉、有渗透，有学者就提出过城市公共安全服务合作网络[7]，这与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多元主体之间合作和协调的具体机制、利益如何平衡、权责如何界定，都还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去总结、完善。

参考文献：

[1]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Z].2014.

[2] 刘智霞.社区公共安全的建设[J].城市与减灾，2007，（4）.

[3] 向春玲.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及其治理[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4] 刘建平，杨磊.中国快速城镇化的风险与城市治理转型[J].中国行政管理，2014，（4）.

[5] 袁春瑛.社会治安服务有效供给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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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卫生局以“创立省级示范社区卫生效劳中间（站）”运动为中心，量体裁衣，一切从实践动身，狠抓建立与治理，在运动中重点推进社区卫生效劳任务，强化效劳理念，打造“民意工程”、“德政工程”，居民群众称心度不时上升，获得了优越的社会效益。

整合伙源、效劳群众，凸起便民卫生效劳。跟着区委、区当局将社区卫生效劳归入全区经济和社会开展规划，矿区卫生局积极组织人员深化病院，社区调研，召开社区卫生效劳任务钻研会，组织病院担任人赴外埠调查进修。依照市设置规划要求，连系我区实践，辨别在6个街道做事处设置社区卫生效劳中间，并充沛应用现有卫生资本，辨别由一矿病院、阳煤三院、二矿病院、四矿病院、矿区病院、阳煤二院承当组建。依据地舆地位、效劳生齿等状况，规划设置了19个社区卫生效劳站。起劲做到合理结构，便利就近就医，构建15分钟社区卫生效劳圈。居民可以在社区享用到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效劳和普通经常见病、多发病的根本医疗效劳。

标准治理、进步质量，凸起优秀卫生效劳。矿区卫生局不断秉承“没有最好，只要更好”的理念，在社区卫生效劳开展进程中，面临经济社会开展带来的新问题新状况，合时提出“标准、完美、进步”的任务思绪，展开“创立省级示范社区卫生效劳机构”运动和“创立标准化社区卫生效劳机构”运动。制订了社区卫生效劳机构的设置标准、根本用品装备规范、审核评价方法、从业人员治理方法、任务审核规范等，从人员、设备、技能、效劳等方面全方位进行监管，做到了治理有办法、审核有规范。在全区启用了一致的社区卫生效劳标徽、标牌，各中间、站的办公设备等根本设备做到一致，强化了社区卫生效劳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构建优质调和温馨的效劳情况。一致装备了社区卫生效劳信息治理系统。

完美功用、丰厚内在，凸起公益卫生效劳。矿区卫生局严厉依照社区卫生效劳的功用定位，面向家庭、面向居民，不时完美和标准根本公共卫生效劳和根底医疗效劳功用。自动为社区居民树立安康档案、举行安康教育讲座、对孕产妇、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神经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进行系统治理、积极展开疾病预防和对经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等卫生效劳。常常组织布置各大病院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高年资医师按期到区各社区卫生效劳机构展开义诊、巡诊、讲座、技能指点等运动，逐渐构成了功用较为合理、便利群众、经济有用的效劳系统。让庶民实在觉得到社区卫生效劳的有用性、经济性和可及性，构成大病去病院，小病在社区，康复回社区的观念。

解放思维、变革立异，凸起特征卫生效劳。矿区卫生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同抓，起劲自傲盈亏、自我开展、进入良性轮回。平潭街、贵石沟社区卫生效劳中间、和社区卫生效劳站的温馨情况；蔡洼社区卫生效劳中间、虎尾沟社区卫生效劳站的自动热情式医疗效劳；社区卫生效劳中间的特征安康教育等都博得了所属社区居民的充沛好评。在社区卫生效劳机构的建立与治理中，卫生局积极探究合适当地实践的思绪和做法，和区残联部分协作，将社区康复中间建在社区卫生效劳机构，无偿取得了残联部分配套设备的运用权，完成了效劳局限的低本钱扩张，加强了社区卫生效劳机构的综合竞争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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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住房改革不仅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拥有私有房产的小业主阶层，而且使得中国城市地区由过去的单位制格局转变为基于共有财产基础上的物业小区治理格局。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规定，中国物业小区中的共有财产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物业管理区域”中的“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二是小区公共维修资金。具体指：（1）建筑物中由多个所有人共同使用的部分，如楼道、走廊、屋顶、外墙面、地下室、电梯、物业管理用房等；（2）一个物业区域内，除了本建筑区域内产权人外的任何他方不能证明拥有独立土地所有权、因而其建筑投资进入小区建设成本的附属建筑物、附加物，如车库、会所、绿地、甚至包括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设施如人防；（3）业主按购房款的2％缴纳、归集起来，用于小区住宅公用部位、公用设施设备维护的资金。

