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监管评级结果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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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骆驼评级；监管评级；商业银行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09-0040-03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骆驼评级法(CAMEL Rating)是美国联邦储备署、美国货币监理署、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三大联邦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用来评价金融机构整体运营状况的分析工具，该体系自1979年形成以来，经历多次修订和完善，业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评级的事实标准。香港金融管理局在1995年正式引入了CAMEl评级体系，对促进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加强监管机构的持续、审慎、有效监管发挥重要作用。

1994年开始，在世界银行的援助下，我国监管当局着手探索审慎性监管的新方法，此后几年在外资银行监管中，小范围地逐步推广使用了以CAMEL评级体系为基础的非现场评级和现场检查方法；1997年出台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隐约能看到CAMEL评级的影子；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参照CAMEL评级制定了只针对4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银行考核评价办法》，采用定量模式，按照资产质量、盈利能力、流动性及发展能力等4个方面12项定量指标进行考核。但总体上说，这一阶段推出的CAMEL评级还处在摸索阶段，而且侧重定量考核。银监会成立后，不断改进和完善评级办法，并于2004年2月23日、4月4日和5月10日分别出台了《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暂行)》、《外资银行风险评价手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风险评价和预警指标体系(试行)》等若干个风险评价体系。2005年底，中国银监会在整合、修订、完善上述监管评级的办法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际通行的骆驼评级法，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和银行监管队伍的实际情况，出台了《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内部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内部指引》)，并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该指引有利于监管机构进行同质同类银行比较和推行分类监管，有利于监管机构全面掌握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有利于监管机构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为更好地分析、判断和评价银行的风险状况提供依据。

二、《内部指引》与CAMEL评级体系的相同点

(一)两种评级体系的作用和目的相同

监管机构利用评级体系对商业银行的风险表现形态和内在风险控制能力进行科学、审慎的评估和判断，都是为了准确反映各个机构风险状况及其管理水平，更好地引导商业银行加强和改进识别、度量、定价和转移风险工作。不论《内部指引》或骆驼评级法，都对监管人员全面深入评价一家银行经营管理状况提供了规范统一的方法和标准，也使得同一机构不同时期经营表现的纵向和同类机构的横向比较变得更为直观。另外，监管人员可根据评级结果制定差别监管的策略，将监管资源合理地向风险较高的机构倾斜，更好地实施分类监管，合理配置监管源。

(二)两种评级体系的要素和流程是基本相同的

香港金管局在评级时，不仅依据强大数据指标体系作为评级的支持，还要获取现场检查情况、监管对象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内外部审计报告、向公众披露的信息等各方面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资产质量、管理、盈利、流动性和市场风险状况等六个单项进行要素评级，然后进行综合评级，再通过复评、审核和结果反馈，最终形成一个银行的风险评级。我国《内部指引》是在借鉴这种体系和其他国际通用评价银行的良好做法基础上建立的，基本内容也是上述六个要素。从评级流程看，二者也没有根本的区别。

(三)两种评级体系均强调综合评级与要素评级之间的约束关系

香港金管局在实施综合评级时，强调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并且规定了一些明确“限制性条款”，进而强化综合评级与要素评级之间的约束关系，如管理评级是3，管理要素的评级通常也不能好于3；当综合评级是3时，流动性会成为决定性因素，综合评级一般个应高于流动性的要素评级。《内部指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如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银行，其综合评级结果不应高于3级；如果资本充足率低于8％，且呈下降趋势，对银行的综合评级结果不应高于4级。

(四)“资本”和“管理”都是影响评级结果的重要因素

由于资本在抵御不可预期风险中的重要作用，资本的多少和管理能力也被评级体系予以重点关注。香港金管局对资本充足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15％，其资本要素才能评为1级；另外在做CAMEL评级时，通常先作出C、A、E、L四项要素的评级，最后依据这四项要素评级的结果，再来综合考虑M项的评级。《内部指引》更是把“管理”的权重提高到25％，资本的权重设为20％，高于流动性、市场风险和盈利状况三个评级要素的权重。

(五)两种评级体系都对评级结果披露做出明确规定

香港金管局规定，评级绝对机密，监管人员和被评机构都不得向外界透露，以防公众误解而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内部指引》第四章规定银监会可以以适当方式向国外监管机构和国内有关职能部门披露商业银行的监管评级结果，但同时规定：为了防止监管评级结果的误用和滥用，各级监管机构参与评级工作的监管人员应当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评级结果进行严格保密，严禁向第三方披露监管评级结果。商业银行董事会也应当对监管评级结果严格保密，不得向董事会以外的任何人披露，特别是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香港金管局和银监会均规定不得向监管对象披露单项要素的评级结果和具体评分情况。

三、《内部指引》与CAMEL评级体系的不同点

(一)风险评级层次存在差异

《内部指引》在香港金管局CAMEL综合评级基础上，增加了对于银行风险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的考虑，监管评级人员将依据这些事项的性质和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程度，对综合评级结果做出更加细微的正向或负向调整，以增强监管评级结果的准确性。其他要素一般不改变综合评级结果，但可以通过“十”、“一”符号标志出评级结果正向或负向的趋势。另外，香港金管局评级体系将各要素评级和综合评级都分为五个层次的级别，分别是从一级到五级，数字越大，级别越低，风险越大。而《内部指引》充分考虑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将金管局的第五级划分为两个层级，使得要素评级和综合评级成为六个层次，结合其他要素，最终的综合评级分为六个层次18个级别。

(二)确定评级结果的模式不同

香港金管局在确定要素评级和综合评级时，采用了定性判断评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虽然多数要素

也都包含定量指标和定性因素，但对每个定量指标和定性因素最多只规定了一定的指标值或特征所对应的等级，并没有确定的公式或分值可用以计算出要素的评级；同样地，从要素评级得出综合评级也没有计算公式可循，只能依靠监管人员的自主判断。而《内部指引》主要采用了定性因素量化的评级模式，即各要素(管理除外)中既有定量指标又有定性因素，但除对定量指标按指标值确定得分外，对定性因素也尽量细分并按程度好坏分配分值，即所谓的定性因素量化；将定量指标和定性因素的得分相加得出要素的得分和评级，再通过要素评级加权平均得出综合评级。

(三)对六大要素的定量指标和定性因素的选取不同

香港金管局评级体系对资本充足性选用2项7个定量指标和12项定性因素，对资产质量选用2项6个定量指标和13项定性因素，对管理选用18项定性因素，对盈利性选用1项4个定量指标和8项定性因素，对流动性选用3项5个定量指标和11项定性因素，对市场风险敏感度选用7项定性因素。而《内部指引》评级体系对资本充足性选用了2个不同的定量指标和7项定性因素，对资产质量选用了7个定量指标和6项定性因素，对管理选用2项10个定性因素，对盈利性选用于4个定量指标和3项定性因素，对流动性选用了5个定量指标和5项定性因素，对市场风险状况选用了2个定量指标和4项定性因素。两者选用的具体定量指标和定性内容也不尽相同。

(四)对量化指标的处理模式不同

金管局评级体系对各要素定量指标或定性因素进行分析，得出要素评级级别，注意监管人员的主观判断。从要素评级得出综合评级时，不是简单的算术平均，而是需要监管人员根据各要素的重要性，运用自己的判断来确定合理的评级结果。《内部指引》对各要素定量指标或定性因素都给出了明确的权重和分值标准，监管人员只需对照标准进行打分即可，再根据加权汇总分值，对照各级别标准分值即能确定要素级别。同样，从要素评级得出综合评级时，只需将要素得分进行加权汇总得出综合得分，对照综合评级级别标准分值确定综合级别。

(五)两种评级体系的适用范围有所不同

香港金管局的骆驼评级体系的适用于所有存款类银行业金融机构。而《内部指引》规定仅适用境内依法设立的所有商业银行，包括中资商业银行、外资独资银行和中外合作银行，但考虑到农村信用社的特殊性，明确不适用该指引，单独制定了评级体系。

四、完善我国银行监管评级的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评级体系已从单一、静态的量化考核转变到较为全面、动态的定量定性相结合的评级模式，但是考虑到我国银行监管现状和银行业发展水平，我国商业银行评级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完善我国银行监管评级体系，还需从以下儿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逐步实现以定性判断为主的评级模式过渡

在我国监管人员的监管经验和水平不足的现阶段，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并将定性指标尽量细化和量化的模式对被监管机构进行评价，以减少监管人员主观判断上的较大误差。鉴于操作的机械性难以适应银行复杂多变的局势，监管评级不应是若干要素的简单加总，我们应定期检讨现行方法的实际效果，并随着监管人员经验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步实现向以定性判断为主的评级模式过渡。

(二)注重基础数据的积累和分析

监管评级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要素评级中定量指标的分析、计量均需要准确的数据予以支持。另外，评级要素中的指标标准值、权重的合理性，也需要有长期完备的历史数据进行检验。因此，在日常监管过程中，需要有意识地积累和分析经验数据，为设定科学合理的指标及标准打好基础。

(三)适时扩大监管评级结果的运用范围

要充分发挥评级结果的指导性，对于评级结果较高的银行要实施紧盯式监管，重点配置监管力量，限制业务准人，增强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频率，加大整改处罚力度，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必要时采取接管、重组、限制业务等监管措施。另外，在推出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和差别化监管收费政策时，要参考各行的评级结果，进而提高评级结果的权威性和约束力。

(四)不断提高监管人员自身素质

发达国家的CAMEL评级更多强调监管人员自身的素质，在要素评级时，要求在分析各要素的基础上，根据重要性和相关性等原则，并对照要素评级标准的描述做出合理判断；在综合评级时，更加强调监管人员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依靠经验自行判断。为适应银行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就要求监管人员不断积累经验和提高监管业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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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政府监管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现状

