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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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了加强和规范人民调解工作，及时调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人民调解活动及相关的指导管理工作。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经纠纷当事人申请或者同意，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社会公德，通过说服、疏导、协商等方法，促成纠纷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

第四条人民调解应当遵循合法合理、平等自愿、及时便民、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得收取费用。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管理。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其所在地的司法所具体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对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鼓励根据自愿原则和具体情况，因时因地采取其他方式调解民间纠纷。

第二章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

第九条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调解民间纠纷，促进邻里和睦、社会和谐；

（二）通过调解民间纠纷宣传法制，弘扬社会公德，预防民间纠纷发生；

（三）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反映民间纠纷和调解工作开展的情况。

第十条村（居）民委员会、乡（镇）、街道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村（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以自然村、小区（楼院）等为单位，设立调解小组。

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第十一条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至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根据需要，可以设副主任。主任、副主任在委员中产生。

多民族聚居地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委员。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有适当比例的女性委员。

第十二条村（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由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的以外，由群众推举产生。

第十三条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可以从下列人员中聘任：

（一）乡（镇）、街道辖区内村（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

（二）乡（镇）、街道的司法助理员；

（三）在乡（镇）、街道辖区内居住的其他人员。

第十四条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聘请社会志愿人员担任调解员。

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调解员统称人民调解员。

人民调解员应当公道正派，在群众中有威信，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

第十五条人民调解员任（聘）期三年，每三年推举或者聘任一次，可以连任或者续聘。

人民调解员不能履行职务的，由原推举或者聘任单位另行推举或者聘任；严重失职或者违法乱纪的，由原推举或者聘任单位撤换。

第十六条人民调解员调解民间纠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偏袒一方纠纷当事人；

（二）侮辱纠纷当事人；

（三）泄露纠纷当事人的隐私、商业秘密；

（四）索取、收受纠纷当事人的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五）扩大和激化矛盾。

第三章民间纠纷的受理和调解

第十七条发生民间纠纷，纠纷当事人可以向住所地或者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书面或者口头调解申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受理和调解；纠纷当事人没有申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主动调解，但纠纷当事人表示异议的除外。

跨地区的民间纠纷，由相关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和调解民间纠纷，应当进行登记。

第十八条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和调解下列纠纷：

（一）法律、法规规定由专门机关处理的；

（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已经依法处理的。

第十九条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接受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委托，调解委托机关受理的民间纠纷。

第二十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了解纠纷当事人的要求及其理由，根据需要核实纠纷事实。

第二十一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的主持人，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指定，也可以由纠纷当事人共同选定。

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人民调解员，未选择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指定。

第二十二条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纠纷，可以由一名人民调解员主持，即时组织调解。

权利义务关系复杂、争议较大的纠纷，可以由两名以上人民调解员参加调解。

第二十三条纠纷当事人对人民调解员提出回避要求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予以更换。

第二十四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可以在专门设置的调解场所进行，也可以在方便纠纷当事人的其他场所进行。

第二十五条在人民调解活动中，纠纷当事人自主决定接受或者不接受调解，自愿达成或者不达成调解协议。

纠纷当事人可以委托人提出申请、参加调解和订立调解协议。

第二十六条在人民调解活动中，纠纷当事人应当如实陈述纠纷事实，提供真实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七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一般公开进行，但是涉及纠纷当事人的隐私、商业秘密或者纠纷当事人表示反对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制作调解笔录，记录调解结果。调解笔录和调解结果应当经人民调解员和纠纷当事人签名确认。

第二十九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一般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调解结束。

第四章调解协议及其履行

第三十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解决的民间纠纷，根据需要或者纠纷当事人的请求，制作调解协议书。

第三十一条调解协议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纠纷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有委托人的，应当写明委托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权限；

（三）纠纷简要事实、争议事项及各方责任；

（四）纠纷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五）履行调解协议的方式、地点、期限等其他事项。

调解协议书由参加调解的纠纷当事人、委托人、人民调解员签名或者盖章，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并送达纠纷当事人。

第三十二条纠纷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

第三十三条纠纷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又反悔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纠纷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调解协议，做好纠纷当事人的工作，督促其履行；

（二）纠纷当事人提出调解协议内容不当，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现调解协议内容不当，在征得纠纷当事人同意后，再次进行调解；

（三）对经督促仍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告知纠纷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纠纷。

第五章指导和保障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指导本地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和制度建设，有计划地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第三十五条司法所应当对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纠纷当事人咨询人民调解工作的有关问题进行解答；应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请求或者根据需要，协助、参与具体纠纷的调解。

司法所应当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检查，发现违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提出纠正建议；对纠纷当事人就人民调解工作有关问题的投诉依法进行处理。

第三十六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调解协议被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变更、撤销，或者被确认无效的，可以以适当方式告知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现人民调解员违反自愿原则，强迫纠纷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应当及时向当地司法行政部门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纠正建议。

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组织人民调解员旁听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安排人民调解委员会补助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

第三十八条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乡（镇）、街道、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三十九条村（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后，应当将设立情况报所在地司法所备案。

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后，应当将设立情况报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第四十条人民调解员在调解民间纠纷活动中，受到威胁、恐吓或者打击报复的，有关机关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第六章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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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绩效考评工资每人每月平均为300元，从年8月份起，资金从社区矫正专项经费中列支。

二、考评分三个档次，一档为优秀，二档为中等，三档为一般；考评比例一档人数占总人数的30%；二档人数占总人数的50%，三档人数占总人数的20%。

三、考评采取专职社工自评、司法所初评、区社区矫正办公室最终评定相结合办法实施。

四、考评实施细则所列款项，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综合考察年度社区矫正工作绩效进行。

五、考评主要依据日常工作数据（包括有关文件、材料、报表）以及上级部门对社区矫正日常检查、抽查和实际掌握的情况进行。

请各有关单位认真遵照上述标准执行。

关于对人民调解员实施绩效奖励的通知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规范人民调解工作，充分调动基层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根据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本着公平、激励、“以奖代补”的原则，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人民调解员绩效奖励是指对人民调解员成功调解纠纷案件的一种补贴。根据“谁调解，奖励谁”的原则，按照民间纠纷调解成功的件数及民间纠纷难易程度给予不同的奖励。

二、人民调解员实施绩效奖励的对象，专指街道、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中人民调解员（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以人民调解卷宗为载体，要求人民调解工作数据统计和上报及时准确，调解程序正确，制作调解协议书规范，证据材料齐全，一案一卷形成规范档案。

三、人民调解员的奖励经费从每年区财政安排的调解经费中列支，一般奖励总额控制在调解经费的10%，根据民间纠纷的难易程度，区别社区调委会与街道专业调委会，确定以下奖励标准：

1、社区调委会

社区调委会每成功调解一起民间纠纷，有制作书面调解协议且卷宗规范的，每件奖励30元，口头调解成功并有记录的，每件奖励5元，但奖励件数不超过总件数的30%。经过调解未达成协议，引导其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的民事纠纷，每件奖励减半。

2、街镇调委会

街镇调委会调解成功，有调解协议或经过调解未达成协议、引导其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的民事纠纷，每件奖励50元。

街镇、社区调委会调解成功的重大疑难或有群体性上访倾向的民事纠纷，每件再酌情加30-50元。

四、人民调解员每调解一起民间纠纷，要如实地进行登记，并按月上报街镇司法所。调解奖励按半年集中发放形式实行，各司法所每半年统计一次奖励金额，填写区人民调解申请办案奖励登记表，上报区司法局基层科。

五、案件卷宗须有调解申请书、民间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调查笔录、调解笔录、人民调解协议书、回访记录和与纠纷有关的相应证据材料。

六、各司法所要按月对辖区内各级人民调解员履责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发放办案奖励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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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据法律、政策和社会主义道德，对民间纠纷进行规劝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群众自治活动。

二、 发生矛盾纠纷，如何申请调解？

发生矛盾纠纷，纠纷当事人去其居住地或纠纷发生地的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申请调解可以用口头形式，也可以用书面形式，但涉及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应用书面形式。

三、 不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主动调解吗？

纠纷当事人自愿接收调解是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原则。

当事人没有申请调解，调委会可以主动调解，但当事人表示反对的除外。

四、 哪些民间纠纷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

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纠纷，一般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邻里、同事等社会成员因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公民与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涉及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纠纷十分广泛，例如：施工扰民、医患纠纷等等。

五、 哪些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受理

1、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包括：①已构成犯罪的刑事案件 ②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③具体行政行为引发的，例如工商管理引发的纠纷、税务纠纷等。

