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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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县随着国民环境意识的提高，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投诉、纠纷量逐年上升。我局于1999年成立，1999年投诉、纠纷案才22件，2009年投诉、纠纷案70件，增长218.2%，目前仍呈递增趋势。如何有效解决因环境污染而产生的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是值得人们思索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当事人能否享受应有的环境权益，关系到导致纠纷的扩大化和严重化，影响社会安定等问题。现就探讨改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建立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问题提出粗浅看法。

一、行政处理环境纠纷现状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概念、方式的理解，主要有二种倾向：一是行政处理即指行政调解，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居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对环境纠纷进行调查，并进行调解，促成当事人双方签署协议，自动履行协议。调解协议是当事人相互间意志妥协的结果，行政机关在协议中既无利害关系，也不直接体现其意志。二是行政处理包括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二种方式。对环境纠纷的处理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纠纷双方自行和解、调解解决、请求行政处理、仲裁解决和诉讼解决。以前，环境行政机关在处理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时，大都采用“以调解为主，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或宣布调解失败，或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方法。

实践证明，对一些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纠纷很难通过调解使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在行政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及时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们现在处理纠纷案实践中，和投诉的大部分环境纠纷已调解结案，事实上，只能说大部分已结案，但并不是有效解决，只是污染纠纷受害方无奈地接受了结案，因为未解决，所以反复投诉，甚至发展到企群纠纷，甚至是暴力冲突，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污染纠纷的有效解决,单纯通过调解方式的毕竟是少数。由于调解解决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之上的,致害方一般都要强于受害方,作为弱者的受害方要与其达成合意解决是很困难的事;缺乏合意,则解决纠纷就无从谈起。为了有效解决环境纠纷,较多采用多种方式。解决环境纠纷过程中,我们行政主管部门在环境管理中依法行政,而致害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一般采取尽量拖延时间的办法,动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方式,钻法规的空子,想尽办法继续营业,直至最后被“停止营业”;其间可能经过一至二年时间。所以居民饱受噪声、振动、热气和油烟污染之苦，投诉不断。

二、行政处理污染纠纷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处理污染纠纷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够完善。由于缺乏法律程序上和有关政策的依据，使得行政处理纠纷在实际效果上还有待更好地探讨。目前，中国关于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规定十分简单，对人的资格、证据的收集、因果关系的确定、损害赔偿的计算、停止污染侵害的方式、污染受害者在无力时的帮助等等，都没有作出专门的规定。由于环境纠纷处理立法的不健全，就使环境纠纷的解决在中国变得十分困难。

我们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决定，都属较有影响力的政策，且都是中国政府在一定阶段的环境保护的总政策，但都没有提及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问题。这说明，政府及其管理部门，考虑环境保护行政管理多，而考虑行政处理环境纠纷少，未摆上议事日程。

（二）环境纠纷处理机构和人员编制、经费来源不足。要真正行使职权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就应保障机构和人员编制、经费，从而提高行政处理公害纠纷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三）行政处理污染民事纠纷效果并不理想。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依据和专门的行政处理污染纠纷的机构，加上行政执法部门缺乏齐抓共管的意识和有效的配合机制，所以实践中行政处理污染纠纷解决的效果并不理想。举一实践中投诉量较大的餐饮业油烟扰民的问题。我县常年污染投诉量约占1/3以上的餐饮业油烟扰民的处理过程中常常发现，对餐饮业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处理的同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仍对没有办理环境保护有关审批手续的餐饮业颁发营业执照的现象仍然存在；餐饮业的业主仍认为，他们都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和税务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纳税登记证，就是合法业主；而我们环境保护部门却认为他们是违法经营。这种现象说明行政执法部门虽同为政府成员，但由于互相之间缺乏有效的配合机制，结果引发的是加剧了餐饮业环境管理的难度和执法成本。被油烟污染干扰正常生活的居民只能久盼问题的解决，引发投诉不断，其间重复投诉，处理效果不理想。油烟污染纠纷处理的例子表明：要取得较好的处理效果，不仅要有重要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和健全的执行机构作保障，还需执法等有关部门齐抓共管，有效协调，才能够在实践中取得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较好效果。

分析以上阐述的我县环境污染民事纠纷行政处理现状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需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必须在体制、机制上改革创新，因循守旧、循规蹈矩将一事无成；二是环境保护面临极好发展机遇，仍有一些同志思想准备不足、存在畏难情绪；三是执法不到位。客观因素是环境法律法规原则性规定多、可操作性的细则少，行政手段多、经济手段少，法律手段不硬、处罚过轻；主观因素是执法不到位、行政不作为的现象较为普遍；四是体制机制不完善。污染治理市场化机制发育滞后；跨界污染的区域协调机制不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可持续生产与消费引导激励机制等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尚未建立；环境标准不完善，重视程度也不够，研究基础薄弱，科学性有待加强；五是能力不足。环境监测与统计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不够，环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开程度低，环境应急体系不健全，基层环保人员、经费和装备不足；六是没有充分重视社会监督，在充分发挥舆论引导、鼓励公众参与方面还有待加强。这些不足之处与实践中存在的行政处理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效果并不理想的问题有密切联系。

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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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现有研究文献对旅游社区内的民族一条街及民族经济、少数民族交往的研究探讨相对较多，主要集中在民族旅游、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民族的关系等方面。如陈谦以成都“武侯祠民族一条街”为例，立足于城市旅游的基础上，阐述了”藏族一条街”在成都旅游中的优、劣势，并指出它在成都的旅游定位，最后在此分析基础上提出城市旅游中的少数民族街区及旅游定位如何更好的发展等相关措施。冯敏也通过对成都市“民族用品一条街”的调查研究，指出：经商流动人口不仅促进了西部大都市及周边地区的商业繁荣与多元文化交融，弘扬了少数民族本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大都市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及对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不断得到巩固与拓展有着深远意义。郑信哲、周竞红以少数民族人口流迁与城市民族关系为主题，分析少数民族人口流迁的背景、现状及其趋势，阐述了少数民族人口流迁与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关联性，强调了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在民族社区少数民族流动频繁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发展旅游经济，更好的健全协调城市民族关系。  

从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尽管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城市少数民族问题产生了较大的关注，但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城市少数民族商品经营情况的调查研究以及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还很少，尤其是随着城市少数民族问题的越来越突出，该领域的全面深入研究越显缺乏。

二、城市少数民族商品经营现状分析

（一）以成都“民族旅游一条街”为例

成都“民族旅游一条街”地处武侯区。武侯区是成都市少数民族成份最多、人口最多、流动量最大的一个区。共有少数民族成份44个，少数民族人口6000多人。武侯区又是藏族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每年的流动人口约50万人次，其中藏族人口约30万人次。“民族旅游一条街”原指武侯祠横街，后延展扩大，范围包括武侯祠横街、洗面桥横街与武侯祠东街互为十字的几条街上。

2014 年 7 月，大创项目组在成都市武侯区“民族旅游一条街”，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进行实地调研，总共发放问卷调查表200 份，收回问卷158 份，其中有效卷为 98份.根据对问卷及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对成都市“民族旅游一条街”的商品经营基本情况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1.从商品经营者的数据统计分析看，少数民族来此经商的占较大比例，达83.6%。其民族成分较为多元，包括藏族、汉族、回族、羌族等，且70%以上的经营者都为藏族同胞经营的商店。在对一些业主的额深度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近些年，因为外来少数民族经商者的频繁流动，对当地的原本居民的生活造成相关影响，此条街有“本地居民不断搬出，外来少数民族经商不断增加”的趋势，且少数民族商品经营的团体构成人数为十几到二十人，一般是属于同一籍贯或者相邻城镇相伴来城经商，相互之间的凝聚力很高；

2.从商品的经营范围看，如图2，在对“民族旅游一条街的”武侯祠横街、武侯祠东街和洗面桥横街东三条主街道的236家店铺统计中可以看出，这三条街以藏族文化与风俗特色商品为主要内容，有藏餐店、佛像店、藏毯店、僧服店、唐卡店、藏家具店、藏文印刷店、藏书店、藏音像店等约165家店，其经营范围大约占“民族旅游一条街的”70.51%，涵盖了藏族文化、宗教、生活、医药等各方面。除此之外，“民族旅游一条街”也有经营少数各种餐馆、饭店、超市，如带有地方特色的大东北、兰州拉面、川菜、台湾美食等；在住宿方面，洗面桥横街有金色柠檬酒店、158好逸酒店，武侯祠东街有瑞信商务酒店，武侯横街上有蜀峰花园、及康定酒店等。在娱乐场所方面，也有咖啡吧，西餐厅，桌球等。可见，“民族旅游一条街”从商品经营范围来看，有以下特征①其经营模式呈“藏风俗特色为主，吃喝住娱为辅”的特点；②店铺杂乱分布，没有统一的规划，虽然藏店多，但中间参杂其他水果、理发等店铺，布局较乱、零散、协调感较差。

