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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金融危机；金融脆弱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6－0121－08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础，由此也揭开了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的帷幕。与此同时，为摆脱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窘境，主张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成为发达国家金融改革的主流。于是，金融自由化就成为了世界金融改革的主流内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发，且主要出现在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由此人们不禁要问：金融自由化是否就意味着风险？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必然会发生金融危机吗？而政府又应如何推进金融自由化？

针对上述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扩展、反对与完善M-S的理论、有关金融脆弱性的现论研究、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金融自由化排序理论。本文依照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发展及其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系统介绍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

一、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

麦金农和肖在格利和肖、戈德史密斯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格利和肖①是最早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一批学者，他们开创性地指出，发展中国家不成熟的金融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并得出结论：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金融发展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1]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为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1973年麦金农和肖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部著作中，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现状进行剖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麦金农的互补性假说揭示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内在原因，以及如何在不造成较大的社会与经济代价的前提下实现金融自由化。在两个经济学假设②前提下，储蓄倾向会强烈地影响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而在任何确定的收入水平下，实际货币余额与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性。麦金农认为，投资与实际利率水平也呈正相关。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实行利率管制，实际利率被压得很低，因此会出现因实际货币积累减少而阻碍投资进行的情况，从而使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肖的债务中介观不认为实际货币余额与投资之间有互补关系，而认为这种互补关系是经济单位局限于“自我融资”的结果，即只要金融中介发挥作用，经济单位就不会仅限于自我融资。他强调银行体系自由准入和竞争的重要性，并将此作为金融自由化成功的前提。肖同时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合乎逻辑的发展道路就是解除对利率的人为抑制，深入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3-4]

根据M-S模型，在利率受到压抑的情况下，储蓄水平下降，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不能获得，有效率的项目可能无法获得资金，从而使得经济总体水平无法提高，同时还滋生了银行业的腐败与低效率。解决这些相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利率管制，③让市场机制来决定利率水平，同时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度干预。麦金农和肖都倾向于实行金融自由化，并提出了系统的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的基本模式，主张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这是麦金农和肖金融深化理论的一大突出贡献。

但是，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只注意到货币在集聚金融资源中的作用，忽视了金融体系通过信息生产有效配置资源及管理风险等功能。在其理论中，经济依然被割裂为实质部门和金融部门，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发展只能影响资本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大大削弱了其理论的自身价值。

二、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扩展

以1973年麦金农和肖的经典著作出版为标志，“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正式形成。此后，许多经济学家在麦金农和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进行了诸多重要拓展。理论界将这些研究成果称之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扩展。④

1. 卡普和马西森的投资规模理论

Kapur（1976）和Mathieson（1979）的论述一改封闭经济状态的前提，主要集中在开放经济状态下，并且突出了金融机构在影响储蓄规模上的作用。此外，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经济增长及经济稳定这三者的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5]

2. 加尔比斯的投资效率模型

Galbis（1977）认为，即使总的实际存款对利息没有弹性，高利率仍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因为高利率能使资本存量在质量上得以改善。我们可以将其理论精髓概括为：金融自由化是通过改善投资质量来提高经济绩效的。[5]

3. 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⑤是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其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继罗默、卢卡斯之后，理论界掀起了有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讨论的，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学术价值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新强调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了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都是内生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为进一步研究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Marco Pagano（1993），他运用“AK”模型对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发展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富有价值的研究，认为实施金融自由化（最初步骤是解除利率管制）可提高储蓄水平和投资效率，增加流向产业部门的可贷资金量，从而提高银行效率，改进资源配置效应，促进经济增长。[5]内生金融增长模型所探讨的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发展，对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情况下的动态变迁路径没有提供任何深入的分析，这是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

上述理论为金融深化理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为金融深化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实践带来了巨大灾难――金融危机。理论主张与实践检验的巨大冲撞激发了人们对M-S理论的质疑，结果导致M-S理论的反对派――新结构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制度主义等流派的相继诞生。随后，麦金农不得不对其理论重新进行修正，于1993年提出了金融控制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又产生一个新的流派――金融约束论与M-S理论相抗衡。

三、反对与完善M-S的理论

1. 新结构主义理论

为了能够多角度认识金融自由化实践的失败，以及对金融部门提供有益经验，新结构主义者Van Wijnbergen（1983）、Taylor（1983）和Buffie（1984）等对金融自由化的逻辑首先提出了质疑，开始分析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独特制度结构。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现代意义的正规金融市场（正规信贷市场）和落后的场外金融市场（非正规信贷市场）并存。由于正规金融市场要缴纳法定准备金，所以会发生资金“漏损”。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保护好已经效率很高的非正规信贷市场，而不要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6-8]

2. 金融约束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由此Stigilitz（1981，1996）提出金融约束论，发起了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猛烈攻击。他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不完全信息或不完全市场，因此不具有帕累托效率。在那里，有限的政府干预能大大提高单个经济体的效率，因此政府干预不但能使金融市场运行得更好，还会改善经济绩效。他特别主张通过政府干预使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水平，并认为适当的金融压制反而能够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引起利率迅速上升的金融自由化不仅会导致银行贷款投资的恶化，还会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由此推论出，因金融自由化而导致的利率上升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罪魁祸首。[9-10]金融约束论提出后不久，1997年东南亚国家便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该理论立即得到了相当部分人士的赞同，但也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特别是极力鼓吹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经济学家的批评。

3.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

对于金融自由化理论的科学性，凯恩斯主义也提出了批评。该理论反对实行以高的实际利率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主要从有效需求的观点来反驳M-S理论。该理论认为：高的实际利率因增加了企业筹资成本或超过企业实际利润率而必然抑制投资，投资的缩减将通过乘数效应降低经济增长率；实际利率提高后，实际储蓄可能增加，从而导致居民的实际消费下降，减少社会消费需求；金融自由化往往伴随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放松和自由化，外资流入追求高收益，通常会导致汇率高估，抑制出口，使出口需求下降；实际利率提高可能使银行减少项目融资或促使银行从事高风险项目融资，这样容易引发银行亏损，增加金融业的不稳定性。[11]

4. 新制度主义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麦金农和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坚持的仍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而作为金融市场中降低交易费用的经济组织形式――金融机构，在金融深化过程中的作用被严重地忽略了。也就是说，M-S理论忽视了制度的作用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新制度学派区分了需求引致型金融和供给主导型金融。他们认为，金融供给及金融机构能够自主地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特别是对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更是如此。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是否一定导致资金来源短缺、投资不足等问题，还取决于银行行为和市场结构。新制度学派认为，在利率不上升的情况下，金融深化也可能出现，从而否定了金融自由化的必然性。[12]

5. 金融控制论

鉴于拉丁美洲国家激进式金融自由化的失败，麦金农对其金融自由化理论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了“金融控制论”的观点。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应适当控制节奏，要循序渐进。然而，并非所有的新古典主义学者都同意这一观点。雷特和桑德勒简（1990）提出，采取渐进式自由化改革会导致自由化自身的扭曲，并且增加这个过程中政治支持能力的难度。更为普遍的观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政治意愿将会衰减，因此，在改革的政治热情尚未退却时立即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效果会更好一些。[12]

新结构主义等流派的诞生及金融控制论、金融约束论的提出，对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危机爆发，从外因角度有了一定的解释力，但又有各自的局限性。这些理论假设比较贴近现实，提出的政策主张比较符合各国的实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理论研究和金融发展实践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但这些理论对金融体系发展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金融发展不当所导致的危害认识不够，既没有很好地研究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没有研究金融发展转化为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机理。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传统的从外部宏观经济角度来解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这迫使人们从内因的角度即从金融制度自身来解释新形势下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融脆弱性概念应运而生。

四、有关金融脆弱性的现代研究

金融脆弱性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20多年来对该问题的研究虽日益深入，但尚处于一个比较初期的阶段，对金融脆弱性的含义、分类存在着不同的看法。Minsky（1982）最先对金融脆弱性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解释，⑥形成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金融内在脆弱性是金融业的本性，是由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所决定的。[13]这在早期得到了理论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狭义的金融脆弱性，以区别广义上的金融脆弱性。⑦