商业银行的健康运营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世界各国和地区都特别注重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作为经营和管理风险的企业，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风险管理水平上。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日益开放，我国商业银行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商业银行所处的环境越来越复杂，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多。商业银行所面对的风险有很多种，包括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声誉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中，信用风险作为一项既古老又复杂多变的主要风险，更为商业银行和政府监管部门所特别关注。当前，由于金融体制不完善、社会信用环境不理想、法律和监管条件薄弱等原因，信用风险在我国商业银行过度集中，商业银行个体风险累积现象十分严重。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信用风险监管制度不健全

1.缺乏统一的信用评级法和信用评级监管机构。目前，虽然我国有很多法律法规涉及到商业银行信用评级制度，但这些条文规定过于零散，缺乏整体性，影响评级结果的权威性。而且，我国没有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这就造成整个信用评级市场有些混乱，影响信用评级制度的发展。

2.商业银行内部人员控制问题比较严重，内部审核部门不独立。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大多实行行长负责制，而各级内部审核部门往往只是同级商业银行的一个职能机构，不但对上级审核部门负责，也对本行行长负责，缺乏明确的独立性。这就影响了审核工作的权威性和独立性，造成我国商业银行在制度的执行效果上大打折扣。

3.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第一，信息披露原则体系不完善。在我国的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应该遵循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可比性的原则，没有对重要性和及时性原则从法律上加以规定。这与国际通行的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还有差距。第二，信用风险信息披露内容不完整。《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对披露内容的规定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全面，但是内容上比较笼统且不够具体。

（二）信用风险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

监管主体权责不明确，信用风险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在银行业监管主体方面，除了银监会独立行使监管银行业的职能外，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审计署、证监会和地方政府等也承担着对银行业的监管职责。但由于力量分散，且没有进行有效整合，“多头监管，但都无力监管”的问题客观存在着。在金融系统，虽然“一行三会”共同承担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分别履行各自职能，对风险进行监管，但在现实中，对于防范系统性、多重因素引起的风险，效果并不理想。

（三）信用风险预警机制的操作有效性不强

银行监管没有形成有效的银行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防范体系，特别是早期风险预警机制不健全，操作有效性不强，监管信息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风险防范工作忙于事后“救火”。

三、加强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政府监管的对策

（一）营造良好的信用风险监管环境

1.有序实施巴塞尔协议要求。有序实施巴塞尔协议要求，建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的框架，应当结合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的实际情况和风险特征，按步骤、分阶段进行。由于国内评级市场发展水平低、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等原因，目前我国很多商业银行还不能适应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达不到新资本协议的标准。为此，我国需要加紧落实新资本协议的理念，坚持全面风险管理原则，采取措施，初步改进。

2.建立健全社会征信系统。信用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最主要风险，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成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因素。我国应该建立健全社会征信系统，以降低信用风险。首先是建立或明确具体的机构和部门用来收集、保存信用信息；其次是利用技术手段实现对商业银行现有客户的信息联网，特别是要实现客户的不良信用记录在银行间公开；然后是培育和发展国内的信用评级组织，学习国际级信用评级机构的先进经验，确保评级结果的客观性、独立性和权威性；最后是培育全社会良好的信用文化，建立失信惩戒制度，改善社会信用环境。

（二）健全银行内部风控体系

创建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过程化、网络化管理。分析和管理全行的业务活动，对银行的内部运营进行全面控制，覆盖业务流程的整个过程，并以网络的形式对整个过程进行动态化管理，提高效率；二是建立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整理和分析有关风险的数据和过程记录，建立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开展自我评价，采取应对办法；三是改善风险管理环境。内部控制活动的有效展开离不开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风险控制不仅仅是体系的建立和实施，还需在持续的经营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更新和完善，使内部风险控制与所处内外部环境相匹配，提高风险控制的有效性；四是重视风险控制成本。风险控制也会产生相应的成本，要在风险控制成本与收益之间做好平衡。

（三）建立银行内外部风险监管协调机制

依照当前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来看，对商业银行风险的监管，仅仅凭借银监会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建立银行内外部风险监管各方的协调机制，使监管取得更好的效果。加强协调机制建设，最主要的是要加强风险监管信息交流与共享，消除信息不对称。这就要求对信息收集工作进行科学分工，避免监管信息出现重复或缺失，同时明确所采集的信息的共享责任，保证信息传导渠道畅通。在机构设置方面，监管部门设置的机构应该在监管内容、监管方法、监管频率上起互相补充的作用，充分协调，避免重复，以增加监管的效率。在制度上，各监管部门也要加强协调。各监管部门监管的侧重点不同，如果不进行协调，可能会出现矛盾和冲突，从而带来风险。另外，当商业银行出现危机时，要建立紧急磋商机制，明确各部门在危机状态下对有关风险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危机状态下能够多部门配合，及时化解危机，防止因个别事件发生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造成金融危机。

作者:卢恒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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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银行风险评价模型是银行风险监管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的商业银行风险评价模型主要是建立在对发达国家监管实践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总行进行风险评价,尚罕有针对国家审计的需求构造的商业银行风险评价模型。

    过去20年,我国金融体系逐步建立和发展,金融监管模式也逐渐确立。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主要是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是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机构,负责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现场和非现场监管。审计署职责之一是对中央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状况进行审计。近些年,审计署组织开展的金融审计对于揭示商业银行风险,维护金融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构建适用于国家审计的商业银行分支行风险评价模型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银行监管理论,对于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增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和联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商业银行风险评价比较分析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由于信用风险导致银行大量倒闭,银行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和管理,产生了以信用风险为主的风险评估模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巴赛尔协议》有关信用风险的评估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JP摩根在考察衍生产品的基础上提出了评估市场风险的风险估值法(VaR),巴赛尔委员会于1996年公布了《关于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的概述》和《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规定银行计量资本要求时,除了考虑信用风险外,还要考虑市场风险,同意各家银行采用VaR等内部模型评估市场风险。1999年,巴赛尔委员会公布《新的资本充足比率框架》,要求对操作风险、信誉风险等风险进行评估。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则提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

    国外银行风险评级体系主要有美国骆驼氏评级体系评级制度、意大利PATROL年度评级体系、法国ORAP评级体系等,其他西方国家也建立了适用于本国的银行风险评级体系,其中以美国骆驼氏评级体系评级制度最为着名,应用最为广泛,其主要思想是对金融机构的资本、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水平、流动性和敏感性按1至5级进行评级,然后按5级制进行综合评级。1996年,人民银行颁布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监测指标和考核办法》,2004年,银监会公布了《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2006年,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国家审计在实践中也曾借鉴美国骆驼氏评级体系评级制度建立了商业银行风险评价模型。

    国内外金融理论和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风险评价在研究的主体、对象、指标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各有不同:(1)研究主体不同。有的从商业银行自身角度进行研究,有的从监管角度进行研究。(2)研究对象不同。有的侧重于研究商业银行非系统性风险,有的侧重于研究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3)研究指标选择不同。有的比较全面,有的比较简洁,有的研究只包括业务指标、有的研究既包括财务指标又包括业务指标。(4)研究方法不同。有的以定性研究为主,有的以定量研究为主,有的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聚类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有的运用相关分析、多元判别分析等。就目前我国银行的风险管理来说,风险评估模型只是引入阶段,还没有达到真正应用,而从国家审计的角度把现代风险评估模型应用到商业银行风险评价的研究更少。

    国家审计相对于其他商业银行监管机构,风险评价对象主要是分支行。原因有:一是商业银行分支行数量众多,监管机构很难对某一家分支行持续关注,容易形成监管盲区;二是除宏观风险、市场风险之外的众多运营风险集中于分支行;三是从实践来看,商业银行分支行发生的问题比较多,且较严重。同时,相对于商业银行内部和监管机构而言,国家审计在对商业银行风险评价上也有其独特之处(见表1)。

    三、商业银行分支行风险评价模型构建

    (一)模型构建的基本思路

    模型的构建是以现代金融风险理论为指导,以美国骆驼氏评级制度为基础,采取层次分析法对商业银行分支行面临的风险进行分类和分层,结合中国银行业监管当局的风险评价和商业银行审计实践经验,遴选出适用于国家审计评价商业银行分支行风险的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方法计算商业银行分支行综合风险值并进行排序,以利于在国家审计实践中迅速把握商业银行各分支行风险程度,把有限的审计力量和时间用于解剖风险程度较高的分支行,以提高审计效率,维护金融稳定。

    (二)风险评价指标的选择与计量

    在理论和实践上,商业银行风险评价指标有很多,已有的风险评价指标大多数来自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少有来自于商业银行财务系统和业务系统的指标。国家审计是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和损益的全面审计,因此在指标的选择上与现有的风险评价体系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身的特点。本文构建的是商业银行分支行风险评价模型,其资本充足度无需计量,我们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三个方面对商业银行分支行综合风险进行评价。

    1.信用风险评价指标与计量

    信用风险评价指标选取两个,一是不良贷款率,二是VaR在综合授信中的占比。

    (1)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贷款总额,其中,不良贷款以五级分类为标准,包括次级类贷款余额、可疑类贷款余额和损失类贷款余额。

    (2)VaR在综合授信中的占比

    VaR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当基础资产价格产生不利变化时,在给定置信水平下,所持有的资产头寸可能产生的最大可能损失。

    无论哪种定义方法,求解VaR即找到投资组合最小价值或者最小收益率R'。

    假设银行资产组合价值的概率分布为f(w),那么在给定的置信水平c下,有:

    本模型中对于置信水平的选择采取巴赛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选择的置信水平即99%,持续期间为一年,并且VaR值计算符合以下假设:

    (1)综合授信价值服从正态分布;

    (2)信用等级转移概率矩阵遵循马尔柯夫过程,即信用等级在某一年的转移概率独立于过去时期;