图表3 店铺经营时长

3.从商品经营规模上看，“民族旅游一条街”店铺经营时长大部分在3年以上，具有一定的经营年限，店铺以个体经营为主，员工人数基本在5个人左右。在访谈中了解到，藏民族特色店（佛像店、藏毯店、僧服店）的利润模式以批发、零售为主。消费群体80%以上是来自藏区（西藏、甘孜州、阿坝州、青海藏区等）的寺庙、藏商及极少数的游客，与当地居民的依存度教小。

（二）西安“回民一条街”少数民族商品经营情况

除调查成都“民族旅游一条街”外，为了更好地为城市少数民族的商品经营提供重要的参考咨询，笔者特对“西安回民一条街”进行相关调查，以取其长。

西安“回民一条街”范围包括：西大街以北、钟楼以西、广济街以东、大皮院以南。人口4500人，占地16.78公顷，建筑密度52.48%，主要是有70%的回民经商。与成都“民族旅游一条街”相比，回民街的商品经营规模与经营范围大得多。因此项目组成员通过观察法、访谈法，对一些店铺进行了解，总结出回民街在商品经营方面的特点：①经营商品种类多、更接地气。其少数民族经商的旅游产品主要是：回民特产、回民饮食、清真寺、建筑民居、陕西特产、古玩玉器，其产品实用性和收藏价值高，②回民街的消费群体是 面向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但当地居民也是主要消费者，特别是餐饮方面，回民与当地居民关系融洽，交往频繁；③回民街的店铺连锁效应较好，其装修规格水平相对较高、招牌风格独具特色、店铺区域分化也相对明显和集中。

三、城市少数民族商品经营的特点及问题

（一）城市少数民族商品经营的特点

1.由“民族旅游一条街”及”西安回民一条街“的调研可知，当前少数民族进城经商的人口逐渐增多，民族构成方式多样，少数民族人口流出区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流动人口来源地多元化，流动人口构成更具复杂化；此外，因为风土习俗、多民族文化、民族认同感、宗教信仰等原因，大部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多以同族、同乡、同业的方式交往，在经营方面形成抱团的形式，具有鲜明的组织特性；

2.经商与宣扬民族文化合二为一。少数民族在城市进行商品经营活动，其经营产品盖了民族文化、宗教、生活、医药等各方面，大多以民族文化与风俗特色为主，如贩运民族服装布料、民族手工品与民族特色餐饮。这样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进入城市的最初目的——经商，它既宣传了本民族文化，又能让其他民族的人更多地了解一些关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也为城市多元文化一体作出了贡献。

（二）成都城市少数民族商品经营存在的问题

1.少数民族流动经商中由于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原因，如汉语不够标准、文化素质不高、没有很好的法律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与当地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入难度大，少数民族的商品经营与当地的经济关联度几乎为零。

2.具有较大的管理难度。由于贫困区域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差异，导致同样的条规在少数民族方面并不适用。少数民族来内地经营后因为不熟悉当地相关风俗习惯、政策法规，同时语言障碍，在经营的时候难免和本地群众，尤其是与警察、城市管理者、工商等行政执法人员产生矛盾。在产生纠纷后，因为两者在文化心理、语言方面的不同，经常产生误解，常常把普通的经营纠纷演化到民族方面的纠纷，进而导致民族不合，形成不好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3.管理及规划措施不完善。当前相关的部门组织对于少数民族的商品经营和规划不够重视，存在“不敢管、不愿管”的思维。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若管理不好会引发民族的矛盾；二是缺乏政策的依据。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我国相关部门并没有制定明确的有关少数民族在城市经商的政策法规，导致我国城市管理者、警察、工商等在执法的时候无法可依，造成管理乏力的情况；三是不好管理，流动性大。据笔者调研得知，成都市“民族旅游一条街”经商的少数民族成分多，来源的地区广，经商时间不确定，店铺老板换代频繁。

四、城市少数商品经营加强对“民族旅游一条街“管理的思考

（一）全面正确地看待外来少数民族流动经商情况

要客观全面地看待少数民族流动经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首先，各部门领导要对这个问题重视，不断加强宣传民族政策的教育，《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贯彻结合，对城市少数民族经商中发生的人和事，均可以从民族团结维护的局面出发，稳妥、积极地进行处理。其次，引导、教育流动经商少数民族群众进行规范经商。少数民族群众从边远地区来成都经商，这自身就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开始。来到新地方，很多东西都不熟悉，需要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所以，相关单位与部门要定期地、不断地召集他们宣讲当地的相关法规、政策，监督办理营业执照与人口暂住证，积极引导和教育他们进行规范经营。第二，要掌握第一手信息，获得工作的主导权。因为少数民族经商的流动性较强，没有特定的行业组织，具有较大的管理难度。所以，熟悉思想状况，了解相关情况，及时发现问题，便成为民族部门掌握工作主动权的关键。

（二）政府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和统一规划

一是少数民族在城市经商应可以优先工商办证，只要具备相关手续要求，就能够提前登记办理、提前审批、提前经营发证，关于经商具有较强季节性的特征，可使用特殊的管理条例，为期办理一个季度的短期证件；二是减免费用，可施行摊位费免收、减免办证手续费、不收取保洁费用的情况；三是对城市经商内容规范化，对经商中销售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的以国家珍贵野生动植物为药源的各种药材，如察香、虎骨等要坚决予以取缔，少数民族使用的藏刀、腰刀、靴刀等刀具依照公安部的规定，只能在特定区域销售。各级政府也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调整相应的法律法规。

（三）及时调处少数民族流动经商中出现的纠纷

少数民族在城市经商中，容易和警察、城市管理者、工商等管理部门产生摩擦与矛盾。所以，矛盾化解，关系协调，纠纷平息，是相关管理部门做好少数民族流动经商群众的首要任务。各级部门政府在平息纠纷、处理矛盾的时候，应以维护民族大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前提，不但要对外来经商少数民族进行工商管理、城市管理、道路交通管理等方面的教育，还要维护好合法的经商人员权益。要转以往少数民族经商者上门投诉才处理的被动做法，变被动为主动，调节矛盾，满足少数民族经商者的诉求。

五、结语  

少数民族入城市经商对我国经济来说存在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各级政府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少数民族经商政策，至少在经济上给予其支持、指引，强化对少数民族流动经商人员的管理，为他们提供方便和服务，达到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冯敏，成都市藏族经商流动人口对多元文化城市的贡献——对“民族用品一条街”的调查与思考.西藏研究， 2005（02）.

徐红罡，万小娟.民族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旅游发展——以西安回民街为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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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施工企业 处理 执行案件

由于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争议内容和案件事实错综复杂，涉及法律适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较多，审判实践中因司法理念和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差异，处理难度增大，各地法院在审判中的司法标准不统一。对于建筑施工企业，应该适应形势，及时掌握经济纠纷发生的原因、实质，准确选定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尽早处理纠纷并消除不利影响。

若建筑施工企业遇到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时，应正确应对和妥善处理，尽最大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经济损失，防止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本文就此进行论述。

一、主责单位要切实承担起应对、处理对外有关债务问题的责任，尽最大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经济损失。

（一）建筑施工企业集团及其所属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法律事务部门的有关要求。

无论形式上的债务主体为集团公司本部还是子公司（包括集团公司或子公司的分支机构、临时机构等），应对、处理对外债务问题的主责单位均为实际上享有和履行合同权利义务的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子、分公司，直管项目部、指挥部等）。主责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要求，积极履行应对、妥善处理相关对外债务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经济纠纷的责任、义务。

（二）对于已进入诉讼（仲裁）程序的我方被诉（裁）的各类经济纠纷案件，主责单位领导要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对于其中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单纯我方欠款纠纷，应力争以当事人和解或法院（仲裁委）调解方式结案，避免或减少诉讼（仲裁）成本等支出。对于法院（仲裁委）依法出具的此类调解书或判决书（裁决书）等生效法律文书，我方作为债务人应当自动履行相应义务，