Stiglitz and Weiss（1981）、Bernanke and Gertler（1990）、Mankiw（1986）认为，有关经济出现严重信贷紧缩以及作为其结果出现的经济紧缩现象，都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14]1991年Mishkin提出“不均衡信息论”，认为借贷者之间的信息不均衡将导致债务契约、名义道德公害和反向选择等问题。Hellman、Murdock and Stiglitz（1994）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15]Davis（1996）提出“监测预警论”，认为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信贷市场或资产市场架构和流量发生无法预测的变化，使金融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这种危险反过来又不断地威胁着支付机制及金融体系提供资本的能力。他建议引进更多的金融监测和业绩评估系统，以避免由于个人投资决策失误而引起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16]Kaminsky和Reinhart（1996）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由于从国际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其贷给本国借款者，本国银行就承担了外汇风险。[17]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金融脆弱性的研究出现了新的。Kregel（1997）引用了“安全边界说”（Margins of Safety）来解释金融的内在脆弱性。他指出，即使银行和借款人都是非常努力的，但这种努力也是非理性的，对于金融脆弱性也是无能为力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理性运作的自然结果。[18]Krugman（1998）认为道德风险和过度投资交织在一起，导致了银行的脆弱性；而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的隐形担保和裙带资本主义，也是导致脆弱性的主要原因。[19]Mckinnon and Pill（1998）的研究强调了过度借债的作用，特别是当非银行部门出现盲目乐观时，会出现信贷膨胀导致宏观经济过热，从而导致银行系统的不稳定。[20]Corsetti、Pesenti and Roubini（1999）则认为，投资者意识到银行与公司债务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才会引发金融危机。[21]Demirg-Kunt and Detragiache（1998）的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降低了银行特许权价值，进而加大金融脆弱性。[22]Stanley（1998）指出，资本流动可能会不断地引发金融危机。Krugman（1999）提出“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的概念。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中存在着市场操纵，从而形成金融过度。金融体系在金融不稳定中发生崩溃，并非是由于先前投资行为失误，而是由于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导致金融体系可能发生崩溃的直接原因，是低边际进口倾向和相对出口而言的大规模的外债。[16]Koskela and Stenback（2000）构造了银行信贷市场结构与风险关系的模型，认为通过贷款市场的竞争来降低贷款利率，不但有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不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而且有利于银行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也使社会净福利得到增加。[23]

形形的金融脆弱性研究，对人们认识金融危机的内因提供了较好的认识渠道。但是，现代金融脆弱性理论的研究是以实体经济波动规律为基础的，虽然对解释传统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可贵的价值，但是随着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运行模式的改变，金融脆弱性理论难以解释新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它们既无法解释虚拟经济中经济主体的异常行为，也难以说明影响金融脆弱性的各种短期因素的作用。随着原有理论解释力的不足，现代金融脆弱性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

由于近代金融危机频发，原有理论已无法解释危机引发的复杂性，由此理论界提出了第三代、第四代金融危机模型。它们均是以“脆弱论”为核心，来研究危机爆发的原因。

五、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

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一直比较平稳，没有发生过较大的货币危机，所以危机理论一般围绕着“经济危机”开展，关于货币危机的理论则是零星而不成体系的。

1. 第一代、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⑧

克鲁格曼于1979年提出了关于货币危机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流派，并由Fload和Garber在1986年建立了线性模型加以完善。⑨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拉丁美洲的货币危机。该理论认为，政府过度扩张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基础恶化，它是引发对固定汇率的投机攻击，并最终引爆危机的基本原因。[24]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投机性资金流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大，往往在经济基本面还比较健康时，也会引发货币危机，于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投机者之所以对货币发起攻击，并不是由于经济基础的恶化，而是由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所导致的。固定汇率制是否能够维持，是政府和投机者各自权衡成本收益比较分析的结果。[24]

2. 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

针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新特性，理论界提出了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该理论开始跳出汇率机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宏观经济分析范畴，着眼于金融中介、资产价格变化方面，强调金融中介在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的作用。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还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其主流观点有以下五种。

（1）道德风险论。在金融危机中，“道德风险”⑩表现为政府对存款者所作的担保（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使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很高的投资行为，造成了巨额的呆坏账，引起公众的信心危机和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危机，最终导致金融危机。麦金农和克鲁格曼是这种观点的重要代表。道德风险论的结论是：政府隐性担保导致的道德风险是引发危机的真正原因，货币价值的波动只不过是危机的一种表现而已。[25]

（2）基本因素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对传统的基本因素论进行了修正，增加了其解释力。Dominick Salvatore和Corsetti、Pesenti、Roubini等学者就是这一学说的重要代表。其基本论点是：第一，一国的基本面因素是决定危机是否会爆发的最关键的因素，是导致危机蔓延和恶化的根本原因；第二，基本因素的恶化包括外部不平衡和内部不平衡，可以由多重宏观和金融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进行量化，据此可预警危机的爆发；第三，基本面因素不能准确地预测出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但能表明危机的趋势；第四，在许多条件下，投机攻击、政治危机或政治问题是金融危机的催化剂。[25]

（3）金融恐慌论。Dybvig-Diamond（1983）等经济学家指出，“金融恐慌”{11}会导致并恶化危机。美国经济学家Steven Radelet and Jeffrey Sachs在1998年对金融恐慌论进行了修正。新一代金融恐慌论认为，恐慌源于一国的基本面恶化，由一系列突发性金融和经济事件引发，并由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危机的处理不当而不断膨胀，导致大规模的资金外流，最终导致并恶化危机。同时，金融恐慌论还提出了政策建议：要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以防患于未然；国际金融市场必须由一个公平有效的组织充当最后贷款人，及时防止金融恐慌的爆发和扩大；政策制定者必须全面而又谨慎地制定和采取措施，并在危机初现端倪时采取微调的手段，防止因短期行为对市场情绪产生不利的影响。[25]

（4）危机传染模型。危机传染模型强调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这类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银行同业市场中流动性危机的传染。Chen（1999）的模型说明，由于需求存款合同所导致的收益外部性和信息的溢出效应，即使帕累托最优均衡或基于协调失败的银行挤兑均衡不会发生，流动性危机也会在银行之间进行传染；Freixas、Parigi and Rochet（2000）的模型说明，就银行系统的传染风险而言，“分散借贷”结构比“信贷链借贷”结构有更强的稳定性；Dasgupta（2000）认为，债权人银行将来的收益是债务人银行经营绩效的函数，这种溢出效应使得银行之间的传染成为可能。二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传染。Kodres和Pritsker（1998）认为，信息不对称和跨市场套期保值能力是金融危机传染的根本原因；IMF（1998）认为，大型全球性机构在许多不同市场和国家进行经营，产生了在似乎不相关市场之间出现溢出效应的潜在可能性，而该效应是金融危机传染的原因；Masson（1999）则在简单两国模型的多重均衡基础上，讨论金融危机的传染机理，证明了“季风效应”{12}和“波及效应”的存在；Hausken and Plümpler（2002）认为，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与流行病在人群中的传染有相似的机制。[26]

（5）“外资诱导型”货币危机模型。World Bank（1997）和Calvo（1998）提出了由外资导致的货币危机模型，认为大规模外资的流入、波动和逆转是导致货币危机的重要原因，强调外资通过银行业信用过度扩张这一传导机制，使本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业脆弱性增强。[27]Chang and Velasco（1999a，1999b）提出，当一国经济有外国资本输入时，短期外债是国外投资者之间协调失败的根源，使经济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均衡。[28-29]

3. 第四代金融危机模型（雏形）{13}

2000年初，克鲁格曼和Aghion先后在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他们认为，如果本国的企业部门外债的水平很高，外币的风险头寸越大，资产负债表效应越大，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第四代危机模型可能是一个更一般的金融危机模型。这一模型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指出了对国内资产价格的信心效应，就可以导致由自我实现的悲观主义引发的投资崩溃和金融危机。[30]

第一代、第二代危机理论由于各自所存在的缺陷，虽然对当时所发生的金融危机有着一定的解释力，但对于经济全球化下所发生的金融危机则无法解释。从总体上看, 第三代模型虽还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分析范式，尚不能对金融危机有全面的经济解释，但在发展倾向上存在一些共性：把金融危机置于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周期框架中来理解，这对于理解现代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复杂性有着一定的解释力。不过, 这些新的理论大多把政府的政策目标外生于理论模型, 从而同样不能解释清楚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四代金融危机模型虽然还只是一个雏形，但其可能会是一个更一般的金融危机模型，这对分析及应用来讲将会更加方便。

从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来看，理论本身的解释从简单一般――复杂――更加一般化，正是适应于经济发展所引致的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愈益复杂性。因此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理解金融危机现象，多方位分析，正是今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的方向所在。从危机理论的发展还可以看出，新的危机爆发会引致新的危机模型的产生，而每一个模型也都只限于事后对危机作出解释，却无法预测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六、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又一发展――金融自由化排序理论

20世纪80年代南美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失败，引发了在决策圈和学术圈内激烈的辩论，以确定这一失败的原因到底是由于政策设计本身，还是由于改革的排序有误。而90年代前后东欧转型经济体的改革浪潮，使这一辩论再度为人瞩目。