2、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

3、一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

六、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民间纠纷的条件是什么？

人民调解委员会对于当事人申请受理的纠纷要进行审查。符合受理纠纷的条件包括： 1、有明确的被申请调解人 。2、有具体的要求。3、有提出调解申请的事实依据 。4、申请调解的纠纷必须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范围。

七、一般民间纠纷该怎样确定受理的人民调解组织？

一般民间纠纷由纠纷当事人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所在单位）或者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调解。当事人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时，以居住地为准。纠纷发生地包括以下情形： 1、因侵权行为发生的纠纷，可以由侵权行为地的人民调解组织受理； 2、因不动产产生的纠纷，可以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调解组织受理； 3、因遗产继承所产生的纠纷，可以由被继承人生前户籍所在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的人民调解组织受理； 4、因合同产生的纠纷，可以由合同缔结地或合同履行地的人民调解组织受理。

八、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收费吗？

不收费。

九、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需要多长时间？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一般在一个月内调结。

十、开庭调解的主要步骤是什么？

1、告知权利义务

2、双方当事人陈述

3、进行调解

4、达成调解协议

十一、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公开吗？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可以公开进行，允许当事人的亲属、邻里和当地群众旁听。但涉及当事人隐私、商业秘密的纠纷和当事人表示反对公开进行调解的纠纷不宜公开调解。

十二、调解纠纷的人民调解员和当事人一方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纠纷结果的公正时，应该怎么办？

遇到此类情况当事人可以申请调解员回避，即更换调解员。

十三、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结的纠纷，是否必须制作调解协议？

不是。纠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或当事人要求制作的才制作调解协议。

十四、调解协议有什么作用？

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调解协议。

十五、调解协议都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吗？

只有满足以下条件的调解协议才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1.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

2.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

3.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

十六、签订调解协议的一方不履行协议时，应该怎么办？

签订调解协议的一方不履行协议时，另一方可以要求人民调解委员会督促对方履行调解协议；对经督促仍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向法院，请求履行调解协议。

十七、哪些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消？

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2、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消。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得撤消。

十八、依据调解协议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吗？

只有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人可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十九、签订调解协议后，能否就原纠纷向法院提讼？

可以。签订调解协议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方当事人可以以调解协议抗辩，即将调解协议书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供，请求原告履行调解协议。法院只审查调解协议是否有效，不再审查纠纷事实。

二十、调解协议签订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是否就此结束？

不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回访，并就履行情况做出记录。

二十一、调解纠纷工作程序有哪些？

1、受理纠纷

调解会受理纠纷有两种方式：一是当事人申请调解，二是调解会主动调解。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口头或书面向调解小组或调解会申请调解，申请受理须具备以下基本条

件：

（1）有明确的对方当事人。申请受理一方，必须说明与谁发生争议，谁侵犯了他的权益。

（2）要有具体的请求目的。申请人必须说明请求调解要达到什么目的，解决什么问题。

（3）要有基本事实依据和理由。申请人必须提出发生纠纷的基本事实及相应的证据、理由。

（4）纠纷属于调解会主管和管辖。即符合上述民间纠纷受理范围，且在调解会管辖地段之内。

2、调查分析

纠纷受理后，调解会进行调查，充分掌握材料，弄清纠纷情况，判明纠纷性质和是非曲直。

3、调解斡旋

调解员在了解纠纷事件的真实情况后，找纠纷关系双方当事人，就纠纷的事宜进行调解、斡旋。

4、履行协议

调解协议书是调解会组织主持协商、认可和制作，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具有一定权威性和约束力的一种法律文书。

调解会对不履行协议情况作如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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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认识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社会管理创新，是中央着眼于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做出的重大举措，对于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特点、新情况，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社会管理正面临着许多新的压力和挑战。人民调解是基层群众民主自治的重要形式，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人民调解员来自群众、代表群众、服务群众，人民调解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调解法的出台，将“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立法目的，进一步肯定了人民调解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形式，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切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新时期，各级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广大人民调解工作者要认真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职能和优势，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实施好人民调解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努力为新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切实加强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建设

2.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各地要按照人民调解法的规定和全省“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年”活动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民调解组织，扩大覆盖面。依法全面建立村（居）人民调解组织，对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情况进行调查摸底，没有建立的尽快建立，已经建立的要加以巩固、调整、充实，实现村（居）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要鼓励和帮助企事业单位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稳妥推进建立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要积极指导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社会团体着重加强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积极建立集贸市场、经济开发区、物业小区、接边地区等区域性人民调解组织及工会、妇联、工商、劳动争议、文化教育等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努力推进医疗纠纷、交通肇事、劳动仲裁等专业化人民调解组织建设。

3.健全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村（居）和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在自然村、小区、楼院、车间等设立人民调解小组开展调解工作。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在有关机关、单位等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特定的民间纠纷。要规范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名称。村（居）、企业事业单位、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名称由“所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名称或者所在乡镇、街道行政区划名称或者所在企业事业单位名称”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两部分内容依次组成。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名称由“所在市、县或者乡镇、街道行政区划名称”、“特定区域名称或者行业、专业纠纷类型”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三部分内容依次组成。

4.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严格按照法定条件推选、聘任人民调解员。注意吸纳退休法官、检察官、警官以及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及政治素质好、有威望的宗教人士参与人民调解工作。努力建设一支善于做人民调解工作、有奉献精神、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专兼职相结合的调解员队伍。要继续加大对人民调解员分级培训工作力度，省级、州(市、地)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培训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干部和司法所长，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司法所工作人员和人民调解员培训工作，特别要针对新选任、聘任人民调解员人员素质等基本情况，每年至少开展两次以上调解员的任职培训，每三年完成一次人民调解员轮训，不断提高广大调解员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调解技巧。按照《省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分级达标验收标准》积极开展规范化调委会创建活动，做到调委会名称、印章、场所标识、徽章、工作程序、文书格式等规范统一，使各地调委会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业务建设和队伍建设全面提升。

三、认真做好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工作

5.全面做好人民调解工作。认真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预防和化解工作是人民调解法赋予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职能，各地要认真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预防和化解工作。广泛开展经常性的矛盾纠纷排查、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切实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依法及时，就地调解矛盾纠纷，做到案结事了，防止纠纷激化。认真做好矛盾纠纷预防工作，及时发现可能导致矛盾纠纷的潜在因素，尽早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6.着力化解重大复杂疑难民间纠纷。研究当地矛盾纠纷发生的规律、特点，总结探索化解矛盾纠纷的新方式、新措施、新机制。结合今年我省开展的“争当人民调解能手活动”，提高调解员调解能力，着力化解本地区多年积累、长期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矛盾纠纷；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大的矛盾纠纷以及党委、政府交办的矛盾纠纷，对于重大、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司法行政机关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督促指导，亲自参与调解，确保矛盾纠纷达到有效化解。

7.努力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要主动适应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发展变化的新趋势，在做好婚姻家庭、相邻关系、损害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同时，积极在征地拆迁、教育医疗、道路交通、劳动争议、物业管理、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扩大人民调解覆盖面。要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深入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人民调解专项活动，推动人民调解工作不断深入。

四、规范开展人民调解活动

8.完善人民调解受理方式。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认真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按照人民调解法规定，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受理方式。当事人书面申请调解的，应当填写《人民调解申请书》；口头申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填写《人民调解受理登记表》。对于排查中主动发现的、群众反映的或者有关部门移送的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主动进行调解。对于不属于受理范围的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告知当事人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请求有关部门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

9.依法开展调解活动。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应当严格遵循人民调解工作原则，主动告知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的权利义务，耐心听取当事人对纠纷实施的陈述，并进行法律政策和社会功德教育，帮助当事人明确其在纠纷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防止纠纷激化。

10.规范人民调解协议。调解协议有给付内容且非即时履行的，一般应当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认为无需制作调解协议书的，可以采取口头协议方式，由人民调解员填写《人民调解口头协议登记表》。

11.督促当事人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适时进行回访，并填写《人民调解回访记录》。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人民调解协议的，应当督促其履行。发现人民调解协议内容不正当的，在征得各方同意后可以再次进行调解达成新的调解协议。

五、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制度

12.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制度。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按照人民调解法的立法原则和当地实际，对原有的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建立完善与人民调解法配套衔接的规章制度体系。指导各地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制度。人民调解委员会要建立完善学习培训、社情民意分析、矛盾纠纷排查、重大纠纷集体讨论、重大疑难纠纷报告及档案管理制度，完善矛盾纠纷调处跟踪反馈机制、快速反应机制等，逐步形成与实际相结合的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制度体系。

13.加强人民调解统计报送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书面协议和口头协议都要进行统计，人民调解员调解每一件纠纷，都应当填写《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登记单》，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按期填写《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案件汇总登记表》，定期及时报送《人民调解组织队伍经费保障情况统计表》、《人民调解案件情况统计表》。