    (3)综合授信收益率相关系数为零,不考虑相关条件的联合转移概率矩阵;

    (4)资产组合持续期间的选择为一年。

    计算VaR在综合授信中的占比步骤:

    (1)取得商业银行分支行客户信用等级数据;

    (2)取得商业银行分支行各个客户信用等级综合授信余额,其中综合授信余额包括贷款、信用证、保函、银行承兑汇票余额;

    (3)根据商业银行前三年信贷管理资料,计算不同信用等级客户授信回收率;

    (4)根据商业银行前三年信贷管理资料,计算不同信用等级客户下一年度信用等级变动概率矩阵;

    (5)计算各个样本的不同信用等级授信的VaR值和各个样本的总体VaR值;

    (6)计算各个样本的总体VaR值占综合授信总额之比。

    2.流动性风险评价指标与计量

    一般衡量流动性风险指标有中长期贷款比、存贷比、流动性比例和核心负债依存度等,但这些流动性风险指标是针对挤兑风险、破产风险等设置的,对商业银行总行持续性监管比较有效而在分支行风险暴露中未能发挥信息有效提示作用。

    在目前审计实践中,我们关注较多的是商业银行分支行流动性风险指标所揭示的业务违法违规的可能性,因此本模型选取对商业银行分支行流动性风险揭示较为有效的流动性缺口关注率作为流动性风险评价指标,计算步骤为:

    首先计算商业银行分支行流动性缺口。本模型采取两种方法,一是联行往来分析,将各分支机构的“系统内借入、借出”和“存放系统内款项”、“系统内存放款项”等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经加总轧差,如余额表现为借方,说明资金运营正常,如余额表现为贷方,则表明出现占压联行资金情况。二是计算与分析资金缺口。资金缺口的计算简单来说就是资金来源减去资金运用,其中资金来源包括各项存款和同业存放;资金运用包括各项贷款和清算资金。根据计算结果,如差额为正,说明资金运营正常,如差额为负,则表明存在资金缺口。其次根据各商业银行分支行流动性缺口计算各商业银行分支行流动性缺口关注率。

    流动性缺口关注率=各分支行流动性缺口/∑各分支行流动性缺口

    其中如果对各分支行流动性分析结果为正常,则流动性缺口取值为零。

    3.操作性风险评价指标与计量

    本模型选取两个操作性风险评价指标,一个是操作风险损失率,一个是内部控制关注率。

    (1)操作风险损失率。借鉴银监会对操作风险评价指标,将操作风险指标定义为衡量由于内部程序不完善、操作人员差错或舞弊以及外部事件造成的风险,定量上表示为:

    操作风险损失率=操作造成的损失/当期净利息收入加上非利息收入平均值

    (2)内部控制关注率。首先,建立内部控制水平评测表,对商业银行分支行内部控制要素、业务系统、会计系统、计算机系统和内部控制监督系统给予审计评价,限于篇幅具体内容省略,但并不影响本文对问题的说明。其次,对每个分支行进行内部控制水平评价,评价标准为好、较好、一般和差,好则计0分,较好计0.25分,一般计0.5分,差计1分;另外对每个分支行经济犯罪案件和举报信纳入内部控制水平评价,一个经济犯罪案件5分,一封举报信1分。再次,计算得出每个分支行得分。最后,计算内部控制关注率,计算公式为内部控制关注率=分支行内部控制得分/∑每个分支行内部控制得分。

    (三)风险综合计量方法

    综上可以得出,商业银行分支行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综合评价方法采取德尔菲法、因子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并运用序号总和理论和众数理论对上述评价结果进行综合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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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风险计量的历史 商业银行 风险监管

一、风险计量的历史

风险计量的历史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了。其要追溯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该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协议对发达国家已越来越不适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粗线条的新资本协议草案。接着，2001年1月公布了详细的新协议草案，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对新协议草案提出许多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研究，终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计划于2003年第四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以便各国于2006年底实施新协议。2003年4月，第三次征求意见稿，并预计于2006年正式实施。在2003年至2006年间，银行和监管当局将根据新协议的各项标准，建立和调整各项体系和程序；2004年，正式推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随着该协议的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便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必须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经验加强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国需要切实更新监管理念和风险计量手段、技术，强化资本监管。

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风险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这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工作的进程。在近十几年中，随着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推出相关标准，资本与风险紧密联系的原则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原则之一。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新资本协议。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地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一）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

新协议在第一支柱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一些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根据标准法的要求，银行将采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权利。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类似的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备选择。

（二）第二支柱―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委员会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最低资本规定和市场纪律的重要补充。具体包括：（1）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2）监管当局检查各项最低标准的遵守情况。银行要披露计算信用及操作风险最低资本的内部方法的特点。委员会认为，对最低标准和资格条件的检查是第二支柱下监管检查的有机组成部分；（3）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其它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的透明度以及对换银行帐薄利率风险的处理。

（三）第三支柱―市场纪律

委员会强调，市场纪律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潜在作用。新协议在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内容。监管当局应评价银行的披露体系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三、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问题

第一支柱提出的风险计量方法中的标准法最简单。但标准法的实施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每个信用评级机构都有尽量提高评级对象信用等级的内在冲动，毕竟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聘请评级机构，支付评级费用，但是这种扭曲评级结果的冲动，通常会因为评级机构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场及投资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敛，毕竟投资者会间接推动客户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然而，这种非市场化的监管需求推动的评级却可能会加大客户对信用评级结束果进行随意挑拣的冲动，降低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威望的重要性。为了限制这种对评级结果进行随意挑拣的行为，监管当局应该在使用评级结果时，确保信用评级机构仍然会将自己的市场威望视若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监管当局应该全面考虑对特定评级对象的各类评级结果，当评级结果不一致时，应当对最低结果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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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贷管理活动中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

1．从银行自身的特点来看。在所有的国家，银行都是从事盈利的金融中介机构，也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信贷是它所进行的一项主要的资产业务活动。信贷是一种以偿还付息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转移，从属于商品货币经济的一个范畴，是货币资金流通的一个重要方式。银行信贷与商品交易行为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一般商品交换的行为是钱物交易，是价值的双向转移，货钱两清后双方没有后续的权利和义务，发生信用风险的概率较小。但银行信贷行为是钱诺交易，是价值单方面的转移，银行在借出资金时得到的只是未来偿付本金的承诺，而未来是不确定的，承诺的实现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银行信贷业务承受的风险比一般商品交易活动的风险要大的多。

2．从贷款者方面来看。企业为了能够达成贷款协议，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利用所掌握的信息优势，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向银行隐瞒自私经营管理方面的缺陷，美化自身的形象。企业自身所具有的信息优势包括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从理论上，企业应该按照《会计表》的要求，保证所记载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严格禁止虚假信息。但是很多企业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故意隐瞒一些财务信息，导致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中财务数据的失真。致使银行不能通过财务报表全面、准确和及时的掌握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从非财务信息上，如企业管理人员素质、生产和运作的管理、企业发展思路和竞争战略等等，企业为了能够达成贷款协议，也可能会进行隐瞒。

3．从信息搜集的成本方面来看。信息成本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成本，包括有形和无形的成本。企业相对于银行来说具有信息优势，这这种优势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银行就需要在市场上搜集关于企业更多的信息。银行在进行信息搜集或者委托其他机构搜集信息的过程中是要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就是说银行要付出高额的搜集成本。

（二）信贷管理活动中信息不对称的表现形式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因信息缺乏而在金融制度上造成的问题可能发生在两个阶段：交易之前和交易之后，分别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是在交易之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道德风险是在交易之后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

1．信贷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信贷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商业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是商业银行与消费信贷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与借款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源于企业在信息中处于优势地位，而银行则处于信息中的劣势地位。企业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状况，而贷款银行却只能凭借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等资料判断企业的真实情况，提供虚假的信息给银行，骗取贷款。当银行接到企业的借款申请和提交的资料时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为了避免承担较大的信贷风险，银行只好减少贷款投放量。双方博弈的结果导致银行出现所谓的“惜贷”现象，致使一些收心履约的企业反而失去了活的贷款的机会。商业银行与消费信贷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商业银行不能全面地掌握信贷消费者的资信状况，我国的个人信用联合征信虽已在上海和广东试点，但在全国尚未全面展开，目前我国的大部分城市还没有个人征信系统。商业银行对消费信贷者的收支状况、偿债能力等无法全面掌握。为了防范消费信贷风险，商业银行只好设置高消费信贷的门槛，这也是我国消费信贷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不能完全了解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件和费用以及商业银行对借款人的资信评价结果。一是由于我国目前缺乏保障信贷消费者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二是贷款人对消费者的资信调查和评估结果也没有法律的形式保证消费者有权利进行审查。

2．存款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在我国目前尚未建立银行评级制度，银行也没有定期向公众披露财务信息，因此使得存款人在选择银行时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商业银行作为债务人显然比存款人处于信息优势的地位，商业银行了解自身的信用状况、财务水平，即在存款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二、银行信贷管理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的防范方法

1．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主要是指企业应将其资产处置、财务状况、风险等方面的信息按照法规要求向金融监管机构、投资者、债权人或社会公众进行报告或公示。首先必须要建立起统一的信息披露制度。现在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很不统一，各个地区，各个部门都有不同的信息披露制度和相关规定，多重标准给信息披露制度带来不规范性，这也造成同一企业因需要实现的目的不同，而向不同部门报送不同数据信息报表的情况。所以应该要求信息披露统一，要求报表的统一设计，达到统一指标口径。其次，金融监管部门对债务人信息披露的监管，把打击欺诈放到重要地位。企业的信息披露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披露企业的资产质量状况、不良资产的处置和承担方式、企业内控机制建立健全的情况等；二是借助社会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和有关信息部门，对企业的财务信息和经营信息进行披露和报告，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公开程度；三是要着重披露与主要业务风险有关的指标及其变化情况，敏感会计科目的定义、运用和变化情况，以保证对资金应用的公开、公正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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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临内部制约因素

