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诉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的诉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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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口径热量表;传感器;耐久性;加速试验

中图分类号： TH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3-169-2

0 引言

随着供热计量改革的大力推进，热量表行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使得热量表走进了千家万户。无论是新建小区还是旧管网改造，都能见到热量表的身影。目前，摆在众多热量表企业面前的问题是，自主研发的产品究竟能否经受住行业标准所要求的5个供暖周期的考验[1]。针对这一问题，比较普遍接受的方法就是进行热量表的耐久性试验（加速磨损试验）。为能更好地模拟实际使用状况，需要设计一套耐久性试验装置来进行试验验证。

笔者在此就大口径热量表耐久性试验台的设计与运行与大家交流讨论。

1 温度冲击试验的要求

根据EN1434新版本6.8.2.4中对4000次温度冲击试验的描述，总结出试验要求如下：

流量传感器若有移动的机械部分，流量负荷变化应从0渐变至qs（80～85°C），然后再逆变化。

流量传感器若没有移动的机械部分，在维持流量为qp的基础上，温度负荷变化应从15～20°C 渐变至80～85°C，然后再逆变化。每一个高负荷阶段和每一个低负荷阶段持续2.5分钟。试验样品应为6个相同规格的流量传感器。

温度冲击实验如图1所示：

图1 温度冲击试验单周期示意图

2 大口径耐久性试验装置设计要求

2.1 装置具体要求

待测流量传感器的温度负荷可分为高温和低温两个阶段。高温阶段的水温需维持在80～85℃之间，低温阶段的水温在15～20℃之间。需在被测装置的前后两端分别加装测温点，其使用的温度测量设备绝对误差应不超过0.5℃，并且需具备计量机构的检定或校准证书。在4000次试验的过程中，被测表不应被保温，表体温度变化需与内部流体的温度变化具有相近的变化趋势。建议将测量表体温度的温度传感器用导热系数为（3～5）W/（O・℃）的导热胶与表体连接。试验过程中，流量qp的流量误差不超过设定流量的±5%。用于检测流量的流量计准确度为0.5级，需具备试验温度下计量机构的检定或校准证书。被测表的进口压力不超过1.0MPa，出口压力不低于0.1MPa，压力波动不大于10%，压力表精度要求不低于1级。每个周期的时长为5min，4000次循环的时间为：5×4000/24/60=13.89天。表前的直管段不做具体要求，建议保证10倍直管段。对温度、流量、压力进行实时监测并可保存整个试验周期的数据，数据采集存储间隔周期不大于5秒，便于观测过渡时间。可采取每10分钟通过光学读数头对被测表的计量数据进行一次读取并保存。若自动读数出现故障，应改为人工记录试验表的运行数据，每天至少2次。运行过程的每次意外状况都必须详细记录。设备需有记录用电量的电表，宜采用带有远传功能的电表，电表数据宜进行实时存储。设备需配备视频监控，监控范围为整个设备及操作区间，必须对整个试验过程的视频监控进行完整的存储，光线达不到要求时必须增加照明设备，以保证整个试验过程能被完整地记录。

2.2 主要技术指标

装置的技术指标是参照了相关检定规程和行业标准的试验方法和要求[2-5]以及装置的性能需求确定的。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测量范围：DN50-DN100 ，0.15～60m3/h;

介质温度范围：5～95℃;

装置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1.0MPa。

3 试验装置功能及原理

3.1 试验注意事项

装置设计口径为DN50―DN100，因大口径热量表的流量较大，运行过程中涉及换向，若口径过大，换向时产生的水锤及震动会影响到装置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故选择此口径区间。机械式热量表由于其流量传感器含有可移动的机械部分，根据EN1434中的要求，需要在恒定温度区间内做变流量试验，使用变频泵较易完成。而超声波、电磁式热量表需要在恒定流量下施加高低温负荷，设计难度较大，应主要研究此项试验。

3.2 运行过程

装置的动力部分为两台变频水泵，并分别连接高低温两个水箱。考虑到减小震动和安全方面，所有换向阀均为电磁阀，可实现慢开慢关。装置实际运行时的示例――高温水从一台水泵流出后，经被测表后再通过流量计流回高温水箱。当需要施加低温负荷时，高温侧的对夹止回阀关闭，低温测的对夹止回阀打开，低温水从经由水泵再通过被测表流回低温水箱，如此往复。使用组态程序控制流量及电磁阀的开关时间。对水箱进行温度补偿。由于高低温水不可避免的混合，同时高温水箱不停地散失热量，需要对低温水箱补充冷水，对高温水箱进行加热，并增加温度反馈环节。

图2 温度冲击试验装置工作流程

4 结束语

众所周知，和欧洲发达地区相比，国内大部分地方的供热水质较差，不仅含有气泡和油污，还包含各种颗粒杂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势必对热量表的传感器造成相当程度的磨损。此类磨损不仅大大降低了热量表的实际使用寿命，更会对计量准确度带来不小的影响。而且在供暖期内热量表的更换维修代价较大。正如汽车的保修期为数年或数万公里一样，实际工况下的热量表使用寿命也很重要，理应引起重视。

参 考 文 献

[1] 谷祖康，卜占成，金志军，付涛.热量表耐久性试验结果与问题分析[J].建设科技，2015（2）.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CJ128―2007热量表城镇建设行业标准[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7.

[3]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JJG225―2001热能表检定规程[S].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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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要想积极妥善地解决国际经济纠纷,必须了解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及制作的基本要求,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国际经济诉讼,也称涉外经济诉讼,是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由人民法院以庭审的方式审理,裁判国际经济活动纠纷的一种活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在人民法院主理、审理国际经济纠纷案件中为实现诉讼行为而由人民法院及其他诉讼主体制作和使用的司法文书。随着国际经济不断蓬勃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国家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因为国际经济活动而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在所难免,要想积极、妥善地解决国际经济纠纷,必须了解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及制作的基本要求,本文就以上两大问题论述如下:

    一、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独有特征

    1.涉外性。所谓涉外性是指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所要解决的诉讼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所谓涉外因素是指案件的当事人至少有一方是外国人、外国法人或者外国的组织,或者案件中法律关系的客体在国外;或者引起案件中法律关系产生、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由于这样的涉外性,法院在审理此类诉讼案件时所遵循的法律,案件本身所适用的法律都与纯粹的国内案件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有专门适用于涉外诉讼案件的特别诉讼程序,而且,各国法律都有规定,涉外案件可以按照一定的法律规则来适用外国法,这样的一种变化,要求诉讼文书也要有其新的特点。

    2.送达方式的复杂性。由于国际经济诉讼中的当事人、标的物或者法律事实是在国外,而一个国家的主权又不允许另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在本国主权范围采取司法行为,这样,在有关诉讼文书的送达方便就需要两国之间的司法协助。须在两国订有双边司法协助协定或基于平等互惠的情况下,才能按照法律或协定所规定的方式和遵循进行送达,这种送达的程序要比国内诉讼文书的送达复杂得多。

    3.文字的特殊性。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文字使用,既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又要方便当事人的诉讼。在涉及不同文字国家的两个当事人进行诉讼时,就可能涉及两国文字的使用。一般而言,在诉讼文书中,法院以本国文字写的文书为正文,其他文字的翻译文书须与正文原意一致。在中国,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以中文文书为正文。一切文书以中文本为准。

    二、国际诉讼文书的制作要求

    所谓制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在写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时所需满足的基本要素和条件,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遵循格式。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一种规范化、程式化的文书,有较为固定的格式。在制作时须严格遵循其格式要求。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格式化具体表现为:(1)各类国际经济诉讼文书的结构从总体上言,可分为首部、正文、尾部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具体、固定的内容。(2)有些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尤其是由法院制作的文书,如法院判决书、通知书等中的一些文字是程式化的语言,有些内容及有关事项的交代说明,都是较为固定的文字。(3)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有许多要求具体写明的事项,而且,这些事项一般都是依法律规定写明。因而,这些事项必须完备齐全。如在起诉状中有关当事人身份事项,如是自然人就要求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务、住址等事项;如是法人则要求除写明法人的全称、地址、企业性质、经营范围和方式、工商核准注册号、开户银行等事项外,还必须写明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2.主旨明确,选材精当。制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必须有明确的文书目的和文书的中心意见。所谓目的就是指制作诉讼文书要在诉讼过程中解决什么问题。事实上,每一份诉讼文书的制作都是有其特定的目的,诉讼文书应当准确明了地体现这个目的。所谓中心意见就是指解决前述问题的事实根据和法律理由。这是诉讼文书的灵魂。必须以主旨贯穿于整个文书,统领全文,因而主旨必须鲜明集中,观点突出。为了使诉讼文书的主旨鲜明突出,就必须合理、恰当地围绕主旨选取材料,选材料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材料必须客观真实。国际经济文书中的材料主要是指案情事实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它在诉讼文书中所反映的事实应当绝对客观、真实,这是诉讼文书对事实材料的第一要求。(2)材料不仅能够反映案件的事实,还必须能够说明当事人争议的性质,即必须能够说明案件的性质,如是违约还是侵权等。这样,就要求在众多的材料中有所取舍。(3)材料必须具体。事实材料必须具有行为的目的、产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最忌笼统抽象。有时还必须写清楚行为发生过程中的细节、情节,往往有些细节最能反映行为性质。只有具体地写清事情发展的全过程,甚至其中的每个细节,才能从中看清问题的性质,从而才能分清当事人的责任,准备事实基础。

