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银行业金融监管的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银行业金融监管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监管;风险管理

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一方面，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让我们深切的体会到了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及其破坏性;然而另一方面，金融创新是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不竭动力，它在转移风险、增强流动性和信用创造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显然，在当今社会，金融创新仍是金融业蓬勃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有效保证，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金融创新的同时，保证有效的金融监管能够实现。那么该如何协调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二者间的关系。

一、金融创新的风险重构

所谓金融创新，是指是金融领域内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的变革或引进新的事物。广义的金融创新涵盖了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各种革新，包括新制度、新市场、新工具、新业务、新机构乃至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 而狭义的金融创新则指金融产品、金融工具的创新。

近年来呈现出的新趋势――工程化和证券化――则主要侧重于狭义概念上的金融创新，因此本文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狭义概念，主要谈及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所带来的风险。

从微观上讲，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对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和产品的再组合，这种组合实际上并不能消除风险，反而使得风险变得更为隐蔽和集中，难以控制。尤其是对于衍生品的再组合，更是使得其自身风险高度复杂化。金融衍生品本身所具有的风险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基础产品具有的风险，二是衍生产品作为一种新的独立产品而具有的风险。金融衍生品本来就属于金融创新的一类，其风原本就比较隐蔽，若金融创新是基于对衍生产品的再组合而产生新产品，达到创新基础上的再创新，其风险复杂程度可见一斑。从宏观上讲，金融创新直接改变了金融市场的内部结构，给整个市场带来新的风险。

第一，金融创新增加了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加大了监管成本和监管难度，且这种高度复杂的风险一旦产生不良后果，难以追本溯源找出根除办法，其破坏性将无限放大与扩张，这一点，由金融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第二，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金融体系的构成。在一轮又一轮的金融创新浪潮中，非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创造着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逐渐扩大了其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所占的比重，也就严重降低了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从而改变了金融体系的构成，削弱了银行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控制能力。其三，金融创新加剧了金融业经营的不稳定性。随着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银行业面临了来自其他金融机构的巨大挑战。为跟随金融创新的大潮，银行也开始从事如保险、承兑、理财、衍生品买卖等一些业务，这就给银行业带来了数额巨大的表外业务，使得银行经营变得更加不稳定，对于银行的监管也变得更为复杂。作为金融业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银行业的不稳定性，将直接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2013 年中国对于银行业理财产品市场的整顿正是出于种原因。

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角度，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复杂化和隐蔽化，给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必然需要加强对其的监管力度。

二、金融创新的风险度量

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力度，首要前提在于能够有效的识别和度量风险，关于这一点，巴塞尔协议或许对于我们有所裨益。

2010 年9 月12日，27国中央银行代表一致通过巴塞尔协议Ⅲ，这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所做出的亡羊补牢的式的努力。虽然 自1988 年巴塞尔协议出台以来，其主要涉及领域集中于银行业，主要内容也是侧重于对于银行业风险的管理和控制，但该协议中所提及的关于风险的识别与度量方法，却是适用于整个金融业的，因而同样能够给金融创新的风险度量提供一些标准和借鉴。

根据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的表外风险依据“信用风险转化系数”转化成同等性质的表内业务，再根据风险权数来测算表外业务的风险。这显然已经给银行业金融创新的风险度量提供了有效的方法。然而从近年来的趋势来看，金融创新的主力军不仅有银行业，更重要且更为活跃的，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如前所述，带有极高的隐蔽性和复杂性，难以度量和有效监管的。借鉴巴塞尔协议，对于此类风险，实际上可以借鉴“风险转化系数”的方法，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业务转化为同等性质的银行表外业务，再根据银行风险的度量模型来刻画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从而达到有效识别和管控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创新风险的效果。

因此下一步，根据巴塞尔协议，尤其是新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一方面中国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银行业风险度量和管理，尤其是对银行金融创新的风险度量和管理，紧跟国际形势，充分利用风险计量模型，有效刻画和描述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要开创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风险的度量方法和模型，从而保证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能纳入到制度化的框架中，在加快金融创新的进程中，有一定的制度和方法保证其有效控制自身风险，使整个金融业健康发展。

三、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使全球社会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然而就中国而言，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处于成长和发展阶段，金融风险度量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纵观中国银行体系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目前仅有中国银行在 2003 年开始完善市场风险日常管理，并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要求，在 2006 年将市场风险管理职能从业务部门中独立出来，构建了中国银行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而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这一方面却没有足够的重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经济金融开放程度更高，全球范围内金融创新蓬勃发展，必将以势不可挡的态势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尚不成熟的金融市场而言，这必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此，加强对金融创新的风险监管对未来中国的金融发展和资本市场健康运行，乃至整个市场的良好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就现状而言，除了风险度量的机制不成熟以外，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与体制还存在着以下问题：首先，中国金融监管的法制体系不完善，监管中的行政主导倾向明显。目前中国金融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较少，金融创新方面的法律几乎空白，间接导致了金融监管方式以行政管理为主，而缺乏一个制度化的框架，金融监管被简化成金融命令与金融计划，从而引发寻租现象的发生，带来了金融监管的不公平性，从而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权威性。其次，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不够完善。中国实行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各个监管机构相互独立，且还没建立相关的协调机制，从而打破了整个金融市场的完整性。然而金融创新有明显的混业经营特点，跨行业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且成为发展主流，也给中国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最后，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缺乏主动性，大多是事后监管，而缺乏对于风险的先期识别、预测和防范，这与中国金融监管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足有关，也与中国政府历来的“重救轻防”观念有关。然而，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并不同于从前，这种高度复杂化和隐蔽化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对于此类风险的预防显得极为重要。

除此之外，中国金融监管体系还存在着诸如缺乏与国际监管部门配合，监管效率不高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在金融创新蓬勃发展、金融风险不断复杂化的今天，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必须顺势改革和完善，从而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持。基于此，下一步，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应注意一下几点：第一，以法制理念引导监管，正确认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金融创新是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不竭动力，加强金融监管是为了帮助相关机构有效预防创新带来的风险，从而让更多金融机构能够参与到金融创新的大潮中，搞活中国的资本市场，为“新常态”下的社会发展提供支持。因此，监管的导向在于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靠法律、制度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手段来认识、度量和预防风险。从这一点出发，中国应尽快加强相关的法律体系建设，完善金融创新相关的法律法规，鼓励社会监管机构在政府的支持下去行政化，依靠市场手段来是实现监管。第二、建立切实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构建完善的监管网络。金融创新是垮领域，跨国界的，因此金融监管不能拘泥于某一领域，在中国现行分业治理模式之下，应注重以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为核心，在三大监管机构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对上密切其与中央银行和政府的联系，对下加强其与金融同业协会等社会机构的联系，建立其全方位立体式的监管网络。第三，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导向，转变金融监管理念，提高监管主动性。金融监管的目标在于最大限度的控制和管理金融风险。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广大的金融产品消费者是事实上的风险承担者，那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应该成为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于2011年3月通过了金融改革法案，该法案将保护消费利益作为其金融监管改革两个原则之一，可见这一点的意义重大。因此，在中国下一步的金融监管改革中，最大限度的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应该成为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导向和理念。一旦此种理念形成，中国金融监管就能实现主动化的风险识别和预防，从而掌握风险管控的主动权，为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磊：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监管探究[J]. 中国市场，2011 年第 19 期。

篇2

[关键词]中国；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2002年5月1日，德国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成立，标志着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而在我国，随着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沿用了近5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和银行监管“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正式结束，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体系已基本确立。因此，研究中德两国同在21世纪初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正确认识和比较两国金融监管体系，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一、中德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1. 金融监管模式不同。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机构设立的类型主要是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即中国人民银行（PBC）、中国银监会（CBRC）、中国证监会（CSRC）、中国保监会（CIRC），体现了严格分立的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最先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而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多次进行了重大改革，终于形成目前的人民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工作，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709家城市信用社、近3 4万家农村信用社、200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以及153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在德国，随着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银行和保险业务间的区别正逐渐消失，银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一体化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那些能够在市场上容易有效地扩大产品范围的银行、金融服务业以及保险机构间就形成了跨行业联合集团。与此相适应，成立现代一体化监管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同时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结构考虑到了行业区别：为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证券监管/资产管理成立了独立的组织部门。而那些跨行业任务则由从传统监管功能分离出来的几个交叉业务部门执行。因此，2002年5月1日成立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集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资产管理（BAWe）为一体， 代表了完全整合的监管模式。它整合先前的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BAWe）的办公机构为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并且集监管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服务业功能为一身。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一个联邦机构，由隶属联邦财政部的部长通过公共法掌管。具有法律特性。两个办公室分处波恩和法兰克福，大约有1000个雇员，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监管2700个银行，800个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个保险机构。新的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明显有利于监管局间的信息交换、有利于组织间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增强德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了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2. 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方式不同。按照授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不在各州设立下属机构，各州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具体监管，就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全国9个地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和这些办事机构下属的118家分行承担。不过，这些分支机构只是代为承担银行监管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将监管的情况向金融监管局报告，由其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央行是全国惟一有权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这使得金融监管局无权单独向金融机构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不过因行使监管所需的必要信息，可从央行那儿获得。而央行对涉及金融机构资本金与流动性方面的信息所做的报告，也会向金融监管局提供。同时中央银行以三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金融部门的审慎监管。一是中央银行通过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别并对其进行审计；二是中央银行通过参加监管当局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为改善监管发挥作用；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下设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内含联邦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21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由联邦财政部人员担任主席。管理委员会监管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管理层，决定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预算并建议如何完成专项监管任务；三是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共享信息、技术、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参与金融监管。在中国，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其原先的银行监管职能交由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银监会完成，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也分由证监会、保监会管理。三者并列，处于同一层次。在金融监管信息的获得方面，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具有自己独立的分支机构从平级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采集、汇总信息，并逐级上报最高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具有向金融机构征集信息的权利。由于侧重点不同，央行获得监管信息和其他三个机构获得的监管信息很多时候并不对称。