Funke（1993）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总结。[31]关于经济改革和政策措施排序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多数学者把财政与货币的稳定放在第一位，同时有学者还把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放在了第一位；除Lal（1987）把资本账户自由化放在第二位外，大多数学者均把资本账户自由化放在改革的最后一位。对于转型经济国家来说，大多数学者把体制改革置于改革首位，同时认为财政与货币稳定也应首先启动，而资本账户自由化应最后启动。经济学家对转型经济国家的建议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对于存在金融压抑的一般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内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中心任务；而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而言，改革还要包括放开价格、私有化以及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等内容。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进行国内金融改革之前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转型经济国家都如此。

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重要的争论是发生在John Williamson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之间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大震荡方案和渐进改革方案的争论，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对渐进改革持肯定的态度（Ries and Sweeney，1997）。[32]Williamson（1997）特别指出，过早开放资本账户还会引起资本的大量外流，而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会把本国利率抬得过高，以致大部分企业无法获得融资，从而无法生存。他强调，把资本账户开放安排在改革后期进行是正确的。[33]

但Guitian（1997）对此不予赞同。他认为，排序归根结底取决于初始条件和一国的经济结构，如果外部条件稳定而国内政策健全，则可以不按先后次序，而是同时实行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如果一味等待条件成熟，可能会导致永久的资本管制，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应没有先决条件。[34]Wihlborg和Dezseri（1997）认为，对于完全可兑换的限制因素，主要来自于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他们反对那种认为应在结构改革和贸易改革已经完成、金融部门已实行自由化并能有效地配置信贷、财政政策变得灵活、经济体已达到有公信力的稳定之后才开放资本账户的观点，并认为最优的政策应当是逐渐地放松管制。[35]

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自由化排序理论又有了新发展，综合改革日益受到重视。Johnston等人（1997）的研究，对资本账户自由化与金融危机的关联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应当融入到结构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中；证券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要同国内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和改革相协调。在金融体系较弱的国家应在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之前或同时，解决结构性的弱点。这种综合性的改革战略，也要求确立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的配合。[36]Nsouli and Rached（1998）进一步指出，如果一国存在对内和对外的大规模失衡，应优先采取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信贷和汇率政策。在处理结构性问题时，必须考虑到各项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促进性，以及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及其执行时所需的先导时间。[37]在Toye（1999）提出的排序规则中，也体现了协调改革的思想。[38]

亚洲金融危机后，学术界也逐渐达成一些共识。正如Edwards（2002）指出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应首先处理财政上的重大失衡；在改革刚开始的初期，便须达到最低程度的宏观经济稳定；在贸易自由化已执行之后，进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在一个有效的现代银行监管框架建立以后，才进行金融改革；在改革中应尽早放松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等等。[39]

最新趋势把金融体系的改革作为了自由化排序的中心问题。Johnston（1998）提出了评估排序战略的方法，即对各种不同排序直接按其对金融改革广义目标的贡献来评估。[40]此外，Ishii and Habermeier（2002）的最新报告也主张，资本账户的排序应基于对资本管制、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的脆弱性来评估，并以此来设计资本账户自由化和金融改革以及其它政策之间的排序。[41]

对具体排序的研究是排序理论中的一项新进展。Nsouli、Rached and Funke（2002）认为，排序牵涉到在部门间推行改革的次序，以及在某一部门内进行改革的次序。[42]Ishii and Habermeier（2002）指出，排序一般应遵循的原则为：强调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优先进行旨在支持宏观稳定的金融改革；必须对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其它金融政策加以协调；要考虑到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初始条件，以及管理与国际资本流动有关的风险能力；评估现有资本管制的有效性，识别并执行同改革有关但要有较长先导时间的应变措施；努力保证改革的持续性和自由化过程中的透明度。[41]

最新发展的自由化排序理论脱开了僵化的排序要求，更强调在金融自由化中政策次序与实际情况的协调，所以理论上并无一个通用的次序提供给各国的自由化开放（张志超，2003）。[43]

七、结束语

如上所述，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始终处于社会实践需要的推动中。从以上对金融自由化及其相关理论的概括中可以看出，这些理论从内因和外因、宏观和微观多角度对金融自由化进行了研究。但对于实践来说，理解金融自由化的关键就是：为什么频发的金融危机主要出现在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这是一个复杂而广阔的问题，要理解它，就要动态地、多方位地进行研究。总之，从整个金融自由化发展的进程中多角度地来理解金融自由化，而不是单纯地用任何单一的方法来研究这一复杂的课题，应当是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发展方向。

中国金融自由化所采用的渐进方式，虽也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其所导致的众多疑难问题的堆积，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而到了亟待解决的地步。而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自由化推进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全面对照西方经济理论的不可行。因此，今后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深化和推进，需要我们在汲取国际上金融自由化及其相关理论可用之处的基础上，吸取各国金融发展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深化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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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早在1955年9月格利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5月肖在美国《金融杂志》上发表的《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中，就已经从全新的角度对经济和金融关系、各种中介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② 麦金农的模型采用了两个经济学假设：（1）所有经济单位都局限于自我融资，储蓄者和投资者没有实质性区别；（2）投资支出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在进行一项投资之前必须进行较大规模的储蓄和积累。

③ 金融自由化理论框架中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利率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

④ 卡普和马西森的投资规模理论和加尔比斯的投资效率模型属“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的第一代拓展模型”。以帕加诺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被学术界称之为“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的第二代拓展模型”。在第一代拓展模型中，影响最大的是Kapur-Mathieson模型。这个模型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

⑤保罗・罗默（Romer）1986年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罗伯特・卢卡斯（Lucas）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形成。

⑥ 1982年Hyman．P．Minsky在《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一书中，对金融脆弱性问题作出了解释。Minsky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这种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特征：一个是代际遗忘解释；另一个是竞争压力解释。

⑦广义上的金融脆弱性，指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泛指一切融资领域中的风险积聚，包括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

⑧奥波斯特菲尔德（Obstfeld）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因此我们又把该模型称之为奥波斯特菲尔德模型。

⑨该模型后来被合称为“克鲁格曼-弗拉德-戈博模型”，简称克鲁格曼模型。

⑩所谓道德风险，是指因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匹配而可能导致他人的资产或权益受到损失。

{11}所谓“金融恐慌”（Financial Panic），是指由于某种外在的因素，短期资金的债权人突然大规模地从尚具有清偿能力的债务人那里撤回资金，这是一种集体行为。

{12} “季风效应”，即指一国对一次经济冲击所作出的政策调整可能迫使与之有紧密联系的国家采取相似的政策。这样，危机就很有可能在两国间传输。

{13}第四代危机模型尚有待完善，因此称其为第四代金融危机模型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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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投融资项目；管理模式；改进方式

投融资项目的高效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相关企业的发展，但因其融资项目和融资金额的巨大往往不能得到有效发展，国内相关学者对投融资项目在我国的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其普遍认为，实现投融资项目的管理模式的创新，能够有效解决我国相关企业的发展问题。

一、投融资项目管理模式实现创新的作用

（一）提高资金融通效率，促进企业经济利润的提高。通过提升投融资项目的管理模式，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企业投融资项目的成功率，从而促进企业经济利润的增长，企业的投融资项目管理模式对企业的经济利润有着直接的影响，好的经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下能够促进企业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而现阶段我国许多企业的管理模式均不适用投融资项目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我们应突破瓶颈，实现管理模式的创新，从而提升企业的经济利润，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二）降低审计风险，确保资金安全。投融资项目所涉及金额十分巨大，在旧的管理模式下，无法实现企业投融资项目的真正发展，而创新投融资项目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审计风险，实现投融资项目工程变更数量的有效控制，促进企业计量、结算、审核的准确化，实现企业的自身资金安全。