(1)现行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存在较多的不足。风险管理体系包括董事会、高级管理层的内部控制责任和组织架构。首先，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内部控制存在问题。大部分银行未设立独立的专业化部门承担操作风险管理和分配资本职责，更多的是依靠非独立专业部门牵头负责或由各个专业条线内部控制在全行范围内，往往没有形成针对操作风险的统一的政策标准，各职能部门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协调，操作风险管理处于分散割裂状态。总分支行制下的直线职能制削弱了内控力度，各级负责人横向权力过大，为操作风险的发生提供了空间。其次，风险管理的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不够科学。一些银行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决策执行体系的构造不合理等问题，董事会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战略决策和全局控制的职能相对薄弱。总体而言各商业银行的各级授信部门和稽核部门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垂直和独立管理关系，风险管理的职能比较分散，缺少对某一层面的风险进行集中管理的机制，风险管理的部门设置、业务流程、岗位职责仍然存在不少违反内控原则的情况。组织结构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各商业银行有不同的风险管理模式，所以建立合适的组织结构模式特别重要。最后，风险管理考核尚未占据应有的地位。不少商业银行往往是将风险控制水平指标与其他指标相割裂，简单地考核业务量、业务收入和市场份额等指标。并且由于缺乏内部评级法基础，考核很难体现各分行、各类业务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非预期损失的概率和大小，无法计算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长效风险管理的机制难以真正形成。例如民生银行对申请授信的客户进行内部信用评级，并以此作为信贷审批的重要依据。在数据集中管理方面，民生银行也走在全国同业中的前列。该行率先采用全国数据大集中的模式，将全行所有业务的数据处理集中在总行，为业务拓展与风险管理奠定了基础。

(2)风险管理文化存在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独特的企业文化为挖掘企业核心竞争力建立了必要的内部环境和基础。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崭新的风险管理理念和培养、造就一批风险管理的高素质人才是完善风险管理体系的措施。而现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念比较落后，存在片面强调业务发展和片面强调规避风险的两种倾向。在风险管理的范围仍以信用风险为主，对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重视不够。在风险管理的方式上缺少全过程和动态的考虑。在风险管理责任的落实上，则认为风险管理仅仅是管理部门和稽核部门的责任，缺少全员风险管理的意识。民生银行在信用风险管理追求核心理念方面强调效益质量，规模协调发展，将通过有效信用风险管理保证资产质量放在重要位置上，围绕信用风险管理核里念营建信用风险管理文化，民生银行在信用风险文化营造的目标方面描述中强调要让制造风险的人在行里抬不起头，人人痛恨。民生银行的人本文化激发了人的创新冲动，使民生银行在金融产品、营销模式、金融业务、风险管理方面获得了超常跨越。围绕“贴近市场、贴近客户”的经营理念，买方付息票据、信贷资产转让、保险业务、集团网、外汇票据买断、本外币～票通等一系列创新的金融产品被民生银行推出，这些金融产品都具有明显的民生特色。

2、外部环境分析

(1)政府政策。政府政策带来的风险主要是指商业银行所在的国家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所产生的风险。这类风险相对于银行来说属于不可控的风险，它分为四种风险：其一，法律风险，即表现为法制环境不健全；与银行经营相关的直接或间接的法律不完整、不配套或不细化；有些法律条文之间、法律与政策、规定之间相互矛盾，使得商业银行在实际工作中遭遇种种困境，比如抵押品变现受偿、债权回收等诸多方面难以受到法律的保护，导致银行打赢官司而难以收回债权，出现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现象。其二，管制风险。是指国家改变管理行为与条例，从而使商业银行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使商业银行产生风险。其三，经济风险。是指国家的经济运行周期变化或经济结构变化对银行产生的风险。主要是由于信贷企业不适应国家产业结构政策的调整，对市场反映迟缓、产品更新换代滞后、科技含量差等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造成产品挤压，资金严重滞留，无法偿还商业银行贷款本息，形成银行信贷风险。其四，竞争风险。是指在金融市场上各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引起银行客户的流失，造成银行利差收入巨减，降低银行收入，增大金融风险。

(2)市场监管。首先，因利率和汇率的不利变动，其资产相对于负债可能会发生贬值，银行因此将承担相当高的利率风险。当今商业银行网络银行的全天候、无边界的特l生，使银行经营者更倾向于从事跨国交易和国际业务。当汇率变动时，可能使其资产负债项目出现亏损，因而使网络银行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其次，在传统银行中，因欺诈、差错、无力提品或服务，或在保持竞争态势以及管理信息当中形成的交易风险会对银行收益和资本造成现实和长远的损失。最后，银行在经营决策出现失误或决策执行不当时会对银行收益和资本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不良的市场发展环境和不完善的市场监管体制是市场交易风险的又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二、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

1、银行内部建立健全风险防范系统

(1)设置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主要是系统性风险指标和非系统性风险指标。非系统性风险指标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等。信用风险可以用两个指标来监测：一个是呆账贷款率，即：呆账贷款额／贷款总额X100％，其警戒线是2％；一个是呆滞贷款率，即：呆滞贷款额／贷款总额×100％，其警戒线是5％。流动性风险的监测指标是备付金比率，即：总资本／存款总额X100％，其警戒线是7％。资本风险的监测指标有二：一是资本充足率，即：总资本／风险资产X100％，其警戒线是8％；-是核心资本充足率，即：一级资本／风险资产×100％，其警戒线是4％。经营风险的监测指标是各项资金损失率，即：损失额／某项资金额X100％，其警戒线是10％。系统性风险是指由于各种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可能在整个金融体系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包括利率风险、政策风险和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的监测主要通过计算机模拟模型系统来进行，包括净现值分析、利率风险动态分析、资产负债净持有期分析、规划模型、模拟或幕景分析等。汇率风险包括结算风险、转换风险和经济风险三种，其监测指标有：外汇储备占短期债务的百分比，警戒线为100％；经常项目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警戒线为6％；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警戒线为40％；本币升值或贬值率，警戒线为±20％。

(2)完善风险内部控制机制。

首先，要建立风险内控组织，选派高素质人才充实内部的稽核审查队伍，实行稽核系统垂直领导制，以加强权力的制衡和约束。对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从业人员的权利运用、行为规范和职责履行要进行动态监督，防止越权和违规操作。其次，要建立客户的信用的等级评估制度，从借款人的品德、能力、资本、担保品、环境和连续性等方面，来分析借款人的信誉，测定其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了解其债务结构和偿债能力，以此作为贷不贷或贷多少的依据。再次，要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缺口管理，通过一系列资产负债比例指标来对资产和负债进行监控，根据期限或利率等指标，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分成不同的类型，然后对同一类型的资产与负债之间的差额进行分析，实行合理的搭配。最后，要推行国际通行的贷款五级分类法，将信贷资产分为正常类、关注类、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五类，根据所能获得的风险信息来判断扣除风险损失以后的贷款当前价值，根据风险贷款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来度量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程度，并据此来计提专项呆账准备金，以便化解已经得至别的风险。

2、加强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建设

建立与完善风险评级体系是商业银行防范风险的重要举措。风险评级能为商业银行提出一个统一的风险量度的标准。评价体系的最终结果或者通过一个级别，一个分数，综合反映出银行的状况，为认识银行的风险情况提供基础。风险评级能为银行提供综合分析的框架。综合分析的框架是一个将银行各方面的经营情况融合成对银行风险评价的过程，帮助监管人员认清了银行状况，也帮助监管人员建立起银行分析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风险评级的结果是监管机构配置监管资源的基本依据，掌握商业银行的经营和风险状况，更好的实施监管。具体的做法是：首先，应全面收集商业银行的各项信息。其中包括非现场监管报表及分析报告，商业银行提交的年度计划、经营状况、审批申请等有关商业银行经营与风险情况的文件和材料，国内外评级机构对商业银行的评级情况，媒体对商业银行的报道等等。其次，要审真地开展银行分析。评级人员根据取得的信息，对银行的经营和风险状况进行分析，并做出判断。为保证评级结果的客观性，应建立评级复核工作制度和评级讨论工作制度，并对评级结果进行反馈。最后，应合理确定对银行的监管措施并开展持续监管。评级结果应当作为风险处置的依据，对于不同机构，应根据其具体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监管意见。然后根据监管的意见和结果开展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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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部评级法；新巴塞尔协议；风险管理

一、《新巴塞尔协议》与内部评级法的核心内容

《新巴塞尔协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强调了风险与资本的对应关系；二是要求所有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达到8%，除信用风险以外，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也应按风险敞口计入资本；三是提出了第一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的计算，第二支柱监督检查和第三支柱市场纪律；四是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按标准法、初级法和高级法分别给出了不同的风险计算“菜单”，使得商业银行有更大的选择路径和空间。目前，新协议所体现的风险和资本概念与管理技术已经成为全球大部分银行从事风险管理，以及监管部门进行银行监管的重要参照。

《新巴塞尔协议》的核心是内部评级法，它代表着全球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其实质上是一套以银行内部风险评级为基础的资本充足率计算及资本监管方法。是由银行专门的风险评估人员，运用一定的评级方法，对借款人或交易对手按时、足额履行相关合同的能力和意愿进行综合评价，并用简单的评级符号表示信用风险的大小。从国际银行界来看，常用的内部评级方法分为三类：模型评级法、定性评级法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级法，目前，世界先进银行大多采用模型评级法。

内部评级法是建立在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之上，是对传统风险管理模式的革命性变革，代表了国际化大银行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以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为例：商业银行应估计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预期损失（EL）和非预期损失（UL）等关键性指标，这些指标不仅是计算资本充足率的重要依据，在银行内部的授信审批、贷款定价、限额管理、风险预警等信贷管理流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决策支持作用，而且也是制定信贷政策体系、计提准备金、分配经济资本以及实施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或经济增加值（EVA）管理的重要基础。随着《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内部评级模型和系统将获得进一步发展。[1]