    3.叙事清楚,说明充分。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是解决争议的工具,在诉讼文书中清楚地叙事,充分地说理是解决争议的前提。(1)叙事清楚。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凡涉及案情事实必须叙述清楚。这不仅是因为案情事实是制作文书的基础,而且因为文书是法院着手处理当事人纠纷的前提。叙述案件事实必须注意两个要求,一是法律上的要求,这就是注意法律规定的行为的构成要件,在叙述案件事实时要围绕构成要件把事实叙述清楚;二是语言表达上的要求。这就是通过语言文字把案件事实表达清楚。为此需注意以下几点:一要写清事实要素。案件的事实要素因案件的不同类别而有所不同。对于国际经济纠纷而言,其案件事实主要应围绕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执的事实来记叙。具体要素应写明纠纷发生的时间、地点、纠纷涉及的各方。纠纷产生的起因、过程、结局、后果,各方对所做行为主观状态以及说明证据等。二要写清关键情节。所谓关键情节主要是指决定或影响案件性质、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以及影响问题严重程度的情节。这几类事实情节都必须具体祥尽地记叙清楚。三要写清争执焦点。叙述案情事实就是为阐述案件争执的焦点和理由。争执的焦点和理由是案件事实的组成部分。抓准双方争执的焦点,具体明确地叙述清楚,这是制作国际经济诉讼文书应当注意的。四要写清因果关系。在国际经济诉讼中,因果关系是确定当事人承担责任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叙述案情事实时就必须把“目的行为后果”三者之间关系交代清楚。五要写清主要证据。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是事实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证据,事实就难以确定。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说叙述的每一个事实,都应当有充分的证据来加以说明,因而,在写清每个案件的事实后,都必须写清能够足以证明事实存在的主要证据,而且要求书写的证据应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能够说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2)说明充分。叙事清楚仅仅是为了认定案件事实与确定案件性质准备了基础,根据法律的规定,任何案件事实的认定,都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认定事实后,还需要对当事人行为的性质加以分析确定。通过分析已定事实,依据法律的规定,确定案件的性质。说理充分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认定事实有据。认定案件事实需要确凿、充分的证据。在国际经济诉讼文书中要具体写明证据,并且通过分析证据,证明所述事实的确凿性。二是分析事理切实。无论是认定事实的理由或是适用法律的理由,都必须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恰如其分地说明事实理由,切实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三是适用法律准确。法律是阐明理由和做出处理决定或提出处理意见的准绳。因此,在阐明理由时必须注意准确地适用法律、援用法律条款时,应力求明确具体。法律条款分款分项,在援用时应有针对性地引用某条某款某项,并且尽可能地将法律条文的原文引出或写出原条的第几条、第几款、第几项,以达到表达意思完整,阐述有力。四是论证前后一致。国际经济诉讼文书有较严密的逻辑性,必须做到首尾一致,前后贯通。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选用的论证说明不能前后矛盾。案件事实、法律适用需要经过论证正确,然后,再依据确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来确定处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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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法院：让江北明珠更璀璨

xx法院：让江北明珠更璀璨本报记者赵兴武本报通讯员叶文醒李敬宇上海的浦东、浦西，因为均衡发展，实现了经济的二次腾飞；武昌、汉口和汉阳，因为齐头并进，打造出了一个富有滨江特色的武汉。2002年5月，江苏省南京市对江北行政区划作出重大调整，将原xx区、江浦县合并，成立新的xx区。新xx区的成立，标志着南京江北地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标志着南京的发展开始进入了由隔江发展向跨江发展的历史跨越。一年来，集山、城、泉、林于一体的新xx已初具规模，使xx这颗江北明珠闪耀着夺目的光彩。今年，江苏省委、南京市委提出并实施了沿江开发战略，“以江为轴、跨江发展、呼应上海、辐射周边”的发展思路为xx的发展描绘了一幅更加诱人的美好蓝图。拥有55公里黄金江岸的xx区，提出了争当南京沿江开发排头兵的口号。南京xx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服务与保障新区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细心调处社会矛盾去年9月，珠江农村信用社与金果公司借款纠纷案诉至xx区法院。法院在对被告金果公司的抵押物进行保全措施时，被告单位有20多名女职工站出来阻挠。法院通过调查发现，该公司拖欠职工各种费用100万元，同时还欠100多名供货商的货款、银行贷款及其他款项，被告金果公司与职工、供货商矛盾对立，许多职工和供货商要集体到区政府上访。此案如果就案办案，则被告的其他债权人，尤其是本单位职工的利益将得不到保护，势必会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从而导致矛盾激化。xx法院通过与被告主管部门、职工、银行协调，最终决定将金果公司进入破产还债程序，并对相关事宜进行妥善处理，避免了一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受到了一致的欢迎。xx法院的领导认为，建设现代化的新市区，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前提。为此，他们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着力打击犯罪，调处社会矛盾，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xx新区境内高校众多，有南京大学xx校区、东南大学xx校区、南京气象学院等13所高校，形成了南京的江北大学城。一段时间，大学生犯罪以及涉及到大学生维权问题凸显出来。针对这一状况，他们深入校区开展调研，弄清大学生犯罪的成因，研究制定审判思路，及时提出司法建议，强化大学校园的管理。在此基础上，他们深入驻区各大学，通过与大学生座谈、公开庭审、模拟法庭、设立法制辅导员、实行定期走访等活动，提高了在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一年来，大学生犯罪率明显减少。xx区位于城乡结合部，农村人口占全区人口的近一半，涉农案件占较高比例。为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他们一方面针对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不会打官司的情况，深入田间地头，宣传法律知识；另一方面，引导农民理智对待纠纷，依法解决纠纷。去年初，桥林镇滨江村130户村民买了未经审定也没有在本地试种的种子，结果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却颗粒无收。130户农民情绪激动，每家出了5元钱做路费，委托三位农民代表到山东莱州找这家种子公司讨说法，并要集体上访。该院桥林法庭了解情况后，专门派人到村里走访，向群众和村干部宣传相关法律，引导农民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并及时立案，一个月内就将这起较为复杂的案件审执结完毕，为农民追回了30多万元的损失。为此，滨江村130户农民联名将一面写有“秉公执法，廉洁爱民”的锦旗挂到了桥林法庭。确保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置身xx，脚手架林立，推土机轰鸣，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公路伸向远方，长江三桥、宁淮高速、宁启铁路等重点项目均落户xx。新市区建设的开局之年，相继有95项基础设施工程开工，投资总额达31亿元。如此“大手笔”，超过了原xx区建国50多年来城市建设的投资总额。为确保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xx法院的法官深入开展调研，先后走访了区土地局、房产局等80多家机关和乡镇，还分别召开“xx区重点工程建设法律咨询会”、“xx法院服务基层座谈会”等，详细了解全区重点工程的进展情况、遇到的问题以及存在的困难，制定了《xx法院服务全区重点工程方案》。针对一些开发公司不规范的开发行为，他们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得到区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多项建议被采纳，从而减少了开发公司与拆迁居民的矛盾冲突。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国家级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近年来随着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外资企业纷至沓来。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开发区计划3年内新开发8平方公里的产房。这是xx区一项重点建设项目。为保障开发区南延工程的顺利进行，法官们放弃休息，逐户上门，耐心细致地做拆迁户的教育疏导工作，使绝大多数拆迁户在规定时间内自觉进行了搬迁。对坚持无理要求，拒绝搬迁的“钉子户”，他们依法实施了强制搬迁措施，保证了重点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平等保护各类投资主体xx区沿江开发的深入，吸引了全国各类企业的入驻。平等保护各类投资主体，公正解决经济纠纷，是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关键。为此，xx法院专门制定了《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济主体的意见》、《xx法院服务经济发展的十六条 XX法院：让江北明珠更璀璨第2页

措施》，着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这里的法制环境好，是投资发展的好地方。”从东北来xx经营的私营业主张老板是这样评价xx区的投资环境的。2003年3月，他投资在xx办了一个加工厂，由于他勤于经营，加工厂越办越红火。但因他碍于情面，不会管理，致使一些拖欠款不能及时追回，企业发展面临困难。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一纸诉状将拖欠款的企业告到了xx法院。令张老板没有想到的是，xx法院接到诉状后，马上立案，及时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到一个月，法院就将拖欠的债务绝大部分追回，包括许多的本地企业。xx区法院院长时金峰告诉记者，为确保案件审判的公正高效，该院加大了审判方式改革的力度，使案件审限内结案率达100％，平均结案周期为28天，诉讼当事人对案件审理的不满意率逐年下降，法院的社会公信度不断提高。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xx区委书记刘捍东这样评价xx法院：“衡量一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好坏，最重要的就是要看这个地区的法制环境，法制环境好，比给企业几项优惠政策更能吸引投资者，在营造良好投资环境上，xx法院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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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诉前心理辅导；涉诉；心理

本文试图通过对原告心理的特点、不良诉讼的表现及成因等进行探悉，提出进行诉前心理辅导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以期对诉前心理辅导获得一些认识，推动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心理含义及特点

心理是原告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希望人民法院主持正义，运用国家强制力让相对方（被告）满足自己请求的心理。心理大致由认知、评判、动机、期待、情感五个方面，这五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原告的心理。作为诉讼的第一个环节，原告在此的心理也属于社会心理的一种，其内涵十分丰富，有着混合性、复杂性、多变性的特点。由于心理是围绕将可能导致诉讼这种特定社会活动进行的，而诉讼的高度社会性和激烈对抗性使得心理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社会心理的一些特点：

（一）心理的争利性

根据亚当斯密“理性经济人”理论，在社会活动中，人都是利己的，这种利己心理表现为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即争利性。是原告与相对方利益冲突达到私下里无法协调的程度，才诉诸于法律，原告在心理上的争利性成了无可掩饰的特点。

（二）心理的外显性

基于法律对有着相应的规定，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原告，在向人民法院递交诉状阐明请求的同时，还提供了各种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以期在法院能成功立案，通过审判实现自己的主张。在这一过程中，原告也想通过言辞向立案法官进行意思交流，原告此时的各种心理因素和取向，一般会跃然于诉状或与法官的交流之中。所以，原告在时有着比其他任何社会活动更为突出的心理外显性。

（三）心理的可塑性

原告，由于求助于法律同时必然威慑于法律，自制力一般能够得到强化，个性心理和极端倾向受到削弱和矫正。在特殊的法院环境下，立案法官可以通过交流来引导当事人的心理变化。在这一进程中，原告的心理趋向理智，从而表现出较强的可塑性。

二、不良心理表现、特点及成因

（一）不良心理的表现及特点

一切民事纠纷都有它的社会心理上成因，每一类纠纷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这些不同的性格心理特征对人的，在某种程度上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原告的心理是符合法律的价值取向，其目的也是为了解决矛盾纷争的，然而，有些原告的心理却偏离法律赋予其诉权的目的，甚至相背离。其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 斗气（面子诉讼）。是指人因经济纠纷或人身权受到伤害而感觉名誉受损，因此提起的以恢复名誉，满足自尊为主要内容的诉讼。人提讼，较少考虑经济因素，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诉讼惩罚相对人，以获得自尊的满足。其心理特点是：人诉讼请求和损害后果相脱节、具有极端化心理倾向。

2. 策略。是指人并不诉求于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是把法律看作一种工具，把审判看成是一种办法，希望借助法院的权威性来寻求其他的解决方式。其心理特点：者诉求的合理性、显在的对抗性和隐藏的妥协性。

3. 假意。是指人要求与其真实目的表面上相分离的。即是说，者提起的诉讼请求并不是其追求的目的，而是者目的的基石，希望通过这一诉讼从而引起另一种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假意特点是：诉讼要求简单、诉讼纠纷易解决和真实目的的隐蔽性。

4. 欺诈。是者在捏造事实和伪造证据的基础上提起的诉讼，其目的是利用现有的有利证据和借助诉讼技能，通过满足其诉讼请求而侵犯他人利益，达到自己的某种不法目的。这是最典型恶意诉讼。这种诉讼的特点是：者证据充足、案件真实难以查明和者具有妥协性。

5. 骚扰。是指人在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基础上向被告提讼，以求给被告造成诉讼烦累或带来名誉上的损伤的诉讼。其心理特点是：人不以胜诉为目的、不积极追求诉讼的效率。