自2000年起，物业纠纷频发并激化，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难题。根据我们从2001年起对200个左右的小区进行的物业纠纷调查：物业与业主们的纠纷导致发生肢体冲突与暴力事件的，占调查个案的1/3，由此而来的上访、诉讼事件比比皆是，静坐、示威也时有发生。调研还显示，全部个案基本都与共有财产权争议有关，60％的个案牵涉到严重的共有财产权争议。这折射出当前的法律框架和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面临的严峻形势。

物业小区共有财产的性质独特，不仅是实践难题，也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的研究难题。就解决物业纠纷而言，《物权法》将是定纷止争的最有力武器。学者孙宪忠指出：“除物权法外，所有的法律即使是宪法都只是间接和不全面地反映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方式，只有物权法通过建立所有权制度等实现经济基础的要求，将其直接反映在法律上，从而调整财产支配与交易的秩序。”从法理的角度来说，物权的基本特性即“直接支配性”和“排他性”，对物权人的保护具有“绝对性”。现实中，只有“物权”如此之“硬”法才可能为小区业主对共有财产的权利主张和诉求提供有力的法律保护，特别是保护小业主抵抗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

物业小区共有财产应是法定

要有效地解决基于共有财产权争议而发生的物业纠纷，其前提是共有财产的权属界分必须十分明确，但由于建筑规划、物业区域、建筑类型与投资主体的复杂多样性，要想在《物权法》中具体规定共有财产权属的所有内容几乎不可能。因此，《物权法》“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部分的立法目的首先就要为这种财产权属界分确立明确的基本规则体系。“物权法定主义”就是这一规则体系的基本原则的体现，这指的是物权的创设以法律规定为限，其种类、效力、变动要件、保护方法等只能由物权法法律规定，并且，在法律之外，不允许当事人自行创设，即当事人之间约定的物权种类不为法律认可。

然而，《物权法》草案第七十六条却摈弃了法定原则，对当前社会物业纠纷中争议最大的车库、会所等采取了“约定优先”的处理方式，规定“会所、车库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建设单位等能够证明其享有所有权外，属于业主共有”。如此，只有全体业主的合法意志表达（经过法定程序、法定投票数）才能行使共有财产权处置共有财产。这样，关于共有部分财产权属约定的程序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有关专家指出，在约定有效的时间、约定有效的方式、约定有效的对象等等繁琐的确定“有效”之前，一个物业小区的公共设施将会长期处于权属不清的“真空”状态，由此而导致的社会混乱和纠纷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小区公共配套和附属设施如果以“约定”方式确定产权，那么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约定的权属方既可以是社区的部分业主，也可以是一个企业，甚至是社区外的第三方。这不仅可能导致物业设施的用途改变，还可能导致因利益驱使而损害全体产权人利益的约定发生。确实，从近年来的物权行使实践来看，不合法的约定在现实中经常发生。例如，深圳市开发商依据《深圳房地产转让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要求，在附表四中以格式合同的形式要求购房者在买房时必须签订四个条款，其中要求：“屋顶使用权以及依据屋顶使用权而产生的收益权、外墙面使用权及在外墙面使用中所产生的收益附着物的广告收益归开发商所有”,因此条款引起的诉讼案在深圳两审后依然以合同约定的理由被判败诉, 这就是物权约定导致社会纠纷的一个典型例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消协今年已将该条款公布为2006年“3.15”十大霸王条款之七。这生动地说明了全社会对此“物权约定”行为的否定。

业主组织的法律地位

当前的《物权法》（草案）沿袭《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对业主组织的民事法律地位没有予以定性，只是在第八十七条规定了“对侵害业主共同权益的行为，对物业管理机构等违反合同发生的争议，业主会议经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可以以业主会议的名义提讼、申请仲裁；业主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讼、申请仲裁。”显然，这种规定对于业主组织团体的权利义务只是给予一种被动消极的法律地位，没有涉及业主组织责任义务的条款，对于业主组织责任缺失时的处置，也未进行专项规定。

