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理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监管理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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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监管理念；原则监管；规则监管；“MPBR行动”；金融消费者保护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8)12－0033－05

一、引言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不断深化，此次危机已演变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全球性危机。在此次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有关当局已经开始反思危机爆发的原因，其中，金融监管成为倍受瞩目的焦点之一：而与此同时，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把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推向了。

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在2007年11月了《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The Blueprintforu，S，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其中批评了美国所采用的规则监管(mles－based regulation)方法，认为过细的监管规则“限制了监管者适应全球市场变化的能力，造成金融机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推出越来越难，导致监管者和金融机构之间更多的是对抗而不是合作，降低了监管的灵活性”，并建议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采用原则监管(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方法。与此同时。纽约州保险厅已经了一项草案，明确了针对保险业和监管部门的监管原则各10条，旨在使该州成为第一个对保险业引入原则监管的州监管厅。起草该草案的负责人Eric R.Dinallo认为，纽约必须具备最好的、最有效率的金融服务以保持其全球金融中心地位，这就意味着要采用原则监管。美国财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多次发表演讲呼吁美国监管部门应采用原则监管方法。2008年3月，美国商会《增强美国资本市场地位：对美国各行业的一个挑战》，指出美国的金融监管必须适应商业环境的变化，否则将减弱它在全球资本市场的长期竞争力和影响力。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建议美国成立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全国性监管部门，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改革，并对资本市场采用原则监管方法以取代现行的规则监管方法。

其实，原则监管的方法早在2000年之前就已经被英国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FSA)所采用，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原则监管在英国金融业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后，2007年4月，FSA发起了“MPBR行动”(More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 Initiative)，标志着英国金融监管当局原则监管理念的进一步升级。采用原则监管的方法使近年来英国的金融体系和监管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并逐渐成为其独特优势而受到全球金融业的关注。

此外，日本金融厅于2007年lO月宣布。为增强日本作为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正在考虑将规则监管向英国式原则监管转变。目前，日本金融厅正在研究如何在监管中平衡规则和原则，鼓励金融业更加自律，同时让金融业在业务管理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度。

无论是美日两国金融监管当局对其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反思和对原则监管的探索，还是英国金融服务局对原则监管理念的构建和不断完善，我们从中不难发现，监管理念由规则监管向原则监管的演进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亮点之一。作为国际金融监管理念的新潮流，原则监管的内涵是什么，如何把握原则背后所反映的监管理念，在实践中原则监管的优势有哪些，在我国推行原则监管的可行性如何，这些都是我国在金融监管改革的进程中值得探究的课题。

二、原则监管的内涵与监管理念分析

(一)原则监管的内涵

关于原则监管内涵的最佳描述来自FSA的观点，“原则监管意味着更多地依赖于原则并且聚焦于结果，以高层次的规则(high level rules)作为手段，从而达到我们(FSA)所期望实现的监管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更少地依赖于规则”。

要更准确地理解原则监管的内涵，以下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其一，FSA采用原则监管的方法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了规则，而是始终将一般原则(general principles)与特殊规则(specific rules)相结合，并不断地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而且。在寻找平衡点的过程中更多地依赖于原则，而尽量少用规则，这样做能使FSA更好地履行其法定义务。例如，考虑到已制定的特殊规则不能完全覆盖金融服务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潜在利益冲突，FSA用基本原则第八条将各种可能的冲突进行了抽象概括；再如，在某些监管领域，FSA还是保留了基本原则下的详细规则，如在资金充足性和公司的商业行为方面。此外，为执行来自欧盟的相关法规(legislation)和指引(directive)，FSA在其监管手册中仍保留了具体的规则。因此，原则监管并不是简单的“以原则为基础”，而是对一般原则与特殊规则的综合和权衡。其二，采用原则监管的方法也不等同于降低FSA的监管标准。目前有些报告和评论误把原则监管理解为“轻度监管(light－touch)”或“软监管(soft－touch)”。而事实上，原则监管下的执行力非但不是“轻度的”，更不是“软”的。在“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体系下，公司只要保证自己的商业行为不违规，不被抓到把柄，便可“高枕无忧”；但是在“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体系下，监管者对公司的看法就至关重要了，FSA把公司对于监管原则的遵守视为维护高效、有序、公平的市场的根本。因此，只要监管者认为公司的行为伤害了市场和公众的信心，便会对他们采取灵活的制裁措施。例如，2005年6月，FSA以花旗集团在2004年8月所进行的欧洲政府债券交易违反基本原则第二、三条为由，对其进行了高达1390万英镑的巨额罚款，而且FSA是当时在欧洲对花旗集团实施制裁的唯一一家监管机构。再如，2007年12月，FSA对一家存在欺骗消费者行为的寿险公司开出了高达126万英镑的罚单。由此可见，采用原则监管方法的FSA有能力对违反原则的公司进行制裁，尽管他们可能并未触及具体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研判，原则监管并非所谓的“轻度监管”或“软监管”。

(二)原则监管反映的监管理念分析

1、从规则到原则，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原则监管意味着监管者在监管过程中更多地追求原则，而较少地依赖于详细的规则。FSA在删减监管规则的同

时，制定了具体的监管原则，并加强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FSA已在监管手册中对不必要的监管规则、限制监管目标达成的规则、收益无法平衡成本的规则以及不利于加强金融机构高层管理者责任的规则加以删除或修订。

同时，FSA通过两个层次的监管原则的制定来推进原则监管：为了给公司(被监管者)提供更大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FSA制定了第一层次的11条原则，这些原则捕述了公司最基本的义务，称为商业原则(PrinciplesforBusinesses)。尽管在现实情形中应用这些原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这些原则为公司提供了他们日常经营活动中所需要遵守的高层次指引(high－level guidelines)。而第二层次的监管原则则与FSA自身有关，称为“好的监管原则”(Principles ofgood regulation)，由6条原则组成，为市场提供了对监管者未来行动的更高确定性以及新的监管活动将建立在严格的分析上，充分考虑对于市场的成本和收益。

FSA监管原则的制定非常注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从11条商业原则的内容分布来看，其中有5条与消费者保护有关。此外，FSA把“公平对待消费者项目”(Treating Customers Fairly，TCF)作为原则监管在实践中的应用，并作为“MPBR行动”的核心加以推进。

2、以结果为导向，体现监管目标。原则监管实质上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outcomes－based)的监管方法。FSA的官员把“MPBR行动”定位于“我们(FSA)从关注公司自身运行的过程向寻求为消费者、公司和市场所期望实现的结果的转变”。也就是说，公司在其业务经营活动中，可以自行决定所采用的程序和措施来实现由监管者所给定的监管目标。因此，监管者对公司所需要实现的结果会事先进行说明而不是对公司必须采取的程序和措施做出详细的规定。在这样的情形下，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可以自主地来寻求使其商业目标和程序与监管者所规定的监管结果保持一致的最优途径。值得一提的是，帮助公司理解监管者所期望实现的结果并且为公司高管提供实际的案例和指导已成为FSA逐渐兴起的一种新的监管风格，其中的一部分来自于行业解决方案和指导材料而不是正式的规则和指示。

当然，在实施原则监管的过程中，FSA需要用明确描述的结果来指导监管行动。在过去的几年中，FSA在监管活动中更加明确了监管结果，与其法定目标保持一致。自2003年以来，FSA形成了三大战略目标：(1)促进高效、有序和公平的市场；(2)帮助零售消费者实现公平交易；(3)使FSA成为一个更有效的组织。为了更好地进行原则监管，在每个目标下，又相应地设置了3个结果指标(见表1)。这些结果指标将对FSA的规划、决策和操作活动起到推进作用。

3、增加高管责任，突出监管互动。对于公司高管责任的关注是原则监管的内在理念之一。原则监管对于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的股东、董事会、管理层甚至普通员工的职责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强。FSA将对于监管原则理解和应用的责任转交到了公司自身。尽管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原则白行决定经营方式、制定业务规则以及遵守行业自律准则，但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和后果也同时增加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则监管也可以被理解为“以管理为导向”(management－based regulation)的监管。

通过“公平对待消费者项目”(TCF)的实施，FSA正以一种新颖的、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增加对高层管理的重视。FSA以鼓励、劝告、命令等手段让公司积极开展TCF项目(见图1)，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多年的演进，该项目逐渐强调公司关于自身如何对待消费者的思考。目前，该项目要求高层管理者必须制定相应的措施和方案，以确保TCF项目有效融入公司的价值、文化以及公司进行商业活动的方式中。