（二）不良心理的产生原因

分析不良心理产生的原因，不外有两种：

1. 外部原因。（1）社会背景对人不良诉讼心理的影响。作为社会公众的一员，人的心态无可避免地要被打上社会的烙印。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社会秩序混乱，利益冲突加剧。这些社会性的问题必然会反映到每个人的身上，当事人的诉讼心理概莫能外。特别是欺诈中这种心态更为典型。（2）社会风气对人不良诉讼心理的影响。当前的某些社会风气对人不良的心理的产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人提讼，必然是想通过诉讼获得某种补偿或收益。但诉讼需要一定的成本，一些社会不良风气却误导当事人进行非理性的投入，使这种成本畸增。实践证明，大部分案件原告因为纠纷，经济上比较紧张，这种无力承担的铺张，往往使本来空匮的经济条件变得更加困难。面子诉讼中这种心态较为明显。（3）诉讼人的影响。原告在前一般要咨询律师并聘请为人，作为案件的诉讼人，律师心理活动和人委托心理和诉讼目的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有的律师利用其对我国司法制度、审判机制、法官的司法水平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出于逐利的目的会千方百计地迎合原告的心理，其逐利心理已经严重影响了律师制度设立的初衷。这在上述不良中均有例证。

2. 内部原因。原告自身的观念也可能导致不良诉讼。观念本身就是心理的一个构成部分，几乎当事人的任何观念都可以视为诉讼心理的构成。几千年礼治的封建社会既留下了厌讼的诉讼心理，同时也强化了人们对自然正义的追求，这种心理反映到诉讼中来，就是“清官情结”。按照心理学上的归因理论，“人们总是把他人的失败归结于其自身品质的缺陷，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环境或他人的影响”。当事人往往会把败诉的原因归结于法官身上，再加上清官情结，当事人不断上访、申诉。

三、诉前心理辅导的现实意义

当事人的诉讼心理是各种心理因素的集大成者，它的一个组成要素都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因素的影响。原告的心理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如何让原告在时排除各种干扰，按照法律设定的目标进入诉讼，进行诉前心理辅导，已成为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

（一）弥补当事人诉讼知识、技巧缺乏和法律服务不足的需要

诉讼难、执行难一直是社会公众反映强烈的热点。究其原因，除法官人为拖延情况外，一个方面是司法的程序要求高、完成诉讼程序时间长、执行兑现率较低；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作为诉讼一方的当事人原告对如何进行诉讼和执行不够明白、不够了解，诉讼技巧更是缺乏，有的人因而视诉讼和执行为畏途，不由发出诉讼难、执行难的感叹。

（二）人民法院履行法定职责的需要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当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向当事人告知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或者口头告知。”因此，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及时告知原告诉讼程序事项、诉讼权利义务，指导原告正确进行诉讼是人民法院法定职责。

（三）保障诉讼结果之实质公正

确保司法的公平正义，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从机制上促进真实的有效发现，帮助法官形成合理的裁判意志，从而作出合法妥当的裁判。毫无疑问，法官适度而有力的诉前辅导，将是保障诉讼在实质上公正的重要基础。如果法官在诉前对原告不加以心理的辅导，在诉讼中的引导又不足，完全放任当事人自行展示其诉讼攻防策略和技巧，诉讼势必将演变为纠缠枝节的无谓争吵，而且可能会出现应胜诉者不能胜诉，本应败诉者却赢得了官司的可悲结局，不仅与国家设立民事诉讼的目标相违背，而且也是对公正、公平审判目标的讽刺。

（四）“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新要求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形势下，以维护法律权威为己任的法院正逐步摆脱国家暴力机器的简单定位，实现向担任社会纠纷解决中心的职能转变。在保证公正司法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软性司法手段正被运用到诉讼程序中。相较于刚性司法而言，软性司法手段则是“侧重于司法作为一种社会信息和社会刺激符号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发生作用和影响，内化进人们的主观需要之中而对人们的行为所进行的控制”。诉前心理辅导正是这样一种“在纠纷解决中努力做到护民、便民、利民”的软性司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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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举证时限应明确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33条第3款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次日起计算。”第81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解释中第32条、第33条第3款和第79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根据该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审理案件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受30天的限制，直接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举证期限不得少于30天，但该解释未明确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案件举证期限。立案时，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举证期限一般指定15天或20天，转为普通程序后重新排期，又指定不少于30天的举证期限，这样有可能一个案件的举证时限突破两个月，给当事人增加了诉累，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笔者认为对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举证时限应理解为在整个诉讼程序中给予当事人的举证期限不少于30天。理由如下：

一是简易程序虽是审级程序，但不是普通程序的必经程序，只是方便当事人诉讼，提高效率，而设立的简单的程序。对于转普通程序案件的时限，如果再行指定不少于30天的举证期限，显然对对方不公平，违反公平原则。二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双方争议较大、案情重大、复杂是转换为普通程序的条件。双方在简易程序审理中几乎已将全部证据提供，如果再给指定不少于30天时限，有可能浪费诉讼成本和资源。三是如果转换后不相应补足不少于30天的举证期限，有违《规定》普通程序的举证时限不少于30天的规定，属程序错误。

二、在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中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及反诉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第126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6条，均规定了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证据规定》第34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第35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34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根据上述规定，在审理案件中，比较难以把握。

实践中，对于当事人逾期增加、变更的诉讼请求，笔者认为应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处理：

1、法定原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证据，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对方当事人不同意质证，从而无法作为定案的依据，针对这种情况，根据证据规则，只能以被告举证不能为由，判决其因举证超过时限而败诉。

2、法官释明原则。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按照该规定，法官应当将影响认定事实和法律关系的相关法律法规向当事人说明，通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充分体现该规定的优越性，以实现公正永远是审判工作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法官的释明权是十分必要的。

篇6

2004年7月发生在这里的“7.28”特大金融诈骗案虽早已被人们渐渐忘记，然而肆无忌惮的“银鼠”们却并未销声匿迹：时隔5年之后，曾经“榜上有名”的太原农行再次身陷储户巨额存款“蒸发”的漩涡。

谁让千万元存款“蒸发”

2009年6月27日至2009年12月1日期间，王瑶(应采访人要求，为化名)等7人经朋友介绍分别在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城西支行永乐苑储蓄所(以下简称永乐苑储蓄所)和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滨西分理处(以下简称滨西分理处)办理了11笔存款共计人民币4100万元。其中永乐苑储蓄所存款金额500万元，滨西分理处存款金额3600万元。

2010年底，王瑶电话预约取款遭到滨西分理处工作人员拒绝后，遂到中国农业银行滨西分理处查询，发现账户内只剩下开户时的10元钱，而从调取的存取款明细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2009年6月29日钱被存入的当天就已被转账。王瑶立刻通知其他人，并得知所有存款都以同样的方式不翼而飞。

王瑶电话联系太原市公安局后，来到太原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以下简称经侦支队)报案。王瑶透露：“有经侦支队的工作人员随口说道：‘农行这种事情近几年太多了’。2到3个月后，经侦支队给出了初步的答复，系银行工作人员与社会上不明身份之人共同将储户的存款取走。”

“农行的工作人员曾经找过我们，‘不要把事情闹大，也不要告知媒体，我们会尽快处理’”。然而在等待经侦支队答复期间，农行非但没有“尽快处理”储户巨额存款丢失的问题，反而“借此时机搜罗各种证据，并请了很多律师‘指证’我们的过失。”一位熟悉王瑶案情的朋友介绍说。

在与农行多次交涉无果后，王瑶等人曾经找过当地媒体求助，稿子已经完成，但“迫于上面的层层压力”未能审过。

2011年4月28日，王瑶被委托“授权全权处理与中国农业银行有关存款纠纷的法律事务，包括在人民法院立案、诉讼及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调解、代为执行、签收诉讼法律文书，并授权王瑶聘请律师及上诉授权范围内再委托，授权律师。”

同日，王瑶一纸诉状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分行(以下简称太原市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城西支行(以下简称太原市城西支行)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永乐苑储蓄所和滨西分理处统归太原市城西支行管辖，而太原市分行为太原市城西支行法人代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12日接受受理，并于2011年6月20日开庭审理。

由于被告的缺席，双方的庭审辩论并没有任何的火药味。双方主要围绕两个证据展开辩论：存款单和取款单。关于原被告双方之间分配举证责任的问题，储户举证责任在于，证明自己与银行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证明自己的存款数目，存款单没有丢失，即已完成了举证责任。银行主张是储户支取，则应当就具使用或者指使他人使用取款单取款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对于存款单的真实性原被告双方没有任何异议，而就取款单上的储户签字被告律师指其系“原告自己所签”，依照“谁质疑，谁举证”的原则，王瑶认为，“只要被告方提供取款单原件，我们可以做笔迹鉴定”。

截至目前，被告仍未提供取款单原件，案件正在审结中。

储户在银行办理存款并存入资金，银行与储户之间已经形成储蓄合同关系。银行有义务为客户提供安全有效的技术保障，保证客户的存款安全。

记者就案情电话采访本案的审判长梁锡文、审判员刘补年、杨小民等人时，皆遭拒。

形同空设的“授权制度”

随着经侦支队的调查介入，太原农行巨额存款丢失案的口子越撕越大。经侦支队对太原市分行和太原市城西支行阶段性调查取证的书面材料中提到，本案涉及储户达17人，涉及金额高达6780万元。

7月27日下午4时，太原市新建路148号宇泓大厦4楼的经侦支队，“这个案件目前正在审理当中，而且这两天正在较劲之中，目前已经刑拘了四个人，这里面有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也有社会上的人员，他们是内外勾结、手段老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案件还在侦查当中很多事情现在还不便于说，你可以留下一个联系方式，等到案件全部弄清楚之后，那时我们可以畅所欲言。”

太原农行巨额存款丢失案的情节和手法跟“山西省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票据诈骗案”――“7.28”特大金融诈骗案如出一辙：银行的基层分理处为了完成总行的存款任务，同时更为了另辟财路，均采取了高息吸收大额资金、转而用于高利贷或不法投机。

具体操作路径为：银行员工内外勾结――高息揽储――以转账方式盗取客户存款――再将存款转账放贷出去。

王瑶等人从太原农行调取的存取款明细单中显示，钱存入银行的当天就已通过转账方式被转移走。这种方式在山西省交城县检察院《预防调查一起挪用公款案件引发的思考》一文中被归纳为“账内挪用式。”也就是储户到银行存款时，办理完手续后，相关人员就会马上把储户的资金挪用。除此之外还有一折一卡式、账外挪用式，混合式挪用等方式。

中国银监会于2007年7月3日起施行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第五章第七十七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对大额存单签发、大额存款支取实行分级授权和双签制度，按规定对大额款项收付进行登记和报备，确保存款等交易信息的真实、完整。”中国人民银行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金融机构办理大额转账支付，由各金融机构于交易发生日起的第2个工作日报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文件后。银行内部分级授权管理制度流于形式的弊病并未就此根除，使得储户存款人间“蒸发”的事件时有发生。

所谓分级授权，是指储蓄机构对其所属业务职能部门、分支机构和关键业务岗位开展业务权限的具体规定，属于重要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大额现金支付来说，分级授权制度明确划分普通柜员、综合柜员和支局长各自拥有的权限。

在现实实践中，由于人员编制的限制，授权制度未得到有效的执行。有的未执行现场授权制度，而以电话等形式间接授权。有的没有对交易进行复核，使分级授权管理流于形式。有的就未实行分级授权，三级密码由一人掌握。所有这些，都为银行工作人员与外部人员内外勾结，继而高利放贷，体外循环提供了“便利条件”。