（三）避免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对于我方被采取保全措施（银行账户被冻结等）的案件，相关单位应当在接到法律文书后3个工作日内，将案件处理方案报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门。同时，主责单位及相关单位应当自觉接受局法律事务部的指导意见；办案过程中，进展情况及时报局法律事务部。

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如不自动履行法律义务将导致的后果及应对措施。

（一）不自动履行义务将导致的法律后果。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如不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规定的义务，会产生如下后果：

1、被执行人不自动履行给付义务，承担加倍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2、不自动履行协助执行义务，可能被罚款。

《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并可以予以罚款：（一）有关单位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二）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的；（三）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扣留被执行人的收入、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转交有关票证、证照或者其他财产的；（四）其他拒绝协助执行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第115条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

3、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财产状况，可能会被罚款，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可能会被拘留。

《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4、部分执行案件可能会影响经营开发工作。

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在人民法院网均可以查询。近几年以来，集团公司或所属子、分公司在投标过程中，已有数次被业主单位要求解释出现执行案件的原因，这对于企业经营开发工作，已经造成不必要的不利影响。

（二）正确应对、妥善处理我方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

近年来，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各类市场主体间的经济纠纷案件大量增加，生效法律文书被自动履行的难度加大，因此，各地法院均加强了案件执行力度。面对这种形势，对于建筑施工企业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相关责任单位应引起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并妥善处理。任何消极、逃避或者对抗的处理方式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将因此增加无谓的经济损失，付出不必要的代价，以至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

自2012年7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中的规定，人民法院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0%-150%计算买受人应当赔偿出卖人的损失。《买卖合同解释》实施以来，法院判决违约金、利息有了充足的法律依据。因此，责任单位和相关必须高度重视买卖合同中纯欠款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一味拖延，将会增加执行费、迟延履行金、利息、违约金等不必要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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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程项目 合同 工程款 纠纷

建设工程合同是工程项目承揽种类合同中的一种，和项目承揽合同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同时又有着自身合同性质的特殊性。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事件先不论其原因如何，我们也都知道建设合同纠纷的结果涉及到最终的利益分配事宜，且属于民事案件。因此，这种经济纠纷民事案件所涉及到的因素也非常多，如标的、专业处理、民工工资、合同条款条例等相关问题。但也正因如此，建设工程合同经济纠纷事件能够受到各界人士加以关注并重视。

一、工程款结算纠纷发生的成因分析

实践工程款结算纠纷处理过程中，通常存在的纠纷案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工程量纷争

工程量纷争一般与工程合同生效后的工程量增加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一类工程量增加未能做出及时的数据记录，并且也有很大可能是其未能与三方参建单位进行联系沟通，如隐蔽工程的工程量很容易被忽视，如果记录、处理、交流不及时，很肯能让发包商提出质疑。再如，安装工程的工程量纷争，主要倾向于安装施工过程中的梁、柱、板、以及墙体相关的工程量处理上，即管线敷设等相关的工程量确认问题未经过记录或计量等。

(二)计费系数纷争

起争议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参与的承包单位过多，并且有可能是资质资历不足的施工队，或者承包一方出现变更，又或者挂靠现象增多。总之，计费系数引起争端，必然与相关资质单位有关，即资质不足的承包单位展开多方合作，势必会给计费带来压力。

(三)工程违约

顾名思义，工程违约就是未能按照工程建设合同内的条例规定、要求履行自身单位的相应责任，进而出现工程合同矛盾争端。如，承包方逾期竣工、发包方未能提供合同条款内的施工条件与合适作业环境、或者期间擅自修改项目设计方案、材料供应不及时出现停工或返工等违约事件等，这些最终导致违约金的交付与工程款结算产生关联。

(四)建材品质问题

工程项目在投标阶段时会对建筑供应材料的质量、品质严格把关。但碍于当前建筑材料供应市场的供求关系影响，有时候迫于种种因素未能使用合同内的指定建筑原材，从而由建筑供应材料引起纠纷也经常发生。如，受材料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某些诸如钢材、涂料等原材的价格上涨幅度会受到影响，上涨程度涨至超出正常预算价格的三十个百分点以上都曾出现过。而承包单位在投标阶段，往往会考虑价格上涨幅度的5%-10%左右。面对这三十个百分点的剧烈价格波动，如果未能与发包单位协商意见取得一致，承包单位就只能舍远求近，把总建材造价控制下来去选择一批价格较低的替代品，从而引致后来的工程款纠纷发生。

(五)总包和分包之争

由于当前投资市场的发展要求越来越高，社会经济体制下的各责任主体、组织机构等的责任分工也愈发明确，就以大型建筑工程建设而言，很难做到由总包单位去一并负责来完成相应项目建设工作，必然会付出大量的人力、财力、物资等。因此，总承包商就会与建设单位进行商议，并取得对方批复后委托一批专业劳务单位进行责任分工，这也就是所谓的分包单位。如果，此时分包全额工程款已经结算处理完毕，发生争端的几率或可能性就会降低。但是，如果这时发包一方只展开了部分结算，则很容易促成总包单位与分包单位之间引起争执。除此之外，两者之间除了结算工程款外，还有可能在管理费上出现争执。同时，建设单位如果在争端已经发生时也参与进来，暗示某一方单位，此纠纷事件的处理必然会更加繁复。

(六)尾款之争

工程项目待到竣工交付后，经济成本承包责任人应当履行合同的条款要求对工程进行保修。而为了确保合同下的承包单位能够履行自身义务，发包一方一般会在此阶段预先交付大部分的工程款，目的是为了让承包单位履行维修义务后在交付剩余款额。而有的合同签订的条款要求则是先交付工程款，并由承包单位能够出具工程尾款相关的银行保函。而这一阶段之所以出现争端，是工程投产运营前后保修义务未尽到而引起的。

二、解决工程建设合同下的纠纷处理应坚持的原则

据相关问题调查表明，工程款拖欠的结算问题发生，一般总结起来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投标阶段，总结原因是项目招标文件中的内容未能对工程价款及与其相关问题做出明确；其二，中标后，合同条款内容不健全或是具体细则不规范，尤其是与工程价款相关的具体约束内容不完善；其三，工程在建过程中，曾出现过设计变更、经济索赔、现场签证等结算方法的不明确现象发生。也就是说，涉及到工程款结算的纠纷问题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会延伸出多种问题，为日后分歧种下了不小麻烦或隐患，从而使得相互扯皮、纠纷事件屡屡发生，造成工程款久久不能彻底结算。所以，本文强调了两个实用性较大的履行原则。

(一)双方当事人应坚持自治原则

即强调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并兼顾双方利益去履行约束内容。也就是说，具备完全民事能力的责任主体参与到某项民事活动或项目的过程中，如果已经明确参与活动过程，就必须为此民事活动负责。同样，在建设工程工程款结算事宜上，既然双方已经敲定了结算方法，就应当按照约束内容去履行自身义务与责任，这样才能使民事活动（工程结算款处理）的结果能够朝向良好态势发展。如，两方主体单位，共同选择了一个经济责任审计组织机构，就应当按照审计评价后的最终结果去正规处理；再如，双方都经过一系列结算活动处理，形成了结算报告，就应按照结算报告去交付工程价款，同时在结算报告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任何参与单位都应坚持谨慎审查，即由自身一方造成的审计损失，一并由自身承担。

(二)以事实证据说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9条规定：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对于双方不能形成结算文件，又未约定结算办法的，在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造价管理规定不能协商确定而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进行司法鉴定来确认事实。对于双方已认定的工程造价，一方有证据证明结算行为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况时，法院也可以否认原结算的效力，组织重新结算。

三、工程建设合同下的款结算纠纷处理实行建议

(一)尊重当事人约束要求

相关责任主要负责人或当事人对项目工程计价标准或方法如果有约束要求的，应按要求结算价款。一般而言，在工程项目交付验收合格后，双方当事人就应当做好结算工作。结算进行时，常规情况下是由承包人提交与结算相关的会计报告或会计信息，并经由发包人审核。而在实践事件处理过程中，发包方往往存在拖延不予答复的现象，从而达到故意延缓交付工程款的目的，进而严重威胁了承包人合法权益。而出现这种现象，按照《最高解释》的第20条文件内容处理标准，如果在约定期限时间内未作出答复，可将其视为对方认可竣工文件去处理。