有关专家指出，《物权法》的主要内容应是明确物权和权利保护两个方面，因而应更多涉及当权利无法实施、或得不到保护时，应如何进行保护。例如：小区以三分之二同意票解聘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拒不执行时怎么办？《物权法》应该对此类妨碍权利行使的情况做出相关规定。在整个《物权法》的构架内，在经济的范围内怎样对侵犯业主的行为进行惩罚或者是对业利本身进行保护，这是《物权法》应有的内容。至于怎么行权，应另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物权法》无需过多设定权利的行使过程和行使形式的条款，因为这属于民事自治的内容，难于一一规定。我国应仿效港台地区的《物业管理法》，或者如美国、加拿大的《公寓大厦法》另法规范，此外，还可能需要对基层社区自治制度的内容专门立法。

根本上，使一个民间自治团体既能享有权利又能履行义务，最好的途径莫过于依法而治。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公民社会不发达，缺乏依法民主自治传统的社会，业主自治团体既面临组织外部产生的权利侵犯，又可能面临组织内部负责人出现的滥权、渎职、侵犯全体产权人利益的侵权事件，使业主组织成为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是最有效的途径，也是国际趋势。

业主实践的经验将对《物权法》立法做出巨大贡献

如前所述，小区物业中的共有财产是“不得请求分割的共有”财产，在经济物品性质上，既不是纯粹的公益物品，也不是纯粹的私益物品，而是“社区公共物品”。如何确定这类财产的权属与治理方式，需要汲取实践经验，才能成为立法根据，否则会导致法律的冲突与混乱。例如，小区中的人防工程，目前就处于这种法律混乱状态中。一方面，一些业主根据《人民防空法》第五条：“国家对人民防空设施建设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优惠。国家鼓励、支持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多种途径，投资进行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主张权利。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却规定“人防工程系国有资产”。从理论角度，当前物业小区中的人防工程投资一般被公摊到业主，全体产权人成为人防工程的投资者。从使用现状看，人防工程被政府人防办、开发商或者物业公司出租获取商业利益的情况很普遍，具有商业性质。但是，人防工程作为社区公共安全产品的特殊性质，又有特殊管理要求而不能仅仅考虑私人的和短期的利益。所以,仅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拥有、管理和使用是不符合地方社区公共安全的要求。

进一步讲，明晰建筑物的所有权也不能自然解决地方社会治理的难题。具体而言，就是共用部分的治理面临集体行动的难题，即使在地方自治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如埃丽诺・奥斯特罗姆教授指出的，解决“公地悲剧”、“集体行动的逻辑”、“囚徒困境”的方案，或是“政府方案”或是“绝对私有化方案”，但他们常常导致失败。从我国的实践看，物业管理的政府行政模式已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目前多数物业小区采用的私有化产权和商业化管理模式普遍存在管理不善现象。

从私有的“物权（财产权）”到“治权”的实践，在中国社会更是个社会治理难题。社区能否真正实现自治以及自主治理能力，更多地受制于传统与民情而非法律的规定。人们在自主治理方面缺乏经验，缺乏能力，却有集权制度下长期积累的投机能力，这就产生了集权体制下一分权就乱的弊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得不求助于重新集权，这又面临新的集权问题。两者之间的徘徊，使得中国公民社会发育受阻，公民组织发展举步维艰。具体到业主组织，常因为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阻碍对其财产权和公民权的行使，特别是在权利受到侵犯的业主无法得到法律救济、行政救济或其他救济情况下，常常转而采取非理。

面对以上难题，小区“共有财产”使得业主们在主张个人权益的同时不得不维护共同利益，业主组织的负责人在社会实践中学到了动员民众、采取理性集体行为、遵守规则、维护秩序的能力，也学到了遵循民主法治之途径、以契约方式依法自治，构建社会和谐的知识和能力。相比较他们对社区物业的实践和认知水平，当前制定的《物权法》（草案）中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部分的内容显得空洞而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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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社村能否就此走上正道，有待后观。但深圳等地的一系列案例表明，治理村官问题，除要突破宗族势力与黑恶势力，还要从顶层设计上预防问题的发生并完善举报与查处机制。“我们上访，他们要我们走法律程序；我们走法律程序，他们又要我们上访。”深圳清水河村村民梁荣辉抱怨。还有村民说：“调查组曾要求我们提供证据，我们都提供了，后来不但没结果，连我们提供的证据也没有了。等我们再向有关部门反映，又说证据不足。”