3. 金融监管目标不同。虽然两者都把保证本国金融业稳定作为金融监管最高目标，但存在着监管目标具有统一性和分散性之分。一般而言，金融监管的目的有三个：维持金融安全稳定和良好的金融秩序；防止金融业的垄断以保持金融效率；保护投资者存款人的利益。监管是要兼顾安全、效率和存款人利益三项目标，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对监管目标的侧重点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中国在这方面与德国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德国，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首先是保证德国整个金融业的正常稳定运行，由此派生出保证金融资产安全和保护客户和投资者的利益。而在中国，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特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其监管目标存在差别，因此有不同的监管目标，不同于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具有统一、清晰的重点，比如在我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证券业监督管理的目标，就是促进证券市场规范健康稳定发展。要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为证券公司的发展、壮大积极创造条件。由此可见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存款入、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机构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充实监管力量，转变监管理念，切实把工作重心从审批事务转移到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上来。必须从健全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改进监管方式、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监管体制等方面，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4. 金融监管方式和手段不同。德国金融监管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依赖非政府力量来监管银行，而较少使用政府直接监管措施。在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同时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德国金融监管当局放宽了对资金来源渠道、业务范围、经营地域、利率水平等方面的管制措施，而同时从总体、宏观方面对金融业加强了监管。实现了从常规性监管到风险性监管的转变，重视内控制度建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防范金融风险，实现安全与效率并重的监管目标。而我国金融监管的形式一般有三类，一是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它是中国目前使用最主要的监管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分为两种方法，即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稽核管理；二是中央银行或监管部门委托监管，可以委托银行进行内部的稽核监管，也可以是委托外部的第三方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或咨询评估机构；三是行业自律管理，建立银行业同业协会进行行业协调和监管。针对上述不同的监管形式，形成三种不同的监管手段，即法律或法规的监管手段、行政监管手段和自律监管手段。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制订了以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的银行法规，但是由于长期行政化管制形成的路径依赖，中国的银行监管手段依然主要是行政监管手段。这种行政监管手段，主要体现在银行市场准入限制、价格管制、分业监管等方面，其核心是行政审批制和行政管制。

二、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篇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新型金融监管体系构建及其有效性研究”（70973028）

作者简介：刘晓星（1970-），男，湖南隆回人，博士，教授，金融学博士后，主要从事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等方面研究。E-mail: starsunmoon168@yahoo.省略

摘要：结合全球101个国家银行发展和67个国家银行稳定的数据，以实现银行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为银行监管目标，根据收入水平和IMF原则将样本国家分为五类，分析了代表性监管措施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效果。实证研究表明，中高收入国家的银行业务活动监管、外部治理和资本监管同时可以实现银行业稳定可持续发展；中低收入国家过高的业务活动限制和资本监管不利于银行业发展，金融集团控制和监管独立性反而会增加不稳定性；低收入国家过高的业务活动限制和资本监管水平不利于银行业稳定发展，外部治理和官方监管权力更有利于实现银行监管目标。

关键词：银行监管；银行稳定发展；效果评价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6-0063-06

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表明，传统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严重不足，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受到质疑，监管措施的实施效果和执行力急需重新认识和提高。如何汲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实现金融体系稳定，迫切需要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有效的金融监管对于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主要研究全球范围内银行监管措施与银行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运用来自世界银行的银行监管数据，针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采用面板数据方法进行分析，了解不同监管措施在不同类型国家的监管效果。

一、文献综述

银行监管长期以来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尤其是进入后危机时代，人们更加关注银行监管体系的发展变革。目前关于银行监管理论和对策研究的文献较多，但对银行监管效果进行数量分析评价的较少。早期的Diamond和Dybvig［1］从金融恐慌和金融危机的视角分析了美联储既充当银行监管者、支付系统监管者又担任制定货币政策职能的弊端。Peek等［2］指出通过对银行展开调查得到的监管信息会对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提供帮助，他们运用CAMEL评级和有关失业和通胀的预测错误值来测量监管信息，通过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发现，CAMEL变量和失业通胀预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监管信息能够有效地反映宏观经济情况。Wall和Eisenbeis［3］，Bernanke［4］和Greenspan［5］发现单一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和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都是为了实现总体有效并且消除风险。但是Haubrich和Thompson［6］指出这一结论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范围。如果这些监管活动的信息对指定货币政策能起重要作用，那么中央银行就应该同时担任制定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职能；如果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能带来更大的好处，那么就应该把中央银行从监管职能中分离出来。受以上研究的启发，Barth等和Beck等人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帮助下，从2000年开始通过广泛的金融机构调查逐步建立起了覆盖全球的金融监管数据库，使金融监管评价真正进入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时代。Beck 等［7］指出防范银行危机并不是银行监管的唯一标准，银行监管应该考虑和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他们运用49个国家大约5 000个公司的数据，采用有序的Probit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不同的银行监管措施对公司吸收外部资金的影响。其中，公司数据来源于1999年世界商业环境调查，监管措施变量来源于Barth等人的调查。研究发现，这些金融障碍和银行监管的“监管独立性”有关，监管机构干预银行活动、撤换高管、中止股息红利的权利越大，公司在进行外部融资时面临的阻碍越大，但是如果一国银行监管中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公司吸收外资时的障碍越少。Barth等［8］运用不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及不同国家的银行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提高信息披露程度和透明度会促进银行业的发展（用私人部门信贷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并且能提高金融中介的效率（更低的净息差和间接成本支出）。Beck等［9］对什么样的银行监管政策改善或者恶化了公司吸收外资的障碍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传统的监管方法即官方监管机构直接监管银行并没有改善银行的廉洁情况，而私人通过提高信息披露度对银行的监督可以降低银行的腐败程度，进而可以减少公司在进行外部融资遇到的困难。Barth等［10］分析研究了哪种监管措施最有效。但是对于“最有效”并没有确切的定义，他们构建了不同的指标来反映银行监管措施的不同影响，包括银行发展、银行稳定、银行脆弱性、银行效率和银行绩效。数据来自于他们2001年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银行监管情况的调查。首先分析了监管变量和银行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越高，就越会降低银行业的竞争并且限制跨国金融集团的形成，并且会降低透明度以及私人部门对银行的监管效果；但是较高的私人部门监管水平并不会降低官方监管权力。这表明如果一国政府在银行监管、所有权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可能抑制银行的发展并且加剧腐败程度。

2007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人们对传统金融监管的深刻反思，开始从新的视角认识银行监管的效果。Bernanke［11］强调美联储身兼数职的好处在于即使发生了金融危机或者金融恐慌，也能为银行系统提供适当的流动性并且能预防支付系统的僵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外部审计在金融监管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Ojo［12］通过对欧盟、德国、意大利以及美国四个国家和地区银行监管的结构和体系之间的差异对比分析，研究了外部审计在金融监管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银行监管过程。Barrell等［13］为OECD国家设计了一套危机预警模型，这套模型最终揭示了资本充足率（杠杆比率）、流动性比率以及实际房价是这些国家金融危机发生可能性的决定因素。这一研究结果为金融监管者和中央银行如何进行监管提供了很好的方向：充分利用银行的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抑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危机。目前国内关于银行监管效果的评价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尚不多见。

二、指标构建与数据选取

银行监管的效果要从宏微观两个角度来度量，基于微观视角的银行业自身发展和宏观视角下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本文监管效果分析围绕这一监管目标展开。根据世界银行和IMF的评价原则，我们选用银行对私人部门贷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考察银行发展，值越大说明银行发展越好；对于银行稳定，我们选用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来衡量银行业的风险比率，即银行稳定性，值越大说明银行风险比率越高。银行监管效果不仅受到监管措施本身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到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法治水平、公民话语权、社会腐败等因素影响。我们将银行监管措施变量分成六类：银行业务监管变量、金融控股变量、官方监管权力、外部治理变量、监管独立性和资本监管变量。

（1）银行业务监管变量是关于对银行参与证券、保险和房地产业务的限制程度（不限制1，表示银行可直接从事上述所有业务；允许2，表示银行可从事上述所有业务，但需全部或部分通过子公司的形式；限制3，表示银行或其子公司可从事上述部分业务；禁止4，表示银行或其子公司均不可从事上述业务），取值范围为（3，12），值越高表明限制程度越高。

（2）金融控股变量反映监管限制程度对金融集团形成的影响，包括银行拥有和控制非金融企业、非金融性企业以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拥有和控制银行的限制程度（不限制1；允许2；限制3；禁止4），取值范围为（3，12）值越高表明限制程度越高。

（3）官方监管权力衡量监管机构是否有权采取具体措施来预防和纠正问题，取值范围为（4，14.5）值越高表明权力越大。

（4）外部治理变量表明外部治理的严格程度，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外部审计的力度，衡量银行外部审计的有效性；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会计实践，考察会计实践使用的会计准则和标准；外部评级和债权人监督，考察外部评级机构和银行债权人对银行业绩的监督。取值范围为（9，17），值越高意味着外部治理越好。

（5）监管独立性衡量监管部门独立于政府的程度以及免受银行业干扰的程度，包括监管当局相对政府行政机关的独立程度；监管当局是否对其行为负有法律责任；监管部门在不同的政治考虑下，能够独立做出决策的程度。取值范围为（0，3），值越高标志着独立性越强。

（6）资本监管变量是总体资本要求严格程度和初始资本要求严格程度的加总，总体资本要求严格程度是指在确定最低资本充足率之前，资本要求是否反映了相应的风险因素，是否从资本中扣除了相应的市值损失；初始投入资本要求的严格程度是指某些资金是否可用作银行的初始资本，这些资金是否需要官方核查。这个指标涵盖了银行的资本总量和资本金来源，取值范围为（2，9），值越高表明严格程度越高。

很多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一国的金融监管质量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一国经济水平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监管措施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把样本国家分为五类：非OECD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High-Income no-OECD）、OECD高收入国家和地区（High-Income OECD）、低收入国家和地区（Low Income）、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Lower Middle Income）、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Upper Middle Income）。

反映银行发展与银行稳定的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库；监管措施变量数据来源于Caprio等人通过调查得出的世界银行监管数据库，该数据库2001年建成并定期更新；公民话语权、国家腐败程度和法治情况的数据来源于Kauffman等人建立的“Governance Matters”数据库。

三、基于银行发展的监管效果分析

为了分析不同监管措施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银行业发展的影响，我们选取了101个国家2002―2008年的相关数据，总共数据量为695个。根据IMF和世界银行的分类原则，把这些样本国家分为五类（见表1所示）：非OECD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14个）、OECD高收入国家和地区（24个）、低收入国家和地区（15个）、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22个）、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26个）。然后运用面板数据对这五类国家分别进行分析。

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总体来说，各项监管措施对银行发展都有显著的效果，金融控股变量、外部治理变量、官方监管权力以及资本监管变量和银行发展之间都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就世界范围而言，对金融集团形成的限制程度越高、外部治理越好、官方监管权力越大、对银行的资本要求越严格，越有利于银行业的发展。但就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来说，监管措施的监管效果存在差异。

银行业务活动的监管限制在高收入水平国家，会对银行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即对银行参与证券、保险和房地产业务的限制程度越高，越不利于银行发展；但是在收入水平不高的国家和地区，银行业务活动限制对银行发展有正相关关系，即对银行业务活动限制程度越高，银行发展越好，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金融成熟度不高，银行业尚没有发展健全，需要限制银行业参与其他行业才能保证银行业的稳定发展。

表1基于银行发展分析的国家分类（合计101个国家和地区）

注：OECD表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下同）。

表2基于银行发展的监管效果统计分析

金融控股变量几乎对所有类型国家都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效果不同。对高收入OECD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其影响是负的，其他类型国家影响为正。这说明，在高收入但非OECD国家、低收入以及中低收入水平国家限制金融集团的形成会促进银行发展，因为在这些国家中，银行业竞争压力不大，金融集团化程度越高越难以监管，产生垄断导致低效率，但在高收入OECD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银行竞争会比较激烈，对金融集团形成可能性的限制程度适当降低，反而会促进银行业的发展。