14.规范人民调解卷宗。人民调解活动一般应当制作调解卷宗，做到一案一卷。调解卷宗主要包括《人民调解申请书》或者《人民调解受理登记表》、人民调解调查（调解、回访）记录、《人民调解协议书》或者《人民调解口头协议登记表》等，纠纷调解过程简单或者达成口头调解协议的，也可以多案一卷，定期及组卷归档。

六、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15.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人民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纠纷解决方案，具有法律约束力。人民法院要通过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司法保障。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并按照人民调解法的规定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受理；只有一方当事人申请或者双方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协议生效后三十日之后提出申请等不符合司法确认申请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讼或者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人民法院在对当事人提出的确认申请进行审查符合司法确认条件的，应当及时以决定书的形式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不符合司法确认条件的，应当及时作出不予确认的决定。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作出确认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办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不得收取费用。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无效或者不予确认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16.坚持严格依法审查和简便、快捷的原则。人民法院审查人民调解协议效力时，应当坚持严格依法审查和简便、快捷的原则。在作出不予确认人民调解协议决定时应慎重。应鼓励和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途径化解矛盾纠纷，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积极作用。人民法院作出不予确认人民调解协议决定后，应将不予确认的理由和原因告知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帮助人民调解委员会提高做调解工作的能力。对人民调解协议确认案件做到优先审查、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人民法院审理人民调解协议确认案件的期限一般为十五日，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在人民法院作出确认决定前，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撤回确认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七、依法推进人民调解方式方法和工作机制创新

17.依法创新人民调解方式方法和工作机制。要坚持人民调解工作本质属性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要整合资源搞好调解，发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人民调解，帮助解决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委政法委、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省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意见>的通知》精神，积极参与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机构综合协调，司法行政、部门和人民法院分别牵头，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广泛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既充分发挥作用、又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依托、前沿和基础作用，合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要加强人民调解与诉讼间的有机衔接，强化人民调解协议效力，提高协议履行率。基层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人民调解法规定，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对于人民调解员调解不成，终止调解后方式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受理。

八、进一步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18.全面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职责。人民调解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民调解工作；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基层人民法院要认真履行职责，进一步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推动我省人民调解工作深入发展。司法行政机关要把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要根据人民调解法的规定，结合当地实际，研究制定人民调解工作发展规划、工作制度和政策措施，并认真贯彻落实。要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指导，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人民调解组织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的提出工作要求，做出工作部署，加强督促检查，努力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认真分析研究本地区民间纠纷特点和规律，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改进工作，认真总结和推广人民调解实践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大力加以推广，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19.大力开展人民调解员队伍培训工作。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定期开展对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工作，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情况、人员组成情况进行统计，实行备案制度，将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人员组成情况和调整情况及时通报所在基层人民法院。乡镇（街道）司法所要加强对辖区内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日常指导，切实提高工作水平，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台账、调解文书和工作档案，督促建立和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定期组织评比考核，确保调解工作依法、规范进行。

基层人民法院按照人民调解法规定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指导时，应当按照“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原则，既不能以审判权取代人民调解自治权，也不能混淆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的界限，做到指导方式合法灵活。指导深度合理到位。基层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协调与配合，在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推动人民调解事业发展。基层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参与司法行政机关举办的人民调解员培训班、组织人民调解员旁听法庭审理、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聘任人民调解员为人民陪审员等常态措施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基层人民法院还可以根据客观情形，针对民间纠纷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不同情形和人民调解组织形式、工作模式的发展变化，实施加强指导，确保在第一时间将民间纠纷，特别是可能激化的民间纠纷化解在第一现场。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实行巡回指导的工作方式。基层人民法院应当设立专（兼）职人民调解指导员，对企业改制、征地拆迁、草场纠纷、劳动争议、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知识产权、交通事故等可能引发的群体性民间纠纷，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实施专项指导，及时沟通信息，专题研究，制定政策，化解矛盾。基层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当事人向人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依法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依法开展司法确认等于审判职能相关的工作。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进一步加强与人民法院的协调配合，进一步完善统计通报、沟通信息、研究工作制度，加强在调解业务等方面的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做好人民调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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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纠纷　诉讼外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产权成为各国之间、各企业之间较量的一个重要考核因素，也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与保护使得知识产权相关的纠纷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传统的诉讼方式存在着许多弊端，严重影响了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效率，因此，需要进一步发挥诉讼外解决机制的作用。

一、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及问题

目前，在我国法律框架下，多元化解决机制基本上形成。其解决方式包括判决、仲裁、调解、协商等。我国知识产权解纷机制是以诉讼判决为主、行政救济为辅的模式。但各种解决机制在实践中未能得到很好的运用，存在许多问题：

（一）诉讼处理新型技术纠纷难度大。

知识产权纠纷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往往既涉及到自然科学领域，也会涉及到社会科学领域，其纠纷解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也给法官处理知识产权纠纷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由于我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起步较晚，目前我国还未建立专门的专利法庭，之前建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也由于诉讼资源的有限归入了民事审判庭。因此新型的技术纠纷的解决在国内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可借鉴。

（二）诉讼效率低，成本高。

诉讼有着一套比较严格、完整的技术规范体系，当事人从提讼到终结诉讼都有着严格的步骤、条件和法律要求，完成每一步程序的时间必然会很长。同时，一旦发生知识产权纠纷选择了诉讼方式解决，当事人将面临着支付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用以及其他必要支出。由于知识产权纠纷专业性较强，主要涉及专业技术问题，因此在诉讼中需支付的鉴定费用和律师费用也会较高的。因此当事人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成本很高。

（三）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利用率低。

纠纷解决的实践中，仲裁、调解等非讼方式较少被使用，法律上也并没有规定如何运用和程序保障，这些法律上的缺位使得当事人更容易放弃这几种高效率的解决方式，仲裁、调解等非讼解决方式所特有的减轻诉讼压力的优势便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二、美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典型机制

在美国，中立机构的早期评估主要用于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早期中立评估，即Early Neutral Evalution，简称ENE，是指法院组织不同领域的专业律师，对案件做出中立性的评估，帮助寻找最适合当事人的解纷手段，以促进和解。其主要程序有：

1、当事人提讼时，由法院决定此知识产权纠纷是否适宜使用ENE方式。

2、确定可以采用早期中立评估方式后，就由书记员确定评估人选。法院备有评估人员名单，其人员都是法院中的专业律师。若当事人对书记员确定的评估员不满意，可以向助理法官进行申诉。

3、在提讼开始后的150日至诉讼前10日内，当事人可以办理评估手续。双方当事人须向对方当事人和评估人提交评估意见书，内容包括：法律上、事实上的争议点，诉讼内容、进行和解的证据，参加调解的人，涉及到专利相关纠纷的，须出示侵权产品与专利关系的说明书，要求损害赔偿书，如果是在先专利抗辩的，应出示相关证据材料。

4、中立机构进行早期评估时，律师必须出席，没有特殊情形，当事人也须出席，只有在经过法官的同意后，可以不用亲自出席，但仍需以电话方式参加。评估程序需经历2个小时，在其过程中，首先由中立人做口头说明，然后由当事人提出主张，双方在中立人的指导下展开讨论，由双方律师就争议的事实问题交换证据，汇报进行证据开示的情况。中立人根据当事人讨论中达成合意的内容为其进行和解的机会，帮助当事人制定和解计划，征询当事人意见，问清是否有进行和解的可能。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合意，可以要求中立人做出没有约束力的判定，这只是一种客观评价，具有指导性的判断。

5、在评估中，当事人可以随时退出此程序，但是应该书面通知对方当事人和中立评估人。如果当事人在此过程中有违背诚信原则的情形，评估人可以立即终止该程序。

早期中立评估程序不同于诉讼方式，为知识产权纠纷提供了一种新型的解决方式。当事人也需要介入这种半强制的程序，在程序中将对案件的理解与要求全都说出来，细心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双方在情绪方面上的障碍，节约了成本，也提高了效率。