(二)依照地方计价标准或方法处理

如果因为设计变更而影响到工程项目功能、质量而发生变化，同时双方当事人在此问题再经过协商无效、意见未能统一时，可根据地方行政主管机关单位拟定的相关计价标准与计价方法去签订双方工程建设合同，并在其合同约束要求下去结算工程款；通过招标投标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与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价款的标准。

四、结束语

总之，近年来由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内容不规范、不健全，以及其他因素引起的工程款结算纠纷数不胜数，并且这种经济纠纷事件处理已经屡见不鲜。但也正因如此，给不少相关项目参建单位敲响了警钟，要对此类问题高度重视，并能在实践问题处理中能够正规、客观处理，以此才能保证工程款拖欠引起的纠纷问题得以避免。

参考文献：

[1]王建东,孙兴洋.建设工程合同竣工结算规则的合理性探讨[J].法学,2009

[2]李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竣工结算中的作用研究[J].四川建材,2008

[3]张悦民.对提高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审核工作质量的思考[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

[4]王立国,余明.工程建设与工程造价管理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8

篇5

这桩本不应该在邹平县法院上演的一起涉及上市公司同人华塑（原四川天歌）1996万多股法人股的经济纠纷一幕，将广大股民的眼球吸引到了这里。

明集法庭的受理和裁定疑点重重

5月21日上午，南充天益公司负责人突然接到一封特快专递邮件，打开一看，原来这是山东省邹平县法院寄来的一份《民事裁定书》和一张6月16日开庭审理的传票。

这是一起涉及天益公司早已持有上市公司同人华塑1996万多股法人股的特大跨省经济纠纷诉讼案。

5月15日，原告荆州天歌向邹平县法院明集法庭提出诉请，要求停止第三人天益公司行使无偿受让的南羽厂控股的四川天歌（现同人华塑）1996万多股法人股股份权益。明集法庭“经审查”后，于当日以邹平县人民法院的名义下达《民事裁定书》，裁定实际持有人天益公司“立即停止”行使1996万多股法人股的“股份权益”，“诉讼期间该股份权益由持有人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行使。”

记者看了一大堆书证材料后，感到这个看似一起简单的经济纠纷案背后，却有诸多疑点令人不解：

其一，本案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分别在湖北、四川，怎么跑到山东的一个基层法庭去打官司？按照《民事诉讼法》“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以及“原告就被告”确定管辖的原则，原告荆州天歌应到被告南羽厂住所地的法院进行诉请，而原告却偏偏舍近求远跑到远离原、被告和第三人住所地的山东一个基层法庭进行诉请。难道不使人感到费解吗？

其二，1996万多股法人股标的金额，按此前的协议转让价格计算，应为5990万余元人民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基层法院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级别管辖规定，山东省滨州市中级法院辖区内的基层法院只能“受理争议金额在50万元以下的国内经济纠纷案件”。作为滨州中院的下级法院――邹平县法院明集法庭受理本案，不是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协议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的法律禁止性规定吗？

其三，天益公司1996万多股法人股变更归属，涉及多部法律和多家关联公司。然而，5月15日明集法庭当天受理此案，当天就下达《民事裁定书》，依照法律规定，这样急切地下达法律文书强制第三人“立即停止”行使股份权益，法律规定应是出现了“紧急情况”，而目前又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呢？

其四，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说，这是一件“确认之诉”，而不是“给付之诉”，只有“给付之诉”才能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可是，明集法庭下达的《民事裁定书》引用的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就是“关于诉讼财产保全的规定”。这不是引用法律严重错误吗？再者又何来“立即停止”之说？

其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规定，本案涉及天益公司1996万多股法人股的股份权益，突然被强制变更给一家由非法法定代表人负责的公司“行使”，明集法庭却没有要求原告荆州天歌提供任何担保，一旦造成巨额损失，谁来赔偿？

其六，为何仅凭原告荆州天歌在千里之遥提供的“两个协议”传真复印件，明集法庭就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法律依据？

类似的疑点还有不少。记者对照有关法律，列出了一个详细的采访提纲。

当事法院和第三人的泾渭分明之说

5月26日下午，在邹平县纪委的协调下，记者来到了邹平县法院。在法院政研室表明身份、说明情况后，石联明主任首先一再推辞，要记者直接去找承办本案的明集法庭李峰庭长。在记者的强烈要求下，石主任只好将记者递交的介绍信、所列12个问题的采访提纲一并呈送给法院领导。

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等待和法院拒之无效的情况下，石主任将记者带到了法院纪检组张组长办公室。张组长说：“欢迎记者前来监督。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公正、实事求是地处理好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还未进入实体审理，所以还不好回答你的其它问题。”

记者请张组长出面，联系采访承办本案的明集法庭李峰庭长，却遭到了他毫不犹豫的拒绝。这尴尬的一幕，不禁使记者对他的“欢迎”之说顿生疑窦。

后据多方证实，当记者在法院等待采访之时，正在法院开“例会”的李峰庭长也来到了张成文副院长办公室，看到了记者递交的材料，汇报了受理本案的情况，只不过是有关领导未让记者与他见面罢了。当记者离开法院后，曾几次电话与李峰庭长联系要求前去采访，均未能如愿。李峰庭长对记者的手机短信采访，也是遮遮掩掩，避实就虚，拒绝回答有关本案的一些实质性问题。

当记者后来找法院立案庭刘庭长、法院张成文副院长采访时，同样遭到了两位领导的拒绝。

5月27日下午，作为本案第三人的天益公司特别授权人陈永松，在邹平县黛溪山庄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陈永松说：“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我认为邹平县法院受理本案是明显违法的。”这位特别授权人认为，他们的违法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邹平县法院受理并认定本案的原、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资格是不合法的。陈永松说：“我在这里以无可辩驳的法律事实，证明明集法庭认定的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曹勇，是虚假的。”说到这里，陈永松拿出了南充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给南羽厂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工商档案，记者看到在“法定代表人”一项，果然都是“夏柱山”三个字。

陈永松还说道：本案的原告是荆州天歌，明集法庭认定的法定代表人是韩发成。但是案卷中没有国家法定机关――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颁发的荆州天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更没有表明“法定代表人韩发成”身份的有关书证材料。

陈永松说，《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现在曹勇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法定代表人，韩发成的法定代表人资格也没有得到确认。那么，没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人能代表企业法人到国家司法机关进行诉讼活动吗？

二是由原告提供的关键书证不是原件而是传真复印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法律依据”是违法的。陈永松说：“本案由原告荆州天歌提供的关键证据――《关于注册资金担保协议》和《注册资金不实补偿协议》，在卷宗中均没有原件，而是传真复印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明集法庭据此作出法律事实上的裁定是明显违法的。”

三是明集法庭管辖本案，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协议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的法律禁止性规定。陈永松说：“如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山东省高院辖区内法院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近6000万元的诉讼标的案件，是邹平县法院拥有管辖权的120倍，只有山东省高院才有这个管辖权。邹平县法院一个派出法庭居然受理了这起特大跨省经济纠纷案，真是难以想象！”

陈永松说：“在明集法庭时，我向李峰庭长提出了8个问题，李峰却一个也不能回答我。面对我的声声质问，李峰只好对我说‘那就让他们撤诉吧！’”

终止违法事实延续

29日上午，作为天益公司特别授权人的陈永松，在邹平法院大厅正式向立案庭刘庭长递交了有关本案违法受理的《紧急报告》，以及本案管辖异议和裁定复议等书面诉请材料，并情绪激动地陈述了对本案有关问题的看法。“第一次听说此案”的刘庭长也无不十分吃惊，当即表示：“我们立即通知明集法庭李峰庭长带本案所有案卷来法院。”刘庭长并让陈永松随时等待法院消息。

直到30日下午，都无“法院消息”传来。急不可耐、忧心如焚的陈永松当即赶往法院找张成文副院长。

张副院长在办公室听取陈永松的紧急陈述报告时，承认受理此案“是有些问题”，也承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应以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为准”，并说“既然你们讲我们对这个案子没有管辖权，我们就移交给了市中级人民法院”等等。张副院长还表示：“你们申请撤销《民事裁定书》，现在我们已没有这个权力了。你们去找中院吧！”在陈永松看来，张副院长的这一表态，不是承认受理本案的违法事实，还是有继续遮遮掩掩之嫌。