在增加公司高管责任的同时，FSA也非常注重和高管人员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沟通，帮助他们共同实现监管目标。当公司面临一些潜在的监控难题时，FSA会积极地和公司高管开展讨论并平静地解决问题，而非公开惩戒，从而既做到防范风险于未然，又最大限度地降低监管成本。基于这样的监管互动，公司高管对于FSA的评价很高，使得英国的监管环境具有很高的亲和力，同时也使公司的经营自主性大大提高，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投资，促进了英国金融市场的繁荣。

三、原则监管的优势分析

(一)增强监管弹性，促进机构自主经营

虽然规则监管具有操作性强的优点，但具体的、缺乏弹性的规则也往往意味着有更多的漏洞，一味地死守难以适应市场的发展。在“安然事件”之后，人们意识到依靠制定详细的规则来防范未来市场风险变得越来越不可行：详细的规则不仅总是滞后于金融创新，而且企业可以通过“业务安排”和“组织设计”轻而易举地逃避准则的约束。安达信首席执行官曾感慨道：“安达信无权迫使客户披露隐藏在特别目的实体的风险和损失，客户常说，规则并没有要求对此予以披露，你不能要求我遵循更高的标准”(FloydNorris，2001)。而原则监管则不同，监管原则大多是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行为标准，而这些标准是“以宽泛为基础”(broad－based)的，具有弹性和灵活性，而且直接指向监管结果，不易被企业精心策划的“业务安排”和“组织设计”所规避。

正由于富有弹性和灵活度，监管机构以监管原则为标准授权金融机构开展商业活动，而金融机构必须依照这些监管原则有效地进行自主经营、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并及时处理利益冲突。在风险控制方面，公司可以根据结果自行研究相应的方法，而不是由监管者所制定的方案――因为在原则监管下，公司和市场往往比监管者更擅长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需要给予公司更多的自主经营权，结合公司自身状况更有效地开展经营活动。

(二)提高市场效率，加快金融创新

原则监管对于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促进产品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规则监管下，一种新的金融产品的推出将耗费6－9个月的批准期；而在原则监管下，交易所可以通过自行验证在第二天就将新产品上市，效率的提高将给企业带来新产品的价值而无须面临长时间的延误。同时，这也将有利于风险对冲者、投机者和消费者进行交易。在美国，原则监管使CFTC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这样的监管方法下，CFTC有能力在预防欺诈和价格操纵的前提下维护市场的创新和竞争。自从2000年CFTC成为一个原则监管者以来，美国期货市场的创新步伐持续加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前，作为期货市场领头羊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的市值已达3700亿美元，不仅对冲基金。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零售消费者也纷纷将资金从传统的股票、债券投向期货合约，促进

了期货市场的蓬勃发展。据BIS2007年9月的季度报告，在美国交易所内进行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从2005年12月到2007年6月期间，期货合约从8280万增长到12180万，增长了47.4％；期权合约则从4370万增长到8730万，增长了100％。

(三)降低监管成本，节约监管资源

成本收益分析是考察监管方法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实践证明，采用规则监管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2006年，美国规则监管的成本高达52.5亿美元，大约是英国FSA6.25亿美元的9倍。据估算，美国监管成本达到了被监管银行非利息成本的10－12％。而减少、简化监管规则，采用原则监管则可以大大降低监管成本，节约监管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和法规资源等。据FSA估计，在新的监管手册中，仅反洗钱监管规则就由57页缩减到2页，金融企业每年的报告成本一项就可以压缩2.5亿英镑，下降幅度达40％。原则监管也使美国CFTC用在期货市场欺诈和操纵行为上的政府资源大大减少：CFTC可以选择使用人力资源来调查、检举有关案件，而不是浪费不必要的资源用于被监管者对于监管规则的遵守，因为对于这些规则的服从是可以由被监管者自行证实的。

(四)聚焦监管目标，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

原则监管目的性强，聚焦于原则背后的监管目标而不是仅仅盯住详细的条款和规则。尤其是在监管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原则往往能起到指导作用。长期来看，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原则更具有持久性。次贷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监管，而是需要更好的监管方法，而原则监管无疑是实现这一理念的最佳方法。根据FSA的研究，在危机时期，那些在商业活动中始终坚持监管原则所要求达到的高层次目标的公司的处境要比没有坚持的公司好得多。监管者应当更重视公司高层管理者与监管目标保持一致，随着情况变化调整实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仅仅机械地服从详细的监管规则。

四、对我国推行原则监管的思考

(一)权衡原则与规则取向，确保金融稳定与创新同行

在具体实践中，原则监管和规则监管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监管理念，有各自的特色和适用条件，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根据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据监管具体内容灵活应变。目前，银监会对于一些传统业务以及风险比较大的业务仍坚持规则监管的理念；对创新业务，银监会正探索原则监管的理念。一项创新业务的推出，由于参与的主体较少，无论对于监管者还是机构来说，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在没有形成较大市场规模的情况下，很难造成系统性风险，因此监管也就可以考虑实行相对规则监管来说不太严格的原则监管，为业务的发展提供空间。因此，在现阶段，我国的监管理念仍应以规则为主、原则为辅，适当提高原则监管的比重，充分给予原则发挥作用的空间，使得在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新动力。

(二)充分认识原则监管的实施基础，结合国情逐步推行

我国监管机构要推行原则监管的理念，就必须充分认识原则监管实施的基础，结合现实国情分析可行性。原则监管的有效推行和以下条件是密切相关的：一是金融机构要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二是监管者与金融机构之间能定期开展开诚布公的交流和协调：三是具备自律监管传统和崇尚监管效率的监管文化：四是具备较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五是监管人员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能够准确把握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运行动向。而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状况较差，内部控制不完善，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作用还不突出，因此，我国金融业目前还不具备采用基于原则监管的条件，仍需完善各项基础条件。对于公司治理、透明度建设、企业社会责任等，可以提出科学合理的原则要求，注重发挥金融机构内部监控与外部市场约束的作用，实现外部监管、自律监管与市场纪律约束的有机结合，共同推动监管目标的实现。此外，还要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培训，以有效推行原则监管。除了注重开展有效沟通的培训，还要注重加强对监管人员监管理念的培训，既要做到自身准确理解原则，又要有能力对金融机构原则执行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

(三)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积极实践原则监管理念

无论是FSA已经践行多年的原则监管行动，还是最近发起的作为原则监管“升级版”的“MPBR行动”，都始终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核心理念并在实践中加以推进，如旨在督促金融机构公平对待消费者的TCF项目等。FSA在原则监管理念下积极推进金融消费者保护已成为其特色和亮点之一，值得各国监管机构借鉴。相比之下，我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现行法律法规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极其有限，《商业银行法》在立法宗旨(第一条)中对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利益的保护仅仅是一笔带过，对于商业银行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的调整、争议的处理、对于客户权益保障的公平性问题等丝毫未提或仅仅是轻描淡写。我国应借鉴英国FSA的做法，突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在实践中升华原则监管的理念。我国监管机构应明确将“适当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列入监管目标，完善相关法规的同时，制定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监管原则(包括与金融机构的利益冲突与争议的处理等)，督促金融机构在业务活动中积极履行义务，公平、公正地对待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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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有体制、观念、机制、环境等，但不能忽视，金融监管的滞后，即传统的合规性监管、过于严格的金融管制、消极监管、事后监管、忽视效率的监管等等，已严重扼制了金融业的创新和发展的有效空间，直接影响金融业整体效率的提高。

如何使我国金融监管水平有一个质的飞跃，探索建立既要遵循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又要符合中国国情的监管体制，切实做到完善监管理念、更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金融监管应有新理念。

从单纯合规性监管向注重风险性监管转变

所谓合规性监管，就是把监管的重点放在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上。不可否认，合规性监管对维护金融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但它仍停留在独立性严重不足条件下的行政式监管阶段，所以它毕竟是一种一般性、浅层次、现场的、静态的金融监管方式。而风险性监管则具有深层次、超前性、动态的特征，它具体表现在：（1）从风险为本的理念出发，注重建立一整套结合我国银行业具体特点的非现场的风险监管指标体系，如建立银行业清偿能力监察制度、呆账准备金制度、并表监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银行信用评级制度等，能真实、充分地反映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防止形成监管“真空”和“漏洞”。（2）注重构建金融业的安全网，如早期预警体系、存款保险制度、有效的“进入———退出”机制等，变事后监管为事前监管。（3）风险性监管既要立足于微观金融风险，也要顾及宏观金融风险；既要分析制度性风险，也要致力于研讨道德风险。这样做，有利于宏观货币政策风险和微观金融经营风险的结合；有利于金融体制改革和建立相应的诚信机制相结合。（4）努力拓展金融监管所涉及的领域和深化金融监管的，如传统观点认为，中间业务无风险是最保险的，事实上，中间业务经营中也存在有各种不确定因素，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如违约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经营风险和风险等，处理不当，与贷款风险一样，会使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存有偏差而蒙受损失。