三、重构我国知识和产权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

（一）民间仲裁。

我国现阶段虽在不同的城市都设立了仲裁中心，但是仍旧没有设立专门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机构。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仲裁与咨询中心。如可以成立知识产权仲裁与咨询中心、律师协会仲裁与咨询中心、商事仲裁中心、行业协会仲裁中心等机构，其性质属于非营利性的民间机构。仲裁机构中的仲裁员可以全职担任也可兼职担任，将不同领域的专家汇集在一起，组建专家库，方便当事人进行挑选。另外，知识产权仲裁机构内部设立的咨询中心并不是争议解决的一种机制，而是在争议进入仲裁程序之前，由当事人针对纠纷中一些技术问题向咨询中心进行咨询，为仲裁实质程序的顺利进行铺平道路。各个知识产权仲裁中心还可以制定相关的仲裁规则，与仲裁中心解决一般的民商事纠纷的规则与程序相区别。知识产权仲裁程序的启动取决于当事人之间是否签订了仲裁协议。仲裁程序被启动后，双方当事人需从专家库中分别挑选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由双方共同选定。由于知识产权纠纷的专业性极强，三名仲裁员中必须保证有一名是专利技术专家，一名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专家。仲裁的日期由仲裁员指定，同时应相应地缩短仲裁期限，笔者认为两周比较合适，如果遇到技术疑难问题，当事人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仲裁员所作出的裁决具有终局性，不得上诉。

（二）民间调解。

首先，知识产权的民间调解应依据国家知识产权相关立法，而不是乡规民俗、地方习惯或者道德规范。其次，民间调解的过程需规范化、制度化。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应为退休法官或某知名律师，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同时需明确规定调解员的中立性与基本职业道德，并在调解程序中做到公平、公正、保密，不允许恣意专断。同时，民间调解要切实贯彻平等自愿的原则，尊重当事人的合意。此外，如果当事人对于民间调解协议反悔而不履行义务的，仍可以向法院提讼，这时的诉讼标的应是调解协议，而不是原来的知识产权纠纷，除非法院在审查调解协议时发现，调解有悖于自愿原则或违反强制性规定，否则法院应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这样的规定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民间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使当事人无后顾之忧地选择这种纠纷解决方式。

知识产权纠纷是一种专业性纠纷，它的民间调解也属于一种专业性调解，需要专门技术与专家力量的支持。因此，在提高人民调解委员会专业调解的基础上，必须发挥一些专业性调解机构的作用。我国必须因势利导在相关组织中设立知识产权纠纷民间调解机构。我国目前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行业协会主要包括：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香港影业协会、中华全国专利人协会、中国软件联盟、北京软件行业协会、全国反盗版联盟等机构。由于这些组织比较熟悉行业情况，具有经验丰富、信息化、专业化的优势，处理知识产权专业纠纷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我们要重视这些组织的调解能力，使其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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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把握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形势和任务

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多年来，我市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治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调解已成为解决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之一，成为维护全市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矛盾纠纷的主体、内容日益多样化、复杂化。许多纠纷如果不能及时疏导化解，有可能引发，甚至激化为刑事犯罪案件，将严重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各级、各单位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确把握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要从人民调解工作自身特点出发，拓宽工作思路，努力抓住人民调解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和切入点，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努力使人民调解工作适应民间纠纷构成复杂化、领域扩大化、表现形式多样化的新特点，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工作措施，积极预防和化解民间矛盾，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二、积极推进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与发展

（一）进一步延伸人民调解组织网络。要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调处格局，司法行政机关要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委协调、各职能部门配合下，帮助指导各地普遍建立人民调解组织体系。各县（市、区）要成立有关部门参加的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小组，指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市、区）司法局，主要承担本辖区内人民调解工作的宏观部署、政策调研、综合协调、检查指导以及复杂疑难民间矛盾纠纷的调处任务。

要进一步巩固、完善和规范乡镇（街道）、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覆盖面达到100%；要进一步加强企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工作，配齐配强调委会主任；在每30户左右村（居）民中建立联调小组，并推选1个调解中心户和1名调解信息员；要重点推进企事业单位和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全市企事业单位3年内均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或人民调解小组，100人以上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100人以下的企业设立人民调解小组；建立健全行政接边地区联合调解组织；建立行业、社团组织、集贸市场、商品集散地、工程工地、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努力形成以县（市、区）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小组为龙头，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导，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基础，企事业单位和区域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及信息员为触角的多层次、宽领域的组织网络体系，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向人群集中的地方延伸，力争做到有化解矛盾纠纷需求的地方都有人民调解组织开展调解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人员，应当向所在地乡镇（街道）司法所备案；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人员，应当向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各乡镇（街道）应有一名以上司法助理员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其待遇按有关规定执行。

（二）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要按照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要求，采取向社会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竞争上岗等办法，拓展人民调解员选任渠道。要有效整合资源，积极探索建立以学者、律师、政法工作者以及退休法官、检察官等为主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兼职的多元化结合的志愿者队伍，提高人民调解的专业化水平。要按照分级培训的原则，通过举办培训班、经验交流、现场观摩等多种形式，加大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力度，使广大人民调解员普遍掌握调解一般民间纠纷常用的法律政策知识，其中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的调解员要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知识调解疑难、复杂的民间纠纷，适应开展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需要。

（三）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要围绕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组织包括人民调解员在内的广大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基层，扎实开展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要在加强对传统的婚姻、邻里、家庭、房屋宅基地等常见、多发性纠纷调处的基础上，针对新形势下矛盾纠纷的特点，积极参与调解企业改制、重组、破产工作中产生的纠纷，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方面发生的纠纷，农村生产结构调整、土地及承包、村务公开方面出现的纠纷。特别是要主动介入调解社会热点、难点纠纷和复杂性、群体性矛盾纠纷，进一步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内部，消除在萌芽状态。

（四）推进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立足发展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结合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实际，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工作纪律，增强人民调解工作的规范性和人民调解的公正性，逐步推行首席调解员制度，提高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水平和社会公信力；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学习、例会、排查、重大纠纷讨论、回访、公开公示、信息报告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坚持人民调解的便民、亲民、利民的特色和优势，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依法、平等自愿、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本原则开展调解工作，推行公开调解制度，扩大人民调解的影响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范人民调解工作和调解文书，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水平；严格落实人民调解“六统一”（标牌、印章、标识、程序、制度、文书）的工作要求，加快人民调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步伐。

（五）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归口调处”的原则。各地、各部门要明确和落实相关责任，坚持开展矛盾纠纷的定期排查、专项排查和集中排查，及时掌握各种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搞好综合分析和科学预测，取得工作主动权。对因矛盾纠纷排查控制不力，或违反调解工作原则纪律导致纠纷激化，发生“民转刑”、自杀或群体性上访等造成重大社会影响事件的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实行逐级责任倒查，严肃追究责任。

三、切实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级政府要从加强基层政权和民主法制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把人民调解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县（市、区）政府要坚持做到每半年专题研究一次人民调解工作；乡镇（街道）政府原则上每个季度要研究一次人民调解工作，帮助解决人民调解工作中的困难与问题。当前，要着重解决好人民调解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原则，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必需的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对村及村以下调解人员的日常工作，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工作补贴；对调解比较重大、疑难复杂的纠纷，每件给予50—150元的补助，具体标准和办法，由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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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实现和谐社会，构建大调解格局的背景下，调解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手段，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知识产权纠纷的特征以及与调解优势的契合，决定了调解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能够发挥比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更好的作用，在实践中，调解被广泛地运用在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中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制约了调解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作用的发挥。因此，要针对司法、行政、民间等不同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手段的特点加以完善。

一、从“好想你”一案看调解在知识产权纠纷中的应用

2010年初，一场持续了八年的商标纠纷终于落下了帷幕。从2003年开始，河南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想你”公司）和郑州帅龙红枣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帅龙”公司）围绕着商标纠纷展开了马拉松式的官司战，纠纷不断地升级，从国家商标局到商评委再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直至最高人民法院，这场官司几乎穷尽了中国现有商标法律框架内的所有行政和司法程序，而最终化解这场纠纷的正是调解的有效运用。

这场纠纷缘于两家企业在商标注册上的争议。2002年，“好想你”公司在注册了“好想”商标和购买了“想你”商标之后，向商标局递交了注册“好想你”商标的申请。而此时“帅龙”公司申请注册的“真的好想你”商标已经进入了初审公告期，虽然“好想你”公司随即提出了异议，但是“帅龙公司”还是如愿拿到了“真的好想你”商标，之后双方围绕着谁先使用了“好想你”、“真的好想你”商标开始了拉锯战，从商标局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4月，该案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复审阶段。2009年6月，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下，河南省高级人民院开始介入“好想你”商标系列纠纷案件的调解，在历尽长达几十次的调解后，双方最终握手言和，达成了和解协议，圆满地解决了纠纷。[1]尘埃落定之际，我们可以发现，调解在解决这场无休止的纠纷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两家看似不可调解的矛盾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本案中，无论哪一方，对于持续下去的诉讼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这场经年累月的诉讼迟迟得不到一致的判决正说明任何一方都没有足够的胜算，如果继续打下去，两家还有涉及40件商标的120场官司，真可谓路漫漫其“讼”远兮，这使得双方失去了诉讼解决该纠纷的信心。其次，在过去的八年里，这场商标官司的反复拉锯耗费了双方巨大的精力、财力，严重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案中的“好想你”公司在 2009年进入了上市辅导期，即将可以依托上市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但却因为迟迟没有属于自己的注册商标而通不过审批。由此可见双方都难以承受无休止的争讼带来的损失。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好想你”一案中，虽然双方用尽了一切救济手段，针锋相对地打了八年的官司，但这并不代表双方的矛盾无法调和，在经过反复的博弈后，双方还是可以寻求到利益的一致点，达成相互间的妥协，而调解程序则正是为双方达成最后的和解提供了渠道，圆满地解决了纠纷。实际上，本案只是调解在解决知识产权案件中的一个缩影。在许多知识产权纠纷中，争议双方并不一定要争个“鱼死网破”，多数情况下，知识产权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所追求的归根结底还是以最经济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这就为调解在其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手段，越来越受到当事人的青睐。