7月27日下午2时，当记者问及大额取款及转账中的形式审查和内部分权授权等问题时，太原市分行负责人、党委书记、行长孟泽平并没有正面作出回答。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孟泽平一直不断地“提醒”记者：“媒体也是我们党的媒体、喉舌，我们国家的媒体，它没有游离于国家之外，也是维护国家的正义的，维护人民的权益的”。

谁来保护我们的“钱袋”

众所周知，“先刑后民”作为我国经济审判中的一个惯例已经深深扎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审判之中。但严格地说，“先刑后民”并不是法律上所确认的原则，它源于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当中，如果发现当事人行为构成犯罪的应该中止审理民事案件，把案件移交给有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解释。

虽然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已有部分规定，但是立法上的空白使得理论的不成熟与现实的迫切需要之间矛盾重重：法院对案件性质的审查没有时间限制，不利于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案件的移送上法官的权力过大，缺乏制约监督机制：由于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对是否涉嫌经济犯罪嫌疑认识不一致，可能会导致人民法院认为涉嫌经济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而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却认为不构成犯罪而不予立案的情况，造成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随着自由市场经济新格局的到来，现实生活中刑民交叉的经济纠纷案件逐渐增多，银行无不以“先刑后民”原则予以抗辩，规避民事审判，以刑止民，不仅使公民的私权遭受重大损失，公权力也屡遭诟病和质疑。

如果僵硬地适用“先刑后民”的一贯思路，势必造成原告遭受损害的权利迟迟得不到救济，正义迟迟得不到实现，这不符合司法为民的宗旨。

篇7

关键字：正义，审级制度，上诉，再审程序

“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 a Protean face ），变化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 [1]也正因这些迷惑，人们试图从各个不同方面看透分析出“这张脸” .从正义的分类来看，正义可以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两者之间相互冲击碰撞无非都是为了追求人们心中的那个正义，无可厚非，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厚此薄彼，还是二者兼顾，终无定论。并非偏重实体正义，那么就会充分保障公民的实体权益，“任何具体的实体正义都是有限的，他的实现所带给人们的满足也必然是有限的和暂时的，随着实现过程的结束而被扬弃，但程序则不同，程序是实现实体正义的手段，方法或过程，它并不随着某种实体正义的实现而失去意义，而是被保留下来，反复地，一次又一次地实现着人们的实体正义，因而在程序中也就保存着人们无限的实体正义。” [2]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指导思想下，程序正义被束之高阁，成为司法实践中被人忽略的角落，那么人们是否真正实现正义，是否充分的保护了人们的合法权益呢？答案是否定的。就1997年而言，全国一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4760928件，上诉的为270147件，占一审案件总数的5.8%，而终审的裁判被再审为65442件，占二审案件总数的24.4%.[3]这些数据说明人们是不满于法院的裁判的。如此之多的再审案件发生，其实已使我国二审终审制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已名存实亡。重构我国审级制度已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在重构之前必须先梳顺、理清问题的结症之所在，否则单纯的移植、照搬意义不大。

一 审级制度及我国审级制度现状

所谓审级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审判机关在组织体系上的层次划分以及诉讼案件经几级法院审理才告终结的制度。“设立审级制度，关键是要在诉讼公正与效率两者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达到合理程度，使其既能最大限度维护公正，又能尽可能地达到诉讼的高效率。”[4]从世界范围看，当代三大诉讼模式，即以英美为代表的“上诉制”，以法意为代表的“撤销制”和以德奥为代表的“更审制”，虽然基于历史传统和结构的差异，所面临的程序问题和改革的具体环节各有侧重，然而，在审级制度上，普遍实行两级结构的传统模式却沿着不同发展脉络九九归一，最终汇入三级的司法等级结构。目前世界上实行两审终审制的国家已为数例外，除了人口稀少的国家和州外，只有以前苏联为样本的国家，而其中罗马尼亚已于1990年代将审级制度改为三级结构。[5]而我国目前的审级制度仍为两审终审制，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落后。

正如霍姆斯所言：“任何时代的法律，只要它运作，其实际内容几乎完全取决于当时人们理解得便利是否相符；但是其形式和布局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的欲求的结果则在很大程度上去取决于其传统”[6]由于受传统法律文化及原苏联、东欧立法理论影响，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及司法界一直认为诉讼法的客观真实为唯一目的，力图追求客体上的绝对公正。但由于追求个案的绝对公正，而牺牲整个民事诉讼体系的程序利益，那又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种牺牲与所取得的成果之间并不是对称的。

美国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认为“即使法律被仔细地遵循，过程被公正地引导，还是有可能达到错误的结果。”[7]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审级制度的必要性，既然无法保证一审的绝对正确，那么就须要补救措施，问题是经几审才能达到理想的、让绝大多数人接受的公正呢？如果一个案件要通过繁多的审级才能被认为是公正的，也必然与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原则相违背。诉讼效率与诉讼经济往往是一致的，高效率必然带来诉讼的经济，而低效率则必然导致诉讼的不经济，甚至是浪费。实质上诉讼的低效率与不经济也是对公正理念的一种扭曲。[8]

西方国家实行的三审终审制是金字塔型，数量最多的初审法院居于金字塔低层，数量较少的上诉法院居中，最高法院是金字塔的顶端。这样逐级递减，进入入高层法院的案件相对减少，使高层法院有能力也有精力将进入自己视野的案件近乎完美的处理掉。这种运作程序是合理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国目前的二审终审的问题是仅仅少一个审级么？其实西方大多数案件也是两审即告终结，很少经三审，因为三审是有非常严格的限制的。我国审级制度的问题在于没有按照现代审级制度的原理建构我国的审级制度。“我国现行审级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受制于特定政治、经济、历史背景，在技术原理上呈现为审级功能层次不明，运作方式大致相同的柱型结构。”[9]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除最高法院外未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类型有明确规定，即各级法院均可作为一审法院，另外对上诉权限未加明确限制，结果是少量法官应对大量案件。再加之我国法官自身业务水平等问题，错判在所难免。当再次寻求维护自身权益时，再审程序又为其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样，一个案件审来再审，永无终局性可言，法律的稳定性更是无从谈起，“迟来的正义并非真正的正义”、“判决不因正确而有效，却因为有效而正确。”[10]这些谚语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在合理期限内作出公正的判决、裁判，那么，这种诉讼制度就应当部分废止及重构。

二 危害审级制度的原因及改进对策

从上面对中西方审级制度的比较及相关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审级制度在一审、上诉、再审三个环节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也是这些问题危害着我国的审级制度使其一步步地远离正义的要求。如果不有效的解决则无法彻底改变我国审级制度现状。下面分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一） 一审所面临的问题及应对

从大量数据看出我国的一审案件数量很多，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其一，这众多的案件中是否有一部分可以在法庭之外解决呢？如果可以将大大减轻法院的压力，同时对诉讼当事人来说也是一个更经济的方式，这是诉讼外解决机制问题。其二，这些一审案件是否按合理的层次划分由与其适应的法院审理了呢？其实，绝大多数一审案件是有基层法院审理的，其中包括一些本不应当由其审理的案件，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基层法院角色的划分。

第一，从诉讼外解决机制来看，今天法院面临如此之多的案件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广大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诉讼之外，我国现行的调解及仲裁等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没有有效的解决纠纷。在纷繁复杂的当今社会中，面对如此之多的新类型纠纷，我们需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所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的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11]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制度），它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解决纠纷方面起到对诉讼审判制度补偏救弊、分担压力和补充代替作用，从而减少社会在纠纷解决方面的成本和代价，更即使有效地调整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并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12]如果能将这些成果应用在现实生活中，那么将大大提高纠纷的效率，同时也减少了进入法院的案件，使法官们有充足的时间、精力保证案件的正确性。

其实，诉讼增多尤其是二审与再审案件增多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诉讼没有使原有的纠纷得到缓和，有的甚至更加激化，为了争一口“气”也一定要将诉讼进行到底。“在一个封建意识强烈喜欢合意和调解的社会，诉讼视为一种易生动荡的攻击性各人解决纠纷方法，被视为解决纠纷的最后手段。”[13]小岛武司教授认为，当事人之间最好少一些紧张和冲突，纠纷最好通过和平的程序加以解决，可以说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通过ADR，可以使纠纷在协商和解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并实现和平解决纠纷的愿望。因此，在很多场合，如果当事人能够相互倾斜，以明确实际错在何处，以及问题的核心在哪里，那么，应该就有可能以双方都能达到自己目的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这常常被称为统合性解决方法或双赢。[14]所以，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意义重大，应该尽早建构现代的ADR制度。

第二，从基层法院分工来看，不仅在我国乃至世界任何国家，基层法院所接触的应该是社会生活中问题最普遍的、关系较单纯但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案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基层法院的判决是否公正，是否具有说服力，直接影响这社会的稳定与上诉案件的数量。因此，明晰基层法院角色，使之充分发挥作用意义非凡。

现在我国基层法院规模小、业务水平低、软硬件设施相对缺乏，在一些众所周知的外界因素干扰下，司法独立很难实现，为了改善办公条件及其他条件进行一些对社会来说“负效应” ，而对自己有着“积极意义”的判决、裁定就不难理解了。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有学者建议打破现在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局面，在大城市中设立2~3个基层法院，中小城市只设立1个基层法院。这样设置的好处是：首先，几个基层法院合并成一个，会使基层法院的经济实力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法院的建筑设备、图书资料建设也会有较大的改观。现代化设施的齐备则是法院提高工作效率的必要条件，……可以改变城市基层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助于克服民事审判中的地方保护主义。[15]这种想法固然很好，但是面对如此重大而特殊的改革（笔者虽然也极为赞同这样的重构），就目前而言尚在理论研究阶段，可行性不大。可是对基层法院的改革又势在必行。

在无法对基层法院进行全面整合后，笔者认为必须对现有法院人力及其他资源加之合理的再分配。必须承认现有基层法院中法官素质良莠不齐（即使在最高法院也无法保证所有法官水平绝对相同），面对如此的情况，最合理也最有效的办法是因材分配、合理利用，达到人尽其才，而各种设想的前提是对基层法院受理案件的明确划分。

我国现行体制下，基层法院法官身份不固定，今朝是审理简易事件的法官，明日又是法院调解的调解人员。另外法官不分水平如何都可是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裁判者，所以出现了调解型审判与强制调节。这里固然有徇私枉法的份子，但是，一些审判人员“身兼数职” ，精力不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笔者建议以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明晰基层法院职能。就我国国情而言，将基层法院改造成以简易庭为主，以普通庭为辅的混合法院却可能较为妥当。基层法院除设立专门的简易庭，设置专门审理简易事件的法官外，还设立专门适用ADR的机构，确立具体的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员。这是处理好基层法院非诉讼案件和简易事件诉讼案件的组织保证。[16]这样将基层法院中水平高、业务素质好的法官专门主持普通庭审判工作，其余一些审判人员主要处理简易事件，并建成一种流动的“末位淘汰”的良性竞争机制（这并不是说与《法官法》相关内容相悖，而是对法官考核的一种新的尝试，现在我国的一些省份已经在试行这种方法），这或许是对现今基层法院最有效的整组方法。（同时，笔者深知这些筛选、任用及考核方法不单单是用考试就能解决问题的！是艰巨的困难的，不是动动笔及其他一些胡乱思索就可实现，这里需要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更需要一位业务精练的“操刀者” ！这里只是理论化的设想。）