官方监管权力对高收入OECD国家、低收入国家以及中高收入国家有显著影响。其中对高收入国家影响为正，即在这类国家和地区中官方监管权力越高，越能促进银行业的发展。而在收入水平不高的国家中，官方监管权力普遍都过高，会对银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应该适当地降低官方监管权力。

外部治理变量几乎对所有国家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不管收入水平如何，外部治理对银行业发展都会起到促进作用，外部治理越好，银行发展也越好。

监管独立性指标反映了监管部门独立于政府以及免受银行业干扰的程度，除了高收入OECD成员国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其他国家的系数都为正，表明监管独立性对一国银行业发展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其中监管独立性系数最大，说明监管机构独立性越高，相应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业发展越好，因为监管部门能更好地独立于政府并且免受银行业的干扰。

资本监管变量对不同类型的国家也同样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和中高收入国家，监管资本指数较低，即对银行业的资本要求不是很严格，分析结果表明在这两类国家和地区中，资本监管程度越高，越能促进银行发展，因此应该加强对资本要求的严格程度。而在高收入但非OECD国家以及低收入国家，对银行业的资本要求已经很严格，所以会对银行发展产生过多的束缚，应该适当降低这一要求的严格程度。

四、基于银行稳定的监管效果分析

我们用银行的风险比率来表示银行的稳定性，即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来衡量。由于数据获取的原因，我们只选取了67个国家和地区2002―2008年的数据，然后按照同样的分类方法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分成五类，其中非OECD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8个）、OECD高收入国家和地区（23个）、低收入国家和地区（4个）、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14个）、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18个），具体分类情况见表3所示。

表3银行稳定国家分类（合计67个国家和地区）

在对国家进行分类的时候，由于数据限制低收入国家个数太少（4个），我们把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与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归成一类来进行分析，结果见表4所示。

表4基于银行稳定的统计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银行监管措施在维持银行业稳定方面产生了显著效果。对银行业务活动限制程度和资本要求水平越高，越能降低风险比率，维护银行业的稳定。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监管措施对银行业稳定的效果不同。

银行业务活动限制对高收入OECD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银行风险比率有显著的影响，但影响效果不同，对发达经济体有正向的影响，对低收入国家有负面影响。因为在发达经济国家金融市场已经相对成熟，银行参与其他业务活动可以降低银行的风险比率。但在低收入国家，金融市场机制尚不健全，银行从事其他行业的业务活动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因此提高对银行业务活动的限制会降低银行业的风险比率。银行业调查也充分表明，现在在发达经济体国家和地区对银行总体业务活动限制程度最低，在低收入国家和地区，这一限制程度最高。

金融控股变量只对高收入OECD国家有显著影响，在发达经济体国家和地区，对总体金融集团的限制程度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比率。

官方监管权力变量对高收入OECD国家和地区以及低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业稳定有显著影响。在高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这一影响为负，低收入水平国家为正。说明对于发达经济体国家和地区，应该考虑适当强化官方监管权利，低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应该降低这一权利，以维护银行业的稳定。

外部治理变量只在高收入但非OECD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对银行风险比率有正向影响，说明外部治理已经起了反向的作用，加大了银行的风险。因为在这两类国家和地区，外部治理指数相对于其他国家较高，信息披露程度过高反而不利于银行稳定。

资本监管对控制银行的风险比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高收入但非OECD国家以及中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最为显著，在这些国家中，对银行的资本要求越严格越能降低银行的风险，维护银行业稳定。

五、研究结论

综合银行发展和银行稳定两个方面来考察银行监管措施效果，发现中高收入国家的银行业务活动监管、外部治理和资本监管同时可以实现银行业稳定可持续发展；中低收入国家过高的业务活动限制和资本监管不利于银行业发展，金融集团控制和监管独立性反而会增加不稳定性；低收入国家过高的业务活动限制和资本监管水平不利于银行业稳定发展，外部治理和官方监管权力更有利于实现银行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Diamond， D.W.，Dybvig，P.H.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91）：401-419.

［2］ Peek，J.， Rosengren，E.S.，Tootell，G.M.B.Using Bank Supervisory Data to Improve Macroeconomic Forecasts［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1999，（9-10）：21-32.

［3］ Wall， L.，Eisenbeis，R.A.Financial Regulatory Structure and the Resolution of Conflicting Goals［J］.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1999，（16）.

［4］ Bernanke， B.S.Prudential Supervision：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293-297.

［5］ Greenspan， A.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United States Senate［Z］. Board of Governor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1994.382-385.

［6］ Haubrich， J.G，Thompson，B.Umbrella Supervision and the Role of the Central Bank［R］.Policy Discussion Pape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2005.

［7］ Beck， T.， Demirguc-Kunt， A.，Levine，R.Bank Supervision and Corporate Finance［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Working Paper 3042， May 2003.

［8］ Barth， J.， Caprio， G.，Levine，R.Bank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What Works Best？［J］.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04，13（2）：205-248.

［9］ Beck， T.， Demirguc-Kunt， A.， Levine，R.Bank Supervision and Corruption in Lending［R］. Word Bank Policy Research，Working Paper， September，2005.

［10］ Barth， J.， Caprio，G.，Levine，R.Rethinking Banking Regulation: Till Angels Gover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11］ Bernanke， B.S.Central Banking and Bank Superv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R］. Chairman's Remarks at the Allie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Chicago， Illinois，2007-01.05.

篇4

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职能分离之初，基层行的一些员工就对人民银行能否行使对银行的检查监督权存在过较大的疑问。虽然新修改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五章“金融监督管理”中明确界定了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九种行为进行检查监督，但一些人碰上“监管”话题还是绕着走，不能理直气壮地谈监管。究其原因，还是认识上存在偏差。其实，中国银监会对银行业实施监管，可以说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而中国人民银行实施金融监管也同样合情合理，有法可依。它们履行监管职责的区别就在于：银监会对银行类金融机构实行的是机构监管权，而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实行的是功能监管权，两者之间只是监管的范围和侧重点不同罢了。法律赋予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与防范特定的银行机构风险相比是范围更大的系统工程，对银行业的功能监管是更高层次的监管。

九项监管职能宜做大文章

新修改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总体上分离人民银行原有的金融监管职能的同时，又保留了人民银行负责监督管理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审批商业银行结售汇业务等九项监管职责。这就要求人民银行在对银行业实行检查监督方面作出不同于以往的必要调整，既不能“与银监机构的现场检查撞车”，又不能让银行业机构过于反感，还不能在相关监管职能上失职。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基层央行究竟怎么办？我们认为，成立基层行金融监管领导小组，明确“三个提升”，实行以“大”替“小”，值得一试。首先，就是打破部门界限，把基层行各相关部门的检查监督意志提升为基层行的意志。规定基层行的有关职能部门对商业银行进行现场检查监督，必须报基层行金融监管领导小组批准，不得随意检查。其次，要加强权力约束，把基层行各相关部门的检查监督权提升为基层行的职权。凡涉及到各有关职能部门对商业银行的行政处罚意见，必须由基层行金融监管领导小组统一会审后，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第三，把基层行单个部门的单项检查提升为基层行多部门的联合行动。如将外汇反洗钱、人民币反洗钱、人民币账户和现金检查项目结合起来检查，等等。其目的就是减少对商业银行的检查频率，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增强基层央行的监管权威。

篇5

银行经营发展实践面临的约束

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发展中面临的“约束”不断增加，体现出市场环境的重大变化。

资本约束更加严格

过去十年，“拉存款”、“放贷款”似乎始终是银行经营中的唯一“主题”。但现在，商业银行在经营中感受最深的却是来自“存贷比”和“贷款总量”的约束，这些约束甚至比上世纪90年代的传统约束还要严格。实际上，存贷比的压力和贷款的压力归根结底是资本的压力，它让银行真正认识到其经营管理不仅是市场开拓下的发放贷款，更应是在资本约束下如何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

例如，2002年，国内某银行在A股刚上市时业绩很好，当年新增贷款30多亿元，因此该银行准备再融资，并大量发放贷款。但当时股东的想法和银行经营者存在分歧，对于这种不分红却不断进行融资的“游戏”，股东觉得“玩不起”。股东的判断标准很单一，即投在银行的钱是否比在其他地方的回报率要高――这是银行在经营中受到的直接约束。

资本高回报要求更加迫切

在银行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贷款有理”、“贷款万岁”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但这和银行追求的高资本回报相悖。

从经营者角度出发，要用股本回报率衡量银行业绩。股东真正要求的是投资银行需比投资其他行业或部门的回报更高，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投资就不算成功，或者说银行经营不成功。银行经营者都希望把资本配置到最优，最节约地使用资本，充分运用监管政策，使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保持高水平。

从股东角度出发，高资本回报率才是最根本目标。在前几年市场行情下，银行业整体盈利较好，“冲淡”了股东对资本回报的固有标准。作为股东，当资金紧张时，会希望提高ROE水平，迅速获得回报，以解决投资中面临的问题。

频繁融资更加难以持续

国外大银行在首次公开发行（IPO）融资以后，一般五年到十年内不会再融资，而是通过自身积累支持业务发展，只有当遇到重大收购、重组时，才进行较大规模的融资。

因此，类似国内银行这种大规模、连续的融资在国际银行业并不多见。因为再融资后，银行的资本回报被摊薄，需要从低水平重新逐渐回升。如果能够把融资间隔拉长，对股东是一种“节约”，对股东的总体回报也是最好的。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促使银行高速放款，近年来，国内所有银行的增长速度都超过国际银行，而几乎所有的国内商业银行都需要融资，频繁融资的难度随之日渐增大。

市场约束更加无法回避

银行经营发展面临的约束越来越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股东的要求越来越严和市场的约束日趋严格。出于对市场稳定的维护，监管部门非常关注市场冲击和时间窗口等问题，即使银行的再融资对股市没有太大影响，监管部门也会非常审慎，从而对银行造成来自监管方的压力。

新监管改革的更高约束

在上述银行经营面临的约束之外，国内银行业还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此次二十国集团（G20）推动下的“世纪金融大改革”，对全球银行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监管要求。

国际金融监管标准进一步提高

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微观上强化资本监管，二是在中观上扩大监管范围，三是在宏观上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对逆周期问题的管理，最为典型的是强化对“大而不倒银行”的监管。

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标准进一步升级。2010年，《巴塞尔协议III》（以下简称《协议III》）出台，全面提升了对国际银行业的监管标准。

第一，严格监管的原则更加明确。2009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在的《协议III》讨论稿中确定了三个原则：兼顾宏观和微观的审慎兼管，资本和流动性监管并重，资本数量和资本质量同步提高。在此原则下，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两个具体执行办法，即要求增强银行抗风险能力的讨论稿和统一流动性风险计量与监测标准的国际协议。