二、内部评级法对我国的影响

《新巴塞尔协议》代表了监管理论中的先进理念和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逐渐完善的风险管理最佳实践，代表了新的监管趋势和要求。作为事实上被国际金融界普遍认同的国际标准，各国的商业银行只有遵循《新巴塞尔协议》、满足其标准和要求，才能在日趋国际化和多元化的市场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巴塞尔协议》可能会对我国的资本流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新巴塞尔协议》还会对我国的海外分行和附属机构的经营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仅是来自市场的压力。”[2]

具体来说，《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产生如下影响：

1、暴露我国商业银行充足率问题

根据新协议框架测算，同一银行根据内部评级法计算的风险资产较原先要减少2到3个百分点，对于一些经营状况更好的大银行，其下降将会更加明显。而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其资产风险权重的总体水平将会有大幅度提高，导致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下降。

2、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融资的成本

由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会计制度同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外国评级机构不一定能对中国企业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一旦这些企业的信用等级跌至B级以下，对它们的债权将被确定为150%的风险权重，从而影响外资流入。

3、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挑战

从金融监管体系来看，发达国家有一套涵盖内部约束、外部约束以及社会监管的监管体系，称为银行监管的“三道防线”。而我国由于国有银行所有者缺位，失去了第一道防线，从监管方式来看，新协议要求以风险监管为主，而我国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监管以合规性监管为主，偏离了国际监管的发展方向。[3]

4、对我国的信用环境提出更高要求

内部评级法必须建立在企业和个人提供真实数据基础上，而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严重制约因素即是缺乏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尽快建立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

5、对相关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

风险评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从国外经验看，实施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必须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稳定的专家队伍，它由宏观经济专家、产业经济专家、金融工程师、财务分析师等组成。而我国商业银行现行的人才结构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明显不足，亟待培养。

6、对信息披露制度的挑战

强化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是新协议的重要内容。严格意义上说，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并没有向社会公开披露信息的义务。但加入WTO后，随着银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商业银行最终都要向社会公开披露信息，这是不可扭转的趋势。因此，规范经营行为，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又一挑战。[4]

三、应对新资本协议和内部评级法的建议

1、改进现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

自2004年起全面实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对提升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很多不足。现阶段国内银行应根据各自的情况，对五级分类法进行改进：一是细分贷款；二是加强定量分析，减少主观判断比重，以提高分类结果的可操作性和客观性；三是逐步建立两维评级体系。

2、加强内部评级体系的研究和开发

内部评级体系尽管只是《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一种资本监管方式，但它作为新资本协议的核心技术，代表着未来10年银行业风险管理和资本监管的发展方向，其实施有助于商业银行提升核心竞争力，对于银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及提升行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加快建立和完善内部风险评级体系，扩大风险评估和分析的范围，为业务决策提供依据。

3、不断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和组织架构

《新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内部评级法不是简单的开发一套评级系统，而是要将内部评级方法和系统工具切实运用到业务流程中去，发挥其决策支持作用。故国内银行在实施过程中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的原则。安博尔中诚信建议，一是逐步建立独立垂直的信贷审批、风险管理和审计部门，保证监管政策不受短期经营利润目标的影响，为科学实施内部评级法提供制度和机构上的保证。二是商业银行应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组织协调相关业务部门，研究制定内部评级在信贷政策、产品定价、限额管理、准备金计提、经济资本分配、绩效考核、资本充足率测算等方面应用与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与内部评级系统相配套的管理体系。[5]

4、积极推进并完善内部评级基础数据库

数据基础是内部评级系统成功运行的保证，我国商业银行的数据储备严重不足，且缺乏规范性、质量不高，这些问题如不及早解决，将严重制约内部评级系统的应用。因此，国内银行在建立内部评价系统过程中，一要加快数据的清洗和补录工作，拓宽数据收集渠道；二要加强数据质量管理，建立并实行完整、统一的数据标准，确保数据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下转第108页）（上接第106页）三是利用信息技术，逐步建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5、建立符合国情的内部风险评级模型

实施内部评级法的关键，是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内部评级模型，通过该模型可以对风险进行量化。我国银行在建立模型时，一是要借鉴国外模型的理论方法和设计思路；二是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充分考虑诸如利率市场化进程、企业财务欺诈现象、数据积累不足、数据质量不高、金融市场发展不充分、道德风险偏高、区域风险差异显著等特有现象，开发出适合自身特点的模型框架和参数体系。

6、培养专业化的风险评级队伍

内部评级系统和方法属于各银行的商业秘密，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商业价值，培养并长期拥有一支风险分析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对于内部评级系统的建立、实施、维护和升级等各个环节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内银行一要长期进行储备、培养甚至挖掘这方面的人才，并保持其稳定性；二要更新评级人员的知识体系，逐步提高其素质；三是对稀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可以考虑从境外招聘。

7、加强对外交流学习，促进资源共享

内部评级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所以要加强信息交流，积极学习、借鉴国内外同业的先进经验。首先，可以通过银行协会为内部评级技术交流提供信息平台，从整体上提高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其次，要积极发挥国内银行间的整体协作优势，组织并利用各商业银行的现有资源，加快推进内部评级体系的建立和实施。借鉴欧洲经验，允许技术实力较弱的中小银行联合开发一套共同版的内部评级系统，建立共享的同业数据库，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短时间内缩短与国际先进银行的技术差距。

8、发挥监管当局的权威和导向作用

在现行体制下，监管机构应充分发挥其在金融体系中的权威性和导向性，切实履行管理功能和服务功能。一是组织骨干力量，进行技术攻关，研究开发整个银行系统共享的内部评级数据库，以节省资源，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二是照顾中小银行的实际，鼓励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加快实施内部评级法；三是加大宣传和检查力度，使规定措施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武剑.内部评级理论、方法与实务[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7.

[2]新巴塞尔协议 身处风口浪尖[J].中国证券报,2003-08-21

[3]叶立新.新巴塞尔协议及我国的对策[J].市场周刊,2004,8.

[4]陈燕玲.新巴塞尔协议及其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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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资本协议；贷款定价；影响

2004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同意《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决定2006年底开始实施。目前，全球各大银行已陆续使用新资本协议加强对银行风险的监管，欧盟已于2006年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美国于2009年开始实施该协议，其他国家银行陆续从2010年陆续实行新资本协议。在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在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部署下从2010年底开始执行新资本协议，这也标志我国商业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的体系建设步入正轨。2012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推进实施推进新资本协议以及巴塞尔协议Ⅲ。

随着新资本协议的出台，风险管理在银行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变得越来也重要。在新资本协议监管，全球银行业资本逐渐从监管资本经济转变资本管理，同时，经济资本的提出应用也促进了有效的整体统一的全球银行风险管理和资本管理。新资本协议是基于资本充足率为核心，同时信用风险监控为重点，对操作风险的资本约束，构建三个核心的监管框架，分别是市场约束，最低资本要求，监督检查，这对银行业的风险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管理是风险管理的主要的内容，因此新资本协议的实行也是对我国银行业贷款定价提出更高要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指出，银行普遍存在的由于不恰当的贷款定价而致使风险发生的时候不能得到足够的风险补偿问题。

为了能够全面了解新资本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机制的影响，探索我国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机制和方法的有效路径，本文从定价授权管理、贷款风险定价方法、信息系统建设、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利率风险管理等方面研究了新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定价的影响。

一、有利于提高分级授权管理的有效性和灵活性

在新资本协议实施之前，各家商业银行主要采取权重法计量风险资产，既不能反映单一客户的差异性，也不能反映客户结构和业务结构优化所带来的分散风险的效果，缺乏对客户、产品的精细化管理。新资本协议的实施特别是资本高级计量方法的实施，实现了商业银行对表内外业务单笔及组合业务的较为准确的计量，进而可以根据既定的预算目标设计分级授权，在把控风险及业务综合回报的同时，也提高了分级授权管理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以招商银行为例，新资本协议实施以后，该行借助在资本管理方面的优势，实现了对单一客户的精细量化，从而能够准确计量单一客户或业务的综合回报，进而根据客户综合回报情况，实现对定价授权管理的灵活调整，使定价审批重心下移，提高审批效率。同时，总分行利率管理部门的职能，也从前期的利率审批，逐渐转化为利率执行效果的监督检查，通过对业务审批结果的持续追踪，采取分析、督导、调整审批权限等方法，对风险定价工作实现动态管理。

二、提高了贷款风险定价的精准性

新资本协议的实施，使得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历史数据（客户财务信息及交易数据等）分析每笔或每类业务的风险状况，得到准确的风险量化参数（如客户在未来一年可能违约的概率），然后再具体运用到商业银行的风险定价计算中，客户的风险水平将直接决定监管资本要求的高低。因此，通过对风险参数的深入应用，能实现风险与收益的一致性。招商银行将新资本协议的风险参数用于客户准入或者授信审批，提前进行高风险客户的识别并进行过滤，降低高风险客户及其带来的高资本占用，或用于贷款指导定价，对高风险客户提高贷款定价水平，实现高风险高收益，实现了对单一客户、单一业务损益的精准化计量。浦发银行在贷款基础利率报价的方案和流程中，基于内部评级体系下最优客户群的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分别计算风险成本和资本占用成本，进一步落实内部评级成果在贷款定价上的应用。交通银行对公授信客户根据RAROC的水平确定贷款发放价格。其中，RAROC计量中，分子为内部资金转移价格后收益，分母为新资本协议要求的资本计量方法。根据不同PD评级客户的资本占用风险权重，分别设定最低定价要求。