二、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现状

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司法为民的大背景下，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领域，相比较诉讼和仲裁等解决纠纷的方式，调解承担了大部分纠纷的化解。具体而言，现阶段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现状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司法调解是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主导[2]

由于司法调解在公信力和强制力方面强于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因此，现阶段知识产权争议的双方当事人为避免结果的反复，更愿意选择司法调解。此外，由于知识产权纠纷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的特点，需要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参与主持调解，而目前我国专门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构较缺乏，民间调解发挥作用的范围有限。因此，绝大多数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还是由法院组织的。

（二）民间调解成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新兴力量

由于社会上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构，民间调解受制于专业性的桎梏，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领域作用有限。近年来，针对知识产权纠纷的民间调解组织不断出现。例如，2008年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正式挂牌成立，45家国内互联网企业以及著作权人代表向该调解中心递交了《网络知识产权纠纷快速调解意向书》，表示今后在发生有关互联网知识产权纠纷时优先考虑到调解中心解决。该调解中心的成立是为了便于知识产权所有者、传播者以及广大互联网用户更快速、便捷地处理各种互联网知识产权纠纷。[3]2010年4月，一个名为“知识产权纠纷诉前调解中心”的机构在北京中关村建立，这是我国首家知识产权纠纷诉前调解的专业性机构。该中心聚集了一批具有丰富知识、实践经验和行业背景的曾担任过知识产权法官、知识产权审查员的资深人士，以及知识产权专业律师和企业知识产权高级管理人员。中心受理企业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申请后，将由他们提供调解、技术援助、诉讼后遗症等专业化服务。该中心也制定了《调解规则》、《调解员守则》以及相关法律文书，对调解原则、调解范围和调解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调解员调解案件一般应在30个工作日内调节，最长不超过45天。[4]随着具有专业性、分工细化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的不断建立，民间调解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方面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行政调解目前发挥作用有限

行政调解是国家公权力干预下的调解，从调解主体到权限、范围都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作为调解机制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本应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机制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不足，阻碍了行政调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例如，大量本来可以通过行政调解加以解决的纠纷类型却没有纳入立法的明确规定，限制了行政调解的范围。同样，由于对调解主体资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独立性和中立性没有保障，实践中强制调解、越权调解或者强制要求履行调解协议的情况时有发生。另外，行政调解程序上规定的缺失、行政调解协议效力不明等，这些都制约了行政调解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的作用。

三、调解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上的优劣分析

（一）调解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上的优势

通过“好想你”案例，我们可以感受到调解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这正是因为调解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其具体表现为：

1．调解可以弥补知识产权立法的滞后和不足

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复杂多变性决定了法律的规定是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这也是法理上常谈到的法律滞后性。法律滞后性使得法律对于社会生活的调整不是面面俱到的，在很多方面还或多或少存在着空白和不足，而立法者认识的局限性也会使得法律上的规定不能完全体现司法实践中的需要。因此在当下的纠纷中经常会出现争议的问题在立法上找不到相关规定，知识产权法领域也不例外。例如，我国《商标法》中对注册商标和商号冲突缺乏相应的设计，《著作权法》对数字网络环境传播中的相关规定还不完善等。当诉讼中出现类似无法可依的情况，法官受制于法条的不足而很难迅速作出裁断，从而使得纠纷的解决变得复杂。而与诉讼中判决需要严格依据法律不同，调解在运用法律上非常灵活，调解的依据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道德规范，甚至可以是人情常理。因此，运用调解可以绕开法条规定的空白，直奔解决纠纷的主题，达到息讼止争的目的。

2.调解可以经济高效地解决知识产权纠纷

相比较普通的民事纠纷，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解决的程序更为复杂。知识产权纠纷往往牵涉到行政争议和司法争议交叉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知识产权具有法定性，商标和专利等权利的获得离不开行政机关的确权，权利的存在是纠纷发生的前提。因此，当侵权纠纷产生之时，往往会发生有关行政机关授予权利瑕疵的争议。而此时民事诉讼程序就必须停止，以等待行政裁定纠纷的结果，即便行政机关对纠纷作了裁决，不服的一方还可以针对行政机关的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司法的最终确权，而此时民事争议的解决还遥遥无期。[5]此外，知识产权纠纷技术性较强，使得在诉讼程序中涉及许多复杂的鉴定程序。在专利侵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电影作品和音像制品侵权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中，涉及技术、音源同一性鉴定的情况；对于经济赔偿的数额，有时也需要借助审计程序确定被告的获利或者原告的损失数额等。[6]知识产权纠纷程序的复杂性决定了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解决过程冗长，效率很低，纠纷双方往往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于司法资源也是一个极大的浪费。相比之下，调解程序高效、简单且成本低，可以为当事人节省许多支出。此外，商标权和专利权是存在保护期的，特别是专利，最多也只有20年的保护期。如果走行政争议和司法争议的程序，一场纠纷动辄数年，对于权利人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纠纷双方也愿意选择调解的方式以达到快速解决纠纷的目的。[7]因此，运用调解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在程序上可以避免陷入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的反复，更高效便捷；在纠纷解决的成本上，无论是从司法机关的角度还是从纠纷当事人的角度，都可以节省许多成本支出，更经济节约。

3．调解制度有利于促使知识产权纠纷双方双赢

调解之所以可带给纠纷双方双赢的结果主要因知识产权纠纷的特性使然：第一，知识产权纠纷的结果难以预料。首先，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其保护范围具有不确定性。审判中认定当事人行为是否属于受专有权控制是判断侵权的一个前提，而专有权控制的边界却往往难以明确认定。例如，在著作权纠纷中，在判定一个作品是否涉嫌抄袭时，涉及思想和表达的划分，这一划分对于判断是否侵权非常关键，因为著作权立法的精神是只保护表达，思想是不受保护的。但对于两者之间的界限把握使得不同的法官对同一性质的案件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同样的情况在商标和专利案件中也普遍存在。其次，知识产权中的商标权和专利权是一种法定权，权利的存在有赖于行政机关的授权，这就使得该种权利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既然可以被授予，也有可能由于授权时存在的瑕疵被撤销。由此可见，相比较一般财产权和人身权而言，知识产权更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在纠纷中时常伴随着权利是否存在而产生争议。[8]第二，知识产权纠纷的后果对当事人的影响巨大。由于知识产权具有专有性的特点，一旦当事人一方在知识产权纠纷中败诉，承受的损失是巨大的。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被告而言，需要承担停止侵权和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仅就损害赔偿一项，数额往往巨大。例如，在正泰诉施耐德“小型断路器”实用新型专利一案中，一审法院判处施耐德公司承担的赔偿数额高达3.348 亿元人民币，即便施耐德公司上诉，最终与对方达成了全球和解协议，其所承担的补偿金的数额仍高达1.575亿元。[9]而停止侵权的结果则通常意味着败诉方转产和停业，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很可能因此而倒闭。另外，知识产权纠纷裁判后果影响的层面也是非常广的，除了前面两种直接的影响外，还有许多潜在的更深远的影响。例如，在富士康诉比亚迪商业秘密一案中，富士康索赔的500万元对于两家实力雄厚的企业来说并不算什么。但关键问题是，富士康选择的时机是在比亚迪准备将其手机业务在香港分拆上市，而如果侵权成立的话，则可能影响比亚迪的运营以及比亚迪分拆手机业务上市的财务分析和预测，并进而可能影响投资者对于其风险披露是否充分的判断。要知道，无论是在沪深股市还是在香港股市，上市公司如果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瑕疵，便面临着重大诉讼风险。鉴于香港市场法治更完善与成熟些，这种风险可能更为现实与紧迫。[10]