第二，监管的要求更广、更严。《协议III》除了对“资本”的界定更清楚外，对流动性、利率、声誉和资产证券化等方面的风险都提出了相应的资本覆盖要求。相比之前的协议，《协议III》对银行的监管要求更加严格，如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从8%提高到10.5%，对一级资本比率的要求从4%提高到6%，并明确提出核心一级资本比率为4.5%。

第三，《协议III》对普通股股东的要求更高。一方面，股东要真正出资，补充资本；另一方面，普通股要更多地吸收风险。

第四，《协议III》要求银行适应许多“新内容”。一是要达到对动态拨备和杠杆率监管的要求；二是要满足对流动性指标的监管要求，如满足对“流动覆盖率”（短期）和“净稳定融资率”（长期）的监管要求；三是要进一步明确监管层对资本工具使用制定的新标准和提出的新要求。

《多德-弗兰克法案》树立了全球金融监管的新标尺。目前，各国金融监管改革中最典型、对银行业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法案在通过时的效率很快，这也反映出美国对强化金融监管的决心。

《多德-弗兰克法案》有两大支柱：一是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二是要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围绕这两大支柱，法案突出强调了六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强化监管体制（如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二是明确限制“大而不倒银行”的运营，三是限制银行的自营投机，四是强化对衍生产品的监管，五是要求附加衍生产品实现“自愿剥离”，六是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

欧洲的金融监管改革进一步推进。2010年以来，欧洲的金融监管改革不断加快，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改革泛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推动设立银行税，强化逆周期监管，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衍生工具的监管。

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回归银行稳健经营本原。国际金融监管的强化反映到国内，具体体现在对贷款规模和总量的控制上，而这与资本的“消耗”有直接关系。因此，监管部门既要求银行提高资本比例，又要控制银行资本的补充时间。这样做的结果是银行经营的“本原”被重新认识到。对银行资本的约束早已有之，但在市场宽松时被忽略了，而当市场恢复到“正常”时，银行的稳健经营被重新重视。

第二，推进资本管理进步。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金融业发展中有几次重大“进步”，其中之一即是银行在资本管理上的改进。改进的实质是对银行体系约束的加强，而这种“加强”主要体现在对银行的风险控制上。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各国对银行风险控制的认识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第三，摈弃传统经营“偏见”。我国银行业在经营管理中普遍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对银行规模的有限性认识不充分，二是对银行风险必须要实现覆盖的认识不足，三是对银行经营的短期和长期目标认识不清，常混为一谈。实际上，银行经营的短期目标应着眼于当年的短期利息净收入，长期目标应着眼于远期现金流量的净折现值，也即市值。

未来应处理好的四个关系

在新的监管环境下，银行的经营管理者需要充分认识和处理好如下四个基本关系：“三个损失”和经济资本配置的关系，资本覆盖和风险的关系，损失分布与风险变动的关系，风险过滤与风险调整资产收益（RAROC）、资金转移定价（FTP）的关系。

“三个损失”与经济资本配置的关系

风险是一种不确定的损失，这些损失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类，即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和异常损失。如何分析和量化这些损失？新的监管准则对我国银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预期损失具有正常波动的“频率”，是每年损失的平均值，是一个常量，对其的量化相对容易。在量化后，银行可以据此决定风险覆盖的配置规模。对预期损失进行量化的原理和方法在《巴塞尔协议II》有明确的规定，如对违约率的计算要通过对客户的评级进行，违约损失率的计算通过对债项的评级进行，这种计算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初级评级法”。

与预期损失不同，非预期损失的特点是其作为“变量”，波动性较大。例如，在金融危机时，损失可能有八笔、九笔或者十笔，很难确定。因此，对其的处理不能直接计提拨备，而必须使用“经济资本”这一“工具”。经济资本与传统使用的监管资本和会计资本不同，经济资本是一个“变量”，从绝对规模来看，经济资本相对较小。

对于异常损失，由于其既不能使用成本抵减，也无法提前计提资本准备，只能“未雨绸缪”,通过事先的情景模拟和压力测试，制定应急方案。

资本覆盖和风险的关系

资本覆盖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水坝与洪水之间的关系。为防止洪水泛滥，需要在河流上修筑水坝，如果修建的是能够抵御50米高洪水的水坝，每千年出现一次溃坝，则发生风险的概率即是千分之一；如果修建的是能够抵御40米高洪水的水坝，每百年出现一次溃坝，则概率是百分之一；同样，如果修建的是能够抵御30米高洪水的水坝，每十年出现一次溃坝，概率即是十分之一。水坝的高度不同，对洪水的抵御能力不同――资本覆盖与风险的关系也是如此：高资本覆盖能够抵御更大的风险。正如修建多高的水坝是决策者的“偏好”，银行对资本覆盖程度的选择在实质上是对风险的不同偏好。

但是，巴塞尔委员会对最低资本充足率统一规定了8%的要求，这显然是一种“集体偏好”。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的风险“偏好”设置了监管“底线”，所有银行都必须保持8%或10%的资本充足率。但水坝的高低和材料的硬度是个人的选择，银行对实现资本充足的认识和态度也各不相同，由此造成银行经营管理者具体决策的不同。

损失分布与风险变动的关系

损失分布与风险变动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损失分布与风险曲线走势的关系。

对于损失分布，银行的损失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在数学上却一般呈现出近似正态分布的变动趋势。一方面，所有银行损失的类型都能在正态分布图形中的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正态分布的变动趋势能够反映出在不同条件下银行遭受最大损失的可能性，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如果信用风险的最大可能损失点在A点（损失值为八万元），那么阴影部分中A点左侧标示的部分就是用正态分布风险标准描述下的预期损失，A点到B点间的阴影部分标示的是非预期损失，B点之右的尾部标示的是异常损失。

对预期损失，银行可以计提拨备。在图1中，接近1%损失概率的是A点，也就是损失额为八万元时。此时，银行可以根据成本先计提八万元的风险拨备。如果银行是非风险偏好的，那么虽然在A点时发生风险的概率最大，银行到A'点时再计提拨也是可以的，且此时计提的拨备额为十万元，对风险的抵御更为充分。

非预期损失发生的概率虽然较小，但长期来看一定会发生。对非预期损失进行的资本准备处理被称为风险资本或经济资本。不同的风险发生概率意味着不同程度的损失，计提的准备越大，银行应对风险的频率就会越小。这跟水坝的例子类似，用土石和用钢铁修筑的水坝抵御洪水冲击的能力肯定不同。

异常损失发生的概率较低，一般不需提前进行资本准备处理。通常的做法是，根据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的结果制定相应的应急方案。但现在的研究发现，异常损失风险的概率分布在危机期间呈现“肥尾”特征，当危机因外部冲击进一步恶化时，“尾部”的风险会成倍放大――这在市场上也反映得非常明显，所谓的“肥尾理论”阐述的即是这种情形。此次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中提出的缓冲资本要求，就是为了应对异常损失发生概率中的肥尾现象。

此外，在风险的分布形态上，市场风险的概率分布与信用风险的概率分布并非完全一样――市场风险属于完全正态分布，而信用风险属于偏正态分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市场风险在定义时仅仅是对价格波动的反映，而价格波动呈现出的“上下型”概率从数学角度来看是均等的，所以体现在风险的概率分布上是正态的。

风险过滤与RAROC、FTP的关系

商业银行追求“过滤掉风险的真实利润”，这一目标明确体现了银行的经营理念，而银行对风险的过滤与RAROC、FTP紧密相关。

RAROC是指风险调整的资产收益，衡量的是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占风险资本总额的比重。其中，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是指从收益中扣除经营成本、资本成本和风险成本后的收益，而这正是前文所述的“过滤掉风险的真实利润”。

通过对RAROC指标的使用，银行进一步明确了自身追求的利润乃是“过滤掉风险”后的利润，能够促使银行在成本中及时核减损失，及时为潜在的损失计提足够的资本准备。

FTP是指资金转移定价，或被称为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它的出现也是银行追求“过滤掉风险的真实利润”的要求。此外，引入FTP也符合现代银行经营管理发展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业首次引入FTP，主要用来衡量银行面临的市场风险，限于当时的发展水平，银行在使用FTP时需要计算多个Var（Value

at

Risk，在险价值）。

在没有使用FTP的情况下，如果银行的分行间相互“割裂”，那么总行在进行统一的风险管理和资本配备时困难较大，需要付出的成本也较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各分行都同时面临着两类风险：一类是资金错配型市场风险，一类是单一交易对手的信用违约风险。由于各分行都有各自不同的市场风险和信用违约风险，总行在进行测算时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和“精力”。

但是，如果银行建立起专门的团队，采用FTP的管理手段，就可以有效地应对风险和解决资金错配的问题，从而在总行和分行层面同时达到最优的经营状态。

因此，总结银行引入FTP的有益之处，本文认为主要有四点。第一，可以有效实现对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分离管理。第二，通过实现各分行对同类业务的统一定价，为实现全行对产品盈利的统一计算提供了基准。第三，FTP为银行的所有产品提供了统一计算的基准，因而也实现了对所有业务条线运营评估和资源配置评价的标准设定。第四，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奖勤罚懒”的效果。其中，FTP对银行“奖勤罚懒”的积极效果体现在为分行乃至单一职工的业绩评价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标准。

中信实践：资本管理的有益探索

前文探讨的银行风险管理与资本准备间关系的“原理”正是此次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所强调的，也是国内银行在经营管理中需要遵循的基本准则。中信银行在国内较早地进行了基于上述原理的管理实践，取得了一定成绩。

第一，“超前”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与改进。早在2005年，中信银行就开始对新形势下的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探索，开始进行对“经济资本”的“试验性”使用，并启动了信用风险评级模型的相关开发工作。2006年，中信银行进一步开始实行对“资本约束”的管理，并同时将FTP引入到内部经营管理中。2010年，实现了FTP在全行范围的统一实施。总体来看，中信银行引入和运用的“资本约束”理念和监管实践在同业中是“超前”的，否则，在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新变化时，中信银行将无法保持“处变不惊”。

第二，追求高水平，运用“领先”的模型手段。中信银行的公司客户评级体系已经运行三年有余，完全可以实现整体的上线使用。内部公司客户评级体系的客户覆盖率达到95%，而同期其他银行在此方面的客户覆盖率为50%～60%。在未来，公司客户评级体系将覆盖全部客户，评级模型有效性将得到进一步验证，从而可以为中信银行执行新的监管协议要求创造更好的条件。

在银行内部的公司债项评级方面，虽然目前50%以上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掌握了高级评级法的具体运用，但运用高级评级法实现债项评级的银行并不多。中信银行在此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开始较早，在零售银行客户评级方面，中信银行已经运行并检验完成了对数据的“清洗”、更换、调整、监测以及模拟。

第三，使用大样本，提高数据质量。中信银行目前在公司违约损失率测算方面已经积累了3000多个样本，而目前国内有的银行在此方面积累的样本仅有300个左右。虽然相关样本确实难以积累，但如果样本积累不能达到足够的规模，新监管协议强调的高级评级法的运用就无法实现。由此，中信银行的风险量化技术目前在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居于前列。