三、促进了商业银行风险定价的信息系统建设

新资本协议对定价系统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风险量化的管理，并将风险量化管理模型植入风险定价系统。以招商银行为例，该行坚持从自身经营管理实际需求出发进行量化工具开发，实现了高级方法量化模型与信用风险管理系统、产品定价系统等的有机融合，并已应用于授信审批、客户价值筛选、贷款定价等方面。为适应新资本协议要求，中信银行陆续开发了一系列信息理系统。如，2007年开发了公司客户评级系统，2009年开发了公司债项评级系统，2010年开发了零售评级系统，2012年，该行市场风险管理系统已经上线，开始计量和积累内部模型法主要指标VaR，2013年开始分阶段分行上线操作风险管理系统，初步建立与新资本协议三大风险计量模型配套的治理架构、政策制度、数据和信息系统。

四、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的市场灵敏度提升

新资本协议实施后，商业银行风险定价更加贴近市场，同时逐步实现对客户的差异化定价。在这种导向下，商业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能够兼顾市场变化和业务需求。如招商银行按照“机制上科学可行，导向上明确合理”的原则，对现行FTP政策进行了调整。一是在保持曲线构建模型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结合业务实际，更新模型使用参数，调整存款成本构成及参数，适当缩小存贷款定价曲线与市场收益率曲线之间的差距；二是优化定价曲线调整机制，年内将视基准利率及市场利率变化、业务结构变化等，动态调整存贷款定价曲线，提高对市场变化的灵敏度；三是根据优化模型重新测算后，人民币存贷款FTP曲线整体上移。

五、为利率风险管理提供了量化工具

新资本协议的实施为开展风险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依托内部评级对客户和债项的风险水平予以区分，并通过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等参数对风险损失和资本占用进行量化，从而为贷款风险定价、资产分类、绩效考核等业务管理策略提供全面支持。经过前期的不断推进，浦发银行内部评级成果已率先在信贷审查审批、风险限额管理等领域广泛应用，执行和反馈情况良好；在风险定价、资产分类、拨备计提、资本配置等深层次业务领域的应用也已全面展开。通过对风险的精细化区分和对客户的差异化管理来科学地经营风险，不断提升盈利水平，引领业务发展，实现资本集约化转型。

六、新资本监管要求推升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

为研究新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水平的影响，本文选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等12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样本数据区间为2009年～2013年。由于商业银行在贷款定价时主要考虑经营成本、资金成本、风险成本以及经济资本等要素，本文构建了以平均贷款利率为因变量，资金成本率、经营成本率、资本充足率和不良率为自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通过12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考察各相关变量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影响（见表1）。

为消除异方差，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面板数据进行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

估计结果显示，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率和经营成本率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分别通过1%和10%的临界检验。说明商业银行在贷款定价时充分考虑了自身的资金成本和经营成本，成本分摊原则得到较好体现。资本充足率对贷款利率的影响也通过了1%的临界检验，说明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质量及风险覆盖面，但也减少了商业银行对风险资产的支配，在有限的风险资产中商业银行会选择利润更高的贷款分配方式以弥补占用的风险资产额度，从而提高了贷款利率。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对贷款利率的影响通过了5%的临界检验，但符号为负，对不同商业银行而言，不良率较低的商业银行恰恰反映了该机构具有稳健的经营策略，相应的内部控制、管理精细化程度也较高，客户结构更为优化，贷款定价的议价能力也较强，所以贷款利率也较高。

新资本协议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定价工具以及风险识别，同时监督银行要坚持风险定价的原则，建立风险定价的意识，逐渐提高风险定价的能力，同时将风险的因素带入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之中、同时对企业进行评级、对其经济资本和违约概率进行测定，使得商业银行能够制定合理的贷款价格，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提升我国商业银行定价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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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国强.商业银行资金转移定价实务[M].中信出版社，2012年1月

[4]向志容等.新资本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定价行为影响研究[J].金融与经济，2012年第9期

[5]田敏.基于信用风险防范的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5月

篇9

2007年3月以来，美国次级抵押债券风波引发了金融市场动荡，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纷纷注资，以缓解市场资金紧张局面和稳定市场信心。目前，美国次级债危机在逐渐平息，当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市场投资者纷纷为美国次级债可能的损失规模争论不休时，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却似乎在无意中遭到忽视。

危机背后的问题

从表面看，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最大风险在于银行信贷紧缩、对其他资本市场的溢出影响及风险厌恶的普遍上涨。但是，从根本上讲，此次危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次级贷款市场制度上的缺陷。

信用评级机构的中立性。长期以来，信用评级机构以其独立立场对金融产品做出的客观评级结果被广大机构投资者所接受并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是，此次美国次级债危机之后，以穆迪与标准普尔为代表的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受到了置疑。在这次危机之前，信用评级机构涉嫌将与传统AAA级债券不同的新式及复杂性投资产品评为AAA级，以此赚取投资银行费用。除此之外，信用评级机构面对危机时反应迟钝，未能及时警告投资者投资美国次级债所面临的风险。穆迪与标准普尔在危机出现前不久还将一新品种的信贷衍生工具评为安全性等同美国国库债券的AAA级。与此同时，著名投资银行（如高盛）在此次美国次级债危机中不仅面临旗下基金出现巨额亏损，也面临着诚信问题。著名投资银行美林的分析员在5天之内将全美最大房屋按揭公司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的评级，由“买入”降至“沽出”，在市场对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真实风险难以估计的情况下，美林分析员突然转口，导致美国股市随之出现大跌。

结构性信贷工具的透明度。结构性投资工具通常由银行经营，利润来自短期借款利率和结构性产品投资长期回报之间的差异，如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和债务抵押证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由于不需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结构性投资工具往往不透明。结构性信贷工具具有的较高评级主要来自市场投资者对此类工具和他们对持有资产的预期。但是，当市场出现动荡，投资者因缺乏有效信息而开始怀疑当初的投资预期之际，也是结构性信贷工具被抛售、市场出现剧烈动荡之时。

混合型资本工具的使用。作为一种创新性金融工具，混合型资本工具一度给金融市场带来强大的发展动力。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商业银行可以将不超过核心资本50%的长期次级债计入附属资本，以此提高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为此，通过资产证券化发行长期次级债券一度成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主要手段。近年来，金融机构对混合型资本工具的运用和操作越来越复杂，但其运作核心并未改变，即商业银行把自己的信贷资产不断卖出，同时将自己的劣质信贷资产通过次级债转化为股权资产。这项基于国际会计准则和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金融创新注定了商业银行在次级资产发生问题之时，将被迫使用自己的股权资本抵债，并因此将几乎瞬时从流动性过剩转变为流动性紧张，使得银行走向倒闭。另外，混合型资本工具在降低银行资本成本的同时，也直接造成了银行对货币需求的巨大膨胀，成为近年流动性高度过剩的根源。漠视系统性风险，是整个混合型资本工具发展历史上的重大缺

陷。为此，对混合型资本工具的使用不能因为个体风险的改善而忽略系统性风险危害。

危机发生之教训

对此次美国次级债危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总结。一方面，美国在住房贷款上的金融创新依然令人称道，代表着当前金融创新和发展的主流，许多前瞻性的商业银行业务值得我们学习；另一方面，此次次级债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在金融创新中的缺陷和漏洞，这些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并防止在以后的金融创新过程中出现类似的错误。

加强宏观经济形势的评估和预测。导致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产业周期性变化。由于经济结构完全不同，一般很难直接将美国房地产市场与国内市场联系起来。但若回到经济表现支撑金融预期这一经济金融发展机理，国内房地产业也无法避免类似情况的出现。根据香港20年来的经验教训估计，由利率上升、房价波动以及偿还能力下降三大因素诱发的住房抵押贷款违约率可能超过18％，这部分违约贷款自然就成为未来几年内的银行坏账。银监会最近调查显示，国内部分省市的房贷不良率连续3年呈现上升趋势。国内商业银行应从此次次级债危机中吸取教训，重视房地产价格波动带来的潜在信用风险。

改善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理念。次级债危机直接原因在于美国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过度。当前我国住房按揭市场和一般信贷市场也存在着信用风险过度的问题。虽然我国没有典型的住房次级贷款市场，但住房按揭贷款风险敞口并不低，截至2006年末，我国个人商业房贷余额已经达到2.27万亿元，并且该业务呈加速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在当前流动性过剩和国家加大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宏观调控的背景下，许多商业银行盲目扩大信贷规模，其中，住房按揭贷款一直被当作优质资产而加大开发力度。在审批过程中，由于把关不严使得许多不符合条件且风险承受能力较差和信用水平较低的借款人获得银行信用支持，导致按揭市场积累了大量的虚假按揭。随着国内住房价格的不断飙升，商业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也越来越大，住房按揭贷款的“优质性”理应打折扣。可以认为，如果不全面检讨国内商业银行的住房按揭贷款开展模式，不改变目前商业视“住房按揭贷款为优质资产”而大上特上的形势，国内银行业迟早会面对类似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系统风险冲击。

重视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风险管理。虽然美国次级债危机出现后呈扩散趋势，但迄今并没有通过杠杆效应提高整体风险倍数，主要原因是美国商业银行在住房贷款方面成熟的客户细分技术和在此基础上的结构化住房信贷产品，推迟了次级债风险向一般住房贷款市场和其他信贷以及信用衍生品市场的蔓延，这对我国银行业住房按揭贷款业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讲，国内住房按揭贷款风险隐患可能比美国次级债券风险还要高。因为，美国贷款公司对贷款人的信用有一套评估程序，借款人凭其信用等级 (如“次级信用”)承受不同的贷款利率。但对国内商业银行来讲，住房按揭贷款基本上不分什么信用等级，只要提交申请和一份不知真假的收入证明，信用欠佳的贷款人也能获得银行贷款。在此情况下，一旦国内房地产价格出现逆转，住房按揭贷款出现大量违约，商业银行几乎很难搞清到底哪一部分客户出了问题，如何采取补救措施。到时候，国内银行面临的危机不比现在的美国次级债危机规模小。