张国辉说：“为维护集体利益，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部门，最后政府就四个字打发我们，证据不足。但那些摆在地上的总是事实吧！”如乌坎前期一样，这些村民的诉求被有关方面“以法律的名义”引进了“协商、谈判、打官司”的死胡同。

2014年1月初，备受社会关注的深圳龙岗“20亿村官”周伟思一案有了最新进展。深圳市检察院披露消息称，该院以周伟思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单位行贿罪，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据了解，周伟思共被控收受好处费5600万元。“20亿村官”周伟思的被查处，说明只要重视，法律完全可以有效作用于问题村官。然而对于未引起舆论和政府重视的举报来说，村民不管走哪条“正确的路”，恐怕都会面临不通的尴尬。

加剧底层民众失望与不满的是，被举报者安然无恙，举报者却可能还会面临巨大的风险。2012年11月27日，举报“20亿村官”的南联社区居民周祖杰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经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执行逮捕。12月11日，举报“咆哮村长”的大浪村民张国辉，被以故意伤害罪刑拘。这些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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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益协调机制；城乡社区治理；公共服务利益

一、城乡社区治理与利益协调之间存在的关系

“利益”指人们对客观事物存在价值的认同，或者说此客观事物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所以利益的内容客观，形式则反映的是主体的需求这样的主观要素。因此，城乡社区的管理其实就是不断的处理利益与矛盾，只有这样，各个管理的主体才会合作来治理公共事物，进而达到最大的共同利益。

城乡社区治理的方式本源是利益协调机制，基础是各治理理论在治理中的应用。“为了可以贴近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社区治理的时代到来了”。在治理中，为达到最优的共同利益，就要用各种机制来协调各方利益，这个过程叫做善治，其中这些利益包括工作方法，构造、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等：而协调的主要内容包括利益的构架、利益的协调原则、运用协调手段的方法，还有与别的协调系统间存在的关系。当很多主体的需求得到了很高程度的满足，或当个体之间的利益趋于平衡，这时就比较接近最优的资源配置，而各个主体的自觉性、协同性、有序性都将提高。

当今社会距离城乡与社区的善治还有一定距离，因为现实的社会情况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主要角色，而其他社会群体的功能还是很薄弱，人们的管理意识模糊，管理结构和机制也不完备。但也要了解到，我们国家的社会建设与治理所接触的新领域日益增多，协调多方利益的难度也在加大。因此，仅用利益来激发各个主体的积极性是不行的，因为当利益的分化越过了某个程度，将会使冲突进一步激化，所以要创立科学的利益协调的机制，以协调矛盾、规避冲突，促进社会公平，达到善治，这也是治理与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点课题。

二、善治的利益协调机制

城乡社区治理中的利益协调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一起参与各项公共事务，使公共资源得到最大的整合，这其中有关乎很多成员自身利益的领域。所以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要遵循科学发展观，也要为人们的切身利益考虑，统筹兼顾。

建立整个协调机制要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各方主体加入管理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与行动力、各种规则的制定等。它的权力实施是多维度的，即凭借商讨、协作等民主的方式来确认管理办法，它的执行与权威性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可度，所以它的治理也算是一种自我治理，治理参考的是各个参与者的意见，但只是参考，并不一定被采纳。只有这样的自主治理民主管理才可以使城乡社区治理有序、科学、文明。

三、优化各利益主体的内部结构

（一）加强基层政府在城乡社区治理管理中的各项能力

要考虑到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和他们的切身利益：优化政府职能，做好建设中的各项规划、决策、执行、监督工作，为城乡社区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帮助与支持；规范各项公共服务，明确职能权限：在可能的情况下要行政透明、阳光，吸引社会与政府合作。

（二）要发展政府与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

社区非营利组织不管是在社会资源上还是在服务上都可以对政府的治理提供帮助，党的政策也鼓励发展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团体等。政府可以在这些组织刚成立时给予一定的支持帮助。