二、现阶段投融资项目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为了创新投融资项目的管理模式，我们必须对原有的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才能够有效解决投融资管理模式问题，实现创新。就本人对大量文献参考和经实践调研后得到以下结论。（一）投融资项目管理阶段。该阶段主要包括资本金管理和银行融资管理两方面：1.资本金管理。目前，我国相关政策强调应规范ppp项目的资本金管理，以实现企业资金到位与穿透为目的，保障企业资本金管理的安全。但目前我国投融资项目管理模式中，资本金存在长期不到位，以债务资金充当资本金的相关情况，此外，许多企业通过发行信托等理财产品进行资金的融通与募集，这些产品的资金融通力度均不利于企业长期进行大规模融资，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2.银行融资管理方面。企业的投融资项目大部分通过银行展开，而我国的相关政策为资金融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就现阶段而言，许多企业仍存在对银行融资的过度依赖现象，此外，许多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管理模式所带来的问题无法得到银行的批准，融资存在困难。例如出现了明股实债的运作模式不受肯定，企业高利率无法承担的现象。（二）施工管理阶段的问题分析施工管理阶段是企业发展的重点阶段之一，对其进行有效的关注能够促进企业资金的高效利用，目前施工管理阶段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前期勘探不到位、设计图纸与设计方案不够科学。在进行施工管理之前，应前往施工场地实地勘探，通过对项目的更深化了解实现设计图纸的设计并改进方案，实现方案的科学化，这样才能够有效保障投融资项目的成功。但目前我国大量的企业均存在不重视前期侦查工作的现象，侦查工作不到位、力度不够的现象常有发生，许多编制方案也不够合理，不利于企业开展计量工作，导致了企业的效益流失。2.工程项目变动大，审计风险得不到控制。目前，我国的投融资项目所涉及的工程项目变更数量较大，在移交预算前应进行充分的审计与计量，但就现阶段发展状况来看，许多企业的审计工作由于时间紧迫无法得到有效计算，在衔接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企业的长效发展。（三）运营管理阶段的问题分析。我国现阶段投融资项目所涉及的资金状况存在资金大、回报期长的特点，这也就决定了投融资项目的合作期也较为长久，企业资金状况需投资者承担一定的风险。但管理模式与相关理论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无法有效支持投融资项目的运营管理，存在着相关盲区，例如，企业管理过程中，公司无法按照实际的资产管理职责和运营标准提供满足合理的运营管理手段，从而导致了经营效益的低下和绩效考评的不合格。（四）法人治理不到位。投融资项目需对企业的各项融资项目进行综合性的管理，包括项目的融资、建设和成本回收，但其各种环节涉及多方代表，法人管理机构无法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从而导致管理十分薄弱，无法为投融资项目的发展提供较好的支撑。

三、投融资项目管理模式的创新与优化

针对目前在投融资项目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应解决融资难的现状，并使管理模式、管理人员的技能、专业水平能够满足企业施工的实际需求，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投融资管理方面。资本管理方面，企业可以提前对项目需要的投资进行模拟，指定项目整个周期的资金流量表，根据项目所需资金来做好资金储备。还可以与产业基金之间形成合作，把到位的资金通过滚动发行的模式来置换项目前期投资所需金额。而融资方面可以通过银团或者是拼盘的形式，避开银行的利率风险，引入多家银行进行竞争，提高企业在出现市场波动时的议价能力。银团方面需要为企业打通绿色通道，确保企业在资金审批、利率波动方面占有有限的优势，其次，为了避免出现国内资金紧张的情况，还可以创新性的开辟海外银行参贷的合作贷款模式，将海外资金引入到国内项目当中。多管齐下避免低利率风险，确保项目融资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施工管理方面。首先，合同方面要合理设置约束条款，对图纸的设计深度、完善程度等要求进行深化，与设计费和付款进度之间直接挂钩。其次是项目预算，在概算编制过程中需要涉及到很多设计图纸以及工程量的复核，因此我们可以采取BIM技术，改变传统的概算方式，实现设计的高端化。最后，在项目的现场管理过程中，一定要严格落实公司的相关制度，对于施工人员的综合能力进行严格的考核，保证其具备处理施工过程中出现意外的能力，避免施工管理方面的风险。（三）项目运营管理。在投融资项目的运营管理当中项目公司是责任主体。项目公司需要严格遵守合同法、公司规定、PPP项目合同（以下简称PPP合同）等文件的要求与规定；此外，还需要履行企业的运营管理和资产管理职责，向政府与业主提供可靠的业绩考核报表，让政府和业主能放心的将费用支付给项目公司。同时，项目公司还要做好风险预警避免出现违约情况；做好绩效考核，避免影响项目收益的现象出现。还可以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加强对国外相关经验的调查和学习，国内聘请专家进行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培训，为项目公司的运营和发展培养优秀的团队。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实现市场份额的滚动发展，为企业的发展增加新的利润点。（四）法人治理方面。项目公司是实施项目投资的机构，在整个项目的运行过程中需要做好项目的投融资、项目运行、项目建设、项目移交及资本回收工作等工作。所以，必须要将项目公司的法人结构进行完善和优化，将企业的相关制度有效落实到位，确保项目公司能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治理公司；此外还需要对公司的组织机构进行完善，对公司内部各个岗位的职责进行明确，确保工作人员能够合理把控投资项目；完善项目投资的投融资管理体系和相关制度，构建优秀的投融资管理团队，提高项目公司的管控能力，确保投融资能够向更高层次发展。

四、结语

投融资项目因其资金涉及数目大，回收慢的现状，发展速度十分缓慢。但其发展对我国企业和经济的助推作用十分明显，因此，我们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自身特点对投融资项目的管理模式进行一定的改进，以促进我国相关企业的发展，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并助推我国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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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桂忠.新形势下投融资项目管理模式及其改进［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8（17）.

篇3

关键词：金融衍生工具；财务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有近40年的发展历史。虽然金融界对其的作用质疑不断，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金融衍生工具还是得到了巨大发展。目前，全世界共有50多个交易所可进行衍生产品交易，以金融期权为主的金融衍生工具已经发展到了十万亿美元以上的交易规模。本文将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出发，在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基本概念和功能分析的基础上，探讨金融衍生工具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吸取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强企业对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调控，充分发挥金融衍生工具的积极作用。

一、金融衍生工具涵义及功能

金融衍生工具也称金融衍生产品，是指根据货币利率、债务工具价格、外汇汇率、股价股票

指数或商品期货价格等金融资产价格走势的预期而定值，并从这些金融产品的价值中派生出自身价值的金融工具。它是以支付少量保证金签订远期合约或互换不同金融产品的交易合约，是从传统金融工具如证券、利率、汇率、指数等演变而来的金融产品。当传统金融资产价格发生剧烈变动时，人们可以利用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满足投机赚取差价或资产保值等需求。

金融衍生工具有如下特征：

（1）其价值随特定利率、证券价格、商品价格、外汇利率价格、汇率指数信用等级和信用指数或类似变量的变化而变化；

（2）相对于市场条件具有类似反映的其他类型的合约所要求的初始净投资较少；

（3）在未来日期结算。

按照自身交易方法及特点，衍生金融工具可划分为四类：远期合约、金融期货、金融期权、互换。它们都能够满足这样一种重要的商业需求：为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提供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金融风险的有效工具，在资本市场中形成一个具有风险转移、价格发现独特功能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市场。

二、金融衍生工具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一）对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影响

汇率风险是由于外汇汇率变动对企业外汇资产或负债发生不利影响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主要是针对企业持有的外汇头寸净差额进行的风险规避行为。由于企业在其经营过程中，经常会形成外汇资产与外汇负债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就是外汇头寸净差额。汇率的不利变动将对有外汇头寸净差额的企业造成损失。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企业可以将未来的汇率进行锁定，从而规避汇率变动所可能造成的风险。在具体操作中，可以利用汇率的远期协定、货币期货、货币期权以及货币互换等衍生交易工具实现对汇率风险的管理和防范。

以货币期权交易为例。期权实质上就是一种选择权，期权的买方向卖方支付一定数额的权利金后就获得这种权利。所谓货币期权（外汇期权），是指期权合约的购买方在向出售者支付一定期权费后，可以获得的在未来约定日期或一定时间内，按协定汇率买进或者卖出一定数量外汇资产的选择权。其优点在于可以提前锁定未来汇率，提供外汇保值，在汇率变动向有利方向发展时，还可以从中盈利。对于那些合同货款支付时间尚未最后确定的进出口业务具有很好的保值作用。另外，期权的买方风险有限，亏损仅限于期权费，而收益可能无限大；卖方则利润有限，也仅限于期权费，但风险却可能无限大。 从操作上来看，企业可以选择买入看涨期权、卖出看涨期权、买入看跌期权、卖出看跌期权。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预期进行相应的操作。

例如，甲企业买入看跌期权。甲企业在1个月之后有1万美元的货款收回，由于担心美元/日元汇率下跌，以125.00日元的协定汇率买入1万美元的看跌期权，期权费为1%。那么，甲企业最大的风险12500日元，但是如果汇率走向和甲企业的预期一致，1个月后甲执行期权，其收益就是无限的。

（二）对企业利率风险管理的影响

金融衍生工具为企业提供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利率管理手段，企业可以在不改变原账面资产负债的前提下，不用进行实际的资产或负债的调整行为，而达到进行利率敏感性缺口管理的目的。

以掉期交易为例。所谓掉期交易是指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时期相互交换某种资产的交易形式。更为准确他说，掉期交易是当事人之间约定在未来某一期间内相互交换他们认为具有等价经济价值的现金流的交易。利率掉期交易是同种货币资金的不同种类利率之间的交换交易，一般不伴随本金的交换。例如，企业判断利率将有上升趋势时，