第四，深入推进FTP在经营管理中的运用。对商业银行来说，传统的利润计算较为简单，但在引入FTP后，对利润的测算大不相同。中信银行在2005年引入FTP测算，2006年实现FTP的上线使用，2008年推广实现了20%的FTP应用，2009年这一比例达到50%，在2010年实现了100%的应用。在未来，FTP为中信银行强化资本管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篇6

关键词：金融创新；银行监管；挑战；应对

一、金融创新对银行监管实践提出的挑战

金融创新行为的动机简单地看是由于盈利动机的驱使，但是从深层次看却是银行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滞后，以至于阻碍了银行机构向更高的阶段进一步发展。环境的变化使得银行机构传统的经营方式不再有利可图，他们过去向客户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越来越难以出售，而传统的金融工具也已不能大量的吸收资金，因而为了继续存在下去，他们不得不寻求创新；另一方面，各银行机构面临的严格管理使得规避管理法规的过程变得有利可图，某一个机构避开管制后提供的服务往往给它带来丰厚的利润和市场占有，因而严格的监管本身就成为刺激银行业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金融创新更多地应该从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博弈来理解。银行为了逃避监管，开拓市场而进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与监管活动之间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动态博弈的过程，即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但是至今的实践表明，银行监管活动落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银行监管是一个被动的过程，金融创新给银行监管的实践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1．金融创新使银行监管目标的权衡更加困难。银行监管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安全目标，一个是效率目标。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看，银行体系的安全和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阶段，银行体系的效率目标却是更加突出。比如70年代末，过度严格的银行监管造成的银行机构效率下降和发展困难使得这一时期的监管更偏重于效率目标。金融创新的最深层的原因就是规避管制，追求发展和效率。但是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在银行监管的安全目标和效率目标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金融创新在提高了银行体系的效率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风险。在面临着全球竞争的压力和本国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定之间，银行监管如何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进行协调？

2．金融创新使得银行监管的客体更加复杂化。金融创新使得银行监管的客体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新的变化。一是金融产品和组织创新模糊了分业经营中各专业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他们之间的业务相互交叉和渗透，业务趋同，银行也逐渐发展成为超大型的综合性金融机构，比如银行业会通过创新绕过各种监管法规的限制向证券保险行业渗透。二是市场的创新使得一国的银行机构在现在条件下不可能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之外。对外经济联系的加强使得一国的银行通过各种创新活动向国际市场渗透，广泛参与国际金融活动。这样对国内银行在境外的金融活动的监管就变得遥不可即。同时，一国的金融体系也会暴露在国际金融风险之下，这给银行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三是新的业务形式和金融产品的出现，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如网上银行的兴起。四是银行机构和其他各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样局部的金融风险很容易转化成全局性的金融风险，造成所谓的传染效应，从而更容易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3．金融创新给银行监管主体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分业监管还是混合监管的选择问题。毫无疑问，面对着银行业务日益综合化的趋势，原来界限分明的分业监管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

4．金融创新对传统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传统的银行监管一直以来是以外部监管作为最主要的监管方式，强调严格的立法和监督，对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行为也作出了很多的外部规定。这种监管方式主要有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和标准化的监管。行政命令式的监管是以行政命令对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作出了强制性的规定。标准化的监管方式则沿袭了行政命令式监管的原理，将资产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级别，并对每种类型确定固定的资本要求。这种监管方式明显不适应金融创新下的新要求。它们存在着信息和经验不对称的问题，而且没有考虑银行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动态过程，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也容易造成一刀切的问题。

5．金融创新对传统的监管理念的挑战。金融创新对银行监管的动态回避过程与相对固定的银行监管框架之间是一对矛盾体。金融创新和银行监管之间的博弈总是表现为监管方的被动。危机导向的、事后的、传统的银行监管总是被动追踪金融创新，会使监管效率大大下降，并且造成监管成本的增加。

二、银行监管应对金融创新的一般实践

1．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转变。较之传统银行业务，银行的创新业务在收益更大的同时，风险也更大，且更容易扩散，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也更加直接和猛烈。因此，只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的监管已经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只有并重监管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银行业的整体风险。

2．从注重外部监管向注重内部和外部监管并重。针对银行监管与金融创新博弈的被动地位，监管理念应该不仅仅从外部力量的介入的角度来考虑有效监管的问题，而且外部监管随着创新和变革的发展，其缺点不断暴露，比如市场敏感度低，不能全面及时反映银行风险，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从银行内部与监管机构激励相容的角度来使银行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目前最为流行的一个根据激励相容理论建立的监管的方法就是预先承诺方法。银行在预测期初向金融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量水平，为该期内可能发生的损失作准备，而监管当局则根据银行承诺的水平设计惩罚和奖励措施，并不再对银行进行例行的资本充足检查，但是这种方法的实施对监管水平的要求较高。另外，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了日益重视，认为只有保证信息的完备透明，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对银行起到正确的激励。

3．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统一监管体制是指由统一的监管主体对从事银行、保险、证券等不同类型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的一种制度。与此相适应，金融监管也应该打破分业监管的模式向统一监管转变，由统一的监管主体对从事银行、保险和证券的不同类型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但是在具体的监管主体的改革上，是采用一元化的超级监管机构还是在保持监管主体多元化的前提下，加强各个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二者有利有弊，具体的选择需要对实际情况作出更细致的选择以后才能加以确定。

4.从一国监管向跨境监管转变。本国银行向海外市场的扩展也是一种金融创新——市场创新。随着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越来越多，其业务收益来自海外的比重日益提高；而另一方面，电子银行的发展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很难判断其交易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完成的；离岸金融业务的拓展也使得部分金融机构偏离于监管视野之外。因此监管部门应该将一家银行的境内外机构境内外业务进行并表监督。另外，加强不同国家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分享和交流，监管的分工和协调，以有效杜绝国际银行监管的真空。

三、对我国银行监管实践的启示

1．我国的监管目标的选择。竞争的激烈和创新的加强，无疑会提高效率，但是同时也加大了风险。面对着竞争的压力和我国银行业经营效率低，坏帐率高的现实情况下，监管当局如何在安全目标和效率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找出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是关系到银行监管效率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需要重新认识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的重要性，改变对金融创新不论青红皂白一律封杀的做法，对有益于发展并且风险比较容易监管，不会增加太多监管成本的创新，不妨进行鼓励，以提高我国银行的竞争力。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当地考虑到效率目标。

2．我国监管重心的转变。我国一直以来对银行的监管注重的是合规性的监管，重在对市场准入、业务经营范围和行为的监管，其中突出的问题是重市场准入管理、轻持续性监管，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尤为不足。并且这些静态的监管措施明显地落后于市场的发展。为了扭转这些不利局面，我国现阶段银行的监管重心应该改变，利用我国现阶段对监管水平要求不是很高的有利时机，把监管重心放在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落实上，尽快制定和建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损益等经营管理业绩的综合考核和评价体系。在体系完善和外部监管的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按照激励相容的原则设计和加强商业银行的自我约束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追踪世界最新的实践成果，提升我国银行监管的水平。

3．对我国监管主体的要求。金融监管客体的巨大变化表明我国分业监管的做法应该适应客体的综合化、国际化的变化。适应于国内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和交叉，混合监管似乎成了一个趋势，适应于银行业务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应该加强我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同国外机关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通过与各国监管当局的定期磋商和交流制度，通报互设机构的经营情况和风险程度，杜绝对银行跨境活动的监管真空。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混业经营的规模和全球化的发展程度均比较低，没有对统一监管提出很迫切的要求，尽管银行监管机构缺乏与其他监管当局的协调配合，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并存，但是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在现阶段做好分业监管的同时，不断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合作，为未来的统一监管打好基础。

4.改善监管环境。加快与监管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外部市场竞争和约束的作用，所以应该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力。

参考文献：

1．何德旭，金融监管．世界趋势与中国的选择．管理世界，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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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私人银行尚处于起步阶段，自2007年以来，多家中资银行成立私人银行部，开始提供私人财富管理服务。此后，服务机构迅速增多，开设网点逐步渗透，并且中外资并举。除了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之外，证券公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信托公司（中融信托、平安信托），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纷纷设立了私人银行业务单元，基金公司“基金专户”和证券公司等资产管理业务也在不知不觉中参与私人银行市场的竞争。

但是目前中国私人银行尚处于起步阶段，自2007年以来，多家中资银行成立私人银行部，开始提供私人财富管理服务。此后，服务机构迅速增多，开设网点逐步渗透，并且中外资并举。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中国银行出现诸多问题，诸如产品较为单一，产品创新机制不够完善；私人银行人才匮乏，培训体系尚不成熟；组织框架，难以适应私人银行的发展。

而外资银行在私人银行业务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专业化的经营管理和独立运作模式，相比国内银行具有的竞争优势相当明显，以致存在着“只有在外资银行才能真正享受私人银行服务”的说法。

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国内国有四大银行及交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招商、民生、中信、光大、浦发、兴业、北京银行、广发和杭州银行等纷纷开展了私人银行业务。其中，中信银行仅去年一年就流失了49.13%。如果考虑2012年中信银行曾把私人银行客户资产门槛从800万下调至600万这个因素，该行私人银行客户实际流失率更高（见表1）。而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有24%的私人银行客户在过去一年内更换过私人银行。

二、国内私人银行发展中的问题

尽管经过5年左右的发展，中国私人银行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在私人银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的困难，这其中既包括现有银行制度以及相关银行法律政策的障碍，也包括缺少明确的监管以及缺乏高端人才带来的瓶颈等等一系列问题。

（一）金融监管制度带来的障碍

目前我国金融业仍处在严格的分业经营金融体制下，私人银行服务犯愁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有所不同。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大背景下，金融机构无法全面涉足证券、信托、保险公司单家都难以向私人银行客户提供全面的私人银行服务，产品的创新范围和创新深度也就受到限制。

（二）外汇管制的限制

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私人银行境外投资产品的品种和金额都受到一定的限制。目前私人银行代客进行境外投资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结构性产品实现；二是通过将人民币的本金通过投资境外的基金或者股票来进行投资，第二种投资方式需要足够QDII的额度支持。但是目前中国境内有限的具备QDII资格的机构，以及有限的QDII额度不足以满足私人银行客户日益增长的境外资产配置需求。因此，需要有更加灵活的外汇管理政策来促进私人银行的境外投资业务的发展。

（三）银行内部因素

首先，当前我国金融产品创新缺乏，现有产品不能满足私人银行业务。随着高端客户投资意识和投资能力的提升，那些传统的金融工具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他们特定的投资目的。其次，目前我国的客户经理尚欠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生活阅历，私人财富管理业务进展是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户经理与客户的交流过程，私人财富管理业务进展是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户经理与客户的交流过程，在交流中打动客户，与客户产生共鸣，赢得信任才有利于业务的顺利展开。

（四）相关法律不够健全

目前在中国，有关私人银行业务的法律法规尚处在空白阶段。其他很多国家的税法相对稳定，对免税事项、起征点、投资收益如何纳税都有明确规定并常年保持稳定。这些私人银行业务开展的必要条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都尚处在形成阶段，由于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对于市场环境了解具有滞后性，因此造成了私人银行财富管理缺乏稳定性。

（五）客户认知误区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私人银行业务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存在许多误区。首先是国内高端客户经常把企业运营资产和个人家庭财产混为一谈，这种认识误区不利于财产的保护。其次大多数高端人士缺乏对风险的识别能力，对高回报的期待值较高，所以承担较高的风险，缺乏有效资产配置的理念。再次我国第一代富豪的财富管理方式和渠道有限。最后，私人银行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各种服务型费用，其业务的发展有赖于金融消费有偿服务意识的真正建立，但是中国国内客户对于私人银行收费存在不理解的情况。

三、中国私人银行发展对策分析

面对以上私人银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政府、金融业监管机构、银行等三个主体应该积极的采取措施，制定相关政策，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为银行业发展私人银行业务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具体可以有一下几个方面。

（一）从政府角度看对策

深入研究金融市场现状，积极借鉴国外税收制度和银行业监管制度，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制定金融业监管制度。针对当前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制度，可以根据国际金融业的不断发展，适度的放开分业经营的体制，同时有效的做好银行业风险防控的准备。

（二）从监管机构看对策

根据有效金融监管体制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建立中国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建议将现有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合并为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全面负责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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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监管措施；建议与构想

Abstract:Rural finance is a weak link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backward rural financial system can not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the building of new socialist rural areas.So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improve China's rural finance supervision.