（三）要提升人民群众的自治力

人民群众的自治力也是人民群众权力的一部分，人民的自治可以提升人民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提升人民群众自治力的重点是健全相关的各种机制规定等。此外还要有目的对人们群众开展一系列的培训与教育，完善他们的知识体系，提高他们的执行能力以及对现代治理理念的认识。

在做到了以上几点之后，还要兼顾以上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使他们之间的合作性与互动性得以体现。

四、完善与创新城乡社区利益协调机制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从本质上调和各方的利益矛盾，在社会生产要素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的现实中，要多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此外，还应完善冲突应对机制，以便及时应对各种冲突矛盾。尽可能做到预防为主、应对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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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华（1987-），江苏邳州人，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中级经济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标准理论与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及产业规划等；马凤领（1964-），河南禹州人，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理学硕士，研究方向：康复工程，标准理论与政策等。

摘 要：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具有必然性、合理性、科学性、有效性，同时在实践中面临社区自我管理功能不强、政府的财政负担过重、信息化平台建设不完善、职责任务划分不合理、制度建设不到位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这都是城市区域差异、筹资渠道有限、激励机制不完善、管理流程缺陷、管理目标偏差等原因导致的。在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中，应针对以上问题和原因多管齐下地妥善解决。

关键词：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7003203

1 引言

社区作为微观生活与宏观社会交融汇聚的平台，与居民生活、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断演化，必然要求城市管理结构和管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在管理创新的新思维指导下，社区网格化管理应运而生。所谓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是指以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为支撑，将城市按照一定的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划分为若干单元网格，每个网格配备若干网格管理人员，实现网格化、精细化、动态化管理与服务，促进社区资源整合和共享。近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构20.0万个，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29.5%；其中：社区服务指导中心809个，社区服务中心15497个，社区服务站87931个，其他社区专项服务设施9.6万个。全国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站）覆盖率72.5%，城镇便民、利民服务网点39.7万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9.3万个，社会组织达到49.9万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13.3万人。与此同时，在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探索中也遇到不少问题，如社区自我管理功能不足、财政压力过大、职责分工不合理、信息化和制度建设不够等矛盾和问题亟需解决。此外，做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利于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步伐、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也有利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生活需求，使广大社区居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丰硕成果。

2 城市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的原因

城市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管理方式创新的必然选择，也是新形势下一种比较合理、科学、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

2.1 城市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具有必然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体制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在社会转型、制度转轨的剧烈变迁中，社会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长，导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交互作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基于社会面临的这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网格化管理这种新的社会治理方略应运而生，由于它能在政府和自治组织之间提供一个平台，形成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良好局面，因而备受众多城市管理者的青睐。

2.2 城市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具有合理性

社区网格化管理采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可以打破各层级间的壁垒，实现监管分离，及时发现问题并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应对和解决问题，实现社区信息资源共享和各领域协同合作。同时，社区网格化管理逐步发展并拓展到整个城市网格化管理，可以实现对整个大系统内的一切信息和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调配，这既避免了资源闲置又降低了管理成本，而且也能够对辖区内的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管理与服务，实现对整个城市的动态高效管理。因此，对于一些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实施网格化管理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2.3 城市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具有科学性

从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运行机制来看，一旦社区发生异常事件网格内的触发机制将会把出现的问题传送至相关部门，这些部门将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当问题超出它们的处理权限或能力时，这些部门将及时上报上级协调处理。同时，社区相关部门将及时根据收到的各类信息动态调配各种资源，为任务协调和执行做好服务工作。当问题解决之后，网格内的评价反馈机制将会对结果进行科学评估，并将评价结果再次反馈给触发机制，从而更好地改进应对机制，更科学地做好城市社区治理工作。

2.4 城市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具有有效性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是对管理技术和理念的重大变革，它以万米为基本单元，将社区划分为由多元主体构成的若干单元网格，在网格多元主体的交互作用下，利用网格管理技术将社区内的公共基础设施定位到对应的网格空间并对其进行有效管理，不仅将动态管理对象分割管理，确保对社区内的一切突发事件及时有效处理，而且能对各网格单元负责人进行全时段监控，实现对所有社区居民的动态安全管理。正因为社区网格化管理运转高效、执行有力，因此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展现出了显著的服务功能和良好的管理效果。