建立风险为本的理念，有利于将监管模式与建立风险系统架构相结合，有利于围绕风险确定监管重点、统一监管的标准、有效配置监管资源和真实评价监管的效果，也有利于建立风险性监管和合规性监管相结合的监管制度。

从维护金融安全监管提升到既要维护安全又能提高金融业核心竞争力方面转变

金融监管的本质目的，是为金融业的创新和发展营造有利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从这一意义上说，为监管而监管，不讲效率的监管，实际上隐含着最大的风险。过去我国在实施合规性监管过程中，往往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追求所谓的安全，如产生“惜贷”，大量保存“超额准备”等现象，这显然是监管的变形和异化。

金融监管要兼顾安全和效率，也就是要处理好金融发展和规范的关系。对此，界颇有争议，有人坚持“发展中规范”，认为没有发展就谈不上规范；也有人坚持“规范中发展”，认为金融业道德风险高、违规收益高、监管必须先行，规范是发展的基石，规范永远是主旋律。其实，发展和规范是不能分离的，最多也就是在监管过程中视不同情况其重点有所侧重。处理好两者关系的总基调应该是：“在发展中重规范，在规范中求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金融监管兼顾安全和效率，注重在监管中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措施，将监管与强化法人治理结构、增减业务种类、建立监管人员准入退出机制、提高服务质量等有机结合起来。总之，金融监管应在维护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努力提高金融的核心竞争力。

从注重单一监管方式向全过程、多元化、有重点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监管采取直接行政性管理方式，这是一种单向被动、直接管理、带有计划经济痕迹、具有浓厚行政色彩的监管方式，显然不适应金融体系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

所谓全过程的监管，即对金融业的准入、金融业的市场运作和退出均要进行监管。事实说明，金融监管是一个过程，全过程中若有一个环节缺位，不仅会这一监管环节的成效，而且也必然会影响监管的总体效果。当今世界，金融的总趋势是向综合性经营发展，为建立监管部门之间、监管各个环节之间的配合协调关系，需要构筑一个、高效和完整的金融监管系统，已是面临的重大。

所谓多元化，就是要摒弃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单一的合规性监管模式，坚持市场化趋向，坚持多元化管理。具体说，应采用内外结合型的监管模式。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业自律监管和自律意识较差，且金融监管信息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所以偏重于外部监管，但从世界金融监管的大趋势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内外结合型的监管模式，它有利于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既体现了平等的地位，也加强了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经营创新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加强监管，如依托社会监管体系、社会舆论监督、聘请金融监察员、建立金融界独立董事制度等。要拓宽监管领域，金融监管不仅限于内债而且还有外债；不仅限于国内，而且包括境内外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的领域和渠道。

所谓有重点，就是要着重在监管防风险、监管出效率、监管有利于提高金融的核心竞争力上多下功夫、多化气力。就我国而言，巨额的不良贷款和不规范的证券市场中潜伏着金融业的根本患，应该是金融监管的重点所在。

从一般性行政监管向健全法制努力建立信用体系方面转变

与行政性监管存在有主观性、滞后性和非公平性的缺陷相比，监管手段则具有强制性、规范性、稳定性、可预测性和概括性的优点。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立法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我国相继颁布了《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证券法》、《贷款通则》等，这些基本法律，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完善我国金融法律制度体系，是加快金融监管的前提和保障。但是为了使金融监管更程序化、标准化、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还需要制定与此相配套的更多的专业性法规、条例，以及制定具体的监管办法、规定和实施细则。

我国加入世贸5年后，对外资金融机构要实施国民待遇、取消市场准入中的非审慎性限制措施、实行透明度原则等，必须引起重视，如果不及时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在法律“漏洞”和各种新类型法律案件面前，我们必将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

与此同时，在推进金融监管法制化的过程中，为切实保证依法行事，建立和健全信用体系，改进和完善社会信用机制，规范金融活动中的信用行为尤为重要。这就要一方面采取有效性措施加强全社会诚信，另一方面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查处和打击的力度，以营造一个真正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信用氛围和法制环境。

从传统金融监管的行政性、内部作业向科学化、化、增加透明度转变

传统金融监管的行政性特点往往会造成要么使监管者在业绩考核的驱动下盲目追求量的突破而导致监管过度；要么在监管者无独立性、面对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现实而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甚至产生讲“亲情”、“护短”等。为克服和防止这种金融监管变形的状况，建议建立金融监管信息中心，运用机等先进设备，统一开发银行业监管的操作系统，以取代落后的用手工操作的监管工具，以实现统一管理、信息共享、降低监管成本和提高监管效率。加快金融监管的网络建设，创造条件实现分支行间联网，实现信贷咨询、外债监测、外汇账户的监管网络化，增强服务功能和提高监管水平。为增加金融监管的透明度，我国应尽快构建银行信息业披露制度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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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数据理念;构建经济金融管理体系;探讨

中国的经济在进行了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随着市场的作用和机制在不断变化,对于市场运行的规律做出了一些有效判断。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指出了要顺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模式,政府不能强行去干预市场,在运用好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资源在市场中的指导性作用,也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决定给予了市场极大的刺激,在注重效率和机会的现在,有了发展的几率,强力的刺激了投资市场的主体,在另外的层面上进一步激发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

一、大数据的概述

大数据又称巨量资料,需要处理新的模式才能中具有更强的决策能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美国记者舍恩伯格编写的《大数据时代》中指出,数据不再运用随机分析法,而是采用对所搜集到的全部的数据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管理,对此总结出规律和特点,进而能更进一步的研究所在领域的特点,大数据拥有的四个特点:分别是大量;高速;多样;价值。从技术上来看,大数据和计算机的云计算关系密切,其实实际上在数据的收集和计算上,是利用计算机的分布式计算结构,一台电脑很难承受如此巨大运算量。2013年阿里巴巴的马云在淘宝的十年晚会上,也说到了大数据的使用,在海量的数据中提取出自己所需要的信息,面临大数据时代的浪潮,将会在很多领域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革,经济金融也是其中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并且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十分广阔。

大数据的理念也有几点:首先就是考虑到自己本身的业务。麦肯锡的全球研究中,数据就是业务,这句话很对,在各行各业中,对于数据把握的越多越好,也越来越在未来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不是仅仅依靠原有的客户资源,在新的时代需要不断变换自己的行动准则,将慢慢的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将影响着未来经济金融管理体系的发展方向和技术手段。在自己的行业中,了解的越多,也越来越有掌握主动去权,三分管理,七分数据,得数据者得天下。其次,利用数据的再生值。由于信息在现在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有的企业会收集到很多的数据,那么怎么充分利用这些存在的数据,其中的蕴含的信息价值,是显得相当重要。

二、当前的经济金融管理体系的现存问题

虽然在全国各地早就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金融管理体系,但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存在这些或者那些的问题。在实现机构职能的有效运转上还是有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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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地经济金融管理体系是不太一样的,都是符合各地的发展特色,其中的权利有一部分是来自中央授予的,对于地方对经济管理体系的创新,如对有一定杠杆、向社会特定的对象去募捐资金的股权投资机构实施准入备案管理。在总体上看,地方享有的管理权限是很小的,在现在的发展速度上,很多的问题都一一浮现,中央和地方权责不对等的现状日益突出,这种垂直的管理模式很缺乏一定的应急措施,在面对金融风险和突发事件,就显得十分的被动。

2.管理体制运行不畅

各地的经济金融管理体系的运转是实行多头管理,打击非法集资,管理小额贷款、融资担保审批都是在很多方面有所体现的。其次是地方金融管理体系不完全,很多省金融办管理条例多如牛毛,但是对于实际业务却不对口。很多的金融进行系统的职能定位不一致。银监会界定联社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要求联社发挥行业中积极管理、良好运行的作用,二者之间更多体现的是母子公司关系。但是在实际中,存在着定位差异和工作中尴尬为难的境地。

3.重复监管缺失监管共存

地方政府在对金融管理的边界和职责一直是不清不楚,即管理边界交叉模糊。重复管理的现状很严重,同时在监管缺失上也是存在的。调查中发现,有的农村合作社也在开展金融合作业务,但是这些业务是需要金融部门的批准的,尽管在合作社中发展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由于一些地方部门害怕承担相应的责任,就不给予其批准,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在监管上总是存在漏洞,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农村金融监管的真空。