可以很简单的进行一笔以支付浮动利率交换支付固定利率的掉期，就可以达到增加利率敏感性缺口的目的。

（三）对企业税收管理的影响

由于金融衍生工具将基础金融工具原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特性，可以产生与有基础金融工具外在性质完全不同的新的特征，对我国的传统税收制度提出了很大挑战。例如，对征税时间的认定，不同衍生工具交易发生时点差异甚大，同一衍生工具交易发生的时点也是可选择的。金融期货既可以对冲平仓，也可以到期交割：金融期权合约到期时可以选择执行或不执行，因此交易环节的征税时点难以统一。因此，企业可以通过相关交易操作规避现有税务规定的限制，以达到避税的目的。

（四）对企业效益的影响

企业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往往出于保值和投机两大目的。因此，企业除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得投机获益之外，还可以利用其某些特殊的地位（Position）或特点进行套期保值，通过对一些金融衍生工具的正确运用，在无风险或风险较小的情况下，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从资产管理的角度提高企业的效益水平。相反，如果企业不能正确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出现判断背离市场方向的现象或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超出自身所能承受风险的范围，则会大大降低企业的收益水平，甚或给企业带来较大损失直至破产的厄运。

三、建立金融衍生工具财务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议

随着当前投机机构衍生业务量的增多和风险性质的复杂化、严重化，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金融衍生工具的企业内部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显得日益紧迫。金融衍生工具的企业内部风险管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企业的风险管理系统，并为风险战略的有效实施建立高效、完整的风险管理机制；二是确立合理的风险管理过程。

（一）建立有助于金融衍生工具风险防范的企业文化

交易主体的风险管理文化是指金融机构对待风险的态度以及在风险管理方面采取的常规性制度和指导原则，它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险管理文化应该被灌输到企业组织的每一个层次和每一个员工身上，形成一种持久的经营作风。这些促进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的主要促成因素包括：管理层必须在整个企业范围内树立“风险管理是本企业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基本概念；确定适合企业和资本成本核对的收益和资本调整策略；建立有效的决策机制，包括适当地任命风险管理的各层操作人员；设立一套定期对员工进行风险管理的培训计划，并建立起与企业股东及外部债权人进行沟通、联系的制度。

（二）完善各种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审批手续

按照各自经营活动的性质和功能，建立以局部风险控制为内涵的内部授权、授信管理制度，对各分支机构授权、授信要定期检查，确保授权、授信范围适当，所授权限和信用额不得超越和突破。针对部门的工作性质、人员的岗位职责，赋予相应的工作任务和职责权限，各职能部门及各级管理人员、操作人员要在各自岗位上按所授予的权限开展工作，并对职责范围的工作负责，实现风险管理的层层责任制，形成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工作关系，防止在运作过程中的失误或极度投机行为。

（三）利用现代化工具及方法监测、评估和控制风险

对金融衍生工具影响最大的是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针对市场风险，我们要利用计算机手段和比较先进的数理模型，对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风险进行监督、监测、分析和测量。根据不同种类的风险和不同的投资目的，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借助计算机系统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预报系统。也可以通过会计报告揭示风险，对于超过风险限制的品种应立即平仓了结，优化组合，分散风险，建立高收益低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结构。

（四）建立有效的内部稽核制度

一方面，设立专门的内部稽核部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配备与自身业务规模相适应的内部稽核人员。内部稽核部门是综合管理和评价内部控制的职能部门，行使综合性的内部监督职责，对各业务部门和人员执行金融政策、法律、法规、本单位管理制度以及对资产质量、经济效益进行全面稽核或专项稽核。为保证其独立履行监督检查职能，可实行对一级法人负责。另一方面，要建立稽核处罚制度和稽核检查制度，督促内部各项管理措施和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并定期检查，以防范风险的产生。

在中国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该市场的复杂状况。金融衍生工具的应用虽然具有改善市场效率、使用者收益的特征，但也不能因此忽略实际运用的复杂性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巨大风险。当金融衍生工具成为单纯的投机工具时，投资者往往达不到规避风险的目的，市场风险也就随之提高。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显现，到2008这场危机已演变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因此，我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在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时，必须充分认识其对财务管理的影响，加强对企业内部金融衍生工具财务风险管理，不断完善金融衍生工具财务风险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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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数学 金融数学 资产定价

引言

随着现代金融理论的逐步发展和完善，现代金融理论变得更加的复杂。而其中数学方法在其中的应用尤为重要，尤其是在金融数学形成之后，数学在进入体系中的应用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分析数学在金融领域当中的具体应用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金融数学的基本定义

从金融数学的广义定义来讲，金融数学是指将数学理论与方法应用到金融经济运行当中的一门新学科。从狭义的定义来讲，金融领域中的数学问题主要是对不确定条件下多组合证券选择以及组合投资资产定价理论的分析，其中的套利、最优以及均衡是整个理论当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基本概念。

将数学应用到金融领域当中就是以一些金融或者是经济中的相关假设出发，采用抽象的数学方法来构建如何金融机理的相关数学模型。金融数学的主要包括数学基本概念与方法、相关的自然科学方法等在进入理论当中的多种形式的应用。通过数学的应用来表达、推理以及证明相关的金融学基本原理。从金融数学的本质来看，金融数学属于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所以，金融数学是完全建立在金融理论的背景和基础之上的，通过金融正规学术训练的从事金融数学的人将会在这个背景下更加具有优势。金融学是以经济学的应用分支学科身份发展起来的，虽然它以自身充足的特征而从经济学中独立了出来，但是它依然需要以经济原理以及相关的经济技术作为基础背景。同时，金融数学还需要财务知识、税收理论以及会计原理等作为知识背景。

二、随机最优控制理论

在当前金融理论的数学应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就是利用数学来解决金融问题当中的随机性问题。而采用数学理论来解决金融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和手段就是随机最优控制理论。

随机最优控制是在整个控制理论发展晚期逐步的发展起来的，通过应用贝尔曼最优化原理，在结合测度理论以及泛函分析的方法来对随机性问题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形成于上世纪的60 年代末，并在70年代初变得逐步的成熟。从应用随机最优控制理论方法而言，金融学家在这方面的反应是十分迅速的。在70年代初，金融学研究领域当中就出现了几篇相关的经济学论文，其中就包括默顿（Merton）利用连续时间的方法论述消费与资产组合中存在的问题，使得两者之间的组合分析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而布罗克 (Brock) 和米尔曼（Mirman）则在随机变化的情况下，使用离散时间的方法对经济最优增长的问题进行了论述。随后，随机最优控制方法在大部分的金融领域当中都得到了应用。我国的彭实戈等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大量的卓越贡献。

三、微分对策方法在期权定价与投资决策中的应用

在现代金融理论当中，数学在金融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利用微分对策方法在期权定价以及投资决策中进行了分析，而且这方面的应用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由于在金融市场的整体规律与稳态假设不相符合，出现异常的波动过程中，就会导致证券的价格出现异常变化，往往这种变化不服从集合布朗运动。这时，我们就需要使用随机动态模型来对证券投资的整体决策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这种方法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中都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而利用微分对策方法来对金融领域当中的非几何布朗分布规律的金融问题有重要的所用，不但可以有效的放松这个方面的假设，还可以将不确定的扰动假象成为敌对的方面。针对整个不确定问题进行的优化分析将可以得到稳定性(鲁棒性)最强的投资组合策略。

同时，在利用微分对策方法对进入领域中的问题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只需要进行一次贝尔曼方程的求解，而该方程属于一阶偏微分方程，相对随机求解问题中的二阶偏微分方程而言要简单得多。所以，应用微分对策方法来研究金融领域当中的问题将具有广阔的前景，尤其是对于那些随机对策、重复问题、组合问题等金融证券投资问题当中的研究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四、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这里所提到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就是建立在以夏普、林特纳以及莫辛独立提出的模型基础之上的。这个模型具有一系列的相关理想假设，可以将其数学模型描述成为：

或

其中，——零风险利率；

——证券市场所有证券的评价预期收益率；

——证券市场所有证券的评价预期方差；

——证券I 的预期收益率；

——证券I 的平均收益率；

——预期收益率与平均收益之间的协方差。

通过利用CAPM模型，建立起了风险与证券收益之间的关系，将风险报酬之间的内部结构进行了完整的表述，也就是说风险报酬属于一个影响着证券所有收益的相关影响因子的风险组合。而所有的相关因素是表示的是证券市场对风险的承担者所提供的报酬，它们只与各个相关因素直接相关，而与单个证券种类没有明显的关系。利用这个证券模型建立起了各个证券收益与整个资产组合收益之间存在的量化关系，其中的 值反映的就是这种相关程度的大小。而各个不同程度的 值就可以反映出证券市场当中所有证券的收益结构。在金融领域当中，还可以利用CAPM来对证券金融市场中的风险进行归类，分为系统与非系统风险两种。总的来讲，通过数学来建立模型，可以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以及收益的预期提供一个更加近似的预测。