2.5 城市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具有创新性

社区网格化管理通过建立网格、细化管理服务单元，责任到每一个网格管理人，实施精细化管理，将管理触角延伸到每个社区家庭，实现管理对象的无缝覆盖，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政府管理和社会控制能力。网格化管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集成化管理，创新了社会治理的技术和手段，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率。社区网格化管理突出了社区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强化了政府的社区管理与服务职能，能够进一步下放事权，形成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

3 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3.1 社区自我管理功能不强

社区网格化管理依托行政领导、行政组织、行政资源，在网格划分、人员配备、管理方式选择等方面都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它把侧重点主要放在了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及先进技术应用上，忽视了对社会管理格局和主体关系的整体调整，过于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忽视了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社会资源的充分参与，扩大了行政管理的范围，制约了社会自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压缩了居民自治的空间，难以形成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区的自我管理功能。

3.2 政府的财政负担过重

社区网格化管理需要在居委会组织体系之外单独设立专门的平行组织、增招额外的社区网格管理人员负责实施，这些新增的网格负责人、网格管理员需要额外增加工资报酬和各种经费开支，这无疑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此外，政府新招的这些网格管理员大多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社会阅历浅、工作经验少，并且基本不是本网格居民，在处理网格内矛盾纠纷方面往往能力有限、难以独立自如应对，不少情况下需要社区居委会干部亲自解决或协助，这不仅增加了社会治理的层级，也增加了内耗、降低了效率。

3.3 信息化平台建设不完善

社区网格化管理需要将现代信息科技与社区管理有机结合，信息化平台建设不完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缺乏专业的网格化管理系统。不少社区仅停留在简单的信息收集、整合、存贮，缺乏专业的社区网格化管理系统，很多工作比如信息的整合、网格的划分、网格组的管理等都依靠人工去完成，很难做到精细化管理，也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有些社区只是初步建立了社区管理数字化档案，尚未建立统一的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难以对整个城市从地上到地下再到人居实施全方位、专业化管理。

3.4 职责任务划分不合理

在网格化管理中各网格负责人的工作范围、职责、权限等没有明确的规定，常出现网格负责人与其在社区管理体制中分工不一致，在具体工作中相互推诿的现象。同时，有些网格管理人员本身就是本社区各行各业的代表，作为兼职的网格管理人员对自身管理权限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网格化管理中要求网格之间协调合作、相互交叉，但社区之间在跨街道、跨部门的业务协助方面一般比较困难，各职能部门在涉及利益纠纷时往往很难按照网格化管理的要求去调动其他单位、部门的资源。

3.5 网格化管理制度建设不到位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配套法律法规和制度尚不健全，社区治理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方主体权利与义务尚没有明确的界定，公共权力使用不当很有可能触及到居民和社会组织的利益而引发纠纷。在实施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一旦忽视城市各区域、社区特点，盲目地“一刀切”，容易陷入执法难、协调难的困境，难以充分发挥各地区、街道、社区的平台作用，不能充分调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管理与服务中来。此外，网格化管理工作考核机制尚不完善，缺乏规范的监督、考核、评价标准，甚至已有的制度也落实得不到位。

4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追根溯源，造成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4.1 社区间存在区域差异

由于社区网格化管理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成熟的经验，很多地区在运行和推广的过程中都不能因地制宜、机动灵活地有序合理实施，加上网格化管理过程中政府的过多干预、组织形式上行政色彩浓厚，难免产生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或特大城市地域面积大，人口众多，居民成分复杂，社会组织多元，城市核心区、功能拓展区、发展新区及郊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群体结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等均存在很大差异，社会治理任务艰巨，各区域在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一般很难照顾到区域自身特点。

4.2 社区筹资渠道有限

社区网格化管理不仅需要硬件投入，如购置相关设备、建设网络等，而且社区自身的党建、治安、计划生育、卫生医疗、文体活动、设备维护、雇佣人员及培训等诸多工作均需要配套资金支持，但社区自身筹资能力有限，各个城市经济水平参差不齐，社区基础状况各异，缺乏有效的经费筹资机制，筹资渠道单一，社区管理与服务的资金仍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社区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等的赞助及社区自身收入和积累在资金来源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社区工作千头万绪、任务艰巨，这势必加大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4.3 社区激励机制不完善