Key words:ruralfinance;supervision;conception

在我国广大的农民群体中，既有一定规模化生产的农民，也有生存取向的农民，彼此之间差异巨大的金融需求，使得农村资金的融通极为复杂，再加上农业本身所具有的赢利性低、自然风险高和市场风险大决定的农业产业弱质性特征，导致农村金融交易成本要远高于城市，也决定了农村金融无论在组织体系还是在市场运作方面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二十多年的金融改革虽使我国城市金融发展取得瞩目成就，但农村金融依然是我国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广大农民和农业企业贷款难等问题还十分突出，落后的农村金融体系已不能有效地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或传统农业的改造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也给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带来新的课题。

一、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了“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金融监管格局。

这些严格要求的分业经营和多元化监管有它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是监管效率低下，监管的内部消耗成本太高，限制了金融业业务发展和创新的空间。二是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银行、证券、保险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尚不健全。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之间信息难以共享，难以形成高效监管合力。各监管机构之间基本上处于各自监管的状态，监管的政策措施相互重叠或相互抵触的现象时有发生，无法应对我国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等情况。三是在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风险或退出市场等方面，可能会由于中央银行救助过度，导致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能力风险”和“道德风险”，或为金融机构提供监管套利的可能性；另外，由于求助不足，可能会影响整个金融稳定。

（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还不深入

目前县域农村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仍然停留于信用户、村、乡、信用社区建设层面上，“政府主导，人力助推，部门联动”的金融生态环境创建机制在农村地区缺失。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对金融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不深，个别执行和职能部门地方保护主义较重，还存在干扰金融部门信贷投放等日常业务的情况。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失信惩戒机制缺失，农村企业和居民整体信用意识不高，农村金融发展壮大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护环境还未形成。

（三）我国现有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证金融监管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

首先，监管法规滞后，配套法规不完善，内容过粗、过于简单，有关银行、证券、保险业监督法律、法规比较陈旧，普遍缺乏科学定量。监管法规标准、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不适应市场监管要求。工作人员在实际执行中，不易把握尺度，可操作性不强。其次，我国监管人员与被监管对象之间有的存在着利益关系，而现行法规中，缺乏对监管执行者的监督，从而无法保证金融监管的公正、合理。最后，我国金融监管仍然难以摆脱行政式监管的惯性影响。

（四）农村民间金融游离于现有金融监管之外

根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研究报告，中国农民来自非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式信贷机构的4倍。对于农民来说，非正式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超过了正式金融市场。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农村信用社、合会、民间借贷、私人钱庄、民间集资、小额信贷等，其中仅有农村信用社和小额信贷处于我国金融监管之下，其余金融形式都缺少相应的监管。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总体缺乏规范，存在较大风险，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实行的是“隔离”政策，使得大量资金从暗中注入农村金融市场，更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对农村金融安全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二、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监管的借鉴

（一）完善的农村金融外部监管协调机制

1．美国“多元复合式”的协调机制。美国农村金融合作体系由联邦中期信用银行、合作银行、联邦土地银行及联邦土地银行合作社三大系统组成，由农业信用管理局（NCUA）领导，并与该局领导下的私营农村商业信贷银行、国家农村政策性信贷银行共同承担着美国农村融通资金的任务。其组织模式属于典型的多元复合式体制模式，三大系统都有一套自主经营的体制，有明确的职责范围。为保证农村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美国采取了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专门设立了比较健全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包括监管机构、行业自律协会、资金融通清算中心和互助保险集团，这四种机构及其附属机构各自独立、职能各异，但目标一致，形成共同的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为服务对象的监管体系。

2．德国“综合监管型”的协调机制。德国银行系统集中程度低，在各地都有很重要的银行，是金融混业经营的代表。联邦银行和联邦金融监管局两个有权监管主体对银行业的监管既有明确分工，又有紧密合作。联邦银行在德国9个州都有分支机构，利用自身网点优势负责每天向联邦金融监管局传送各银行集中的数据，为联邦金融监管局更好行使监管职能提供依据，但它并不直接参与监管工作，也不具有行政处罚权。而联邦金融监管局在各州没有分支机构，很难开展日常监管工作，需要与联邦银行合作履行其监管职能。德国主要依托联邦中央银行和行业审计的监管体制和风险防范与保护系统，保证农村金融在规范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3．日本“相互配合型”的协调机制。在日本，对农村金融实施双重监管：一是政府金融监管厅，对各种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以实现整体风险调控；二是全国和地方农林水产部门配合金融监管厅对农村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包括农林水产省下设金融科对农林中央金库的监管，农林水产省在六个大区设置农政局对辖区内县信联的监管，以及都、道、府、县农政部对辖内农协合作金融部的监管。

（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紧急救援制度，形成三级保护网

发达国家金融体系普遍建立了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和紧急救援制度三级保护网。作为第二级保护网的存款保险制度已经非常完善。美国联邦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存款统一实行强制保险，具体业务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经营的储蓄协会保险基金承担，并承担对投保金融组织的监督；德国政府对信用合作的存款实行自愿投保，不强制保险，其保险机构是行业组织的；日本的信用合作存款保险是国家强制的，保险机构是官民合营的，由政府、农林中央金库、日本银行、信用联社和渔业信用联社联合组成农水产业保险机构。作为第三级保护网的紧急救援制度各国的具体实施办法不同，对于濒临破产的存款银行，一些国家由中央银行直接提供特别的低利贷款（如美国和意大利），一些国家由银行管理当局和其他商业银行联合建立特别机构提供资金援救（如法国和比利时），一些国家由存款保险机构出面提供资金（如日本），更多的是由一个或几个大银行在官方的支持下提供支持。

（三）发挥农村金融内部行业协会的监管作用

1．美国农村合作金融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在美国，各种信用社协会或合作金融多达几十个，其中有历史悠久、全国闻名的信用社全国协会（CUNA），有专门为联邦注册信用社服务的协会（NAFCU），还有专门为社区信用社和校园信用社服务的协会（CCUC）等。同时各州中还有自己的信用社联合协会。这些行业协会从事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制定行为规范，进行自律管理。

2．德国信用合作与其他合作社相互融合的行业自律体系。德国全国信用合作联盟（BVR）是合作银行的行业自律组织，基层地方合作银行、地区合作银行及中央合作银行，以及一些专业性的合作金融公司，都是信用合作联盟的会员。德国11家由各类合作社缴纳会费共同组织成立的区域性合作社审计协会，负责一年一次专门对各类合作社机构进行审计，其也是各类合作社在地区一级共同的行业监督组织，发挥着重要的行业监督作用。

3．集监管和服务于一身的日本农协。日本政府于1947年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规定农协是为社员服务的合作社组织，其不以赢利为目的，坚持以农村社区和社员为服务中心，机构体系根据立足基层、方便农户、便于管理的原则设立。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吸收农村存款，服务对象原则上限定在作为会员的农户和农业团体。为了保证合作金融安全、健康地运行，设立了农村信用保险制度、临时性资金调剂的相互援助制度以及政府和信用合作组织共同出资的存款保险制度、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和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等制度措施。

三、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的构想

（一）健全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实现依法监管

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的持续成长更需要法律的调节和健全的法制环境，加快制定农村金融法规，改变无法可依的状况，已成为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强烈要求。改革开放以来，还没有一部针对农村金融、可以作为农村金融监管依据的法律。要实现有效监管，需要制定更多的专业性法规、条例，以及具体的监管办法、规定和实施细则等，从而实现从一般性行政监管向健全法制、努力建立信用体系方面改变，最终实现依法监管。

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采取有效性措施加强全社会诚信教育，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广大居民的金融法律意识，使其积极支持国家集体金融的工作；教育居民依法借贷，积极同违法借贷行为作斗争，真正地营造一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信用氛围和法制环境。

（二）充分发挥基层政府中专业机构的监管职能

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是金融监管部门做好农村信贷市场监管的重要保障。要积极地协调地方政府和基层人行目标的非一致性，避免因地方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现象的发生。

我国政府应建立有别于商业银行的税收体系，实行低税或免税的政策，通过政策性银行为农村金融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加大对农村金融的补贴和援助。 对那些数额较大的民间信贷，应经当地公正机关公正，加强审核把关，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我国农村经济规模小且经营分散，又尚未大规模建立农业保险，在遇到不可抗力因素时，农村金融会遭遇巨大的系统风险。在我国金融机构内部的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制度已初步建立，外部金融监管基本到位的情况下，应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全国商业银行建立强制的存款保险制度和紧急救援制度，形成三级保护网。

（三）严把农村金融机构“准入关”，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水平

金融监管部门应把好贷款公司、邮政储蓄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关，确保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资本充足率等符合要求。在全国同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选取较好的内控制度，修改补充后形成有代表性的管理模板，帮助农村金融机构建立起涵盖信贷、结算、储蓄、现金、保卫等风险点的内控制度。建立对村镇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的辅导制度，由金融监管部门对其进行过渡期指导，促使农村金融机构尽快形成内控制度健全、经营管理完善、风险控制和运作良好的经营机制。

（四）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促进形成银行业的活力和合力

我国于2005年年底成立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金融工作委员会，现有的以中国银监会和各省级政府为主的监管构架就多了一个行业自律组织。加强行业协会建设，促进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职能，对于构筑健康的中国银行业监管体系意义重大。引导协会发挥职能作用，建立日常工作联系机制和管理办法，完善同业公约及规章，将那些监管部门不宜管，而被监管机构又需要的工作，尽量交由协会负责，促进形成银行业的活力和合力，实现行业协会自律管理与国家监管机构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制。

（五）从维护金融安全监管向安全与核心竞争力并重转变

金融监管的本质目的是为金融业的创新和发展营造有利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而不是约束农村金融的发展壮大。为监管而监管，不讲效率的监管，隐含着最大的风险，会影响农村金融业的长远发展。

总之，完善金融监管从其广度而言，应是一个包括政府监管、行业自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社会监管等四个层次的体系；从其深度而言，应是涉及风险防范、效益获取、法律规范、操作简捷高效等方面的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努力完善新的金融监管理念，采用新的金融监管方法，才能收到金融监管的预期效果。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适应现代化、国际化要求的中国农村金融监管体制。

参考文献

[1] 常巍．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6.