加快居民信用体系建设。美国信用体系比较健全，不同信用水平的人和机构的融资成本是不一样的。美国次级债市场主要是为信用较低的群体设置的。这种制度性的市场分隔就是在不同信用风险的资产中间设置一道防火墙，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风险过滤的作用。同时，为满足不同信用等级的投资者需要，美国推出很多信贷品种，如固定个贷、浮动贷款等等。而我国信用体系还未建立，产品开发并没有与信用级别联系在一起，而且，不同信用等级的信贷资产混在一起进行管理，因此出现问题很难采取针对性补救措施。显然，我们需要借鉴美国的信用体系，在信贷市场上利用结构性技术和对客户进行细分，在不同产品和服务间设置不同层次的风险隔离带，降低风险传导性或传导力度。

银行监管的举措

我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应对此次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深思和应对。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初就将“促进金融稳定与金融创新共同发展”作为首要良好监管标准。但如何在金融监管中实现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一直是一个监管难题。通过此次次级债危机，我国银行业监管部门有必要对美国金融创新的一些做法进行反思，同时，结合国内银行业发展阶段，优化监管理念，提高监管技能，从业务上监管、技术上指导，多策并举，促进国内银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贯彻国家宏观调控，促进经济金融良性互动。尽管从金融的角度看，次级贷款危机的产生原因是无节制降低信用门槛导致的信用泛滥，但从产业的角度理解，危机在今年爆发的催化剂却是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对房地产贷款危机的触发作用。虽然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危机与中国的房贷风险不能直接相比，但在发达程度不等的金融市场中，隐患向危机转化的规模和速度仅是程度差别而已。

2007年初以来，国内银行业信贷投放加快，特别是“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和房地产行业信贷增长过快，国民经济有从增长过快向经济过热转变的趋势。根据经济决定金融的一般规律，经济过热会导致银行业风险积累加快。为此，银行业监管部门要深入研究国家经济政策走向和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一方面，及时指导银行业注意防范政策风险，尽量降低顺经济周期行为造成的风险集中；另一方面，及时引导商业银行加强信贷资产和非信贷资产结构动态管理，防止经济波动对银行业绩和安全带来的不利影响。

理顺监管体制，加强资产证券化业务监管和指导。目前，国内资产证券化业务正处于起步阶段，但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正在着手向银监会申请开展此项业务。从技术角度来看，资产证券化涉及到信贷资产管理、资产评估、债券发行等一系列步骤，在目前国内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情况下，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开展的监管成为一个饶不开的难题。为实现金融稳定和金融创新共同发展，银行业监管部门需要从两个方面加强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监督管理。一是加强综合监管，不同监管部门提高信息共享、形成监管合力，达到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全程、无缝监管；二是科学指导。通过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商业银行具有了流动性创造功能。为此，银行业监管部门应吸取此次次级债危机的教训，防止银行业因信贷资产证券化而导致流动性过剩和信贷泛滥，进而避免信贷市场泡沫化。可以考虑，将资产证券化业务作为商业银行流动性战略管理工具，科学的指导商业银行利用该业务调节流动性，“熨平”流动性剧烈波动对其他业务开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加快推行新资本协议，引导商业银行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加强对信用风险的度量和管理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问题。此次美国次级债危机归根结底也是信用风险的集中爆发。为使国内商业银行能够从源头识别、防范和控制信用风险，银行业监管部门应在加紧推行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同时，引导主要商业银行引导大型商业银行借鉴国外信用风险管理技术，如，JP摩根的信用度量模型(CreditMetrics)，瑞士信贷银行金融产品部的CreditRisk＋和KMV公司的资产组合信用管理模型(Portfolio Manager)，选择适当的信用风险识别理论模型并将其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内部信用风险模型，以提高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和信用风险防范能力。

提高信息透明度，规范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行为。从根本上讲，金融创新只能将风险在不同的投资者之间进行分散和转移，而不能从根本上消灭风险，金融创新并没有降低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这次危机暴露出来的信用评级公司、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有可能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结成利益共同体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信息披露作为“三大支柱”之一，就在于多年的银行业监管已经意识到信息透明性对金融市场发展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性。为此，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行为的规范和改善也必须以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金融产品信息透明度为重点。一是要对金融创新过程中的潜在利益共同体加强监管，防范有可能的道德风险；二是对于金融创新产品建立起更为严格的透明度监管标准，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竞争性；三是强调系统性风险披露，例如，对实施金融创新的商业银行的表外资产信息也要及时披露，防止潜在风险通过金融创新从表内转移至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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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资本协议；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风险控制

abstract: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ommercial banks to control the level of risk and performance. in 2004 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banks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to commercial banks, especially transnational operations of commercial banks to further improve their corporate governance.

key words: new capital accord; commercial ba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risk control

前言

当前，随着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上市和转型，银行自身的公司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鉴于我国也将在近期内对大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如何借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公司治理方面的要求以及国际化大银行的相关经验，明确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职责，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树立良好的公司治理运行机制，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公司治理与银行业

1999年经合组织的《关于公司治理的五项原则》和2004年经合组织的《关于公司治理原则》的修订版中，明确提出了公司治理的五项原则：公司治理框架应保护股东权利；应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包括中小股东和外国股东；应确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鼓励公司与他们开展积极的合作；应确保及时、准确地披露所有与公司有关的实质性事项的信息，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者结构以及公司治理状况；董事会应确保对公司的战略指导。对管理层的有效控制；董事会应对公司和股东负责。

资产结构的特殊性、资产交易的非透明性、严格的行业管制和监管等银行业自身的特殊性的存在使得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既有公司治理的一般性，也有银行业的特殊性。所以，我们在建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时，既要考虑经合组织关于公司治理的要求，又要考虑银行业方面的特殊要求；在吸收上述内容和1999年的《加强银行组织的公司治理》中银行价值取向、战略目标、责权划分、管理者相互关系、内控体系、特殊风险监控、激励机制和信息透明等八个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新资本协议对公司治理的规定，特别是针对采用高级法的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有关公司治理的要求

2004年，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推出了新资本协议，这一协议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内容后来在2006年的《加强银行公司治理》中得以充分展开，尤其体现在于其规定的稳健公司治理8条原则之中。在这一协议当中，明确提到银行组织的公司治理有两处：一是第一部分中也即第一支柱中的第三章（信用风险－irb法）中的公司治理和监督；二是第三部分中也即第二支柱中的第二章（监督检查的四项主要原则）中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当然，还应指出的是，新资本协议中的其他很多地方都和公司治理有密切关系，尤其是第三支柱中关于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

新资本协议从公司治理、信用风险控制、内审和外审三方面阐述银行业的公司治理和监督。首先，明确了董事会的责任。董事会和董事会指定的委员会应做到：（1）批准所有评级和估值过程的重要方面；对银行的风险评级体系有一般性理解，并且详细地了解与评级相关的给管理层的报告；（2）制定包括资本计划在内的战略计划，并把资本计划视为能否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关键要素；（3）确定银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并确保管理层建立风险评估框架、风险资本系统和内部合规监测办法：采取并支持有力的内部控制，制定相关政策和程序，确保管理层将这些方法和规定在整个组织体系中有效地传达。

其次，明确了高管层的职责为：（1）建立一套评估各类风险的框架，开发一个将风险与资本水平挂钩的系统，制定并有效实施监测内部政策合规性的方法；（2）向董事会或指定的委员会，提供关于重大变化或现行政策例外情况的通告；（3）深入了解评级体系的设计和运作，批准现有的程序和实际做法之间的重大差异；保证评级体系连续、正常运作；定期开会讨论评级过程的表现、需要改进的领域及对不足之处的改进情况；听取内部风险控制部门的内部评级报告；（4）掌握银行所承担风险的性质和程度，了解资本充足程度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根据相应的风险轮廓和商业计划，确保风险管理程序的规范性和复杂性。

再次，明确提出银行必须建立独立的信用风险控制部门，并规定其职责为：（1）负责内部评级体系的设计或选择、实施和业绩表现.包括：测试和监控内部评级；生成和分析银行评级体系的总报告，包括按照违约时的评级和违约前一年的评级进行分类的历史违约数据、评级迁移分析以及对关键评级标准趋势变化的监控。在各部门和各地区验证评级定义的实施程序。检查且记录评级过程的变化，包括变化的原因；检查评级标准以及评估评级对风险的预测情况。为了便于监管当局检查，必须记录和保留评级过程、标准或单个评级参数的变化。（2）必须积极参与评级模型的开发、选择、实施和验证，对评级过程中使用的模型承担监控和监督责任，并且对将来的检查和评级模型的改变承担最终责任。（3）必须和管理层人员定期开会讨论评级过程的表现、需要改进的领域及对不足之处的改进情况。

最后，明确了内审或同样独立的部门的职责：（1）必须每年至少检查一次银行评级体系及其运作状况，包括信用风险控制职能的运作和对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及违约风险暴露的估计。检查的领域包括遵守达到全部最低要求的状况。（2）内审必须记录检查结果。（3）一些国家的监管当局，也要求对银行的评级过程及对损失的估计进行外审。

三、部分国外银行贯彻新资本协议公司治理的做法

随着全球金融体系的构建，各国金融关系越来越密切以及巴塞尔资本协议和新资本协议的推出，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为了应对新的挑战，也为了将巴塞尔资本协议和新资本协议落到实处，对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纷纷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正。