社区网格化管理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达到对资源的优化、整合、共享，从而提高社区管理与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然而，在实际的网格化管理中，由于社区激励机制不健全，仅依靠行政命令和简单宣传，无法充分调动居民广泛参与社区自治的积极性。同时，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也导致网格管理人员的工作质量难以保证，特别是随着社区工作人员的年龄趋于年轻化，一些年轻的社区工作者对社区工作热情不高、信心不足，使他们难以全身心投入到社区工作中来，进而使整个网格管理团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足。

4.4 网格化管理流程存在缺陷

网格化如同在政府和居民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级，使得管理体系更加清晰，有利于社区提高服务效率，促进精细化管理，但管理层级的增加使信息采集的环节增加，一定程度上导致社区底层的信息难以通过网格迅速、真实地向上反馈。在网格化管理过程中，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均需要自上而下、层层推进，加上横向部门间沟通协调的困难必然导致基层网格层面的问题不断积压。另外，信息采集环节过于繁杂也占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导致网格系统的整体管理能力有所削弱。

4.5 网格化管理目标存在偏差

社区网格化管理过于强调信息技术和方式方法的创新，一定程度忽略了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核心目标。过于寻求工具性方法的创新应用，简单呆板的管控，也给推进基层民主和社区自治工作带来了负面效应。相对独立的网格化管理也容易使网格负责人的关注点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忽视整个社会治理的大局，而更多地把他们的注意力投放到自己网格内的琐事上。网格化管理目标的偏差客观上也造成了网格、居民之间协同合作、互动交流机会的减少和人际关系的淡化。

5 改进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应多管齐下地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解决。

5.1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大力扶持和培育社会组织，引导社会基层组织的成长，调动社会组织主动参与自治的积极性，通过制度约束规范社会组织的活动方式和管理机制，赋予社会组织更多的自，将居民个体分散的利益诉求整合上升为组织共同的合理化诉求，并尽可能在政策层面上体现社会整体的诉求。搭建互动平台改变政府唱独角戏的状况，促进政府部门和社区自治力量的有效衔接，社会多元主体在社区管理上加强合作、协调互助，共同推进社会治理各项工作有效开展，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居民广泛参与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合作治理机制。

5.2 建立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多渠道资金筹集机制

政府要不断畅通资金来源渠道，走出单枪匹马独自负担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困局，对于市场有能力承担的管理和服务项目要果断放手，对于不愿投入或能力不足的非政府组织要适时进行引导性资金投入，促进社会各界主动投身于社区建设和发展。综合运用各种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增强投资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吸引力，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为社区财政经费筹集和合理使用提供法律保障。充分利用社区自身优势，规范社区募捐机制，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不断增强社区自我积累和资金募集能力。

5.3 加强社区网格化管理信息网络和互动平台建设

社区网格化管理要立足于社区自身业务和城市长远发展，根据社区管理与服务的要求将各项业务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框架内，不仅在硬件基础设施上加大投入，在软件维护上也要不断优化升级，形成完整、规范的信息化城市社区管理系统。将居民家庭、民政、经济、党政、计生、社保、治安等诸多内容纳入网格化管理互动平台，按照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网格管理人员的分工差别分配权限，形成实时、在线、共享的网络平台。社区居民的各种管理服务需求通过互动平台得以及时妥善办理，真正实现数字化、精细化社区管理。

5.4 加强社区网格化管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规范社区网格化管理人员的业务操作，保证城市社区管理系统运行稳定。定期组织社区工作者、网格管理员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不断提升他们对网格化管理的认识。完善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评价考核机制，将对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监督、考核、评价、奖惩等各个环节落到实处。积极引进有工作经验的社工人员和善于学习、富有奉献精神的大学生加入社区管理队伍，加强社区管理人员专业化工作梯队建设，建立健全职业资格认定、注册管理、岗位职责设置、工作绩效评估等制度，提高社区网格化管理职业化水平。

5.5 分阶段、分层次、因地制宜地推进社区管理工作

无论在大中城市还是中小城镇推广实施社区网格化管理，都必须深入结合各地区自身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分阶段、分层次、分地域地探索网格化管理的可行路径，灵活机动地有序推进。对于经济欠发达、人口结构复杂的区域需要适当加强政府的引导、示范、引领作用，确保在和谐稳定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改革创新；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组织发育程度较好的地区，则要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引导、调节多元主体自觉投身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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