[2] 陈四瑞．外国农村金融[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3] 田俊丽．中国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缓解农村信贷[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6.

篇9

关键词：国际金融一体化、金融自由化、跨国银行、监管

国际金融一体化（InternationalFinancialIntegration）和金融自由化（deregulation）是当今国际金融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就。尽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曾受到一些非议，但二者作为国际金融领域今后的主流发展趋势，是得到大多数金融监管当局、银行从业者和经济学家认同的。在国际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中，跨国银行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同时金融一体化、金融自由化也给跨国银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金融自由化放宽限制竞争的规则，充分发挥跨国银行的“觅利”功能；金融一体化则扩大了跨国银行的经营空间，使其能在全球范围内调度资金，经营各种业务，不受国界的限制。但金融一体化、自由化是一柄“双刃剑”，在使跨国银行获得上述好处的同时，它也破坏了既有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增加了跨国银行的经营风险，给目前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一、全球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对跨国银行业的“双刃剑”效应

跨国银行无疑是国际金融一体化与自由化浪潮的积极推动者和最大受益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蓬勃兴起的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很大程度归因于跨国银行业的不懈努力和强大压力。政治学家一再宣称，银行监管机构已形同虚设，沦为银行业的代言人；许多经济学家以所谓的“需求理论”来分析跨国银行监管的意义，他们认为银行监管作为制度供给方，是银行业发展需求的产物，因而银行业不断向全球各地扩展业务的需求将决定银行监管的弱化和放宽。2世贸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和1997年达成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均加剧了这一趋势。跨国银行因此赢得了良好的发展氛围和发展机遇，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在跨国银行业空前繁荣的“泡沫”下，充满危机的暗流正在悄悄地酝酿，并和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世纪末的一场金融灾难——亚洲金融危机。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汹涌的背景下，跨国银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利润与风险同在，具体而言，这种“双刃剑”效应主要体现在如下五大方面：

（一）金融管制的放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跨国银行利率风险的增加。利率风险是因市场利率剧烈波动而使银行遭受损失的风险。在金融自由化盛行之前，利率风险的发生机率极小，这是因为金融监管当局几乎对所有的金融业务实行分业经营并对存款利率设置上限（ceiling），这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利率的上涨，减少了利率风险。但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金融领域放宽管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大多数金融监管当局不得不取消了存款利率的封顶制度，同时金融分业经营的界限也被突破，银行跨营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情形比比皆是，金融领域内的竞争日趋白热化。3其结果是：利率封顶藩篱的撤除和金融分业经营管制的放松，使各银行间形成利率竞争，竞相以高利率吸收社会闲散资金，而为了支付高利息成本并获得高利润，银行往往将资金投入高收益的金融创新项目，但随即而来的往往是高风险，如此便形成了高成本——高收益——高风险的恶性循环。

（二）金融管制自由化使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放宽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减少了对外资银行的经营限制，固然有利于资金资源的国际配置，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但也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受到潜在的威胁。跨国银行对外扩张的动因追逐高额利润，与发展中国家引入外资提高本国金融服务水平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跨国银行往往凭借其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设法逃避东道国的监管，发展法律所未规范的业务。而东道国监管当局由于监管技术落后，监管信息闭塞，难以对跨国银行实行有效监管，因而出现所谓“监管落空”的局面，这样就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出现了隐患，而在一定条件下，这种隐患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会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拉美及东南亚等处爆发的金融危机均与跨国银行的规避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跨国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使银行“表外业务”5剧增，增加了跨国银行的衍生性金融风险。表外业务剧增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银行为了满足监管部门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必须拓展额外的财源；二是由于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传统的银行业务，是金融业竞争激烈，跨国银行利润率下降。于是跨国银行为了维持其股本与资产的报酬率，必须发掘资产负债表以外的新业务，这样既可以避免资本要求，又能获得丰厚的佣金收入。目前较为普遍的表外业务有贷款承诺、商业信用证、备用信用证和衍生性金融商品等，其中尤以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发展最为迅猛。截止1994年底，跨国银行在全世界的OTC衍生交易（场外交易）余额已高达12万亿美元。由于衍生性金融商品具有“以小博大”的杠杆作用，即交纳少额保证金即可以从事数倍于保证金数额的业务操作，收益高风险亦大，若操作不当极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近几年震惊世界的几起金融破产、亏损案件，如1994年加州橘郡基金破产、1995年巴林银行倒闭、大和银行亏损事件等，均因从事衍生性金融交易所致。

（四）国际金融一体化和金融管制自由化掀起了跨国银行的并购浪潮，对传统的银行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银行业的兼并加强了跨国银行业的集中程度，银行业的集中固然一方面可以从规模和总量上提高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但另一方面这种超级银行也容易因风险管理不当而积重难返，因为这些超级银行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一旦酿成风波，对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都将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这就是银行业所说的“太大了以至不能破产”（toobigtofail）；其次，跨国银行业的兼并浪潮是全球金融竞争进入了垄断竞争阶段，经过并购后重新组合的大型银行拥有垄断优势，但其面临的来自其它大银行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与此同时，在大银行夹缝中求生存的中小跨国银行将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再次，跨国银行业的兼并在推动银行规模扩大的同时，也逐渐淡化了银行业与证券、保险等行业的界限，跨国银行兼营证券、保险业，固然有利于银行实施全能化和多样化经营，实现所谓“金融超市”（financialsupermarket）的蓝图，但同时也使跨国银行的风险来源增多，风险的预测力和评估效果下降，风险的破坏力剧增，此外，由于银行业与证券、保险等行业存在着利益冲突，跨国银行跨营他业实际上也打破了证券、保险业固有的竞争秩序。

（五）国际金融一体化将全球各地的金融市场连为一体，为跨国银行节省了交易成本，加之银行业务电子化、网络化以及现代通讯手段在银行业务中的应用，使跨国银行的经营效率大大提高，但各国金融市场的联系越密切，它们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就越深，在全球支付与清算系统中，一旦某家银行出现问题不能及时清算，必然会造成“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理论界有学者将这种波及效应称为“系统性风险”。近年来，美国大陆伊利诺斯银行、英国巴林银行、日本大和银行的危机都曾造成类似的链式反应，引起跨国银行界的极大恐慌。

二、传统跨国银行监管方式的缺失

上述“双刃剑”效应只是折射出跨国银行业的“市场失灵”现象，如果金融监管当局能因应全球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的浪潮，及时改弦更张，更新监管措施，以“看得见的手”调控失灵的金融市场，仍然可以实现跨国银行业的安全、稳健、高效运营。但是，由于金融监管总是滞后于被监管者的金融创新，加上金融监管当局创新监管的意识淡薄，导致对跨国银行的监管频频出现“落空”局面。一般认为，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依其监管的范围和方式可大别为三类：国别监管、国际监管和银行内部监管。笔者便从三种监管模式着手，研判传统跨国银行监管方式的缺陋。

（一）国别监管的“各自为政”难以应对跨国银行的扩张潜力和规避能力。国别监管系指在一国范围内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主要体现为一国监管当局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在金融国际化趋势产生之前，国别监管曾是对跨国银行唯一的监管方式，在国际金融一体化浪潮高涨的今天，国别监管仍是许多国家对跨国银行实施监管的主要方式。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综合理论，跨国银行的发展得益于其拥有的三大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6所有权优势主要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出现，包括对经营技术的垄断、产业组织的规模效应、丰富的人才资源、以优惠条件获取资金来源的渠道等，所有权优势可以降低银行的融资成本，使银行获得可靠的资金来源，并形成规模经济。市场内部化优势是指跨国银行可通过其控制的内部市场（海外分支机构）获得资金、技术、信息、管理方式和经验等，以降低交易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区位优势因素不仅包括要素禀赋，而且还包括文化、法律、政策及制度环境等多种因素，跨国银行可通过区位条件优越的国家经营业务而获得利益。跨国银行的三大优势使其拥有得天独厚的扩张潜力和规避能力，给单一国家的金融监管增加了难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银行业的动荡不安说明了单一的国别监管以难以应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

（二）跨国银行的监管方兴未艾，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完善。1974年西德赫斯塔特银行与美国富兰克林银行相继倒闭所引发的国际性震动是发起跨国银行监管的肇因。1975年2月，在国际清算银行（BIS）的主持下，以十国集团为核心的央行行长成立了“银行业监管实施委员会”（TheCommitteeonBankingRegulationsandSupervisoryPractices），即所谓的巴塞尔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75年2月了《对国外银行机构监督的原则》，简称《巴塞尔协议》。该协议的宗旨是制定国际合作监督的原则，按照股权原则确立分行、多数股子银行、少数股子银行的定义监督银行的流动性、清偿性、外汇活动及其储备。《巴塞尔协议》的诞生，被理论界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监管方式——跨国银行国际监管的产生。

但经过几年的实践，匆忙出台的《巴塞尔协议》逐渐暴露出一些重大缺陷，集中体现在跨国银行的监管缺乏统一标准，各监管当局的责任分工不明确上。以1982年意大利安布鲁西亚银行破产为契机，巴塞尔委员会于1983年对原《巴塞尔协议》作了修订，在继续强调任何海外银行都不能逃避监管的基础上，创设了“并表监督法”，强调各国监管当局之间应进行积极的合作，并对母国和东道国监管的权责作了较为详尽的划分集中体现在对分行、子行、合资行的清偿能力、流动性和外汇头寸方面进行合作监管和合理分工。8但修订后的《巴塞尔协议》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协议》回避了最后贷款人问题，监管责任与最后贷款人责任是否应当保持同一，在《协议》中未有体现，各国分歧很大；第二，国际监管并无可供实际操作的标准，《协议》只是提出抽象的监督原则和职责分配，而对监管的主要内容如流动性、清偿能力、外汇活动与头寸等，都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使国际监管形同虚设；第三，并表监督法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该方法要求母国和总行对海外机构的一切风险承担责任，因而实际上鼓励了东道国为吸引外资而放松对跨国银行的管制，此外，跨国银行只要在自己的全球网络内部巧妙调拨和运用资金，即可规避并表监管，从事投机活动，使并表监管的目的完全落空。