三、基于大数据理念的经济金融管理体系

大数据技术理论带来了很切实可行的机遇,对于很多领域都是很有利的,尤其是经济金融这块。大数据的核心在于一切都是可以进行量化的,数据运用时,追求的不是精确,而是在一堆杂乱无章的数据中寻找最佳的实效性,那么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于预测。这就符合了政府想要在市场中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需求,有时候,金融体系的稳定就是建立在一些重要的基础上,包括货币供求、资本市场和国际收支等。如果其中的一个方面遭到破坏,那么其他的也会随着变动,而大数据所包含的金融体系就已经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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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监管责任制的制度安排留有缺陷，需要改进。基层人民银行普遍推行了金融监管责任制，有利于规范监管行为，提高金融监管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但从实践来看，监管责任制度创新的实际效果与设计预期具有一定的反差，其缺陷主要表现为：①监管责任制有些规定不明确具体，实际操作有一定困难。②监管责任制中的激励约束机制不相兼容。③监管责任制的相关配套制度滞后，影响其可操作性。

（3）金融监管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与监管需求存在一定的不适应性。当前，人民银行县支行内设机构改革后，大部分县支行的原合作金融管理股、金管股、调统股已合并为金融机构监管股，由于中心支行原对应的科室仍各司其职，故县支行原各部门人员继续履行原有职能，使得某些支行员工产生了错误认识，致使县支行金融监管合力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另外，基层人民银行其他部门的人力、物力基本占用了支行总体力量的大部分，而履行基层央行主要职能的金融监管部门仅占支行总体的少部分，与内设机构合并后监管任务加重的实际状况不相适应。

（4）金融监管的信息沟通体系和电子化建设滞后，制约监管效率的提高。依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一系统都不是独立和封闭的，其内部子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影响的，且与其他相对独立的系统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建立区域性金融安全区，决定于区域内的各项因素，也与邻近区域的经济金融运行质量、风险程度等相关。故而，建立起基层央行与各商业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分支机构间、基层央行分支机构间、基层央行与证监会和保监会分支机构间的信息沟通体系，实现信息共享、联手监管，有利于构建牢固的金融风险“防火墙”。

（5）金融监管人员资格管理和人员素质有待改进和提高。当前，基层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人员的素质、能力要求很大程度上限于领导的评价和看法，监管人员的选配、调动主要取决于各级领导的意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全面、准确地考察选配人员的业务监管能力，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管人员资格管理办法来实现监管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结合上述基层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中存在问题的分析，特提出以下对策思路以供探讨：（一）更新金融监管理念，树立和增强监管中的“效益、市场、系统、持续”意识。正确的监管理念是指导金融监管的有力指南，亦须顺应经济金融环境的变迁而作出适应性的调整。

由此，我们认为，在坚持原有合理的监管理念基础上，应结合新的形势需要，适当引入和增强新的监管理念内涵。①适当引入监管中的“效益”理念。对一些经济金融运行质量较差、金融风险积累突出的地方，人民银行应强化金融监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稳定金融秩序，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一些化解显性金融风险已有明显成绩、经济金融运行较为平稳的地方，人民银行在履行好风险性监管职责的同时，监管重点宜有所倾斜，适度突出对金融机构经营效益的指引，带动商业银行金融业务的创新，较好地实现金融监管宏观刚性和银行微观经营灵活度的协调统一。②树立“市场约束”的监管理念。有效的市场约束，是商业银行实行审慎经营的驱动力，也促使商业银行保持雄厚的资本基础以抵御风险，故可以作为有效银行监管的重要手段，因而受到了国际金融界的日益关注和重视。市场约束要求较高的信息披露水平，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我国银行业而言，宜采取渐进式的逐步推进方式。同时，人民银行实施金融监管时，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制约作用，引入一些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等，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检查、监督、资信评级等，以提升金融监管的效能。③增强“系统、持续”的监管理念。人民银行在监管时应统筹规划，注意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的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非现场监管的风险预警机制和现场监管的查误纠错机制的作用，减少监管工作的随意性、突击性；深入研究银行业务的周期性规律，把握好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特征，尽可能减少或杜绝无效监管，在持续监管中逐渐提高监管工作的质量。

（二）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责任制的制度安排。①完善监管责任制体系，增强责任制的可操作性。从实际工作中看，实现“授权定责、权责平衡”是确保监管责任制落实到位的关键因素。按照监管权限来划定责任，谁失误由谁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划分责任应明确、细致、具体，各级、各类监管责任人对哪些金融风险承担责任及责任的种类，应具体细化，使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②改进责任制中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监管人员的积极性。实行监管责任制后，监管者责任重大，从事监管工作具有风险性，应当建立绩效挂钩式的激励机制。同时，可施行监管过错责任追究制、消极作为追究制等，实现激励与约束的有机兼容，使金融监管活力不断激发出来。③加快责任制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及早制定统一、规范、具体的监管岗位操作规程，以明确分解和定位岗位责任；建立以内审、监察部门为主实行的监督制衡机制，以预防、纠正和处罚执法失当等行为。为减少年终考评的主观随意性，可采取以科学设定的指标考核为主、结合抽查核实、个人述职的方式，区别各级不同责任人而分类考核，并辅之以平时累积的监管过程情况材料、表格等进行综合性的监管考评。

（三）优化监管机构内部的人员配置，增强金融监管力量。目前，多数县支行的金融监管仍采取分组的方法，这不利于金融监管整体力量的有效发挥，可以将监管业务划分为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和日常监管三个部分，以此来配备监管人员，发挥监管合力。与此同时，在人力资源上向监管部门倾斜，增加监管人员所占的比例，以强化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

（四）加快金融监管信息沟通体系和电子化建设的步伐，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之间应当建立起有效的金融监管信息沟通体系和渠道，及时就区域内的金融动态、风险状况、违法违规行为等互通有无、数据共享，密切监视毗邻地区的金融风险对本区域的可能影响，防范金融风险的蔓延；人行分支机构应在现有的分业监管格局下加强与证监会、保监会分支机构的联系、磋商，逐步加以规范化、制度化，实行信息共享、资源互通，以大大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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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是促进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

1.完善金融监管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完善金融监管是全球一体化的重要体现。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一体化的的发展，一国的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部分；跨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日益增多，跨国界的金融集团不断涌现和发展壮大；大的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相当部分是国际业务。一国的银行或金融市场发生问题会传染和影响其他国家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甚至整个金融体系，上个世纪末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如何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保持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金融监管变得越来越重要。

(2)完善金融监管是中国金融进入全面开放时期。中国金融监管来自两方面考验与挑战，一是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融为一体，加大了金融监管难度；二是金融混业经营成为发展趋势，而中国目前仍然实行严格分业管理的金融监管体制和模式。因此，借鉴国际各国金融监管经验，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加强与国际监管组织和其它国家监管机构的协调，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保证金融安全运行，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2.创新是完善金融监管的“催化剂”。金融行业的创新产品不断涌现，传统金融领域及金融产品间的界限日渐模糊。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传统的监管制度和监管体系很难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出现了很大的监管漏洞。美国对华尔街投资银行就缺乏必要和有力的监管，对衍生工具市场更是监管不到位，导致衍生工具泛滥，脱离了实体经济，引发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金融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求各国金融监管体系必须作出相应改变。因此，在新的形势下，监管机构的监管理念、监管目标、监管手段以及机构设置都面临挑战，如何顺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保持公正有效的监管体系是各国面对的主要问题。在金融监管体制上，统一监管是否是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是当前引起争论好讨论的重要问题。同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本国金融发展与稳定的金融监管体系，是摆在各国面前的重要任务。

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是促进我国金融安全根本途径

1.建设一支监管专业队伍，在明确责任分工，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防止监管的真空。科学发展战略，无法实现银行信息资产风险监管的综合方法，以及对人类与网络两个世界一体化的监管体系的运营和维系，也无法研究信息资产风险价值化体系、信息资产风险监管标准体系和信息资产风险监管法规体系。没有专门的信息资产监管专业机构，就不可能实现信息资产风险监管计划、管理和监控，就不可能实现实时掌控银行信息化系统的运行情况和各种风险情况。随着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和相互交叉，在实施分业监管的条件下，为最大程度避免监管的重叠与真空，有效防止金融风险的相互传染和扩散，各监管部门之间以及监管部门与中央银行之间，必须加强协调配合和信息共享，特别是要提前向有关部门进行预警和提示，并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协助，必要时要集体做出决定和采取联合行动。

2.改进风险监管法规，切实提高立法质量。我国的金融监管立法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实践的发展，需要立法机关和相关的监管部门共同努力，加快立法进程。以银行业监管为例，未来一段时间应在政策性银行和邮政储蓄机构、信托业和融资租赁业、不良资产处置、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存款保险等方面推动中国的银行业监管立法。在立法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规划性，增强系统性，提高针对性，强化操作性，切实提高立法质量。我们应当重视借鉴国际银行业监管的良好实践，采用国际最佳做法，充分利用国际社会的银行监管和立法经验，加强和改善我国银行业的信用风险管理、利率风险管理、流动性风险管理和操作风险管理。同时，我们应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出发，加强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保证监管部门对金融市场实行统一管理和有效监督，创造一个真正公开、公平、公正、安全的金融市场。