对于在基层法院中是否应该实行小额诉讼问题争议颇多，有的学者建议将小额诉讼立法，界定小额诉讼范围，笔者也极为赞同。小额诉讼在现实生活中极为寻常，因为现行立法没有将其明确规定，造成周期长，诉讼费用相对高等问题，甚至影响了诉讼。“在讨论审判应有的作用时不能无视成本问题，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全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17]所以，小额诉讼立法也亟待解决，而这须要众多法律人多年的不懈努力！

（二）上诉的合理限制

上诉（APPEAL）即向对争议作出判决的某个人、机构、法院或法庭的上级提出的一种申请，要求对已作出的判决进行复议，而且如果认为适合的话，对之加以改变。[18]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二审案件乃至再审案件的数量如此之多的另一个因素即是没能有效的控制好上诉，即未对上诉进行合理的限制。设置上诉制度有两方面考虑。其一，出于纠错的考虑。既然无法保证一次审判（乃至两次审判）的完全正确，那么，在其后增加一个审级再审一次，就应该能纠正一审中的错误了吧。其二，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很多人不满一审的原因是认为其审级低，没有权威性，如果能经更高级别的法院再审一次似乎更能对己有利。其实，正如笔者前述，“面子”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为争口“气” ！也正是第二种原因更促使提起上诉案件如此之多。

因此，必须对上诉进行全面审查，审查的重心应放在上诉声明的范围上。所谓上诉声明的范围，是指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要求对一审判决如何废弃或者变更的范围。首先，上诉请求的范围原则上不能超过当事人第一审请求范围。换言之，上诉状中不能提出一审诉讼请求中没有的新主张。理由很简单，诉讼标的是法院依法审理的核心内容和最终落脚点，一审法院通过审理作出裁判以后，当事人认为自己的诉讼主张没有得到合法保护的，可以依法提出上诉，要求上一级法院重新予以审理。但是如果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新的诉讼要求，势必置二审法院于一审的位置。所以，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变更、追加诉讼请求的，必须经过对方当事人同意。否则二审 法院应不予接受。其次，上诉声明范围一旦提出，当事人在上诉审过程中不得任意变更或扩张，被上诉人在答辩中也不得要求变更或补充一审判决内容。上诉法院的审理与一审不同，往往不再对事实进行全面调查，言辞之辩论也很有限，为使诉讼易于终结，自然不应当允许变更、扩张诉讼标的。最后，上诉法院应当以一审判决确立的事实为基础，除非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9]这样对上诉权限加以控制减少了上诉案件，一则可以充分发挥上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指导作用，使判决更有权威性，避免同是一级法院由于案件多而导致对相同或者相似案件使用法律不竟相同甚至自相矛盾的情况发生。二则有利于当事人免受不当的诉讼之累，减少一些当事人无休止的上诉以达到拖垮对方的不良目的。

（三）再审程序的改革

“真正的正义来源于对公正与效率的恰当把握。”[20]如果一个案件被反复拿来重审的话哪还有公正和效率可言？

张卫平在1999年全国诉讼法年会提交论文中认为（1）法院对再审事由的审查不公开，不具有透明性，违背了程序公开的一般原则。由于审查的不公开导致了审查程序的神秘和灰色，容易滋生司法腐败。程序的不公开容易让负责审查的司法人员设“租”，进而导致“寻租”的发生。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拉关系等手段启动再审程序的事经常发生。尤其是在司法无序的社会现实中，即使欲达到目的和行动的动机是正常的或道德的，但由于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不得不实施不道德的行为和手段。（2）由于程序的非法定化，必然使审查程序不能统一和规范，给当事人的申诉造成困难使错误的判决、裁定不能得到有效纠正[21]众多学者都对我国的再审制度提出了疑问，源于再审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使原本设置再审制度的本意未能发挥出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一向是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而这种指导思想又极为不妥当。这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漠视法律文化科学性在诉讼制度上的表现。美国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杰克逊认为“程序的公正合理是自由的内在本质，如果有可能的话，人们宁肯选择通过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暴力的实体法，也不愿意选择通过不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较为宽容的实体法。”[22]

再审程序的问题不仅在于指导思想上，还在于《民事诉讼法》对其的规定上。虽然民诉法在第一百七十七条、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将发动再审的主体由原来一种扩大到了三种，即法院、当事人和检察院。但是无论三者的主体地位上及配置的方法上均存在着很大的不合理。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可以认为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加以撤销、变更，而且这种权利不仅上级法院享有，原法院自己也享有；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法院均应当重审。所以，法院和检察院的再审提起权是实在的，不打折扣的，只要自认为有必要，客观的法权在执法者那里就可以转换成主观的法权，他们提起再审既不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不受时限的规制和次数的限制，可以来回反复数次。[23]这种做法是很明显的国家本位主义，即从国家控制和管理社会的工具的思想观念。这一种观念作为中国民事程序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虽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然而事实上却是我国民事程序立法中最为根本的一个指导思想。[24]而当事人申请再审，即使达到了法律规定的条件，却由于没有与其相配套的运作程序，使当事人丧失了原有的权利，使再审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门槛。即使再审申请成功，多数也是转到原法院，而后“石沉大海” .实则对当事人而言，这种审判监督已失去了意义。相对而言，其他国家对再审申请人的规定比较单一。例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594条，再审申请仅能由作为原判决当事人的人或委托人进行诉讼的人提出。这种将再审申请权交由原判决当事人（或其人）既可以督促当事人行使自己的权利，又可避免法院、检察院滥用权利损害诉讼程序及当事人的权益。

然而，法院与检察院是否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呢？能否代替当事人完成其“未尽的事业”呢？笔者不敢认同。首先，从法院来看，无论是上级法院与原审法院，似乎都不愿行使这种权利。原审法院如发动再审，那么即是对自己的否定，就是搬自己的石头来砸自己的脚。由于有“责任追究”这道坎，恐怕只能将错就错；对于我国现行民事审级制度而言，上级法院多数与原审法院为同一地区，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下级法院大多会征求上级法院对案件的意见，以此来判决，这样虽仅一级审判，但其审判结果却具有两重含义，所以上级法院也多数不会行使这项权利。这说明法院发动再审已无必要存在下去。

另外，即使法院行使了再审发动权利，弊端还是不少的。“不告不理原则与诉审分离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法官作为裁判者，应时刻保持着中立位置，无偏私的公正的审理案件，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如果法院以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程序，势必将自己推倒再审结果有利的一方，而无法保持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等距，也难以吸收不利一方当事人的不满，有损法院的中立形象。”[25]

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具有某种形式的检察官，不过，在其作用、功能和权限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其共同点是，检察官主要在刑事案件中发挥作用，而在民事案件中，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26].如果检查机关发动再审，那么就是对公民私权的一种干涉，其职能只能限制在对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行使抗诉权。此外，笔者认为检查机关应时刻注意如何定位自己的位置，不能将自己置于审判者的地位上，更不能从与审判机关的对抗中来展示自己的地位与能力，而应与审判机关协调发展，重新定位。

再审的问题还在于提起的审的事由上，我国民事诉讼法分别在第一百七十九条、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了当事人和检察院对再审发动的理由，可以总结为五种（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三）原判决、裁定使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笔者认为我国对再审发动的事由规定过于宽泛，其中（二）（三）条不应再作为再审事由。《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595条规定再审申请仅能以下列理由提出：1、如原判决作出后，发现该判决是由对其有利的一方当事人欺诈所致；2、如原判决作出后，发现由于一方当时人所为一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文件、字据被扣留而未提出；3、如发现判决系以其作出后经认定或经裁判宣告属于伪造的文件、字据为依据；4、如发现判决系以其作出后经裁判宣告为伪证的假证明、假证言、假宣誓为依据的。《美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的理由，制定法和普通法的判例法有如下几点：（1）证据的价值：这是再审理由申请最多的理由，是指裁决违反了评价证据价值的原则；（2）要求部分再审理：这只限于对赔偿金额的再审理（第59条第一款）；（3）发现了新证据；（4）其他理由：如能作为上诉理由的影响判决的法律上的错误，也可以作为再审的理由。这种错误在事实审的任何阶段都可能发生。另外，对方当事人的不正当行为也是申请再审理的理由之一。[27] 由此可看出，焦点在于对证据的提出，是否有新证据是作为再审事由的主要原因，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将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再审事由的发生确定为两点（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另外，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再审发动时间上相对放宽，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提出。而《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596条规定，提出再审申请的期限为两个月。申请时间过长，对当事人和法院都无益。因此，建议将我国申请再审时间缩短。

在对再审发动人、再审理由及申请再审时间进行调整之后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以法律形式将再审规定为只一次即告终，这是对比现行再审的一个很大的区别。现行再审制度问题之所以多是审来又审。据有学者统计最多的竟然进行了9次再审，这样造成法律毫无稳定性可言，对审判资源也是极大的浪费，再审的一锤定音，案件也即盖棺定论，法律的效率性也得以实现，法律的稳定性与终局性也得到了维护。也许这才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所须要的。

三、我国审级制度的新面孔

篇8

欠下巨额货款

左手立下字据

现年56岁的吴明仁，是江苏省镇江市的一家个体建材经营部老板，主要经营建材、装饰材料、石膏粉等，与镇江市另一家漆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有业务往来。这家漆业有限责任公司为一人公司，现年40岁的冯秋生为公司的股东及负责人。

吴明仁与冯秋生合作了很久，从来没有发生过经济纠纷，相互之间建立了很深的信任关系。在长期的合作中，出于生意上的方便简约，他们形成了相互认可的交易习惯：冯秋生要货即通知吴明仁送货，由冯秋生或其雇佣人员出具收条。而冯秋生付款，则由吴明仁或其雇佣人员出具收条给冯秋生，最终双方凭各自持有的收条结账。

可是，到了2011年，货款的结算没有以前那么爽快了，时间总是要一拖再拖，好在最终都能结清货款，双方的合作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2011年10月8日，自上次结清账目后，日积月累，冯秋生又欠下吴明仁数十万元的货款，吴明仁遂带着业务员柳东及会计梁丽来到冯秋生的公司与冯结账。经与冯秋生的营业员曹海涛对账后，双方确认冯秋生欠下吴明仁共计31万元的货款。

随后，吴明仁提出结清货款，并让会计梁丽填写发票。冯秋生见此情形，便打断了梁丽，且面露难色，对吴明仁恳求道：“吴老板，公司最近还有几笔货款未能及时收回，手头比较紧张，能不能先打张欠条给你？过几天一定结清欠款。”