五、结语

本文对金融数学的基本定义以及功用进行了论述，从随机优化理论、微分对策在期权定价与投资决策中的应用以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构建三个方面探讨了数学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体现出了数学对现代金融分析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陶袁，张志军.现代金融理论中金融数学的应用. 集团经济研究, 2007(3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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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理论；有效市场；行为金融；系统科学

JEL分类号：B4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5-0027-09

随着数学、信息科学、心理学、物理学、系统科学等相关科学的不断发展。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也在不断地革新，其动力来自于人们对效用最大化(收益最大化、市场效率最大化等)、风险最小化的追求，以及对金融体系的运行和演化规律了解的渴望。

从金融理论研究范式的发展状况来看，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基础上的现代金融理论，由于其假设基础的局限性使得研究结果与实证检验往往相背离，不能对“小市值效应、日历效应、新股谜团”等异常现象作有效解释。行为金融理论仅对“理性人”假设作了有条件的放松，能够解释异常现象，发展了现代金融理论，但同时又增添了现代金融理论所没有的缺陷，如运用心理偏差过于随意等。

与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相比，系统科学能够全面有效解决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而经济系统恰恰具有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等特性，因此应该将系统科学逐步应用到经济研究中。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非线性复杂动力学系统，因而也可以采用有限理性、分形、混沌、协同、突变、反馈、仿真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加以研究。该范式相对于前两种理论所采用的范式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因而更能准确揭示金融市场的演化规律，是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研究的文献梳理

系统科学是1937年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立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类系统的共同特性，探索其生成、演化和涌现等规律的科学，广泛应用于工业、计算机、航空航天以及经济领域。系统科学具有以下特点：与经典科学注重还原分析不同，系统科学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有机的相互联系的动态整体去看待，因而更强调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与经典科学追求简单性、必然性、决定论目标不同。系统科学着重探索复杂性、偶然性、非决定性的问题；与经典科学以个体描述为主不同，在对相关系统进行描述时系统科学以突出群体为主采用动态性、模型化的研究方法。

系统科学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系统动力学。其中非线性科学又包括耗散结构论、分形理论、混沌学、突变论、协同学。

系统科学能够全面有效解决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而金融系统具有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的特征，是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非线性复杂动力学系统，只有采用有限理性、分形、混沌、协同、突变，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计算机仿真与预测的方法来研究，才能更加准确揭示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因此，国内外相关学者已经将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许多探索，取得了一些进展。

(一)非线性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理论、混沌学以及分形理论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复杂事物的规律性，采取的方法是非线性的，因此将这些学科统称非线性科学，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耗散结构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是由比利时自由大学化学家普利高津(I.Prigogine)于1969年提出的。耗散结构是在无序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耗散结构理论是研究耗散结构的性质、形成、稳定与演变规律的科学。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学者逐渐将耗散结构理论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有：Blmhen和Kelly(1996)，Gulko(1995，1996，1998)在研究单期资产定价模型时，根据最小叉熵原理，来选择风险中性概率测度。An-dreas Kull(2002)在研究用资产定价模型进行保费定价及计算风险中性概率测度时也采用了最大熵原理对Markowitz模型进行了改进。建立了一些新的投资组合模型。Andreia D(2005)在研究投资组合的问题中，将熵和方差分别作为风险度量，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并得出熵作为风险度量要比方差更准确的结论。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有：秦学志、应益荣(2004)在研究有限证券市场上用等价鞅定价资产时。引入最大熵原理作为一种统计推断工具，得到了唯一的资产价格。南旭光、罗慧英(2005)应用耗散结构论的熵理论，提出金融熵的概念。胡琳娜，沈沛龙(2008)应用熵理论研究了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系统的信息沟通机制，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系统信息沟通的时效性和质效性进行了评价。

张世晓，王国华(2010)将耗散结构理论用于区域金融集聚系统的特征分析，提出了描述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有序性特征的“金融熵”指标。方芳(2011)运用熵理论探讨了金融复杂系统的脆弱性，认为次贷危机是美国金融系统熵积累的结果。

2、分形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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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支持；县域经济

一、金融支持理论的发展趋势

研究金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关系，早已成为金融实践研究领域之焦点问题。且已在以往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被充分证实。

(一)金融发展理论概述

1955年，E·S·肖以名为《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的著作，格利以名为《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的著作，开启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先河。E·S·肖和格利构建了金融发展的模型，此模型具有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到繁变化的特征。该模型论证了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作用成正相关的命题，即经济发展阶段越高，则金融发挥的作用越大。

1966年，帕特里克在其论文《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充分论证了许多金融问题，核心问题为货币供给和需求推动。研究表明，金融体系通过刺激投资和储蓄的方式。来制约资源配置和改进资本构成。如在实践中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政府会运用金融优先发展方式，去推动货币供给总量，从而拉动社会经济增长。

1969年，在35个国家100年经济发展信息基础之上，戈德史密斯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重要结论，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相关率正相关。这一重大结论奠定了金融发展的理论根基，为今后的金融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参考和分析方法，很有积极指导意义。

经济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渐拓展，其研究结果说明金融要素、金融体系的完善在经济成长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要研究经济的发展，必须从金融领域人手，以这些理论为依据研究金融体系的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金融体系改革，减少金融抑制，最终实现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

(二)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系理论概述

就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国外学者理论研究结果的借鉴学习基础之上，我国的一些学者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列举如下：

1995年，张杰提出金融成长的定义，指出金融成长范畴有两个方面，即金融发展与金融增长。张杰从金融努力、经济结构和经济状态三个角度研究了其对金融成长的影响。最后提出金融成长的内生分析框架理论。

1997年。王光谦提出金融对经济增长有三方面的贡献。贡献之一：金融借助高科技，以提高生产力和实现资源再配置及规模效益的方式，作用于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之二：金融借助经济转型，来提高储蓄一投资要素，拉动经济发展。贡献之三：金融产业借助自身价值创造。为国民生产总值做贡献。

2003年。计承江提出发挥金融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杠杆”作用，需找准均衡点。需借助金融“杠杆”找准城乡统筹建设的着力点。找准发展现代大农业建设的支撑点，来促进农村信用体系的完善。

2004年，周小川强调了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在风险防范基础之上，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合力，加大对农民农业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

(三)县域经济和县域金融两者关系的理论概述

党的十六大会议正式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之说，此后。在我国各地有很多专家就此问题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2007年，郭建民和蔡国华指出，金融抑制现象在我国各地县普遍存在。其具体表象是县域资金外流和信贷投入总量不充足的问题。他们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特色金融。实现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职能。来体现合作性金融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去克服县域金融抑制的现象。

同年，另一学者李文森指出。“三农问题”的发展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县域金融所面临困境。因为县域经济范畴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弱势群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在经济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状态良好，反之则较落后。解决县域金融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好两组矛盾：即金融企业商业化运作和县域经济效益不高之间的矛盾，及民间金融良性扩张和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之间的矛盾。

如今，在我国学术领域针对县域经济的研究还较少。还未构成科学、系统的理论框架。县域经济发展的科学研究还不系统、全面。这就需要对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

二、金融支持理论综述

金融支持指国家和各级地方金融机构借助多种金融工具，来推动某个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的活动。其途径是借助金融体系与金融工具的综合利用。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支持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大。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快。反之亦然。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业也很发达。

(一)金融支持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金融支持水平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直接制约。当金融发展到相当水平时，就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金融的发展要求金融机构能高效运行，金融工具需多样化。金融的发展会导致金融机构增多，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交易成本也会降低。

(二)以金融推动主体不同的分类

以金融推动主体的差异，将金融支持分为两类，即政策性金融支持与市场性金融支持。

1.政策性金融支持

学术界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理解有异，存在国家金融支持、制度金融支持、政府金融支持等不同认知。政策性金融支持不是根据一般认知的效率准则去实施。而是根据政府政策目标而制定的。相关金融领域的政策支持，它较好的兼顾了社会的效益与政策的。

2.市场性金融支持

市场性金融支持是将市场机制做为前提，各产业通过金融机构来取得资金支持的一种融资方式。市场性金融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以社会存款为资金来源，借助负债完成信用创造，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等特征。从而实现资金支持各类企业，提供完善的融资服务。

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支持。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程度和经济的宏观调控息息相关。

(三)以金融支持形态不同的分类

以金融支持形态的差异，把金融支持分为：金融制度支持、金融总量支持和金融结构支持三类。

1.金融制度支持

金融制度支持是研究各种金融制度、政策对经济所产生作用的理论。主要内容有：区域金融政策、金融开放程度、金融法律和金融组织的形式等方面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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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实体经济；影响分析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12.108