3.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科学的金融监管理念。金融监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紧密结合金融业实际，把握金融监管工作规律，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要通过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为谁监管、监管什么、怎么监管”等问题，为进一步加强改进监管提供科学指导。首先，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中应当引入重视市场机制的理念。如何确保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行，除了法律和制度上的要求外，在这里强调以下三点：首先，制定监管目标必须和金融机构的商业目标保持一致、协调。其次，监管措施必须保证市场机制运行的效率，促进优胜劣汰，抑制管理水平低下的金融机构的发展。最后，要从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与规范性监管转变。其次，金融监管要改变目前过度的抑制金融创新的状况。目前我国存在着严厉的行政审批和行政管制抑制金融创新的状况。可是金融创新是时时会发生的，这一点甚至不因监管部门的规定而有所改变。只要市场有需求，存在赢利空间，创新产品就一定会被开发出来，所以抑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采取疏导的办法，理解创新，理清创新线索，促使监管目标和创新目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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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金融监管改革《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以及欧洲理事会通过《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以来，西方国家走上金融监管改革之路已两年有余。美国主要在资本充足率、大得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以及OTC衍生品交易等监管方面有所进展。在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推动下，巴塞尔框架下的一系列金融改革也先后出炉，这些改革致力于增强银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降低杠杆比率，引进流动性比率，以期形成一个更详尽的监管架构和更稳定且富弹性的金融体系。到目前为止，监管改革已经得到大众的普遍关注，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如透明度得以提高，国际监督合作得到加强，巴塞尔协议III得以达成。

但是，监管改革仍然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值得我们关注。最根本的问题是，上述监管改革主要局限于金融领域，而事实上本次危机产生的根源还是极端自由主义市场理念的泛滥。危机发生前，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美国过度依赖金融业来创造经济增长，忽视了实际部门生产活动才是最终扩大物质财富的根本，导致金融资源脱离了生产性领域虚拟运行，并没有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危机发生后，也没有及时总结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理念的教训，而是单纯地加强金融监管，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加强监管与保持金融活力

关于如何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建议要考虑三个方面的要素。

1.差异监管

为保证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完整，监管改革需要国际协调与合作，但推行全球统一标准有待商榷。各国金融市场所处的初始条件、发展阶段、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和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其监管理念、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

本次危机发源于美国，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市场至上理念的泛滥。因此，欧美国家加强监管与改变市场原教旨主义必须同时进行。但这不意味着全球都要执行统一的监管标准。

众所周知，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少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是金融压抑、金融市场发展不充分、金融创新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套用全球统一的标准，就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发展不充分，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不足，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最终还是会影响到全球的金融稳定。

因此，对于发展水平和金融环境不同的国家，实行差异化的金融监管标准，才会促进共同发展，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2.适度监管

政府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各有利弊，关键是要再二者见寻求平衡。本次金融危机暴露出一些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上的缺失，对这些国家来说，适当加强监管是必要的。

我们不赞成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理念不等于我们反对市场经济。既然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给市场充分的活力、让市场调节发挥主导作用，在没有出现市场缺失时不过多地干预市场的运行。

不能把金融机构和市场管死。不能从放任自流的极端走向金融监管机构管制一切的另一个极端。

3.平滑监管

由于金融从业者的创新动机远强于监管者，激励的不对称导致监管者往往落后于从业者。从历史上看，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元素或固有特征。因此，金融监管不能保证未来不发生经济危机，关键是要发展、加强金融业抵御危机的能力，即减少危机发生的频率，一旦危机出现可以从容应付。从这个角度讲，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不应被理解成企图完全避免危机，而是通过加强金融系统弹性，尽量降低危机发生时给经济带来的损失，防止危机造成系统性后果。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应把注意力放在提高金融机构本身的抗风险能力上，例如降低税收，增加拨备，用经济上升期的多盈利弥补经济下滑期的损失等。

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1.继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督我国金融业在这次危机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并不等于我国金融机构比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更强健。只不过因为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落后，没有参与那些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随着我国金融业进一步融入世界，我国金融市场受外部影响将越来越大，我们有必要以前瞻性的眼光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督制度。

1998年以来，我们主要是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改革金融机构，包括处理不良资产、增加资本充足率、推动国有银行上市、加强内部控制和管理、加大外部监管的力度等，这些措施的采取使我们的金融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实力增强。经过13年的改革发展，我们到了认真回顾一下金融业监管缺失的时候了。总体来看，我们确实取得了进步，但我们也是基本按发达国家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走，并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处有中国特色的监管制度，因而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作用有限。

2.继续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我国金融体系仍处在市场化改革之中，金融市场发展仍不充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过度、监管不足相比，当前我国的金融创新相对滞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种类和层次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许多企业、个人尚没有得到应有的金融服务，远远不能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

为此，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同时，应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推出更多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层次金融消费者在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实现支持实体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

3.推进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平衡发展多年来，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带来金融市场的繁荣并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应不懈地致力于推进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平衡发展。

第一，扩大金融机构的业务和产品创新自主权。对绝大多数产品采取报备制，对于必须由监管机构批准的创新产品和服务，简化审批手续，大幅缩短审批时间。

第二，加快并扩大金融创新和相应金融监管的试点。推进试点工作，可以有效解决报备或审批过程中的疑点和难点，而且能为相关金融监管法律与政策的制定积累经验。

第三，完善有关金融创新的配套监管法规。及时调整现有监管法规中不切合目前金融市场实际和有碍金融创新的规定，推动与时俱进的金融监管理念和模式，充分顺应市场发展规律，使金融监管能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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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世对我国金融监管工作的主要影响与冲击

对于我国金融业而言，入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又面临着挑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入世的机遇是潜在的，而挑战却是现实存在的。这种挑战，除了加剧国内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之外，还在于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与冲击。

（一）在监管理念上，要求逐步向国际惯例进行靠拢。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三大监管主体作为国务院下属的行政部门，自成立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目前金融监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护阶段。在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由政府直接管理和提供隐性保证的行政管制，更多地注重金融监管的安全与竞争、成本与效率的研究，由原来监管机构对监管对象的严格监管走向二者的协调配合，由行政命令式的限制性监管走向鼓励金融创新，体现的是市场主导和自担风险这两大重心，金融监管也越来越借助于市场参与者约束、金融机构内部约束和社会外部监督约束。可以预见，5年的金融对外开放缓冲期，也正是我国金融监管理念不断更新并逐步向国际惯例进行接轨的过程。

（二）在制度安排上，要求正确处理分业与创新的矛盾。在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下的分业监管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各司其职，分别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监管。这一体制尽管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现状，几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国外银行、保险、证券三业的界线逐渐模糊，金融创新日益多元化、综合化，外资金融机构全方位一揽子业务服务制度将对我国金融业现行的单一服务方式带来强烈冲击。在此背景下，要求金融监管当局转变观念，加强协调与合作，在现有的体制下适时调整监管方法和思路，积极寻求现有金融法律、法规的支持，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以监管创新促进金融创新，正确好处理分业与创新之间的矛盾。

（三）在手段运用上，要求朝多元化、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从国外来看，西方国家监管当局越来越注重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目前基本实现了多种监管手段的互补和统一。同时，为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和实时监控、处置风险的需要，监管当局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建立了以网络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降低了监管成本。在我国，金融监管手段单一，电子化水平不高，不能做到监管机构和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监管对象和监管对象之间信息的实时共享。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陆续进入和金融创新的纵深推进，监管当局面临着监管对象复杂化和监管范围扩大化两大现实问题，因此在监管手段上必须尽快向多元化、现代化目标迈进。

（四）在队伍建设上，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职业监管队伍。一方面，基层监管机构中监管人员占比过低，且现有监管人员大多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缺乏系统的、专业的金融理论基础，加之难以得到充分的再深造机会，对新的金融监管理论和技术普遍缺少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不能及时地把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复合型监管人才十分缺乏。另一方面，入世后，具有丰富人力资源开发经验的外资金融机构在将目光瞄准国内金融机构的同时，也会积极争取监管人才的加盟。在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培训机会，诱人的升职条件面前，现有监管人才的流失将不可避免。面对压力，只有走国外发达国家的精英监管、专家监管之路，培养造就一支精干、高效的职业监管队伍，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对改正我国金融监管工作的几点政策建议