“当然可以！”虽说不能收回货款，资金周转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但基于双方的合作关系，吴明仁还是答应下来。

见吴明仁同意先打欠条，冯秋生便从抽屉内拿出纸和笔，同时举起右手，笑道：“我的右手最近受了伤，不能写字，但可用左手写字，你们不介意吧？”

“怎么会介意呢？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你也从来没有欠过我的货款，对你这点信任还是有的。”憨厚的吴明仁见冯秋生已经开口了，也不好意思回绝。

这样，冯秋生用左手写了一张金额为31万元的欠条交给了吴明仁的会计梁丽。

赖账引发纷争

字迹真伪成疑

见钱没有要到，只是拿回了一张欠条，吴明仁的妻子龚娟有些不悦。第二天上班后，梁丽准备做账，便将欠条取出，平整地放在桌子上。龚娟正好路过，顺眼瞟了一下欠条，见欠条的字迹歪歪扭扭，便随口问道：“这张欠条是谁打的？”

“是冯老板亲自打的。”在多年的合作中，冯秋生曾多次立过字据，对于冯秋生的字迹，龚娟还是熟悉的。此时听梁丽说是冯秋生打的欠条，不免心中起了疑心，便从桌上拿起欠条，仔仔细细端详后，连连摇头：“这根本就不是冯秋生的笔迹！怎么可能是冯秋生打的欠条呢？”

“冯秋生右手受伤了，这是他用左手打的欠条。”听完梁丽的解释，龚娟心里咯噔一下，一股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立即喊来丈夫吴明仁，责备道：“冯秋生用左手打的欠条你也敢收？如果他翻脸不认账，看你怎么办！”

“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但欠条是他亲手所打，他怎么可能赖得掉？”吴明仁虽说嘴上不服气回敬了妻子，但想到自己是小本经营，冯秋生拖欠31万元货款，对于他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如果冯秋生真的在耍什么手段，那他生意就会陷入困境。妻子劈头一通责问，还是让吴明仁打了一个激灵，他随即从梁丽那里取回欠条，直奔冯秋生公司，登门索款。

“我印象中就不欠你的货款，怎么可能打欠条给你！”冯秋生接过欠条，装模作样地左看右瞧，先是面露疑色，继而反问道： “这是我打的欠条吗？根本不是我的笔迹，怎么可能是我打的欠条？”

冯秋生不但不肯依约付款，还否认欠条的真实性，这让吴明仁万万没有想到。无奈之下，吴明仁决定通过法律手段讨回欠款，遂手持欠条，于2011年10月10日来到了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一纸诉状将冯秋生及其妻子盛秋霞一同推上了被告席，要求冯秋生及其妻子盛秋霞共同支付欠款。

吴明仁诉称：本人与冯秋生有多年的业务往来，截至2011年10月8日，冯秋生欠本人滑石粉、白水泥等装饰材料款共计31万元，冯秋生未予偿还。盛秋霞与冯秋生是夫妻关系，上述债务发生在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两人共同偿还。故本人要求冯秋生与盛秋霞支付材料价款31万元，并从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本人利息。

冯秋生辩称：我确实与吴明仁有业务往来，但每年的账都已结清，吴明仁出具的欠条不是我本人书写。请求驳回吴明仁的诉讼请求。

盛秋霞辩称：我对于冯秋生与吴明仁之间的业务往来不清楚，我与冯秋生已于2011年10月17日离婚，此前双方的经济各自独立，故上述欠款若确实存在，属于冯秋生的个人债务，应由冯秋生个人偿还，与我无关，请求驳回吴明仁对本人的诉讼请求。

盛秋霞的答辩，让吴明仁惊愕不已。他此时才得知，冯秋生与其妻子盛秋霞于2011年10月17日，也就是他与冯秋生对账且冯秋生出具欠条后第十天，已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离婚了。此时的盛秋霞，已成为了冯秋生的前妻。

审理中，冯秋生亦承认当日的对账过程，但否认该欠条是其本人所写，并主动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吴明仁明知欠条为冯秋生左手所立，对于能否通过鉴定辨别真伪，心中无底，便提出当时业务员柳东也在场。但柳东是吴明仁的下属，因涉及利害关系，不能为吴明仁作证。吴明仁因无其他证据，也只好寄希望于司法鉴定。

为查明欠条真伪，法院委托江苏省一家有资质的社会鉴定机构对冯秋生的签名进行鉴定。根据鉴定的要求，应提供同时期由冯秋生本人书写的比对材料。因吴明仁无法提供比对材料，法院只好将冯秋生于2011年11月15日在法院分别用左、右手现场书写的比对检材，及谈话笔录一份，作为比对材料送检。

吴明仁与冯秋生发生争议后，冯秋生为推卸债务，刻意变更了书写习惯，所书签名与此前已判若两人。据此，鉴定机构出具了鉴定意见：送检欠条与比对的检材不是同一人书写。也就是说，司法鉴定结果无法证明吴明仁提交的欠条为冯秋生所写。

鉴定意见书送达后，吴明仁提出冯秋生在现场书写上述检材时，有故意书写缭乱、放慢书写速度、故意作假的嫌疑，对该鉴定结论不予认可，申请重新鉴定，并提出在法院处理的冯秋生与盛秋霞的离婚案卷中有冯秋生的签字，该签字可作为重新鉴定的比对检材。

法院随后调取了冯秋生与盛秋霞的离婚案卷中有冯秋生签字的材料5份，经吴明仁与冯秋生签字确认，作为重新鉴定的比对检材。

此外，吴明仁经多方努力，找到了两张新的书证，其中一份为冯秋生在同一个月内出具的另一张欠条，以及签署的一份具备法律效应的书面回执，其上的签名与欠条签名高度相似。经审理当庭质证，双方当事人认可，法院将检材欠条与新提供的样本签名委托省高院司法鉴定名录中的一家国家级鉴定机构重新鉴定。

鉴定机构检验认为，检材上需检的签名与样本签名，两者书写风貌特征相同，在签名的结构、布局，相同单字笔画的写法、运笔、搭配比例、笔顺及起、收、连笔动作等笔迹特征上“符合点的数量多、价值高，其总和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由此，该鉴定意见证明了欠条上冯秋生的签名是冯秋生本人书写。

对于该鉴定意见，吴明仁予以认可。冯秋生、盛秋霞却提出异议，认为该欠条据吴明仁称是左手书写，而离婚案件中的5份材料均是冯秋生本人用右手书写，用右手书写的材料鉴定左手书写的欠条，得出的结论不科学。

吴明仁则提出，冯秋生没有证据证明离婚案件的材料均是其右手书写，鉴定结论已证明是同一人书写，该鉴定结论应予采信。

此外，法院还到公安机关调取了吴明仁的业务员柳东及会计梁丽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在笔录中，柳东及梁丽均称，当日冯秋生因右手破了，被包扎了起来，故用左手书写了上述欠条。冯秋生的营业员曹海涛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承认当日对账的过程，但对于冯秋生有没有出具欠条其不能确定，但其承认当日见到冯秋生在营业场所的外间写写画画。

两次鉴定迥异

法院去伪存真

润州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明仁与冯秋生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011年10月8日，吴明仁及其工作人员到冯秋生的经营场所去对账，当日冯秋生即出具了欠材料款31万元的欠条给吴明仁。现冯秋生对该欠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司法鉴定。第一次鉴定，在双方均不能提供与上述欠条同时期由冯秋生本人书写的比对检材的情况下，鉴定机构仅依据审理中由冯秋生现场书写的比对检材作出司法鉴定。而该现场书写的检材，人为的主观因素较多，据此作出的鉴定结论不够客观。第二次鉴定，本院调取了与上述欠条同时期的由冯秋生本人书写的比对检材，并经吴明仁与冯秋生确认，据此作出的鉴定结论客观真实。对于该鉴定结论，本院予以采信。冯秋生欠吴明仁材料款31万元，该款项冯秋生应支付给吴明仁，并应从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吴明仁利息。而上述债务发生在冯秋生与盛秋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两人共同偿还。

2013年9月19日，润州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冯秋生欠吴明仁材料价款31万元，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利息，一并由冯秋生和盛秋霞共同偿还给吴明仁。

一审判决后，冯秋生和盛秋霞不服，向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在二审过程中，经过法院的调解，冯秋生主动履行了还款义务，并撤回了上诉。

随着经济纠纷诉讼的增多，笔迹真伪、书写形成时间等方面的鉴定有增多趋势。承办此案的法官在此提醒，文书类鉴定存在鉴定风险大、鉴定难度高、相关材料取证难等特点，在出具借条、欠条，或对账单等相关书证时，当事人要注意规避其中存在的陷阱和风险。出具相关书证时，要用正规的纸张，不要用圆珠笔书写，签名时最好加盖指印或指纹，因为指纹具备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并且注意对书证的保管，不能被洇水、洇油等相关污染。

篇9

王成阳收到了江苏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裁定书上的时间离他的时间正好七个半月。

2005年12月28日，江苏省新沂市新安镇居民王成阳因与新沂市新安镇琅墩村村民委员会土地租赁合同案，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诉讼：请依法判令被告强行终止租赁合同，给原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44446.44元，并承担违约责任，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2006年7月12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原告王成阳被告琅墩村民委员会也系所诉主体错误。”“驳回原告王成阳的。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成阳负担。”

事件回放

2000年12月12日，第二次创业的王成阳与新沂市新安镇琅墩村的前身墨河村村委会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琅墩村将一级公路南侧蛇厂西侧土地28亩租给王成阳作种植、养殖、办厂使用，租期15年，每年租金7000元。合同还作了许多具体约定。

合同签订后，王成阳如期向琅墩村交付租金，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这块让他寄以希望的土地上，利用一切资金渠道对承租土地进行投资和整理，动员全家老小，进行打井、修渠、铺路。种油桃、杨树、银杏等树种，养鸡、鸭、猪等畜禽，修建围墙、简易房、厕所、圈舍，实施生态种植和养殖。眼看着果树开花结果，经济林成材，良种畜禽适应生长，付出的劳动已逐步开始回报，王成阳一家人喜在心中，笑在脸上，附近熟悉的村民都夸他能干，把他作为心中的创业榜样向他学习，向他请教技术。

然而，没有任何迹象，2004年10月14日，琅墩村主要负责同志带着新沂开发区管委会人员找到王成阳告之，2005年1月，徐市新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因建设徐州统一羊毛制品有限公司需要，征用琅墩村民委员会土地，王成阳承租的土地即属被征地范围，收回租赁土地，解除租赁关系。

王成阳认为合同约定15年，不同意解除。从2004年10月14日起，琅墩村就不断地以开发区要地和拿市领导决定为由向他施加压力，琅墩村还单方面委托新沂市价格认证中心对租赁土地上附着物作价188135元，并且告诉王成阳这是根据徐州市政府的（2004）84号文件规定计算出来。因没有看到土地征用的通告和批文，王成阳还给新沂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既支持政府工作但也希望得到维权的思想，一直做着维权的抗争。但是，从2004年10月14日起，他的工作和生活的秩序都已被打破，一直到2005年11月9日，疲惫中的王成阳只得照数领取琅墩村单方面委托新沂市价格认证中心对租赁土地上附着物作价的款额。