[中图分类号]F832.4；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2-0-02

随着我国金融规模的不断扩张，金融机构发展日益多元化，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也在不断创新，社会融资结构因此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企业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手段逐步成为企业融通资金的重要手段之一，直接融资额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比例大幅增加，而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则日趋减少，新增人民币贷款已无法准确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因此，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

金融市场快速发展，新的融资工具大量出现，如果只片面控制贷款规模，其他方式的融资就可能较快增长，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中央要求货币政策要综合运用多种工具，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因此，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了“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这一说法。

社会融资规模是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理论与法规调控实践的重大创新，是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金融变革以及经济转型而对宏观调控体系做出的现实选择。

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是对我们国家货币政策的理论及货币实践的巨大创新，它不仅可以提高和加强金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同时，对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宏观调控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鼓励和支持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

1 文献综述

我国提出社会融资规模既具有传统货币理论背景和现代金融理论支持，又符合我国融资结构深化的现实国情。盛松成（2011）总结了社会融资规摸这一指标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并在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强调社会融资规模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的中间目标。吴晓灵（2012）认为，社会融资规模的少增是社会金融秩序好转的表现，在对社会融资规模进行统计监测时，必须关注影子银行体系及其产生的金融泡沫问题。吴盛光（2011）从二元论的维度评价了社会融资规模在当下宏观调控的重要价值，建立以“社会融资规模”为纲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具有前进性和曲折性。黄隽（2011）结合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特点，对银行信贷、直接融资及影子银行等融资结构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进行研究。社会融资规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概念。因此，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关于社会融资规模的研究文献，国内文献也仅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指标内涵、统计口径争议、政策意义、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但目前，专门针对社会融资规模进行预测的相关性研究较少

2 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

通过理论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对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现状进行分析。其中，定性研究部分主要阐述与社会融资规模的相关性评价指标的内涵、统计口径、结构特征等内容。并依据此理论研究得到的初步结论进行定量研究，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选取相关的评价指标进行相关性实证检验，验证了与经济实体运行机制一些有关因素的高度相关性，得到社会融资规模对我国实体经济运行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3 社会融资规模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社会融资规模既是全面反映金融工具与经济运行关系的统计指标，也是金融对实体运行资金支持的有力工具。广义的社会融资规模是指实体经济内部之间互相融通和金融体系给予实体经济的融资。狭义的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能够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

选取1990～2012年我国实体经济的有关评价指标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以及人民币汇率来评价社会融资规模，并对其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分析。

利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其输出窗口描述性统计量表和相关分析结果表1和表2所示。

由以上输出结果可得出以下几点。

（1）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1.000（**），即=1.000，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两个变量是完全正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000

（2）社会融资规模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241，即=0.241，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这两个变量是弱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267>0.01，变量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3）社会融资规模和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128，即=0.128，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这两个变量是极弱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559>0.01，变量间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4）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96（**），即=0.996，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两个变量几乎是完全正相关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尾检验值（Sig.（2-tailed））为0.000

得出结论：社会融资规模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之间呈弱相关关系；社会融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应量之间呈极强相关关系，如图1所示。

4 结 语

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本文依据社会融资规模发展规律和其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通过SPSS软件对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实体运行进行相关分析，对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研究的是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运行的相关性问题，研究表明，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应量等实体经济运行指标与社会融资规模相关性极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人民币汇率（100美元年平均价）等指标并不直接影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因此，实体经济运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国社会融资规模整体发展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1]蔡亮.中国央行编制和社会融资总量透视[J].时代金融，2011（7）：24-25.

[2]黄隽.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经济纵横，2011（10）：68-72.

[3]盛松成.社会融资规模是符合金融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的中间目标[J].中国金融家，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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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人才的质量是现代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金融服务业呈现出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金融产品不断创新、金融业务不断拓展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虽然我国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总体而言，与金融服务业发展趋势及我国金融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目前，绝大部分高校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培养模式，主要依托相关高等院校财经专业进行培养，培养方案主要以理论知识灌输、金融专业技能课堂训练和少量业务实践锻炼为主。尤其对地方高校来讲，由于目标定位不清，培养出来的学院式、应试型的人才与我国金融发展对高素质、全能型、多样化、创新型和实务性的人才要求越发不适应，因而非常有必要对地方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清晰定位。金融学科的定位决定了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关于金融学科的定位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争论较多。国外著名大学的金融学专业发展模式主要存在以下两种：一种是经济学院模式，即在课程设置方面侧重金融理论和宏观经济问题，金融学与经济学融为一体；一种是商学院模式，即关注金融领域的实践问题和微观问题，课程设置方面侧重于公司管理、金融市场相结合。地方高校的金融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必须与地方经济发展和我国金融改革相联系。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是我国近年来经济改革的重头戏，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利率市场化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地方金融机构面临的挑战和竞争压力日益严峻，不仅面临央行放开利率管制的政策松动压力，同时也面临外资金融机构进驻的人才和管理竞争压力。国内金融机构，尤其是区域性金融机构在管理能力、服务能力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二是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涌现。随着金融市场改革逐步深入，为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种金融创新产品日益增多。截止到2014年底，几乎所有国外成熟市场的金融创新产品都开始在我国资本市场出现。产品种类的繁多就需要各种各样熟悉业务的专业人才三是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内外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快。以股票市场为例，QFII、QDII、沪港通、深港通等业务创新消除了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藩篱，这也对我国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备较高的业务能力，更要具有较高的国际视野和行业道德。作为为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组织中的金融部门培养金融专业人才的地方性高校而言，大部分人才都在大企业的分支机构或中小金融机构就业，由于在工作实践中承上启下、与市场直接相联，因而就需要更高的综合素质，因此地方高校的金融专业要培养具有扎实专业技能、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较高人文素养、道德修养和国际视野的服务性人才，这样才能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对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因此，地方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应该是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强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即通过宽口径的课程设置和系统性的金融专业教育，强化金融学科专业基础和综合素质教育，培养具有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

二、现行地方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绝大部分地方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都存在如下弊端。

1、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

与实体部门对人才需求适应性不够如前所属，在金融改革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地方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定位为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强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但是，现在很多地方高校为了应付上级部门对就业率的任务要求，在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上过份追求学生就业的技能培养，而忽视了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只强调业务能力的培养的直接后果就是地方高校的金融专业学生不仅在专业素养上与综合性大学的人才培养专业素养方面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在人才培养质量上与职业院校日益接近，但是具体的技能又远不如职业院校，严重影响了毕业生的职场竞争力。

2、课程设置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不相契合自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于1945年发表《自由世界的通才教育》一书积极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观点以来，复合型人才培养已逐渐成为国际教育界的主流教育模式。一般认为，复合型人才就是精通一个专业，并熟知多个相关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在分析解决具体问题时能够利用多学科知识和技能进行综合审视和创造性思考，具有较强的知识迁移能力和适应社会能力的人才。复合型金融人才，可以认为是以金融学为专业，能够从事金融相关研究、管理或一般性工作，精通相应金融领域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同时谙熟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与其具体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具备扎实的自然与人文科学基本素养，具有较强的交流沟通能力、理解学习能力、知识迁移能力、工作适应能力、自我调控能力，能够对具体问题进行创新性综合分析与解决的各层次金融专才的统称。目前我国地方高校在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过份注重专业本身，对于金融相交叉的课程关注不够，例如，目前金融已经渗透到企业组织的全身，其战略的制定、业务的运营都与金融息息相关，因而作为企业组织的一员，仅仅掌握金融知识是不够的，对企业组织的运营过程不了解，这不仅对企业本身发展不利，也会阻碍员工自身职业的发展。再例如，金融与组织中的财务运营息息相关，但是很多地方高校的金融专业中与财务知识相关的课程非常少，仅仅涉及基础会计和财务管理课程，这对日后进入企业组织从事与金融相关工作的学生来讲尤为不利。

3、教学方法注重理论灌输

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严重不足很多地方高校受地域和实力的限制，教学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教学师资质量严重不足，大部分师资都是半路出家，非科班出身，理论讲授都存在较大的问题。同时，绝大部分教师都没有在金融行业实践过，讲授的知识仅仅停留在书本上，与现实联系不够。尤其是目前金融产品日新月异，学生接触的网络金融产品可能比某些老师都还要多，影响学生的课堂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与金融相关的实验经济学等课程和实验室的配置存在严重的落后。突出表现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验室课程非常少，目前仅有少数综合性大学的金融学专业有相关的经济学实验室，影响了学生对宏观金融政策的理解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其次是，很多实验课程仅仅是模拟一个产品如何交易，这种单一产品的实验课程就其内在性质以及相关金融产品市场的关联度方面涉及较少，学生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整体把握。第三是相关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流于形式，绝大部分高校都是学生自己找实习单位，对实习的考核仅仅停留在实习报告的完成情况，影响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4、人才培养主体单一