关于本案的最新情况是，在天益公司特别授权人陈永松反复递交有关异议、复议申请和多次找邹平县法院领导陈述案情后，邹平县法院于6月8日接连下达了两份《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停止第三人南充天益公司行使四川天歌（现同人华塑）的法人股19967760股股份权益的限制”；“第三人南充天益公司提出的对本案级别管辖权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篇6

“为人民服务，树公安新风”承诺制度

一、态度和蔼，耐心回答申请人的问题，使用文明、规范的接待用语。

二、对公民办理出入境手续的，要认真审核申请材料，要求申请人该补充的申请材料，要一次告诉清楚，避免申请人往返奔波。

三、对公民出入境申请，按照法定时间办结，绝不无故拖延。

四、绝不向申请人要钱要物，不准乱收费，不准超标准收费。

五、接待室要保持清洁卫生，有座位，不让申请人在外等候。

出入境管理咨询服务卡公民申请出国定居

1、如实、逐项、详细填写《中国公民出国申请审批表》、《公民因境调查表》各三份。

2、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三份。

3、党员须提交县以上组织部门同意出境的证明二份。

4、申请人户籍在当地而人在异地的，须交外地所在单位（居委会）和驻地派出所出具的有无经济纠纷、现实表现等基本情况的证明一份、复印件二份。

5、提交拟前往国家政府机关和驻华使、领馆的定居许可证（有的国家还须提交我驻外使、领馆的认证）。发上[找材料到文秘站 -网上服务最好的文秘资料站点]证明原件一份，复印件及译文各三份。

6、邀请人的身份证或护照等证件的复印件及译文各二份。

7、邀请信原件一封、复印件及译文各二份。

8、申请人近期正面免冠小两寸彩色照片6张（白色背景护照专用照片）。

出入境管理咨询服务卡公民申请出国探亲、访友

1、如实、逐项、详细填写《中国公民出国申请审批表》、公民因私出境调查表各三份。

2、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三份。

3、党员须提交县以上组织部门同意出境的证明二份。

4、提交与国事相应的国外证明材料，如：邀请书、经济担保公证、认证等原件一份、复印件二份：中文译件各二份。

5、邀请人的身份证或护照等证件的复印件一式二份。

6、邀请信（含信封）原件一封、复印件一份、译文二份。

7、申请人近期正面免冠小两寸彩色照片6张（白色背景护照专用相片）

出入境管理咨询服务卡公民申请出国从事商务活动

1、如实、逐项、详细填写《中国公民出国申请审批表》、《公民因私出境调查表》各三份。

2、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三份。

3、党员须提交县以上组织部门同意处境的证明二份。

4、申请人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二份、公司派遣函二份。

5、申请人户籍在当地而人在异地的，须提交外地所在单位（居委会）和驻地派出所出具的有无经济纠纷、现实表现等基本情况的证明一份、复印件二份。

6、须提交境外公司的邀请函件、合同原件一份、复印件二份、公司营业执照、法人代表的身份两份（合同原件和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须经前往国公证机关或我驻外使馆认证

），译文二份。

7、申请人近期正面免冠小两寸彩色相片6张（白色背景护照专用相片）

出入境管理咨询服务卡公民申请出国留学

1、如实、逐项、详细填写《中国公民出国申请审批表》、《公民因境调查表》各三份。

2、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三份。

3、党员须提交县以上组织部门同意出境的证明二份。

4、申请人户籍在当地而人在异地的，须提交外地所在单位（居委会）和驻地派出所出具的有无经济纠纷、现实表现等基本情况的证明一份、复印件一份。工作人员本单位合

同书二份。

5、提交学校的入学许可证明、合同和需要的经济担保证明原件、复印件、译文各二份。

6、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须提交自治区教委的批件原件一份、复印件二份；自费取得大专以上学历的确良只须提交毕业证复印件二份。

7、公派留学人员（含国家公派、单位公派）须提交填写完整《公派留学人员申请护照登记表》和主管部门出具的出国留学任务批件原件一份、复印件二份。

8、申请人近期正面小两寸彩色照片6张（白色背景护照专用相片）。

出入境管理咨询服务卡公民申请出国就业

1、如实、逐项、详细填写《中国公民出国申请审批表》、《公民因境调查表》各三份。

2、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三份。

3、党员须提交县以上组织部门同意出境的证明二份。

4、申请人户籍在当地而人在异地的，须提交外地所在单位（居委会）和驻地派出所出具的有无经济纠纷、现实表现等基本情况的证明一份、复印件二份。

5、外国雇佣单位或者雇主的雇佣证明（有的须前往国家公证机关公证或我驻外使、领馆认证）原件一份、复印件二份；国外单位营业执照、雇主的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复

印件二份，译文各二份。

6、申请人近期正面小两寸彩色照片6张（白色背景护照专用相片）。

出入境管理咨询服务卡参加旅行社组团出国旅游

1、如实、逐项、详细填写《中国公民出国申请审批表》、《公民因境调查表》各三份。

2、提交由国家旅游局统一印制的《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审核证明》第一联原件。

3、向户口所在地县（市）公安局申领并填写《中国公民出国申请审批表》一式二份，单位意见栏内定明“同意自费出国旅游”

4、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三份。

5、党员须提交县以上组织部门同意出境的证明二份。

6、申请人近期正面小两寸彩色照片6张（白色背景护照专用相片）。

出入境管理咨询服务卡公民申请去香港、澳门探亲定居

1、如实、逐项、详细填写《中国公民出国申请审批表》、《公民因境调查表》各三份。

2、提交文字

申请报告三份。（写清境外亲属的基本情况）

3、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三份。

4、党员须提交县以上组织部门同意出境的证明二份。

5、申请人户籍在当地而人在异地的，须提交外地所在单位（居委会）和驻地派出所出具的有无经济纠纷、现实表现等基本情况的证明一份、复印件二份。

6、申请探亲或定居须提交与探亲、定居事由相关的证明原件一份、复印件三份。

7、港、澳亲属的身份证、回乡证复印件二份。

8、邀请信（含信封）原件一封、复印件二份。

9、申请人近期正面小两寸彩色照片6张（白色背景护照专用相片）。出入境管理咨询服务卡大陆居民申请前往台湾探亲、定居

1、如实、逐项、详细填写《中国公民出国申请审批表》、《公民因境调查表》各三份。

2、提交文字申请报告三份（写清境外亲属的基本情况）

3、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三份。

4、党员须提交县以上组织部门同意处境的证明函件一份、复印件二份。

5、申请人户籍在当地而人在异地的，须提交外地所在单位（居委会）和驻地派出所出具的有无经济纠纷、现实表现等基本情况的证明一份、复印件二份。

6、台湾当局发给的申请人《入台许可证明》及香港中旅行社确认办妥《入台手续》原件一份、复印件三份。

7、邀请人在台湾身份证件复印件三份。

篇7

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学者认为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和认定属于民商事审判的范围，判断和认定的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刑事案件应以民商法律判断和认定为准，否则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有的学者认为，对于表面上是一个正常商业往来的民事行为，但实质是犯罪嫌疑人的诈骗犯罪行为，是其犯罪构成中的一部分，故其签订合同的行为不再是普通的民事行为，刑事法律是最强烈性的强制性规范，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利益，而且必然同时损害国家利益，其合同在民事审理当然应认定无效。

笔者认为，该类合同效力不能简单地根据民事法律规范来进行判断和认定，应分为两大类分别处理。

第一类是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不重合。例如，当事人仅仅是在签约过程中存在行贿受贿行为，只要贿赂行为不足以构成恶意串通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行为人与第三人串通损害委托人或国家利益的合同，仍应认定为无效，委托人和第三人的的损失应按《民法通则》第66条和《合同法》第406条处理。例如单位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非法占有或挪着他用，应由单位承担合同责任。

第二类是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重合。行为人无权，与第三人签订合同，而合同的内容并非委托人之意思。针对这种情况，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表见，善意第三人提起合同之诉，确认合同有效外，应一律认定合同无效。如果“本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对犯罪行为人的行为给予追认的，人民法院也必须依职权认定犯罪行为人同第三人所签合同无效，本人愿意替犯罪行为人赔偿损失的，应当允许。

一、关于表见与犯罪的问题

第一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在学界和实务界没有争议。第二类合同可能会涉及到表见，表见与犯罪能否同时成立？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分歧很大。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类合同作进一步分柝。