（一）更新监管理念，突出风险监管。做好金融监管工作，必须要有先进的监管理念作铺垫。毕竟，理念是起引导作用的，理念决定观念，观念主导思路，思路形成对策。目前，监管当局实施的基本上是限制性监管、合规性监管，风险性监管没有实质性进展，普遍缺乏的是安全、效率观念，这就导致金融业整体运行效率不高，风险问题屡控难禁，层出不穷。因此，在入世的背景下，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监管理念问题，树立起安全与竞争、效率与成本并重的思想，在确保金融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彻底抛弃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式的限制性监管，改进现有的合规性监管方式，进一步突出风险性监管这一重心。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政策、措施的过程中，监管当局要充分考虑到其对竞争、效率和金融创新产生的影响，进而采取更加灵活的的监管政策和手段，并不断进行监管创新，创造有利于竞争和金融创新的外部环境，达到安全与效率的最佳平衡。

与限制性监管、合规性监管不同的是，风险监管主要参照《巴塞尔协议》和《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等有关规定，关注的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各种不同类型的风险，强调的是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管理和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风险的审慎评估，以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自身监管的能动性，提高其自身风险监控水平。在具体监管实践中，通过实施系统性、连续性的风险监管，使监管当局能够站在一个整体、历史的高度，对金融机构做出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在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发现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真正体现出监管的灵活性和前瞻性，在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风险，进而实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这一终极目标。

（二）强化人本管理，坚持依法监管。应对入世，关键的问题在于人才。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问题解决了，工作效率也就上去了。金融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决策到传达再到执行，监管效率的提高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复合型的监管人才。为此，监管当局必须强化人本管理理念，对现有的监管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求稳怕乱、瞻前顾后”的思想，树立“任人唯贤、用人之长、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观念，鼓励人才脱颖而出，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制订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规划，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才培养氛围，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建立完善人才培训网络，以吸引人才、发现人才、用好人才，迅速提高金融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进而建立一支以精英监管、专家监管为主导的精干、高效的职业监管队伍，适应日益复杂的金融形势，应对入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5年缓冲期之后，我国将取消市场准入中的非审慎性的限制措施，实行透明度原则，外资金融机构充分实现国民 待遇，这对监管当局依法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监管当局来讲，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组织监管人员集中学习新的监管法规和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与标准等内容，增强监管人员的法治意识，牢固树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依法监管思想。另一方面，要加快金融立法。对于与国际惯例相悖的金融法律、法规文件，或者法律、法规之间相互抵触的，要毫不犹豫地清理、修订、废止；对于金融监管中的一些具体操作若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或者只是以部门行政文件来进行明确的，要抓紧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对已出台的金融法律、法规，抓紧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解决当前金融监管中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的问题，避免出现金融监管的法律真空和法律风险。

（三）改进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率。加入WTO后，金融政策、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监管当局适应新形势，推出新举措，解决新问题，切实提升监管效率。首先，在监管手段上，由单一走向多元。即从过去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过渡到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三者之间的协调配合，优势互补，不断丰富和创新监管手段。其次，在监管层次上，走科技监管之路。要加大对监管的科技投入，提高金融监管的网络化、电子化水平，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系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实现监管机构内部之间、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监管对象之间的信息共享，避免监管时滞和高成本，确保监管质量和效率。再次，在成效检验 上，建立监管指标的考评机制。要根据各金融机构的不同特点，制定银行、保险、证券业量化指标，从风险监控、效益性管理、经营业绩等多方面形成一套完善的量化指标与考评机制，并将考评结果向社会公布，提高金融业的信息披露透明度。

此外，在监管方式上，注重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的协调统一。在改进和提高现场监管的效能上，以合规性检查为前提，以风险性监管为主题，同时借助外部审计师、外部会计师、律师和外部评级机构等中介力量，对有问题的机构进行重点监管，确保问题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在完善非现场监督体系方面，既要坚持审慎性会计原则，更要做到谨慎原则与弹性原则、合规性指标与风险性指标相结合，通过对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大额单笔贷款风险、外汇风险等重要指标设置一个合理的监管指导线（最低比率），对金融机构实行并表监管、资本控制与风险处置等措施，充分发挥非现场监管的早期风险监测、识别和预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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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构建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金融监管体制的建立，一方面是金融监管工作的需求，是确保金融市场监控发展的力量保证；另一方面，金融监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是中国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是新时期金融市场法制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仍存在诸多不足，改革的困境、阻碍成为金融监管事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本文立足于对中国金融监管机制的现状，就如何深化金融监管机制的改革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设性意见。

二、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困境

1金融监管立法进程缓慢，滞后于金融市场发展需求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依托于完备的金融法律法规，强调金融司法进程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需求。当前，央行金融监管条例、信托法、外汇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尚不完备，法律法规的出台、实施，面临金融立法缓慢、司法不严的尴尬情境。有法不依、依法不严的金融法律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进，改革缺乏良好的环境作为支撑。

2.金融监管方式落后，缺乏先进的监管理念

多元化的金融市场环境，强调市场为导向下的金融监管模式。但从实际来看，我国金融管理理念陈旧，监管方式仍在一定程度上强调政府为导向下的管制，行政管制的“影子”仍是存在。各金融机构监管效率低、协调配合不够，以至于出现各部门、地方之间形成利益堡垒，直接影响金融监管的有效推进。特别是在金融体系国际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之下，中国金融监管理念的陈旧、监管方式的落后，将成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进程中迫切解决的重点。

3.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性不足，存在监管效率不高

为满足金融市场的发展需求，我国成立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大监督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但三大监督机构协调机制不完善的尴尬窘境比较明显，各自为政的监管现状，直接影响金融监管效率。因此，三大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良好的协调配合，监管重叠、空白区的出现，让监管工作出现重复监管、又存在监管盲区，不利于当前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推进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路径

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新时期中国金融市场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金融监管事业发展的重要之举。在笔者看来，深化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路径构建，关键在于以创新为导向、为推动，加快金融监管立法进程、创新金融监管方式，从本质上优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内外环境

1.营造外部环境：加快金融监管的立法进程

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新时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基础，也是体制改革道路铺设的工作重点。我国金融监管立法进程缓慢的尴尬情形，强调加快金融监管立法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国家应立足于金融市场的发展需求，出台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并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确保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从实施到执行，都有明确的法律及制度保障。与此同时，我国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建设方面，存在机制不健全、法律保障不完备的问题。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机构退出机制，并强化以法律的形式对监管的程序、措施进行明确。

2.夯实内部基础：着力于金融监管方式创新

以创新为导向，推进金融监管方式创新，是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也是深化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方式的创新，关键在转变传统体制下行政审批的监管方式，转而以“服务型”的金融监管方式，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契合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需求。首先，转变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弱化行政命令为监管的手段，强化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监管方式。特别是在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中，金融监管手段应以“经济手段”为抓手，既契合金融市场的发展需求，又提高了金融监管水平；其次，逐步改善金融监管手段，依托信息化、电子化等金融监管手段，不仅能够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也有助于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现代化发展，进一步夯实了体制改革的内部基础。

3.构建监督力量：完善现行“分业”监管机制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为分业监管，三大监管机构承担着金融市场秩序的维护。但是，三大金融监督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的建立，影响了金融监督工作全面而有效开展。为此，在构建监督力量的过程中，应逐步完善现行“分业”监管机制，提高三大监督机构的协调性。首先，明确监督机构的监督职责，确保职责到部门。并且，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强化对三大监管机构的工作协调，确保职责的有效监督、业务的协调监管；其次，强化金融监管队伍建设，在专业能力、职业素养等方面，要不断的提高，以适应当前金融监督工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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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混业经营；金融监管；模式创新

金融市场所具有的自然垄断、外部性及信息不对称等特性，是金融监管存在的理论基础；而金融创新、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是不断调整金融业经营体制和金融监管模式的现实原因。一方面，金融市场若求长期繁荣发展，则需要源源不断的金融创新为其提供前进动力，因此，金融创新是市场发展的必需品；另一方面，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防范和抵御因创新而引发的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亦应运而生。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金融行业业务范围的不断交叉融合，混业经营模式重现历史舞台，成为当下国际金融市场中最为主要的经营体制；亦因此，我国近年来混业经营趋势不断深化，金融业态的演变呼唤新型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需要考虑一国经济政治现状、历史文化背景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在金融业发展尚未成熟阶段，贸然采用过于宽松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模式会大大加重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不利于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反之，若在金融市场发展逐步成熟，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等监管手段渐趋完全时，政府过度的干预和监管也会滞碍金融业的继续发展。因此，在我国金融市场尚未成熟，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现今，把握监管力度，构建适合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已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