但事后王成阳对照徐州市政府发［2004］84号文件规定的标准，发现新沂市价格认证中心对租赁土地上附着物作价的款额少算许多；再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如果继续承租满15年，即使按照现时物价计算也可获得收入90多万元。

王成阳多次找到琅墩村要求增加赔偿，但琅墩村以及它的上级管理单位新沂开发区管委会总以种种理由推脱，王成阳只得寄希望于法律，依法。

所判非所求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因而，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

但事实上王成阳的要求并不是对补偿标准有异议，而恰恰是要求人民法院通过法律手段，依法要求琅墩村真实地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进行补偿。

江苏省律师协会刑辩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先进律师庄稼人认为，法院裁定认为王成阳对市政府制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有异议，不符合王成阳的诉求，是所问非所答，是游离于人诉状之外假设一个命题，然后再判断这个假设命题的错误，这就歪曲和改变了人的真实意图。

琅墩村强调出租土地被国家征用就应当立即解除合同，并且可以强行解除，是否合法合理？《土地管理法》规定，凡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要经过严格的申报和批准手续，此案涉及的土地必须经过省级国土厅批准，而且要公告，要有批文，不是县级国土局出一个证明就能认定的。

本案租赁合同，经过法庭审查属于有效合同，既符合法律规定，又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但是，本案出租方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除合同，而是单方强行解除，构成违约。依照《合同法》规定，合同一方违约的，应赔偿对方经济损失，包括履行合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王成阳的请求是符合这一规定的。

琅墩村合约不履行不符合法律中不可抗力的规定，琅墩村始终不能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义务的证明，而此案中的土地征用并不是不可抗力构成要件。

合同条款如何理解

“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第十一条约定‘若因国家或上级政府部门征地需终止合同的，需征地部门或单位承担给乙方所造成损失。’该解决争议条款从文字解释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因征地发生纠纷后，由原告王成阳找征地部门解决，实质上是放弃了对该案被告琅墩村民委员会实体上的请求权和程序上的权。因而，原告王成阳被告琅墩村民委员会也系所诉主体错误。”

合同第二条第一项“租期为壹拾伍年”，第十项中再说“本合同为十五年不变合同，双方不得反悔”；第五条第一项“乙方如不租满十五年，仍然要支付十五年的租金”。意思很明了，那就是乙方不想租也要租；第四条第三项“如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甲方应按乙方所交租金的十倍赔偿。”是按一年交的租金十倍赔偿，还是按已交租金的总额的十倍赔偿？

第十条“若因国家或上级政府部门征地需终止合同的，甲方应和需征地部门或单位共同承担给乙方所造成损失”。其中“甲方应和”及“共同”被用两道黑线划了，就成了法院裁定书中的内容：“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第十一条约定‘若因国家或上级政府部门征地需终止合同的，需征地部门或单位承担给乙方所造成损失。’”

可以看出，这份合同签定的时候气氛是友好的，不然不会随意改动，也不会有诸多文字的不严谨，条款中语气包含着当地民众平时处理经济事务的习惯。其实，依据双方签定的合同，王成阳想的理由并不少，当然这又要看主审法官怎么理解了，个中端倪外人无法想象。

那么，被用两道黑线划后的“若因国家或上级政府部门征地需终止合同的，需征地部门或单位承担给乙方所造成损失。”真实意思是什么？是真的在第三方对合同中的土地征用的时候，给王成阳造成的损失与琅墩村无关，由王成阳直接向第三方要求赔偿？还是与当地民众平时处理经济事务习惯相吻合的意思：第三方给王成阳造成损失，由合同双方共同算好帐，向第三方索赔，由第三放把钱先给琅墩村，然后再由琅墩村转移支付给王成阳？或者琅墩村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手续，由王成阳向第三方索取？土地不属于个人的，这是文盲都知道的事情，难道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王成阳不知道？

中华律师协会会员、法律学者王志敏认为，哲学是诸科学的结晶，它重要的特征就是用联系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法律也不例外。不用联系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断章取义，就事论事，把互不相联的事实相加，或把互相联系的事实分割，那么，对事，可以颠倒黑白；对人，可以好人说成坏人，也可以把坏人说成好人。

从相关联及客观存在的事实上可以看出，在针对第三方的问题，王成阳与琅墩村应该是利益共同体，即便他们获得的利益需要按合同向对方转移或分割。

关于王成阳与琅墩村之间的经济纠纷案，把整个合同的条款、地方处理经济事务的习惯、签定协议时的互相友好、实际利益的共享等等因素联系起来，不管是通过调解还是法律诉讼都应该不难解决。

补偿结论悬殊太大

同样一块地，同样地上附着物，同一个标准，计算的结果,却有着太大悬殊。

江苏省新沂市价格认证中心先是结论为179425元，王成阳对此鉴定结论持有异议，要求补充鉴定，新沂市价格认证中心于2005年9月29日对原告王成阳申请补充鉴定作出答复，调整后的总补偿金额为188135元。

江苏省连云港港城司法会计鉴定所接受委托，对此案中附着物的补偿费用作了司法鉴定，得出的结论是：王成阳承租土地上的应得补偿费用为320557.10元。与新沂市价格认证中心补充鉴定结论相差132422.10元。

案中几许玩味

琅墩村在答辩状中称，和王成阳签定租赁合同的是“新沂市新安镇墨河村”，而自己是“新沂市新安镇琅墩村”，不应该成为诉讼主体。能证明这两个村是同一个主体，琅墩村的律师应该知道这其实并不难，但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上这答案明了的条款。在琅墩村因为此案涉及的问题给新沂开发区管委会的便信中写到：“因开发建设需要我村（原墨河村）在200年12月12日与王成阳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双方协商达成共识自愿终止合同。”这不仅是为了官司的应诉，也反映了一种心态。

此案中涉及的土地是否有具有批准权部门的核批手续？如果有，国家明确要求公告，为什么不公告？是否以租代征？此地块多少钱一亩？开发区到底给没给村里钱？如果没给，为什么没给？如果给了，给多少，又给了谁？里面是否还应该包括王成阳按规定应得的损失补偿及未来受益的那部分？

篇10

本文从调解的涵义开始分析，引出全文研讨的主题是法院调解。首先从

法院调解的概况分析，分别对调解制度的性质?沿革?地位?作用以及自愿原则?查明事实与分清是非原则?合法原则这四项调解的基本原则做了阐述。随后联系法院调解工作的实际，针对当前调解制度存在的四种弊端，列举出 “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制促调”?“以诱促调”? “无效性调解”?“判决式调解”?“无原则的调解”的错误调解现象，进而分析其存在的原因，挖掘其出现的根源，对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七项建议，即: ⑴树立正确的认识观； ⑵改革体制； ⑶设立庭前调解； ⑷改现行动态调解程序为静态调解程序； ⑸充分运用一切有利因素； ⑹增设惩处恶意调解的规定； ⑺将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全面纳入审判监督。最后对调解制度的发展提出美好愿望。

关键词：民事诉讼 法院调解 原因 弊端

调解是一种双方当事人在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通过合意解决纠纷的方式，其基本特征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是否进行调解、如何进行调解以及是否接受调解结果都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选择。调解包括民间调解和法院调解两种类型，民间调解是指法院调解之外的调解民间纠纷的各种方式，传统社会里通常称为“息事”或“和息”，当代中国民间调解主要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乡镇法律服务所调解、律师调解、家族调解、亲友调解和邻里调解等方式；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又称法院调解，是指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发生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自愿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法院调解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思想疏导工作的活动；二是指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主持和引导当事人用平等协商的办法解决纠纷，达成协议，终结诉讼的一种方式。法院调解制度是建立在当事人处分权基础上的，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和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 本文所重点分析探讨的仅指法院调解，即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概况

1、法院调解的性质

对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我国民诉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以我国民事诉讼法专家江维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赞同以审判权与处分权相结合来界说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认为当审判权和处分权这两种权利(力)发生冲突时，当事人的处分权通常应居于支配地位。我个人认为:要论审判权和处分权如何行使，哪个居支配地位，主要需结合案件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和案情进展情况。故在法院调解制度中，审判权与处分权常会发生冲突，在两权发生冲突时，法院受自愿原则的制约，不得将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当事人，必须接受当事人做出的决定，调解是在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调解活动是法院对案件审理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必须得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当事人同意接受法院的调解和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后达成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依据处分原则，对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所做出的处分。因此，法院调解的过程又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过程。

2?法院调解的沿革?地位和作用

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工作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和时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民事审判工作中，就已经提出和推广了“调解为主”的方针。1982年制定民事诉讼法（试行）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这一规定将“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进行调解”，但在实施时，有的审判人员把着重调解理解为偏重调解，以调解率的高低衡量是否贯彻了着重调解的原则，有的法院甚至在每年的工作计划中规定民事、经济案件调解的比例，达不到规定的要求，即失去评比先进的资格，有的甚至扣发奖金。造成有些审判人员为了完成调解指标，违背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鉴于审判实践中在执行着重调解原则时存在的问题，我国立法机关在对《民事诉讼法（试行）》进行修改时，去掉了“着重进行调解”。《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这就是现行的法院调解基本原则。

现在， 法院调解制度在诉讼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不仅用于第一审程序，而且适用于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从审判实务看，调解又是法院运用得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手段。在法院每年审结的民事案件中，大约有2/3以上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

作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调解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之中，但法院调解与其他调解制度有根本的不同，法院调解能够迅速?彻底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也有利于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保持双方的团结与合作，对国家来说，法院调解是一种低成本处理民事纠纷的方式，有利于节约国家的司法资源，与法院判决相比，矛盾解决得快，更有利恢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和睦与团结，使双方原有的业务关系，合作关系不因诉讼而终结。以上可以看出调解制度在我国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国的民事审判调解制度也被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经验”。

3、法院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

法院调解应当遵守以下三条原则:即自愿原则，查明事实?分清事非原则?合法原则。

自愿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当事人自愿原则应当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自愿和实体意义上的自愿。前者是指当事人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方式解决他们的纠纷，或者同意人民法院为他们做调解工作解决纠纷。后者是指当事人双方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结果。

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案件事实清楚，才能分清是非曲直，明确当事人的责任，才能有理、有据地说服教育当事人，才能结合案情，正确贯彻执行政策法律，保证案件质量。

合法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合法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人民法院调解案件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如调解案件时，双方当事人都要到场，认真听取当事人意见，主持调解的审判人员严格依法进行调解等。二是调解达成的协议内容合法，即调解协议符合法律和政策，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等。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必须认真进行审查，对于协议内容违反法院规定，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的，不能允许，并且应当指出其违法和错误所在。法院调解必须符合程序法的规定，是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做调解工作，必须按照民诉法规定的原则?制度和程序进行，有的审判人员认为，用调解方式解决案件，可省去许多必要程序，这种看法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精神的。