（1）、表见的构成要件。表见的三个构成要件：一是无权人没有获得本人的授权；二是无权人同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和行为的表面特征，即行为人具有有权的客观表象；三是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错。所谓“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相对人相信人所进行的行为属于权限内的行为。第二，相对人并无过错，即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权。一般而言，之相对人应对人有无权加以慎重地审查。如相对人因轻信人有权而为之，或者因疏忽大意而未对行为人的资格或权进行审查而相信行为人的权，不能成立表见，即本人对此不负授权人的责任。

司法实践中法官如何判断“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呢？应当综合考虑法律行为发生的原因、条件、环境因素、行为人的职业特征、假象的掩蔽程度和普通人对假象的认知程度等多种因素予以分析认定。

举一实例，让我们看一看最高人民法院对“权的客观表象”“相对人善意无过错”是如何判断认识的？

合利公司在以东方公司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和抵押的过程中，出具了东方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贷款证及全套贷款资料，在客观上形成了合利公司具有申请贷款和提供抵押的权表象。尽管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与庐州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之前，曾函告合利公司的丁华荣收回其授权委托，以及丁华荣回函称其所拿东方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之用，但上述函件往来行为并未对外公示，且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在以其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之前也未实际收回公章、贷款证等物品，故东方公司的撤销委托授权行为未能改变前述合利公司具有权的客观表象。

庐州信用社首次对东方公司发放大额贷款，未根据《贷款通则》关于对首次贷款的企业应当审查其上年度的财务报告的规定对东方公司的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查，也未按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中关于中外合资企业的房地产抵押须经董事会通过之规定，要求合利公司提供东方公司董事会同意抵押贷款的批准文件。该事实表明，庐州信用社在审查东方公司贷款资格时存在疏忽或懈怠，同时抵押物存在是由于明显地权利瑕疵。此外，庐州信用社同意接受丁华荣以该3500万元借款中的500万元偿还合利公司的关联公司即华侨公司在其处的借款利息，这不仅违返了《贷款通则》第25条关于“不得发贷贷款用于收取利息”禁止性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庐州信用社与丁华荣之间存在主观上恶意串通和客观上损害东方公司利益的行为。因此在判断合利公司是否具有表见权问题上，相对人庐州信用社存在疏忽懈怠的重大过失乃至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恶意，并不符合表见制度关于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要件。故合利公司的无权行为不能构成表见（见最高人民法院（2000）经终字第220号民事判决书）。

（2）、非法占有之目的。表见中人与本人之间事实上并无委托与受委托的关系，其本质上属无权，但人是为了被人的利益而积极的活动，并不为自已谋利，收到的款物都交于本人；而诈骗犯罪是假借为被人谋利实际上为已。二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欺诈行为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诈骗犯罪和民法上的欺诈行为都要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使相对人在认识上发生错误，但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人有无“非法占有之目的”，是区分民法上的欺诈和诈骗罪之根本。三是从民事法律的角度来看，犯罪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行为人不是以发生私法上的效果为目的，其法律效果亦不取决于行为人内心的效力意思，而是由公法（刑法）直接规定的。因此，从理论上讲，表见与犯罪一般不可能同时成立。但具体个案中可能会出现行为人的行为一方面构成表见，另一方面又构成犯罪，这样的判例也不鲜见。如何认识？司法实践中又如何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关于第二类情形民刑交叉案件处理程序的问题

刑事审理对第一类民事合同并无影响，应当平行审理。第二类属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案件，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确立了“先刑后民”的审判原则。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是“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学术界和实务界是各抒己见。

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如果一味坚持“先刑后民”原则，作法是十分极端的，可能严重使被害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倘若犯罪嫌疑人一直不能被抓获，被害人的附带民事赔偿请求岂不永远不能解决？在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况下，有的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止民事诉讼审理，并将涉嫌犯罪的材料向侦查机关移送，有的侦查机关对被移送的案件不做答复、或者几年后告知法院决定立案或不予立案，一味地强调中止民商事纠纷等待刑事案审判结果，实际上将当事人的民事权利无限期地搁置。这使民事诉讼长期受制于刑事案件，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在一些民事纠纷中，实际上并没有经济犯罪，被告通过不正当手段人为地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相，利用“先刑后民”的规定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从而逃避民事责任，原告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针对这种特殊情况，应当先对民事部分作出判决。

因此，笔者认为实行“先刑后民”有一个条件，只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才先刑后民“。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应平行审理。

三、犯罪行为人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如何处理

第一类只涉及合同履行的问题，第三人也无损失可言，处理较为容易。犯罪行为人可能会对被人造成损失，如催收货款被挪用，只能由犯罪人对被人的损失进行赔偿。但第三人与犯罪行为人串通损害被利益的，应由第三人与犯罪行为人对被负连带责任。

前面已谈到第二类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但合同无效并不是一了百了，第三人损失原则上应当由犯罪行为人承担。“被人”是否应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要区别对待。

（1）、首先审查犯罪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

表见制度设立的目的侧重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促进民事流转。在个案中，如果犯罪行为人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己构成表见的，应按合同约定处理。如甲是乙公司的供应处长，五年来一直是甲持乙公司介绍信到丙公司采购钢材，货款按期付清。后甲辞职，盖有乙公司公章的多余空白介绍信并未交回乙公司，甲仍持该介绍信到丙公司采购价值30万元的钢材，逃之夭夭。甲构成合同诈骗罪，为了保护善义第三人丙公司的利益，甲的行为构成表见，可以向乙公司主张权利。

（2）、如果犯罪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但“被人”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四条规定：“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它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明知签订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借用行为，仍与之签订合同的除外”；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它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的，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亦认为采取冒用他人名义的手段实施犯罪行为的，被冒用的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应视其有无过错而定。因此，只有当“被人”有过错的，才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没有过错，“被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有的法院不分清红皂白判决“本人”对犯罪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在向善意相对人给付后，再按照侵权之债向无权人（犯罪行为人）追偿，这样的判决是非常错误的。

处理程序，首先应由公安机关依照刑法追赃，发还给受害人，经追赃后仍无法返还给被害人的部分，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四、证据采信的问题

在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案件中，经常出现在刑事案件尚未最终审结、甚至还处于侦查阶段，或者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将嫌疑人有关的口供和其他证人证言提交给法院用以证明民事纠纷中的事实，由于嫌疑人有关的口供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剥夺或变相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获取的，如何看待这些证据的证明力？刑民证据能否相互采信？

从理论上讲，刑事诉讼中认定的事实与民事诉讼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一致。问题的根源在于刑事证据制度与民事证据制度差异，在刑民案件分别审理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二者认定的事实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形，从而出现不一致的刑民判决。如：在证明对象上，在刑事诉讼中只有被告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有罪；而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一方自认的事实，一般作为免证事实，法院可以据此判决。在证明标准上，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远远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明显优势”。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刑事诉讼中被告的有罪无罪、罪轻罪重，除个别案件以外，完全由控诉方证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各自就一定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对特殊侵权行为还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正是由于这些差异，决定了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不能代替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对刑民案件应当各自适用相应的制度。

嫌疑人不构成犯罪，向公安、检察机关作的口供，能否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有人认为：既然的嫌疑人不构成犯罪，公安、检察机关就是超越职权范围非法插手民商事纠纷的，该证据取得程序违法，缺乏合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排除非法证据，该证据不应采信。

笔者认为：“公安、检察机关超越职权范围非法插手民商事纠纷”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只有定性为经济纠纷，公安、检察机关再插手、干预才是违法的。尚未确定为经济纠纷，公安机关无疑可以侦查。侦查机关还没侦查又怎么知道是经济纠纷还是犯罪呢？公安机关在最初开始侦查时，对案件最终是否能够作为刑事案件并不能准确预见，正因为嫌疑人如实交代，侦查机关才得以查清事实，将其销案，无罪释放，才由刑事犯罪转化为民事纠纷。因此有人认为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不具有合法性，证据不予采信的提法明显不妥。