（三）传统的跨国银行监管方式对银行内部监管并不重视，各跨国银行对内控机制的建设各行其是，缺乏科学、统一的风险测量标准。传统的跨国银行监管方式立足于运用法令、政策或惯例的力量，从外部划定整齐划一的监管措施来防范和控制银行体系的风险。其风险防范的重点是信用风险，并主要通过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来达到这一目的。但随着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表外业务的迅猛发展，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也发生了变化。由于银行持有衍生商品头寸的期限较短，因此由利率、汇率或其它价格发生不利变化所引起的市场风险要比信用风险更为突出。而防范市场风险的最佳途径就是在银行内部设立第一道屏障——内部风险预防和控制机制（以下简称内控机制）

在传统银行监管方式下，各跨国银行对内控机制的认识尚处于自发阶段，由于缺乏权威部门颁发的统一风险评估标准，各银行或是无所适从，或是各行其是，风险监控不利导致表外业务风险扩张的案例不胜枚举。1995年2月，著名的巴林银行（BarlingsPLC）由于交易员超过授权额度，蓄意隐匿交易，造成日经225指数期货亏损10亿美圆，巴林银行资不抵债，被迫清盘。有些专家指出，像此类风险，从外部监管角度是难以查知和实施有效监管的，若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内控机制，巴林银行是完全可以纠正交易员的违规行为，抑制风险的蔓延的。但是巴林银行的内控机制流于形式，其交易员身兼交易与稽核二职，根本不能有效实施监督稽核职能，最终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9因此，内控机制的建设须与外部监管并举，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发挥外部监管所无法达到的效果。但银行监管当局长期存在的“以我为主”的监管作风，无疑阻碍了跨国银行内控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三、跨国银行监管的发展趋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际银行业的动荡不安使各国监管当局深刻认识到更新跨国银行监管措施对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于是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试图改变各自为政的监管方式，探求对跨国银行实施综合性监管的新思路。

（一）跨国银行市场准入条件的趋同。

发展中国家在跨国银行准入条件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泾渭分歧，这种分歧，实际上是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在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发达国家强调竞争机会均等，即应保证跨国银行和东道国银行获得均等的竞争机会，并以严格的互惠标准（镜像互惠）为筹码，要求发展中国家大幅降低准入条件。发展中国家出于保护本国金融业的目的，对准入问题采取审慎的态度，以“最惠国待遇”为准入的基本原则，规定严格的准入条件，迫使跨国银行知难而返。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有力地推动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方面，跨国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发展潜力和盈利机会的吸引下，纷纷向这些国家拓展业务，甚至通过“院外集团”（LobbyingGroup）游说本国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迫使其开放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与金融体制相对滞后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也迫切需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加上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开放金融市场的问题终于摆上了发展中国家的议事日程。

经过长期的谈判与磋商，乌拉圭回合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议》发达国家认可了银行准入在多边体制中适用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发展中国家亦同意按照谈判所确定的具体承诺，给予外资金融机构国民待遇。GATS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主张的折衷，反映了国际上对跨国银行准入条件趋同的倾向，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应考虑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逐步自由化的原则，有选择有步骤地放宽跨国银行的准入条件。

（二）普遍重视对跨国银行的合并监管。

长期以来，跨国银行为开拓市场而进行的金融创新和监管者为防范风险而进行的监管活动，形成了国际金融市场不断演进的博弈过程。跨国银行为逃避各国金融法规的管制，规避利率、汇率风险，大规模地开展金融创新尤其是表外业务。与此同时，跨国银行为实现其全球战略，不断地掀起银行业的兼并浪潮。银行业的兼并在推动银行规模扩大的同时，也逐渐淡化了银行业与保险、证券等行业的界限。跨国银行的上述活动加大了单一国家监管的难度，造成了“监管落空”的局面，对国际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威胁。

由于《巴塞尔协议》的执行问题重重，为统一金融监管当局对合并监管问题的认识，1992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监管国际性银行集团及其跨国分支机构最低标准的建议》（以下简称《巴塞尔建议》），其主要内容包括：跨国银行应处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合并监管之下；跨国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应征得母国及东道国监管当局的双重认可；母国监管当局有获取跨国分支机构信息的权利；如果东道国监管当局认为上述条件未被满足，则可严格控制或禁止这类银行设立分支机构。1997年初，巴塞尔委员会又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以下简称《核心原则》），其中23条到25条专门强调对跨国银行的合并监管。《核心原则》确定母国监管者的责任是必须实施全球性并表监管，对银行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业务进行充分的监测，并要求其遵守审慎经营的各项原则。东道国监管当局的责任是必须要求外国银行按照东道国国内机构同样遵循的高标准从事当地业务，即对跨国银行实行国民待遇。此外，《核心原则》还强调母国和东道国监管者必须建立联系，共享信息，以杜绝跨国银行的内部交易。

（三）由单一的信用风险监管走向全面性风险管理，市场风险正逐步引起各国监管当局的重视。

信用风险（CreditRisk）是指交易对象未能履行债务的风险，早期曾是银行业的主要风险。但是随着银行国际化的增强和国际金融业务的不断拓展，尤其是以衍生性金融商品为代表的表外业务蓬勃兴起，单一信用风险的监督机制开始显得捉襟见肘，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家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系统性风险等各种风险实行全面管理，已成为国际银行业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其中，对信用风险的监管已成为国际银行业风险监控的重点。

1996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在认真听取了市场参与者和成员国央行的意见后，正式公布了《测定市场风险的巴塞尔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对市场风险作了明确的界定：市场风险即由于金融商品价格的变化而引起的对持有这些金融商品敞口头寸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构可能造成损失的风险。《补充协议》还制定了全球统一的估测跨国银行市场风险的定量标准，即“风险额”概念（RiskValue）。风险额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概念，是指在一定的可信度内，在未来某个时间段由于所持有的金融商品市场价格的潜在变化所可能引起损失的最大值。《补充协议》还根据不同的金融市场交易规定不同的风险权数或资本要求比例，以引导跨国银行从事低风险的金融交易，从而达到降低市场风险的目的。总体而言，《补充协议》对跨国银行市场风险的监管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特别是引入了“风险额”作为银行使用内部模型计算市场风险的直接工具，进一步促进了国际金融风险管理技术的发展，这对于防范金融风险尤其是跨国银行表外业务的市场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四）在监管方式上，强调对跨国银行的持续性监管。

为了实施“有效的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对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作了进一步改进和规范，明确提出对跨国银行的持续性监管安排。《核心原则》指出，持续性监管手段应包括某种形式的现场和非现场稽核，监管者必须具备在单一和并表基础上收集、审查和分析各家银行的审计报告和统计报告的能力。《核心原则》对传统的以非现场稽核为主的跨国银行监管方式提出了质疑，认为单纯依靠非现场检查难以反映银行的真实经营状况，应将监管人员关注而报表反映不出的问题付诸及时的现场检查或利用外部审计对监管信息进行核实。为充分实施对跨国银行的持续性监管，银行监管者（包括母国和东道国监管者）必须与银行管理层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全面了解该机构的经营状况。

（五）重视跨国银行的自我约束，完善银行风险的内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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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总理曾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切实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健全监管协调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安全。就如何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促进我国金融安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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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发展历程与现行问题

（1）1983年,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实现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离,从而使人民银行集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商业银行职能于一身的金融管理体制宣告结束,现代金融监管模式初步成形。当时,人民银行作为超级中央银行既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又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督。这时的专业银行虽然对银行经营业务有较严格的分工,但并不反对银行分支机构办理附属信托公司,并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混业经营模式。1984~1993年,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特征十分突出。

（2）20世纪90年代,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增加,以及资本市场和保险业的迅速发展,1992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成立；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进一步把对证券、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剥离出来；2003年初银监会的成立,使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最终完成,由此形成了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

由于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成立时间短，监管经验少，对市场的风险控制能力较差，监管仍处于事后监管，不能实现超前性和预警性，监管机构仍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在分业体制下，监管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协调性较差，容易造成相互间的争夺控制权或责任推诿，在监管中出现重复监管或监管真空。针对监管体制中存在的缺陷，在金融监管改革过程中，应首先建立金融监管的合作制度，使三大监管机构在各自独立行使监管职能的同时，有效地协调彼此之间的权责，提高监管质量和效率。其次，强调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建设，加大对金融机构创新业务内控制度的检查监督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创新业务的操作制度，防止金融创新的衍生风险。

2建立与完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构建一套全面的监管信息系统

考虑到一些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国家的情况，巴塞尔委员会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国家，由于市场约束作用微弱，公开信息披露并不能促进市场监督发挥作用。因此，监管当局应建立一套全面的监管信息系统，以弥补公开信息披露的不足。

（1）应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真实性责任追究制度。为确保监管数据真实可靠，金融机构必须按要求报送有关报表、报告，对于要求披露的信息，必须按要求披露。主要签字负责人对有关报告、报表以及其他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发现虚假行为，要追究签字负责人责任。

（2）加强对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创新的监控，建立一套科学的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评估方法体系。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动态分析和综合评估，及早向金融机构发出风险预警信号，确定动态观察指标，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预备方案，及早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此外，还应把握好监管的力度，避免抑制银行的制度创新。

（3）加快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网络化建设。一是要加快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监管信息的网络化建设，实现系统内部业务发展与监管信息同步反馈；二是加快监管当局的监管信息网络化建设，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创造条件实现监管部门与监管对象业务系统的信息联网，使金融机构的原始信息真实反映到监管部门，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以动态观察与分析监管对象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风险情况；三是加快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网络建设，以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3学习国外立法经验，改进风险监管法规，切实提高立法质量

我国的金融监管立法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实践的发展，需要立法机关和相关的监管部门共同努力，加快立法进程。以银行业监管为例，未来一段时间应在政策性银行和邮政储蓄机构、信托业和融资租赁业、不良资产处置、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存款保险等方面推动中国的银行业监管立法。在立法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规划性，增强系统性，提高针对性，强化操作性，切实提高立法质量。我们应当重视借鉴国际银行业监管的良好实践，采用国际最佳做法，充分利用国际社会的银行监管和立法经验，加强和改善我国银行业的信用风险管理、利率风险管理、流动性风险管理和操作风险管理。同时，我们应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出发，加强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保证监管部门对金融市场实行统一管理和有效监督,创造一个真正公开、公平、公正、安全的金融市场。

（1）实行功能性监管。功能性监管是指中央银行同其他功能监管者(包括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交易委员会等)相互配合，共同识别单个金融实体的风险以及整个金融持股公司的整体风险。同时着力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加强银行、证券、保险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健全协调机制；以银监会作为金融集团的主要监管机构或监管协调机构，负责集团整体的资本充足比率监管，并确保信息在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及时交流和有效沟通。

功能性监管有两大优势：首先，在分业监管条件下，金融监管机构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的协调、沟通比较困难，监管效率不高，监管成本增加，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金融监管机构一体化(即统一监管)应比分业监管更为有效。其次，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甚至成为一种趋势，尤其是通过并购产生了众多的金融集团，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能够全面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堵住金融监管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