这三条原则对法院的调解活动都具有指导作用，但这三条原则并非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中间居核心位置的是自愿原则。 <<民事讼诉法>>明确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当事人自愿，不得强迫”，即程序意义上的自愿和实体意义上的自愿，从审判实践来看，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定是实现了当事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当事人一方放弃或减少某些诉讼请求，或者对方在实体权利上作某些让步，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必须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的结果，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不是审判人员强迫?压服的结果。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是做好调解工作的根据和基础，案件事实清楚，才能分清是非曲直，明确当事人的责任才能有理?有据地说服教育当事人，才能结合案情，正确贯彻执行政策法律，保证案件质量。合法原则是做好调解工作的保证。

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现状导致的种种弊端

1、违背调解的原则

一些审判人员，在主持调解当中，对于谁是谁非，心中无数，一味地“和稀泥”，无原则调解，造成当事人思想反复而久调不决；一些审判人员反复劝说当事人做出让步并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形成“以劝压调”；一些审判人员在当事人不接受调解时，故意将案件搁置起来，使当事人为求得纠纷的早日解决，不得不接受调解，形成“以拖压调”；一些审判人员在主持调解中，暗示当事人如果不同意调解解决，判决结果必定对他不利，形成“以判压调”；一些审判人员主持调解，利用法律上的优势地位和当事人对他的信赖，故意向当事人发出不真实的信息，使当事人误认为调解比判决更符合自身利益。接受调解协议，形成“以诱促调”。

2、桎梏于原则的调解

一些审判人员， 在调解工作中一味坚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死抱法条、僵硬理解，即使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己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了一致协议，对纠纷的是非曲直也不再进行追究，仍然认为尚有某些事实未能查清，而不同意以调解结案。看起来是为了维护程序与实体上的公正，实质上则是对实现调解正当性的阻碍。不仅增加了诉讼成本，而且影响了办案效率，也给当事人带来了讼累，降低了调解的效率，形成“判决式调解”。

3、不稳定的调解

《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三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审判实践中，调解书往往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按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以最后一方当事人的签收时间作为调解书的生效时间，那么，后一方当事人签收时就能够更充分地对调解书内容进行利弊权衡，造成客观上的不平等。同时，先签收一方的当事人往往不清楚后一方当事人的签收时间，而影响了其对调解书生效时间的认定，一旦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该调解协议，先签收一方的当事人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对调解书的生效时间往往不能准确地提供给法院，从而使调解协议的生效时间无法确定，也使调解协议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从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形成“无效性调解”。

4、无原则的调解

一些审判人员为了追求使双方当事人尽快达成妥协，而对已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常常表现出视而不见。如对当事人逃避税收问题，违法经营问题等等，既不直接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也不建议有关部门追究责任，甚至有时将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当作迫使当事人达成协议的筹码，使违法违规行为通过法院的调解逃避了制裁。

笔者认为，要革除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 就应当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诉讼的正当性与效率性的辩证关系，处理好调解与判决的冲突，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不使调解给判决获得正当性即判决正当化构成障碍，又不使强调判决正当性而对调解解决纠纷的效率性构成障碍。从调解制度的本身看， 当事人的合意是最本质的因素，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产生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弊端的原因

在审判实践中，调解常常未能臻其理想状态，并造成许多难以克服的恶果，究其原因，应该归结为过去对调解制度认识上的偏差以及由此导致的立法、政策上的错误做法。

1?认识上的偏差

建国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十六字方针”（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一直被奉为我国民事审判的最高指导原则；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秉承根据地的传统也规定了“着重调解”原则；1991年民事诉讼法虽然删除了“着重调解”，代之以“调解应自愿合法”，但政策上仍倾向于提高调解结案率，并对调解成效突出的法官予以奖励和提升。在这种环境下，调解的合法和自愿原则很难得到普遍遵守。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往往带有调解偏好，以致于对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不注重审查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使调解的合法原则流于形式。有的法官在案件事实不清，当事人责任不明的情况下，无原则的“和稀泥”，或者“各打五十大板”，要求当事人作出不应该的让步；有的法官不能正确看待合法原则与自愿原则之间的关系，只强调当事人自愿原则，怠于行使自己的职责，只要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不看有无违法之处，就予以确认，制作调解书；有的法官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作风简单，业务素质不高，办理民事诉讼案件图省时、省事、省精力，片面追求结案率，给当事人进行恶意调解以可乘之机，只要当事人提出条件，根本不分清是非，一味做另一方当事人的工作，把一些与案件无关的要求都写入调解协议之中，堂而皇之地归于当事人的处分行为。

2、现行法院调解制度设置上的缺陷

其一、审判实践中，主持调解的法官往往就是最终的裁判者，由于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兼具调解者和裁判者的双重身份，为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法官在主持调解活动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当事人施加压力，调解的自愿原则得不到充分保证；其二，调解没有时间限制，法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进行调解，这就给法官以拖促调甚至违法调解提供了便利。

3、对恶意调解缺乏惩治依据。

为确保民事诉讼依法公正进行，现行《民事诉讼法》和《刑法》都对妨害民事诉讼的一些具体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但在法院调解中，由于不存在裁判环节，一旦出现违法行为，都无法依据有关法律条款进行惩处。正因为此，个别当事人和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进行恶意调解，才会有恃无恐。

4、对法院调解监督乏力

为确保民事诉讼合法公正，现行《民事诉讼法》设立了审判监督程序，但该程序偏重于对判决、裁定的监督，对调解的监督明显不力，仅在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上述规定，不仅是对调解书的再审条件规定过严，而且完全排斥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调解书的主动监督。一九九三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可否再审问题的批复》[（1993）民他字第1号]，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人民法院如果发现确有错误，而又必须再审的，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精神，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上述规定，虽然赋予了人民法院对民事调解书的主动监督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难以有效执行。近年来，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活动中，尝试对民事调解活动进行监督，对一些确有错误的已生效的民事调解书，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提出抗诉，而法院往往以《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只能“……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为由而不予立案。

四?对改革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几点想法

笔者认为，要革除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 就应当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诉讼的正当性与效率性的辩证关系，处理好调解与判决的冲突，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不使调解给判决获得正当性即判决正当化构成障碍，又不使强调判决正当性而对调解解决纠纷的效率性构成障碍。从调解制度的本身看， 当事人的合意是最本质的因素，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具体到实际工作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树立正确的认识观

近一步提高审判人员的认识，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意识和责任。特别是对年轻审判人员要加强教育，不断增强大局意识、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牢固树立审判工作“公正与效率”的思想，既要反对“以劝压调”、“以拖促调”、“以利诱调”等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当事人意思的做法，又要克服就案办案的思想，充分利用调解等各种有利于矛盾彻底消除的方式，促进社会安定发展，力求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2、改革体制

改职权主义为主的调解模式为当事人主义为主的调解模式，赋予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更大的自，减少法官对调解的干预，变职权主义为主为当事人主义为主，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愿。

3、设立庭前调解

对那些案件事实清楚、争议不大、易于履行、当事人能自愿接受调解的简易民事案件和小数额经济纠纷案件进行庭前调解。法院可在立案庭内部设调解组，根据立案特点，当事人在递交诉状交纳诉讼费时，对需要调解的案件，负责排期、送达的法官即通知当事人到调解组，由调解法官负责向当事人送达有关诉讼文书，同时通过与当事人进行接触，了解情况，进行调解。对当庭履行或离婚调解和好的案件，由调解法官记录在案，告知当事人不再另行制作调解书；经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法官立即与排期法官联系，确定开庭时间、地点，直接送达双方当事人，将案件转入审判流程管理，由业务庭依法定程序进行审理，调解法官应把庭前交换的证据、查明的事实、双方争执的焦点等情况附在案卷上一起移送审判庭。可同时规定，被告的答辩期即为庭前调解的时间，答辩期满，无论案件是否有可能调解，都要按时将案件纳入审判流程管理。应该注意的是，调解法官一定不要是最终的裁判法官。

4、改现行动态调解程序为静态调解程序

按现行调解制度，无论是法院开庭前，还是庭审期间，只要当事人接受，都可以进行调解。这种做法，必然导致法官只关心当事人对案件的态度，而不注重对案件事实的审查，会使许多案件在事实不清、当事人责任不明的情况下，草率地以调解方式结案，难以保证调解协议的公正、合法性。为此，应将现行调解程序由动态改为静态，即规定除庭前调解以外，调解只能在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案件事实已基本查清后才能进行，对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及时进行判决。同时，因现行调解活动的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笔者主张调解期限以15日为宜，以确保民事诉讼活动能在民诉法规定的审理期限内顺利结案。

5、充分运用一切有利因素

人民法院开展调解工作中，根据案件的需要，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有关单位和个人，主要指当事人所在单位和他的亲朋以及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个人。这种方法本身是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但实际在法院调解中，却运用的很少，其实邀请相关单位和群众包括当事人的亲朋好友，协助人民法院调解，有利于说服教育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调解协议，他们在调解当中所起的作用往往是我们的审判人员所起不到的。

6、增设惩处恶意调解的规定

民事诉讼中的恶意调解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集体、国家的利益，而且严重危害着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对现行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补充完善，增设对恶意调解的处罚条款，能确保对恶意调解行为的打击有据可依。一是在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中增加一款，规定“对诉讼参与人在调解活动中伪造、隐瞒事实或恶意串通，损害当事人一方合法权益和集体、国家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在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中增加一款，规定：“在民事调解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进行调解，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造成当事人一方合法权益和集体、国家利益重大损失，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三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规定的追究范围中增加一条，规定：“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进行调解，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应当追究审判人员的责任。”

7、将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全面纳入审判监督

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和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在法律效力上是同等的，因此，在审判监督程序的有关法条中，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应与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相并列。一是放宽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将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纳入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即“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二）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二是加大人民法院对民事调解书的监督力度，将人民法院对调解书的监督增加到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中，即“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三是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的监督权，将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八十五条补充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二）原判决、裁定、调解书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或违反法律规定的；（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调解的；……”

综上我个人对调解制度的粗浅认识，可以看出，社会变迁的要求和发展趋势己经表明，法院调解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将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在当前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中，除了应继续改革和完善审判制度以外，对调解制度也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对于一项具有优良传统的经验制度，只有依法赋予其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才能够促使其与时代同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经验”焕发出耀眼的法治光芒，在推进实现依法治国方面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结　束　语

此次撰写毕业论文，洛阳广播电视大学的各位老师以及论文指导张广修老师给予我了大量的帮助，尤其是指导老师崔自力老师细心教诲，耐心指导，解答疑问，使我能够按时圆满地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工作。在此，我对各位老师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深深地谢意！论文对调解制度进行了一定深度的分析，但是仍存在诸多的不足和需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恳请各位尊敬的老师，给我多提宝贵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王怀安主编的《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1996年出版。

［2］ 单长宗、刘印深、段思明主编：《中国现代法学论丛与审判案例要览》，2001年10月出版。

［3］ 棚濑孝雄著：《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 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5］ 章武生、张其山：《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载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6］ 许小澜　庄敬重《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及其改革》

［7］ 常怡、贺彰好、郑学林：《中国调解制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8］ 王松：《刍议法院民事调解制度》，选自北大法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