作者认为嫌疑人相关口供能否作为民事证据采信应当综合判断：（1）侦察机关取得的证据有无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2）供述的内容是否完整、符合逻辑，与其他证据是否能相互印证；（3）以上的供述内容仅限于刑事侦查立案前已有的事实。凡是在刑事侦查程序中作出的新的承诺、陈述，一律不得采信。如嫌疑人羁押之后作出的还款承诺、达成新的协议，导致民事诉讼时效中断等等，类似这样的口供，不应采信。（4）、已经为刑事诉讼所肯定的事实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法官应当直接认定有关事实，无需当事人另行举证；（5）、已经为刑事诉讼所否定的事实不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当事人不得直接援引刑事诉讼中的否定性结论，被刑事诉讼所否定的事实仍然应当成为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

五、应当严格区分合同未生效和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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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社会矛盾化解为目标，妥善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

2010年截止6月30日，我庭新收案件39件（其中一审案件2件，二审案件3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收案数量增加了5件，增幅为14.7%。诉讼标的金额4.31亿元，去年同期（5.62亿）相比有小幅度下降，与2008年相比，下降大幅度较大，减幅达57.7%。连同去年旧存案件11件，上半年我庭共办理一、二审案件50件，已审结34件，结案率为68%。未结案件中部分是近期新收案件，部分在公告送达和司法鉴定期间，部分案件在做双方调解工作。在已结的33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判的16件，改判的8件，发回重审的2件。二审案件维持率为48.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个百分点。二审案件改判率为24.2%，与去年同期改判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调解、撤诉案件共7件，占21.2%，与去年基本持平，相比2008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从受理的案件类型来看，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内部纠纷和传统借款担保纠纷仍为我庭主要案件类型，分别受理了12件和18件。从上诉案件原审法院分布情况看，南昌中院上诉10件，上饶中院上诉8件，景德镇、赣州、宜春、抚州、九江中院分别上诉3件，新余、萍乡中院各2件。在民商事案件审理中，我庭始终以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中心，坚持公正、高效、和谐司法理念，通过处理好商事纠纷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一是审慎处理涉国有企业纠纷。随着我省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推进，涉国有企业主要案件类型由企业改制纠纷，包括因改制行为效力产生的纠纷和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引起的纠纷，转变为不良金融债权的借贷纠纷和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涉国有企业的不良金融债权借贷案件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各方利益冲突加剧，利益平衡难度加大，特别是在债权转让程序被认定合法的情况下，各方利益更是难以协调。我庭始终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大局为重，在强调对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相关程序进行严格审查的同时加大运用调解、协调、和解等多种措施的力度，从源头上化解纠纷，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资产环境。对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我庭通过对不服破产裁定申诉案件的审查和对具体案件的协调加强对下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强调在案件审理中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协调配合，要指导企业依法依规变现资产，积极预防破产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企业的安定和社会稳定。二是从维护稳定角度出发审理好各类公司诉讼纠纷案件。公司诉讼纠纷案件主要表现为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纠纷、中小股东诉讼、公司解散诉讼等，这类纠纷处理不好很容易影响公司的稳定和生存发展，进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在处理公司内部纠纷时我庭坚持公司意思自治，司法谨慎干预的审判理念，对中小股东提起的知情权、盈余分配等诉讼，我们既注重协调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我庭审理的秦玉林与九江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中，小股东秦玉林因不满公司不分配利润，在与其他股东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讼主张分配公司利润。由于公司股东会未形成利润分配决议，直接判决分配利润可能会造成司法过度干预公司自治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分配利润是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如果判决驳回诉请又不利于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合议庭通过提出其他救济途径的调解方案反复做股东之间调解工作，庭领导也多次参与协调，最终以其他股东收购该小股东股份形式调解结案，既保护了中小股东权益、维护了公司的稳定和正常经营，也有效的回避了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矛盾冲突。三是以平等保护为前提，慎重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审理违约责任纠纷。在审理各种类型合同违约纠纷中，我庭严格适用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指导意见的规定，以促进交易、规范市场秩序为指导理念，在涉及合同撤销、变更或解除的诉讼中审慎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依据公平原则，同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在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的诉讼中，我们依法分配举证责任，严格依据违约事实和违约责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认定违约金数额。

二、能动司法，服务大局，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一是紧跟省委决策部署，助推全省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按照本院年初重点工作任务分解方案的安排部署，我庭作为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务工作的牵头部门，在征求本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发挥司法的能动性，依法为全省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的宗旨、内容、任务分工、工作步骤和工作要求。按照实施方案的工作步骤，我庭走访了七个系统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召开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有关推进七个系统国企改革的意见建议，及时摸清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以及七个系统国有企业对法院新的司法需求，明确了为国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的方向和思路。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推进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动员部署后，我庭及时起草并报经院领导批准后下发了本院《关于为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做好司法保障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对全省法院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二是加强沟通协作，融入大局，共同推进全省经济发展。我庭紧紧围绕全省进位赶超、跨越发展的目标，在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同时，更加注重立足全局、融入全局、服务全局，更加注重与省国资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保监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全省经济跨越发展。我庭一如既往的就国企改革问题加强与省国资委的信息互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继续配合支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开展小额担保逾期贷款的催收工作，依法保障和促进我省小额担保贷款在推动创业、带动就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保险市场规则建设的引导作用，加强与保监局、保险行业协会的联系沟通，促进我省保险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在我庭推动下，我院于今年2月与省保监局签订了加强合作交流机制的《备忘录》，明确了三方建立联系人制度、开展业务培训研讨交流、联合开展调研、建立联合调解机制、建立案件办理协助机制等事宜。为积极落实《备忘录》要求，6月底、7月初我庭与省保监局共同组织先后召开了二级法院与当地各保险公司联合座谈会，就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行使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法院与保险行业如何共同服务全省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交流。三是发挥商事审判庭特点，支持和推动企业创业投资。商事审判工作与经济形势、经济建设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事审判更多的是解决企业、公司法人经济纠纷。我庭一方面结合全省法院开展的“创业服务年”活动，充分运用商事审判把握的经济形式和规律，通过依法平等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企业自主创新和引进战略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法治环境。另一方面，我庭结合审判实践中发现的法律问题，发现的纠纷多发点，深入企业，走访座谈，帮助企业把握经营规律，指导企业依法回避经济纠纷，切实担负起为企业创业、经营提供司法保障和有效司法服务的职能作用。

三、注重实效，围绕审判实践开展调研工作

年初我庭针对审判实践反映出来的问题确定了以下几个调研任务：（1）保险合同纠纷中关于保险人是否告知义务的认定和交通事故责任险中在盗窃、醉酒驾驶和无证驾驶三种情形下保险公司对人身伤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争取出台保险纠纷审理相关指导意见；（2）为配合省委关于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针对法院受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剧增，我庭要求在去年组织开展的破产案件审理情况调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调研，出台案件审理的具体指导意见，统一全省法院审判思路；（3）针对银行卡被盗取存款而引发的金融机构与储户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日益增多，我们组织开展了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中存在的问题调研，在调研基础上，出台审理相关案件的指导意见。从上半年完成的情况看，三项调研前期任务均基本完成，保险合同纠纷的调研已经完成资料收集工作；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调研报告已完成；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指导意见已基本成形，将于近期下发全省法院和本院相关部门征求意见。此外，上半年我庭配合最高法院完成了以下几项调研任务：（1）对《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进行调研，向最高法院反馈了相关意见和建议；（2）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5年至2009年五年全省法院受理和审结金融纠纷案件数量统计和审理情况；（3）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8年以来民商事审判工作相关情况，详细反映了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相应的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措施和建议。（4）针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报最高法院，为完善相关司法解释提供素材和资料。

四、加强审判管理，严抓队伍建设，保障公正廉洁执法

一是制定并完善各项审判管理制度，使民商事审判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为强化审判管理，我庭进一步修订了《民二庭审判管理细则》，完善了从收案到结案过程中每一个步骤的程序要求和时限要求，对每一个阶段工作严格控制时间进度，提高案件审判各环节的运转效率。其次为保证庭务工作能得到及时部署，有序开展，有效落实，我们制定了《民二庭庭长办公会规则》，明确了庭长办公会的任务和主要职责，明晰了内部任务分工和决策程序。再次为确保案件的审判质量，我庭继续坚持并完善庭务会疑难案件研究制度和庭长指导监督制度。充分发挥庭务会的作用，集中全庭的智慧，为合议庭处理案件提供参考。同时通过庭长亲自担任审判长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民商事案件和列席全部案件的评议，及时指导和监督合议庭审判，强化管理。二是加强学习培训，全面提高审判人员综合素质。一方面我庭结合院机关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加强了政治理论学习，进一步深化了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争议、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了全庭同志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为民意识和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我庭通过选派人员参加最高法院和国家法官学院业务培训，提升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开阔视野，更新商事审判理念。上半年，我庭选派了1名同志参加国家法官学院与美国天普大学司法培训合作项目的学习；2名同志参加全国法院民事证据实务培训班；1名同志参加破产法论坛研讨；1名同志参加全国商事审判研讨会。三是加强廉政建设，提高防腐拒变的意识。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商事审判工作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商事法官处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第一线，容易受到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和侵蚀。我庭特别注重抓好法官队伍的纪律作风和廉政建设，不断加大教育力度，引导全庭人员加强自我约束，从思想上、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规范司法行为，拒绝贪婪之心、不伸贪婪之手、不做贪婪之事，固守淡泊，严格自律。