协同创新培养模式理念严重缺乏协同创新思维已经成为当今创新理论最重要的核心理念。从国内外实践看，协同创新大多被视为组织内部形成的知识（思想、专业技能、技术）分享机制，特点是参与者拥有共同目标、内在动力、直接沟通，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资源平台，进行多方位交流和多样化协作，从而形成资源共享和多赢的格局。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都是以高校为单一主体。金融人才培养由于专业性非常强，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仅仅满足于理论知识的灌输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实践和应用上下功夫，才能培养出合格的金融专业人才。因而，金融专业的人才培养仅仅依靠高校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寻求“校企联合培养、校政联合培养、校校联合培养”等多种培养模式。这对地方高校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在综合性研究性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双重挤压下，地方高校只有走出自己的特色才能培养出竞争力强的专业人才，办学特色同样来自于本地行业与企业的特色，因此必须寻求与地方的合作，只有协同培养才能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与合作单位保持长期双赢的格局。

5、人才培养过份注重专业知识的传输

对人文道德素养的关注不够在综合性高校中，很多高校已经开始大类招生改革，其目的是要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出较高综合素质、具有跨学科知识结构的金融专业人才。但是，大部分地方高校受师资、认识等方面的限制，还没有实施大类招生改革，在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方面过份关注学生的就业技能培养，对学生的人文、道德素养关注不够，这不仅影响了地方高校金融专业人才的整体素质，也影响了学生自身未来的职业发展能力。其实，在国外较为成熟的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里面首先就是关注人文道德修养的培养，其次才是注重专业技能的训练。

三、地方高校复合型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措施

由前所述，地方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应该是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强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从教育的结果分析，复合型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就是能够从事与金融相关的研究、管理或一般性业务工作，精通相应金融领域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同时谙熟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与其具体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具备扎实的人文科学基本素养，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适应能力，能够对具体问题进行创新性整合分析的各层次金融专才的统称。从人才培养标准来看，应该是不仅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系统化的金融专业知识结构，更应具备较强的运用知识的能力和良好的创新发展能力。为达到上述人才培养标准，地方性高校复合型应用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完善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模块

培养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以《金融学》为统领，按照通识教育、基础理论、微观管理和实践应用四个模块设置课程体系。通识教育模块应将心理学、社会学、科学技术史、商业伦理等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基础理论模块中《金融学》无疑是金融专业最为核心的课程，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中应把该门课程作为重点来抓，主要是要对教学时数、教学大纲以及教学预期结果等方面进行统一规划，尤其是在教材的选择方面应以国内外最为流行的教材为先。其他专业课程包括中央银行学、财政学、证券投资学、保险学、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衍生金融工具、金融工程、期货市场、外汇业务等等。微观管理模块包括管理学、企业战略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实践应用模块除包括金融市场、证券投资、外汇业务等课程的实训课程外，创建实习基地，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部分应与其他单位一起进行协同培养。

2、探索专业教学法体系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复合型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综合能力较高。学生的综合能力集中体现在自我学习能力、探究求解能力、信息整合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持续创新能力，这些能力需要在课堂内外对学生加以培养。课堂内的理论教学可以尝试探究式、案例式、小组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法对金融市场某一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比如探究式教学法可以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探究求解能力等，案例式教学法可以培养学生的信息整合能力、探究求解能力等，而小组讨论式教学法则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探究求解能力，更能锻炼沟通协调能力。课堂外的学习可以通过鼓励学生参加挑战杯、创业创新大赛、社会实践调查等活动，培养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进而塑造其持续创新能力。

3、创建协同育人机制

完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根本源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完善。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方式上要迫切改革传统的单纯依靠高校自身的发展理念、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要不断促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敢于突破学校与外部协同的障碍与壁垒，积极与银行、保险、证券、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合作，从而有效地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实现协同创新的基础是合作，前提是共赢。目前，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通常是依据其自身的办学条件和学科水平制定的，因而，在确定面向协同创新的人才培养定位和培养目标时，不仅要考虑高校自身的条件，更要考虑协同体中各参与方在相关学科的条件和优势，特别是要考虑协同体所面向的行业领域特点。地方高校的协同育人机制创建可以采取校内自身协同、校外校校协同、校企协同、校政协同等多种模式，在充分发挥地方高校所拥有的自身独特的人才培养优势和条件的基础上，紧密依靠并为其他主体提供支持，形成协同效应。

4、建立高水平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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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摩擦 金融波动 影响分析

传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认为经济处于一种中立的地位，相关的部门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对于经济的发展产生干扰作用。但是在长久的经济发展中，由于许多问题的出现使人民逐渐的改变了这种看法，尤其是2007年去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严重影响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一些相关的经济学者认为金融市场以及信贷市场的存在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在经济不断的发展中，这些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波动以及金融摩擦的关系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金融波动能够直接的反映出金融摩擦的变化，金融摩擦对于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具有直接的影响。通过对于金融危机进行分析所得：相关的金融部门的表现方式有可能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强化者，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金融中立的理论，在另一种经济研究思路中，一些经济学者认为，金融市场以及信贷市场对于整个经济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影响，一些较小的金融摩擦能够造成严重的金融波动，有可能会造成小范围的金融危机，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信息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有效的解决了这一问题，金融摩擦正式进入宏观经济的研究框架中，一般来说，信息发展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实际的借贷情况下，信息非对称中存在的问题最为明显，所以，在进行借贷的时候，双方所采用的金融合约都主要是以有效的降低相关信息的采集成本、有效的缓解委托人的方式进行借贷合约的签订。通常中，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整个金融系统的效率下降，对于借贷人以及隐性借贷人的相关匹配功能下降，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的成本，这就是所谓的金融摩擦对已金融波动的影响，不能严重降低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还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相关学者对于金融摩擦的进一步研究，此次研究主要方式假设金融发展处于中立地位的理论不能成立，把相关的人问题引入到相关的均衡关系分析，所获得的结论是：成本的不断增加速率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另外，通过对于金融摩擦的研究，一些学者又提出一些相关的金融发展理论，例如：“金融加速器”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机制是外部融资成本以及公司发展内部资金机会成本之间的差价（外部融资溢价）和借贷人由于金融摩擦的存在所出现的负相关的关系，因此，借贷人的外部融资溢价就会是逆周期方式所呈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业的融资波动，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二、金融摩擦对企业的影响

一般来说，金融摩擦的存在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金融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一些企业的决策，一些相对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由于缺少资金不能及时的进行融资，因此，就不能及时的做出相应的决策，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中，金融摩擦现象越明显，相应的外部融资就会越少，相关企业的资金也会越来越少，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关企业的生产活动减少，生产效率降低，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严重的金融摩擦能够促进一些小企业的诞生，不利于金融市场稳定发展。

三、通过相应的模型构建对于金融摩擦的研究

案例分析：在金融市场发展中，金融摩擦的产生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例如：企业的税收状况、交易额、监督管理等，金融摩擦的存在具有两面性，虽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通过金融部门的调控，能够通过自身所具有的专业化以及信息功能有效的提高企业资金的利用效率，优化相应的资源配置。以下通过银行为例进行分析：

在此案例中，通过相关的设定，（银行家的劳动以及相关的银行投资效率呈现正相关），通过对于各个银行的研究分析，我们能够看出各个银行获取效益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为了提高银行的收益，银行应该针对某领域进行投资，选择一些合适的进行经营，这样才能保证银行的收益。

案例总结：银行在投资的时候，由于金融摩擦的存在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此，银行自只有通过选择合适的领域以及属熟悉的客户，才能有效的降低金融摩擦的影响。

四、金融摩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金融摩擦对于经济发展影响主要表现在：

（1）金融摩擦所造成的经济波动对于经济的积累形成严重的阻碍，并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个行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的造价成本高于产品销售额，这就造成了金融波动打破了均衡利率，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金融摩擦对于资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限制性，不能促使相关企业进行良好的融资，同时，由于一些金融摩擦造成的金融波动，严重影响了进行市场的稳定性；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造成巨大损失，甚至导致一些企业破产，形成经济衰退的局面，不利于经济发展。

五、总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把各个国家的经济仅仅的联系在一起，因此，只有保证良好的金融市场，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在金融市场中存在着金融摩擦，一般来说，金融摩擦容易引起经济的波动，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只有不断加强经济理论研究，有效的降低金融摩擦影响才能更好的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戴金平，陈汉鹏.金融摩擦/金融波动性及其对经济的影响[J].四川大学学报，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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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文献综述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 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 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　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2001)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