一、我国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各种金融创新产品玲琅满目，增强金融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加重了金融监管的负担。各类金融机构所从事的业务界线逐步模糊，金融产品亦不再囿于业务范围而呈现产品同质化现象。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主要概述如下：第一，直接融资比重稳步提高。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两大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数量不断增长，资金需求量也水涨船高，由于银行等资金中介机构出于流动性要求，对贷款资格掌握较为严格，因而中小企业融资只能依靠资本市场这一长期资金的流通场所。故资本市场运作已呈一定规模，这为金融业混业经营奠定时代背景。第二，金融市场同质性不断加强。分业经营模式下各类金融机构间异质性较为明显，各业务及人员间均保留一定专业化特征。然而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实现了金融产品的同质化，最终也导致整体金融行业的业务交叉混同成为必然。第三，金融创新发展过猛。金融创新浪潮推动金融业自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反作用下混业经营趋势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更为舒适的温床。世界范围内普遍承认混业经营的趋势也在另一维度刺激了国内金融机构研发创新产品的热情，然而一轮接一轮的金融创新活动使传统金融监管面临挑战。第四，互联网金融迅速崛起。“普惠金融”一词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激励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信号，而混业经营趋势便利了互联网金融企业成长和经营。近年来，各P2P借贷平台和众筹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产品形式更加多样复杂，经营范围也囊括多个传统金融行业。

二、我国金融业监管模式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自我国确立“分业经营”的金融经营体制和“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系以来，金融业运行的安全性显著增强，带来的经济效益逐年提升，这说明在当时环境下我国所采取的经营体制和监管模式适应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但是也应看到，随着金融业态不断演变，各实体金融机构业务合作发展深入而频繁，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更突破了传统分业经营的底线，原来的分业模式已不再符合当下金融业发展趋势。

（一）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现状和分业经营模式相配衡，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模式上仍保留以机构监管为基础的分业监管模式，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①。从权力设定方式和意图上看，采用这种类似于间接设定方式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发挥各个监管机构在履行监管职责上的专业性，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然而，过度专业化也导致监管机构职能过于单一，对其他行业监管制度不尽熟悉，同时大部分发达国家采用混业经营制度，不同金融业务的混杂非常普遍，故在处理国际金融案件时反而效率低下，规制和监管效果不尽人意。若要进一步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则必须创新金融监管模式，顺应混业经营发展新要求。

（二）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模式缺陷虽然国内专家学者对目前采用分业制度的合理性有以上考虑，但不能否认的是，我国目前金融机构已经面临国外混业经营机构的激烈竞争，而且混业经营试点的实践证明，在充分建立相关监管制度、完善监管法律的前提下，我国有能力逐步扩大混业经营试点、实行混业经营模式。若仍实行原有的分业经营制度，不仅易使其产生对规制手段的依赖，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独立健康发展，而且在抵御国外金融机构抢占市场以及加强本国金融机构风险防范方面，也具有很大的阻碍影响。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金融服务业发展现状下，现行金融监管制度具有以下缺陷。第一，监管主体不明，监管组织机构间缺乏有效协调，容易导致监管漏洞和重复②。我国目前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主要是“一行三会”，该模式下有着很强的行政色彩；且由于各监管机构职责划分不能因时发展，对于横跨多个行业的金融创新缺乏机构或制度对各方权责进行有效协调，故容易导致监管漏洞或重复。虽然因实际需要，部分地区在协调金融监管机构职责方面出台了相关办法或措施，③但由于缺乏高层次统一规定以及不同地区协调方式上的区别，故跨部门、跨地区金融监管的协调效果并不理想。第二，分业监管模式无法适应金融控股公司和业务产品创新的涌现与发展。伴随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不断增多，投融资渠道也渐趋多元，商业银行的主导地位不再牢不可破，其他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竞争市场份额的机会，这对国内金融业的良性发展有重大裨益；然而分业监管模式下，一项新的金融创新的审核通过往往需要两个及以上监管部门审核批准④，审批程序在造成监管低效的同时，也制约了我国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发展。第三，“管风险”监管理念实践效果不实。风险控制是保障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巴塞尔协议》明确风险性监管理念，意在强调风 险监管在金融监管中的关键性。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虽也将“管风险”理念着重提出并加以强调，但日常监管工作仍集中在运动式监管、整顿监管及事后处置监管①，在风险跟踪监控方面的实际监管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也说明虽然在监管理念上实现了合规监管理念向风险监管理念的转变，但距《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持续性、审慎性原则相比还有很长的距离。第四，监管法律安排粗犷，执法部门能力欠缺。这是我国目前金融监管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一方面，虽然在实施分业监管后国家建立了以《证券法》、《银行法》、《保险法》等为代表的基本金融法律体系，但由于制定仓促、规定较为笼统，故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实际规制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从法律不完备理论出发，即使立法和司法行为趋于精臻，也不能完全解决金融市场上突发的各种法律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监管机构人员的执法水平和履职效果对于监管有效性具有决定作用。目前，我国监管人员选拔和任免缺乏专业性②，同时人员机构责任不明也制约了监管效果的发挥。

三．混业经营现状下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模式选择

上世纪末，为顺应金融发展新需求，配合金融业混业经营方式，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执法理念转变和监管模式完善对国内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以美、英两国为典型。下面将以这两国为例，说明在混业经营下应如何选择与本国金融业发展相适应的监管模式。

（一）美国金融监管模式——“伞式＋功能”就金融监管模式而言，美国所采取的是“伞式＋功能”监管模式。所谓“伞式＋功能”监管是指确定美联储为总监管机构，即整个“伞式监管”的顶点和中心，在整体上对全美金融持股公司进行综合监督；而各州不同行业的功能监管人则将金融业务进行细化分类后按业务种类分别进行细类监督，实现监管权力的分散。此外，与我国中央与地方监管机构处于行政隶属关系不同的是，美国监管模式基于联邦制国家体制，确立了美联储与各州的功能监管人的平行关系。而在金融监管机构权力配置问题上，基于传统权力制衡理论，为防止美联储权力膨胀导致政府寻租，避免重复监管造成行政资源浪费，美联储实际上的监管权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即其首先应当尽可能采用功能监管人的检查结果，且只有当新的监管目标出现，才能由其行使实际的监管权能。此外，美国金融监管模式正逐步筹划向双峰监管模式靠拢。

（二）英国金融监管模式——双峰监管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呈现从“三分模式”到“双峰模式”的转换。1997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统一行使对所有金融行业的监管职能③。在该“三分模式”下，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监管局、财政部各司其职，分管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及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立法与监管决策职能，并通过签订备忘录形式进行监管沟通与监管协调，从法律上建立了由该三者共同实施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体系和合作框架。此后同样迫于金融危机压力，英国政府又逐渐着手进行监管模式创新与改革，不断向“双峰模式”靠拢，即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根据《2012年金融服务法案》，自2013年4月1日起，英国金融监管双峰——审慎监管局（PRA）与行为监管局（FCA）在金融政策委员会的指示和建议下运作，故又称之为“准双峰”模式。直至2016年5月《2016年英格兰银行与金融服务法案》通过，“双峰模式”才得以正式形成。该模式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独立于央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审慎监管局（PRA）自附属机构成为英格兰银行内设机构，并新设审慎监管委员会（PRC）对审慎重要性机构进行微观审慎监管，在人员配备上规定审慎监管委员会中至少6名应由财政部任命，这一举措在大大强化了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权的同时保证决策相对不受央行行政性影响；与此同时设金融行为局（FCA)负责行为监管和除审慎重要性机构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并直接对英国议会和财政部负责。四．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与创新目前我国混业经营趋势不断明朗，改革传统分业监管模式已基本成为共识，这就要求监管部门及时转变监管思路，探索符合我国混业经营发展需求的监管模式。在目前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下，单纯采用集中监管或分业监管某一种方式均不能完全满足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从而无法挖掘出可能关联多个金融业务的隐藏较深的金融风险，审慎性监管目标便不能实现，故应将集中监管和分业监管的优点相结合，在集中监管的框架下对各个金融业务监管实施专业化分工，才能构建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新模式，同时也应吸收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并重的“双峰监管”模式优势，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和系统性风险防控，完善监管立法内容和执法措施，并坚持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并重原则，唯有此，才能平衡金融市场主体利益，创新适应当前金融业发展的监管模式。（一）明确“混合＋功能”监管思路，实现“集中与专业”平衡目前，我国实行的仍是分业监管模式，“三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这一机构设置模式在分业经营模式下无可厚非，但在混业经营下却显得风险监控和防范力度不足，因此，改革当前金融监管机构系统，转变分立监管为混合监管，是适应金融创业浪潮、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必然；此外，从监管机构能力和金融业发展现状角度看，由单一机构混合行使监管权的监管模式仍不适宜，故需要在统一监管下设各分管部门，按照功能监管理念分别对各类金融业务进行监管。从美国“伞式监管”模式中可以看出，该模式最大优点在于“集中和专业”的平衡，即在美联储轴心下由各州按照业务细类分别行使功能监管职权，从而保证风险集中防控和业务专业监管的“双赢”。在我国目前行政机构设置中，从成本和历史方面考虑，可以将中央银行作为总管机构，或者重新设立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一方面赋予其金融业监管抽象职权，并由其汇总各部门上报潜在风险，监控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另一方面由其将具体职权进行协调分配，下放到内部各个监管部门；同时由“三会”等传统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央行下设机构，由其按照功能监管理念具体履行对各类金融业务的监管职权。