正是因为诉讼结果的难以预测和巨大影响，知识产权争议双方在选择诉讼时都会慎重地考虑。在没有十足的胜算时，选择诉讼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说，一方面会陷入程序的泥潭，另一方面还可能承担完全败诉带来的巨大风险。而调解制度则可以避免满盘皆输的结果出现，因为调解的实质就是双方各退一步，让渡一部分利益来保全自己的核心利益，促成纠纷的解决。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所说的：“调解使当事人从规则的违反与接受中解脱出来，相反，相互尊重、信任与理解的关系使当事人在缺乏事先的正式法律规定下分摊损失成为可能。”[11]

（二）调解在知识产权纠纷中的劣势

没有一个纠纷解决机制可以适合解决所有的纠纷，调解也不例外。调解本身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使得相比其他的解决方式显现出其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调解在知识产权纠纷范围上的局限性

调解在范围上的局限性，体现在不是所有的知识产权案件都适合调解处理，因为纠纷的性质和当事人意愿的差别，处理纠纷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1997年，国际商标协会曾经过一份调解评估指导，在这份指导中，设置了包括门槛、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公开性保密性、诉讼的影响、纠纷的性质、期待解决结果的性质和纠纷解决者等评判标准，作为判断一项商标纠纷是否适合采用调解的方式。无独有偶，英国知识产权办公室也出台过采用诉讼外方法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赞成性考虑因素和反对性考虑因素[12]综合以上标准，以下几类知识产权纠纷不适合调解：(1}该纠纷可以获得快速高效的判决；(2)需要形成先例指引和政策向导； (3)当事人需要临时禁令救济；(4）当事人希望公开解决；(5)将诉讼作为一种战略，排挤竞争对手；(6)当事人需要通过司法程序确认权利。[13]在上面这几类纠纷中，当事人关注的重点不是纠纷解决的成本和效率，而是诉讼程序提供的强制性措施以及判决权威性和既判力所带来的长远意义，而这恰恰是调解所不能提供的。

2.调解在知识产权纠纷程序上的局限性

调解程序在设置上比较灵活，这虽然可以实现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便于纠纷的高效解决，但也带来了一个弊端，那就是规范性不足。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指出： “近代的审判制度可以视为显示规范性的一个典型。在那里，作为规制每一个具体判决内容的决定基准，存在着建立在经验和逻辑之上、并有着严谨精致结构的规范体系。”[14]相比较诉讼程序的正统性和规范性，调解强调的是灵活性，调解的整个过程都是建立在纠纷双方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从调解的地点、调解的方式到调解内容的最终达成都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这使得争议双方能够摆脱诉讼程序的羁绊，自由灵活地解决纠纷，但同时也意味着与诉讼相比，当事人失去了一些程序上的保障。

3．调解在知识产权纠纷效果上的局限性

调解在解决纠纷效果上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民间调解与行政调解在调解协议的效力和最终履行方面的问题。民间调解协议和行政调解协议的性质相当于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契约，仅具有合同意义上的效力，而不是像诉讼判决一样具有既判力的效力。而效力上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协议最终能否被真正履行。一项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处理结果对当事人双方的约束力或强制力。[15]在这点上调解协议相比判决先天不足。而如果协议不能够被落实，当事人就又会重新采取诉讼的方式，从而导致纠纷的解决重复反复。(2)社会效果不佳。虽然调解协议解决了双方的争议，但就所争议的法律问题来看，多数时候是治标不治本。正如日本学者吉村德重曾指出的那样：“审判外的纠纷处理方式作为审判的替代程序，虽然深入了解纠纷发生的原因以谋求解决，但只不过是追溯到纠纷当事人身边的事情，当然不能深入到结构性对立状态本身来获致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审判以外的纠纷处理也只是表面性解决。”[16]调解协议虽然实现了当事人双方之间握手言和，但对于这一类纠纷并没有起到一种先例的作用，在社会效果上欠佳。

四、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的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制约了调解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作用的发挥。笔者将针对调解的不同类型提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调解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司法调解知识产权纠纷的建议

司法调解是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其完善对于发挥整个调解机制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本文认为，知识产权纠纷司法调解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法院可以增设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之所以要设置专门的机构，一方面是要实现调审分离，强化程序法对于法官的约束，保证审判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知识产权纠纷专业性强的特点对于法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比如，日本在2003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设立了专门委员制度，其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在第五章“诉讼手续”中增加了第二节“专门委员”，对专门委员参与案件审理的形式以及专门委员的指定和任免作了规定。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二的规定，法院在争议焦点、证据整理及证据调查、认定过程中，可以决定有专门委员参与，并且专门委员可以直接对证人、当事人和鉴定人发问。这些专门委员主要来自大学教授、公立研究机构和民间企业研究人员、专利人等。因为知识产权案件涉及专门技术问题较多，专门委员制度对知识产权审判具有重要意义。[17]这对我国法院附设专门的知识产权调解组织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法院可以邀请一些专家、学者、退休的经验丰富的知识产权审判法官组成专门的调解委员会或是专门抽调一部分法官进行相关专业领域的培训，通过考核后负责主持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

第二，可以建立法院附设调解制度，该制度属于时下诉讼法学界热议的ADR程序[18]的一种。相比较我国现有的司法调解制度，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将调解程序从诉讼程序中独立出来，一般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由专门的人员主持进行，程序上灵活高效。此外，法院附设调解还可以与法院诉讼程序形成有效衔接。如果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书，该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如果调解不成功，当事人可以决定是否继续通过诉讼解决纠纷。这一制度的设立将会为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提供更多的选择，促进知识产权纠纷高效圆满地解决。

（二）完善行政调解知识产权纠纷的建议

如前所述，我国行政调解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缺乏健全的行政调解法律体系，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通过立法扩大可行政调解知识产权纠纷的范围，从而使得行政机关可以在更多领域发挥调解的作用。例如，可以增加对于著作权的行政调解。同时，行政机关在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时也应积极主动地适用调解手段，鼓励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争议，进一步发挥行政调解在解决纠纷上的优势。

第二，完善行政调解的程序性规定。程序是公平正义的保证，行政调解发展的方向是规范化和法制化，而这些都有赖于程序性规定的完善。此外，立法中也应增加对于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只有赋予行政调解协议一定的效力，纠纷双方当事人才会愿意选择行政调解来解决纠纷并自觉履行调解协议的内容，才可以避免行政调解机制形同虚设。因此，应当给予行政调解协议一定的强制执行力，如果当事人不履行已生效的行政调解协议，则可对其实施强制执行措施。

（三）完善民间调解知识产权纠纷的建议

知识产权纠纷民间调解代表了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发展的新方向，发展民间调解就是集合社会多方面的力量来解决知识产权的纠纷，这股潮流是不可忽视的。在国外，致力于解决纠纷的民间机构很早就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我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民间调解历史的国家，具有发展民间调解的天然土壤，有利于我们建立健全自己的民间调解体系，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建立一批分工细化，专门调解知识产权纠纷的社会组织。这既是缘于知识产权纠纷专业性强的要求，也是现代民间调解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的要求。

第二，在保证民间调解灵活性和自治性的同时，强化民间调解与行政程序、司法程序的衔接。例如2008年底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北京宣布建立知识产权联合调解机制。用这种方式促进并带动民间调解的发展。

第三，增强民间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长期以来民间调解协议缺乏国家强制力保证，当事人拒不履行协议的情况屡见不鲜。调解效力的不足一方面降低了纠纷双方选择民间调解解决纠纷的意愿，另一方面也使得许多争议在经过民间调解之后依然进人诉讼程序，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立法中应增强民间调解协议的效力，如规定争议双方当事人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法院确认合法有效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民间调解组织的权威和地位，充分发挥民间组织解决纠纷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减轻了法院的案件负担，有利于发挥法院对民间调解的保护和监督职能。[19]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纠纷的特征以及与调解优势的契合，决定了调解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能够发挥比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更好的作用，在实践中，调解被广泛地运用在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调解作为一种温和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和社会的稳定，符合时代的要求，必将成为解决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纠纷的重要手段。

注释:

[1]关于案件事实部分的叙述，参见刘松：《“好想你”和“真的好想你”争讼8年》，《民主与法制》2010年第5期。此案也被《2009中国法院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提及，并被作为加大知识产权案件调解力度，努力构建知识产权审判“大调解”格局中的一个例子，参见《2009中国法院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载新华网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04/21 /c_1246383_6.htm， 2010年9月30日。

[2]参见刘友华：《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研究》，湘潭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41页。

[3]刘仁：《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中心》，载sipo.gov.cn， 2010年9月25日。