篇9

为律师案件牵线收下数十万元

2005年6月，年近50岁的朱铁兵被任命为四川省信用联社党委委员，分管人事、纪检等工作。同年11月，家良律师事务所法人代表张家良（另案处理）被聘任为四川省信用联社常年法律顾问。张家良暗自思量，如果能得到朱铁兵的关照，以后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就能有很好的发展。于是，张家良开始在逢年过节时给朱铁兵表示“心意”。让他高兴的是，朱铁兵没有拒绝，而是将他的“心意”照单全收。

2007年5月的一天，张家良为了拓展在绵阳区域内的法律业务，请朱铁兵帮忙。朱铁兵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一个电话就让张家良迅速与绵阳办事处所辖9家区县信用联社签订了行社纠纷全风险协议，还向协议方借款170余万元作为工作经费。

“知恩图报”的张家良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回报朱铁兵。2007年6月的一天，张家良得知朱铁兵买房需要钱后，立即将50万元送到朱铁兵妻子的手中。2008年4月，宜宾市翠屏区信用联社、宜宾县信用联社、南溪县信用联社、屏山县信用联社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宾分行发生经济纠纷，几家信用联社聘请的律师就是张家良。朱铁兵对宜宾几家信用联社与农行打官司的事情很支持。最终，宜宾几家信用联社胜诉，家良律师事务所仅此案就获得律师费4000万元。

向被举报人透露举报信内容

周小刚（另案处理）原是宜宾市翠屏区信用联社理事长，也是四川省信用联社的理事，2005年因开会与朱铁兵认识。

作为下属，逢年过节时，周小刚都会为其准备1万元至2万元的礼金及烟酒。后据检察机关查实，自2005年至2009年，周小刚仅此项开支就是10万元，均是从翠屏区信用联社单位账上支出。慢慢地，周小刚与朱铁兵越走越近，关系自然也就不一般了。

就在2008年宜宾市几家信用联社与中国农业银行宜宾分行发生经济纠纷后不久，朱铁兵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省信用联社某市办事处转来的书面报告，报告后附有一封反映周小刚在打官司过程中损公肥私、大把捞钱的举报信。

朱铁兵看过信后，想也没想便随手将这封信丢进办公桌抽屉的最底层。他还违反规定向周小刚透露了举报信的内容，并让其务必想好应对的万全之策。直至案发，举报周小刚的信件仍石沉大海。

周小刚知道，如果没有朱铁兵的“仗义相救”，他或许早就因那封举报信被有关部门查处了。2008年4月的一天，周小刚送给朱铁兵50万元。对于这份厚礼，朱铁兵心安理得地收下了。

任命文件没下发就宣布干部任职

2006年，四川省信用联社党委研究决定，将时任某县信用联社理事长的李某提拔为广元办事处副主任，朱铁兵以组织的名义找李某谈话。谈话结束后，李某打电话给朱铁兵说要向他汇报工作。见面后，李某就迫不及待地询问组织上什么时候宣布其任职一事。朱铁兵心想：党委已经研究决定，正式任命是早晚的事，自己何不做个顺水人情？于是，朱铁兵爽快地告诉李某，自己会尽快带着四川省信用联社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到广元去。李某一听，满心欢喜，分手时，将10条“熊猫”香烟、茶叶、木耳及15万元现金放在了朱铁兵的车上。

没过半个月，朱铁兵就带领四川省信用联社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到广元，宣布李某任广元办事处党委委员。可当时李某任广元办事处副主任的任命文件，还在按程序上报银监局审批，朱铁兵这次只是口头上宣布李某为办事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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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司法会计 财务会计 特征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在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中，利用贪污、贿赂和诈骗等手段从事经济犯罪和产生经济纠纷的经济案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由会计来参与法庭辩论、诉讼、调解和仲裁的法律活动也日益增多。因此，讨论和研究司法会计是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

一、司法会计存在的必要性

所谓司法会计，也叫诉讼证据会计。在国外一般称其为“法庭会计”，是指受司法机关指派或委托的会计、审计人员，运用会计和审计的一些专门方法，为法庭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舆论证据和会计分析，这些会计证据和会计分析将成为法庭辩论、法庭分析和形成法庭最终裁定的基础。在西方许多国家、司法会计已成为会计领域的热门工作，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的调查，美国最热门的行业其中就包括司法会计。西方国家的许多会计事务所都成立了“司法会计”部门，从事专家证明、诉讼协助等事务，在法律广诉讼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近年来由会计来参与的法律诉讼活动在不断增加，也有不少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呼唤着中国“司法会计”的出台，但是，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仍然是滞后的。中国要发展，经济要腾飞，这是时展的主流，况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纠纷的产生，引起法律诉讼的经济案件也将不断增多。在这种经济、法律环境面前，司法会计就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加上我国已经加入WTO，因国际间经济交往而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将增加，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应从法学与会计学的交叉点上来研究司法会计，将这门新兴的学科在我国推广发展，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二、司法会计的职能和对象

司法会计所以能从会计学中分离出来，与法学结合形成一门边缘学科，从宏观上来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微观上来看是因为司法会计职能和对象都与财务会计发生了较大的差异，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使它形成一门新型的学科。

（一）司法会计的职能

司法会计的职能与财务会计不同，不局限于核算与监督，更着重于会计调查和诉讼协助两大职能。所谓会计调查，就是采取可能的行动对案件的真实情况进行评价和提出建议，协助法庭对资产的保护，法庭文件证据真伪的检查，通过民事行为或对犯罪行为的方式协助法庭追回资产等活动。所谓诉论协助，是指获得必要的文件证据在支持或拒绝索赔要求上提供协助，对相关的关键证据提供检查以形成初步的案情评价和认定损失的范围，参与审问及复查证据，协助法庭了解财务事项和系统地阐述被调查的财务会计问题，参与审判听证，利用反诘提供协助司法会计的这两大职能，以专家证人身份，为法庭提供复杂的财务会计问题说明，从而保证法律的公正性。

（二）司法会计的服务对象

服务会计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信息使用者，而司法会计的服务对象仅仅是与法律讼诉有关的人或组织。

在西方许多国家，由于司法会计的广泛运用与发展，它不仅为公共会计事务服务，也可受雇于保险公司、银行、警察机构、政府部门或其他组织。尽管司法会计在那里午到广泛的运用，但是它的服务对象远不及财务会计广泛，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委托者，如果没有委托者也就无所谓司法会计。但是司法会计可以选择委托者，如果发现委托者动机不纯时，可以拒绝委托，以便减轻司法会计人员的责任风险。

三、司法会计的特点

司法会计由于其本质、职能、服务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它与财务会计有许多不同之处，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司法会计具有执法与监督的双重性。所谓的执法性是指司法会计在整个案件的调查中，首先要确立调查方案，再进行口头会计咨询，搜集整理会计证据，对疑难的会计证据要出具书面鉴定书，最后形成一份查帐报告，整个的调查、取证工作都必须在严格的法律程序下进行。所谓监督性是指司法会计对会计证据的复查中，可以进行预防法律犯罪的宣传教育，对当事人的财务活动进行监督，以便今后防患于未然。

其二，司法会计的整个活动贯穿于侦查和审查阶段。司法会计活动包括初查和复查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时在法律侦查过程，有时只处在审查阶段，又有时贯穿于侦查和审查过程的始终。但是，一旦阶段结束，司法会计的服务活动也就结束了。由于司法会计只能参加整个法律诉讼一个阶段，这种司法会计活动的相对无限制性与司法会计人员工作阶段的绝对限制性，构成了司法会计活动公正性的特殊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