（二）明确监管机构独立性，完善内部信息交互我国目前执法过程中一个较为凸显的问题就是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因此，可以借鉴美国监管机构“无头第四部门”的机构性质①，设立独立于行政系统监管和规制机构，独立行使金融监管权。鉴于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笔者认为在保障机构独立性方面，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独立：第一，独立人员。包括人员的选任独立、晋升独立和免职独立。在人员选用和任免上，应抛开传统的公务员选拨制度，选用更需要贴近市场的主体来进行监管，以保证监管行为更加科学可行；同时，在人员晋升方面，加入绩效考核，通过最终监管效果和付出的行政成本决定人员升迁，符合市场化考核机制；在薪酬和任免方面要给予监管人员充足的退休保障金和良好的工资待遇，非道德信用和执业能力问题不得任意罢免。第二，独立财政。建立较为完善的财政支持，给予独立的预算保障。在我国生产力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为防止因经济利益带来的道德风险，不宜采用英国的“产业收费”制度，否则较为容易造成权力滥用，因此，较宜通过国家财政专项支出的形式，保障独立金融监管机构财务独立。第三，独立决策。在决策机制上，除了引入信息公开、民众听证会等制度外，更应建立相关惩罚机制，对于擅自干预独立金融监管机构决策的行政官员予以惩罚，追究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以防止行败、权力寻租等政府失灵现象的发生。此外，完善机构内各监管执法部门的信息交互也实属必要。联席会议制度就是一个很具有借鉴意义的协调合作制度，该制度在保障各部门单独行使监管职权的同时，也实现各部门信息交互，对其来说也是不同于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方式。在沿用并强化联席会议制度时要注意到，须加强制度化建设，将召开会议作为经常性工作，及时监督并改进各部门监管过程中执行力度过强或过弱问题；同时严格执行会议中达成的决议，各部门不得采用各种理由拒绝实施。

（三）重视行为监管重要性，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双峰监管”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泰勒提出，他形象的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分别比喻为“医生”和“警察”①：审慎监管以风险防控和稳健运营为主要目的，而行为监管则侧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与构建中，虽毋需全面照搬“双峰监管”模式，但对于行为监管的重视应予以借鉴。在金融创新产品蓬勃发展的今天，通过“医生”下猛药、不断试错的方式进行监管无疑要付出巨大代价，而利用“警察”要求金融机构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披露、明确市场准入门槛等方式保障金融安全无疑更为有效可行。以公平和效率为原则的行为监管，对繁荣国内金融市场的信心，进而活跃金融行业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从行为监管所欲实现目标与效果来讲，当下应将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目标的主要矛盾来抓。首先，要在金融立法的价值取向上侧重消费者利益保护，在这一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经验，建立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机关或组织，集中有限的精力和资源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督，并完善相关诉讼制度，允许其代表金融消费者提讼。其次，在制度安排上要重视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范围的合理限制，对高风险金融产品限制发行范围，禁止向中小投资者公开发行；另外，分阶段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即加强金融企业的市场准入、市场行为和市场退出监管，从而降低引发严重社会恐慌和触发系统金融风险的可能。

（四）转变金融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执法水平明确监管机构权力边界，给金融机构划定行为警戒线，是保障金融市场主体权利的应有之义。当前，监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自行随意解释法律的现象很常见，一部分原因是金融立法较为原则和模糊，更深层原因是监管机关长期依附于行政机构，监管过程中行政氛围浓厚，从而容易滥用监管权力，导致监管原则的滥用。因而在接下来的金融改革中，一方面要在机构设置和立法技术方面加以改进，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更要法定权力边界，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监管制度运作程序和宏观监管标准，规范监管人员对于监管原则的运用，在对待具体金融案件时，合理运用规则监管和原则监管方式。即在一般情况下，仍应以规则监管为主，只有规则无法解决具体案件或者按照规则解决会出现极端不公平时，才能在目的解释基础上运用原则监管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监管机构和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法律法规的“解释权”应当予以限制，不能因其肆意的扩大解释而侵犯金融市场主体合法的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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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互联网 金融 金融监管 变革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和金融功能的贯通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一方面，信息技术成为推动金融普惠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新型金融模式兴起也给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监管体制运作提出了诸多难题与挑战。因此，我们应当审视互联网金融体系的现实特点以及它对金融监管模式运行的潜在冲击。要明确辨析“分业监管”和“集中监管”，“主体监管”和“行为监管”等不同金融监管体制和理念之于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前瞻性、实用性与兼容性，以此回应当下关于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种种争议。

一、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及其监管挑战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平台运行中的信用风险逐渐暴露，从而引起一系列社会事件，这在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对政府履行金融监管的职能提出进一步要求。

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环境中具有以下特点：

（一）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性

互联网时代提供开放、共享的生态环境，使得信息资源的公共属性突出。金融作为一种信用活动，发生了“金融脱媒”，去中介化现象。

过去，由于企业融资需求的信号难以及时、准确地直接传递至投资者，投资者进行资本借贷前的搜寻成本比较高，需要金融机构作为机构行使职能。但互联网时代下信息资源的广泛流动改变这一境况，它降低了投资者的搜寻投资目标的难度，推动了金融体系由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演变。

（二）信息资源支配的地位不对称

但是，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来说，它信息支配的优势地位与传统金融企业更为强大。它“去实体化”的经营模式，意味着其逃脱监管体系的能力大大增加，也缺乏强制公开制度对信息披露机制进行约束。这一境况所形成的后果是，市场上所散布的有关融资机构的信息一般都是积极反馈而缺少消极反馈。因此，往往只有到达资金链断裂的临界点，市场在短时间内爆发大量负面信息，形成连锁式的挤兑现象。

（三）市场准入门槛较低，金融机构资质严重不足

互联网金融包含“互联网”与“金融”两种特质，但金融功能应当起主导地位，网络是实现金融功能的手段。现实中却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互联网金融不是金融企业的“网络化”，而体现出互联网企业的“金融化”。金融在注册资金、资质审查、负债比例方面有诸多要求但互联网企业所对应却是包括低门槛，“短平快”等经营理念。以互联网企业思路经营金融业务，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互联网金融市场“原罪”。因此，互联网金融在推动金融普惠进程的同时，使金融市场上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且未建立成熟金融规范系统的互联网企业盲目从事金融业务，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上信用风险扩散。

互联网金融的特性产生了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它可以被概括于如下方面：

（一）平衡信息不对称的制度供给不足

面对融资活动中缺乏信用担保的情况，不少融资平台为拓展业务，使用承诺投资者刚性兑付、回购等方式来回避自身的信息披露义务。对此，监管机关也尚未建设良好的信息公开制度的强行性规范加以规制。

（二）面向金融机构主体的监管模式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

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面向数目较少，体量较大，资质经过严格审查的金融机构。但是互联网环境下的金融机构数目迅速增加，体量缩小，资质不足。在此情形下，原有的主体监管金融监管模式难以被有效实施，如何实现将分散性质明显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纳入到统一的监管轨道，这是互联网时代金融监管所要面对的问题。

三、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

互联网时代的金融对于金融监管提出的一系列挑战。面对互联网金融的时代背景，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应当在理念、以及实践上应当回答以下问题：

（一）分业监管还是统一监管

根据2015年7月18号，《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所指出，目前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仍然依照“一行三会”“四龙治水”的分业监管。但是，面对互联网金融所体现出的特点，许多政府官员与学者主张于互联网金融部分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越发体现混业经营的特性，互联网技术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产品同时体现出支付、理财、信托、担保等特点。另一方面，传统金融行业已经体现出混业经营的趋势，而互联网加速这一趋势的生成。因此，面向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呼唤“大监管”的思路。

（二）主体监管还是行为监管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部分国家的“双峰监管”（Twin Peak）的监管理念受到重视。其系指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结合，前者系一种传统上的监管理念，体现于维护金融系统和金融机构的稳定，一般以不公开方式进行。而后者则是旨在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通过对金融消费者合理权益的保护，客观上达到降低金融风险之效果，一般以公开方式进行，达到弥补传统的审慎监管不足的功效。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中，“金融脱媒”、直接金融的发展、金融机构的轻量化趋势使得面向特定数目的审慎监管无法满足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现实需求。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趋势应将重点落于直接金融的消费者身上。在此情形下，应秉持着“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原则，由“供给者监管”向“需求者监管”改变。

（三）如何平衡信息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