[4]张显峰：《中关村试水知识产权纠纷诉前调解》，载stdaily.com， 2010年10月7日。

[5]参见前引[2]，刘友华文，第19页。

[6]颜璠：《知识产权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运用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40页。

[7]参见前引[2]，刘友华文，第19页。

[8]参见同上文，第18页。

[9]《2009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简介》，载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网站court.gov.c.n/zscq/znss/201004/t20100426_4540.htm1， 2010年9月21日。

[10]刘春泉：《知识产权诉讼也该是我们的利器》，《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25日。

[11]Lon L.Fuller， Mediation-its Forms and Functions， 44S.CAL.L.REV.305， 325-326(1971)，转引自前引[2]，刘友华文，第51页。

[12]参见倪静：《知识产权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附录二、三。

[13]同上文，第98-102页。

[14][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8页。

[15]前引[12]，倪静文，第116页。

[16]参见季卫东：《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从中国法制化的矛盾情境谈起》，载强世功主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7页，转引自江伟、谢俊：《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关系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7]闫文军：《日本知识产权审判情况概要》，《电子知识产权》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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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清代；官批民调；制度；基层社会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2-120-02

我国古代，调解主要为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清代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即“官批民调”，类似现代的法院委托调解制度。此种纠纷解决的主体介于民间私权力与国家公权力之间，并在官民间通过法律实践活动起到沟通和桥梁的作用，是调解制度社会化的表现。

一、清代官批民调制度的主体

通过对清代四川巴县、天津宝坻、台湾淡新、浙江黄岩等地方诉讼文书的研究，官批民调是指官府在接到案件后，认为事关家庭伦理、亲族关系、当地风俗等，不便公开传讯，或认为情节轻微，不值得传讯、审判，则会批令乡保，或交给宗族、局绅等进行调解，自己只进行原则性指导并对其效力进行官方确认。这种调解方式实现了官府审判与民间调解处理纠纷的契合。

（一）官批主体

清代基层行政组织以“县政”为依托，其是诉讼第一审级，州县官则为这一审级的最高裁判者。由州县官将其职能管辖范围内的案件批令给民间力量调解，因此官批主体较为特定。

（二）民调主体

相对于官方力量来说，民调主体是官批主体的承受方。按调解人身份的不同分为：

1.乡保、保甲长、坊厢长调解。清代地方基层组织呈二级结构，以自然村为一“甲”，甲设甲长；数村为一“乡”，乡设乡保，乡保有时被称为乡约，主要征收皇粮国税、维持地方安治。甲在保之下，有时也被称为甲约。这种颇具官方色彩的身份使其在许多民事纠纷中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他们或发还乡绅、宗族，或会同亲邻等解决，不能解决的上告知县。此外，按清代地方编制，城中曰坊、近城曰厢，分别设立坊、厢长管理辖区事务。坊、厢长职能与保甲长大体相当，官府也常将本辖区内的民事纠纷批令他们调解。

2.族长、亲友、地邻、局绅调解。清代统治者还推行族正制来弥补保甲制的不足，以完善基层制度。此外，当事人的亲友、地邻因对当事人的情况、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地方风俗较为了解，有利于矛盾化解，因而此类主体也较常见。纠纷当事人请求局绅调解的案例在浙江黄岩诉讼档案中亦有，也有的案例是知县将民事案件发回民间交由局绅调解。

3.会首、中人调解。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从业者行会的划分和建立，这些行帮设有“行首”或“客长”作为头目来维持行帮秩序。官府往往批令这些主体调解行帮内部行户合伙清算等与行帮有关的纠纷。“中人”在清代民间买卖、典当、借贷等民事关系中，具有为当事人介绍、提供交易信息、证明甚至是承担交易正当合法的保证作用，“凭中理处”、”凭中集理”的记载在清地方司法档案中也常见。

二、清代官批民调制度的流程与特征

（一）官批民调制度的流程

1.官府如何与民间力量发生交接。安徽徽州发现的一份空白格式批文便是清光绪年间歙县知县敦请族长调处法律纠纷的批文，反映了“官批”阶段，官府不仅就调解成功与否的后续事项做了安排，还明确向族长提出“两造息讼，最为上策”的调解指导思想。

2.民间力量如何调解，又如何再次与官府发生交接。清司法档案中有关于“和息状”、“复状”的记载。即调解成功的调解人向官府呈递“和息状”，请求官府准予销案并说明调解的经过及结果；调解不成则向官府提交“复状”，恳请官府给予讯断并说明调解的经过及调解不成的缘由。

由此可知，流程为“官批”、“民调”和“呈禀”三阶段：先由官府依职权将诉至衙门的纠纷批令给各类民间力量主体；再由接受批令的主体调解；最后由主持调解的主体将调解结果呈禀官府审查；若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请求官府销案；若调解不成，乡保则须察告州县官并通知原告于一个固定时间赴县重告，官府依法提讯堂审。

（二）官批民调制度的特征

1.案件的民事导向性。官批民调案件多是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常涉及宗族、伦理及本地风俗，不便公开传讯。清统治者真正目的在于借助官批民调解纷将众多民间细故排除在官府外以减轻讼累，从而维持地方稳定并提升政绩。因而调解范围也有限度，危及政权及社会秩序等案件不允许调解结案。

2.较明显的官方意志性及不完全自愿性。只要在州县官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必须受理，否则要受相应处罚甚至是刑事责任。然而实践中州县官常因各种因素利用法律其他规定，将民间细故批令给民间调解，且并不考虑当事人意愿，有时即便调解失败，若当事人再次诉至公堂也仍会批令继续调解。这种调解往往教化式且非基于当事人自愿，而这种强行息讼的意图正是封建调解的本质所在。

3.约束效力的半强制性。若调解成功，调解人应向官府呈递“和息状”请求官府准予销案，当事人则需出具甘结，呈送官府备案，此时案件应为当事人申请撤诉而终止。但官府以“甘结”形式达到抑制两告反悔之目的，当事人须申明是“依奉结得”，显属“遵命和息”，反悔会受相应处罚，由此可见其约束效力的半强制性。

三、清代官批民调制度的产生的原因

（一）政治因素

清代司法体制之目的是为维护政权稳定，因此统治者只关注危及政权、社会秩序的刑名要案。古代选拔官吏考察的也是儒家经典非法律知识，官员为弥补自己不懂刑名律例的缺陷、规避错判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往往将民事纠纷甚至一些轻微刑事案件推诿于民间力量调解。清代官员“诉讼少则高升，诉讼多则撤职”的考核标准也造就了地方官吏“听讼不如无讼”的心理，通过调解达到息讼的目的由此成为其解决纠纷首要选择。

（二）经济因素

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的维护是基层民众生存的重要前提，这种内生的人际关系基础为纠纷发生以调解方式解决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即便诉至公堂，自古以来形成的“无讼”、“和谐”的儒家思想，“不撕破脸、讲情面”的心理取向根深蒂固，而官批民调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这种乡土社会的生存逻辑。

（三）社会因素

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宗族家庭为基础，形成了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统治阶级通过乡保、宗族等制度来体现其统治原则和思想并对基层社会进行管理，所以古代基层权威实际上是一种皇权、集权统治控制下的内生权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非讼纠纷解决方式创造了条件。同时中国民众自古以来重土安迁，社会流动性极小，纷争发生时将亲邻、族长等纳入到纠纷解决中更有利于化解纷争，较好的实现双方利益，抑制民事案件进一步恶化，从而维持地方安定。这是官批民调制度构建与运作的社会基础。

四、清代官批民调制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效果评价

官批民调制度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局限性：宗法社会下，“人有差等”的客观社会现实极易导致调解中的偏袒与不公。且官府滥用官批民调压制诉讼，既淡化了司法权力在定纷止争过程中应有的作用，又妨碍了当事人诉权的正确行使。这些在客观上妨害了相关实体法的发展与完善及司法程序化观念的形成，不利于纠纷真正有效的解决。

但官批民调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代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及方式的多样性。因调解人能做到“耳目所闻所见”，亦可用官方力量发动民间力量参与到纠纷的化解与平息中去，紧密协作办案，既可让问题在民间自行消亡，又可在必要时动用国家暴力机关进行刑事处罚，最终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与控制，维持了基层社会的安定。让我们感受到民间规则（家族法规、道德礼教、人情世故）在基层社会中的巨大力量，甚至比国法更贴近现实，有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

官批民调不但节约了司法成本，还丰富了清代“官民合作”的方式和内容，并最终对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与治理方式的认识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适应于清代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对今天我国基层社会矛盾的解决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胡谦.清代民事纠纷的民间调处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2007：55.