（一）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当局于2006年9月的一份文件（《监管更新：新资本协议在澳大利亚的贯彻状况》）中对实行新资本协议高级法的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明确规定了其职责：（1）董事会应批准：所有风险偏好和主要风险类型损失及其定义和测度方法、内部经济资本模型、融资成本和收益回收率方法等；（2）高级管理层：能够用配给资本的盈亏平衡点成本来表示相对收益中所蕴含的实际定价状况：能够用潜在风险（这一风险由经济资本模型的配给资本所反映）相对收益来评估业务条线和产品绩效；自身的绩效评估和激励补偿与承担的风险息息相关。

（二）香港金管局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香港新资本协议实施大纲中对银行业的公司治理做了一些规定。主要明确了相关组织结构、风险评估、高管层职责等。具体规定如下：（1）授权机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对风险评级体系操作的有效监督，保证该体系的稳健运行。第cg－1章“香港注册机构的公司治理”和第ic－1章“全面风险管理控制”对上述人员的风险管理责任有详细的规定。上述大部分要求和做法应全面落实。（2）所有风险评级和估值过程的重要方面，都必须得到授权机构董事会（或指定的委员会）和高级管理层的批准。上述各方必须对授权机构风险评级体系具有一般性了解，并详细地了解与评级有关的管理报告。提供给董事会（或指定的委员会）的信息必须足够详细，能让董事或委员会成员决定继续采取授权机构评级方法是否适当，并验证评级体系的控制是否有效正确。（3）高级管理层必须履行：深入了解评级体系的设计和运作，批准现有的程序和实际做法之间出现的重大差异；保证评级体系连续、正常运作；信用控制部门的人员必须定期开会讨论评级过程的表现、需要改进的领域以及改进不足之处的效果。向董事会（或指定的委员会）提供关于重大变化或现行政策例外情况的通告，此重大变化或现行政策例外情况将对授权机构评级体系的运作产生实质性影响。有关内部评级信息必须向董事会（或指定的委员会）和高级管理层进行定期汇报。报告的范围和频率随着信息的重要性、类别及接受人员的级别而变化。（4）报告应包括如下信息：评级划分的风险总体情况；不同级别间的风险评级迁移：每个级别相关参数的估计；实际的违约率（在合适的情况下，指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与预期值的比较；计量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变化；信用风险压力测试的结果；内部评级检查、审核以及其他控制部门报告。

（三）加拿大银行业

加拿大银行业根据新资本协议和其国内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治理的现状，通过规范银行董事会的规模、结构、素质、专业委员会的责任和义务的分配等方面，来强化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最大限度地保护股东权益。具体做法主要有：（1）“五大”银行的董事会成员从14～19人不等，除蒙特利尔银行外，各银行的董事会主席和总经理的职位不再由1人承担.总经理不进入专业委员会，董事会的基本功能是决策和监管；（2）由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查与银行财务信息加工和披露有关的一切事务，包括对内部和外部审计人员的工作效果评价、对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进行审核：（3）操守和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审核银行信贷与投资方面的风险问题和银行雇员的操守遵守情况；（4）公司治理和公共政策委员会负责董事会的日常工作安排；（5）人力资源委员会主要负责雇员的招聘工作和总经理继承人的备选工作，对总经理及其银行的高管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审核银行的薪金激励政策等。

（四）美国银行业

依据2002年的《萨－奥法案》和新资本协议，美国银行业现阶段公司治理实践为：董事会要负责保证企业整体治理的有效性：审计委员会要负责确保企业内、外部审计过程严格有效；ceo、 cfo及其他高管人员要负责维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遵守道德操守，并对违法违规的高管进行严厉惩罚；重点在于构建良好的所有者、经营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责权利分配机制。美联储鼓励银行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追求自身特点与国家法令的完美结合，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最佳治理模式，并不强求形式上的完全统一。

四、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状

我国银行业基本按照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构建其公司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尤其是“五大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基本能按照现代企业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来经营。其中，中国银行以董事会的指引和监控为主导，并与高级管理层的经营管理相分离。董事会五个专业委员会分别在战略规划、稽核、风险管理、人事和薪酬、关联交易控制方面协助董事会履行决策和监控职能，保证董事会议事、决策的专业化、高效化。中国银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实际上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董事长与行长分别由两人担任，以免权力过度集中。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股份制改造的一部分，改造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并相应建立了一个新的现代公司管理架构，明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的权利和责任。其目标是按照“三会分设、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原则，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确保各方独立运作、有效制衡。

另外，我国现有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状况（王传军， 2006）为：（1）流通股比重偏低；（2）国有股比重偏大（深发展和民生银行除外）；（3）银行的董事会规模均在14～17人之间，执行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重不高。非执行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董事会成员持股比重偏低，无法充分发挥股权长期激励的效果；董事双重兼职的情形颇为普遍；董事在银行领取报酬的人数增多；（4）专门委员会的设置基本符合规定，除华夏银行未设置审计委员会外，其他4家银行均已设置5个专门委员会；（5）独立董事，除深发展外，其他4家银行均达到了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比例规定；（6）监事会规模较大；除深发展外，监事成员双重兼职的情形普遍；监事成员持股比重较低；相对而言，监事在银行领取报酬的比重较董事更高；（7）高级管理层：遵从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上市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分别由不同的人担任；无高级管理层双重兼职情形，说明高级管理层与股东单位在人事上完全独立；高级管理层零持股现象普遍，股权的长期激励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高级管理层成员普遍在银行领取薪酬；薪酬的激励功效初显；（8）关于监督机制的调查，5家上市银行按照监管机构的规范，董事会、监事会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与有效性做出说明，并且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内部控制状况评价报告，惟一的例外，是浦发银行并没有披露审计师出具的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9）关于激励与约束机制上市银行均已建立了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层的业绩考核制度，并且根据考核结果确定薪酬：（10）就整体而言，上市银行能够按照要求对相关信息进行披露。

就监管层面而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参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公司治理方面的要求和国外监管机构对银行公司治理方面要求的基础上，2006年颁布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从组织结构、股权、中长期战略、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科技、评估与监测、检查与报告等方面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提供了总计28条款的详细指引。

由上可见，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且监管部门也出台了不少关于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规定，但是，对商业银行来说，其公司治理仍存在着诸多需要提升和改善的地方，诸如：董事会对公司风险的认识存在误区，并且没有进行适当的监督或对高管层和雇员的行为提出质疑；利益冲突、缺乏独立的董事会成员以及高管人员，导致高成本和低收益的决策；内部控制非常薄弱，甚至根本不存在或者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内部和外部审计“在重要关头倒头昏睡”，未能发现欺诈行为。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助长了这些行为：交易和组织结构的设计降低透明度、阻碍市场参与者和监管人员获得真实的信息；公司的文化加剧了不道德行为.并且阻止人们提出质疑。尤其是我们在公司治理方面仍然对实施新资本协议没有提出明确的具体要求，使得国有大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和组织基础。

五、新资本协议实施情况对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要求和启示

针对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银监会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既要吸收借鉴上述国际活跃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又要结合国情，保证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架构不仅“好看”，而且“好用”。要根据本行的比较优势，确定好明确清晰的发展战略，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保持可持续的比较竞争优势。要进一步明确“三会一层”之间的职能界限，形成畅通的信息沟通机制和有效的制衡关系；树立股东价值和稳健经营理念，按照国际公众持股银行和境内外监管规则要求，推动董事会构成的专业化，强化独立董事的作用。要建立健康的决策机制，依靠董事会集体决策，依靠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为董事会决策提供基础。推动传统的公司治理向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和基础的公司治理转变。

具体说来，首先应明确董事会职责：（1）建立董事培训学习机制，使其具备并不断提高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素质和能力，符合银行经营发展需求；（2）建立风险评级机制，成立风险评级专家小组或委员会，定期了解银行的风险评级体系.听取银行内部评级报告，包括所有风险偏好和主要风险类型损失定义、测度方法、内部经济资本模型、融资成本和收益率回收办法等方法的使用，形成评估报告，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3）根据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制定经营发展战略规划，匹配相应的资本，特别是要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作出合理预测，安排必要的风险资本；（4）监督高级管理层内部评级架构设置及议事规则的健全性、执行过程的合规性和评级结果的有效性；（5）建立考核机制，对董事的履职情况进行评价和考核。

其次，应明确高管层职责：（1）建立评级制度，设置必要的组织机构，配备相应人员；（2）建立风险评估框架，开发风险资本系统，确定风险计量方法，设计风险计量模型；（3）批准风险评级实施过程及风险评级结果，定期审议内部风险报告；（4）建立纠正机制，分析风险的性质和复杂程度，不断完善评级方法和评级模型的设置，规范评级体系的运行；（5）向董事会或指定的委员会提供带来重大影响的重大变化或现行政策例外情况的报告；（6）确保风险管理部门、业务部门和审计部门在人事和财务等方面的相对独立性.对风险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实行强制性轮休制度；（7）对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和潜在风险，要建立相应的报告制度。对于不同的层级，要明确相应的报告时间、报告地点、报告频率和报告内容、报告路线等。

再次，应构建独立的风险控制部门，并明确其职责：（1）确保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被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体系所监控、捕获和风险定义的一致性；（2）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部门要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风险评估、风险缓释和风险控制等体系；（3）设计和验证相关风险评估模型，包括相关系数、风险暴露、时间步长等要素，充分评估模型风险；（4）测试和监管风险评级测试和监控内部评级；生成和分析银行评级体系的总报告，包括按照违约时的评级和违约前一年的评级进行分类的历史违约数据、评级迁移分析以及对关键评级标准趋势变化的监控。在各部门和各地区验证评级定义的实施程序。检查且记录评级过程的变化，包括变化的原因：检查评级标准以及评估评级对风险的预测情况。为了便于监管当局检查.必须记录和保留评级过程、标准或单个评级参数的变化；（5）定期向董事会和高管层提交相应的风险评级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和模型验证等各类报告。对于异常突发风险事件，定期或非定期及时向高管层和董事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