篇9

第一条调解组织及工作职责

市局和基层单位设立的调解组织，是调解内部职工纠纷的自治组织，市局设置调解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为调解基层单位之间发生的在行政、经济及民事权力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内部职工之间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等。各基层单位设调解工作小组，其主要职责是调解本单位职工之间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

第二条调解工作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各单位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负责做好本单位职工之间的纠纷调解工作。

（二）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政策进行调解。

（三）必须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调解。

（四）必须查明事实，分清事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第三条调解受理纠纷范围

（一）各基层单位之间发生的在行政、经济及民事权力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

（二）基层单位与职工之间因拖欠工资、福利费等引发的纠纷等。

（三）内部职工之间发生争议而引起的民事纠纷。

第四条调解不得受理的纠纷。

（一）法律、法规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

（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纠纷。

第五条调解工作的基本要求

（一）调解部门及工作人员必须恪尽职守、兼公办事、不得推诿、敷衍拖延，切实做好调解工作。

（二）调解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及时进行调解，化解矛盾，减少矛盾纠纷，防止矛盾激化，维护内部稳定。

（三）调解纠纷必须公平公正，通过耐心说服与劝导，促使纠纷双方当事人互相调解，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从而合理解决纠纷矛盾。

第六条奖惩规定

调解工作情况列入基层单位年度考核内容，对在调解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篇10

关键词：仲裁，调解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指仲裁庭在进行仲裁程序过程中，可以对审理的案件进行调解。仲裁中，这一调解是在当事人完全自愿、案件事实和是非基本清楚的基础上进行的。仲裁庭可以通过灵活的方式促使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然后根据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裁决书。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特别方式，与单独的调解具有根本的区别。在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时，主持调解的调解员就是同一案件仲裁庭的仲裁员；同时，将仲裁方式和调解方式实行有机结合，即调解成功，则仲裁庭可以依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结案；调解不成，则仲裁庭可以恢复仲裁程序继续进行仲裁审理。调解并非仲裁的必经程序，不能带有任何强制性。

一．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一）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现实性

仲裁与调节相结合的做法，在仲裁中体现了许多优点。首先，它省掉了一个程序，从过程上体现了很大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其次，由于仲裁员进行调解，其成功率更大；第三，通过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而达成和解，则更有利于保持甚至加深当事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正因为如此，我国运用仲裁与调节相结合的方式，已在涉外仲裁实践中获得了很大成功。据统计，我国每年通过仲裁中的调解，可使案件总数的30%左右以当事人和解而撤案，或者仲裁按和解协议裁决而告终。这种做法，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并由此引起了国际商事仲裁界的广泛注重，这也是我国涉外仲裁事业几十年来获得不断发展的重要经验。[2]（159）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

（二）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可能性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点，扬长避短。其之所以能结合，也是由其各自特点决定的，现分述如下：

1． 仲裁的特点：

（1）自主性：自主性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具体体现。仲裁上的意思自治是从

国际私法上解决法律冲突的意思自治原则发展而来的。意思自治原则的核心是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法律关系的法律。进入20世纪后，由于仲裁制度在各国的普及，加上国际经贸的发展，使该原则获得了广泛的运用和进一步的发展，进而允许当事人选择解决具体争议的方法。仲裁程序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仲裁实质上是解决争议的一种合同制度，当事人同意将它们之间的争议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争议交给作为私人裁判官的仲裁员或作为私人仲裁庭的仲裁庭解决，作为一种合同安排，仲裁应当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支持。因此，当事人可以通过仲裁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需要仲裁的事项、仲裁的地点、仲裁的程序、机构、人员，甚至可以自主地选择所适用的实体法，有助于消除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仲裁者间的敌对情绪，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当事人选择仲裁是其意思自治的充分体现。

（2）便利性：仲裁的程序简便、方式灵活、解决纠纷讲求效率与公正，而且一般

不公开审理，这对保守商业秘密和维护商业信誉是十分重要的，也有利于当事人间及当事人与仲裁者间的沟通。

（3）经济性：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解决纠纷速度快，所需费用也相对较低，因而对于主要分歧在事实方面而非法律方面的纠纷，当事人更倾向于采用仲裁方式。[3]（34-35）

（4）不公开性：《仲裁法》第40条规定：“仲裁不公开进行”。在仲裁委员会审理案

件，秘密进行审理，几乎成为世界各国仲裁机构的习惯做法，否则将会被视作“违背商事性质”而不受欢迎。仲裁多涉及商业信誉，当事人发生财产权益纠纷，往往不愿公示于众，为当事人保密，便成为仲裁的显著特征。仲裁不公开审理是就纠纷的外部环境而言的，对于当事人纠纷的内部分歧，则是根据公开辩论的原则充分表达各自观点，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体现民主。 [4]（49）

（5）法律性。法律性使得仲裁更加正式化和制度化，从而有利于仲裁更有效地发挥其在解决纠纷方面所具有的特有优势。然而，法律性或国家公权力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仲裁，并未动摇仲裁的根本，不然则使仲裁成为了诉讼。首先体现在，仲裁的民间性和自治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仲裁应当遵守当事人选定或者法律规定必须适用的仲裁程序法和民事实体法，尤其不得排除适用强行法。其次体现在，仲裁与诉讼（或法院）的联系方面，就我国而言，仲裁过程中的证据保全、财产保全以及仲裁裁决和调解协议的执行，由于仲裁机构无权实施强制性措施，只能借助于法院根据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执行，这便是诉讼或法院对仲裁的支持；同时，法院以撤销而不是变更仲裁裁决的方式监督仲裁。仲裁的法律化使得仲裁的性质由原初纯粹的民间性和自治性发展到民间性、自治性和法律性的交相融合。就现代仲裁而言，民间性和自治性仍然是其本质属性，法律性仅为附从属性。

2．调解的特点

自愿性，接受调解和达成调解协议均是自愿，是当事人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行为。非对立性，可以使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延续，是双赢的结果。灵活性，调解的时间、地点、方式、形式、程序、途径、内容、结果等，均可以以当事人便利、迎合当事人解决纠纷的需要而定，不必受法律的过多干涉；多赢性，调解解决纠纷，当事人双方无论从时间成本、精力效益、价值效率、综合费用、面子影响等各方面都有益处，因此，调解解决纠纷具有多赢性。[5]

但是，相对仲裁而言，调解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没有有力的制度保障，以致于在当事

人双方的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其间的协商极可能造成不公平的结果；调解的成功与否一般取决于纠纷主体的合意，如果纠纷主体达不成调解合意，则前功尽弃；而仲裁，由于其法律性保障着当事人双方在平等的环境中获得公平的对待和公平的结果。在仲裁过程中，纠纷主体纵然没有达成合意，仲裁机构亦有权根据纠纷事实适用法律或者公平正义原则做出裁决，而这些裁决在通常情况下是终局性的并具有强制执行力。[6] 而且，由于其结果不具法律强制性，当一方当事人不按调解协议履行义务时，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仅依此协议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只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时，调解成功所制定的调解书具有法律强制力。当一方不执行时，对方可以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对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也是二者相结合的显著优点。因此，将调解与仲裁相结合，可以避免因当事人坚持自己的利益而不肯让步时使纠纷难以解决的局面，有利于纠纷的尽快解决。

二． 前景与展望

当今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仲裁制度和仲裁机构，不仅建立了国内仲裁机构，而且也建立了涉外仲裁机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伦敦国际仲裁院、瑞士苏黎士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国际商会仲裁院、美国仲裁协会、日本商事仲裁协会、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海事仲裁委员会等。并且，还出现了国际性的仲裁立法，比如，《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58）、《关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1965）等。

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市场经济中，参与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应当遵循如下原则：1、友好协商；2、平等互利、3、效率至上。而这些是恰恰是与调解的主要原则不谋而合、并行不悖的，调解的发展是有广阔的空间的。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调解的过分注重当事人的意愿很可能导致调解的难以达成，甚至于造成对弱势一方的明显不公正。而仲裁由于其具有法律强制性的一面，而且仲裁员往往是经验丰富的专家，甚至很多法律专家，他们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迅速公正的解决矛盾与纠纷。在今天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形势下，中国已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今后解决纠纷的工作一定会与日俱增。[7] 在充满高度激烈紧张的竞争环境下，在节奏快捷的工作生活中，人们越来越需要快速经济地解决纠纷，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方式，正是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既有法律严肃性又能充分体现当事人双方意愿的友好环境，因此，必然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体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施米托夫，《出口贸易—国际贸易的法律与实务》中译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1985年版。

[2] [3] [4] 姜宪明，李乾贵主编，《中国仲裁法》，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9

[5] 马赛副，制定统一的调解法很有必要，百度网